激进的年轻知识分子，特别是留日学生们，热情高涨地投身于政治。他们举起大剪刀，要剪去封建遗老们的辫子。与他们对垒的则是握有军队的守旧朝廷。在这样极度紧张的时代转折点上，固执地留着一条大辫子的王国维——他这条辫子到辛亥革命后，乃至到1927年他投湖自杀时也没有剪去，有人甚至怀疑他自杀的原因之一是害怕被剪辫子［31］——居然站出来，宣扬自己的学术主张，呼唤独立自由的“纯”学术研究。难怪他要两面不讨好，甚至到死后几十年，还被骂为“为清朝复辟造舆论”、“起过颇为恶劣的影响”等等。［32］
事实上，主国维并非不知道自己的言论不符合“潮流”。只是这位沉默寡言的学者视学术重于一切。当他发现知识分子们有使学术变得政治化的危险时，就忍不住站出来说话了。他的矛头直指同时代的太多数学者：
今之人士之大半，殆舍官以外，无他好焉。其表面之嗜好集中于官之一途，而其里面之意义，则今日道德、学问、实业等，皆无价值之证据也。［33］
吾人亦非谓今之学者绝不悦于学也。即有悦之者，亦无坚忍之志，永久之注意，若是者，其为口耳之学则可类，若夫绵密之科学、深邃之哲学、伟大之文学，则固非此等学者所能为事也。［34］
在1905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正确地指出，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学术没有独立的价值：
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之上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原因也。［35］
这里的“美术”包括美学和艺术。王国维认为，学术不独立带来了各种弊端。最根本的弊病就是把学术当成手段。他指斥那些学术与政治混同的人说：
彼等言政治则言政治已耳，而必欲渎哲学文学之神圣，此则大不可解者也。［36］
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37］
由此就带来了其它弊端。一是有用无用之争，二是中学西学之争，三是古今新旧之争。王国维认为，这些一直困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其实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他斩钉截铁地断言：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令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38］
在当时复杂而微妙的形势下，王国维的号召毕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如熊十力、冯友兰等中国学者中的大师巨擘，后来都纷纷支持他的观点。［39］然而，现代学术的建立毕竟不是一两个人的大声疾呼就能达到。1927年6月2日，年仅51岁的王国维——当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在颐和园鱼藻轩投水自杀。关于他自杀的具体动机，后人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不过，它的的确确是一个象征，表明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已无力承担起建设现代学术的使命。接替他们的，将是一批接受了较完全西方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世纪初的中国留学生们。
________________
［1］转引自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2］严复：《中俄交谊论》，见《严复集）（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5页。
［3］严复：《保教余义》。见《严复集》（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5页。
［4］严复：《光绪二十五年致张元济书》，原件藏上海图书馆。
［5］参见刘梦溪：《“文化托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中国艺术研究院编《中国文化》，1992年春季
号。
［6］《严复集）（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8-90页。
［7］严复：《原强修订稿》，同上书第29页。
［8］严复：《救亡决论》，同上书第45页。
［9］严复：《论中国分党》，见《严复集》（二）第488页。此文发表于1898年7月31日、8月1日。针对的
是所谓主张保国而变法的“中立党”。即国内人称的维新党。
［10］严复：《与张元济书》，转引自《严复集》（一），“前言”第5页。
［11］《严复集》（一），第2页。
［12］［13］［14］［15］《严复集》（一）第95-99页。
［16］［17］《穆勒名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第2页。
［18］《严复集》（五）第1320页。
［19］《严复集》（二）第337页。
［20］［21］［22］（严复集》（五），第1053，1047，1053页。
［23］《穆勒名学》第26页。
［24］严复之前不少中国学者已注意到西方科学的实证特征，但他们都倾向于将其混同于中国的“格物致
知”、“即物穷理”思想。
［25］［26］［27］《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9、286、135页。
［28］《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29］同上书第74页。梁启超说，自己平生“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
［30］箫艾：《王国维评传》。浙汉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218页。
［31］萧艾：《王国维评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220页。
［32］参见《王国维评传》，“前言”。
［33］［34］王国维：《教育小言》，《静安文集续编》第56-58页，见《王国维遗书》（五），商务印书
馆1940年版。
［35］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静安文集》第102页，同上注。
［36］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静安文集》第96页，同上注。
［37］同上注，第97页。
［38］《观堂别集》卷四第7页，见《王国维遗书》（四），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39］参见刘梦溪：《“文化托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中国艺术研究院编：《中国文化》，1992年
春季号。
留学运动与科技精英
第十三章 留学运动与科技精英
废科举，兴西式教育
1905年，风雨飘摇中的满清政府终于采取了一个实在的“新政”措施：废除科举。上谕中说：“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1］对于那些远离国家决策中心的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这一突如其来的举措仿似晴天霹雳。
不过，细细揣摸起来，废科举又是几十年来西式教育渗入中国的必然结果。不必提那些外国人特别是外国传教士的贡献（早在1786年，天主教遣使会的修士就在北京设立了一所神学院），甚至也不必提那
些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民间进行的西式教育的实践（如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单只由朝廷亲自插手的西式教育的引进活动，从1860年代起就没有断过：
1862年，创办同文馆。
1867年，同文馆设天文算学课。到1868年已有13名教习，其中9名外国人，包括校长（总教习）美国新教传教士丁匙良（w.Martin），课程内容包括物理、化学、天文、解剖、外语和国际公法。
1872年，同文馆拟定“八年课程计划”。
1866年，应左宗棠之请，在马尾造船厂附设一个西式的工业技术学校——即鼎鼎大名的福建船政学堂．此后建有一系列类似学校。
1880年，应李鸿章之请，开天津水师学堂。这是一所军事学校。此后又建有数所。
1880年一1882年间，多次派丁匙良出访西方七国，收集这些国家的教育制度的资料。后来丁氏撰成《西学考略》一书，于1883年在北京出版。
1887年，算学被列为科举考试科目之一。
1896年，京师同文馆重订“八年课程计划”，撤消了“四书、五经”课程。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发动戍戌变法。诏书中有一条就是宣布成立京师大学堂。不久落成，分仕学院、中学、小学三类。
与之同时，光绪皇帝下令各督抚将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学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校。6月23日，下令废除八股取士，改试时务策论。不过，戍戌变法失败后，顽固派又恢复了八股取士。
1901年1月，曾扑杀戍戌变法的慈太后迫于时局，也下诏宣布变法。同年6月，诏开经济特科，作为对八股取士制度的补充。同年8月，废除八股取士。
同年9月，诏令各省设立学堂。率先响应的是直隶总督袁世凯。
同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1902年任张百熙为管学大臣。
同年，张百熙拟定《钦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法定形式公布的、完备的学校章程，从蒙学（相当于幼儿园）、小学堂、中等学堂、高等学堂、大学预科、大学堂直到大学院（相当于研究生院）都已有了相应规定。我们今把它称为“壬寅学制”。
1903年，在壬寅学制基础上，由张百熙、张之洞等重订《奏定学堂章程》，更具体地规定了课程设置和学校管理方面的详尽内容，是为“癸卯学制”它颁布于1904年1月。［2］
上面这张清单告诉我们，在1905年以前，大规模引入西式教育的工作事实上已具规模（壬寅学制颁布而未实行，癸卯学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推行了）。只不过，这种引入，出自保守的朝廷之手，而染有浓重的守旧色彩。一切工作，仍然在已经过时的口号——中体西用——下进行。
很明显，早期引入的一些西式教育，只是对科举制度的补充。在一般士子眼中，科举之路仍是正途。1887年科举中增设算学科，次年戊子科乡试，报算学者仅32人，取中举人的只有一名。到1894年中国败给日本之后，人们受到很大震动，开始了一个学习日本的高潮，其中也包括日式教育。例如张之洞在他那著名的《劝学篇》（1898）中，就呼吁广设新式学堂，建议中国按照日本的模式，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的学校体系。他还极力主张中国应多派留学生到日本，并将日本书籍译为中文．但是，在这篇文章中，张之洞也“忠告”当时的维新派人士不要走得太远，做得太过火；事实上，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体西用”的口号。
其它人的情况也莫不如此。例如最热情提倡日本模式的罗振玉（此人是张之洞邀请来主持湖北农学校的一位学者。他曾资助、栽培年轻的王国维）就引用波兰俄国化、菲律宾美国化的事例，呼吁警惕外国文化在中国反客为主。［3］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普遍认为，必须时刻预防这种“偏差”，办法是使西式教育置于朝廷严格控制下，西式学校全部由中国人管理，全部用中文讲授，各类人文学科均坚持以中国学问为“指导思想”，以及必须在学校灌输一种名曰“国粹”的民族意识。
癸卯学制中就渗透着这种意识。在张百熙、张之洞等人起草的《重订学堂章程折》（1903）中，明确地说：
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论其智识，练其艺能……［4］
事实上，当时的学制改革之所以参照了日本模式而没有采用西欧模式——尽管后者更早为中国所知——原因之一便是日本模式更接近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更合乎士大夫们的脾胃。
上层决策者的这种态度自然会影响到下层士子们。不少人对新式学堂仍然持怀疑观望态度，而倾向于走科举“正途”。如一些开明官僚们在奏折中所说的：“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学堂决无大兴之望”［5］；“科举夙为外人垢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6］
正是因为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1905年的废除科举行动具有了远远超出其自身的意义。
废除科举不仅仅是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各项引入西式教育措施的延续，不仅仅是一项教育体制的改革。科举制本质上是知识阶层（士子）向政治领域（官僚）进军的一条最主要途径甚或是唯一途径。科举制的废除一下子把这纽带强行割断了。［7］大中国数以千万计的读书人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路何在？考虑的结果之一便是涌现了一股留学热潮。在此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甚至直到今天——留学“镀金”取代了应试“中举”，成为中下层知识分子跃居社会上层的最直捷、也最有荣耀的途径。
留学东洋运动
官方向日本派出留学生的行动，其实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就开始了。但是在1905年废科举前后，涌向东洋弹丸之地的中国人急剧增加。1900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100名左右,1902年增至约1000名，1905年约有8000名，1906年达到了它的最高峰——15000名或者更多。［8］
按照光绪皇帝在1898年8月2日上谕中的说法，之所以鼓励向日本留学而不是欧美，主要有三点理由：（1）“路近费省”；（2）“文字相近，易于通晓”；（3）当时国内流行的许多西方著作都是从日本转译过来的，一些名词术语如“科学”、“经济”也都来自日文。［9］以上三条理由此后反复为人们所引用。特别在废科举前后，大批私费生涌现，其中不少人家境并不太好，“路近费省”便成为一条极富诱惑力的理由。短短几年中，东洋留学生就盖过了西洋留学生。
官方提倡留学东洋，其实还有一条秘而不宣的理由，那就是担心欧美自由、民主的气氛“影响”了年轻一代．而在张之洞等当朝大臣眼里，日本是个既推行了军事和工业的现代化，又保留了传统价值观——其中不少接近于儒家伦理——的国家，因此是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可惜的是，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他们打错了算盘。1900年，在汉口由兴中会发动了一次推翻清廷的密谋，参与的人当中就有二十多个张之洞从湖南、湖北派到日本去的留学生。
这种局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一批流亡者造成的，他们在戊戌政变后逃往日本。其中以梁启超风头最健。当时他还是一位激进的政治活动家．1902年，他写了一篇《敬告留学生诸君》，呼吁“最敬最爱之中国将来主人翁留学生诸君阁下”，不要“闭户自精，不问时事”。他认为，中国学生的天职与他国学生不同，不可能只学好本领，等着当权者来重用，因为腐朽的当权者不会重用人才；中国学生必须创造出“有可以自用之之道”，说白了，就是要改造社会。［10］梁启超的激烈言论深深打动了一代年轻人，以至于后来有人说，辛亥革命是梁启超“用笔发动的”。
1900年中国留日学生中出现了第一个组织一励志会。1902年，由章炳麟（章太炎）等发起，孙中山资助，在东京举行支那亡国242周年纪念，公开反对清政府。嗣后成立了青年会，“其会章第一则，规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11］用孙中山的话说，留学生中革命风潮“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12］许多知名的革命者，如邹容、陈天华、章炳麟、胡汉民、吴稚晖等等都是留日学生。他们激昂、好斗，大剪那象征忠于清廷的辫子。不仅剪自己的，还剪别人的。有一次，邹容等人乘其不备，用强力剪掉了一位学监的辫子，把它挂在屋梁上。
这么一来，即使那些起初抱有钻研学术目的的人，也渐渐受到影响了；即使不变成一个暴力革命者，至少也要变成一个思想革命者。［13］鲁迅（1881-1936）就是一个例子。这位曾就读于江南水师学堂和矿路学堂的浙江少年，于1902年4月来到日本，寻求知识当然也寻找自己的生计。他很快受到邹容、章炳麟、孙中山等前辈革命者的影响，1904年加入了“光复会”。此时，他仍未放弃钻研专门学术以期博得一技之长的想法，于同年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亲身领受到周围中国人的革命情绪和日本人的民族歧视情绪，终于使他完全抛开了医学，决计以文学救国。1906年他退学回到东京。以后他在日本又待了3年，却再也没踏进过正规的学校，转向了文学的阅读、翻译和创作。
清政府恐怕作梦也没想到日本会成为反政府运动的大本营，手忙脚乱地制定了几条“留学章程”，意欲限制留日学生。在1903年，张之洞拟了一个“约束游学生章程”和一个“奖励游学生章程”，大致内容有：（1）给出国者设置各种限制条件，如“无论官费生私费生”均需“出使大臣总监督公文保送”方可入学；（2）参与政治活动或宣传者，由出使大臣总监督与日本方面“商酌办法，实力查禁”，还要“惩办”；（3）安分守己、一心向学的留学生，回国后赐以拔贡、举人乃至翰林、翰林升阶等头衔。［14］
1906年，也就是留日学生人数达到最顶点的那一年，清政府学部给各省下令，凡速成留学生“无论官费私费师范政法应即一律停派”。［15］速成生占留日学生大多数。此令一出，留日人数果然锐减。
恰恰就在这一年，一名美国在华传教士斯密士（A. H. Smith,中文名字明思溥）面谒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力劝其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
庚款留美潮
“庚子赔款”是当初八国联军与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的战争赔款。贪得无厌的侵略者们漫天要价，开口就是4亿5千万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将达9亿8千万两白银。美国虽然不是入侵行动中的排头兵，但在分赃方面也毫不谦虚。
在19世纪末，大批华工涌入美国。这些特别能吃苦耐劳的黄种人令美国本土居民大为恐慌，深怕中国人抢了自己的饭碗，惊呼“黄祸”来了，制订一系列排华法案。美国的不友好自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击，1905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反美运动，上海等许多通商城市纷纷抵制美货。美国产品在中国卖不出去，美国人这才急了，意识到要改善一下自己的对华形象。
1907年，被传教士明恩溥说动了心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国会提议退还庚款。1908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认为在美国名下的2400万美元庚子赔款大大超出了美国实际的参战费用，应该退还1100余万美元。同一年，美国政府与清政府议定了具体的退款办法，即从1909年到1940年逐年退还（后延期到1945年）。但是，这笔钱必须用来资助留美学生。1909年（宣统元年）10月，第一批凭庚子退款而赴美的学生47人登上轮船。他们和他们的后继者将被称为“庚款生”。
庚子退款到底为中国培养了多少留学生？由于这笔钱的使用方式几经变更，这个问题就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了。大致说来，一开始双方商定，退款的前四年中每年至少派100名学生留美，第五年开始每年至少派50名。这些人当中要有80％学习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除上述官费生外，每年还要拨出一部分款项资助自费留美的学生。但实际上，第一年庚款生仅47人，第二年也才70人，第三年又倒退到63人。
为了便于派遣留美学生，清政府于1909年用庚款办了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后来于1926年发展为清华大学）。根据《清华大学校史稿》的统计，1909-1929年由清华学堂（大学）派出的官费生共1279人，领庚款津贴的自费生共476人，以后除这两部分人外，又曾资助一部分研究生留美。抗战期间庚款曾一度停付。1943年美国宣布放弃庚款，清华大学尚有历年结余的庚款基金，并用此基金资助一部分学生留美。粗略估计起来，总数大约在三、四千人。另外，1924年成立了一个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专门管理美国退还的庚款。这个基金会曾资助过除清华大学以外的其它大学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这些学校也曾公派留学生，如此看来，间接的“庚款生”也会有一定数量。［16］
和留日学生比起来，庚款生数量上是比较少的。但这些年轻人都是千里挑一的既聪明、又专心于学术的角色。他们接受的是最正规、最先进的科学训练，大部分进的是哈佛、麻省这样的名牌大学，有的直接受业于当时顶尖的科学家从事着当时最前沿的科技事业。如叶企孙（1898-1977），1918年庚款生，1921年测定的普朗克常数值是当时最精确的值。吴有训（1897-1977），1920年庚款生，1926年在芝加哥大学以实验验证了“康普顿效应”，使康普顿在1927年获诺贝尔物理奖。
一句话，尽管美国人在庚款这桩事上没少打自己的小算盘，庚子退款对中国科技事业的帮助还是很难过高估计的。在此后几乎整整半个世纪当中，中国科技界差不多每个领域都有庚款生扮演着学科带头人（包括后来英国等其它国家效法美国退款资助的留学生），而由庚款生们回国培养出来的第二代科技精英，许多直到今天还奋战在科研第一线上。
著名的“胡氏三兄弟”中，三弟胡刚复（1892-1966）是第一届庚款生，哈佛大学博士，中国物理学界的先驱。他的贡献有多大，看看他的学生都是些何等人物就知道了：严济慈（1900-，中科院原院长）、吴有训、茅以升（见下文）、赵忠尧（1902-？，中科院高能所所长）、施汝为（1901-？，曾任中科院物理所所长）、陆学善（1905-1981，中国晶体学创始人）、顾功叙（1908-？，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与地震学会两个学会的发起人和理事长）……等等。
而二兄胡明复（1891-1927），是第二届庚款生，也是哈佛大学博士，他是中国第一个数学博士。兄弟俩都是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
我国著名的动物学家、中国动物学会的创始人和理事长秉念（1886-1965）是第一届庚款生。中国第一个生物系南京高等师范生物系、第一个生物学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所以及享有盛誉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都是他创办的。
曾任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的何杰也是第一届庚款生，他回国后从事地质教学四十年，辗转众多大学任教授和系主任，国内矿业、地质学者多出其门下。
在第一届庚款生中，还有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他任期间振兴清华大学达到美国大专院校程度，他还创建了台湾清华大学。
在第二届庚款生中，又有中国物理学的先驱赵元任，他在康奈尔大学时成绩比胡明复还好，他也是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之一；有我国植物学的奠基者、中国植物学会创建者之一钱崇澍（1883-1965），他解放后长期任中科院植物所所长、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有杰出的学者、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竺可桢（1890-1974），这位可敬的学者还是一位教育家，我国最早一批气象学和地理学家大多数是他的学生，解放后他曾任中科院副院长；有中国电炉炼钢的创始人之一周仁（1892-1973）。最后，第二届庚款生中还有一位大思想家胡适（1891-1962），他虽然不是职业科学家，却为科学精神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显然得益于他早年在康奈尔大学受的科学训练，在那里，他与赵元任、胡明复同坐一排，三人因同时入选Phi
Beta Kappa会员而在美国大出了一阵风头。
这张科苑精英的名单似乎可以不断地开列下去。例如中国的“桥梁之父”茅以升（1896-？）是第八届庚款生，中国数学界的元老何鲁是第四届庚款生，发明“候氏制碱法”震动世界、曾任化工部副部长的候德榜（1890-1974）是第四届庚款生，中国化学界的先驱张子高（1886-1976）是第一届庚款生，中国“科普之父”高士其（1905-？）是1925年庚款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1902-）是1924年庚款生，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1911-）则是1936年清华大学第二届留美公费生……等等，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两位后起之秀杨振宁（1922-）和李政道（1926-），他们都曾就读于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分别于1945,1946年获庚款资助留美（推荐他们的前辈学者吴大猷也曾是庚款生）。1957年，他们双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直到今天，他俩仍是国际物理界的顶尖巨擘。［17］
庚款生中还出了一些不属自然科学领域的大学者，如经济学家陈岱孙（1900-），诗人、文学家闻一多（1899-1946）等等。
在清华学堂改为清华大学之后，派遣庚款生的办法也有所改变，叫做“留美考试”，每年在报纸上公开招考，不但清华学生，其他大学的毕业生也同样可以报考。另外，清华大学还保留一些公费名额给自己研究院的毕业生和助教。按清华制度，取得公费留美资格的研究院毕业生，可以自己提出留学计划，并不一定要到美国去。例如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是这样决定于1937年赴英国留学的。［18］
留学生与中国科学的近代化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曾由政府拨款资助过一些公费留学生。但数量极少。除此之外，陆军部还从军费里支出过部分款子，资助那些曾经“尽力民国、坚忍卓绝”，革命成功后又“热心响学，拟赴外洋”的青年。［19］由于这些人的留学资格是“打”出来而不是“考”出来的。他们当中似乎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
这期间还出现了独特的“二次出国”现象。一批早年留过学的同盟会员，因为看到辛亥革命的果实为袁世凯之窃取，又气愤又失望，便再次申请出国，而袁世凯这样的当政者也正巴不得把他们这些“刺儿头”打发到国外去。著名的有李四光（1889-1971），他早年留学日本，见过孙中山，入了同盟会。1911年10月10武昌起义后曾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因受黎元洪猜忌而于次年愤然辞职，于是马上获得了黎政府的临时稽勋局官派留学资格，去了英国。［20］再如蔡元培（1868-1940）曾于1907-1910年留学德国，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做了教育总长，因不满袁世凯独裁而于1912年7月辞职，再赴德国留学。［21］
抗战以前国民党政府的公派留学生很少，抗战开始后更少，只有两百多人。从战后到1949年国民党垮台期间，派出的公费生也不过两百多人。
从1936年开始，中国开始与他国交换留学生，这类留学生的数量更是少得可怜，计有与波兰交换1名，与意大利交换1名，1943年与印度交换10名。如此而已。
还有一种留学生则是英、美等国的民间团体和大学资助的。如1942年英国文化协会设中国研究生奖学金额10余名，研究期两年；英国工业协会亦愿资助我国工科毕业生31名赴英入工厂实习一年。1944年美国麻省理工等五大学赠送理工奖学金研究生41名，美国万国农具公司赠送农具学奖学金研究生20名，还有美国蚕丝学会及密西根大学等捐赠中华农学会奖学金14名等等。
最后一大类是自费生。自费留学要花很多钱，30年代最便宜的是去日本，一年也得五六百块银元，要去欧美就得五、六千。如果要弄个洋博士，至少也得两三年，没个万贯家财是办不到的。尽管如此，许多有钱人家还是乐意掏腰包让子女出国“镀金”，其中不乏象钱钟书《围城》中描写的那样的纨袴子弟、混文凭的方鸿渐。而许多家境并不富裕的有志青年，只好走上半工半读的道路。事实上，半工半读的自费生占相当比例，特别在“五四”前后的勤工俭学运动时期。其中，对未来中国影响最深远的，无疑是蔡元培于1916年在法国发起的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不乏走上纯学术之路的，如著名生物学家朱洗（1900-1962）；更多的则是把共产主义带到中国的革命者，周恩来、邓小平等等。
自费生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达到高峰，在鼎盛的1929年，出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自费生）达1657人。［22］此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自费生的控制，人数逐渐下降，抗战爆发后更少。
留学生为中国科学事业作出的贡献是难以估价的。可以说，没有留学生，就绝对不会有中国近代科学。曾有人做过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部委员（1955年）当中，属自然科学方面的共172人，他们代表了当时中国科学的最高水平。其中留美的77人，留欧的7人，留日的7人，共占83％，未出国的只占17％。［23］
在1955年颁发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中，一、二等奖获得者全是留学归国的科学家，三等奖中留学生也占80％以上。
新中国成立后，与欧、美、日的交往一度中断，只有50年代派出过留学苏联的学生。即使如此，到1981年恢复成立中国科学院学部时，学部委员中（包括部分已去世的老学部委员）西方留学生和留日学生仍占78.7％，此外留苏学生占3.4％。［24］
目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方面各研究所的所长几乎是清一色的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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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66页。
［2］资料来源：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加）许美德等：《中外比较教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金福：《京师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始末》，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6期。
［3］（法）巴斯蒂：《是奴役还是解放》，见《中外比较教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4］见上引书，第99页。
［5］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63页。
［6］《养寿园奏议辑要》卷三十五，第2-3页。转引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5页。
［7］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香港）1991年8月号。
［8］〔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9］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10］《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21-26页。
［11］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24页，转引自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37页。
［12］《孙中山选集》，第174页。
［13］当然留日学生中也产生了不少杰出的纯粹科学家和学者，但与留美学生比起来要少得多。著名的例如我国数学界后来的公认权威陈建功（1893-1971），我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者章鸿钊（1877-1951），地质力学创立者李四光（1889-1971）。
［14］张之洞。《筹议约束鼓励游学生章程折（附章程）》，《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9页。
［15］见上引书，第73页。
［16］以上关于庚款的数据，均据徐鲁航：《庚款留学对中国的主要影响》，载《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三）》，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陈学询、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7］以上关于庚款生的资料，据中国科学家辞典编委会：《中国科学家辞典》现代第1-5分册，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1986年间版，中国科苑英华录编写组：《中国科苑英华录——新中国之部》（上、下），科学普及出版社.1985,1988年版；夏安：《胡明复的生平及科学救国道路》，《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4期；徐鲁航：《庚款留学对中国的主要影响》，见上上页注；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美教育》。
［18］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571页。
［19］熊明安著：《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20］陈群等著：《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1］沈灌群、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家评传》（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12-315页。
［22］上述有关留学生之资料，基本上根据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五），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70-374页。
［23］李真真：《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筹备与建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4期。
［24］姚蜀平：《留学教育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6期。
科学体制化的初创
第十四章 科学体制化的初创
蔡元培与中国科学教育
最早从国外归来的一批留学生带回来的却主要不是科学理性或学术独立思想，他们带回来的是革命！是暴力活动、武装起义乃至暗杀。他们笃信这是拯救积弱之中国的最好方式。早在1900年,20多名归国的留日学生和其他兴中会成员在汉口密谋推翻清政府。在1903年，以《猛回头》、《警世钟》和《革命军》发出革命呼吁的陈天华与邹容，都是留日学生。1904年，国内成立了两个最重要的革命团体，华兴会和光复会。前者的领导人黄兴（1874-1916）、陈天华等，和后者的核心人物陶成章（1878-1912）、龚宝铨、秋瑾（1877-1907）等等，也是归国的留日学生。这两个团体和另一团体兴中会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合并，改名中国同盟会，推孙中山为领袖，倡导暴力革命。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放弃了科学和文明。邹容写道：要使“革命与教育并行”，“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1］孙中山多次讲到：“教育为立国的要素”，“革命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学问为立国之本，”“应该从学问入乎，拿学问来救中国”。［2］因此，一俟暴力革命取得成功——它的标志是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和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革命者即热切期望能发展学术。在1912年3月14日，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通令道，“自民国起义以来，教育机关一时停办……
此诚迫于时势，不得不然”，［3］要求各省学校尽快复学。而在3个月前，孙中山已经确定了自己的教育部长人选，这就是曾为清代翰林院编修、后弃官从事教育事业，当时正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
在蔡元培身上，正如两种身份——中国翰林和西洋留学生——奇妙地统一着那样，革命的暴力与建设的知识他也兼而有之，乃至精通之。1903年时的蔡元培曾经鼓吹“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并且认为让女人搞暗杀比男人更有利，所以他筹备的女子学校“爱国女学”中，就“预备下暗杀的种子”。［4］但是，当革命成功后，他任教育总长短短7个月中，却完成了“壬子学制”的基础工作，预备下了文明的种子。
蔡元培的工作一开始便遇到了极大的困难。1912年的南京政府基本上是个空架子，既无钱又无实权。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之衔虽然响亮，也同样不顶用。握有实权的是北京的袁世凯，这位老滑头巧妙地利用南京政府的力量逼北京的清朝皇帝退位，又利用北京政府的合法性和势力来要挟南京的孙中山，逼得孙中山也只好同意把临时大总统之职让给他。有一阵子，孙中山还试图争得袁世凯的让步，让袁离开北京，到南京就职，并在2月底派蔡元培为专使北上欢迎，但是遭到袁世凯不动声色的抗拒。处于夹缝中的蔡元培思付再三，最终背弃孙中山转而支持袁世凯，他拍给孙中山的电报中说：“培等会议数次，全体一致，谓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来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5］蔡元培作出这样的牺牲，毕竟换来了袁世凯短时期内对他的支持，他才能够着手实践自己的教育改革方案。
还是蔡元培动身去北京之前，他就主持颁布了一个《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共十四条，包括将“学堂”一律更名为“学校”，监督、堂长等通称为校长，改革教科书，废读经科，废奖励出身，注重手工科，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等等。这个十四条影响很大，一位著名学者评价说：“当年之教育设施，全赖此十四条维持之”。［6］
政府迁到北京后，7月，蔡元培主持召开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新的教育宗旨，于9月2日由教育部颁行。这个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表面上看，这个宗旨和《奏定学堂章程》中的“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之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论其知识，练其艺能”很有些相似。然而蔡元培口中的道德教育，已完全抛弃了“忠孝”、“经史之学”的中国传统，代之以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一此外，蔡元培的“实利教育”也与过去人们口中的“西学为用”大有不同．实利教育强调面向社会，“以人民生计为普遍教育之中坚”，内容从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学等自然科学，到烹饪、缝纫、金工、木工、土工等都有。蔡元培的这个教育宗旨，显然有利于培养出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并且面向社会的科技人才，包括理论人才与应用人才。科学体制化，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才。
临时教育会议前后开了一个月。会议中途，蔡元培因无法忍受袁世凯的行为，愤而辞职。但是会议后来的所有决议，基本上渗透了蔡氏的精神。会议制定了新的学制——壬子学制，该学制在此后一年中又屡经增改，最后定为一个更加完整的系统，即“壬子癸丑学制”，也叫1912-1913学制。
这是一个相当完整和近代化的学制，奠定了我国学校体系的基础。此后十年间它一直被沿用，只有两次小的改动。它依然是以日本的学制为蓝本（和“癸卯学制”一样）。儿童6岁入学，到23、24岁大学毕业，其普通教育包括小学7年，中学4年，大学本科3或4年，预科3年，它还规定了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的体系。
与此同时，教育部于1912年8、9月先后颁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大学校令》、《师范教育令》，1913年8月颁布了《实业学校令》，对各级各类学校作了更具本的规定。改革的结果，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到1913年7月，全国有大学4所，专科学校111所（包括公私立），大学生481人，专科学生39633人，和革命前相比，发展是相当快的。［7］
不过，全国4所大学中，只有一所国立大学，这就是北京大学。
1912年5月1日，“北京大学”，一个在此后80多年一直令所有少年学子心动不已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中国历史上。
这一天，蔡元培以教育部的名义下令，改原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大学校长。此前（2月15日），袁世凯已令候官严复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着手恢复其从武昌起义以来的一度停止的教学。所以更名后，著名的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便当然地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很自然地，这位翻译家极重视外语教学，要求全校师生尽可能使用外语——除了讲授国学课程，其它课程讲授、课外活动（开会、讲演、讨论等）尽量多用外语。一时校园叽哩咕噜，使人几疑置身欧美。这招来社会上不少人非议，也不讨袁世凯的喜欢——这位旧式官僚出身的临时大总统正想着怎样才能复辟帝制，所以暗暗支持社会上“尊孔”、“法孔孟”的舆论。很可能，在他的想象中，大学应该象过去的翰林院一样，豢养一批为帝制尽忠的奴才，而不是信奉自由思想和学术独立的人才。
因此，在1912年，北京大学没能取得蔡元培、严复预想中的发展，倒是蔡、严二人中了袁政府的暗箭，先后落马。在蔡元培辞职后3个月，严复也不得不辞去北大校长之职。此后北大一连换了好几任校长，但似乎都不中袁政府的意。
1914年，胡仁源出任校长，正式提出“大学设立之目的，除造就硕学通才以备世用而外，尤在养成专门学者”，把学术独立作为北大的最高目标。胡仁源还计划拓展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于各科教员中每年轮流派遣数人，分赴欧美各国，对于所担任科目为专门之研究。多则年余，少则数月，在外时仍支厚薪”，以便使“校内人士得与世界最新知识常相接触，不致有望尘莫及之虞”。［8］可是胡氏的善良愿望同样得不到袁政府的支持。
倒是那些主张“法孔孟”的旧势力在校园中甚嚣尘上。著名的有鼓吹帝制复辟的刘师培，他是后来“筹安会”的发起人。还有拖长辫子的辜鸿铭。此人精通数门外语，学术造诣颇高，头脑也极机敏，但就是死抱“三纲五常”之类不放。据说他最“出色”的一套理论是证明一夫多妻制的“合理性”：“只有一具茶壶配几只茶杯，哪有一只茶杯配几只茶壶的”。
事实上，从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到1916年6月他在帝制复辟失败的耻辱中死去，这4年不仅是北京大学晦气熏熏的4年，也是中国的大学建设普遍不景气的4年。
这4年中，政坛风云多变——同盟会（1912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迟疑不决，袁世凯两面三刀，而梁启超等人发起的进步党则不知所措。1912年6-9月短短4个月时间，大总统袁世凯竟连换了三个内阁总理。次年3月，他暗杀了企图竞选总理的国民党人宋教仁。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失败。7月底，袁世凯又换上进步党人熊希龄为总理。但是到11月，袁世凯索性解散国会，3个月后他把熊希龄也赶下了台。这一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日本和德国在山东胶州湾打仗。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蛮横的“二十一条”。同年底，在梁启超的影响下，他的学生蔡谔联络其他军人在西南起义。……
在这样动荡不安、国无宁日、政府多变的岁月里，显然没有安安稳稳发展近代化教育体制的余地。
到1916年，中国的国立大学仍然只有北京大学一所。
省立大学只有北洋大学（创于1895年，初名天津北洋西学堂，是我国最早培育工程技术人才的一座大学，1902年改名北洋大学堂，辛亥革命后先更名北洋大学校，旋又更名国立北洋大学）、山西大学两所。
私立大学，北京有四所，武昌有中华大学一所。
国立师范大学，只有北京、武昌两所，比清末反而大大减少。［9］
倒是众多教会大学，在这个时期呈现蓬勃的发展势头。
教会大学
在1916年，中国可正式称为“大学”的教会学校已有11所，其中相当部分已向外国政府立案，拥有和国外大学平等的学位授予权。这个数字还在发展之中，并且它没有包括两所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和华南女子学院，它们后来也先后取得了学位授予权），以及一所著名的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10］
它们当中最著名的一些是：
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最早成立大学部的教会学校（1890年），不过当时还叫圣约翰书院,1906年才更名“大学”，同年得美国哥伦比亚洲法律特许为大学，有授予与美国大学同等的学位权。
北京汇文大学。前身是美国教会1870年始创的卫理学堂。1890年在纽约成立校董事会，获纽约州政府特许状，有授予学位权，三年后正式更名汇文大学。在1916年，它吞并了另一所教会大学华北协和大学（1904年创立），实力更加雄厚。
岭南学堂，前身是1888年美国长老会在广州创立的“格致书院”，1893年在纽约州设董事支会，获纽约州立大学特许状。但事实上它在1900年以前未达到大学水平。
东吴大学。由苏州存养书院（博习书院）和上海中西书院于1901年合而成，文科在苏州，法科在上海。1900年成立校董会并在美国田纳西州立案，获授予学位权。1905年开始招大学生。
武昌文华大学，1910年成立，同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州法律认可，获授予学位权。南京金陵大学，1909年创立，次年在纽约州立案取得学位授予权。
杭州之江大学，1914年创立。6年之后在哥伦比亚州立案取得学位授予权。
上海沪江大学。1908年创立，当时叫浸礼大学。1915年更名。两年后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立案取得学位授予权。
此外还有1902年创立的山东联合大学（1909年改名山东基督教大学，1931年改名齐鲁大学），1910年的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以及此时中国唯一的天主教大学——上海震旦大学（1903年）。
教会大学之所以能如此勃兴，恐怕有下面一些原因：
第一，它们独立于中国社会，宛然国中之国，不受动荡时局的影响。
第二，它们经费比较充足。特别是1907年以来，美国人乐于在中国扮演“乐善好施”的形象，官方退还欠款，民间也捐赠不断．第三，1903年的“壬寅学制”和1912年的“壬子学制”都摆出一副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架势，这给了教会学校很大压力。他们为了同中国政府的学校竞争，一方面加紧提高学术水平，许多学校原来不是大学，现在也试图改为大学；另一方面各教会学校之间出现“合并热”，如1902年两所学堂并为山东新教大学，两年后它又合并另两所学堂成为山东新教大学。偏偏中国政府的两次学制改革——无论清政府还是北京临时政府——都犯了雷声大雨点小的老毛病，政府动荡，政令不行。两相比较之下，就显得教会大学格外勃兴了。
尽管如此，教会大学的自身角色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对中国学术的体制化起到太大作用。它们强调宗教与科学并举而不是学术独立，把自己绑在了“教会”这棵大树上。它们游离于中国市民社会之外，培养出的人才难以适应社会需要，在经费等方面也无法取得中国社会内部的、制度化的支持，一味依靠外国捐款。1914年以后，随着英美等国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教会学校经费来源渐呈捉襟见肘之象。
好日子已经过去了，不过，短时期内中国本国的教育体制还没有能力取代它。在1918-1928的十年中，中国的大学建设中竟出现一所国立大学与一所教会大学并驾齐驱的局面，即蔡元培的北京大学与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
现代大学的建立
1916-1928的十年间，中国政治舞台上充斥着小丑、流氓、暴徒、谎言家和不得志的英雄．从1916年袁世凯的帝制垮台，到1917年“辫帅”张勋的帝制复辟；从1918年段祺瑞赶走张勋，当上国务总理，到1920年直（系）皖（系）战争爆发，段棋瑞下台，再到1925年冯玉祥倒戈和段氏重新执政，直到1926年段祺瑞再被赶下台；其间有冯国璋和曹锟的直奉大战，有黎元洪的再任总统（1922）和再次下台（1923）……这还不算孙中山于1917年和1920年两度于广州组建的政府，以及张作霖的东北割据。这期间，“宪法”作为一个正统权力的象征始终被高高挂在北京政府的金字招牌上方，然而实质上选举始终沦为闹剧，沦为贿赂和流氓行径的大暴露。钞票支配着选票，最后一锤定音的往往还是大炮。或长或短，在一地、一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武装冲突，不下数百次之多。
但是，各路军阀之间的微妙军事平衡却给政治旋涡边缘的力量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宪法尽管只是个幌子，执政者往往还是要做出些“民主、自由”的姿态。来自学术界的支持尽管不顶实效，那些“炮筒子里爬出来”的军阀头头们仍然很乐意借学者们的名声往自己脸上贴金。除非迫不得已，他们不希望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给自己添乱。至少，他们担心来自知识界的反对呼声，会成为其它军阀“替天行道”讨伐自己的口实。例如，在辉煌的“五四”运动中，学生烧毁了内阁次长的住宅，痛打了一名高官，并最终借助全国性罢工、罢市的支持迫使北京政府让了步。假偌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更强大、更统一和更专制的政府，胜利是不会如此可观的。
正是在这种微妙的局势下，欧洲归来的蔡元培1916年重返北京，执掌北京大学校长之权，倡导了学术自由的新风尚，完善了学校制度。
蔡氏对北大的贡献是全面的。他扩充了北大的文理两科，停办工商两科，准备把法科独立为专科大学（后未实现）。他改“门”为“系”，设立教务处，推行选修课制度。他招收女生，开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他提倡成立学术团体，举办学术讲座，一时北大校园内社团如雨后春笋。毛泽东（1893-1976）在北大工作期间，就曾参加新闻研究会（会长蔡元培）和哲学研究会，并得过新闻研究会听讲半年期满证书。［11］
蔡元培还延揽了一大批先进的、有革新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一上任就聘《新青年》的主编、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揭幕人陈独秀（1879-1942）任文科学长，请中国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1884-1944）任理科学长，请李大钊（1889-1927）任图书馆主任兼教授，请鲁迅为北大设计校徽（后来又聘为兼职讲师），与陈独秀共同聘来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加上学校原有钱玄同、王星拱、徐宝璜等提倡革新的人物，后又请来了李四光、翁同灏、任鸿隽、丁文江、马寅初……等知名学者，校风顿时大改。据1918年统计，全校教授平均年龄三十多岁，最年轻者仅二十七、八岁。
但蔡元培为建立现代化大．学所作的贡献，莫过于倡导了科学精神中的“普遍性”原则。他自己说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各种学科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12］所以无论徐悲鸿、马叙伦、杜国庠、马裕藻、黄节……这样的“纯”学者，还是鼓吹帝制复辟的刘师培、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后因讲课时离题万里而被辞退），都因学有专长而在北大讲坛上继续发表自己的观点。有一次刘师培在钱玄同对面的教室上课，大骂钱的“白话文”主张，钱玄同听见了，一笑置之。至于那些滥竽充数的家伙，则不管何样背景，何等来头，一概辞退。有个被裁掉的美国教员把他们驻华公使搬来作靠山，公使大人恫吓道：“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了”，也奈何不了蔡元培。
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是他一生中最见作为之处，亦是北大历史发展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13］
当时唯一能与北大稍稍抗衡的，也许就是司徒雷登（JohnLeighton
Stuart,1876-1962）治下的燕京大学了。该校成立于1916年，是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和北京一所神学院合并的产物，实力本来就相当雄厚。1919年1月，司徒雷登到任后，极大地增强了该校的力量，以至于有人以1919年为“燕大”建校年份。
司徒雷登，这位南长老会传教士，日后的美国驻华大使，从1912年起就与孙中山等中国政界人物结识,1914年后又和美国总统攀上了交情，可谓大有来头。这正是他办大学的“优势’，所在。当时北洋政府的首脑和许多买办、大资本家，如段祺瑞、张作霖、孔传芳、汪精卫、孔祥熙、虞洽卿等人，都属“摸不得的老虎屁股”，司徒氏不但敢摸，还要“虎口夺食”，管他们要钱办学校。1920年，司徒雷登看中了北京海淀西郊的一片243亩土地，亲自跑到西安找业主陈树藩，结果只花4万元就买下来了。还有一次，他去找孙传芳，孙传芳不知道他的底细，就问他“你来看我干什么？”司徒雷登答道：“我来看你是要你捐钱。”孙传芳只给了100元，后来听说此人不可怠慢，又连忙派人送去了2万元。
除了向中国方面筹款外，司徒雷登几乎每年都要回美国去要钱。美国铝业大王霍尔去世后，有笔遗产捐作教育基金，被司徒氏挖来相当大一部分，此外，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也经常给燕大津贴。从1921年到1937年，司徒雷登仅从这两家财团获得的津贴，就达到400万美元。难怪在20年代后期，燕大已名噪一时，司徒雷登也被称为“教育家”。
但是，司徒雷登对中国体制化科学的贡献远不及蔡元培的深远。燕大本质上仍为中国的基督教运动（而不是科学运动）服务的。不过，司徒雷登希望，“燕京大学在气氛和影响上成为彻底的基督化，而同时又不使人们看出它是传教运动的一部分。”他以“学术自由”、“超政治”、“稳定性”为自己的学术方针，在当时动荡不已的中国，还是作了很大贡献的。［14］
第一个科研机构
尽管10到20年代中国的大学建设成绩昭然，我们仍然有理由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它只是自洋务运动以来引入西学教育的延续，甚至是明清之际以来使西学“东渐”过程的延续。中国如果没有自己的科研机构，也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科学。科学将始终是“外来”的东西，是一个在中国大地上游离无根的幽灵。
辛亥革命的成功，不但激发了科技知识分子投身科学教育的热情，也使他们产生了建立中国科研机构的热望。例如，武昌政府宣告成立不久，詹天佑等人即组建中华工程师学会。1913年，中国经济学会，中国化学会成立。不过，它们还都属松散型的学术团体。
第一个比较正规的科研机构是1913年丁文江（1887-1936）创办的地质研究所。它“挂靠”袁世凯政府的北京农商部。它是由工商部矿政司下属的一个行政机构——地质科——改造过来的，其任务过去只是发一发公函，写一写报告。丁文江接手时，发现它的3个科员连北京附近西山有一片著名的煤田都不知道。丁文江不得不依仗两个帮手，一是东京大学毕业生，和他同时受聘的章鸿钊；另一个是他请来的德国教授赫尔·梭尔格（1914年，比利时归来的留学生翁文灏顶替了梭尔格）。
就这么两三条枪，并且考虑到当时中国实际情况，还要花很大精力去抓地质教育，以培养新一代地质人才，于是真正留给科研活动的余地就很小了。但是丁文江以他惯有的幽默达观态度面对困难。从1913年12月到1914年1月，他和梭尔格花了大约6个星期的时间在山西对太行山脉进行了考察，并对井陉和阳泉地区的煤铁贮量作了调查。他回到北京后还不到几天，就又接受了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去云南进行综合地质调查，这次调查几乎花去了他整整一年的时间。
和当时其它一些学术团体相比，地质研究所在人数上居于劣势。然而它能够从政府那里取得相当稳定的经费来源，接受政府的有计划的科研任务，也有自身关心的研究课题，因此它已不是松散型学术团体，而是一个小规模的政府科研机构了。1916年地质研究所改为地质调查所，放弃了地质学教育工作，专门进行科研。
1919年，它创办了两份学术刊物，以中、英两种文字出版的《地质汇报》和几乎完全用英文出版的《中国古生物志》，这两本杂志很快在国际学术界传播开去。1921年，丁文江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时，该所已经建成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竞争力的科研机构，在这里，中国学者能够完全独立地从事有国际意义的课题。到1930年，地质调查所有了一批独立的实验室，进入了繁荣兴旺的发展阶段。［15］
尽管地质研究所称得上是中国科研机构的始作俑者，但就其影响的广度、深度，特别就其在形成一个有力的科学家阶层（群体）方面的能力而言，它仍然不及在海外创立的中国科学社。后者的出现是中国科学事业的一座里程碑。
中国科学社
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是一群已为我们所熟知的留学精英，包括著名的胡氏三兄弟中的胡明复与胡刚复，原南京临时政府内阁成员、因不满辛亥革命的结局而弃官来美国留学的任鸿隽、杨杏佛（杨铨），以及赵元任、周仁、秉志等未来中国科学事业的脊梁。
最初他们成立的是一个公司性质的团体，即1914年6月的“科学社”，资金来源也只有发行股份由社员认购。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只是编撰一份科学期刊，即1915年1月开始在康乃尔大学编辑、在上海发行的《科学》月刊。但是，在《科学》月刊发刊词中，他们已初步显露了头角峥嵘的抱负：
乌呼……国人失学之日久矣，……民生苟偷，精神形质上皆失其自立之计。虽闭关自宁，犹不足以图存。矧其在今之世耶。……使无精密深远之学，为国人所服习，将使社会失其中坚，人心无所附丽，亦岂可久之道。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
同人不佞……诚不知其力之不副，则相与攫讲习之暇，抽日月所得，著为是报，书以激扬求是之心，引发致用之理，令海内外好学之士，欲有所教于同人者，得所藉焉。［16］
7个月后，杨杏佛在《科学》第1卷第7期上发表文章，明确提出要把科学社建成一个科研团体，以补中国唯有学校教育、而无社会化学术团体的弊漏。他写道：
今之学者，离学校则毕生之科学事业告终，入而家庭，出而社会，举非无与于科学间之事；不用则朽，物理固然，忧世之士欲图学术之昌明者，其以学会为当务之急乎。
这一年的10月25日，科学社正式定名为“中国科学社”，制订了章程，选任鸿隽为社长。
次年9月，首届年会在麻省菲力柏学校（Philips
Academy）举行，社长仍是任鸿隽、胡明复等4人当选两年董事，竺可祯等当选一年董事，在这届年会上，任鸿隽发表《外国科学社及本社之历史》，宣布把英国的皇家学会作为中国科学社的楷模。
1918年8月，第四次年会在杭州举行。这是首次在国内开年会。胡明复代表社长任鸿隽（任于6月去四川筹办钢铁厂）主持会议并致辞。在致辞中，他强烈呼吁政府的实业界支持建立起体制化的科学事业：
吾人根本之大病，在于学问太轻。政府社会用人不重学问，实业界亦然；甚至学界近亦有弃学救国之主张，其心可敬，其愚则可悯矣。［17］
1920年，中国科学社从北洋政府财政部争取到南京成贤街一所官房为社所，总算在国内落下脚跟。1921年起，教育部每月补助科学社二百元。1922年，第七次年会在南通召开，地方当局和社会名流出席者甚多，资助也很可观，中国科学社事业达到一个小小的高潮。
直到此时，包括科学社的核心成员尚未真正理解体制化科学事业的运行方式。“学会”（Society）、“学院“（Academy）和“研究院”（Institute）等概念他们也还没有明确区分开来，统称为“科学社”。1920年蔡元培在北大接待一位法国学者时，第一次把Academiedes
Sciences，Academy of
Science）译为“科学院”。1923年1月，任鸿隽在一篇文章中，开始把“英国之皇家学会”与“法国之科学院”从概念上作了区分。［18］
也是在这篇文章中，任鸿隽指出了科学发达的三个必要条件，一是科学精神，二是共同组织，三是社会赞助。［19］这标志着中国学者对如何建立体制化科学事业，已有了成熟的概念。
几个月后，在第八次年会上致开会词时，任鸿隽说：
现今我们国内上上下下的一班人心对于科学的重要问题似乎已有觉悟了，不过对于如何才能使科学发达的问题，似乎还没有人想到。科学……的发达当然不是做几篇文章或讲几句白话可发生效力。我们科学社的宗旨，不但是要做提倡科学的机关，而且要做一个实行研究的团体。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把设立研究所图书馆等事，来比发行杂志、审定名词等还要重大。［20］
这是真正的献身于学术的知识分子，是中国科学事业的真正中坚。
1922年8月，中国科学社终于办起了中国科学社南京生物研究所，这是自丁文江的地质研究所以来中国第二个科研机构。该所分动物、植物两部，动物部由秉志主持，植物部由胡先骕、钱祟澍主持，所长由秉志担任。
秉志（1886-1965），第一届庚款生，康奈尔大学生物系博士。在当时经费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每年240元，仅够一个公务员的薪水），他带头不取报酬，并多次用自己在大学授课的薪水为研究所添置必要的仪器。在他主持下的生物研究所发展很大，到1937年，人员由四、五人增加到三十多人。除了开展形态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外，还对我国生物资源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研究所全盛时期，世界各国学术机构前来交换的刊物达600多种，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为该研究所拨款，每年40000元。
在秉志主持下的生物研究所始终坚持学术独立原则。秉志斥那些接近统治者的“御用科学家”为“科学罪人”。有一次，蒋介石托请秉志出任中央研究院职务，秉志对来客读了一段“北山移文”，表明自己不入仕途的坚定信念。1935年，秉志去庐山参加学术会议，适逢蒋介石偕宋美龄也在庐山，邀秉志赴游园会。秉志说：“生物研究所与我都穷，但要穷得有志气。”固辞不去。
秉志1921年曾在南京高等师范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生物系，1927年又参与创建了著名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
另两位骨干，1922年任植物部主任的胡先骕（1894-1968）和1926年接任该部主任的钱崇澍（1883-1965）也都是中国近代科学史上业绩彪炳的人物。胡先骕是后来的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50年代因反对苏联李森科遗传学而闻名。［21］这些一代巨匠们呕心沥血地工作，使中国科学社在有组织的科研活动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科学社的活动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9年秋，由中国科学社理事会提议，并征得广大社员同意，决定宣告组建了46年的中国科学社于1960年结束历史使命（并入中国科协）。但是，它的名字作为一座里程碑，永远矗立在中国科学体制化的历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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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邹容：《革命军》，见张桐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649-677页。
［2］《孙中山全集》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3页，第423页。
［3］《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477页，转引自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0,第14页。
［4］沈灌群、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家评传》（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09-310页。
［5］参见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91-494页。
［6］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第二册，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37页。
［7］毛礼锐、沈魏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四），第356页。
［8］《北京大学计划书》，北京大学档案室藏。引自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9］据熊明安编著：《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10］这里及下面的资料依据（美）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个别地方两书有出入。
［11］《新闻学研究会发给证书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21日。转引自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
［12］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1日。
［13］沈灌群、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家评传》（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18页。
［14］参见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传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5-477页。
［15］参阅（美）夏绿蒂。弗思：《丁文江一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丁子霖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30-52页，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6页，第42-48页。
［16］《科学》发刊词，《科学》第一卷第1期。
［17］转引自夏安：《胡明复的生平及科学救国道路》，《自然辨证法通讯》1991年第4期。
［18］樊洪业：《“研究院”东渐考》，《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年第4期。
［19］《科学》第八卷第1期。
［20］任鸿隽：《第八次年会开会词》，《科学》第八卷第10期。
［21］参阅谈家桢主编：《中国现代生物学家传》（一），湖南科技出版1985年版，‘秉志”、“胡先骕”、“钱崇澍”条。
科学文化冲击全社会
第十五章 科学文化冲击全社会
科学与民主
今天，科学与民主已被视为代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之一大主流。通常认为它是陈独秀提出的。不过，中国科学社的科学杂志比新青年更早提出了类似的思想。
还是在《科学》发刊词的开头，他们写道：
……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倖焉。［1］
意思很明白：学习西方强国，不仅要注重“民权国力”的发展，还得有“学术思想的进步”。这里的学术思想当然主要指科学。至于民权——我们知道，科学社的核心人物任鸿隽和杨铨都是孙中山的跟随者，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的成员，他们口中的“民权”正是“三民主义”中的“民权”，是与“民主”相当的一个概念。
9个月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和领袖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发刊词中号召有为的青年以崭新的面貌与旧世界决裂，并提出了辨明新与旧的“六义”，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阐明这六项标准之后，陈独秀着重指出：
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即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民权并重。［2］
尽管表述上陈独秀更为清晰，但《青年》与《科学》的相似之处是很明显的。由于《青年》创刊时，《科学》已发行半年，小有名气，甚至《青年》创刊号上还登有《科学》的独幅广告，极有可能陈独秀受了《科学》的影响。
陈独秀，这位前清秀才，日后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曾经4次赴日本求学（均在1915年以前）的大学者，其专长却并不在自然科学，而是音韵文字学。他1904年办过《安徽俗话报》，登了一些科普文章，然而正如后来蔡元培回忆此事时所说的那样，是“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3］后来陈氏留学日本，则“法律，政治，文学都学过，没有毕业。”［4］创办《青年》之前，陈独秀写过无数文章，却没有一篇着重述及“科学”。
新文化运动之后的陈独秀成了4次进出监狱的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和中国托洛茨基派一度的首脑。在他年老心衰，政治热情已逐渐低落，花费较大精力于学术事业时，则专攻于音韵文字学，兼及哲学。似乎新文化运动时期是陈独秀一生中唯一高举“科学”大旗的时期。因此，有理由认为，陈独秀有关“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有其外在的源头。
不妨再比较一下《青年》与《科学》的发刊词。在前者中，陈独秀说：
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5］
后者则写道：
科学者，接极以见理，会归以立例，有□理可寻……［6］
前者似乎是后者的“翻译”。
同一期《青年》中陈独秀作《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把“孔教”与西方宗教并论，认为都该扫入垃圾堆中去。反“孔教”是新派人士的共同主张，不足为奇。不过，陈独秀这里又用上了“科学的”和“想象的”这条标准：
在昔蒙昧之世，当令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
凡此无常识之忍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惟科学。［7］
这似乎也来源于《科学》发刊词：
当中世纪之初，欧洲大陆，有宗教迷信，为人类智识进步之障碍……使非科学家如伽里雷倭（伽利略）者，本其好真之心，行其求是之态，血战肉薄（搏）与宗教争此思想上之自由，则至今犹蒙可也。文学复兴之后，人兢文彩，则赫骨黎、斯宾塞尔之徒，又主张以自然科学为教育学子之要道。［8］
主张以自然科学的教育来荡涤宗教迷信的毒害，比起稍晚时候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对“吃人”的“孔教”所作的道德上的控诉来，激励人心的效果当然差一些，思想上却更显成熟。
无论如何，陈独秀口中的严科学”并不会完全亦步亦趋于任鸿隽，胡明复等人。受到正统西方科学教育的中国科学社成员们，对科学有基本一致的英美式理解，即专指自然科学，特点是注重观察、实验，采纳科学方法，而陈独秀的“科学”内容更广泛，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客观规律的精神，普遍、无私，理性的精神。这种精神几乎适用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它和民主精神有更大的一致性。但是，这种精神一旦过份脱离了科学方法的严密性、规范性，很容易变成不同人口中的“随心所欲”的一个空洞口号。
正是由于这种不同，严谨的《科学》杂志始终把自己局限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象一个手执放大镜，满脑门子皱纹的书斋老学者，没能激起太大反响．“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却藉着朝气蓬勃，有如一个慷慨激昂的年轻演说家的《青年》（次年更名《新青年》）杂志，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文化启蒙运动
在陈独秀的主持下，《新青年》发起了文化启蒙运动。他们呼唤国民独立人格，攻击儒家奴隶道德；他们发起文学革命，倡导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为了弘扬科学精神，他们把矛头指向愚昧，反对封建迷信，打倒一切偶像。
处于文化转型期和信仰失落期的中国，总免不了成为装神弄鬼者的舞台。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复古思潮又助长了这一风气。民国初年的上海，阴风飕飕，妖气袭人，道士巫婆纷纷设坛扶乩，在一般群众中有很大的市场。文化界也成立了“灵学会”，传播种种鬼话，认定“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要借神仙鬼怪之力以拯救众生。从1918年《新青年》四卷五号起，一批启蒙作者着力反击了这股邪气。
陈大齐撰《辟《灵学》》，以心理学、生物学证明“扶乩者所得之文，确是扶乱者所作”，这些扶乱者若不是有意作伪的“奸民”，就是无意作伪的“愚民”。陈独秀写了《有鬼论质疑》，说：“吾人感觉所及之物，今日科学，略可解释”，有鬼论者一方面说鬼是看得见听得着的，一方面又说鬼“非感觉所及，非科学所能解释”，岂不大谬？钱玄同揭露了乩文中关于音韵学方面的荒唐错误。［9］鲁迅则针对有些装神弄鬼者开口“科学”，闭口“科学”，混淆视听的情况，揭露“现在一般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想出一个方法排除他。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拉西扯，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10］
陈独秀并不停止在批判鬼神这一点上，他更迈进一步，试图用科学去批判宗教。他指出，世人多信宇宙人生之秘密，非科学所能解释，“决疑释优，厥惟宗教”。然而“真能决疑，厥惟科学”。“盖宇宙间之法则有二：一曰自然法；二曰人为法。”自然法是普遍的，永久的；人为法是部分的、一时的。宗教、三纲五常等都是人为法，而科学的最终发展，将能“改正一切人为法则，使与自然法则有同等之效力，然后宇宙人生，真正契合”。［11］
这里的论点与近人所谓“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颇为相似。不过，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陈独秀口中的“科学”主要并非指固定的科学知识，也非指实证化、形式化的科学方法，而重在科学精神的科学理性，称为“唯理性主义”或者更妥当一些。事实上，它在陈独秀那里发挥着“批判理性”的作用，这和当代一些反对“唯科学主义”、“技术统治论”的思想家倒是相通的。例如在一篇“主张以科学代宗教”的文章中，陈独秀大声疾呼：
破坏！破坏偶家！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12］
“科学”成为“意识形态批判”的武器。
以《新青年》和北大校园为基地（陈氏自1917年1月起任北大文科学长），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科学精神”革新了一代青年的思想，酝酿了后来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直接源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值得注意的是，巴黎和会也打碎了陈独秀对于“公理”的幻想，动摇了他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信念。他在“五四”期间转向诉诸暴力，提出“公理是不能够自己发挥，是要靠强力拥护的。”［13］原先关于“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也被下面这段富于激进色彩的文字所替代：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入监狱，出了监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位的文明。［14］
这时正值北洋政府开始大规模抓捕学生。身为北大教员、前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为了实践理想，亲自上街散发秘密传单，于6月11日夜被捕入狱。
差不多与此同时，两位西洋大哲学家来到北京，带来了他们的政治思想和科学哲学。
杜威与罗素的中国之行
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佛蒙特州人，和伯特兰·罗素一样是20世纪英美最著名、又最长寿的哲学家，并且一样博学多才。杜威在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方面都堪称“泰斗”，他还是个社会活动家。1919年的杜威已经是前美国心理联合会会长、前美国哲学会会长、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创立者和第一任会长、实用主义哲学的奠基者与大师。这一年2-3月，他应邀到东京帝国大学讲学，随后应中国教育团体之邀，5月1日携夫人来到上海。三天之后，中国大地上便爆发了震动世界的五四运动。
“为争取统一、独立和民主而发动的热烈奋斗，正在中国展开；这一奋斗，迷住了他们，使他们改变回国计划。原来的计划，是预定1919年夏天就要回国的。”［15］返美日期一推再推，最后杜威竟在中国呆了两年零两个月，足迹遍布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十一省市，作了数十次演讲，传播西方文明和实用主义哲学，宣传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倡导中西文化合流。其中，影响最大的也许是他的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他的学生兼翻译胡适博士，于这一年6-7月间代替身陷囹圄的陈独秀办《每周评论》时，便大发“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杜威式感慨。为此招来了《每周评论》另一位编辑者李大钊在8月份的回击。“问题与主义”之争到9月份陈独秀出狱才勉强平息。
撇开“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不谈，杜威确确实实是五四运动的同情者乃至积极支持者，他对东西伦理观的比较和批评也是中肯的。他带来的最新的科学观与实用主义科学哲学思想，更使中国学术界大开眼界。
在几次演讲中，他向中国学者指出了科学“累积观”的不足，科学方法的核心地位以及方法转换的重大意义：
科学进步发展的影响，不在科学自身份量的增加，以新的代替旧的，以正确近于事实的代替不正确不近于事实的。因为此种份童的增加、性质和改变，尚不足以发生知识思想界的革命。
须知分量的增加、性质的正确，还是一种结果。其所以能够增加、能够正确，在乎“方法”的变换……。
简单说，科学的方法，便是归纳的方法，一切都以事实下手，从试验下手。［16］
他向中国学者指出，科学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近代科学乃与近代欧洲文化息息相关：
欧洲的文化，起源于希腊，希腊对于自然很有研究，关于天文地理生物等科学，积聚的知识很多，收集的材料也不少。传到罗马、基督教变为共同宗教的时候，把希腊传下来的科学，作为他们的学问的一部分，与宗教及社会生活都联在一起。……这是欧洲文化史上与中国不同的地方。
不但如此，欧洲古代的科学思想，不但与宗教及社会生活有关，而宗教复与政治有关。［17］
杜威认为，“科学”游离于社会主体文化之外，正是中国文化的短处：
中国古代的学问，多偏向于人生哲学一方面，对于生物天然地体等自然科学，不甚注意，所以科学程度较浅，还够不上与政治、宗教、社会、人生发生联贯的关系。所以新思想输入，不大遭人的反对。在西方可以开几百年战争者，到了中国，社会上竟不当他是革命。
因为与人生日用无密切关系，所以没有人抵杭，新思想的输入，不过添了几个名词，于他的真意义、依旧不能懂得……
反对是最好的事体，是进步的表示。越加反对，思想便越加进步。倘大家对他没有兴趣，于人生不受影响，则科学的进步也迟缓了，范围也不能扩大了。［18］
因此，杜威强烈主张把科学革命扩大为整个文化领域内的一场思想革命，从个人道德、人生观直到国家、民族的精神。他有一篇讲演专论科学进步在道德上的影响。他说，古代科学不进步时，往往有三种坏的影响。一是看不起天然现象，以为不值得研究，二是悲观与命定主义，以为凡事有定数，非人工所能改变，三是个人无法找到真理，只能服从古训、旧说遗风。杜威热情地讲到：
有了科学的方法，把这三种都可一一打破。（一）对于天然现家，知识很值得研究。（二）征服天行，为人类造福。（三）自己有创造、发明、发现的宏愿。［19］
杜威呼吁中国人重振民族的胆气，树立民族的新希望。他说：
这种新的希望和新的勇敢，从什么地方来呢？就在对于人的智慧有一种新的信仰。我们现在受了科学的影响，知道人的智慧可以打破从前的一切愚昧、错误和紊乱。故对于人生起了一种新的态度。愚昧、错误、紊乱都不怕他，我们可以用智慧去打破他。［20］
就在约翰·杜威滞留中国未归之际，另一位享誉极高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872-1970）也来到中国。他于1920年8月应梁启超和北京大学之邀来讲学，在华一病几死。回国后他写了一部《中国问题》。
罗素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对逻辑、数学、哲学上的卓越贡献在这三个学科促成了一场革命，在政治、伦理、教育等学科有独到见解，他还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在1920年以前，罗素已基本上完成了自己在逻辑和数学领域的工作，率先把爱因斯坦相对论等现代物理学最新成果引入到哲学中。他对科学知识之本质的理解，特别是对数学的理解，当时举世无出其右者。然而正因为如此，他也比旁人更加洞悉西方科技文明的弱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智者中普遍怀疑起科学的尽善尽美来。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风行一时。1920年夏天·罗素访问初建的苏联，从下诺夫哥罗德顺伏尔加河而下时，遇见一批难民，从而萌生了西方文明前途黯淡的念头。在某种程度上，他来中国有向东方“寻找希望”的意思。因此从一开始，他就不主张中国“全盘西化”，那样无非在不安宁而枉费才智的工业军国主义国家之中添一新角色，给地球带来更多灾祸。同时他也反对只取西方文明中物质的一面，步日本的后尘，视军备为一切，成为激烈排外的保守主义者。
在《中国问题》中，罗素和杜威一样把科学放在整体文明来考察。他指出，西方文明来源于三方面：一是古希腊文化；二是犹太老及其伦理观；三是近代工业化，它本身又是近代科学发展的结果。近代工业化有两方面影响。它既引导出经验的方法，予人以真正的知识，也导致强力和强权感，工业化的民族相信自己象上帝一样，对科学落后的种族操有“公正”的生杀之权。
罗素认为中国人的特性主要是孔子的教导结合老庄和佛教思想长期熏陶的结果，表现为幽默、克制、谦逊相平静的尊严，后者常被西方人误认为“懦弱”。中国传统人生观与伦理观与西方大异之处，是不求个人神化或来世的解脱，而求达到现世的和平繁昌的生活。相比之下，西方最突出的优点是科学方法和实践效率。他希望两者结合起来，也就是尊重人的价值与科学技术结合起来。
罗素来华，正值直奉大战的军阀祸乱时期。目睹社会动荡之害，他为中国开出如下的药方：
一、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政府；
二、在中国的自己控制下发展工业；
三、普及教育。他认为这是民主的前提。
不妨把他的主张概括为三个口号：秩序、科学、民主。
无论是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鲁迅等国内思想家的弘扬科学精神、打倒偶像的呼吁，还是杜威、罗素等西方哲人对科学和文化，和人生观之间关系的见解，都表明在20年代的中国，科学的传播已经开始引发一场思想领域内的革命，并将迅速走向高潮。
“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
在20年代前夕，当“赛先生”的旗帜被举得一高再高时，反对的力量也在悄悄酝酿着了。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这位从1898年到1912年一直强烈主张学习近代科学的多产的思想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访问了欧洲。他亲眼观察到了欧洲战后的满目疮痍，撰《欧洲心影录》一文，把文明遭到的毁灭性打击归咎于“科学的破产”。他写道：
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而动摇……人类的自由意志，不得不否认了。意志既不能自由，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宗教和旧哲学，既已被科学打得旗靡辄乱……所以全社会人心，都陷入了怀疑沉闷畏惧之中，……这回大战争便是一个报应。［21］
但是，如此激烈的言辞在当时竟未引发论战。看来时机尚未成熟，各派力量还需要时间继续发展自己的观点。4年之后，张君劢（1887-1969）在清华大学一篇演讲，成为大论战的导火索。
张君劢是一个民主政体的坚定信奉者，他的一生始终在向左右两翼的同时抨击中度过。他还虔诚地相信“仁爱本性”，指望树立新的全民族精神，使全民团结一致，消弥所有冲突。他寄望中国的未来于普遍民众，但并不指望他们提供物力的支持，而指望从他们的纯朴情感中发展出新的民族精神，即所谓“心力”。［22］
因此张君劢不同意“科学救国”的主张是毫不足奇的。1923年2月14日，他作“人生观”演讲，其中心论题是：科学在解决人生观问题上无能为力。实际上是在给他的“心力救国”论寻找理论基础。张君劢具体提出了五项论证：（1）“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2）“科学为论理学（即逻辑学一引者注）为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3）“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4）“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5）“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即独特性——引者注）”。在如此这般地把“科学”逐出“人生观”领域之后，张君劢便可以从容地亮出自己的“人生观”了，那就是欧洲文明的人生观——这在当时为众多国内学者所鼓吹引进的——未必适当，比如迫逐物质文明，偏重工商；过份强调男女恋爱；以及社会财富分配中的重个人轻社会倾向。在这些方面，中华传统文化中多有可吸取者。［23］
张君劢的观点立即招来了他的好友、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的猛烈反击，甚至喊出要“打倒玄学鬼”的口号。被胡适称为“最欧化的中国人”的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的开创人，一个严谨的学者。他每天必睡8个小时，极讲卫生，在饭店等公共场合也坚持用开水烫他的餐具；他不喝酒，但总用酒冲洗筷子；他反对奢侈，但强调舒适静养，从不违抗医生的命令。［24］他在人文领域又有深厚的功底，其风格独特的文笔足以使他跻身于当时少数几位大幽默作家之列。
丁文江坚信中国的出路在于以科学理性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倒如对生态学、人口统计学的忽略乃是中国人的问题的根源。他认为可以用优生学去证明一夫多妻制的弊病。对张君劢颇为推崇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生活之修养”的“精神文明”，丁文江却极为反感。丁文江认为，这种玄谈”没有能力，没有常识”，“叫我们受野蛮蒙古人统治了一百年，江南人被他们屠割了数百万，汉族的文化几乎绝了种。”［25］
因此，丁文江把张君劢的讲演与当时中国阳明心学的死灰复燃联系起来，又把这种中国式的“玄学”同欧洲的“玄学鬼”联系起来，称之为“中外合璧式的玄学”，使得这场争论又被后人称为“科玄之争”。丁文江的出发点是：
科学的目的是要屏除个人主观的成见——人生观最大的障碍——求人人所能共认的真理。科学的方法，是辩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的扶序关系，想一种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26］
从这一核心理论基础出发，丁文江认为：（1）科学能够应用于人生观；（2）欧洲文化“破产”责任不在科学，而在某些“不科学的”政治家同教育家；（3）中国文明的可取之处，在于一直同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的“精神文明”相作对的“近三百年经学大师治学的方法”。［27］
丁、张二人此后的论战就围绕着丁文江的上述理论基础一什么是科学方法，科学方法是否万能——来展开，并迅速陷入到各个枝枝节节问题的反复辩驳中。论战马上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许多人开始加入战团。如著名学者章演存、朱经农等等，基本观点都与丁氏接近，而对张氏不利。胡适也在百忙中于5月11日凑了一篇短文（发表于《努力周报》5月20日）,指出张君劢的论证中有三大自相矛盾之处，概括起来，就是张氏一方面否认人生观受“公例”、“因果律”支配，一方面自己又谈了许多关于人生观的“公例”、“因果律”。看来激烈反对科学方法的张君劢到底是跳不出“科学方法”掌心的“孙行者”。［28］
这时一直关注战况的梁启超忍不住想站出来“主持公道”了。他于5月23日写了《人生观与科学》一文（发表于6月2日的《学灯》），指出论战双方都犯了观点笼统、概念模糊的毛病。他提出自己的定义是：
人类从心界物界两方面调和结合而成的生活，叫做“人生”。我们悬一种理想未完全成这种生活，叫做“人生观”。
根据经验的事实分析综合求出一个近真的公例以推论同类事物，这种学问叫做“科学”。［29］
于是梁启超搞了一个折衷：“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30］
差不多就在同时，林宰平于《学灯》上发表了《谈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同样标榜自己对双方都不同意。但是，林宰平对丁文江提出了更多、更有力的诘问，尽管他声明“科学我是相信的”，这篇文章却连他自己也“觉得完全变成反对我的在君先生”。林宰平认为：（1）张君劢谈的是人生观，没必要把“玄学”牵涉进去，况且丁文江对玄学的理解并不正确；（2）丁文江把科学变成近似宗教了，学术争论中竟“带有杀伐之音”；（3）科学方法不等于科学；例如绘画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却不等于是科学。（4）丁文江把“实质的论理”（实证逻辑）和形式的论理（形式逻辑）混为一谈，前者可等同于科学方法，后者却更广泛、普遍，人生观中固然离不开形式的论理，却不一定能运用实质的论理；（5）丁文江关于物和心、关于心理现象是否适用因果律的论证也不以说服人；（6）不能因提倡科学而去否认良心的作用，所谓“物质文明破产论”固然不对，也不能因此“作践精神文明”。事实上，林宰平感到了这一争论背后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更大背景，他写道：
若在十年以前，连在君先生这样的极端主张，我们也不想批驳他，因为妥提倡一种举世不谈的道理，不能不……讲得过火些，不知此则不能引起多人的注意。可是现在不必一定采用这种方法了，海内真科学家固然不多，但是知道科学是重要的，这儿年似乎很不在少数。现在提倡科学，正要为他显出真正的价值，筑了坚实的基拙，别象吹胰子泡似的，吹得太大，反而吹破了。［31］
梁启超、林宰平等试图作持平之论，但迅即被来自所谓“科学派”阵营的强大批评声浪抛到“玄学派”一方。这片批评声浪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心理学家唐钺（唐擘黄，1891-？）。
唐钺曾和任鸿隽等人同在康奈尔大学留学，不过在社交上并不属于中国科学社的圈子。他对中国传统的杏定比丁文江、任鸿隽等人更直接、更激进。他认为中国的过去是失败的，中国不亡的原因在于以前未遇到敌手。他拒绝承认中国传统有任何科学精神，即使丁文江等人比较肯定的汉学，也没有形成一整套对待自然的方法论。更进一步，他认为科学是一种现代价值体系，他也否认中国有任何民主传统，有些貌似民主的制度如科举制度，其实际标准是僵化的。［32］
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唐钺在论战初期的主要贡献是强调心理现象也受因果律的支配，反驳了梁启超的“情感超科学”观点。在这方面，他还必须把意志决定论和道德责任统一起来。实际上，他认为意志是不自由的。这一观点曾招来不少反对，以致于一年之后，他还要写文章为自己辩护，并且稍稍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个人行动的因，通常在个人身上，所以个人要负责。
同一种因生同一种果的定律并不与意志自由和道德责任两件不相容。［33］
这样的讨论已越来越“玄学化”了。
唐钺对林宰平的反驳则集中在“科学方法”上，他坚持凡用科学方法的都是科学。为此，他试用把科学与一般的“诚实有条理的方法”区别开来，指出“科学方法中所谓试验证明，是极其谨严的。试验时的一切条件，都要受试验者的制裁，就是不能试验的现象，也要用归纳五术等等以排除不相关的事实。”确实，如果承认这种严格的科学方法是真正的科学方法，那么林宰平的“科学方法不等于科学”观点就不攻自破了。可是这样一来，又容易得出“日常生活，条件过于复杂，并且事机迫不及待；这种真正的科学方法，不能够完全应用”［34］的推论，岂不正中所谓的“玄学派”下怀吗？唐钺于是辩护道：
读者不要误解以为日常生活是“超科学的”，因为我们不能够完全应用，因科学方法之不可用，及我们应该尽全应用此法，是不同的命题。［35］
另一位科学家，在近代赫赫有名的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也站出来反对林宰平。他在1920年就曾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关于科学方法的著作——《科学方法论》，对“科学方法”的理解要比唐钺更全面、更实际：
科学有两个意义：一些广义的。一是狭义的。广义的科学是：凡由科学方法制造出来的，都是科学。这句话有一些人不承认。……他们的意思似乎是：科学方法是形式的逻辑，……
这实在是误解科学方法。科学方法不是形式的逻辑，其中有许多精密严毅的手续。所谓精密者，是层层不漏空，所谓严毅者，是不以感情而定去取。……狭义的科学，应指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等，……［36］
王星拱持比唐钺更强烈的观点。他认为即便从“狭义的科学”出发，也能导出“科学的人生观”。他的依据不是“科学方法”，而是“科学所凭藉以构造起来的”两上基本原理，“（一）是因果之原理（Causality）（二）是齐一之原理（Uniformity）”。他说：
人生问题无论为生命之观念，或生活之态度，都不能逃出这两个原理的金刚圈，所以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37］
此时的王星拱还是个“环境改造论”者．他在较早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改造社会与其从改造人性入手，不如从改造环境入手，“环境若不改造，则社会上大多数人的道德，没有改善的机会”。［38］
这样的思想发展下去，将走向物质决定论的唯物主义。但有趣的是,7年后的《科学概论》一书中，王星拱对“科学与哲学”（包括玄学）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看法：［39］
总之，科学致力于事实之分析，哲学致力于原理之综合，只要我们以朴学为基拙，而绘合又不陷入急弊的途，则哲学不会成为幻想的构造。同时，有哲学以总集科学之大成，则科学不至于破碎支离而无所归宿。那么：哲学与科学，既可以得着一与多的谐和，而各种科学又可祥得着彼与此的谐和，那就是分工合作的好结果了。
相形之下，另一位论战者吴稚晖（1865-1953）则大步流星地冲向了物质决定论的唯物主义。这位妙笔横生的幽默作家和思想家相信蒲鲁东和克鲁泡特金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底主义理论，又是三民主义忠贞不贰的信徒，国民党的元老，教育家和慈善家。他早就相信以机器工业为代表的物质文明将会给人类带来一个大同世界，他也早就倒向了拉·美特利与霍尔巴赫的机械唯物主义。他还激烈地批评所谓“国故”，要把“孔孟老墨”都“丢在毛厕里三十年”。
因此，吴稚晖不仅相信“科学的人生观”是可能的，他还依据自己的科学知识，具体地列出了这种人生观。在1924年3月5日发表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中，他指出：（1）精神离不了物质。人只能改造物质，否则只有消极等死；（2）宇宙是进化的，物质是进化的；（3）人生是进化的。今人在善、在恶两方面都超出古人；（4）宇宙中一切都可以科学解说，但并不能解释每一种可能性，“心知其可，不肯自限其能，是为科学态度”；（5）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因此当今中国不但物质文明、而且精神文明也大不如西方了。光请来“德先生”、“赛先生”还不够，还要请来“物质文明穆姑娘”（Moral）即“道德姑娘”。［40］
和一些纯粹学者不同，吴稚晖自觉地把这场争论与社会大背景联系起来，他写到：
最近张丁科学之争，……主旨所在，大家抛却，唯斗些学问的法宝，纵然工力悉敌，不免混闹一阵。实在的主旨，张先生说科学是成就了物质文明，物质文明是促起了空前大战，是祸世殃民的东西。他的人生观是用不着物质文明的。就是免不了，也大家住着高梁干子的土房，拉拉洋片，让多数青年懂些宋明理学，也就够了。于是丁先生发了气，要矫正他这种人生观，却气极了谩骂了玄学鬼一场，官司就打到另处去了。后来他终究对着林宰平先生把他的初意简单说了出来，他说：“林先生若承认欧战不一定是科学促成，我的目的达到了。”（大意如此）［41］
因此，“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中，渐渐出现了另一种声音，争论起“什么是正确的人生观”来了。实际上变成了一场哲学论战。正如瞿秋白在1923年12月30日写到的：
我看他们（丁张等人——引者注）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争辩实在打不着痛处。……我只说：“所论的问题，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意志自由与否”，别的都是枝节。［42］
瞿秋白的文章中已找不到有关“科学方法”等等的论述，而是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仅仅是尚未了解的必然”的论断来解决问题。和瞿秋白相似，陈独秀高举“唯物的历史观”的大旗，不但激烈批评所谓“玄学派”，也与“科学派”的其他人划清界限。包括不肯承认“唯物的历史观”的胡适、丁文江等。陈独秀说：
主将丁文江大攻击张君劢唯心的见解，其实他自己也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这是因为有一种可以攻破故人大本营的武器，他们素来不相信，因此不肯用……大家的丈幸写得虽多，大半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令人看了好象是“科学概论讲义。”［43］
这里的“武器”就是“唯物史观”。
然而胡适只承认吴稚晖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不肯承认“唯物史观”，因为他认为后者以经济为社会发展之唯一客观原因并不全面。胡适的态度很令陈独秀不满，陈独秀责何道：
适之只重在我们自己主观的说明，而疏忽了社会一般客观的说明，只说明了科学的人生观自身之美满，未说明科学对于一切人生观之威权，不能证明科学万能，使玄学游魂尚有四出的余地；我则认为，……证明科学之权威是万能的，方能使玄学鬼无路可走，无缝可钻。［44］
“科学派”阵营内部的巨大分歧越来越明显了。这说明，由科学传入而引起的思想革命已走完了它的一个阶段。现在思想是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也许要到更高的层次，人们的思想才会重新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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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第一卷第1期。
［2］《青年》第一卷。引自《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7-78页。
［3］《独秀文存》1933年再版《前言》。
［4］陈万雄：《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5］《青年）第一卷第1期，《陈独秀文章选编》第77-78页。
［6］《科学》第一卷第1期。
［7］《陈独秀文章选编》第78页。
［8］《科学》第一卷1期。
［9］《新青年》四卷5号，1918年5月15日。
［10］唐俟（即鲁迅）：《随感录》（三十三），《新青年》五卷4号，1918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