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希望别人由情入理，先给我们面子，再来诱导我们自动讲理。我们将心比心，必须了解别人也具有同样的期待，以满足顾全面子的需求。于是骂人之前，先把想要骂出来的话吞下去，改换一个方式，用“同情心”（现代有人害怕情字，改称为同理心，其实对中国人而言，两者是一样的。中华文化是世上少有的有情文化，中国人不应该怕情，不妨仍然称为同情心，更富有人情味）来化解对方的敌意，比较容易获得合理的结果。要和对方讲道理，不忘先给足面子，这是中国人有情的表现，至为珍贵，不要轻易忘掉。
处处克制自己，时时提醒自己，任何人都可能有糊涂的时候，不可以一下子就把他逼到死胡同里，使他没有自动改善的机会。这种态度称为自律，自己管制得恰到好处，可以减少许多无谓的麻烦，节省许多时间和精力。
第一章 管理的基本概念第二节 修己的要旨(2)
第三，自主。随时提醒自己，必须以自动自发的精神，来维护自己的自主；一旦被动，处处依赖他人的指示，就会丧失自主的权利，成为一个不够资格自立的人。
人有自主性，可以自行决定自己要自动还是被动。但是有心自动的人，仍然保有其自主性；若是选择被动，便要接受他人的支配和指使，逐渐丧失自主性。
我们所向往的，是自由自在的生活。如果不能自动自发，怎么谈得上自由自在？我们所盼望的，是安宁愉快的生活，若是不能自主，怎么获得安宁？愉快从何而生？人的尊严，寓于自主自立，假如丧失自主，不能自立，这个人的尊严不复存在，也是一种自作自受。
人都喜欢自动自发，只是不敢、不能或不愿自动。不敢的原因，是每次自动，都动得不够令人满意，惹来许多困扰；不能的原因，在于实力不足，自动起来，实在没有把握；而不愿意自动的原因，则在心有不平，认为自己受委屈，已经够倒霉了，为什么还要自动自发？
无论不敢、不能或不愿意自动，结果都是自己蒙受其害。因为不自动的结果，必然引发别人的他动。外来的压力越大，对自己越不利。
自动改变不敢自动的原因，也就是磨练自己的功夫，使自己每自动必圆满，岂有不敢之理？自动消除不能自动的障碍，修炼自己的本事，使自己有足够的把握，随时随地都能够恰到好处地自动，哪里有不能的道理？自动提升自己的自动意愿，看清楚“天底下哪里有什么公平的情事”，如果已经十分公平，有关“公平”的字眼早就应该消失。大家一天到晚喊公平，要求公平，证明公平仍然离我们相当遥远。中国人所讲求的，不应该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是“有本事的人，自然会得到他想获得的东西”。自己没有本事，要检讨改进，怎么可以一味责怪别人呢？
自动自发才能够自主，依赖他人，势必接受他人的指使，越来越不能自主，也就越来越对自己失去信心。中国人的自主性特别强，喜欢自作主张，更应该自动自发，以维护自己所重视的高度自主性。
自觉受人敬重必须自动讲理，自律并敬重他人应该给足面子，自主地提高自动自发的精神，便是修己的三大要领。
第一章 管理的基本概念第三节 安人的目的在于人安己安(1)
人生的最高目标在求得安宁，不得安宁的人生，已经失去做人的价值。修、齐、治、平的目的，无非为了个人、家庭、国家与世界的安宁。
站在修己安人的立场，计划是肯定今后几年如何安人，组织是聚合安人的力量，领导是发挥安人的潜力，而控制则是保证今后几年如何安人。所有管理措施，无一不与安人有关。
如果不能安人，修己不过是独善其身，谈不上管理。管理是修己安人的历程，修己的具体表现，在于促进组织成员的自觉、自律与自主。透过员工的自主，企求人安己安，发挥管理的最大效能。
安或不安，有“生存”与“生活”两大层面。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谈不上生活的需求；而生活不安，也得不到生存的乐趣。必须两个层面都获得相当程度的安宁，大家才会安居乐业，安心愉快地把工作做好。
安人的目的，在于“同心协力”，把组织成员的力量会集起来，产生“和”的品质，达到“万事成”的效果。从“和”当中所发出的“合力”，才是真正的“同心”，组织成员好像一家人那样，自然“家和万事成”。
“和”是中国人的“整体”概念，就“量”的方面来看，把“部分”加起来，就成为“整体”；而从“质”的方面来考察，便发现“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
人与人之间，难免会有彼此不同的“差异性”，我们把它叫做“个别差异”。“差异”就是“不同”，君子“和”而“不同”，善于管理的人，能够把“不同”的心和力结合在一起，产生“和”的力量。小人“同”而“不和”，不善于管理的人，只在表面上要求大家服从，似乎“同”到没有意见上的差异，却始终发挥不出“和”的实力，应该视为“不和”。
烹调的时候，用水来煮水，煮来煮去，还是“开水”。弹琴的时候，总是重复一个音调，听起来必然单调乏味。同样的“人”群集在一起，如果大家一模一样，丝毫没有差异，我们辨识起来，势必十分困难。用水煮蛋，可能煮出可口的蛋花汤。配合各种不同的音调，可能弹奏出动听的乐曲。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才有可能“和”成一个整体。
《荀子·王制篇》指出：“人何以能群？曰：分。”人的力量没有牛那么大，行走起来不像马那样快，而牛马反为人所用，主要是因为人能够合群，有“组织”的概念，而牛马则无。
但是人为什么能够合群呢？答案是人有“分”的念头，知道彼此“不同”，而非完全相同。
安人的基础，在人人自觉，各有其分，并且各守其分。只有“人人各守其分”，才可能“大家和合为一”。
有“组织”，便应该“分工”。分工事实上是一种“分”，把每一个人的本分工作，详实而明确地列举出来。这种“数量”上的分工，经常出现“许多三不管地带”，难以达到“合作”的整体性。于是在列举各条本分工作之后，加上一条“其他”，作为“性质”上的分工，使大家在心理上有充分的准备，任何三不管地带，都是人人有责的其他范围，必须机动调补，以维护“和合为一”的整体性。
分工之后，能合作人人都安；不能协力则大家都不安宁。所以荀子说：“分何以能行？曰：义。”义便是合理，怎样分工才能收到合作的效果呢？只有“合理”一途。
第一章 管理的基本概念第三节 安人的目的在于人安己安(2)
组织成员，分工分到合理的地步，依“其他”来互相支援，也做到合理的程度。合理就是“不过分”，所以也是一种守“分”的表现。这样的分工协力，必然能够缔造良好的组织力，产生“和”的品质。
除了分工以外，中国人的“分”，特别重视“位”的“区分”，那就是亲疏、上下、尊卑、贵贱的不同。这种职位、地位的差异，构成我们的伦理。
要求人安己安，必须重视伦理，形成分工之外的另一种守“分”。伦理可以看做“人与人间的矛盾关系”，这种关系必须维持相当程度的“和”，也就是和谐，才能在“相反相成”中兴盛发达。
人类社会，原本由许多具有“个别差异”的“个人”所组成，如果每一个人，都任由自己的个别差异而发展，势必互相矛盾，甚至产生冲突。所以教育大家，鼓励人人都修己，来缩小彼此的差异，建立共同的道德标准，成为社会健全发展的必要措施。
这些修己有成的人，聚集起来，加以合理的分工，在共同的目标下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则是在“组织”的名分下，加上一些人为的矛盾，并且进一步求其“调和”，这就是管理历程中“安人”的功能。
管理的历程，着重在“同中求异，异中求同”，也就是“有矛盾时加以调和，没有矛盾时制造若干矛盾”，使相同的产生某些差异，而让差异的趋于相同。
中国人深知“没有矛盾，不可能产生变化；而没有变化，就不能进步”的道理，为求提升管理的绩效，特重“职场伦理”，便是在工作场所中，添加若干名分、地位的矛盾，并且把他们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以求调“和”，增强“和合为一”的“安人”效果。
安人的目标是固定的，但是安人的状况则是变动的，必须随着当时的人、事、地、物来衡量，采取不同的安人措施，才能见效。中国人被误认为“做事不讲原则”，“凡事五分钟热度”，其实是“有原则却必须权宜态度”，“一阵子不改变却无效果”的表现所引起的误解。
“安人”的原则不变，“安人的措施”必须随“时、空”而调整，以致变来变去，被曲解为“没有原则”。看不懂的人越来越多，正当的权宜应变也被嘲笑为没有原则，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甚至被诋毁为“投机取巧 ”，实在十分冤枉。
安人的措施一阵子又会产生不安，不调整不行，一调整又被指责为“五分钟热度”，可见“看不懂的人，偏要讥笑内行人”，这才是安人的最大障碍。
把部分加起来，往往不等于整体。分工并不能收到合作的效果，也是常见的事实。安人就是要把部分“和”起来，“合”成“一”个整体，而且促成“整体大于部分和”的成果。透过“己安”和“人安”，来合成“人安己安”的“和谐”。
希望组织同仁“同心”协力，必须使大家对整体目标相当“关心”。而要使大家关心整体目标，又非让大家彼此“交心”不可。要求大家交心，第一步则是设法使大家“开心”。这样说来，安人的历程，便是“由开心而交心，借交心而共同关心，然后产生同心”的一连串“心”的变化，所以对中国人来说，管理是“心连心”的过程，而安人则是“心连心”的结果，应无疑义。
心连心的过程
开心→交心→关心→同心
第一章 管理的基本概念第四节 以明哲保身为根本理念(1)
现代管理，已经造成一些“过劳死”的问题。为了追求利润、效率、绩效或效益，竟然过度劳累，以致死亡。这样以身相殉的代价，当然不是从事经营管理的人所乐见。
想尽办法，把自己劳累到死，大家肯定不愿意。可是多少人不知不觉掉入这种不良管理的陷阱，被害死了还不明白真正的原因。就算躲过这种生理上的迫害，心态上的失调，|奇-_-书^_^网|也必须善为调整，兹分析如下，以免对明哲保身产生误解，而害了自己。
中国历史悠久，却令人越谈越伤心，因为看来看去，治少乱多。太平日子不长久，争权夺利却永无终结。人人都以“终结者”自居，企图结束他人的性命；不料又成为另一“创始者”，缔造更为可怕的暴乱。
自古以来，我们观察当权者的三个阶段，似乎是同样的过程：初创时期，大家都是兄弟，而且是好兄弟，好话固然乐于听闻，坏话也是逆耳的忠言、苦口的良药，感激不尽，当然不会觉得不好听。巩固时期，开始分出主流与非主流。认为靠得住的，务必加以重用，因为好人本来就不多，不用这些人用谁？不可靠的，越能干越要加以迫害，以免夜长梦多，不知什么时候，为这些厉害人所害。到了衰落时期，对任何人都相当怀疑，好像好人也会随时变成坏人，实在不可不时时提高警觉。
当权者这种心态，原本十分正常。人心隔肚皮，什么人料得到？人心善变，谁也把握不住。平心而论，谁敢随便相信别人？什么人又敢保证自己所亲信的人不会心怀不轨？想起古人的话：防人之心不可无。即使自己有三头六臂、聪敏过人，也不敢不防。
被领导的人呢？看过多少“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故事；听过多少“被老板当做死棋子来下”的传闻，当然也是心生恐惧，不敢不随时防备。
如果认为大家共事，彼此提防不是很辛苦吗？那么请看史书中有多少篇幅，记载了“好人早死”的事实。“小人得志”固然令人痛心，“君子冤死”更加令人伤心。小人何以得志？不在本文研讨的范围；而君子为什么冤死？ 则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一般人看历史，只知道痛恨小人，不知道检讨君子，违反了儒家“反求诸己”的原则。君子痛恨小人，对自己完全没有好处；惟有反省自己，为什么那样容易被打垮？才能真正无愧于心。
认真检讨起来，君子普遍缺乏防人之心，才会招致早死的厄运。若能时时明哲以保身，哪里会斗不过小人呢？历史上的君子，如果都斗赢小人，不为小人所害，哪怕君王再昏庸，再暴虐，也不致那样治少而乱多吧！
可见拿明哲保身作为管理的根本理念，具有相当稳固的基础，不容忽视，也不必怀疑。
下对上，要慎防“触犯逆鳞”，以免被上司害死。居上位的人，好不容易才爬上去，最怕被部属所拖累，以至前功尽弃，所以一旦发现部属可能连累自己的时候，无不六亲不认，把所有责任往部属身上去推。
每当部属发现平日所忠心敬事的上司，居然翻脸不认人，把自己视同仇敌，非置之死地不罢手时，无不后悔平日警觉心不够，为什么如此作践自己，盲目为这种人弄得自己家不像家，人不像人呢？
上对下，也要慎防“祸在所爱”，以免被亲信害死。同样小人，如果不能获得上司的信任，根本起不了大作用。若是成为上司的亲信，那就拿鸡毛当做令箭，足以兴风作浪，害死上司了。可见上司所爱的人，往往是可怕的祸端，怎么能够不提防、戒备呢？每当上司发觉平日所倚靠、所信赖、所器重的部属，居然卖主求荣，把自己当做目标，用以换取个人利益时，无不痛心，“所谓忠不忠，所谓贤不贤”，后悔自己的警觉心不够，为什么那么容易受到蒙骗，盲目相信这些善于伪装的恶徒呢？
第一章 管理的基本概念第四节 以明哲保身为根本理念(2)
历代各朝君王，没有一个不知道“任用贤者”的道理，但是“贤者变成小人”，却成为历代君王的最大遗憾。古往今来，大家都了解，“良禽择木而栖”的道理，但是“诸葛亮很多而刘备太少”，也是无可奈何的人间憾事。所以中国人逐渐养成“明哲保身”的习惯，时时以“防人之心不可无”为信念，不敢稍有大意。
你提防我，我也提防你，演变为我相信你，你也相信我，这是中国式管理“以心交心”的历程。明哲保身，不过是修己，用来作为管理的起点，并不能发挥管理的功能。逐渐演变为“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彼此互信互赖，才能安人，获得管理的效果。
上司站在“保护自己”的立场，自然不敢轻易相信部属，以免吃亏上当，害了自己。但是上司必须相信部属，才有办法放心地把工作交付给他，于是产生一套“由小信而大信”的考验过程（如图４），形成中国式管理的“大圈圈中有小圈圈，小圈圈里还有小圈圈”作风，任何人都先放在大圈圈的外围，然后逐次加以考验，才视为小圈圈的可靠分子，再加以严厉的考验，最后变成心腹知己。我们常说中国人要经得起考验，便是不要随便相信未经考验或经不起考验的人，以免吃亏上当，还要惹人笑话。经过考验才逐渐相信，当然要稳当得多。
部属同样居于“保护自己”的信念，不愿意轻易为上司卖力，以免“卖力变成卖命、流汗导致流血、做事做到坐牢”，岂非倒霉透顶？等到这种地步，再来怨天尤人，恐怕也没有什么意思。
中国人主张凡事“先小人后君子”，一切从“保护自己”着手，然后由小信而大信，逐渐拉近彼此的距离，合乎“由疏而亲”的原则，避免“因不了解而结合，却由于互相了解而分离”的不愉快结局。
保护自己，具体的表现为守法、守纪、守分。可见认为中国人缺乏法纪精神，没有养成守法的良好习惯，根本就是一种错误的见解。不幸现在研究中国民族性的人，却大多持有这种看法。
中国人很守法，只是不适合口口声声说法治，这才是实情。自幼受家庭教育，没有不重视守规矩的。但是中国人对“法”有两极化观感：一方面我们对某些法感到非常畏惧，简直听到就会害怕；另一方面我们则对某些法觉得非常轻视，每每嗤之以鼻。我们对“法治”具有若干潜在的反感与轻蔑，从“严官府出更多盗贼”到“守法的无耻之徒”，都可以看出端倪。
法令形同具文，典章制度不能保护我们，警察经常被歹徒打伤，官官相护又使得申诉渠道不能畅通，不明哲保身，难道还有更妥善的途径！？
明哲保身的两种心态
同样的明哲保身，有以下两种不一样的心态：
一种是只保护自己，却不危害他人。也就是对自己有益，对人并无害处。若是因为保了自己，却害了他人，就不会做。
另一种则是为求保护自己，不惜害及他人。害人利己，也顾不了那么多。这种明哲保身，实际上有害无益，因为他人受害，势必反击，最后自己也同样受害。
许多人对明哲保身十分反感，若是针对后一种心态，应该是正确的态度。如果矫枉过正，连带对前者也心存抗拒、排斥，那就有朝一日，自己也保不住。徒然有理想有能力，也是无济于事。这种人有能力而缺乏本事，算不上什么人才，所以也不值得同情。在不妨害他人的大前提下，明哲保身，留得青山在，当然不怕没柴烧！在安定中求进步，终必有成就。
第一章 管理的基本概念第五节 用推、拖、拉来化解问题(1)
西方人对解决问题（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ｌｖｉｎｇ）十分重视，却不明白“解决问题往往引发更多问题”的道理。管理之所以越弄越复杂、越来越困难，便是不断解决问题所引起的后遗症日趋严重所致。
自古以来，中国人便知道以化解代替解决。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式，化到没有事情可做，不但轻松愉快，而且不会产生后遗症。化的功夫，具体的表现为合理的推、拖、拉。许多人由于功夫太差，一直不能达到合理的标准，因而痛恨推、拖、拉，实在是因噎废食、反应过度。如果说中国人擅长打太极拳，那么中国式管理的基本精神，就是以打太极拳的方式，来化解问题。太极拳的动作，总括起来，不外乎推、拖、拉的配合，组成各式花样，以求在动态中维持平衡，而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人化解问题的方法，其实也是推、拖、拉的配合运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让人摸不着头脑。
长久以来，中国人一方面惯于使用推、拖、拉，一方面却痛骂推、拖、拉为恶习。好像对自己和对别人采取不同的标准，希望对自己的推、拖、拉行为，有所掩饰。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说起来十分可笑，竟然是“由于西方人不懂得推、拖、拉的真正用意，把推、拖、拉看成不负责任、浪费时间、令人厌恶的动作”，以至中国人也盲目跟着起哄，莫名其妙地痛恨推、拖、拉。
由于这种缘故，年轻人亲眼目睹年纪大的人明明自己偏爱推、拖、拉，却一直指责推、拖、拉的害处，因而觉得年纪大的人不长进，不知洗心革面，怒斥之为“老贼”。更加可怕的是，年轻人不推、不拖、不拉的结果，挨了闷棍，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觉得十分冤枉，因而认为整个环境不够现代化，自以为是新新人类而不能自反自省。
首先，推、拖、拉的时候，有没有用脑筋是问题的第一关键。不动脑筋的推、拖、拉，根本就是浪费时间，对于习惯强调“一寸光阴一寸金”的中国人而言，我们可以断定是一种错误的动作。善于推、拖、拉的人，却在利用这短暂的推、拖、拉时间，充分地思考：“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如果没有这么一推、一拖、一拉，连丝毫思考的时间都没有，实在太危险了。幸亏有这么一推、一拖、一拉，还不赶紧用来动脑筋、想办法，更待何时？这才是中国人既聪明又令人看不出来的招数。
其次，推、拖、拉的方向，并不一定朝向别人，有时候也可以朝向自己。若是一味推给别人，有好处不留给自己，对得起自己吗？当然，有坏处都推给自己，不但自己不愿意，别人也会觉得很稀奇。所以推、拖、拉不一定朝向别人，也不一定朝向自己，而是推给最合理的人。有好处，归于最合理的人；有害处，同样由最合理的人来承担。这种合理的推、拖、拉，才合乎中国人所欢迎的中庸之道，无一事不合理，推、拖、拉到恰到好处，自然大家都喜欢。
第三，推、拖、拉可以降低竞争的气氛，不会伤害感情。中国人太喜欢争，似乎无所不争。而且不争则已，一争就很容易不择手段，非争到你死我活，不肯罢休。先哲有鉴于此，为了保存同胞的性命，也为了降低竞争的温度，这才开发出一种用推、拖、拉来争的“以让代争”模式。推、拖、拉看起来像让，实际上也是一种争。不过争得比较斯文、柔软而又缓和，对于容易情绪化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一种保平安的做法。
上司交代部属一件新的工作，部属毫不推辞，马上接受。上司就会觉得这位部属的工作负荷太轻，下次再把新的工作交付给他。如果还是不推、不拖、不拉，照样会给他增加新的工作，造成“软土深掘”的症状，对部属十分不利。万一工作做得不好，还会遭人议论：“什么事情都敢承担，也不想想自己有多少能耐？”同仁眼中，这样的部属不是马屁精，存心讨好上司；便是爱出风头，为了表现不顾一切，反正都不受欢迎。
稍微推辞一下，一方面表示自己并不是闲得没有事做，专门等新差事；另一方面让上司明白自己不争功劳的态度，以免增加上司的麻烦。然后利用这推辞的短暂时间，仔细想一想，这件新工作，由自己来承担合理吗？会不会引起同仁的不满，会不会处理得不妥当，反而引起同仁的批评？会不会让上司觉得原来自己一直在等待这样的工作，有什么不良的居心？
第一章 管理的基本概念第五节 用推、拖、拉来化解问题(2)
思考的结果，若是认为有比自己更为合适的同仁便应该把新工作推给他；如果自己确实比较合适，便可以“当仁不让”，承接下来。不当仁，要礼让，免得做不好害了大家；苟当仁，便不让，再推下去就是不负责任，对不起大家。
对于那些大家不想承担的工作，只要稍微推辞一下，便可以接受，否则有“存心让上司难堪”的嫌疑，或者变成“抬高自己的身份”，那就更加不好。大家都希望承担的工作，应该多推辞几次，抱着“有人要做，我绝不争取；实在要我做，我才承接下来”的心态，以示君子坦荡荡，并无不良企图。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不至于明争暗斗，弄得大家情绪都不好。
推、拖、拉的出发点，仍然是“保护自己”。不引起人家的猜忌，不制造同仁的误解，以免自己成为众人的箭靶，让上司好做事，可以给我做，也可以给别人做，只要合理就好。让同事有面子，至少我推来推去，绝没有“非我不可”的姿态，好像“大家都不行”似的，令人受不了。给同仁面子才是保护自己的最佳途径，而让同仁觉得“不是我争不到，是我让给他的”，好像更有面子。可见推、拖、拉的价值，不容忽视。
中国人最好不要厌恶推、拖、拉，因为舍此之外，找不到更合乎众人需求的方式；中国人也不应该喜欢推、拖、拉，因为推来推去，徒然浪费时间而一事无成，大家都深恶痛绝。中国人必须谨慎地、用心地“以推、拖、拉的方式来化解问题”，惟有圆满化解问题，大家才会觉得推、拖、拉确实可爱。
同样的推、拖、拉，结果可能令人讨厌，也可能令人欣喜。因为中国人把“推、拖、拉到没有解决问题”称为“圆滑”，这样的结果，人人都痛恨；把“推、拖、拉到把问题圆满化解掉”称为“圆通”，这样的结果，当然人人都喜欢。中国人喜欢圆通，却非常痛恨圆滑，同样的推、拖、拉，可能产生不一样的结果，所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诚心诚意地用心化解问题，仍然需要推、拖、拉的过程，既省力又减少阻碍，十分有效。
推、拖、拉的真义
单单一个推字，就含有许多不同的意义。譬如推进，表示用力使事情展开；推延，表示把事情往后拖延；拖延，表示借故将事情推掉。这些可能对事情的进行有利，也可能成为执行事务的阻碍，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再看拖字，也有很多种解释。譬如拖着，表示用力牵引，不使工作落后；拖延，表示推拖延误时间；拖泥带水，表示工作不爽快，不赶紧办理。这些同样有好的表现，也有不良的倾向。
还有拉字，可以说成拉拢，表示用方法进行连系，使事情紧密而易于完成；也可以说成拉开，表示把事情扯开，不产生关联，因而用不着关心；更可以说成拉忽，表示粗心大意，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拉得好，对工作有利；拉得不好，那就对工作不利了。
推、拖、拉原本有好有坏，运用得合理，对事情的进行很有助益；运用得不合理，对事情的开展有阻碍，产生不良的后果。近代中国人，由于受到误导，只看到坏的一面，因此对推拖拉具有负面的评价， 这是不正确的观念。
推、拖、拉只是做事的一种方式，本身并没有好坏。完全看运用的人，动机是不是良好，方式是不是合理，才能决定效果是不是理想。
第一章 管理的基本概念第六节 寓人治于法治(1)
很多人一直用二分法的思维，把中国人的社会，归入人治，而把西方社会视为法治。这种思维方式，不但不能切合实际，而且容易陷入一己之偏见，极为不可取。
世界上不可能出现完全的法治，因为徒法不足以自行；也不可能呈现百分之百的人治，因为再独裁的领导者，都懂得利用法律来掩护自己的无法无天。
我们所看到的，其实不是法治大于人治，便是人治大于法治。我们也不否认，一直到现在为止，西方仍然法治大于人治，而东方则依然人治大于法治。
西方观念，人是人而神是神，人不能变神。神超越人，可以颁布戒律，要求人遵照实行。人实践得再好，也不过成为圣者，不可能变成神。这是西方人无可奈何的命运，终生必须奉行神的意旨，遵照戒律。
中国人的神，可以说大多数都是由人变成的。人死为鬼（归去的意思），鬼如果很懒散，缺乏服务的热诚，就成为懒鬼，当然不能变神。若是富有服务的热忱，久而久之，就变成神。人可以变神，是中国人最大的幸运所在。同时，由于神是人变成的，原本为人，曾经和一般人一样，犯过若干错误，所以不好意思向人颁布戒律，以免遭人反质：“难道你在未成为神之前，也遵守这些戒律吗？”
神既然不敢颁布戒律，便只好以服务来作为典范。让人顶礼、膜拜之余，决心要仿效神的慈悲救人。
西方人模仿神对人颁布戒律的精神，用“法律”来约束其他的人（如图８）。西方文化源自希腊，而最早形成体系的，为希腊神话。某些“超人”、“半神半人”、以及“人面狮身”的人，使得西方的人际关系，以英雄崇拜和权力追求为重心，产生了“奴隶制度”和“殖民政策”的管理方式。
奴隶没有自由，被当做“物”看待，有用才有存在的价值，一旦没有用，就可以牵到市场去卖掉。西方管理，迄今强调人的有用性、有效性，否则就应该开革掉。殖民政策使战败国的百姓成为战胜国的奴隶，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权利，一切都由殖民地的主人代为决定。现代企业的海外投资以及海外并购，实际上也是延续这种殖民地精神，希望以强大经济力量迫使他国打开贸易壁垒，企图控制其人力、技术、资源及市场。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原本就不是“自然的”。这种“人为的”关系，主要是透过契约而完成。法治是保障契约的最佳借口，所以受到宣扬和重视。
中国人仿效神对人不言而教，以实际行动作为普渡众生、救苦救难的精神，用“感应”来影响其他的人。我国文化源自易经，周易是儒、道两家的共同思想渊源。易经披上神秘的外衣，只是“借宗教的力量来弥补道德的不足”，实际上仍以“明象位、重德业”为主，教人先正己而后正人，先修己然后才谈到安人。孔子不主张怪力乱神，却依然断言“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可见“在天命所归的范围内努力奋斗”，同时“以道德良心来抉择决策”，使得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以顺天应人和敦亲睦邻为重心，产生了“敬畏天命”和“近悦远来”的管理方式。
第一章 管理的基本概念第六节 寓人治于法治(2)
姑不论企业主的个人宗教信仰为何，每年农历正月初五开工时，例行烧香礼拜，便是敬畏天命，向天宣誓全员顺应天命的决心。各行各业，都在天命的安排下，明察自己所产生的现象，判定自己在同行及异业之中所居的地位，以求“明象位”。然后以善尽社会责任、重视个人的品德修养来祈求经营方针及相关策略能够正确而且顺利达成。
敦亲睦邻使大家爱家、爱乡、爱本土，当然忠于组织而安居乐业。彼此守望相助，气氛良好，自然近悦远来，不必使用契约、合同而天下人闻风而来了。
亲疏有别、长幼有序才是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关系，如果明定为法律，反而“把原本自发的变成被动而他力发动的”，实在不自然。
儒家的德治观念，主张人人重修身，守法纪，以免“无规矩不以成方圆”。到今天我们高歌“爱拼才会赢”的时候，也不忘“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好运歹运，总是要照纪纲，爱拼才会赢”。这里头包含了“敬畏天命”和“守法纪”的两大重点，可惜大家不了解古圣先哲的明训，竟然唱成“照起工”（应该是“照纪纲”），令人至感遗憾！
道家的无为而治，同样重视人人修身，但是人为的制度总是不够完美的，必须加以否定，才能够提升到回归自然之道的境界。
中国人如果确实了解儒、道两家的道理，最好先把“法治”和“守法精神”区分清楚。中国式管理主张“人人都应该修身，培养守法重纪的照纪纲精神”。但是“管理者应该明白所有的法律条文，一旦形成白纸黑字，就已经不能切合时空的实际需要，而且也已经相当僵化，不足以处理两可或例外事宜”，抱着这种“法是不得已才这样规定的，是在还没有找到最合理的方法之前，勉强拿来应用的”心态，当然不会强调“法治”。
管理者如果管理十分有效，不致借口大家不重视法治，却往往自满于个人的领导有方，具有相当的魅力。只有在管理无效果时，才会大声疾呼，强调法治的重要。由此可见“法治”长久以来，已经成为管理者“无力感”的代名词，而不是当真有厉行法治的决心。
人人守法重纪，是自然的，自发的，也是自动的，这时候不会故意违法或刻意游走于法律边缘，因为自律颇有困难，所以用敬畏天命、以抬头三尺有神明来辅助。
管理者明定制度，但也明白所有制度都是死的，而人却是活的，必须“在制度许可的范围内，衡情论理”，然后才加适当的调整，合理解决。这种寓人治于法治的做法，当然是人治大于法治（如图９）。越是强调法治，大家越觉得有“欺世盗名”的嫌疑，因而越觉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来意指“法律面前人人不平”而抗议司法不公。
第二章 管理的思想形态第一节 太极是一种自然流行的状态(1)
人类的一切，都是人自己想出来的。
管理也不例外，同样是人想出来的。不同时代，不一样的风土人情，令人想出不相同的管理方式。
我们用不着刻意划分什么中国式、美国式、日本式管理，因为它们实实在在存在，只要稍微用心比较，很容易分辨开来。
管理由观念开始，有什么样的管理观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管理行为。有什么样的管理行为，也就产生什么样的管理关系。同样有什么样的管理关系，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管理效果。观念、行为、关系和效果四者，构成周而复始的循环系统（如图１０）。因为什么样的管理效果，必然反过来加强或修正什么样的管理观念。
第一章所列述的若干基本概念，究竟因何而生，从哪里来？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究，才能够确实掌握我们的管理观念。太极造成了我们的阴阳思想形态，使我们在很多地方，产生和西方人不一样的管理观念，这是这一章所要探讨的主要课题。
我们打算从“水”切入，看看它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管理思维。选择这一个切入点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自古以来，便和黄河这一条变化无常的巨河共生存。世世代代都希望能把黄河治理好，从中获得很多宝贵的管理经验。
中国式管理，若是从水的观点来考察，不难发现其中的奥妙。我们的许多管理观念，可以说和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第一节 太极是一种自然流行的状态
中国人的管理经验，很多来自治理黄河。在与水奋斗的过程中，体认出很多宝贵的管理道理。
单独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治水，必须把众人组织起来，而世界上最自然、最庞大、最优秀、最灵活、最有效的组织，便是天地。法天地的组织，还需仿效天地自然的运作。中国人想出太极拳的保健防身法，也就想出了推、拖、拉的太极拳式管理法。一切顺乎自然，并不觉得有什么压力。
令人不解的是，现代中国人学习西方式管理之后，深觉压力强大而支撑不住，这时候为什么不回想一下，我们原本是一个相当悠闲的民族，几乎没有压力的存在，难道没有一些值得大家反省的地方吗？
让我们先冷静下来，从头想一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古老的埃及帝国经过长期的执著，终致僵化而衰亡。同样古老的中华民族，却能够在兴衰交替、循环往复中，周而复始地生存下去。西方学者的“不连续”观念，显然被中国人的“绵绵不绝”的“连续”所否定。
长年以来，许多在外国获得具体成效，被证明完全成功的管理经验，借用到中国以后，却产生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效果，我们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水土不服。
为什么说“水土”不服呢？因为中国人繁衍生息在黄河流域，最丰富的经验不是“水”便是“土”，而两者息息相关，缺一不可，因而孕育出一种“二合一”的“水土”观，认为万事万物，都和水土有关。风土人情，表示人情也离不开风土，而风吹土扬，更需要水的滋润。
我们的管理经验，源自大禹治水，一直延续到清末，仍然以治水为主要施政项目。治水的第一个要领，即为“推、拖、拉”。请问除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国兵法的特征，便是运用“治水法”来作战。孙子一定比较过鲧和禹这父子两人的不同治水方法，鲧所用的是“硏”和“障”。硏便是“堵塞”；“障”即为“防堵”。用堵塞或防堵的方法来治水，一方面要堵塞洪水的满溢，另一方面还得巩固堤防。结果洪水的力量很大，仍然冲破堤防，淹没了广大的土地。帝尧时期，鲧治了９年的水，因失败而被处死刑。
尧传位给舜以后，舜听说鲧的儿子禹十分有智慧，便让禹继承父志，承接治水的任务。禹所用的方法，和他父亲相反，采取“推、拖、拉”的疏导方式，和洪水奋斗了１３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告成功。
《孙子兵法》的《兵势篇》，指出“奔流急速的水，有力量能够将石块漂起来，完全是一种‘势’所造成的”。他认为战场上所表现的种种混乱和迎拒的行动，都属于兵势运用的范围。运用兵势的将领，统率部队与敌人作战，好比转动木块、石块一样。圆形的木石，滚动起来，有如水流一般，机警灵活而较少阻力。若能因势利导，配合作战的需要，必能进退自如。
《尉缭子》也说：“胜兵似水，纵使高山丘陵亦可崩溃。”他是兵家“形势派”的代表人物，形势比人强，实在是中华民族和黄河长年共处的最深刻体验。
太极拳的原理，和大禹用疏导方法治水，根本相同。推、拖、拉之中，全身气血畅通，随时可以照顾各方的需要。全方位相通，莫过于此。
治水的第二个要领，在“人力的运用”。大禹三过家门而不敢进入，不过是一种专心投入的表示，目的无非在明哲保身。
孙子说：“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善战的将领，要在兵势运用上力求占得优势，不可苛求兵员比例的多寡和素质的强弱，老是指责部属的缺失。
第二章 管理的思想形态第一节 太极是一种自然流行的状态(2)
中国式管理不强调“能力本位”，就是“不责于人”的表现。“做得不好便换人”，徒然令闻者心寒，有什么实际的好处？明智的老板，能换到让部属不觉得没有面子，不至引起反弹和反感。换就是，说这么多干吗？
孙子又说：“择人而任势。”依照不同的部属，创造不同的“心势”，当然无人不可用，也无人不乐为之用。古人常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现在更是如此，因为观念大多不正确、脑筋大多不清楚了。
择人任势的要领，也不外乎推、拖、拉的运用。看人说话，因人而异，逐渐形成兵法中的“权谋派”，孙子、吴子都是代表人物。
兵家说“权谋”，是一种面对敌人，不得已的说法。管理不能耍权谋，否则何以面对自己人？讲中国式管理，只要开口说出“权谋”字样，便知不是行家。
治水何必用权谋？对水耍诈有什么用？把治水的工程做得美观些，使人看起来更富有“艺术”的感觉，那才是我们所要做的。
太极是什么？是“一种自然流行的状态”。中国人所熟悉的黄河，变化很大，这种自然的流行，充分表现在太极图中的“反Ｓ线”，一会儿向上，一会儿往下，在一往一返之中，呈现弹性的双轨路径。太极拳所表现的精神，正好如此。中国人的性格，也是忽前忽后、忽上忽下，不一定。
中国式管理，便是合乎中国人性要求的管理。它所依据的思想形态，正是自然流行的太极思想，而其方法，主要也在于推、拖、拉的太极拳法。太极思想没有错，太极拳法没有运动伤害，推、拖、拉十分有道理，中国式管理必然行得通，可惜百姓日用而不知，大多数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至行之日久，年久失修，做出了很多偏差措施，令人深以为憾！
治水有效与否，主要的评量标准在于是否“合理”。太极的自然流行，并非完全根据人的爱好而调节，却常常在“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之中，提升人的精神层次，可见站在客观的立场，对人仍有其好处，只是大多数人不自知而已！
实际的情况是，放眼看去，举国上下都在推、拖、拉，为什么还不敢承认、不肯承认呢？推、拖、拉到合理的地步，一切圆满。但是合理不合理，因各人立场不同，智慧有差异，当然产生不相同的评价。一般人看自己推、拖、拉，总觉得十分合理；看别人推、拖、拉，老认为不合理。孔子希望我们“宽以待人，严以律己”，是不是合乎中国人这种“差别待遇”的需求呢？
太极思想的要旨，在认为“本来就这样”，首先心理上要抱持“不怨天、不尤人”的心态，以“怎么样都好”的心情，用头脑仔细想想，然后“看情势”办事。这种自然流行的方式，不产生什么心理压力，才会自得其乐地“顺势行事”，以求身安心乐。
“论关系、讲交情、看情势”是太极思想在管理上的运用，只要一切做到“合理”的地步，有什么不好！凡怕谈关系、怕讲交情、不看情势的人，恐怕是自己心有不正，或者艺有未精所引起的结果。
只要确实掌握“用推、拖、拉来圆满达成任务”，摒弃“以推、拖、拉来推卸责任，满足自己的私欲”，中国式管理，便没有什么值得非议之处。
中国人的习性像水
人类要求生存，水和空气是不可或缺的东西。一般而言，空气好像到处都有。于是水就成为人类追逐的主要对象。中国人的祖先，绝大多数分布在黄河及其支流的两侧。黄河提供食用水和鱼类食物，成为适宜生存的安身之处，中华文化与黄河的密切关系，使中国人的习性，和“水”十分相像。
首先，黄河河道善于变动。某甲住在河东，忽然黄河改道，变成河西。中国人深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原来一切都“不一定”，风水是轮流转动的！
中国人满脑子都是“不一定”，对什么都将信将疑，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看起来反复无常，实际上是随机应变。因为太多的移动、泛滥，使我们深切地体悟到“看着办”的道理。随时随地，看情况办事，不一定呀！
其次，黄河泛滥会酿成水灾。然而“水灾深水利也饶”，有人遭遇灾害，也有人得到好处。几家欢乐几家愁，使我们明白“有得必有失”，“有失也有得”的阴阳互补原理，以至得到的时候，不会太高兴；而失去的时候，也不会太伤心。纵使获得大奖，也不致惊喜失措，表现得像神经病患似的，令人觉得好笑。再大的灾难，也能够节哀顺变，很快就恢复正常，准备卷土重来。
第三，水的特性，避高而趋下，丝毫不费气力。中国人善于借力使力，甚至于打人都舍不得花力气。一切讲求当省就省，能省力便轻松一些。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懂得悠闲的民族，像水一样，能不动就不动，能够不费力地向下流，当然会流动。中国人做事，看起来好像不十分认真，实际上是用心而不紧张。用心去做就好了，那么紧张兮兮地做什么？
再说，水避实而击虚。被石头或土地挡住，它就暂时不动，不会猛烈地攻坚。石头有缝，水就有缝便钻，由虚处流过去。土块松动，水也就连带着泥土，一起往下流。遇实即避，有虚便乘，永远不停滞。
中国人一看来势汹汹，大多数会采取暂时躲避的态度，以观后效。对于有实力的集团，自然另眼看待，给予更多的优惠。若是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或者经不起试探，马上现出虚弱的体质，那就老实不客气，一切依法办理，甚至还要趁机多要求一些。欺善怕恶和避实击虚，似乎是同样的道理。
第二章 管理的思想形态第一节 太极是一种自然流行的状态(3)
在学习水那种有缝就钻的特性方面，中国人尤其惟妙惟肖。中国人不违法，也不愿意犯法，大家只是研究法律的漏洞，然后极力去钻。法律拿中国人没辙，就是因为中国人专门喜欢做一些法律没有规定的事情，让执法者找不到处置的依据，而大伤脑筋。
水钻土石的缝，人钻法律的漏洞。水把缝冲大，人更能够把缝扩大。中国人常说善门难开，即是此理。还有，水在平地流动，并没有发出什么声音，但是遇到不平的险阻之地，就会发出巨大的声音。这种不平之鸣，到处都可以得到印证。
中国人喜欢和人家比来比去，凡是自己占便宜，得到更多好处的时候，内心十分舒坦平静，大多不会表现出来。惟恐表露出来，引起他人的不平和抗争，影响到自己既得的权益。以至暗自高兴，却始终不动声色。但是比来比去的结果，发现自己有吃亏的地方，心中不平，马上会反映出来，同样是一种不平之鸣。
最为显著的地方，莫过于水的力量不大，至少给人的感觉，不如火那样猛烈，反而有柔软和蔼的样子。可是一旦蓄势待发，那股威力，确实令人畏惧。势越强，所产生的力量则越大。
瀑布由天而下，势不可当，向下冲击的力量，相当巨大而可怕。中国人最知道造势的功能，可以说一抓住机会，便要造势。只要造势成功，到了势大力大的时候，予取予求，似乎是举手之劳，丝毫不费劲。形势比人强，应该是中国人从水的表现所体悟出来的道理。时机固然重要，可惜只能等待而难于创造，往往可遇不可求。情势却能够由自己来创造，只要造得出来，英雄不怕出身低，照样可以大声说话，展示威力。
大禹治水的故事，告诉我们治水的方式，以疏导为主，防堵并不是最有效的方式。中国人因而明白威武不能屈的道理，越防堵越要设法加以突破。和中国人相处，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顺性而为，顺着中国民族性和中国人打交道，自然省力而有效。
水流不断，象征生生不已。中国人对传宗接代，延续生命，大多十分在意。子随父姓，成为父子血脉相连的外在标记，而有子继承父业，则是人生价值的指标。
水似柔却刚，中国人喜欢内刚外柔，内方外圆，心中有原则，而且十分坚定，表现出来的，却是相当随和，好像怎么样都可以。中华民族看似软弱，有时还带点懦弱怕事的味道，但是几经外侮，却能够显现坚强无比的不可征服性。我们敬天、事天、顺天，有时候也会大骂老天爷不长眼睛。
黄河性情暴虐，却也有平静的时候。由于泥沙淤积，水流缓慢，呈现凝重细腻的本色，祥和宽大的气氛。中国人爱好平静的黄河，害怕它暴虐的一面，因此特别重视和平的可贵，一切以和为贵。平时温柔敦厚，能忍则忍，同时择善固执，以和平为不易的理想。只有在忍无可忍的特殊时期，才会雄健刚烈，勇不可敌。
众多支流的黄河，看起来各有不同的特性。但是最后一起流入渤海，形成合于一的局面。分争合流，也是中国人的习性之一。大圈圈之内有小圈，小圈圈之中，还有小圈圈。组织内部，派系之争不断，一旦遭遇外敌，却能够摒弃派系的利益和争论，一致对外，既斗争又联合，一点儿也不矛盾。
中国人彼此骂来骂去，但是每到一个地方，总喜欢打听中国人聚集在哪里，大家又凑在一起。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黄河的流动和盈缩，可以看出端倪。山性使人塞，山区人的向心力是闭塞的，排外的。水性使人通，明白水性的人，向心力是通达的、开放的。人在曹营，照样可以心在汉，从这一种观点来看中国人，就不致误解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归属感了。
我们有依附感而缺乏归属感，说起来对世界大同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中国人这么多、疆域这么大、资源这么丰富、历史这么悠久、文化这么高明，加上归属感这么坚实，请问其他的民族，怎么和中国人竞争呢？
中国式管理，讲起来就是水的管理。和美国式管理偏向火的管理颇为不同。我们主张以柔克刚，先礼后兵，继旧开新，生生不息，无一不和水有关。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孕育出中华民族，也形成了中国式管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中国式管理是否有效，要看我们如何合理运用。用得合理，自然效果良好。
第二章 管理的思想形态第二节 跳出二分法的陷阱(1)
现代人的思维法则，受到西方的影响，喜欢采用“二分法”。把一件事物加以分析，“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再从中选择其一，作为答案。看起来清楚、明确，好像是非十分明白，而且简单明了。例如唯心、唯物的争论，便是将本体分析再分析，结果产生“唯心”和“唯物”这两种不同的主张。哲学家如果从二中选一，那么不是唯心论者，便成为唯物论者。西方的管理，沿用这种思维法则，把人“分”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将管理的气氛划“分”为人治和法治。
中国人的思维法则，本来不应该如此。由于太极的启示，中国人擅长在“一分为二”的分析之后，“把二看成三”，在相对的两端，找出中间的灰色带，也就是二“合”为一地把两个极端的概念统合起来，形成第三个概念。
例如唯心、唯物是两个极端的概念，中国人看出两个之外的第三个概念，叫做“心物合一”，因而统合了唯心和唯物，成为心物合一论。
中国式管理，承袭太极思维法则，把人看成三种。老板是管理者，员工是被管理者，而介乎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干部，则一方面是管理者，一方面也是被管理者。至于管理的气氛，中国式管理不主张在人治和法治之中选择一种，却十分实际地“寓人治于法治”，说起来实施法治，运作时却有非常浓厚的人治色彩。
二分法是必要的罪恶，长久以来，成为西方学术界常用的借口。西方人重“分”，喜欢用分析法，一分为二，二分为四，这样一直分析下去，弄得支离破碎。专业化的结果，很难找到整体化的解决方案，正应着庄子当年所说：“天下的人多各执一察以自耀。”一察就是一端，看到一个部位，便要以偏概全。好像耳、目、鼻、口一般，各具相当功能，却无法互相通用。
中国人原本的想法，既然二分法是一种罪恶，为什么不设法避免？一分为二之后，当然可以二合为一。中国人不反对分析法，只是在分析以后，必须加以综合。中国人重“合”，以综合法来统合经过分析的东西，称为“全方位的观点”。
中国式管理，同样讲求全方位。庄子说：“万事有所分，必有所成；有所成之后，也就必有所毁。一切事物，若是从通体来看，既没有完成，也没有毁坏，都复归于一个整体。”
把二看成三，便是分析成为二之后，不要二中选一，因为“二选一”的结果，往往趋于极端。梁漱溟指出：“把一个道理认成天经地义，像孔子那无可无不可的话不敢出口。认定一条道理顺着往下去推，就成了极端，就不合乎中。”他认为“事实像是圆的，若认定一点，拿理智往下去推，则为一条直线，不能圆，结果就是走不通。孔子“无可无不可”的主张，即是把“可”与“不可”这两个极端的概念，看成三个。把二看成三，才看出一个“无可无不可”。
依西方二分法的标准，无可无不可根本就是是非不明，不敢负责，不愿意明说的表现。受其影响，现代中国人不了解“无可无不可”，竟然也跟着鄙视起来。
中国式管理依据无可无不可的原则，凡是两个概念，都能够看出三个，无形中又多了一种选择，所以弹性更大，包容性更强，其实就是“合”的效果。
例如西方劳资对立，员工是劳方，资本家是资方，双方往往各执一词，很难达成协议，更不容易建立共识。各说各话，划“分”出不同的立场，然后讨价还价，才勉强和解，但是其中的问题，仍然存在。
中国式管理把二看成三，在劳资之外，看出一种“介”方，也就是媒介的意思。平时老板和员工之间的沟通，尽量采取间接方式，透过干部的承转，养成习惯之后，一旦劳资有不同的看法，自然也会透过干部，让老板拥有回旋的余地，比较容易化解问题。不像现在这样西方化，劳方遇有问题，都要与老板面对面直接沟通，弄得老板不像老板，失去应有的尊严，干脆一气之下，关门不当老板，结果还是员工更加倒霉。
有问题必须解决，乃是西方式的管理心态。西方一分为二，问题只有“解决”和“不解决”两种选择。于是解决的视为负责、尽职、有担当；而不解决的即视为不负责、不尽职、缺乏担当。中国式管理，把二看成三，知道不解决不行，问题一直持续下去，终究
有一天会恶化，以至无法解决，或者更加花费成本。但是解决也不行，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了，势必引起其他的问题，甚至爆发更多、更麻烦的问题，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岂不悔恨已晚？
在解决和不解决之道中，有一条“合”的途径，称为“化解”。中国人喜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便是在无形中既“解决问题”，又避免后遗症，或者把它减到最少的地步。“化”的功夫了得，是中国人的太极功法，看起来没有什么动作，实际上把所有问题都化解掉，化到好像没有问题要解决，这才是把二看成三的实力。
第二章 管理的思想形态第二节 跳出二分法的陷阱(2)
二分法与三分法之争
西方人一直拿“二分法”没有办法，摆脱不掉二分法的陷阱，不得已把它称为“必要的罪恶”。
中国人讲阴阳，很简单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轻易地破除了二分法的思考障碍。阴阳并不代表两种不同的东西，它不过是“一”的不同变化。阴可以变阳，阳也能够变阴，一切无非是阴阳消长的结果。由于阴阳消长的动态表现，使得宇宙万象，时刻都在变易，也助长了中国人脑海中“不一定”的观点。“不一定”如果和“一定”相对待，那就是二分法的思考，因此中国人的“不一定”，实际上包含了“一定”在内，而一定的时候，也会有不一定的可能性，可见中国人的不一定，其性质也相当不一定。
有一位老板，很热心地自己开车送笔者回新竹。那一天我们在车上谈了很多问题，快到新竹的时候，他问：“究竟是运气重要，还是努力要紧？”
笔者回答：“当然运气要紧。”
他非常高兴，接着说：“果然如此，运气好的时候，好像挡都挡不住；运气不好时，再努力也没有用。”
笔者又说：“但是，不努力怎么证明运气好不好？所以还是努力比较重要。”
他刚开始愣了一下，很快就笑了起来：“对！对！努力和运气两样都重要，不努力不知道运气好不好，运气不好再努力也没有用。”中国人的易经素养，毕竟随时可以突破二分法的困惑。
当前社会上的万般乱象，说穿了不过是“二分法”同易经的“三分法”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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