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同意微软在中国的反盗版策略。主张对中国企业“重销售，轻打击”。
397三，不同意微软在中国有四个窗口：主张微软在中国只能有一个面对市场的窗口。
四，总经理应有人事权。她的起码的“人事权”以及对“人”的基本原则受到挑战。
关于第一点，她与方兴东的想法不谋而合，至于微软的价格政策，已如前述。第二点，她倒是没有像方兴东那样，暗示大家都去“盗版”，但作为微软中国公司的总经理，吴士宏必定知道，微软进入中国多年，销售软件无数，每卖出一个“正版”就会遇到好几个“盗版”，而诉诸法律的打击盗版之举，却只有“状告亚都”一次。
究竟还要怎样，才算是“重销售，轻打击”呢？吴士宏没有说，但她的陈述表明，她其实更加在意的是后面两条“分歧”，因为全都涉及到总经理的权力。第三条的实质是，这位总经理不能独自成为微软在中国的代表。第四条意味着，这位总经理在决定公司员工的取舍进退时，遇到了阻力。吴士宏直言不讳地说，这是“我与微软最无法调和的”，所以“只有以辞职拒绝”。
然则事情的真相不仅止于“总经理的权力”。
398不论吴士宏本人怎样陈述她的辞职缘由，我们细检其自叙体书籍以及她昔日同事的陈述，可以知道，吴士宏与微软的冲突有一条明显的线索，这就是由她本人倡导的“本地化”的方针。她在上任第一天，即宣布自己的方针是“全面本地化”。她说，她的理想就是把“微软中国”做成“中国微软”。
聘任生长于大陆且完全没有西方留学背景的吴士宏，代替出生于台湾的原总经理杜家滨，这一举动和后来李开复在本地学者中招聘研究员的行动，大致都可以证明，微软公司在中国的方针本身就具有“本地化”的明显倾向。不过，公司在吴士宏就任之后，还将杜家滨改任总裁之职，留任数月，与这位吴总经理并列为“双人马车”，证明它并不想将“本地化”的进程操之过急。
即使对于像微软这样的外国公司来说，“本地化”也是必行的道路，其“平稳过渡”的方针，乃是大至国家小至任何一个机构的通常做法，本来无可非议。微软的问题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它遇到了吴士宏。
有足够的迹象表明，吴士宏与杜家滨的纠葛，在这架“双人马车”拉起来的最初几个星期，就已经开始。
399诸如此类的事情在中国司空见惯，无数机构中，两位主要领导者之间都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冲突，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这是一种很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其间是非的天平，无论怎样摇摆，都扯不上什么“民族大义”。假如不是因为这家美国公司中某些特有的行事规则，这种人事纠葛就会以中国人的方式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
对于杜家滨这个人，熟悉他的下属中，有相当大的一群抱有好感。但杜家滨有可能在一件事情上处置不当，至少也是没有看懂中国官场上一种特别敏感的情形。他在私下的言谈中每每流露，吴士宏的就职总经理，乃是他一力保举的结果，甚至在某些公开场合，有意无意地给人留下印象，是他将吴士宏带进微软来的。了解吴士宏的人说，此人有一些特别敏感的神经不愿意旁人触及，像“吴士宏是杜家滨找来的”一类的话，正是她不愿意听到的。后来她的下属在很多场合遭到她的指斥，就是因为没有小心遵循这些原则，但首先是她的“搭档”杜家滨从一开始就犯了“大忌”。
杜家滨的“错误”当然具有中国色彩。因为在微软公司的招聘制度中，以一个同样级别的人来做面试考核，400并非反常，即使是一个级别较低的人来推荐他的上级人选，也是常有的事。陈宏刚对这种情形曾有一句解释：“你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比自己更棒的人来当你的老板，那是非常值得荣耀的。”吴士宏无从理解此种情由，所以也就很自然地以一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做出强烈反应。她毫不掩饰对杜的这类言谈的反感，认定自己进入微软是和微软公司之间的“双向慎重选择”。杜就算不在她的领导之下，也是在平起平坐之间，又有什么资格把她挖来。
问题更在于，杜的周围原本就聚集了一帮子人，比如那个公关经理尚笑莉，就极有可能是杜家滨的亲信。不然，她又为什么屡屡为杜家滨、张湘辉和李开复这些人效力，而不将自己放在眼里？
尚笑莉其人，聪明敏感，热情而知分寸。年龄不大，却已有8年在外企工作的经历。同事们都习惯叫她的英文名字“希拉（Sheila）”，就如同把吴士宏叫做“朱莉特”。
尚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口流利的英语，满脑子西方的观念而少有中国人的习惯。平心来论，具有这样背景的女孩子，与长期置身于外企的吴士宏应当不难沟通。但401当尚笑莉敏感地意识到吴总的“敏感”之后，惊讶地发现，每逢吴总在场的时候，她就非常紧张。
事态的发展证明，尚并非无病呻吟。那一天，微软和另外一个机构签署一个合作协议。仪式挺正经，尚请公司的两位老板，杜和吴，都来参加。但吴总认为，这样的会议只能一个“总”参加。这叫尚很为难，因为微软负责谈判的项目总监已有电子邮件明确表示，此项谈判在过去几个月中始终由杜负责，所以最后仪式应有杜本人在场。最后的结果，仍是两个“总”同时出席。接下来发生了差错，按照尚后来的说法，是一个“挺尴尬的小插曲”，但吴显然认定兹事体大，不然，她就不会在书中对此详加陈述，还写道：“总经理是公司形象的主要代表，怎能如此糟踏戏耍？”根据吴士宏的自述，事情大致如下：有一天快下班时，一位下属来找她，邀请她与总裁一起参加第二天与邮电总局的合作意向签字仪式。她仔细询问需要有何准备，被告之，一切不用操心，只要坐在那儿被介绍一下就行。次日她进得会场，在50多位记者面前谦逊如仪，待贵宾和总裁就位后再落座。会议立402即开始。但就在这时，令她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有人宣布“由微软中国公司新到任的总经理介绍来宾”。她在“突然袭击之下”没乱阵脚，但却发现自己完全不认识面前的人，手中的名单居然也是错的，求助左右不得要领，只好向大家承认自己新来乍到，准备不足。这时候总裁大度地拍拍她的肩膀表示安抚，她却觉得自己“咕噜噜咽下去十几颗打落的牙”！
这一段叙述后来为尚笑莉证实。不过，尚还补充了一些吴没有提到的事：吴士宏那天先是迟到，后来在介绍与会者的时候连连发生错误。作为公关经理，尚认为，总经理也许对会议安排不能详知，才会这样措手不及。
但说到发生差错的原因，尚提到的一些事却与吴的看法不能吻合。尚说，她确实没有在事前向吴士宏当面报告会议安排，但她也没有向杜家滨当面报告，她已把全部会议内容，包括参加者的姓名以及背景、时间、议程，以电子邮件方式送给两位老总。“这是微软的工作方式，真的不是和她为难，”尚这样说，“任何一个微软员工，不论是老板还是下属，也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责任每天看完自己的电子邮件，不能拖延。”当她发现吴总经理403迟到并且漏洞连出的时候，就估计吴没有看到她发出的电子邮件，不禁有些内疚，但她始终认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并无失职。
在外人看来，尚的陈述即使全部属实，依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过失。但是问题并不在于事情本身的正误，而在于事情之外的差异。尚笑莉犯了和杜家滨一样的错误：只知道按照微软的方式行事，根本不问，一个不了解微软的中国人能否接受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应。
更要紧的是，吴士宏不能同意这一连串差错乃是出于无意。这件事情之后，她说自己“仍守着虚怀若谷、谦虚谨慎的既定原则。中招吃绊先要怪自己功夫不到，连防身都不能，还谈什么坐江山打江山？”但她还是通报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总经理将不与总裁在公共场合共同出现。”一年多后，她已辞去总经理的职位，仍对此事耿耿于怀，却又忽略了关于“电子邮件”的一段情节，这就难免让尚笑莉觉得委屈。当微软大中华区总裁布莱恩．尼尔森(罗迈克的前任)依据吴的报告向尚提出质询的时候，尚情急火燎地申辩道：“你可以查电子邮件的记录。”
404布莱恩知道这些婆婆妈妈的细节之后，终于理解了尚的处境。尚将同样的解释再次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给吴总经理，希望得到积极回应，但吴总在心里想的是：“不管是有意设局还是粗疏草率，这个‘事故’都是无可原谅的。”诸如此类的事情以后又发生过几次，尚整天小心翼翼，但还是不能令吴总满意。比如有一次她安排吴总接受一位记者的专访。吴总兴致勃勃地大讲了一番培养人才的道理。可怜尚没有想到细心检查记者的稿件，导致记者也犯了与杜家滨和尚笑莉同样的错误。报纸上出来的文章叫做《培养接替我的人》。记者问，吴总答。“编者按”在开头说，杜家滨培养了吴士宏，现在，吴士宏又在培养新人啦。文章的末尾还说，吴士宏表示，她在公司要培养3个接替她的人。
可以想像吴士宏的气愤。她将尚招到办公室，质问为什么把她根本没有说过的话当作她说的：“你说我要培养哪3个人？我有这么多经理，哪3个？”尚听得心惊肉跳，感觉到总经理是在指责她挑拨离405间，赶忙辩解，那是记者的专访，她实在不知道是记者听错了还是别的原因，也许这只是虚指。
但吴总不容分说，又把老账翻出来，认定这是尚笑莉一伙儿再次向她发难。
尚觉得自己的前途这回真的完了：老板已经不是就事论事，而是针对她这个人。公关经理闹到这种程度，要是还不辞职，那就只有让老板来“炒鱿鱼”了。但她还是要把事情澄清，她跑去找那位记者，委婉地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将录音带要过来，交给总经理核实，结果发现所谓“3个人”之说，真的是出自总经理口中。
那记者忠实原意，并无虚构，倒是吴总贵人多忘事，不记得自己当时信口说了些什么。尽管如此，吴士宏仍然不肯原谅属下。但这时候尚已经不再内疚，她相信总经理心里真的是有“3个人”。
事情很快闹得满城风雨，同事们本来从不把报纸杂志上的文章当作一回事，现在倒全都找这文章来看，在楼道里面碰到尚，就笑：“冤枉啊。”
“她认为我不是她的人，是杜家滨的人，”尚说，“实际上我不认为我是什么人的人。我一直是按照自己的想406法做事情。”她觉得委屈，在她看来，任何一个不带成见的人，比如说李开复，即使发生了那样尴尬的场面，也会一笑置之，绝不会说她成心捣乱。
此后数月，麻烦接二连三地发生，尚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吴总对她抱有这样的敌意，其实她还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的处境有多糟。实际上，吴总把解聘书都给她准备好了，罪名是“失职”。吴士宏的老板罗迈克知道了此事，挺奇怪地向左右询问：“希拉一直很努力，半年前的考评结论还很好呀，怎样突然就一无是处了？”这个美国人当然不能懂得中国的“国情”。其实，很多人的“罪过”，不是因为事情没有做好，而恰恰是因为把事情做得太好啦。尚笑莉以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公关经理之职，在半年前把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成立庆典搞得有声有色，两个月前又把微软中国研发中心在深圳的“维纳斯发布会”做得挺热闹。按照常例，下属的成功会让老板自豪，但吴士宏不同。根据微软公司一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叙述，“这两件事有可能让吴士宏特别恼火。尚在吴的手下，却去帮李开复和张湘辉。不给她一个厉害看看，她就不知道自己的老板是谁。”407但另外一个更加了解吴士宏的人，显然看得更加深远。根据他的说法，吴士宏是“从夹缝当中长出来的小草。所以她对周围的事情一直是防备心态，很敏感，不开阔。碰到一点小事，就很容易认为是有人要压她”。这样的心态促使她在每一件事情上争强好胜，不甘为人下。
但有时候却陡然冒出神经质的反应，令旁人觉得异常。
吴所信任的一位下属曾经说，他对吴士宏的印象还不错。
“她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很努力地工作。感性化，而不是很理性的人。”但是他怀疑，“她过去在外企曾受过外籍人的欺压，所以对他们有一种本能的对立。”他举例说，吴曾要求把公司过去印制的宣传品中凡有杜家滨形象的全部销毁。“狭隘还是什么？我不好说了。感觉是一个女人心。其实她对我没有什么不好。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合适。”这话至少有一个地方不合适，狭隘本不分性别。女人的小心眼当然有，但有时候一个挺大的男人，心眼也有可能小得穿不进一根线去。
不管怎么说，狭隘所具有的破坏力，比人们通常所能想像的要大得多。张湘辉的“中心”和吴士宏的“公司”在同一层楼上，所以张对所发生的一切都能清清楚408楚，他对李开复说：“很显然，朱莉特在整希拉。”李开复在获悉楼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之后，决心出来拯救尚笑莉。他对罗迈克说：“希拉的事你一定要管。她是冤枉的。”
他还建议罗迈克找张湘辉谈谈，甚至可以找人力资源部经理谈谈。罗迈克还没有反应过来，张湘辉也来找他了。
这让罗迈克更加惊讶：怎么一个人的去留，居然引起公司这么多高级主管的关注呢？
尽管微软公司里很少有人能够一手遮天，就算老板，也不能随便把一个员工开除，但尚还是不得不考虑离开的问题。人家问她为什么要走，难道是不喜欢这个地方？
她嘴上说“很喜欢”，心里想，“是啊，为什么要离开？”
她给第五层的李开复发出电子邮件，只有一行字：求职。
仅仅30分钟后，她就收到李的回信，也只有一行字：“你来谈谈吧，现在就可以来。”她当即跑下楼去。“真是不可思议，”尚后来说，“那么快。”还说，她从六楼跑出来的时候，没有一点伤心的感觉，“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出笼的小鸟，能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又不离开微软，特别开心。”但吴士宏对尚说，公司要对她的问题拿出一个意见，409在此之前是不可以走的。
尚还不知道，那个“意见”其实是一纸解聘书，但她还是意识到自己处境不妙，于是去找罗迈克申诉。罗迈克已经有了李开复和张湘辉的劝告，早有准备。他说，他看不懂这么些复杂的问题，但他愿意听尚解释。等到他终于弄清楚了一些事情之后，又问她为什么要到研究院。她说，就是为了开心，“我在楼上很久都没有看到人们的笑脸了。我自己也很久都没有笑脸了。大家全都愁眉苦脸，好像有一种情绪在蔓延。”罗迈克不再说什么，当即就给吴士宏发出电子邮件，说他不同意解聘尚，还支持尚到李开复的研究院去。这令吴总失望。她再一次发现，她想做的事情总是做不成。
她后来在自己的书里说，总经理的人事权受到挑战，想来这件事是例证之一。
围绕“尚笑莉去留”这件事，公司若干高级主管所发生的分歧，显然有着更大背景居中发生作用。那就是，吴士宏明显地在公司的“本地化”方针中塞进自己的意志。她将矛头指向那些“糟踏戏耍”她的人，并且开始410建立自己的队伍。当杜家滨终于离职他去的时候，这个进程加快了。吴在她原来供职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中寻找她信得过的人，请到微软来。希格玛大厦里原来一帮经理，大都是香港人和台湾人，现在纷纷感觉新老板的“全面本地化”，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道“逐客令”。
那些日子，公司人心惶惶，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味道不对，其中一位对朋友说：“听到‘本地化’，起一身鸡皮疙瘩。”
但吴士宏不仅没有“鸡皮疙瘩”，而且大刀阔斧。“外籍人”越来越少，“自己人”越来越多，以至她终于觉得可以在“八仙别墅”来一次聚会了。当一个机构气氛异常的时候，就连谁去谁家吃饭也不是一件小事，因为这有可能成为“划线站队”的标志。当日有缘参与这次“八仙别墅”聚会的共约20人，根据一位在场者的回忆：都是吴在感情上亲近的人。席间大家纷纷举杯，吴对众人说，我来之后，各位都得到提升啦。
外籍经理纷纷离开，周围越来越多的面孔让吴看了宽心。但还有一些东西不顺眼：上班没个钟点，不拘礼仪，一点不懂人情世故，只知道趴在电脑前，电脑旁边堆着零食。最难忍受的是微软员工的衣服乱七八糟，脚411穿拖鞋，蓬头垢面，这哪里像个正经的外企呢？有一个时期，她在公司的高层管理会议上总是提出上班打卡的问题，还有穿西装的问题。如前所述，微软的人穿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穿西装的。他们可以加班，只要高兴，连续几天不睡觉也行，但就是不肯遵循一个一成不变的作息时间。现在，这一切都要改变。
这些事情看来都是细枝末节，与公司重大决策无涉，但是吴很认真。事实上，她允许部下当面叫她“朱莉特”，而不是“吴总”，表明她已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微软文化，但她仍在试图改变微软文化中那些她不喜欢的东西。改变公司的无拘无束之风，装上一副“正经模样”，正是把“微软中国”变成“中国微软”的重要环节。如果她真是这样认为，那可就糟了。因为，就算是她最信任的人，也对她的这一套不以为然。倘若是在国际商用机器那样的公司，就算你现在不准员工们西服革履，恐怕都做不到。但微软不同，这里全都是一些自由自在惯了的年轻人，要他们把自己包在西装里，用领带拴了脖子，按时上下班，他们不仅不会接受，而且还会在背地里当作笑料。那些天，希格玛大厦就有人说了一句话：“在吴总的412英明领导下，微软的标志都快变成蓝色的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标志是蓝色的，所以有”蓝色巨人“之称）。”又有人质问：“说微软是大孩子玩游戏。可是为什么3万多个大孩子玩出世界最大的软件公司？”吴总不管这些，她一意孤行。但在经过了一次偶然的小事之后，她也许会意识到，她的“本地化”方针，出现了失败的征兆。那一天，她走进希格玛大厦一楼大厅，看到一位下属居然还是穿着一条牛仔裤，当场喝问：“你怎么啦？”然后指着旁边的人说，“你应该穿他那样的裤子。”可是大家低头一看，那人腿上也是一条牛仔裤。
更大的失败还是销售业绩不能振作。那一年吴士宏没有完成原定的销售指标。“她很努力，但收效甚微。我觉得她说的许多事情都没有实现，”一位微软员工这样说，“这在微软高层管理人员是不行的。”吴在她的书里，对于很多小事都能条分缕析，不厌其烦。但对这件不算小的事可就有点含糊，一会儿说“下滑到谷底”，一会儿说“开始回升”，一会儿又说“显示负数”。不论是什么解释，都不能证明是成功的。不过，公平地说，吴的销售不振，实在也是因为她的运气不佳，不是遇上特大洪413水，就是遇上“北约轰炸”，还有一些知情者不便启齿、外人又不能深悉的缘由。有经验的外籍人员大都抱着不合作的态度，他们甚至在吴上任前夕拚命向代理商送货，让前任老板完成了最后一年的销售额。等到吴上任之后，代理商的仓库里面已经装满了积压货物，不卖完就不肯进货，新年度的销售额自然无从递增。这样看来，我们不能将销售下降简单归咎于吴士宏一个人。但追究背后的原因，又是因为她的“本地化”操之过急，以致员工疑虑重重，不能同心协力共渡难关，其情形有如尚笑莉的抱怨：“过去，微软从来没有为人事纠纷而烦恼，不会为怎样面对老板而烦恼，只会为产品卖不出去而烦恼，为课题做得那么烂而烦恼，为自己没有更聪明而烦恼。
现在，这是怎么啦？“到了1999年夏季，就连吴士宏也不能抑制内心的烦恼了。无论她后来怎样陈述自己的辞职理由，有一点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她已意识到她的”本地化“根本无法做到，就像她自己说的，”至无法调和时，我只有以辞职拒绝。“实际上，失败在更早的时候已露端倪。当日她的属414下中纷纷离去者并不独为外籍员工，而且也有很多人正是”本地化“的中坚力量，其中有四个人－－陈蕾、尚笑莉、王瑾和夏鹏，顺着楼道下到第五层，到研究院来就职了。吴士宏昔日的这些下属中，说起来没有一个人是反对外企”本地化“的，可是他们又全都不能赞成吴的一些办法。其中一个说：”她操之过急，铸成大错。“
这话好像是在感叹两败俱伤。在吴的“本地化”的进程中，她本人固然落败，微软又何尝成功？然则还有一件事情不能不重新提起。我们此前曾经说到，比尔．盖茨所谓“正反馈理论”，在人才的方面正在出现新例证，也即聪明人喜欢和聪明人呆在一起。现在，在那么多聪明人纷纷离开聪明的吴士宏之后，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理论的实现并非是无条件的。
1999年7月，微软轻描淡写地宣布了吴的辞职，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希望大事化小。然则吴士宏却正好相反，她要说的话很多。投向微软的众“矢”之中，又加了一个《逆风飞》。封面以蔚蓝底色烘托，吴士宏端坐正中，衣着华丽，仪态安详，一群被虚化的男人环绕在她身后，415就像众星捧月，又像众叛亲离。著者“吴士宏”三字为鲜红颜色，字号之大，也许开创了出版界的一个纪录。
书的发行收到奇效，将她的一次失败经历变做成功之举。
版权页注明印数为9万册，据说实际印数更多，很快便闹得满城风雨。她的名字和她的格言在全中国的报纸上频频出现，她的微笑和她的声音也在电视节目里亮相。可是微软一言不发，摆出一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样子，让喜欢看热闹的人有些失望。人们并不知道，微软中国公司的员工全都接到老板指示：不得对吴士宏发表攻击性的言论。
这场风波的中心－－北京知春路上的希格玛大厦，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李开复始终置身事外，现在看到满世界这么热闹，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话：“闹到这个地步，我真搞不懂。”如果没有限制，人的智慧是无止境的李开复毕竟是个美国人，不能了解那些五花八门的“中国特色”。但他是个科学家，又是院长，对于自己应416该做的事情无论钜细都能洞悉无遗。1999年的7月、8月和9月，直到10月前半个月，他的脑子里面都在想着一件事：向比尔．盖茨直接汇报他在北京的工作。
李开复虽然来到微软公司还不到一年，但他早就知道：“在微软，能向比尔．盖茨直接做汇报被看作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美国出版的各种关于微软的读物上，“向比尔汇报”成为最引人入胜的章节之一。那间幽暗、典雅，让一张古铜色大桌子挤满了的董事厅，是微软员工证明自己能力的最佳场合，也是无数人晋升的阶梯。当然，在微软公司的3万多职工中间，还有另外一问一答也相当普及：“你最怕什么？”
“比尔叫我去开会。”
从人的本性上来说，当你面对一个“世界首富”的时候，心里有些不太自在也属难免之事。但微软员工在这种时刻的紧张和神经质，更由于比尔．盖茨几乎了解所有技术细节，并且能够极为迅速地抓住问题的关键，穷追不舍。一旦他不能得到满意的回答，就会抑制不住地跳起来，咆哮如雷。当他知道员工在这种情况下的恐417惧和担忧时，有意轻描淡写地说：“我可以理解，员工第一次碰到我，或者其他高层管理者，会感觉紧张，我自己可能也会这样。但这种情绪很快就会过去，所有的人都会把注意力集中到面前的问题上。”依照微软的既成制度，产品小组的工作，须经由四级经理方能抵达公司“御前会议”，惟有4家研究院，能够通过副总裁里克．雷斯特直接向比尔．盖茨汇报。所以李开复说：“这在整个公司中独一无二。”亦可证明比尔．盖茨对于科研青睐有加。不过，在微软每年展开的数以百计的研究项目中，比尔．盖茨通常只考察其中8-10个，而且总是在项目开展两年以后，直到有突破性进展的时候才会给予关注，所以，真正用在研究院上的时间，乃是真正的“贵精不贵多”。他大约每年听取3次关于研究院的汇报，每次两个小时。美国研究院因为拥有最大规模－－近400人，以及最老资格－－8年历史，所以每次都能占有其中大部分时间，剩下的时间，则由北京、剑桥和硅谷的三个研究院分享。究竟谁能得到机会，完全由里克．雷斯特根据工作展开的情况来确定。
1999年的6月，里克．雷斯特来到北京参加“21世418纪的计算”大会，看到研究院的一些出乎意料的成果，就对李开复说，他原本希望把研究院向比尔．盖茨的第一次汇报，安排在2000年2月，因为他料想直到那个时候才能有一些值得报告的事情，但现在，他要将汇报的时间提前到1999年10月了。
可以想像，在这样一种情形中，研究院既无暇关心“科索沃硝烟”，更不会在吴士宏的“逆风”还是“顺风”
上花功夫。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加快所有研究项目的节奏。
这时，研究项目已全面展开，主要线索也清晰起来，大致有二：张亚勤小组、张宏江小组和沈向洋小组，集中在网络多媒体领域；李开复小组、王坚小组和黄昌宁小组，集中在中文信息处理领域。
李开复的想法是，要在3个月中拿出可以让比尔．盖茨看得见的成果。在一番仔细权衡之后，他觉得那些多媒体项目虽然“最酷”，但难度更大，也需要更长时间方能见效，相形之下，中文的拼音输入和语音系统最有希望在短时间里取得突破。
语音识别的研究节奏加快了。李开复原来拿大部分419时间去和方方面面打交道，真正用来研究的时间只有十分之一。现在他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强迫自己至少将四分之一的精力放在科研上。看来，仅仅依靠邸烁和陈正不足以应付这样的局面，他们的根基毕竟太浅，前进到一个高度就难能继续，有时候还会犯一些低级错误。
以目前情形论，就算他能够容忍错误，也不能容忍延误时间。幸而这个夏天希格玛大厦人气冲天，新人不断。
李明镜在7月间终于了结前缘，把自己发明的全部“汉王技术”留在“汉王”，只身来到希格玛大厦。对于李开复来说，这已足够，他要的是这个脑袋而不是别的什么。
高剑峰也来了，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然后进来的是黄超－－中科院自动化所博士，和周健来－－中科院声学所博士。最后是张益肇，他是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张益肇这个人，有着与李开复大致同样的经历。出生在台湾，自幼赴美读书，又加入了美国籍。从外表看上去，他必定是属于那种无论吃多少东西都不会胖的人，消瘦，但却大脑发达。衣着随便，待人随和，如果不是他在使用中文表达思想时那种吃力的样子，你不会认为他有那么多年的美国经历。
420初到美国，张只是小学毕业。那时候他对照着台湾的中文课本学英文，但等到英文纯熟之后，他却把中文忘了很多。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完硕士课程，到日本东芝研究所工作一年，又回到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那是1991年，从这时起，他就开始在语音识别领域驰骋。他研究怎样把很多人的声音转换成一个人的声音，也研究怎样把一个人的声音转换成很多人的声音。然后，就像很多美国青年一样，他也投身硅谷一个很小的软件公司。
在一种好奇心的驱使下，他研制出一个听写系统－－让机器像一个人一样地和人对话。就是在这期间，他听说了李开复其人其事。
“多元化”是张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人生经验。他说：“美国是个多元化的社会，你的兴趣和信仰和大家完全不一致，也没有关系。”但是他在日本工作的时候，却发现日本人对美国的“多元化”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还将美国经济80年代的低潮，归咎于“这个国家的多元化”。
张那时候有些相信日本人的话，但后来，看到美国经济卷土重来，日本却是每况愈下，就断定：“多元化还是一个好东西。”还把他幼年时在台湾听到的一句话挂在嘴边421上：“一样米养百种人。”现在，他来到中国内地。这是他第一次来内地，看到熙熙攘攘，乱乱哄哄的城市，他觉得“蛮亲切的，和台湾差不多”。他对内地年轻人的“真是会想事情”很惊讶，又发现“中国学生做事情比美国人认真”。不过他也发现，希格玛大厦里，是要“百种人做一样事”的。
现在，李开复的语音小组拥有李明镜和张益肇两位研究员了，还有好几位副研究员。当初抛硬币分开了两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现在可以建立两个小组：“语言模型”和“声学模型”。他让李明镜和张益肇分头领衔，加速前进。
员工们开始贯彻他的一些激进的想法。在7月份的时候，语音识别的模型还只能识别“300个词汇组成的100句话”，比如“北京的天气很好”。超过了这个范围，机器便一筹莫展。但李开复说，要在“3个月内使系统的识别范围扩大到50000个词汇”。英文原型当中是没有“第四声”的，但汉语有。所以他要求“声学模型”小组必须想出办法来，还必须使模型能识别男女老少各种声音以及南腔北调的各种422方言。在设定了研究员的目标之后，他又指示凌小宁手下的那些工程师，在两个月内做出一个可以让比尔．盖茨看得清清楚楚的“演示模型”。
“声学模型”的要点在于识别语音。“语言模型”的要点是识别语意。用李明镜的话来说，“声学模型”是识别“一”，“语言模型”是识别哪一个“一”。
比如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的时候，人人皆知是这个“江”字，但机器不行。“江”有30个同音字，凭什么让它给你出来个“江”而不是个“姜”
呢，这就要把“江”和“泽民”之间连接的概率定得最高，而“姜”和“泽民”之间连接的概率定得最低。这就是“模型”。人根据“模型”来训练机器，机器根据训练的结果来识别国家主席。这样看来，李开复的这些要求，几乎包括了“声学模型”和“语言模型”两个方面全部最难解的问题。他的雇员们全都知道，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只是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就已经够呛，现在他们却要拿出一大堆好的结果。
但是无论“声学模型”还是“语言模型”，“引擎”
都是其中最基本的部件。它的作用是把声音读出，并且423以文字方式显示出来。你可以把“引擎”想像成汽车的发动机，也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套推理的逻辑和方法。不同的语言之间存在共同的东西，所以才有可能翻译，语言引擎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希格玛大厦才能将黄学东小组现成的英文“引擎”拿过来使用。但要让它识别中文，就必须给它不同的数据模型，这也正是李开复小组、王坚小组和黄昌宁小组要解决的问题。语音识别比之文字识别更加困难的地方，是同样的字在不同人嘴里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李开复的目标既然是“不特定语者”，那就要让机器识别所有的声音。其具体的操作程序，既简单又繁杂：在广东、上海和北京3个城市中，选择男女老少各500人。每人均以地方方言和普通话两种方式说话250句，将声音一一录音整理。简单说，就是收买各种各样的中国话，来训练和调试既成的“声学模型”。至于“语言模型”小组的注意力，则全部集中在纠正拼音错误的方面。李明镜又在完成眼前任务的同时，试图解决更加长远的问题。他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能否让机器在不断使用的过程中适应说话的人。使用得时间越长，也就越好用。”这个概念在以往的拼音输入法当中叫做“自适应”，现在李明镜要将它用在语音识别中。
424到了夏天结束的时候，研究院的“语音识别系统”
居然真的装进了50000个词，就像李开复当初期望的一样。但是，现在还不是得意洋洋地说“那是我‘儿子’”
的时候。他们还必须把研究院的成果变成可以看得见的东西，并且和微软公司那个包括英、日、中文的语音识别大系统连接在一起。这就要依靠软件开发部的智慧和操作来完成。
如果说研究员的作用相当于设计师，那么，技术开发工程师的作用就是提供设计工具以及把设计图纸变成现实。如果一个研究员的“图纸”相当于整部机器上的一个零件，那么开发工程师的作用就是把所有零件衔接在一起。具体到凌小宁领导的软件开发部，主要职责有三：开发研究工具以提高研究员的工作效率；把研究员的新思想变成技术原型；在技术原型的基础上完成技术转移。所以，希格玛大厦里的“开发”，在某种意义上又被叫做“整合”或者“集成”。就这些职责的本身来说，乃是继承了微软公司的既成制度，但凌小宁的软件开发部却在其中创造了一套新的方法：对于技术采取“模块化处理”，最终形成一种井井有条的结构，这同以往技术425开发的混沌一片的结构形态成为对照，所以当比尔．盖茨听说此事之后，不禁大感兴趣。
1999年秋天参与语音识别小组的软件开发工程师名叫孙燕峰，按照他的同学的说法，此人是清华大学有史以来最好的硕士，也是最有钱的学生。这话听来有些夸张，但研究院开发小组的工程师们都说，孙是具有最优秀的整合思想和整合能力的人。所以，凌小宁在这个关键时刻，让他来负责整合语音识别系统。
无论从哪方面看，孙燕峰都是一个天生的工程师。
他11岁开始学电脑的时候，就完全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只知道玩游戏。他对编程的耐心超过了成人，白天写的程序没有完成，晚上躺在床上就会睡不着觉。父亲不懂计算机，但却鼓励儿子的兴趣。那时候父母每月的工资加在一起才100多元，可是买一张软盘就要十几元。燕峰不敢买一盒（10张盘），那样父母一个月的工资就没有了，只敢买一张。父亲也不知道这么贵的东西有何用处，却毫不含糊地把钱给他。孙从小到大，父母为他操心无数，但他独对这些情节念念不忘。他说：“有些父母要求自己的孩子做这个做那个，不许做这个不许做那个。他们从426来没有这样对我。”父亲从小喜欢画画，但自从当兵之后，就没干什么正经事情。“支左”啊，“游行”啊，就算有了画画的机会，也是画标语，画毛主席像。父亲也许是因为一辈子都没能痛快地干自己喜欢的事，所以对儿子格外宽容。计算机这东西他虽然不懂，但孩子喜欢得睡不着觉，就该满足儿子。他过去也曾睡不着觉，不也是因为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吗？燕峰从12岁开始获得北京计算机编程比赛的奖项，从此，获奖就成了这个孩子每年必有的科目。凭着一大堆奖状，他免试进了清华大学，又免试读了硕士。人说，中国的孩子必经三大关：高考，考博士，考“托福”。他说他一关都没过，“也混到了今天”。说是“混”，其实一点也不轻松，他在1999年7月来到研究院之后，连续几个星期都在苦思冥想，童年时代那种睡不着觉的感觉，重新出现。
秋天开始的时候，语音识别系统的演示模型进入最后的整合阶段。孙燕峰和邸硕来到雷德蒙微软总部。邸硕负责解决“模型”本身的问题，孙燕峰的责任是把“模型”融入到一个更大的系统里面去。他一边在心里计算，至少有3个星期的时间来解决问题，一边从容地写下他427的第一组代码。
但就在这时候，他接到凌小宁的电子邮件。凌告诉他，国内的国庆节假期比往年延长了好几天，研究院的工作日也相应减少，所以他必须在两周之内完成全部工作回到北京。因为向比尔．盖茨报告的时间已经更加急迫。
9月14日，孙燕峰带着他的已经调式好的1000多行程序源码，回到北京。这时候距离他离开的日子刚好两周。他马不停蹄地来到办公室，用了半天时间就把汉语语音识别的演示模型和雷德蒙的大系统连接起来。他松了一口气，凌小宁也说：“你可以到张宏江小组去支持他们的‘搜索引擎’了。”可是两天之后，凌又来找他，说，“停下你的‘搜索引擎’，从明天开始，全力支持语音组。”
李开复小组和王坚小组已经开始最后冲刺。研究员们每个小时都在改进自己的系统，也要求工程师同步改进相互衔接的环节。这时候，“背水一战”的念头已经不仅是李开复一个人的，所有的人都在说着同一句话：“只有成功，才能争取比尔的信心。”那些初来的学生，现在回想起几个月前的闲散，方知什么叫做“全力以赴”。
4289月的最后两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发生的事情似乎证明：如果没有限制，人的智慧和激情是无止境的。研究工作已经不分昼夜。大家原来都说，国庆将要放长假，所以要抢回一些时间。可是到了国庆的“假日”，所有的人还是没有时间放假。比尔．盖茨在太平洋那一边赞扬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消息，不断传过来，让这一边的中国年轻人更加斗志昂扬。紧张气氛一直持续到赴美飞机起程前的最后一刻。那一天是10月13日，张益肇直到凌晨还呆在电脑前工作，王坚则始终在修改他的“界面”，语音小组的人都在这里：研究员和副研究员、总工程师和工程师。李开复已经在美国，和这边的凌小宁保持着频繁联系。直到天将破晓，终于大功告成。众人离开希格玛大厦，走进永和豆浆店，一边大口嚼着油条喝着豆浆，一边庆祝研究院的第一个技术成果，欢声笑语淹没了所有的疲惫。一个小时之后，王坚和张益肇携带着众人的智慧和心血，直奔机场。一个在嘴上念叨着：“3个月以前一行东西都没有，现在居然做成了。这种事情在中国不可想像。”另一个说：“在美国也不可想像。”希格玛大厦这一边，曙光初照，所有的人都想起了429凌小宁说过的那句微软格言：“那是我儿子!!！”
向比尔．盖茨汇报1999年10月1日在李开复的生命中很值得留下一笔。那一天他出席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庆50周年庆典，但李开复仍然没有忘记“向比尔汇报”。他把这一天余下的时间全部用来构思汇报提纲，以后几天，闭门谢客，写出了汇报的第一稿。面见比尔在他来说毕竟少有，所以他将准备工作做得格外仔细，力求万无一失。他甚至改变了自己只用电子邮件的习惯，与雷德蒙微软总部接通电话，请那些曾“向比尔汇报”的同事和朋友，给他几句忠告。经过几轮电话之后，他将各项忠告整理如下：从一个项目说起。
详述工作的创新性。
随时准备回答比尔提出的尖锐问题。
430别想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蒙混过关。
他斟酌再三，决定接受朋友的忠告。不过，他不打算从“项目”说起，而是自行其是，从一组概念说起，从研究院的人说起。他的这组概念产生于9月研究院的一次全体会议。共计6项，若以英文描述，则是6个以“P”开头的单词，所以又被他叫做“6P策略”：People－研究人才；Programs－合作项目；Publications－学术著作；Patents－发明专利；Prototypes－技术原型；Product－技术转移10月的第三个星期，微软中国研究院有一大堆人来到雷德蒙。李开复当众演练一遍，大家都说不错。于是，这些人信心十足地走进了比尔．盖茨的董事厅。
向比尔．盖茨的汇报安排在1999年10月18日上午10时至11时。那个早上，李开复和研究院的6个研究员431－－王坚、李劲、周明、高剑峰、沈向洋和张益肇，驱车进入雷德蒙微软总部，看上去有点“憨态”。大家第一次穿上完全一样的衣服，不过不是西服。李开复事先特别关照大家，不要西服笔挺。但大家还是精心选择了一种随意当中最正式的做法：全都穿上研究院“院服”－－全黑色纯棉夹克。李开复稍有区别，穿着一件“波罗”
上衣。几个小时以后，大家卸去几个月的紧张和疲劳，一同出去吃饭，庆祝他们第一回合的成功。但现在，6个人想到即将开始的汇报，不免紧张。李开复试图让大家放松情绪，半真半假地说：“万一我有问题，大家都要帮一把啊。”比尔．盖茨的办公室设在8号楼第二层。这是一座星型的两层建筑，白色外装饰和墨绿色的玻璃交相辉映。
从正门进去，顺楼梯拾阶而上，向右拐，走进迷宫一般的走廊，目不斜视地深入进去，再向右转，两侧办公室的高大门窗忽然稀疏，比尔．盖茨的董事厅就到了。以市值5000多亿美元的公司价值来看，这里既不宽敞，也不豪华。四围镶以本色的原木饰板，地面则是浅驼色的地毯。一侧是一扇巨大的木制门，一张咖啡色的会议桌432占了房间的大部分。靠着走廊的一面，两扇门之间全是落地窗户，透过窗户可以看见走廊对面比尔．盖茨的办公室。另外一个显眼“装饰”，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显示屏幕。李开复和他的同事在早上8点钟就站在屏幕前，反覆试验将要演示的内容。临近10时，又有几个人进来，有里克．雷斯特、凌大任和黄学东。大家衣着果然随便，轻声说笑，等待那位“世界首富”的到来。
比尔．盖茨比预定时间迟到5分钟。身着咖啡色衬衣，没有领带，没有寒暄，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正中的位置。他在会议桌的一角坐下。任何人都懂得，他坐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
李开复开始汇报，一边讲话一边把事先制作的幻灯片投影到屏幕上。比尔．盖茨无数次地插话。“至少每3分钟打断一次。”当时在场的一位研究员说。他的问题有时候极为认真，比如他听说李开复找来不少多媒体的专才，就担心这会引起中国人的不满，询问怎样才不至于让当地学校认为微软在“抢人才”，还说“与各个大学保持良好的关系对我们同等重要”。但有时候，他的问题多少带有调侃味道。李开复提到当年邓小平摸着李劲的头433说“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还出示邓小平和李劲在一起的照片。然后又说：“那个娃娃如今就在这里。”比尔．盖茨笑道：“我希望你们找他来不仅仅是因为邓小平摸过他的头。”幸而李开复机敏异常，事先又不曾抱有任何侥幸之心，所以顺利地回答了比尔．盖茨提出的所有“尖锐问题”。关于这场对答，李开复本人着有专文予以详述，其中内容富有专业色彩，全无他常常表现出来的幽默调侃：我向比尔介绍了我们的人才策略和在这一年里我们所吸引到的国内外诸多优秀人才。比尔对这一节的介绍很感兴趣，在我已进入其他主题时，他还在认真地阅读我提供的有关人才方面的背景资料。
我告诉他，我们招收的人员绝大多数都很年轻，很有潜质，他们能够从事基础研究是大多数人都愿意看到的。我向他表明，我们从不主动到中国的高等学府或科研单位招聘资深人员，但如果有人主动来求职，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每一份申请。比尔还详细询问了人员招聘可能面临的其他问题，诸如户口。我一面惊讶于比尔对434中国的了解，一面告诉他，中国在过去的几年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十几年前，人们想换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现在，改革开放已使人们能把个人的发展需求放在首位。
我谈到了微软中国研究院非常独特的一个方面－－技术原型。我向比尔阐述了其在基础研究中的诸多重要性。我认为技术原型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的研究成果，使我们以更快的速度将前沿的高科技成果转化成为产品，造福普通百姓。
比尔对这套方法很感兴趣，他把那张幻灯片拿出来放在自己一边，并特别做了笔记。与我的想法一致，他也认为我们应该让每一位研究员做他们最擅长的事。一些公司，包括一些在中国开设研究中心的企业，雇佣基础研究人员做产品开发，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合适的。
最后我谈到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方向：新一代多媒体、新一代用户界面和新一代信息处理技术。在介绍多媒体的研究方向时，比尔说道：“微软研究院已在音频技术方面取得了成功，以后在图像技术和其他多媒体技术方面，可要靠你们了。”435另外我着重介绍了中文输入方面的研究，谈到了不同的中文输入方法。我发现，比尔早已明白中文输入的困难所在，以及拼音和五笔等输入方法的利弊。我指出，如果中文输入的速度提高一倍，在每两个小时工作时间里，我们就可以帮助中国的计算机用户节省10亿个小时，比尔幽默地说道：“这比我们能节省的计算机启动时间还多。”看得出来，他对中文输入十分感兴趣。
我还向他谈到应该寻求一种革命性的方法，彻底改进计算机和信息家电的用户界面，最大限度地体现人类自然语言的发展。比尔非常支持这一想法，他深刻地理解世界不断变化的进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无穷商机。
在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产品兼容和获取利润并不是正确的做法。他深刻理解到要做出好的研究，我们的双手不能被现有的方法所束缚，我们必须有探索未知的勇气和自由。当我告诉他，我们认为类似的研究大约需要5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对主流市场产生影响时，他看起来非常有耐心。
汇报接近尾声时，雷斯特博士向比尔询问我们是否应该在一小时内准时结束会议，比尔说：“不，我还想听436听。我还有45分钟。”汇报结束时，他情不自禁地说道：“太出色了！”当会议结束大家一同离开董事厅的时候，比尔．盖茨余兴未消，他问李开复：“能够聘用那么多杰出人才并与他们一起工作，一定是其乐无穷吧！”对于这个似是疑问但却肯定的话，李开复当时并无明确应对，实际上他在心里想的是，“这正是我在微软工作所追求的。”最开心的是和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在一起从雷德蒙回到北京的第三个星期，李开复信心十足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我给你们一个承诺，”他对一大群记者说，“每一次请你们来，都有一些研究成果演示给你们看。没有成果就不会请你们来。”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气氛一向宁静而又紧张，员工们不容丝毫懈怠，访客全都压低了嗓门说话。但这一天是个例外，那是1999年11月5日，星期五，也是研究院成立整整一周年的日子。京城淡雾薄云，天空灰蒙蒙的，但李开复的脸上却是一片灿烂。他把几十位记者请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来，又让他的那些最出名的研究员437全部停下手里的工作，和记者们坐在一起闲扯了至少一个小时。大厅里一圈一圈的人，笑语喧哗。天花板上吊满了彩带和气球，茶几的“白板桌面”不再有任何奇形怪状的符号，而是摆满了各种水果和零食。又过了一会儿，李开复笑眯眯地走进来，身上是那套只有最正式的场合中才穿的藏蓝色西装，就像一年前研究院开张那天的打扮一样。那时候，也是这群记者，一个劲儿地询问他到中国来究竟想要干什么，而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要让他的研究院成为“世界一流，亚洲第一”，还要做一些造福于中国人的事情。
现在，他的口袋里揣着一大堆东西，这些东西全都在比尔．盖茨那里获得极高的评价，也赢得微软总部里那些行家的尊重，但在李开复看来，仅有这些还不够，他还要向中国人证明，自己信守了当初的承诺。他宣布，在过去一年里，研究院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8篇；在国际著名学术会议上做了11个主题报告；提出9项专利申请；还在中国10所大学里和15000名大学生交流。首席科学家张亚勤接到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贺信，当他回到母校中国科大的时候，学生们趋之若鹜，438把报告厅的门槛都挤破了；另外一位著名学者沈向洋，在国际图形学年会上发表了新的研究成果，引起轰动。
在随后的5分钟里，王坚走出来，把他的曾经感动了比尔．盖茨的成果向中国记者们演示。“做研究不一定随大流。”他一上来就大有深意地说，“比如，报纸上每天都在说非键盘录入，我们仍然在研究怎样改进键盘录入。”经他改进的中文“界面”，在记者们中间引起一阵阵惊叹：拼音和文字不会再在屏幕上跳来跳去；你敲错了字母，电脑可以自动纠正；无须再按什么切换按钮，就可以让中文和英文混合录入……
然而李开复手里可不仅仅是数字、奖状和在电脑屏幕上活灵活现的那些新软件，他最得意的还是身边聚集了一大群既聪明又朝气蓬勃的人。他说他已经有了大约60个研究员和工程师，其中有5位同时也是国内10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又接着邓小平当年的话头，开心地说：“许多80年代的计算机娃娃，现在都给我们抓到研究院来啦。”他还有更加得意的事情要说呢：“我们又有了4位博士，有从中国来的，也有从美国来的。”他把这些人拉到台上一一介绍。先请王坚上台。李开复把浙江大学的439这位心理学博士藏在手里已经整整6个月，密不示人，心里总是担心人家指责他“抢人才”，现在看来也不用再遮遮掩掩了，因为他接着介绍的另外3个博士都是从美国回来的。记者们要是说他在中国抢走了一个人才，他就会说，他从美国人手里抢回来3个。有张益肇，有郭百宁，还有朱文武。他把这些人介绍完毕，特别提到朱文武曾在贝尔实验室效力。接着摆出一副挺认真的样子冲着大家说：“朱文武博士是我们这里最有希望得到‘诺贝尔奖’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记者们有些茫然，就听见他继续说：“因为朱文武对‘贝尔’说出了‘No，Bell’，而离开了贝尔实验室。”他有意识地停顿一下，接着又说，“这是玩笑，过分了，即使对记者也不该这样开玩笑。”但大家还是笑成一片。这时候他显然是在试图让记者们想起他在一年前的保证。那时候，他声称要帮助中国吸引优秀人才回国，而报纸上还认为他是在大言不惭地吹牛呢。
那个下午，李开复的心情显然特别好，也特别有兴趣和记者们套近乎。他邀请他们参加当天晚上研究院成立一周年的庆典晚宴。见到熟悉的记者，就会笑脸相迎，440尽管西服革履，但还是忍不住要向一位他熟悉的记者插科打诨：“咳！你下个星期能参加我们的会议吗？”
“当然。”
“那太好啦！会‘拱猪’吗？”
“当然会。”
“太好啦。敢钻桌子吗？”
“当然，谁输谁钻！”
“哈！一定！”
一个星期以后，李开复和他的同事们果然有一个通宵的“拱猪大战”。那是在连续10个小时的会议之后的一次彻底放松。那个夜晚的牌桌上，这些“世界级”科学家依然显出逞强的本色，赢了的兴高采烈，输了的就钻桌子。其间穿插着肆无忌惮的言谈笑语，让你觉得这些人就像我们身边那些最常见的顽童一样。
不过，在11月5日的晚宴上，这些人不曾这样放浪441形骸。晚宴地点的选择看起来既刻意又随意。那是京城中心西单路口南侧一座旧时的王府大户，大门漆以朱红色彩，门楣巨幅匾额上“四川饭店”四字，为郭沫若题写。京城轰轰烈烈持续多年的大拆大建，也还没有波及到这个地方。进门三重四合院，沿西侧长廊走进，雕屏画柱，大红大绿，华丽、尊贵、典雅、铺张。据说邓小平生前常来此吃饭。邓去世后，这后面的大厅扩建，改为中国会堂，实行俱乐部制，只有会员才能进来享受餐厅的菜肴和服务。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庆典选在里院的宴会厅。长50多米，宽15米，上下全为木制结构，排满了巨大的餐桌。侍者无论男女，全部中式打扮。席间轻歌曼舞，妙语欢声，一派典型的中国味道。有人在数百来宾面前问李开复：“这一年来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他走到台前，拿起话筒说：“在过去的12个月中，有机会和世界上最优秀的一群人在一起工作，这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台下数百宾客睹面闻声，交头接耳，有人挺受感动，有人觉得夸张。就在这时，李开复所说的“世界上最优秀的一群人”全体起立，走上台去，在一片轻松而又凝442重的气氛中，唱起了张明敏的那首著名的歌：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
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歌声渺渺，余韵缭绕。宾客热烈鼓掌，台上台下互相道贺，都说一年来尽管千难万阻，历尽艰辛，毕竟万事如意。有如里克．雷斯特后来的赞叹：“非常优秀，非常出类拔萃！很少有人能在一年里面组织这么强的一个班底，写了这么多论文，参加了这么多很高级的会议。”里克．雷斯特还说，一年前建立中国研究院的时候，他曾有两个大问题：如果请美国和欧洲的人去，他们在当443地能够有效率地工作吗？如果在中国找人，能找到非常优秀的人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当时在美国的大多数人都担心，就连那些对中国最有信心的人也没把握。现在，里克说：“这两个问题的结论，都是肯定的。凭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知道做到这些非常困难。就连比尔也很惊讶开复有这么大的能力！”这样看来，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李开复所愿，他在第一回合中取得了中国政府的信任；然后是第二回合，他在大学生中树立了研究院的形象；现在，第三回合，他赢得了他的老板的赞扬。但是，也许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无论从美国回到中国本土上来的人，还是从中国本土加入外国企业的人，全都在“澎湃着中华的声音”中融为一体。真是太平洋两岸皆大欢喜，就连那些在一年前最尖刻地指责研究院“抢人才”的记者，现在也不禁啧啧称羡。
第五章Deadline－－“死亡”线回过头来看，信息技术对社会的改造是革命性的。
444－－罗杰．瑞迪“我们这帮人就像一群狼”
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沈向洋一向有“工作狂”之称。此人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匆匆忙忙的样子，只要往电脑跟前一坐就不分白天黑夜，一边吃饭一边和同事谈论工作，甚至在走进洗手间的时候，也会萌发一个与众不同的念头。他通常每天的工作时间是14个小时，眼睛总是红红的，一看便知，那是睡眠不足留下的痕迹。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
“美国人不会这样，他们很在乎自己的时间，把工作和家庭分得很清楚。”他的妻子这样抱怨。按照她的叙述，自从她在1999年9月把家搬到北京来，沈向洋就没有按时回过家。他每天早上7点半离开家。晚上回家的时候儿子已经睡觉了。天天都是这样。有一段时间他赶写论文，夜里12点钟下班算早的。
有时候干脆不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研究院买来5条被子，让这些晚上加班不回家的人使用，他把其中一条抱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靠在楼层内侧，没445有朝南的窗户，若是换了旁人，可能会抱怨见不到阳光，他却说这正合他的心思－－可以完全不顾时间，困极了倒在地上睡一会儿，起来一转身又坐到电脑前。
进入11月份以后，他就更顾不上家了。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12月3日。
“记住国际视觉大会的论文终结期限。”他对小组里的成员说，“12月3日是我们的‘Deadline’。”
“Deadline”的中文直译为“死亡线”。中国人通常把这叫做“交货期”、“截稿时间”、“竣工日”，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大致都是描述一个客观事实，而不具那种“不成功便成仁”的感情色彩。但在微软公司，却有这么一个耸人听闻的词来描述这种情形。当员工们嘴里不断提到“死亡线”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在心理上已经处在一种极大的压力下。现在，沈向洋小组和他的12个下属－－4个研究员、3个副研究员、4个实习生和一个访问学者，全都处在这种情形中。每天晚上，5条棉被根本不够这些人用的，余者只好在沙发上合衣而卧。
徐迎庆有一次说：“我们这帮人就像是一群狼。”
446沈向洋笑道：“是一群饿狼。”
拿“饿狼扑羊”来形容这群年轻人每天扑向电脑的样子，显系夸张之辞，但在巨大压力之下无节制地工作，却代表了希格玛大厦中相当一批人的精神状况。在这里，加班乃是一种正常的情形，不加班的人倒是非常少见。
每人的日工作时间都超过10个小时，临近“死亡线”的日子里，就有可能再增加一倍。
不过，也有例外。
中国面孔后面的美国文化在这个如火如荼的秋天里，有一个人闷闷不乐。
刘挺陷在一种莫名的苦恼中，已经好几个星期了。
白天沉默不语，晚上睡不着觉，瞪着黑色的天花板辗转反侧。当他看到李开复站在台上全神贯注地唱“我的中国心”时，不免想到：中国歌唱得那么动情，中国话讲得这么流畅，还有一副地道的中国面孔，可你要是仅仅看到这些，那就难免误入歧途！
刘挺和李开复之间的不能和谐，在希格玛大厦里虽然波澜不惊，但却影响深远。如前所述，刘挺自从听了447李开复的一次演讲，便义无返顾地辞去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教职。那时候，他在学校里并没有受到任何不公待遇，事实上他还明显地被大家当作青年教师中的后起之秀。
他拥有他那个年龄的教师所能拥有的一切好处：职称、职务、住房、种种赞誉和鼓励，还有领导的许诺。但是他说：“我还是要去微软。”他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充分：“在学校，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只能做人家要我做的事。
在微软，既让你挣到足够的钱，又让你做你愿意做的事，还有最有水平的人带着你。“这样看来，刘挺是抱着对研究院的无限希望走进希格玛大厦来的。另一方面，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李开复在那时也对刘挺寄予很大希望。刘的专业素质在那所著名大学中属于佼佼者，头脑清醒，反应敏捷，上中学的时候就获得演讲比赛的第一名，上大学的时候又是学生干部。来研究院面试那天，刘挺居然能把李开复提出的4个问题答对3个半，让这位求贤若渴的院长兴奋不已。那个下午李开复本来的计划是陪同斯蒂夫．鲍尔默去晋见中国总理，但他却宁愿继续和刘挺谈话。他对斯蒂夫说，他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最优秀的人“。那448个下午，他就把晋见中国总理的时间用来和刘挺谈话了。
刘挺在所有考官面前表现出色，在数百名应试者中，他的总成绩列在前两位，直到后来李开复对他的工作大为不满，而他对李开复的风格也无所适从的时候，这位院长还是坚信当初给予他的最高评价并非失误。
但是，李开复和刘挺很快发现，彼此都不能满意。
而且，当初希望越大，如今失望也就越深。“我们之间并没有真的沟通。”刘后来说，“我以为他对所有事情都能明察秋毫，都能了解，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刘挺在这年春天成为黄昌宁小组的副研究员。最初的课题叫做“自然语言文本的自动分类”。他挺高兴，因为这听上去就像他熟悉的“文本摘要”。小组里的情况不如人意，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没有李开复小组里那种活跃的气氛。刘挺以他缜密的心思和敏锐的眼光，还发现那个小组的成员尽管都是外行，但有了李开复的特别关照，全都突飞猛进。李开复是语音识别领域的大专家，全世界谁做得最好，他都知道。他为手下那些外行小伙子一篇一篇地指点文章，然后一次一次地讨论。当李开复穿过刘挺的“格子间”，走到邸烁和陈正的“格子间”
449里谈笑风生的时候，刘挺就有一种被冷落了的感觉。他在自己的小组中没有感受到这种支持，没有那种压力之下的激励，更不会有紧张节奏中短暂的幽默和笑语。他要自己去找文章，有时候路子不对，所有的工作全都白费，有时候碰巧对了，也很慢。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他发现，他对研究课题的感觉根本就是一个错误，他需要完全转换另外一个领域方能适应，而这种“转换”正是他不喜欢做的事情。夏天到来的时候，实习生来了，其中两位恰巧就是这个专业，驾轻就熟。这一来，刘挺觉得自己连实习生也不如，不免灰心。
8月底的一天，李开复终于注意到刘挺。他感觉到刘挺有些不对头，其研究方法虽有新意，但只不过是小打小闹，最要命的是，实在看不出刘的研究题目有什么价值。他问刘挺：“你做这些问题是干什么？”刘挺在这个题目上已经用了两个多月，原以为这是经过李开复认可的，现在很惊讶地发现，李开复不仅全无印象，而且不满意。以后两天，他给李开复写了一个报告，极力说明自己的工作，满心期望李开复能够理解，但李开复对他说：“我对你的期望很高，你没有达到我的期望。”
450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刘只好想办法改弦易辙。“我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他对朋友说，“过去还有一点，自从博士毕业后，就根本转变了。”他决定不再为自己辩护，事实上他本来就对什么“自动分类”不感兴趣。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新题目：机器的自动校对。先与黄昌宁谈，又和研究员周明谈，大家都说好。周明还说，自然语言小组的5个人，应该集中起来，主攻一个方向。
刘兴奋起来：“自动校对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东西。我想，在哈工大实现不了的理想，在微软也许可以实现啦。”他带着再次燃起的热情去找李开复。却不料兜头又是一盆“冷水”。“没有新想法，”李开复说，“微软在中国的另外一个机构－－张湘辉的研发中心，已经把这个东西做成产品了。”接下来发生的情节，在两人之间划开一条裂痕。刘挺为自己的想法辩护。他说他相信“自动校对”的潜力很大，还说他的模型用在中文五笔字型输入上，立即会取得很大效果。但李开复说，我们必须想用户需要什么，不是只想你的手里有什么。中国95%以上的计算机用户使用“拼音”，而非“五笔字型”。刘挺承认他的“自动451校对”用在“拼音”上还不行，但仍在坚持自己的逻辑：不错，中文用户中95％使用拼音，但使用“五笔字型”
的都是专业人员，人数虽少，每天输入的文字数量却占总数的95％……争论到了这个地步，李开复觉得已经无法说服刘挺，就说：“我们的研究是‘开放式’的，如果你一定要去做这个题目，你就去做。”“他把这句话说了两遍。我一下子就蒙了。”刘挺直到半年以后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个场面，“我理解，他实际上是不让我做。他的意思是，第一，让我承认他是‘开放自由’的；第二，我还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老板是这个态度，我要坚持，他不一定会支持我。我的压力也将非常大：万一失败了呢？”刘浑浑噩噩地走回家去，躺在床上，整夜睡不着觉。
他估量眼前的形势，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下去，甚至明显感觉到，他所尊敬的李开复，对他的过去和现在“全都是一个负面评价”：“他认为我不能在过去的基础上继续，应该从用户的角度去想。我做了这么多年的东西，难道都没有用？我抱了很大期望的题目，他却认为没有太大的意思，没有太新的观念，没有出452路……”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刘好像变了一个人。寡言少语，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没有一点激情。陈宏刚察觉到刘的沉闷，同时还很敏感地担心，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20多个副研，全都来自中国的大学校园，这些人多少都会发生类似的情形。他对李开复说，应当和副研究员做一次认真的谈话。这一建议使李开复意外。“为什么要谈？”
他问。提出这样的问题，也就可以证明，李开复在那个时候还完全不了解刘挺内心的苦闷。
判断一个人很容易，理解一个人就会困难得多。然而更要紧的是，刘挺的沉闷似乎带有某种“中国特色”，因而具有必然的和普遍的性质。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他的烦恼归咎于他本人的运气不佳，更不能以其能力不足或者努力不够来解释。探本溯源，还必须从美国人和中国人的两种不同文化说起。
概括地说，美国人的为人处世，和中国人的习惯在根本上是不能一致的。美国人头脑简单，不擅联想，喜欢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当争端发生的时候，总453是就事论事，以最简单的逻辑和方式来评判和调节，其着眼点在于取得实效而不是强求一律。假如这种简单的办法不能奏效，他们宁愿转身走人也不愿意纠缠不休。
但是我们的国家无论男女老少，几乎全都具有拐弯抹角的本能。头脑复杂，善于联想，久经“阶级斗争”的磨砺，加以身边人事纠葛不断，勾心斗角。所以人人都能以警惕的眼光注视四周人情世故，从来不肯简单地就事论事，因为，今天的细枝末节很有可能意味着明天的参天大树，任何一个小的麻烦，都有可能包含巨大背景。
就算是人群中响了一个“屁”，也该在其中闻出无穷深厚的味道，是为“上纲上线”。上级的一句话、甚至一个动作或者一个眼神，都可以作为重要征兆，令属下彻夜不眠。
这种处世观念上的南辕北辙，使李开复不能洞悉刘挺以及具有同样经历的年轻人的内心世界，在彼此相处中，也不能细心体会这些人的变化，至少不像陈宏刚那样敏感。比如刘挺在1999年1月31日第一次来希格玛大厦面试的时候，乃是乘火车进京。因为他注意到，研究院先是允许这些外地面试者乘飞机，后来又宣布由每454个人自由选择火车或者飞机。若是头脑简单的美国人，不会对这样的细节赋予更多联想，但刘挺不同，他相信，这意味着研究院让大家“坐火车”，但又不肯直说。看到李开复从他身边走过，和语音组的陈正、邸烁有说有笑，他“心里不是滋味”。看到别的小组都在出论文出专利，而自己的小组没有，又预见“小组的地位会降低”……
举出这些小事，就可以发现，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思维方法，和一个美国人的为人处世会有多大的不同。这些在刘挺看来并不寻常的事情，在李开复的心里根本不会留下任何印象。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开复才会对陈宏刚的警告感到惊讶。
刘挺承认，自己从小到大，始终受中国环境的熏陶和中国文化的教育，喜读儒家和道家的书，但直到他身处一个美国式的企业中，才能体会这种背景的影响之深。
这个夏天，他在科研上一无所获，但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过去我总在心里把开复当作大学里一个更高水平的师长。”刘有一次这样解释自己的顿悟，“根本没有想到，他的一个完全中国人的面孔后面，是完全美国人的文化体系、道德标准和工作方式。”455李开复显然也悟出了这个道理，不免懊恼自己的疏漏。事实上，他后来采取的行动，既出陈宏刚所料，也是刘挺不能想像的。他将所有小组的经理召集在一起，告诉大家：“昨天陈宏刚给了我一个建议，他觉得我们应该与一些副研究员认真地谈一谈。”这时候经理们的话题很自然地转到刘挺身上。根据当日会议记录，可以发现，在研究院的某一个员工不开心的时候，这些经理全都焦虑万分：李开复：刘挺是很让我失望的。
沈向洋：当初我给他的分是最高的。
李开复：是啊，我们都是一致地给了他最高分。
张宏江：他是不是有压力？是不是有很多事情，他做了但没有说？
张亚勤：有没有这个问题：一些副研究员是想做自己喜欢的题目，却没有真的让他们做？
李开复：我的意思是，我对他的期望特别高，但他让我失望。
黄昌宁：可能是我们给他的题目与他本人的特长不456合适。
凌小宁：我的经验，如果一个很会说话的人突然沉默下来，不开心了，就可能是发生了一些问题，那么我就会找他谈一谈。
陈宏刚：我同意。他本来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
李开复：我有一次找他谈。对他说，你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可是你没有做出来。我觉得你这个人的才能浪费了。问他有什么想法，他只是点头，就是没有激情。
张亚勤：我觉得一定要给他看得见的成果，比如论文和专利。看不到成果就不行，没有成就感。
张宏江：他的太太还没有来和他团聚，我和他谈过。
这是一个问题。
李开复：一个人才，在我们这里没有发挥潜力，我想责任在我们，我还是对他抱有希望。我们的责任是要把他的激情发挥出来。
黄昌宁：我觉得他在我们小组里面还是最有水平的。
457李开复：很不好意思，你的人都是我雇来的。如果他们有问题，是我的责任，不是你的。
面对这种局面，李开复的任务决不仅止于激励刘挺一个人的热情。他当初把智力高下作为招聘的首选标准，但现在经理们的议论表明，员工中表现出的问题，并不在智力之内，而在智力以外。
聪明人有聪明人的毛病。他们会抱怨：我是来做世界级科学家的，为什么让我收集语料？他们讨厌那些琐碎的事情，会说：“我在学校里都不用写程序，为什么在这里反而要自己动手？”他们会看老板的脸色行事，只说“是”，不说“不”。他们在自己的学校里面，从来没有这样全力以赴，把课题做到98%的程度，就可以说什么“第一”，可是在这里却一定要做出最困难的2%。还有几个人，明显精力过剩，没有彻底发挥。
“我觉得需要一种形式使大家重视这些问题，因为非常非常严重。”凌小宁说着，禁不住起身站在白板前，将大家所说的“严重问题”一一归纳：1.总觉得项目做得差不多了；4582.不愿意做苦差事；3.工作没有计划好；4.主动性不强；5.缺少责任感；6.每天都要老板吩咐做什么；7.不愿编程序，眼高手低；8.缺少独立见解，不习惯说“不”。
李开复现在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了当初没有想到的问题，他嘴上说：“副研究员和研究员的差距那么大，我很担心。”手上不停地在自己面前的一张白纸上写道：“能力只用了50%”、“不会说‘不’。”停了片刻，又说：“看来我们要做一些心平气和、但没有人会笑着出门的谈话。”允许犯错误，不允许停步不前经理会议所谈论的当然不仅是副研究员，实际上内容非常广泛，大至世界计算机业的走势、研究院的科研方向以及管理原则，小的则如租车费的报销，以及希格459玛大厦第五层洗手间里的臭气和尿渍，全都谈到了。
这种会议在微软员工口里不叫“会议”，而叫“offsite”，其含义是，放下办公室的工作集中精力讨论一些牵涉全局的事。在微软的历史上，它常常可以构成一些关键环节。当日李开复和他的助手张亚勤，还有张宏江、沈向洋、凌小宁、王坚、黄昌宁、陈宏刚6位经理，一行人来到京城东郊的龙苑俱乐部，连续两天讨论大家关心的问题。所以这次会议也可以叫做“龙苑会议”。
这样的行动，在研究院过去一年的历史上，只有1999年9月份的一次会议可与之相比。那次会议以两天时间确立了至今还发挥着主导作用的“6P策略”。然而“龙苑会议”
却在另一个角度上反映出，经理们遇到了一年前没有料到的问题。他们依据多年的美国经历，以为在科研领域里永远只需关注科研，现在却发现，那些真正令人头疼的事全都发生在科研之外。所以，现在他们才会不厌其烦地讨论这些琐碎事项，并且一一做出规定。*在这种情形下，不论李开复个人意向如何，他所组织的队伍都不可能不带上中国色彩。其情景有如黄昌宁所说：“副研究员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源自不同国家文化460的差别。”吴士宏当年毫不掩饰，她要以中国文化淹没微软文化，也即她的“把‘微软中国’变成‘中国微软’”。
在李开复看来，不要说这是一种必然失败的政策，就算是成功，也不一定就是一件好事。他自己过去一年里极力推行从中国招揽人才的方针，其潜在逻辑当然不脱“本地化”的宏旨，但他在心里想的显然是，以微软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与中国文化中的精华相结合。不过，这种假想的逻辑能不能适应于现实，往往不是他一个人所能驾驭。就在10月份向比尔．盖茨的汇报完成之后，他发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步伐明显慢下来。他告诫研究员们：“我们允许犯错误，不允许原地踏步。”这样的说法听起来挺豪迈，但却不能对研究员发生真正有效的激励作用。“龙苑会议”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被认为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
这是一个既随意又严肃的场面。李开复一会儿坐到会议桌前，一会儿坐在沙发的扶手上，沈向洋和张宏江仰卧在沙发上，其余人有的站立，有的稳坐，有的走动。
但无论什么人什么姿势，全都能够聚精会神。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从会议室直接进入餐厅，李开复连呼461快点上菜，一个小时饭毕，又从餐厅鱼贯回到会议室。
在连续说了11个小时的话之后，这一行人立即开始一连串娱乐：台球，飞镖，保龄球，卡拉OK和拱猪。人人聚精会神，一点也不谦让，一直玩到凌晨3点半，这才第一次走进他们各自的房间。次日早晨8点起床继续开会。中午时分，照例是从会议室到餐厅再从餐厅回到会议室。陈宏刚说：“外面的阳光真好。”李开复说：“到下午5点讨论完了，大家就可以去散步。”但讨论直到5点半才结束，这时候已是日落西山。实际上，就算太阳还没有落，也不会有人想到散步了，大家全都疲惫不堪，没有说话甚至也没有任何告别的程序，匆匆离开龙苑各自回家。一辆轿车向东直奔香江花园。另外一辆轿车沿京顺公路西行，开上四环路，车上的陈宏刚觉得头晕眼花。他从来没有晕车的经历，现在意识到自己晕车了－－肯定是因为昨夜准备会议发言整夜未眠的缘故。好不容易挨到希格玛大厦，陈脸色蜡黄地走下车来，蹒跚进入第五层他的办公室，自言自语地说：“两天没有来上班，又会有一大堆事情。”这时候，天色大黑，他似乎早就忘了所谓“阳光真好”的话。
462虽然两天没有到办公室，但这些人的时间没有白费。
李开复和经理们讨论的结论是，带领中国的研究队伍，须有一系列明确的目标。“这样吧，”李开复说，“我们确立一个2000年的‘1月目标’和‘6月目标’，再确立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实际上，“龙苑会议”决定了研究院今后18个月的研究项目。
查阅研究院的正式档案，可以看到，这些研究项目已由各个小组统筹安排，并无异议。其实，“龙苑会议”
上曾有一番挺激烈的争论。比如“基础研究”是否与“产品转移”的要求相悖，就曾有过一些争执。
此前我们提到，李开复过去一年的若干讲话，在舆论中已留下研究院只做“基础研究”的印象。他在那时候提到的“不是为了今天的产品，而是为了将来的产品”
这句话，一直没有人给予足够注意。现在，李开复认为有必要澄清这一点，因为误解的不仅仅是报界，还有他手下的很多副研究员。他们差不多都在问：“怎么没有让我真的做基础研究？”毫无疑问，这问题事关科研大局。
李开复坚持认为，研究院“不是慈善机构”，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张亚勤也开始表明自己的想法，他在463科研领域里一向咄咄逼人，但在接人待物时总是一副憨态可拘的样子。他给大家叙述了一个真实故事：有一项新技术，非常棒，但发明者并没有真的搞懂它的商业价值。另外一项研究本身很简单，但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利润。
李开复不失时机地问：“我们从这件事情上可以学到什)么？”*张亚勤：“不要忽视一个简单的东西。”
凌小宁：“成功的东西都是很简单的东西。”
但李开复有自己的思路：“还有，我们学习到的东西是，要成功，不是仅仅写论文就可以的，要对公司、对产品有贡献。”张亚勤：“论文和对产品的贡献，两个都要。”
李开复：“要看你对公司有什么实质性的贡献。”
沈向洋：“3年以前，我们做的东西只要能放在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里就行了，但现在是针对因特网。我想，我们要在大问题当中找小问题。”李开复：“我们不做现在的产品，只做5年以后能成464为主流的东西。”陈宏刚：“过去大家都有一个印象，我们是做基础研究的。”李开复：“是基础研究。但基础研究是什么？没有用处的研究，算什么基础？”李开复的这个信念显然得到了张亚勤的尊重。张在理论方面具有突出的建树，但他一向“讨厌无用的研究”。
他说：“那是大学教授做的事情，公司里面不能做那个。”
不过，在“产品转换”和“理论建树”这两个方面，他说他倾向于“理论建树”。在“世界影响”和“公司利益”
两个方面，他说他倾向于“世界影响”。作为一个副院长，他又说：“两个方面一定要平衡，不平衡不行。你做了很多对社会有用的东西，对公司没有用，不行。你只对公司有利，但对社会没有影响，就不是研究院了。”张还发现，国内对基础研究的理解和微软不一样。“他们觉得基础研究就是坐在屋子里面，想啊想。”他说，“有一个大学的教授对我说，他希望我们给他一些钱，他们出一些人，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不要告诉他们做什么项目，就叫他们坐在屋子里面想啊想。想半年，看看他们能想出465些什么。”李开复：“坐在屋子里面想啊想？这难道就是基础研究？”话到此处，李开复重提向比尔．盖茨汇报的情景：“比尔看到我们这些研究员的材料，不停地看，嘴巴笑得都咧开了。他说，我们公司这么多厉害的人都在北京啊。
有这么多厉害的人，要好好使用。但是下一步，我可以想像到他会问什么。他会说，你们这样一批最厉害的人，在北京干什么呢？难道只是写了那些论文吗？能不能用？“沈向洋一向以高水平的论文在科研领域中争胜，现在终于听出李开复话中有话，高声叫道：”我不赞成你的说法。“李开复笑道：”不管怎样，一年之后，我们要有一些东西。不然，比尔就会说，你们这一堆最厉害的人让我失望。“用这种方法来激励下属，其目的显然在于构造一种”只争朝夕“的精神。当然李开复不会沉溺在无把握的466梦想中，他所造就的压力越大，也就越是需要一个数字化的方式来估价眼前情势。他在18个月的诸项目标中选择了三项，作为首选课题，对大家说：”这3件事情要是在明年5月份以前有结果，就可以给比尔看。“然后要求3个小组的主持者，以概率表明实现目标的可能性。
3个人小心翼翼地盘算了一会儿。报告如下：张亚勤：大于60%。
沈向洋：70%。
张宏江：90%。
李开复说：“好。到明年春天向比尔汇报的时候，我们应当有两个重要结果。有三个就是三个，有两个就是两个，有一个就是一个。”“如果一个都做不出来呢？”沈向洋笑问。
“那我们就躲在北京，哪里都不去啦。”
姜昆的13种“经典之笑”
话虽如此说，李开复却根本不担心沈向洋“一个都做不出来”。
467沈向洋正在加快自己的步伐。他的期望是，在12月3日以前向国际视觉大会投出9篇论文，而不是一篇－－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在“龙苑会议”上不赞成李开复的“只写论文没有用”的观点了。
“那是在全世界计算机科学视觉领域的最高级会议，”他对小组的全体成员发出总动员，“谁要是在那个场合抛头露面，就意味着你的研究已经进入世界级别的水平。所以，你们千万不能错过机会。”沈向洋将自己的激情全部倾注于论文，这与李开复的初衷不能完全吻合，但他的这些话并没有错。事实上，沈在世界图形学和视觉研究领域中之所以成名，就是因为他在这种国际最高水平的会议上接连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仅仅两个月前，他的一项研究成果－－“同心拼图”，发表在世界计算机图形学年会上，让他在这个领域中已有的名誉更添一重光辉。
所谓“同心拼图”，用通俗一些的话来说，也就是让电脑在三维场景中漫游。以往科学家实现视频的立体图像，总要先做出实物模型。但是自从10年以前罗杰．瑞迪告诉沈向洋，用一台照相机照下周围场景放进电脑，468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沈向洋的想法是，当摄像机对四周拍摄时，任何一个点都是一个同心圆圈。将这一个“圆圈”的无数照片拼接起来，就成为一个“同心拼图”，再将不同圆心的“圈”一个一个地连接起来，做到连续漫游。其理论上的成功之处，是把“全光函数”从“四维”减少到“三维”。内行人全都为此惊叹不已：对于计算机图形学的研究来说，能够减少“一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它把一个复杂物体大大简化。简化需要一种才能，也即举重若轻。外行人只要知道下面一种对比，就可以知道其价值所在：倘若一个四维物体的数据是100兆，那么减少“一维”之后就只有1兆了。
“一个人做事情，要让人家记住你做了什么。”沈向洋说，“像‘同心拼图’这个东西，人家至少记住10年。”
他说他要带着自己的“同心拼图”到敦煌石窟去，然后在电脑中实现敦煌石窟的“连续漫游”，还要制成光盘，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比尔．盖茨一份。他说这话的时候，流露出年轻人容易有的那种沾沾自喜。看来他的敦煌之梦不是没有成真的可能。因为这整个秋天，中国报界都在不断张扬他的成就。新华社的消息说，“沈向洋发表最469新研究成果。”《中国计算机报》开列一行大字标题：《图形学领域国人又突破，沈向洋演绎“同心拼图”》。《电脑报》说：“这是到目前为止，这一领域最高水准的研究工作。”《计算机世界》则试图把沈向洋的成果与中国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它的消息说：“微软中国研究院初获成果。”不过，说老实话，沈向洋的“同心拼图”，99%的工作是在微软雷德蒙研究院做出来的。那时候微软中国研究院还没有成立呢。所以，说是“微软中国研究院初获成果”，让知道内情的人看来，难免有“掠人之美”的感慨。
但沈向洋坚持认为，他在北京取得的成果远远超过了在美国的成果。现在他手上的9个项目，就全都是来到北京以后做的。此人脑子里总有无数与众不同的念头，过去在美国，他只是一个“六人小组”中的一员，单枪匹马，空有一堆好思想，却怎么加班也来不及实现。自从来到北京，情况可就完全不同。这里有一大堆人，就是缺少好思想。他把自己的想法挑挑拣拣，找出最精彩又最急迫的分给众人。柴金祥做“通过平行投影实现三维重建”；徐迎庆做“纹理合成”和“布的运动”；林宙470辰和他一起做“采样问题”。后者是他最得意的一篇，也可以说是“同心拼图”的一个续集：你要拼图，可是你到底需要多少幅图片呢？5万幅？50万幅？还是500万幅？也即“采样数量”的问题，迄今为止始终没人能说清楚。大家全都是多多益善，结果造成巨大浪费。沈向洋试图找到一种方法，能够在任何情况下确定最合适的采样数量。
说到“多多益善”，姜昆必有同感。这位相声演员最近几年说的相声每况愈下，似乎是因为有点移情别恋。
他喜欢上了因特网，还用极大精力开设了一个“名人网站”。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伊始，他就跑来寻求合作。沈向洋小组正在想方设法提取“人的表情”，而姜昆希望网络不仅记录自己的声音，还能留下自己的笑脸。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开设一个新的项目，叫做“姜昆动画”。研究人员希望通过某种手段，在电脑上驱动人的表情。这中间最困难的是提取表情信息，把表情数字化。比如姜昆在台上有说有笑，这是一个过程，每个人都知道，嘴角向上是笑，但向上多少才是笑呢，人一看即知，机器就很难搞清楚。
471事情就是从“多多益善”开始的。研究人员为姜昆连续拍了55000张照片。包含了“姜昆之笑”的每一个细节，精心对照。惊讶地发现，数万“笑脸”中，其实最具代表性的只有13种。他们请来美工，将这13种经典的“姜昆之笑”画成漫画。姜昆看了自己的“笑”，说是“有点像赵忠祥”。但研究人员不管像谁，他们的目的是用数字语言表现笑，至于是谁的笑，无关紧要。
事情交给工程师李岩来做。这小伙子做事精细，不苟言笑。但“姜昆之笑”现在就需要这样的人。李岩首先要做的是，在电脑上为姜昆定义“笑的起始点”，然后延续下去，在姜昆笑到每一个关键的时候，确定一帧图像。这样，姜昆的一次笑，就让李岩定义了150帧图像，连接起来，就成为150个表情的过渡。
在完成了第一步之后，李岩希望用语言驱动嘴型，也就是让姜昆的表情与声音同步。他在每一个关键帧上，寻找表情的变化，依据线条的运动确定关键点，一个嘴是10个点，一个眉毛有5个点。又将每个点之间用曲线连接。所谓驱动表情，是驱动这些点，由点驱动线条，造成脸的运动。
472但是事情还没有完，李岩的最终目的，是全自动的图像驱动。他要通过声音来驱动表情。比如说到“姜昆”
的时候，要让机器识别出嘴型的变化，呈现在图像上的嘴型，也须慢慢张开。这是声音驱动嘴型，最后驱动表情。
沈向洋承认，“表情的控制非常难。”李岩还有一系列的问题没有解决。但姜昆已被这样的工作迷住了，他说他要将这“数字化的笑容”放在“名人网站”上，还希望，有更多名人把自己的喜怒哀乐放到他的网站上和公众见面。
11月中旬“龙苑会议”结束的时候，所有研究都已接近尾声，5篇论文开始最后的润色。这以后，是“拚死拚活的两个星期”。沈向洋在下属耳边喋喋不休地说着这些话：“你的新东西在哪里？”“为什么你要用这个方法？”“这张图是怎么回事？”“这个公式怎样得出来的？”“为什么你不把别人已经用过的方法检验一遍？”“你有确凿无疑的结果吗？”“最重要的东西：数据，数据，还是数据！”他不客气地指责下属以英文写就的文章473“一塌糊涂”，还说简直“惨不忍睹”。他拍着桌子说：“论文怎样才叫好。我看你们全都不知道。”又指着柴金祥的文章说：“你自己懂了就行了？我都看不懂。国内老师就是这样训练你们的？”“死亡线”日愈临近，但他觉得有必要让所有人从头学习英文写作。他转身跑到美国去，买了一大堆如何用英语写论文的小册子回来。又在两个星期里面把柴金祥起草的论文修改了无数遍，出了5个版本。12月1日，改到凌晨3点钟，12月2日，最后一个晚上，通宵达旦，改到凌晨4点钟。他说他改文章真是“呕心沥血”，连妻子陈家恩也被他请来帮忙。（他说：“她的英文水平比我好，我所有的文章都是我太太给我改的。”）还希望他的下属在写完几篇论文之后能有进步，因为“做学问还是要看你的文章”。不过，很难说他的下属真的能够体谅他的良苦用心，他们都说他是“疯子”，反问道：“为什么为了一篇文章这样拚命？”他说：“我从来就是这样。很刺激，很过瘾。”
下属说：“我们从来没有为一篇文章这样拚命。”
他说：“最后的拚命，就是为了把事情做到最好。你474咬咬牙，就过去了。你已经做了这么多东西，为什么不咬咬牙？也许就这一点决定你的文章能不能被接受。”现在到了12月3日，沈向洋小组真的完成了他们的9篇论文。“我很自豪，”他说，“这一年有这么多论文，到明年4月就可以知道发表几篇啦。”稍停片刻，又说：“如果我们每年都出几篇文章。我们这里就能成为亚洲最好的图形学和视觉研究中心。”他的十几个下属这时候全都松了一口气，觉得可以获得几个星期的喘息。然而沈向洋却不愿稍有懈怠：还有一个更加重要也更加权威的会议－－世界计算机图形学年会，在前边等着呢。
“全世界有上千名教授和博士在图形学领域里东奔西忙。而每年这个会议只能发表40篇文章。”他说，“想想吧，能在这里出一篇文章，是一件多酷的事。”他宣布：“下一个‘死亡线’是2000年1月13日。我们必须拿出6篇更加精彩的论文。”他倒没有想着李开复反覆提起的向比尔．盖茨报告475的事情！所以难免有人说，他的研究方式正是重长远而不重眼前，重基础而不重产品－－这与副研究员的想法挺对路。
副研究员的懊恼1999年11月25日，也即“龙苑会议”结束之后两个星期，李开复开始了他那个“心平气和、但没有人会笑着出门的谈话”。演讲的题目叫做《对副研的期待》，这是一连串演讲的第一个。此后半年中，又有：凌小宁：《如何在微软获得成功》陈宏刚：《有效的交流与反馈》王坚：《中美科研文化的差别》李开复：《精彩演讲22秘诀》凌晓峰：《如何撰写科研论文》李开复：《软件产业及微软文化》张亚勤：《论文是怎样被审读的》李开复：《什么是微软重视的研究》沈向洋：《基础研究如何选题》476张宏江：《怎样把科研成果转换成产品》演讲一律选择在午餐时间，一律选择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指南厅”中，演说者一律站在前台慷慨激昂，聆听者一律嘴里嚼着肯德基汉堡包手上做笔记。开始的几次，只有研究院的几十个员工参加，但消息渐渐在中关村传开，以致附近高校的学生也纷纷赶来。到了2000年的春季，每逢演讲之时，有50个座位的“指南厅”，就会挤进来将近100人，很多人站在走廊上，还有人席地而坐－－无论是那些世界闻名的科学家还是那些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全都一样。大学生们回到校园之后还在啧啧称奇，都说这是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一大文化特色－－午餐文化。其中一个学生写道：“那场面很有些让人感动。”与一年以前明显不同，李开复现在对面前这些中国青年有了更多的了解。所以他的第一次演讲是从现实矛盾开始，而不再仅仅是一种激情和理想。
他一上来就提到研究院刚刚完成的一项调查，说这次调查的一组数据，明白无误地展示了研究院目前所面临的矛盾：47760%的研究员认为，“6P”之中最重要的“P”是“对产品的影响力”(技术转移)，而副研究员中只有5%的人同意这样的看法；65%的副研究员认为，“6P”中最不重要的“P”是“对产品的影响力”，而研究员中只有8%的人同意这样的看法。
这样的对比实在鲜明，李开复当场承认，这在他的意料之外。但正是这个“意料之外”，促使他开始尝试，从另外一个方面理解这些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
那个下午，他把自己想到的几行字显示在“指南厅”
的大幅屏幕上：副研究员今天的懊恼：1.不够长远，不够基础。短期的、为支持产品的研究。
2.太多杂事，还要编程。繁杂的数据收集、整理。
3.不够自由，管得太紧。本以为可以有空间时间来做基础研究。
4.除了方向，还应考虑我们的兴趣。
478应当承认，演讲的确别开生面。李开复第一次试图站在科研之外的角度来理解他的下属，也是第一次解释他的一系列被人误解的思想。他说，开放式的研究环境，就是“引导但不控制”，“不是可以任意做任何研究”。又说，所谓基础研究，就是那些在5年后能够成为市场主流的技术。还特别说明：“5年是很短的时间，你们想想吧，仅仅技术转移就要1-2年。”看来他想纠正副研的某些心理倾向，所以苦口婆心地将基础研究和产品转移联系起来：“对产品的贡献是将来最重要的贡献。研究院长期的惟一成功是‘对产品的影响力’。”“不做对公司没用的、或者影响力小的工作。”他还进一步解释说，这并不是他在调整研究院的科研方向，而是公司一贯的方针。
“为什么如此在乎‘产品转移’呢？”他自问自答：这是“不申请经费的代价”，也是证实基础研究的价值的机会。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个机会，那么，“失败的惩罚是绝迹”。
关于“基础研究”的问题，在希格玛大厦之外已经成为一个舆论焦点，在希格玛大厦里面也在潜移默化地发挥影响，所以它在1999年的秋天，也即研究院成立一479周年的时候，成为李开复的一个不厌其烦反覆陈述的话题，看看他在电子显示屏幕上开列的排比，是颇有启发的：微软的基础研究是微软的基础研究不是想着做事情坐着想事情，经过科学手段、大量数据、可重复的研究肤浅、无用的、无法扩张的简单结果研究、理解、借用前人的结果不看别人的研究，或只抄袭别人的研究经过亲自设计工程原型，证实对用户有用理论的、没用的纸上谈兵不做产品，但理解最终目的是造福人类为鉴定、拿经费、出论文、满足好奇心专家带头，副研学习博士生带头，本科生编程，他也开始试图理解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不同。他说，中国人实事求是；美国人拥有创新精神。中国人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尤其是数学能力；美国人擅长独立研究，而且想得远，做得深。中国人有很强的编程能力，有克服困难的毅力；美国人有热情，有主动性。中国人讲纪律，讲服从，但心里有想法不直说；美国人直截了当地沟通，甚至批评和争论。中国人谦虚，害羞；美国人自信，活泼。在陈述了这一切之后，李开复说，他所需要的是“两者的结合”。
480但是李开复真的能将“两者结合”吗？对于副研，他的“期待”虽有极大触动，但这些人毕竟不是孩子了。
我们国家的政治教育和道德宣传，何其强大持久，都不能收到主事者期待的效果，李开复的一次“期待”，难道就是一副包治百病的良药？只要举出一个细节，就可以知道这种疑虑不是无病呻吟。在李开复完成他的演讲之后，沈向洋情绪激动地表达自己在微软工作多年的感受。
他说：“进入微软就好像进入天堂一样。你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好的地方。”这话明显属于夸张之辞，出自沈向洋这样富有激情并且喜欢夸大自己情绪的人之口，并不奇怪。但当场就有一个副研究员反唇相讥：“那可不一定。”
鉴于这种种情形，经理们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放任自流。李开复决定，每两个星期和副研们在一起吃一顿饭。第一次午餐会选在希格玛大厦西侧的一家饭店。李开复请大家说说心里话。这些副研来到微软的时间或长或短，一天到晚都是科研，还从来没有人让他们“说说心里话”。现在李开复给了他们机会，还告诉他们不要只会说“是”，不会说“不”。所以也就不客481气地七嘴八舌起来。陈劲林说，他喜欢从美国回来的人说话办事直截了当，不喜欢中国人的不坦率，总是让人家猜你的想法。还说，他喜欢研究院里平等自由的气氛，谁也不会觉得低人一等。但他发现，“老板们总是更多地从美国角度考虑问题，不想想这里是一群中国人。很多经理一开口就是‘你可以不分白天黑夜’。短时间不分白天黑夜，可以。长期这样就不应该。”他说他曾经和经理说过这些，“但他们也许不理解我的意思。他们做事情，完全以自己过去的经历为经验。比如我听说开复过去非常刻苦，沈向洋如何拚命，但你们不能这样来要求别人。”这时候有人提到，“两年合同期满之后怎么办？”李开复说：“你如果想后路，就肯定会离开微软，你要想在微软，就不要想后路。”陈劲林听了不免想道：“道理是对的。但这又是经理立场。用中国人的话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种公开的问答和私下的抱怨，的确牵涉了微软人事制度中一个关键环节。公司在世界各地的3万多名员工，包括了正式工和临时工两种人。一般来说，临时工的薪金高于正式工，加班还能得到额外收入，但却没有482正式员工拥有的“股票认购权”。两相权衡，各有利弊。
大多数临时工渴望成为正式工，但几乎没有正式工愿意进入临时工的行列。
至于微软中国研究院中的“副研”，工资较“正研”
略低，住房公积金之类的福利也少，还没有所有人都羡慕的“股票认购权”，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临时性的职位，以两年为限，也即到了两年聘期结束的时候，你要么是晋升为“正研”并且拥有所有相应的待遇，要么是离开希格玛大厦。从制度上说，“副研”既非正式工，也不同于临时工，更像我们国家广泛实行的“合同工”，还有点像“博士后”，在微软并无先例。李开复当日设计这样的制度，乃是基于一个考虑，对人才的观察，需有一个过程，仅仅凭借一次笔试和几个小时的面试，仍然不算可靠。他显然是在为公司判断人才的优劣争取一个更大的弹性。在雇员一方，也有一段较长时间来适应完全不同的环境。但他却没有想到，这样的制度在“正研”
和“副研”之间构成一道无形但却影响深远的界限。所有的副研都会在心里时时飘着一片阴云：两年之后，何去何从？
483刘挺这时候已经发现，原来副研们像他一样，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不禁勇气大增。有几分钟，他似乎成了大家的代言人。看着李开复循循善诱地向大家解释，他认为这是没有抓住副研的心理。他说：“开复，你讲了很多，我也理解。如果我是微软的正式员工，两年之后肯定会留在微软的话，我也这样想。我也会融进微软的事业中。为什么研究员认同你的方针？因为他们是微软的正式员工。但是，我们这些人想的是两年之后将做什么？微软如果不要我们，我们是出国，还是到哪里去？
副研是‘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不论到什么地方，我们需要一些成果，只有论文可以带着走。“他这样一说，有些经理着急起来，纷纷起来解释。李开复赶忙打断经理们的话，说：”你们停一停，让副研讲话。“于是刘挺又说：”你要在两年以后再筛选我们一次，就意味着我们现在还不是一家人。有人说是‘忠诚不忠诚’。我说，这不是一个忠诚的问题，是具体的目标不一样。“很显然，消除刘挺的心理障碍，将他导入最好的竞技状态，乃是李开复必须面对的第一个难题。事实上他的确与刘挺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484刘挺开始理解美国人的处事方式，所以他也直截了当地对李开复说，那天李开复说的什么”自由开放“一类的话，在他看来是”以大欺小“。李开复很惊讶刘这样来理解他的话，更惊讶刘后来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李开复解释道，他当时是表明自己的真实想法－－真的不同意刘的主张，但也是真的同意让他自行其是。
还说，“如果你是美国人，就一定会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如果刘挺知道李开复在学生时期和导师罗杰．瑞迪之间的那个故事，就一定会相信他的“不同意你但支持你”，乃是出于一种真诚，而非矫情。可惜他那时并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也不能完全熟悉那种美国式的处事方式。
即便如此，这次谈话也已部分地驱散笼罩在刘挺心头的那片乌云。小组里的情形开始好转。王海峰调到张宏江小组去搞“搜索引擎”的研究。朱江专管语料库。
刘挺和荀恩东联手开辟了“机器自动翻译”的项目，由荀恩东搞“英文辅助阅读”，刘挺搞“英文辅助写作”。
这是他和周明在一起选定的项目，王坚评价说，“写”比“读”容易，因为写错了容易发现，读错了不容易识别，这使刘挺受到鼓舞。这是他的兴趣所在，又有过去在学485校时的研究做基础。他满意现在的情况，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大有前途。话不免又多起来，还成为研究院排球队的队长。但李开复心里想的还是“用户要的是什么”。他赞赏他们的选择，说“读”和“写”这两个方面对于用户来说都很重要，他认为，英文阅读虽然更加困难，但对用户更有用。不过，对于刘挺来说，这已无关紧要。“自从那次谈话，我就理解了开复，”他如释重负地对朋友说，“当初我非常想受到开复器重。但现在我不在意谁的器重了。重要的是，以后如果再有什么问题，知道怎样去沟通。”压力之下，几多兴奋几多愁李开复的诚意感动了刘挺，但却没能感动另外一个东北人。12月7日，也即他说出“对副研究员的期望”
两周以后、与刘挺谈话一周以后，他接到另外一个副研究员蔡东风的辞职申请。蔡在送给李开复的电子邮件中，彬彬有礼但却态度坚决地写道：开复：像您已经知道的那样，由于个人（或家庭）
486的一些特殊情况，我不得不向您提出了辞去工作的申请。
尽管这也许有些突然，但还是得到了您的理解，我感到非常高兴。
对我来说，过去的一年是令人难忘的，也是很有收获的一年。能够有机会与这么多聪明的大脑在一起思考和工作，我感到非常幸运和满足。由衷地感谢在过去的一年里您曾给予我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在我即将开始新的工作之际，能够得到您和宏刚如此真诚的关心与支持，这使我对未来更充满信心。
李开复很大度地表示支持蔡东风的决定，他甚至给研究院所有成员发出一个电子邮件来通告这件事：蔡东风告诉我，将于2000年1月到渖阳航空航天大学任教授及研究生部主任。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一年中，东风从数据语言模型开始，他的勤奋工作带来了有价值的结果，为我们的语言和拼音识别系统打下了基础。此外，他的工作毫无疑问对微软未来的产品有帮助。我感谢他的努力。
在渖阳，东风将继续语言技术研究工作。我同意向他提供资金以帮助我们收集数据。我还将试图帮助他找487到开展工作的数据和软件。虽然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位离职的副研究员继续得到支持，但我们会认真考虑每一位去大学或中国研究所的建议。
我发这封电子邮件，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向东风说再见。祝他好运。
算起来，蔡东风来到微软中国研究院刚好一年。这样的“再见”，在研究院不是第一次，日后也会多次出现，每一次都是彬彬有礼，好聚好散，挺有绅士风度，完全不像我们周围的某些情形：老板视员工“跳槽”为背叛行为，“跳槽者”自己则是“不做贼也心虚”，分手就是真正的分道扬镳，甚至化友为敌。然则不论蔡东风还是几个月后另外几人的辞职，其理由，都有一些是不能明说的，只能彼此心照。
蔡东风公开申明的辞职理由完全是家庭性质的。他的妻子在渖阳一个研究所里有自己的事业，不能来北京和他团聚。“我不能让爱人为我牺牲太多。”他这样说。
又说：“只是家庭的原因，就足以让我回去。”蔡的确是一个热爱家庭的人，这一年中他每个月至少回家一次。
但是他的这个理由虽然充分，却很难说是惟一的。我们488回顾全部事实，则可看出他的所谓“家庭情况”，在他一年以前选择微软研究院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当初离开妻子来到北京，而今又要离开北京回到妻子身边，这中间显然有更加重要的理由。
实际上，蔡的考虑既实惠又周密。这一点，他在离开北京之前，曾与记者有过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问：为什么离开呢？
答：我还是希望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问：你认为在微软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吗？
答：大概可以，但你不能脱离它的方向。你要对它承担责任。在国内的学校里就可以不受限制。
问：你的意思是不是在学校里可以不对任何人承担责任？
答：对，我可以发挥自己的想像。
问：是不是研究院指派你的事情不完全是你的想法？
489答：是这样。
问：你是在自然语言组，这个组的研究方向看上去和你的兴趣没有不同，难道发生了刚才你说的那种情况吗？
答：我在这里是一个人的力量，我回去是带一个队伍来做，作用是不同的。
问：你的意思是，你在学校是一个管理者，在这里只是单枪匹马？
答：是的。
问：假如你真的信心很足，为什么不能设想在这里领导一个团队？
答：微软有自己的发展方向，可能我的想法和它的想法不完全一样。
问：你是不是想这样说，虽然微软很注意发挥每个人的作用，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并不是每个人的能力和想法都能充分发挥？
答：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在这里，要考虑公司的大方向，又要考虑把自己的研究和产品结合。
490问：但是，据我所知，研究员的一些研究项目是自选的。不是这样吗？
答：那又怎么样？不是人家需要的。在学校，你要是失败了，不用有压力。你做出来，就是自己的。在这里，你要是失败，就会有压力。你做出成果，是研究院的。你自己拥有专利，和公司拥有你的专利但给你奖励，这两种情况是不同的。
问：研究院不是既鼓励成功，也鼓励失败吗？
答：是的。但从副研究员的角度说，我们无法承担失败。只有两年时间，不能总是失败吧？失败了，你就要走了。
问：有人说这里很自由－－思想上的自由，是不是还有不自由的一面？比如失败的压力？
答：自由的体现是多方面的，压力很大也是不自由。
有些压力并不是直接的，不希望失败，这就是无形的但很大的压力。在国内的学校，很多人都在混，不来上班，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今天如果熬夜，明天不来了，这都是自由。在这里就不行。我在这里一年当中，每天晚491上下班就走的时候很少。一般是9点到10点才回去。这里工作的压力比国内其他单位的大得多，时间也长得多。
从开复到每个员工，工作的强度之大，压力之大，是国内的单位没有的。
问：员工之间有没有竞争的压力？
答：我想是有的。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是很强的。这个环境，总的看，不能允许一个人失败。
看来，蔡的离去，还由于他不能容忍一种长时间的巨大的压力，以及一种对于失败的深深的担忧。在几十个来自中国大学的博士和硕士中间，不能说蔡东风的这种情绪是一种完全孤立的情况，但也的确有不少人不为所动。与蔡东风不同，那些人完全进入一种创造的兴奋中。
另外一个人，徐迎庆，来到研究院的时候也是副研，和蔡东风同样，他也感到“压力”。但他又说：“我很喜欢这个环境，它很自由，真的是在激励你去做事情。”徐迎庆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取得博士学位后，又在计算所工作5年。用我们的话来说，这是中国人自己培492养的人才。此人有一个比常人更大的脑袋，但他的最重要的长处，是一种始终不息的激情和持之以恒的勤奋。
多年以来，他几乎没有在晚上9点以前下班回家，甚至连周末也不休息。他在同行中间一向以多产著称，但他承认，把他过去那些年里取得的科研成果加在一起，也不及在微软研究院里一年取得的成果多。
谈起过去那些年的工作，徐迎庆说：“整天尽说些不着边的话，做些没有用的事，或者完全不应该由你来做的事。”现在，他开始懂得把自己的智慧和时间用在最该用的地方。“老板珍惜你的时间，甚至超过了你自己。”
徐迎庆说。这在他刚刚来到希格玛大厦的时候，就有过一次强烈的感受。那一次，陈蕾请他为研究院的新会议室设计一些内饰。他有电脑制图的专长，也乐于做这些事，相信自己用一个周末就可以满足陈蕾的要求。但就在这时，李开复知道了此事。他对陈蕾说：“你们不要耽误他的时间。”随后又给徐迎庆发出电子邮件：“我相信你能把这件事做得很好，但我更愿意请设计公司的人来做。因为你的时间不是做这件事的。你是研究员！”493以上一种情形，在研究院以后长时间的运转中，造成了一种无形但却有效的秩序。徐迎庆对这种情形极为钦佩，甚至有些夸张地说，“这就是大师的管理水平。”
还坚持认为，我们国家科研上不去的原因在于，不是“把鸡毛当令箭”，就是“把肉包子当窝窝头”。
李开复有一次这样谈论徐迎庆：“如果他在这里的研究效率提高了100倍的话，我一点都不惊奇。”在李开复眼里，徐是一个特别有创意、特别有激情的人。他什么都想做。而研究院可以提供给他最好的设备，还有经费。
“但最重要的是，”李开复说，“假如他有50个想法，其中有48个可能是不行的。已经有人做过，失败了，或者已经成功了。他不了解这些－－不只是他，中国很多人不知道国外的研究情况。但我们一听就知道。我们就会说，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也不行！啊，这是一个好东西！他过去把能够想到的所有念头都拿来做。50个，每个做两个月，要做100个月。在这里，他只要集中精力做其中两个正确的。而且不用做杂事，不用申请经费。”徐迎庆的富于激情和想像力，在研究院中为大家公认。他那体积超过常人的大脑中，充满了无数稀奇古怪494的念头。他当然会有蔡东风所说的那种“失败的压力”。
“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到一半就做不动了。”他说。对于李开复说过的“鼓励失败”，他也觉得挺受用：“是啊，只成功不失败的事情就不能叫科研！不过，最重要的还不是人家怎样看待你的失败和成功，而是你自己怎样看待。”在这同样一种情形当中，徐得出的结论与蔡正好相反，蔡是“激流勇退”，而徐则选择了“激流勇进”。当所有人在巨大压力之下拚命开掘自己的智慧、耗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时候，蔡觉得那是一种痛苦的体验，至少也是得不偿失，而徐却觉得那正是他的快乐。
毫无疑问，徐正是微软需要的那种人。所以，他在1999年夏天就提前结束了副研究员的聘期，晋升为研究员。如前所述，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副研制度”，造成了副研心头最大的压力。蔡东风的离去，不能说与此没有一点关联。徐迎庆在不到半年之内单枪匹马挺进“正研”
圈子，表明其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当然也成为其余副研议论的话题。以至于李开复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情当众说个明白。
那一天，他在“指南厅”的大幅屏幕上显示了如下495一行字：提升研究员的例子－－徐迎庆。然后将徐迎庆半年来的表现予以公布：研究成果：5项。
论文专利：正在撰写5篇论文；申请6个专利。
产品转移：有5个革新算法将进入微软产品。
研究精神：有热情、干劲。
有创意。
自主，从不等待工作分配。
跨组的合作和影响。
能接受批评。
刻苦工作，从不抱怨。
其他贡献：面试。
帮助微软中国研究院进入中国图形学领域。
永远把公司放在第一位。
“徐迎庆真棒啊！”来自加拿大的访问学者杨强这样惊叹，“他那个脑子真是不得了。”然而这件事还包含了另外的意味：李开复敢于在所有副研面前列举这些理由，表明徐的提前晋升，确是出于其本人的努力和成就，而496没有人事方面的原因居中作祟。
一种真正具有压力的制度，能够将不同的人迅速分化。当蔡东风向李开复提出辞呈的时候，徐迎庆却被他自己的成功激励着，日愈沉醉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中。沈向洋在3月份交给他的那篇“纹理合成”的论文复印件，8个月来始终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他已经阅读了无数遍，那几张纸上画满了红黄绿黑各种标记，还有密密麻麻的中文和英文的批注。
“看着吧，我能超过他。”他对沈向洋说。
他刚从“12月3日”中解脱出来，就开始惦记“1月13日”了。
如何捞到海洋里的一根针“龙苑会议”确定的第一批研究项目，全都具有严格的时间界定－－2000年1月。
1999年秋天将要结束的时候，“死亡线”遥遥在望。
但是网络多媒体技术领域中三个研究小组－－张亚勤小组、张宏江小组和沈向洋小组，全都面临着无穷无尽的技术难题。
497个人电脑的微处理芯片－－大小有如一张中等尺寸邮票的硅晶体片，每18个月就把它自己的能力奇迹般地增长一倍。50年前，一台楼房一样高大的电脑提供给我们的“比特”数量，不过数以千计；20年前，一台普通电视机大小的个人电脑，可以容纳数以千万计的比特；到了最近10年，一台笔记本大小的个人电脑所能容纳的比特，已经超过1000亿。现在，整个因特网上流动着的比特数量，以兆亿计。
在过去的几年里，因特网是全世界都在谈论不休的话题。一部分人在疯狂地追逐网络，另外一部分人说“网络不过是一个越来越大的泡沫”。实际上，网络是一个媒介，只是为我们提供一个平台，真正有意义的东西是网络上的内容。网络对于网络上的内容，有如纸张对于纸张上的内容。人们想要的东西是报纸书刊上的文字和图片，而非纸张。所以，内容是决定一切的。网络不是泡沫，但没有内容的网站是泡沫，这情形就像是给了人家一张开满“天窗”的报纸。
然而不论网站的泡沫是否破灭，因特网都已将这些生机勃勃的比特变成无论种族不分国界人人可以享有的498资源。从表面看，这是用户的幸事。但是，当因特网将这么多数据转换成字符、线条、颜色、图像、声音或者视频的时候，问题也就随之发生：没有一条线路能够将如此巨大的数据顺畅无阻地由此地传递到彼地。就算你能耐心等待那些数据全部到达目的地，在那比特构成的海洋中，又怎能轻易找到自己想要的“一根针”？这情形很像你在北京城庞大的交通网上，在140万辆流动的汽车中寻找你女友驾驶的那一辆，如果没有有效的指引，必会无功而返。而因特网上流动的比特却是数以兆亿计的，其搜寻的艰难，自然可以想像。
伴随网络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必然有软件功能的不断增强。对于因特网上种种尴尬的情形，科学家的办法，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个是多媒体化；一个是可移动化，也即无线通讯；一个是网络化。“信息业走向哪里？就是这三个方面。”张亚勤这样概括他对未来的判断：“因特网是这三个东西的交互，处在中心的位置。”
其解决问题的基本路线如下：获得－－压缩－－传输－－检索－－提取－－再现首先，如果计算机不能“获得”各种自然形态的数499据，比如语言、图像、声音等等，一切都无从开始。然后，如果不经“压缩”一环，以目前因特网的水平，显然不能容纳如此大量的数据。但“压缩数据”与“压缩饼干”不同。后者可以把所有原料搅合在一起，改变原有形态，面粉脂肪白糖等等不必分出彼此，“压缩数据”
如果也像“压缩饼干”，那就完全无用。它必须能够在必要的时候恢复原有形态，它要求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和最低廉的成本，这是“传输”。还必须让所有人都能准确迅速地“大海捞针”，这是“检索”。人们处理比特的工具越来越多，个人电脑之外，已经有了种种形式的无线通讯，比如正在流行的掌上通、手机和电视机顶盒，所以同一次传输和检索过程必须能够适应所有这些设备，也即专家所说“可移动的环境”，这是“提取”。最后是数据的“再现”，这包括数据的还原过程和一个让用户最容易操作的界面。
这一过程在1999年春天曾出现在张亚勤办公室的白板上。那一天，李开复和张亚勤在一起讨论科研的基本线索，张亚勤在白板上画出一个流程图。后来一年的事态发展证明，将网络多媒体3个研究小组的目标集中起500来，就构成了这个流程的从头到尾。
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描述这3个小组的目标，那就是，沈向洋小组解决的是数据的“获得”。张亚勤小组要解决数据的“压缩”和“传输”，张宏江小组要解决数据的“检索”和“提取”。这里所谓“数据”，包括了语言、声音、纹理、图像，还有视频(再现的工作，多数小组都会涉及)。
张亚勤以往在世界计算机软件业的地位，正是来自他在数据“压缩”和“传输”方面所做的贡献。而张宏江则是全世界数据“检索”和“提取”的“鼻祖”。这两个人分别在自己的领域中已经努力了十几年，卓有建树。
然则，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似乎总是走在他们的前面。
当一台电脑吃力而又缓慢地把一幅图像显示在屏幕上的时候，任何人都会感觉到等待的焦躁和烦恼，同时又会感受到画面逐渐呈现带来的喜悦。但在专家们的眼里，那屏幕上显示的东西并非图像，而是成千上万颗小圆点构成的一张网。他们把那些圆点叫做“像素”，同时认定，大部分像素其实只是重复。比如一幅照片上，千万个蓝色圆点组成蓝天，其实这只是一个蓝点的重复。
501专家们通常用“冗余度”来描述这种现象。所谓“数据压缩”，也就是把“重复”先行取消，等到用户提取图片的时候再还原。这对运动着的图像特别有效，因为我们只需保留后一幅与前一幅的区别，而将所有相同之处全部删去。科学家在以往的工作中，已经有可能将数据压缩至1%-2%。其余均为“冗余”。你可以设想，当一条高速公路上的汽车流量减少了98%的时候，会是怎样一种局面。
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张亚勤小组现在就面临着一个新的棘手问题：压缩与传输，和网络资源的情形联系在一起。网络传输的带宽（“带宽”的意思，如果形象地表述，就是线路的宽度，在固定的时间段中，越“宽”
的线路，可以传输越多的数据），并非固定不变。在同一条线路上，数据的传输有着快慢多少的区别。这情形如一条电话线上，一个人“占线”的时候，另外一个人的话音就必须等待。张亚勤小组的想法是，让数据的传输根据带宽的变化来自动调节。这就不但要将数据“压缩”
得好，还要拥有其他的功能。比如在道路拥挤的情况下，就让路上的汽车缩小，如果还是拥挤，只好停止一些次502要汽车的通行，而让重要的汽车优先通过。而在道路良好的情况下，又能让延误的车辆迅速地赶上来。又比如，由于压缩的奥妙是裁减“冗余”，以一当百。所以一幅图像上的微瑕，就会一直延续到最后。因此有必要让系统具有解析和纠正错误的能力，保证压缩中出现的错误，可以在提取的时候弥补过来，专家们把这叫做“可调节性”，它显然要比“可压缩性”更加艰难。
解决这些问题，正是张亚勤的专长。此人一向标榜与众不同，就连自己智慧和热情的指向，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形。与大多数中国学生在海外苦读不同，他在美国后来几年的主要经历，其实是放在投资和公司经营上。
又同大多数回到国内投身商海的留学生不同，他回国之后反而能将主要精力用于科研。在1999年，他写了至少20篇论文，多数课题是同他人合作，他自己也全力做了3个。他认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把多媒体信息同步传输在因特网和无线通讯的架构上。尽管他在世界计算机领域的科研成就首屈一指，但他发现因特网时代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就像我们前面的叙述。这使他意识到，无论什么样的研究，最重要的事情是，从开始就想到最503后：压缩的时候想到怎样检索；传输的时候就要想到给谁传输，又怎样再现；公路上很拥挤的时候，你要想到怎样控制，怎样指挥，怎样分配路面和时间。张亚勤说：“这是一个完整过程。每一个环节都要想到，每一个环节都要和别的环节紧密相连。”他为此建造了未来信息科学的新框架。其基本定理是：信息传输速度越快，失真也就越大。这理论在以往的信息科学中叫做“速率-失真论”，并非张亚勤始创，而是克拉德．商农在50年代创建的，它在此后数十年间，成为全世界信息科学的基石。但是，张亚勤在“商农理论”的基础上建筑起来的这座因特网技术大厦，却有着全新的含义。
很显然，张亚勤现在的研究已经覆盖全局。“我在拓展未来。”他说，“原来的研究限制在一个局部，是创作一个配件。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就连比尔．盖茨也认定，微软公司最优秀的多媒体技术研究员都跑到北京去了。在张亚勤小组中，就有来自美国的李世鹏和李劲。李世鹏主攻“视频压缩”，其要点在于“可调节性”，这比他以往的研究困难百倍。李劲504是“图形的压缩传输”，这东西和沈向洋小组的研究有点像，两者都是“图形”，其实并不一样，沈向洋的问题是怎样获得图形，不问“获得”之后的事情。李劲的问题正是“获得”之后的压缩，既能压得小，又能压得好。
合二而一，恰为一个整体。朱文武在11月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后，其精力集中于“网络资源的分配和变化”，也即因特网上的传输和无线传输。这样，这个小组就在张亚勤之下出现了“李－李－朱”三足鼎立的局面。
尽管张亚勤在“龙苑会议”上很谨慎地宣布，他只有大约60%的把握，但小组里面谁都知道，倘若张宏江小组和沈向洋小组在“死亡线”之前拿出成果，而他们一无所有，那就意味着自己的落后。这种心理上的相互影响，代表了希格玛大厦里各个小组之间无言的竞争。
新办法原来就是“脑筋急转弯”
对于大多数研究员来说，“死亡线”具有一种明显而又奇异的激励作用。其意义，既不同于我们国家通常的“精神文明教育”，也不同于“物质第一”的逻辑。事实上，大多数人把“死亡线”铭刻于心，不辞劳苦，夜以继日，不过是想要赶在别人的前边，把自己喜欢的事情505做完。
夏天开始的时候，张亚勤小组也加快了自己的步伐。
李世鹏拟订了自己的研究框架，但就是缺少人来实现那些得意的想法。幸运的是，暑假里有大批学生到这里来实习，他一下子找来6个学生－－2个研究生，4个博士生。这些学生来自哈工大、中国科大、清华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华盛顿州立大学。他把他们化整为零，交给他们题目，告诉他们怎样在网络上查阅文献，一起讨论困难所在，还按小时支付酬金。他第一次指挥这么多人，就像一个战场上的将军一样踌躇满志，以为来日必可大获全胜。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些学生不能令他满意：自信有余而视野不足，聪明但却封闭，又不具有听取别人意见和理解别人想法的习惯。最要命的是，他们只知道自己“天下第一”，至于其他事情，你说了半天，他根本听不进去。
看来清华大学电子系的潘锦辉是个例外。这女学生天资聪敏，又能老老实实做事。同时兼有这两种品格的年轻人，真是少之有少。李世鹏给她出的题目是：从一个不动的背景中，把一个运动的物体提取出来。她苦思506冥想一个星期后，终于有了办法。按照这办法做了几天，“运动的物体”倒是提取出来了，但却变了形－－画面上该有的东西没有了，不该有的东西有了。于是他和她在一起讨论问题的症结，她说她高度怀疑，这种寻找图像之间运动轨迹的方法，过于粗糙：假如我们在这条轨迹上提取的图像不是“2帧”，而是“10帧”，是否能够解决“变形”问题？果然，她很快就成功了。
暑假过去以后，大多数学生要求继续实习，他们有这样好的计算机使用，还有酬金，为什么不愿留下来呢？
但李世鹏把其他人都打发走了，只把潘锦辉留下来。秋天开始的时候，吴枫也来了。吴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博士，也是我们国家计算机权威、中科院计算所所长高文的得意门生。按照李世鹏的说法，吴在中国是多媒体数据压缩领域最优秀的人之一。应当说，在技术的领域中，高文的计算所是微软研究院的竞争者，但高和张亚勤的关系特别好。所以也就慷慨地将他的得意门生送到希格玛大厦来。
吴枫的加盟与潘锦辉的成熟，使得李世鹏小组的研究进度一下子加快了不少。到了1月份“死亡线”来临507的时候，他兴高采烈地向李开复报告：“我们这个东西已经到了可以拿出来的程度。”按照张亚勤的判断，李世鹏研究的题目并非开创性的，但他的算法是全新的。
这一成果出现在一个国际会议上的时候，当场引起大家惊叹。“他的想法很巧妙，也很简单，一捅就破。但别人没有想到，他想到了。”张亚勤这样解释。项目的名称挺怪：“MF．MF”。第一个“MF”纯粹属于专业性的，意思是“多帧的”和“多特征的”。第二个“MF”可就有点浪漫色彩，李世鹏叫他“强壮的青蛙”，这是形象地描述了新算法的特色。
概括地说，情形是这样的，让计算机找到运动的东西容易，判断静止的东西困难。比如一个移动的拳头，从这里到那里，计算机将两帧图像加以比较，就知道它在移动并且已经到了哪里。这情景有如夜幕中的青蛙，面前物体不动的时候，它熟视无睹，物体只要一动，它就能够看见。不过，科学家却不能真把计算机当作青蛙，他们不仅要让它跟踪运动的图像，还必须让它找到尚未移动的“第一幅图像”。这居然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李世鹏之前，所有科学家都在绞尽脑汁“寻找第一幅”，508结果始终不能令人满意，也就无法跟踪后面的“运动”。
李世鹏的办法，说起来很像“脑筋急转弯”。他说，他根本不用先找“第一幅”，而是先找后面那些已经运动起来的图像，反过来确定“第一幅”。开始的时候，效果并不理想：大约20分钟才能找到那个“第一幅”。但他信心十足，继续改进，结果也日益精进。到最后，居然能够在1秒钟内找到10个“第一幅”。所以他很得意地把自己的算法叫做“强壮的青蛙”。他喜欢他的“青蛙”，所以后来对朋友说的话，带有感情色彩：“当然还有更加成功的人，但我觉得我的时间都没有浪费。我做的东西都是我喜欢的东西。人这一辈子，还要求什么呢！”把精彩的思想变成现实李劲的办公室与李世鹏仅一墙之隔，如前所述，这两个人在来到微软中国研究院之前，都是张亚勤的崇拜者，来到这里之后又都在张亚勤小组共事。两个人在国外全都有着不凡的成就，但在国内，李劲的名声远在李世鹏之上，这一半原因出自他的天资聪明以及大器早成，另外一半原因，则要归功于“计算机娃娃”的美名。当时的“娃娃”，而今无论生理还是性格都已相当成熟。他509身高体胖，不拘小节，接人待物不卑不亢，彬彬有礼，但你会觉得他的礼貌中有一种明显的距离，说话的时候总是不高不低，不紧不慢，不像李世鹏和徐迎庆那样充满激情地谈论过去和今天，也不会像沈向洋那样眉飞色舞地讲述他的稀奇古怪的念头。他总是显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不过，当他谈到自己的女友时，立即就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流露出来。由于他本身的能力，更由于他在外界的名声，研究院里所有人都对他抱有无限期望。
李劲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充满了自信。那是一个漂亮女孩子的巨幅照片，其实际尺寸相当于他眼前这台显示器屏幕的12倍。李劲的目标，就是要在照片的传输过程中，任意选择其中一个部分，优先显示出来，可以是一对漂亮的眼睛，或者是一缕乌黑的头发。按照李劲的表示，这样大的一幅图，用户不需要一下子看到全部。“你要看的部分，就传输过来。不看的部分，就不必传输，就像手里拿着一个放大镜一样。”这是一个“从虚拟到现实，从模糊到清晰，首先选择局部，逐渐扩展至整个画面”的过程。在计算机的世510界中，图片所包含的比特数量，远远超过文字和声音，这给它的传输和储存都带来更多的麻烦。比如我们眼前这个女孩子的照片，其色素数量，原本为15兆，也即相当于1500万比特。经过张亚勤小组的压缩技术处理之后，还有大约64万比特。压缩成效显著，但仍是一个庞大数字。你如果将这整张图从网络下载，即使线路完好，也需要等待漫长的2分40秒。对于电脑用户来说，“漂亮女孩子”如此姗姗迟来，无疑是个恼人的过程。李劲的技术，就是要让电脑在这2分40秒的过程中，按照你的要求分阶段地传输其中任何部分，既可以先传眼睛，也可以先传眉毛，你可以一边欣赏局部，一边等待全局。
当这一成果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时，任何人都可以意识到，如果把它同李世鹏的成果联系在一起，就可以构成一个多媒体压缩和传输的完整过程。事实上，这的确是张亚勤小组集体智慧的一个结晶。
不过，李劲却是实现这一切的当之无愧的关键人物。
这是因为，整个项目乃是基于李劲提出的两个概念：一个是“累进”；一个是“选择”。两者合而为一，也就是，不断截取其中最主要的数据，不断扔掉一些次要数据；511首先传输最有效数据，然后传输次要数据。所以，李劲把他的技术叫做“虚拟文件”。
李劲很老实地承认，他并不是这两个概念的发明者。
但他坚持认为，这是首次在网络上实现这两个概念。“在这之前，很多人虽然知道有这样的概念，但却不相信这个东西能做出来。”当李劲在1999年12月的一个国际会议上报告这个成果的时候，听者无不认为这是他们看到的最好的报告。毫无疑问，这项技术将大大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并且节省网络的带宽。
“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好水平的吧。”他一边演示一边得意洋洋地说。他有足够的理由得意。这是因为，在科学的领域中，能够说出一个真正精彩的思想，已经很不容易；把一个精彩的思想变成现实，就更加困难。
“我要死过去啦”
12月的第一个星期，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来了一个新成员。他叫郭百宁，是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博士。
当他作为一名正式研究员介入沈向洋小组的研究时，小组的第一条“死线”已经结束，第二条“死线”－－国512际图形学年会的截稿期，则刚刚启动。沈向洋设想当中的第二批课题，已经全部展开。
去掉了“副”字的徐迎庆开始独当一面，“纹理合成”
有了令人振奋的结果，看来他的“超越前人”的大话没有白说。只不过，他的英文写作水平实在糟糕，拿出的那个技术报告，沈向洋看了以后既好气又好笑。徐一只手上拿着那报告不知如何是好，他知道“写论文是为了把思想卖出去。就是不知道怎样卖。”更要命的是，他的另一只手上还有一个项目，仅仅是名字听起来就让人头疼，叫做“带有真实感的任意形式的织物”，其中技术上的困难更叫人头疼。就在他心急如焚的时候，从美国来了一个郭百宁。沈向洋不由分说就让郭百宁去徐迎庆那里救急。
乍看上去，郭百宁不像是一个能够细致入微地考虑问题的人。他中等身材，方脸高颧，有着一个线条分明的下颌，说话语调高亢。几天以后，周围的人便开始欣赏他的研究能力，说他精明能干，做事一丝不苟，而且极有创见。看到郭只用了几个小时，便抓住“纹理合成”
项目的关键，徐迎庆不免惊讶万分。
513专家所谓“纹理合成”，其实也是“拼图”的一种方法，不过，这不是“同心拼图”，而是以小幅花纹为蓝本，生发出全新并且无限大的花纹图像。其过程当然是通过电脑技术的再现，但却更是一种艺术设计。
很显然，这项技术的难点在于，衍生出来的图像必须保留蓝本纹理的视觉特征，又不能简单重复。但其真正的价值所在，却是由小到大的演变，因为你只要在电脑里面保存一些极小幅的蓝本，就可以在任何时候“合成”很大的图像。这个关键被郭百宁一眼看出。他说，既然你是“合成”，就不能仅仅拘泥于方寸屏幕，必须超出屏幕的局限。郭一边在白板上面写写画画，一边将自己的想法用“虚拟纹理”的概念来描述。
所谓“虚拟”，也就是要使“合成”的图像无限大。
比如你能在屏幕上看到一面墙壁那么大的图像，甚至可以看到希格玛大厦所在的海淀区，海淀区所在的北京，北京所在的整个中国，甚至整个地球。当然这是“虚拟”，而不真的把地球装在电脑里。从技术上讲，要存储一个无限大的图像，也是不可能的，但既然有了“纹理合成”
的技术，就可以仅仅存储一些算法和数据。你需要这个514地球的哪一部分，只要拖动一下鼠标，电脑便可以迅速计算，其运算速度比你的眼睛还要快，所以你在看到想看的东西时，不会有任何异样的感觉。
这个想法一经提出，立即让沈向洋小组的成员都激动起来。此后的一个星期，是一连串新的实验。徐迎庆把“真实感织物”的后期工作，交给实习生钟华去做，自己则把全部精力放在“虚拟纹理”上。老实说，“纹理合成”的技术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再来实现郭百宁的想法也就没有多少复杂之处，问题在于，你能不能让你的脑子想到这里，有如李世鹏的那个“脑筋急转弯”。当然还有一个难题－－你能不能在那条“死亡线”到来之前完成全部实验。
1月13日一天天逼近，时间真是紧迫。沈向洋只好向凌小宁的软件开发小组求援。于是，软件开发工程师陈刚来了。有了陈刚的支持，徐的实验节奏快起来。合成图像的面积渐渐增大，12月的第三个星期，已经比原来的设计大了400倍。到了第四个星期，已经可以看到超过屏幕面积4000倍的图像了。
那一边，郭百宁着手写论文了。“百宁在美国受的教515育，英文写作水平很厉害。”徐迎庆后来说。郭把徐的技术报告全部打乱重来，其写作方法也是徐迎庆从未见过的。他先把结构写出来，共计五大段。然后想到哪里，就在哪里写上几笔。有些地方是非常严谨流畅的文字，有些地方是三言两语，更多的地方则是空白。这是一个百孔千疮的东西，有完整逻辑而无完整文字，任何人都会越看越糊涂，但沈向洋和徐迎庆心里明白，那些空着的地方应该填些什么。
事实上，他们根本等不及全部文章写成，便开始读了。郭百宁写出一段，这两个人便读一段。一边看一边表示自己的不满。徐说，这叫做“深揭狠批”。两个星期之前，是“深揭狠批”徐迎庆，让徐把他的报告改了十几遍，现在则是“深揭狠批”郭百宁，让郭把论文改了十几遍。这是一个碰撞灵感和积累灵感的过程。今天的东西和昨天的完全不一样，到了明天，又会有一副新面貌。“其实百宁已经写得非常好了，”徐迎庆后来说，“不过，就是鸡蛋里面挑骨头，也要挑出来。因为这是全世界最高水平的投稿。我们自己不挑骨头，人家也会挑的。”那些天，这些人都觉得有机会被“批判”是一种幸运。
516沈向洋本人一边“深揭狠批”徐迎庆和郭百宁，一边到处寻找批判自己论文的人，到处说：“你们都有人批判啦，谁来批判我呢？”看来有希望了。可是郭百宁偏又节外生枝，提出新的问题。当他看到徐的算法竟然比世界上最好的水平还要快17000多倍的时候，他就坚决主张增加一项实验。
“你不能仅仅根据人家论文上的数据来下结论，”他用非常专业的语言对徐说，“你必须把他的算法实验一下，看看和他发表的结果是不是一样，还应当把两种算法放到完全同样的环境中来比较。”这建议很苛刻，徐却意识到无法拒绝。他在过去几个月中已经懂得，一项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结果，必须无懈可击。
考虑到这一点，徐开始了新一轮实验。现在他必须把工作时间拖延得更长，晚上不能回家了。进入12月下旬的这个周末，他是在办公室度过的。然后是圣诞之夜，他继续在办公室里熬着。大约就是在圣诞老人向全世界的孩子祝福的时候，徐得到了确凿结果：在“奔腾三代450型、256兆内存”的环境中，将两种算法加以对照，结果是，自己的算法快了大约7000倍，而不是17000倍。
517但是郭百宁手上的论文还没有过关呢。沈向洋小组的另外5篇论文也在同时推进。大家不分昼夜在修改。“不到‘死线’就要继续批。”沈向洋说。元旦这天，沈向洋咬咬牙，把小组成员放回家，自己也和妻子儿子呆了一天。2日，他回到希格玛大厦来的时候，小组里所有的人都在这里了。
作为一个经理，没有什么比这种场面更让他激动。
“真正的敬业就是这样的，”他有一次对他的下属这样说，“你们每一个人做得好，就是我沈向洋好。我做得好，就是开复的光荣。开复做得好，就是微软做得好。”微软雷德蒙研究院里两位沈向洋昔日的同事，芮勇和张正友，不约而同地提到，他们很羡慕沈向洋目前的情况：他在美国的时候，只是单枪匹马。而现在，他手下居然有十几个人。李开复有一次也谈到这个话题：“沈向洋在中国人中是很优秀的。他在美国也很优秀，但他在中国的研究效率比在美国的要高得多。”还说：“他的效率主要取决于他的下面有一批人。他在用自己的才华和激情影响周围的人，激励周围的人。”他的确把周围的人都激励起来了。临近“死线”的51812天，沈向洋小组始终处在一种高度亢奋的状态中。徐迎庆的作息时间是：第一天和第二天加在一起，睡了20分钟。第三天没有睡觉，第四天睡两个小时，第五天又没有睡觉。到第六天，他一边想，一边写，一边做录像，一边做演讲稿，还请来一个“老外”配音。直到深夜，他把演示录像做好，以为大功告成，就回家安稳地睡了一夜。次日清晨来到办公室，把沈向洋项目的录像带拿来一比，就觉得自己那个实在太差，于是扔了重做。他从第七天的上午干到第八天的下午。到1月10日，他终于完成全部工作。这时候是凌晨5点钟，他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等到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钟。
与他遥遥相对的那间办公室里，沈向洋还在为全组的6篇论文做最后润色。过去10天里，他比徐迎庆睡得更少。在徐倒在办公桌上昏昏睡去之后，他的没有睡眠与停顿的状态又延续了两天。
12日，全部工作完成，6篇论文寄出。沈向洋离开他的电脑，还没有走出办公室，就倒在地板上睡着了。
10小时之后，他揉着熬红的眼睛走出办公室，说：“我要死过去啦！”又说：“4月份就知道我们能有几篇论文中选519啦。”小组里另外的成员，既没有提到“死”，也没有提到“中选”，一个个全都东倒西歪了。
有什么事情比和学生见面更重要？
整整一个冬季，11月，12月，直到2000年的1月份，研究院就像是一部高速运行的赛车，朝着既定的目标驶去。所有的人，院长、经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和工程师，还有那些访问学者和实习学生，全都没有片刻懈怠。当然也有一次例外。那是12月2日下午，休息厅张灯结彩，白板茶几上的奇怪符号也都擦净，摆满了各种饮料、点心和干鲜果品。所有员工都来了，包括沈向洋、张宏江、凌小宁、黄昌宁、王坚、陈宏刚，还有李开复。一天前，李开覆命令所有下属，不论多忙，也不论什么“死线”，这个下午所有的人必须暂时离开电脑。
他们在这里迎接清华大学的学生。学生总数大约有400人，都是自愿报名，又经学生会的组织，来参观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没有一个房间足以容纳这么多人，但李开复看重学生甚于看重官员。他在各个大学访问的时候，就说过，“可以不见校长，但不能不见学生。”现在，这么多学生登门拜访，在他看来是一件喜事。他坚持要520见到所有愿意来的学生，一个也不能少。于是，陈宏刚精心设计了一套方案，将全部学生分成5批，每批80人，依次进入。这种安排虽然可以解决房间狭小的问题，但却出现了新的问题：研究院安排的所有节目－－李开复的演讲、项目演示和参观、各研究小组和学生的座谈，均须重复5次。全部活动时间也因此延长为整个下午。
“你打算把同样的话讲5遍？”陈宏刚问李开复。
但李开复认为这不是问题。他反问：“还有什么事情比和学生见面更重要？”对于李开复在学生身上倾注的热情，他的下属当中有不少不以为然。的确，研究项目“死线”在即，加班加点还惟恐不及，居然要把这么多的时间花在这些学生身上。“所有人，一个下午，全都花在这件事上面。代价太大了！”凌小宁说。但是他却完全了解李开复的良苦用心：“他就是为了能发现一两个优秀学生。”
李开复并不隐瞒他具有这样的动机。一个学生问他：“你怎样对自己定位：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管理者。”他说：“都不是，我只关心我每天做的事情。做成一件事就会满足。比如今天，我与400个清华大学的学生交流，521就很满足。你们中间可能有20个到30个对我说的话有兴趣，其中有一两个人将来可能因此做出成绩，我就有了更大的满足。”那个下午，李开复情绪高昂，劲头特别大。有权势有名望的人对待小人物的那种漫不经心，在他脸上一点也看不到。他并不是拿这些学生来陪衬自己的平易近人，他的话，听上去没有那种俯视下层的意味，而是在向学生表达他的诚意：我们已经有18位资深研究员－－11位从美国回来，7位从中国招聘。还有26位副研究员－－这类似于大学里的博士后。至于整个微软公司，共有4个研究院，450个研究人员，他们总计开辟了30个研究领域。
在过去一年里，我们发表了28篇论文，还有49项发明。不错，我们是做基础研究的。但就像比尔．盖茨说过的，我们也是为用户而存在。我们不是为今天的用户，而是为了5年以后的用户。我们不做没有用的东西，我们每天都在试图明确地回答：5年以后世界是什么样的？今天的用户只想今天要什么。我们在今天就要决定5年以后的东西。
522有一个中国教授，到这里来，看了研究院以后很奇怪。他说，他本来以为做基础研究就是把每个人都关在房间里面，想事情。我说，是想事情，但不等于不做。
我们不是坐着想事情，而是想着做事情。我们要拿学术成就来衡量每一个人，要看论文，但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写一篇论文，而是做一个可以用的东西去造福人类。
我们从美国来到中国的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是专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功成名就。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只有微软才有的。这就是，在这里做出的成绩，可以被成千上万人、甚至上亿人使用。他真的把他的这番话说了5遍。学生们被他的富有激情的声音所吸引，先是全神贯注，然后是议论纷纷，一批又一批地包围着李开复，然后又去包围那些他们久闻其名的研究员。
他不厌其烦回答学生的问题，眼睛仔细打量面前的所有学生，心里期待着天才的突现，嘴上不失时机地询问学生，他们当中谁最优秀。有个学生顺口说道，他的一个同学是个数学天才，还是围棋高手。“真的？”李开复一听到这个消息便两眼放光，正要追问，陈蕾走来说，第四批学生已经进来，正在那边等着他的演讲呢。于是523他吩咐陈宏刚，务必找到那个“数学天才”，还要把了解到的情况向他报告。
不过，他还是感觉到“死线”的压力，悄悄吩咐几位经理：“叫一部分研究员回去干活吧。”
“只要他真是我们需要的人，要什么给什么”
用这种方法来寻找优秀的人，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还是第一次，这表明，李开复并没有因为他已拥有一支60人的队伍而有丝毫松懈。事实上，我们检查研究院的档案，可以知道，在1999年春天的招聘高潮过后，寻人的努力仍未放松。新的加盟者，在7月份有李明镜和张益肇、在9月份有王坚、在12月份有郭百宁。然则有足够的迹象表明，李开复从未知足过。他认定，既然希格玛大厦已经聚集了第一批聪明人，就理所当然地会有更多的聪明人围拢过来。
1999年的9月24日，他向全体员工发出一个挺长的电子邮件，表明他的这种迫切心情。其中说：微软雇用的员工，40%是通过员工推荐的，因为聪明人了解聪明人，忠诚的员工会推荐最好的员工。所以请524你帮助提供顶尖的候选人，推荐适应我们岗位的人，可以是你自己认识的，也可以仅仅听说过他的名字。比如，你知道某个人发明创造过某项了不起的技术，听说某个人有“电脑怪才”的称号，请把他的名字寄给我们。所有的推荐都算数。
与此同时，他又颁布：为了发现那些隐藏在中国的天才人物，将对所有员工立即执行一项奖励政策：凡推荐一个研究员、高级研究员和主任研究员，微软公司将奖励3000元。
凡推荐一个助理研究员或者工程师，微软公司将奖励1000元。
中国人也许会认为，这项奇异方针是一个“任人唯亲”的证明。在我们的国家中，人们一天到晚痛斥“裙带关系”，仍不能避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情形。你说“聪明人周围一定是聪明人”，也许有道理，但是谁又能保证聪明人身边就没有一个笨蛋，尤其是那些冒充聪明人的笨蛋？的确不能！不过，微软这一人事制度，以员工信誉为基本前提。任何人在举荐旁人的时候，须以自己的“信誉”为无形担保。倘若真有滥竽充数之人，525本身极难通过严格面试，就算众多考官全被蒙蔽，“三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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