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这种不一定正确、但是极富争议的言论称为“异端邪说”。关注“异端邪说”，是找出“不能说的话”的第二种方法。历史上的每一个年代，都会给“异端邪说”贴一些标签，目的是在人们开始思考它们是否为真之前就把它们封杀。“亵渎神明”、“冒犯圣灵”、“异端”都是西方历史上常见的标签，当代的标签则是“有伤风化”、“不得体”、“破坏国家利益”等。以前时代的标签在今天已经不可避免地失去了杀伤力，最多只能用于讽刺。伹是在以前，它们真的有巨大的威力。
举例来说，“失败主义者”（defeatist）这个词，今天看来并没有特别的政治含义，只是指某个人比较悲观，不相信自己会成功。但是在1917年的德国，这个词却是一件锐利的武器，鲁登道夫将军（Erich Luderdorff）将所有政治对手都称为“失败主义者”，指责他们奉行投降主义，赞成签订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议，从而用这个借口把他们清除出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首相丘吉尔及其支持者也广泛使用这个词压制反对声音。1940年那一年，任何反对丘吉尔对攻作战策略的人一律被称为“失败主义者”。这个标签贴得对不对？根本没人考虑这个问题。被贴上标签、受到打压后，人们都噤若寒蝉了。这真是很理想的压制反对声音的方法。
如今，当然也有这样的标签，从万金油式的“不适当”（inappropriate）到可怕的“制造分裂”（divisive），不胜枚举。好在不管是哪个年代，分辨这样的标签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你只要看看人们怎么称呼那些自己不赞成、但是又不算错的观点就行了。当一个政治家说自己的对手是错的，这是直截了当的批评。但是，如果他不谈论对错，却使用“制造分裂”或者“对种族问题不敏感”这样的标签攻击对手，那么我们就应该多加注意了。所以，如何找出那些我们自以为正确却会被未来人们耻笑的话？方法就是关注这些标签！比如，有一个标签叫做“性别歧视”，你问自己哪些想法属于“性别歧视”。然后，把头脑中跳出来的那些想法按照先后顺序列出来，再逐个追问，它们真的属于“性别歧视”吗？
这样的自问自答是不是太主观了？表面上确实很主观，但是实际上不是。因为最先从你头脑中跳出来的想法，往往就是最困扰你、很可能为真的想法。你已经注意到它们，但还没有认真思考过。
1989年，一些聪明的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实验，给放射科医生看胸部X光片，请他们判断病人有没有肺癌迹象。研究人员记录了医生检査X光片时的眼球运动^。研究发现，即使那些医生漏掉了一个癌症病灶，他们的目光通常也会在那个地方停留一会。这说明他们的头脑深处已经意识到那里有问题，但是这种深层的反应没有上升为自觉的意识。我认为，类似的思维机制存在于每个人的头脑中，很多看似叛逆的“异端邪说”，早就“潜伏”在我们的思维深处。如果我们暂时关闭自我审查意识，它们就会第一个浮现出来。
^「Kundel HL、Nodine CF与Knqjinski EA, "Searching for lung nodules: Visual dwell indicates locations of false-positive and false-negative decisions", Investigative Radiology, 24(1989), 472-478.」
时空差异
如果我们可以通晓未来，那么找出当代的那些表面上正确、实际上可笑的想法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伹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幸运的是，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几乎有同样效果的替代方法：回顾过去。我们可以去找那些过去被认为理所当然，如今却被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用来找出我们自己正在犯下的错误的第三种方法。
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变化有时候代表了一种进步。在物理学领域，如果我们与前人看法不一样，那是因为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但是，物理学是一门硬科学（hardscience）^，换了其他学科，我们很快就无法确定谁对谁错了。如果你遇到的是社会问题，请问过去的看法与现在的看法哪一个更正确？很多时候你无法回答，因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变化往往不是因为对错，而是因为社会观念变了。比如，法定结婚年龄的变化。
^「在学术上，“硬科学”指的是那些严格精确、以事实为依据的学科，典型代表是自然科学如物理学。相对应的概念则是“软科学”（softscience），指的是不那么严格精确、难以用亊实检验的学科，典型代表是社会科学。——译者注」
我们可以自以为是地相信，当代人比古人更聪明、更高尚。但是，了解的历史越多，就越明白事实并非如此。古人与我们是一样的人，他们既不是更勇敢，也不是更野蛮，而是像我们一样通情达理的普通人。不管他们产生怎样的想法，都是正常人产生的想法。
所以，我们就有了找出“不能说的话”的第三种方法：将当代观念与不同时期的古代观念diff^一下。diff得到的结果，有一些用当代标准衡量是很令人震惊的。古人认为可以说的话，我们认为是不可以说的。但是，你有把握断言你比古人更正确吗？
^「diff是计算机术语，最早是一个程序，用来比较同一个软件不同版本源码之间的差异。它会告诉你，哪些是新增的代码，哪些是被删的代码。后来，这个词还可以当动词用。它最能确切表达此处我的意思。参见附录a词汇表”。」
甚至也不用参照历史，当代世界是多种文化并存的世界。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各种文化的价值观念和禁忌之处都不一样。所以，你也可以将我们的观念与其他文化的观念diff—下。（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就是亲自去看一看。）
你可能会因此发现互相冲突的观点。一种文化认为，认同x观点是骇人听闻的，而另一种文化认为，不认同x观点才是骇人听闻的。不过通常来说，禁忌是单方面的。x观点在一种文化中不允许说出口，而在其他文化中说不说都可以。我的判断是，认为x观点骇人听闻的一方更可能是错误的一方。^
^「有些人可能因为这一段话，认为某种程度上我是一个“道德相对主义者”（moral relativist），即不相信存在客观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道德真理。恰恰相反，我在这里的意思是，人们自以为很“客观”，而把"主观”（judgmental）这个词用作压制讨论的标签。我们试图让自己变得“非主观”（non-judgmental）的种种努力，在未来人们看来，都将是我们的最滑稽可笑之处。」
有一些行为或观点，比如谋杀，在所有年代、所有地方都受到禁止或基本禁止。我认为，只有它们才是真正错误的行为或观点。如果某个观点在大部分时空都是不受禁止的，只有我们这个社会才把它当作禁忌，那么很可能是我们出错了。
举例来说，20世纪90年代早期，“政治正确”的潮流一度登峰造极。在这股潮流的推动下，哈佛大学向教职员工发了一本小册子，上面说除了其他规定以外，请尽量避免赞扬同事或学生的衣着，那样做是不合适的。“你的衬衫很不错”(nice shirt）这一类的话都不能说。我想，这种规定在全世界古往今来的各种文化之中是很罕见的。在别的地方，赞美他人的衣着更可能被看作是有礼貌的表现，而不是一种非礼。这个事件也许是一个较为温和的例子，说明了1992年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存在着一种古怪的禁忌。要是未来的人们坐着时间机器碰巧在那个时间来到那里，这就是他们“不能说的话”。
^「哈佛大学所在地。——译者注」
道貌岸然
当然，如果未来的人们真的坐着时间机器，回到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他们可能需要一本特别的参考手册，里面写满了与哈佛大学有关的事情。因为那个地方的人讲究得不得了，有着许多莫名其妙的规定。那里的居民绝不容忍字母i上面少了一点，或者字母t上面少了一横。在那里，你有保证自己的每一句话都观点正确、语法无误的法定义务。这倒是提示了我们，还有第四种寻找“不能说的话”的方法：寻找那些一本正经的卫道者，看看他们到底在捍卫着什么。
孩子的大脑就是我们所有“不能说的话”的一面反射镜。我们似乎认定，孩子的思想应当是光明纯洁的。为了保证孩子不受外界“不良”思想的影响，我们对那些思想迸行消毒和屏蔽，把世界描述成光明的样子，向孩子们灌输，将他们的心灵塑造成我们想象中的样子。^
^「这种做法使得孩子对外界充满了困惑。为什么我看到的世界与大人们告诉我的世界差别如此之大？举例来说，小时候，我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15世纪的葡萄牙“探险家”要沿着非洲海岸探险，而不是深入非洲内陆？长大后我才知道，葡萄牙人的真正目的是抓黑人充当奴隶，但是大人们不愿意孩子了解这些。参见De Azurara与Gomes Eannes合著的《几内亚的发现史》（Chronicleof the Discovery of Guinea），收录在Almeida编辑的《亨利王子的征服和发现》（Conquests and Discoveries of Henry the Navigator）—书中，George Allen & Unwin出版社1936年出版。」
小孩子说脏话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你可以从这个小小的侧面来思考这个问题。我的许多朋友现在都开始为人父母了。他们一个个都变得非常小心，不在孩子面前使用“fuck”、“shit”这样的脏话，以免孩子学会这些词。但是，这些词是日常语言的一部分，成年人一天到晚都在用。所以，孩子从家长那里得到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它们是没人用的。为什么家长要这样伪装呢？因为他们觉得孩子不应该知道成年人语言的所有内容，只需知道一部分适合儿童的词就行了。我们喜欢孩子们看上去天真无邪。^
^「很快，孩子就会从朋友那里知道这些词。但是他们明白，不能在大人面前使用。所以，没过多久，一切就变得有点像讽刺剧了。家长在外使用这些词，回家后就不用。孩子在外也使用这些词，回家后也不用。双方见面，就像演戏一样。」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多数成年人故意让孩子对世界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最鲜明的例子之一就是圣诞老人。我们觉得，小孩子相信圣诞老人，真是太可爱了。我本人其实也是这样想。但是，扪心自问，我们向孩子灌输圣诞老人的神话，到底是为了孩子，还是为了我们自己？
我在这里不讨论这样做是否正确。家长想要塑造孩子的心灵，把他们装扮成可爱的小宝宝，这可能是无法避免的。我也可能这样做。但是，就本文而言，这样做会产生一个重要结果，那就是孩子“被迫”在一个精心设计的环境中长大。他的头脑或多或少是纯洁无暇的，一点也不知道那些“不能说的话”，从来没有被真实的社会生活“污染”过。孩子眼里的世界是不真实的，是一个被灌输进他们头脑的假想世界。将来当孩子长大以后接触社会，就会发现小时候以为真实的事情，在现实世界中是荒唐可笑的。
那些“不能说的话”就是这样被阻止进入我们头脑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定有一个康拉德^式的当代人物，他在非洲当雇佣兵，然后去了尼泊尔当医生，后来又到迈阿密经营夜总会。具体干什么并不重要，反正他就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现在，我们把这个人的头脑，与一个在美国郊区长大的、乖巧守规矩的16岁女生的头脑，做一个比较。前者的所思所想会不会令后者惊骇不已？他知道真实世界是什么样，而她知道的，或者至少体现在她言行上的，不过是父母精心灌输的一个假想世界。两者减一下，我们就可以知道不能说的到底是哪些话了。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著名英国小说家。17岁就开始当水手，航海生活达20余年，到过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地方，后来以写航海小说闻名，对英国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译者注」
机制
我还想到了第五种方法，可以找出“不能说的话”，那就是去观察禁忌是如何产生的。某种道德观念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又是怎么被其他人接受的？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它的产生机制，可能就可以应用于我们自己的时代。
流行的道德观念与其他普通的流行时尚的产生方式似乎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流行的时尚产生于某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突发奇想，接着其他人纷纷模仿。15世纪晚期，欧洲流行一种宽头鞋（broad-toed shoe），原因是当时的法国皇帝査理八世长了六根脚趾。20世纪20年代，著名电影明星Frank Cooper决定改名，他把Frank改成一个印第安纳州工业小镇的名字Gary，以便突出自己粗犷硬朗的铁汉形象，结果导致这个名字风靡一时，很多父母都为儿子取名为Gary。但是，流行的道德观念不是这样，它们往往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被刻意创造出来的。如果有些观点我们不能说出口，原因很可能是某些团体不允许我们说。
那些团体神经越紧张，它们所产生的禁止力量就越大。伽利略因为宣传日心说而遭到教廷的审判，这件事讽刺的地方在于，他只是在宣传哥白尼的观点，而后者却安然无恙。事实上，哥白尼不仅不反对教廷，还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教士，他把自己的著作献给教皇。不幸的是，伽利略正赶上教廷内部反对派上台，宗教改革被压制，任何非正统的思想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厉控制和禁止。
为了在全社会制造出一个禁忌，负责实施的团体必定既不是特别强大也不是特别弱小。如果一个团体强大到无比自信，它根本不会在乎别人的抨击。美国人或者英国人对外国媒体的诋毁就毫不在意。但是，如果一个团体太弱小，就会无力推行禁忌。有一种行为怪癖叫做“嗜粪症”（coprophila），它的患者人数以及影响势力眼下似乎就不太强大，无法把自己的观点推广给其他人。
我猜想，道德禁忌的最大制造者是那些权力斗争中略占上风的一方。你会发现，这一方有实力推行禁忌，同时又软弱到需要禁忌保护自己的利益。
大多数的斗争，不管它们实际上争的是什么，都会以思想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16世纪的英国宗教改革（English Reformation）本质上是为了争夺权力和财富，但是却表现为英国人要求自主的精神与罗马教廷腐化的控制之间的斗争。思想斗争更容易争取支持者。不管哪一方获胜，他们所代表的思想也就被认为获得了胜利，仿佛上帝通过选择胜利的一方表示了自己的倾向。
我并不是说斗争从来就与思想无关，而是要强调，不管实际上是否有思想斗争，斗争总是会以思想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如刚刚过气的时尚并非一点儿也不时尚，失败一方的思想其实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希特勒就很推崇写实派艺术（representational art），但是希特勒是失败者，所以写实派一直得不到认同，直到近年才开始复兴。^
^「Viaweb的标志是一个红色实心圆固，中间加上一个白色的V。我还记得，启用这个标志后没过多久，我就对实际效果感到非常满意，认为红色的圆围是一个很有力的符号。红色可以说是最基本的颜色，圆圈是最基本的形状，它们的结合是如此具有视觉冲击力。那么，为什么很少有美国公司在标志中使用红色圆困？嗯，我知道为什么了……（译者注：日本的国旗就是红色圃睡，而日本在二战中被美国击败。）」
虽然，流行的思想观点与流行的服饰产生方式不尽相同，但是，它们的传播途径却很相似。第一批的接受者总是带有很强的抱负心，他们有自觉的精英意识，想把自己与普通人区分开来。当流行趋势确立以后，第二批接受者就加入进来了，人数比上一批庞大得多，恐惧心在背后驱使着他们^。他们接受流行，不是因为想要与众不同，而是因为害怕与众不同。
^「带动流行的两种力量之中，恐惧心比抱负心有力得多。好几次，我听到别人在用gyp（诈骗）这个词，我就一本正经地告诉他们，以后不能再用了，因为它是对吉普赛人（gypsy）的侮辱。但是事实上，词典写得很清楚，这两个词之间不存在词源关系，我只是在开玩笑而已。不过，别人几乎总是很诚惶诚恐地对待这个玩笑，立刻表现出一种怀着畏惧的服从。这就是流行的本质，衣着也好，思想也好，它使得人们没有自信。在新事物面前，人们会感到自己错了：这是我早就应该知道的事情啊。」
所以，如果你要寻找“不能说的话”，可以观察流行的产生方式，试着预测它会禁止哪些话。哪一个团体势力强大，却又精神高度紧张？这种团体喜欢压制什么样的思想观点？近来有没有什么社会斗争，失败的一方是哪一方，受到他们牵连的是什么样的思想观点？如果一个先锋人物想要挣脱当前的流行（比如上一代人的观点）脱颖而出，他会支持什么样的思想观点？随大流的人对什么样的思想观点抱有恐惧心？
这个方法的缺点是不全面，无法找出所有“不能说的话”。因为，我知道有些禁忌不是由于社会斗争而产生的，它们深深植根于过去的历史之中。但是，这个方法与前面四个方法结合在一起，会找出大量我们难以想象的“不能说的话”。
为什么这样做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去找出“不能说的话”？为什么要故意打探那些龌龊的、见不得人的思想观点？你明知那里有挡住去路的石头，为什么还要把它们翻过来看个究竟呢？
首先，我这样做与小孩子翻石头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纯粹的好奇心。我对任何被禁止的东西都有特别强烈的好奇心。我要亲眼看一下，然后自己做决定。
其次，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不喜欢犯错。如果像其他时代一样，那些我们自以为正确的事情将来会被证明是荒谬可笑的，我希望自己能够知道是哪些事情，这样可以使我不会上当。
再次，我这样做，是因为这是很好的脑力训练。想要做出优秀作品，你需要一个什么问题都能思考的大脑。尤其是那些似乎不应该思考的问题，你的大脑也要养成思考它们的习惯。
优秀作品往往来自于其他人忽视的想法，而最被忽视的想法就是那些被禁止的思想观点。举例来说，自然选择学说（natural selection）是一种伟大的理论。它的观点非常简单，你会奇怪为什么以前没有人想到。这是因为它与传统观点的差异实在太明显了，可能引发轩然大波，所以其他人不敢去想。达尔文也因此不得不非常小心，他只想当一个生物学家，不想陷入宗教争论。
在科学领域，质疑他人的结论和公认的假设是尤其重要的一件事，会提供巨大的科学创造的优势。科学家（或者至少是优秀科学家）做事的方式，准确地说，就是寻找传统观点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然后试着拆开那里，看个究竟，瞧瞧里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新的理论就是这样产生的。换言之，一个好的科学家，并不仅仅是避开传统观点，还要努力打破传统观点。科学家就是要自找麻烦。这应该是任何学者的研究方式，但是科学家似乎特别愿意一探究竟。
为什么？可能仅仅是因为科学家比其他领域的学者更聪明。如果有必要的话，大多数物理学家有能力拿到法国文学的博士学位，但是反过来就不行，很少存在法国文学的教授有能力拿到物理学的博士学位^。或者，另一种原因是，在科学中，命题的真伪更显而易见，所以这使得科学家能够更勇敢地质疑传统观点。（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因为科学命题的真伪更显而易见，所以你想在科学界谋职，就不得不训练自己的智力，去发现解决那些真正的问题，而不能仅仅当一个政治家，通过搞人事关系和派系斗争立足。）
^「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明显的本文所讨论的“不能说的话”。它犯了大学中的一个大忌：评判各种学科的难易。大学校园中有一条默认的公理——各种领域的研究所要求的智力水平都是相同的。毫无疑问，这条公理确实能够减少冲突，让一切平稳运作。但是，如果这条公理为真，那将是多么巧合的事情啊，所有学科的难易程度居然一模一样！而且，承认这条公理比不承认它会使得一切都方便得多！你只要想到这些，怎能不质疑它呢！尤其是当你想到，一旦接受了这条公理所产生的必然推论，就更无法不质疑它了。比如，它意味着不会出现单个学科的停滞或爆发式发展，所有学科的发展形态必须是完全同步的，因为这条公理告诉我们，各个学科面对的问题难度是一样的！（要弥补这个推论，你真的会伤透脑筋。）此外，如果大学开设了烹饪系或运动管理系（sports management），你会怎么想？如果你接受上面的公理，那么大学到底还要开设什么系？你真的认为微分几何和烹饪学的难度相同吗？」
不管是哪一个原因，看来存在一个很清晰的关联关系：智力越高的人，越愿意去思考那些惊世骇俗的思想观点。这不仅仅因为聪明人本身很积极地寻找传统观念的漏洞，还因为传统观念对他们的束缚力很小，很容易摆脱。从他们的衣着上你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不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人，往往也不会穿流行的衣服。
做一个异端是有回报的，不仅是在科学领域，在任何有竞争的地方，只要你能看到别人看不到或不敢看的东西，你就有很大的优势。眼下的美国汽车工业对于市场份额下降怨天尤人。但是，这件事再明显不过了，任何人只要略做观察，就能迅速说出美国汽车公司走下坡路的原因：它们生产烂车。更糟的是，长期以来，它们一直这样做，所以现在美国车完全是在吃品牌的老本，也就是说，消费者购买凯迪拉克汽车，不是因为汽车本身，而是因为它的品牌。实际上，现在的凯迪拉克早已不是1970年时的凯迪拉克了。但是，我想没人敢这么说^。否则，这些汽车公司早就把问题解决了。
^「在这些公司内部，类似的想法很可能被贴上“悲观消极”、“失败分子”这样的标签。优秀的决策者根本不应该在乎这些标签，而是直接问自己、它们到底对不对？其实，一个公司是否健康运作，可以用一个指标衡量，那就是对负面评价的容忍程度。做出伟大产品的公司，自我评价往往以“批评”和“自嘲”为主，而不是以“肯定”和“表扬”为主。我认识的杰出成就人士都认为自己做得不好，之所以能成功只是因为其他人做得更差。」
训练自己去想那些不能想的事情，你获得的好处会超过所得到的想法本身。这就像田径比赛之前要傲一些伸展运动，把肢体活动开。你要把身体伸展到极限，远超过跑步所需要的那种程度，这样一来，比赛的时候才能跑得更快。同样，如果你能“远远地”跳出传统思维，提出让别人一听就脑袋轰一声炸开的惊人观点，那么你就在“小小地”跳出传统思维方面不会有任何困难。要知道，人们把后面的这种情况称为“创新”。
守口如瓶
一旦发现了“不能说的话”，下一步怎么办？我的建议就是别说，至少也要挑选合适的场合再说，只打那些值得打的仗。
假设未来的某一天，世界上爆发了一场运动，黄颜色被禁止了。任何东西都不得涂成黄色，违者就是“黄色分子”（yellowist），以破坏社会稳定罪论处。橙色可以容忍，但也很可疑。有一天，你终于觉醒了，意识到错的不是黄颜色，而是这个社会。如果公开这样说，就会被打成“黄色分子”，无数正义人士义愤填膺，对你口诛笔伐。如果你以此作为人生目的，一定要为黄颜色平反昭雪，现在的局面可能正中你下怀。但是，如果你的兴趣主要是别的事情，变成他人眼里的“黄色分子”对你是极大的干扰。与笨蛋辩论，你也会变成笨蛋。
这时你要明白，自由思考比畅所欲言更重要。如果你感到一定要跟那些人辩个明自，绝不咽下这口气，一定要把话说清楚，结果很可能是从此你再也无法自由理性地思考了。我认为这样傲不可取，更好的方法是在思想和言论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线。在心里无所不想，但是不一定要说出来。我就鼓励自己在心里默默思考那些最无法无天的想法。你的思想是一个地下组织，绝不要把那里发生的事情一股脑说给外人听。“格斗俱乐部”的第一条规则，就是不要提到格斗俱乐部^。
^「《格斗俱乐部》（Fight Club）是1999年的美国电影，讲述了一个地下组织发起人的故亊。在电影中，加入“格斗俱乐部”的第一条规则就是不得谈论格斗俱乐部。——译者注」
1638年，英国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准备第一次访问意大利。曾经担任英国驻威尼斯大使的沃顿爵士（Hemy Wootton）告诉弥尔顿要记住一句座右铭“i pensieri stretti & il viso sciolto”。字面意思是“守口如瓶，笑脸相迎”，也就是说，你要对每一个人微笑，但是不要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这是很明智的建议。因为弥尔顿是一个喜欢争论、好打嘴仗的人，而当时罗马教廷的宗教裁判所非常强势，所以沃顿爵士才会这样建议他。需要记住的是，弥尔顿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并没有本质不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忌讳，如果你触犯它们，就算没有坐牢，至少也会为自己惹来麻烦，干扰了正常生活。
我承认，“守口如瓶”看上去是一种怯儒的行为。每当我读到山达基教会（Scientology）的信徒对批评者骚扰不断^，或者抗议以色列侵犯人权的人士被贴上“反犹太人”的标签^^，或者研究人员受到DMCA^^^诉讼威胁^^^^，我内心就有一个声音在高喊：“好吧，你们这些混蛋，让我们来说清楚。”可是问题在于，“不能说的话”太多了，如果口无遮栏，你就没时间做正事了。为了与他人论战，你不得不变成一个语言学家，比如诺姆·乔姆斯基^^^^^。
^「Richard Behar, "The Thriving Cult of Greed and Power", Time, 1991年5月6日。」
^^「Patrick Healy, "Summers hits 'anti-Semitic' actions", Boston Globe, 2002年9月20日。」
^^^「DMCA指美国的《数字千禧年版权法》（Digital MillenniumCopyrightAct），该法律主要保护版权作品的互联网传播权。DMCA规定，如果某个网站侵犯了你的版权，你可以向网站所有者或者主机服务商发出通知，要求撤下侵权内容，这个通知就叫做“DMCA通知”。如果对方没有及时采取行动，你就可以把它告上法庭。——译者注」
^^^^「"Tinkerers champion", The Economist, 2002年6月20日。」
^^^^^「我这里不是指你一定要持有诺姆·乔姆斯基的观点，而是指你不得不变成一个专业的辩论者（controversialist）。如果说了“不能说的话”，你就同时得罪了保守派和自由派，两派都会与你辩论。好比回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你同时得罪了辉格党和托利党，那么你的一张嘴怎么能是两大党派的对手呢？（编者注：诺姆·乔姆斯基是著名的语言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和哲学教授。）」
“守口如瓶”的真正缺点在于，你从此无法享受讨论带来的好处了。讨论一个观点会产生更多的观点，不讨论就什么观点也没有。所以，如果可能的话，你最好找一些信得过的知己，只与他们畅所欲言、无所不谈。这样不仅可以获得新观点，还可以用来选择朋友。能够一起谈论“异端邪说”并且不会因此气急败坏的人，就是你最应该认识的朋友。
笑脸相迎？
你的策略，简单说，就是不赞同这个时代的任何一种歇斯底里，但是又不明确告诉别人到底不赞同哪一种歇斯底里。狂热分子试图引诱你说出来真心话，但是你可以不回答。如杲他们不放手，一定要你回答“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们”，你不妨以不变应万变：“我既不反对也不赞成。”
不过，更好的回答是“我还没想好”。哈佛大学校长拉里·撒墨尔斯（Larry Summers）被逼表态时，就是这样说的^。他后来解释说：“别想在我身上做石蕊试验^^。”人们喜欢讨论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是很复杂的，马上说出你的想法对你并没有什么好处。
^「James Traub, "HarvardRadical",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2003年8月24日。」
^^「石蕊是一种化学液体，遇到酸性物质时变红，遇到碱性物质时变蓝。所以，石蕊试验通常用来判断某种物质的酸碱性。——译者注」
假设社会上充斥着反对“黄色分子”的人，他们只要看谁不顺眼，就大肆攻击。你看不下去，准备出手反击。这时，有几种方法可以使你免于被贴上“黄色分子”的标签。你可以参考战争史上的局部战争案例，避免正面对抗敌人的大部队，只打一些小规模的局部战争。比如，从远处用弓箭骚扰他们就是很好的方法。
具体来说，一种方法就是逐步把辩论提升到一个抽象的层次。假定总的来说，你反对言论审查制度。公开质疑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不要提到具体的被审査的电影或者书籍。否则，对手就会一把抓住那部电影或那本书籍，声称你支持的其实不是言论自由，而是那些被审查的内容。你不要直接攻击某个标签，而要攻击它的“元标签”（meta-label）。所谓“元标签”，就是对某个标签的抽象描述。如果人们开始讨论元标签，那么原来的标签反而不会受到注意了。举例来说，“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就是一个“元标签”，是许多特定现象的总称。这个词现在被广泛使用，其实这恰恰意味着“政治正确”的时代正在开始消亡，因为它使得你可以从总体上攻击这个现象，而不会受到指控，不会被说成支持某一种特定的“政治不正确”现象。
另一种反击的方法就是使用隐喻（metaphor）。20世纪50年代，美国众议院的“非美委员会”（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以遏制共产主义为名，大肆迫害文艺界和政治界的进步人士。剧作家阿瑟·米勒创作了戏剧《萨勒姆的女巫》（The Crucible）^进行反击。虽然在戏中他一句也没有提到“非美委员会”，但是观众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在讽刺现实，将搜捕共产党间谍比喻为莫须有的捉女巫。“非美委员会”根本无法做出回应，你总不能为审判女巫辩护吧？阿瑟·米勒的隐喻太贴切了，直到今天，“非美委员会”的行为还经常被描述为“搜捕女巫”（witch-hunt）。
^「《萨勒姆的女巫》是阿瑟·米勒1953年的作品，讲述了1692年的北美马萨诸塞州萨勒姆小镇，出现了对于女巫的恐慌，从而进行了一场荒诞残醅的审判。许多善良的人由于他人的陷害和莫须有的罪名被诬陷入狱，在法庭上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和威胁，不得不违心地承认自己有罪。阿瑟·米勒通过这部作品，影射当时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者”对进步人士的迫害，就像历史上对女巫的审判一样荒唐。——译者注」
所有反击方法之中，最好的一种可能就是幽默。狂热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点：缺乏幽默感。他们无法平静地对待笑话。在幽默王国中，他们闷闷不乐，就像满身笨重盔甲的骑士走进了溜冰场，无所适从。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人讲究宫廷礼仪，迂腐守旧，人们把这当作笑话看待，结果它好像就真的被笑话击垮了。它在当代的化身“政治正确”也将得到同样的命运。“我很高兴自己写了《萨勒姆的女巫》，”阿瑟·米勒写道，“但是回想起来，我常常希望自己有那种气质，写一出反映当时情况的荒诞喜剧。”^
^「Arthur Miller, The Cruciblei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Methuen, 2000年。」
永远质疑
一个荷兰朋友建议我，把荷兰作为具有宽容精神的社会的例子。没错，历史上，荷兰人确实长期具有相对开放的思想。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地势低洼的欧洲国家一直是言论相对自由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放心说出其他地方不能说的话。这帮助它成为学术和工业的中心。（言论自由与这两者紧密结合的历史，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还要长。）哲学家笛卡儿虽然被认为是法国人，但是他的思想大部分是在荷兰境内形成的。
但是，我还是怀疑。荷兰这个国家到处都是法规和管制，有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是明确禁止的。在这种情况下，你真的可以畅所欲言吗？
荷兰人认为自己思想开放，但是这种想法本身却什么也证明不了。有谁认为自己的思想不开放？美国郊区的中产阶级白人家庭普遍家教严格，限制孩子与外界多接触，可是在那里长大的女孩子也认为自己思想开放呢。不管问谁，人们都会说同样的话：“我们心态很开放，愿意接受新思想。”但是实际上，人们脑子里有一根界线，早就认准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换言之，在他们看来，所有观点都是可以讨论的，除了那些错的观点。如果你的数学不好，那么你自己会知道，因为考试的时候你得不出正确答案。但是，如果你的思想很保守，你自己不会知道，而且你很可能还会持有相反的看法。请记住，所谓“流行”（传统观念也是一种流行），本质上就是自己看不见自己的样子。否则就不会有流行了。对于那些被流行抓住的人，流行就不再是流行，而是应该要做的正确事情。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观察到人们观念的变化，发现流行（也就是人们自以为正确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有些地方的人表面上不说你的观点是错的，而是使用更婉转的中性词来表达自己的判断，比如“负面的（观点）”或者“有破坏作用的（现点）”。」
时间就是一种产生距离的简单方法。实际上，新的流行让旧的流行更容易被观察到，因为对比之下，旧的流行会显得很荒唐。从钟摆波动的一端望去，上一个周期的端点就显得特别遥远。
不过，想要摆脱你自己的时代的流行，需要一点自觉。没有了时间所产生的距离，你不得不自已创造距离。你不要让自己成为人群的一分子，而要尽可能地远离人群，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特别注意那些被压制的思想观点。比如，有些软件提供“互联网过滤”功能（Web filter），防止孩子和雇员看到色情的、暴力的、宣扬仇恨的网站。什么才算是色情和暴力？什么叫做“宣扬仇恨”？这种功能听上去很像出自小说《1984》^。
^「《1984》是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成尔（George Orwell，1903—1950)的代表作。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以辛辣的笔触批判了极权主义，讽刺了泯灭入性的追遂权力的人。——编者注」
各种各样的标签可能是外部线索的最大来源，帮助你发现这个时代流行的是什么。如果一个命题是错的，这就是它所能得到的最坏评价，足够批判它了，根本不用再加上任何其他标签。伹是，如果一个命题不是错的，却被加上各种标签，进行压制和批判，那就有问题。因为只要不是错的观点，就不应该被压制讨论。所以每当你看到有些话被攻击为出自XX分子或XX主义，这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背后有问题。不管在1630年还是在2030年，都是如此。当你听到有人在用这样的标签，就要问为什么。
如果你发现自己也在用这些标签，那就更要问为什么。你不仅要远距离观察人群，更要远距离观察你自己。顺便提一句，这可不是激进的想法，儿童和成年人的主要差别就在这里。儿童精疲力竭时，可能会大发脾气，因为他不知道为了什么；成年人则会了解是个人的身体状况问题，与外界无关，说一句“没关系，我只是累了”。我想，通过类似的机制，一个人完全可以识别和抵制外界流行的道德观念，把它们与内心世界相分离。
如果你想要清晰地思考，就必须远离人群。但是走得越远，你的处境就会越困难，受到的阻力也会越大，因为你没有迎合社会习俗，而是一步步地与它背道而驰。小时候，每个人都会鼓励你不断成长，变成一个心智成熟、不再耍小孩子脾气的人。但是，很少有人鼓励你继续成长，变成一个怀疑和抵制社会错误潮流的人。
如果自己就是潮水的一部分，怎么能看见潮流的方向呢？你只能永远保持质疑。问自己，什么话是我不能说的？为什么？
4.良好的坏习惯
在大众眼里，“黑客”（hacker）就是入侵计算机的人。可是，在程序员眼里，“黑客”指的是优秀程序员。这两个含义其实是相关的。对于程序员来说，“黑客”这个词的字面意思主要就是“精通”，也就是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计算机。
更麻烦的是，“黑”（hack）这个词也有两个意思，既可以用作赞美，也可以用作羞辱。如果你解决问题的方式非常丑陋笨拙，这叫做你很“黑”。如果你解决问题的方式非常聪明高超，将整个系统操纵在股掌之间，这也叫做你很“黑”^。日常生活中，前一种意思更多见，可能因为丑陋的做法总是多于聪明的做法。
^「中文的“黑”很难体现这两个意思，而在英文中，hack prose意思是平庸陈腐的文章，而hack the problem意思是很漂亮地解决了一道难题。——译者注」
信不信由你，“黑”的这两个意思也是相关的。丑陋的做法与聪明的做法存在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不符合常规。你用胶带把包裹绑在自行车上，那是不符合常规的丑陋做法；你提出充满想象力的新概念，推翻欧几里德空间（Euclidean space），那是不符合常规的聪明做法。从“丑陋”到“聪明”，它们之间存在一种连续性渐变。
早在计算机出现之前，黑客就存在了。费曼^为曼哈顿计划工作时，喜欢破解存放机密文件的保险箱，觉得这样很有趣。这种传统持续至今。读研究生时，我有一个黑客朋友，他费尽心力配齐了一整套的开锁工具（现在，他在管理一个对冲基金，那个行业与开锁并非毫无关系。）^^。有时，你很难向当局解释为什么有人喜欢做这种事。我的另一个朋友，曾经因为入侵计算机，受到了政府的调查。最近，这种行为已经被认定为一种犯罪，但是联邦调查局发现，通行的调査方法不适用于黑客。警方总是从犯罪动机开始调查。常见的犯罪动机不外乎毒品、金钱、性、仇恨等。满足智力上的好奇心并不在FBI的犯罪动机清单之上。说实话，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
^「费曼（Richard Feynman，1918—1988），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以性格顽皮，特立独行著称。——译者注」
^^「我也曾经打算学习开锁，但是原因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或者磨练自己的智力。那时，我读研究生读到一半，每天都要上机。管理机房的本来是一些本科生。他们很聪明也很不安分，后来就被换掉了，改成一个专职的机房管理人员。他每天下午5点锁好机房，准时下班回家。如果在此之后计算机出问题了，理论上你就只能等到第二天早上他来上班时再重启机器。这种做法根本不可行，因为我们这些研究生往往到下午5点才会开始上机干活。幸运的是，哈佛大学计算机系的Aiken实验室（现在已废弃）楼层之间有隔层，通向一扇天花板上的暗门正对着机房管理员办公室。我们就直接从这扇暗门进入屋里，打开管理员的抽屉，拿到机房钥匙。
有一天晚上，大概凌晨3点，我从天花板爬到管理员的桌子上，震耳欲聋的警报声突然响彻整幢大楼。“Fuck”，我心想（抱歉用了这个不雅的词，但是我清楚地记得，自已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他们装了警报器。”我在三十秒内仓皇逃出大楼，冒着倾盆大雨，一路跑回家。虽然我装出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内心却惊恐地觉得自己是一个犯罪分子，身边的每一辆汽车仿佛都是警车。第二天，我把辩解的理由排练得滚瓜烂熟后，才回到实验室。但是，出乎意料，并没有追究责任的Email在等着我。亊实上，昨晚暴风雨，闪电大作，触发了警报器。」
总体来看，黑客是不服从管教的，这往往会激怒管理当局。但是，不服从管教，其实是黑客之所以成为优秀程序员的原因之一。当公司的CEO装模作样发表演说时，他们可能会嘲笑他；当某人声称某个问题无解时，他们可能也会嘲笑他。如果硬要他们服从管教，他们也就无法成为优秀程序员了。
不过，有些人的这种态度不是真的，而是装出来的。某些年轻程序员注意到了知名黑客的怪癣，就会模仿，好使自己显得更聪明。这种装出来的不服从再加上故作姿态挑毛病的态度，不仅仅令人恼火，而且实际上会延缓创新的进程。
但是，即使考虑到黑客令人恼火的种种怪癖，他们不服从管教的性格依然是利大于弊。我希望人们能理解，能更多地看到这种性格的长处。举例来说，好莱坞的电影人一直大惑不解，为什么黑客不喜欢版权法。在黑客网站Slashdot上面，版权是永恒的讨论热点。为什么程序员那么关心版权，而不是其他事情？
部分原因是，有些公司为了防盗版而使用了禁止复制的技术。这等于交给黑客一把锁，他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如何才能打开它。但是，这里面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对于版权和专利这样的制度，黑客深感担忧。他们感到，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不断增大，已经威胁到了他们完成工作所必需的“思想自由”^。在这一点上面，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
^「思想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指的是自由思考以及表达这种思考的权利。它是《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rn Rights）第19条规定的一种人权。参见g/wiki/Intellectual_freedom。——译者注」
只有深入了解当前的技术，黑客才能构想下一代技术。知识产权的拥有者也许会说，不，谢谢，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我们自己就能开发下一代技术。他们错了，在计算机工业的历史上，新技术往往是由外部人员开发的，而且所占的比例可能要高于内部人员。1977年，IBM公司内部肯定有一些部门正在开发下一代电脑。他们没有料到的是，真正的下一代电脑不是诞生于IBM实验室，而是由两个与他们完全不相干的长头发年轻人在旧金山的一间车库里开发出来的。这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史蒂夫·乔布斯，另一个是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图4-1）。差不多同一时间，计算机工业的几大巨头聚在一起，合作研发官方版的下一代操作系统Multics。但是，另外两个年轻人——26岁的肯·汤普森和28岁的丹尼斯·里奇——觉得Multics过分复杂，就另起炉灶，写出了一个自己的操作系统。他们参照Multics，为它取了一个搞笑式的名字Unix^^。
^「苹果电脑公司的两个创始人。1977年，苹果公司推出的APPLE II计算机是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译者注」
^^「在英语中，前缀Multi-惫思是“多个”，而前缀Uni-意思是“单个”——译者注」
最新的版权法设置了前所未有的障碍，禁止外部人员了解专有技术的内部细节，从而也就禁止了外部人员从这个途径产生新构想。过去，厂商使用专利，防止你出售他们产品的复制品，但是他们无法阻止你把产品拆开，了解内部的工作原理。最新的版权法将后面的这种行为定义为一种犯罪。如果我们不可以研究当前的技术，不能思考如何改进它，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开发出新技术呢？
图4-1 1975年，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局面正是黑客自己造成的。计算机是《版权法》修改的根本原因。历史上，机器内部的控制系统一直是物理装置:齿轮、杠杆和连接器等。但是，计算机的出现使得机器的控制系统逐渐变成了软件，产品的价值也由软件来决定^。我这里所说的软件是一个统称，包括数据（data）在内。胶木唱片上的歌曲属于数据，是用物理方法压制在塑料盘片上的；iPod里的歌曲也属于数据，它储存在硬盘里面。
^「日益软件化的，并不仅仅是产品的内在。由于制造业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产品的外在也逐渐由软件决定了。」
数据在本质上就是容易复制的。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复制品更容易流通。难怪那些公司感到害怕了。但是，如同往常一样，恐惧影响了他们的判断。他们推动政府通过了严厉的法律，保护知识产权，作为对新技术的回应。立法者的原意可能是好的。但是，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法律弊大于利。
为什么程序员如此激烈地反对这样的法律？如果我是立法者，肯定对这种神秘现象有兴趣。这就好比如果我是一个农夫，半夜突然听到鸡舍有动静，肯定会去看个究竟。黑客都是聪明人，很少出现所有人意见一致的情况。如果他们都说有问题，那么也许真的就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那些法律有没有可能是错的？虽然它们原意是维护美国的利益，但是实际上却适得其反？想一想吧，理查德·费曼喜欢破解保险箱，真的很符合美国人性格。很难想象，当时的德国政府会有同样的幽默感。也许这不是巧合。
黑客是不服从管教的，这就是他们的本性。这也是美国人的本性。硅谷出现在美国，而不是出现在法国、德国、英国、日本，这绝非偶然。后面那些国家的人们总是按部就班地行事。
我曾经住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住了几个月以后，我发现自己内心真正寻找的地方其实是我刚刚离开的地方。佛罗伦萨之所以著名，完全是因为这个城市在1450年的显赫地位，它是那时的纽约，形形色色疯狂而有抱负的人们来到这里。现在，这样的人都去了美国。（所以，我又回到了美国。）
对于适当的不服从管教，保持宽容不会有太大的坏处，反而很有利于美国的国家优势，它使得美国不仅能吸引聪明人，还能吸引那些很自负的人。黑客永远是自负的。如果黑客有自己的节日，那就是4月1日愚人节，你可以放心地作弄其他人。黑客的这种自行其是的特点，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不管是出色的工作还是糟透了的工作，黑客都用同一个词形容^。如果他们做出了一个东西，他们自己总是无法百分百确定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有可能完全没用，但是只要那些出错的地方还算正常，那么就是一个信号，表明这个东西还有希望。在人们心目中，编程是非常精确、有条不紊的，这真是非常奇怪的想法。计算机确实是非常精确、有条不紊的，但是黑客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兴趣，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没有明确的计划，只求开心。
^「这里应该是指terrific。在英语中，这个词同时有“可怕的”和“非常棒的”两种意思，a terrific hotel是一家很棒的旅馆，a terrific scene则是一幅可怕的景象。——译者注」
在黑客世界中，有些最典型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实际上与玩笑也相差不远。IBM推出个人电脑的时候，懒得自己开发操作系统，就与微软公司签了一个很大方的授权协议，将微软的DOS作为默认操作系统，每卖出一台电脑，微软都可以提成，并且还可以把DOS授权给其他公司使用。这份授权协议的结果无疑让IBM感到非常吃惊。另一个例子是Michael Rabin^遇到难题的时候，会把问题重新定义成一个较简单的形式，同时一定会假想一个对手正在与他比赛谁能更快地解决问题。
^「Michael Rabin（1931—），以色列计算机科学家，1976年的图灵奖得主。——译者注」
很自负的人必须培养出敏锐的感觉，及时发现周围情势的变化，知道怎样才能脱身。最近，黑客就感觉不太对，大气候变了。对于不服从管教，政治气氛变得严厉了。^
^「2001年9·11事件以后，美国通过了“爱国者法案”，以防止恐怖主义为目的大大扩张了警察机关的权限。那些不遵守法规的可疑分子将受到比以前严厉得多的审查和惩罚。——译者注」
近来一系列的政策变化，使得这个国家的公民自由范围不断收缩减小。对于黑客来说，这是非常不好的兆头。普通人肯定会感到大惑不解，为什么黑客如此在乎公民自由？为什么程序员会比牙医、销售员、园艺师更在乎呢？
让我以政府官员听得懂的语言来解释这件事情。公民自由并不仅仅是社会制度的装饰品，或者一种很古老的传统。公民自由使得国家富强。如果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公民自由的关系画成图，你会发现它们是很清楚的正相关关系。公民自由真的是国家富强的原因，而不是结果吗？我认为是的。在我看来，一个人们拥有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的社会，往往最有可能采纳最优方案，而不是采纳最有权势的人提出的方案。专制国家会变成腐败国家，腐败国家会变成贫穷国家，贫穷国家会变成弱小国家。经济学里有一条拉弗曲线（Laffer curve），认为随着税率的上升，税收收入会先增加后减少。我认为政府的力量也是如此，随着对公民自由的限制不断上升，政府的力量会先增加后减小^。至少现在看来，我们的政府很可能蠢到会真的把这个实验付诸实施，亲自验证一下这个观点。但是，税率提高了还能再降下来，而一旦这个实验铸成大错，就悔之晚矣，因为极权主义制度只要形成了，就很难废除。
^「我很乐意将我的名字用来命名这条曲线，命名后更容易记住这个观点。」
这就是为什么黑客感到担忧。政府侵犯公民自由，表面上看，并不会让程序员的代码质量下降。它只是逐渐地导致一个错误观点占上风的世界。黑客对于公民自由是非常敏感的，因为这对他们至关重要。他们远远地就能感到极权主义的威胁，好比动物能够感知即将来临的暴风雨。
如果正如黑客所担忧的，近来那些旨在保护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的措施最终却成为一枚导弹，不偏不倚瞄准了美国的优势所在，那可真是太讽剌了。不过，这种事情早有先例：人们惊慌失措时采取的措施到头来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有一种东西，叫做美国精神（American-ness），生活在国外的人最能体会到这一点。如果你想知道哪些事情可以滋养或者削弱这种精神，不妨去问问黑客，他们是最敏感的焦点人群，因为在他们身上，比我知道的其他人群，更能体现出这种精神。真的，他们可能比那些政府里掌管美国的人更懂得什么叫做美国精神。那些政客开口必谈爱国主义，总是让我想起黎塞留（Richelieu）^或者马萨林（Mazarin）^^，而不是杰弗逊或者华盛顿。
^「黎塞留（1585—1642），法国政治家，路易十三的主要大臣，以具有政治谋略、玩弄政治手段著称，对当时法国集权制度的形成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译者注」
^^「马萨林（1602-1661），法国政治家，继承黎塞留，担任路易十四的主要大臣，也是一个政治斗争能力强于治国能力的政治家。——译者注」
如果读美国开国元勋的自述，你会发现他们听起来很像黑客。“反抗政府的精神，”杰弗逊写道，“在某些场合是如此珍贵，我希望它永远保持活跃”。
你能想象今天的美国总统也这么说吗？这些开国元勋就像直率的老祖母，用自己的言辞让他们的那些不自信的继承者感到了惭愧。他们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自己从何而来，提醒我们，正是那些不服从管教的人们，才是美国财富与力量的源泉。
那些占据高位、本能地想要约束黑客、强迫黑客服从的人们，请小心你们的要求，因为你们真有可能成为千古罪人。
5.另一条路
1995年的夏天，我和我的朋友罗伯特·莫里斯^决定创业。那时，正赶上网景公司的股票即将上市^^，各种公关活动如火如荼，媒体都在谈论网络商务。当时大约有30家左右的网上商店，全部是手工制作网页。如果网络商务真要大规模发展，必须用专门的软件制作网上商店，所以我们决定动手写这样的软件。
^「Robert Morris（1965—），现任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系副教授。1988年，写出了网上第一个蠕虫程序；2005年，与作者共同创立了风险投资公司YCombinator。——译者注」
^^「网景公司的股票于1995年8月9日上市，发行价格28美元一股，盘中最高价格为74.75美元，报收在58.25美元，涨幅高达208%。这直接促成了网络创业热，带动了雅虎、eBay、亚马逊的上市，开创了互联网公司的上市热潮。——译者注」
第一周，我们打算写一个传统的桌面软件。没过几天，我们就想了另外一个方法：可以让软件在服务器上运行，浏览器作为操作界面。我们试着重写，让所有操作都通过网络完成。那时已经很清楚了，这就是我们的方向。如果软件运行在服务器上，一切都会简单得多，无论对于用户，还是对于我们。
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我们的公司后来被雅虎收购，现在的名字是Yahoo Store。我们的软件是最受欢迎的网上商店生成器，用户超过2万人。
创立Viaweb的时候，我们对别人说软件运行在服务器上，几乎没人懂这是什么意思。直到一年后，Hotmail^开始运作，人们才有点儿明白这个概念。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法，而且我们还有了专门的名字：应用服务供应商（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简称ASP。我认为，大量的下一代软件都将采用这个模式。甚至最大的输家——微软公司，看来也明白了，部分软件从桌面消失将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软件从桌面移到服务器上，对于开发者来说，一切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本文将站在先行者的角度，描述我们正在经历的种种令人惊叹的变化。由于软件转移到服务器的趋势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下面所写的是对未来的憧憬。
^「Hotmail于1996年7月4日上线，是第一批浏览器界面的电子邮件服务提供商。它首创了用户可以在邮件中使用HTML标记语言（因此Hotmail的原始写法是HoTMaiL），并且每位用户有2MB的免费存储空间。——译者注」
下一个潮流？
回顾桌面软件时代，我想我们会为人们忍受的种种不便惊叹不已。这就好像汽车刚诞生的时候，车主忍受的不便会令现在的人们惊叹不已一样。汽车诞生的头二三十年，你想当车主，非得成为汽车专家不可。但是汽车用处太大了，很多不是专家的人也想拥有它们。
计算机现在就处在这个阶段。一旦拥有了桌面电脑，你就被迫不情愿地学习很多东西，了解它的内部运作机制。超过一半的美国家庭拥有电脑，我妈妈就有一台，用来收发邮件和记账。几年前，她收到苹果公司的一封来信，上面说她可以优惠购买新版的操作系统。老太太被这些术语吓坏了。一个65岁的妇女，只用电脑收发邮件和记账，却被迫要和操作系统打交道，搞清楚要不要安装一个新版本，这真是太过分了。普通用户根本没必要知道“操作系统”这个词，更不要说“驱动程序”和“补丁”了。
现在，可以有另一种方法发布软件，用户再也不会被迫当上系统管理员了。互联网软件运行在服务器上，用户界面就是网页。对于普通用户来说，使用这种新型软件将更容易、更便宜、更机动、更可靠，通常也比桌面软件更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