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中学的时候，自杀是聪明学生中永恒的话题。虽然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真的自杀，但是不少人有这样的设想，其中一些人可能还真的尝试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自杀只是一个姿态。就像其他青少年一样，我们都喜欢有戏剧效果，而自杀看上去就非常富有戏剧性。但是也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有时真的是非常悲惨。
被其他小孩欺负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还有别的问题存在，甚至可能是更糟糕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没有得到真正的工作，没能发挥我们的才能。人类喜欢工作，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你的工作就是你的身份证明。但是，我们那时做的所有事情根本就是无意义的，至少那时看来是这样。
最好的情况下，那些事情也不过是遥远的将来我们可能从事的实际工作的练习。它所面向的目标是如此遥远，以至于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练习这些到底是为了干什么。更常见的情况是，那些事情不过是一系列随意设置的绳圈，你被要求一个个跳过去。你在学习中遇到的文字都是专为考试而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出题，而不是为了讲清楚问题。（南北战争的三个主要原因是……等到考试的时候，就会有一道题：请列出南北战争的三个主要原因。）
而且，没有办法回避那些事情。成年人已经达成共识，认定通往大学的途径就是这样的。逃离这种空虚生活的唯一方法，就是向它屈服。
过去的社会中，青少年扮演着一个更积极的角色。工业化时代到来前，青少年都是某种形式的学徒，不是在某个作坊，就是在某个农庄，甚至在某艘军舰上。他们不会被扔到一旁，创造自己的小社会。他们是成年人社会的低级成员。
以前的青少年似乎也更尊敬成年人，因为成年人都是看得见的专家，会传授他们所要学习的技能。如今的大多数青少年，对他们的家长在遥远的办公室所从事的工作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看不到学校作业与未来走上社会后从事的工作有何联系（实际上，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联系）。
如果青少年更尊重成年人，那么成年人也会更接受青少年。经过几年的训练，学徒就能担当重要的职责。即使是那些刚招收进来的学徒，也能用来送信或打扫场地。
如今的成年人根本不接受青少年。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在办公室工作，所以就在上班的路上，顺路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关着，这有点像他们周末外出度假时，把狗送到寄养的地方。
与此同时，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被迫面对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它与当前的其他许多难题有着共同的起因，那就是“专业化”（specialization）。当工作的专业程度越来越高时，我们就必须接受更长时间的训练。工业化时代来临之前，儿童最晚大约在14岁就要参加工作，如果是在农庄（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参加工作的时间就更早。如今，只要一个青少年读大学，他就要等到21岁或22岁才开始全职工作。如果再读更髙的学位，比如医学博士或哲学博士，可能要拖到30岁才能完成学业。
当今的青少年在生产活动中，根本就是毫无用处的。他们只能在诸如快餐店这样的地方充当廉价劳动力，而快餐店也看出来了，充分利用了这个事实。对于除此以外的几乎所有行业，青少年都会带来净损失。但是，他们又太年轻，不能放任不管，必须有人看着他们。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就是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地方，用几个成年人看守所有小孩。
如果事情只发展到这一步，那么我们就是在描述一个监狱，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监狱不是全日制的。问题在于，许多学校实际上真的停留在这一步。学校的使命据称是教育儿童，佴是并没有外在的压力监督他们把这件事做好。所以，大多数学校的教学质量都很糟糕，孩子们根本不把学习当回事，就连认真读书的孩子也是如此。许多时候，我们所有人——包括学生和老师——都只是做做样子，走过场而已。
我在髙中上法语课的时候，课程内容包括阅读雨果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我觉得，学生中不可能有人的法语水平高到可以自己读懂这本巨著。所以，像班上的其他人一样，我参考了Cliff's Notes^的导读本。后来，学校有一次专门针对《悲惨世界》的测验，我发现里面的问题都很奇怪，到处都是很长的单词，老师上课时从没有用过这些词。这些题目是从哪里来的？原来也是出自Cliff's Notes。老师们也在使用这个导读本，我们双方都是在敷衍了事。
^「Cliff's Notes是美国的一套系列图书，专供学生作为课外的学习参考读物。——译者注」
公立学校肯定也有很优秀的老师。我读四年级时遇到的Mihalko老师就是一个精力充沛、充满想象力的老师。他使得那个学年如此令人难忘，以至于三十年后，他的学生依然在谈论这段往事。但是，像他这样的老师只是个别现象，无法改变整个体系。
几乎在任何团体中都存在等级关系。成年人在真实世界中形成的团体，一般来说，都存在某个共同目标，团体的领导者往往由最善于实现目标的人担任。学校就不一样，大多数情况下，学生内部形成的团体没有一个共同目标。但是，等级关系却不会缺席，所以孩子们的等级是凭空创造出来的。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短语描述这种情况，即在没有任何严肃标准的前提下，产生排名的情况。我们会说情况“倒退至人缘比赛”（degenerates into a popularity contest）。这正是大多数美国学校中发生的事情。某个人的排名不是根据他的真正能力，而主要根据他专攻排名的能力。这就像路易十四^的宫廷。没有外在的对手，孩子们就互相把对方当作对手。
^「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35）是法国国王，1643年～1715年在位，欧洲君主专制制度的典型代表。他大权独揽，将各地的贵族都召集在他的宫廷中，削弱他们作为地方长官的权利。贲族们为了得到路易十四的赏识，不得不每天稍心准备，参加各种凡尔赛宫的舞会、宴席和其他庆祝活动，想尽方法，互相竞赛，试图压过对手。——译者注」
如果存在对于真正能力的外部测试，待在等级关系的底层也不会那么痛苦。球队的新人并不会怨恨老队员的球技，他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如此，所以很髙兴有机会向老队员求教。老队员可能也会因此产生一种传帮带的光荣感（noblesse oblige）。最重要的是，老队员的地位是通过他们本身出色的能力获得的，而不是通过排挤他人获得的。
宫廷中的等级关系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种类型的团体贬低了每一个成员的人格。底层成员对上层成员毫无敬意，而上层成员也没有传帮带的光荣感。这里的一切就是杀与被杀的关系。
美国中学的学生内部，就是这种关系的社会。因为除了每天把小孩聚集在某个地方，关上几个小时以外，学校并没有其他的真实目的，所以学生内部形成这种关系也就很自然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直到不久以前才恍然大悟，校园生活的两大恐怖之处——残忍和无聊——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美国公立学校的平庸并不仅仅是让学生度过了不快乐的六年，还带来了严重后果。这种平庸直接导致学生的叛逆心理，使他们远离那些原本应该要学习的东西。
许多书呆子可能都与我一样，直到高中毕业多年后，才去读中学里的指定读物。但是，我错过的绝不仅仅只是几本书而已。我对许多美好的字眼都嗤之以鼻，比如“人格”、“正直”，因为成年人贬低了这些词。在他们嘴里，这些词似乎都是同一个意思——“听话”。一些孩子因为具备所谓的“人格”和“正直”，而受到夸奖，可是他们不是呆得像一头大笨牛，就是轻浮得像一个不动脑筋的吹牛者。如果人格”和“正直”就是这种样子，我宁愿不要它们。
我误解最深的一个词是“老成”（tact）。成年人使用这个词，含义似乎就是“闭上嘴巴，不要说话”。我以为它与“缄默”（tacit）和“不苟言笑”（taciturn）有着相同的词根，字面意思就是安静。我就对自己发誓，我绝不要变成“老成”的人，没有人能够让我闭上嘴巴。可是事实上，这个词的词根与“触觉”（tactile）相同，它真正的意思是熟练的碰触。“老成”的反义词是“笨拙”（clumsy）。进入大学以后，我才搞明白了这个词。
在这场激烈的人缘争斗中，书呆子并不是唯一输家。他们不受欢迎，只是因为他们分心去干别的事了。还有一些孩子则是主动放弃，因为他们对这个过程感到厌恶。
青少年都不喜欢孤独一人，即使具有叛逆心理的青少年也是如此。所以，当他们选择退出这个系统时，他们往往会一群人一起退出。在我读过的学校，叛逆心理的主要焦点在于毒品的使用，尤其是大麻。这帮孩子穿着黑色的演唱会T恤，被称为“怪人”（freak）^。
^「除了“行为怪异”以外，freak还指通过吸毒逃避现实的人，以及吸毒引起的幻觉。——译者注」
怪人和书呆子属于同一个联盟，他们之间有很多相同之处。虽然在怪人的群体中，绝不学习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至少看上去如此），但是从整体上看，怪人还是比其他孩子聪明。我本人更多地属于书呆子阵营，但是我有很多怪人朋友。
怪人使用毒品，是为了建立他们之间的社交纽带，至少一开始如此。因为毒品是非法的，所以一起使用的话，就创造出了一种共同反叛的标志。
我在这里并不是说糟糕的学校教育是孩子使用毒品的唯一原因。只要你碰过毒品，一段时间以后，毒品就会自行推动你的行为。而且毫无疑问，有些怪人使用毒品的根本原因是为了逃避其他问题，比如家庭问题。但是，至少在我的学校，大部分孩子使用毒品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叛逆心理。14岁的孩子开始抽大麻，并不是因为他们听说这样有助于忘记烦恼，而是因为他们想要加入一个不同的团体。
不当的管制导致叛逆，这并不是新鲜事。即使毒品本身就是麻烦的来源，学校本身依然无法推卸主要责任。
校园生活的真正问题是空虚。除非成年人意识到这一点，否则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成年人，是那些读书时就是书呆子的人。你想让你的孩子读八年级的时候和你一样不快乐吗？我可不想。那好，有什么事是我们可以做的？肯定有的。现行体系中没有什么事是必然的。它是现在这个样子，大部分是因为没人去改变它。^你也许会说，成年人很忙。观看孩子在学校的文艺表演是一回事，着手改革教育制度又是另一回事。可能只有少数人有精力从事改革工作。那么我要说，我觉得最难的部分，其实是能否意识到你该做什么。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改变中学？一个可能的答案就是参考大学的样子。如果你进入了一所（好的）大学，我提到的大部分问题就都得到了解决。所以，解决方案也许就是问，你怎样才能让青少年书呆子的生活，变得更像大学生活？不让孩子上学，进行家庭教育，也是一个解决方法，而且很直接。但是，它可能并不是最好的方法。否则的话，家长为什么不让孩子一直待在家里，直到把大学也教完了呢？因为大学能够提供家庭教会无法提供的东西。同样的道理，如果处理得当，中学也能够提供家庭教育无法提供的东西。」
还在学校里读书的书呆子不应该屏息凝神，等着全副武装的成年人某一天乘直升飞机从天而降来拯救你。也许会有这么一天，但是肯定不会很快到来。任何对生活立竿见影的改变，可能还是来自于书呆子自己。
哪怕你什么也改变不了，但是仅仅是理解自己的处境，也能使得痛苦减轻一些。书呆子并不是失败者。他们只是在玩一个不同的游戏，一个更接近于真实世界状况的游戏。成年人明白这一点。成功的成年人，几乎都声称自己在高中属于书呆子。
对于书呆子来说，意识到学校并非全部的人生，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学校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为设计出来的体系，一半像是无菌室，一半像是野蛮洪荒之地。它就像人生一样，里面无所不包，但又不是事物的真实样子。它只是一个暂时的过程，只要你向前看，你就能超越它，哪怕现在你还是身处其中。
如果你觉得人生糟透了，那不是因为体内激素分泌失调（你父母相信这种说法），也不是因为人生真的糟透了（你本人相信这种说法）。那是因为你对成年人不再具有经济价值（与工业社会以前的时期相比），所以他们把你扔在学校里，一关就是好几年，根本没有真正的事情可做。任何这种类型的组织都是可怕的生存环境。你根本不需要寻找其他的原因就能解释为什么青少年是不快乐的。
我在这篇文章中发表了一些刺耳的意见，但是我对未来是乐观的。我们认定无法解决的难题，事实上完全可以解决。青少年并不是洪水猛兽，也并非天生就不快乐。这一点对于青少年和成年人，应该都是令人鼓舞的消息。
2.黑客与画家
读完计算机系的研究生，我就去了艺术学校，学习绘画。许多人很吃惊：一个喜欢计算机的人，居然还喜欢画画！他们似乎觉得，摆弄计算机和画画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计算机是冰冷的、精确的、井然有序的，而画画是某种原始欲望热烈狂放的表达方式。
这种看法是错的。计算机和画画有许多共同之处。事实上，在我知道的所有行业中，黑客与画家最相像。
黑客与画家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创作者。与作曲家、建筑师、作家一样，黑客和画家都是试图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他们本质上都不是在做研究，虽然在创作过程中，他们可能会发现一些新技术（那样当然更好）。
我一直不喜欢“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这个词。主要原因是根本不存在这种东西。计算机科学就像一个大杂烩，由于某些历史意外，很多不相干的领域被强行拼装在一起。这个学科的一端是纯粹的数学家，他们自称“计算机科学家”，只是为了得到国防部研究局（DARPA）的项目资助。中间部分是计算机博物学家，研究各种专门性的题目，比如网络数据的路由算法。另一端则是黑客，只想写出有趣的软件，对于他们来说，计算机只是一种表达的媒介，就像建筑师手里的混凝土，或者画家手里的颜料。所以，在“计算机科学”的名下，数学家、物理学家、建筑师都不得不待在同一个系里。
有时，黑客做的事情被称为“软件工程”（software engineering），但是这个词也是误导的。与其说优秀的软件设计师是工程师，还不如说是建筑师^。建筑学和工程学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很严格的，但就是存在区别。这表现在“做什么”和“怎么做”：建筑师决定做什么，工程师想出怎么做。
^「在英语中，“建筑师”（architect）和“架构师”（architect）是同一个词，所以这里用的是双关语，意思是优秀程序员不仅负责建造，还负责架构。后一句中的“建筑学”（architecture）也是这种双关用法，同时指“架构学”（architecture）。一译者注」
当然，“做什么”和“怎么做”不应该分得太开。如果你决定做一件事，却不知道怎么做，你就是在自找麻烦。但是，只是单纯地决定如何实现某种规格，那肯定不是黑客。黑客的最髙境界是创造规格。虽然看起来，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就是先做出一个样品把规格实现了。
也许有一天，“计算机科学”分裂成几个独立的部分。这可能是一件好事，如果我本人的领域——黑客——能够独立出来，那就更好了。
把不同类型的工作捆绑在一起，可能是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但是却容易引起混淆。这是我不喜欢“计算机科学”这个词的又一个原因。中间部分“计算机科学家”的工作，也许还可以被称为计算机的实验科学。但是，两端的数学家和黑客，并不是在做计算机的科学研究。
数学家看来并不在乎自己搞的是计算机还是数学。他们很高兴来到这个新地方，然后就开始埋头证明新的定理，与数学系的数学家干的事情完全一样。不一会儿，他们可能就忘了办公楼外的牌子上写的是“计算机科学系”。但是对于黑客，“计算机科学”这个标签是一个麻烦。如果黑客的工作被称为科学，这会让他们感到自己应该做得像搞科学一样。所以，大学和实验室里的黑客，就不去做那些真正想做的事情（设计优美的软件），而是觉得自己应该写一些研究性的论文。
要是黑客写论文，最好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也只是一些补充性的描述，不会具有太大的实际价值。黑客先开发了一个很酷的软件，然后就写一篇论文，介绍这个软件。论文变成了软件成果的展示。这种结合是错误的，常常会产生问题。为了配合论文研究性的主题，你很容易就把工作重点从开发优美的软件转移为开发一些丑陋的东西。
优美的软件并不总是论文的合适题材。首先，科学研究必须具有原创性。写过博士论文的人都知道，确保自己正在开垦新领地的方法，就是去找那些没有人要的土地。其次，科学研究必须是能够产生大量成果的，而那些不成熟的、障碍重重的领域最容易写出许多篇论文，因为你可以写那些为了完成工作、你不得不克服的障碍。没有什么比一个错误的前提更容易产生大量待解决的问题了。人工智能（AI）领域的大部分情况，都符合这条“如何凭空创造出问题”的规律。如果你假定，使用一系列的谓词逻辑（predicate logic）表达式，再加上代表抽象概念的参数，就能表达人类的知识，那么，你就可以写出许许多多的论文，解释如何完成这项工作。这就像电视剧《我爱露西》（I Love Lucy）的男主角Ricky Ricardo的话：“露西，这下够你好好解释的了。”
创造优美事物的方式往往不是从头做起，而是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做一些小小的调整，或者将已有的观点用比较新的方式组合起来。这种类型的工作很难用研究性的论文表达。
那么，为什么大学和实验室还把论文数量作为考核黑客工作的指标呢？这种事情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比如，我们使用简单的标准化测试考核学生的“学术能力倾向”（scholastic aptitude），再比如，我们使用代码的行数考核程序员的工作效率。这样的考核容易实施，而容易实施的考核总是首先被采用。
黑客真正想做的是设计优美的软件，考核这种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你本人需要有良好的设计感，才能去考核别人的设计是否良好。但是，你觉得你有“良好的设计感”，与你实际是否具有，不存在相关关系，甚至可能存在负相关。
唯一有效的外部考核就是时间。经过岁月的洗礼，优美的东西生存发展的机会更大，丑陋的东西往往会被淘汰。不幸的是，这种考核需要的时间可能比一个人的生命还要长。塞缪尔·约翰逊^说过，人们对一个作家的评价，需要100年才能达成一致^^。你必须先等他的那些有影响力的朋友都死了，然后再等他的追随者都死了，才能对他有一个公正的评价。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词典学家，编撰了历史上第一本广泛使用、影响巨大的英文字典。——译者注」
^^「塞缪尔·约翰逊在他编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的前言中写道：“他（莎士比亚）的影响远远超过他的时代，时间就是对他文学成就的检验。不管他的作品从那时的暗语、风俗、政治局势之中，得到过怎样的优势，这些优势都已经消逝多年了。他在毎一幕戏剧中，通过模拟那时的生活所产生的每一个欢乐的主题或悲伤的动机，都已经趋于平淡，而不再是戏剧的亮点。贵族的宠爱和对手的竞争，都不再产生效果，朋友和敌人都走进了坟墓，他的作品再也不是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的舆论工具；它们既不能产生虚名，也不会带来恶意的攻击。人们阅读这些作品，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欣赏作品本身。因此，只有人们真正欣赏它们，才会发出赞美……”」
我想，名望有很大的随机性，黑客对此只好听天由命了。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他创作者并无不同。事实上，相比而言，他们还是幸运的。暂时性的、一窝蜂式的时代风潮对画家的影响要比对黑客的影响大得多。
人们无法考核你的工作，甚至误解你的工作，都不是最糟的事。更大的危险是你自己也会误解自己的工作。因为你总是从相关领域寻找新思想，如果你发现自己读的是计算机科学系，很自然地，你就会以为“计算机科学”与其他“理论科学”并无不同，你的工作属于“理论计算机科学”所涉及的那种理论的应用研究。读研究生期间，我潜意识里一直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觉得自己应该多学一点理论，不应该期末考试结束还不到三个星期，就把所有东西忘得一干二净，那样真是不可饶恕。现在，我意识到自己错了。黑客搞懂“计算理论”（theory of computation）的必要性，与画家搞懂颜料化学成分的必要性差不多大。一般来说，在理论上，你需要知道如何计算“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time and space complexity）；如果你要写一个解析器，可能还需要知道状态机（state machine）的概念；除此以外，并不需要知道特别多的理论。这些可比画家必须记住的颜料成分少很多。
我发现，黑客新想法的最佳来源，并非那些名字里有“计算机”三个字的理论领域，而是来自于其他创作领域。与其到“计算理论”领域寻找创意，你还不如在绘画中寻找创意。
举例来说，我在大学受到的教育是，在上机编程之前，应该先在纸上把程序搞清楚。可我自己一直不是这样编程的，我喜欢直接坐在计算机前编程，而不是在纸上编程。更糟的是，我不是耐心地一步步写出整个程序，确保大体上是正确的，而是一股脑不管对错，先把代码堆上去，再慢慢修改。书上说，调试（debugging）是最后的步骤，用来纠正打字的错误和疏忽。可是我的工作方法看上去却像编程就是在调试。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为此事沮丧，就像小学里老师教我怎么拿铅笔，我却总是学不会的那种感觉。如果我那时看到其他创作领域，比如绘画或者建筑，我就会想到，自己的方法其实有一个正式的名称：打草稿。我现在认为，大学里教给我的编程方法都是错的。你把整个程序想清楚的时间点，应该是在编写代码的同时，而不是在编写代码之前，这与作家、画家和建筑师的做法完全一样。
明白这一点对软件设计有重大影响。它意味着，编程语言首要的特性应该是允许动态扩展（malleable）。编程语言是用来帮助思考程序的，而不是用来表达你已经想好的程序。它应该是一支铅笔，而不是一支钢笔。如果大家都像学校教的那样编程，那么静态类型（static typing）^是一个不错的槪念。但是，我认识的黑客，没有一个人喜欢用静态类型语言编程。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可以随意涂抹、擦擦改改的语言，我们不想正襟危坐，把一个盛满各种变量类型的茶杯，小心翼翼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为了与一丝不苟的编译器大婶交谈，努力地挑选词语，确保变量类型匹配，好让自己显得礼貌又周到。
^「静态类型是某些计算机语言的一个特性，指编译时对变量类型进行严格检査，典型代表是C、C++和Java。在这一类语言中，声明变量的时候，必须指定类型，而且以后不能再改变。这必然意味着，只有在你对整个程序流程和细节思考成熟以后，才能编写代码。与之对应的则是动态类型（dynamic typing）语言，变量包含的数据类型可以随时改变。——译者注」
创作者不同于科学家，明白这一点有很多好处。除了不用为静态类型烦恼以外，还可以免去另一个折磨科学家的难题，那就是“对数学家的妒忌”。科学界的每一个人，暗地里都相信数学家比自己聪明。我觉得，数学家自己也相信这一点。最后的结果就是科学家往往会把自己的工作尽可能弄得看上去像数学。对于物理学这样的领域，这可能不会有太大不良影响。但是，你越往自然科学的方向发展，它就越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一页写满了数学公式的纸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啊。（小窍门：用希腊字母表示变量名会令人印象更深刻。）因此，你就受到巨大的诱惑，去解决那些能够用数学公式处理的问题，而不是去解决真正重要的问题。
如果黑客认识到自己与其他创作者——比如作家和画家——是一类人，这种诱惑对他就不起作用。作家和画家没有“对数学家的妒忌”，他们认为自己在从事与数学完全不相关的事情。我认为，黑客也是如此。
如果大学和实验室不允许黑客做他们想做的事情，那么适合黑客的地方可能就是企业。不幸的是，大多数企业也不允许黑客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大学和实验室强迫黑客成为科学家，企业强迫黑客成为工程师。
直到最近我才发现这一点。雅虎收购Viaweb^的时候，他们问我想做什么。我对商业活动从来都没有太大兴趣，就回答说我想继续做黑客。等我来到雅虎以后，发现在他们看来，“黑客”的工作就是用软件实现某个功能，而不是设计软件。在那里，程序员被当作技工，职责就是将产品经理的“构想”（如果这个词是这么用的话）翻译成代码。
^「Viaweb是一个帮助用户开设网上商店的互联网应用程序，被认为是第一个互联网应用程序，由作者和罗伯特·莫里斯在1995年创立。1998年，雅虎以4500万美元购买了Viaweb，更名为Yahoo! Store。——译者注」
这似乎是大公司的普遍情况。大公司这样安排的原因是为了减少结果的标准差。因为实际上只有很少一部分黑客懂得如何正确设计软件，公司的管理层很难正确识别到底应该把设计软件的任务交给谁。所以，大部分公司不把设计软件的职责交给一个优秀的黑客，而是交给一个委员会，黑客的作用仅仅是实现那个委员会的设计。
如果某一天你想要去赚大钱，那么记住上面这一点，因为这是创业公司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大公司为了避免设计上的灾难，选择了减少设计结果的标准差。但是当你排斥差异的时候，你不仅将失败的可能性排除在外，也将获得高利润的可能性排除在外。这对大公司来说不是问题，因为生产特别优秀的产品不是它们的获胜手段。大公司只要做到不太烂，就能赢。
所以，如果你的竞争优势是在软件设计方面，并且你的对手是一家大公司，它大到由一群产品经理来设计软件，那么你的对手将永远无法赶上你。不过说实话，这样的机会不容易找到。你很难单单依靠软件设计就与大公司展开竞争。这就好比你很难攻入城堡与对手面对面地徒手搏斗。比如，就算写一个比微软的Word更好的文字处理软件不是难事，但是微软公司有自己的城堡，它的操作系统是垄断的，你根本无法对它构成威胁，它甚至都不会注意到你的存在。
真正竞争软件设计的战场是新兴领域的市场，这里还没有人建立过防御工事。只要你能做出大胆的设计，由一个人或一批人同时负责设计和实现产品，你就能在这里战胜大公司。微软公司自己一开始就是这样走向成功的，苹果公司和惠普公司也是如此。我觉得几乎所有的创业公司都是这样取得成功的。
所以，开发优秀软件的方法之一就是自己创业。但是，这样做会遇到两个问题。一个是自己开公司的话，必须处理许许多多与开发软件完全无关的事情。我创立Viaweb的时候，如果有四分之一时间可以用于开发，就感到很幸运了。我在其他四分之三时间所做的事情，从单调乏味到惊悚恐怖，无所不包。我来说一个比较，有一次董事会开到一半，我不得不离开去补牙。我记得坐在牙医诊所的椅子上，等着医生开动牙钻的那段时间，与刚才待在公司的时间相比，简直感觉像是在度假一样。
创业的另一个问题是赚钱的软件往往不是好玩的软件，两者的重叠度不髙。设计编程语言是很好玩的事情，事实上，微软的第一个产品就是一种编程语言^。但是，如今没有人会出钱买编程语言。如果你想赚钱，你可能不得不去干那些很麻烦很讨厌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没人愿意义务来干。
^「1975年，MITS公司发布了Altair 8800型计算机，比尔·盖茨意识到为它开发软件是有利可图的，他写了一个BASIC语言解释器，卖给了MITS。这就是微软公司的第一个产品，当时比尔·盖茨还是哈佛大学二年级在校生。——译者注」
所有创作者都面临这个问题。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的。好玩的软件的需求量，比不上解决客户麻烦问题的软件的需求量。在小剧场里演出的酬劳，比不上穿着卡通大猩猩服装、在展览会上为厂商站台的酬劳。写小说的回报比不上写广告文案的回报。开发编程语言的收入，比不上把某些公司老掉牙的数据库连上服务器的收入。
黑客如何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一个几乎所有创作者都知道的方法：找一份养家糊口的“白天工作”（day job）。这个词是从音乐家身上来的，他们晚上表演音乐，所以白天可以找一份其他工作。更一般地说，“白天工作”的意思是，你有一份为了赚钱的工作，还有一份为了爱好的工作。
几乎所有的创作者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都有一份“白天工作”。画家和作家尤其显著。如果幸运的话，你能找到一份与你的“真正工作”非常相关的“白天工作”。音乐家似乎常常是在唱片行工作。同样地，钻研某种编程语言或操作系统的黑客，很可能会得到一份使用这些工具的“白天工作”。^
^「摄影技术对绘画造成的最大伤害，也许就是消灭了画家最好的“白天工作”。历史上，大多数伟大画家都靠画肖像谋生。摄影术发明不久，画肖像的工作机会就大大减少，从事摄影的黑客抢走了这些机会。（对于被画的人来说，坐在镜头前也更轻松一些。）肖像画家一这种要求高度技巧的工作——就这样或多或少地消失了。画家为了得到收入，就将肖像技巧用在为商业公司画品牌商品的广告图片。（可是，这样的工作也是极大地依赖于摄影术，或者更准确地说，极大地依赖于复制在书籍和杂志上的照片。）」
当我说，黑客解决生计问题的方法是找一份“白天工作”，然后在其余时间开发优美的软件，我并没有说这是一个新方法。开源软件界的黑客早就这样做了。我想说的其实是，幵源软件的这种工作模式可能就是正确的模式，因为它已经被其他领域的创作者都验证过了。
令我惊讶的是，雇主都很犹豫，不愿意手下的黑客为开源软件项目工作。但是，在Viaweb，要是你不愿意这样干，我们会很犹豫要不要雇用你。我们面试程序员的时候，主要关注的事情就是业余时间他们写了什么软件。因为如果你不爱一件事，你不可能把它做得真正优秀，要是你很热爱编程，你就不可避免地会开发你自己的项目。^
^「微软不鼓励雇员为开源项目做贡献，甚至业余时间也不行。但是，如此之多的一流黑客都在从事开源项目，所以这个政策主要的效果，可能就是使得微软公司很难雇到一流的程序员。」
因为黑客更像创作者，而不是科学家，所以要了解黑客，不应该在科学家身上寻找启示，而是应该观察其他类型的创作者。那么，从画家身上，我们还能借鉴到什么对黑客的启示呢？
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借鉴的（至少可以确认），那就是应该如何学习编程。画家学习绘画的方法主要是动手去画，黑客学习编程的方法也理应如此。大多数黑客不是通过大学课程学会编程的，他们从实践中学习，13岁时就自己动手写程序了。即使上了大学，黑客学习编程依然主要通过自己写程序。^
^「大学里学习编程，就像读书和挑选衣服一样，你会发现自己髙中时的品味是多么糟糕。」
画家的作品都会保留下来，你观察这些作品，就能看出他们是怎么一步步通过实践学习绘画的。如果你把一个画家的作品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就会发现每幅画所用的技巧，都是建立在上一幅作品学到的东西之上。某幅作品如果有特别出色之处，你往往能够在更早的作品上发现一个小规模的初期版本。
我想大多数创作者都是这样学习和工作的，作家和建筑师似乎都是如此。也许对于黑客来说，采取像画家这样的做法很有好处：应该定期地从头开始，而不要长年累月地在一个项目上不断工作，并且试图把所有的最新想法都以修订版的形式包括进去。
黑客通过实践学习编程，这又是一个标志，说明黑客与科学家的区别有多大。科学家就不会通过干活来学习科学，而是通过做实验和解题来学习。科学家研究的基础都是现有的很完美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第一步只是在复制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最后，他们才会从某一个点开始，进行自己的原创性工作。但是，黑客就不一样，从一幵始做的就是原创性工作，根本没有他人完美的成果可以依靠。所以，黑客的出发点是原创，最终得到一个优美的结果；而科学家的出发点是别人优美的结果，最终得到原创性。
创作者另一个学习的途径是通过范例。对画家来说，博物馆就是美术技巧的图书馆。几百年来，临蓽大师的作品一直是传统美术教育的一部分，因为临摹迫使你仔细观察一幅画是如何完成的。
作家也是这样学习写作的。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通过总结和模仿艾迪生和斯梯尔的文章^，学会了写作。雷蒙·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也是如此学会了写作侦探小说。
^「此处的艾迪生指Joseph Addison（1672—1719），斯梯尔指Richard Steele（1672—1729），两人都是18世纪初的英国作家，于1711年共同创办了政论讽刺杂志《旁观者》》（The Spectator），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译者注」
^^「雷蒙·钱德勒（1888—1959），美国推理小说作家，他的私人侦探菲力普·马罗（Philip Marlowe）系列小说有很大的读者群。——译者注」
同样地，黑客可以通过观看优秀的程序学会编程，不是看它们的执行结果，而是看它们的源代码。开源运动最鲜为人知的优点之一，就是使得学习编程变得更容易了。我学编程的时候，不得不主要依靠教材上的范例。那时可以搞到的源码，主要来自于Unix，但是就连Unix也不是开源的。大部分阅读Unix源码的人都是通过约翰·莱昂斯^那本书的非法影印本。该书虽然是1977年写的，但是在1996年之前都不被允许公开出版。
^「John Lions（1937—1998），澳大利亚计算机科学家。1976～1977年为了授课需要，他写了《UNIX第6版源码注释》（Lions' Commentary on UNIX 6th Edition, with Source Code）一书。很长一段时间中，该书是贝尔实验室之外唯一的UNIX内核源码文档。由于UNIX第6版源码只允许用于教学，所以该书直到1996年才公开出版，此前一直都是私下传播。人们普遍相信它是计算机科学领域被复印次数最多的书。——译者注」
还有一个可以借鉴绘画的地方：一幅画是逐步完成的。通常一开始是一张草图，然后再逐步填入细节。但是，它又不单纯是一个填入细节的过程。有时，原先的构想看来是错的，你就必须动手修改。无数古代油画放在X光下检视，就能看出修改痕迹，四肢的位置被移动过，或者脸部的表情经过了调整。
绘画的这个创作过程就值得学习。我认为黑客也应该这样工作。你不能盼望先有一个完美的规格设计，然后再动手编程，这样想是不现实的。如果你预先承认规格设计是不完美的，在编程的时候，就可以根据需要当场修改规格，最终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
（大公司的内部结构，使得它们很难这样做。这是又一个创业公司占优之处。）
眼下想必每个人都知道，过早优化（premature optimization）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应该对“过早设计”（premature design）也抱有同样的担忧，不要太早决定一个程序应该怎么做。
合适的工具能够帮助我们避免这种危险。一种好的编程语言，应该像油画颜料一样，能够使得我们很从容地改变想法。动态类型语言在这一点上就是蠃家，因为你不必提前就设置好各种变量的数据类型。不过我认为，编程语言灵活性的关键还不在这里，而在于这种语言应该非常抽象。最容易修改的语言就是简短的语言。
我接下来要说的是，一幅优秀的绘画作品必须比它应该有的样子更好，这可能听起来有点矛盾。举例来说，图2-1所示达·芬奇的作品《女性肖像》（Ginevra de' Benci）现在保存在美国国家美术馆。你可以看到，达·芬奇在少女的头后面摆了一片树枝。他很仔细地画出了树枝上的每一片叶子。许多画家也许会觉得，那不过是放在背景里的衬托物，没有人会仔细看的，不妨简单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图2-1 达·芬奇的《女性肖像》（Ginevra de' Benci），1474年
但是达·芬奇不这样想。他对作品每一部分的认真程度完全不取决于预料中会不会有人仔细看这个部分。他就像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每一球都一丝不苟，绝不降低对自己的要求。
坚持一丝不苟，就能取得优秀的成果。因为那些看不见的细节累加起来，就变得可见了。当人们从达·芬奇的《女性肖像》前面走过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往往立刻就被它吸引住了，那时他们甚至还没有看到说明的标签牌，没有意识到这是达·芬奇的作品。所有那些看不见的细节合并在一起，就使得这样东西产生了惊人的效果，仿佛上千个细微的声音都以同一个音调在歌唱。
同样地，优秀的软件也要求对美的狂热追求。如果你查看优秀软件的内部，就会发现那些预料中没有人会看见的部分也是优美的。我对待代码的认真程度远远超过我对待其他事情，如果我以这种态度对待日常生活的每件事，那么我就够资格找心理医生开处方药了。看到代码前面的缩进乱七八糟，或者看到丑陋的变量名，都会把我逼疯的。
如果黑客只是一个负责实现领导意志的技术工人，职责就是根据规格说明书写出代码，那么他其实与一个挖水沟的工人是一样的，从这头挖到那头，仅此而已。但是，如果黑客是一个创作者，他从事的就不是机械性的工作，他必须具备灵感。
黑客就像画家，工作起来是有心理周期的。有时候，你有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新项目，你会愿意为它一天工作16个小时。等过了这一阵，你又会觉得百无聊赖，对所有事情都提不起兴趣。
为了做出优秀的工作，你必须把这种心理周期考虑在内。只有这样，你才能根据不同的事情找出不同的应对方法。你有一辆手动变速的汽车，你把它开上山，有时不得不松开离合器，防止汽车熄火。同样，暂时放手有时也能防止热情熄火。对于画家和黑客这样的创作者，有些工作需要投入巨大的热情，另一些工作则是不需要很操心的日常琐事。在你厌倦的时候再去做那些比较容易的工作，这是个不错的主意。
对于编程，这实际上意味着你可以把bug留到以后解决。消灭bug对我来说属于轻松的工作，只有在这个时候，编程才变得直接和机械，接近社会大众想象中的编程的样子。消灭bug的过程就像解一道数学题，已知许许多多的约束条件，你只要根据条件对方程求解就可以了。你的程序应该能产生x结果，但是却产生了y结果。哪里出错了？你知道自己最后肯定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做起来就很轻松，就好像刷墙一样，接近于休闲了。
用绘画的例子作为参考，不仅能教会我们如何管理自己的工作，还能教会我们如何与他人一起工作。历史上许多伟大的艺术品都是多人一起合作的结果，尽管最后在博物馆展出的时候，墙上可能只会写出一个人的名字。达·芬奇曾经在韦罗基奥（Verrocchio）的画室当学徒，后者当时正在画《基督的洗礼》（Baptism of Christ），达·芬奇的工作是完成整幅画之中的一个天使。多人一起完成一幅作品是当时的普遍做法，并不罕见。后来，米开朗基罗坚持要一个人画完罗马的西斯廷大教堂（Sistine Chapel）天顶壁画中的所有人物，他还因此被认为特别死心眼。
就我所知，当多个画家共同创作一幅作品时，每个人画的部分都是不一样的。通常来说，大师负责画主要人物，助手们负责画次要人物和背景。但是，你肯定找不到某个部分是两个人一起画的。
我认为，这也是多人共同开发一个软件的正确模式。需要合作，但是不要“合”得过头。如果一个代码块由三四个人共同开发，就没有人真正“拥有”这块代码。最终，它就会变得像一个公用杂物间，没人管理，又脏又乱，到处堆满了冗余代码。正确的合作方法是将项目分割成严格定义的模块，每一个模块由一个人明确负责。模块与模块之间的接口经过精心设计，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把文档说明写得像编程语言规范那样清晰。
就像绘画作品一样，大多数软件是为人类用户准备的。所以，黑客必须像画家一样，时刻考虑到用户的人性需要，这样才能做出伟大的产品。你必须能够站在用户的角度思考问题，也就是说你必须学会“换位思考”。
很小的时候，我就被不断告知，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现实中，这必然意味着你要做其他人需要的事情，而不是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看上去好像对我很不利，所以我暗下决心不让自己变成这样的人。
但是，我完全错了。事实表明，从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正是成功的奥秘所在。“换位思考”并不就意味着你要做自我牺牲。实际上，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了解别人对于事情的看法，并不代表你为他的利益服务。某些情况下，比如打仗的时候，了解对手正是为了打击对手。^
^「下面我举一个站在用户角度考虑问题的实例。在Viaweb，每当遇到两个选项无法决策时，我们就会问自己，我们的竞争对手最恨哪一个选项？有时，对手新开发了一个基本无用的功能，但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功能，而我们没有，所以他们就会在业内媒体上大肆宣传。我们当然可以解释，告诉大家这个功能是没用的，但是要是我们也开发了这个功能，就会让对手感到很恼火，所以当天下午我们就一鼓作气把自己的版本弄出来了。」
大多数创作者都是为人类用户而创作。为了吸引用户，你必须理解用户需要什么。举例来说，几乎所有最伟大的绘画作品都是画人的，因为人类总是对自身感兴趣的。
普通黑客与优秀黑客的所有区别之中，会不会“换位思考”可能是最重要的单个因素。有些黑客很聪明，但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根本不会设身处地为用户考虑。这样的人很难设计出优秀软件，因为他们不从用户的角度看待问题。^
^「文本编辑器和编译器不在此列。黑客开发这些软件时，不需要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因为他自己就是典型用户。」
判断一个人是否具备“换位思考”的能力有一个好方法，那就是看他怎样向没有技术背景的人解释技术问题。我们大概都认识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其他方面非常聪明，但是把问题解释清楚的能力却惊人低下。如果聚会上，外行人问他们“什么是编程语言”，他们会这样回答：“哦，高级语言就是编译器的输入代码，用来产生目标码。”高级语言？编译器？目标码？……如果对方不知道什么是编程语言，那么他显然也不会知道这些概念。
软件的部分功能就是解释自身。为了写出优秀软件，你必须假定用户对你的软件基本上一无所知。你要明白，用户第一次使用你的软件的时候，不会预先做好功课，他们没有任何准备就开始用了，所以软件的使用方式最好能符合用户的直觉，别指望用户去读使用手册。在这方面，我见过的最佳系统是1984年原始的Macintosh电脑。它做到了那时别的软件都做不到的事情：它真的能用。^
^「好吧，是几乎真的能用。Macintosh电脑有时会过量使用内存，导致大量对磁盘交换空间的读写（disk swapping），但是再买一个磁盘驱动器就能解决交换空间不足的问题。」
源代码也应该可以自己解释自己。如果我只能让别人记住一句关于编程的名言，那么这句名言就是《计算机程序的结构与解释》^一书的卷首语：
程序写出来是给人看的，附带能在机器上运行。
^「Harold Abelson与Sussman Gerald合著的Structure and Interpretation of Computer Programs，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出版。」
“换位思考”不仅是为了你的用户，也是为了你的读者。这对你是有利的，因为你也会读自己写的东西。许多黑客六个月后再读自己的程序，却发现根本看不懂它是怎么运行的。我认识好几个人，因为这种经历而发誓不再使用Perl语言。^
^「把代码写得便于阅读，并不是让你塞进去很多注释。我想引申一下Abelson和Sussman的那句话：“程序写出来是为了让人看懂它的算法，附带告诉计算机如何执行。”一种好的编程语言应该比英语更容易解释软件。只有在那些不太成熟、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你才应该加上注释，提醒读者注意那里，就好像公路上只有在急转弯处才会出现警示标志一样。」
在某些地方，自行其道、完全不替读者着想，被看成是高水平、高智商的表现，甚至都发展成了一种风尚。但是，我不觉得“换位思考”与智商之间存在任何联系。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你不用学习怎么向别人表达自己，也能取得很好的成就。而那些领域的人普遍很聪明，所以人们很自然地就把“聪明”与“不懂得换位思考”联系了起来。但是，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很笨的人，也同样不懂得“换位思考”。
最后，如果编程是与绘画和写作同一类的工作，黑客是否有机会像伟大艺术家一样备受推崇、流芳后世呢？毕竟生命只有一次，你可能想用它来做一些伟大的事情。
很遗憾，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声望这个东西，总是经过漫长的时滞以后才会确立，它就像遥远星系发出的光，经过了许多光年才能被我们看到。那些如今声名显赫的绘画作品，来自于五百年前的画家的卓越工作。在那些画家生前，没人像我们今天那样看重这些作品。1465年的人们也许会感到非常奇怪，后世的人们提起乌尔比诺城（Urbino）不可一世的费德里科公爵，最主要的原因居然是弗朗切斯卡把他的鼻子画得非常独特（见图2-2）。
图2-2 皮埃罗·德拉·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的作品《蒙特费特罗家族的费德里科》（Federico da Montefeltro），1465～1466年（局部）
所以，虽然我必须承认，眼下看来艺术家比黑客更酷，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古时候绘画蓬勃发展的那些黄金年代，画家也不是像今天这样酷的。
我们能够有把握说的就是，现在正是编程的黄金年代。大多数领域的伟大作品都诞生于很早以前。1430年到1500年之间的绘画杰作，至今仍然是不可超越的。莎士比亚出现的时候，戏剧这种文艺体裁才刚发展起来，专门表演戏剧的场所“戏院”才刚刚诞生。他把戏剧这种艺术形式提升到一个难以触及的高度，让后世的每一个剧作家都不得不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中。德国雕塑大师丢勒（Albrecht Dürer）、英国小说家简·奥斯丁（Jane Austen）都是这样的大师。
我们看到这种模式一再反复出现。一种新的媒介刚刚诞生的时候，人们热情髙涨、兴奋不已，短短几代人就探索清楚了这种媒介的大部分可能性，把它的能量发挥到极致。编程目前好像就处在这个阶段。
在达·芬奇的年代，绘画并不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达·芬奇用自己的工作推动绘画成为一种伟大的表达方式。同样，编程到底能够有多酷，取决于我们能够用这种新媒介做出怎样的工作。
3.不能说的话
翻开老照片，看到以前的样子，你会不会感到难为情？我当时真的是穿成这样吗？是的，你没看错，你就是穿成这样。我们穿衣服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看上去有多傻，还以为很时尚。所谓“时尚”，本质上就是自己看不见自己的样子。好比我们在地球上，却感觉不到地球在动。
但真正令人惊恐的是，流行一时的不仅有衣服，还有道德观念。明明是专横武断、毫无依据的错误观点，但是大多数人却深信不疑，受到影响而不自知。这是非常危险的。流行的衣服，其实是很难看的衣服；流行的道德观念，其实不是善而是恶。但是，如果别人都穿流行的衣服，而你不穿，你就会遭到嘲讽；如果别人都遵守流行的道德观念，而你不遵守，结果则要严重得多，你会被解雇、流放、监禁，甚至被杀。
要是能坐上时间机器回到过去，不管哪一个年代，有一件事都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祸从口出”。你一定要小心自己说的话。自以为无害的言论会给你惹来大麻烦。今天，说地球围绕太阳运转真是再平常不过了，如果换在17世纪的欧洲，这么说就大难临头了。伽利略说了这样的话，结果遭到了宗教法庭的审判。^
^「从审判一开始，宗教法庭可能就没打算对伽利略动刑，因为伽利略明确表示，不管宗教法庭提出怎样的要求，他都会照办。这是无奈之举，因为只要他不认罪，宗教法庭就不会放过他。此前不久，哲学家布鲁诺就拒不认罪，宗教法庭于是下令烧死布鲁诺。」
书呆子就是那样惹上麻烦的。他们穿着不流行的衣服，讲着不合适的话。他们觉得自己说出了正确的观点，实际上却惹来了麻烦。习俗的力量不足以束缚他们。
历史的常态似乎就是，任何一个年代的人们，都会对一些荒谬的东西深信不疑。他们的信念还很坚定，只要有人稍微表示一点怀疑，就会惹来大麻烦。
我们这个时代是否有所不同？只要读过一点历史，你就知道答案几乎确定无疑，就是“没有不同”。即使有那么一丝微小的可能，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信念都是正确的，那也是出于惊人的巧合，而不是因为我们真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一想到现在我们言之凿凿的东西，在未来人们的眼里却是荒诞不经，怎能不令人感叹呢！如果未来有人坐着时间机器来到我们这个时代，哪些话是他小心翼翼避免说出口的？我的这篇文章就想探讨这件事。我不仅要展示一些当前的“异端邪说”，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还要找出适用于所有年代的通用法则，判断哪些话是不能说的。
你是一个随大流的人吗
让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大庭广众之下，你有没有什么观点不愿说出口？如果回答是没有，那么你也许应该停下来想一想了。你的每一个观点都能毫不犹豫地说出口，你自己深深赞同这些观点，并且你也确信肯定会获得别人的赞同，这是否太过于巧合了？一种可能是，也许事情并没有这么巧合，你的观点就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别人告诉你什么，你就相信了什么，你把别人灌输的观点当作了自己的观点。
另一种可能是，你的思想观点确实是独立思考得到的，碰巧与社会主流的思想观点一模一样。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这意味着，如果别人犯错了，你也必须碰巧犯一个同样的错误。为了防止他人复制，古代制作地图的工匠会故意在地图上画错一个小地方。如果你的地图与他的地图一样，就说明不太可能是你自己独立制作的。
与历史上别的年代一样，我们的思想几乎肯定也是一张有错误的地图。如果你也犯下与别人一样的错误，那么这个错误不太可能完全来自于你自己。这就像1972年喇叭裤刚刚开始流行，某人声称他觉得喇叭裤很时尚，你觉得这是他完全自发产生的观点吗？
如果别人告诉你应该相信什么，你就真的相信了，那么你就会和别人一样犯下同样的错误。如果你是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庄园主，你会与北方开战；如果你是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人，你会相信希特勒。
有时候，别人会对你说：“要根据社会需要，改造自己的思想(well-adjusted)。”这种说法隐含的意思似乎是，如果你不认同社会，那么肯定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同意这种说法吗？事实上，它不仅不对，而且会让历史倒退。如果你真的相信了它，凡是不认同社会之处，你连想都不敢想，马上就放弃自己的观点，那才会真正出问题。
真话
到底什么话是我们不能说的？为了找到答案，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周围的人因为说了什么而陷入麻烦。^
^「某些组织善意地开出一份清单，提醒你在该组织内部哪些话是不能说的。不幸的是，这种清单有两个缺点。第一个缺点是不完备，因为有些话过于惊世骇俗，开列清单者根本没想到有人真的会说出口，所以没有写入清单。第二个缺点是太笼统，淸单很难真正有效实施。在一些美国大学中，校方制定了“演讲规范”（speech code），禁止人们在校园公开演讲中对种族、宗教、同性恋等问题发表歧视性的或者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如果严格按照字面含义执行这种“演讲规范”，那么就连莎士比亚也无法在美国大学中发表演讲了。」
当然，这里要注意，并不是所有不能说出口的话都是我们要找的答案。实际上，只有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才行。第一个条件是，这些话不能说出口；第二个条件是，它们是正确的，或者看起来很可能正确，值得进一步讨论。如果达不到第二个条件，大部分情况下你都不会有麻烦。你说2+2等于5，或者匹兹堡的市民身高三米，都不会有事的。这些明显错误的言论也许会被当成笑话，或者更糟一点，被当成你发疯的证据，但是肯定不会惹恼任何人。触怒他人的言论是那些可能会有人相信的言论。我猜想，最令人暴跳如雷的言论，就是被认为说出了真相的言论。
如果伽利略说帕多瓦城（Padua）的人身高三米，他只会被当作一个古怪的疯狂科学家。但是，他说地球围绕太阳运转，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教廷知道，这种话会让人们开始思考。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人们因为说真话而给自己惹来麻烦。许多的言论，今天的人们看来再平常不过，但是放在过去都是不能说的。以此推断，未来的人们很可能会发现，他们觉得很平常的话，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都是不能说的。现在有没有伽利略这样的人和事？很可能是有的。
为了找出那些“不能说的话”，让我们问自己，它们会不会是真的？OK，当你发现某些言论很可疑时，你可以这样想，那些话听上去真是大逆不道（或者其他类似的形容词），但是有没有可能是真的？这就是找出“不能说的话”的第一种方法：判断言论的真伪。
异端邪说
除了真话以外，“不能说的话”还有一种可能。有些想法，纯粹因为非常特别，而不能说出口。比如，某个话题极其富有争议，不管是对是错，没有人敢在公开场合谈论它。我们怎样才能发现这种情况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