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如果还为自己的智力不足措辞辩解，那就更为可怕。他在灵魂里建立起了花岗岩的堡垒，自我标榜一贯正确，他站在咄咄逼人的要塞顶端，向所有敌人（也就是不苟同于他的偏见的人）挑战，质问他们有什么理由活在世上。
有这种苦恼的人既苛刻又卑鄙。他们常年生活在恐惧之中，很容易变得残酷暴虐，喜欢折磨他们憎恨的人。正是从这伙人当中首先冒出了“上帝的特选子民”的念头。况且这些幻觉的受害者总是想象他们与无形的上帝有某种关系，以此来壮胆，为自己的偏执辩护增色。
譬如，他们绝不会说：“我们绞死丹尼·迪弗尔，是因为他威胁了我们的幸福，我们对他恨之入骨，只是喜欢绞死他而已。”他们是绝不会这样说的。他们凑到一起召开气氛庄严的秘密会议，一连几个小时、几天或几个星期详细研究上面说的丹尼·迪弗尔的命运，最后判决一经宣布，丹尼这个也许只搞了些诸如小偷小摸的可怜虫便俨然成为犯有重罪的最可怕的人物，胆敢违反上帝的意志（这意志只是私下授与上帝的特选子民，也只有上帝的选民才能理解），对他执行判决是神圣的责任，法官也因为有勇气给撒旦的同伙判罪而光宗耀祖。
忠厚老实、心地善良的人和野蛮粗鲁、嗜血成性的人一样，都很容易被这个最为致命的幻觉所迷惑，这在历史学和心理学上已经司空见惯了。
一群群的人们兴致勃勃地观看一千名可怜的牺牲者遭难，他们肯定不是杀人犯，他们是正直虔诚的老百姓，自己还觉得是在上帝面前从事一件荣耀喜人的事情哩。
如果有人向他们提到宽容，他们还会表示反对，认为这是不体面地承认自己道德观念衰退。也许他们自己就不宽容，但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反倒以此而自豪，还振振有词，因为在潮湿寒冷的晨光里站着丹尼·迪弗尔，他穿着藏红色衬衣和缀满小魔鬼的马裤，一步一步绥慢而坚定地走向执行绞刑的市场。示众一结束，人们便回到舒适的家里，报餐一顿熏肉和豆角。
这本身不就足以证明他们所想的和所做的是正确的吗？
不然他们怎么能是观众呢？怎么不和死者调换一下位置呢？
我承认这个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但却很常见，也难予以回击，人们只是深信自己的思想就是上帝的思想，因此根本无法明白自己会有什么错误。
剩下的第三种不宽容是由自私自利引起的，实际上它是嫉妒的一种表现，就象麻疹一样普遍。
耶稣来到那路撒冷后教导人们，靠屠杀十几只牛羊是唤不来全能上帝的垂青的，于是所有靠典礼祭祀谋生的人都诋毁他是危险的革命者，在他还没有从根本上危害他们的大股收入时，就设法把他处死了。
几年后，圣保罗来到艾菲西斯，宣扬一种威胁珠宝商买卖的新教义，因为当时珠宝商通过制作和贩卖当地的女神黛安娜的小塑像大发横财，为此金匠行会差一点要用私刑教训这个不受欢迎的侵入者。
一些人依靠某种已经建立的崇拜来谋生，另一些人却要把人们从一个寺庙引到另一个寺庙，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着公开的战争。
我们在讨论中世纪的不宽容时，必须记住我们要对付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只是在极为个别的情况下我们才能遇到三种不同的不宽容中的单独一种表现。在引起我们注意的迫害案件中，常常三种情况并存。
一个组织如果拥有了雄厚的财富，掌管了数千英里的土地和统治了成千上万农奴，就会把全部怒气和能量都倾泄在要重新建立朴实无华的“地上天堂”的农民身上，这是很自然的。
这样，终止异端邪说就变成经济上的需要，隶属于第三种——出于自私自利的不宽容。
不过还有一种人感到了来自官方禁令的压力，这就是科学家。这个问题更为复杂。
为了理解教会当局对揭示大自然奥秘的人所执有的邪恶态度，我们必须倒退若干世纪，看看一至六世纪中欧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野蛮人的入侵象一股无情的洪水扫荡着欧洲大陆每个角落。在混浊的污水中还杂乱无章地矗立着几个古罗马的国家组织。但是，城墙里面的社会已经泯灭，书籍被浪潮卷走，艺术也在新型的无知泥潭里被遗忘。收藏、博物馆、图书馆和慢慢积累起来的科学资料全都被亚洲中部的野蛮人用来点了簧火。
我们有公元十世纪图书馆的一些书目。至于古希腊的图书（君士坦丁堡除外，那时君士坦丁堡被视为远离欧洲中心的地方，就象如今的墨尔本那样远）西方人所拥有的也寥寥无几。这说来似乎难以置信，但是书的确是没有了。学者为了熟悉古人的思想煞费苦心，但找到的只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著作中个别章节的翻译（译文也很拙劣）。要学习古人的语言也找不到老师教授，只有几个希腊僧人，他们是在拜占庭的神学争吵中被迫放弃家园逃到法国或意大利来避难的。
拉丁文的图书倒是不少，不过大部分是四世纪和五世纪才写成的。所剩无几的古人手稿被无数次漫不经心地转抄，如果不耗费毕生心血研究古代文学就根本无法看懂。
至于科学书籍，除去欧几里得的一些最简单的几何作图题可能幸免外，其它的在任何图书馆都找下到，更可悲的是，这些书也不再为人们所需要。
那时统治世界的人用敌视的眼光看待科学，根本不鼓励数学、生物学和动物学领域的独立钻研，更不必说医学和天文学了，它们的地位低下，不为人们所重视，丝毫没有实用价值。
现代人要理解这种情况实在太困难。
二十世纪的人都信仰进步，尽管各自的角度不同，我们并不知道是否能使世界趋于完美。不过都觉得应该试一试，出为这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是的，进步已然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有时这个信念似乎成为整个国家的国教。
但是中世纪的人却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希腊曾经幻想实现一个充满乐趣的美好世界，但是这个美梦仅仅是可怜的昙花一现！政治的动荡无情地摧残了它，席卷了整个不幸的国家。以后几个世纪的希腊作家都成了悲观主义者，他们凝视着曾经一度是乐土的废墟，凄惨地认为人间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只不过是一场空！
另一方面，罗马的作家从近一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中得出了结论，从人类的发展中发现了一种蓬勃向上的潮流，罗马哲学家们，其中最著名的是伊壁鸠鲁，也兴致勃勃地为更幸福更美好的未来教育年轻一代。
以后基督教到来了。
人们关心的中心从这个世界移到了另一个世界。人们马上坠回到又深又黑的地狱中，毫无希望地逆来顺受。
当时的人是低劣的。他的天性和癖好都是邪恶的。他沉溺于罪孽之中，在罪孽中出生，在罪孽中生活，最后在对罪孽的悔恨中死去。
但是旧的失望与新的失望之间存在一种差别。
希腊人坚信自己比别人更聪明，受过更好的教育，还怜悯那些不幸的野蛮人。但是他们从不认为他们的民族由于是宙斯的选民而与其它民族有任何区别。
相反，基督教从未能脱离自己的老祖宗。基督徒把《旧约》当做自己信仰的一本圣书之后，便继承了难以置信的犹太教义的衣钵，认为他们的民族与其它民族“不同”，只有表示信仰某种官方建立的教义的人才有希望获得拯救，其他人则注定要沉沦。
有些人缺乏精神上的谦卑，相信自己是成千上万同类中的得天独厚之辈，上面所说的思想当然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直接好处。在许多至关重要的年代里，这种思想使基督徒成为联系紧密、自成一家的整体，在异教横行的汪洋大海中超然地飘流着。
对特图利安、圣奥古斯丁和其它埋头于把教义写成具有文字形式的人来说，在向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延伸的这片水域所连接的其它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最后的希望是要到达一处安全的海岸，在那儿建起上帝之城。至于其它拼命奋斗的人要达到或完成的事情，则与他们毫不相干了。
因此，他们为自己创造了关于人的起源和时间空间界限的完全新型的概念。埃及入、巴比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发掘的秘密丝毫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真诚地相信，随着基督的诞生，一切过去有价值的东西部已土崩瓦解。
譬如关于地球的问题。
古代科学家认为地球是数十亿星球中的一个。
基督徒从根本上反对这个观点。在他们看来，他们借以生存的小圆地盘是宇宙的中心。
地球是为一群特殊的人专门创造的临时栖身之所。它的来龙去脉很简单，在《创世纪》第一章描写得一清二楚。
到了需要确定上帝偏爱的人在地球上生活了多久的时候，问题就更复杂了。大型的古物、俺埋了的城市、绝种的怪物和已经变成化石的植物遍布各地，俯拾即是。不过这些东西可以被驳倒、视而不见、否认或硬说不存在。这一切做完后，再决定创世纪的具体日期就易如反掌了。
在这样的宇宙里，一切都处于静止状态，它从某年某月某时开始，又在某年某月某时结束。地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目的，根本没有数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人探索求知的任何余地，因为这些人关心的只是一般规律和时间空间的永恒和无限，
的确，许多科学家抗议说，他们在内心里是上帝虔诚的儿子。不过正牌的基督徒都更明确地认为，一个人如果真心诚意地主张要热爱和忠诚于信仰，就不会知道得那么多，也不会有那么多书。
有一本书就足够了。
这本书就是《圣经》，里面的每个字、每个逗号、每个冒号和每个感叹号都是由受到神示的人写下的。
帕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如果要是知道世上存在这样一本所谓的圣书，里面包括支鳞片爪生涩难懂的民族史、感情混漠的爱情诗、半疯半痴的先知描绘的虚无缥渺的梦幻和对出于某种原因而惹恼了亚洲许多部落神灵的人连篇累牍的恶意痛斥，那他们是不会感兴趣的。
但是，三世纪的野蛮人却对“文字”拜服得五体投地，在他们看来，这是文明的一大奥秘，当这本特别的书被他们所他们看。这是文明的一大奥秘，当这本特别的书被他们所信奉的一届教会会议做为完美无缺和无隙可击的经典推荐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便诚惶诚恐地全盘接受，把它看做是人类已经知道或希望能够知道的一切，谁否认天国，在摩西和以赛亚规定的界线之外去进行任何探索，谁就会遭到他们的痛斥迫害。
甘愿为原则去死的人毕竟有限。
不过，有些人对知识的渴望是无法压抑的，积蓄已久的精力必须有发泄的地方才行。结果，求知与压制的矛盾冲突导致产生了另一株弱小乏味的智力幼苗，人们后来称它为“经院学派”。
这要回溯到八世纪中叶。法兰克国王小佩潘的妻子伯莎生了一个儿子，他比善良的路易王更有理由被称做是法国民族的恩主圣人，因为老百姓为了路易王的获释而不得不交付了约八十万土耳其金币的赎金，为了感谢百姓的忠诚，路易王曾恩准他们建立自己的法庭。
这孩子受洗礼时起名叫卡罗鲁斯，在许多古代宪章的结尾处都能看到他签的名字。他签字有些笨拙，不过他对拼写一向是马马虎虎的。他幼年时学过法兰克文和拉丁文，但他的手指由于在疆场上同俄国人和摩尔人搏斗而患了风湿病，很不听使唤，最后他不得不打消了写字的念头，请来当时最好的书写家当秘书，替他签字。
这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在整整五十年里只穿过两次“城市服装”（罗马贵族穿的外袍），还以此而自豪，不过他真正了解学习的价值，把王宫变成了私立大学，教授他的孩子和其它官员的子女。
这个西方的新皇帝周围簇拥着当时的许多名人，他自己也很津津乐道于同他们消磨业余时间。他极为崇拜学院式的民主，甚至把礼节都放弃了，还像大卫兄弟那样积极参加各种讨论会，允许地位最低下的学者与他辩论。
但是，我们在审度他们在讨论中感兴趣的问题时，自然会联想到田纳西州任何一所乡间中学的辩论小组选中的题目。
这些人至少是很天真的。如果说800年的情况的确如此的话，那么1400年的情况也不例外。这并不能责怪中世纪的学者，应该说他们的头脑和二十世纪的后人一样敏捷。他们的处境和现代化学家和医师有雷同的地方，可是他们尽管享有调查研究的充分自由，但所做所为和主张却不能违反一七六八年的第一版《大英百科全书》，其原因很简单，那时的化学还是一个不大为人知的科目，外科也常常与屠宰相提并论。
结果（我有些混淆了自己的比喻），中世纪的科学家尽管有丰厚的智力和能力，但试验的范围却很窄，就象在一辆旧汽车的底盘上安一台罗尔一罗伊斯牌的现代引擎，一踏油门便会出现一连串故障。等他能安全操纵、按规定和交通规则驾驶这台古怪的新玩艺时，已经变得荒唐可笑了，即使费上天大的牛劲，也无法到达目的地。
当然，出类拔萃的人对于他们不得不遵循的进度是万分着急的。
他们想方设法摆脱教会鹰犬的无休止监视。他们撰写了卷==帐==浩繁的著作，证明他们承认是正确的东西的反面，以便暗示出内心深处的思想。
他们做出各种掩人耳目的假象：穿上奇装异服，屋顶上挂满了鳄鱼，架子上摆满了装有怪物的瓶子，在炉子里烧些气味难闻的草药以便把左邻右舍从前门吓跑，这样便得到一种声誉，说他们是与人无害的神经病患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胡说八道，不必对自己的思想负很大责任。渐渐地他们形成一整套科学的伪装，甚至在今天我们也难以判断出他们的真正意图。
若干个世纪以后，新教徒也和中世纪教会一样对科学和文学毫不宽容，不过这里就不多谈了。
大宗教改革家们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声疾呼和咒骂，却从没能把恫吓转化为反抗的具体行动。
罗马教会却不然，它不仅有致异己于死地的威力，而且一俟时机成熟便加以施展。
对于那些喜欢抽象地思考宽容和专横的理论价值的人，上面所说的差别倒无足轻重。
然而，对于那些不得不做出选择——是当众宣布放弃信仰还是当众受鞭==苔==——的可怜虫来说，这差别却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有时他们缺乏勇气表述自己以为是正确的东西，愿意把时间荒废在《天启录》中野兽名称的纵横填字谜上，我们倒也不必太苛求他们。
我敢肯定，假如倒退六百年，我也不敢写现在这本书。
九 向书开战
我发现写历史越来越困难。我就象自幼学拉小提琴，可是到了三十五岁别人突然给我一架钢琴，命令我象克拉威尔演奏能手那样生活，理由是“钢琴也是音乐”。我已经学会了某个领域的技巧，却必须从事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工学会了某个领域的技巧，却必须从事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作。我所学的是借助一种明确建立的秩序观察过去发生的事情，即由皇帝、国王、大公和总统在众议员、参议员和财政秘书辅佐下较为有效地管理的国家。而且在我年幼的时候，上帝仍然是大家心目中掌管一切的万物之尊，必须不失礼节地崇拜才行。
后来开战了。
旧秩序被打翻在地，皇帝和国王被废黜，负责的大臣被不负责任的秘密委员会取代，在世界许多地方，天国的大门被不经议会同意而颁布的敕令关闭了，一个已死的经济学雇佣文人被官方认做古往今来所有先知的继承人。
当然所有这些并不会长久，但却使文明再过几世纪才能赶上来，而到那时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我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但这并不容易。就拿俄国的情况来说吧。大约二十年前我在这个所谓的“圣地“住了一段时间，那时我们得到的外国报纸中总有整个四之一的篇幅被涂抹的漆黑一片，技术上称之为“鱼子酱”。这次涂抹是为了擦去一些内容，因为小心翼翼的政府不愿意让心爱的臣民们知道。
整个世界把这种监督看作是“黑暗时代”的复苏，令人难以容忍，西方伟大共和国的人保留了几份被涂有“鱼子酱”的美国滑稽报纸，给本国老百姓看，让他们知道远近闻名的俄国人实际上是落后的野蛮人。
我是在较为开明的社会环境中长大成人的，这个社会信仰米尔顿的格言：“最高形式的自由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自由地了解、自由地阐述和自由地辩论。”
正象电影上描述的，“开战了”，于是我看到过去的时代，《神山布道》被宣布是德国的危险文件，不允许在千百万王国臣民中流传，编辑和印刷商要是出版了它就会被罚款或坐牢。
鉴于这些，似乎放弃研究历史，搞短篇小说或经营庄园更明智些。
但这是服输认栽，我要坚持自己的工作，尽量记住在秩序井然的国度里，每个正直的公民都应该有权表白、思考和陈述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只要不干涉他人的幸福、不破坏文明社会的礼仪和不违背当地警察局的制度就行。
当然，这使我备录在案，成为所有官方出版审察的敌人。依我之见，警方应该追查的倒是那些为了私利而印刷的色情杂志和报纸。至于其它的，谁愿意印什么就由他去印吧。
我讲这些并不是说我是理想主义者或改革家，我很讲实际，最憎恶浪费精力，也很熟悉过去五百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清楚地表明，对文字和言论的任何暴力压服都没有过任何益处。
胡言蠢话就如同炸药，只有放在狭小密封的容器里，再加上外力的打击，才会产生危险。如果放任一个可怜虫去讲演，他至多只能招来几个好奇的听众，他的苦心只会成为大家的笑柄。
同一个人，如果被目不识丁的粗鲁的地方长官戴上手铐，送进监狱，再判处三十五年的单独囚禁，那他就会变成大家同情的对象，最后还会被誉为烈士。
但是要记住。
既有为好事献身的烈士，也有为坏事送命的亡命徒，后者手段狡猾，人们无从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
因此我主张，由他们去说去写吧。如果说的是至理名言，我们就应该知道，如不然，也会很快被忘记。希腊人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罗马人在帝国时代之前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一俟罗马军队总司令成为帝国半神半人的人物、成为朱比特的远亲、远远地离开了普通民众，一切就部改变了。
“欺君犯上”的滔天罪名被炮制出笼。这是一桩政治罪，从奥古斯都时代到查士丁尼当政时期，许多人仅仅由于上谏直言稍有冒犯，便被投入监狱。但如果人们把罗马皇帝束之高阁不去搭理，也就没什么谈话题目可忌讳了。
到了教会统治世界的时候，快乐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耶稣死后没几年，善与恶、正统与异教之间便有了明确的分界线。一世纪后期，圣徒保罗在小亚细亚的依弗索斯附近周游了很长时间。那个地方的护身符和符咒是闻名已久的。保罗四处传教，驱逐魔鬼，获得极大成功，使许多人承认了自己的异教错误。作为忏悔的象征，人们在一个晴空万里的一天，带着魔法书聚在一起，把价值一万多美元的秘密符咒付之一炬，你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可以读到这些记载。
不过这完全是出于忏悔罪人的自愿，《使徒行传》上并没有说保罗曾经禁止过其他依弗索斯人阅读或藏有这些东西。
直到一个世纪以后，才迈出了这一步。
依弗索斯城的一些主教发出命令，凡载有圣徒保罗的书都是禁书，忠诚的信徒不应当阅读。
在以后两百年中，被禁封的书籍很少，因为问世的图书也寥寥无儿。
但是尼卡会议（三二五年）以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对文字的审查随之成为教士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某些书是绝对禁止的。还有些书则被称为“危险品”，并有警告说，阅读这类书的人都要冒身家性命的危险。作者在出版作品之前，最好还是先获得当局的批准，以保平安，这形成了一种制度，作者的手稿必须送当地主教审批。
即使如此，作者也不总能担保著作可以久存于世。这个教皇宣布这本书无害，而他的继承人却会宣布它亵渎不正派。
不过总的来说，这个办法倒也较为有效地保护了撰写人免于与自己在羊皮纸上的作品一起被烧为灰烬。那时的图书还靠手抄相传，出版一套三卷本需要五年时间，所以这项制度甚为奏效。
然而这一切都被谷登堡的发明改变了。他的别名叫古斯弗雷什。
从十五世纪中叶以后，有魄力的出版商在不足两星期内便可以出版四百至五百本之多的图书，在一四五三年至一五○○年的暂短时间内，西欧和南欧的读者竟获得不下四万册不同版本的图书，这相当了当时较大的图书馆历代积累的全部藏书。
图书数量出乎意料地迅猛增加，使教会忧心忡仲。明知一个异教徒在阅读自抄的《马太福音》，却不能轻易逮捕他，不然的话对拥有两千万册编辑整洁的图书的两千万异教徒又该如何处置呢？他们对当权者的思想构成了直接威胁，看来必须指派一个特别法庭审查以后所有的出版物，决定哪些可以出版，哪些永远不能见天日。
这个委员会经常公布一些书目，认为这些书含有“犯禁知识”，由此产生了臭名昭著的《禁书》。它与宗教法庭的名声差不多一样狼藉。
有人认为对印刷出版的监督是天主教会独有的。其实这并不公正。许多国家的政府也害怕出版物也象雪崩一样突然压下来，威胁国家的安宁。他们早已强迫出版商把书稿送到公共检查机关，凡是没有盖上官方批准大印的书都不得出版。
不过除罗马外，没有一个国家把这种做法延续至今，即使罗马的情形也与十六世纪中叶迥然不同。这也是势在必行。出版工作的进展迅猛澎湃，红衣主教为审查各类印刷品而成立的“《禁书》委员会”，也就是红衣主教会议，很快就应接不暇、力不从心了。除图书以外，还有小册子和油印文稿，以报纸、杂志和传单的形式，如汹涌洪水冲击过来，再勤勉的人也休想在两三千年内通读一遍，更不用说审查分类了。
统治者对不幸的臣民施以了恐怖专横的手段，但自己也因为专横而大吃苦头。
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塔西陀就曾宣布自己“反对迫害作者”，认为“此乃愚蠢之事，绝无公众注意之图书亦会因此而大获瞩目。”
《禁书》证实了这个论断。宗教改革一俟成功。大执禁读书目便地位骤增，成为想完整了解当代文学的读者的向导书。还不止这些。十六世纪的德国和低地国家的雄心勃勃的出版商在罗马长期驻有耳目，专门搜集被禁止或被删节的最新书目，到手后便由特别信使跋山涉水越过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谷，以最快速度送到赞助人手里。继而德国和荷兰的印刷厂着手工作，夜以继日抢印特别版，以高利卖出，由大批职业书贩偷偷运往禁令森严的国度。
不过偷运过境的书毕竟有限，而且在一些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禁书》直到前不久还十分猖厥，压抑政策的后果实在触目惊心。
如果这些国家在进步的竞赛中落伍了，原因并不难寻，因为大学生不但不能使用外国的教科书，就连不得不使用的国内产品也是下等货色，质量低劣。
最可悲的是，《禁书》使人们心灰意冷，没有心思再搞文学和科学了，因为头脑健全的人不愿意辛辛苦苦写下一本书，却被无能无知的检查官“修正”得七零八落，或者被无学无识的宗教法庭调查委员会校订得面目全非。
他情愿钓钓鱼，或者去化装舞会和酒馆消磨时间。
也许他会坐下来，在对自己和自己的人民的完全失望中写下唐·吉诃德的故事。
十 关于一般历史书籍，尤其是这本书
我谨向已经厌烦于现代小说的人热烈推荐伊拉斯谟信札，这位博学的求知者当年收到了许多比他更为温顺的朋友的来信，其中不乏老生常谈的警告。
×行政长官写道：“听说您整个考虑写一本关于路德之争的小册子。请注意掌握火候，因为您容易触怒教皇，教皇希望您能万事平安。”
或曰：“某君刚从剑桥回来，他告诉我您正在筹备出版一本散文集。看在上帝份上，不要惹皇帝不高兴,他有权有势，会使您受害匪浅，”
一会儿是卢樊主教，一会儿是英格兰国王，一会儿是索邦大学，一会儿又是剑桥大学可怕的神学教授，四面八方都得考虑周全斐洛（PhiloJudaeus，约前36—45）古罗马神秘主义哲，不然作者就会失去收入，丧失官方保护，还会落入宗教法庭的魔掌，在刑车轮下被辗成碎块。
如今，轮子（除做为运载工具外〕已经降格放在老古董博物馆里了，宗教法庭在近百年里已经关门闭户，对致力于文学的人来说，官方保护没有一丝实用之处，历史学家聚在一起时更缄口不谈“收入”二字。
不过，一提到我要写一部《宽容史》时，另一种形式的警告和忠言便拥入我那与世隔绝的小住所。
“哈佛大学已经拒绝黑人进宿舍”，一个书记官写道,“请务必在书中提一下这件最令人遗憾的事情。”
或曰：“弗拉明格的一家食品店老板公开宣称加入了罗马天主教，当地三K党已经开始联合抵制他，您在撰写宽容故事的时候一定会就此谈几句吧。”
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毋庸置疑，这些情况都很愚蠢，理应严受指责。不过它们似乎不在论述宽容的著作范围之内。它们只是恶劣做派和缺乏正派的公共精神的表露，他们与官方形式的不宽容有很大不同，官方的不宽容是与教会和国家的法律紧密相联的，它使对安份守己的百姓的迫害成为神圣的职责。
按巴奇豪特所说，历史应该象伦勃朗的蚀刻画一样，它把生动的光辉洒在最好最重要的事情上，至于其它的，则留在黑暗中别去看吧。
现代的下宽容精神也曾经发疯般地爆发过，报纸忠实地记载下了一切，但即使从这里面我们也能看到有希望的前途。
许多事情在前辈人眼里或许合情合理，附上“一直就是这样”的批语，本应理所当然地被接受下来，可在今天却要引起激烈的争论。一些人常常会拍案而起，保卫某些思想，而父辈和祖父辈却认为这些思想是无稽的幻想，毫无实际用处，他们常常向甚为讨厌的下层民众的精神世界开战，成功的次数倒也不少。
这本书必须保持短小。
生意兴隆的当铺老板竭尽阿谀奉承之事，独霸一方的北欧人的荣誉已有所折损，边远地区的福音传教士无知无识，农民教士和巴尔干的犹太法学博士偏执顽固，所有这些我都不暇谈及了。他们总是纠缠着我们，人品倒是不错，只是思想糟糕得很。
不过只要没有官方支持，他们相对来说倒也无害，在开朗的国家里，有害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消除了。
个人的不宽容是个讨厌的东西，它导致社团内部的极大不快，比麻疹、天花和饶舌妇人加在一起的弊处还要大。不过个人的不宽容没有刽子手。如果允许了刽子手的角色，就象有时某些国家的情形那样，那就超出了法律限度，真的成为警方注意的对象。
个人的不宽容不存在监狱，也不能为整个国家规定出人们必须想什么、说什么、吃什么和喝什么。如果真要这么做，就必然会招致所有正派百姓的强烈不满，新法令就成为一纸空文，就连在哥伦比亚地区也无法执行。
一句话，个人的不宽容只能以自由国家的大多数公民不介意为极限，不得超越。然而官方的不宽容却不然，它可以权力浩大。
它除自己的力量之外，不承认任何权威。
官方的不宽容一旦胡乱发起脾气，便可以置无辜的人于死地，也从不做任何反悔补救之事。它不要听任何辩解，还求助于“神灵”来支持自己的决定，花言巧语辩解一番“天国”的旨意，似乎打开生存之谜的思想是刚刚在大选中获胜的人的独有之物。
如果这本书屡次三番地把“不宽容”一词当做“官方的不宽容”的意思解，如果我很少谈到个人的不宽容，那还请读者多多包涵。
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
十一 文艺复兴
我们的土地上有一个博学的漫画家，他喜欢问自己，地滚球、填字游戏卡、小提琴、煮洗的衣服和门前的擦鞋垫会怎样看待这个世界呢？
不过，我想知道的倒是受命操纵大型现代化攻城炮的人的心理反应。战争中许多人从事形形色色奇怪的工作，但哪一个比发射贝尔塔型巨炮更荒诞呢？
其它士兵或多或少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飞行员可以从飞腾而起的红光中判断是否击中了煤气工厂。
潜艇指挥员可以两三小时后返回，通过遗弃的残骸判断成功的程度。
壕沟里的可怜虫知道要坚持在某个堑壕里便是守住了阵地，心里也沾沾自喜。
甚至野外的炮兵向看不见的目标射击后，也可以拿起耳机，向藏在七英里以外一颗枯树上的同伴询问，所要摧毁的教堂塔尖是否有坍倒的迹象，是否需要变换角度再打一次。
但是，使用贝尔塔型巨炮的弟兄们却生活在奇怪虚假的孤独世界中。他们冒冒失失地把炮弹射往天空，却无法预见炮弹的命运是什么，就连知识渊博的弹道学教授也无济于事。炮弹也许真的击中了目标，也许落在了兵工厂或要塞中心。然而它也会打中教堂或孤儿院，或安静地潜入河底或扎入墓穴，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在我看来，作家在许多地方与攻城炮兵有相同之处。他们也在操纵一门重型火炮，他们的文学炮弹也许会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引起革命或动乱。不过一般发射的只是可怜的哑弹，无声无息地静卧在附近的田野里，最后被当做废铁，或制成雨伞架和花盆。
的确，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消耗了这么多纸浆，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个时代就是通常说的“文艺复兴”。
意大利半岛上的每一个托马索、里卡多和恩里格，条顿大平原上的每一个托马西医生、里卡都斯教授和多米尼·海因里希，都急匆匆地印刷出自己的作品，所用的纸张最小也是十二开的，更甭说模仿希腊人写的动人的十四行诗的托马西诺和学照罗马祖先的佳篇文体写颂歌的里卡蒂诺了。还有不计其数的人热衷于收藏古币、雕塑、塑像、图画、手稿和古代盔甲，几乎整整三十世纪兢兢业业地把刚刚从前辈的废墟里挖掘出来的东西分类、整理、制表、登记、存档和编纂，用无数对开纸印出集子，再配上美丽的铜版和精制的木刻。
印刷术的发明毁了谷登堡，却使弗劳本、阿尔杜斯、爱琴尼以及其它新印刷公司发了财，他们从强烈的求知欲望中大捞油水。不过，文艺复兴的文学产品并没有在当时的世界——作家们生活的十五、十六世纪——产生巨大的效果。贡献出新思想的人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鹅毛笔英雄，他们象那样开大炮的朋友一样，并没能亲眼看到自己取得多大成功，作品造成了多大的毁坏。但是，他们总的说来是铲除了进步道路上的种种障碍。我们应当感谢他们干净彻底地清扫了堆积如山的垃圾，没有他们，这些垃圾还会在我们的思想里碍手碍脚。
不过严格他讲，文艺复兴起先并不是“向前看”的运动。它鄙视刚刚消失的过去，称上一代人的著作为“野蛮”之作（或“哥特式的野蛮”之作，因为哥特人曾一度和匈奴人一样名声狼藉）。文艺复兴的主要志趣在艺术品上，因为艺术品里蕴藏着一种叫“古典精神”的物质。
文艺复兴的确大大振兴了良知的自由、宽容和更为美好的世界，不过运动的领袖们并没想这样做。
早在这之前很长时间，便有人提出质问，罗马主教有什么权力强行规定波希米亚农民和英格兰自由民必须用哪国语言析祷，必须以何等精神学习耶稣的教诲，必须为自己的放纵付出多少代价，必须读些什么书和怎样教育子女。他们公然蔑视这个超级王国的力量，却被它打得粉身碎骨。他们甚至还领导或代表过一场民族运动，但终不免失败。
伟大的简·胡斯余火未息的骨灰被不光彩地掷入莱茵河，这是对全世界的警告：教皇体制仍然是至高无上的统治。
威克利夫的尸体被官方执刑人焚烧了，它告诉列斯特夏的下层农民，枢密院和教皇还能把手伸到坟墓里。
显然，正面攻击是不可能的。
“传统”这座坚固堡垒是在十五个世纪里靠巨大的权威逐渐地精心建成的，靠外力攻打休想占领它。在高墙壁垒之中也有不少丑闻。三个教皇动起干戈，谁都说自己合法，是圣彼得的唯一继承人；罗马和阿维尼翁教廷腐败透顶，制定法律只是为了使人通过花钱疏通来破坏的；君主的生活完全道德败坏；贪财谋利之人以日益加剧的炼狱恐怖做幌子，要挟可怜的父母为死去的孩子缴纳大笔钱，所有这些都人所共知，却又丝毫无碍于教会的安全。
然而，一些人对基督教事务毫无兴趣，对教皇和主教也无切身之恨，他们胡乱开了几炮，却使这座陈旧的大厦倒坍了。
布拉格的“瘦小苍白的人”向往基督美德的崇高理想，可他未尽之事却被一群杂混的平民百姓实现了，这伙人别无他求，只想做为世界诸般善事的赞助人活着和死去（最好等老了以后再死），做圣母教会的虔诚弟子。
他们来自欧洲的各个角落，代表各行各业，如果当时的历史学家点破他们所作所为的真实本意，他们还会怒发冲冠。
以马可·波罗为例。
我们知道他是个非凡的旅行家，看到过奇光异景，无怪乎拘谨于西方城市巴掌大地方的人们称他是“百万美元的马可”。他向人们描述说，他看到的金色御座有宝培那么高，大理石墙的长度犹如从巴尔干到黑海的距离，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这个小家伙束手无策了，然而他在进步的历史中起了绝顶重要的作用。他的文笔并不好。他对文学也怀有同时代同阶层的人的偏见。一个绅士应该挥舞宝剑而不是耍鹅毛笔，因此马可先生不愿意当作家。但是，战争使他进了热那亚监狱。为了打发枯燥的铁窗时光，他向同牢的一个可怜作家讲述了自己一生的奇怪故事，靠这种间接的途径，欧洲人终于了解了许多过去一无所知的事情。马可·波罗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他固执地相信他在小亚细亚见过一座山被一个虔诚的圣人挪动了两英里，因为圣人想告诉异教徒“真正的信仰能做到什么”；他也轻信了许多广为流传的故事，讲没有脑袋的人和三只脚的鸡，但他讲述的事情却胜过前一千三百年中的一切，从而推翻了教会的地理学理论。
马可·波罗从生到死当然一直是教会的虔诚弟子，谁要是把他比做几乎是同时代的著名的罗吉尔·培根，他还会怒不可遏。培根是个地地道道的科学家，他为了追求知识，忍痛整整十年没写作，还在监狱里关了整整十四年。
不过这两个人中还是波罗更为危险。
十万人中最多只有一个人会跟随培根追逐天上的虹，琢磨娓娓动听的进化理论以颠扑当时的神圣观点，而只学过ABC的平民百姓却可以从马可·波罗那儿得知世界上还存在着《旧约》作者从未想到过的东西。
我并不是说在世界尚未获得一丝一毫的自由之前，仅靠出版一本书就能引起对《圣经》权威性的反叛。普遍的启蒙开化是数世纪艰苦准备的结果。不过，探险家、航海家和旅行家的朴实宣言却得到了大家的理解，这对怀疑论精神的兴起起了重大作用。怀疑论是文艺复兴后期的特点，它允许人们去说去写那些仅在几年前还会使人落入宗教法庭的魔爪的言论。
以薄迦丘的奇特故事为例，他的朋友们从佛罗伦萨出发，进行趣昧宜人的长足旅行，头一天便听到了这些故事。故事里面讲所有宗教体制都可能有对有错。可是如果这个说法成立，所有宗教体制都对错相等，那么许多观点就无法证实或否定，既然如此，持各种观点的人为什么还要被判处上绞架呢？
象洛伦佐·瓦拉这样著名学者的探险更奇特。他死时是罗马教会政权中深受崇拜的政府官员。可是他在钻研拉丁文时却无可辩驳地证明说，传说中关于康斯坦丁大帝曾把“罗马、意大利和西方所有省份”赠给西尔敏斯特教皇的说法（从这以后的历代教皇都以此为依据，在整个欧洲作威作福）只不过是个拙劣的骗局，是皇帝死去几百年后教皇法庭里的一个一文不名的小官编造的。
也可以回到更实际的问题，看看一直受圣奥古斯丁思想熏陶的那些虔诚基督徒。圣奥古斯丁曾教导他们说，地球另一侧的人所持的信仰是亵渎和异端的，那些可怜的生灵不可能见到第二次基督降临，因而根本没有理由活在世上。不过，当一四九九年达·伽马首航印度归来，描绘了他在地球另一端发现的人口稠密的王国的时候，这些善男信女又该如何看待圣奥古斯丁的教义呢？
这群头脑简单的人一直被告知说，我们的世界是平面圆盘子，耶鲁撒冷是宇宙的中心。然而“维托利亚”号环球航行后平安返回，这表明了《旧约》中的地理有不少严重错误，那么这些人应该相信谁呢？
我重复一下刚才所说的。文艺复兴不是自觉钻研科学的时代，在精神领域中也很遗憾缺乏真正的志趣。这三百年里在一切事物中作主导的是美和享乐。教皇虽然暴跳如雷反对一些臣民的异端教旨，可是只要这些反叛者健谈、懂一点印刷和建筑学，他倒也十分乐于邀请他们共进晚餐。美德的热情鼓吹者，如撒沃那罗拉，和不可知论者冒有同样大的危险，年轻的不可知论者很聪明，在诗歌和散文中抨击了基督信仰的基本观点，而且言词激烈，绝不是和风细雨。
人们表露的是对生活的新的向往，但是里面却无疑蕴藏着一种潜在的不满，反对现存的社会和拥有无上权力的教会对人类理解发展的束缚。
薄迦丘和伊拉斯谟之间隔有近两个世纪的间隔。在这两百年里，抄写匠和印刷商从未清闲过。除教会自己出版的图书外，所有重要的著作几乎无一不间接地暗示，由于野蛮入侵者造成的混乱局面取代了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明，西方社会落入了无知的僧人掌管之下，世界便陷入了极为悲惨的灾难。
马基雅维里和罗伦佐·美第奇的同代人对伦理学并不很感兴趣。他们讲究实际，最会利用现实世界。他们表示要与教会和平共处，因为它的组织强大，魔爪甚长，会带来很大害处，所以从不有意识地参加改革的尝试，或对管辖他们的制度提出质询。
但是他们对过去事情的求索之心总也得不到满足，他们不断追求新的刺激，活跃的思想极不安稳。人们在这个世界上从小就坚信“我们知道”，但是从这时起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真的知道吗？”
这要比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集和拉斐尔的画集更值得后世纪念。
十二 基督教改革运动
现代心理学教会了我们几件有用的东两，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极少出于一种单一的动机而做一件事情。我们不论是向一所新大学解囊捐赠一百万美金，还是连一个铜子也不愿意给饥饿的流浪汉，不论是宣称说真正的智力自由生活只有在国外才能得到，还是发誓永不再离开美国海岸，不论是坚持把黑称做自，还是把白称做黑，总是有不一而足的种种动机促使我们做出决定，我们心里也明白。但是，我们要是真敢对自己和周围的人老实承认这一点，那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形象可就寒碜可怜了。出于天性，我们总要从各种动机中挑选出最值得钦佩最有价值的一项，修饰一番以迎合公众口味，然后公诸于世，称它是“我们做某件事的真正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