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长期遭受权力的奴役，当然现在他们已从中解放出来了。在15世纪末叶以前，所有异教都遭到了罗马帝国政府的强行镇压。在罗马帝国西部的一些继承国，比如1391－1492年间的西班牙和1497年的葡萄牙，所有未能在国外找到政治庇护的犹太人都被迫皈依了基督教。13世纪以来，古希腊时代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被强加给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15世纪以后，又把西塞罗时代和奥古斯都时代拉丁文作家的风格，强加给了当代西方的拉丁文作家。
在教义中篡改了"及圣子"句的西方基督教的权威，尚未受到反叛天主教会罗马教皇统治的新教徒的指责。新教徒用《圣经》这一权威经典取代了罗马天主教庭的权威。新教的主教象罗马天主教的主教一样，不容异端学说，把他们自己对西方基督教教义的观点强加给他们的臣民。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分裂只是加剧了两派的竞争，与统一时期的他们的罗马天主教前辈们相比，他们的行为之狂热、恶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古典拉丁文作家风格的模仿，比起先前西方基督教思想家对亚里士多德的理性顺从，显得更加肤浅。另一方面，在西方，古希腊时代希腊数学和科学著作的出版激发了人们的独立思维，后来的科技发明和地理发现推翻了许多物理现象的古典解释。在这个领域，古代知识的复兴走上了新的历程。
西方人从他们希腊--罗马祖先的理性僭主政治中解放了自己。这一点在丰特奈尔的《闲话古人与今人》（1688年）和威廉?沃顿的《古代与当代学问的反思》（1694年）中被戏剧化地表现出来了，但论战的序幕是由让?博丁（1530－1596年）拉开的，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和勒纳?笛卡尔（1596－1650年）进一步推动了这场战斗。在这之后，现代派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外，胜利者不得不承认赞美路易十四的人并不是比荷马更好的诗人，他们没有署名，所以他们的赞美诗也就不再流行，尽管基督教宣称基督教文明超过了任何前基督教文明。近代西方成就的这些斗士，在自然科学、技术和哲学这些领域中赢得了胜利。
西方的"宗教战争"使基督教信誉扫地。它开始于1534年，时断时续，直到1648年。这些战争既狂热又伪善。那些好战的君主本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和目的，却要戴上宗教定罪的面具。那些主张扩张教会势力的人，用他们愚昧无知却发自内心并充满仇恨的热情，把这些好战君主的仇恨煽动起来。1660年，一些有志于自然科学的人在英格兰创建了皇家学会，他们的目的不在于要颠覆基督教，而是要从道义上更新它。他们的政策是要将当代人的思想感情从既缺乏教育意义，又缺乏说服力的神学争论中转移出来，使他们把注意力转到有关自然现象的问题上，并不带偏见地讨论这些问题，通过观察或实验，有说服力地回答这些问题。
在这场"宗教战争"中，同时还有另外一些评论家和牺牲者。他们确实在寻求削弱基督教对西方人心灵和精神控制之路。由于这仍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因此他们只能秘密地工作，只有在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地区例外。比如，日尔曼人在日本巧妙地避开了基督教会的活动，不断地为同人提供安全保证。丰特奈尔在他为科技界故人所作的讣告辞中写下的格言，似乎无法为基督教义所宽容。在1688年出版的《神谕的历史》中，他更加大胆了。皮埃尔?培尔是一个流亡在荷兰北部的法国异教徒，他于1695－1697年在鹿特丹出版了《历史与批判词典》一书，这简直就是狄德罗与达兰贝尔合著于1751－1765年间在法国出版的《百科全书》的原型。培尔仿效同时代西方希腊和拉丁语作家们所采用的注释式的版本。这些注释用小的字体印出来，看似不引人注目，但往在却占去了大部分篇幅。他的原文似乎是一剂镇痛药，但如果作者在那些语意深奥的注释中所表达的意图，恰恰被读者理解为是嘲讽挖苦之意的话，那么他对于原文的注释，便颇有某些颠覆的意味了。
大约过了80年以后，爱德华?吉本在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时，也采用了培尔的写法。但这并未能使它免受责罚。此书发表于1776－1788年间，其中对于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所作的解释并不怎么高明。在西方国家中，英国率先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但是真正做到不计较异教的信仰和观点，却是个缓慢的过程。约翰?韦斯利（1703－1791年）早在1739年就开始热衷于传教活动，当时，吉本（1737－1794年）还是一个婴儿。与吉本同代的法国人伏尔泰（1694－1778年）和百科全书派更加直言不讳，并且没有受到惩罚。尽管如此，在18世纪，伏尔泰仍觉得住在法国与瑞士交界的瑞士一边是比较明智的。
在17世纪的法国，布莱兹?帕斯卡尔（1623－1662年）把对基督教詹森教派炽热的信仰与科学天才结合起来；波舒哀主教（1627－1704年）出版了《世界史教程》一书。和凯撒城的优西比乌斯（约264－340年）一样，波舒哀在这本书里也阐述了人类的历史，但他的意图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万能的上帝，即犹太教的上帝耶和华。伏尔泰写了一部关于人类文化和社会历史的书，来反驳波舒哀。在这部历史书中，他把中国人而不是犹太人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而中国的文化是通过耶稣教会的传教士才为西方人所认识的。
在西方建立宗教信仰自由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其文学的里程碑的是《论宽容的信札》（1689年以后）和《政府论》（1690年）。这两部著作是由遣返回国的英国流亡者约翰?洛克（1632－1704年）所著。实践的里程碑是利奥波德一世的作为，他是罗马天主教多瑙河哈布斯堡王国的君主。他在1690年向原来归附于匈牙利王权的所有基督教教徒和至今仍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所有人民发表了一项声明，授予他们宗教自由的权利和部族自治权。这种自由和自治仍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又要符合奥斯曼帝国的标准。1690－1695年，利奥波德为流亡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团提供了庇护权，条件是维持他们在哈布斯堡的领土上对一个奥斯曼非伊斯兰教社团（米勒特）的特权。最近到1664年，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中被哈布斯堡王朝重新占领的波西米亚王室领地之一的西里西亚人民，直到1664年都一直公开表示，愿意让奥斯曼征服者来解放他们。在其间的25年里，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出于与俄国竞争的需要，转而采取了宗教自由的政策。它与俄国竞争，为的是从政治上忠于奥斯曼东正教。由于在1682－1683年对维也纳的第二次围攻惨遭失败，奥斯曼帝国正在失去对奥斯曼东正教的控制。
西方人赢得信仰自由与赢得理性独立一样，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法国，1685年撤销了《南特敕令》；在中国，耶稣教会传教士为了争取立足之地，不得不采取一些迂回措施。他们学习掌握儒家文化，介绍西方天文和军事技术的一些实用知识，允许皈依宗教的人继续在世俗仪式中用传统的中国方式膜拜他们的祖先。通过这些措施，耶稣教会的活动终于在中国立住了脚跟。利马窦（1552－1610年）是耶稣教会在中国的创始人，由于他精通儒家文化，因而被中国儒家学者吸收到他们的社团里，在那里他取了一个中文的笔名。耶稣会教士将"救世主"译为"天"。不肯让步的罗马天主教当局破坏了耶稣教会的工作。他们禁止中国的皈依者用传统的仪式来膜拜祖先，并坚持"救世主"应被翻译成"天帝"的说教，以表明基督教的上帝并不是超人的，而是与人同质的。罗马教会挑起了一场和大清帝国政府之间为时30年（1693－1723年）的论战，作为其结局，基督教在中国遭到了禁止和压制。罗马教廷没能从1587－1638年间在日本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在欧洲，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承认东正教教徒的信仰自由42年之后，信仰新教的基督教徒在1731－1732年间被驱逐出了毗邻的萨尔茨堡主教管区。
在西方国家里，彗星的出现被看作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奇迹，用以警告那些即将受到惩罚的人。但这种迷信思想在17世纪消亡了。不过，1680年彗星的出现仍然引起了恐慌。1682年，培尔发表了《彗星出现的不同见解》一书，宣称1680年出现的彗星和所有其他彗星一样，都是很平常的自然界现象。当1682年另一颗彗星出现时，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认为它与1456、1531、1607年出现的彗重没什么两样。他测算出了它的轨迹、周期和速度。哈雷也同样测算了1680年出现的彗星。另一种西方迷信是对巫术的迷信，这种迷信思想的消亡更为困难。从西方基督教世界第一次对这种迷信公开提出挑战，到这种巫术最后一次在那里作怪，200年（1563－1762年）过去了，其间数以千计无辜的人们被羞辱地处死。
对于权威不容异说的褊狭和迷信的抵制，在理性和道德上都是一次胜利，它造成了西方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空缺。这些空缺伴随着各个生活领域中程度不同的成功，或多或少为一些审慎的替代物所填补。
那些曾煽动起象1572年使徒巴多罗买日的巴黎大屠杀和1649年德罗赫达大屠杀的宗教辩论，成功地被数学和自然科学引起的兴趣取代了。人们希望把数学化了的科学系统地运用于科技，从而提高人类的福利。这种愿望激发了人们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兴趣。列奥纳多?达?芬奇很早就表述过这种愿望。弗朗西斯?培根也抱有这个愿望，而这个愿望又激励了培根的门徒--"皇家学会"的奠基人们。威廉?哈维（1578－1657年）是帕多瓦大学一名英国学生，他于1628年发表了他的《心血运动论》；罗伯特?波意耳（1627－1691年）将化学科学从炼丹术中解放出来；伊萨克?牛顿使西方的物理学和天文学发生了革命；查尔斯?林奈创立了生物圈里植物群和动物群的系统划分，林奈相信他所划分的种和属的不变性，在他看来，大自然是静态的，林奈的同代人乔治?路易斯?勒克莱尔和孔德?德?布丰（1707－1788年）发现了证据，证明迄今为止自然界在时间上，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他期望这一过程能在未来继续下去。
在哲学领域，由于对亚里士多德权威的抵制所造成的空缺，尚未被人文主义者们对柏拉图的崇拜所填补。17世纪的西方思想家试图找到一个明确的突破口和一个崭新的开端来填补这个空白。勒纳?笛卡尔从认识论角度作了尝试。即使对于那些对笛卡尔已穷尽了真理的论断提出质疑的后继者们来说，他的《方法论》（1637年）一书也一直是理性的标志。约翰?洛克则对认识论加以实验性探索。斯宾诺莎（1632－1677年）和莱布尼茨（1646－1716年）试图为形而上学奠定新的基础。在社会学领域，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年）通过对心理学王国所作的初步探索，巩固了他关于社会契约的假设。洛克也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但未能达到这个深度。詹巴蒂斯塔?维柯（1668－1744年）在他的《新科学》一书中，开辟了文化历史领域的新天地。正是因为他的工作太新颖了，同时代的人反而未能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给予正确的评价。古希腊的周期循环理论启发了维柯，但维柯在古希腊大师们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他掌握了两种文化：古希腊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在他的知识范围内，他用更丰富的知识武装自己，写出了西方第一篇关于文明比较研究的论文。
由于教皇对西万"基督世界"的管辖，由于拉丁语在外交、研究、甚至在众多方言的各种诗歌中，都被作为通用语言使用，这些对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结成统一的整体起了很大作用。教会的"基督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文学和科学的"文学界"取代了。这一概念的发明者是伊拉斯谟，然而是培尔于1684年首次在期刊《新文坛》中采用的。公共邮政事业发展了，为私人通信提供了方便，同时也解决了自身的费用支付问题。这些推动了文学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知识交流。在私人通信中诞生了定期出版的时事通讯，又进一步产生了报纸。在西方，第一本印刷期刊的发行是在1609年，第一份日报的发行是在1702年。到了17世纪，除了帕多瓦大学和苏格兰大学这样极个别的学校之外，西方绝大多数大学都失去了他们在中世纪的活力和创造力。一些新的高等院校的创建，填补了部分空白。这些院校是由地方主权国家政府建立或支持的。在18世纪的巴黎，这些大学也得到了上流社会的夫人们举办的私人沙龙的支持。
西方皇室家族和西方贵族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也部分地填补了罗马天主教"基督世界"的建立所留下的空缺。这是西方社会中最高等级的两个社会阶层，它们通过跨越国界的联姻和对跨越了民族障碍的各种方言的需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使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之际，西方皇室家族和西方贵族也保持着团结。以国家公共利益为借口的宗教改宗得到了宽恕。纳瓦拉一个加尔文教派的国王为了成为法兰西的亨利四世，竞改信了罗马天主教。荷兰北部加尔文教主教威廉和汉诺威路德教派的选侯乔治，各自为了成为英格兰国王威廉三世，英格兰和苏格兰联合王国的国王乔治一世，结果成为英国新教圣公会信徒。在苏格兰，加尔文教已得到认可，威廉三世只需披上一层新教的外衣即可；但是，四个乔治和威廉四世则不得不在汉诺威继续充当路德派教徒的同时，又得在苏格兰充当加尔文派长老会教徒，在英格兰充当新教圣公会教徒。
早在12世纪，西方各民族正在使用的地方方言就已开始出现在诗歌中。这些方言诗歌与同时代的拉丁文诗歌一起流行于世。在这些拉丁文诗歌中，方言的风格是以拉丁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当方言在诗歌中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时，它的首要影响便是促进了文学的丰富繁荣，从而为天才的发挥提供了温床。这种情形可以散文的代表人物拉伯雷（1494？－1553年）和诗歌的代表人物莎士比亚（1564－1616年）为例。西方的宗教改革时代，也是西方一个伟大的诗歌时代。摒弃宗教迷信和迫害在文化上的代价，是诗歌向散文方向的发展，这一发展不是表现在韵律上，而是表现在风格上，其过渡的媒介便是方言。
16世纪，阿尔卑斯山北面的西欧诗人，像他们的意大利前辈和同时代意大利人那样，以古典拉丁文和希腊文文体为楷模进行写作。法国的代表人物是约阿希姆?德?贝莱（1522－1560年），皮埃尔?德?龙萨（1524－1585年）和"七星诗社"中其他5位成员。他们在英国的同仁是先躯者托马斯?怀亚特爵士（1503？－1542年）和萨里伯爵亨利?霍华德（1517？－1547年）。接踵而来的是伊丽莎白时代的那群杰出诗人和1660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君主制度复辟之前的他们的后继者们。莎士比亚和弥尔顿（1608－1674年）是这一时代的英格兰、苏格兰诗人中最杰出的两位。由于这两位巨匠光彩照人，结果使这一时代其他本来很杰出的诗人都显得黯然失色。启蒙运动开始之后，西方的诗人们使审慎地变成了散文家。在17世纪法国的戏剧家中，最先开始这种基调和风格的变化。他们是高乃依（1606－1684年）、莫里哀（1622－1673年）和拉辛（1639－1699年）。这些天才将韵文和朴素的文体结合起来。同时代的法国散文作家，比如帕斯卡尔，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工具。
17世纪逐渐风行的这种法国散文体简洁、明了、准确。它比任何"古典"拉丁文体或希腊文体都更适合于印欧语言。这种语言此时已远及英国，而罗曼语系语言此时已从固定结构变为分析结构，这种分析结构可分为虚词、介词、助动词，以代替那种使用不方便的在动词、名词词根上加前缀、后缀的方法。这种新的法国散文体还放弃了拉丁语、突厥语中用许多从句堆砌起来的句型结构；这种新的法语句型结构把主句和从句排列起来而不用连接词，作者把简单的短句间的逻辑关系留给读者凭直觉去推测。
法国文体的革命给英国文学带来了巨大冲击，在英国，这种来自外国的冲击，非常猛烈，而且改革者具有充分的自我意识。例如，德莱顿就很自信地认为，他的文体，无论散文或诗，都在弥尔顿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法国写作风格传播到其他西方国家，法国新教徒因受宗教迫害而移居国外，这些使法国在西方世界赢得了一种文化上的支配地位。其表现在除音乐以外的其他所有领域。而此时，在音乐领域，德意志夺走了意大利的领导地位。"三十年战争"后，在北部德国庞大的巴赫家族使曾庇护过他们的君主的声名黯然失色。约翰?塞巴斯蒂昂?巴赫（1685－1750年）和弗里德里希?亨德尔（1685－1759年）是他们那代人中最出色的德国人。普鲁士大帝腓特烈二世（1740－1786年在位）使他的又小又穷的小王国发展壮大，跻身于列强之列，他还设法为柏林歌剧院筹措资金。除去这些，腓特烈在军事之外的最重要的抱负，就是要写出即使往法国文学圈中也可占一席之地的法文韵文。吉本也是先用法文写作，然后再象但丁那样，使用母语写下他的名作。在1667－1713年的西部战争中，法国未能使它的政治优势超过他的文化优势。北尼德兰首当其冲，纠集一些弱小的西方国家，艰难地将法国挫败了。
在法国与勃艮第--哈布斯堡王朝第一个回合的权力较量中，法国处于弱势。1525年，它很快就屈膝投降了。这两个罗马天主教强国之间的较量，被称之为"宗教战争"的内战打断了。其中最早的是1534－1555年德国发生的战争；接下来的是1562－1598年的法国内战，1569－1609年的尼德兰内战，1618－1648年德国第二次内战和1642－1648年的英格兰内战。
所有这些内战，都不同程度地为外国干涉打开了门户。其中程度最轻的是英国内战，最严重的是德意志的"三十年战争"。早在1534－1555年的德意志内战中，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即已支持信奉新教的德意志主教，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查理五世。在"三十年战争"中，法国与信奉新教的瑞典，携手阻止了哈布斯堡王朝征服信奉新教的德意志。法国的政策是由身为罗马教会红衣主教的两位政治家来实施的，他们是于1624年开始掌权的黎塞留（1585－1642年）和他的直接继承人马扎然（1604－1660年）。
在"三十年战争"中，法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其次是多瑙河的哈布斯堡王朝。它重新占领并保持住了波西米亚的王室领地。瑞典因投入了一场力所不能及的冒险而使自己精疲力竭。西班牙崩溃了，它未能有效地利用法国在1562－1598年间的瘫痪局面。1580年，葡萄牙和西班牙联合起来，力图把西班牙推上权力顶峰，但那时，尼德兰的战争牵制了它的力量。这不仅是尼德兰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内战，而且是尼德兰新教徒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一次民族起义。由于与西班牙的政治联系，葡萄牙的海外帝国不得不去打击荷兰人的进攻。西班牙在1621年试图再度占领尼德兰北部，结果却加剧了西班牙的资源消耗。继1588年英格兰打败西班牙海军之后，1639年，荷兰人又进一步歼灭了西班牙舰队。在陆地上，在旧大陆，1640年葡萄牙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的反叛削弱了西班牙的实力。
尽管西班牙丧失了它的海上霸权，但它庞大的海外殖民体系几乎未遭到什么损失，白银继续从安第斯山脉和墨西哥的银矿源源不断地运过来。但这些财富已无力挽救它的衰落。西班牙农业耕地面积已无法与法国相比，游牧部落大面积的畜牧业占地，阻碍了西班牙的农业发展。因而，西班牙象瑞典一样，由于人口不足而无法扮演它想要扮演的角色。西班牙、瑞典和德国的衰竭为法国提供了机会，它也抓住了这个机会。早在1552年，法国就已获得了洛林的3块绊脚石：梅斯、图勒和凡尔登。在"三十年战争"中，她又得到了阿尔萨斯。
法国在1667－1713年的战争中幸存下来，就象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在"三十年战争"中获得幸存一样。甚至在1685年前后大部分新教徒移居国外时，法国也得以幸存。这些新教徒毕竟只是法国人中的一小部分。法国太繁荣了，这点损失并不能对它产生什么影响。不象当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那样，结果却削弱了西班牙自身。另一方面，法国这些有技术又勤劳的新教徒移民的增加，却加强了法国当时乃至未来的对手们的力量。这些对手包括北部尼德兰、英格兰，而首要的是勃兰登堡，以及符腾堡、好望角的荷兰殖民地和南卡罗来纳的英国殖民地。
而且，在1667－1713年战争的后期，在英格兰和荷兰力量联合之后，在1740－1748年和1756－1763年的一系列英法战争中，在同英国争夺对西班牙帝国以北的北美的控制权和对印度的控制权时，法国都失利了。英国在1690－1763年间，从法国人手里夺走了北美洲，又在1746－1761年间夺得了印度（除了几个很小的独立飞地之外）。1767年，休谟让吉本尝试用英文写作。他预言北美将被讲英语的人占领，而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休谟的预言得到吉本在其用英文撰写的一篇文章的赞同。
虽然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角逐中失败了，但在1627年后强大起来的西方国家中，法国和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仍能维持这种地位的仅有的两个国家。西班牙的势力在"三十年战争"中被它的同伴挤垮了；尼德兰北部因1667－1713年的战争而衰落；瑞典在1700－1721年同俄国的战争中败北并从此衰落。到1721年，尼德兰人的地盘已被英国人所占，瑞典的地盘为俄国和普鲁士所占。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再一次顺利推进，他们继承了西班牙哈布斯堡在伦巴第地区和南部尼德兰的统治权。在奥斯曼帝国于1682－1683年间对维也纳的第二次围攻失利之后，哈布斯堡王朝作为回报继续向东扩展。
从宗教改革运动到为追逐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而公开进行的战争，到17世纪中叶，伴随西方复兴而来的是战争暴行的缓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但已不再是彼此怀有敌意的人和宗派之间的极端斗争，而是身着制服、有严明纪律的、职业性的政府雇佣军之间的"适度竞争"（吉本语）。这样一来，平民百姓的生命和财产便有可能少受损失。军队被要求实行军粮自给，不再靠国家供养。平民百姓面临的仅只是国家统治者们的改朝换代，这就使他们可能免遭掠夺、驱逐和屠杀之苦。西方国家的政府并不总是能够使新的人道规范付诸于实践。战争本身就是残酷的，停止战争才是唯一的对策。试图想使战争人道化的天真想法根本不可能比部分的减缓战争有更好的效果。法国在1674年和1688年先后两次对莱茵河的巴拉丁进行了蓄谋已久的掠夺。一个设防的城市，如果它的驻军拒绝投降，它便会被强行攻占。得胜的敌军自认为对当地居民进行洗劫是他们的权利。但在1688年至1792年之间，就西方世界整体而言，战争的残酷性还是成功地被减少到相对较低的程度，而早在15世纪，北部意大利的局部地区的战争残酷程度就已降低到了这种水平。
第七十七章 东正教世界（1556－1768年）
自从989年俄罗斯皈依东正教以来，东正教世界便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它在东南欧、小亚细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旧有领地，一是俄罗斯的新领地，在空间上，它与旧有领地之间横隔着黑海北部欧亚大平原的西端。尽管为这种地理障碍所分隔，俄罗斯仍被一种共同的宗教而与东正教世界联合在一起，并且，她还从希腊文和保加利亚文的《圣经》文本中接受了拜占庭文明。尽管如此，俄罗斯仍是独立的，并仍在不断扩展。在1552－1637年或1638年期间，它从伏尔加河上游地区向东扩张到了太平洋西北岸。它的扩张既未被奥斯曼人所阻止，也未被卡尔梅克人所未退。
对比之下，整个东正教世界的南半部此时却既附属于奥斯曼帝国，又附属于西方基督教的统治。在奥斯曼帝国日益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东地中海地区的西方基督教殖民帝国成了它的牺牲品。例如，希俄斯这个1346年以后一直由一家热那亚的特许公司统治着的岛屿，于1566年为奥斯曼帝国吞并，1645－1669年奥斯曼人又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了自1204年以后就一直置于其统治之下的克里特岛。但是，这些主仆关系的变化仍然使南部的东正教徒们处于臣属状态。少数奥斯曼希腊社区得到了一定限度的地方自治权；但是，在奥斯曼的版图之内，却只有6个完全享有自治权的公国，其中4个是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人聚居地．另外2个是位于多瑙河下游北岸的罗马尼亚公国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
尽管如此，希腊人的情况并未象想象中的那样糟糕，而俄罗斯人也未象想象中的那么顺利。虽然俄罗斯向东方的扩张已跨越了欧亚大平原的北部高原，但她仍面临着欧亚大平原西端的游牧民族的侵袭；克里米亚汗国是金帐汗国的后裔邦国中最靠西南端的一个邦国，它的幸存受惠于1475年沦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属国。1671年，克里米亚的鞑靼入侵者放火焚烧了莫斯科。而且，莫斯科是个内陆城市。除去摩尔曼斯克之外，俄罗斯仅有的不冻港位于里海北海岸，虽然里海很大，但它充其量只是一个"湖"，而且，即使摩尔曼斯克，也不易从俄罗斯腹地进入。奥斯曼帝国在顿河口的要塞亚速，堵住了莫斯科人进入亚速海并进而进入黑海、地中海和大西洋的通道。
莫斯科经波罗的海和北海进入大西洋的通道也被阻塞了。于1478年为莫斯科吞并的前俄罗斯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在芬兰湾顶端也曾据有一段不长的海岸线，但是1558－1583年间，伊凡雷帝（1530－1594年）试图扩展它，反而丧失了这一波罗的海沿海地区。在莫斯科的一段无政府状态期间（1604－1613年的"混乱时期"），瑞典人于1611年占领了诺夫哥罗德，并于1610－1612年期间，占领了波兰人统治的莫斯科。1618年的和解给莫斯科带来的仍是瑞典对于通向波罗的海之路的阻碍，波兰－立陶宛的整个东部边界如今再次逼近莫斯科，向前推进到15世纪时的位置。
从989年至1589年，东正教世界中的整个俄罗斯都处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基督教会管辖权之下，因此，虽然自从1453年之后，君士坦丁堡的最高主教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名臣仆和奥斯曼领土上的一名义职公务人员，但是他的基督教领地的大部分，仍然处于奥斯曼帝国的边界之外。尽管如此，1589年时的莫斯科大主教仍高傲地保持着独立的基督教主教职权的地位。作为回报，波兰－立陶宛王国政府于1594－1596年，强迫其统治下的绝大多数东正教徒改宗为东仪罗马天主教徒。成功地抵制了与罗马教会合并的，只有那些为第聂伯河的哥萨克人所控制的波兰－立陶宛王国的乌克兰臣民。而在1648－1654年期间，当第聂伯河的哥萨克人在政治上从波兰－立陶宛转而效忠莫斯科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甚至丧失了他北方教区的最后一批教民。
正如15世纪那样，东正教会对西方基督教充满敌意。它厌恶与西方的新教徒发生关系，尽管这些人曾追随着东正教徒共同抵制过罗马教廷对至高无上的基督教教权的要求。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并未与波兰的新教徒携手抵制波兰－立陶宛的反宗教改革，这也就成为其末能成功地阻止那些在波兰－立陶宛统治之下的基督教臣民中的绝大多数人被强迫改系为东仪天主教徒的原因之一。西里尔?卢卡里斯于1620－1635年和1637－1638年间任君士坦丁堡主教，他倾向于加尔文教派，但只有极少数地在希腊正教牧师中的学生追随他信奉此道。18世纪的一位希腊教育学家尤金?乌尔加里斯（1716－1806年）曾遭到希腊基督教当局的宗教迫害，其原因就在于他曾在德意志受过教育并且精通当代西方哲学。
东罗马帝国于1453年灭亡之后，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职位为奥斯曼希腊的僧俗大众提供了一个重整旗鼓的集合点；然而，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希腊的东正教徒并不象僧侣们那样笃忠，他们逐渐地对西方产生了好感。在16世纪，奥斯曼希腊的商人们已经在与西方的贸易中攫取了实惠，这一点我们已有所提及。当1682－1683年奥斯曼帝国对维也纳的第二次围攻归于失败以后，接踵而来的是多瑙河畔的哈布斯堡王朝向东方对奥斯曼帝国领地的扩张，奥斯曼希腊在地中海地区的海上贸易却也因此从其与中欧的陆路贸易中得到补偿。
与西方建立了商业或政治交往的希腊人，同时也受到西方文化的诱惑。奥斯曼帝国以及威尼斯王国的希腊人在帕多瓦大学中求学，威尼斯统治下的克里特人以流行的西方风格，创造出了一种现代希腊语的口头文学。这种克里特希腊文学的创造，因1669年干地亚的陷落而为克里特自己所打断，但是克里特难民们却把他们的文学遗产带到了爱奥尼亚群岛，并在威尼斯的统治之下保存了下来。当17世纪在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基督教国家的长期战争中，形势开始变得对奥斯曼帝国不利的时候，奥斯曼希腊人对西方的认识和了解，在政治上对他们则是十分有益的。此时，奥斯曼帝国政府发现，它需要一些能够胜任与西方人谈判的外交家。1669年，土耳其政府的台尔果曼官职（相当于外交部的官员），被封经给受过西方教育的奥斯曼希腊人。从1711年以后，对两个罗马尼亚公国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的统治权，被授予希腊的奥斯曼臣民。奥斯曼政府受到允许这两个公国由信基督教的王公治理的条约之约束。1711年，摩尔多瓦地方的王公在其公国受到彼得大帝侵袭之际，背叛了奥斯曼帝国。奥斯曼人认为，他们可以信赖他们的希腊臣民，因为这些人定居于奥斯曼帝国，并因此而听凭奥斯曼人的支配。这两个罗马尼亚公国是富有的，除授王公以官职，无论对被任命者，还是对那些希腊候选人不得不去贿赂的土耳其官员们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
希腊人诱使奥斯曼政府于1766年废除了佩奇的塞尔维亚主教教座，又于1767年致使奥赫里德的巴尔干大主教教座被取消，而使这两处非希腊人的东正教会置于由君士坦丁堡主教任命的主教控制之下。到此时为止，处于"官方"地位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奥斯曼希腊人，在奥斯曼帝国的非希腊基督教臣民的政府中，一直是级别较低的合作者。希腊人开始梦想着，有朝一日他们会成为奥斯曼人的高级别合作者，甚而成为他们的遗产继承人。
在17和18世纪中，东正教世界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彼得大帝（实际在位1682－1725年，取得合法王位1694－1725年）领导的俄罗斯西方化的革命。这一历史进程并不是彼得发动的。在这之前，西方的影响就已通过白海的阿尔汉格尔港以及乌克兰的东正教会渗透到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是在莫斯科丧失了她在芬兰湾的海港之后，于1585年建立的，而乌克兰在其处于波兰－立陶宛统治时期，就已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到彼得时代，莫斯科城外已建立了一个西方居民的定居点，那里成为彼得常去的地方。俄罗斯的西方化既不是彼得发动的，也不是由他完成的。1700年，他中止了莫斯科主教的教权，并于1721年以一种宗教会议取而代之，这种会议成为国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他却未能根除俄罗斯人民中农民大众对宗教的虔诚。他把莫斯科的君主制度从传统的拜占庭风格，转变为风行的西欧式风格，但他并未因此而丧失它的权力和政治专制。
彼得继承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这帝国却没有一处不冻港。他下决心寻求走向海洋之路。他的前辈伊凡雷帝已曾这样做过，而彼得继承的正是伊凡未竟的事业。彼得为俄国在波罗的海赢得了一个海港，他于1696－1711年又夺取了亚速。彼得获得了成功，因为他认识到，在当今世界上，如果不掌握西方的陆军和海军技术，俄国就连瑞典这样的二流国家也无法战胜，而如果俄国的行政管理和她的工业经济部门不首先实现西方化，建立一支西方式的俄国陆军和海军只不过是纸上谈兵。
彼得在技术方面的热情和天赋，即使在同时代的尼德兰人身上也不多见。在英格兰，皇家学会的奠基者们早在30年前就已认识到，技术专家和科学家之间的相互学习是极为必须的。彼得是一位长于实践的技术专家，他总是亲手进行技术制作。这一点对于一个奥斯曼君主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掌握一些实用的手艺，是接受君主教育的必修科目；然而这并不是一位拜占庭式的莫斯科专制君主的传统，因为莫斯科王朝的缔造之父乃是一位莫斯科大主教。
彼得天生爱好高度的个人自由，这一点似乎与继承莫斯科的沙皇之位，成为一种难以预料的巧合。它还是另一种巧合，即彼得恰巧出生于这样一代人之中：由于当时西方的思想革命，他们成为接受了西方技术的第一代非西方人，他们在接受西方技术的同时，并没有被迫生吞活剥地接受包括宗教在内的全部西方文明。也许再早一个世纪，俄国进行西方化努力的结局，就会象日本和阿比西尼亚那样，不仅不能取得哪怕是部分的成功，反而会引起激进的反西方的反动。因此，彼得的个人品格在他所处的时空环境中，对于人类的历史进程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七十八章 伊斯兰教世界（1555－1768年）
在1555年至1707年的一个半世纪中，伊斯兰教三大帝国--奥斯曼、萨非和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并存于世，覆盖了伊斯兰教世界的大部分。奥斯曼帝国比萨非帝国早建国约200年，比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帝国早建国约250年（如果我们把蒙古人之后的第三个伊斯兰教帝国的建国日期从1555年胡马雍再次进入德里、而不是从1525－1526年其父巴伯尔侵入印度算起的话）。在1555年，奥斯曼帝国达到鼎盛，并处在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阿克巴（1556－1605年）和查罕杰（1605－1627年）统治时期，印度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帝国也达到鼎盛。沙阿?阿拔斯一世统治时期（1588－1629年）则是萨非帝国的鼎盛时期。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是由同时发生的通货膨胀和国王的奴隶近卫军势力日益膨胀而引起的。通货膨胀产生了经济危机，并使得公务雇员因发现薪金购买力下降而发生了骚乱。这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动乱是由于大批来自美洲西班牙帝国银矿的白银流入旧大陆文明中心而引起的。这种白银流入超出了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但是，如果国王奴隶近卫军的纪律没有遭到破坏，那奥斯曼帝国中后来发生的骚动本来不会那么激烈。而造成奴隶近卫军军纪涣散的原因，则在于人们越来越不严格执行这样的规定，即帝国奴隶们的儿子作为天生的自由民和穆斯林，没有资格从事其基督徒出身的当奴隶的父亲的职业。
最初，这一规定的唯一例外是近卫军骑兵的儿子继承父业。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在位）已开始将这一特权扩大到近卫军步兵的儿子。这种特许权在1566年受到谢里姆二世的肯定。穆拉德三世（1574－1595年在位）使所有的穆斯林自由民都有资格当兵。结果，从1566年到1598年，工资册上近卫军步兵的数目从约12000人增加到101600人，其中还不包括不领工资等待空额的候选人。充任高级行政官员的征募少年仍从基督教儿童中招募，但这一做法在17世纪被逐渐放弃，奥斯曼政府现在不得不在不奴役基督教臣民或迫使他们改宗的情况下利用他们的才能。同时，近卫军的步兵已不再是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而变成了捣乱的城市暴徒。
但是，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力量并没有立即崩溃。曾在1623年被沙阿?阿拔斯一世为萨非帝国恢复的巴格达，又于1638年被奥斯曼帝国的穆拉德四世（1623－1640年）再次征服。1682－1683年，奥斯曼人得以第二次包围维也纳城。但攻占维也纳的再次失败，使奥斯曼人招致自1402年巴耶塞特一世被帖木儿推翻以来所遭受的最严厉的报复。1689年，哈布斯堡帝国反攻到了瓦尔达尔河上游地区。虽然奥斯曼人在1690年重新集结，但他们不得不在1699年将奥斯曼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割让给哈布斯堡君主，将伯罗奔尼撤半岛割让给威尼斯，在1700年将亚速割让给俄国（该地已于1694年被俄国人占领）。但奥斯曼帝国在1711年恢复了亚述，并在1715年恢复了伯尼奔尼撒及泰诺斯岛。1768年，奥斯曼帝国仍占有波斯尼亚和贝尔格莱德，并对多瑙河下游以南的两个罗马尼亚人的公国行使着有效的宗主权。事实上，就其从似乎是不可逆转的灾难中恢复过来的能力来看，奥斯曼帝国仿效了其前辈东罗马帝国。
而且，奥斯曼帝国在军事和行政上的衰落，并没有损害它在建筑方面的创造力。1609－1618年建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艾哈迈德一世清真寺就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宏伟建筑。即使把它与索菲亚大教堂相比也毫不逊色。但是，除了布尔萨的穆罕默德一世的绿清真寺以外，奥斯曼的任何公共建筑物都比不上1612－1637年建于伊斯法罕的沙阿?阿拔斯的国王清真寺和1632－1653年建于阿格拉的沙阿?贾汉的泰姬陵。国王清真寺不仅本身美丽壮观，而且它与王宫附近更古老的美丽建筑物也特别协调和谐。在建于1569－1576年的阿克巴的新城法特普尔西克里，也有许多漂亮的建筑物。但法特普尔西克里很象雅典的卫城，它只是许多虽然美丽但风格各异的建筑物的汇集，而不象伊斯法罕王宫的各个建筑那样彼此协调。
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帝国和萨非帝国不仅仅是在建筑上超过了同时代的奥斯曼帝国。在沙阿?阿拔斯一世和阿克巴两位皇帝统治时期，他们这两位统治者，其眼界是同时代奥斯曼君主中的任何皇帝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阿克巴认识到，如果不能赢得印度教臣民的赞同，印度的穆斯林政权就不可能长期存在。1564年，他取消了对非穆斯林征收的人头税。1567－1568年，他占领了齐图尔（这一城市象坚不可摧的磐石那样抵御了大炮的轰击），从而向匈奴人和古吉拉特人的后裔拉杰普特人显示了实力。但是，在威慑住拉杰普特人之后，阿克巴又与他们和解了。这是个聪明的做法，因为在马拉塔人和锡克人兴起之前，拉杰普特人最骁勇善战，而且自12世纪穆斯林征服朱木拿阿和恒河平原后，拉杰普特人集中的拉贾斯坦在印度教徒保持自治的所有地区中，距离德里最近。
但是，阿克巴与印度教臣民的和解不仅仅是出于政治考虑，它部分是受到这样一种欲望的鼓舞，即要打破历史上高级宗教之间的传统界限。阿克巴主持召开了有伊斯兰教、印度教、琐罗亚斯德教和罗马天主教的代表参加的一系列的辩论。1582年，似宣布了自己的新宗教"丁一伊拉赫教"（"神圣宗教"），它希望这一宗教能够超越各个宗教而使所有的旧宗教统一起来。
占用阿克巴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的事情，自然是帝国的组织和扩张。阿克巴得益于孟加拉的阿富汗皇帝希尔?沙?苏里的行政和财政能力，后者曾在1539－1540年将阿克巴的父亲胡马雍驱逐出印度。希尔?沙在短暂的统治期间内创建了非常好的行政和财务机构以及邮政局，这些财富都由阿克巴继承了下来。
沙阿?阿拔斯一世没有阿克巴那么幸运。他必须从根本上重建萨非帝国的结构。他继承的财产，包括被其祖先沙?伊斯玛仪强迫改宗什叶派的说法斯诺的城市和农村居民，及一支难以驾驭的外来土库曼人的军队（其成员是逃离奥斯曼和马木路克帝国的什叶派难民）。他之所以使土库曼人就范，部分原因是赢得了其中一部分人的效忠，部分原因是模仿奥斯曼君主的奴隶近卫军，建立了一支包括步枪手和炮兵团的新的军队。他们比奥斯曼的近卫军虽要逊色，但由于奥斯曼帝国已经衰落，因而阿拔斯一世的新式军队完全能够成功地收复1514年以来萨非人丧失给奥斯曼人的大部分领土。1622年，阿拔斯一世还借葡萄牙人之手恢复了霍尔木兹，并且用建在大陆的新港阿拔斯港取代了霍尔木兹。
1598年，阿拔斯一世为帝国在伊斯法罕建成了一个新首都。这座新都位于奥斯曼军队的进攻范围之外，但离帝国东北角萨非的阿富汗臣民却又很近。同生活在萨非帝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有争议的交界地区上的库尔德人一样，阿富汗人也是尚武的高原民族；他们的母语是非波斯语的伊朗语。这两个民族都没有屈服于沙?伊斯玛仪接受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的压力，对萨非政权的态度都不友善。在1722年，一队阿富汗人起义者还占领了伊斯法罕。萨非帝国解体之后，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于1724年约定瓜分它们衰落的邻邦所丢弃的西部行省。但是，在1729年，有一位呼罗珊土库曼人士兵纳迪尔?库里又将阿富汗人赶回他们自己的高原，并最终恢复了俄国人和奥斯曼人占领的前萨非帝国的全部领土。
在另一方向，纳迪尔则采取了攻势。1739年，他劫掠了德里；1740年，他占领了直到药杀水南岸的乌兹别克。1736年他给自己加冕为沙阿，并试图让伊朗再次改宗为逊尼派。但是，奥斯曼政府拒绝了他要求宗教联合的条件，他的伊朗臣民坚持效忠于两个世纪以来一直作为自己民族宗教的什叶派。1747年纳迪尔沙遇刺身亡，伊朗重新陷入政治动乱。
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帝国已经解体。阿克巴的第二任继承者沙阿?贾汉（1628－1658年在位）放弃了阿克巴与印度教徒和解的政策，并且进攻德干高原独立的穆斯林小国。沙阿?贾汉的继承者奥朗则布（1659－1707年在位）走得更远，1675年他处死了锡克教第九代古鲁得格?巴哈都尔；他迫使莫卧儿人的盟友拉杰普特人于1680－1681年拿起武器反抗他。
1689－1691年间，奥朗则布将他的宗主权伸展到印度半岛的南部。同时，他自己也遭到了印度教徒一次严厉的反击。马拉塔人占据了西高止山脉的许多天然要塞，并且找到了一位民族领袖施瓦吉（1627－1680年）。1670年，行踪不定的马拉塔人轻骑兵首次在莫卧儿人的领土上征收贡赋。1674年，施瓦吉本人自立为独立的印度教统治者。在1707年奥朗则布死后，莫卧儿帝国的解体更加迅速。1737年马拉塔人到达德里附近；1739年纳迪尔沙阿劫掠德里；1757年，阿布达利部落的阿富汗人艾哈迈德?沙阿?杜拉尼--他是继承纳迪尔沙阿短命帝国的阿富汗王国的创始人--劫掠德里，并在1758－1761年的较量中击败了马拉塔人。
对于下一阶段的印度历史来说，英国人战胜法国人比阿富汗人战胜马拉塔人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甚至英国人在完全除掉竞争对手法国人之前，已经采取第一个行动使自己成为莫卧儿的继承人。1757－176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在担任莫卧儿帝国政府行省收税人的幌子下，成为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的实际统治者。
莫卧儿帝国在印度的继承者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国王。但是，由艾哈迈德?沙阿在1747年建立的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阿布达利人的阿富汗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然占有曾经属于莫卧儿和纳迪尔沙阿的一部分领土。在伊斯兰世界的另一端，摩洛哥努力保持着对奥斯曼帝国和西班牙帝国的独立。1579年，摩洛哥人消灭了一支葡萄牙人的侵略军。1591年，他们越过撒哈拉沙漠，在西部苏丹为自己征服了一个殖民帝国。这一战绩比同一时期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的战绩更为辉煌。
摩洛哥人和哥萨克人一样常胜不败，因为他们装备有其敌手所没有的火器。火力优势（掌握火炮和步枪）也可以用来说明奥斯曼人对萨非人的军事优势。摩洛哥人在西苏丹的军事实力和基本上独立的奥斯曼领地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塔尼亚中的奥斯曼人少数统治者在地中海的海上实力，大都得益于当地穆斯林所招募的掌握了同时代西方基督教国家军事技术的外国人。这些应募者包括来自西班牙的穆斯林难民、改宗的西方基督教战俘和谋求在本国所达不到的升迁机会而变成"土耳其人"的西方移民。
人们已经注意到，彼得大帝对瑞典人的胜利，实际上是对他将俄国技术提高到同时代西方水平的一种奖励。然而，西方技术尚未达到可以战胜装备虽不精良但占有有利地形的敌手的程度。莫卧儿人的大炮，尽管部分是由西方雇佣军所操纵，但仍征服不了马拉塔人在高止山脉的天然要塞。奥斯曼人一直掌握着能与西方人、俄国人和伊朗人的武装力量相抗衡的军事实力，但却无法避免瓦哈比教派在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兴起。阿卜杜勒?瓦哈比（1703－1792年）是逊尼派伊斯兰教中清教徒式的罕百里教派的狂热信奉者；1745年他在被沙漠与奥斯曼帝国隔开的阿拉伯半岛中部使沙特家族的当政者改宗，从而为这一小块绿洲上名不见经传的统治者带来了好运。到1773年，信奉瓦哈比教派的沙特人已征服和统治了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其他地区。
第七十九章 东亚（1644－1839年）
在所有非西方的区域文明中，东亚文明是最后经历现代西方文明强力冲击的。这种冲击强烈得足以在被冲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产生革命性的作用。在1622年至1641年期间，日本几乎将自己完全地封闭起来。日本臣民被禁止出国，获准继续留住日本的外国人只有中国与荷兰的商人，而且他们只能使用日本的一个港口。在中国，西方人仍然可以经商，可以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居留地以及与广州相邻的一个小岛上。但是，自1760年以后，西方的商人们就不再被允许前往中国的任何其他港口，中国臣民公开信奉基督教也受到禁止（如同日本臣民在1597年和1616年曾受到禁止一样）。此后，固执的中国基督徒受到迫害。基督教在中国受到的镇压，不象它于1612年至1638年间在日本受到的镇压那样严厉。但是，从1723年开始，中国也把她自己同西方隔绝开来，尽管这种隔绝不象日本和阿比西尼亚的自我隔绝那样严厉。
1644－1839年间，中国与西方的贸易额，不仅在绝对数量上，而且相对于中国的财富和人口来说，也已超过了日本。尽管如此，中国在那一时期却不象日本那样需要保持与西方的商务关系。实际上，中国在经济上依旧是自给自足的。最后终于在中国顺利增长的对外贸易是强加给中国政府的，是违背它的意愿的。那是中国为在1839－1842年间的英中战争失败而付出的赔偿。至于日本，它的国民总产值在其经济上自我封闭的时期（1641－1853年）有了巨大的增长。
文化方面，清（满洲）朝统治下的中国与明代的中国一样，仍然是内向的和守旧的。中国曾经经历过草原游牧民族蒙古人的征服和统治，在明代，内向与守旧是对这种经历的文化上的反应。满洲人与蒙古人不同，作为非游牧民族的蛮族，他们真挚而成功地接受了中国的文化。有清一代，继续盛行不变的中国非传统文学形式只有小说和戏剧。它们是中国历史上元（蒙古）代的遗产，经历了偏爱古风古韵的明代而得以生存下来。
清代中国的儒家学者使这种古风古韵找到了自己必然的归宿。这些学者们既抵制当时各种各样的新儒学--由官方确立的朱熹的一套儒家学说，也反对王阳明的学说。这些清代学者们的目的是要发掘并重建汉武帝时代的儒学。那时，儒家学说首次作为中国皇帝的官方哲学得到"确立"。清代的学者对流行的注解儒家经典学说的释文进行了批评。他们的学问，可以与当代西方前基督教时期希腊和拉丁文学研究者们的学问相媲美。但是，清代的学者们却没有觉察到，汉代的儒家学说与孔子和孟子最初的哲学思想相比，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差距。
当以朱熹和王阳明为代表的新儒学在中国受到责难时，朱熹的一套儒家学说却在日本得到了德川家康以及德川幕府的后继者们的提倡。这是因为他们相信儒家的伦理道德说教将使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力得到加强。德川家族出于同样的原因，而不赞成王阳明的新儒学，然而王阳明却在德川时代的日本拥有信徒。德川时代，也有一些信奉儒学的日本人追随其中国的同时代人，追求恢复汉武帝时的儒家学说。
尽管儒学受到德川家族的偏爱，佛教却没有受到压制。德川家光将军（1623－1651年）的确曾下令日本的每个世俗臣民都进行登记，表明他与某个佛教寺院有施受关系，并以此作为他不是基督徒的证据。此外，社会上对各个佛教派别的自发的忠诚依然存在。这些佛教派别已经在文化上日本化了。与此同时，对于神道教的兴趣和感情也再度复苏。由于它是日本固有的宗教，而非中国的或印度－中国的舶来品，因而吸引了那些具有国家主义观念的日本人。
清朝（满洲）的皇帝康熙（1672－1722年在位）和乾隆（1736－1769年在位）效法明朝的皇帝永乐，收集了流传到那时的历朝历代的汉文典籍，编成一部丛书。康熙的这部丛书尽管收罗宏富，但却是所收典籍的摘录。它于1728年被印成了5000卷。乾隆的丛书是未经删节的，多达3600卷。这部丛书的7部校订本加上原本，都是手抄的。汇编这样一部汉文典籍，为乾隆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可借此发现并禁毁那些在政治上引起他反感的书籍。康熙还出了一部字典，乾隆则编有数部百科全书，在那些书中，他提出了自己对于中国各项政治制度的见解。
清朝成功地完成了3项军事任务，即镇压南方反抗满洲人的敌对活动，制止俄国人在阿穆尔河流域的推进，粉碎草原游牧族西部蒙古人（准噶尔、厄鲁特、卡尔梅克）在西北的统治势力。1658年阻挡住了俄国人的那条边界，在1689年和1727年的中俄条约中得到了确认。西蒙古人在结束于1839年的那个时代里，一直是满洲人军事上最可怕的对手。
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中，西蒙古人效法他们在东方的同族人，转变信仰皈依了西藏大乘佛教的密宗。黄帽派改变了蒙古人的信仰，1641－1642年，西蒙古人中的一部在打败了支持敌对教派红帽派的西藏人之后，把黄帽派的领袖达赖喇嘛在拉萨扶植起来，并把他置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1670年和那时以后，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军事首领噶尔丹吞并了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居住区，那里就是今日中国的新疆省区（塔里木盆地及其东北方某些重要的战略地区）。1696年，噶尔丹进犯当时已处于满洲宗主权保护下的东部蒙古，但是他败于康熙的炮队手下。噶尔丹的入侵得到了西部蒙古人在拉萨的西藏同情者的支持。这就在准噶尔人和满洲人之间引发了一场由谁来控制达赖喇嘛的竞争。1750年，满洲人赢得了这场竞争。
随后，乾隆皇帝进攻了地处天山与阿尔泰山之间的准噶尔人的故乡。1755－1757年，他大败准噶尔人，1758－1759年，他又征服了今日新疆境内的准噶尔人从前的穆斯林属国。尽管阿拉伯大草原上的瓦哈比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都仍然具有爆炸性，准噶尔人的草原帝国却成为欧亚大平原上最后一个具有爆炸性的帝国。满洲帝国与俄罗斯帝国这两大农耕国家的军队都已装备了火器。这两大农耕帝国1652年在阿穆尔河流域的冲突，业已勾划出了对欧亚大平原的包围，从那时起，欧亚大平原上游牧民族的命运便已经注定了。
满洲人对于西蒙古主体部分的胜利，在1717年得到了确认。那一年，卡尔梅克人的一部分由西向东，从俄国迁人满洲帝国境内。早在大约1613年，卡尔梅克人就已迁移到伏尔加河与顿河下游之间的地区。留在伏尔加河西岸的西部卡尔梅克人的残部是无足轻重的。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凯纳甲湖和约（1774年）中规定，奥斯曼帝国将其对于克里米亚汗国的宗主权让与俄罗斯帝国。1783年，俄罗斯帝国直接吞并了克里米亚。它是残存下来的最后一个金帐汗国的继承国。与此同时，蒙古人对佛教的皈依也减弱了这个民族的好战性格，佛教还为青年男性打开了一条去做独身僧人的生活之路，从而减轻了这个民族受到的人口压力。与上述因素相联系的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命运的改变，迫使他们沉默下来，并从旧大陆文明中心的生活中除去了一种生气勃勃的因素。这种因素曾在将近4O00年的历史中一直扮演着主角。
1757年以后，中国就摆脱了欧亚游牧蛮族对它的威胁，它在这种威胁之下至少已忍耐了2000年之久。从那以后，乾隆就陷入了南向的进攻性战争中：对缅甸的战争（1766－1770年）、对越南的战争（1788－1789年），以及对尼泊尔的战争（1790－1792年）。然而，乾隆的军事扩张却如同奥朗则布的军事扩张一样，掩盖了当时其帝国内部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弱点。
在这些弱点中，最为严重的是在至1839年为止的100年间中国人口的惊人的增长。记录下来的人口数或许并不准确，但是毫无疑问，在那100年间，人口的增长超过了此前100年间中国的食物供应的增长。食物供应曾由于从美洲引进的粮食作物而得到增加。这类粮食作物可以种植在从前因不适于水稻生长而被闲置的土地上。但是，这样的土地有一部分是在山坡上，它们最后终因其上覆盖的自然林木被砍伐殆尽而裸露出来。在乾隆朝的末期，中国农村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肯定已经开始下降了。
德川政权统治的最初100年间，日本的人口可能是以50％的速度在增长。到1721年为止，它的人口达到了将近3000万。但是，从那时起，直到日本自我封闭时代结束的19世纪60－70年代，其人口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尽管农产品在持继增长，日本经济的商业和工业部分也在持续扩大。德川时期日本的人口并未随其财富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长，这是因为，财富的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平均。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相伴随的，是农业的商业化，这就把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变成了城乡的无地而贫困的仰赖工资维持生活的人。德川政府强迫封建领主（大名）和他们的家臣（武士）过他们所无力维持的生活，要求他们每年都在德川幕府的所在地江户（今日的东京）居住一段时间。这是德川家族控制他们的策略之一，他们因此而被处心积虑地搞垮了。
受益的是商人。这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新阶级。他们顺理成章地避开了对农业土地征收的重税。日本的不断增长的财富于是落入了商人们的手中。被从农业中排斥出来的昔日的农民，变成了商人工场中的雇工；大名和武士则沦为商人们的债务人。在20世纪70年代仍为世界最大的企业之一的三井公司，在大约70年的发展中崛起，于1691年成为德川幕府和皇室双方的官方银行家。
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名专使向乾隆递交了一封英王写给乾隆的信件。这位皇帝的复信显示出，他心目中的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中央王国"，自给自足，坚不可摧。乾隆显然并不了解，自从550年前西方人第一次出现于中国之后，军事力量的天平就已向有利于西方的一侧倾斜了。另一方面，在日本至少有一个人--林子平（1738－1793年）已经多少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于1786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海国兵谈》的书。林子平为俄国人在北太平洋海面上的活动而感到不安。那时，与荷兰人同种的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尚未出现在日本南方的地平线上，俄国人被看作是仅有的西方人。
第八十章 生物圈（1763－1871年）
在1763-1871年这风云变幻的百余年间，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类控制自身和征服人类之外的自然界的能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长足发展。人类能力的这种发展是通过社会进步与技术创新相结合而取得的。产业工人和士兵们服从于严格的纪律，操纵和使用能力空前的机器和武器从事劳动和作战，并且被组织起来以加快工作的节奏。他们的工作效率和作战能力因此而得到了提高。17世纪末叶，西方开始出现纪律严明的职业军队。18世纪末叶，练兵场上强制性的军事化组织已被采用到民用工厂里，而被发明用于镗火炮炮筒的技术则应用于蒸汽机活塞的加工。虽然技术和经济革命的爆发并非一定能精确地确定政治革命或战争爆发的日期，但在非军事领域里，人们把人类能力的这种突然增长称为革命，却是当之无愧的。
18世纪中后期开始于英国的技术和经济革命，转移到了农业、畜牧业和工业。1871年，这一革命超出了英国，席卷欧洲大陆，并且叩响了北美和日本的大门。时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革命仍有方兴未艾之势。尽管这场革命似乎仍未完结，但是当我们今天回首往事时却可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工业革命使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发生了颠倒。
毫无疑问，人类已经在生物圈上留下了他的印迹。但迄今为止，象生物圈中的其他芸芸众生一样，人类仍无法超越生物圈为他提供的生存空间的限制。凡是那些试图超越生物圈所容许的生存界限的物种，都曾经使自己陷于灭种之灾。事实上，连同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迄今为止都生活在生物圈的恩惠之下。而工业革命却使生物圈遭受了了由人类所带来的灭顶之灾。人类植根于生物圈并且无法离开它而生存，因此，当人类获得了使生物圈无法为人类所生存的能力时，人类的生存便受到了自身的威胁。1871年，英国人的这一成就便得到其他西方国家的效仿。
这使得整个西方暂时支配了西方之外的人类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西方人对世界的统治成为1763－1871年期间第二件重要的事件。第三件重要的事件，是一些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压迫的反抗。如果按照事情相对重要的次序来列举的话，第四件也是最后一件重要的事件，则是西方的国内事务。工业革命被认为是必然要发生的事件。虽然它开始于西方国家，但它对于生物圈来说却是意义重大的。
英国人发动农业和工业革命，其目的在于使物质财富的生产得到最大限度的增长。这是合乎时宜的。因为，就在上一代人生活的时期，英国和一些别的西方国家的人口，开始以加速度的方式增长，其与17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相似。可是，改革家们的目的，并非要满足大众的需要，而仅是使他们个人得到实惠。他们把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到激动人心的高度，但同时既扩大了国民生产总值分配方面的不平等，又加剧了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和工厂的所有权在分配方面的不平等。
某些传统的但又相当缺乏效率的劳动方式，诸如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及其与小规模的工场劳动（主要是纺绩和编织）的结合都被永久地淘汰了。农业和工业生产，如今已被组织于由复杂而花费昂贵的设备装备起来的大规模生产单位之中。这些同时发生的变化，造成农村人口涌向新兴的工业城市。同时，它也剥夺了大多数迁居者所拥有的、在以前可能保存其经济独立性的庇护所。随着人口的急速增长，仅以出卖劳动力为谋生手段的雇工的比例，同雇主和自谋生计的人的比例相比，呈骤然上升之势。
生活和劳动条件以及收入和财产分配方面的这些变化，以不公正和痛苦为代价而使国民生产总值得到增长。在评价什么才算是公平分配前的公共土地的问题上，不存在客观的标准。因为那些公共土地已经被人们根据一系列议会法案圈占并且居为私有。企业家、投资者和雇工如何平等地分配工厂利润也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圈地使许多乡村小土地所有者继续以土地为生成为泡影；而昔日的农民成为工人之后，依靠工资能够生活的人则是微乎其微的。
这些就是物质财富生产的增长给人类带来的自相矛盾的和不幸的结果。造成这种社会弊端的原因在于那些掀起工业革命的企业家们的动机。他们的动机是贪欲，而贪欲则使人们摆脱了传统的法律、习惯和意识形态的束缚。苏格兰教授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了一本有影响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该书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自由追逐自己的经济利益，结果将带来全社会最大的经济繁荣。亚当?斯密提出这个观点的前提却为人们所忽视，而无论如何，这个观点本身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通过更为自由地满足贪欲来促进生产将会伴随浪费与混乱的竞争，而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经济竞争中，成功者只是少数，而牺牲者却是多数。
产业工人成为一个同社会疏远的新阶级。这个社会产生了它，却并未给它以公平的待遇。产业工人用以自卫的唯一武器，就是联合起来由工会代表劳方，集体同雇主谈判。这种集体谈判赖以成功的必要条件，就是工人们坚如磐石般的团结。因此，为了反对雇主加诸于他们的暴政，工人们迫使自己服从于他们自己的专制。游离于工人队伍的"工贼们"则是被胁迫着顺从工人的意志的。在英国，劳工联合在1799年是为法律禁止的，到1824－1825年成为合法。阶级斗争伴随着工业革命，从英国发生并蔓延到其他国家。
作为工人的雇主和敌对者，企业家们总的说来是冷酷无情的，但他们也很机智、大胆、不屈不挠。理查德?阿克赖特（1732－1792年）比詹姆斯?瓦特（1736－1819年）更有代表性。他通过申请发明（可能不是他自己的）专利而发财走运。发明家瓦特则幸运地找到了许多合作者，而他们凭借瓦特的天才为自己捞取了一些实利。发明家中的大多数人对工业革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实利却落入更讲求实效的企业家之手。其中的许多人还从经验出发探究发明的方法。瓦特则与众不同：他把科学和技术卓有成效地结合起来。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灵感结出了伯明翰的马修?博尔顿工厂的硕果。瓦特并未受过大学教育，但在知识方面得益于同化学教授约瑟夭?布莱克（1728－1799年）的友谊。19世纪的大学里的化学家，尤其是德国大学的化学家们已开始直接而系统地将科学应用于工业生产过程。
瓦特对蒸汽机的决定性的改进，是使它可用于工业生产、牵引和抽水等工程。这些是人们最初使用蒸汽机的范围。1807年，第一艘汽轮下水；1829年，第一列蒸汽机车奔驰在铁轨上。蒸汽机是一种机器，而机器的使用是工业革命引人注目的技术特征。工具同人是与生俱来的，但它仅仅是人的体力的扩大，并没有取而代之。例如，使用投枪、铲、桨或弓，可以使人类手臂的力量增大，但它们只有在为人类所使用时才能发生作用。机器把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机器可从事人类的体力所不可及之事，并且可以从事在规模和速度方面都非人自身体力可为之事。当人造出了机器之时，他只须开动它、操纵它，让它按生产程序来工作。舢板是由使用桨而增大了的人的臂力推进的。帆船是由风来推进的，舵手只需把握航向而无须耗费体力来推进它。所以，帆船是一种机器。根据同样的定义，与弓相比，枪也是一种机器。
大约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前5000年，人类就已经发明了帆船；但在工业革命之前，人们对与工具不同的机械的使用却是极为罕见的事。今天，人们对机器已习以为常；人们用于机器的非生命的物理能种类，也不仅限于风、流水、火药和蒸汽。1844年，电话的发明使电被成功地用于传递信息。金属工具的发明曾使一个新的行业一锻铁业应运而生，而蒸汽机的发明则创造了另一个新的职业－技师。
风力和水力有两个长处，它们既清洁又取之不竭。蒸汽必须燃烧燃料才能产生。烟就是烧煤的一个副产品，它具有污染性。这是令人一目了然而且令人厌恶的东西，但它却为人们看作为仅仅是某种地方性的灾害而被姑息。直到工业革命爆发200年之后，人类才省悟到：机械化所带来的影响正在对生物圈造成威胁，使它不仅在局部地区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正在成为不可生存之地，不仅不适于所有生物的生存，尤其不适于人类的生存，因为，人类须臾不可离开而又无可替代的自然资源正在被消耗殆尽。
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即已给生物圈造成了创伤。例如，人们肆意砍伐以前曾滋养地壤并使之避免流失的树木，造成山地严重的水土流失。人类砍伐森林的速度快于它们的更生速度，他还过量开采了完全是不可复生的金属。但是，在大规模地把非生命的自然物理能用于机器之前，人类还不具有把生物圈破坏和剥夺到山穷水尽、不可救药地步的力量。当时，空气和海洋确实是无穷无尽的，木材和金属的储备远远超出人类消耗它们的能力；人们开采完了某种矿物，砍光了一片森林，总还有另一些未开采的矿藏和未被砍伐的森林在等候人们开发。然而，工业革命一旦开始，人类便使生物圈，包括人类本身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工业革命之前，西方人已经开始成为人类其他部分的统治者。在16世纪，西班牙人已经征服中美洲和安第斯山的民族，并且毁灭了他们的文明。1757－1764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实际上已成为孟加拉湾、比哈尔和奥里萨的统治者。1799－1818年间，英国人征服了一直到萨特累季河东南的印度次大陆的所有地区。他们在那里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们拥有制海权并且在1809年同锡克教帝国的建立者兰季特?辛格签定条约，双方同意以苏特莱杰河为各自统治范围的界线。1845－1849年，英国继续征服并吞并了旁遮普的锡克帝国。与此同时，1768－1774年，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798年，法国人一度占领了埃及；1830年他们开始征服阿尔及利亚。1840年，3支西方军队和俄国人把桀骛不驯的埃及奥斯曼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驱逐了出去。1839－1842年，英国人戏剧般地打败了中国。1853年，一支美国海军舰队迫使日本德川幕府接受它的来访。日本人认识到，他们无力抵御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不受欢迎的来访。
西方军队和那支西方化的东正教俄国军队的这些军事胜利，是以一些偶尔的失败为代价赢得的。17世纪，葡萄牙人被武力驱逐出日本和埃塞俄比亚。1839－1842年，一支入侵阿富汗的英国军队遭到覆灭。但是，时至1871年，西方军队和俄国军队已主宰了整个世界。
甚至在英国工业革命前，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就已经看到，非西方国家拯救自己摆脱西方统治的唯一途径，就是效仿西方军队的模式，创建新型军队；彼得大帝时代，俄国已经创建了这种军队。彼得还懂得，西方式的军队必须以西方式的技术、经济和管理为支柱。1757－1853年间，西方军队和西方化的俄国军队取得的对非西方化国家的辉煌的军事胜利，促使那些身受威胁的国家的统治者去步彼得大帝的后尘。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的百余年间，西方化的著名政治家包括：在原属阿布达利－阿富汗帝国的旁遮普建立起锡克王国的兰季特?辛格、1805－1848年奥斯曼帝国君主在埃及的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奥斯曼帝国君主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泰国国王蒙库（1851－1868年在位）和以天皇名义联手削除了德川幕府并把政权操诸自己手中的日本政治家们。这些西方化了的政治家对人类文明世界历史的更为伟大的影响，是同时代的西方人所不及的。他们把西方人的统治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同时在这些非西方国家中以宣传近代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方法进一步维持这种限制。
上述所有这些西方化了的人物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注目的，而其中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本身都是拥有特权（尽管已经破落）的传统武士阶级的成员。在进行了仅有的小规模的抵抗之后，德川幕府便屈服了。大多数武士默然同意以和平的方式没收其特权。新招募的西方式军队轻而易举地粉碎了1877年少数武士的反叛。这支军队由农民组成，而在1868年之前，农民一直被禁止携带武器。
穆罕默德?阿里和马哈茂德二世的活动，开始时并不那么一帆风顺。同彼得大帝一样，他们发觉自己是在取消了传统的军队之时才着手建设西方式的军队的。1698－1699年，彼得大帝除去了莫斯科的弓箭手；穆罕默德于1811年革除了埃及的奴隶兵；马哈茂德二世则于1826年废除了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西方式的新型军队，在作战中都使自己获得了荣誉。穆罕默德?阿里于1819年着手建立新型防军，1812年建立海军。1825年，他从埃及农民中招募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在为其宗主马哈茂德二世再次平息希腊暴乱的成斗中，几乎取得了胜利。那些希腊暴民虽然骁勇，却只是些乌合之众。法国、英国和俄国于1827年消灭了埃及和土耳其的舰队，迫使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易卜拉欣于1828年让出希腊。他们的干涉使希腊人得到解救。1833年，易卜拉欣征服了叙利亚，其目的仅在于防止俄国人干涉马哈茂德的利益，进军伊斯坦布尔。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比马哈茂德的军队更具战斗力，因为他早已开始付诸努力使它完善。1826年，马哈茂德取消了近卫军。在此之后，他便开始建立新型军队的工作。在1828－1829年俄国与土耳其战争中，他从农民中招募的新型军队作出了艰苦卓绝的抵抗。这是1768－1774年、1787－1792年和1806－1812年3次俄国－土耳其战争中，旧式奥斯曼军队无法与之相比的。
兰季特?辛格与同时代的穆罕默德?阿里一样，聘用前拿破仑军队的军官为教官。尽管英国人在1845－1846年和1848－1849年连续击败辛格的受过西方式训练的部队，但同以前征服旁遮普之外的整个印度相比，在这两次战争中，英国人付出了更大的努力和更为沉重的代价。
在少数西方顾问和教育的帮助下开始使非西方国家西方化的统治者们，并不仅限于做上述那些事情。他们必须在自己的臣民中找到或培养一个由本国人组成的受过西方教育的阶级。这个阶级能够用大体与西方人相同的语言来同西方人打交道，并且成为西方人同那些仍未西方化的本国同胞联系的纽带。在17世纪和18世纪，奥斯曼王朝在其希腊臣民中找到了这样一个新的、合乎需要的、随时可用的阶级。这些人在西方受过教育或同西方人有商业联系，因而对西方了如指掌。俄国的彼得大帝、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以及在印度的英国人，也必须创造这样一个必需的中间阶级。在俄国，人们逐渐称这个阶级为"知识分子"。这是一个由法语词根和俄语词尾构成的混合词。在那些沦为由西方人统治的国家以及通过自身西方化而自立并成功地维护了政治独立的国家中，都出现了知识分子阶层。如同这个世纪中的工业企业家和挣工资的产业工人在英国登台亮相一样，这种非西方化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新的阶级。到20世纪70年代，它至少已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记。
知识分于是由官方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扶植或创造的，但它很快就认识到自己在本社会中所处的至关重要的地位。无论如何，它实际上已是一个独立的阶层。1821年，前奥斯曼帝国的希腊贵族亚历山大?伊普希兰蒂对奥斯曼帝国的入侵使奥斯曼王朝认识到，希腊的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1825年，受过西方教育的一些俄国军官密谋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他们虽然失败并遭到镇压，但这却成为某种不祥之兆。这种征兆不仅出现于俄国，而且出现在许多正在西方化的国家。
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生存，这便是知识分子的功能，它是一种精神上的磨炼。在19世纪的俄国，这种磨炼唤起了一种达到那个时代世界巅峰的文学。屠格涅夫（1818－188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和托尔斯泰（1828－1910年）的小说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同英国工业革命和西方在当代对非西方国家的冲击相比较，西方1763－1871年的国内文化状况和政治事务居于次要地位。如果不从总体背景来分析它们的话，它们似乎显得有些奇特。在这100年间，德国人占据了西方文明的艺术鳌头。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年）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歌德（1749－1804年）是西方这一时代最杰出的诗人。这位德国伟人使两位灿烂一时的英国人黯然失色。他们是雪莱（1792－1822年）和济慈（1795－1821年）。莫扎特（1756－1791年）和贝多芬（1770－1827年）使西方古典音乐达到极盛。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近代史上，德国在文化方面的显赫地位，是同其政权和经济繁荣程度成反比的。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德国的音乐之花盛开怒放；第二帝国建立之后，它们却都枯萎凋零了。
在科学领域，爱德华?詹纳（1749－1823年）在1798年证明，通过接种可以使人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路易?巴斯德（1822－1895年）于1857年发现细菌的存在。如果人类没有把握它们的奥秘，这些危害人类和家畜的东西比食肉动物还要猖獗，而那些食肉动物早在上古旧石器时代就已被人类所征服。当这些细菌被人类认识之后，人类也就能够并且已经成功地对付它们了。在今天的生物圈内，除了人类自身之外，不存在能置人类于死地的敌人。科学在技术方面的应用，已经使人类变得越来越可怕。科学应用于预防医学，造成生物圈内人口的加速增长，因为死亡率降低的速度高于因避孕而导致的出生率的降低。同是在1798年，詹纳发现了能有效地预防天花的牛痘；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论》，这部著作启发了查理?达尔文（1809－1882年），他提出了"生存竞争"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则成为《物种起源》（1859年）的副标题。
在达尔文时代之前一个世纪，布丰就已经对犹太教的传统学说提出异议。犹太教认为，全能的上帝发号施令，在一瞬之间创造了所有生物物种，它们是独特的不可改变的实体。布丰认为，千姿百态的现存物种都是一个变化过程的结果。这一理论观点被查理?赖尔（1797－1875年）及时地应用于地质学方面的研究。达尔文也曾读过赖尔的《地质学原理》（1830－1833年）。达尔文的观点动摇了正统的基督教学说；而"选择"和"适者生存"的概念则表明它是犹太教关于"选民"神话的翻版。虽然达尔文取消了造物主上帝这个前提，但取而代之的是假定非人的自然界的选择活动。这一假定是以一系列观察到的、而非理论阐明了的变异为根据的。
达尔文的革命性成就不在于他对生物变化的机械论的说明，而在于他表明生物圈中的生命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达尔文的生物学成就论证了黑格尔（1770－1831年）在哲学上已经提出的理论。黑格尔用"正题、反题、合题"诸思辨概念，把处于时间变化过程中的生命描述为繁衍后代的性行为的现象，而这些后代则赋有从父母双方得来的特征。孟德尔（1822－1884年）发现了遗传规律。他力图用大量概念来系统表述这些规律，并在1864－1866年发表了自己的成果。但是达尔文一直不知道这些发现，直到1900年之后，它们才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在这个世纪里，人们看到的成就有：美国独立战争（1776-1783年）的胜利；南北战争中（1861-1865年）美国的复兴以及美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横跨北美的领土扩张（1783－1853年）。在这100年间，人们也可看到，拿破仑领导法国重温旧梦，在1797－1815年力图将西方世界在政治上一统于法国统治之下，而在此之前路易十四曾于1667－1713年的战争中这么做过。拿破仑失败的后果是1859－1870年意大利民族国家的诞生以及1866－1871年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问世。于是，在这100年间，一批具有主权和独立的民族国家崛起，西方世界的这种政治组织使西方更上一层楼，并使在政治上统一西方的企图遭到进一步失败。
拿破仑曾一度为法国赢得了比路易十四时代广大得多的领土，但就在法国这连续两次军事冒险的间歇时期，西方世界的面积同它所吞并的面积相比，已变得极不相称。1700年，路易十四勉强统治的西方世界，远远小于1800年拿破仑所最终统治的西方版图。与此同时，俄国、印度以及北美都被划入西方的范围。从军事的角度来说，俄国的地理范围实际上是无限的。西方的海外吞并变得具有至关重要的经济意义。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这些海外吞并之所以处于英国经济的支配之下，是因为英国的海军对于法国海军占据了优势。
过去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已经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他们发现同英国进行贸易往来是有利可图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下的美洲的臣民，在因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而偶然获得自由之后，就是这么做的。海外世界的物质资源，是英国进行战争的主要支柱，也是同拿破仑争雄的胜利之果。时至1823年，过去西班牙在美国的领地，以及葡萄牙的属国巴西，都在赢得了政治独立之后，相继依附于美国。但在经济方面，拉丁美洲国家已经成为，美国也继而成为英国机器大工业产品海外市场的一部分。
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发表了一个著名学说，即由美国来保护新兴的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门罗主义同英国的利益是一致的。英国对拉丁美洲的野心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因此，美国禁止欧洲军队从政治上插足英国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势力范围，恰使英国人坐收渔翁之利。
1763－1871年间，西方世界爆发的几次革命在性质上是迥然不同的。英国工业革命是技术、经济和社会的革命，而非政治革命，尽管它产生了一个非革命性的政治结果，即1832年通过议会改革法案，开始把英国政权从乡村土地贵族手中转移到城市中产阶级手中。把以前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转变为美国的那次革命，不是技术、经济和社会革命，而仅仅是政治革命。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它把政权从皇室转移到城市中产阶级手中，把农村土地所有权从贵族转移到大部分农民手中。与此同时，英国乡村小土地持有者要么分化为挣工资的农业工人，要么被抛出农村而成为靠工资生活的城市工厂的产业工人。相形之下，美国农村拥有土地的人得以幸免，他们遍布于西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在美国西部，来自欧洲的没有土地的农村移民紧步他们的后尘。除去美国南方诸州的众多非洲黑奴和法国为数稀少的城市工人之外，美国保留了一个非为某一雇主工作的阶层，这一阶层在法国则是新产生的。
把非洲人变成奴隶并把他们贩卖给美国的欧洲移民们，这是哥伦布发现西欧人眼中的"新大陆"所带来的一个罪恶结果，正如美洲前哥伦布时代的土著人被欧洲人征服或消灭的那个恶果一样。1763－1871年，绝大多数美洲国家从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海地是在1793－1803年，法国的全部殖民地帝国是在1848年，英国殖民地是在1833年，美国是在1863年，而巴西则是在1871－1888年间逐步废除的。废除黑奴制，海地付出了10年革命和战争的代价；美国付出了1861-1865年内战的代价。但是，无论是以和平方式还是以武力方式废除奴隶制，都留下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后遗症。
在美国和法国，直到1871年，靠工资为生的产业雇工在人口中仍然为数甚少。美国开垦荒地以及法国使农民获得大量土地，使这两个西方国家避免了大量的农民移入城市当工人。而英国出现农民涌入城市的情况，正是圈地法的结果。但是，在美国、法国和英国等国，产业工人仍同中产阶级政权离心离德，无论是和平方式或暴力手段都未能改善他们的地位。
中产阶级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发动者。他们引起了城市无产者的不满。但无产者对改变其困境一筹莫展。迄今为止，他们在这方面是效法其英国对手而行动的。法国中产阶级也一扫对私人自由经济经营的限制，而他们以前则对社会中经济上的弱者提供某些保护。"放任主义"的口号、即"取消对工业生产的限制，废除商品流通税"的口号是法国人的一个创新。在英国实行禁止结社法前8年，法国已于1791年实行了类似的法律。法国巴黎的无产者把政治革命变成社会革命的企图在1795年、1848年和1871年遭到了武力镇压。法国城市工人被中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行动挫败。英国产业工人寄希望于工团主义，寄希望于政治改革的进步，到1832年他们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功。1837－1848年的宪章运动已产生了纯粹的政治纲领。尽管宪章主义已经风平浪静，但1867－1872年英国仍实行了进一步的政治改革。然而，就象美国在法律上解放奴隶那样，英国产业工人阶级所享有的部分公民权力使受益人大为失望，因为它对于工人的状况没有产生任何重大而直接的改进。
产业工人的苦难情况和中产阶级对这种社会不公正的默许，引起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的愤慨，促使他创造了第四种犹太教。马克思主义，象佛教一样，在理论上是无神论的；但象达尔文主义一样，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替代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上帝耶和华的东西。达尔文的替代物是自然，他相信自然选择的活动使"适应的物种"保存下来。马克思用来取代耶和华的是"历史必然性"，它的"选民"是工业无产阶级。马克思宣告名副其实的正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以此来安慰处于现时困境中的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无阶级社会的建立将结束无产者和中产阶级的冲突。
马克思并没有活着看到社会不公正得到纠正，但同时代日内瓦的一位慈善家亨利?邓南特（1828－1910年）却于1864年促成了在第一个日内瓦公约中规定：救援伤兵以减少他们的痛苦，并且发起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
在1763－1871年的一个世纪中，英国不仅在西方而且在整个世界的善事与恶行中，都扮演了主角。在西方的近代历史中，在同法国争夺北美和印度统治权的斗争中，英国始终是获胜者。正是这一胜利，使英国为它从前的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主权，成为一个拥有沙俄帝国那样巨大的地理范围的独立的美国开辟了道路。此时，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了整个印度次大陆，并且在1857－1859年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士兵反叛之际仍成功地保护了这一地位。在拿破仑遭到了打击之后，英国和俄国、西班牙一起分享了荣誉与责任。拿破仑力图在政治上统一西方世界的最后一次努力归于失败，它宣告：在工业革命正在用过去无法比拟的毁灭性武器武装各个国家的时代，西方仍将由一些彼此分离的地区性主权独立国家组成。1839－1842年，英国进攻并且打败了中国。英国给予这个政权以致命打击。在此前20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人口众多的中国政权，曾经是和平与稳定的。这些都是英国的丰功伟绩，但它在这一时期的最大业绩则是开创了工业革命。在这一革命的进程中，为了博取人类的欢心，英国打破了生物圈和人类之间的力量平衡，而这最终将使生物圈在人类的力量作用下，变得不适于所有生命物种的生存，其中也将毫无例外地包括人类自身。
第八十一章 生物圈（1871－1973年）
到20世纪70年代，生物圈仿佛已处于濒临覆灭和被污染的危险之中。或许它已基本被它自身的创造物和居民－人类弄得不再适于任何生命物种的生存。回首往事，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征服生物圈的力量始终在不断地增长。当人科变为人类之际，他就已经失去了一切固有的自然肉体方面的武器和装备，但却获得了能够进行思维和筹划的自觉的理智，并同时获得了两个自然器官－大脑和双手，这是他借以进行思考和筹划以及运用身体行动达到预期目的的物质工具。
在上文我们已经指出，工具同人类的意识是孪生兄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使人类能够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生物圈的竞技场上自立。旧石器时代早期是比人类有记载的历史要长得多的一个时期。自从旧石器晚期以来，大约从70000－40000年之前，人类就一直在侵害生物圈的其他部分。但人类成为生物圈的主宰只是工业革命开始后的事情，至今不过200年。在这200年中，人类已使他的物质力量增大到足以威胁生物圈生存的地步；但是他精神方面的潜能却未能随之增长。结果是两者之间的鸿沟在不断地扩大。这种不断扩大的裂隙使人忧心忡忡。因为人类精神潜能的提高，是目前能够挽救生物圈的生物圈构成要素中唯一可以信赖的变化。并且，在生物圈中，人类自身也不愿意被现在的那种贪得无厌、永无止境的欲望所毁灭。
在20世纪70年代，人类对生物圈劫掠性破坏的后果，正不断地从许多征候中显示出来。生物圈中的人口正在加速度增长，而这些不断增长的人口又不断地向大城市集中。由于人类的大多数仍处于贫困之中，因此城市增长的主要形式便是寄生性的贫民区的增加。在贫民区里，居住着无业的、甚至没有就业可能的、来自乡村的移民，而乡村则是自新石器时代初期发明了农业之后，人口的大多数繁衍生展的所在。城市的触角，以横穿大陆的高速公路和飞机航线的形式，伸向全球。生产工业日用品、食品和有机原料的少数工厂，通过日益尖端的和大功率的机器生产过程正在不断地污染生物圈的水层和空气层。时时充斥于水层和空气层中的污染物，甚而有时并不是植物和因有意识的毁坏性的军事活动而被杀死的动物（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动物），而是和平活动的废弃物。
作为一个整体，生物圈的海祥和大气会受到作为生物圈的微不足道的产物--人类的活动的致命性污染吗？对于这一问题，在1871年，或许近至1944年人类取得原子裂变的技术成就之前，人们始终持怀疑态度。人类使整个生物圈不再适于生存的能力，在使数不胜数的野生物种灭绝中已得到明显的表现，而这其中，人类和其家养的动物也不能幸免。有些物种则正在受到人类活动的意想不到的后果的损害。
城市空间的扩大，于本书作者--一位出生于1889年的人的一生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亲眼目睹了自1922年以来安卡拉和雅典是如何从小城镇发展为特大城市的。自1929年以来，下关海峡附近曾经是生机盎然的日本农村，已消失在稠密的街道和房屋之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伦敦，象日本的一些地方一样，已变得面目全非。二次大战后，伦敦曾被德国炸弹化为废墟的地方，已布满了用于交通工具的高架车道，而这则是英国人亲手而为的。
对于一个1889年诞生于伦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来说，1914年8月成为1871－1973年这100年中的断裂点。同1871－1913年相比，1914－1973年成为全人类自相残杀的苦难时代。两次世界大战，每次都是罪恶，都是空前的灾难和浩劫。土耳其人迫害亚美尼亚人，德国人迫害犹太人，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互相残杀，一切都犯下了灭绝种族的罪行。阿拉伯的巴勒斯坦人、西藏人、占南部非洲人口多数的非洲土著人都成为受害者。在北爱尔兰仍在进行着一场惨无人道的战争，人们称之为"宗教战争"。象非西方的移民从农村进入贫民区那样，西方中产阶级在生活方式上的堕落也是令人注目的。与1914－1973年这些有害的年代相比，在那些1914年已经成年并且活到了70年代的西方中产阶级的记忆中，1871－1913年显然是一个黄金时代。然而，如果从整体上回味1871－1973年的历史，在1871－1913年间曾一度流行的这种乐观主义情绪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一位出生于1889年的英国中产者认为，从他开始认识周围世界时起到1914年8月，这段时间人间的天堂即将来临。产业工人将会从人类的工业总产值中得到丰裕的收入；德国的议会责任制内阁行将完善，而在俄国已即将确立；仍处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基督教徒即将赢得政治独立；然后，千年王国就会到来。在这一新的黄金时代，基督教帝国的非基督教臣民仍将处于基督教统治之下，但同他们丧失政治独立之前的混乱生活条件相比，他们的处境将得到改善。
西方人并不希望看到战争被消灭；某些西方人，诸如德国和巴尔干国家的某些人不仅期望战争连绵不断，而且积极地促使战争的爆发。但是，即使是最好战的德国所想象的战争也只是俾斯麦式的速决战，而不是类似于旷日持久的拿破仑战争或1618－1648年德国那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或是不久前才结束的那场浩劫性的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
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1898年的西美战争、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以及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实际上都是局部的和短暂的，即使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也仅是地区性的，并没有使全世界卷入。中国发动的反对腐朽没落的满清政权的太平天国起义（1850－1873）和其他一些起义，都造成了巨大的劫难和生灵涂炭，这些起义也无一不遭到了镇压。西方人并不完全了解同一时代中发生的这些事情，不了解东方民族特有的生灵苦难。在东方，当时的各个民族始终没有接受强加于他们的基督教的统治秩序。对于一个象本文作者这样，出生于1897年前后的英国中产阶级的孩子来说，那一年，正是英国举国欢庆维多利亚女王统治60周年的日子，仿佛他所诞生的那个世界已超乎于历史之外，因为历史意味着"开化"民族留在身后的不公正、暴力和苦难都已是过去的事情了，它们将不复重演。人们就是如此天真地看待这一切的。西方文明才是"文明"。它是唯一的文明。它的兴起及在全世界的统治是必然的，它的功德也是值得大加赞扬的。"文明"已经扎下了根。这就是历史如今已经陈腐了的原因。
成为乐观主义者的根据的那些成就，确乎是令人难忘的。但这些成就中的每一个都不是尽善尽美的，自身就孕育着产生未来灾难的种子。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瑕疵已是洞若观火了，但在1871－1914年间，它们并不是那么容易被人们发现的。
例如，1861年俄国解放农奴、1863年美国废除黑奴、1871年巴西开始废除持续统治的奴隶制，这些看来是通向千年王国大路上的光辉里程碑。但是，解放俄国农奴并没有满足他们巨大的拥有土地的要求；法律上对黑奴的解放，并没有消除种族歧视、种族差别和种族冲突。说到在法律上解放产业工人，这些也还没有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的社会革命。但在西方国家，他们相对的经济地位正逐渐得到改善；这种生活条件方面的改善是同工人劳动的体力条件的改善相伴随的。而随着每一个技术方面的新进展，机械性的工作越来越使人在精神上遭受痛苦。传送带和装配线的发明，增加了生产，降低了成本，却付出了精神上的代价，它把男人们和女人们变成了"被科学地管理"着的机器上的齿轮。现在产业工人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却被雇来干类似划桨奴隶那样的工作。他们同这个社会仍是貌合神离的，因为这个社会让这个新阶级为服务于中产阶级的目的而存在。
1870－1871年，德国和意大利民族国家的确立似乎使人类世界的政治结构得以稳定。地区性的主权民族国家现在被视为标准的政治单位。自1871年以来，除了1904－1905年日俄战争之外，没有发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国互相厮杀的任何其他战争。1877－1878年沙皇俄国同土耳其的战争以及1904－1905年同日本的战争，英国自始至终都未卷入。1865－1885年，俄国吞并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和从土库曼到阿富汗的西北边界地区。这一次，俄国避免了同英国的战争冲突。在1881－1904年间，所有非洲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尚未处于西欧控制之下；而在1871年它们险些直接或间接落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在法国、德国、比利时或葡萄牙争夺非洲领土时，他们之间没有发生战争。阿比西尼亚（已更名为埃塞俄比亚，最初是指今天苏丹的东部）参加了非洲领土之争；1896年它使意大利遭到可耻的失败。利比里亚是被解放了的美国黑奴的殖民定居地，它的幸存要归因于它实际上是美国的保护国。所有其他非洲国家和民族都丧失了其独立。在1894－1895年中国大败于日本之后，英国、俄国、德国以及法国开始瓜分中国。而此时他们已在瓜分非洲。在东亚，如同在非洲那样，他们在划分势力范围时互相避免陷入战争。
这些似乎是维持大国之间和平的吉祥之兆。在1890年解除俾斯麦职务之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开始作出挑衅性姿态。但是从表面上看来，由于大国之间的合作，人类文明世界似乎继续平安无事，并且秩序井然。这8个大国中，只有3个是欧洲之外的国家，即俄国、美国和日本。虽然欧洲国家是主权国家，但笔者于1911年发现，除了罗马尼亚和土耳其之外，没有一个国家要求旅行者携带护照。在希腊农村我能够把金币和法国金币兑成银币，因为它在法国、意大利和希腊都能通用。政治上的边界既未妨碍货币流通，也未给私人活动带来麻烦。
尽管如此，不祥之兆已经出现。法国对1871年被迫向德国割让领土一事仍然怒气未消；这些地区的居民并没有对第二德意志帝国俯首听命。德意志帝国政府把割来的国土作为"第二帝国的疆土"来管理，而未敢给予它第二帝国组成部分的自治国地位。俾斯麦经常被"统一"的梦魇所缠绕。在他下台后，这个梦魇很快成为了现实。1892－1893年，法国和俄国通过军事会谈达成协约；1904年法国和英国签订条约；1907年俄国和英国达成协约。1898年，德国开始同英国争夺海上霸权。而欧洲五国和俄国则正在共同制定战争动员以及随之而来的海陆军行动的战争计划。
自1870－1871年意大利和德国民族国家完全建立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这就是自然、正常和合法的政治单位。但这一看法是不稳妥的，因为，虽然西欧诸民族（包括使用2种语言的比利时人和使用4种语言的瑞士人）现在都保护着自己的民族国家，但东欧诸民族却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例如，波兰人还没有自己的独立国家，他们还是俄国、普鲁士以及奥地利人的臣民。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民族国家可望得到"未收复的国土"。这些领土仍处于奥斯曼帝国或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作为8个强国之一的、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君主国，已成为世界上的反常现象，因为民族国家已成为世界上标准的政治单位。在沙俄帝国，大约有1／3的人口不属于大俄罗斯民族。德意志民族国家包括有少数未同化的波兰人、丹麦人和法国人。意大利在同哈布斯堡王朝的遥远边界一侧，仍有"未收复的国土"（该术语源于意大利语）总之，"民族自决原则"在1871年在西欧实现之后曾给西欧带来政治稳定，而今却成为东欧人的具有爆炸性和破坏性的理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当民族国家已成为人所共识的准则之际，东欧国家走上西欧民族国家模式的努力归于失败，使得人类文明世界的政治结构趋于紧张。但是，假定在1914年之前，所有"未收复国土"因选择了民族国家而统一，所有的属地都变成了主权民族国家，这个结构也仍然会是不稳定的。人类文明世界仍会在政治上不断被瓜分为彼此独立的地区，因此，在人类的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之间仍存在着不可解决的冲突。
地区性民族国家是西方人的政治理想，也成为越来越多的采用西方体制的其他民族的政治理想。西方民族依恋民族主义的力量，已从他们先后成功地挫败了查理五世、腓力二世、路易十四以及拿破仑打算把政治统一一再强加给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企图中得到显露。西方在狄奥多西一世和查理大帝时代曾一度拥有这种政治统一。但是，自15世纪西方人掌握了从中国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得来的航海技术而使人类世界连为一个整体以来，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一直是某种经济上的时代错误。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始的人类文明世界在经济上的统一，因英国工业革命而得到了长足进步。
迄今为止，世界贸易交换的商品大多是奢侈品；作为工业革命的结果，商品交往逐渐包括了越来越多的生活必需品。开创工业革命的英国企业家们把赢得的利润投入扩大再生产，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此后，英国在全球范围内出口产品，进口原材料和食品。及至1871年之后，德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后来居上，夺去了英国的霸主地位，此时，世界贸易已波及全球范围。
人类文明世界在经济上一体化的开端，是以葡萄牙人发明远洋帆船为标志的；它的完成则以1864年国际电报联盟和1875年国际邮政联盟成立为其标志。到那时为止，人类已经变得依赖于经济上的全球一体化，但仍不愿在政治范围内放弃民族分立。尽管从1914年以来，它已经导致了战争浩劫，但这种不相适应的状况仍在继续。接踵而来的是，人类事务已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致使整个人类社会陷于瘫痪。只有极少数人可能幸免，他们是自给自足，没有卷入世界市场的农民、猎人以及靠采集食物为生的人。
1840－1890年这半个世纪内，近代西方帆船在建造、装备和速度方面都达到了顶点。此后，它被工业革命产生的竞争者--蒸汽船取而代之。这也是西方音乐"古典"派日暮黄昏的时代。18－19世纪之交，贝多芬的作品已使它达到极点。西方近代绘画此时已过鼎盛时期；1600年以后，绘画的王位已由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从意大利人和佛兰德人手中夺走。瓦特对蒸汽机的决定性改进，使"古典"的帆船丧失效用。绘画的自然主义流派因摄影的发明而相形见拙。在1871－1913年这表面平静和繁荣的43年中，画家和作曲家已经审慎地放弃了悠久的传统，正在积极探索丰富多彩的表达形式。显然他们感到艺术的"古典"风格已经寿终正寝，如同燃尽的煤炭或衰老的中国王朝。处于20世纪70年代，如果回首往事可以看到，西方艺术家们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在下一代人的时期内西方社会将遭受暴风骤雨的侵袭。艺术家的心灵触角对将要到来的事情的征兆，往往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如果我们试图开列出1871－1973年这一时期人类的经历及活动的清单的话，我们必须记下的第一笔，就是那些不胜枚举和影响巨大的发现和发明。在过去的300年中，西方人作出了许多著名发现和发明。但在本世纪即将结束的1973年，西方人已经超越了以前在这些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弗洛伊德（1856－1939年）用人心理中的下意识因素，来说明人的有意识的行为。爱因斯坦（1879－1955年）证明，牛顿物理学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同现实是一致的。他认为观察是一种相互作用，从而使物理学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观察者本身即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而他正是通过时间和空间来观察物质世界的运动的。约瑟夫?约翰?汤姆孙在1897年作出的关于电子的存在及其本质的发现表明，"原子"一词是使用不当的。"原子"已被证明并非不可再分的实体，它是一个缩小了的太阳系。欧内斯特?卢瑟福（1871－1937年）在1904年就预言了原子结构。他于1919年发现了原子核并成功地轰开了它。詹姆斯?查德威克1932年有关中子存在及其本质的发现，揭示了原子核的结构。同时，在尼尔斯?玻尔（1885－1962年）的倡导下，物理学领域的这些发现使物理学家们明白了一条认识论的真理。对同一事物，如果用两种不仅是不同而且是互不相容的方法去体验的话，是不可能同时被体验到的，尽管这两种方法都是持之有据和必不可少的。
在科尔特斯登上中美洲大陆之前，橡胶已被用来制造供某些危险的体育比赛使用的球，而石油则一直是东罗马帝国的致命武器"希腊之火"的秘密成份。在1871－1973年间，这两种原材料已分别用于轮胎制造和作为内燃机燃料。这使建造实用的汽车和飞机成为可能。航空成就使人成为曾一直是由昆虫、飞鸟和蝙蝠占居的那部分生物圈的成员。
人在地理和历史探险方面同样取得了伟大成就。西方人到达了这个星球的两极，登上了地球的卫星--月球；他们不仅发现了米诺斯文明、迈锡尼文明和印度文明，弄清了使用"乙种线形文字"表达语言的是希腊人，而且发掘了由8个互相衔接的层次构成的特洛伊古城。
在过去的100年中，最重要的发现和发明在医药和外科领域。麻醉药（发现于19世纪40年代）应用的进步使外科医生能够实施前人无法想象的手术。器官移植是这一进步的最高成就。人们发现蚊子是黄热病和疟疾的传播者。这些发现使人们分别在1881年和1897－1899年制造出预防这两种疾病的药。滴滴涕发现于1942年。它使人掌握了消灭害虫的另一种武器。而害虫是同人竞争主宰生物圈的一类重要的非人类对手。
西方人的这些发现和发明，是人的勇气、想象力和理智的伟大功绩。但它们对人类事务的影响却是双重的。例如新兴的西方航空技术同中国人发现的古老的炸药相结合，使好战者让炸弹从天而降。这种盲目性武器的使用，使得好战者同文明人之间的区别荡然无存。而自从17世纪末期以来，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建立起这种区别。在1897年发现电子之后不到50年，1932年发现中子之后不到13年，两颗由核裂变而释放出威力无比的能量的炸弹落在广岛和长崎。汽车使人的行动今非昔比，却付出了把城市的触角伸向农村，使马路和街道拥挤不堪的代价。到了1973年，汽车和飞机排出的废气，使得生物圈里的空气令人窒息。
医药和外科的巨大进步使人的死亡率下降，寿命延长，这是具有对社会和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善行。死亡率的降低不超过出生率的降低，使生物圈中人口数量加速增长。医学为延长个人生命提供新的可能，使绝望的生命起死回生。在这种或那种特殊情况下，需不需要延长某人的生命就成为摆在医生、病人、病人的亲朋好友面前的一个以前做梦都不曾想到过的伦理问题。
工业革命之前，政府的两个基本职能就是对内维持法律和秩序，对外御敌。工业革命强加于机械化工厂中的工人--一个新的社会阶级身上的非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迫使政府拥有第三种职能：提供社会福利。1802年，英国实施了第一个保护工厂工人的立法。1883年和1889年，俾斯麦扩大了德国政府活动的社会范围，通过为因年老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疾病、意外事故和残废的工人提供保障的立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英国人曾效法了德国的这些合乎人道的新措施。
承认政府拥有为其公民提供福利的责任，这是政治领域有益的道德进步。在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政府现在除了继续是一个执法和御敌的组织之外，已成为一个福利组织。然而，福利国家仍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要为占人口多数的穷人的利益提供公益服务，就要求通过逐渐提高富人纳税的方法来增加额外的国民收入。可以想见，少数人会反对福利立法，漠然待之，并且会提出诘难。这是一个道德和心理学的问题。这个诘难是，福利国家会使受益人堕落。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似是而非的诘难被事实所部分地证实。一些国家广泛实行了公共福利保障。但在那里，谋生是人的责任这一情感已经淡薄，工作质量标准下降；更为失败的是，生活平均标准的提高却伴随着诚实正直标准的下降。另外，还存在着少数穷人。他们中的一部分是来自比较贫困的国家的暂时或永久的移民。他们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居住条件，仍在令人震惊地恶化。
在私人经济仍占主导地位，政体仍是"民主制"（即议会制）的那些国家里，福利立法和工会组织的协作已使大多数产业工人按照自己的意愿，使他们同中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天平倾向于他们。那些在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必需品的公益事业工作的工人，在讨价还价的谈判中扮演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例如。码头工人、矿工以及在供电、供热、供水和清除垃圾的工厂工作的工人。相形之下，教师职业的谈判力量是弱小的。虽然从长远的观点看，教育工作者的社会价值至少同其他职业工人是同样巨大的，但他们的罢工不能对社会生活发生直接的、使之瘫痪的影响。
具有巨大的直接谈判力量的商人，是私人企业经济制度的急先锋。他们反对限制众人具有谈判自由的建议。他们为了自身利益自然希望发展自己日益增长的力量。这是同放任主义哲学相吻合的。中产阶级的企业家最早搬来了放任主义哲学，这是一种对产业工人有害的东西。但是，现在，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是：世界范围内的劳动的进一步机械化，如果没有政府干涉（即社会主义，这是被产业工人吹得天花乱堕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增强的话，将会使生活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不能接受的。
虽然在一些议会政权的国家中，具有决定性谈判地位的职业中的工会，正在维护其权力，但在苏联，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都处于独裁政权的统治之下。苏联政府拥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但并未同其沙文主义先辈的行径分道扬镳。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0－1924年），本世纪的一位伟人，推翻了一个以武力为基础的政权，强加给人们一个同样特性的更为强大的政权。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使俄国技术现代化方面，列宁及其克里姆林宫的后继者也是以彼得大帝为榜样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是由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发动的。布尔什维克是知识分子中少数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派，它同农民结成联盟。俄国农民希望获得土地所有权。法国农民在1789－1797年的法国革命期间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但共产主义的俄国却很快把土地国有化，如今正在大规模的单位内集中耕种。它所遇到的反抗与英国圈地法案实行时并无二致。英国圈地法案促进了生产。但在俄国，迄今为止，这一政策一直遭到农民的积极反抗。
苏联以其独裁的方式使之成为福利国家。这种福利国家与当今英国相仿，而同俄国过去的沙皇政权相异。例如，人们的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财富得以更为顺利地分配。但是，一切诸如此类的国家无论其意识形态的色形如何，都仍然是制造战争的工具。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进行的两次世界大战在死伤人员和破坏程度上超过了中国1850－1873年的内战。一切战争包括俾斯麦的有限目标的速决战，都是残暴的。灭绝种族（即大批屠杀文明人）加剧了20世纪两次大战的残酷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实行过种族灭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大批屠杀过犹太人。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只有土耳其人在1919－1922年反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的战胜者，以及英国人在1940－1941年抵抗暂时得胜的德国人。这两个事件大概可以使后代在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表现出人类的邪恶和愚蠢而感到羞愧。虽然敌我悬殊、在胜败存亡问题上前途未卜，但这两个民族却具有反抗精神。他们都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和温斯顿?丘吉尔，他们激励人民起来挽救危亡。
阿塔图克不仅领导土耳其人民在维护生存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而且带领人民进行了西方化的革命，完成了穆罕默德二世未竟的事业。象列宁一样，阿塔图克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员，这个阶层推翻了那曾使它在这个国家赖以生存的政权。在行动上，阿塔图克也象列宁那样，为实现急迫的任务，诉诸于无情地使用武力。圣雄甘地（1869－1948年）也是知识分子的一员。他也完成了政治革命。但他的战略是非暴力不合作。他的经济目标不是使印度完全同工业化的世界相结合，而是割断印度同它现存的经济联系。圣雄甘地的同胞们并没有响应他的号召返回到前机器工业生产的时代中去。事实上，在实践甘地理想时他们失败了，并且没有避免使用暴力。1947年英国放弃统治时，以前的英国印度帝国被划分为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各地互相残杀。总之，这是在印度次大陆消灭了西方帝国主义所付出的代价。
那么，西方帝国主义留下的历史足迹是什么呢？这就是直到本世纪1973年这个时期文明世界历史的显著特征吗？
统治非西方民族的西方人，一直因暴行而感到内疚，例如，1919年英国人在阿姆利则屠杀印度人以及给幸存者以巨大羞辱的行径。但是，伴随着这些帝国覆亡的是获得解放的帝国公民的暴行。1947年印度次大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互相残杀。实际上又引起了操乌尔都语和操孟加拉语的穆斯林在孟加拉地区的互相残杀。当印度军队在孟加拉同巴基斯坦军队开战之前，在原英印帝国最早的这两个后继国家的西部边界，一直存在着敌对情绪，在越南、南部苏丹、布隆迪、刚果、尼日利亚，西欧殖民帝国的垮台所留下的真空，打开了内战和自相残杀的大门。这些暴力冲突就是政治解放的代价。帝国从来就是为了帝国建立者的目的而强加于臣民的，但是，只要这种具有强制性的外国政权存在，其一个附带性的成果就是给臣属的民族带来国内和平。
到1973年，除了葡萄牙在非洲大陆拥有殖民地之外，仍处于西欧国家统治之下的非欧洲领土已经剩下为数很少的一些滩头堡和岛屿。然而，在南部非洲，欧洲籍的政治上独立的移民们，仍然统治着非洲臣民。在巴勒斯坦，土生土长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家园和财产遭到移居而来的以色列人的剥夺。此外，在许多非洲国家，西欧人的统治被那些欺凌邻国的当地非洲人所取代。昔日的沙俄和中华帝国对非俄国和非中国的亚洲人的统治，在共产主义政权的建立中得到幸存。同西欧国家的朝生暮死的海外帝国相比，这两个大陆国家的陆上帝国的寿命则更为长久。
我们已经论及了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分化为地区性主权国家和它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全球一体化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人类当今困境的症结所在。人们需要某种形式的全球政府来保持地区性的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和平，来重建人类与生物圈其余部分之间的平衡，因为这种平衡已被作为工业革命结果的人类物质力量的空前增长而打破。
然而，在全球范围内从事这项事业的艰巨性和非人格性是令人胆怯的。而肩负挽救人类种族生存责任的一代人仍然正在危害人类的生存，因为他们正在把生命整体打碎为数量更为繁多而且规模更为狭小的分隔空间。地区性主权国家在数量方面的增长受到同时在数量方面增长的"惩戒"的挑战。这种进一步分化正在导致商业的难于管理性和信息的难于理解性。这种不解决问题的行为并没有消除这种过剩现象；相反，人们仍允许这种现象继续扩大，它可能彻底为人类所无法控制。
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与两次世界大战时同样严重，前景令人困惑。显然，人类期望在生物圈内继续生存20亿年，其前提是人类的行为使生物圈不致为期过早地不适于生存。但是，现在人类拥有使生物圈在不远的将来即变得无法生存的物质力量，因此，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会由于人为地破坏生物圈、毁灭人类自身及其他一切生命形式的大灾难而无法生存。这并非是不可能发生的。显然，这里提供了两种可能性，但它们肯定不是仅有的两种选择。
未来是难以预料的，因为它还没有成为现实。其潜在的可能是无限的，所以人们不能根据过去来推断未来。毋庸置疑，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如果条件相同，仍会重演。但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会重演，它仅仅是许多未知的可能性之一；有些可能性是不可预料的，原因在于人们不知道过去的先例；在1763－1973年这200多年间，人们获得了征服生物圈的力量，这一点就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些使人迷惑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判断是确定的。人类，这个大地母亲的孩子，如果继续他的弑母之罪的话，他将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他所面临的惩罚将是人类的自我毁灭。
第八十二章 抚今追昔，以史为鉴（1973年）
未来尚未降临，过去已不复存在，因此，当我们合上史册的时候，过去了的事情都已是无可改变的了。然而，这不可改变的过去并不总会到处重复再现。处于不同的时空之中，它便会异彩纷呈，而我们所获知的信息的增减，也会改变其面貌。我们对过去事情的相互关系、对它们相应的重要性、对它们的意义的看法，都因现实的瞬息万变而不断改变。同一国家的同一个人，先是在1897年观察同样的过去，然后于1973年再观察它，使会描绘出两个迥然不同的图画。如果在2073年的中国再去观察那完全一样的过去，肯定会得出更加不同的看法；再如果在2173年的尼日利亚再去观察它的话，无疑会作出更为千差万别的描述。
在本章，为了说明问题，本书作者将拣出他在1973年所看到的有关过去记录的一些突出且意义重大的事件，以及在他看来如果在今后的另一个地方观察历史的话，可能重演的现象（这是一个冒险的猜测）。
自我们的祖先成为人类以来，在迄今为止几乎是全部的历史阶段中（除去最后大约1／16的时期），都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采集食物和狩猎的地带肯定是狭小的，种群之间彼此相隔很远。从技术和经济角度考虑，人口集中就意昧着要有人饿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技术几乎是静止不前的，每一个群体都很小，小到其所有生活于其中的成员都能够互相熟识。这就是延绵至今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背景。
大约在4万年前，至多不早于7万年前，人类在技术方面出现了相当突然和快捷的进步。虽然我们不了解它的原因，但考古学成就已确证它的存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工具，已被该时代晚期经过改进的一系列工具所取代。从那时起，技术持续进步，但它的发展却是时断时续的。技术发明接连不断地出现飞跃，但中间伴有停歇。到目前为止，主要的技术飞跃年代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改进了工具、弓箭，驯养了狗），新石器时代（工具得到更好的改进，与之相随的是驯育了更多种类的动植物，发明了纺织、编织和制陶工艺），公元前第五千纪（航海、车轮、冶金和文字）和始于200年前，现仍在发展的工业革命（机械化方面的巨大进步）。这表明，技术进步不是不间断的，而是积累的。为人所知的技术失传是罕见的。在爱琴海地区，书写方法失传于公元前第12世纪，但这只是例外的情况。
技术是人类活动得以进步的唯一领域。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机械化技术的进步，令人叹为观止。尽管人在社会性方面的进步是由技术进步给人带来的社会条件的变化所导致的，但是这方面的进步同技术进步之间是不相称的。
到目前为止，人的一系列技术成就中最重要的是新石器时代对狗之外的动物的驯养，以及农业的产生。农业和畜牧业为后来的所有技术进步包括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也为迄今为止曾经产生和消亡了的一切文明的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
新石器时代的村社，在规模上大于前农业的采集食物和狩猎群体，但它还没有大到其成员相互间的个人关系必须要建立公共机构来维持的程度；新石器时代的技术进步也还没有复杂到需要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分工以及在两性生理差别之外的劳动分工。此外，虽然新石器时代的村社是定居式的，但它们彼此之间却被连绵的人迹未至的荒野所隔断。这样，尽管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之间技术和生活的经济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人类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社交方式却得以延续，以满足新石器时代人们生活方式的需要。这就是公元前400年中国战国时代道家哲学家们，以怀恋的方式力图返回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原因。在那个时代生活的经历使他们感到：后来的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后果是不幸的。直到1000多年之后，在中国，文明的生活方式才取代这种生活方式。
1973年，生活在新石器时代风格的村社中的农民，仍然占现存人类的多数。但是，他们正在快速地离开农村进入遍布各个城市的贫民区。同时，与此相反，农业和畜牧业中正在实现机械化，而机器的发明最初是用于工厂加工非生命材料的。此外，在过去的5000年中，人类文明世界中的农民，一直担负着供养文明的上层建筑的重担。
这之所以成为可能，其原因就在于，在公元前四千纪，技术的进步开始使生产出来的产品除了满足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外有了剩余，而此时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延续下来的社交方式已被证明，已无法以道德和行善的方式分配使用这些剩余产品了。部分剩余产品被滥用于战争；而其余的剩余产品则被因社会公共事务而产生的少数社会成员不平等地占有了。
公元前四千纪的技术进步，使一些专门从事某一职业的人（矿工、铁匠、种植者、鼓动家、大规模公共事务--例如兴修水利的组织者）应运而生。与大多数没有技术专业的劳动者相比，专业人员对剩余产品生产的贡献要大得多；经济报酬的有差别分配，尽管失去了脉脉温情，而且从根本上讲似乎是不公正的，但无论如何，这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如同其他生物一样，天性是贪婪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社会交往水平对人类欲望的强制性遏制，已经不再适应于新的技术和社会的情况了。剩余产品分配的"差异"，表现为巨大的不公正，并且这些差异还有助于形成世袭职业。这样，社会不公正和战争，便成为集体富裕的代价。文明的这两个先天的社会疾病，至今仍然折磨着人类。
自从人类文明破晓而出，人类的技术进步和社会行为之间便始终存在着矛盾。技术的进步，特别是1773年至1973年这最近200年间的进步，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财富和力量，人类作恶的物质力量与对付这种力量的精神能力之间的"道德鸿沟"，象神话中敞开着的地狱之门那样不断地扩大着裂痕。在过去的5000年间，这种巨大的"道德鸿沟"，使人类为其自身种下了极为惨重的灾难。
人类精神方面的不健全已给社会进步造成障碍，因此也给技术进步带来障碍。因为，随着技术在规模上的扩大和复杂化，它也增加了对财富生产者社会合作的要求。自从现行的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机械化已带来了技术进步的第二个限制。机械化正在使工业生产更为物质化，并以减少人对精神需要的满足作为代价，这就造成工人的不安定和工作质量标准的下降。
在人类文明的黎明时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下游诸流域星罗棋布的水利排灌设施，使生产规模得以扩大。这就需要技术操作规模的扩大，并进而要求打破以社会成员之间的个人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交往的限制，使社会共同体的力量得到巨大增长。在技术需要迫使这些早期文明的建立者们超越前文明共同体的狭小限制，把人的力量更多地集合在一起时，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非个人的机构。它们能够维系更大的共同体，因为它们能使个人之间并不相识的人们合作行动。但是，这种机构化了的社会关系既缺少人情味又是脆弱的。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类再也感受不到那种在家庭中才能感受到的私人之间的温情。机构总是要面临失去控制和破碎的危险，接踵而来的便是，掌握权力、负责维持制度的个人总是面临诱惑，即取消自愿合作，恢复强制。因为，社会机构时常无法唤起人们进行自愿合作。
自从文明产生以来，人类一直是通过国家来控制社会机构的。这里的国家是复数而非单数。因为，迄今为止，还没出现过能担当得起领导全球所有现存人类责任的那种唯一的国家，总是有许多国家相伴共存。文明时代的国家彼此间不是隔绝的，它们互相发生着冲突。而这种冲突会突然引发战争，而战争则一直是文明的痼疾之一。
国家的通常类型是地区性的主权国家，并且有许多同类的其他国家与之并存。今天，全球大约有170个这样的国家。其政治结构同公元前三千纪苏美尔的国家相同。
地区性主权国家是一种难于掌握的机构。它们是两头落空。一个城邦国家（这不是指某个民族国家，也不是指许多城邦国家组成的联盟或许多民族国家的联盟），如果过于大，就不能使其社会基础建立在那种使人具有家庭感的个人关系之上。另一方面，最大的地区性国家仍只是许多同类国家中的一个；它有发动战争的能力，却不能提供和平。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有许多地区性主权国家互相并存，它们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这种战争状态总是要由武力建立的某个帝国带来的强制性和平作为结局。这个帝国消灭了战争中的地区性国家，拥有象人类文明中心那么大的幅员辽阔的疆土。法老的埃及文明是在该文明产生之际，以武力在政治上统一的唯一例子，它没有经过地区性国家之间持久的预备性的战争较量。它的重要意义是，在迄今出现的所有文明中，这种文明是最为稳定和持久的。
当今世界上的地区性主权国家，都没有维持和平的能力，也不具备把生物圈从人为的污染中拯救出来，或保护生物圈的非替代性自然资源的能力。政治方面的这种全球性的无政府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人类文明世界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在过去的5000年中，人们所一直需要的，在过去100年中在技术上一直可行的（虽然在政治上还不可行），是一种全球性的政治体。这种政治体应由新石器时代的村社那种规模的社会细胞构成，因为在这种规模之内，每一个成员即是世界之国的一个公民，而他们个人之间仍便于彼此沟通。尽管如此，人们今天已不能用野蛮的、毁灭性的军事征服的传统方式来实现人类文明世界的政治统一了。1945年，尚未实现政治统一的人类世界，曾遭到新发明的核武器的突然侵袭。人类文明世界是不能通过使用这种致命的武器来实现统一的。毁灭，而不是统一，将是世界核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
苏美尔、希腊、中国以及中世纪意大利的历史记载说明，一个主权国家群体仅仅是一种昙花一现的政治结构。在人类拥有核武器的时代，政治统一只能是自愿地进行。显然，人类现在只能是勉强地接受它，所以，似乎可能的是，这种统一将推迟到人类自身酿成更大的灾难之时。这种灾难将使人们最终默然同意建立全球政治体，因为它给人们带来的危害会小些。
在历史的这一刻，我们人类也许会对昆虫社会发生兴趣，产生羡慕之情。它们遵从自然，彼此间在广大的范围内互相合作。单个的蜂、蚂蚁或白蚁，使自己服从于其共同体的利益并为之而献身，它们的自我牺牲既不是自愿的，也不是外部强迫的。这是昆虫心灵机制的本能。对于人类这种双重属性的动物来说，要把旧石器时代所参与的那微乎其微的社会交往，扩大为一种扩展了的、包括整个生物圈在内的人类社会交往，那将是很困难的。因为，与白蚁、蚂蚁和蜂不同，人类不仅是一种先天具有社会心理的生物，而且还具有意识所驱使的灵魂，因此，他能够而且必须在善恶面前作出选择。
幸运的是，人的社会交往并未限制在满足前文明时代人类社会的个人关系的狭小范围。一个人在他发现任何一个处于苦难中的同类时都会有怜悯之心，即使用一句部落语言来说，这个人是一个"外人"。一个人会对任何一个病人和迷路的孩童产生恻隐之心，并会给这些落难者以帮助。在诸如中华帝国、罗马帝国那样的国家里，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视为对整个人类世界的统治；其臣民总是把自己看作一个世界国家的公民，而不是外来征服者的牺牲品。传教士们打算把福音传遍整个人类，中国哲学家墨子则宣扬，人类应该相爱，并以无私的忠诚来为一切同类谋幸福。孔子思想最权威的解释者孟子曾反驳道，墨子的教条是无法实现的。孟子拥护孔子维护等级礼制的理想。但是，经验说明，由个人相识而激发的爱和仅仅根据一般的人性需要而产生的对所有同类之爱，并不是社会交往共同和唯一的表达方式。在印度，爱的范围受到种姓障碍的限制，但这种范围仍扩展到了包括对与人为伴的各种生命物的爱。在工业革命时代的人类文明世界中，人类之爱应该扩展到生物圈中的一切成员，包括生命物和无生命物。
这些，就是一位出生在1889年的英国观察者在1973年作出的思考。那么，笔者的人类同胞们又在思索些什么呢？对于过去，人们究竟有多少了解？追溯历史，人们将如何从中吸取教训从而朝气蓬勃地生活呢？
显然，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在过去的5000年中，地区性主权国家制度在满足人类的政治需要方面曾一再失败；同样也没有人愿意承认，在一个全球性社会中，这种制度必将被再次证明是昙花一现的，而且这次将比以前更为确凿。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彼此分隔的各部分在技术和经济领域越来越密切地相互依赖，但地区性主权国家的数量也同时增加了一倍多。
中国人曾经把中华帝国视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大国，他们今天正在思考着自己的国家作为全球竞技场上处于战争状态国家中的一员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正在忘掉自己历史上那残酷的一页：那时，中国自身成了地方诸侯国家的战争竞技场。另一方面，中国人似乎对自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以来的历史十分敏感，因为他们正尽力避免国家机器同农民的疏远。而农民，自汉武帝即位以来，便成为"中国的悲哀"。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在中国首倡以政绩征募文职官吏的制度，并通过考试对候选人员的能力进行评判。中国皇帝的文职官吏是人类文明世界中的佼佼者；他们长期平安有序地管理着这么庞大的人口，这是其他国家的文职人员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他们也一次次地失去民心，他们为了自己个人的特权而滥用权力，从而一次次地把中国带入灾难。中国的领袖们正在采取措施防止悲剧的重演。与中国过去的改革家们相比，中国领导人是否能获得更大成功，人们将拭目以待，但至少他们目前行动的魄力便是一个良好的征兆。
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
生物圈包裹着地球这颗行星的表面，人类是与生物圈身心相关的居民，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大地母亲的孩子们--诸多生命物种中的一员。但是，人类还具有思想，这样，他便在神秘的体验中同"精神实在"发生着交往，并且与非此世界具有的"精神实在"是同一的。
人类具有思想意识，他能明辨善恶，并在他的行为中作出选择。在伦理领域，人类行善或作恶的选择为他记下了一部道德帐册。我们不知道每个生命短暂的人在其离开人世时能否了结这笔帐，抑或是象印度教和佛教认为的那样，这笔帐能通过潜在的无限轮回得以延续。对于构成人类社会的现世的个人之间的关系网来说，这本帐簿还具有开放性，并且，只要人类允许生物圈继续成为可生存之地，它便将继续开放。
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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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及其鸿篇巨制《历史研究》早已为专业研究人员和广大历史爱好者所熟悉和景仰，但十二卷本的《历史研究》卷帙浩繁，常令众多心仪者望而却步。汤因比在去世前，根据当时史学的最新进展和研究成果，改写了这一巨著，将其压缩为一卷，于1972年由泰晤士?哈德森公司出版。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根据其1995年重印熬，翻译出版了这一享誉于世的著作。
汤因比在这部著作中，以文明为研究单位，从一个宏大的视角出发，将人类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对已知的至少三十一种文明，汤因比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对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解体加以描述；同时，大一统国家和大一统教会的建立也进入作者的视野；在此基础上，汤因比还广泛地考察了历史长河中各个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碰撞、接触和融合。汤因比闻名遐迩的挑战-应战模式贯穿全书并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为什么要从整体上研究历史呢？汤因比认为这是“现实需要”。由于技术上日新月异的进步，人类逐步消除了在空间上的距离，但这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天下一家”的和谐状态。汤因比在有生之年（1889-1975）曾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他不仅看到战争给人类文明造成的巨大破坏，而且深感人类的相互残杀给后世带来的紧张、不安、沮丧和暴力正将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危险境地。“为此，我们必须相互熟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逐步熟悉彼此的历史，因为人类并非仅仅生存于直接的现在。”正是出于这种对人类文明的深切忧虑和对人类文明的无限希望，汤因比怀着一颗“好奇心”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其杰出的智慧、孜孜不倦的热情，为我们这个时代及后世留下了这笔精神财富。
此外，汤因比不仅从时间的纵向层次考察了人类历史，而且还在各个文明地理分布的横向层面保持了“一种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观点”。汤因比指出：“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这种看待历史和各个文明的宽广视野，自然不同于那些将整个人类历史仅仅看作西方历史的狭隘偏见。的确，随着考古的发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历史得以再现，从而使这些地方的文明“可以同其他地方的文明并列”。另外，东亚地区各个时期社会经济史，特别是中华文明也成为汤因比关注的焦点之一。晚年的汤因比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思想与传统文化熔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采用的这种“大历史”的宏观叙述手法，是对二十世纪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发展的史学界分工日益细化的回应。在本书的第一章“历史思想的相对性”中，汤因比集中阐明了这样的观点：“历史思想，深受思想者所处社会环境中的主导体制的影响。”由于各个文明所处的环境不同，那种试图在历史文献的故纸堆中发现人类历史整齐划一轮廓的努力，只能是徒劳的。
上海人民出版社此次出版的一卷本《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与十二卷本以及D?C?索麦维尔的节录本（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出过三卷中译本）相比，篇幅当然小了很多，更加易读，这大大方便了读者。另外，虽说也是一部节录本，但与索麦维尔的版本不同，这一版本不仅是汤因比亲自修改完成的，而且保留了大部分支撑其观点的历史例证以及更多的细节。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一大十六开本的著作是一部插图本，共配有四百多幅黑白串文图、地图、图表和九十幅彩图。制作精美的彩图和丰富的串文图、地图以及图表，配有恰到好处的详细说明文字，赋予了该书新的内容和形式。诚如汤因比所言：“图片不仅增强了文本的效果，而且能传递大量文字无法充分表达的信息。”
阅读《历史研究》，在钦佩汤因比渊博的学识和精彩的分析之余，我们可以徜徉在令人着迷的历史海洋之中，不仅吸取知识，丰富思想，而且能充分获得思考带来的快乐。
汤因比目录
生平
著作简表
《人类与大地母亲》内容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