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首都革命”来势汹汹，身居要职的官僚政客们吓破了胆，逃去了天津租界。女师大的学生也乘着这股大流，胜利返回了校园。
女师大风潮以学生的全面胜利落下了帷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次是语丝内部的意见分歧。
杨荫榆、章士钊等人落荒而逃后，林语堂以为彻底的胜利了，他同意了周作人的意见，主张对“落水狗”实行“费厄泼赖”精神。
鲁迅是从革命斗争中走过来的，比林语堂有着更清醒的头脑，他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点名批评了林语堂，说“落水狗”也还是会咬人的，要痛打“落水狗”。
鲁迅和周作人失和已经两年有余，兄弟俩闹到了连话都不讲的地步。他不好再点周作人的名，只好借林语堂的名，在语丝内部作思想上的提醒。这次争论不过朋友间的思想讨论，后人定义为论敌之间的分歧，实在是有点言过其实。因为就在鲁迅点林语堂名的同时，他还主动给林语堂写了两封信，向林语堂约稿。林语堂接到“精神导师”的信，惊喜交加，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交了稿。可以说，这个时期，是林语堂和鲁迅“相得”的开始。
鲁迅的估计没有错。
1926年元旦刚过，陈源就公开声明，从今年起，“永远不管人家的闲事”了。然而，闲话家是闲不住的，陈源一面宣布撤退，一面又摆出要算总账的架势，主要矛头仍然指向鲁迅、周作人和林语堂。
“落水狗”们非但不痛改前非，反而变本加厉起来，本想“费厄泼赖”的林语堂被这些“闲话”气得胸口发闷。在鲁迅、周作人相继反击之后，1月23日，林语堂在《京报副刊》上登出自己绘制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漫画上的鲁迅，长袍八字胡，手持竹竿，猛击落水狗的头，那狗狼狈地在水中挣扎。
此画一出，语丝众人莫不拍手叫绝。
陈源最难受。女师大风潮以来，现代评论派也算是全军出动，可闹得最凶的就是陈源。枪打出头鸟，打狗图虽然没有明说打的是谁，但人人都看得出来，那狗和陈源还颇有几分神似。
陈源当时正在追求女作家凌叔华。凌叔华出自书香世家，父亲凌福彭是与齐白石齐名的著名书画家。女婿还没进门，却早晚被骂成叭儿狗，凌福彭觉得老脸挂不住，怪起女儿来。凌叔华侍父至孝，便把气撒在了陈源身上。
大好的姻缘出现危机，陈源乱了阵脚，忙托人作和事佬，想和语丝停战。
可这位绅士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咽不下这口气，没几天，又故态重萌，“闲话”连篇。
一出手，就是重型炮弹。陈源把写给徐志摩的几千字长信公开发表，火力瞄准了语丝的急先锋，也就是林语堂。看来，他对那幅打狗图耿耿于怀。他说：
说起画像，忽然想起本月二十三日《京报副刊》里林语堂先生画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要是你没有看见过鲁迅先生，我劝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胡子，头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个官僚的神情来。不过林先生的打叭儿狗的想象好像差一点。我以为最好的想象是鲁迅先生张着嘴立在泥潭中，后面立着一群悻悻的狗。“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不是俗语吗？可是千万不可忘了那叭儿狗，因为叭儿狗能今天跟了黑狗这样叫，明天跟了白狗这样叫，黑夜的时候还能在暗中猛不防的咬人家一口。
林语堂起先赞同周作人的“不打落水狗”，后来跟随鲁迅“痛打落水狗”，本是很简单的思想转变而已，没想到成了陈源诟病的理由。
林语堂在《语丝》短短三年，经过风，历过雨，他学会了骂人，也经得起人骂。他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鲁迅的“打狗”运动。
1926年3月10日，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林语堂撰写了《泛论赤化与丧家的狗》，与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在精神上一脉相通。
《人生的盛宴》 落水狗及其他(4)
一个星期后，一桩更令人发指的惨案发生了。
3月12日，4艘日本军舰无故侵入大沽口，被国民军击退。4天后，日本联合英、美、法等共8国，借口国民军违反《辛丑条约》，蛮横地提出：撤除国民军在天津、大沽的防务，并且对日本赔款，段祺瑞政府必须在48小时内做出回复。
这种*裸的强盗行径激起了国民的无比愤怒，北京群众商定18日上午集体到天安门广场请愿，要求拒绝最后通牒。
女师大在爱国运动中向来是身先士卒，这种国家兴亡的关键时刻，自然少不了她们的影子。刘和珍代表全校学生向林语堂请假——*胜利后，林语堂在众人的推举下，出任了女师大的教务长。
林语堂爽快地准了学生们的假，他还温和地建议刘和珍：“以后凡有请假停课事件，请从早接洽，方便校方及时通知教员。”
刘和珍热情大方，工作认真刻苦，是林语堂“最熟识而最佩服嘉许的学生之一”。他认为，女师大*能胜利，就是因为女师大有很多像刘和珍这样信念坚定的女性。
林语堂万万没想到，这次电话，竟然是他最后一次听见刘和珍的声音。
3月18日，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请愿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聚齐后，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门前。等待他们的是全副装备的军警。段祺瑞为了向帝国主义示好，居然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
这绝对是一场有预谋的屠杀！
请愿者还来不及递交请愿书，警笛就响了，数十枝枪一齐开火。血肉之躯怎敌钢铁炮弹，铁狮子胡同霎时间变成了人间地狱。不断有人倒下，人们在呼喊，在痛哭，军警的枪声却越来越密集。
刘和珍站在女师大队伍的最前面，沉着冷静地指挥女生们撤往安全地带，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一颗流弹飞过来，她飞身扑倒旁边的女生。子弹斜传肩膀，她正想往外爬行，一士兵又凶残地举起大棒向她后脑猛击几下，刘和珍当场气绝。
“刘和珍中枪了！”女师大的队伍乱了，有几个女生被挤到危险处。杨德群冲出来把她们往外推。“啪！”鲜血四溅，“沉着而友爱”的杨德群也倒下了。
林语堂作为校方代表前来认领尸体。他先是看见刘和珍倒在血泊中，眼睛睁得圆圆的，仿佛还看得见怒火在燃烧。接着，他又看见杨德群伏在桌子上，因为桌子太短，下半身就悬空着……林语堂实在看不下去了，昨天还活蹦乱跳的孩子们，今天就惨死在自己同胞的枪口之下。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林语堂此时的愤慨，是怎样冷酷无情的暴徒，才能下得了这样的狠手！
整整两天，林语堂都昏头昏脑的，他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发生了。第三天，他按捺住内心的激荡，一字一泪地写下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他在文章的结尾写道：
刘、杨二女士之死，同她们一生一样，是死于与亡国官僚瘟国大夫奋斗之下，为全国女革命之先烈。所以她们的死，于我们虽然不甘心，总是死的光荣，因此觉得她们虽然死的可惜，却也死的可爱。我们于伤心泪下之余，应以此*，并继续她们的工作。总不应在这亡国时期过一种糊涂生活。
这篇文章被排在了《语丝》第72期的卷首。
语丝人的悲痛未了，不知死活的陈源又出来说“闲话”了。
他先是轻描淡写地批评了一通杀人凶手的暴行，接着笔锋一转，追究起死者的责任来。按他说法，谁也没有强迫死者去参加*，是死者自己去的，死者的兄弟师长更有责任，没有好好地阻挠。更过分的是，他居然造谣说，杨德群是被女师大校方骗去的，结果横遭惨死。他还记得“打狗图”的仇呢！
陈源自以为是“各打五十大板”，是公正了，公平了，可这“公正”、“公平”在鲜血染过的北京是那么的刺耳和不协调。
杨德群的生前好友站出来戳穿了陈源的谣言，她们大骂：“这种畜生的畜生，生殖在人类里面，早就可怕，而且早就可杀了。”
学生的血，让林语堂痛心了；闲话家的谣言更让他怒不可遏。他彻底清醒了：中国是没有“费厄泼赖”可言的！他要任意而“骂”了。
3月30日，他作了《闲话与谣言》，大骂特骂：
“畜生”生在人类里面，本来已经够奇了，但是畜生而发见于今日的大学教授中，这真使我料想不到。我要畅快的声明，这并非指猪、狗、猫、鼠，乃指大学教授中“亲亲热热口口声声提到孤桐先生的一位”，亦即“白话老虎报社三大笑柄”之一。
接着，他把笔锋对准了“文妖”，对准了那些没有骨气、没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以《打狗檄文》公开号召：
我们打狗运动应自今日起，使北京的叭儿狗，老黄狗，螺蛳狗，笨狗，及一切的狗，及一切大人物所豢养的家禽家畜都能全数歼灭。此后再来讲打倒军阀。
林语堂靠着一股怒气，以笔为匕首，一把把地投向了无胆匪类。他的一系列“打狗”文章笔锋犀利，无所畏惧，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现代评论派被骂得闻“狗”色变，林语堂则被赞誉为“打狗运动的急先锋”。
1926年4月，段祺瑞政府被国民军驱逐。可赶走了狼，又进来了虎，狗肉将军张宗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耀武扬威地开进了北京城。
《人生的盛宴》 落水狗及其他(5)
“山雨欲来风满楼”，北京的白色恐怖一日甚过一日。两个说话大胆的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未经审问就直接被杀害了，林语堂也上了军方的黑名单。
廖翠凤生完二女儿回来，居然发现她不怕死的丈夫还在案桌上写要命的文章。“这下子好了！”翠凤叫道。
接着，她又在阁楼上发现了一个自制的绳梯。语堂还在奋笔疾书，头都没抬地说，那是必要时用来跳墙逃走的。翠凤急了：“要走大家走！我一手抱一个，一手拖一个，怎么跳墙！”
北京实在呆不下去了，文化界开始了一场从北到南的大迁徙。北大的教授们大多逃到了上海。
林语堂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书，他要打道回府，在出生的地方干一番事业了！
《人生的盛宴》 决不做政治家(1)
厦门大学创办于1921年，是南洋商人陈嘉庚独资兴办的。经过十来年的苦心经营，厦大理科已经初具规模，在国内略有名气。林文庆接手以后，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的第一把火就是兴办国学院，打响文科的名头。
按照国外的办学经验，请知名教授，发挥名人效应，是一本万利的发展模式。林文庆把国内的学者仔细考量一遍后，林语堂进入了他的视线。林语堂是福建人，有文名，和文化界的人关系也好，厦大有了这颗大树，还愁没有地方可乘凉？他派自己的儿子林可胜做说客，游说林语堂来厦大做文科主任。
廖翠凤第一个赞成。她一直提心吊胆，每晚做噩梦，就怕语堂哪天出去了就回不来。现在有了去厦大的机会，正好可以避避风头。她对语堂说：“你就是不考虑自己，也得想想刚出生的女儿！”
林语堂也觉得是时候离开了。北京的形势太坏，他写的文章也没有报纸敢发，军人打扮的人还时不时地在家门口溜达一圈，说是保护，其实就是监视。
语堂的二哥玉霖在厦大做教员，兄弟俩好多年没见了。玉霖一连发了好几封电报，催弟弟南下。
基于这许多层面的考虑，林语堂欣然接受了林文庆的邀请。
林文庆求贤若渴，他把权力下放，让林语堂多引进知名教授，薪资可以开到400银元一月，而且决不拖欠。
在北京，教授们的工资经常被政府扣作他用，几个月不发是常有的事。教授们要养家糊口，只能辛苦地爬格子。林语堂也深受其苦。
有了这把“尚方宝剑”，林语堂刚刚走马上任，就大规模地招兵买马了。
鲁迅是林语堂第一个接洽的。鲁迅原本打算去广州，他的爱人许广平已经先出发了。在轰轰烈烈的打狗运动中，鲁迅和这位笔尖锐利的急先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林语堂又几次上门，诚恳地极力相邀，鲁迅终于松口说愿意去厦大看看。
《语丝》的领头羊答应了，孙伏园、沈兼士等语丝精英也相继来到了厦大。
在其位，谋其政。林语堂放开了怀抱，只要是有利于厦大文科发展的，他都网罗进来。现代评论派的顾颉刚和鲁迅有过龌龊，可他是中国古史权威，林语堂也毫不犹豫地引进。此风一开，现代评论派也陆续到来。
厦门大学成了第二个北大。
林语堂同时引进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原是为了兼听则明，学习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没想到却埋下了祸根。
一下子来了众多文化界的名人，远离文化中心的厦门大学热闹起来。
学生们奔走相告，“林语堂任文科主任了！”“鲁迅要来了！”校园里拉满了横幅，各色的彩旗迎风飘扬，大字报贴满了每个墙面，像过节一样。
国学院第一次师生见面会安排在厦大新修的大礼堂里。林语堂事先就考虑到，可能有外系的学生参与，就让校务多摆了十几个凳子。没想到离开会还有一个小时，会场里就坐满了人。还有源源不断的学生往里涌，过道里，门外，全站满了人。
整个厦大都出动了。
作为文科主任，林语堂先做了个简短的发言。“同学们……”刚起个话头，下面就响起一片热情洋溢的掌声。接着，他每说一句话，学生们就鼓一次掌。短短十几句话，竟然用了半个小时。语堂既自豪又无奈，可学生的热情还真有点令他吃不消。
他灵机一动，把难题抛给了鲁迅。“厦门大学很重视文科的发展，我们重金礼聘了几位知名教授。第一位，就是大家仰慕已久的鲁迅先生。有请他发言！”
鲁迅站起来，欠身半鞠躬。
掌声持久而热烈地响起，礼堂的吊顶似乎都快被震翻了。很多同学拿出准备好的条幅，“鲁迅，厦大欢迎你”的字样到处都是。不知道是谁先发起，学生们开始有节奏感地喊起“鲁迅！鲁迅！”来。
语堂回家后，对翠凤讲起见面会的趣事，翠凤啧啧称奇。大女儿凤如（林如斯）已经睡了，二女儿玉如（林太乙）却颇有乃父之风，夜深了，兀自声音洪亮地大哭不止。语堂抱着她，推开窗，欣赏厦大的夜景。南普陀寺隐在黑幕里，轮廓隐约可见。深蓝色的海此时变成了暗褐色，海浪拍打着海岸，百折不挠。咸湿的海风吹过来，林语堂像吃了人参果般心旷神怡。这里有他的家，有坂仔的气息，他要为父老乡亲们好好干点事！
在林语堂的带领下，国学院生机勃勃地发展起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国学研究部就提出了十本颇具分量的著作计划。林文庆很高兴，大笔一挥，批下了巨额的研究经费。
有厦大的学生这样回忆当时的林语堂：“当时林先生只有三十上下。经常穿长袍黑马褂，梳得亮亮的头发，俊秀英惠之态，不仅光彩照人，而且慧气逼人。我当时是18岁的一年级学生，看见院长，头都不敢抬，心中暗暗赞美和羡慕。”
文人从政，本多是一时义气，遇着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多大的学问也得败下阵来。
就在林语堂热火朝天，一门心思为兴办国学院忙碌的时候，有人眼红了。
文理相轻，在每所大学都是。厦大靠理科起家，经费、校舍资源等各项政策都向理科倾斜。国学院兴起后，分去近一半的研究经费。一山难容二虎，理科部主任刘树杞兴风作浪起来。
《人生的盛宴》 决不做政治家(2)
他利用自己掌管财政之便，几次逼鲁迅搬家。最后一次，居然让鲁迅搬到了厦大的地下室。更过分的是，鲁迅的屋子里有两个灯泡，刘树杞说要节约电费，非得让人摘下一个。鲁迅气得目瞪口呆，胡子都翘起来了。
林语堂心思单纯，还真以为是因为学校宿舍紧张所致。他好几次找刘树杞理论，要求解决鲁迅的住宿问题，刘树杞表面上一口答应，可背地里却我行我素。
鲁迅正在写《小说旧闻钞》，烟抽得很厉害。许广平又不在身边，他的三餐都成了问题。有时候，只是吃白水煮火腿，就当作一顿了；要不，就买点面包和牛肉充饥。实在太苦闷，他就找来孙伏园，就着花生米，喝点绍兴黄酒。
林语堂看在眼里，万分的难过。鲁迅是自己硬拉来厦大的，却过得这么凄惨，他感到失了地主之谊。语堂交代翠凤，以后做了好菜，就叫鲁迅过来吃。他还经常陪着鲁迅坐汽船到集美学校演讲。
因为上任不久，语堂不想与人结怨。再者，他生性乐观，待人办事总往光明的一面想。刘树杞却以为人善好欺，越发过分了。
国学院的大楼还在修建，所以暂时借用生物系的三楼办公，文科的一举一动就落入了刘树杞的监视之内。有一次，一个教员因为不舒服，迟到了几分钟，刘树杞借题发挥，向林文庆密告，说林语堂枉顾纪律，狠狠地参了他一本。
刘树杞气势嚣张，底下的人也不把文科的教授放在眼里。国学院的考古学会购置了北邙明器，理科的人竟然当面说：“这也配算作国学！”考古学会一干人等气得七窍生烟。
到后来，刘树杞干脆以国学院领导自居，越俎代庖拆阅了所有国学院的研究文件。林语堂上传下达的言路完全被切断，文科主任成了个空架子，除了日常事务，其余事情，一概不得过问。林语堂这才意识到刘树杞的居心叵测，他气愤地质问刘树杞，刘树杞起初还冠冕堂皇地应酬几句，后来连应酬都省了。
林语堂只得向林文庆求救。
没想到，林文庆的态度也转了180度的弯。林语堂刚来之际，林文庆是有求必应，对国学院的教授照料有加，可现在林语堂还没开口说话，林文庆就推说不舒服，下了逐客令。
林语堂一连吃了几次闭门羹，怎么也想不明白，还是执着地往校长办公室跑。有个教员看不过眼，拉林语堂到一旁，说：“校长的心思你怎么还不明白啊？他是忌妒国学院太红火，抢了他的风头！”
林语堂苦笑着长叹了一口气，他想起鲁迅说过：“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果然是至理名言。
“最坏的恶意”又一次发生了。开学不到两个月，林文庆突然下通知说要取消国学院的研究经费。
文科教授们受到理科排挤，早就不满，只是碍着林语堂的面子，没有声张。通知一出，林语堂就收到了好几封辞职信，其中一封就是鲁迅的。
林语堂气得七窍生烟，他闯进了校长室，直呼林文庆的名讳，要求一个合理的解释。林文庆似乎早有准备，说校主陈嘉庚的生意出现问题，缩减了对厦大的支援经费，他还假惺惺地说：“语堂，你也要体谅我的难处，你去跟教授们说说，要出的著作先停下来，等经费充足了再出也不迟啊！”
林语堂学精明了。他知道林文庆是不会说真话的，他到财务室仔仔细细地查了收据，赫然发现，林文庆依旧每个月向陈嘉庚公司领国学院经费5000元，只是挪作他用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林语堂递交了辞职信，以示抗议。但他只是辞去了国学院秘书，保留了文科主任之职，他对厦大恋恋不舍，对这位同乡校长也还抱有希望。
林文庆见事情闹大了，赶紧召集文科教员开会。他惺惺作态地演起了苦肉计，哀叹学校经费之不足，当校长之艰难。鲁迅不吃这一套，态度强硬，直接站起来说，要是学校不恢复文科经费，他立刻南下，还拿出了广州大学的来信。早前，沈兼士因为厦门“交通之不便，生活之无聊”离开了，孙伏园也走了，厦大就剩下鲁迅在撑门面，要是鲁迅也走了，刚刚兴建的国学院就等于是空中楼阁。林文庆扛不起这么大的罪过，权衡再三，只得妥协了。
鲁迅肯留下来，是为了林语堂。他说：“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
人事的倾轧，语堂还可以勉强应付，可是国学院的窝里斗，太让人心寒。文科教授们十之*都是林语堂推荐过来的，旁人看来还以为国学院众志成城，林文庆对此也颇为忌惮。可实际上，现代评论派的一些人脚跟都还没站稳，就酝酿起北京的对峙习气，密谋赶走鲁迅和林语堂。林语堂因为佩服胡适，所以对胡适的朋友不偏不倚，结果是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洞悉人情的鲁迅看得很透彻，多次劝语堂去广州。林语堂凭着一股子热情，想为家乡做点事，不愿意无功而返。反过来，语堂还劝鲁迅留下，为改善目前的局面做点努力。
国学院的内部斗争越演越烈，刘树杞又处处刁难，鲁迅呆不下去了，决定去广州大学。
知道鲁迅要走的那个晚上，林语堂吸了一夜的烟。他没有心思欣赏海景，只看到了厦大周围的一大片坟茔。他不相信世界上有鬼，可这两年来，他见到了太多活着的恶鬼。杀死刘和珍、杨德群的刽子手，那些文妖们，还有军阀，厦大争权夺利的小人，哪一个不比鬼更可怕？北京、厦门，哪里又没有鬼的世界？他想哭，可这个心地纯洁的山乡孩子已经哭不出来。林语堂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了《冢国絮语解题》，把黑暗社会比作“冢国”、“鬼蜮国”，“喜欢瞌睡的人尽管瞌睡下去；不喜欢瞌睡而愿意多延长一点半生不死的苦痛的人，也就在冢国里谈谈笑笑。”
《人生的盛宴》 决不做政治家(3)
厦大的学生听说鲁迅要走，揭竿而起，发动了*。昏昏欲睡的厦大发出了醒来后的第一声吼，学生们振臂高呼，要求驱逐刘树杞，“重建新厦大。”
刘树杞机关算尽，总算赶走了鲁迅。可高兴了没几天，自己也被赶走了。
林文庆逃去了南洋，请陈嘉庚出来主持大局。他诬赖说，是因为文理科的相互倾轧导致了这次*。
林语堂心中十分明了，刘树杞逃走了，自己作为文科主任，是惟一的替罪羊，林文庆是不会放过他的。而国学院内部，性急的人甚至已经拟好了林语堂走后的新班子。
这还真是一个鬼冢的世界！
林语堂怀着满腔服务乡梓的热情而来，却落败而去。
然而，他还是停不下来，下一战，是革命的武汉。
1927年3月，林语堂担任了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长，地位仅次于部长陈友仁。
当时，国民革命正值高涨之际，北伐军势如破竹，一路凯歌，打得北方军阀屁滚尿流。普通民众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其中，大家都勒紧了裤带，省下口粮，誓将军阀走狗一网打尽。
在北京，军阀的荒淫无耻，林语堂见得多了，北伐军的胜利，他“满以为中国的新日子已经曙现”。他为革命的热情振奋不已，在厦大冷却的热血又一次沸腾了！
在陈友仁的邀请下，林语堂毫不犹豫地来到了武汉。
来武汉之前，蔡元培劝他：“宁汉对立的局面已经相当明朗，玉堂，你就不要去趟这滩浑水！”
蔡元培是林语堂最敬重的前辈之一，可林语堂犯起倔来，十头骡子都拉不回来。他看到的只有国民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爱国热诚，对隐藏的暗流涌动毫不觉察。林语堂一厢情愿地以为国民革命将会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他要参与其中，让这股历史的洪流洗涤一切的丑恶。
顾不上旅途劳累，语堂一下船，就加入了陈友仁争取租界的斗争。
经过几个月的斡旋，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
真是大快人心！武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庆难得的胜利。
林语堂却高兴不起来。几个月的“衙门”工作，他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投机分子。前一刻称兄道弟，后一刻大棒相加，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向政敌摇尾乞怜，可以出卖盟友、亲人。比起这个浑浊的泥潭，他欲逃之而后快的厦大实在是太干净了！
而他信任的国民政府干起大屠杀来，比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分共”、“清党”一声令下，成千上万战斗在第一线的工农群众就成了刀下冤魂，杀红了眼的军人连手无寸铁的妇孺都不放过。
平时满口高调、大义凛然的革命家们却不知道哪里去了，只有宋庆龄一介女流之辈，大无畏地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反对宁汉合流。
林语堂把她当成了李香君，终生敬仰这位伟大的女性。他说：“她（宋庆龄）是我所奉为中国女界第一人。”
9月，林语堂离开了武汉。距他到任，刚好6个月。
这6个月，是林语堂一生中惟一的官场生涯。他说：
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
林语堂自认为是“吃植物的”，“决不做政治家”成了他终身的宗旨。
北京是回不去了，厦大也回不去了，前进的路已断，后退的路也没有了。但是，天地之大，终归有容身之所，就这样，林语堂来到了上海。
《人生的盛宴》 提倡幽默(1)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大避难所。受军阀威胁的文人教授，被南京政府通缉的左倾作家，包括一些后来成为新中国开国元勋的革命小将，都逃到了上海。这些人都靠笔杆子吃饭，上海的文坛显得异常的热闹和活跃。
略作安顿后，林语堂就兴冲冲地来到爱多亚路的共和旅馆里。他急忙推开房门，在里面等待已久的鲁迅迅速地站起来，两位“语丝”战友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自厦门一别，两人已经9个月没有见面了。
孙伏园兄弟也来了。
当晚，几人畅谈到深夜。
林语堂讲起在武汉官场的所见所闻，苦笑着说，足以写一本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
大家还谈起了今后的打算。林语堂早就谋划过了，他说：“现在形势太差，做什么都不长久，我就写点稿子，当个所谓的作家吧！”鲁迅很赞同，他也打算贩文为生。
虽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然而林语堂的文名毕竟不如鲁迅，在名流云集的上海，他的稿子并不那么受追捧。稿费不足，林语堂的生计成了问题。
蔡元培真是古道热肠，又出手帮忙了。他当时是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听说语堂有困难，就聘请林语堂做研究院的英文编辑。这是个闲职，没有具体的工作，俸禄却每月有300个光洋。
有了这笔人情月俸，林语堂把翠凤和女儿们接了过来，真正在上海安家了。
他住在愚园路，和蔡元培家很近，每天两人乘一辆小汽车上班。语堂敬佩蔡元培，有什么就说什么，蔡元培总是颔首笑道：“嗯，你说得不错。”他慨叹道：“果然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辈，说话总是低微的声音，待人总是谦和温恭，但是同时使你觉得他有临大节凛然不可犯之处。”
1928年6月，鲁迅和郁达夫合办了《奔流》月刊。语堂在上面发表了生平惟一的独幕悲喜剧《子见南子》。这个剧本讲的是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孔子的故事。语堂从自己的理解出发，把孔子写成了一个乐天派的幽默家，有很多趣事，常和学生开玩笑。
结尾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孔丘：我不知道，我还得想一想……（沉思着）……如果我听了南子的话，受南子的感化，她的礼，她的乐……男女无别，一切解放自然……（瞬间现狂喜之色）……啊！不，（面色黯淡而庄严）不！我走了！
子路：哪里去？
孔丘：不知道。离开卫，非离开不可！
子路：夫子不行道救天下百姓了吗？
孔丘：我不知道。我先要救我自己。
一本正经、无欲无求的圣人在纵情和守礼中进行激烈的思想挣扎，这一幕笑煞了读者。
剧本一出，各地的剧团、学校争相排演。
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也排演了这幕剧。《子见南子》已在上海公演过，虽然复古派骂声一片，但也没有出大乱子。可第二师范的校址在孔子的老家曲阜。校长宋还吾受业于北大，积极反对旧文化，常发动学生在孔庙墙上贴大字报，“打倒孔家店”、“打倒旧道德”等，和孔子的后代族人关系闹得很僵。
《子见南子》上演后，孔姓六十户族人大怒，联名上告宋还吾。他们直接呈文蒋介石，要政府还孔姓一个公道。孔姓人不乏文章出众之辈，呈文写得声泪俱下：
学生扮作孔子，丑末角色，女教员装作南子，冶艳出神，其扮子路者，具有绿林气概。而南子所唱歌词，则诗经风桑中篇也，丑态百出，亵渎备至，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上坟，亦不是过。凡有血气，孰无祖宗？敝族南北宗六十户，居曲阜者人尚繁伙，目见耳闻，难再忍受。……似此荒谬绝伦，任意漫骂，士可杀不可辱，孔子在今日，应如何处治？
这件事轰动了朝野内外。很多南京政府的要人都参与进来，办不办宋还吾成了争论的焦点。*长蒋梦麟认为孔氏族人是借题发挥，但是工商部长孔祥熙力主严办。宋还吾准备了长篇的自辩状，据理力争，结果还是砸了饭碗。
在新文化运动10年后，《子见南子》事件居然还以“宗姓大胜”而告终，林语堂实觉荒谬，他说：
这出戏剧，居然能在曲阜扮演，扮演孔二者又是他老先生的圣裔。这种时势，似乎可给两年前在对洋大人声明，孔教不合于今日，惟有耶教最“亨”，而今年却在大声疾呼提倡礼教的贵人，及一班扶翼世教之徒，一个深思猛省的机会吧！
福祸相依。
《子见南子》输了，林语堂却赢了。他的名字一下子红遍了十里洋场，声名大振。《中国评论周报》英文版请他做专栏作家，专写一些评论短文。林语堂的小品文取材包罗万象，写得妙趣横生，茶余饭后读来，满口余香。这些文章又掀起了一个小小的林语堂热，人们都想先睹为快。
一年半后，语堂成了《中国评论周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上百篇“小评论”。这段写作经历，直接催生了一个横跨东西半球的幽默大师。
1932年的盛夏，同往常一样，在时代书店老板劭洵美的客厅里，一群标榜不左不右的自由主义文人凑在一起，闲聊解闷。
这本是很普通的一次聚会。参加的人也都是常来的那几位，如章克标、林徽音、李青崖等。抽着烟斗，发言最多的那个就是林语堂。
《人生的盛宴》 提倡幽默(2)
大伙儿扯着那说不完的话题，从国家谈到民族，从天气谈到吃饭。要是有人偶出妙语，大伙就鼓掌叫好。
忽然有人提出：“咱们反正这么闲，不如出本刊物，发发牢骚，解解闷气。”
在座的人一听，都热情地赞同。劭洵美说：“发行、推销都是现成的，就由时代书局来办。”
章克标是时代书局的总经理，凭着多年的从商经验，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个不错的点子，很有做头。他简单地分析了一下时下的流行刊物，然后说：“我们的刊物要一炮打响，出奇制胜，一定要有一个好名字！”
说起来很容易，可定起名字来，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问题的关键出在林语堂身上。他说，既然是咱们自己人办的杂志，这个名字一定要雅俗共赏，有吸引力、号召力，要喊得响、站得起，而且惊人又迷人，又是大家熟悉的。
不管什么名字，语堂总觉得差点什么，一口反对。他自己提的名字，又不能让大家都满意。
到最后，刊物的其他程序都定好了，就是刊名，大家还是争来争去。劭洵美又请来潘光旦、叶超公等十来人，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咱们这么多臭皮匠，就不信想不出个好名字来！”
林语堂还是左挑右拣。
章克标急了，名字定不下来，这刊物也迟迟出不了，拖一天，就赔进一天的成本啊。他说：“玉堂，你也太猖狂了，别人的名字你不满意，你又提不出好刊名，我看，干脆叫《林语堂》，你才满意吧！”
林语堂敲着烟斗，正想辩解。章克标突然一拍脑袋，“慢着，‘林语’，‘林语’——论语，对，就叫《论语》，怎么样？”
“好名字！”林语堂激动地站了起来。
章克标的建议博得了满堂彩，久不能定的刊名终于定下来了。
在众人的推荐下，林语堂担任了《论语》的主编。他制订了《论语社同人戒条》：
一、不反革命。
二、不评论我们看不起的人……但我们所爱护的，要尽量批评（如我们的祖国，现代武人，有希望的作家，及非绝对无望的革命家）。
三、不破口大骂（要谑而不虐，尊国贼为父固不可，名之为王八蛋也不必）。
四、不拿别人的钱，不说他人的话（不为任何方作有津贴的宣传，但可做义务的宣传，甚至反宣传）。
五、不附庸风雅，更不附庸权贵（决不捧旧戏明星，电影明星，交际明星，文艺明星，政治明星，及其他任何明星）。
六、不互相标榜，反对肉麻主义（避免一切如“学者”、“诗人”、“我的朋友胡适之”等口调）。
七、不做痰迷调；不登香艳词。
八、不主张公道，只谈老实的私见。
九、不戒癖好（如吸烟、啜茗、赏梅、读书等），并不劝人戒烟。
十、不说自己的文章不好。
9月16号，《论语》创刊号即将付梓，忙得焦头烂额的林语堂才突然发现忘了请人题刊头。
对一本杂志而言，刊头是门面，是第一眼印象，万万马虎不得。上海略有影响力的杂志都是备重金，请有名的书画家题字，以便扩大影响力。
章克标急得团团转，就要拿去工厂印刷了，一时半会找谁来题字？
“要不，暂时用老宋体充充数？”章克标说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林语堂吸了一口烟，“不行！”这本杂志他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决不能临门一脚踢叉了。
他拿出宣纸，闭眼凝神一刻，提笔写了“论语”二字。
“郑孝胥的字？”章克标又惊又喜，“玉堂，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
原来，林语堂平时好练毛笔，常在家里模仿名满上海的郑体字，已经有七八分神似，现在是好刀用在了刃上，解了燃眉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