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人看了看他。他曾经打算撒谎、吹牛或是怒气冲冲一言不发。但是总统脸上那亲切的聪明却叫他放下心来。他决心直截了当说真话。“不喜欢。”他摇摇头。
伯纳吃了一惊，满脸惶恐。总统会怎么想呢？给他安上个罪名，说他跟不喜欢文明的人做朋友——而且是在总统面前，不是在别人面前公开表示，太可怕了。“可是，约翰……”他说话了。但穆斯塔法·蒙德瞄了他一眼，他便卑微地闭了嘴。
“当然，”野蛮人继续交代，“有一些很好的东西。比如空中的音乐……”
“有时候千百种弦乐之音会在我耳里缭绕不去，有时又有歌声。”总统说。
野蛮人的脸突然焕发出了欢乐的光彩。“你也读过莎士比亚？”他问道，“我还以为这本书在英格兰这地方没有人知道呢。”
“几乎没有人知道，我是极少数知道的人之一。那书是被禁止的，你看。但这儿的法律既然是我制定的，我当然也可以不遵守，我有豁免权，马克思先生，他转身对着伯纳，加上一句，”而你，我怕是不能够不遵守。“
伯纳沉入了更加绝望的痛苦之中。
“可是，为什么要禁止莎士比亚呢？”野蛮人问道。由于见到一个读过莎士比亚的人感到兴奋，他暂时忘掉了别的一切。
总统耸了耸肩。“因为莎士比亚古老，那是主要的理由。古老的东西在我们这儿是完全没有用的。”
“即使美也没有用？”
“特别是美的东西。美是有吸引力的，而我们却不愿意让人们受到古老的东西吸引。我们要他们喜欢新东西。”
“可这些新东西却那么愚蠢而且可怕。那些新戏里除了飞来飞去的直升机和叫你感觉得到的接吻，什么都没有。”他做了个鬼脸。“山羊和猴子，”他只有通过《奥塞罗》才能找到表达他的轻蔑和憎恶的词语。
“可爱的、驯服的动物。”总统喃喃地插嘴道。
“你为什么不换个办法，让他们看看《奥塞罗》？”
“我已经告诉过你，《奥塞罗》太古老。何况他们也读不懂。”
是的，说得对。他想起赫姆霍尔兹曾经怎样嘲笑过《罗密欧和朱丽叶》“那么，”他停了一会儿说，“弄点他们能够懂的新东西，要像《奥塞罗》那样的。”
“我们想写的正是这种东西。”长时间的沉默，赫姆霍尔兹插嘴，打破沉默说。
“可那是你绝对写不出的东西，”总统说，“因为，那东西如果真像《奥塞罗》就没有人懂，不管它有多新。而且如果它是新的，就不可能像《奥塞罗》”
“为什么？”
“对，为什么？”赫姆霍尔兹也问。他也已忘掉了自己的狼狈处境。可伯纳对处境却牢记在心。他又着急又害怕，铁青着脸。别的人没有理他。“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世界跟《奥塞罗》的世界不同。没有钢你就造不出汽车，没有社会的动荡你就造不出悲剧。现在的世界是稳定的；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要什么有什么，得不到的东西他们绝不会要。他们富裕，他们安全，他们从不生病，也不怕死；他们快快活活，不知道激情和衰老；没有什么爸爸妈妈来给他们添麻烦；也没有妻室儿女和情人叫他们产生激情；他们的条件设置使他们实际上不能不按条件为他们设置的路子行动。万一出了事还有唆麻——那就是你以自由的名义扔到窗外去的东西，野蛮人先生，自由！”他哈哈大笑。“想叫德尔塔们懂得什么叫自由！而现在又希望他们懂得《奥塞罗》！我的好孩子！”
野蛮人沉默了一会儿。“可是《奥塞罗》是好的，《奥塞罗》要比感官电影好。”
“当然要好，”总统表示同意，“可那正是我们为安定所付出的代价。你不能不在幸福和人们所谓的高雅艺术之间进行选择。我们就用感官电影和馨香乐器代替了艺术。”
“可那些东西什么意思都没有。”
“意思就在它们本身。它们对观众意味着大量的感官享受。”
“可是，它们是……是一个白痴所讲的故事。”
总统哈哈大笑。“你对你的朋友华生先生可不太礼貌，他可是我们一个最杰出的情绪工程师呢……”
“可是他倒说对了，”赫姆霍尔兹阴郁地说，“无事可写却偏要写，确实像个白痴……”
“说个正着，但是那正好要求最巨大的聪明才智，是叫你使用少到不能再少的钢铁去制造汽车——实际上是除了感觉之外几乎什么都不用，却制造着艺术品。”
野蛮人摇摇头。“在我看来这似乎可怕极了。”
“当然可怕。但是跟受苦受难的太高代价比起来，现实的幸福看起来往往相当廉价。而且，稳定当然远远不如动乱那么热闹；心满意足也不如跟不幸做殊死斗争那么动人；也不如抗拒引诱，或是抗拒为激情和怀疑所颠倒那么引人入胜。幸福从来就不伟大。”
“我看倒也是的，”野蛮人沉吟了一会儿说，“可难道非弄得这么糟糕，搞出些多生子来不行吗？”他用手摸了摸眼睛，仿佛想抹掉装配台上那一大排一大排一模一样的林儒|Qī-shū-ωǎng|；抹掉布冷特福单轨火车站门口排成长龙的多生于群；抹掉在琳妲弥留的床边成群结队爬来爬去的人蛆；抹掉攻击他的那些千篇一律的面孔。他看了看他上了绷带的左手，不禁不寒而栗。“恐怖！”
“可是用处多大！你不喜欢我们的波坎诺夫斯基群，我明白；可是我向你保证，是他们形成了基础，别的一切都是建筑在他们身上的。他们是稳定国家这架火箭飞机，使之按轨道前进的方向陀螺仪。”那深沉的声音令人惊心动魄地震动着；激动的手势暗示着整个宇宙空间和那无法抗拒的飞行器的冲刺。穆斯塔法裳德解说的美妙几乎达到了合成音乐的标准。
“我在猜想，”野蛮人说，“你为什么还培育这样的人呢？——既然你从那些瓶子里什么东西都能得到，为什么不把每个人都培养成阿尔法双加呢？”
穆斯塔法·蒙德哈哈大笑。“因为我们不愿意叫人家割断我们的喉咙，”他回答，“我们相信幸福和稳定。一个全阿尔法社会必然动荡而且痛苦。你想象一座全是由阿尔法组成的工厂吧——那就是说全是由各自为政，互不关心的个体组成的工厂，他们遗传优秀，条件设置适宜在一定范围内自由进行选择，承担责任。你想象一下看！”他重复了一句。
野蛮人想象了一下，却想象不出什么道理来。
“那是荒谬的。硬叫按阿尔法标准换瓶和按阿尔法条件设置的人干爱扑塞隆半白痴的工作，他是会发疯的——发疯，否则他就会砸东西。阿尔法是可以完全社会化的——但是有个条件：你得让他们干阿尔法的活。爱扑塞隆式的牺牲只能由爱扑塞隆来做。有个很好的理由，爱扑塞隆们并不觉得在做牺牲。他们是抵抗力最小的一群。他们的条件设置给他们铺好了轨道，让他们非沿着轨道跑下可，他们早就命定了要倒霉，情不自禁要跑。即使换了瓶他们仍然在瓶子里——他们被一种看不见的瓶子像婴儿一样、胚胎一样固定。当然，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总统沉思地说，“都是在一种瓶子里度过的。可我们如果幸而成了阿尔法，我们的瓶子就相对而言比较广阔。把我们关在狭窄的空间里我们就会非常痛苦。理论上很明显，你不能把高种姓的代香摈加过低种姓的瓶子里。而在实践上，也已经得到了证明。塞浦路斯实验的结果是很有说服力的。”
“什么实验？”野蛮人问。
穆斯塔法·蒙德微笑了。“你要是愿意可以称之为重新换瓶实验。是从福帝纪元四七三年开始的。总统清除了塞浦路斯岛上的全体居民，让两万两千个专门准备的阿尔法住了进去。给了他们一切工农业设备，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结果跟所有的理论预计完全吻合。土地耕种不当；工厂全闹罢工；法纪废弛；号令不行。指令做一段时间低级工作的人总搞阴谋，要换成高级工种。而做着高级工作的人则不惜一切代价串联回击，要保住现有职位。不到六年功夫就打起了最高级的内战。等到二十二万人死掉十九万，幸存者们就向总统们送上了请愿书，要求恢复对岛屿的统治。他们接受了。世界上出现过的唯一全阿尔法社会便是这样结束了。”
野蛮人深沉地叹了一口气。
“人口最佳比例是”，穆斯塔法·蒙德说，“按照冰山模式——九分之八在水下，九分之一在水上。”
“水下的人会幸福吗？”
“比水上的人幸福。比你在这儿的两位朋友快乐，比如。”他指着他们俩。
“尽管做着那种可怕的工作！”
“可怕？他们并不觉得可怕。相反倒喜欢。因为清闲呀，简单得像小孩的玩意。不用训练头脑和肌肉。七个小时半不算繁重的劳动，然后有定量的唆麻、游戏、不受限制的性交和感官电影。他们还会有什么要求？不错，”他说下去，‘她们可能要求缩短工作日。我们当然能够给他们缩短。从技术上讲，要把低种姓人的工作日缩短为三四个小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他们会因此而多一些幸福吗？不，不会的。一个半世纪多以前曾经做过一次实验。爱尔兰全部改成每天四小时。结果如何？动荡不安和更高的唆麻消费，如此而已。那多出来的三个半小时空闲远远不足以成为幸福的根源，却使得他们不得不休唆麻假。发明局里塞满了减少劳动的计划，有好几千。“穆斯塔法·蒙德做了一个手势，表示很多。”我们为什么不实行？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拿过多的余暇折磨他们简直就是残酷。农业也一样。只要我们愿意，每一口食物都可以合成。但是我们不干。我们宁可把三分之一的人口保留在土地上，那是为了他们好，因为从土地上取得食物比从工厂要慢。而且我们还得考虑到稳定，不想变。每一次变都威胁稳定。那是我们很不愿意应用新发明的又一个原因。纳科学的每一个发现都具有潜在的颠覆性。就连科学有时也得被看做可能的敌人。是的，就连科学也如此。“
“科学？”野蛮人皱了皱眉头。他知道这个字，可说不清它究竟是什么意思。莎士比亚和印第安村庄的老人就从来没有提起过科学。从琳妲那里他也只归纳出了一点最模糊的印象：科学是你用来造直升机的东西，是让你嘲笑玉米舞的东西，是让你不长皱纹不掉牙齿的东西。他竭尽全力想抓住总统的意思。
“不错，”穆斯塔法·蒙德说，“那是为稳定所付出的又一项代价。跟幸福格格不入的不光是艺术，而且有科学。科学是危险的，我们得给它小心翼翼地套上笼头，拴上链子。”
“什么！”赫姆霍尔兹吃了一惊，说，“可我们一向都说科学就是一切。那已经是睡眠教育的老调了。”
“十三点至十七点，每周三次。”伯纳插嘴道。
“还有我们在大学里所做的一切宣传……”
“对，可那是什么样的科学？”穆斯塔法·蒙德尖刻地说。“你们没有受过科学训练，无法判断。我原来可是个出色的物理学家，可是太善良——我不明白我们所有的科学都不过是一本烹饪书。书上的正统烹饪理论是不容许任何人怀疑的。而有一大批烹调技术不经过掌勺师傅批准是不许写进书里去的。我现在做了掌勺师傅，但以前也曾经是个爱刨根问底的洗碗小工。我开始自己搞一些非法的、不正统的、不正当的烹调。实际上是真正的科学实验。”他沉默了一会儿。
“后来怎么啦？”赫姆霍尔兹·华生问。
总统叹了一口气。“几乎跟你们面临的遭遇一样，年轻人。我几乎给送到了一个小岛上。”
一句话吓得伯纳魂不附体，做出了不体面的过分行为。
“送我到岛子上去？”他蹦了起来，穿过屋子，来到总统面前比划着。“你不能够送我去，我什么也没有做，都是别人做的，我发誓是这样的。”他指着赫姆霍尔兹和野蛮人。“啊，请别把我送到冰岛去。该做什么我保证都做。再给我一个机会吧，求求你啦！”他连眼泪都流出来了。“告诉你吧，那都得怪他们，”他抽泣了起来，“别让我去冰岛。啊，求您了，总统福下。求……”他卑劣的情绪发作，跪倒在总统脚前。穆斯塔法·蒙德想扶他起来，他却赖在地上不动，咿咿唔唔说个没完。最后总统只好按铃叫来了他的第四秘书。
“带三个人来，”他命令道，“把马克思先生带到寝室去，给他一剂唆麻雾，送他上床，让他睡。”
第四秘书出去了，带回来三个穿绿色制服的多生子下人。伯纳叫喊着抽泣着被带了出去。
“人家还以为要割他的喉咙了呢，”门关上时总统说，“不过他如果有一点点头脑也会明白，这种处分其实是一种弥补。他要被送到一个岛子上去，那就是说他要被送到一个他可以遇见世界上最有趣的男男女女的地方去。那些人都是因为某种原因而特别自觉地独行其是的，他们跟社会生活格格不入，对正统不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总而言之都算得个角色。我几乎要妒忌你呢，华生先生。”
赫姆霍尔兹笑了。“那你现在为什么不是在一个岛上呢？”
“因为我最终选择了这儿，”总统回答，“他们曾经给过我选择：是被送到一个岛子上去继续搞我的纯科学，还是进入总统委员会——其远景是在适当的时候继任总统。我选择了这个，放弃了科学。有时候，”他说，“我为放弃了科学感到遗憾。幸福是一个很难服侍的老板——特别是别人的幸福。如果一个人并没有特别设置得可以接受幸福而不提出疑问，那么幸福就比真理还要难服侍得多。”他叹了一口气，又沉默了。然后才以较为活泼的口气说下去。“好了，职责就是职责。应该如何选择是无法讨价还价的。我对真理感到兴趣，我喜欢科学。但是真理是一种威胁，科学危害社会。它的危害之大正如它的好处。它给了我们历史上最平衡的稳定。跟我们的稳定相比，中国的稳定也只能算是最不可靠的。即使原始的母系社会也不会比我们更稳定。我再说一句，我们要感谢科学。但是我们不能让科学破坏它自己办成的好事。因此我们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它的研究范围——正是因此我几乎被送到岛子上去了。除了当前最急需的问题，我们都不让科学处理。其他的一切探索都要非常小心谨慎地遏制，”他沉吟了一会，又说，“读一读我主福帝时代的人所写的关于科学进步的文章是很有意思的，”他停了一下又说，那时候的人似乎想象科学是可以肆无忌惮、无限制地进行下去的，知识是最高的善，真理是最高的价值，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从属的。不错，甚至在那时候观念就已经开始改变。我主福帝就曾经做过极大的努力，要把强调真与美转轨为强调舒适和幸福。大规模生产需要这种转轨。众人的幸福能让轮子稳定地运转；而真与美不行。而且，当然，只要是群众掌握了政权，重要的就会是幸福而不是真与美。但是，尽管如此，那时还是允许无限制地进行科学研究的。人们还在谈着真与美，仿佛它们就是最高的善，直谈到九年战争之前。是那场战争让他们彻底改变了调子。炭疽杆菌炸弹在你周围爆炸，真呀美呀知识呀对你还有什么意思？就从那时开始科学第一次受到了控制——九年战争之后，那时候人们还准备好了连裤带都勒紧呢。为了安定的生活什么都是可以放弃的。我们进行了控制。当然，那对真理不算太好，对幸福却大有好处。有所得必须有所失嘛，获得幸福是要付出代价的。你就要付出代价了，华生先生——因为对美的兴趣太浓而付出代价。我曾经对真理的兴趣太浓，我也曾经付出过代价。“
“可是你并不曾到海岛上去。”野蛮人说，打破了长久的沉默。
总统笑了。“我的代价是：为幸福服务。为别人的幸福，不是为我自己的幸福服务。幸运的是，”他停了一会儿又接下去，“世界上有那么多海岛。要是没有那么多海岛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看来只好把你们全送进毒气室了。附带说一句，你喜欢不喜欢赤道气候？比如马奎萨斯群岛或是萨莫亚岛。或是别的更能够刺激你的地方？”
赫姆霍尔兹从他的气垫椅上站了起来。“我宁可选一个气候极端恶劣的地方，”他回答，“我相信恶劣气候会使我写得更好。比如，常常有狂风暴雨……”
总统点头表示赞许。“我就喜欢你这种精神，华生先生，的确非常喜欢。其程度不亚于我从我的职位上反对它，”他微笑了。“那么福克兰岛怎么样？”
“好，我看可以，”赫姆霍尔兹回答，“现在，你如果不介意的话，我要去看看可怜的伯纳怎么样了。”
第十七章
“艺术，科学——你好像为你的幸福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只剩下他们俩时，野蛮人说，“还付出了别的什么吗？”
“当然，还有宗教。”总统回答，“以前曾经有过一种叫做上帝的东西。那是在九年战争以前。不过我忘了：关于上帝你是知道的，我估计。”
“啊……”野蛮人犹豫了，他想谈谈孤独，夜，月光下的苍白的石源，悬崖，谈一谈往阴影里的黑暗中跳下去和死亡。他想谈，但是找不出话来表达，甚至用莎士比亚也无法表达。
这时总统已走到屋子另一边，开始打开一个嵌在书架间的墙壁里的保险箱。沉重的门一晃，开了，总统伸手在黑暗里摸索，“这是一个，”总统说，“我一向很感兴趣的题目。”他抽出一本黑色的厚书。“你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吧？比如。”
野蛮人接了过来，“《圣经·新旧约全书》，”他念著书名页。
“这书也没有读过吧？”哪是一本小书，封面没有了。
“《追效基督》。”
“这书也没有吧？”他又递给他一本。
“《宗教体验种种》，威廉·詹姆斯作。”
“我还有很多，”穆斯塔法·蒙德说下去，“一整套猥亵的古书。保险箱里放着上帝，书架上放着福帝，”他指着他自称的图书馆——那一架架的书，一架架的阅读机线圈和录音带盘——哈哈大笑。
“可你既然知道上帝，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野蛮人义愤填膺，问，“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有关上帝的书给他们读？”
“理由跟不让他们读《奥塞罗》一样，古老了。那是几百年前关于上帝的书，不是关于今天的上帝的书。”
“上帝可是不会变的。”
“但是人会变。”
“那能有什么区别？”
“有天大的区别。‘穆斯塔法橡德说着又站了起来，走到保险箱前。”有个人叫纽曼主教，“他说，”是个红衣主教，“他解释道，”也就是社区首席歌唱家一流的人物。“
“哦，美丽的米兰的潘杜尔夫，红衣主教，”我在莎士比亚里面读到过。“
“你当然读到过。好了，我刚才说到，有个人叫纽曼红衣主教。啊，就是这本书。”他抽了出来。“我要谈纽曼的书，也想谈谈这一本书，是一个叫麦因·德·毕兰的人写的。他是个哲学家——你要是知道什么是哲学家的话。”
“就是能梦想出许多东西的人，梦想的东西比天地间的事物还多。”野蛮人立即回答。
“说得很对，我马上就给你念一段他确实梦想出的东西。现在你听一听这位古时候的首席歌唱家的话。”他在夹了一张纸条的地方翻开，读了起来，“我们并不比我们所占有的东西更能够支配自己。我们并没有创造出自己，也无法超越自己。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上帝的财富。这样来看问题难道不是我们的一种幸福吗？认为自己能够支配自己能得到幸福吗，能得到安慰吗？少年得志的人可能这样想，以为能使一切事物按他们的想法及方式做很了不起，不必依靠任何人。对视野以外的东西一律不予考虑，不必因为总需要感谢别人，征求别人的意见，总需要祈祷而烦恼。可惜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少年得志的人也必然会跟别人一样发现，人未必是天生独立的——独立状态并不是自然状态。独立在一定时间内也许可能，却无法使我们平安到达目的地……”穆斯塔法·蒙德停了停，放下第一本书，拿起了第二本翻着。“就拿这一段为例，”他说，然后就以他那深沉的声音念了起来，“人是要衰老的；他从内心强烈地感到衰弱、阴暗、烦恼，这种感觉是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最初有这种感觉时他以为是病了，以为这种痛苦处境是某种特殊原因造成的，用这种想法来减少恐惧。他希望那病跟别的病一样，能够治好。这是幻想！那病叫做衰老，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病。有人说对死亡和死亡后的恐惧使人到老年之后转向宗教，但是我自己的体会使我深信：宗教情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与这一类的恐惧或想象并无关系。宗教情绪会发展，因为那时激情平静了，幻想和感受力随之减弱，难于唤起，于是理智活动受到的干扰减少，能引起人们的想象、欲望和妄想的东西对理智的影响也减少，这样上帝就出现了，宛如云开日出。我们的灵魂感觉到了，看见了，向诸般光明的源头转了过去——很自然地，无可避免地转了过去。因为现在给予感官世界以生命和勉力的东西已经被筛掉，离开了我们；那惊人的存在现在已不再受到内在和外在印象的支持；我们感到需要依靠一种永恒的东西，一种永远不会欺骗我们的东西——一种现实，一种绝对的永恒的真理。是的，我们无可逃避地要转向上帝。因为这种宗教情绪的本质是如此纯洁，使能够体会到它的灵魂如此愉悦，可以弥补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损失。”穆斯塔法蒙德合上书，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天地之间有一种哲学家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存在，那就是我们，（他挥舞着一只手）就是我们这个现代的世界。你只能在获得青春和昌盛之时对上帝独立。独立并不能把你安全地送到最后。可是我们却自始至终得到了青春和繁荣，随之而来的能有什么？显然我们是能够独立于上帝之外的。‘宗教情绪将弥补我们的一切损失。’可是我们并没有需要弥补的损失；宗教情绪是多余的东西。既然青年时期的欲望全都可以满足，为什么还要寻求那欲望的代用品呢？既然我们能够从自古以来的种种胡闹活动获得尽情的享受，为什么还要追求那类娱乐的代用品呢？既然我们的身心都能在活动中不断获得愉悦，为什么还要休息呢？既然我们有唆麻，为什么还需要安慰呢？既然我们已经获得了社会秩序，为什么还需要追求永恒呢？”
“那么你认为上帝是没有的？”
“不，我倒认为上帝十之八九是有的。”
“为什么？……”
穆斯塔法·蒙德打断了他的话。“但是上帝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在现代期以前上帝的表现正如这本书里所描述的。可是现在……
“可是现在上帝是怎样表现自己的呢？”野蛮人问。
“喔，他表现为一种虚无的存在；仿佛根本不存在。”
“那可是你们的错。”
“把它叫做文明的错吧。上帝跟机器、科学医药和普遍的幸福是格格不入的。你必须做出选择。我们的文明选择了机器、医药和幸福。因此我就把这些书锁进了保险箱。|奇*.*书^网|它们肮脏，会吓坏人的……”
野蛮人打断了他。“可是，感到上帝的存在不是很自然的吗？”
“你倒不如问：穿裤子拉拉链不也是很自然的吗？”总统尖刻地说，“你叫我想起了另外一个这样的老头，他叫布拉德利。他对哲学下的定义是：为自己出于本能所相信的东西寻找出的蹩脚的解释！仿佛那时人们的信仰是出于本能似的！一个人相信什么是由他的条件设置决定的。找出些蹩脚理由为自己因某种蹩脚理由相信的东西辩护——那就是哲学。人们相信上帝因为他们的条件设置使他们相信。”
“可是情况还是一样，”野蛮人坚持不懈，“在孤独的时候你就相信上帝，当你很孤独，在夜里，思考着死亡的时候。”
“可是现在人们是决不会孤独的，”穆斯塔法蒙德说，“我们把他们制造得仇恨孤独；我们为他们安排的生活使他们几乎不可能孤独。”
野蛮人神色暗淡地点了点头。他在马尔佩斯感到痛苦，因为人家把他孤立于村庄活动之外；而在文明的伦敦他也感到痛苦，却是因为无法逃避社会活动，无法获得平静的孤独。
“你记得〈李尔王〉里的那段话吗？”野蛮人终于说道，“诸神是公正的，他们使我们的风流罪过成为惩罚我们的工具；他在黑暗淫亵的地方生下了你，结果使他失去了他的那双眼睛。这时爱德蒙回答道——你记得，他受了伤，快要死了，‘你说得不错，大道的车轮已经循环了过来，所以有了我。’这怎么样？这不很像有一个掌握万物的上帝在奖善惩恶吗？”
“真的吗？”这一回是总统提问了。“你可以跟一个不孕女尽情地寻欢作乐，决不会有被你儿子的情妇剜去双眼的危险。‘车轮循环过来了，所以有了我。’现在的爱德蒙会怎么样呢？他坐在气垫椅里，搂着姑娘的腰，嚼着性激素口香糖，看着感官电影。诸神无疑是公正的，但是他们的法律归根到底却是由社会的组织者口授的；上帝接受着人的指令。”
“你有把握？”野蛮人问，“你有充分的把握坐这儿气垫椅里的爱德蒙不会遭到跟那个爱德蒙同样严厉的惩罚？——那个受伤流血快要死去的爱德蒙。诸神是公正的……他们难道不会因为他寻欢作乐、成为邪恶的工具而贬斥他？”
“在什么地方贬斥他？作为一个快乐、勤奋、消费着商品的公民，这个爱德蒙无懈可击。当然，如果你要采用跟我们不同的标准，你也许可以说他被贬斥了。但是我们应该坚持同一套规则，不能按玩汪汪狗患离心球的规则玩电磁高尔夫。”
“但是价值不能够凭私心的爱憎决定；”野蛮人说，“一方面这东西的本身必须确有可贵之处，另一方面它还必须为估计者所重视。它的价值必须这样来确定。”
“好了，好了，”穆斯塔法·蒙德抗议了，“这不离题太远了吗？”
“如果你让你自己想到上帝，就不会让自己因为风流罪过而堕落。你必须有理由耐心地承担一切和鼓起勇气做事。这，我在印第安人身上看见过。”
“我肯定你看见过，”穆斯塔法·蒙德说，“但我们不是印第安人，我们没有必要让文明人承担什么严重的折磨。至于鼓起勇气做事——福帝禁止这种念头进入人们的头脑。如果每个人都独行其是，整个社会秩序就会叫打乱了。”
“那么对自我否定你们又怎么看呢？既然有上帝，你们也就有自我否定的理由。”
“但是必须取消了自我否定才会有工业文明。必须自我放纵到卫生和经济所能容忍的最高限度，否则轮子就会停止转动。”
“你们有理由需要贞操！”野蛮人说，说时有点脸红了。
“但是贞操意味着激情，意味着产生神经衰弱而激情和神经衰弱却意味着不安定；从而意味着文明的毁灭。没有大量风流罪过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文明。”
“但是上帝是产生一切高贵、善良和英勇的东西的原因。如果你们有上帝的话……”
“亲爱的年轻朋友，”穆斯塔法·蒙德说，“文明绝对不需要什么高贵和英雄主义。这类东西都是没有政治效率的病症。在我们这样的有合理组织的社会里，没有人有机会表现高贵或英勇。这种机会只能够在环境完全混乱时出现：在战争的时候，在派别分化的时候，在需要抵制诱惑的时候，在争夺或保卫爱的对象的时候——显然，在那种时候高贵和英雄主义才会有点意义。可是现在是没有战争的。我们为防止对某一个对象爱得太深，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我们这里没有派别分化这个东西。你的条件设置又让你忍不住要做你应该做的事；而你应该做的事总体说来又是非常愉快的，能够让你任意发泄你的种种自然冲动，实际上不存在需要你去抵抗的诱惑。即使由于某种不幸的意外确实出现了不愉快的事情，那好，还有唆麻让你远离现实去度唆麻假；永远有唆麻可以平息你的怒气，让你跟敌人和解，让你忍耐，让你长期承受痛苦。在过去，你得做出巨大的努力，经受多年艰苦的道德训练；现在只需吞下两三个半克的唆麻就行了。现在谁都可以道德高尚，一个瓶子就可以装下你至少一半的道德，让你带了走。没有眼泪的基督教——唆麻就是这种东西。”
“但是眼泪是需要的。你还记得〈奥塞罗〉的话吧？要是每一次暴风雨之后都有这样和煦的阳光，就让狂风恣意地吹，把死亡都吹醒了吧。有一个印第安老人常告诉我们一个故事。是关于玛塔斯吉的姑娘的。小伙子要想跟她结婚必须到她园子里去锄一上午地。锄地好像很容易，但是那儿有许多许多有魔法的蚊子和苍蝇。大部分小伙子都受不了叮咬，可受得住叮咬的却得到了那姑娘。”
“这故事很好听！但是在文明的国家里，”总统说，“你可以用不着替姑娘种地就得到她。也没有苍蝇蚊子叮咬。我们好多个世纪以前就消灭了蚊蝇了。”
野蛮人皱起双眉点了点头。“你们把苍蝇蚊子消灭了，把一切不愉快的东西消灭了，而不是学会忍受它们。‘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面对着苦海，拿起刀子做个一了百了。’可是你们两样都不做。既不‘默然忍受’，也不‘一了百了’。只是把毒箭取消，那太容易了。”
他突然沉默了，想起了他的母亲。琳妲在她三十七层楼上的房间里曾经飘浮在一个弥漫着歌声的海里，那儿有光明和麝香的爱抚——她飘走了，飘到空间以外，时间以外，飘到她的回忆、习惯和她那衰老臃肿的身子的囚车以外去了。而汤玛金，以前的孵化及条件设置主任汤玛金，现在还在唆麻假期里——那摆脱羞辱和痛苦的唆麻假里，在一个他听不见嘲弄的话和讽刺的笑，看不见那张奇丑的面孔，感觉不到那两条湿源源的肥胳臂搂住自己脖子的世界里——美妙的世界里……
“你们需要的是，”野蛮人继续说道，“换上点带眼泪的东西。这儿的东西都不如眼泪值钱。”
（“造价一千二百五十万元，”在野蛮人对他提起这话时，亨利·福斯特曾经抗议过，“一千二百五十万元——那是新的条件设置中心的价值，分文不少。”）
“勃勃的雄心振起了他的精神，使他蔑视不可知的结果，为了区区弹丸之地，拼着血肉之躯去向命运、死亡和危险挑战。进里头不是还有点东西吗、”他抬头看着穆斯塔法·蒙德问道，“与上帝无关——当然，上帝也可能是理由之一。危险的生活里不也有点东西吗？”
“有很多东西，”总统回答，“男人和女人的肾上腺素每过一些时候都需要受到点刺激。”
“什么？”野蛮人莫名其妙地问。
“那是身体完全健康的条件之一。因此我们才把接受V．PS治疗定为义务性的。”
“V·P·S？”
“代猛烈情素。每月固定接受一次。我们让肾上腺素弥漫了整个生理系统。从生理上说它完全和恐怖与狂怒相等。它所能产生的滋补效果跟杀死苔斯德蒙娜和被奥塞罗杀死相同，却丝毫没有它的不方便。”
“可是我却喜欢那种不方便。”
“可是我们不喜欢，”总统说，“我们喜欢舒舒服服地办事。”
“我不需要舒服。我需要上帝，需要诗，需要真正的危险，需要自由，需要善，需要罪恶。”
“实际上你要求的是受苦受难的权利。”
“那好，”野蛮人挑战地说，我现在就要求受苦受难的权利。“
“你还没有说要求衰老、丑陋和阳痿的权利；要求害梅毒和癌症的权利；要求食物匮乏的权利；讨人厌烦的权利；要求总是战战兢兢害怕明天会发生的事的权利；要求害伤寒的权利；要求受到种种难以描述的痛苦折磨的权利。”良久的沉默。
“这一切我都要求。”野蛮人终于说道。
穆斯塔法·蒙德耸耸肩，“那就照您的意思办吧。”他说。
第十八章
门半开着，他们俩进来了。
“约翰！”
一种不愉快的、带他的特性的声音从浴室传来。
“出了什么事吗？”赫姆霍尔兹叫道。
没有回答。不愉快的声音又出现了，两次。没有声音了。浴室门咔哒一声开了。野蛮人走了进来，非常苍白。
“我说呀，”赫姆霍尔兹很关心地说，“你脸上的确带病容，约翰！”
“你吃了什么不受用的东西吗？”伯纳问。
野蛮人点点头，“我吃了文明。”
“吃了什么？”
“我中毒了；受了污染。而且，”他放低了声音说，“我吞下了自己的邪恶。”
“不错，可究竟是出了什么事？……我是说你刚才在……？”
“我现在已经清洗了自己，”野蛮人说，“我拿芥末冲温水喝了。”
两人瞪大了眼惊异地望着他。“你是说你是故意那么做的？”伯纳问。
“印第安人就是那么清洗自己的。”他坐了下来，叹了一口气，用手抹了抹前额。“我要休息几分钟，”他说，“我相当疲倦了。”
“喔，这我倒并不意外，”赫姆霍尔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是来告别的。”他换了个口气说了下去，“明天我们就走了。”
“是的，明天我们就走了。”伯纳说。野蛮人在他脸上看见了一种完全决心听天由命的表情。“顺带说一句，约翰，”他说了下去，坐在椅子上，身子前倾，把手放在野蛮人的膝盖上，“我要说明我对昨天发生的事有多么抱歉，”他脸红了，“有多么惭愧，”尽管说时声音颤抖，“事实上是多么……”
野蛮人打断了他的话，动情地抓住他的手，捏了捏。
“赫姆霍尔兹对我好极了，”伯纳停了一下，说了下去，“要是没有他我早就……”
“好了，好了。”赫姆霍尔兹抗议道。
沉默。三个年轻人尽管痛苦，反倒快活起来了，因为他们的痛苦象征了他们对彼此的爱。
“今天早上我去看了总统。”野蛮人终于说话了。
“我问他我是否可以跟你们一起到海岛去。”
“他怎么说？”赫姆霍尔兹迫不及待地问。
野蛮人摇摇头。“他不让我去。”
“为什么不让？”
“他说他想继续做实验。可是我他妈的是不会干的，”野蛮人突然发起脾气来，说，“我才不愿意给他当什么混账的实验品呢。就算全世界的总统都来求我我也不干。我明天也拔腿走人。”
“可是你到哪儿去？”两人同时问。
野蛮人耸耸肩。“哪儿都可以去，我不在乎。只要能够孤独就行。”
下行线路是从纪尔福德沿威谷到果答明，经密尔佛、微太利到哈索密，再穿过彼德菲尔飞向朴茨茅斯。而大体与此平行的上行路线则要经过华波斯顿、同安、帕特南、爱尔丝特和格雷莎等地。这两条线路在野猪背和红鹿头之间有几处地方相距不到六七英里。这个距离对于粗心的驾驶员实在太近——特别是在他们多吞了半克唆麻的晚上。发生了几起事故，严重的事故。于是决定把上行线路往西挪开几公里。这样，在格雷莎和同安就留下了四座灯塔，标志着从朴茨茅斯到伦敦的旧飞行线路。灯塔上的天空宁静寥落。此时直升机正在塞尔波恩、波尔顿和法恩汉上空不断嗡嗡着。轰鸣着。
野蛮人选择的隐居地是耸立在帕特南和爱尔丝特之间的小山顶上的一座旧灯塔。那建筑物是钢骨水泥做的，目前情况依旧良好。野蛮人第一次探索这地方时曾经嫌它太舒服，文明到了几乎奢侈的程度。但他向自己保证一定要以更加严格的自律和更加脱胎换骨的涤罪进行弥补，以此安抚自己的良心。他在隐居地的第一夜故意没有睡觉，只是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跪在地上祈祷，时而向有罪的克劳狄斯曾向它乞求饶恕的天庭祈祷；时而用祖尼语向阿沃纳微罗那祈祷，时而向耶稣和普公祈祷，时而向他的守护生灵鹰隼祈祷。他不时地平伸了双臂，好像上了十字架，许久许久不动，伸得胳臂生疼，越来越疼，疼得发抖，难以忍受。他平伸着手，自愿上了十字架，同时咬紧牙关，痛得汗流满面。“啊，饶恕我吧！啊，保佑我纯洁！帮助我善良！”他一再地说，直到痛得几乎昏死过去。
到了早上，他觉得已经取得了在灯塔里居住下去的权利；尽管那里大部分窗户还有玻璃，而从平台上看出去景色也太美丽。让他选择灯塔的理由几乎立即引导他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他选择到那儿去居住，因为那儿有十分美丽的景物，因为从他那有利的地位看去，似乎可以看见神灵的圣体。可是他是什么样的人，竟然得到如此的娇惯，可以每时每日欣赏如此的美景？他是什么样的人，竟然可以与上帝的圣体生活在一起？他是只配居住在肮脏的猪圈或是地下的黑洞中的。因为长夜的煎熬他的身子仍然僵硬，余痛也还在，也正因此他才觉得良心稍安了。他爬上了塔楼的平台，向旭日东升的光明世界望去：他已经重新获得了在这里居住的权利。北方的景色由野猪背蜿蜒的白里质群山包围。群山东尽头的后方矗立着七座摩天大楼，那就是纪尔福德。野蛮人一见那些大楼便不禁苦笑；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必须与它们和谐相处，因为到了晚上不是它们那些几何图形的星星快活地眨眼，便是它们在泛光的照耀下，像发光的手指指向深杳神秘的天空。那手势的意义在全英格兰除了野蛮人之外恐怕是谁也体会不到的。
帕特南就在峡谷里，在野猪背与他的灯塔所在的小山之间，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九层楼，有圆柱形粮仓，有一个家禽场和一个小小的维他命D工厂。灯塔南面是长满石南的漫长的缓坡，地势渐渐降下去，跟一串池治连在一起。
池沼以外的森林后矗立着一座十四层的爱尔丝特大楼。红鹿头和塞尔波恩在朦胧的英格兰空气里若隐若现，把眼光吸引到浪漫的蓝幽幽的远方。但是吸引野蛮人到他的灯塔来的还不仅是那远景；迷醉他的还有这儿的近景。这森林，这大片大片的石南丛和黄色的金雀花，还有那一片片苏格兰枞树和榉树掩映的闪光的池塘，池塘里的睡莲和一丛丛的灯心草——这些都非常美丽，对习惯于美洲荒漠的枯寂的眼睛它们都是惊人的。何况还有孤独！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没有见到过一个人影。灯塔距离切林十字架只有一刻钟的飞行距离；但是这个苏瑞郡的荒原却比马尔佩斯的群山还要荒凉。人群一批批离开伦敦，却只是去玩电磁高尔夫或是网球。帕特南没有高尔夫球场；最近的瑞曼球场也远在纪尔福。这儿唯一能够吸引人的东西是野花烂漫的景色。既然没有好的理由来此，所以这儿就没有游人光顾。开初的日子野蛮人过着孤独的生活，没有受到干扰。
约翰初到伦敦时领了一笔个人的零用钱，那钱大部分已花在了装备上。离开伦敦之前他买了四条人造毛毯子、粗绳、细线、钉子、胶水、几件工具、火柴（不过他打算到时候就做一个取火钻）、罐子、盘子、二十四袋各类种子和十公斤面粉。“不，不要合成淀粉和废棉代面粉，”他曾经坚持，“尽管那要营养一些。”可是遇见泛腺体饼干和加了维他命的代牛肉时他却在老板的劝说前让步了。现在望着这些罐头他又强烈地谴责起自己的软弱来。可恨的文明产品。他下了决心即使挨饿也不吃那些东西。“那对他们会是一种教育。”他报复地想道。可那对他也会成为一种教育。
他数了数钱，他希望剩下的几个钱能够让他度过冬天。到了明年春天地菜园里的产品就足够让他独立于外部世界了。同时，猎物总是有的。他看见过很多兔子，池塘里还有水鸟。他立即开始做起弓箭来。
灯塔旁边就有白杨树，还有一整林子的樟木，满是直得漂亮的枝条，是做箭杆的好材料。他从砍倒一株小白杨开始，砍出六尺没有分权的树干，削去树皮，然后照老米季马教他的样子，削掉树皮，一刀一刀削掉了白色的木质，削出了一根和他自己一样高的棍子。当中粗些是为了结实，两头细些是为了灵活方便。工作给了他极大的乐趣。他在伦敦度过了几周游手好闲、无事可做的日子，需要什么只需按一下按钮或是拉一拉手柄。现在做起需要技巧和耐心的工作来竟纯粹是一种享受了。
他差不多把根棍子削成了弓体，忽然意识到自己唱起歌来了，吃了一惊。唱歌！他仿佛从外面回来，突然撞上自己在干着坏事而且现场拿获了，不禁惭恧得满脸通红。他到这儿来毕竟不是为了唱歌和享受，而是为了不让文明生活的垃圾继续污染他的；是为了清洗污秽，弥补过失，积极进行弥补的。他惶惑地意识到，在他沉溺于削制弓体的时候，竟然忘记了自己发过誓要随时记住的东西——可怜的琳妲，自己对妲那凶狠的冷酷，还有那些在她死亡的神秘环境里像虱子一样爬来爬去的讨厌的多生子。他们的存在不仅侮辱着他的哀伤和悔恨，而且侮辱了神明。他曾经发誓要记住这些，而且要不断做出补偿。可现在他却在削制弓体的时候竞唱起歌来了，的确唱了……
他进了屋子，打开齐末盒，放进了一些水，在火上煮了起来。
半小时以后，从帕特南同一波坎诺夫斯基小组来的三个德尔塔减农民到爱尔丝特去，偶然看见一个年轻人在山顶上废弃的灯塔外面，光着上身，用一根打结的绳子鞭打着自己。背上横着猩红的鞭痕，一条条鞭痕滴着缕缕的鲜血。卡车司机在路边停了车，跟他的两个同伴一起搭拉了下巴，盯着看这个罕见的奇景。一、二。三，他们数着。打到第八鞭年轻人停止了自我惩戒，跑到树林边去，猛烈地呕吐起来，呕吐完了，回来又抓起鞭子狠打。九、十、十、十二……
“福帝！”驾驶员低声说，他的弟兄们也有同感。
“福帝呀！”他们都说。
三天以后，记者来了，像兀鹰落到了尸体上。
尸体已在鲜叶燃成的文火上烘干，可以用了，野蛮人在忙着做箭杆。三十根樟树条已经削好烤干，用尖利的钉子做了箭镞，弦口也仔细地刻好了。有天晚上他袭击了帕特南家禽场，现在他已经有了足够制造一个武器库的羽毛。第一个记者找到他时他正在往箭杆上安装羽毛。那人的气垫鞋没有声音，悄悄来到了他的身后。
“早上好，野蛮人先生，”他说，“我是《每时广播》的记者。”
野蛮人仿佛叫蛇咬了一口，跳了起来，箭、羽毛、胶水罐和刷子掀了一地。
“请原谅，”记者说，真心地感到过不去，“我不是故意的……”他用手碰了碰帽子边缘——那是一顶铝制的烟囱帽，镶嵌了无线电收发报机。“请原谅我不能脱帽致敬，”他说，“帽子有点重。噢，我刚才在说，我代表《每时广播》……”
“你要干什么？”野蛮人皱着眉头问。记者用他最讨好的微笑回答。
“当然，我们的读者会非常感到兴趣的，如果……”他把脑袋偏到一边，微笑得几乎有点献媚的意思。“只需要你说几句话，野蛮人先生。”他做了几个礼貌性的手势，迅速把两根电线解开（电线连．接着系在腰间的移动电池上），分头插进他那铝制帽子的两侧。然后碰了碰帽子顶上一根弹簧，呛，一根天线射了出来；他再碰了碰帽檐上的一根弹簧，一个麦克风就像玩具弹簧人一样蹦了出来，悬在离他鼻子六英寸的地点，摇晃着。他再拉下受话器盖住耳朵，按了一下左边的按钮——一种轻微的黄蜂般的嗡嗡声出现了；再扭了一下右边的把手，嗡嗡声便为一种听诊器里的咝咝声、咯咯声、打嗝声和突然的吱吱声所代替。“哈罗，”他对麦克风说，“哈罗，哈罗……‘帽子里突然响起了铃声。”是你吗，厄泽尔？我是扑莱莫·梅隆。对，我找到他了。现在野蛮人先生要接过话筒说几句话，野蛮人先生，是吗？“他又堆满他那讨好的微笑看着他，”请告诉我们的读者你为什么到这儿来，是什么叫你这么突然离开伦敦的，（厄泽尔，听着！）还有，当然，那鞭打。“（野蛮人吃了一惊，他们怎么会知道鞭打的事呢？）”我们都非常迫切想知道关于鞭打的事。然后再谈点关于文明的问题。你知道那类东西的。’我对于文明姑娘的看法，‘只说几个字就行，只要说几个字……“
野蛮人照他的话办了，只说了几个叫人烦恼的词，一共五个，再没有多的——就是他对伯纳谈起坎特伯雷社区首席歌唱家时的那五个词。“哈尼！松厄索策纳！”他揪住记者的肩膀一扭，扭得他转过身子（那年轻人出面时包装得很招人爱）．像个职业足球冠军一样，鼓足力气准确地踢了出去，给了他狠狠的一脚。
八分钟以后最新版《每时广播》已经在伦敦街头出售。第一版通栏大标题为：“《每时广播》记者尾骶骨惨遭神秘野人踢伤”，“轰动苏瑞”。
“连伦敦也轰动了。”记者回家读到这话时想道，但是那“轰动”却疼得厉害，他坐下来吃午饭时得非常小心。
他的另外四个同事却没有因为他尾骶骨上那警告性的损伤而胆怯，当天下午便分别代表了《纽约时报》、法兰克福《四维闭连报》、《福帝科学箴言报》和《德尔塔镜报》来到灯塔采访，受到了几次接见，一次比一次粗暴。
“你这个不通情理的混球，”《福帝科学箴言报》记者揉着还在痛的屁股，站在安全距离之外大叫，“你怎么不吞点唆麻？”
“滚！”野蛮人摇着拳头。
对方倒退几步、转过身子。“吞下一两克，坏事就不是现实的了。”
“阔哈夸咿呀特拖可呀仪！”口气带着讽刺，咄咄逼人。
“痛苦就成了一种幻觉。”
“啊，是吗？”野蛮人说，拾起一根樟木条子，大踏步扑了过来。
《福帝科学箴言报》记者急忙往他的直升机里躲去。
然后野蛮人有了一会儿平静。几架直升机飞来，围着灯塔探索地悬浮着。他对最靠近的一架烦扰人的飞机射了一箭，射穿了机舱的铝制地板。一声尖叫传来，飞机以其超级充电器所能提供的最高加速度像火箭一样蹿上了天空。别的飞机从此以后便总保持在一个敬而远之的距离。野蛮人不理会飞机的嗡嗡声，一味地挖着他未来的菜园子。他在想象中把自己比做了玛塔斯吉姑娘的求婚者之一，在有翅膀的害虫包围之下岿然不动。过了一会儿，害虫们显然是厌倦了，飞走了。他头上的天空连续好几个小时空空如也，除了云雀叫，再也没有声音。
天气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空中有了雷声。他已经挖了一上午他，现在正四仰八叉躺在地板上睡觉。对于列宁娜的思念变成了真正的现实。列宁娜赤裸着身子，可以触摸到，她在说，“亲爱的”伸出你的手臂拥抱我！“她穿着鞋袜，洒了香水。不要脸的婊子！可是我我！她那两条胳臂竞搂住了他的脖子！啊，她向他抬起了那乳房，仰起了嘴唇！列宁娜！我们的目光和嘴唇便是永恒……不、不、不、不！他翻身跳了起来，光着半截身子跑了出去。荒原边上有一丛灰白的杜松。他对它冲去，刺进他怀抱的是一片绿色的松针，而不是他所渴望的滑腻的肉体。无数尖利的松针扎着他，他努力想着可怜的琳妲，喘着气，手乱抓，眼里有说不出的恐怖。可怜的琳组，他发誓要记住的琳妲！但是萦绕在他心里的仍然是列宁娜那身子。即使松针扎得他生疼，他那畏缩的肉体感觉到的还是真切得无法逃避的列宁娜。”亲爱的，亲爱的，既然你也想我，为什么就不……。“
鞭子就挂在门边的钉子上，好在记者来时取用。野蛮人一发狂，跑回屋抓住鞭子，唰的一鞭，打了结的绳咬进了自己的肉。
“婊子！婊子！”每抽一鞭便大叫一声，好像抽的是列宁娜，（他多么疯狂地希望那就是列宁娜，自己却没有意识到，）白生生、暖烘烘、喷了香水的列宁娜！他就像这样抽打着她，那不要脸的列宁娜。“婊子！”然后是一种绝望的声音说，“啊，琳妲，原谅我”上帝呀，我讲！我邪恶，我……不，不，你这个婊子！你这个婊子！“
这整个过程已被感官电影公司最行家里手的大腕摄影师达尔文·波拿巴特观察到了。他正躲在三百公尺以外精心建造的掩体里。耐心与技巧获得了报偿。他在一棵伪装橡树的树洞里坐了三天，在石南丛里爬了三夜，把麦克风埋藏在金雀花丛中，把电线埋在灰色的软沙里。七十二小时里他备尝了艰辛，现在伟大的时刻来了——这可是自从他拍摄了咆哮震天的立体感官电影猩猩的婚礼之后的最伟大的时刻，达尔文·波拿巴特在他的工具之间活动时想道。“精彩！”野蛮人一开始那惊人的表演，他就对自己说，“精彩片他小心地调着望远摄影机的镜头，盯紧了那移动着的对象。他开动了更大的功率，逼近拍摄了一个疯狂歪扭的面部特写（太好了！）；随即转为半分钟慢镜头（他向自己保证会产生绝妙的喜剧效果），同时细听着记录在他的胶片边上的鞭打声、呻吟声和呓语声。他把那声音稍微放大一点听了听（喔，精彩多了，绝对）而在暂时的平静里他又听见了一只云雀的尖声欢叫，他感到很高兴；他希望野蛮人会转过身子，让他给他背上的血痕拍个漂亮的特写——而几乎就在他转念之间（多么惊人的幸运！）那位通情达理的家伙竟真地转过了身子，让他拍了一个十全十美的特写。
“噢，了不起片拍完之后他自言自语说，”的确是了不起！“他擦着脸。到摄影棚配上感官效果准会成为一部精彩的电影的。几乎跟《抹香鲸的爱情生活》一样捧，达尔文·波拿巴特想道——而那，福帝呀！说明的问题可就多了！
十二天以后《苏瑞郡的野蛮人》已经放映，可以在西欧任何一家一流的电影宫里看见、听见和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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