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齐为将军，讨山贼。贼中有善禁者，每交战，官军刀剑不得击，射矢皆还自向。贺曰：“吾闻金有刃者可禁，虫有毒者可禁。彼能禁吾兵，必不能禁无刃之器。”乃多作劲木白棓，选健卒五千人为先登。贼恃善禁，不设备。官军奋棓击之，禁者果不复行，所击杀万计。
【译文】
贺齐（三国·吴人，字公苗）为将军时，带兵讨伐山贼。山贼中有善于使用符咒的人，每次交战，官兵的刀剑都无法攻击贼兵，射出去的箭又转回来射向自己。贺齐说：“我听说有刃的兵器可以施符咒，有毒的蛊物也可以施符咒。他们能对我们的兵器施符咒，但一定不能对无刃的器具施符咒。”于是制造了很多坚硬的白木棒，选健壮的士卒五千人为先锋冲上贼寨，贼兵仗着符咒妖法不设防备，官兵以白木棒重击，符咒果然行不通，遂杀死贼兵上万人。
315、萧瑀
【原文】
唐萧瑀不信佛法。有胡僧善咒瑀，能死生人。上试之，有验。萧瑀曰：“僧若有灵，宜令咒臣。”僧奉敕咒瑀，瑀无恙，而僧忽仆。
【译文】
唐朝人萧瑀（字时文）不信佛法，有个胡僧善于咒术，能使活人死亡，皇帝让他尝试，果然灵验。萧瑀说：“胡僧诅咒如果有灵，让他对微臣诅咒。”胡僧奉命诅咒萧瑀，结果萧瑀没事，而胡僧自己却倒地而死。
316、陆粲
【原文】
陆贞山粲所居前有小庙，吴俗以礼“五通神”，谓之“五圣”，亦曰：“五王”。陆病甚，卜者谓五圣为祟，家人请祀之。陆怒曰：“天下有名为正神，爵称侯王、而挈母妻就人家饮食者乎？且胁诈取人财，人道所禁，何况于神？此必山魈之类耳。今与神约，如能祸人，宜加某身。某三日不死，必毁其庙！”家人咸惧。至三日，病稍间，陆乃命仆撤庙焚其像。陆竟无恙。其家至今不祀“五圣”。
［冯述评］
子云“智者不惑”。其答问智，又曰：“敬鬼神而远之。”然则易惑人者，无如鬼神，此巫家所以欺人而获其志也。今夫人鬼共此世间，鬼不见人，犹人不见鬼，阴阳异道，各不相涉。方其旺也，两不能伤。［边批：确论。］及其气衰，亦互为制。惟夫惑而近之，自居于衰而授之以旺，故人不灵而鬼灵耳。西门豹以下，可谓伟丈夫矣。近世巫风盛行，瘟神仪从，侈于钦差；白莲名牒，繁于学籍。将未来知所终也，识者何以挽之？
【译文】
明朝人陆贞山（陆粲，长州人）所住的房子前面有一座小庙。吴县的习俗很多人敬拜五通神（邪神的名称），称之为五圣，又称为五王。陆贞山病重时，为他占卜的人说是五圣在作祟，家人于是请陆贞山去祭拜。陆贞山生气地说：“天地之间有号称是正神，爵位称侯称王，却带着母亲妻子去别人家吃饭的吗？而且威胁诈骗人民的财物，连在人间都不允许，更何况是神？这一定是山妖之类作怪罢了！现在我就和这神约定，如果能降祸给人，就降在我身上；如果三天害我不死，一定拆毁他的庙。”家人都很恐惧。到第三天，病情稍微好转，陆贞山就命令仆人拆除神庙，烧毁神像，而陆贞山竟然没事。于是他的家人至今都不祭祀五圣。
［冯评译文］
孔子说：“聪明的人凡事不会疑惑。”又说：“尊敬鬼神，但是要远离它们。”然而最容易迷惑人的莫如鬼神，这就是巫人用来欺骗人而获利的手段。
当今人鬼共处于世间，鬼见不到人，就如人见不到鬼一般。阴阳不同道，彼此不相关。当它们气旺时，双方都不会受伤害；等到他们气衰时，也互相牵制。只有迷惑鬼神而去接近鬼神的人，自己甘心居于气衰的境地，而给鬼神有压制自己的机会，才会有人不灵而鬼灵的说法。
从西门豹以下的这类破除鬼神迷信的人，可算是大丈夫。
近世巫术的风气盛行，邪神的随从比钦差大臣（皇帝派遣办事的人）1还多，白莲教教徒的人数比学生的人数还多，将来不知道怎么办。有远见的人要如何来挽救呢？
317、魏元忠
【原文】
唐魏元忠未达时，一婢出汲方还，见老猿于厨下看火。婢惊白之，元忠徐曰：“猿愍我无人，为我执爨，甚善。”
又尝呼苍头，未应，狗代呼之。又曰：“孝顺狗也，乃能代我劳！”
尝独坐，有群鼠拱手立其前。又曰：“鼠饥就我求食。”乃令食之。
夜中鸺鶹鸣其屋端，家人将弹之。又止曰：“鸺鶹昼不见物，故夜飞，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将何所之？”其后遂绝无怪。
【译文】
唐朝人魏元忠尚未显达时，家中有一个婢女出去汲水回来，看见老猿猴在厨房里看火，婢女惊奇地告诉魏元忠。魏元忠不慌不忙，缓慢地说：“猿猴同情我没有人手，为我煮饭，很好啊！”
又曾经叫仆人，仆人没有答话，而狗代他呼叫。魏元忠说：“真是孝顺的狗，为我代劳。”
一次魏元忠曾在家中独自坐着，有一群老鼠拱手站在他的前面。魏元忠说：“老鼠饿了，来向我求食物。”就命令人拿食物喂老鼠。
夜半时有猫头鹰在屋顶鸣叫，家人想用弹弓赶走它，魏元忠又阻止他们说：“猫头鹰白天看不见东西，所以在晚上飞出来，这是天地所孕育的动物，你把它赶走，要它到哪里去？”
从此以后，家人就见怪不怪了。
318、范仲淹
【原文】
范仲淹一日携子纯仁访民家。民舍有鼓为妖，坐未几，鼓自滚至庭，盘旋不已，见者皆股栗。仲淹徐谓纯仁曰：“此鼓久不击，见好客至，故自来庭以寻槌耳。”令纯仁削槌以击之，其鼓立碎。
【译文】
有一天，范仲淹带着儿子纯仁去拜访民家。民房里有鼓成妖，没坐多久，鼓自己滚到庭院里，不停地打转，看见的人都害怕得发抖。
范仲淹却不以为意，对儿子说：“这个鼓许久不敲了，看见好客人来到，所以自己来庭院找鼓槌。”就命令纯仁去削支鼓槌打鼓，这个鼓立即破碎。
319、李晟
【原文】
李忠公之为相也，政事堂有会食之案。吏人相传：“移之则宰臣当罢，不迁者五十年。”公曰：“朝夕论道之所，岂可使朽蠹之物秽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听也！”遂撤而焚之，其下锥去积壤十四畚，议者伟焉。
【译文】
李晟为宰相时，政事堂里有一张聚餐的桌子，官吏相传，移动桌子，宰相就会罢官，因此有五十年不曾移动这张桌子。
李晟说：“早晚谈论政事的场所，怎可任腐朽蠹蚀的秽物堆聚而不清除呢？这种乡俗的禁忌，哪里可相信？”于是命令人把这张桌子拆除烧毁，并在桌下铲除了十四畚箕的积土，一时众人都认为他很了不起。
经务卷八
【原文】
中流一壶，千金争挈。宁为铅刀，毋为楮叶。错节盘根，利器斯别。识时务者，呼为俊杰。集“经务”。
【译文】
渡河中程卖一壶酒，大家都会出高价。宁可做拙钝的刀子，不要成为中看不中用的玩物。碰到盘根错结时，才能分辨工具的利钝。识时务的人，才是俊杰。
320、刘晏
【原文】
唐刘晏为转运使时，兵火之余，百费皆倚办于晏。晏有精神，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尝以厚值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入贱出贵，国家获利，而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
晏以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织紝，常岁平敛之，荒则蠲救之。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荒歉有端，则计官取赢，先令蠲某物、贷某户，民未及困而奏报已行矣。议者或讥晏不直赈救而多贱出以济民者，则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不使至赈给。故赈给少则不足活人，活人多则阙国用，国用阙则复重敛矣！又赈给多侥幸，吏群为奸，强得之多，弱得之少，虽刀锯在前不可禁——以为“二害”。灾沴之乡，所乏粮耳，他产尚在，贱以出之，易以杂货，因人之力，转于丰处，或官自用，则国计不乏；多出菽粟，资之粜运，散入村闾，下户力农，不能诣市，转相沿逮，自免阻饥——以为“二胜”。
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自是每岁运至百余万斛，无升斗沉覆者。又州县初取富人督漕车免，谓之“船头”；主邮递，谓之“捉驿”；税外横取，谓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为盗。晏始以官主船漕，而吏主驿事，罢无名之敛，民困以苏，户口繁息。
［冯述评］
晏常言：“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可谓知本之论，其去桑，孔远矣！王荆公但知理财，而实无术以理之；亦自附养民，而反多方以害之。故上不能为刘晏，而下且不逮桑、孔。
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以为官多则民扰，［边批：名言。］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取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盐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困弊。
［冯述评］
常平盐之法所以善者，代商之匮，主于便民故也。若今日行之，必且与商争鬻矣。
【译文】
唐朝人刘晏（曹州南华人，字士安）任转运使的时候，适逢唐朝藩镇割据，内战不断的时节，所有的军事费用都靠刘晏来筹措办理。刘晏事业心很旺盛，又富机智，善于变通，处理国家的财政事务非常得心应手。
他曾经用高价招募擅长跑步的人，到各地去查询物价，互相传递报告，虽是远方的讯息，不过几天就可以传到，因此食品百货价格的高低，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刘晏低价买进，高价售出，不仅国家获利，而且远近各地的物价也因此控制得很平稳。
刘晏认为君王爱护百姓的表现，不在于赏赐的多少，而应当使他们安心于耕耘纺织。在税赋方面，正常的年头公平合理的缴纳，饥荒时则加以减免或用国家的财力来济助。刘晏在各道分别设置知院官，每十天或一月详细报告各州县天候及收成的情形。歉收如果有正当的理由，则会计官在催收赋税时，主动下令哪一类谷物可以免税，哪一些人可向政府借货，能做到各地的百姓尚未因歉收而受困，各种救灾的措施已报准朝廷施行了。
有人责怪刘晏不直接救济人民，只贱价出售粮食物品给人民，这种说法其实并不正确。好的医生不会让病人的病情拖到危急的地步才来医救，善于救灾的人不使人民到需要完全仰赖救助的地步。因为救助少则不足以养活人民，若想救助得多则国家的财政会发生困难，国家的财政一旦出问题又必须征收重税，如此又形成恶性循环。
另外，在救济时往往容易藏污纳垢，官吏相互狼狈为奸，有办法的人得的多，真正贫苦需要救济的百姓反而得的很少，虽然以严刑峻法来威吓也无法禁止，造成双重的灾害。
发生灾害的地区，所短缺的其实只是粮食而已，其他的产品往往可维持正常的供应，若能低价将这些产品卖出去，交换其他的货品，借政府的力量转运到丰收的地方。或者由官府自用，国家的生计就不会匮乏。或由国家卖出屯积的谷物，分交运粮的单位，转运到各个缺粮的地区，使无力到市集购买的贫困农民，能经由政府的辗转传送，免除饥荒。这样就有双重好处。
在刘晏就任之前，运送关东的谷物进入长安城，因为河水湍急，大抵十斗能运到八斗就算成功，负责的官员也就可得到优厚的赏赐。
刘晏以长江、汴水、黄河、渭水等水力各不相同，因着不同的河流制造不同的运输船只，长江的船运到扬州，汴水的船运到河阳，黄河的船运到渭口，渭水的船运到太仓。并在河边设置仓库，辗转接送。从此，每年运谷量多达一百多万斛，可以做到没一点点折损。
还有，州县起初找富人来监督水陆运输，称之为“船头”；主持邮递的叫做“捉驿”，在正当的税收之外还强制索取，叫做“白著”。很多人为了逃避这些额外的课征和劳役，干脆群聚为盗贼。刘晏将船运和邮递事务全收归政府负责，并废除不正常的征敛，人民的困苦才得到解脱，户口也逐渐增加。
［冯评译文］
刘晏经常说，人口多，税赋自然多，所以他理财常常是先养民，可谓是懂得根本的道理。比汉代理财专家桑弘羊（洛阳人）与孔仅（南阳人）好得太多了。王荆公只知道理财，而实际上没有理财的方法，他也自认为在养民，结果反而多方残害人民，所以比上不如刘晏，比下也不及桑、孔。
刘晏将盐收归政府专卖，税收充作军队与国家之用。他认为官吏多会骚扰人民。所以在产盐的乡邑免除总理盐务的盐官，直接把盐户所煮出的盐，卖给商人，任随他们转卖到各地去。其余的州县也不再设置盐官。
在江岭间离盐乡远的地方，刘晏则将官盐转运到当地贮藏起来。有时商人惜售，盐价昂贵，刘晏就将官盐减价卖给人民，叫做“常平盐”，官府得到利益而人民也不困乏。
［冯评译文］
“常平盐”的方法所以理想，在于处在供应短缺时，可补充正常商业行销的不足，而满足人民需求的缘故。如果在当今这种正常的时候推行，一定会造成政府和商人的争利。
321、李悝
【原文】
李悝谓文侯曰：“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余三百石；下熟自一，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上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籴。故虽遭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而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冯述评］
此为常平义仓之祖，后世腐儒乃以尽地力罪悝。夫不尽地力，而尽民力乎？无怪乎讳富强，而实亦不能富强也。
【译文】
李悝（战国·魏人）对魏文侯说：“实行平籴法（由官方于丰收时买米粮储存，以备荒年时发售，来稳定粮食）必须很谨慎地观察岁收的情形。一般的丰年可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熟收成是平时的四倍，一般农家一年可剩余四百石米粮；中熟收成是平时的三倍，剩余三百石米粮；下熟收成是平时的两倍，剩余二百石米粮。荒年也可分三等，小饥收成是一百石，中饥收成是七十石，大饥收成是三十石。所以在上熟时，由政府收购三百石，留给百姓一百石，中熟时收购二百石，下熟时收购一百石，使人民粮食足够消费，又不会因谷多而造成价格低贱。小饥时就发售小熟时所收购的米粮，中饥时发售中熟所收购的米粮，大饥时发售大熟收购的米粮。所以虽然遭遇水灾、旱灾等大小饥馑，米价不会腾贵，人民也不致离散。这是取有余来补不足的道理，若能在魏国实行，国家就可以富强。”
［冯评译文］
这是常平仓（就是义仓，汉宣帝时所设）的始祖。后世一些迂腐的儒者，却以竭尽地力来责罪李悝。不竭尽地力难道要竭尽民力吗？难怪这些不敢谈富强之道的腐儒，实际上也没能力能让国家富强。
322、朱熹
【原文】
乾道四年，民艰食，熹请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赈贷。夏受粟于仓，冬则加息以偿；歉，蠲其息之半，大饥尽蠲之。凡十四年，以米六百石还府，见储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不复收息。故虽遇歉，民不缺食，诏下熹“社仓法”于诸路。
［冯述评］
陆象山曰：
“仓固为农之利，然年常丰，田常熟，则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岁歉，则有散而无敛；来岁秧时缺本，乃无以赈之，莫如兼制平籴一仓，丰时籴之，使无价贱伤农之患；缺时粜之，以摧富民封廪腾价之计，析所籴为二，每存其一，以备歉岁，代社仓之匮，实为长便也，听民之便，则为社仓法；强民之从，即为青苗法矣，此主利民，彼主利国故也。”
今有司积谷之法，亦社仓遗训，然所积只纸上空言，半为有司干没，半充上官，无碍钱粮之用。一遇荒歉，辄仰屋窃叹，不如留谷于民间之为愈矣。噫！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
“今之抚按有第一美政所急当举行者；要将各项下赃罚银，督令各府县尽数籴谷；其有罪犯自徒流以下，许其以谷赎罪。大率上县每年要谷一万，下县五千。两直隶巡抚下有县凡一百，则是每年有谷七十余万，积至三年，即有二百余万矣。若遇一县有水旱之灾，则听于无灾县分通融借贷，俟来年丰熟补还，则东南百姓可免于流亡，而朝迁于财赋之地永无南顾之忧矣。善政之大，无过于此！”
【译文】
宋孝宗乾道四年，人民缺乏粮食，朱熹求救于州府，借到常平米六百石来施救，夏天从社里的谷仓借米粮，冬天加利息偿还。歉收时免除一半利息，大饥荒时利息全免。十四年后，六百石米全数还给州府，尚有储米三千一百石，做为社仓，不再收利息。所以虽然遭到歉收，人民也不担心缺乏粮食。孝宗于是下诏，使朱熹的社仓法在各路推行。
［冯评译文］
陆象山（名九渊）说：
“社仓固然是为农民的利益着想，然而要常年丰收，这种制度才可保持长久，如果不是可常年丰收的田地，一遇到歉收，则社仓的米只有借出而没有收入，来年播种时缺少种子，仍然没有办法施救。不如同时设立一个平籴仓，丰收时买入米粮，防止价贱伤农的祸害；歉收时出售米粮，以防止富家屯积粮食，抬高价格来获取暴利。把买进来的米粮分存两个仓库，其中一个仓库的存粮保留起来，不随便使用，以为歉收的年头所用，用这种方法来替代动辄匮乏的社会，显然比较实用。”
顺从人民的方便，是社仓法；强制人民听从的，则是青苗法。是因为前者主张利民，后者主张利国的缘故。
当今官吏积存谷物的方法，也是社仓的遗训。然而所积的只是纸上的空言，一半已被负责官吏据为己有，一半变成朝廷非正常调用的钱粮来源。一碰到荒年歉收，除了摇头叹息，一点办法也没有，还不如不要设置，单纯的把谷物留在民间的好。唉！
何良俊（明，松江华亭人，字元朗）《四友斋丛说》说：
“当今地方首长的真正德政，当务之急是将各项赃款及罚银，督促各府县隶全数购买谷物。犯徒刑、流放以下的罪犯，准他们用谷物来赎罪。大致上大县每年要买谷一万石，小县要买五千石。两直隶巡抚之下有一百个县，则每年就有七十多万石谷物。累积三年之后，就有两百多万石了。如果遇到一个县有水旱灾，就向无灾害的县通融借贷，来年丰收补还，则各地百姓就免于流离逃难，而朝廷对那些供应政府财政支出的重点税收地区，也永远不需忧心荒年歉收的问题。最大的德政，没有比这样更好了。”
323、程颢
【原文】
河东路财赋不充，官有科买，则物价腾踊，岁为民患。明道先生度所需，使富家预备，定其价而出之。富室不失息，而乡民所费比旧不过十之二三。民税粟常移近边，载往则道远，就籴则价高。先生择富民之可任者，预使购粟边郡，所费大省。用富民而不扰，是大经济，亦由廉惠实心，素孚于民故。不然，令未行而谤已腾矣。
【译文】
宋朝时，由于河东路的税收不够充裕，政府课征货物税，却使得物价上涨，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明道先生程颢于是仔细算出政府所预定课征的粮食数量，由地方上有存粮的富强人家定价出售给地方政府。如此一来，富者不损失正常的利润，而乡民的花费一下子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二、三。
百姓的贡赋常常必须转运到边境，做为防御军队的军粮，专程运送过去路程太遥远，临食就地买粮食又会刺激价格上涨。明道先生于是选用信任的富民，预先在边郡购买粮食，节省了很大的花费。
［冯评译文］
任用富民而不过分剥削他们，实在是最佳的经世安民的方法，然而这也由于程明道廉洁爱民的心，一向受人民信任的缘故。不然政令尚未实施，而流言已满天飞了。
324、周忱
【原文】
周文襄公巡抚江南，时苏州逋税七百九十万石。公阅牒大异，询父老，皆言吴中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赋之贫民，贫民不能支，尽流徙。公创为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苏税额二百九十余万石。公与知府况钟曲算，疏减八十余万。旧例不得团局收粮，公令县立便民仓水次，每乡图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粮长，收本乡图里夏秋两税，加耗不过十一。又于粮长中差力产厚薄为押运，视远近劳逸为上下，酌量支拨，京、通正米一石支三，临清、淮安、南京等仓以次定支，为舟樯剥转诸费。填出销入，支拨羡余，各存积县仓、号“余米”。米有余，减耗，次年十六征，又次年十五，更有羡。
正统初，淮、扬灾，盐课亏，公巡视，奏令苏州等府拨剩余米，县拨一二万石，运贮扬州盐场，准为县明年田租，听灶户上私盐给米。时米贵盐贱，官得积盐，民得食米，公私大济。公在江南二十二年，每遇凶荒，辄便宜从事，补以余米，赋外更无科率。凡百上供，及廨舍、学校、贤祠、古墓、桥梁、河道修葺浚治，一切取给余米。
［冯述评］
其后户部言济农余米，失于稽考，奏遣曹属，尽括余米归之于官。于是征需杂然，而逋负日多。夫余米备用，本以宽济，一归于官，官不益多而民遂无所恃矣。试思今日两税，耗果止十一乎？征收只十五，十六乎？昔何以薄征而有余，今何以加派而不足，江南百姓安得不尸祝公而追思不置也。
何良俊曰：
“周文襄巡抚江南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逐巷，随处询访。遇一村朴老农，则携之与俱卧于榻下，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无不周知。故定为论粮加耗之制，而以金花银，粗细布，轻赍等项，裨补重额之田，斟酌损益，尽善尽美。顾文僖谓‘循之则治，紊之则乱’，非虚语也。自欧石冈一变为论田加耗之法，遂亏损国课，遗祸无穷。有地方之责者，可无加意哉！”
【译文】
明朝人周文襄公（周忱，字恂如，吉水人，谥文襄）任江南巡抚时，苏州地方欠税有七百九十万石。文襄公阅览公文后非常惊异，询问地方父老，都说是吴郡地方富豪有财力的人不肯缴纳运送途中折损的耗米，转由贫民负担。贫民缴交不出，只好流离四散。
文襄公于是首创平米的方法，官田，民田一律加征运送折损的数量。苏州的税额有二百九十余万石，文襄公与知府况钟（靖安人，字伯律）详细计算，［好帮手。］宽减八十多万石。
依照旧例，团局不可收粮，文襄公命令各县设立便民仓。水边屯驻所每乡在村里役吏中，推选一个有力的人，称之为“粮长”，负责征收本乡村里夏秋两季的税，加收耗米比例不得超过十分之一。
此外，又在粮长之中依财力的多寡选派押运的人，视路途的远近与劳力的份量支付酬劳，运到京师、通州应交米粮的数量一石支付三斗，临清、淮安、南京等仓，依同样标准订定支付数目，做为舟船转运的各种费用。
整顿支出和收入，支付后所余的米，分别存积在县仓，称之为“余米”。所收得所米粮立刻超出原来折损的部份，第二年超收得十分之六，第三年又超收十分之五，米粮遂剩余更多。
英宗正统初年，淮阳有灾害，盐税亏损。文襄公巡视时，奏请朝廷诏令苏州等府拨付余米，每县拨十二万石，运到扬州盐场，可抵第二年的田租，听任制盐人家缴私盐来换取米。当时米价贵，盐价廉，官府可以存盐，而人民有米吃，公私都得到好处。
文襄公在江南二十二年之间，每遇凶灾荒年，就相机行事，用余米来补救。除了田赋之外，没有征收任何额外的税，凡是各种进贡，及官署、学校、祠堂、古墓、桥梁、河道的修理整治，一切都从余米支付。
［冯评译文］
后来户部说救济农民的余米，失于掌理考核，奏请派官吏将余米完全收归官府，于是征税名目繁杂，而百姓欠税的情形也愈来愈多。
储备余米，本来是要救济人民的，完全收归官府后，公家不见得增加多少存粮，而人民却失去依靠。试想当今春秋两次征收的耗米，真的只收十分之一吗？还是征收十分之五、，十分之六呢？从前为什么税收少而有剩余，现在为什么加重税赋反而不够用？
江南的百姓怎能不怀念文襄公，而且对他祭祀不断呢？
何良俊说：
“周文襄任江南巡抚十八年，常常乘坐一艘小船，沿着村里巷道，到处探访，遇到一个纯朴的老农夫，就将他带回来，安排在榻下，问他地方上的事，民情习俗，无不一清二楚。因而定出论粮征收耗米的制度。
顾文僖认为顺着民情就会安定，逆着民情则天下大乱，绝不是假话。
但是自从欧石罔改变为论田征收耗米之后，就败坏了国家的务税，留下无穷的祸害。治理地方政事的人，能不留意吗？”
325、樊莹
【原文】
樊莹知松江府。松赋重役繁，自周文襄公后，法在人亡，弊蠹百出，大者运夫耗折，称贷积累，权豪索偿无虚岁，而仓场书手移新蔽陈，百计侵盗。众皆知之，而未有以处。莹至，昼夜讲画，尽得其要领，曰：“运之耗，以解者皆齐民，无所统一，利归狡猾，害及良善。而夏税军需，粮运纲费，与供应织造走递之用，皆出自秋粮，余米既收复粜，展转迂回，此弊所由生也。”乃请革民夫，俾粮长专运，而宽其纲用以优之；税粮除常运本色外，其余应变易者，尽征收白银，见数支遣。部运者，既关系切身，无敢浪费，掌计之人又出入有限，无可蔽藏；而白银入官，视输米又率有宽剩，民欢趋之。于是积年之弊十去八九，复革收粮团户，以消粮长之侵渔；取布行人代粮长输布，而听其赍持私货，以赡不足。皆有惠利及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抚使下其法于他州，俾悉遵之。
［冯述评］
可以补周文襄与况伯律所未满。
今日粮长之弊，又一变矣。当事何以策之？
【译文】
明朝人樊莹（常山人，字廷璧）任松江府知府时，松江的赋税繁重，自从周文襄公以后，法令虽还是原来的法令，但负责执行政的官员已多非其人，因此弊病百出，其中较严重的是运输时耗损问题，公家累积了很沉重的债务，有权势的家族每年都要求偿还，而掌理仓库的文书人员又想尽各种方法侵占窃取。众人都知道这种事，却也想不出怎么处理。
樊莹到任以后，先是每天谨慎地了解筹划，很快就完全把握解决问题的要领。
他以为，运送时有所耗损，主要是因为运夫无人统一指挥，于是一些狡诈之徒有机会从中动手脚，倒楣的却是一些老实善良的人。而依照原来的规定，夏季的田赋是供给军队的需要，而运粮食与供应织造递送的费用，都出自秋粮，往往必须往后运送，耗损既多，弊病也由此发生。
于是樊莹上请不招募民间的运夫，使用粮长的专职运送来替代，而宽减各种货物的费用来优待他，税赋除了常运米以外，其余的一律征收白银，这样一来，那些被派遣专职运粮的人，因为与切身利害有关，都不敢浪费，而掌管收纳计算的人，因出入的数量都有明确的记载，无法私自吞没，而以白银来纳税，人良的负担反而比用粮食减轻，因此人民也乐意配合，于是累积多年的弊病一下子除去了十分之八、九。
又革除收购米粮的囤积户，以减少粮长的侵占，又以民间商人来代粮长运送布匹，而以淮许其顺道运送私人的商品贩卖，做为帮公家运送的代价，巡抚下令其他各州都实行这些方法。
［冯评译文］
樊莹的做法可以补充周文襄与钟伯律所不足之处。
而当今粮长的弊病又不同了，当事的人该如何来策划呢？
326、陈霁岩
【原文】
陈霁岩知开州，时万历己巳，大水，无蠲而有赈，府下有司议，公倡议：极贫谷一石，次贫五斗，务沾实惠。放赈时编号执旗，鱼贯而进，虽万人无敢哗者。公自坐仓门小棚，执笔点名，视其衣服容貌，于极贫者暗记之。庚午春，上司行牒再赈极贫者，书吏禀出示另报，公曰：“不必也！”第出前点名册中暗记极贫者，径开唤领，乡民咸以为神，盖前领赈时不暇妆点，尽见真态故也。
陈霁岩在开州。己巳之冬，仓谷几尽，抚台命各州县动支在库银二千两籴谷。此时谷价腾踊，每石银六钱，各县遵行，派大户领籴，给价五钱一石，每石赔已一钱，耗费复一钱，灾伤之余，大户何堪？而入仓谷止四千石，是上下两病也。公坚意不行，竟以此被参。以灾年仅免，至庚午秋，州之高乡大熟，邻境则尽熟，谷价减至三钱余。方申抚台动支银二千两，派大户分籴，报价三钱，即如数给之。自后时价益减至二钱五分。大户请扣除余银，公笑应之曰：“宁增谷，勿减银也。”比上年所买，多谷三千余石，而大户无累赔。报上司外，余谷七百余石，则尽以给流民之复业者。先是本州土城十五，连年大雨灌注，凡崩塌数十处。庚午秋，当议填修，吏请役乡夫，公不许。会有两年被灾，流民闻已蠲荒粮，思还乡井。因遍出示招抚，云：“亟归种麦，官当赈尔。”乃出前大户所籴余谷，刻期给散。另出四五小牌于各门一里外，令各将盛谷袋，装土到城上，填崩塌处。总甲于面上用印，仓中验印发谷，再赈而城已修完。
北方州县，唯审均徭为治之大端。三年一审，合一州八十八里之民，集庭而校勘之，自极富至极贫，定为九则，赋役皆准此而派。区中首领，有里长、老人、书手，官唯据此三等人，三等人因得招权要贿。公莅任，轮审均徭尚在一年后，乃取旧册，查自上上至下上七则户，照名里开填，分作二簿。每日上堂，辄以自随，或放告，或听断，或理杂务，看有晓事且朴实者，出其不意，唤至案前，问是“何里人”，就摘里中大户，问其“家道何如，比年间，何户骤富，何户渐消”，随其所答，手注簿内，如此数次，参验之，所答略同。又一日，点查农民，本州概有二百余人。即闭之后堂，各给一纸，令开本里自万金至百金等家，严戒勿欺。又因圣节，先扬言齐点各役。至期，拜毕，即唤里老、书手到察院，分作三处，各与纸笔，令开大户近年之消乏者，或殷厚如故，不必开也。以上因事采访，编成底册。审时一甲人齐跪下堂，公自临视，择其中二三笃实人，作为公正，与里长同举大户应升应降诸人。因知底册甚明，咸以实举，遂从而酌验之，顷刻编定。一日审四五里，往往州官待百姓，不令百姓待州官也。［边批：只此便是最善政。］
【译文】
陈霁岩任开州知府时，明神宗万历己巳年发生大水灾，没有减免税赋但有放粮救济。府中官吏共同商议救灾方法，陈霁岩建议最贫穷的发一石谷物，次贫的五斗，一定要给百姓能得到真正的救济。发放救济品时都加以编号，让灾民拿着号码旗依次前进，虽然上万人，无人敢吵闹争先。陈霁岩亲自坐在仓库门口的小棚下，拿着笔点名，看他们的衣服容貌，特别把最贫困的人记下来。
庚午年春，上级有公文通知再次救济最贫困的人，文书官禀告得再出告示寻求这批贫户，陈霁岩说不必，拿出以前点名册中作暗记的贫户，直接通知他们来领，乡民都非常惊讶陈霁岩对民间实况神准无比的理解。因为前次领救济品的人，都来不及装饰，完全可以看出贫户的真实面貌。
陈霁岩任职开州时，万历己巳年冬天，仓库中米谷的存量几乎用尽，抚台命令各州县动用公库的存银二千两买谷物。然而此时谷价大涨，每石要花费银子六钱，其他各县都遵照办理，且派地方殷实大户负责供应官府所需购买的谷物，统一给价一石谷子银子五钱，大户们每石已经赔一钱，正常的损耗又费一钱。在灾害发生已饱受损伤的状况下，又得负担这样的损失，大户怎么能承受得了？因此收购入仓的谷物只有四千石而已。如此一来，造成官方与民间同时受害，陈霁岩坚持不肯遵行，最后却因这件事被弹劾，因逢荒年才被赦免。
到庚午年秋天，开州地势高的乡里大熟，邻境的收成也都很好，谷价因而降到每石三钱多。陈霁岩此时才上报巡抚动用官银千两收购大户的谷子，报价每石三钱，谷子一到就如数给付。在收购期间谷价又降到每石二钱五分，大户请求官方扣回超付的银两，陈霁岩笑着说：“只要能多收购谷子就好，不考虑把收购价格降为二钱五分。”结果同样的钱，比去年各县所买的多出三千多石，而大户也不会一再赔钱。除了定额上报外，多余的七百石谷物，全数分给流落他乡的贫民回来复业。
先前本州的土城有十五座，因连年大雨浇灌，崩塌了数十处。庚午年秋天，商议填土修补，官吏请求在乡里征调役夫，陈霁岩不准。正逢这两年灾害，流浪他乡的贫民听说田赋免除，都想回乡，陈霁岩因而到处出告示，劝诱他们赶快回乡种麦，官府会给予救济。于是拨出以前从大户收购的余谷，限期发放给他们。
此外，在各城门一里外，挂出四，五个小告示牌，命令领谷的人，各用个人装谷的袋子，先装泥土送到城上崩塌处去填补，乡里的总管在袋子上盖过印后，拿到谷仓查验再发谷。救济贫民的工作完成后，城也修复好了。
北方的州县以审核徭役的均等与否当作是处理政事的根本。每三年审核一次，聚集一州八十八里的人民于一处而校勘。从极富到极贫定为九等，赋役都依这个标准来派定。由于每区的首领有里长，老人与文书，官府都依据这三种人所定的为标准，因此这三种人大权在握，往往借此向人民索贿。
陈霁岩到任后，徭役的审查工作还有一年，他就把旧的纪录拿出来，查出从上上等到下上等七级中，依照各里分写两册。每天上公堂，都随时带在手边。有时人民来申告，有时审判案子，有时整理杂务，看到有懂事而朴实的人，就出其不意地把他叫到案前。问他是哪一里人。选出那一里中的大户，问他大户的家道如何？近年来有哪一户骤然富裕？哪一户渐渐没落？再随手把他的回答记在簿子上。如此这般，经过几次验证之后，所得的答复大致相同。　
又有一天查点农民，州内有大概有二百多人，就把他们关在后厅，发给各人一张纸，命令他们写出本里中拥有万金到百金的人家，并严厉地警告他们不可欺骗。
陈霁岩也借着皇帝的生日，事先宣布要要查点徭役，节日来到，大家行礼完毕，就把里长、老人、文书叫到都察院来，分为三处，个别给他们纸和笔，命令他们写出近年来逐渐没落的大户，依旧富有的不必写。就把这些采访到的事，编成册子，留作以后的根据。
等到审查的时候，一甲人都跪在堂下，陈霁岩亲自检视，选择其中两三个忠厚诚实的人做为代表，与里长等人一起举出大户，哪些人该升级，哪些人该降级，他们都知道册子里记录得很详细，于是都诚实地举出来，简单的加以斟酌验证，很快就编定出来。一天之中可以审核四，五里，而且在审核过程中，往往是官府万事齐备等百姓来，而不同于以往百姓苦候官府缓慢冗长的审核作业。
327、赵抃　黄震
【原文】
赵清献公熙宁中知越州。两浙旱蝗，米价踊贵，饥死者相望。诸州皆榜衢路立告赏，禁人增米价。［边批：俗吏往往如此。］公独榜通衢，令有米者增价粜之。于是米商辐辏，米价更贱。
［冯述评］
大凡物多则贱，少则贵。不求贱而求多，真晓人也。
抚州饥，黄震奉命往救荒，但期会富民耆老，以某日至，至则大书“闭籴者籍，强籴者斩”八字揭于市，米价遂平。
【译文】
赵清献（赵抃）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任越州知州。两浙地方闹旱灾与蝗害，米价昂贵，饿死了很多人。各州都在要道上贴榜文，赏赐告发哄抬米价的人，只有赵清献贴出的榜文是命令有米的人，官府可以提高价钱向他收购。于是米商都聚集到越州来，米价也就低了下去。
［冯评译文］
凡是物品多价格就低廉，少则昂贵。不刻意压低米价而想办法增加供应，赵清献真是个有见识的人。
抚州闹饿荒，黄震奉命前往救灾，他只与当地的富人和长老约定某日见面，到抚州以后，却只写着：“有米而屯积不售者抄家，强行买米的处斩。”公布在市场，米价立刻就降低下来。
328、富弼　滕元发　原杰
【原文】
富郑公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庐室十余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赋以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仍书其劳，约他日为奏请受赏。率五日，遣人持酒肉饭糗慰籍，出于至诚，［边批：要紧。］人人为尽力。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死者为大冢埋之，目曰丛冢。明年，麦大熟，民各以远近受粮归，募为兵者万计。帝闻之，遣使褒劳。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救之而实杀之。弼立法简尽，天下传以为式。
［冯述评］
能于极贫弱中做出富强来，真经国大手。
滕元发知郓州，岁方饥，乞淮南米二十万石为备。［边批：有此米便可措手。］时淮南、京东皆大饥，元发召城中富民，与约曰：“流民且至，无以处之则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废营地，欲为席屋以待之。”民曰：“诺。”为屋二千五百间，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灶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壮者樵，妇汲，老者休，民至如归。上遣工部郎中王右按视，庐舍道巷，引绳棋布，肃然如营阵。右大惊，图上其事。有诏褒美，盖活万人云。
［冯述评］
祁尔光曰：“滕达道之处流民，大类富郑公。富散而民不扰，腾聚而能整，皆可为法。”
成化初，陕西至荆、襄、唐、邓一路，皆长山大谷，绵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为梗，刘千斤因之作乱，至李胡子复乱，流民无虑数万。都御史项忠下令有司逐之，道死者不可胜计。祭酒周洪谟悯之，乃著(流民说)，略曰：“东晋时，庐、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侨置滋县于荆江之南。陕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阳，乃侨置南雍州于襄水之侧。其后松，滋遂隶于荆州，南雍遂并于襄阳，迄今千载，宁谧如故。此前代处置得宜之效。今若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理，则流民皆齐民矣，何以逐为？”李贤深然其说。至成化十一年，流民复集如前，贤乃援洪谟说上之。［边批：贤相自能用言。］
上命副都原杰往莅其事，杰乃遍历诸郡县深山穷谷，宣上德意，延问流民，父老皆欣然，愿附籍为良民。于是大会湖、陕、河南三省抚按，合谋佥议，籍流民得十二万三千余户，皆给与闲旷田亩，令开垦以供赋役，建设州县以统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县，割郧津之地置郧西县，割汉中洵阳之地置白河县，又升西安之商县为商州，而析其地为商南、山阳二县，又析唐县、南阳、汝州之地为桐柏、南台、伊阳三县，使流寓土著参错而居，又即郧阳城置郧阳府，以统郧及竹山、竹溪、郧西、房、上津六县之地，又置湖广行都司及郧阳卫于郧阳，以为保障之计。因妙选贤能，荐为守令，［边批：要着。］流民遂安。
今日招抚流移，皆虚文也。即有地，无室庐；即有田，无牛种。民何以归？无怪乎其化为流贼矣。倘以讨贼之费之半，择一实心任事者专管招抚，经理生计，民且庆更生矣，何乐于为贼耶？
【译文】
宋朝人富弼任青州知州时，河朔地方发生水灾，人民流离他乡讨生活，富弼劝导所属的民众捐出米粮，加上官府的粮食，找到公私的房屋十多处，分开来安置这些灾民，以进行救济工作。
对那些待缺寄居的官吏，富弼都发给他们薪饷，派他们到这些灾民所住的地方，选老弱疾病的人给予食物，富弼记下他们的功劳，约定将来奏请朝廷赏赐，大略每五天，就派人送酒肉干饭去慰劳流民，由于富弼心意真诚，对每人的处境皆有周全的考虑和安排，因此人人都肯尽力。
山林泽中可供养活人民的自然资源，富弼准许灾民随需取用。并建筑大坟来埋葬死者，称之为“丛冢”。第二年，麦子收成很好，这些来自各地的灾民各依路途远近领取粮食回乡，富弼并从这些灾民中，招募了上万名士兵。皇帝听到这件事，特别派使者来褒扬富弼。
以前救灾的人，都只是把人众聚集在城里，供应稀饭，然而人众一集，卫生状况太差，往往引发恶性瘟疫，很多人吃不了几天稀饭就病死了，名义上是救人，而实际上是杀人。
富弼立法简便完善，天下的人都把他当作典范。
［冯评译文］
能在灾难后国家最贫弱的状况下，不仅解决贫困的问题，又进一步让国家富强起来，富弼真是处理国事的能手。
宋朝人滕元发（东阳人，字达道）任郓州知州时，正逢饥荒岁月，就请得淮南的米粮二十万石作救灾工作的预备。
当时淮南和京东一带发生大饥荒，滕元发请来城中的富豪，和他们约定说：“流离失所的灾民就要来到，如果不安置他们，就会发生瘟疫，也会波及你们。我找到城外的废营地，想用草席搭建屋子来安置他们。”富豪都答应后，二千五百栋席屋一夜之间就搭建完成。
灾民来到之后，依次分配给他们一个地方，井、灶、器具都很齐全。滕元发用兵法约束他们，少年人煮饭，壮丁砍柴，妇女汲水，老人休息，人民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皇帝派遣工部郎中王右来巡视。房舍巷道方正整齐，有如军营一般。王右大惊，绘图将此事禀奏皇帝，皇帝下诏表扬。因为滕元发此举，救活了上万人。
［祁尔光评］
滕达道处置灾民的方法类似富弼，富弼将他们分散而不骚扰，滕达道将他们聚集而能整合，都可效法。
明宪宗成化初年，陕西到荆州，襄阳，唐，邓一带，一路上都是高山深谷，绵延千里。流窜的人往往藏聚在此为盗，从刘千斤借机作乱，到李胡子又乱，流亡的人不下几万。都御史项忠（嘉兴人，字荩臣）下命所属的官吏去清剿，战乱一起，因之而死的人不可胜数。
祭酒（官名，尊敬的称呼）周洪谟（四川长宁人，字尧弼）心生怜悯，就著述《流民说》，大略是说：“东晋时，卢松滋一带的人民流亡到荆州，官方就重新乔建滋县在荆江南方。陕西雍州的人民流亡到襄阳，就把南雍州建置在襄水边。后来松滋遂属于荆州，南雍遂属于襄阳，到如今已过了一千年，依然安宁无事，这是从前处理得宜的效果。现在如果让流落各县的人在这些县附上户籍，距各县尚远的人，为他们设新州县来安抚他们，派官吏管理，编里甲，宽减徭役，使人民生活安定，那么流民就可以成为正常的平民了，怎么需要清剿他们呢？”
李贤认为他说得很对。
成化十一年，流民又像以前一样聚集，李贤就引用周洪谟的说法奏报宪宗，宪宗命副都尉原杰前来办理，原杰走遍各郡县，深入山谷，宣扬宪宗施予流民的恩德，父老都高兴地愿意附借作平民。
杰于是会合湖广、陕西、河南三省的巡抚和按察史，共同商议，将流民十二万三千多户正式编定户籍，分配空旷的土地，命令他们开垦以缴付赋税，建设州县来统治他们，于是划分竹山地方设置竹溪县，划分郧律地方设置郧西县，划分汉中洵县的地方设置白河县，原杰又升西安的商县为商州，而分一部份土地设商南、山阳二县，又分唐县、南阳、汝州的土地设桐柏、南台、伊阳三县，使流窜的土著参杂居住，又在郧阳城设置郧阳府，以统治郧县及竹山、竹溪、郧西、房、上津六县。此外，也设湖广行都司及郧阳卫在郧阳，以为军事屏障，妥善选任贤能的人，推荐为太守（县令），流民遂安定下来。
［冯评译文］
当今安抚流亡的人，都是虚应故事。即使有地，也没有房舍；即使有田，也没有耕牛。人民怎么安居？难怪他们要转变为流窜的盗匪。假使能运用讨贼的一半花费，选一个忠实肯做事的人，专门负责招抚流民，解决他们的生计，人民将欢庆重生，怎么会愿意做资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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