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居者
第一章
更新时间2009-4-17 13:48:33 字数：3135
那天我一接到你的电话，我就知道他已经不在了。我听说他病了一年多，病中常常吃中国菜、听二胡曲、过犹太礼拜、念叨我的名字。其实我和他之间，并不是人们定义的那种关系。人麽，总想在一个了不起的人身上找到七情六欲的事。
好吧，随你们的便。把“情妇”这个字眼用来做我的名份吧。我和他都老到发窘的地步。没有这名份已经够受。你的书我读过几本，所以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都不会照实出现在你书里。干你们这行的，非得添枝加叶，对此你们没办法。
首先要告诉你一个上海，就是一船一船的犹太难民卸货一样倾泄在码头上、失修的水泥港口顿时黑了一大片的那个上海。一船接一船的犹太佬靠上了上海的岸。偌大的地球，上海是唯一让他们靠的岸。场面相当壮阔，不难想象这个以迁移和放逐著名的民族的每一次大迁移：三世纪犹太种族全体从耶路撒冷被逐出，地图被抹煞，首都被更名。十三、十四世纪从英格兰、从西班牙和西西里被赶尽杀绝。一船接一船靠岸的犹太佬们站在甲板上，趴在栏杆上，陌生的上海扑面而来。你不难想象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两百多万他们的同胞被逐出俄国国境，就带着跟他们一模一样的憔悴和疲惫，向全世界各个角落四散。
有时候，在上海靠岸的远洋轮哗啦一下打开底舱，里面装成紧紧实实：一个巨大的人饼。那就是从集中营直接上的“货”。这样的船一靠岸，日本兵便会戴着防毒面具，用刺刀拨拉开上海本地犹太人的迎接队伍，冲进底舱，把杀虱子、跳蚤，以及种种已知未知微生物的药粉慷慨扬洒。刹那间，一片黑的人饼就成了一片雪白。
这和我的祖父在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得到的待遇相似：一船船梳辫子的中国男人被消防龙头当街冲洗，冲得大醉般东倒西歪。毒猛的水柱把他们从站着冲成蹲着，然后跪下，最后全趴成一片。
告诉你的这个上海，有百分之八是白种人。这个上海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勉强把有英国国籍的塞法迪犹太阔佬看作人，犹太阔佬又把俄国流亡的犹太人勉强当人看，而所有这些人再把有钱的中国人勉强当人看，把没钱的中国人完全不当人。再来看看中国人。中国人在这里是指上海人。上海人把江北佬、安徽佬、所有外地佬勉强当人看，而把巡捕房的锡克人当“红头阿三”，把欧洲来的犹太难民当“犹太瘪三”。假如中国有个说法是“三教九流”，那么上海是“九教二十七流”。
真正的上海人民族大节比较马虎，却都是和平主义者。八•一三一仗打到十一月底，日本人开进来了，真正的上海人便说：这下好了，打也打进来了，就不会再打了，让西洋人来，总不见得不让东洋人来。到了三八年大批犹太瘪三来的时候，上海人夸谁家小姑娘漂亮不说她漂亮，会说：“这个妹妹象煞个小东洋！”
你大概知道，我当时是复旦大学二年级学生，修财会专业。学校内迁重庆的时候，我留在了上海，打算回到我的出生地美国旧金山去继续学业。
告诉你们的这个上海有个最大特征，就是气味。气味可不怎么样。成千上万辆马桶车走出纵横交错的里弄，走过大街小街，在路面上留下一滴滴浓稠的黄色液体。马桶车向裴伦路的粪码头汇集，如同好东西一样给仔细装上船，顺着臭墨汁一样的苏州河走去。河边挤满乌蓬船，所有没钱住陆地的人都在甲板上晃悠悠地吃、住、生、死，在水里晃悠悠地洗涮、饮用、排泄。
什么都不能打扰上海人过他们的上海日子。包括一舱一舱被杀菌药粉撒白了的犹太瘪三。那个时候我怎么会知道，就在我咬牙切齿骂我年轻的继母“典型上海小女人”时，一条远洋轮的底舱打开了，其中一个叫彼得.寇恩的年轻人成了我这个故事的起点。
年轻的彼得。二十五岁，看上去更年轻一点，因为瘦弱，谁都能伤害他似的，也因为两只忧伤的六神无主的眼睛，任何时候都在等你现成的主意。发现他其实蛮有主意，是一年多后的事。那时他的上海经历及难民的崭新身份使他脱胎换骨。那个时代一夜间得到新身份的人太多了。有了崭新身份，不该脱胎换骨地去叛变、出卖、或者反抗、牺牲吗？三七年夏天到初冬，日本人兵临城下，中国军人们要与阵地存没与共，突然有了的勇士新身份使他们脱胎换骨，把死看成了另一回事。那时候我和同学们往阵地上送装着糖果和香烟的慰问袋，也是在新人格的支配下，把枪炮流血看成了另一回事。正是同一群士兵在撤退南京时疯了似的穿着短裤穿行严寒，扒下老百姓的长衫马褂，往自己挂着勇士伤痕的躯体上套。这时他们的新身份是败兵、逃兵。
彼得.寇恩浓黑卷曲的头发上一层白药粉，走出船舱，绝望了：船舱外是一九三九年八月的上海，广漠的腥臭来自谁都能糟蹋的江水和江岸，那臭味不比底舱里好多少。
彼得是个容易引起女人注意的男人，宽肩细腰，明目皓齿，看着你的时候，不管目光的逗遛多短暂，但你相信那一瞬间他什么也没干就是专门在看你；所有的思维都空出来，把看到的你放进去。他走上码头，拎着两个牛皮箱，看到了迎接人群中的一张张犹太脸庞，一张张女性脸庞。女性都是些岁数一把的人，却很没出息的认为这小伙子对于自己的印象一定比对其他女人来得深刻。
就在彼得.寇恩完成了上岸入关的繁文缛节时，我正在我父亲在卡德路的房子里预谋出走。
先要告诉你们，我的父亲是谁。他是个值得问一问“是谁”的人。因为他是谁决定了我是谁。再决定我下面这段故事必将发生。我父亲假如走到你们面前，你们会为他的体态、嗓音吃惊。其实他并没有那么高大，只不过他动作起来莫名其妙地占地方，所以显得高大。还有，就是他走到任何地方，再陌生，他都是最舒服的一个人，相对而言，其他人就多少有些不适。我继母把这叫作“洋派”。可他这是装的。他的样子让你认为他属于倒头就能睡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的那种人，吃起来胃口特别好，好吃不好吃都不会挫伤他对吃的热情。其实他失眠加胃溃疡，两种病都跟他过分敏感紧张有关。他也许不知道自己在装，但我知道，因为我也装。我要说这些，是因为这些导致了我的新身份；一个出生美国，成长在中国，眼下正离家出走的女大学生。所以你还要忍受我跑一会题。
我父亲出生在美国，家里开洗衣坊。那时十个唐人街的原始居民八个开洗衣店。不象现在，这又累又不赚钱的行当几乎让韩国人垄断了。我们的祖先是客家人，长着客家人特有的大眼睛，泼辣的大嘴岔子，短方脸。我父亲的兄弟们把祖父留下的几家洗衣坊做成了上百家，永远也搞不清他们有多少抵押，多少贷款，永远也搞不清是赔是赚。我父亲是我祖父投资教育的唯一一个儿子。读财会专业。出来好做事。报纸上天天都有招财会的广告。我祖父贫贱惯了，一分钱学费都不能在我父亲头上白花。学其他的，都可能白花。父亲学完财会很不走运，那年各校的财会毕业生大丰收，华人的公司里的出纳位置都是一个坑三人填。他听说接着念书可以白花学校的钱。只要不花他父亲的钱，他不反对一个个学位念下去。这样，他学出了个政治经济学博士后。他突然觉得他懂了华人在美国为什么混得那么惨。那不赖他们；那是几千年来中国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愚盲。中国养不起她自己的儿女，使他们流窜到全世界去建唐人街，就因为她对政治经济学不学无术。父亲那时知道一个叫马克思的犹太经济学家，他很喜欢他著“资本论”的文采，可“资本论”对中国也不帮忙啊。中国得从扫盲开始。
好，对我的家史我就说到这儿。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十二岁。那年父亲的朋友把他介绍到圣约翰大学，做政治经济学教授。我父亲是到上海之后，在男女方面才开窍的。其实上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最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给自己放放假就来上海。再说，各国在上海的租界里都有自己的行政和司法，风化也只能管到某条大街之内，而这些法律、道德、宗教的拼图总是留下死角和夹缝。所以我父亲一来上海，才发现自己在风月方面是运道很好的人。
第二章
更新时间2009-4-17 13:55:25 字数：3264
他最终挑了个年纪仅比我大六岁的女人。他们结婚时我十六岁。在娶这个女人之前我们有过无数次失败长谈。等他的小夫人住进来，光溜溜的橡木地板上到处滚动着她的话梅核、五香豆壳的时候，我便威胁父亲要住到学校去。那时我还在念高中。我指着父亲的小夫人骂她：“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她一点也不觉得我在骂人；多少人想做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啊！
我把这句话大声小声骂了好几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个典型的上海小女人：看见小夫人穿一件新衣，便一定会向父亲讹诈，逼出一笔钱来；看见她坐轿车出去，等车一回来，我必定跳上去，空跑几条马路兜风也好。1938年之后，我乘车兜风时，常看见穿着皱巴巴的西装、背着杂货箱串门卖货的犹太瘪三。这是我活到二十岁见过的最凄切的面孔。因为他们一点也不想破罐子破摔；他们做得那么认真，那么相信只要吃苦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们还希望你千万别看到他不体面的西装、集中营发式。我突然觉得冬天的灰色黄昏中那些苍白面孔击中了我，击中了我心里一块从未发现的伤。
彼得的面孔跟他们那些面孔排列在一起，一定是最动人的一张。就在他头一次站在领救济餐的长队中，向一大锅卷心菜洋葱汤移动时，我提着箱子、脸盆从父亲的房子里走出来。让你这个上海小女人赢一记吧，我想。你这个不洗澡但要搽香粉、抹头油、喷香水的上海小女人。
搬出家门的第二天，我就出去找工作了。我是想做个好样子给父亲和小继母凯瑟琳看看。我要他们看看高尚和文明是怎么一回事。父亲还要谈政治经济救国，连我都要羞死。我退出我们家的政治经济就是让他们明白高尚不分先后，自立老少咸宜。我将自给自足，挣出去美国继续学业的船票钱。
对我来说，理想的职位是不需要踩着钟点上、下班的那种。更理想的是你可以一边上班一边做白日梦。我有两个选择：到一家高级餐厅去弹钢琴，或去一个阔佬家私授儿童芭蕾或者钢琴。但我马上发现私授芭蕾、钢琴并不消遥，男主人像所有恶俗罗曼蒂克小说中的男主角一样，上来就动女家教的坏脑筋，而女主人都是读这种罗曼蒂克小说长大的，严防自己成为这类故事的牺牲者，因此对于私授芭蕾的女家教上来就满怀敌意。做了三个月，我辞职四次。
1939年底的一个傍晚，我从静安寺街上的一个英国豪宅里走了出来。从那个的女主人蓝灰色眼睛前面“滚出去”了。在这之前我用英国人十分鄙视的美国唐人街英语说她的女儿一边屁股蛋比另一边大，没法学最基本的芭蕾招式。她叫一个中国佣人把工钱给我，叫另一个中国佣人到马路上去为我叫黄包车，又叫第三个佣人去清点一下她女儿卧室的东西，看看少了什么长丝袜或缎发带没有。我往门外走的时候，她又把我叫住，“请”我走侧边的门。因为之所以设正门和侧门就为了主、仆永远不会肌肤相噌或撞个满怀。她把事情做得罗克克雕花般的繁兀复杂，为了和我那一口美国下层英语有个贵贱、文野之分。
我让车夫把我拉到徐家汇。在马路上晃荡一会，走过一家法国餐馆，又了走回去，因为支在门口的黑板上除了当晚的特例菜还有一则招聘广告。这条马路是我父亲常来的，因为他特别喜欢附近的一家图书馆。这一年他从学校请了长假，为了著一部有关中国农业经济和政治互动的书。其实他是在和小夫人谈判，要去内地的西南联大。这是一家新开张的餐馆，因为两年多以前这里还是一家诊所，躺满了缺胳膊少腿的中国抗日勇士。
走进去的时候，一个瘦削的身影已经在钢琴前面弹奏。萧邦的《蜜蜂》。他一面弹一面向周围张望，这样轻松的弹奏只能让他当音阶练习。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西服笔挺的黑发黑髯男子。法国人，或半个法国人。那一半大概是阿尔及利亚人。半法国老板听得无动于衷，眼睛流星一样不断向几个坐着客人的餐桌陨落。在钢琴左边，坐了五个男人，一律的难民面容。到了这一会，上海人对于救济餐喂出来的半饥半饱的难民辨识力都很好。
我跟半法国人用英文交谈了几句。他用差劲的英语说我现在就可以坐到琴凳上去。我说正弹奏的这只曲子还没完，他大声说完不完他一句话。
坐成一排的五个男人全部朝我们瞪着眼。全是瞪着一块巨大而无形的肉，或者（来得实惠些）一块巨大而无形的面包。他们静默地坐在那里，其实早已撕咬成一团，结果一只横飞出来的母猫一口叨住面包的边角。你们真该看看他们的脸。
五个人中的一个忍不住了，站起来叫我坐到第七个候考生的位置上。一看我的样子就是那种无是生非从家里出来找事做的女人：一条墨绿色低领口连衣裙，虽然是美国旧货店里来的，但它毕竟是阔佬的垃圾，质地上乘，我伯母才穿了一个圣诞就和一堆阔佬们的垃圾用海运寄给我了。还有就是我的态度：逍遥自在，去留两可，这是半法国人最中意的一点，也是六个犹太瘪三既便变成萧邦自身也敌不过我的一点。
半法国人正要还击那个抗议者。我笑笑说，插队是我们中国人的坏习惯，我愿意改正。于是我抓起挂在椅背上小皮包和大衣，准备往第六位候补生的位置上走。那束目光再次过来。这个瞬间我正好离钢琴不到一步，在弹琴人的右侧，是他环视的起始点。我连他有一点懒视的右眼都看见了。
不知为什么，我心乱了。是一时间想到许多很不具体的悲哀事物的那种乱。似乎包括我那个被消防龙头的淋浴冲得蹲下的祖父。就象眼前这六位，抖掉头上的消毒药粉，立刻满城钻营，报上登的“此房不对难民出租”、某某职位“欢迎应聘、难民除外”都挡不住他们。
台上的人弹完了。另一个走上去。我好象同时在想好些事，又好象什么都没想。平时做白日梦是挺舒服的事，时间过得飞快，而这一刻的白日梦颇沉重。我被另一个人的弹奏惊醒。这人大约二十四五岁，也是个瘦子。（瘦子已经不能做为犹太难民的相貌特征了）这个年轻的瘦子弹得好极了，好得我应该站起来就走。然而我前面的人没有一个愿意走，他们衷心希望老板是个老粗，此刻甄别考生的是他那非法国人的一半。
不过他们坐得越来越不安。这个人弹这么好，干嘛不去别处高就？来抢他们一小时六角钱的工钱？
等这个人弹完，我被老板叫了起来。老板其实没什么不对，他找我这样的年轻女钢琴师可以兴旺生意，等他发了财，他的孙辈可以做沙逊，嘉道理那样的大善人。他叫我弹刚才那个琴手弹的匈牙利舞曲，李斯特的。我说我没有翻谱的呀。老板叫刚才的琴手别走，坐下来为小姐翻谱。
其他人都请坐吧。老板打了个手势，让五个考生坐在一张桌上。不久，法式面包捧来了，黄油和果酱跟着来了。老板真有做嘉道理的潜质呢。
其中一个五十来岁的瘦子对老师说，起码应该听一听他的弹奏。他五岁就参加过钢琴比赛。法学院毕业的时候，他参加了德雷斯顿交响乐团。他做律师的二十年从来都是交响乐团的候补钢琴手。对了，也许老板也需要一位候补琴手？哪个剧团都有A、B角啊……这个小姐看起来纤细脆弱，说不定会头疼脑热，总需要个B角吧？
老板对大家说每个人都可以做B角，只要把姓名、地址留下，一旦需要，就会请他们来，由B角变成A角。
前律师说，到那时他的全家已经饿死了。他冲着我来了，问我是不是缺了弹琴这碗饭就会饿死。
我刚才说过，我心里特乱。一团大乱。我和我父亲一样，常常会有这种满心大乱的时刻。这是突发奇想、或者大彻大悟，或者产生什么大善大恶念头的时刻。一般在这个时刻我目空一切，周围发生什么我都充耳不闻。我在一片混乱的思绪中似乎抓到了什么，但再一理，发现抓到的已经溜掉。似乎是一个关于责任的追问：谁该对我眼前看到的饥饿的悲哀的面容负责。不该我负责。仔细一想，也不完全该希特勒负责。因为类似的大迫害在几千年的人类史上早就发生过多次。只是希特勒由于他的心理缺陷人格病灶使这迫害变得如此浩大。
我旁边的人说话了。他对我说他非常需要这份工作，因为他得挣钱养活一家五口。父母、弟、妹。我仍然在想“负责”的事。你要养活一家五口，就靠一小时六角钱，这该谁负责？早期来上海、更早期到哈尔滨的犹太难民，他们九死一生、迢迢万里，这些都该谁负责？我祖父登上美国海岸时，消防龙头把他冲趴下，这可不是我把一个琴凳让给你能够解决的。
第三章
更新时间2009-4-17 13:55:50 字数：3477
你看，我就是这么个人，一边做手里的事，一边做白日梦。我弹琴弹得不好不坏，手指头灵巧如飞，不过如果你让我打一份不关我事的公文，它们同样灵巧如飞。
旁边这个人说我的小指没力气。我说我知道，谢谢。他问我干嘛不请一个人做教练，训练小指头。用不了一年，小指就能给给训练好。我笑了笑。
我可以做你的教练，他说。
我看他一眼。这是个带些贵气的模样。那双手细长无节，简直没得说。
年轻的瘦子非常腼腆。如此腼腆，却找上门要挣我的钱，给我这个毫无指望弹钢琴独奏的人训练小指头。他可真被逼急了。他的眼睛又黑又大，你肯定没见过那样的眼睛，几乎没有白眼球。你别忘了，我不是个对外族男子缺见识的女人。我在美国长到十二岁，是让异族人当异类看待的。但身边的年轻瘦子不一样。我说过街上那些背货箱的难民有一天让我突然感动不已，让我发觉了心灵某处秘密存在的一块伤，那么，这个犹太青年让那伤刺痛起来。他想赚我一票、想玩一点手腕让我雇佣他的企图太可悲了。他还想让两步之外的老板听到他对我琴技的诊断，这些都让我心里发堵。
老板怎么会在乎我毛病百出的琴技呢？雇佣难民会成为他惨淡经营的征兆，客人们会看破它。老板让所有考生吃完面包就回去等候消息，也让我回去等他的电话。我在霞飞中路560弄的住址告诉了他，弹钢琴这口饭对于我来说可吃可不吃。
所有的考生（犹其五十岁的前律师）都对那巨大无形的面包眼巴巴地瞪了最后两秒钟，不甘地陆续站起来。忍了半天不去抓浑身的痒，这下不用忍了，狠狠地抓了几下。他们几百人住一个大宿舍，虱子、跳蚤、臭虫在夜间从一具肉体逛到另一具肉体上去尝鲜。
好吧，我对年轻的瘦子说。
你是指当教练这事吗？他问道。他的英语相当伦敦味。
我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指“A角”。这个钢琴手的A角理所当然该是他的。但我暂时急需这位置。如果他愿意，我可以再帮着找几个比我还没音乐天份的学生。因为他们学不出来，所以他可以永远教下去，永远有收入。我不记得自己当时会不会象现在这样，一张口去就这么玩世不恭。但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是个不会正经八本的人。
我说：怎么样？你可以忙得不得了，不过你要做好捶胸顿足的打算。他们比我还没指望。
他说：那你呢？
我说：我你就放弃吧。我岂止是小指头的毛病？
他说：我是问，那么好的挣钱机会，你为什么不去？
他朝我侧转脸，钢琴上的腊烛映在他眉弓下两口深深的潭水里。
我突然感到了我们肌肤的接触。凳子不大，我和他一直你挤着我，我贴着你。奇怪的是，只有心里突然有了什么，肌肤厮摩才发生意义。所以一切都是心灵作怪。我马上向旁边移了一点。没有用，他的体温和气息和我的仍在交融。一阵燥热来了。我的避让反而使我们更敏感。
也许我在美国生活的那十二年，（虽然成长在洗衣坊的后院，）让西方男人感到我象改良过的中餐一样容易接受。也许是从小让我母亲的戒尺抽着学芭蕾，弄出了个优雅的假象。也许很简单，我就是那种让男人们认为很好上手的女人。后来彼得•寇恩说：你一进来，我就被你的优雅美丽征服了。陈词滥调，是不是？不过那时候我们都看惯了好莱坞的浪漫故事，对类似的浪漫陈词滥调充满期待。别出心裁的浪漫语言，反而流行不了。
我一边弹奏，一边告诉年轻的瘦子（要到一个多小时之后，我才会知道他的名字叫彼得•寇恩）我选择这个餐馆，因为这一带的书店和图书馆，都是我父亲常来的。我堕落到做餐馆琴手，他看到一定受刺激。
他显然没听懂，这是什么样的父女关系。
我要我父亲看到他女儿自食其力的场面。这可是经典场面，多有戏剧性？在某个宅子里私授钢琴课，远远不如它催他自省，策他痛疚。
不用告诉你了，我当晚就被半法国老板留下来，弹贝多芬、莫扎特、萧邦的那几个陈词滥调。现在，年轻的瘦子开始打听我的姓名。
你叫什么名字？小姐？
你呢？我问他。
现在他不用给我翻谱了。那些调调太熟，自己找到路，从我指尖跑到黑白琴键上。我希望他紧挨着我坐在同一个凳子上，一直坐到我结束这一晚的工作。
他说他叫什么、姓什么。就是我已经告诉你们的那个常见的犹太姓名：彼得•寇恩。
我告诉他我叫玫，是英文May的谐音。五月的女儿，所以就叫五月。我们唐人街洗衣坊的成年人在起名字方面挺图省事。但我在家里叫“妹妹”，因为我伯父、姑姑们的孩子都年长于我，我是所有晚辈的“妹妹”。
May？五月。我喜欢这个名字。彼得说。
我看了他一眼，想拿他的名字和他的模样对号。我怀疑彼得是表面消极、被动，实际上颇有攻击力的小伙子。他马上问我，结束工作后能不能一块出去走走。去哪里走走？你说呢，May？反正在外白渡桥宵禁之前，过到桥那边就成。一点钟宵禁吗？嗯，所以还会有不少时间。来了上海我哪里都没去过，这个招聘广告还是我在一张犹太人的免费报纸上看来的…..你看，我卖琴艺不妨碍我和彼得闲聊。
要不要我等你下班？他说。
我心跳了，手指头也开始乱。他那么想把这个夜晚变成我们俩的，却又那么六神无主地看着我，要我把他对我的邀请变成我对他的邀请。不知怎么，这一点特别打动我。走走有什么不好？它是最没有后果，最不需花费的温馨时光。这是一片沦亡的国土，周围全是亡国的人们，和这个清秀优美、祖上就没有任何国土的小伙子走一走，……我点点头。
餐馆在十一点就基本没什么客人了。到底是个新餐馆，来这儿的人都是为了赶饭，不是图享乐。名牌餐馆到凌晨天蒙蒙亮，还会有新到达的食客。上海有身份的人总是会在那几个餐馆照上面。
就像现在一样，你去上海的几家名餐馆名酒吧，常常看见的就是那几帮人。
我们在十一点十分走出餐馆。他两手插在裤兜里，微微缩着脖子。才当几个月的难民，就有了难民的怆惶寒酸的姿态。可以想见我祖父他们走到旧金山金融街（注：旧金山的金融街和唐人街几乎相连。）的样子；自己都嫌自己不知趣。
下面彼得对我讲起他的家庭。
我们走在法国梧桐的的影子里。十二月初的树叶落了不少，剩下的干缩了，卷起边，风从树里过去，发出纸张的声响。我一边听一边想象那个维也纳近郊的房子，男主人和几个合伙人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做得勤勉之极，放在一九九零年代的中国，就是个优秀企业家。经理太太和其他犹太妻子一样，相夫教子，任劳任怨，理财方面无师自通。家里没有任何事情不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包括这次逃离奥地利。母亲和父亲在一年前就悄悄地干了起来，把房产出手，银行兑现，向十多个国家申请移民签证，（不久是三十多个国家，一年后是五十多个国家）而去所有国家都拒绝了他们的移民申请。美国的领事对他们说，不服的话，欢迎他们半年后再次申请。
美国也是个排挤歧视犹太人的地方，你能相信吗？！彼得停下讲述，朝我睁圆巨大的黑眼睛，讨公道地摊着两只苍白的巴掌。美国给犹太人的签证定额并不因为纳粹的迫害而增加。
我心想，我表哥一次去犹太人住的豪华社区送洗干净的衣服，回来时脑瓜让犹太男孩们开了瓢。同一个表哥，有一次和几个唐人街的男孩开了一个黑人小伙子的瓢。美国是个好地方，各种人都能找着歧视的对象，形成一个歧视的大环链。
彼得接着往下讲。
彼得的母亲可没闲着，在丈夫被五十多个国家的领事馆拒签之后，她找到了一个地址。中国总领事馆的地址。不少犹太开始传递这个地址，说是那里可以签发去中国上海的签证。母亲告诉全家，中国领事馆里有个何总领事，所有在总领事馆门口大排长龙的犹太人都是等何先生开恩的。何先生一开恩可以让全家到中国上海。上海？那是个什么鬼地方？太远了，彼得的父亲反对。太远？彼得的母亲反问：离哪里太远？！母亲这句话使全家苦笑了。对于从来没国土的寄居者来说，哪里算是太远？！“farfromwhere?(离哪里太远？)”问这话的似乎不止母亲。.寄居者们几千年来都会这样苦笑着玩味这句诘问。
就象母亲做任何事都留一手一样，办理去中国的签证也是她的留一手。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爆发了。父亲的一个合作伙伴被打死了。父亲并不晓得厉害，利用他在商界的影响想跟一个在政界的熟人“谈一谈”。第二天一清早，父亲就被堵在浴缸里，水淋淋地穿上了大衣皮鞋，被带走了。彼得抱着他的内衣内裤、降压药片、安眠药片、床边书籍追了两条街，不知怎么一来，负责逮人的男子一顺手把彼得连同包裹一块拎上了囚车。
第四章
更新时间2009-4-17 13:56:20 字数：3187
母亲的留一手太英明了。贝多芬广场边的中国领事馆对于彼得母亲毫不陌生。此前她已经来过两次，每次都因为排队的人太多而放弃。第三次是春天的清晨，领事馆的大门上贴了纳粹的封条，说是“此建筑为犹太人产业，已被政府没收”。而在不远处的约翰路街口，一大片黑衣黑帽的犹太人。彼得的母亲在这里听说，纳粹封了中国领事馆之后，何先生自己花钱租了一间私人公寓，挂出了领事馆牌子，继续办公，给犹太难民发放去上海的签证。等候签证的人攻城一样，里三层外三层围着领事馆的院墙。一片窃窃私语，说不知谁告发了何领事，何领事的上司派了调查员来，看看何领事到底一张签证卖多少钱。人们开始对小公寓内大声说话：我们可以做证啊，何先生一分钱的贿赂也没收过；假如何先生可以贿赂，我们宁愿让他发财，也不愿把带不走的动产不动产留给纳粹啊！……
人们围到了中午，又围到下午。太阳下沉了，大家才散去。彼得母亲是唯一没有放弃的人。晚上，公寓的门开了，里面开出一辆黑色轿车。彼得的母亲一头扎过去。汽车闸出一声怪叫，停了。谁都能看出这是个急了眼的女人。她用不客气的声音对车窗帘后面的人说：“请给我们签证！我的丈夫和儿子都进了集中营！……”她的架式很明显：你不答应她什么都干得出来，包括死在你车轮下。
车窗的帘子动了动。这一动彼得母亲得寸进尺了，拼命拉住车门把，只要车子开动，她就给你拖在下面，拖出一道血淋淋的印记。
但她想错了。窗帘动了动，动出一张十分文雅的中国面孔。随后玻璃降下来。那面孔和所有中国面孔一样，不露声色。
何总领事开口了。他的德语非常轻柔，告诉彼得的母亲，按说他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没有权力发签证，但他会想想办法，因为她的丈夫和儿子什么时候在集中营里。纳粹对所有离开奥地利的人制定了刁难政策：必须有接受国的签证才能获得离境准许。何领事知道关在集中营的人一旦有了离境准许，才能获释。
他拉开车门，请彼得的母亲上车。然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一支笔。他请彼得的母亲把所有需要签证的人名和住址给写下来，然后回家去等邮件。
下了车她想到，该说一句冤案澄清是迟早的事。总该给这好人一句祝福。该告诉他天下好人都一样，往往受到怀疑，太好的心肠没法解释啊；太好的心肠自古就惹人不高兴，从基督开始就这样啊。彼得的母亲恍恍惚惚在马路上走着，想到自己幸亏做什么事都留一手，想到犹太人不得不留一手。还想到她逼着孩子们得满分、当体育冠军、拿钢琴比赛名次都是为了留一手。不止留一手，留好几手。尽管祖祖辈辈都学会过日子防这防那，做人留好几手，该流离失所还是流离失所。彼得的母亲走在别人的维也纳大街上，看着音乐厅璀璨的大门，里面从此不再有他们一家的座席。维也纳的好日子，从此不再有他们一家的份儿。歧视和迫害也有好的地方，那就是它把犹太人逼得个个十八般武艺，个个都有投机天赋。
这时彼得和我已经站在黄浦江边。江面上泊了一只美国巡洋舰，唱片转出来的萨克斯吹奏特别地美国。吹奏轻一阵响一阵，江上的风向决定它的音量。风向一变，音乐里混入一股鱼腥臭和水面垃圾的气味。我看看彼得的侧影，希望他不在意这气味不好的罗曼史序篇。
再往远一点，三艘日本海军的巡逻艇灯光星星点点。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军艇吃水太深，在更远的江面上打盹。大家剑拔弩张、却相安无事。
夜里的外滩是情侣的。没钱的情侣。不是情侣在这里荡一荡，分手时就差不多了。就象我和彼得。
我也讲了我自己。叽叽喳喳的一个年轻女人，大概就是我那天晚上留给彼得的印象。我怕一安静下来，彼得就会总结性地说：谢谢你给我的这个美好夜晚。江水的声音越来越响。我们四束目光投向远处，投向气味不好的夜色深处。我转过脸，嘴巴离他的耳朵只有几英寸。他的头发好密，一定是一个毛孔长了三根头发。只有风把头发吹起，你才发现他的额头有多么高大。典型的犹太额头。他等我转过去，再去面朝江水时，便也转过脸来看我的侧影。我的侧影没什么看头。欠缺一点起伏，过分含而不露。一个不怎么漂亮的侧面。我在他来不及转头时，猛地接住了他的目光。
我过去不这么瘦。彼得为他的瘦弱道歉。
我就那么看着他。我又不是在看他的模样。他明白了，把一条胳膊围栏过来。我的腰和背是他的了。渐渐的，我的肩，手，脖子，脸颊，都是他的了。我整个人在一分钟内全是他的了。我们就那样重叠着看着一些船上的灯熄灭了，一些船远去。
我说了一些傻话，现在就不跟你重复了。都是些不难想象的傻话。
他说的傻话比较少。但我知道我不该对一个刚从集中营出来没多久的人要求太多。他若说了跟我一样多的傻话，我说不定会失望。
我说：我等你都等老了。
他明白这意思。我是指自己等待这场天定的缘分。他把我搂得紧紧的。
海关大钟敲了一下。十二点半了。
我叫了一部黄包车，跟他挤在车座上。车先送他去外白渡桥，还有二十分钟就要戒严了。然后车再送我回我那十平方米的橡木地板亭子间。这样就免了彼得掏车钱。可我到达自己亭子间楼下，车夫告诉我彼得偷偷地把两人的车钱全付了。他已经开始预支我随口许诺的那些工作的工钱了。
这时我猛地想到，我无法兑现我的诺言。荡外滩荡得两人忘了人间烟火，最后该交换住址电话时交换的是长长的一个注视。那么急需工作和工钱的犹太小伙子应该现实一些啊！而正是他对现实的短暂疏忽令我感动。什么都挡不住恋爱，饥饿、前途渺茫都挡不住。
所以，你看，我那时把跟彼得的恋爱看得那么重。对于我们那个年纪的男女，可以没有面包但不能没有恋爱。我们对于菏马、莎士比亚、海涅、普西金、拜伦、雪莱，以及贝多芬、布拉姆斯、门德尔松、舒伯特的解读其实始终留着一些乱码，要到一次真正的恋爱暴发，才能最后将它们解密。这就是二十岁的我。
我并不着急，因为我相信彼得能够在莫利埃餐厅找到我。（就是我们相遇的那家法国餐厅）
每天下午五点，我去莫利埃餐厅上班，穿着老板指定的黑旗袍。从侧面看，旗袍开叉是一个完整的“7”，几乎裂到我三角内裤的底边。黑丝绒上攀爬着龙和凤，以及祥瑞云朵。半法国人难道看不出，他的餐厅没有龙凤祥云就已经似是而非得够呛了。
我每天晚上一面弹琴一面等待彼得。等到第六个晚上，等来了我父亲。他是一个人来的，一看就知道在图书馆躲清静，读书读得忘了午饭，五点半就饿得头晕眼花，跨进图书馆外面第一家看上去干净的餐馆。
他被引往一个火车座餐桌。他一进来我就认出他了。我告诉过你们，我的理想工作是一面干活一面做白日梦。就是在这种半梦状态下，我观察到餐厅布置的每一个细节：意大利北方尤比诺似的拱顶拱门、埃及图案的墙腰、罗可可式的吊灯、北欧乡村的桌布、后工业化的腊台，……所有的风格都在抬杠。我也同样观察每个客人，四个德国军人非常吵闹，一看就是年轻的庄稼汉；几对上年纪中国男女自以为他们吃的是正宗法国菜，面色肃穆，因为开如此洋荤之前痛下了一番决心。
我四下张望不仅是由于无聊，也因为我在等待彼得。在刚刚开始的恋爱中，恋人们的自尊非常娇弱，生怕自己过份主动，前一次约会流露过多而吓着对方。六十年前，坐在一个叫做《莫里埃》餐厅把琴弹得油腔滑调的我就是那么想的：我在外滩一定流露过份了，傻话说多了。可是我多么不甘心做个轻浮的年轻女郎让彼得.寇恩记住或忘掉。其实我掉进了那种男女游戏的圈套：因为想证实自己没有被轻视而对于彼得更加死心眼，或者为了扳回自己尊严的得分而更执着地要等到他。彼得那么需要我要给他介绍的工作，他怎么会不出现？他要养活一家五口，看在这份工钱的份上他也会利用一下我的痴情来把工作拿到手。我宁可给他利用？我顾不上那么多。彼得招呼也不打就消失了，这悬疑在我心理上迅速形成压力，压力迅速上升。我搞不清自己更爱彼得还是更爱自己那被轻贱的尊严。
第五章
更新时间2009-4-17 13:57:05 字数：3250
好，这就是我父亲在角落餐桌坐下时的我。他来得可真是时候，我正有气没处撒。假如不是他那个俗媚的、跟狗都发嗲的小夫人把好好一个家弄得俗不可耐，我会落到这地步，到假模假式的法国餐厅来当女琴手？若不到这里来我怎么会遇到彼得，让他付了我的黄包车钱一去不回头？我一晚上的柔情诗意就值那点车钱？
我父亲桌上的腊烛亮了。他居然不转过脸来看看，谁把“献给艾莉丝”弹得心急火燎，毫无真诚。他什么都不关注，什么都没给他看到眼里。他的漠视真彻底啊，朝我转了一下脸都没认出我。小夫人凯瑟琳鸡零狗碎、嘈嘈叨叨的幸福让他偶尔气闷，来一次短暂的离家出走，到这种地方来发发呆，对天下每天爆发的大灾难回回神。我是到后来才知道，他那一阵在打一个大主意，想独自去内地。因为他的小夫人绝不离开上海，他准备给她留一笔钱就悄悄离开。他将会把联系方式也留给她，假如她有兴趣，可以按一条九曲十八弯的路线到内地和他相聚。
假如彼得这时来了，我会把他介绍给父亲：喏，这是彼得•寇恩，我离家后的第一个“Date”。（注：幽会人或艳遇对象。）
父亲在我搬出去的的第二个礼拜找到了我。他找到霞飞路560弄来了。我没什么难找，总有一两个闺中女友把我的地址叛卖出去。那天我在外面吃了一碗摊子上的熏鱼面，又到弄堂口去拿早晨忘在那里的大号热水瓶。就在我提着一瓶热水走进弄堂时，父亲从一个剥毛豆剥虾仁的厨房竹凳上站起来，“布洛克斯兄弟”牌的风衣被风掀起，活脱脱一个潇洒倜傥的便衣。
他一定等了很久，等得房东不忍心了，请他进去等，遭他谢绝后，让娘姨端出这个竹凳。好在天不太冷，白天一直有个黏乎乎的太阳。没有那个小夫人，我和他是另一种父女关系，非常非常坦诚，也非常地相依为命。我和他都有小女人无法参与的那一部分生命，就是我们在别人国土上成活的那部分人格。
我拎着热水瓶，他敞着风衣，相对而立，刹那间看到的，就是我们形影相吊的父女关系。谁也帮不了我们。再坚强再洒脱，在别人的国家成活下来，都是创伤累累。凯瑟琳是不会懂得这些创伤的，做了亡国奴也不会懂。
他说妹妹你吃饭了吗？
我知道他一定没吃，所以我回答说：没有啊。
他高兴地说那么一块吃饭去吧。我们去国际饭店，还是梅龙镇？他知道我们已经和解了。
父亲是客家人，除了客家菜他对所有菜都是门外汉，上海菜只知道个梅龙镇。我和父亲这个晚上是死党，为什么敲他竹杠？所以我说特别想吃大排骨年糕。父亲哈哈一笑，用英语说：今天我有个Cheapdate。（省钱的约会伴侣）
从那晚之后，父亲有空就来和我吃一顿晚饭。有时把我的坤包拿过去，问一声：可以吗？我不作声，他便打开包，往里面放几张钞票。如果我说“No，”他会尊重我的独立自主，把包还给我。每次收了他的钱，我都觉得窝囊，会好一阵不理他，他也会有种不好的感觉，他的小夫人以为我真的硬碰硬独立自主了，而父亲却一直在我这份独立偷偷掺假。
该是大批客人进餐的时间了，父亲转过身，四下望，看看自己周围怎么一下子如此热闹。如此的钢琴声大作。这琴声耳熟啊。等一等，那过份娴熟又总差那么一点力度的弹奏还能有谁？父亲站起来，往我这边看。一群美国水兵抽烟是链接式的，餐馆被他们抽得茫茫阴霾，所有人都让微辣的空气弄得微含泪水。所以我父亲更加不敢认黑丝绒旗袍上端的侧影。更不敢认，黑丝绒开了条“7”形缝隙，露出一整条腿的侧面。
我弹着李斯特的“匈牙利舞曲”，自己给自己翻谱。我知道父亲走过来了。
等我弹完，父亲“噼哩啪啦”地鼓起掌来。旁边的人乐得有人带头起哄，便跟着喊了几声“Bravo！”我爸爸刚才喝了两杯葡萄酒，伪装满不在乎、豪爽率性装得更逼真。他站立起来，巴掌拍得震耳，抵上小型拉拉队。
我借着下台找水喝走到他身边。他的所有不满都可以用相反的形式发泄。
我说我找到这个工作才一个星期。怎么样，我的独立宣言特醒目吧？我的脚踢了踢旗袍前襟。美国水兵们个个在瞬间饱了眼福。
我去你的亭子间找了你好几次。父亲不理会我的挑衅。你每天夜里都回家很晚。身体吃得消吗？
谢谢关怀。
我最近收到一笔钱。在美国投资的一点股票——你伯父十年前帮我做的投资——卖掉了，赚得不错。
你看我父亲多可怜：他想给我一些钱，让我的大腿好自为之，别去喂养各国水手、大兵们的下作眼睛。但他怕直接说会刺伤我，就这样撒谎，绕弯地哄我接受他的钱。我知道他在美国从来没有一分钱富裕，供他去投资股票。他始终是个穷学生，只有别无选择地做学生才能拿到一笔养家活口的钱。他是到了中国才过上好日子的。每个伯父都掏出点钱，为他们最小的弟弟在上海买下一幢房。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房子呢？伯父们鄙夷地否决了父亲意见。从祖父开始，他们有点钱就买房置地，误认为这样买就能把人家的国土买成自己的。他们不知道，就凭他们的黄面孔，有多少地契都是寄居客。他们也想通过为弟弟买房把一只脚插在上海，可是这房所基于的国土已沦丧给日本人了。
半法国老板对我打着冷峻的手势，要我马上把屁股挪回琴凳上去，父亲看见了，那客家人的大眼就象点了捻儿的炮仗，嗞嗞冒火星。我赶紧向老板扬手一笑。
父亲说：这笔卖股票的钱凯瑟琳不知道。
我才不在意她呢！我用英文对父亲说。假如不是我顾及大体，不想让半法国鬼子、美国鬼子、德国鬼子、日本鬼子、种种的鬼子们看笑话，我拉开阵势和父亲争吵。在别人的国土上长大的人常用这一点给自己提精神鼓劲：绝不让鬼佬们看笑话。
父亲说假如我不好意思跟老板辞职的话，由他去说。这是他在逼我。老板就在一米以外，父亲只要一句话就可以砸了我貌似独立自主的饭碗。
求求你，爸爸。我用中文说。我爸爸不止一次说过，他更喜欢说中文的我，那个我带着我故去的母亲最初教我的中文口吻；那种大人跟孩子说话特有娃娃腔。后来我学了英文，不管怎样，背后都有了一个说英文的庞大主流社会，人就变得老三老四。而讲一口娃娃腔中文的我，让父亲觉得一个不可视的私密空间，那里面只有母亲、他、我。
为什么？父亲问。
因为我必须在这里弹琴。
你没有回答爸爸为什么呀。父亲个子大，是客家人里少有的大个头。但他这时跟我说话是用不着佝身歪头，仿佛哄劝的对象十分弱小。他把身体摆出这个角度完全出去习惯。正如他和我最亲的时候，就称自己为“爸爸”，“你没有回答爸爸呀，”“你听爸爸说”，“不是爸爸批评你”。
我必须在这里工作。因为我必须等一个人。我一吐为快地告诉父亲。
父亲问：等谁？
我说：等一个在这里遇到的人。
父亲明白了。什么肉麻的浪漫故事，居然也发生在他女儿身上。他本来还有一句训戒，但想到自己在这方面也不是什么好榜样，就不说了，慢慢走回到他的座位上。我回到钢琴前面，凭记忆弹了一支中国的沪剧小调，居然没惹恼谁。大概也没谁在听。一边弹我一边看父亲跟人吵架。他上前台来和我谈话时，侍应生以为客人走了，就把桌子给了四个日本人。父亲本来要和我吵的那一大架现在和别人吵去了。四个日本人见父亲对那侍应生（大概是个法国留学生）张牙舞爪，把会说的所有法语都拿了出来，赶紧嫌恶地离开了莫里埃餐馆。老板走过去，马上就站在了父亲的一边，对侍应生伸出一个瘦手指，指着厨房的方向。等我再转过头的时候，老板陪坐在父亲对面，隔着一瓶白葡萄酒。老板知道父亲这种人大有培养前途，可培养成为他的老主顾。
父亲等到我十一点下班，才和我续上四小时前中断的对话。中间他到酒吧台上用了一次电话，向他的小夫人告假。
刚才我们断在哪里？对了，断在他瞠目结舌的一刻。他听我说我在此地廉耻也不要、露着大腿弹琴是为了等一个不知去向的男人。
餐馆还有几个客人不声不响地坐着，希望醒了酒好开路。我和父亲走出餐馆，在门口，他说：你等了他多久了？
我说：没多久。
父亲说：你算了吧。
第六章
更新时间2009-4-17 13:57:44 字数：3412
我现在有资格评论你的私人生活了吗？我装成很经打击很经伤害的样，笑嘻嘻地说：因为我也是过来人了。
过去我反对他娶那个小女人，他说等你懂得这种感情的时候，再来评论我的私人生活。
他问我等的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说这很难说。我耸耸肩。看好莱坞电影看坏了，学到一系列程式化形体语言和面部表白，包括我现在微笑着的伤感。好莱坞流行的表情有那么几种尤其典型：微笑着残忍、调侃着抒情、争执着浪漫等等。
我想你也不知道。我父亲哼哼着说。连他在哪里做事，做什么事都不知道。要不你就找到他公司去了。
他不做事。正在找事做。我说。
父亲不作声。他在某些方面跟我开洗衣坊的亲戚们差不多，假如我的某个表姐和唐人街蔬菜铺或杂货铺的男孩来往过密，我的伯母们会说：找了那么个穷鬼！
只要父亲再逼问我一句，我就告诉他，我找了个穷鬼，并且是个无国籍寄居此地的穷鬼。
父亲很明智，一直不安地沉默着，什么也没再问。他叫了辆黄包车送我回家，自己在餐馆门口等他的司机开车来接他。他在此留了心眼：假如司机看见我，小夫人就会知道我没出息到了做餐馆琴手的地步，也会知道他和他女儿在外面接头。我也不愿那小女人知道这些，把事情看得不三不四。父亲在黄包车走出去十多米还跟在车后，满脸自责：他不能在这样混乱凶险的大上海把女儿护送到家。何况是个正在饱尝恋爱苦涩的女儿。
就在那一瞬，一个可怕的念头向他龚来。他突然停住了，一只手紧拉住车梆：他是不是犹太难民？
我差不多能看到他下面那句话：我真是白养了你！假如知道你在二十岁的豆蔻年华去和一个没钱没国没家的难民厮混，何必要花那么多钱培养你跳芭蕾、弹钢琴、骑马……？何必挥舞戒尺、左一声“为你好”右一声“为你好”地做你的死敌？……
为了他这一夜能睡个好觉，我说：爸爸，放心，我不是傻瓜。
你要谅解我的拖沓。到现在，你想听的人物还没有出场。不过你应该快要看到了：貌似不搭界的一切实际上全都紧密相关。
接下去的一个月，始终没等来彼得。我给自己大限，在一个星期内找到另一个男人，开始新的罗曼史。新的罗曼史是否进行得下去并不重要，它的功效是使我忘掉彼得。不管彼得负心，还是他遭遇不测，对于他的记忆让我好痛。
你还年轻，肯定记得自己犯过这种毛病：某人的缺席反而使他在你心里完美无缺。尤其对二十岁的年轻女人，缺席的恋人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俊气，离那种搭帮过日子的未来越来越远。彼得在现实中缺席，所以在我印象里就无懈可击地美好。
所以你能想象，等我真的再见到他，觉得他其实并不那么漂亮。当然，犹太大营房那场传染病，也要对他的愁苦模样和紧张神色负责。
我什么都想到了，恰恰没想到这种大宿舍生活常常发生的事：传染病。腥红热打倒了百分之四十的难民，尤其是孩子们。住在虹口的日本居民很多，他们怕传染病蔓延到大宿舍外面，就让日本军医把难民大宿舍封锁起来，划定成隔离区，有宪兵把守，不准人出入。二百多人的大宿舍（原先是仓库，漏风漏雨，却照不进阳光，家家户户只有一张桌布或床单作为墙壁，声息相闻，能隔开的只有最低程度的廉耻。）不止流行一两种传染病，有时一个没有亲属的人病死了多天，都没人报告，因为其他人需要他份内的那顿晚餐。幸而天不热，病死的人在发出气味前可以让人们分享若干顿面包和汤，同时也让人们分摊了病毒。
彼得又卷又长的头发由于肮脏打成缕，沉甸甸地耷拉着，有些地方露出结着污痂的头皮。他原先的天蓝衬衫泛出一层茶色，那是汗水一再浸泡、又一再被高烧的体温烘干的缘故。尽管如此，他严谨地扣着每一颗钮扣。你该闻闻那气味！一个人没死就开始腐朽的气味。
彼得见了我就笑笑说：对不起，我不能拥抱你。
他大概涂了半瓶克隆香水，不仅无济于事，那坏气味更加丰盛。
我还是不顾一切地抱住了他。
一旦我们的身体紧贴，什么都不重要了。我苦苦等了他六个星期，等不及他去清洗掉污秽和气味，以及致命的病毒，就把嘴唇贴在他嘴上。当然，这也是痴傻恋人的一种表白：你看，我不嫌弃你；你的病毒、死亡我都想要一份儿！我的举动让莫里埃餐厅的客人们隔着门玻璃错愕，随即讥笑。
我顾不上那些。天涯沧落人的感觉特别好。
他这副模样是进不了莫里埃餐厅的。我对他说：叫部黄包车，去我那里。我会打电话给房东太太的。请房东家的娘姨到弄堂口的老虎灶去，给你叫一担开水，兑上冷水就可以洗澡了。我房间里有一个盥洗池，那个水龙头可以接冷水。
我把一张钞票塞在他手里。看他上了一部黄包车，我又想到洗澡远没有那么简单，跑上去，跟他说：不对，你听我从头讲——我床下有一个椭圆的大木盆，冷水必须用一根橡皮管从盥洗池接到盆里，再掺上从老虎灶叫来的开水。洗完第一盆，用那个铁皮桶把脏水盛进去，倒进马桶，再洗第二次。我就是这样洗澡的。房东太太人很好，就是不准房客用她的浴室。
彼得走后，我回去接着弹琴。十点以后，老板的新节目开始了：挪开了前面的几张餐桌，让半醉或全醉的各国鬼子们跳舞。这时我的弹奏更马虎，坐得腰也僵了，人也乏了，不时架起二郎腿，打个哈欠。我满脑子想的是彼得可别让开水烫了，可别傻乎乎地去端整个木澡盆倒水——我忘了一个细节，澡盆里的脏水得用那个瓢一瓢瓢舀进铁桶。自从我离开父亲的洋房，花了两个月才习惯这种麻烦百出的浴洗方法。
我一边弹琴一边还在想彼得告诉我的话。被隔离的日子他想到过自杀。后来他的父母弟妹全都病倒了，他更加看不出活下去等的是什么。大宿舍里一个年轻女人在孩子病死后自杀了。当时他没有自杀，是因为家里其他人没流露这个愿望。他不愿孤单单一人去死。
我瞥了一眼窄小的舞池里的人。弹奏变得恶狠狠的：我让你们跳！让你们醉生梦死！……
我歇斯底里的弹奏让这些牛头马面领会成了狂喜，他们的屁股扭得越发地圆，面孔越发地无耻。我让你们酒绿灯红脑满肠肥！看看窗外的大街小巷，在日军轰炸中丢了腿和胳膊的人蜷缩在任何一个能避风挡雨的门廊下。守桥的日本兵把一盏煤油灯扔进一只著者中国人的船里，大喊这样的贱民就该沉入水底。……
那是个星期六。我结束了工作后该领薪水。老板说你今晚弹得很棒，但我得扣掉你出去跟人说话的半小时工钱。我耸耸肩。本来我息事宁人，让他把七、八分钟算成半小时。但接下去他就不像话了。他说：以后让他好歹洗洗头，换换衣服再到我的门口来。他看上去浑身虱子疥疮。我低着头，一动不动。一般我这副样子我爸爸就知道事情坏了；我给惹得太狠了。
你知道彼得是干什么的？我问半法国人。
谁是彼得？老板问。
彼得•寇恩是个优秀的医学院学生，因为纳粹迫害到上海来给你这种人渣蔑视。
老板说：你说我什么？对不起，我英语不好。
好，我换个词：人类垃圾。你这人类垃圾。来上海是因为你在你自己的国家做够了垃圾。到了中国，你认为至少可以把中国人当垃圾。
我口气婉转，一点火气也没有。因为我只是在好好阐述一个事实：来上海的各种鬼子大多数因为在自己祖国混不出人样而到上海来碰运气。在上海既便混不出人样也有中国人垫底；中国人反正是可以不当人看的。
给我这个月的红包。我向老板摊开巴掌。他若不给，巴掌直接就上他的腮帮上去。我们说好每月有十块钱的红包。
你还想要红包？他用了一句法语骂我。
我不用懂。他过去是个水手，水手在全世界海港造孽、留私生子、搜罗各国下流话。
我的巴掌没上他脸上，抓住了他的领结。这种关键时刻你们能看出我是个求实的人。打耳光的动作是漂亮，但效果差些，他可以还手或忍让，把红包赖掉。捉住他的领结，一只手不够上了第二只手。等拉架的赶来，老板已经把五圆钱扔在地上。
他用水手法语一连声地骂。我在唐人街长大，难道会不经骂？
在骂声中我弯下腰，捡起地上的钱。等我上了黄包车，发现自己抖得厉害。原来我并不经骂。我今天是怎么了？我难道因为彼得回到我身边，感到有所依仗，存心要惹一惹谁？还是彼得让我失望？他在垂死的时候一点都没想到我，我不是他垂死时的安慰和放弃自尽念头的理由，这些让我失望了？……
现在跟你讲话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的不满足感觉。初恋的人总是不满足，总觉得得到的比预期的和贪恋的要少。
第七章
更新时间2009-4-17 13:58:05 字数：3120|福哇小说|
黄包车夫的两只脚板“啪啪啪”地拍打着沥青路面。坐在车蓬里的年轻女郎一晃一晃，渐渐离那片邪恶的热闹远了。女郎把自己在恋人心目中的位置估计错了。天下双双对对的恋人中，总有一个更痴的。这没办法，我的心太不骄傲了。
等我到家的时候，彼得已经离去。他得赶在霄禁之前回到大宿舍去。他洗澡的药皂气味还浓浓的。空气湿漉漉，我的头发很快一层水珠。彼得是个识相的人，他把地板上的水渍擦干了，顺便擦了一遍整个房间。早上晾出去的内衣内裤也被他收进来，给我折叠得方方正正。我一下子想象出他在我这间十平米的亭子间和我过小日子的情景。
后来我也是在他的药皂气味里入睡了。
第二天一早，三楼和二楼之间的电话响了。我竖着耳朵，听房东太太用一塌糊涂的英文说：“请等等，一会儿……”
我跳下床，披上薄呢子大衣，房东太太已经在楼上喊起来，说是一个叫寇恩的先生请我听电话。一听就知道她对我昨天招进来那么个臭哄哄的犹太难民有火气。居然还把大门锁匙给了他！
我接了电话就说：你送牛奶吗？这么早就起床？我和那头的彼得同时哈哈大笑。
我们约好七点半在虹口的乍浦路见面。我费了很大劲才让他记下要去的“虹口大戏院”。本来我想去他住的大宿舍接他，他急坏了，一口咬定他能找到上海的所有街巷。他不让我看到他一家的惨境，也是为我好。
虹口大戏院的最早一场电影七点四十放映，票价非常便宜。电影结束正好赶上去菲利普家面试。菲利普姓温，他的长子是我父亲的学生，他有个十六岁的小儿子在学钢琴。从菲利普家出来，我还要陪彼得去第二家、第三家面试。我们中国人在做事留一手上也不次于犹太人。
那好，我要去洗漱了。我对电话那一端的彼得说。已经有了一种很贴心的人才有的口吻。
放下电话，房东太太的一只绣花拖鞋从楼梯栏杆缝里落出来，在我眼前直接从三楼落到一楼。她的监听暴露了，索兴响亮地笑了笑说：妹妹呀，以后不可以把我们的大门钥匙给外人呕。这要闯穷祸的哟！
她从楼梯上走下来，一只脚穿拖鞋一只脚穿丝袜。
噢，好的！我爽快地答道。我心情好得要命，她说什么我都不觉得难听。
房东太太说我父亲每回来都那么知趣，从来不进到楼里面。
我急忙往亭子间跑，一面说好的好的，下次不给外人钥匙了。
她还要罗嗦，说一个男人私自开了你的门，跑进去，邻居看了难看吧？
我还是大大咧咧，说难看难看。
她叫我不要太美国派头。
我扭着两腿，请她原谅，厕所还没有上过呢….
她还在说。开了大门多少东西可以偷啊？厨房里的咸肉咸鱼、米箱里的米、悬挂在楼梯栏杆上的儿童自行车……
我的好心情差点用完，但我还是没发作。七点半有约会，七点四十分是我人生中第一场恋爱电影（那时恋爱不看电影不算数）。我没空和房东太太一般见识。十分钟我已洗漱完毕，冲下楼。
我早到了十多分钟，在虹口大戏院门口飞快地走来走去。彼得准点到的，一面拥抱我一面说救济早餐的开饭时间是七点整，所以他是跑步来的。
你今天很漂亮。他对我说。这句话不怎么不独到。美国男人对自己的女秘书，女下司、车间的女工的一句悦耳废话。或者对已成了糟糠的妻子的一句好意打发。不能找到更新鲜的开场白吗？
我们走进去，室内光线幽暗，他甜蜜地对我笑了一下。这一笑可是金子都不换的。我的满足立刻来了，二十岁女郎的不满和满足都眨眼间的事。
他倒是让昨天那个艰难无比的洗浴洗得一新。洗得蓬蓬松松的头发似乎多了一倍，脸上那层灰绿也褪了不少，虽然离健康的气色还差很远，但不再有一副触目惊心的难民模样了。看完电影，我们首先要去买一件衬衫。彼得已经跟我解释过，大宿舍没有地方让各家放行李，所有人的行李被暂时露天堆放，只是上面盖了油布。大宿舍的人只有两件衬衫替换。病中他没有力气去排队打水洗衣服，所以两件衬衫都穿成了糟泊。
我们来到一个杂货铺，挑了一件价钱最便宜的白衬衫。铺子是一年前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开的，一个角落租给了裁缝，为人改衣服和量身定做。货物要多杂有多杂，吃的穿的用的都卖。彼得的白衬衫闻上去是现烤出来的“贝狗”（犹太面包圈）香味。贝狗或许会吃出樟脑球味。店铺里很暗，店主为了省电钱只开了一盏日光灯，灯光带着微弱脉搏，垂危地起搏。店堂内像中国人的商店那样，在空中拉开一根根铁丝，上面栓了许多铁夹子，每根铁丝从各种货柜、各个角落往中央一个高高收钱台集中，因而形成一个放射状的网。你小的时候一定看到过那种收款网。犹太人就着这点好，到世界哪个角落都能汲取别人的经验。我为彼得付的衬衫钱就被一个犹太店员夹在铁夹子上，手一划，“刺啦”一声，铁夹子和钞票便乘着高空缆车到了收款台。收款员取下钞票，把收据和找还的零钱夹到铁架子上，又是一划。等彼得他从试衣间换上新衬衫出来，交易已经在那根铁丝上成功地完成了。
谢谢。彼得说。
我说等他从阔佬那里挣到钱，买一件朝阳格子纺绸旗袍送我。那件旗袍我想了好久了。我随手一指马路对面，那儿的店铺门口有个木头模特儿，挺着肚子张着两手，身上穿了件乡里乡气的旗袍。
他认真地看我，看不出我是不是胡扯。他这样瞪着眼的时候特别无邪。不用问也知道他成长的环境多么优越。父亲超时工作，为他筑造的那座带大花园的房子就是个巨大的襁褓。在豪华的砖瓦加大理石襁褓中，他没有多大自主权却绝对没有忧虑。他习惯让父母去忧虑，习惯让母亲告诉他：穿这件大衣吧。配这条围脖吧。来，再弹一小时钢琴，然后上床去听半小时“临睡前童话广播。”
彼得转过身，新衬衫塞在他的西装裤里，束出一大堆折子。他比头一次见面（那时他从集中营到了船的底舱，又从底舱登上上海码头）要瘦得多。西装裤臀部松垮，被坐成两块油光闪亮的椭圆。他再向我转成正面，两手往裤兜一插。他一定是这样看着他母亲的：只要你说好看就妥了。
我说：很好。我当然是撒谎。
他笑了笑。等着我的下一个指令。
他这种金子堆大的孩子有一种奇特的无能。或者说毫无世故。彼得这时已经把操心的特权给了我：什么求职、衣食住行之类的琐事。不知为什么，他这种无能和不世故让我的心软了又软。二十岁的女郎常常混淆各种内心感受，比如这会的心软，在我看来就是爱。也许是爱吧。谁也不能界定真爱是什么。
我把他的西装外套披在他身上。彼得比我年长五岁，而他那大起眼睛、倒八字眉的无邪和无能，让我感到自己刹时间老练起来。要为他操的心多着呢。在菲利普面前，就要为他见风使舵。菲利普的儿子弹钢琴弹得不错，为菲利普这样的阔佬装装门面足够，但阔佬不满足门面，他要儿子成个独奏钢琴家。
没等我说话彼得已经开口了。他用缓慢而字正腔圆的伦敦英文说：我以为是教初级或中级钢琴。
我敢说只要菲利普一摊手：“看来误会了”，彼得会立刻放下咖啡杯，从仿路易十六的丝绒沙发上站起来告辞。
我说：彼得连初级学生也没教过。在奥地利他只是每个夏天参加独奏音乐会。要不学费可不止这么一点。（一堂课三块钱）
以上的谎言我是用中文说的。彼得是否独奏过我不清楚，我的任务就是要花言巧语把彼得推销给这个阔佬。
噢，你是弹独奏的？菲力谱转向彼得。万幸他的英文是桥牌桌上练出来的，一不用心就听错，彼得转过脸看我。我当然坚持把谎撒下去。我的第一语言是客家话，第二言语是广东话，第三语言是英语。上海话要排在第五位，它前面还有普通话。上海话用来撒谎很好，似乎借了别人的语言，说什么都不必自己负责。
菲利普雇佣彼得也图实惠，彼得满口英文，可以给他儿子做语言陪练。这英文是不必花钱的。
第八章
更新时间2009-4-17 13:58:35 字数：3397
彼得非常敬业，从难民大宿舍的室友那里借来高年级练习曲，熬了几夜把谱子抄下来。大宿舍二百多号人，（传染病之后减了员，但又有三个女人做了母亲），十八般武艺七十二行当，彼得很快请教到如何给菲力浦儿子授课的方法。他每天跑步上课，学生从五岁到三十岁。那个三十岁的学生是位姨太太，不知听谁说弹钢琴可以预防老年性关节炎。她的母亲得了关节炎，对她来说是巨大悲剧，因为她的手指连翡翠马鞍戒都不能带。
那是我和彼得最好的一段日子。我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别忘了：合适我的工作不多，不能打钟点卡，又要边干活边做白日梦）所以我整天陪着彼得给他的学生们上课。
他那个五岁的学生刚刚起步，彼得一个示范要做十多遍，第十遍跟第一遍同样认真。语气也同样一丝不苟：“Onceagain，please。”
我总是把椅子搬到一个能看见他侧影的角度。我喜欢在他完全忘了我的时候看他的侧影。他一认真起来就把我完全忘了，这正是他最好看的时候。他的精神全部凝聚在目光中，因此样子有点狠狠的。你可以看出他会有神经质的时候。他的温良不是无条件的。
他会说：还是不对，亲爱的。
他批评人的时候总要加上个“亲爱的”。而在夸奖人时语言朴素。或许他的母亲就是这样批评他。要么就是他的钢琴老师。他的童年不太好玩，要完成父母一个又一个教育规划。对音乐、骑马、网球的好恶在他出生前就被决定了。他的“不喜欢”已经预先被否决了。不喜欢？没关系，谁都一样，都从不喜欢开始。有益于你的东西都不好受，当然你不喜欢。犹太孩子首先得习惯不好受的事物。
我看着彼得的侧影。厚厚的卷发压着他高大的额头。所有的长辈都要他好上加好；光是功课好不够好，还要样样都压过你的亚利安种同学。他们的国家，他们是主流，要跻身主流，你只能比他们的修养更好，档次更高。因为你起点不同，你是从一个被他们看得很低很低的起点走出来的，你只能走得比他们高。
我的母亲是唐人街长大的，她要她的孩子我杀出唐人街去，就用戒尺把我钉在琴凳上，，舞蹈把杆。她宁可吃隔年的咸鱼，也要省出钱，把她的女儿武装到牙齿，从唐人街杀出一条血路。她终于把我对一切高雅事物的胃口败尽。
彼得的母亲不用戒尺，用淡漠阴沉、带有先知性的语调对他说：你没有选择，亲爱的！
每个成年的犹太人都有资格做孩子们的先知。几千前来降临在他们种族的苦难太多太多。没有选择，必须有备无患。必须做事留后手。首先以最好的功课选学最赚钱的学科：医学、法律、金融、科学，万一不行，第二手准备顶上去：音乐、体育、艺术。
童年和少年的彼得气也喘不过来，拔了尖再拔尖，他不是做一个孩子活着；他是作为父母的志气、希望活着。幸亏他母亲的先见之明——眼下医学学历这张牌打不出去，他还有的是牌可以打。
彼得教学一分钟不超时，到时候就从忘我境界中一跃而出。有时菲利浦的儿子想和他搭几句讪都留不住他。他不挣陪人闲聊的钱。
我们从他学生家出来后会漫无目的地闲荡一阵。我会提出一些可去的地方：老城厢去吃点心，黄浦江上坐乘凉轮渡（对了，我和彼得恋爱在早春，关系稳定后，夏天就来了），或者去墨海书局、商务印书馆去看不要钱的书。彼得读过所有的经典文学著作，但对哪一部都谈不上酷爱。
你看，我还是没有让杰克布出场。人老了，对过去的事情记得比当下的清楚。清楚多了。过去的事情再不好，谈起来都味道不错。
这是我找到的照片。都不太清楚了。跨了一个世纪。你可以看出我的家和我少年、青年时的样子。昨天你走了以后，我又仔细想了一下，觉得讲述得不够好。
我必须回过头把菲利浦的家介绍一下。菲利浦祖籍是福建人，曾祖父跑国际单邦跑阔了。所以他家房子再大也只住得下家俱和摆设，而住不下人。家俱、摆设堆砌得能让你的视觉窒息。南洋、西洋、东洋的东西杂陈一处，随时随地都有个影子般静默的女佣在缝隙里移动，为家俱和摆设上无数的洞眼、雕刻、花纹擦灰，打核桃油。
菲利浦的太太有十多个佣人要指挥，很少露面。菲利浦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我爸爸的学生，在我这个故事里没他角色。我要说的是跟彼得学琴的小儿子。他叫温世海，十六岁，通英文，半通德文。他形象没什么特别，但有一双特别的眼睛。这双眼睛上下眼皮都已松弛，让你想到他要么有嗜睡症，要么彻夜不眠。世海世海，上上下下的温家人都这么叫他。从这一点看，我认定他没架子，不让人非得叫他“二少爷”。温世海的眼神上了年纪似的，十分呆钝。阔也能把人阔乏了。只有一些瞬间，当他说起日本兵占了他朋友们的足球场，在那里练兵。或者，日本兵把几个外地口音的男人抓到桥头大厦（当时日本宪兵的监狱），要当抗日份子枪毙——这些个瞬间，他就有了另一双眼睛，眼神是亢奋的，渴望走出常规，渴望奇迹。
当今一个十六岁的男孩能干什么？还是让父母服伺吃穿的大宝宝。最多顶一顶嘴，但不会有宏大的谋反企图。那时十六岁的男孩子，已经干得出许多大事，比如在日本军征的粮食里洒六六粉，从百老汇大楼顶层撒反日传单。温世海就是在一个乖儿子的伪装下，夜夜忙着抗日的小男子汉。
他每次在钢琴课结束时，都想和我们聊聊。他不能和他的父亲、母亲聊，他们太没骨气了，早就在殖民者的势力夹缝里活得舒舒服服。他从我的一两句对日本罗圈腿的打趣中看到希望，想把我的攻击性语言好好利用一下，提升一番格调，变成抗日的积极力量。可我就那么点激情，那一刻全用在恋爱上。
你们到我们学校来参加音乐会吧，他在门口给了我两张票。他上的是一所美侨学校，集聚了不多的中国富豪或名流的子女。我们的音乐会很灵的，两个女高音都灌过唱片！请一定赏光！
这一刻世海的两只眼睛一点也不呆钝，我和彼得就是他走出平庸的向导似的。
彼得热切地看着我。希望我答应带他去这个音乐会。
音乐会规模不大，在学校的礼拜堂里举行。彼得看见一对对珠光宝气的男女拥着一个个如花似锦的少年，便轻声向世凯打听，那对男女是什么名流。
礼拜堂的门厅宽阔，摆出长条桌，上面陈列出冷餐。门厅的一头，搭起一个酒吧。上海的各国美肴这里都有。欧洲一片战火，可是它的葡萄酒、香槟照样整船运来。一九四零年的六月，上海的犹太难民正抱怨天亮之前走路常常被尸体绊倒，抱怨只生孩子而不喂孩子的中国父母，把孩子的小尸首到处乱扔。这些抱怨者该到这里来换换眼界。藏污纳垢、苍蝇如云的上海包藏着这样一个精致高雅的上海，这两个上海似乎从来不碰头。
学生家长里有一个美国医生，他在百老汇大厦附近开了一个私人诊所。他正好在我前面取冷餐，大声地谈论上海当地供应的生理盐水和葡萄糖不够干净。美国人嫌恶黑人和中国人嗓门大，而这位美国医生的嗓门又让他周围的几个英国人皱眉撇嘴。
我笑着问他，能否把他手里的公用银夹子放回去，因为我需要用它取两片弗吉尼亚火腿。
他的大红脸蛋更加红了，对我诚心诚意道了一声抱歉，我说没什么，我去过您的诊所呢。
噢？
是的。我去那里申请过口录打字员的职位。（我打字飞快，比弹钢琴出错还少）
真的？
我的打字考分第一。您当时是这么告诉我的。
那是什么时候？
去年秋天。（那时候我正在为离家出走做准备）
后来呢？我为什么没有录取你？
我耸了耸肩。我心里明白，被录取的是第三名。只因为她是个半美国姑娘。她那亚洲的一半不明显，稍一伪装可以成个很乱真的纯白人。
我知道了！医生说，红而亮的大脸蛋上升到颧骨上。你太漂亮了，我不敢雇用你！他借着恭维吃我豆腐，也赖掉了种族歧视的嫌疑。
其实没什么，我们唐人街长大的孩子，在这样的事上看不开，就不要活了。
我把彼得叫到医生面前。给他们介绍：这位是唐纳德医生，这位呢，医学院优等生彼得•寇恩。彼得那只钢琴师的细长手指被唐纳德医生粉红色、又宽又厚的手包住。粉红色大胖手看起来就温暖，可靠。彼得说他把医学院的成绩单带到中国来了。
唐纳德问彼得是否介意到他的诊所去涂涂红药水紫药水——他非常抱歉，只能让优等生屈才干这个。周末会需要他做夜间值班的医生，给为妓女争风吃醋、打得皮开肉绽的水兵缝缝针之类。唐纳德医生心里想得很美，这个谁也不要的医学院优等生到他这里，出卖的是廉价体力加脑力。
第九章
更新时间2009-4-17 13:59:04 字数：3353
我还想把彼得再推销得好些，他已经满口答应了唐纳德。他在唐纳德身后向我飞了个吻。虽然事情进行得十分迅速，彼得已经把那份即将得到的医助工资加减乘除了一遍；它比他教四个钢琴学生要挣得多。多十块钱。这样他就可以租一套带浴室的小公寓，一间给父母住、弟、妹和他在客厅兼饭厅打地铺。他微笑着听唐纳德医生讲解着上下班制度，以及如何对待偶然求医的日本伤兵，但他巨大的黑眼睛看到的根本不是唐纳德医生，而是从零开始的好生活。
从唐纳德医生身边走开，彼得到酒吧取了两杯柠檬苏打。一杯递给我。两杯淡青冒泡的饮料里冰块叮当作响，他的杯子碰在我的杯子上。彼得太缺乏恶习，连白喝的酒也不碰。
怎样谢你才好？他高兴得神魂颠倒。
别谢我，爱我。我说。
当然。他喝了一大口苏打。
我心里突然乱糟糟的：他突如其来的好运气似乎减轻了一点我的重要性。没错，从那个排泄都避不开人的大宿舍搬出来也是我巴不得的，但他的新生活会不会让他从我身上分心？他是个敏感细致的人，马上就低下头来看我的神色。
他问我是不是哪里不好。
我说好得不能再好了。这是实情，只要他好，我还能不好？
他说那就好。但他没有完全信服。
其实你该谢的人还有世海。我指指远处：世海跟几个同龄人正严肃地讨论着什么。温先生温太太的票子显然被他们的儿子自作主张赠给了我们。世海有一次对我说，他的父母既不懂音乐也不爱音乐，就是死逼他弹琴，死逼他比赛拿第一、第二，拿了第三回家就要吃“生活”。只有父母吵架的时候母亲才说实话：“叫阿海个小死人不要敲棺材钉了好啦？天天敲得我脑子疼！”
我和彼得走到世海的小圈子旁边，少年们一哄而散。他们是今天餐会上最严肃紧张的面孔；他们忙的是重大事物，成年人们却百无聊赖，美酒美食加有口无心的美言。
世海，谢谢你。我说，伸手拉着彼得，喏，彼得在一家美国诊所找到了一份事做。
世海说：那你不教我钢琴了？他呆钝的眼睛流露出不舍。
彼得说：怎么会不教？只不过要改变授课时间。
彼得可真有他的，我想。原先我以为只有中国肯如此吃苦，生活在工作中。保持教琴的工作，是彼得给自己留后手。没办法，他不能不保险上加保险，能挣的钱他都挣，趁着机会就在身边。
世海的同学在一边向他打手势。世海的眼睛精光四射，上下眼皮也不松弛了，迅速朝门口看去。几个日本军人走到了门口。
彼得说：你看星期六下午三点如何？我星期六晚上五点开始上班。他看着自己的手表，上面有日历、星期。彼得告诉我他们离开奥地利时纳粹连手表都不放过，现在他们全家只有一块表，谁出门谁戴。三点钟合适吗？詹姆斯？（世海的英文名字）。
合适的。世海把脸转向了彼得，注意力却仍留在门口。美侨学校的女教务主任在和几个日本军人交谈，大概谢谢他们光临，但也谢谢他们立刻止步。双方都是多礼得可怕，又冷傲得可怕。
我也给这节外生枝的场面弄岔了神。
彼得的背对着门口，他对正在上涨的紧张空气丝毫没有察觉。
我低下头，看见所有尖尖的高跟皮鞋跟一动不动。抬起眼睛，又看见所有被擎在手里的香槟、葡萄酒、苏打水也一动不动。连啤酒、香槟的泡沫都不敢乱冒。
四个日本军人跨了进来。
假如星期六不合适，星期日下午两点，怎么样？彼得认真之极的眼睛只看见世凯。他是此刻唯一说话的人。
世海点点头，穿白色和棕色三接头皮鞋的脚开始往旁边移动。
我在想，这些日本人来这里干嘛，我们这里的红男绿女谁都不象惹了他们的人啊。
世海的目光频频向两个日本人走火。我发现刚才跟他一块的几个小男子汉全不见了。他们闯了祸，还是正打算闯祸，把这两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给招来了？
日本人通过一个翻译说，他们得到可靠情报，这个学校里有反日份子，并且利用今天的音乐会进行反日宣传。现在他们的连队已经封锁了这个学校的所有出口。反日份子请不要连累善良的和平主义者们，请自己站出来吧。
美国人开始受不了了。请日本军人立刻滚出去，这里是美侨的领地，美侨好不容易开个音乐会乐呵乐呵，他们还要编借口来煞风景。
美国式大嗓门像美国牛排一样，这时特别解气。
打头的日本军曹说：好，没人站出来。我们就只好搜索了。
他们不一会就从礼拜堂的钟楼上押出几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就是先前满脸事关重大的那帮小男子汉。
他们的家长在客人之列，立刻站出来，质问日本兵是否有证据。
全城到处都是证据，日本军曹说。他们帮地下抗日份子到处张贴反日标语！其中一个日本兵“唰”的一声抖出一张“证据”：一条抗日标语连同寻人启示、租房启示、包医花柳病的广告一块被揭了下来。标语的大致内容说：俄国、英国、美国都将支援中国军队打回江南。
那你们怎么能确定是他们张贴的？一个相貌年轻的母亲说。要么你就抓贼捉赃，要么你就是胡乱栽赃！
翻译颇费了一会事才让日本兵明白了这两句话。
日本军曹说：我们不会凭白无故抓人，当然有可靠的消息来源。
美国女教务长说：那好，他们是我学校的学生，假如他们真的犯有你们所指控的反日行为，我们先要以校纪整肃。
军曹一摆脑袋，手下们一下子端直了枪，几步冲到温世凯面前，用枪头杵在他略有些佝偻的胸口上。谁也没反应过来，日本兵已经从挂衣服的衣架下面拽出几张卷起的长条纸，不用打开就知道它们的材质和那张标语一模一样。
世海显然是害怕搜身，想趁早把“证据”转移。却被那个三十来岁的日本兵抓个人赃俱在。
彼得一直到这一刻才完全醒了。他脸色灰白地看着日本兵的枪托一下一下落在世海头上，身上。一米七二的世海滚成了一个球。我上去拉他，又惹那日本人来了火气，一枪托朝我的肩膀夯下来，若不是我躲打躲得好，肩膀一定脱臼了。
彼得大大地张着两只黑眼睛，似乎伤心和委屈同时涌上来：怎么走到那里都躲不出残忍和暴力？！他原以为一切可以从零开始，连恶运都可以降到零，可一回神，自己又在流血汩汩、狰狞面目的图景中了。
整个餐会起义了，各种语言在叫喊：“停止打人！停止行凶！……”
十多个日本兵从院子外赶进来，开着冷气的前厅刹那间一阵热哄哄的汗臭。
日本军曹打人打得他自己脸也煞白。他拎起被他打成一球的温世海，指着前面被搜捕出来的几个男学生，问谁是头头。
温世海鼻子以下一片血肉模糊。他避开日本兵的逼视，身子尽量躲到一下子打不着的地方，左肩斜出去。似乎他练过拳击，正采取防御姿态。
日本人连吼几遍，世海终于抬起眼，朝那几个男学生看去。这时一个母亲说话了：詹姆斯.温，你自己作事自己当，往阿拉凯这里看啥看？！不作兴血口喷人的，阿拉凯文没证据被人家日本人捉牢！侬血口喷人也没用！……
世海是好样的，赶紧把眼光收回，快速眨巴着松松的眼皮。
日本人通过翻译对世海说，他若不交出头头，就得去宪兵队坐牢。
我用英文跟世凯说：别怕，你父亲认识的人多，说不定不会让你吃太多苦头。我这就去通知你父母。
不少人开始拿包拿帽子，打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三十多岁的日本兵却宣布，每个人想要离开，必须要经过搜身。女士们相互搜身，坤包交给士兵。
又是一片各种语言的抗议。日本兵象是没听见，严谨负责地把男宾女宾分开，又看着女宾结成双对，把手伸在对方仅裹着袒胸露背丝绸衣裙的身体上。亏他们想得出这样失体统的法子。
唐纳德医生嗓门最大，雪茄烟一样粗的手指点着日本兵说，他要让美领馆发抗议照会。
所有日本兵都是只忙自己的，你们说什么话解气就说什么，随便，请吧，只要你们按指令抬起两手，脱下皮鞋、解下裤腰带。
女宾们都穿着绢纱的鸡尾酒会小礼服，坤包里的东西也一目了然，除了粉盒、小手绢，就是易带的香水、檀香扇，无非如此。我是最后一个被搜查的女宾，日本兵叫了一个学生的母亲来抄我的身。当然是什么也没有，我看见在男宾队列里的彼得嘘出一口气。
出了礼拜堂，我向美国女教务长打听，能不能用她的电话跟詹姆斯•温的家长联络，女教务长叫我放心，她已经吩咐人去通知了。
第十章
更新时间2009-4-17 13:59:38 字数：3260
这时，两个日本兵正把世海架到三点钟的酷日下。彼得冰凉的手按在了我那挨了一枪托的肩上。
我转过脸看着他。我心里在说，彼得，看见了吧？有国土也没用，人家找到你的国土上来作践你。
他的手在我受伤的肩头抚摸着。
彼得说：你的阳伞呢？他看见我在毒太阳下皱紧面孔。
我走回礼拜堂，七、八个穿雪白制服的侍应生正在撤下餐盘。摆得象珠宝一样的俄国鱼籽酱图案尚未被破坏。地狱中的天堂塌了个墙角，四、五个日本兵仍在对那几个少年反日英雄盘问。他们的父母坐在一旁，母亲们不对擦着泪或汗。那个叫凯文的学生西装上全是污黑的尘垢，显然在钟楼上某个积了半世纪尘土的角落和日本兵捉迷藏。
我对日本兵比划着：阳伞。
日本兵横过步枪挡住我的去路。告诉你们，我们这样受外族人欺辱的孩子自尊心是畸型的，病态地敏感，在能倚仗自己身份优越的时候一定不放过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包里放着美国护照。各种外族人在上海进行种族优越竞赛的时候，我决不放弃我美国身份的优越性。
就在这一刻，我和面前的年轻日本兵脸对脸。我真该服一服软，舍弃那把泊来品阳伞掉头走去。可是我的病态自尊心大发作。“啪”的一声，我按了一下小包的搭扣，金属的包口象贝壳一样张开。我取出我的美国护照，给年轻的日本兵看了一眼。我的意思是：我不是你占领国的公民，别跟我神气活现。
他翻了翻护照。我在他眼里太神气活现。他干脆一横心，枪杆子抵在我身上。
按说他这样耍横也说的过去，因为他们正在盘问那些小嫌疑犯。
彼得不放心了，从院子那头跑过来，一面叫我：May！妹妹！（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喜欢叫我的乳名了）不值得的！……
彼得，可怜你们祖祖辈辈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仍然落个赶尽杀绝的下场。那是我在心里说的。
彼得的规劝让我鬼使神差地往旁边一闪，从步枪旁边绕了过去。我的伞就在那衣架下面搁着。我穿过日本兵的步枪射程向衣架走去。在租界打死一个美国身份的人，大概会有点后果，我正是依仗这一点。他们在三七年冬天攻占南京时假装误击，炸沉了美国军舰Penny，上面载着大半个美国领事馆，但在租界里他们不敢轻易“误击”。
站住！日本兵喊道。（虽然不懂他的话，但从他的语气我知道他一定勒令我“站住”）
我已经到达了那个衣架前面，无所谓站住不站住。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指指挂靠墙斜倚的那个白色绸伞。伞是旧货店买的泊来品，用降落伞绸做的，十分牢固，晴雨两用。我的背现在是个好靶子，黑洞洞的枪口怎样发射命中率都会不错。
抗日小勇士们都不为自己担心，为我担心起来。
我从挂钩上取下伞。那伞有一个伞套，边缘一圈黑底白点的裙边，非常地布尔乔亚。
戏剧到这里可以完了——我已经跨出了礼拜堂，对站在碧桃树荫下的彼得笑了笑。日本兵对自己不精彩的收场也认了。你们知道当时泊来品里刚刚有自动伞；第一代自动伞。按钮一按，那一声“砰！”，比现在的自动伞可响多了，伞就像点了捻儿炸出去的焰火，怒放在你的头顶。别忘了我从家里出走前也有小女人的可爱恶习；搜集各种奇物，这把泊来的自动伞是其中之一。（那时我买的不少泊来品是旧货商从犹太难民那里低价收来，包装一番，放在柜橱里，专供让我这种女人去猎奇。）我已经走出礼拜堂的前门，可我又一次鬼使神差，抽下伞套。你发现没有，鬼使神差往往导致突然的灾祸和幸运。当我砰的一声按下自动伞的按钮，已经晚了：伞套中的纸片散落出来。日本兵们被那一声扬眉吐气的“砰”吸引了注意力，向我转过脸，看见的恰恰是这些散落的纸片。
只消一秒钟，我就明白它们是什么。是油印的小报。也许抗日小勇士们在危急中把它们藏进来的，也许是世凯抬举我，想让我成为他们抗日主张的非自愿传播者。（后来证实是后者）。
日本兵在门里就吼得震天介响：不许动！动一动就开枪了！（这些话都是我猜的，但他们除此之外还能喊什么？）
当翻译的娘娘腔男子马上就让日本兵明白这都是些什么纸片。纸质很差，不比烟纸店包大头菜的纸好多少，油墨味极浓厚新鲜，我应该隔着伞套就闻出来的。现在晚了。
彼得向我走了两步，看着日本兵们把我两只手扭到背后，看着我连衣裙的领口被扯得成了绞索。
误会了！他用漂亮的伦敦英文大声说，嗓音大幅度抖颤：绝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事！……
全部日本兵都上来对付我，那些少年勇士们趁机在父母的掩护下匆匆奔出门，奔下台阶，眨眼间消失在一辆辆汽车里。
对不起，等一等，先生们误会了！彼得又向我的方向靠近几步。他的漂亮英文全白白漂亮，此刻没一个既懂英文又懂日文的人做翻译。
我也在不断地跟娘娘腔汉奸说，我一点也不知道伞套成了抗日宣传品的储藏箱，对此我完全无辜。
汉奸心地倒不坏，为我没少着急，翻译得一头汗，还让日本人不要拧我胳膊，横竖我跑不了。女教务长带着一个学生跑来，那学生会日文和英文，她要他把意思转告日本兵：误会实在闹得太大，必须安安静静坐下来，请美国领事馆的二秘来听审。女教务长指着我：象她这样一个有美国身份的小姐，何苦卷到这种徒劳无益、聊胜于打嘴仗的反日文字宣传里去？明摆着是一场误会。
日本军曹烦透了这个美国女人，对翻译说，劳驾美国领事派人去日本宪兵队澄清误会吧。美国领事若自己去，更欢迎。
我看见彼得的大黑眼睛瞪着我，还是在向我讨主张：他下面一步该怎么走。
彼得，去找我爸爸！电话：4259！我用英文对彼得说。
果然他顿时有了主张，转身飞快地走去。
其实这时我已经非常后悔。女教务长的几句话提醒了我：徒劳无益。我闯进去取伞本来已经够蠢，还要把戏剧推向高潮：在自动伞上勾了一记扳机，为自己受辱的唐人街长辈和同辈爆炸一下吗？让中国同胞和彼得的同胞们的本性怒放一回吗？幼稚愚蠢啊。
我在拘留室里待了多久我不清楚。拘留室是没有窗的，也没有灯。我的手表在进来之前被抹下去了。没抹下去我也不会看得见时间。不过有秒针细微的“嚓嚓”走动声要好过些。否则时间空间混成一个大黑砣子，实心的，我被铸在里头。
唯一可干的就是想念彼得。他这会已经见到我父亲了，肯定见到了。我父亲第一个感觉是：他看上去真象个难民啊。他们立刻让司机把他们载到美国领事馆。糟了，两人大眼瞪小眼；这是星期日啊！美国人在某个高尔夫俱乐部打球，或者被沙逊请到他在虹桥的别墅骑马去了。他们所能求助的，是一个值班的中国雇员……
情况比我在拘留室里想象得还糟。彼得连我父亲也没找着。接待他的是我的小继母，她除了会说：“Charmed！”就是“MynameisKathrin”。他怎么费劲也无法让她明白发生了什么人命关天的事。所以五分钟后，彼得就从我家出来，在往美国总领事馆的路上小跑。（彼得非常节省，只要能用两条腿，决不乘车。）
我昏昏欲睡，听着上百只蚊子向我冲锋呐喊的时候，彼得到达了美国总领事馆。正如我想象的那样，所有外交官们都消失在上海各种豪华娱乐中，接待彼得的是一个站岗的海军陆战队卫兵。
卫兵叫电话值班员接手这个案例，自己回到岗位上。接线员往所有可能的地方打电话，但官员家里都是举家外出。那时上海洋人社会的风气就这样，周末没人待在城里。外文报纸上登满好玩的事物：赛马、赛狗、赌回力球，消夏轮渡，水球，高尔夫……
接线员告诉彼得明天一早再来。与此同时我在噼里啪啦打蚊子，浑身搔痒。我没有看见这间拘留室什么样子，从味道判断它的地上、墙壁上记的血债不少。粪便和血的气味，以及腐烂稻草的气味在六月梅雨季发酵，滋养了一个宠大的蚊子王国。或者蚊子就是被圈养的，是第一拨行刑者。我不停地打，皮肤还是肿胀起来。又过一会，我眼皮都给蚊子咬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