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庚午，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奏败吐蕃于芳州及黑水堡。
[21]庚午（十九日），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上奏说，他们在芳州与黑水堡打败吐蕃。
[22]初，李纳以棣州蛤有盐利，城而据之；又戍德州之南三汊城，以通田绪之路。及李师古袭位，王武俊以其年少，轻之，是月，引兵屯德、棣，将取蛤及三汊城；师古遣赵镐将兵拒之。上遣中使谕止之，武俊乃还。
[22]当初，李纳因棣州的蛤有盐产之利，便在那里筑城据守，还戍守德州南面的三汊城，以便打通与田绪联系的道路。及到李师古承袭节度使职位以后，王武俊因李师古年纪还轻，便轻视他。就在这一月，王武俊领兵在德州与棣州驻扎，准备攻取蛤与三汊城，李师古派遣赵镐领兵抵御他。德宗派遣中使劝告王武俊罢手，于是王武俊领兵而回。
[23]初，刘怦薨，刘济在莫州，其母弟在父侧，以父命召济而以军府授之。济以为瀛州刺史，许他日代己。既而济用其子为副大使，怨之，擅通表朝廷，遣兵千人防秋。济怒，发兵击，破之。
[23]当初，刘怦去世时，刘济正在莫州，他的同母弟刘正在父亲身边，便以父亲的名义召回刘济，将节度使的军府交给了他。刘济让刘出任瀛州刺史，向他许下将来由他代替自己的诺言。不久，刘济起用自己的儿子为副大使，刘怨恨刘济，便擅自向朝廷上表，派兵一千人参加防御吐蕃。刘济大怒，派兵进击刘，并打败了他。
[24]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贩鬻者，监军窦文场恶之。会良器妻族饮醉，寓宿宫舍。十二月，丙戌，良器坐左迁右领军。自是宦官始专军政。
[24]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招募既有才干、又很勇敢的人们更换军中的买卖人，监军窦文场憎恶他。恰巧柏良器妻子的族人喝醉了酒，曾在宫中值宿的房舍中过夜。十二月，丙戌（初五），柏良器获罪，贬为右领军。自此，宦官开始专擅军中大政。
九年（祭酉、793）
九年（癸酉，公元793年）
[1]春，正月，癸卯，初税茶。凡州、县产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税一，从盐铁使张滂之请也。滂奏：“去岁水灾减税，用度不足，请税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税茶之钱，令所在别贮，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税。”自是岁收茶税钱四十万缗，未尝以救水旱也。
[1]春季，正月，癸卯（二十四日），开始征收茶税。凡是生产茶叶的州、县以及通往茶山的重要道路，都要估算茶叶的价值，收取十分之一的茶税，这是听从盐铁使张滂的建议才实行的。张滂上奏：“去年因发生水灾而减少税收，国家的费用不够，请征收茶税来补足税收的缺额。从明年以后，对征收茶税得到钱，可以让征收茶税所在地另行储存，等遇到水旱灾害时，用此钱代替百姓的田税。”自此以后，朝廷每年征收茶税得钱四十万缗，但不曾用来救济水旱灾害。
滂又奏：“奸人销钱为铜器以求赢，请悉禁铜器。铜山听人开采，无得私卖。”
张滂又上奏说：“邪恶的人将钱熔化，铸成铜器，借以求利。请禁止制造一切铜器，任凭人们开采产铜的矿山，但不能私自出卖。”
[2]二月，甲寅，以义武留后张升云为节度使。
[2]二月，甲寅（初五），德宗任命义武留后张升云为节度使。
[3]初，盐州既陷，塞外无复保障；吐蕃常阻绝灵武，侵扰坊。辛酉，诏发兵三万五千人城盐州，又诏泾原、山南、剑南各发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势，城之二旬而毕；命盐州节度使杜彦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杨朝晟戍木波堡，由是灵、夏、河西获安。
[3]当初，盐州陷落以后，边疆地区不再有防守的屏障，吐蕃经常截断灵武的通路，侵害搅扰州、坊州。辛酉（十二日），德宗颁诏派兵三万五千人修筑盐州城，还颁诏命令泾原、山南、剑南各自派兵深入吐蕃地区，以便分散吐蕃的势力。盐州城经二十天的修筑便告竣了，朝廷命令盐州节度使杜彦光前往戍守，命令朔方都虞候杨朝晟戍守木波堡。从此以后，灵州、夏州、河西一带获得安宁。
[4]上使人谕陆贽，以“要重之事，勿对赵憬陈论，当密封手疏以闻；”又“苗粲以父晋卿往年摄政，尝有不臣之言，诸子皆与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亦各除外官，勿使近屯兵之地；”又“卿清慎太过，诸道馈遗，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贽上奏，其略曰：“昨臣所奏，惟赵憬得闻，陛下已至劳神，委曲防护。是于心膂之内，尚有形迹之拘，迹同事殊，鲜克以济。恐爽无私之德，且伤不吝之明。”又曰：“爵人必于朝，刑人必于市，惟恐众之不睹，事之不彰。君上行之无愧心，兆庶听之无疑议，受赏安之无怍色，当刑居之无怨言，此圣王所以宣明典章，与天下公共者也。凡是谮诉之事，多非信实之言，利于中伤，惧于公辩。或云岁月已久，不可究寻；或云事体有妨，须为隐忍；或云恶迹未露，宜假他事为名；或云但弃其人，何必明言责辱。词皆近于情理，意实苞于矫诬，伤善售奸，莫斯为甚！若晋卿父子实有大罪，则当公议典宪；若被诬枉，岂令阴受播迁。夫听讼辨谗，必求情辨迹，情见迹著，辞服理穷，然后加刑罚焉，是以下无冤人，上无谬听。”又曰：“监临受贿，盈尺有刑，至于士吏之微，尚当严禁，矧居风化之首，反可通行！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见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与交私，何能中绝其意！是以涓流不绝，溪壑成灾矣。”又曰：“若有所受，有所却，则遇却者疑乎见拒而不通矣；若俱辞不受，则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复何嫌阻之有乎！”
[4]德宗让人告诉陆贽，说是“对于机要而重大的事情，不要当着赵憬的面陈述议论，应当将亲手所写的奏疏密封后上报朕闻知。”又说：“苗粲因他的父亲苗晋卿当年代理朝政时，曾经有过不合臣礼的言论，几个儿子都与古代帝王的名字相同，现在不准备公开驱逐他，对他的兄弟也分别授给外地的官职，但不能让他们接近驻扎军队的地方。”又说：“你清廉谨慎得太过分了，对于各道赠送的物品，一概拒不接受，恐怕在事情的情理上是讲不通的。比如马鞭、长靴一类的东西，接受了也无伤事体。”陆贽进上奏章，大略是说：“昨天我上奏的事情，只有赵憬知道，陛下已经极为劳心费神，辗转曲折地提防回护。这表明陛下在亲近信任的大臣中间，行为举止还有种种拘束。然而，外面表现出来的迹象相同，而内里包含的事实不同，很少能够把事情办好。恐怕会违背毫无私心的德行，而且损害不惜改过的明智。”他又说：“一定要在朝廷上给人以爵赏，一定要在闹市中处人以死刑，这是惟恐大家看不见这些事情，事情办理得不够显明。君主问心无愧地实行赏罚，百姓毫无疑义地听任处治，接受奖赏的人毫无愧色地安心受赏，应当受刑的人毫无怨言地接受惩处，这是圣明的君主发扬光大法令制度，并与百姓公开共同遵行的结果啊。凡是谗言诽谤的事情，多数不是实在可信的言论，利于阴谋陷害而害怕公开论辩。一旦进行公开论辩，有的说已经过了很长时间，难以追究下去；有的说妨碍事情的体统，需要克制忍耐；有的说不良的行迹还没有暴露出来，最好以其他事情为借口；有的说只要抛弃他本人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明确表示责备与侮辱呢？这些措词都与情理接近，而其中实在包藏着假托名义、诬陷别人的意图，伤害善良，散布邪恶，没有比这些说法更为严重的了！倘若苗晋卿父子确实有大罪恶，那就应当公开按照法律议处；如果他们遭到不实之辞的冤屈，怎么能够让他们暗中遭受流亡迁徙？一般说来，听取诉讼，分辨谗言，必须寻求实情，辨别形迹。实情显现，形迹昭著，无话可说而无理可辩，这时再施加刑罚。由此下面才没有遭受冤屈的人，上面才没有错听人言的过失。”他又说：“监督有关部门的长官收受贿赂，只要所得财物折为布帛以后满了一尺，便以刑律相加。下至卑微的士民属吏，尚且该当严格禁止行贿，何况宰相是风俗教化的倡导者，怎么反而能够放过他们受贿的行为呢！贿赂的途径一经打通，反复实行，就会益加严重，赠送马鞭和长靴没有止息，必然发展到赠送金玉。眼睛看见愿意得到的东西，怎么能够在心中自行打消得到它的念头呢！已经跟赠物人结交了私情，怎么能够中途拒绝他的请求呢！所以，如果不断绝行贿的涓涓细流，就要填满溪涧沟壑而泛滥成灾了！”他又说：“假如对赠送的物品有的接受，有的推却，赠品被推却了的人便会怀疑自己遭受拒绝而办事难以顺利。如果一概推辞而不接受，人们便都知道不接受赠品才是通常的道理，又怎么会生出疑虑来呢！”
[5]初，窦参恶左司郎中李巽，出为常州刺史。及参贬郴州，巽为湖南观察使。汴州节度使刘士宁遗参绢五十匹，巽奏参交结藩镇。上大怒，欲杀参，陆贽以为参罪不至死，上乃止，既而复遣中使谓贽曰：“参交结中外，其意难测，社稷事重，卿速进文书处分。”贽上言：“参朝廷大臣，诛之不可无名。昔刘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今众议为之愤邑，叛臣得以为辞。参贪纵之罪，天下共知；至于潜怀异图，事迹暧昧。若不推鞫，遽加重辟，骇动不细。窦参于臣无分，陛下所知，岂欲营救其人，盖惜典刑不滥。”三月，更贬参欢州司马，男女皆配流。
[5]当初，窦参嫌恶左司郎中李巽，将他斥逐为常州刺史。及至窦参被贬为郴州别驾时，李巽正担任湖南观察使。汴州节度使刘士宁赠给窦参绢帛五十匹，李巽申奏窦参与藩镇交往。德宗非常气愤，打算杀掉窦参，陆贽认为窦参的罪过不至于处死，德宗才没有处死窦参。不久，德宗又派遣中使对陆贽说：“窦参与朝廷内外官员交往，他的意图难以测度，这关系到国家存亡，事情重大，你快奏进一份处治他的公文。”陆贽进言说：“窦参是朝廷大臣，要诛杀他不能没有名义。过去，刘晏被处死时，罪状不够清楚，直到今天，大家还在议论，为他愤懑不平，而背叛朝廷的臣属却在其中找到借口。窦参贪婪放纵，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至于说他是否暗中包藏别的图谋，事情的迹象还模糊不清。如果不进行审讯，骤然间便将他治以重罪，对舆论的惊动不算太小。窦参和我没有情分，这是陛下所了解的。这并不是我打算营救他这个人，而是顾惜朝廷的常规，不宜越轨而行。”三月，德宗又将窦参贬为州司马，家中男女人口一概被发配到边远地方。
上又命理其亲党，贽奏：“罪有首从，法有重轻，参既蒙宥，亲党亦应末减；况参得罪之初，私党并已连坐，人心久定，请更不问。”从之。上又欲籍其家赀，贽曰；“在法，反逆者尽没其财，赃污者止征所犯，皆须结正施刑，然后收藉。今罪法未详，陛下已存惠贷，若簿录其家，恐以财伤义。”时宦官左右恨参尤深，谤毁不已。参未至欢州，竟赐死于路。窦申杖杀，货财、奴婢悉传送京师。
德宗又命令处治与窦参亲近的同党，陆贽上奏说：“犯罪有主犯与胁从的区分，刑法有重惩与轻处的不同，既然窦参蒙受宽宥，与他亲近的同党也应该从轻论罪。况且窦参刚刚被判罪时，他私结的党羽已经一并连带受罚，现在人心久已安定下来，请不要再追究下去。”德宗听从了这一建议。德宗又打算没收他全家的资财入官，陆贽说：“在刑法上明文规定，对于反叛忤逆的人，没收全部财产入官，对于盗窃贪污的人，只惩戒犯法者本人，而且都必须经过结案判定，才能施加刑罚，此后才能没收家产。如今对窦参没有详细地依法判罪，陛下对他已经存心加惠，予以宽恕，如果现在又要登记他的家产，恐怕会因财物而损害道义。”当时，宦官周围的人怀恨窦参尤其深切，对窦参的诽谤仍然没有止息。窦参没有到达州，德宗终于在半路上赐他自裁而死，窦申服杖刑而死，他们的财物和奴婢全部由驿站送往京城。
[6]海州团练使张升，升云之弟，李纳之婿也，以父大祥归于定州，尝于公座骂王武俊，武俊奏之。夏，四月，丁丑，诏削其官，遣中使杖而囚之。定州富庶，武俊常欲之，因是遣兵袭取义丰，掠安喜、无极万余口，徙之德、棣。升云闭城自守，屡遣使谢之，乃止。
[6]海州团练使张升是张升云的弟弟，李纳的女婿。他因父亲两周年的忌日需要祭奠而回到定州，曾经在公开场合辱骂王武俊，王武俊将此事上奏朝廷。夏季，四月，丁丑（二十九日），德宗颁诏革除张升的官职，派遣中使用棍棒责打并囚禁了他。定州物产丰饶，王武俊经常希望得到此地，因此派兵袭取义丰，掳掠了安喜和无极的百姓一万多人，将他们迁徙到德州和棣州。张升云关闭城门，自行防守，屡次派遣使者向王武俊道歉，王武俊才停止了对他的攻掠。
上命李师古毁三汊城，师古奉诏；然常招聚亡命，有得罪于朝廷者，皆抚而用之。
德宗命令李师古毁除三汊城，李师古接受了诏旨。然而，他经常招募聚集逃亡的人，凡是对朝廷犯有罪过的人，他都抚慰并任用他们。
[7]五月，甲辰，以中书侍郎赵憬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义成节度使贾耽为右仆射，右丞卢迈守本官，并同平章事。迈，翰之族子也。憬疑陆贽恃恩，欲专大政，排己置之门下，多称疾不豫事，由是与贽有隙。
[7]五月，甲辰（二十七日），德宗任命中书侍郎赵憬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命义成节度使贾耽为右仆射，又让右丞卢迈署理本官，与贾耽一起同平章事。卢迈是卢翰的族侄。赵憬怀疑陆贽仗恩恃宠，准备独揽朝廷大政，将自己排挤到门下省，于是往往托病不问朝政。由此以后，他与陆贽便结下嫌隙。
[8]陆贽上奏论备边六失，以为：“措置乖方，课责亏度，财匮于兵众，力分于将多，怨生于不均，机失于遥制。
[8]陆贽进上奏疏，论说边疆防御的六种过失。他认为：“处理办法违背方策，考核督责缺少法度，资财被众多的士兵所耗尽，兵力被繁多的将领所分散，怨恨由分配不均产生出来，战机因朝廷在远处控制而丧失。
关东戍卒，不习土风，身苦边荒，心畏戎虏。国家资奉若骄子，姑息如倩人。屈指计归，张颐待哺；或利王师之败，乘扰攘而东溃；或拔弃城镇，摇远近之心。岂惟无益，实亦有损。复有犯刑谪徙者，既是无良之类，且加怀土之情，思乱幸灾，又甚戍卒。可谓措置乖方矣。
“来自关东的戍边士兵，不熟悉边疆固有的风俗习惯，身受边塞之困苦，心中畏惧戎虏。朝廷像对骄生惯养的儿子那样拿出资财来奉养他们，像对女婿那样无原则地宽容他们。他们屈指计算归期，张嘴等待喂饭。有时在官军的失败中寻找方便，乘着混乱之机向东溃退；有时又舍弃城邑市镇，动摇远近各地的民心。让他们戍守边防，不但没有益处，实际上还有损害。戍边的士兵中更有触犯刑律流放而来的人，本来就是些不良之辈，再加上怀念故土的情绪，他们希图变乱兴起，庆幸灾祸发生，就比戍边的士兵更严重了。这些可以称作处理办法违背方策了。
自顷权移于下，柄失于朝，将之号令既鲜克行之于军，国之典常又不能施之于将，务相遵养，苟度岁时。欲赏一有功，翻虑无功者反仄；欲罚一有罪，复虑同晋者忧虞。罪以隐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赏，姑息之道，乃至于斯。故使忘身效节者获诮于等夷，率众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偾军蹙国者不怀于愧畏，缓救失期者自以为智能。此义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体。可谓课责亏度矣。
“近来权力转移到下面，朝廷失去了权柄，将领发布的命令既很少能够在军队中执行，国家惯常的法规又不能够在将领中实施，上下务求相互姑息，苟且度日。朝廷打算奖赏一个有功劳的人，反而顾虎没有功劳的人会因此动荡不安；准备惩罚一个犯下罪过的人，又要顾虑与他狼狈为奸的人会因此忧虑不安。人们犯下的罪过，因克制忍耐而不能给以揭露；人们立下的功劳，因嫌猜疑惑而不能给与奖赏。无原则的宽容态度，竟然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使忘记自身、竭尽忠诚的人在同辈中招致责备，使率领众人首先登上敌城的人在士兵中自取埋怨，使败坏军旅、逼迫朝廷的人心中没有一点渐愧与畏惧，使故意不肯按期发兵援救的人认为自己机智能干。这便是有节操的人痛楚悲伤，勇敢的人心灰意冷的原因。这可以称作考核督责缺少法度了。
虏每入寇，将帅递相推倚，无敢谁何，虚张贼势上闻，则曰兵少不敌。朝廷莫之省察，唯务征发益师，无裨备御之功，重增供亿之弊。闾井日耗，征求日繁，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兼有司榷盐、税酒之利，总其所入，岁以事边。可谓财匮于兵众矣。
“每当异族前来侵犯时，将帅交相推委倚靠，没有人敢于查问，凭空张扬敌军的声势上报朝廷，就说是兵力太少，不能抵敌。朝廷未能检查实情，只是致力于征调人马，增加兵力，结果没有增益防备的功效，反而使军需供应更加疲困。村落百姓日益消耗，官府索求日益繁多。用在编人户倾家荡产才交纳上来的物资，加上有关部门专卖食盐与征收酒税的钱财，将这些收入合在一起，每年拿来从事边备，这可以称作资财被众多的士兵所耗尽了。
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已，动则中国惧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夫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号令不贰，进退可齐，疾徐如意，机会靡愆，气势自壮。斯乃以少为众，以弱为强者也。开元、天宝之间，控御西北两番，唯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中兴以来，未遑外讨，抗两蕃者亦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节度而已。自顷分朔方之地，建牙拥节者凡三使焉，其馀镇军，数目四十，皆承特诏委寄，各降中贵监临，人得抗衡，莫相禀属。每俟边书告急，方令计会用兵，既无军法下临，惟以客礼相待。夫兵，以气势为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析则弱。今之边备，势弱气消，可谓力分于将多矣。
“吐蕃全国可以拿起兵器当兵的人，只抵得上大唐十几个大郡的人数罢了。一有战事发生，大唐便害怕他们人马众多，不敢抵抗他们，战事平息以后，大唐又忌惮他们强盛，不敢侵犯他们，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实在是由于大唐军队需要接受许多部门的指挥，而吐蕃军队却集中在一个将领的统帅之下的原故。一般说来，如果军队的统帅是专一的，便会使人心不分散，号令不重复，军队的进退可以整齐划一，行军的快慢能够符合统帅的意愿，不会丧失战机，军队的气势自然壮盛。这便是变少成多，变弱为强的原因啊。在开元、天宝年间，控制西北地区吐蕃、突厥两部番人，只有朔方、河西、陇右三处的节度使。国家中兴以来，来不及对外讨伐，抵抗吐蕃、回纥两部番人的，也只有朔方、泾原、陇石、河东四处的节度使罢了。不久前，朝廷划分朔方的地域，于是建立牙门、拥有旌节的便有三个节度使了，其余的镇军为数差不多还有四十个。军队的主帅一概接受特别诏旨的委任，朝廷还要各自派显贵的宦官前来监督，他们可以与军中主帅相互对抗，两人互不从属。每当边疆告急文书到来，朝廷这才命令他们盘算如何采取军事行动。既然没有军法不达，他们只好用宾客的礼节相互对待。大凡军事行动，是要讲究气势的。士气凝聚便旺盛，士气离散便消沉；声势会合便威猛，声势离析便衰弱。现在的边疆防御，声势衰微，士气消沉，这可以称作兵力被繁多的将领所分散了。
理戎之要，在于练核优劣之科以为衣食等级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虽有厚薄之殊而无觖望之衅。今穷边之地，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之馀，终年勤苦之剧，然衣粮所给，唯止当身，例为妻子所分，常有冻馁之色。而关东戍卒，怯于应敌，懈于服劳，衣粮所颁，厚逾数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边军，将校诡为媚词，因请遥隶神策，不离旧所，唯改旧名，其于廪赐之饶，遂有三倍之益。夫事业未异而给养有殊，苟未忘怀，孰能无愠！可谓怨生于不均矣。
“治理军队的关键，在于精细地核查将士的优劣品类，据以制定有关军饷等级的制度，使有能力的人盼望得到较好的待遇，使没有能力的人消除非份之想，虽然有待遇丰厚与菲薄的区别，但不会产生怨恨不满的事端。现在，在荒远的边境的土地上，长期镇守的士兵，都是身经百战，遍体创伤，又长年经受无以复加的劳苦与艰辛。但是，供应他们的衣服与口粮，只限于本人，而这些东西通常都是被他们的妻子儿女分去一部分，所以他们经常面有饥寒之色。然而，在关东地区戍守的士兵，害怕与敌人应战，不愿意担承勤苦的劳作，但是颁发给他们的衣服与口粮，却高出好几个等级。又有平素就不属于禁军，本来就是边防军队的，他们的将领编造逢迎之辞，乘机请求遥遥隶属于神策军，他们并不离开原来的驻地，只更改了原有的名称，便得到了丰饶的军饷颁赐，收到三倍的好处。所从事的工作没有不同，而颁发的给养却有区别，如果人们尚不能忘却利禄，有谁能够不恼怒呢？这可以称作怨恨由分配不均产生出来了。
凡欲选任将帅，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将在军，君使有所不受。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出宸衷，选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轻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于军情亦听命，乖于事宜亦听命。戎虏驰突，迅如风飙，书上闻，旬月方报。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敌，分镇者以无诏不肯出师，贼既纵掠退归，此乃陈功告捷。其败丧则减百而为一，其捃获则张百而成千。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不忧罪累，陛下又以为大权由己，不究事情。可谓机失于遥制矣。
“大凡打算选择任用将帅，必须事先考核验察他的品行与才能，对满意的人选，便派遣出去，对于不满意的人选，便退还回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所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近来，对边防军队的调动，由规划到决断，多数出于陛下的心意，选拔安排军中的将领，首先要求容易辖制。增加部队的数目，借以分散他们的势力，减轻他们的职任，借以削弱他们的心志，于是使他们即便不符合军队的实情也要服从命令，即便违反事情的处理也要服从命令。异族兵马奔驰冲突，像暴风一样迅速，而我军由驿站传递文书上报朝廷，却需要一整月的时间才能答复下来。守卫疆土的将领因兵力微少而不敢抵抗敌军，分守军镇的将领因没有诏命而不肯出兵。敌军纵兵掳掠以后便撤退了，这时将领们便陈述功劳，向朝廷报捷。在兵败人亡时，他们便将损失减少到百分之一；在有所俘获时，他们便将所得由一百张扬成一千。将帅既庆幸朝廷统揽全局，不用为朝廷加罪担忧，陛下又认为自己独操大权，不再追究事情的真伪。这可以称战机因朝廷在远处控制而丧失了。
臣愚谓宜罢诸道将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粮，募戍卒愿留及蕃、汉子弟以给之。又多开屯田，官为收籴，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力农，与夫倏来忽往者，岂可同等而论哉！又宜择文武能臣为陇右、朔方、河东三元帅，分统缘边诸节度使，有非要者，随所便近而并之。然后减奸滥虚浮之费以丰财，定衣粮等级之制以和众，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悬赏罚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则戎狄威怀，疆场宁谧矣！”上虽不能尽从，心甚重之。
“依我愚见，应当废止征调各道将士防御吐蕃的制度，命令各道只供应衣服与口粮，召募愿意留下来的戍边士兵以及番族人、汉族人的子弟，将各道提供的给养供应他们。还要大量开辟屯田，由官府收购屯田收获和粮食。敌寇到来，屯田上的士兵每个人都要自行参加战斗，农忙之时，屯田上的士兵每一家都要自行努力务农，这与那种频繁调动士兵、来去匆忙的情况相比，难道能够同日而语吗！还应该选拔有能力的文武大臣出任陇右、朔方、河东三处的元帅，让他们分别统领分布在边境一带的各位节度使，对于不够重要的节镇，按照方便与就近加以合并。此后，还要减少不正当和不切实的费用，以使资财充实起来；确定有关屯田将士的衣服、口粮的等级，以调整将士之间的关系；弘扬委托信任将帅的原则，以显示将帅的作用；公布奖赏与惩罚的典章，以考核屯田将士的成绩。这样，异族便会畏服归附，国家的边境便会安宁了。”虽然德宗未能完全听从他的建议，但在内心却对他非常推重。
[9]韦皋遣大将董等将兵出西山，破吐蕃之众，拔堡栅五十馀。
[9]韦皋派遣大将董等人领兵开出西山，打败吐蕃的兵马，攻克堡垒、栅栏五十多处。
[10]丙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晋罢为礼部尚书。
[10]丙午（二十九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晋被罢免为礼部尚书。
[11]云南王异牟寻遣使者三辈，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赍生金、丹砂诣韦皋，金以示坚，丹砂以示赤心，三分皋所与书为信，皆达成都。异牟寻上表请弃吐蕃归唐，并遗皋帛书，自称唐云南王孙、吐蕃赞普义弟日东王。皋遣其使者诣长安，并上表贺。上赐异牟寻诏书，令皋遣使慰抚之。
[11]云南王异牟寻派遣使者共三批，一批取道戎州，一批取道黔州，一批取道安南，各自携带着金矿石和砂前往韦皋处，金矿石用以表示心地坚定，砂用以表示心地真诚。云南又将韦皋给他们写的书信分成三份作为凭信，全都带到成都。异牟寻上表请求背弃吐蕃，归顺唐朝，并且给韦皋送去用丝织品写成的文书，称自己为唐云南王孙、吐蕃赞普义弟日东王。韦皋打发云南使者前往长安，并且上表祝贺。德宗向异牟寻颁赐了诏书，命令韦皋派遣使者慰问安抚云南。
[12]贾耽、陆贽、赵憬、卢迈为相，百官白事，更让不言。秋，七月，奏请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笔以处政事，旬日一易；诏从之。其后日一易之。
[12]贾耽、陆贽、赵憬、卢迈四人担任宰相，对百官禀报的事情交互推让，不肯发言。秋季，七月，他们上奏请求依据至德年间的惯例，由各位宰相轮流在政事堂执笔，以便处理行政事务，每十天一换人。德宗颁诏同意此议。后来，又改为一天一换人。
[13]剑南、西山诸羌女王汤立志、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汤悉赞、清远王苏唐磨、咄霸王董邈蓬及逋租王，先皆役属吐蕃，至是各帅众内附。韦皋处之于维、保、霸州，给以耕牛种粮。立志、陀、辟和入朝，皆拜官，厚赐而遣之。
[13]居住在剑南、西山一带的诸羌女王汤立志、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汤悉赞、清远王苏唐磨、咄霸王董邈蓬以及逋租王，原先都臣属于吐蕃，受其役使，至此，他们各自率领本部人众归附。韦皋将他们安置在维州、保州和霸州，供给他们耕牛与粮种。汤立志、罗陀、董辟和入京朝见，德宗一律授给官职，给他们优厚的赏赐，然后打发他们回去。
[14]癸卯，户部侍郎裴延龄奏：“自判度支以来，检责诸州欠负钱八百馀万缗，收诸州抽贯钱三百万缗，呈样物三十馀万缗，请别置欠负耗剩季库以掌之，染练物则别置月库以掌之。”诏从之。欠负皆贫人无可偿，徒存其数者，抽贯钱给用随尽，呈样、染练皆左藏正物。延龄徙置别库，虚张名数以惑上。上信之，以为能富国而宠之，于实无所增也，虚费吏人薄书而已。
[14]癸卯（二十七日），户部侍郎裴延龄上奏说：“我自从兼管度支事务以来，查收各州亏欠钱计有八百多万缗，收取各州抽贯钱三百万缗，进呈上贡样品三十多万缗。请将归还亏欠和消耗所剩的钱另外交给季库掌管，而将着色熟绢另外交给月库掌管。”德宗颁诏同意此议。亏欠官府钱的，都是一些贫穷的人，无法偿还，徒然存留着亏欠的数额，抽贯钱用来支付用度，随用随光，进呈上贡样品与着色熟绢本来都是应归左藏储存的物品。裴延龄徒然将它们安放到别的仓库里，虚张名目与数额，以此迷惑德宗。德宗信以为真，认为他能够使国家富裕起来，因而宠爱他。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增加，只是白白浪费吏人帐薄罢了。
京城西污湿地生芦苇数亩，延龄奏称长安、咸阳有陂泽数百顷，可牧厩马。上使有司阅视，无之，亦不罪也。
京城西面有一片污秽潮湿的地面，生长着几亩芦苇，裴延龄奏称在长安与咸阳一带有数百顷的坡地与水沼，可以放牧厩中的马匹。德宗让有关部门前去核实观看，并没有坡地与水沼，也不归罪他。
左补阙权德舆上奏，以为：“延龄取常赋支用未尽者充羡馀以为己功。县官先所市物，再给其直，用充别贮。边军自今春以来并不支粮。陛下必以延龄孤贞独立，时人丑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视，究其本末，明行赏罚。今群情众口喧于朝市，岂京城士庶皆为朋党邪！陛下亦宜稍回圣虑而察之。”上不从。
左补阙权德舆上奏认为：“裴延龄将支付使用而尚未用光的经常性的赋税，拿来充当正常赋税以外的收益，并将此作为自己的功劳。县官先购买物品，再交付物品的价钱，以此充当另外的储存。自从今年春天以来，边疆的军队都没有支付口粮。如果陛下认为裴延龄独守节操，出类拔萃，而时下之人嫉害正直，散布谣言，为什么不派遣一位可信的臣下重行审察，推究事情的原委，公开实行奖赏或惩罚？现在，大家情绪愤激，议论纷纷，在朝廷与市肆喧闹不已，难道京城的士子与庶民都已经结成宗派私党了吗！陛下也应该稍微改变自己的考虑，调查他了。”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15]八月，庚戌，太尉、中书令、西平忠武王李晟薨。
[15]八月，庚戌（初四），太尉、中书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去世。
[16]冬，十月，甲子，韦皋遣其节度巡官崔佐时赍诏书诣云南，并自为帛书答之。
[16]冬季，十月，甲子（十八日），韦皋派遣他的节度巡官崔佐时携带诏书前往云南，并且亲自用丝织品写成文书来答复云南王。
[17]十一月，乙酉，上祀圜丘，赦天下。
[17]十一月，乙酉（初十），德宗祭祀圜丘，大赦天下。
[18]刘士宁既为宣武节度使，诸将多不服。士宁淫乱残忍，出畋辄数日不返，军中苦之。都知兵马使李万荣得众心，士宁疑之，夺其兵权，令摄汴州事。十二月，乙卯，士宁帅众二万畋于外野；万荣晨入使府，召所留亲兵千余人，诈之曰：“敕征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务，汝辈人赐钱三十缗。”众皆拜。又谕外营兵，皆听命。乃分兵闭城门，使驰白士宁曰：“敕征大夫，宜速即路，少或迁延，当传首以献。”士宁知众不为用，以五百骑逃归京师，比至东都，所馀仆妾而已。至京师，敕归第行丧，禁其出入。
[18]刘士宁出任宣武节度使以后，将领们多数并不佩服他。刘士宁纵欲放荡而生性残忍，每当外出打猎时，总是好几天都不回来，军中将士困苦不堪。都知兵马使李万荣得到大家的拥护，刘士宁猜疑他，剥夺了他的兵权，命令他代理汴州事务。十二月，乙卯（初十），刘士宁带领两万人到城外的郊野去打猎。李万荣早晨走进节度使的府署，召集刘士宁留下来的亲兵一千多人，欺骗他们说：“敕旨征召大夫入京朝见，任命我掌管留后事务，还颁赐给你们每人钱三十缗。”大家都拜谢应命。李万荣又开导外营的士兵，他们也都服从命令了。于是，他分别派兵关闭了城门，让人骑马跑去禀告刘士宁说：“敕旨征召大夫，大夫应当迅速登程，如果稍有拖延，我便要将大夫的头颅传送京师，献给朝廷了。”刘士宁知道大家不肯听从自己的命令，便带着五百人骑马逃回京城，及至来到东都洛阳时，只剩下他的仆从与姬妾了。刘士宁来到京城以后，德宗颁布敕旨，命他回府第为父亲刘玄佐服丧，禁止他与外界联系。
唯西节度使吴少诚闻变，发兵屯郾城，遣使问故，且请战。万荣以言戏之，少诚惭而退。
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听到宣武变乱以后，便派兵在郾城驻扎，派遣使者质问李万荣驱逐刘士宁的原故，而且向他挑战。李万荣讲了一番嘲弄吴少诚的话，吴少诚便渐愧地撤退了。
上闻万荣逐士宁，使问陆贽，贽上奏，以为今军州已定，宜且遣朝臣宣劳，徐察事情，冀免差失，其略曰：“今士宁见逐，虽是众情，万荣典军，且非朝旨。此安危强弱之机也，愿陛下审之慎之。”上复使谓贽：“若更淹迟，恐于事非便。今议除一亲王充节度使，且令万荣知留后，其制即从内出。”贽复上奏，其略曰：“臣虽服戎角力谅匪克堪，而经武伐谋或有所见。夫制置之安危由势，付授之济否由才。势如器焉，惟在所置，置之夷地则平；才如负焉，唯在所授，授逾其力则踣。万荣今所陈奏，颇涉张皇，但露徼求之情，殊无退让之礼，据兹鄙躁，殊异循良。又闻本是滑人，偏厚当州将士，与之相得，才止三千，诸营之兵已甚怀怨。据此颇僻，亦非将材，若得志骄盈，不悖则败，悖则犯上，败则偾军。”又曰：“苟邀则不顺，苟允则不诚，君臣之间，势必嫌阻。与其图之于滋蔓，不若绝之于萌芽。”又曰：“为国之道，以义训人，将教事君，先令顺长。“又曰：“方镇之臣，事多专制，欲加之罪，谁则无辞！若使倾夺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潜滋，祸必难救。非独长乱之道，亦关谋逆之端。”又曰：“昨逐士宁，起于仓卒，诸郡守将固非连谋，一城师人亦未协志。各计度于成败之势，回遑于逆顺之名，安肯捐躯与之同恶！”又曰：“陛下但选文武群臣一人命为节度，仍降优诏，慰劳本军。奖万荣以抚定之功，别加宠任，褒将士以辑睦之义，厚赐资装，揆其大情，理必宁息。万荣纵欲跋扈，势何能为！”又曰：“傥后事有愆素，臣请受败桡之罪。”上不从。壬戌，以通王谌为宣武节度大使，以万荣为留后。
德宗听到李万荣驱逐刘士宁的消息以后，让人征求陆贽的意见，陆贽上奏认为，现在宣武军与汴州城都已经安定下来了，最好派遣朝廷的官员前去宣布慰劳的诏旨，缓缓察看事态的发展，以期避免过失。他大略是说：“如今刘士宁被驱逐，虽然是由大家的情绪所导致的，但是李万荣掌管军事，也并不是朝廷的旨意，这是关系安危强弱的时机，希望陛下审慎再审慎。”德宗又让人对陆贽说：“如果再拖延下去，恐怕对事态的发展是不利的。现在打算任命一位亲王担当节度使，准备命令李万荣执掌留后事务，有关这一任命的制书就要从内廷发出。”陆贽再次上奏，大略是说：“虽然我对佩带着兵器比武的事情不能胜任，但是对筹划军事并破坏敌人计划的事情也许还有一些见解。一般说来，控置安危是由形势决定的，委任官职的成功与否是由才能决定的。形势就如同器物一样，就看如何安放，安放在平地上就平稳。才能就如同背负东西，就看负重多少，负担过重就会跌倒。如今李万荣上奏陈述的内容，颇为猖狂，只显露出要求任命的态度，绝没有谦让的礼数，根据这种卑下浮躁行为来看，他与奉公守法的人大有区别。又听说李万荣本来是滑州人氏，偏袒厚待本州的将士，但与他投合的滑州将士，只有三千人，而各军营的士兵已经甚为抱怨。根据这种偏颇不公的态度来看，他也不是担任将领的材料。倘若李万荣如愿以偿，骄傲自满起来，结果不是行为忤逆，就是自取灭亡。行为忤逆就会犯上作乱；自取灭败亡就会使军队败坏。”他又说：“苟且要求是不合正道的，苟且应允是没有诚意的，势必会使君臣之间生出嫌疑。与其在嫌疑滋长蔓延后再去图谋，不如在萌芽状态便去根绝。”他又说：“治理国家的原则，是用正道教诲人，要让人事奉君主，先要使人服从长官。”他又说：“掌握一方兵权的军事长官，办事往往专断独行，要想把罪名加给他们，谁不能找到借口！倘若谁是倾轧强取的人，谁就能够替代他的职务，那么，面对利益，人们各自都想得到它，这个念头一经暗中滋生，所产生的祸患肯定是难以挽救的。这不单是助长变乱的途径，也关系到谋逆的发端。”他又说：“昨日李万荣赶走刘士宁，是匆促发生的，各州县的守将固然不曾合谋，汴州一城众人也并非意见统一。他们各自估量着形势发展成败的可能，彷徨在从逆作乱与顺承朝廷之间，怎么肯捐弃性命，与他狼狈为奸呢！”他又说：“陛下只需在文武群臣中选择一个人任命他为节度使，并颁布宽和的诏旨，慰劳李万荣军。以镇抚安定宣武的功劳奖励李万荣，对他另外加以恩宠与委任；以上下和睦的道理表扬宣武将士，赐给优厚的物资与装备，估计宣武军的大体情势，照理说是一定会安定平息下来的。即使李万荣打算骄纵专横，在这种情势下，又怎么能够办得到呢！”他又说：“倘若以后的事情超出我原来的估计，请让我接受破坏军旅的罪罚。”德宗不肯听从。壬戌（十七日），德宗任命通王李谌为宣武节度大使，任命李万荣为留后。
[19]丁卯，纳故驸马都尉郭暧女为广陵王淳妃。淳，太子之长子。妃母，即升平公主也。
[19]丁卯（二十二日），将已故的驸马都尉郭暧的女儿聘娶为广陵王李淳妃。李淳是太子的长子，郭妃的母亲便是升平公主。
十年（甲戌、794）
十年（甲戌，公元794年）
[1]春，正月，剑南、西山羌、蛮二万余户来降；诏加韦皋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
[1]春季，正月，剑南、西山一带的羌人、蛮人二万多户前来归降。德宗颁诏加封韦皋为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
[2]崔佐时至云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数百人先在其国，云南王异牟寻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时衣柯服而入。佐时不可，曰：“我大唐使者，岂得衣小夷之服！”异牟寻不得已，夜迎之。佐时大宣诏书，异牟寻恐惧，顾左右失色；业已归唐，乃欷流涕，俯伏受诏。郑回密见佐时教之，故佐时尽得其情，因劝异牟寻悉斩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号，献其金印，复南诏旧名；异牟寻皆从之。仍刻金契以献。异牟寻帅其子寻梦凑等与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
[2]崔佐时来到云南的都城羊苴城，几百名吐蕃使者原先便在云南国中。云南王异牟寻还不打算让吐蕃知道自己已经归附唐朝，便让崔佐时穿着柯人的服装进入羊苴城。崔佐时认为不恰当，他说：“我是大唐朝廷的使者，怎么能穿著小小夷人的衣服呢！”异牟寻没有办法，只好在夜晚迎接他。崔佐时大声宣读诏书，异牟寻害怕，他望着周围的人们，连脸色都改变了。然而，已经归顺唐朝，只好抽抽咽咽地流着眼泪，趴在地上接受诏旨。郑回暗中去见崔佐时，教给他如何去做。所以崔佐时完全了解了其中的情由，因而劝说异牟寻悉数斩杀吐蕃使者，除去吐蕃封立的名号，献出吐蕃给予的金印，恢复南诏原来的名称，异牟寻完全听从了这些建议，还刻成金质的契约献给崔佐时。异牟寻带邻他的儿子寻梦凑等人与崔佐时在点苍山神祠会盟。
先是，吐蕃与回鹘争北庭，大战，死伤甚众，征兵万人于云南。异牟寻辞以国小，请发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五千，乃许之。异牟寻遣五千人前行，自将数万人踵其后，昼夜兼行，袭击吐蕃，战于神川，大破之，取铁桥等十六城，虏其五王，降其众十余万。戊戌，遣使来献捷。
在此之前，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发生激战，死亡与负伤的人很多，便向去南征调兵员一万人。异牟寻借口国家微小，请求派兵三千人，吐蕃嫌少，云南将兵员增加到五千人，吐蕃才答应下来。异牟寻派遣五千人在前面行进，自己却率领好几万人跟随在他们后边，日夜兼程，前去袭击吐蕃。云南吐蕃在神川交战，大破吐蕃，占领了铁桥等十六座城，俘虏了吐蕃的五个王，降服吐蕃人众十余万。戊戌（二十四日），云南派遣使者前来进献捷报。
[3]瀛州刺史刘为兄济所逼，请西捍陇坻，遂将部兵千五百人、男女万余口诣京师，号令严整，在道无一人敢取人鸡犬者。上嘉之，二月，丙午，以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理普润。军中不击柝，不设音乐。士卒病者，亲视之，死者哭之。
[3]瀛州刺史刘被哥哥刘济所逼迫，便请求到西边去保卫陇坻地区。于是，他带领部下士兵一千五百人以及男女家眷一万余口前往京城。由于号令严明整肃，沿途没有一个人强取百姓的鸡狗，德宗很是嘉许他。二月，丙午（初三），德宗任命刘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以普润为治所。刘不让人敲打着木梆在军中巡夜，也不设置音乐。士兵病了，刘亲自去看望他们；士兵死了，刘亲自去哀哭他们。
[4]乙丑，义成节度使李融薨。丁卯，以华州刺史李复为义成节度使。复，齐物之子也。复辟河南尉洛阳卢坦为判官。监军薛盈珍数侵军政，坦每据理以拒之。盈珍常曰：“卢侍御所言公，我固不违也。”
[4]乙丑（二十二日），义成节度使李融去世。丁卯（二十四日），德宗任命华州刺史李复为义成节度使。李复是李齐物的儿子。李复征召河南县尉洛阳人卢坦担任判官， 由于监军薛盈珍屡次干扰军中政事，卢坦往往依据理法反对他。薛盈珍经常说：“卢侍御讲的话都是为公家着想，我当然不能够违背他。”
[5]横海节度使程怀直入朝，厚赐遣归。
[5]横海节度使程怀直入京朝见，德宗给与优厚的赏赐，然后打发他回去。
[6]夏，四月，庚午，宣武军乱，留后李万荣讨平之。先是，宣武亲兵三百人素骄横，万荣恶之，遣诣京西防秋；亲兵怨之。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诱亲兵作乱，攻万荣；万荣击破之。亲兵掠而溃，多奔宋州，宋州刺史刘逸准厚抚之。惟清奔郑州，彦琳奔东都。万荣悉诛乱者妻子数千人。有军士数人呼于市曰：“今夕兵大至，城当破。”万荣收斩之，奏称刘士宁所为。五月，庚子，徙士宁于郴州。
[6]夏季，四月，庚午（二十八日），宣武军发生变乱，留后李万荣讨伐并平定了变乱。在此之前，由于宣武军的亲兵三百人素来骄矜专横，李万荣憎恶他们，便派遣他们到京城西面防御吐蕃，亲兵都怨恨他。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诱使亲兵发起变乱，进攻李万荣，李万荣击败了他们。亲兵边掳掠，边溃退，多数逃奔宋州，宋州刺史刘逸准优厚地安抚他们。韩惟清逃奔郑州，张彦琳逃奔东都洛阳。李万荣悉数诛杀了作乱将士的妻子儿女几千人。有几个军士在街市中大声呼喊说：“今天晚上，部队大规模开来，汴州城就会被攻破。”李万荣收捕斩杀了他们，还上奏声称这是刘士宁所做的事情。五月，庚子（二十八日），朝廷将刘士宁迁移到郴州。
[7]钦州蛮酋黄少卿反，围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奏请发岭南兵救之；上不许，遣中使谕解之。
[7]钦州蛮人的酋长黄少卿造反，包围了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上奏请求征调岭南军队前去救援，德宗不肯允许，派遣中使宣旨劝解他们。
[8]陆贽上言：“郊礼赦下已近半年，而窜谪者尚未沾恩。”乃为三状拟进。上使谓之曰：“故事，左降官准赦量移，不过三五百里，今所拟稍似超越，又多近兵马及当路州县，事恐非便。”贽复上言，以为：“王者待人以诚，有责怒而无猜嫌，有惩沮而无怨忌。斥远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儆则浸及威刑，不勉而复加黜削，虽屡进退，俱非爱憎。行法乃暂使左迁，念材而渐加进叙，又知复用，谁不增修！何忧乎乱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贬黜，便谓奸凶，恒处防闲之中，长从摈弃之例，则是悔过者无由自补，蕴才者终不见伸。凡人之情，穷则思变，含凄贪乱，或起于兹。今若所移不过三五百里，则有疆域不离于本道，风土反恶于旧州，徒有徙家之劳，实增移配之扰。又，当今郡府，多有军兵，所在封疆，少无馆驿，示人疑虑，体又非弘。乞更赐裁审。”
[8]陆贽进言说：“自从圜丘祭天，大赦天下的赦令颁下，已经将近半年，但是，贬官流放的人们还没有得到大赦的恩典。”于是他写成三个状书，进呈上来。德宗让人告诉他说：“根据惯例，对降职的官员可以依照赦令酌情迁移到近处来，但不能超过三五百里地。现在，你拟定的迁官办法似乎稍微超过了规定，安置的地点又往往接近军队驻地，或者是处于进京路线上的州县，此事恐怕不够妥当。”陆贽再次进言认为：“君王要以诚意对待众人，可以责备臣下，对他们发怒，但不能够猜疑他们；可以惩处臣下败坏事功的行为，但不能够怨恨他们。将臣下斥逐远方，是为了警告他们没有恭谨听命；甄别并宽恕臣下的过失，是为了劝勉他们重新做人。不加警告，就会使臣下逐渐触犯刑法；不加劝勉，只会使臣下再遭贬黜。虽然君王屡次进用或罢黜臣下，但完全不是出于个人的好恶。执行法规，这是让臣下暂时降职，以后顾念臣下的才能，便又逐渐地加以提拔任用，臣下知道自己还能够再次被起用，有谁还不加强自身的修养呢！又何必为打乱常规变乱而发愁，为留下遗憾而担心呢！如果因臣下被降职免官，便认为他们是奸邪凶恶的，永远将他们置于防备与禁阻之中，使他们长期废免，不得任用，这便是让悔改的人无法自行弥补过失，使蕴含着才华的人终究不能施展抱负。大凡人之常情，穷困潦倒，就希望变革；身境痛苦，便图谋作乱，或许就是产生于此。如果现在迁移被贬的官员不超过三五百里地，便会发生仍然没有离开原先被贬去的州道，而风土人情反而比原来更为恶劣的情况，空有迁徙家室的劳顿，实际上是增加了迁徙流亡的骚扰。此外，现在的郡府，往往驻扎着军队，而州境之内，驿站的房舍是很少或者没有的。既让人们感到疑虑，于国体也不够宽宏。请陛下再予以斟酌审核吧。”
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无大小，必自选而用之，宰相进拟，少所称可；及群臣一有谴责，往往终身不复收用；好以辩给取人，不得敦实之士；艰于进用，群材滞淹。贽上奏谏，其略曰：“夫登进以懋庸，黜退以惩过，二者迭用，理如循环。进而有过则示惩，惩而改修则复进，既不废法，亦无弃人，虽纤介必惩而用材不匮；故能使黜退者克励以求复，登进者警饬而恪居，上无滞疑，下无蓄怨。”又曰：“明主不以辞尽人，不以意选士，如或好善而不择所用，悦言而不验所行，进退随爱憎之情，离合系异同之趣，是由舍绳墨而意裁曲直，弃权衡而手揣重轻，虽甚精微，不能无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长，苟区别得宜，付授当器，各适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与全才无异。但在明鉴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又曰：“以一言称惬为能而不核虚实，以一事违忤为咎而不考忠邪，其称惬则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违忤则罪责过当，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职司之内无成功，君臣之际无定分。”上不听。
德宗生性猜疑而又妒忌，不肯信任臣下。无论官职是大是小，一定要由自己选拔任用，对于宰相进呈的规划，很少称许认可。及至群臣一旦遭到斥责，往往一辈子不再收录起用；好以能言善辩为条件选取人才，不能得到敦厚忠实的人选；对官吏的提拔任用困难重重，各种人材沉抑于下，不得升进。陆贽上奏进谏，大略是说：“提拔任用是为了勉励功劳，贬抑降职是为了惩戒过失，两方面交相为用，其中的道理就如同圆环周而复始。受到进用以后又有了过失，便需要给予惩罚，受到惩罚以后又修正过来了，便应该再提升上来，这既不会荒废法度，也不会捐弃人才。即使对任何细微的过失都一定惩罚，但可供使用的人才不会缺乏。所以，这可以使受到贬逐的人勉励自己力求恢复官职，也可以使被提升的人告诫自己恭谨地任官办事，使上面没有难解的疑虑，下面没有积蓄的怨恨。”他又说：“明智的君主不会根据言词来使用人才，也不会按照主观的意想去选拔士子。如果对自己所亲善的人便不加选择地任用，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言词便不去检验他的行为，升官降职全随着个人的爱憎情感，亲疏远近全凭着人们与自己的志趣相同与否，这是舍弃墨斗而靠心意来判断线的曲直，丢开秤锤而用双手来掂量物体的轻重的作法，即使极其精细，还是不能没有谬误。”他又说：“中等智能以上的人们，是互有长处的。如果能够恰当地区分辨别人们的长处，交付给人们的职任与他们的才具相当，各自适应人们的性情，分别发挥他们的能力，及至将大家聚合在一起，成就了事功，这与人人都是全才也是没有区别的。要做到这一点，只在于善于识别，襟度阔达，驾驭有方罢了。”他又说：“由于一句话讲得使自己惬意，便以为讲话人是有才能的，因而不再核查他的实际情况；由于一件事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便以为办事人是有罪过的，因而不再考究他是忠是邪。对讲话使人惬意的人，将超过他能力极限的重任交给他，而不去考虑这是他所难以胜任的；对于办事违背自己意志的人，将有失允当的罪责加给他，不肯宽恕他的无能为力，这就使人在职务范围以内难得成就事功，使君臣之间没有确定的责任。”德宗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贽又请均节财赋，凡六条：
陆贽又请求平均并节省财税，共有六条：
其一，论两税之弊，其略曰：“旧制赋役之法，曰租、调、庸。丁男一人受田百亩，岁输粟二石，谓之租。每户各随土宜出绢若绫若共二丈，绵三两，不蚕之土输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谓之调。每丁岁役，则收其庸，日准绢三尺，谓之庸。天下为家，法制均一，虽欲转徙，莫容其奸，故人无摇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乱华，黎庶云扰，版图堕于避地，赋法坏于奉军。建中之初，再造百度，执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简之可从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弊，须穷致弊之由，时弊则但理其时，法弊则全革其法，所为必当，其悔乃亡。兵兴以来，供亿无度，此乃时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庸、调法，分遣使者，搜郡邑，校验薄书，每州取大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为两税定额。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赋入，必以丁夫为本。不以务穑增其税，不以辍稼减其租，则播种多；不以殖产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调，则地著固；不以饬励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则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尽其力矣。两税之立，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曾不寤资产之中，有藏于襟怀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其积于场圃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一概计估算缗，宜其失平长伪。由是务轻资而乐转徙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此乃诱之为奸，驱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赋入不得不阙。复以创制之首，不务齐平，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所遣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有加无除。又大历中供军、进奉之类，既收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复又并存，望稍行均减，以救凋残。”
第一条，论述两税法的弊端。他大略是说：“依照国家原有的制度，征派赋税徭役的办法，称作租、调、庸。成年男子每人可以得到田地一百亩，每年交纳粮食二石，称作租。每户各自按照土地所生产出来的不同产品，交纳绢或者绫或者，一共二丈，丝绵三两，不养蚕的土地，交纳棉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应当承担的徭役，则是收取雇人代役所应该偿付的佣金，每天以交纳绢三尺为标准，称作庸。天下成 为一家，法令制度平均如一。即使有人打算辗转迁徙，这样的奸谋也是无处可以容纳的，所以人们不会有动荡不安情绪，而事情都有固定的规制。及至羯胡安禄山、史思明祸乱中华，百姓如乱云纷扰，户籍与地图因朝廷躲避他处而毁去，税法因供应军需而破坏。在建中初年，重新建置各种制度，执掌朝政的人知道旧弊应当革除，但建立新制时却连本意都抛弃了，也知道应当从简，却没把握住要领。凡是打算改正以往的弊端，必须穷究导致弊端的原由。如果是时势造成的弊端，便应当只就时势来加以治理，如果是制度造成的弊端，便应该完全革除这一制度。所做的事情一定是确当的，一切悔恨必将消亡。在战事兴起以来，对军队的供给没有限度，这正是时势造成的弊端，而不是制度造成的弊端啊。然而，朝廷急忙更改了租、庸、调法，分别派遣使者，搜刮郡县，核实验证赋役簿籍，每州选取大历年间征收赋税最多的年份，便以此年的数额作为两税的定额。财富的产生，一定是由人力造成的，所以先代的君王制定赋税收入，一定要以成年男丁为依据。不因致力耕耘而增加税收，也不因停止种植而减少田租，人们便愿意多加播种了。不因产业扩大而多加征收，也不因寄居他乡而免去纳调，人们便牢固地定居下来了。不因勤勉自励而加重徭役，也不因懒情懈怠而免除纳庸，人们便会辛勤劳作了。这些都做到了，人们就会安心居住下来，竭尽力气务农了。两税法的设立，只以资财产业为依据，不以人丁多少为根本。人们竟不懂得，在资财产业中，有的可以收藏在怀里或口袋、箱子里，虽然物品贵重，但人们无法查看；有的堆积在场院、田圃、粮仓中，虽然价值低廉，但大家却以为这是富有。有的是便于交易与增殖的财货，虽然数量不大，但收取盈利是按日计算的；有的是茅棚房舍与器皿用具等资产，虽然定价很高，但常年没有增益可图。这样的比较，种类实在繁多，一律估计价钱并折算成缗，这种办法有失公允，助长作弊。由此，专门谋求细软的财货而愿意辗转迁徙的人们，总是能够摆脱徭役和赋税；追求农业而置备不定居的产业的人们，却往往为赋税征收而困顿。这简直是诱导人们去做邪恶的事情，驱赶着他们去逃避徭役，使劳役的效能不得不松懈下来，赋税的收入不得不缺欠。又因两税处于创立制度的初期，没有追求制度的整齐划一，物资的供应办法有繁琐与简便的区别，州府长官有精明与愚笨的不同，各处的徭役赋税，轻重悬殊，朝廷派遣的使臣，意见各有分歧，但计划上奏，一经决定，就只有增加，没有减除。加之，大历年间的供军、进奉一类的杂征，既然已经收到两税中，现在却在两税以外，又保留了这些名目。希望陛下逐渐实行赋税的平均与削减，以便救助凋零衰谢的百姓。”
其二，请二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其略曰：“凡国之赋税，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缯、纩与百谷而已。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弛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谷帛者，人之所为也；钱货者，官之所为也。是以国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曷尝有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者也！今之两税，独异旧章，但估资产为差，便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每岁色目颇殊，唯计求得之利宜，靡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望勘会诸州初纳两税年绢布，定估比类当今时价，加贱减贵，酌取其中，总计合税之钱，折为布帛之数。”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量出为入，不恤所无。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
第二条，请求以布帛作为两税征收的税额，不再按钱数计算。他大略是说：“大凡国家的赋税，必须估量人们的承受能力，根据土地出产的实际条件来加以制定。因此，国家征收进来的赋税，只有布、麻、丝织品、丝帛和各种谷物罢了。先代的君王恐怕物品的价格贵贱失平，而人们物物交换缺少标准，又制定了钱币制度，以便节制物品流通中轻重缓急的机宜，财货的聚集与分散，废弛与盛旺，都一定要以此为依据。因此，治理财利的重大权柄，即国家的财政大权，只能由官府执掌，不能把它交给下面的人。由此可见，谷物与丝帛，是百姓们所生产的；钱财货币，是官府制造的。所以，我朝法令明文规定：以谷物交租，以绢交庸，以丝帛、丝绵、布匹交调。何曾有过禁止人们铸造钱币，却又以钱币充当赋税的事情呢！唯独现在实行的两税法，与原有的典章大相径庭。两税法只通过估算资财产业来规定征税的等级，于是以钱币和谷物为数额确定了税收，还要临时折算为杂物征收，而杂物的种类每年也大有区别。但官府只算计如何得到税收才是方便有利的，而不考虑备办这些物品的难易程度。官府要征收的物品不是人们生产的物品，人们生产的物品不是官府要征收的物品，于是，人们有时需要加价购买他们所没有的物品，而减价出卖他们所拥有的物品，这样一加价一减价，其间的损耗已经很多。希望核定各州最初实行两税那一年所交纳的绢帛布匹总额，按照现在通行的物价确定绢帛布匹总额的价值，如果物价偏低就加价，如果物价偏高就减价，酌量着取中定价，然后总计全部税收应得的价钱，折合成布匹丝帛的数额。”他又说：“大凡土地生长物产的能力是有最大限度的。因而，索取物产有限度，使用物产有节制，才能经常充裕；索取物产没有限度，使用物产没有节制，就会经常匮乏。生长物产的丰饶与衰歉是由上天决定的，消费物产的多少是由人决定的。所以，圣明的君王立下法规，即是估量收入的情况以制定支出的计划，即使遇到灾害祸难，民间不会困顿窘迫。在政治与教化衰败以后，却恰好与此相反，即是估量支出的情况以制定收入的计划，并不考虑没有这些收入。夏桀使用天下的物产，但还是不够用，商汤使用七十里地的物产，但还有剩余，这说明物产使用的盈余与亏耗在于有无节制罢了。”
其三，论长吏以增户、加税、辟田为课绩，其略曰：“长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体至公徇国之意，迭行小惠，竞诱奸氓，以倾夺邻境为智能，以招萃逋逃为理化，舍彼适此者既为新收而有复，倏往忽来者又以复业而见优。唯怀土安居，首末不迁者，则使之日重，敛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游赋役，何异驱之转徙，教之浇讹。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过也。”又曰：“立法齐人，久无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维御损益之宜，则巧伪萌生，恒因沮劝而滋矣。请申命有司，详定考绩。若当管之内，人益阜殷，所定税额有馀，任其据户口均减，以减数多少为考课等差。其当管税物通比，每户十分减三者为上课，减二者次焉，减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税见户，比较殿罚亦如之。”
第三条，论说地方长官以户口增长、税收增加、田土垦辟作为考核成绩的根据。他大略是说：“为人长官的人很少能够推究在地位相互变易以后忠诚与宽恕是什么情形，也不能体察大公无私，为国献身是何等情意。他们交替着给人们一些小小的恩惠，争着诱引奸民，把与相邻的州道的相互排挤与争夺视为精明能干，将招徕和聚集逃亡的人口视为政治清明、教化大行。由外地迁到此处的人们既由于新近才被收罗而得以免征赋税，往来倏忽不定的人们又因属于恢复故业而受到优待，只有对那些依恋故土、安心定居、自始至终不肯迁徙他乡的人们，却役使日见繁重，征收日益增加。这就使定居的人们经常替懒散游荡的人们提供赋税与徭役，这与驱赶人们辗转流徙，唆使人们浇薄欺诈又有什么区别呢！这都是由于地方长官缺少广博通达的见识，各自对自己所统领的事务怀有私心的过错啊！”他又说：“设置法规，治理人民，时间长了，没有不产生弊病的。如果掌管法规的人不懂得掌握时机，适时变革，便会使奸巧诈伪萌生，并经常由于执法者不听劝告而滋长。请向有关部门发布命令，详细制定考核成绩的办法。如果在应管辖的地域以内，人口愈益富实繁盛，在完成规定的税收数额以后仍有剩余，便听凭该地长官根据户口平均减税，依照减税数量的多少来规定考核官吏成绩的等级。关于减税的数量与应管辖税收物资通常的比率，每户纳税减少十分之三的，考核成绩为上等，减少十分之二的，考核成绩为次一等，减少十分之一的，考核成绩为再次一等。如果人口多有流离散失，于是在现存户口上增加税收，考查成绩居于劣等，其惩罚办法，也按照前述原则处理。”
其四，论税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国，所以养人也；赋人取财，所以资国也。明君不厚其所资而害其所养，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给而敛其馀财。”又曰：“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上司之绳责既严，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望更详定征税期限。”
第四条，论述征收税务的期限失于紧迫。他大略是说：”设置百官，创立国家，是以养民为目的的；向百姓征收赋税，索取财货，是以供给国家为目的的。贤明的君王不肯为了丰厚的供给而使所养的人民受到损害，所以必须首先办好人们应做的事情，而后借用人们的余力，必须首先使家家富足起来，而后征收人们剩余的资财。”他又说：“养蚕的事情刚刚开始，已经要交纳丝织品的税收了；农田的活计还没有结束，已经赶忙征收谷物的田租了。既然上级长官的管束督责是严厉的，不级官吏的欺凌暴虐也就益发紧迫。尚有东西可以纳税的人们赶忙出卖物品，因而要损耗一半的价值；没有东西可以纳税的人们求人借贷，因而要加倍还债。希望再详慎地制定收税的期限。”
其五，请以税茶钱置义仓以备水旱，其略曰：“古称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通为之计耳，固非独丰公庾，不及编氓也。近者有司奏请税茶，岁约得五十万贯，元敕令贮户部，用救百姓凶饥。今以蓄粮，适副前旨。”
第五条，请求用征收的茶税钱来设置义仓，以便防备水旱灾害。他大略是说：“古时候关于国家在三十年内要有九年、六年粮食储备的说法，是将疆域以内的臣民全部计算在内，而不是单单让公家的谷仓丰足而不把编入户藉的百姓计算在内。近来，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征收茶税，每年大约可以得到钱五十万贯，原来的敕令要求将茶税钱储存在户部，用来救济百姓的饥荒。现在，用这笔钱储备粮食，恰好符合以前的旨意。”
其六，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其略曰：“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约所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法贵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严其令以惩违，微损有余，稍优不足。失不损富，优可赈穷。此乃安富恤穷之善经，不可舍也。”
第六条，论述吞并土地的人家，私下收租比官府征税更为繁重。他大略是说：“如今在京城周围地区之内，每一亩田地，官府征税五升，但私人收租有的大约每亩多达一石，是官府征税的二十倍。降到中等田地，所收田租仍有半石。一般说来，土地，是归君王所有的，耕种，是由农夫完成的。然而，吞并土地的人居然在其中得到好处。”他又说：“希望对一切被占有的田地，预先规定限制性的条款，裁减田租的价钱，务必让贫困的人得到好处。法规可贵的是一定要实行下去，需要谨慎的是防止深究苛察。将制度设立得宽和一些是为了方便大众，将法令规定得严厉一些是为了惩诫违法者。要微微损伤一点富裕人家的收入，而稍稍照顾一下贫穷人家的利益，使富裕人家的损失并不致于有伤富足，而使对贫穷人家的照顾足以赈济穷困。这便是安定富人，体恤贫民的美好的筹措，是不可舍弃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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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五卷（回目录）
唐纪五十一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十贞元十年（甲戌、794）
唐纪五十一唐德宗贞元十年（甲戌，公元794年）
[1]六月，壬寅朔，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薨。其子殿中侍御史缄与抱真从甥元仲经谋，秘不发丧，诈为抱真表，求以职事授缄；又诈为其父书，遣裨将陈荣诣王武俊假货财。武俊怒曰：“吾与乃公厚善，欲同奖王室耳，岂与汝同恶邪！闻乃公已亡，乃敢不俟朝命而自立，又敢告我，况有求也！”使荣归，寄声质责缄。
[1]六月，壬寅朔（初一），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去世。他的儿子殿中侍御史李缄，与李抱真的表外甥元仲经谋划，先不将李抱真去世的消息公告于众，伪造李抱真的表章，请求将节度使的职务授给李缄，还伪造他父亲的书信，派遣副将陈荣前往王武俊处借用钱财。王武俊生气地说：“我与你父亲深深交好，是为了共同辅助朝廷而已，怎么会与你狼狈为奸呢！听说你父亲已经去世，你竟敢不等待朝廷的任命便擅自继位，还敢告诉我，况且有求于我！”他让陈荣回去，口头传达他对李缄的质问与责备。
昭义步军都虞候王延贵，汝州梁人也，素以义勇闻。上知抱真已薨，遣中使第五守进往观变，且以军事委王延贵。守进至上党，缄称抱真有疾不能见。三日，缄乃严兵诣守进，守进谓之曰：“朝廷已知相公捐馆，令王延贵权知军事。侍御宜发丧行服。”缄愕然，出，谓诸将曰：“朝廷不许缄掌事，诸君意如何？”莫对。缄惧，乃归发丧，以使印及管钥授监军。守进召延贵，宣口诏令视事，趣缄赴东都。元仲经出走，延贵悉归罪于仲经，捕斩之。诏以延贵权知昭义军事。
昭义步军都虞候王延贵，是汝州梁地人氏，平素以见义勇为知名。德宗知道李抱真已经去世了，便派遣中使第五守进前去观察形势的变化，将要把军中事务交付给王延贵。第五守进来到上党时，李缄声称李抱真重病在身，不能接见。过了三天，李缄才全副武装地去见第五守进，第五守进告诉他说：“朝廷已经知道李相公去世了，已命令王延贵暂且代理军中事务。你最好还是将消息公之于众，为你父亲服丧守孝吧。”李缄惊讶不已，出来以后，他对各将领说：“朝廷不允许我执掌军中事务，诸位意下如何？”没有人回答他。李缄害怕了，便回去将李抱真的死讯公布于众，把节度使的印信和钥匙交给监军。第五守进召来王延贵，口头宣布诏旨，命令王延贵任职，催促李缄前往东都洛阳。元仲经外出逃走。王延贵把罪责全部加给元仲经，便逮捕并斩杀了他。德宗颁诏任命王延贵暂且代理昭义军中事务。
[2]云南王异牟寻遣其弟凑罗楝献地图、土贡及吐蕃所给金印，请复号南诏。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为册南诏使，赐银窠金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滋至其国，异牟寻北面跪受册印，稽首再拜，因与使者宴，出玄宗所赐银平脱马头盘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赐《龟兹乐》，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诏当深思祖考，子子孙孙尽忠于唐。”异牟寻拜曰：“敢不谨承使者之命！”
[2]云南王异牟寻派遣他的弟弟凑罗楝献上地图、土产贡物和吐蕃授给的金印，请求恢复南诏的国号。癸丑（十二日），德宗任命祠部郎中袁滋为册南诏使，赐给以银作底的金印，印文称作“贞元册南诏印”。袁滋来到云南国，异牟寻面向北方跪着接受了册封的印信，叩头至地，拜了两拜，接着便设宴招待使者，拿出玄宗赐给的两个银平脱马头盘，给袁滋看，还指着年迈的吹笛者和歌女说：“皇帝赐给《龟兹乐》时带来的乐工，只有这两个人还活着。”袁滋说：“南诏应当深深仰慕祖先的事迹，了子孙孙对唐朝竭尽忠心。”异牟寻行着礼说：“我怎敢不恭谨地承受使者的教导！”
[3]赐义武节度使张升云名茂昭。
[3]德宗赐给义武节度使张升云新的名字，叫张茂昭。
[4]御史中丞穆赞按度支吏脏罪，裴延龄欲出之，赞不从；延龄谮之，贬饶州别驾，朝士畏延龄侧目。赞，宁之子也。
[4]御史中丞穆赞按察度支部门的官吏贪脏的罪行，裴延龄打算为他们开脱，穆赞不肯听从。于是，裴延龄诬陷他，使他被贬为饶州别驾，朝中百官对裴延龄畏惧得不敢正眼相看。穆赞是穆宁的儿子。
[5]韦皋奏破吐蕃于峨和城。
[5]韦皋奏报在峨和城打败吐蕃。
[6]秋，七月，壬申朔，以王延贵为昭义留后，赐名虔休。
[6]秋季，七月，壬申朔（初一），德宗任命王延贵为昭义留后，赐给他新的名字，叫王虔休。
昭义行军司马、摄州刺史元谊闻虔休为留后，意不平，表请以磁、邢、别为一镇。昭义精兵多在山东，谊厚以悦之。上屡遣中使谕之，不从。
昭义行军司马、摄州刺史元谊听说王虔休担任了留后，心中愤慨不满，上表请求将磁州、邢州、州另外组成一个节镇。昭义的精锐兵马多数驻扎在这三州，元谊给与丰厚的待遇，以便取悦他们。德宗屡次派遣中使晓示他，但他不肯听从。
临守将夏侯仲宣以城归虔休，虔休遣磁州刺史马正卿督裨将石定蕃等将兵五千击州；定蕃帅其众二千叛归谊，正卿退还。诏以谊为饶州刺史，谊不行；虔休自将兵攻之，引水以灌城。
临的守城将领夏侯仲宣率领全城归顺了王虔休，王虔休派遣磁州刺史马正卿督促副将石定蕃等人领兵五千人进击州。石定蕃率领他的部众二千人叛变投降元谊，马正卿撤退而还。德宗颁诏任命元谊为饶州刺史，元谊不肯前去就任。王虔休亲自领兵攻打元谊，还引来水淹灌州城。
[7]黄少卿陷钦、横、浔、贵等州，攻孙公器于邕州。
[7]黄少卿攻陷了钦、横、浔、贵等州，在邕州进攻孙公器。
[8]九月，王虔休破元谊兵，进拔鸡泽。
[8]九月，王虔休打败元谊的兵马，进军攻克鸡泽。
[9]裴延龄奏称官吏太多，自今缺员请且勿补，收其俸为实府库。上欲修神龙寺，须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龄曰：“臣近见同州一谷 ，木数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开元、天宝间求美材于近畿犹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对曰：“天生珍材，固待圣君乃出，开元、天宝，何从得之！”
[9]裴延龄上奏声称官吏太多，从今以后，对于官吏中出现的缺员，请暂且不要补充，收取这部分薪俸，用来充实国家的库存。德宗打算修建神龙寺，需要五十尺长的松木，但无法找到，裴延龄说：“近来我在同州看到一处山谷，谷内有好几千棵树木，都是高八十尺的。”德宗说：“开元、天宝年间在京城周围寻找上好的木材尚且无法找到，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木材？”裴延龄回答说：“上天生出珍贵的木材，当然是等待圣明的君主出世时才会出现，开元、天宝期间，怎么能够得到这些呢！”
延龄奏：“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置簿书，乃于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其匹段杂货百万有馀。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羡馀，悉应移入杂库以供别敕支用。”太府少卿韦少华不伏，抗表称：“此皆每月申奏见在之物，请加推验。”执政请令三司详覆；上不许，亦不罪少华。延龄每奏对，恣为诡谲，皆众所不敢言亦未尝闻者，延龄处之不疑。上亦颇知其诞妄，但以其好诋毁人，冀闻外事，故亲厚之。
裴延龄上奏说：“左藏库执掌的物品损失遗落很多，近来由于检阅使去放帐簿，于是在垃圾中得到银子十三万两，成匹成段的布帛和零杂货物超过一百万。这都是已经丢弃的物品，也就成为额外的收入，应当全部搬到杂库去，好供给陛下另外颁敕支取使用。”太府少卿韦少华不承认这一说法，便上表直言声称：“这都是每月申报上奏的现存物品，请加以推究验查。”主持政务的长官请求命令三司详细审察，德宗没有答应，但也不责怪韦少华。每当裴延龄当面回答德宗提出的问题时，任意去说怪诞的事情，都是大家所不敢说、也不曾听说过的，裴延龄却将这些事情说得无可怀疑。德宗也知道裴延龄是荒诞虚妄的，但由于他喜欢恶意诬蔑别人，希望从他那里听到外间的事情，所以亲近厚待他。
群臣畏延龄有宠，莫敢言，惟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以职事相关，时证其妄，而陆贽独以身当之，日陈其不可用。十一月，壬申，贽上书极陈延龄奸诈，数其罪恶，其略曰：“延龄以聚敛为长策，以诡妄为嘉谋，以掊克敛怨为匪躬，以靖谮服谗为尽节，总典籍之所恶以为智术，冒圣哲之所戒以为行能，可谓尧代之共工，鲁邦之少卯也。迹其奸蠹，日长月滋，阴秘者固未尽彰，败露者尤难悉数。”又曰：“陛下若意其负谤，则诚宜亟为辩明。陛下若知其无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无诘问，延龄谓能蔽惑，不复惧思；移东就西，便为课绩，取此适彼，遂号羡馀，愚弄朝廷，有同儿戏。”又曰：“矫诡之能，诬罔之辞，遇事辄行，应口便发，靡日不有，靡时不为，又难以备陈也。”又曰：“昔赵高指鹿为马，臣谓鹿之与马，物理犹同；岂若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又曰：“延龄凶妄，流布寰区，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舆台贱品，喧喧谈议，亿万为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几！臣以卑鄙，任当台衡，情激于衷，虽欲罢而不能自默也。”书奏，上不悦，待延龄益厚。
群臣畏惧裴延龄得到宠爱，没有人敢于发言，只有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由于职分以内的事务与裴延龄有关联，所以时常证实他的虚妄，而陆贽独自以自身抵挡裴延龄，经常陈说他不可任用。十一月，壬申（初三），陆贽上书极力陈诉裴延龄的邪恶诡诈，数说他的罪恶，大略是说：“裴延龄将搜刮财货当作长远的方策，将诡诈妄为当作美善的计谋，将苛剥民财、聚集怨恨当作不顾及自身的忠心，将惯于诬陷，专进谗言当作竭尽臣下的节操，他汇总典藉所憎恶的东西，用来作为自己的智谋与权术，他冒犯圣人贤人的告诫，用来作为自己的品行与才能，可以称他为唐尧时代的共工，春秋时代鲁国的少正卯。考察他邪恶害政的行为，每天都在增长，每月都在滋蔓，隐秘着的事情固然没有完全显示出来，败露了的事情尤其难以数说。”他又说：“倘若陛下认为他蒙受了诽谤，那么，诚然应当赶快为他分辩明白。倘若陛下知道他不是善良之辈，又怎么能够为他容忍掩饰呢！”他又说：“陛下打算姑且保全护持他，对他从来不加责问，裴延龄以为他能够蒙蔽欺惑陛下，不再怀有畏惧的心思。他把东边的移动到西边去，就成为考课的成绩，将这边的拿到那边去，于是称额外的收入，如此欺骗玩弄朝廷，就如小儿游戏一般。”他又说：“裴延龄虚伪诡诈的才能，诬蔑不实的言辞，遇事便要表现，随口便要讲出，没有一天不发生这种事情，没有一时不在做这种事情，这是难以完全陈述出来的了。”他又说：“过去赵高指鹿为马，我认为鹿与马，就事物的常理说来还属于同一种类，哪里比得上裴延龄将存在的东西掩饰为不存在的东西，将不存在的东西指成存在的东西呢！”他又说：“裴延龄的凶顽虚妄，已经在全国传布开来，上自公侯卿相等陛下亲近的大臣，下至地位低下的人们，噪噪杂杂地谈说议论他的，有成千上万，但能够将此进言的人又有几个！我以低微鄙陋之身，担当着宰相大臣的职任，由于真情在内心中激荡不已，即使打算不再谈论此人，但我还是不能够自行沉默下去啊。”此书奏进以后，德宗很不高兴，反而愈加厚待裴延龄了。
[10]十二月，王虔休乘冰合度壕，急攻州。元谊出兵击之，虔休不胜而返；日暮冰解，士卒死者太半。
[10]十二月，王虔休乘着冰冻封合时，越过城壕，急速攻打州。元谊派出兵马向他进击，王虔休无法取胜，只好回军。日落时分，冰冻消融，王虔休的士兵死去的有一多半。
[11]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争之。所亲或规其太锐，贽曰：“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他无所恤。”裴延龄日短贽于上。赵憬之入相也，贽实引之，既而有憾于贽，密以贽所讥弹延龄事告延龄，故延龄益得以为计，上由是信延龄而不直贽。贽与憬约至上前极论延龄奸邪，上怒形于色，憬默而无言。壬戌，贽罢为太子宾客。
[11]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因德宗知遇，对待他情义深厚，凡有不同意的事情，经常竭力争议。有些与他亲近的人规劝他说，这样做过于显露锋芒，陆贽说：“只要我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平生的学问，别的事情就没有值得顾惜的了。”裴延龄天天在德宗面前指责陆贽的短处。赵憬出任宰相，实在是陆贽引荐了他。不久，他对陆贽有不满意的地方，便暗中将陆贽抨击裴延龄的事情告诉了裴延龄，所以裴延龄愈发能够做好预谋。从此，德宗相信裴延龄而不再认为陆贽是对的了。陆贽与赵憬约好了到德宗面前极力论说裴延龄的邪恶，德宗的怒气在脸色上都表现出来了，而赵憬却沉默不语。壬戌（二十三日），陆贽被罢免为太子宾客。
[12]初，勃海文王钦茂卒，子宏临早死，族弟元义立。元义猜虐，国人杀之，立宏临之子华屿，是为成王，改元中兴。华屿卒，复立钦茂少子嵩邻，是为康王，改元正历。
[12]当初，勃海文王大钦茂去世，儿子大宏临早死，族弟大元义即位。大元义猜忌而残暴，国中的人们杀掉了他，拥立大宏临的儿子大华屿，这便是成王，年号更改为中兴。大华屿去世，又拥立大钦茂的小儿子大嵩邻，这便是康王，年号更改为正历。
十一年（乙亥、795）
十一年（乙亥，公元795年）
[1]春，二月，乙巳，册拜嵩邻为忽汗州都督、勃海王。
[1]春季，二月，乙巳（初七），册封大嵩邻为忽汗州都督、勃海王。
[2]陆贽既罢相，裴延龄因谮京兆尹李充、卫尉卿张滂、前司农卿李党于贽。会旱，延龄奏言：“贽等失势怨望，言于众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多欠诸军刍粮，军中人马无所食，其事奈何！’以动摇众心，其意非止欲中伤臣而已。”后数日，上猎苑中，适有神策军士诉云：“度支不给马刍。”上意延龄言为信，遽还宫。夏，四月，壬戌，贬贽为忠州别驾，充为涪州长史，滂为汀州长史，为邵州长史。
[2]陆贽被罢除宰相职务以后，裴延龄接着又诬陷京兆尹李充、卫尉卿张滂、前司农卿李偏袒陆贽。适逢天旱，裴延龄上奏说：“陆贽等人因失去权势而怨恨不满，他们对大家说：‘天下干旱，百姓将要流离散亡了。度支亏欠各军粮草很多，军中的人马没有吃的，这种事情将怎么办才好！’他们以此动摇大家的心意，他们的企图恐怕不限于中伤我一个人就算了事。”过了几天，德宗在禁苑中打猎，恰巧有神策军的将士申诉说：“度支不供给喂马的草料。”德宗猜测裴延龄的话是可信的，急忙回到宫中。夏季，四月，壬戌（二十五日），将陆贽贬为忠州别驾，李充贬为涪州长史，张滂贬为汀州长史，李贬为邵州长史。
初，阳城自处士征为谏议大夫，拜官不辞。未至京师，人皆想望风采，曰：“城必谏诤，死职下。”及至，诸谏官纷纷言事细碎，天子益厌苦之。而城方与二弟及客日夜痛饮，人莫能窥其际，皆以为虚得名耳。前进士河南韩愈作争臣论以讥之，城亦不以屑意。有欲造城而问者，城揣知其意，辄强与酒。客或时先醉仆席上，城或时先醉卧客怀中，不能听客语。及陆贽等坐贬，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为罪且不测，无敢救者。城闻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奸臣，杀无罪人。”即帅拾遗王仲舒、归登、右补阙熊执易、崔等守延英门，上疏论延龄奸佞，贽等无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为之营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谕遣之。于是金吾将军张万福闻谏官伏阖谏，趋往至延英门，大言贺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与仲舒等，已而连呼“太平万岁！太平万岁！”万福，武人，年八十馀，自此名重天下。登，崇敬之子也。时朝夕相延龄，阳城曰：“脱以延龄为相，城当取白麻坏之，恸哭于庭。”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尽疏延龄过恶，欲密论之，以繁故人子，使之缮写，繁径以告延龄。延龄先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为妄，不之省。
当初，阳城由未做官的士人被征召为谏议大夫，对任命他的官职并不推辞。阳城还没有来到京城，人们便思慕他的风度文采，都说：“阳城肯定会直言规谏，效忠职守，以至于死的。”及至阳城来到朝廷以后，谏官们谈论政事时纷纷讲些细小琐碎的事情，德宗愈加厌烦不堪。然而，阳城却正与自己的两个弟弟以及宾客日夜开怀饮酒，人们对他摸不着边际，都认为他是虚有其名罢了。前进士河南人韩愈写了一篇《争臣论》来讥讽他，阳城也并不介意。有人打算前去质问阳城，阳城揣度清楚来人的用意以后，总是强劝来人饮酒，有时客人先醉倒在酒席上，有时阳城先醉躺在客人的怀抱中，不能听客人讲话了。及至陆贽等人获罪被贬以后，德宗的怒气尚未消散，朝廷内外恐惧不安，都认为对他们的罪罚将是难以测度的，因而没有人敢营救他们。阳城闻知此情，站起来说道：“不能让天子相信任用奸臣，杀害没有罪过的人。”他当即带领拾遗王仲舒、归登、右补阙熊执易、崔等人在延英门守候着，奏上疏章，论说裴延龄邪恶谄谀，而陆贽等人没有罪。德宗大怒，准备将阳城等人治罪，太子为此而出面营救，德宗的态度才缓和下来，使宰相宣旨让他们离去。当此时，金吾将军张万福听说谏官跪在延英殿阁进谏，便快步前往延英门，大声祝贺道：“朝廷有直言的臣下，天下肯定要太平了！”于是，他逐一拜谢阳城与王仲舒等人，随即连声大呼“太平万岁！太平万岁！”张万福是一员武将，年纪有八十多岁，自此以后，他的名声便为天下推重了。归登是归崇敬的儿子。当时，随时都有任命裴延龄为宰相的可能，阳城说：“倘若让裴延龄出任宰相，我就会将任命他的白麻诏书拿来毁掉，还要在朝廷上痛哭一场。”有个叫李繁的人，是李泌的儿子，阳城疏陈裴延龄的全部过失与罪恶，想秘密弹劾他，因李繁是旧友的儿子，便让他誊抄疏章，李繁却径直将此事告诉了裴延龄。裴延龄事先前往德宗处逐条自行解释，待到疏章送入内廷，德宗认为这是虚妄的，便不去观看这一疏章了。
[3]丙寅，幽州奏破奚王啜利等六万馀众。
[3]丙寅（二十九日），幽州奏报打败奚王啜利等六万多人。
[4]回鹘奉诚可汗卒，无子，国人立其相骨咄禄为可汗。骨咄禄本姓跌氏，辩慧有勇略，自天亲时典兵马用事，大臣诸酋长皆畏服之。既为可汗，冒姓药葛罗氏，遣使来告丧。自天亲可汗以上子孙幼稚者，皆内之阙庭。
[4]回鹘奉诚可汗去世，没有子嗣，国中的人们拥立他的国相骨咄禄为可汗。骨咄禄本来姓跌氏，善辩而有才智，勇敢而有谋略，自从天亲可汗以来，他便掌管军事，执掌大权，大臣和各部酋长都折服于他。骨咄禄当了可汗以后，冒充姓药葛罗氏，派遣使者前来上报丧事，还将天亲可汗以前各可汗年纪幼小的子孙后代，全部送交给朝廷。
[5]五月，丁丑，以宣武留后李万荣、昭义左司马领留后王虔休皆为节度使。
[5]五月，丁丑（十一日），德宗将宣武留后李万荣、昭义左司马领留后王虔休同时任命为节度使。
[6]甲申，河东节度使李自良薨。戊子，监军王定远奏请以行军司马李说为留后。说，神通之五世孙也。
[6]甲申（十八日），河东节度使李自良去世。戊子（二十二日），监军王定远上奏请求任命行军司马李说为留后。李说是李神通的五世孙。
[7]庚寅，遣秘书监张荐册拜回鹘可汗骨咄禄为腾里逻羽录没密施合胡禄毗伽怀信可汗。
[7]庚寅（二十四日），德宗派遣秘书监张荐册封回鹘可汗骨咄禄为腾里逻羽录没密施合胡禄毗伽怀信可汗。
[8]癸巳，以李说为河东留后，知府事。说深德王定远，请铸监军印。监军有印自定远始。
[8]癸巳（二十七日），德宗任命李说为河东留后，主管府中事宜。李说深深感激王定远，请求铸造监军的印信，监军有印信便是由王定远开始的。
[9]秋，七月，丙寅朔，阳城改国子司业，坐言裴延龄故也。
[9]秋季，七月，丙寅朔（初一），阳城被改任为国子司业，这是由于他揭露裴延龄而获罪的原故。
[10]王定远自恃有功于李说，专河东军政，易置诸将；说不能尽从，由是有隙。定远以私怒拉杀大将彭令茵，埋马矢中，将士皆愤怒。，说奏其状，定远闻之，直诣说，拔刀刺之；说走免。定远召诸将，以箱贮敕及告身二十馀通，示之曰：“有敕，令说诣京师，以行军司马李景略为留后，诸君皆迁官。”众皆拜。大将马良辅窃视箱中，皆定远告身及所受敕也，乃麾众曰：“敕告皆伪，不可受也。”定远走登乾阳楼，呼其麾下，莫应，逾城而坠，为枯所伤而死。
[10]王定远自己依仗着为李说立下功劳，便专擅河东的军事大政。调动各将领时，李说不能够完全听从他的意见，因此产生了嫌隙。王定远因私忿拉杀大将彭令茵，将他的尸体掩埋在马粪中，将士们都愤怒了。李说奏陈此事，王定远听说以后，径直来到李说处，拔刀刺杀李说，李说逃脱，得以幸免。王定远将各将领召集起来，拿出箱中存放着的敕书和与告身二十多通，一边给大家看，一边说：“我这里带着敕书，命令李说前往京城，任命行军司马李景略为留后，诸位全都提升官职。”大家都跪拜。大将马良辅偷偷向箱中看去，发现箱中放的都是王定远的告身和他所接受的敕书，于是指挥大家说：“敕书和告身都是假的，大家不能接受啊。”王定远跑出去，登上乾阳楼，招呼他的部下，部下无人答应，他在翻越城墙时摔了下来，被枯树枝戳伤致死。
[11]八月，辛亥，司徒兼侍中北平庄武王马燧薨。
[11]八月，辛亥（十七日），司徒兼侍中北平庄武王马燧去世。
[12]闰月，戊辰，元谊以州诈降；王虔休遣裨将将二千人入城，谊皆杀之。
[12]闰八月，戊辰（初四），元谊让州诈称归降，王虔休派遣副将带领两千人进入城内，元谊将他们全部杀掉了。
[13]九月，丁巳，加韦皋云南安抚使。
[13]九月，丁巳（二十三日），德宗加封韦皋为云南安抚使。
[14]横海节度使程怀直，不恤士卒，猎于野，数日不归。怀直从父兄怀信为兵马使，因众心之怨，闭门拒之；怀直奔归京师。冬，十月，丁丑，以怀信为横海留后。
[14]横海节度使程怀直，不肯体恤士兵，在野外打猎，好几天都不回来。程怀直的堂兄程怀信担任兵马使，趁着大家心怀不满，便关闭城门，不让程怀直进城，程怀直只好逃回京城。冬季，十月，丁丑（十四日），德宗任命程怀信为横海留后。
[15]南诏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虏施、顺二蛮王。
[15]南诏进攻吐蕃的昆明城，并占领了该城。南诏还俘虏了施、顺二蛮的国王。
十二年（丙子、796）
十二年（丙子，公元796年）
[1]春，正月，庚子，元谊、石定蕃等帅州兵五千人及其家人万馀口奔魏州；上释不问，命田绪安抚之。
[1]春季，正月，庚子（初七），元谊、石定蕃等人率领州士兵五千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一万余口逃奔魏州，德宗将他们的事情搁置下来，不予追问，还命令田绪安抚他们。
[2]乙丑，以浑、王武俊并兼中书令。己巳，加严震、田绪、刘济、韦皋并同平章事；天下节度、观察使，悉加检校官以悦其意。
[2]乙丑（疑误），德宗使浑、王武俊一并兼任中书令。己巳（疑误），德宗加封严震、田绪、刘济、韦皋一并同平章事，对全国的节度使、观察使，全部加封检校官职，以便取悦众人。
[3]三月，甲午，韦皋奏降西南蛮高万唐等二万馀口。
[3]三月，甲午（初二），韦皋奏报降服了西南蛮高万唐等共两万余口。
[4]乙巳，以闲厩、宫苑使李齐运为礼部尚书，户部侍郎裴延龄为户部尚书，使职如故。齐运无才能学术，专以柔佞得幸于上，每宰相对罢，则齐运次进决其议；或病卧家，上欲有所除授，往往遣中使就问之。
[4]乙巳（十三日），德宗任命闲厩、宫苑使李齐运为礼部尚书，任命户部侍郎裴延龄为户部尚书，所兼任的使职一如既往。李齐运既无才能，又无学术，专门使用阴柔诌谀的手段取得德宗的宠幸，每当宰相回答完德宗的问话以后，李齐运便接着上前裁定他们的主张。有时他卧病在家，德宗准备任命官员，便经常派遣中使到他家中征询他的意见。
[5]丙子，韶王暹薨。
[5]丙子（疑误），韶王李暹去世。
[6]魏博节度使田绪尚嘉诚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以为副大使。夏，四月，庚午，绪暴薨；左右匿之，使季安领军事，年十五。乙亥，发丧，推季安为留后。
[6]魏博节度使田绪娶嘉诚公主为妻子，有庶出的儿子三人，其中田季安年纪最小，嘉诚公主将他认作自己的儿子，使他担当了副大使的职务。夏季，四月。庚午（初九），田绪突然去世，他的亲信将死讯隐瞒下来，让田季安统领军中事务，这时他才十五岁。乙亥（十四日），他们将田绪的死讯公布于众，推举田季安担任留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