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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4

_11 司马光(北宋)
  [9]壬子(初五),大理寺少卿胡演进呈每月囚禁的罪犯名簿。太宗下令从今往后大辟死罪都让中书、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员及尚书省讨论,以尽量减除冤案。随即带囚犯走过,见有岐州刺史郑善果,太宗对胡演说:“郑善果虽然有罪,毕竟官衔不低,怎能让他与其他囚犯同列。从现在起三品以上官员犯法,不必带来殿前过目,只让他们在太极宫承天门外东西朝堂听候处分。”
  [10]关内旱饥,民多卖子以接衣食;己巳,诏出御府金帛为赎之,归其父母。庚午,诏以去岁霖雨,今兹旱、蝗,赦天下。诏书略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义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会所在有雨,民大悦。
  [10]关内地区大旱饥荒,百姓多卖儿卖女换取食物。己巳(二十二日),命令拿出皇宫府库中的金银财物赎回被变卖的子女们,送还给他们的父母。庚午(二十三日),诏令说因为上一年连绵大雨,今年又遇旱、蝗灾害,因此大赦天下。诏令大略说道:“假如让五谷丰登、天下安宁,即使将灾害移到朕身上来保全百姓也心甘情愿,毫不吝惜。”不久旱区天降喜雨,百姓大为高兴。
  [11]夏,四月,己卯,诏以“隋末乱离,因之饥馑,暴骸满野,伤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瘗。”
  [11]夏季,四月,己卯(初三),下诏说:“隋朝末年天下大乱,造成饥荒,尸骨遍野,使人触目伤悲,命令各地官府掩埋尸骨。”
  [12]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东偏,奚、等数十部多叛突厥来降,颉利可汗以其失众责之。及薛延陀、回纥等败欲谷设,颉利遣突利讨之,突利兵又败,轻骑奔还。颉利怒,拘之十余日而挞之,突利由是怨,阴欲叛颉利。颉利数征兵于突利,突利不与,表请入朝。上谓侍臣曰:“者突厥之强,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用是骄恣以失其民。今自请入朝,非困穷,肯如是乎!朕闻之,且喜且惧。何则?突厥衰则边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将如突厥,能无惧乎!卿曹宜不惜苦谏,以辅朕之不逮也。”
  [12]起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帐于幽州北面,主持东部事务,奚、等数十部大多反叛突厥投降唐朝,颉利可汗责备他失去了这些部落。等到薛延陀、回纥等打败欲谷设,颉利派突利讨伐,突利的军队又吃败仗,单枪匹马逃回。颉利大怒,将突利拘禁了十几天,并鞭笞他,突利从此怨恨颉利,暗中想背叛颉利。颉利几次向他征兵,他都不给,向唐朝上表请求归附。太宗对大臣们说:“以前突厥强盛,拥有百万兵马,侵凌中原,却因如此骄横放纵而失去百姓的支持。现在请求归附,如果不是深陷困境,能这么做吗?朕听到这个消息是又高兴又担心。为什么呢?突厥衰败则大唐边境即得安宁,所以高兴。然而朕若有过失,日后也会象突厥一样,能不担心忧虑吗?望你们直言苦谏,来帮助朕弥补不足。”
  颉利发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使来求救,上谋于大臣曰:“朕与突利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颉利亦与之有盟,奈何?”兵部尚书杜如晦曰:“戎狄无信,终当负约,今不因其乱而取之,后悔无及。夫取乱侮亡,古之道也。”
  颉利可汗发兵攻打突利,丁亥(十一日),突利派人向大唐求援,太宗与大臣们谋划道:“朕与突利结为兄弟,他有急难我不能不救。然而颉利可汗也与我们订有盟约,怎么办呢?”兵部尚书杜如晦说:“戎狄族不守信用,以后肯定要背约,现今如不乘其混乱而进攻,以后将后悔莫及。谋取混乱者,侵凌将亡之师,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
  丙申,契丹酋长帅其部落来降。颉利遣使请以梁师都易契丹,上谓使者曰:“契丹与突厥异类,今来归附,何故索之!师都中国之人,盗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兴兵致讨,辄来救之,彼如鱼游釜中,何患不为我有!借使不得,亦终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
  丙申(二十日),契丹族首领率领所辖部落投降唐朝。颉利可汗派使臣来到大唐,请求用梁师都来换回契丹部族,太宗对突厥使臣说:“契丹族与你们突厥是不同的种族,现在来归顺我大唐,你们有什么理由讨还!梁师都本是中原汉人,侵占我大唐土地,欺压我大唐百姓,突厥接受他并加以庇护,大唐兴兵讨伐梁师都,你们总出兵救援,梁氏已如鱼游釜中,早晚要被我们消灭。即使一时消灭不掉,也不会用归降的契丹百姓去换他。”
  先是,上知突厥政乱,不能庇梁师都,以书谕之,师都不从。上遣夏州都督长史刘、司马刘兰成图之,等数遣轻骑践其禾稼,多纵反间,离其君臣,其国渐虚,降者相属。其名将李正宝等谋执师都,事泄,来奔,由是上下益相疑。等知可取,上表请兵。上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击之,又遣等据朔方东城以逼之。师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刘兰成偃旗卧鼓不出。师都宵遁,兰成追击,破之。突厥大发兵救师都,柴绍等未至朔方数十里,与突厥遇,奋击,大破之,遂围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尽。壬寅,师都从父弟洛仁杀师都,以城降,以其地为夏州。
  在此之前,太宗得悉突厥内部争斗,政局混乱,不能够庇护梁师都,曾寄书信晓谕,劝他归降,梁师都执意不从。太宗派夏州都督府长史刘、司马刘兰成设法对付他,刘等人多次派遣轻骑兵践踏梁氏占据区的土地禾苗,又常使反间计,离间其君臣,其国势渐衰,投降唐朝的人接踵而至。梁氏手下名将李正宝等密谋将梁氏抓起来,事情败露,投奔唐朝,从此梁氏内部上下更加互相猜忌。刘等知道时机已到,上表请求派兵出击。太宗派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率兵进攻,又让刘等据守朔方东城进逼梁氏。梁师都带突厥兵到了朔方东城下,刘兰成偃旗息鼓按兵不动。梁氏半夜逃跑,刘兰成追击,大败梁氏。突厥征调大批兵力救援梁氏,柴绍等率兵马走到离朔方数十里的地方,与突厥兵相遇,奋力拼杀,大败突厥兵,于是包围朔方城。突厥兵不敢前去救援,城中粮绝。壬寅(二十六日),梁师都的堂弟梁洛仁杀死师都,献城投降,唐朝以该地建夏州。
  [13]太常少卿祖孝孙,以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作《唐雅乐》,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诏协律郎张文收与孝孙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孙等奏新乐。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情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上曰:“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13]太常寺少卿祖孝孙,认为南朝梁、陈的音乐杂入很多吴、楚的音调;而北朝周、齐的音乐杂入很多北方胡、夷的音调,于是斟酌南、北方的音乐,又考察古代的音乐,修成了《唐雅乐》,总共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太宗又下诏令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定唐乐。六月,乙酉(初十),孝孙等人演奏新乐。太宗说:“礼乐不过是古代圣人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而设施教化罢了,国家政治的兴衰隆替,难道也由此而生?”御史大夫杜淹说:“北齐将要灭亡时,产生《伴侣曲》;陈国将亡时,又出现《玉树后庭花》,其声调悲哀,过路人听到了都悲伤落泪,怎么能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音乐呢?”太宗说:“不对,音乐能够触动人的感情,所以高兴的人听到音乐则喜悦,忧伤的人听到它则感到悲痛,悲痛与喜悦全在于人的内心,不是由音乐引起的。将要衰亡的政治,百姓必然感到愁苦,所以听到音乐更加悲切。现在这二个曲子都还存在,朕为你弹奏出来,你难道会悲伤吗?”右丞魏徵说:“古人说:‘礼难道仅指玉帛之类礼器吗?’乐难道仅指钟鼓之类乐器吗?乐的意义确实在于使人心和睦,而不在于声音本身。”
  臣光曰:“臣闻垂能目制方圆,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规矩而已矣。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礼乐而已矣。礼者,圣人之所履也;乐者,圣人之所乐也。圣人履中正而乐和平,又思与四海共之,百世传之,于是乎作礼乐焉。故工人执垂之规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执五帝、三王之礼乐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违世已久,后之人见其礼知其所履,闻其乐知其所乐,炳然若犹存于世焉,此非礼乐之功邪!
  司马光曰:我听说古代巧匠垂能够用眼睛测方圆,用内心量曲直,但是不能将自己的技术传给别人,他能够传授给别人的,必定是圆规曲尺罢了。古代圣人不费力而能切中事物的道理,不深思而能获得治国之道,但却不能传授给别人,所能传授的,一定是礼、乐罢了。礼,是圣人所躬亲实践的;乐,是圣人所喜爱的。圣人遵行正道而喜爱谐和,又想与天下人共同遵行,使之传留百世,于是便制作礼乐。所以工匠手拿垂所传授的圆规曲尺去制作器物,这也就是垂的功劳了;君主用五帝三王的礼乐来治理国家,这也就是五帝三王的政治了。五帝三王离今世已很久远,后代人们看见他们的礼而知道他们的行止,听到他们的乐而知道他们的喜好,昭昭然如同仍存在于当世,这不是礼乐的功劳吗?
  夫礼乐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声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废。先王守礼乐之本,未尝须臾去于心,行礼乐之文,未尝须臾远于身。兴于闺门,著于朝廷,被于乡遂比邻,达于诸侯,流于四海,自祭祀军旅至于饮食起居,未尝不在礼乐之中;如此数十百年,然后治化周浃,凤凰来仪也。苟无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求以称风易俗,诚亦难矣。是以汉武帝置协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诏。王莽建羲和,考律吕,非不精也,不能救渐台之祸。晋武制笛尺,调金石,非不详也,不能弭平阳之灾。梁武帝立四器、调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台城之辱。然则韶、夏、、武之音,具存于世,苟其余不足以称之,曾不能化一夫,况四海乎!是犹执垂之规矩而无工与材,坐而待器之成,终不可得也。况齐、陈淫昏之主,亡国之音,暂奏于庭,乌能变一世之哀乐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于乐,何发言之易而果于非圣人也如此!
  礼乐有内在的本质,有外表的形式:中正平和为礼乐之本,仪节声音为礼乐之末,二者不可偏废。先代贤明的君王谨守礼乐之本,一刻也没有离心远去,笃行礼乐的外在形式,躯体一刻也没有远离它。兴起于闺阁家门,显达于朝廷,广被于乡野近邻,通达于诸侯,流播于四海,从祭祀战争到饮食起居,都离不开礼乐。长此以往数十百年,然后教化普遍深入,天下太平。如果没有礼乐之本而只有礼乐之末,一日行礼乐而百日舍弃礼乐,想用礼乐来移风易俗,实在是难。所以汉武帝设置协律都尉,歌唱天降祥瑞,不能说不美,但仍不能不下伤感的罪己诏。王莽设立执掌天地四时的官吏羲和,考定律吕之音,不能说不精确,但仍不能挽救渐台之祸。晋武帝制笛尺,调金石之声,不能说不详尽,但仍不得消弭平阳的灾难。梁武帝设立四器,调理八音,不能说不分明,但仍不能免除台城的耻辱。这样看来,舜、禹、、周武王时的韶、夏、、武四乐,即使都保存于当世,如果德行不足以与它们相称.并不能感化一个人,更何况普天之下的民众呢!这如同拿着垂的圆规曲尺而没有其他工具、材料,徒然等待器具的制成,最后一无所得一样。况且齐、陈的淫荡昏庸之主,亡国之音,暂奏于朝庭,又怎么能改变一个时代的哀乐呢!太宗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乐,为什么讲话轻率,非难圣人又如此果断呢?
  夫礼非威仪之谓也,然无威仪则礼不可得而行矣。乐非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则乐不可得而见矣。譬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谓之山则不可,然土石皆去,山于何在哉!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奈何以齐、陈之音不验于今世而谓乐无益于治乱,何异睹拳石而轻泰山乎!必若所言,则是五帝、三王之作乐皆妄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惜哉!
  礼并不是指威仪而言,然而没有威仪则礼难以施行。乐并非指声音而言,然而没有声音则乐难以表现。譬如一座山,取其一土一石则不能称为山,但是如果去掉土石,山又何在!所以说:“礼没有内在的本质不能成立,没有外表的形式无法施行。”怎么能因为齐、陈之音对当世无效而说乐无益于治乱呢,这与看见拳头大的石头而轻视泰山有什么不同!如果象上述这种议论所说的,则五帝、三王的作乐均为虚妄。“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暂付之阙如。”可惜呀!
  [14]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14]戊子(十三日),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朕翻阅《隋炀帝集》,见其文辞深奥博雅,也知道推崇尧、舜而非议桀、纣,然而其行事为何与其文章相反呢?”魏徵回答道:“君主虽然是圣哲之人,也应当虚心地接受别人的谏议,所以智慧的人奉献他的谋略,勇武之人竭尽其勇力。炀帝恃才自傲,骄矜自大,所以口诵尧、舜的言语而身行桀、纣的作为,竟然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而至于覆灭。”太宗说:“前事不远,当成为我们的借鉴。”
  [15]畿内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
  [15]长安地区出现了蝗虫。辛卯(十六日),太宗到玄武门北面的禁苑,看见了蝗虫,拾取几只蝗虫,祷祝说:“百姓视谷子如生命,而你们却吃它们,宁肯让你们吃我的肺肠。”举手想吞掉蝗虫,身边的人劝谏道:“吃脏东西容易得病。”太宗说:“朕为百姓承受灾难,为什么要躲避疾病!”于是吞食掉蝗虫。这一年,蝗虫没有成为灾害。
  [16]上曰:“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曰:“臣职在记言,陛下之失,臣必书之,岂徒有害于今,亦恐贻讥于后。”上悦,赐帛二百段。
  [16]太宗说:“朕每次临朝听政,想要说一句话,都要再三思忖,担心给百姓造成伤害,所以不多说话。”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说:“我的职责在于记言,陛下的每一个过失,我一定要记上,陛下有过岂止有害于当今,恐怕还会让后人讥笑。”太宗高兴,赐给帛二百段。
  [17]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17]太宗说:“梁武帝君臣只是会谈论佛教的苦行与空寂,侯景之乱,百官不能够骑马。梁元帝被北周的军队包围,还在讲论《老子》,百官穿着戎装听讲。这些深足为戒。朕所喜好的,只有尧、舜、周公、孔子之道,认为这如同鸟长翅膀、鱼得活水,失去它们将要死去,不可片刻没有它们。”
  [18]以辰州刺史裴虔通,隋炀帝故人,特蒙宠任,而身为弑逆,虽时移事变,屡更赦令,幸免族夷,不可犹使牧民,乃下诏除名,流州。虔通常言“身除隋室以启大唐”,自以为功,颇有觖望之色。及得罪,怨愤而死。
  [18]太宗认为辰刺史裴虔通是隋炀帝的旧臣,特别受到宠爱,最后却杀了炀帝。虽然星转斗移、时世变迁,几次经历颁布赦令,裴虔通也幸免于诛灭全族,但不可以让他再做官,于是下诏将其除名,流放到州。裴虔通常说:“亲自除掉隋朝皇室,开启大唐江山”,自以为有功,颇有怨恨失望的意思。等到开罪于朝廷,怨愤而死。
  [19]秋,七月,诏宇文化及之党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长史唐奉义、隋武牙郎将元礼并除名徙边。
  [19]秋季,七月,下诏将宇文化及的同党莱州刺吏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隋虎牙郎将元礼一并除名流边。
  [20]上谓侍臣曰:“古语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夫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故朕即位以来,不欲数赦,恐小人恃之轻犯宪章故也!”
  [20]太宗对大臣说:“古语说道:‘宽赦是小人的幸事,是君子的不幸。’‘一年中两次大赦,使善良的人哑口不言。’养恶草则对好谷子有害,宽赦罪犯则使善良的百姓遭殃,所以自从朕即位以来,不想屡次发布赦令,惟恐小人有恃无恐,动辄触犯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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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三卷(回目录)
唐纪九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中贞观二年(戊子、628)
  唐纪九唐太宗贞观二年(戊子,公元628年)
  [1]九月,丙午,初令致仕官在本品之上。
  [1]九月,丙午(初三),初次下令年老退休的文武官员在上朝时列于本品现任官之上。
  [2]上曰:“比见群臣屡上表贺祥瑞,夫家给人足而无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后魏之世,吏焚连理木,煮白雉而食之,岂足为至治乎!”丁未,诏:“自今大瑞听表闻,自外诸瑞,申所司而已。”尝有白鹊构巢于寝殿槐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上曰:“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命毁其巢,纵鹊于野外。
  [2]太宗说:“近来看见大臣们多次上表章恭贺祥瑞之事,百姓家中富足而没有祥瑞,不影响成为尧、舜;百姓愁苦怨怼,而多有瑞气,不影响成为桀、纣。后魏的时候,官吏焚烧连理树,煮白雉鸡吃,难道连理树、白雉鸡能是盛世的表征吗?”丁未(初四),下诏说:“从今以后大的祥瑞听任上表奏闻,大瑞之外的诸种瑞兆,申报给有关部门即可。”曾有白鹊在皇宫寝殿中的槐树上构巢建窝,合欢交配如腰鼓状,左右的大臣齐声称贺。太宗说:“我常常笑话隋炀帝喜欢祥瑞,得到贤才就是祥瑞,这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命令毁掉其巢穴,放白鹊到野外。
  [3]天少雨,中书舍人李百药上言:“往年虽出宫人,窃闻太上皇宫及掖庭宫人,无用者尚多,岂惟虚费衣食,且阴气郁积,亦足致旱。”上曰:“妇人幽闭深宫,诚为可愍。洒扫之馀,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俪。”于是遣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洹水杜正伦于掖庭西门简出之,前后所出三千余人。
  [3]天干旱少雨,中书舍人李百药上书说:“往年虽放出过宫女,我私下听说太上皇宫内与掖庭的宫女,深锁宫中的比较多,岂止是白白耗费衣物粮食,而且阴气郁积,也足以造成干旱。”太宗说:“妇人们常年锁在深宫里,实在值得同情,洒扫庭除之外,还有什么用呢?应当全部让她们出宫,听任她们另寻配偶。”于是让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洹水人杜正伦在掖庭西门选择遣返宫女,前后共计三千余人。
  [4]己未,突厥寇边。朝臣或请修古长城,发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
  [4]己未(十六日),突厥兵侵犯边境。大臣中有人请求修复古代的长城,征发百姓利用城堡以巩固边防,太宗说:“突厥天灾人祸不断,颉利可汗并不因此而积德行善,反而更加暴虐,骨肉相残,其亡日不远了。朕正要为您扫清沙漠上的敌人,何必辛劳百姓到远方去修筑城堡要塞呢!”
  [5]壬申,以前司农卿窦静为夏州都督。静在司农,少卿赵元楷善聚敛,静鄙之,对官属大言曰:“隋炀帝奢侈重敛,司农非分不可;今天子节俭爱民,公何所用哉!”元楷大惭。
  [5]壬申(二十九日),任命前司农卿窦静为夏州都督。窦静在司农寺时,司农少卿赵元楷,颇擅长搜括民财,窦静鄙视他,曾对属下的官员们大声地说道:“隋炀帝骄奢淫逸、贪渎民财,司农署非得有您不可。现在皇帝自身节俭爱护民众,你又有何用呢!”元楷听后十分的愧疚。
  [6]上问王曰:“近世为国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对曰:“汉世尚儒术,宰相多用经术士,故风俗淳厚;近世重文轻儒,参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6]太宗问王:“近代以来国家政治越来越赶不上古代,为什么呢?”王回答道:“汉代崇尚儒术,宰相多用通经的儒士,所以风俗淳厚;近代以来重文艺而轻儒术,又辅以法律,这便是治世化民之道所以日益衰微的原因。”太宗颇以为然。
  [7]冬,十月,御史大夫参预朝政安吉襄公杜淹薨。
  [7]冬季,十月,御史大夫、参预朝政、安吉襄公杜淹去世。
  [8]交州都督遂安公寿以贪得罪,上以瀛州刺史卢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征入朝,谕以“交趾久不得人,须卿镇抚。”祖尚拜谢而出,既而悔之,辞以旧疾。上遣杜如晦等谕旨曰;“匹夫犹敦然诺,柰何既许朕而复悔之!”祖尚固辞。戊子,上复引见,谕之,祖尚固执不可。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为政!”命斩于朝堂,寻悔之。他日,与侍臣论“齐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对曰:“文宣狂暴,然人与之争,事理屈则从之。有前青州长史魏恺使于梁还,除光州长史,不肯行,杨遵彦奏之。文宣怒,召而责之。恺曰:‘臣先任大州,使还,有劳无过,更得小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顾谓遵彦曰:‘其言有理,卿赦之。’此其所长也。”上曰:“然。者卢祖尚虽失人臣之义,朕杀之亦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复其官荫。
  [8]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寿因贪污犯罪。太宗认为瀛州刺史卢祖尚文武全才,廉洁奉公,便征召他入朝,命令道:“交趾郡很久没有得力人选,需要你前去镇抚。”卢祖尚拜谢出朝,不久又后悔,以旧病复发相辞。太宗让杜如晦对他传旨道:“一般的人尚能够重然诺守信用,你为什么已答允了朕而又后悔呢!”卢祖尚执意辞退。戊子(二十五日),太宗再次召见他,晓以道理,卢祖尚仍固执己见,拒不从命。太宗大怒道:“我不能对人发号施令,又如何治理国家呢?”下令将卢祖尚斩于朝堂之上,不久又后悔。过了几日,与大臣议论“齐文宣帝是怎么样一个人?”,答道:“齐文宣帝狷狂暴躁,然而人与他争论时,遇到理屈词穷时能够听从对方的意见。当时前青州长史魏恺出使梁朝还朝,拜为光州长史,不肯赴任,丞相杨遵彦奏与文宣帝。文宣帝大怒,召入宫中大加责备。魏恺说:‘我先前任大州的长史,出使归来,有功劳没有过失,反而改任小州的长史,所以我不愿意成行。’齐文宣帝回头对杨遵彦说:‘他讲得有道理,你就宽赦他吧。’这是齐文宣帝的长处。”太宗说:“有道理。先前卢祖尚虽然缺少做大臣的道义,朕杀了他也过于粗暴,如此说来,还不如齐文宣帝!”下令恢复卢祖尚子孙的门荫。
  徵状貌不逾中人,而有胆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颜苦谏;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为霁威。尝谒告上冢,还,言于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严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辍耳。”上尝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徵来,匿怀中;徵奏事固久不已,鹞竟死怀中。
  魏徵相貌平平,但是很有胆略,善于挽回皇帝的主意,常常犯颜直谏。有时碰上太宗非常恼怒的时候,他面不改色,太宗的神威也为之收敛。他曾经告假去祭扫祖墓,回来后,对太宗说:“人们都说陛下要临幸南山,外面都已严阵以待、整装完毕,而您最后又没去,不知为什么?”太宗笑着说:“起初确实有这个打算,害怕你又来嗔怪,所以中途停止了。”太宗曾得到一只好鹞鹰,将它置于臂膀上,远远望见魏徵走过来,便藏在怀里;魏徵站在那里上奏朝政大事,很久不停下来,鹞鹰最后竟死在太宗的怀里。
  [9]十一月,辛酉,上祀圜丘。
  [9]十一月,辛酉(十九日),太宗在圜丘祭祀。
  [10]十二月,壬午,以黄门侍郎王为守侍中。上尝闲居,与语,有美人侍侧,上指示曰:“此庐江王瑗之姬也,瑗杀其夫而纳之。”避席曰:“陛下以庐江纳之为是邪,非邪?”上曰:“杀人而取其妻,卿何问是非!”对曰:“昔齐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弃其所言之人,管仲以为无异于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为圣心是之也。”上悦,即出之,还其亲族。
  [10]十二月,壬午(初十),任命黄门侍郎王为守侍中。太宗曾闲居无事,与王交谈,有一个美女子在旁侍侯,太宗指给王说:“这是庐江王李瑗的妾,李瑗杀了她的丈夫而收纳她。”王离开座位说道:“陛下认为庐江王纳她为妾是对还是不对?”太宗说:“杀了人而娶他妻子为妾,你怎么还要问对错呢?”王答道:“从前齐桓公知道郭公灭亡的原因,在于喜好良言而不能采用,而桓公本人弃置进良言的人,管仲认为这与郭公没什么两样。现在这个美女子还在您身边,我认为陛下是认为庐江王做得对。”太宗听了非常高兴,即刻将此女子放出宫去,让她回到自己父母身边。
  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孙教宫人音乐,不称旨,上责之。温彦博、王谏曰:“孝孙雅士,今乃使之教宫人,又从而谴之,臣窃以为不可。”上怒曰:“朕置卿等于腹心,当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为孝孙游说邪!”彦博拜谢。不拜,曰:“陛下责臣以忠直,今臣所言岂私曲邪!此乃陛下负臣,非臣负陛下!”上默然而罢。明日,上谓房玄龄曰:“自古帝王纳谏诚难,朕昨责温彦博、王,至今悔之。公等勿为此不尽言也。”
  太宗让太常寺少卿祖孝孙教授宫女们音乐,不称太宗的心意,太宗责怪他。温彦博、王劝谏道:“孝孙乃高雅之士,却让他去教宫女们,进而又谴责他,我们觉得不该如此。”太宗大怒道:“朕将你们视为心腹,应当竭尽忠心正直来为我服务,现在却附合下面欺罔君上,难道是为孝孙说情吗?”温彦博行礼谢罪。王不行礼,说:“陛下责令我尽忠效诚,现在我所说的话难道有私情吗!这便是陛下有负于我,并不是我有负于陛下!”太宗沉默良久才作罢。次日,太宗对房玄龄说:“自古以来帝王虚心纳谏的确很难,朕昨天责备温彦博和王,到现在还在后悔。你们不要因此事而不能畅所欲言。”
  [11]上曰:“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乃命内外五品已上,各举堪为县令者,以名闻。
  [11]太宗说:“为朕养护百姓的,唯有都督、刺史,朕常常将他们的名字书写在屏风上,坐卧都留心观看,得知在任内的善恶事迹,均注于他们的名下,以备升迁和降职时参考。县令尤其与百姓亲近,不可不慎加选择。”于是下令朝廷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各荐举能胜任县令职位的人,呈报他们的姓名。
  [12]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谋反不能独为,必与人共之,何患不发,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斩之。”
  [12]太宗说:“近有奴婢告其主子谋反的,这是个弊端。谋反不是一个人干的事,必然有其同伙,还担心事情不会暴露吗?何必让其奴婢告发呢?从今以后有奴婢告其主子的,均不受理,仍行处斩。”
  [13]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为其伯父所杀;伯父自立,是为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国人不服,弩矢毕部推泥孰莫贺设为可汗,泥孰不可。统叶护之子力特勒避莫贺咄之祸,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为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与莫贺咄相攻,连兵不息,俱遣使来请婚。上不许,曰:“汝国方乱,君臣未定,何得言婚!”且谕以各守部分,勿复相攻。于是西域诸国及敕勒先役属西突厥者皆叛之。
  [13]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被其伯父杀死,其伯父自立为首领,是为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国人不服,弩矢毕部推举泥孰莫贺设为可汗,泥孰不应允。统叶护的儿子力特勒,为躲避莫贺咄的祸乱,逃到了康居,泥孰迎回他立为首领,这便是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与莫贺咄相攻伐,争斗不息,都派使臣请求与唐朝通婚。太宗不应允,说:“你们的国家刚发生内部争斗,君臣尚未确定,怎么能谈得上求婚呢?”而且传谕各部保持稳定,不要再相攻伐。于是先前依附西突厥的敕勒和西域各国均叛离。
  [14]突厥北边诸姓多叛颉利可汗归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为可汗,夷男不敢当。上方图颉利,遣游击将军乔师望间道赍册书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鼓。夷男大喜,遣使入贡,建牙于大漠之郁督军山下,东至,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诸部皆属焉。
  [14]突厥北面的各部族大多叛离颉利可汗归附薛延陀,共同推举薛延陀的俟斤夷男为可汗,夷男不敢担当此任。太宗正欲图谋突厥颉利可汗,便派游击将军乔师望择小道带着册书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并赐给鼓和大旗。夷男十分高兴,派使臣进献贡品,建牙帐于大漠中郁督军山下,东至,西到西突厥,南接沙漠,北临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各部均为其附属。
三年(己丑、629)
  三年(己丑,公元629年)
  [1]春,正月,戊午,上祀太庙;癸亥,耕藉于东郊。
  [1]春季,正月,戊午(十六日),太宗祭祀于太庙;癸亥(二十一日),在东郊行耕田礼。
  [2]沙门法雅坐妖言诛。司空裴寂尝闻其言,辛未,寂坐免官,遣还乡里。寂请留京师,上数之曰:“计公勋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泽为群臣第一。武德之际,货赂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但以故旧不忍尽法。得归守坟墓,幸已多矣!”寂遂归蒲州。未几,又坐狂人信行言寂有天命,寂不以闻,当死;流静州。会山羌作乱,或言劫寂为主。上曰:“寂当死,我生之,必不然也。”俄闻寂率家僮破贼。上思其佐命之功,征入朝,会卒。
  [2]和尚法雅以妖言惑众被处死。司空裴寂曾听过他的言论,辛未(二十九日),裴寂也因此事被免职,勒令遣送回老家。裴寂请求留在长安,太宗数落他说:“你的功劳平庸,怎么能达到今天这个地步,还不是因高祖皇帝恩泽才使你列居群臣第一。武德年间,贪污受贿风气盛行,朝廷政纲混乱,均与你有关,只是因为你是开国老臣,所以不忍心完全依法令处置。能够回家守着坟墓,已经是够幸运的人。”裴寂于是回到老家蒲州。不久,有一个狂人信行称裴寂面有天相。裴寂并没上报朝廷,依法令当处死;太宗将其流放到静州。正赶上当地的山羌族叛乱,有人说叛军劫持裴寂为其首领。太宗说:“裴寂依罪当处死,我留给他生路,他肯定不会走这条路。”不久听说裴寂率领僮仆家丁打败叛军。太宗考虑他有佐命之功,征召他入进朝,裴寂恰好死去。
  [3]二月,戊寅,以房玄龄为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以尚书右丞魏徵守秘书监,参预朝政。
  [3]二月,戊寅(初六),任命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尚书右丞魏徵为秘书监,参预朝政。
  [4]三月,己酉,上录系囚。有刘恭者,颈有“胜”文,自云“当胜天下”,坐是系狱。上曰:“若天将兴之,非朕所能除;若无天命,‘胜’文何为!”乃释之。
  [4]三月,己酉(初八),太宗考察、记录囚犯的罪过。有个囚犯刘恭,脖颈上刻有“胜”字,自称“定当取胜于天下”,因此入狱。太宗说:“假如上天将要使他兴起,不是朕所能除掉的;如没有天命照应,刻有‘胜’文又有何用!”于是释放刘恭。
  [5]丁巳,上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
  [5]丁巳(十六日),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广求天下贤才,因才授官,这是宰相的职责。近来听说你们受理辞讼案情,日不暇接,怎么能帮助朕求得贤才呢?”因此下令“尚书省琐细事务归尚书左右丞掌管,只有应当奏明的大事,才由左右仆射处理。”
  玄龄明达政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杜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至于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元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推房、杜焉。玄龄虽蒙宠待,或以事被谴,辄累日诣朝堂,稽颡请罪,恐惧若无所容。
  房玄龄通晓政务,又有文才,昼夜操劳,惟恐偶有差池;运用法令宽和平正,听到别人的长处,便如同自己所有,待人不求全责备,不以己之所长要求别人,与杜如晦提拔后进,不遗余力。至于尚书省的制度程式,均系二人所定。太宗每次与房玄龄谋划政事,一定要说:“非杜如晦不能敲定。”等到杜如晦来,最后还是采用房玄龄的建议。这是因为房玄龄善于谋略,杜如晦长于决断。二人深相投合,同心为国出力。所以唐朝称为贤相者,首推房、杜二人。房玄龄虽然多蒙太宗宠爱,有时因某事受谴责,总是一连数日到朝堂内,磕头请罪,恐惧得好象无地自容。
  玄龄监修国史,上语之曰:“比见《汉书》载《子虚》、《上林赋》,浮华无用。其上书论事,词理切直者,朕从与不从,皆当载之。”
  房玄龄监修本朝国史,太宗对他说:“近来翻看《汉书》载有《子虚赋》、《上林赋》,均华而不实。凡有上书议论国事,词理直切的,朕从与不从,均当载入国史。”
  [6]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弘义宫,更名大安宫。上始御太极殿,谓群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房玄龄等皆顿首谢。
  [6]夏季,四月,乙亥(初四),太上皇李渊迁居弘义宫。改弘义宫为大安宫。太宗开始到太极殿听政,对群臣说:“中书、门下省,都是机要的部门,诏敕文书有不当之处,均应议论提出意见。近来唯见顺从旨意,听不见相反意见。如果只是过往文书,那么谁不能干呢,何必又要慎择人才呢?”房玄龄等人均磕头谢罪。
  故事: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
  按以前的惯例,诏书凡涉及军国大事,则让中书舍人执所见,大家分别署名,称之为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加以审核,给事中、黄门侍郎予以驳正。太宗开始申明旧的规制,于是很少有错误。
  [7]茌平人马周,客游长安,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六月,壬午,以旱,诏文武官极言得失。何武人不学,不知所言,周代之陈便宜二十余条。上怪其能,以问何,对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数辈。及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寻除监察御史,奉使称旨。上以常何为知人,赐绢三百匹。
  [7]茌平人马周,游历来到长安,住在中郎将常何家里。六月,壬午(十二日),天下大旱,诏令文武百官畅言得失。常何乃一介武夫,不学无术,不知道说什么,马周便代他上呈建议二十多条。太宗惊奇常何的能力。便问常何,常何答道:“这不是我能写的,而是我的客人马周代我起草的。”太宗立刻召见马周,没有来,又派人催促了几次。马周到宫中谒见太宗,太宗与他谈论,十分高兴,令其暂在门下省做事,不久又任命为监察御史,奉使出巡很合旨意。太宗认为常何知人善任,赐给绢帛三百匹。
  [8]秋,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8]秋季,八月,己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9]丙子,薛延陀毗伽可汗遣其弟统特勒入贡,上赐以宝刀及宝鞭,谓曰:“卿所部有大罪者斩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突厥颉利可汗大惧,始遗使称臣,请尚公主,修婿礼。
  [9]丙子,(初八),薜延陀毗伽可汗派其弟弟统特勒进献贡品,太宗赐给宝刀与宝鞭,对他说:“你统属的部族犯下大罪的用刀斩决,小罪的用鞭抽打。”夷男非常高兴。突厥颉利可汗大为惊慌,开始派使者称臣,请求迎娶公主,修女婿礼节。
  代州都督张公谨上言突厥可取之状,以为“颉利纵欲逞暴,诛忠良,昵奸佞,一也。薛延陀等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设、欲谷设皆得罪,无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旱,糇粮乏绝,四也。颉利疏其族类,亲委诸胡,三人反覆,大军一临,必生内变,五也。华人入北,其众甚多,比闻所在啸聚,保据山险,大军出塞,自然响应,六也。”上以颉利可汗既请和亲,复援梁师都,丁亥,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讨之,以张公谨为副。
  代州都督张公谨上奏称可取突厥而代之,原因有六:“颉利可汗奢华残暴,诛杀忠良,亲近奸佞之人,是其一;薛延陀等各部落均已叛离,是其二;突利、拓设、欲谷设均得罪颉利,无地自容,是其三;塞北地区经历霜冻干旱,粮食匿乏,是其四;颉利疏离其族人,委重任于胡人,胡人反复无常,大唐帝国军队一到,必然内部纷乱,是其五;汉人早年到北方避乱,至此时人数较多,近来听说他们聚众武装,占据险要之地,大军出塞,自然内部响应,是其六。”太宗认为颉利可汗既然想与唐朝和亲,又出兵援助大唐的敌人梁师都,丁亥(十九日),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张公谨为副总管,率兵讨伐突厥。
  九月,丙午,突厥俟斤九人帅三千骑来降。戊午,拔野古、仆骨、同罗、奚酋长并帅众来降。
  九月,丙午(初九),突厥九位俟斤率三千骑兵投降唐朝。戊午(二十一日),拔野古、仆骨、同罗、奚族首领率众投降唐朝。
  [10]冬,十一月,辛丑,突厥寇河西,肃州刺史公孙武达、甘州刺史成仁重与战,破之,捕虏千余口。
  [10]冬季,十一月,辛丑(初四),突厥兵侵犯河西地区,肃州刺史公孙武达、甘州刺史成仁重,与之发生激战,大败突厥兵,俘虏一千多人。
  [11]上遣使至凉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鹰,使者讽大亮使献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绝畋游而使者求鹰。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癸卯,上谓侍臣曰:“李大亮可谓忠直。”手诏褒美,赐以胡瓶及荀悦《汉纪》。
  [11]太宗派使节到凉州,都督李大亮有一只很好的鹰,使者暗示大亮将鹰进呈给皇上,大亮给太宗上密表说:“陛下一直拒绝畋猎,而使节却为您要鹰。假如这是陛下的意思,则深与过去的主张相背离,如果是使节自作主张,便是用人不当”。癸卯(初六),太宗对大臣说:“李大亮称得上忠诚正直”。亲书诏令加以褒奖,赐给自用的胡瓶一只及荀悦《汉纪》一部。
  [12]庚申,以行并州都督李世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众合十余万,皆受李节度,分道出击突厥。
  [12]庚申(二十三日),任命兼任并州都督的李世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合兵力十余万,均受李节度,分兵进攻突厥。
  乙丑,任城王道宗击突厥于灵州,破之。
  乙丑(二十八日),任城王李道宗在灵州击败突厥兵。
  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上谓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今单于稽颡,庶几可雪前耻。”
  十二月,戊辰(初二),突利可汗到唐朝请罪,太宗对大臣们说:“以前太上皇为了百姓的利益,忍辱向突厥称臣,朕常为此事感到痛心。现在突厥首领向我磕头,这多少可以雪洗以前的耻辱。”
  壬午,遣使入贡,上曰:“远来,盖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
  壬午(十六日),派使节到长安进献贡物,太宗说:“远道而来,是因为突厥已归服的缘故。从前东汉人称抗御北方戎族没有上策,朕现在使中原安定,四方夷族归服,难道不是上策吗?”
  [13]癸未,右仆射杜如晦以疾逊位,上许之。
  [13]癸未(十七日),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因病请求离职,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
  [14]乙酉,上问给事中孔颖达曰:“《论语》:‘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颖达具释其义以对;且曰:“非独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内蕴神明,外当玄默,故《易》称‘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若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14]乙酉(十九日),太宗问给事中孔颖达:“《论语》说:‘有能力的人向无能力的人请教,知识丰富的人向知识匮乏的人请教;有学问像没学问一样,满腹知识象空无所有一样。’如何解释?”孔颖达完满地解释其本义,且说:“非独一般人如此,帝王也当如此。帝王内心蕴含如神之明,但外表却当沉静无为,所以《易经》说‘以久表蒙昧来修养贞正之德,用藏智于内的办法来治理民众。’假如身居至高无上的地位,炫耀自己的聪明,依恃才气盛气凌人,掩饰错误,拒绝纳阑,那么就造成下情无法上达,这是自取灭亡之道。”太宗十分赞许他的话。
  [15]庚寅,突厥郁射设帅所部来降。
  [15]庚寅(二十四日),突厥郁射设率领所部投降唐朝。
  [16]闰月,丁未,东谢酋长谢元深、南谢酋长谢强来朝。诸谢皆南蛮别种,在黔州之西。诏以东谢为应州、南谢为庄州,隶黔州都督。
  [16]闰十二月,丁未(十一日),东谢部落首领谢元深、南谢首领谢强前来归附唐朝。诸谢部族均是南蛮一支,聚居在黔州西部地区。唐朝廷下令改东谢所在地为应州,南谢所在地为庄州,均隶属于黔州都督。
  是时远方诸国来朝贡诸甚众,服装诡异,中书侍郎颜师古请图写以示后,作《王会图》,从之。
  当时远方周边各国均向唐朝进献贡品,到长安的人较多,服装怪异,中书侍郎颜师古请求绘制《王会图》,绘下每个民族及其服饰以传示给后人,太宗应允。
  乙丑,柯酋长谢能羽及充州蛮入贡,诏以柯为州;党项酋长细封步赖来降,以其地为轨州;各以其酋长为刺史。党项地亘三千里,姓别为部,不相统壹,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旁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皆大姓也。止赖既为唐所礼,馀部相继来降,以其地为,奉、岩、远四州。
  乙丑(二十九日),柯首领谢能羽以及充州蛮进献贡品,诏令在柯设置州;党项族首领细封步赖归顺唐朝,以其聚居地为轨州;又任命其首领为刺史。党项据地三千里,每姓别为一部,互不统属,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旁当氏、米擒氏,拓跋氏、均是其大姓。步赖既已受唐朝礼遇,其余各部相继来降,唐朝廷以其聚居地为、奉、岩、远四州。
  [17]是岁,户部奏:中国人自塞外归及四夷前后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
  [17]这一年,户部上奏称:大唐人从塞外归来以及四方夷族前后归顺唐朝的计有男女一百二十余万人。
  [18]房玄龄、王掌内外官考,治书侍御史万年权万纪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谏曰:“玄龄、皆朝廷旧臣,素以忠直为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间能无一二人不当!察其情,终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则皆不可信,岂得复当重任!且万纪比来恒在考堂,曾无驳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陈论。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诚徇国也。使推之得实,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虚,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爱者治体,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释不问。
  [18]房玄龄、王执掌朝廷内外官吏的考核,治书侍御史、万年人权万纪上奏称有不公平之处,太宗命侯君集重加推勘。魏徵劝谏道:“房玄龄、王均是朝中老臣,素以忠诚正直为陛下所信任,所考核的官员过多,中间能没有一二个人考核失当?体察其实情,绝不是有偏私。假如找到失当之处,那就不可
  信,怎么能重新担当重任呢!而且权万纪近来一直在考堂叙职,并没有任何驳正,等到自己没得到好的考核结果,才开始陈述意见。这正是想激怒陛下,并非竭诚为国。假如推问后得到考核失当的实情,于朝廷也没有什么益处;如果本来便虚妄,徒失陛下委任大臣的一片心意。我真正关心的是国家政体,不敢袒护房、王二人。”太宗于是放下此事不再过问。
  [19]濮州刺史宠相寿坐贪污解任,自陈尝在秦王幕府;上怜之,欲听还旧任。魏徵谏曰:“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上欣然纳之,谓相寿曰:“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赐帛遣之。相寿流涕而去。
  [19]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解除职务,上表陈情曾是秦王府僚。太宗怜惜他,欲让他官复原职。魏徵行谏说:“秦王府的旧僚属,现居朝廷内外官的很多,我担心每个人都仗恃您的偏袒,而让那些真正行为端正的人恐惧。”太宗欣然采纳他的意见,对宠相寿说:“我从前为秦王,乃是一个王府的主人,现在身居皇位,乃是天下百姓的君主,不能单单偏护秦王府的老人。大臣的意见都这样,朕怎么能违背呢?”赐帛打发他走,宠相寿流着泪离去。
  四年(庚寅、630)
四年(庚寅,公元630年)
  [1]春,正月,李靖帅骁骑三千自马邑进屯恶阳岭,夜袭定襄,破之。突厥颉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惊曰:“唐不倾国而来,靖何敢孤军至此!”其众一日数惊,乃徙牙于碛口。靖复遣谍离其心腹,颉利所亲康苏密以隋萧后及炀帝之孙政道来降。乙亥,至京师。先是,有降胡言“中国人或潜通书启于萧后者”。至是,中书舍人杨文请鞫之,上曰:“天下未定,突厥方强,愚民无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已安,既往之罪,何须问也!”
  [1]春季,正月,李靖率领三千骁骑从马邑出发,进驻恶阳岭,当夜,突袭定襄城,取得大胜。突厥颉利可汗想不到李靖出兵如此神速,大惊失色道:“唐朝没有倾全国兵力北来,李靖怎么敢孤军深入到这里。”突厥兵一天内数次受惊,于是将牙帐迁移至碛口。李靖又派间谍离间其心腹,颉利的亲信康苏密携带隋萧后及炀帝的孙子杨政道投降唐朝。乙亥(初九),到达长安,先前,有投降的胡人称“唐朝有人私下与隋萧皇后通书信。”到此时,中书舍人杨文请求讯问,太宗说:“大唐未定天下时,突厥正当强盛,百姓愚昧无知,或许会有这种事,现在天下已安定,既往的过错,又何须追问呢。”
  李世出云中,与突厥战于白道,大破之。
  李世出兵云中城,与突厥兵大战于白道,突厥大败。
  [2]二月,己亥,上幸骊山温汤。
  [2]二月,己亥(初三),太宗驾临骊山温泉。
  [3]甲辰,李靖破突厥颉利可汗于阴山。
  [3]甲辰,(初八),李靖在阴山大败突厥颉利可汗的军队。
  先是,颉利既败,窜于铁山,馀众尚数万;遣执失思力入见,谢罪,请举国内附,身自入朝。上遣鸿胪卿唐俭等慰抚之,又诏李靖将兵迎颉利。颉利外为卑辞,内实犹豫,欲俟草青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与李世会白道,相与谋曰:“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走度碛北,保依九姓,道阻且远,追之难及,今诏使至彼,虏必自宽,若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不战可擒矣。”以其谋告张公谨,公谨曰:“诏书已许其降,使者在彼,柰何击之!”靖曰:“此韩信所以破齐也。唐俭辈何足惜!”遂勒兵夜发,世继之,军至阴山,遇突厥千余帐,俘以随军,颉利见使者大喜,意自安。靖使武邑苏定方帅二百骑为前锋,乘雾而行,去牙帐七里,虏乃觉之。颉利乘千里马先走,靖军至,虏众遂溃。唐俭脱身得归。靖斩首万余级,俘男女十余万,获杂畜数十万,杀隋义成公主,擒其子叠罗施。颉利师万余人欲度碛,李世军于碛口,颉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长皆帅众降,世虏五万余口而还。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露布以闻。
  先前,颉利兵败后,逃窜到铁山,残余兵力尚有数万人。颉利派执失思力谒见太宗,当面谢罪,请求倾国降附,自己入朝抵罪。太宗派鸿胪寺卿唐俭等人抚慰,又令李靖领兵迎接颉利。颉利外表谦卑,内心尚在犹豫,想等到草青马肥的时候,再逃回到漠北重整旗鼓。李靖率领兵马与李世在白道会合,相互谋划道:“颉利虽然被打败,其兵马还很强大,如果走碛北一带,颉利可依靠旧部族,道路阻隔而且遥远,恐怕一时很难追上。现在朝廷的使节已经到了突厥营地,突厥颉利可汗一定觉得宽慰,如果挑选精锐骑兵一万人,带着二十天的粮草前去袭击,可以不战而生擒颉利。”二人将他们的计谋告诉张公瑾,张公瑾说:“圣上已下诏接受他们投降,大唐的使者在对方,怎么能进攻呢?”李靖说:“当年韩信就是靠偷袭打败齐国的。唐俭等人不值得怜惜!”于是率兵夜间出发,李世随后,行军到阴山,遇上了突厥一千多营帐,全部俘获令随唐军。颉利见到大唐使者唐俭后十分高兴,内心稍稍安定。李靖派武邑人苏定方带领二百名骑兵做为前锋,趁大雾秘密行军,距离突厥牙帐只有七里,突厥兵才发现,颉利乘千里马先逃,李靖大军赶到,突厥兵纷纷溃败。唐俭及时脱身回到唐朝。李靖军队杀死突厥兵一万多人,俘虏男女十余万人,得牲畜数十万头,杀掉隋义成公主,生俘她的儿子叠罗施。颉利率领一万多人想要渡过沙漠,李世军队守住碛口,颉利兵至,通不过去,手下的部族首领均率兵众投降,李世俘虏五万多人还朝。开拓土地从阴山北到沙漠,捷报迅速传到了朝廷。
  [4]丙午,上还宫。
  [4]丙午(初十),太宗回到宫中。
  [5]甲寅,以克突厥赦天下。
  [5]甲寅(十八日),因平定突厥而大赦天下。
  [6]以御史大夫温彦博为中书令,守侍中王为侍中;守户部尚书戴胄为户部尚书,参预朝政;太常少卿萧为御史大夫,与宰臣参议朝政。
  [6]任命御史大夫温彦博为中书令,守侍中王为侍中;守户部尚书戴胄为户部尚书,参予朝政;太常寺少卿萧为御史大夫,与宰相一同参议朝政。
  [7]三月,戊辰,以突厥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为右武候大将军。
  [7]三月,戊辰(初三),唐朝任命突厥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为右武候大将军。
  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
  四方夷族首领齐集宫阙请求太宗做天可汗,太宗说:“我既做了大唐天子,又要做天可汗吗?”文武大臣以及四方各族首领齐呼万岁。此后给西北各族首领的玺书中,均署名“天可汗”。
  庚午,突厥思结俟斤帅众四万来降。
  庚午(初五),突厥首领思结俟斤率四万多军队投降唐朝。
  丙子,以突利可汗为右卫大将军、北平郡王。
  丙子(十一日),唐朝任命突利可汗为右卫大将军、北平郡王。
  初,始毕可汗以启民母弟苏尼失为沙钵罗设,督部落五万家,牙直灵州西北。及颉利政乱,苏尼失所部独不携贰。突利之来奔也,颉利立之为小可汗。及颉利败走,往依之,将奔吐谷浑。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苏尼失执送颉利。颉利以数骑夜走,匿于荒谷。苏尼失惧,驰追获之。庚辰,行军副总管张宝相帅众奄至沙钵罗营,俘颉利送京师,苏尼失举众来降,漠南之地遂空。
  起初,始毕可汗重用启民的舅父苏尼失为沙钵罗设,统领五万户的部落,建牙帐在灵州西北。等到颉利政局混乱,惟独苏尼失部没有二心。突利投奔大唐,颉利立苏尼失为小可汗。此后颉利溃逃,前往依附苏尼失,想去投奔吐谷浑。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领兵进逼,让苏尼失交出颉利。颉利率几名骑兵趁夜逃跑,藏在荒山野谷中。苏尼失害怕,急忙派骑兵将颉利抓回。庚辰(十五日),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率领大批兵力包围沙钵罗营帐,俘虏颉利送回京都长安,苏尼失举兵投降,漠南地区于是空旷无人。
  [8]蔡成公杜如晦疾笃,上遣太子问疾,又自临视之。甲申,薨。上每得佳物,辄思如晦,遣使赐其家。久之,语及如晦,必流涕,谓房玄龄曰:“公与如晦同佐朕,今独见公,不见如晦矣!”
  [8]蔡成公杜如晦病重,太宗先派太子前去询问病情,后又亲去探视。甲申(十九日),杜如晦去世。太宗每次得到好物品,都要想起如晦,派人将物品赐给他家里。时间长了,提到如晦,定要流下眼泪,对房玄龄说:“你与杜如晦一同辅佐朕,现在只见到你,见不到如晦了!”
  [9]突厥颉利可汗至长安。夏,四月,戊戌,上御顺天楼,盛陈文物,引见颉利,数之曰:“汝藉父兄之业,纵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数与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强好战,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穑,掠我子女,四也。我宥汝罪,存汝社稷,而迁延不来,五也。然自便桥以来,不复大入为寇,以是得不死耳。”颉利哭谢而退。诏馆于太仆,厚廪食之。
  [9]突厥颉利可汗被押送到长安。夏季,四月,戊戌(初三),太宗在顺天门城楼,陈列大量文物,召见颉利,责备他说:“你借父兄立下的功业,骄奢淫逸自取灭亡,这是第一条罪状。你几次与我订盟而反复背约,这是第二条罪状。你自恃强大崇武好战,造成白骨遍野,这是第三条罪状。践踏我大唐土地上的庄稼,抢夺人口,这是第四条罪状。我原宥你的罪过,保存你的社稷江山,而你却数次拖延不来朝,这是第五条罪状。自从武德九年我与你在渭水便桥订盟以来,没有大规模的入侵行为。就因这一点可免你一死。”颉利痛哭谢罪,退下宫去。太宗下诏让其住在太仆寺,赐给丰厚的食物。
  上皇闻擒颉利,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上皇召上与贵臣十馀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
  太上皇李渊听说擒住了颉利可汗,感叹道:“当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城,不能报仇;现在我的儿子能一举剿灭突厥,证明我托付的人是对的,我还有什么忧虑呢!”太上皇召集太宗皇帝与十几位显贵大臣,以及诸王、王妃、公主等,在凌烟阁摆下酒宴,酒喝到兴处,太上皇自己弹奏琵琶,太宗翩翩起舞,公卿大臣纷纷起身祝寿,一直到深夜。
  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万口,诏群臣议区处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为中国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间,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中书侍郎颜师古以为:“突厥、铁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请皆置之河北。分立酋长,领其部落,则永无患矣。”礼部侍郎李百药以为:“突厥虽云一国,然其种类区分,各有酋帅。今宜因其离散,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不相臣属;纵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存其本族而已。国分则弱而易制,势敌则难相吞灭,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国。仍请于定襄置都护府,为其节度,此安边之长策也。”夏州都督窦静,以为:“戎狄之性,有如禽兽,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义教,况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国,有损无益,恐一旦变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馀,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温彦博以为:“徙于兖、豫之间,则乖违物性,非所以存养之也。请准汉建武故事,置降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捍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为:“突厥世为寇盗,百姓之雠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尽杀,宜纵之使还故土,不可留之中国。夫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固其常性。今降者众近十万,数年之后,蕃息倍多,必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晋初诸胡与民杂居中国,郭钦、江统,皆劝武帝驱出塞外以绝乱阶,武帝不从。后二十余年,伊、洛之间,遂为毡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鉴也!”彦博曰:“王者之于万物,天覆地载,靡有所遗。今突厥穷来归我,柰何弃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无类。’若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教之礼义,数年之后,悉为吾民。选其酋长,使入宿卫,畏威怀德,何后患之有!”上卒用彦博策,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利故所统之地,置顺、、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
  突厥灭亡后,其属下的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者向西投奔西域,投降唐朝的还有十万户,太宗下诏让郡臣商议如何处置。大臣们都说:“北方狄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的祸患,现在很幸运他们已经败亡,应当全部迁徙到河南兖、豫之间,分别各个种族部落,让他们分散居住在各州县,教他们耕种织布,将他们转为农民,使塞北地区永远空旷无人。”中书侍郎颜师古认为:“突厥、铁勒族自古以来很难臣服,陛下既然使他们称臣,请将他们安置在河北地区。分别设立酋长,统领其部落,则可以永无祸患。”礼部侍郎李百药认为:“突厥虽然称为一个国家,但它的各部族划分都有其部族首领。现今应当乘其离散,各以本部族设首领,使其不互为臣属,纵使想立阿史那氏为首领,也只可领有其本部族而已。国家分为几部分则力量削弱,容易控制,几部分势均力敌则难以相互吞并,各自力图保全,必不能与大唐相抗衡。请求仍然在定襄置都护府,作为节度该地区的机构,这是安定边防的长久之计。”夏州都督窦静认为:“戎狄的本性,如同禽兽一般,不能用刑罚法令威服,不能用仁义道德教化,况且他们留恋故土的心情也不易忘却。将他们安置在中原一带,只有损害大唐而没有益处,恐怕一旦陡生变故,对大唐政权构成威胁。不如借着它将要灭亡的时机,施加意外的恩宠,封他们王侯称号,将宗室女嫁给他们,分割他们的土地,离析他们的部落,使其权势分化削弱,易于钳制,可让他们永为藩臣,使边塞永保平定。”温彦博认为:“将突厥人迁徙到兖、豫之间,则违背其本性,这不是让他们生存的办法。请求依照汉光武帝时的办法,将投降的匈奴人安置在塞外,保全其部落,顺应其风俗习惯,以充斥空旷之地,使其成为中原的屏障,这是较完善的策略。”魏徵认为:“突厥世代为寇盗,是老百姓的敌人。如今幸而灭亡,陛下因为他们投降归附,不忍心将他们全部杀掉,应当将他们放归故土,不能留在大唐境内。戎狄人面兽心,力量削弱则请求归服,强盛则重又叛乱,这是其本性。现在投降的将近十万人,几年之后,发展到几倍之多,必是心腹大患,后悔都来不及。西晋初年胡族与汉民在中原混居在一起,郭钦、江统都劝晋武帝将胡族驱逐出塞外,以杜绝由此产生祸乱,武帝不听。此后二十余年,伊水、洛水之间,遂为北方戎狄聚居之地,此乃前代的明鉴!”温彦博说:“君王对于天地万物,事无巨细,都要有所包容。现在突厥困窘,前来归附我大唐,为什么抛弃而不予接受呢。孔子说:‘对于教育对象不应区分亲疏贵贱。’如果拯救他们于将亡之际,教他们生产生活,教他们仁义礼教,几年之后,全都变成我大唐民众。选择他们中间的部落首领,使其入朝充任宿卫官兵,畏惧皇威留恋皇恩,有什么后患呢!”太宗最后采纳温彦博的计谋,处置突厥投降的民众,东起幽州,西至灵州,划分突利可汗原来统属之地,设置顺、、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划分颉利之地为六州,东面设定襄都督府,西边置云中都督府,以统治其民众。
  五月,辛未,来突利为顺州都督,使帅部落之官。上戎之曰:“尔祖启民挺身奔隋,隋立以为大可汗,奄有北荒,尔父始毕反为隋患。天道不容,故使尔今日乱亡如此。我所以不立尔为可汗者,惩启民前事故也。今命尔为都督,尔宜善守中国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国久安,亦使尔宗族永全也!”
  五月,辛未(初七),唐朝任命突利为顺州都督,使其统领各部落官员。太宗告诫他说:“你的祖父启民毅然投奔隋朝,隋朝立为大可汗,疆土覆盖北部地区,你父亲始毕可汗反而成为隋的祸患。天理不容,所以才有你今天的惨败灭亡。我之所以不立你为可汗,就是以启民立可汗的前事作为教训。现在任命你为都督,你应当善守大唐法令,不要再肆意侵占掠夺,这不只是想要大唐长治久安,也是为了使你们的种族永远存在下去!”
  壬申,以阿史那苏尼失为怀德郡王,阿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颉利之亡也,诸部落酋长皆弃颉利来降,独思摩随之,竟与颉利俱擒,上嘉其忠,拜右武候大将军,寻以为北开州都督,使统颉利旧众。
  壬申(初八),任命阿史那苏尼失为怀德郡王,阿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颉利败亡时,各部族首领纷纷抛弃颉利投降唐朝,惟独思摩跟随颉利,最后与颉利一同被俘。太宗嘉许他的忠诚,拜他为右武候大将军,不久又任命为北开州都督,让他统领颉利旧兵众。
  丁丑,以右武卫大将军史大奈为丰州都督,其馀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馀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
  丁丑(十三日),任命右武卫大将军史大奈为丰州都督,投奔唐朝的其他各族酋长,均拜为将军中郎将,跻身朝官行列,他们当中五品以上一百多人,大抵与原唐朝官员参半,因此迁居长安人口近一万户。
  [10]辛巳,诏:“自今讼者,有经尚书省判不服,听于东宫上启,委太子裁决。若仍不伏,然后闻奏。”
  [10]辛巳(十七日),太宗下诏:“今后凡有诉讼,经尚书省判决不服,则上启东宫,由太子裁定。如果仍然不服,则上奏到朕这里。”
  [11]丁亥,御史大夫萧劾奏李靖破颉利牙帐,御军无法,突厥珍物,虏掠俱尽,请付法司推科。上特敕勿劾。及靖入见,上大加责让,靖顿首谢。久之,上乃曰:“隋史万岁破达头可汗,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录公之功,赦公之罪。”加靖左光禄大夫,赐绢千匹,加真食邑通前五百户。未几,上谓靖曰:“前有人谗公,今朕意已寤,公勿以为怀。”复赐绢二千匹。
  [11]丁亥(二十三日),御史大夫萧弹劾李靖大破颉利可汗牙帐,治军没有法度,突厥珍奇宝物,抢掠一空,请交付法律部门推勘审理,太宗予以特赦,不加弹劾。等到李靖进见,太宗则大加责备,李靖磕头谢罪。过了很久,太宗才说:“隋朝史万岁打败达头可汗,有功劳不加赏赐,因罪遭致杀戮。朕则不这样处理,记录下你的功劳,赦免你的过错。”加封李靖为左光禄大夫,赐给绢一千匹,所封食邑连同以前的共五百户。不久,太宗对李靖说:“以前有人说你的坏话,现今朕已醒悟,你不必挂在心上。”又赐给绢二千匹。
  [12]林邑献火珠,有司以其表辞不顺,请讨之,上曰:“好战者亡,隋炀帝、颉利可汗,皆耳目所亲见也。小国胜之不武,况未可必乎!语言之间,何足介意!”
  [12]林邑人向唐朝进献火珠,有关部门认为所上表章文辞桀骜不驯,请求讨伐林邑。太宗说:“尚武好战者自取灭亡,隋炀帝、颉利可汗都是亲眼所见的先例。打败一个小国并不能表明勇武,何况不一定能取胜。遣词造句问题,何必介意呢。”
  [13]六月,丁酉,以阿史那苏尼失为北宁州都督,以中郎将史善应为北抚州都督。壬寅,以右骁卫将军康苏密为北安州都督。
  [13]六月,丁酉(初四),任命阿史那苏尼失为北宁州都督,任命中郎将史善应为北抚州都督。壬寅(初九),任命右骁卫将军康苏密为北安州都督。
  [14]乙卯,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以为:“洛阳未有巡幸之期而预修宫室,非今日之急务。昔汉高祖纳娄敬之说,自洛阳迁长安,岂非洛阳之地不及关中之形胜邪!景帝用晁错之言而七国构祸,陛下今处突厥于中国,突厥之亲,何如七国?岂得不先为忧,而宫室可遽兴,乘舆可轻动哉!臣见隋氏初营宫室,近山无大木,皆致之远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为轮,则戛摩火出,乃铸铁为毂,行一二里,铁毂辄破,别使数百人赍铁毂随而易之,尽日不过行二三十里,计一柱之费,已用数十万功,则其余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复加营缮,何前日恶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上谓玄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上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顾谓房玄龄曰:“朕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欲便民,故使营之。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仍赐玄素彩二百匹。
  [14]乙卯(二十二日),征发士兵修筑洛阳宫殿以备太宗巡幸之用,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行谏道:“还没确定巡幸洛阳的时间就预先修筑宫室,这并不是现在的急务。从前汉高祖刘邦采纳娄敬的建议,从洛阳迁都到长安,难道不是因为洛阳的地利赶不上关中地区的地势好吗?汉景帝采用晁错削藩的建议而导致七国之乱,陛下现在将突厥杂处于中原汉民中间,与突厥的亲近程度怎么抵得上七国呢?怎能不先忧虑此事,却突然兴建宫室,轻易移动皇辇御驾呢!我知道隋朝起初营造宫室,近处山上没有大的树木,均从远方运来,二千人拉一根柱子,用横木做轮子,则磨擦起火,于是铸铁做车毂,走一二里路,铁毂即破损,另差使几百人携带铁毂随时更换,每天不过走出二三十里,总计一根柱子需花费几十万的劳力,其他的花费便可想而知了。陛下刚平定洛阳时,凡遇隋朝宫殿巨大奢侈均下令毁掉,还不到十年光景,又重新加以营造修缮,为什么以前讨厌的东西现在却要加以效仿呢?而且按照现在的财力状况,怎么能与隋代相比!陛下役使极为疲惫的百姓,承袭隋朝灭亡的弊端,祸乱恐怕又要超过炀帝呀!”太宗对张玄素说:“你说我不如炀帝?那么与桀、纣相比如何?”答道:“如果此项劳役不停,恐怕也要一样地遭致变乱!”太宗感叹道:“我考虑的不周到,以至于此!”回头对房玄龄说:“朕以为洛阳地处大唐中央地段,四方朝贡路途均等,想着便利百姓,所以派人营造。刚才玄素所说的确有道理,应立即停止此项工程。日后如有事去洛阳,即使居于露天也不碍事。”于是赐给张玄素彩绸二百匹。
  [15]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15]秋季,七月,甲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16]乙丑,上问房玄龄、萧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郡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不尽己意。”
  [16]乙丑(初二),太宗问房玄龄、萧道:“隋文帝作为一代君主怎么样?”回答说:“文帝勤于治理朝政,每次监朝听政,有时要到日落西山时,五品以上官员,围坐论事,卫士不能下岗,传递而食。虽然品性算不上仁厚,亦可称为励精图治的君主。”太宗说:“你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贤明而喜欢苛察,不贤明则察事不能都通达,苛察则对事物多有疑心,万事皆自行决定,不信任群臣。天下如此之大,日理万机,虽伤身劳神,难道能每一事均切中要领!群臣既已知主上的意见,便只有无条件接受,即使主上出现过失,也没人敢争辩谏议,所以到了第二代隋朝就灭亡了。朕则不是这样。选拔天下贤能之士,分别充任文武百官,让他们考虑天下大事,汇总到宰相处,深思熟虑,然后上奏到朕这里。有功则行赏,有罪即处罚,谁还敢不尽心竭力而各司职守,何愁天下治理不好呢!”因而敕令各部门:“今后诏敕文书有不当之处,均应执意禀奏,不得阿谀顺从,不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17]癸酉,以前太子少保李纲为太子少师,以兼御史大夫萧为太子少傅。
  [17]癸酉(初十),任命前任太子少保李纲为太子少师,兼任御史大夫的萧为太子少傅。
  李纲有足疾,上赐以步舆,使之乘至阖下,数引入禁中,问以政事。每至东宫,太子亲拜之。太子每视事,上令纲与房玄龄侍坐。
  李纲腿脚不好,太宗赐予步辇,让他乘步辇去东宫,又数次召入皇宫内,向他询问政事。每次到东宫,太子都要行拜见礼。太子每次上朝听政事,太宗都令李纲与房玄龄坐在太子身旁备顾问。
  先是,萧与宰相参议朝政,气刚而辞辩,房玄龄等皆不能抗,上多不用其言。玄龄、魏徵、温彦博尝有微过,劾奏之,上竟不问。由此怏怏自失,遂罢御史大夫,为太子少傅,不复预闻朝政。
  先前,萧与宰相参议朝政,他性情刚直又能言善辩,房玄龄等人均顶不过他,太宗也多不采用他的意见。房玄龄、魏徵、温彦博曾有小的过失,萧以此上奏太宗弹劾他们,太宗丝毫不理。萧怏怏不乐,于是被免去御史大夫职,改任太子少傅,不再参与朝政。
  [18]西突厥种落散在伊吾,诏以凉州都督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于碛口贮粮,来者赈给,使者招慰,相望于道。大亮上言:“欲怀远者必先安近,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疲中国以奉四夷,犹拔本根以益枝叶也。臣远考秦、汉,近观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见劳费,未见其益。况河西州县萧条,突厥微弱以来,始得耕获;今又供亿此役,民将不堪,不若且罢招慰为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碛,其人或自立君长,求称臣内属者,羁縻受之,使居塞外,为中国藩蔽,此乃施虚惠而收实利也。”上从之。
  [18]西突厥部族散居在大漠外的伊吾地区,太宗下诏任命凉州都督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在碛口存贮粮食,凡来此地均予赈给,又让使者四处招抚,道路相望,远近不绝。李大亮上书言道:“想要怀柔远方必先安抚近地,我大唐如树根,四方如枝叶,倾尽大唐粮食以供给四方少数族,如同拔掉树根来养活枝叶。我远处考察秦、汉,近处观察隋朝,对外事奉戎狄,均致自身疲弱。如今招抚西突厥,只见劳心费财,未见收益。更何况河西一带州县寥落稀少,自从突厥衰微以来,才开始耕种收获;如今又放粮赈给,百姓不堪其苦,不如暂且停止招抚慰问。伊吾地区,多是沙漠,当地人有的自立为首领,要求归附大唐,不妨加以联络,让他们居住在塞外,为我大唐屏障,这才是施以小惠而坐收实际利益的办法。”太宗听从了他的意见。
  [19]八月,丙午,诏以“常服未有差等,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服青;妇人从其夫色。”
  [19]八月,丙午(十四日),太宗下诏说:“官员日常服装没有等级差别,今后三品以上官员穿紫色衣服,四五品穿大红色,六七品穿绿色,八品穿青色,官员夫人从其丈夫的服色。”
  [20]甲寅,诏以兵部尚书李靖为右仆射。靖性沈厚,每与时宰参议,恂恂如不能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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