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太后赐崔亮书，使乘胜深入。平部分诸将，水陆并进，攻浮山堰；亮违平节度，以疾请还，随表辄发。平奏处亮死刑，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违我经略，虽有小捷，岂免大咎！但吾摄御万机，庶几恶杀，可听特以功补过。”魏师遂还。
胡太后赐给崔亮书信，命令他乘胜深入。李平分派各将领从水旱两路一同出发，攻打浮山堰。崔亮违抗李平的指挥，借口患病请求撤还，并且刚刚上书就撤军了。李平上书建议判处崔亮死刑，太后下命令说：“崔亮进退自作主张，违背了我的战略计划，虽然获得了一些小的胜利，怎么能免除大的罪过！但是我日理万机，希望不要轻易杀戮，可以听任他将功赎罪。”于是北魏军队就返回了。
[3]魏中尉元匡奏弹于忠“幸国大灾，专擅朝命，裴、郭受冤，宰辅黜辱。又自矫旨为仪同三司、尚书令，领崇训卫尉，原其此意，欲以无上自处。既事在恩后，宜加显戮，请遣御史一人就州行决。自去岁世宗晏驾以后，皇太后未亲览，以前诸不由阶级，或发门下诏书，或由中书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经恩宥，正可免罪，并宜追夺。”太后令曰：“忠已蒙特原，无宜追罪，余如奏。”
[3]北魏中尉元匡上书揭发于忠“借着国家有难，独揽大权，使裴植、郭祚蒙受冤屈，宰相贬黜受辱，并且又自己假造圣旨当了仪同三司、尚书令，还兼任崇训卫尉。推论他的这番心意，是想自处至尊之位，既然事情发生在大赦之后，应当公开诛戮，请求派一位御史到州里去执行处决。自从去年宣武帝去世以后，皇太后没能亲理朝政，因此以前各种事不按规定办理，有的由门下省发出诏书，有的由中书省宣布敕令，擅自相互封任，已经受到皇恩宽恕的，确实应当免罪，但也应当追回封授。”皇太后说：“于忠已经受到了特别的宽恕，不好再追究罪责了，其他的都同意你的意见。”
匡又弹侍中侯刚掠杀羽林。刚本以善烹调为尚食典御，凡三十年，以有德于太后，颇专恣用事，王公皆畏附之。延尉处刚大辟，太后曰：“刚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于律不坐。”少卿陈郡袁翻曰：”‘邂逅’，谓情状已露，隐避不引，考讯以理者也。今此羽林，问则具首，刚口唱打杀，挝筑非理，安得谓之‘邂逅’！”太后乃削刚户三百，解尚食典御。
元匡又弹劾侍中侯刚捕杀羽林卫士。侯刚本来凭着善于烹调作了尚食典御，大约作了三十年。因为对太后有恩，非常专横霸道，王公大臣都害怕他并且依附他。廷尉判处侯刚死刑，太后说：“侯刚是为公事抓人，不经意使人死掉了，按法律不应处死。”少卿陈郡人袁翻说：“您所谓的‘不经意’是指罪证已经暴露，却掩藏起来不肯招认，于是就按法律拷问他们。现在被侯刚打死的这个羽林卫士，问他什么就供认什么，侯刚却嘴里大叫打死他，无理拷打，怎能说是‘不经意’！”于是太后才削除了侯刚三面户封邑，解除了他尚食典御的职务。
[4]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4]三月戊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5]魏论西硖石之功，辛未，以李崇为骠骑将军，加仪同三司，李平为尚书右仆射，崔亮进号镇北将军。亮与平争功于禁中，太后以亮为殿中尚书。
[5]北魏朝廷议论给西硖石之战中的将领行赏，辛未（初四），任命李崇为骠骑将军，加封仪同三司，李平为尚书右仆射，崔亮增加镇北将军的封号。崔亮和李平在朝廷中争夺功劳，最后太后让崔亮作了殿中尚书。
[6]魏萧宝寅在淮堰，上为手书诱之，使袭彭城，许送其国庙及室 家诸从还北，宝寅表上其书于魏朝。
[6]北魏萧宝寅驻扎在淮河坝上，梁武帝写了亲笔信招诱他，让他攻打彭城，答应把他的国庙和妻妾弟兄子侄们送到北方，萧宝寅把梁武帝的信呈交给北魏朝廷。
[7]夏，四月，淮堰成，长九里，下广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崐丈，树以杞柳，军垒列居其上。
[7]夏季，四月，淮河大坝修成，长九里，下宽一百四十丈，上宽四十五丈，高二十丈，种上了杞柳树，军营就驻扎在坝上。
或谓康绚曰：“四渎，天所以节宣其气，不可久塞，若凿东注，则游波宽缓，堰得不坏。”绚乃开东注。又纵反间于魏曰：“梁人所惧开，不畏野战。”萧宝寅信之，凿山深五丈，开北注，水日夜分流犹不减，魏军竟罢归。水之所及，夹淮方数百里。李崇作浮桥于硖石戍间，又筑魏昌城于八公山东南，以备寿阳城坏，居民散就冈陇，其水清彻，俯视庐舍冢墓，了然在下。
有人对康绚说：“四河，是天用来宣泄它的‘真气’的，不能够长久地阻塞它，如果凿开水向东灌，那么流水宽缓，大坝才能不破坏。”康绚就凿开水东灌。又对北魏使用反间计，说：“梁朝人怕的是掘开水，不怕攻城野战。”萧宝寅相信了，凿山五丈多深，掘开水向北灌注，水日夜分流仍然不见减少，北魏军队竟然撤军回去了。水到之处，沿淮河方圆数百里都成了泽国。李崇在硖石戌之间搭起浮桥，又在八公山东南筑起魏昌城，来防备寿阳城被毁坏，居民们分散到山丘上。水非常清流澈，向下俯视，房屋墓穴都清晰地浮在水中。
初，堰起于徐州境内，刺史张豹子宣言，谓己必掌其事；既而康绚以他官来监作，豹子甚惭。俄而敕豹子受绚节度，豹子遂谮绚与魏交通，上虽不纳，犹以事毕征绚还。
起初，淮河坝从徐州境内建起，刺史张豹子宣称，认为自己一定能掌管这件事，等到后来康绚以其他的官职来监督建坝，张豹子非常恼怒。不久，张豹子受令由康绚管辖，他就诬告康绚和北魏勾通，梁武帝虽然没有听信他的话，却用工程完毕为理由召回了康绚。
[8]魏胡太后追思于忠之功，曰：“岂宜以一谬弃其余勋！”复封忠为灵寿县公，亦封崔光为平恩县侯。
[8]北魏胡太后追忆于忠的功劳，说：“怎么能凭着一次错误就不承认他的其他功绩！”便重新封于忠为灵寿县公，也封崔光为平恩县侯。
[9]魏元法僧遣其子景隆将兵拒张齐，齐与战于葭萌，大破之，屠十余城，遂围武兴。法僧婴城自守，境内皆叛，法僧遣使间道告急于魏。魏驿召镇南军司傅竖眼于淮南，以为益州刺史、西征都督，将步骑三千以赴之。竖眼入境，转战三日，行二百余里，九遇皆捷。五月，竖眼击杀梁州刺史任太洪。民、獠闻竖眼至，皆喜，迎拜于路者相继。张齐退保白水，竖眼入州，白水以东民皆安业。
[9]北魏元法僧派他的儿子元景隆带兵抗击张齐，张齐与景隆在葭萌作战，大败景隆，在十多个城市进行屠杀，最后包围了武兴。元法僧闭城固守，境内军民都背叛了他，元法僧派使节从小路去向北魏告急。北魏用驿车从淮南召回镇南军司傅竖眼，让他作益州刺史、西征都督，率领步兵、骑兵三千人开赴武兴。傅竖眼进入武兴境内，转战三天，走了二百多里，作战九次都取得胜利。五月，傅竖眼杀死了梁州刺史任太洪。百姓、獠人听说傅竖眼来到，都很高兴，在路上欢迎接待的人络绎不绝。张齐退回去保卫白水，傅竖眼进入梁州，白水城以东的百姓都安居乐业了。
魏梓潼太守苟金龙领关城戍主，梁兵至，金龙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刘氏帅厉城民，乘城拒战，百有余日，士卒死伤过半。戍副高景谋叛，刘氏斩景及其党与数千人，自余将士，分衣减食，劳逸必同，莫不畏而怀之。井在城外，为梁兵所据，会天大雨，刘氏命出公私布绢及衣服悬之，绞而取水，城中所有杂物悉储之。竖眼至，梁兵乃退，魏人封其子为平昌县子。
北魏梓潼太守苟金龙兼任关城戍主，梁朝军队来到时，苟金龙病重，不能指挥。他的妻子刘氏率领振作的城中百姓，凭借城池抗击敌兵，打了一百多天，兵士死伤过半。副将高景阴谋叛变，刘氏杀掉高景以及他的同党几十人，对剩下的将士，平分粮食和衣物，劳逸相同，众人莫不既畏惧她又依赖她。水井位于城外，被梁兵把守，正赶上天下大雨，刘氏命令拿出公家和私人的布、绢和衣服接雨，然后绞布取水，用城里所有的器具储存水。傅竖眼来到，梁兵才撤退，北魏封她的儿子为平昌县子。
[10]六月，庚子，以尚书令王莹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左仆射，吏部尚书王为右仆射。，俭之子也。[10]六月庚子（初五），梁朝任命尚书令王莹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任命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左仆射，吏部尚书王为右仆射。王是王俭的儿子。
[11]张齐数出白水，侵魏葭萌，傅竖眼遣虎威将军强虬攻信义将军杨兴起，杀之，复取白水。宁朔将军王光昭又败于阴平，张齐亲帅骁勇二万余人与傅竖眼战，秋，七月，齐军大败，走还，小剑、大剑诸戍皆弃城走，东益州复入于魏。
[11]张齐多次从白水出兵，侵犯北魏的葭萌，傅竖眼派虎威将军强虬攻打信义将军杨兴起，杀死了他，重新夺取了白水。宁朔将军王光昭又在阴平被打败，张齐亲自率领二万多勇士和傅竖眼作战。秋季，七月，张齐的军队大败，逃了回去，小剑、大剑两地的驻军都弃城逃跑，东益州重新回归北魏。
[12]八月，乙巳，魏以胡国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国珍年老，太后实不欲令出，止欲示以方面之荣；竟不行。
[12]八月乙巳（十一日），北魏任命胡国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胡国珍年老，太后实际上不想让他出行，只不过想给他统治一方的荣誉，所以最终也没有出行。
[13]康绚既还，张豹子不复修淮堰。九月，丁丑，淮水暴涨，堰坏，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为大将军、大都督南讨诸军事，勒众十万，将出徐州来攻堰，尚书右仆射李平以为“不假兵力，终当自坏。”及闻破，太后大喜，赏平甚厚，澄遂不行。
[13]康绚回去之后，张豹子不再修建淮河堰。九月丁丑（十三日），淮河水急剧上涨，河堰被冲毁，决堤声象雷鸣一样，三百里以内都能听到。沿着淮河的城镇村庄有十多万人被漂入海中。当初，北魏人担心淮河堰的修建会造成危害，就任命任城王元澄为大将军、大都督南讨诸军事，统率十万大军，即将从徐州出兵攻打淮河堰，尚书右仆射李平认为：“不需要动用兵力，淮河堰最后也会自己毁掉。”等到听说河堰已冲毁，太后非常高兴，赏赐李平很多东西，元澄于是也没有出兵。
[14]壬辰，大赦。
[14]壬辰（二十八日），梁朝颁布大赦令。
[15]魏胡太后数幸宗戚勋贵之家，侍中崔光表谏曰：“《礼》，诸侯非问疾吊丧而入诸臣之家，谓之君臣为谑。不言王后夫人，明无适臣家之义。夫人，父母在有归宁，没则使卿宁。汉上官皇后将废昌邑，霍光，外祖也，亲为宰辅，后犹御武帐以接群臣，示男女之别也。今帝族方衍，勋贵增迁，祗请遂多，将成彝式。愿陛下简息游幸，则率土属赖，含生仰悦矣。”
[15]北魏胡太后多次驾临皇室贵戚以及功臣显贵的家中，侍中崔光上书劝谏说：“《礼记》上讲，诸侯如果不是为了慰问病人或追悼死人而进入大臣的家中，就叫作君臣之间失礼戏谑。没有提到王后夫人，是为了表明她们根本没有去大臣家的道理。诸侯的夫人，父母在时可以回家问侯，父母不在就派大臣去问侯。汉朝的上官皇后将要废掉昌邑王时，霍光是她的外祖父，担任宰相，皇后仍然悬挂武帐来接见众大臣，是为了表明男女要加以区分。现在皇族正当繁衍兴盛之时，宗戚勋贵升官的很多，请您的人就多起来了，快要成为常规了。希望您减少和停止出游探视，如此则天下归心，众生仰戴。”
任城王澄以北边镇将选举弥轻，恐贼虏边，山陵危迫，奏求重镇将之选，修警备之严，诏公卿议之。廷尉少卿袁翻议，以为“比缘边州郡，官不择人，唯论资极。或值贪污之人，广开戍逻，多置帅领，或用其左右姻亲，或受人货财请属，皆无防寇之心，唯有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若遇强敌，即为奴虏，如有执获，夺为己富。其赢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少闲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余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陆，贩贸往还，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赀亦有限，皆收其实绢，给其虚粟，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功，节其食，绵冬历夏，加之疾苦，死于沟渎者什常七八。是以邻敌伺间，扰我疆埸，皆由边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谓自今已后，南北边诸藩及所统郡县府佐、统军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举所知，必选其才，不拘阶级；若称职及败官，并所举之从随事赏罚。”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边盗贼群起，遂逼旧都，犯山陵，如澄所虑。
任城王元澄认为对北部边境的守将选择任用得太轻率，难以放心，恐怕敌崐人会觊觎边境，皇陵受到危害，于是上书请求注重守边将领的选派，严整防守的纪律，胡太后下令让百官商议这个意见。廷尉少卿袁翻认为：“近来过境州郡中，封官从不按照人才选择，只是论资排辈。有时碰上贪污的官员，大量开设哨所，过多地设置将领，有的人重用他的亲属，有的人接受别人求官的贿赂，全无防范敌人的意识，只有聚敛钱财和贪心。那些勇猛有力的兵士，就被驱赶着去抢劫掠夺，如果碰到强大的敌兵，就被俘虏，如果捕获到东西，就变成自己的财富。那些瘦弱年老和年少的人，稍微懂一些冶炼技艺以及木工手艺的，都被从营垒中搜寻出来，让他们遭受百般的苦役。其余的人有的在深山中伐木，有的在平地锄草，来回贩运作买卖的人在路上川流不息。这些人的钱饷不足，供给也有限，都收他们实绢，不给他们现粮，用尽他们的精力，减少他们的衣物，使用他们的人工，却限制他们饮食，让他们一年四季不止息地干，再加上疾病劳苦，死在沟壕中的人十有七八。因此，境外的敌人寻找时机来侵扰我们的边境，这都是由于边境官员的任用不能称职造成的。我认为从现在开始，南北边境各藩镇以及所管辖的各郡县府佐、统军到戍主，都应由朝廷大臣中王公以下的人举荐他们所了解的人来担任，一定要选拔合适的人才，不拘于出身等级，如果所推荐的人称职或渎职，就连同举荐的人一同赏或罚。”太后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到了正光末年，北部边郡的强盗蜂拥而起，终于逼近旧都，侵犯皇陵，正象元澄所担心的那样。
[16]冬，十一月，交州刺史李斩交州反者阮宗孝，传首建康。
[16]冬季，十一月，梁朝交州刺史李杀死了交州叛乱的阮宗孝，将他的首级送到了国都建康。
[17]初，魏世宗作瑶光寺，未就，是岁，胡太后又作永宁寺，皆在宫侧 ；又作石窟寺于伊阙口，皆极土木之美。而永宁尤盛，有金像高丈八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为九层浮图，掘地筑基，下及黄泉；浮图高九十丈，上刹复高十丈，每夜静，铃铎声闻十里。佛殿如太极殿，南门如端门。僧房千间 ，珠玉锦绣，骇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国，塔庙之盛，未之有也。扬州刺史李崇上表，以为“高祖迁都垂三十年，明堂未修，太学荒废，城阙府寺颇亦颓坏，非所以追隆堂构，仪刑万国者也。今国子虽有学官之名，而无教授之实，何异兔丝、燕麦、南箕、北斗！事不两兴，须有进退，宜罢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宁土木之功，减瑶光材瓦之力，分石窟镌琢之劳，及诸事役非急者，于三时农隙修此数条，使国容严显，礼化兴行，不亦休哉！”太后优令答之，而不用其言。
[17]当初，北魏宣武帝修建瑶光寺，没能建成。这一年，胡太后又修建永宁寺，都建在宫殿旁边。又在伊阙口修筑了石窟寺，都穷尽了土木建筑的华美。其中永宁寺尤其壮丽，有一座高一丈八尺的金像，十座普通人高的金像，两座玉像。还建了一座九层佛塔，挖筑地基时，把地下的泉水都挖出来了。佛塔高九十丈，顶上面的柱子还有十丈高，每当夜深人静，塔上的铃铎声十里以外都听得到。佛殿如同太极殿，南门如同端门。其中有一千间僧人住房，珍珠玉石锦绣琳琅，使人心摇目眩。自从佛教传入中原，这样壮观的塔庙从未有过。扬州刺史李崇上书，认为：“高祖迁都将近三十年了，宫殿没能加以修筑，太学也荒废了，城楼府庙也很多都残破了，这不是发扬光大祖宗的基业，作为万国表率的样子。现在国子监虽然有学官的名义，却没有教授学生的实际效用，这与那不能纺织的兔丝、不能收获的燕麦、不能簸扬的南箕、不能盛酒的北斗有什么不同呢？事情不能两全其美，应当有进有退，所以应当停止尚方署中雕缕奢靡的劳作，节减永宁寺土木修建的事情，减少瑶光寺木材砖瓦的费用，分散修筑石窟的劳力，连同那些不急用的劳役一同都加以减省，等到农闲时节再修建上面所说那些需修缮的建筑，使国家威严显赫，礼仪教化大兴，岂不是真正美好吗？”太后宽容地回答了他的建议，却没有采用他的意见。
太后好事佛，民多绝户为沙门，高阳王友李上言，“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不孝之大无过于绝祀，岂得轻纵背礼之情，肆其向法之意，一身亲老，弃家绝养，缺当世之礼而求将来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安有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静，众役仍烦，百姓之情，实多避役，若复听之，恐捐弃孝慈，比屋皆为沙门矣。”都统僧暹等忿谓之“鬼教”，以为谤佛，泣诉于太后。太后责之，曰：“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传》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然则明者为堂堂，幽者为鬼教。佛本出于人，名之为鬼，愚谓非谤。”太后虽知言为允，难违暹等之意，罚金一两。胡太后喜欢从事佛事，因此百姓很多都绝了后代使自己的独生子成为和尚，高阳王的朋友李上书说：“三千种罪过没有比不孝更大的，最大的不孝又没有超过断绝香火后代的，怎么能轻易地纵容百姓们违反礼法之情，抛弃他们遵奉法令之意，独生子对年老双亲丢下不奉养，用违背现世的礼法去求得来世的善报呢！孔子说‘不知什么是生，怎么知道什么是死？’怎么能放弃光明正大的礼政去听信那鬼邪之教呢！并且，现在南面的兵戈还没有平息，各种劳役仍然不断，百姓的心思实际上是想逃避劳役，如果再听任他们这样下去，恐怕会丢弃孝道慈爱，家家户户都作和尚了。”都统僧暹等人气愤于李所说的“鬼教”，认为他是在诽谤佛教，对胡太后哭泣着控诉他。太后责备李，李说：“天叫神，地叫祗，人叫鬼。《礼记》中说：‘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因此明者称为堂堂，幽者称为鬼教。佛是由人变成的，叫它是鬼，我认为不能说是诽谤。”胡太后虽然明白李的话正确，却难以违背僧暹等人的心愿，便罚了李一两黄金。
[18]魏征南大将军田益宗求为东豫州刺史，以招二子，太后不许，竟卒于洛阳。
[18]北魏征南大将军田益宗请求去作东豫州刺史，以便去招降他的两个叛乱的儿子，胡太后不答应，最后他死在了洛阳。
[19]柔然伏跋可汗，壮健善用兵，是岁，西击高车，大破之，执其王弥俄突，系其足于驽马，顿曳杀之，漆其头为饮器。邻国先羁属柔然后叛去者，伏跋皆击灭之，其国复强。
[19]柔然国的伏跋可汗，身体壮实高大，善于作战。这一年，他西攻高车，攻破高车城，抓获高车王弥俄突，把他的脚拴在马后面，拖死了他，又把他的头用来作了饮酒的器皿。邻国中凡是从前归属柔然后来又叛变的，都被伏跋消灭，伏跋的国家重新强大起来。
十六年（丁酉、517）
十六年（丁酉，公元517年）
[1]春，正月，辛未，上祀南郊。
[1]春季，正月辛未（初九），梁武帝在南郊祭天。
[2]魏大乘余贼复相聚，突入瀛州，刺史宇文福之子员外散骑侍郎延帅奴客拒之。贼烧斋阁，延突火抱福出外，肌发皆焦，勒众苦战，贼遂散走，追讨，平之。
[2]北魏大乘流匪重新聚集起来，冲入瀛州，刺史宇文福的儿子员外散骑侍郎宇文延率领手下的奴仆和佃客抗拒敌兵。流匪烧了斋门，宇文延冲入火中抱出宇文福，他的身体头发都被烧焦，仍然督促众人苦战，流匪终于逃散，他又率兵追杀，消灭了流匪。
[3]甲戌，魏大赦。
[3]甲戌（十二日），北魏大赦天下。
[4]魏初，民间皆不用钱，高祖太和十九年，始铸太和五铢钱，遣钱工在所鼓铸；民有欲铸钱者，听就官炉，铜必精练，无得淆杂。世宗永平三年，又铸五铢钱，禁天下用钱不依准式者。既而洛阳及诸州镇所用钱各不同，商贷不通。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以为：“不行之钱，律有明式，指谓鸡眼、钚凿，更无余禁。计河南诸州今所行悉非制限，昔来绳禁，愚窃惑焉。又河北既无新钱，复禁旧者，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为尺，以济有无，徒成杼轴之劳，不免饥寒之苦，殆非所救恤冻馁，子育黎元之意也。钱之为用，贯襁相属，不假度量，平均简易，济世之宜，谓为深允。乞并下诸方州镇，其太和与新铸五铢及古诸钱方俗所便用者，但内外全好，虽有大小之异，并得通行，贵贱之差，自依乡价。庶贷环海内，公私无壅。其鸡眼、钚凿及盗铸、毁大为小、生新巧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诏从之。然河北少钱，民犹用物交易，钱不入市。
[4]北魏初建立时，民间都不使用钱币，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时，开始铸造太和五铢钱，派钱工在工场铸造。百姓中有想铸钱的人，就让他们到国家的铸炉去铸造，铜一定要精炼，不能混杂。宣武帝永平三年，又铸造五铢钱，禁止国内使用不合标准的钱。这样不久，由于洛阳和各州镇所用钱各不相同，商品货物不能交换、流通。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书，认为：“不通行的钱，法律有明文规定，指那些薄小、凿边的钱币，再没有其他的限禁。估计河南各州现在崐所通行的钱币都不是禁止行列里的，从前发生禁止的事，我感到很困惑。另外，河北既没有新钱，又禁止使用旧钱，只好专用单丝织成的细绢以及疏线织成的粗布，它们幅面狭窄，尺度也不足，不合常规。把一匹布分成几尺，来救济没有的人，白白地费了机织的辛苦，却不能避免饥寒的困扰，这大概不是救济扶助冻饿之人的办法，也不符合养育百姓的本意吧。钱的使用，用绳子穿起来，不用凭借度量工具，既公平又简易，是方便百姓的好办法，确实是再合适不过了的。请求同时命令各个州镇，不管是太和钱还是新铸的五铢钱，以及古时通行的钱币，凡是地方上一直使用的，只要里外都好，即使有大小的区别，也都一起通行，贵贱的差别，分别按乡里的物价折合。这样，贷物在海内都可流通，公家、私人都可以开展贸易，财物再也不会积压了。那些专铸薄小之钱、凿边之钱、盗铸钱币、将大钱化成小钱以及用各种花招造假钱的人，一律按法律治裁。”胡太后下令同意他的意见。但由于河北缺少钱币，百姓仍然以物易物，钱币不能在市面流通。
[5]魏人多窃冒军功，尚书左丞卢同阅吏部勋书，因加检核，得窃阶者三百余人，乃奏：“乞集吏部、中兵二局勋簿，对句奏案，更造两通，一关吏部，一留兵局。又，在军斩首成一阶以上者，即令行台军司给券，当中竖裂，一支付勋人，一支送门下，以防伪巧。”太后从之。同，玄之族孙也。中尉元匡奏取景明元年已来，内外考簿、吏部除书、中兵勋案、并诸殿最，欲以案校窃阶盗官之人，太后许之。尚书令任城王澄表以为：“法忌烦苛，治贵清约。御史之体，风闻是司，若闻有冒勋妄阶，止应摄其一簿，研检虚实，绳以典刑。岂有移一省之案，寻两纪之事，如此求过，谁堪其罪！斯实圣朝所宜重慎也。”太后乃止。又以匡所言数不从，虑其辞解，欲奖安之，乃加镇东将军。二月，丁未，立匡为东平王。
[5]北魏很多人假冒军功，尚书左丞卢同查阅吏部的功绩簿，并加以审核，发现了三百多个冒取官位的人，于是上奏说：“请求集中吏部、中兵二局的功劳簿，核对审查上报的文书，抄写二份，一份放在吏部、一份存放兵局。另外，在军队里杀敌可升一级以上的人，就命令行台军司颁发证书，证书从中间竖着分开，一份交给立功的人，一份送交门下省，以便防止耍花招作假。”胡太后听从了他的建议。卢同是卢玄的族孙。中尉元匡上书请求把景明元年以来内外考核的帐簿、吏部任职的文书、中兵的功劳查询记录，以及历次考核中的最高等和最低等的名单都取出来，以便核查冒功盗官的人，胡太后批准了他的请求。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书认为：“律法最怕烦杂苛刻，治政贵在清平简约。御史台的职责，在于有所风闻就可以上奏，如果知道有冒取功劳官职的人，只须取一本簿籍，调查检验出真假，绳之以法便可。怎能取尚书省的全部档案到御史台去审查，查找二十多年的旧帐，象这样追查过失，谁能受得了这种罪责！这实在是贤圣的王朝应当慎重对待的事。”胡太后这才停止追究。胡太后又因为元匡的多次建议都没有被采纳，怕他提出辞职，想要奖励安慰他，就加封他为镇东将军。二月丁未（十六日），又封元匡为东平王。
[6]三月，丙子，敕织官，文锦不得为仙人鸟兽之形，为其裁翦，有乖仁恕。
[6]三月丙子（十五日），梁朝下令给织官，命令锦纹不能织仙人鸟兽的形状，因为这样剪裁起来，违背了仁爱。
[7]丁亥，魏广平文穆王怀卒。
[7]丁亥（二十六日），北魏广平文穆王元怀去世。
[8]夏，四月，戊申，魏以中书监胡国珍为司徒。
[8]夏季，四月戊申（十八日），北魏任命中书监胡国珍为司徒。
[9]诏以宗庙用牲，有累冥道，宜皆以面为之。于是朝野喧哗，以为宗庙去牲，乃是不复血食，帝竟不从。八坐乃议以大脯代一元大武。
[9]梁武帝在诏书中认为宗庙中祭祀用牲畜，对鬼神有妨害。应当都用面粉去作。于是朝廷内外议论纷纷，认为宗庙中不用牲畜，就等于不再祭祀。武帝终于不肯听从。朝中的高级官员们就商议用大肉干代替牛。
[10]秋，八月，丁未，诏魏太师高阳王雍入居门下，参决尚书奏事。
[10]秋季，八月丁未（十八日），北魏诏令太师高阳王元雍入居门下省，参决尚书奏事。
[11]冬，十月，诏以宗庙犹用脯，更议代之，于是以大饼代大脯，其余尽用蔬果。又起至敬殿、景阳台，置七庙座，每月中再设净馔。[11]冬季，十月，因为宗庙仍然用干肉，梁武帝又下诏令制止，于是朝官们又商议替代之物，因此决定用大饼取代肉干，其余的都使用蔬菜水果，又修建至敬殿，景阳台，设置七庙中的神位，每月里又设置素食。
[12]乙卯，魏诏，北京士民未迁者，悉听留居为永业。
[12]乙卯（二十七日），北魏朝廷下诏令，凡在北方代都的没有迁徒的士民，都听任他们留作长久居民。
[13]十一月，甲子，巴州刺史牟汉宠叛，降魏。
[13]十一月甲子（初七），巴州刺史牟汉宠反叛，投降了北魏。
[14]十二月，柔然伏跋可汗遣俟斤尉比建等请和于魏，用敌国之礼。
[14]十二月，柔然国的伏跋可汗派俟斤尉比建等人向北魏求和。北魏用对待敌对国家使节的礼节接待了柔然使者。
[15]是岁，以右卫将军冯道根为豫州刺史。道根谨厚木讷，行军能检敕士卒；诸将争功，道根独默然。为政清简，吏民怀之。上尝叹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复忆有一州。”
[15]这一年，梁朝任命右卫将军冯道根为豫州刺史。冯道根憨厚口拙，行军作战能督促士兵；众将争夺功劳时，只有冯道根一个人不说话。他为政清廉，官吏、百姓都感激他。梁武帝曾经赞叹说：“冯道根在的地方，一切无不放心，能让朝廷想不起来还有这个州。”
[16]魏尚书崔亮奏请于王屋等山采铜铸钱，从之。是后民多私铸，钱稍薄小，用之益轻。
[16]北魏尚书崔亮上书请求在王屋山等地采掘铜铸造钱币，建议被采纳。从此以后，百姓常常私自铸钱，钱币比较薄小，使用一段时间就更轻了。
十七年（戊戌，518）
十七年（戊戌，公元518年）
[1]春，正月，甲子，魏以氐酋杨定为阴平王。
[1]春季，正月甲子（初八），北魏封氐族酋长杨定为阴平王。
[2]魏秦州羌反。
[2]北魏秦州的羌人造反。
[3]二月，癸巳，安成康王秀卒。秀虽与上布衣昆弟，及为君臣，小心畏敬过于疏贱，上益以此贤之。秀与弟始兴王尤相友爱，久为荆州，常中分其禄以给秀，秀称心受之，亦不辞多也。
[3]二月癸巳（初七），安成康王萧秀去世。萧秀虽然和梁武帝在贫贱时是兄弟，等到成为君臣关系之后，对梁武帝的谨慎小心、恭恭敬敬超过了朝中那些关系疏远、出身低贱的臣子，梁武帝也更因此而认为他贤良。萧秀和弟弟始兴王萧相互友爱，萧一直作荆州刺史，常常把他的俸禄给萧秀一半，萧秀实心实意地接受，也不认为给的太多而不受。
[4]甲辰，大赦。
[4]甲辰（十八日），梁朝大赦天下。
[5]己酉，魏大赦，改元神龟。
[5]己酉（二十三日），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神龟。
[6]魏东益州氐反。
[6]北魏东益州的氐人造反。
[7]魏主引见柔然使者，让之以藩礼不备，议依汉待匈奴故事，遣使报之。司农少卿张伦上表，以为：“太祖经启帝图，日有不暇，遂令竖子游魂一方，亦由中国多虞，急诸华而缓夷狄也。高祖方事南辕，未遑北伐。世宗遵述遗志，虏使之来，受而弗答。以为大明临御，国富兵强，抗敌之礼，何惮而为之，何求而行之！今虏虽慕德而来，亦欲观我强弱；若使王人衔命虏庭，与为昆弟，恐非祖宗之意也。苟事不获已，应为制诏，示以上下之仪，命宰臣致书，谕以归顺之道，观其从违，徐以恩威进退之，则王者之体正矣。岂可以戎狄兼并，而遽亏典礼乎！”不从。伦，白泽之子也。
[7]北魏孝明帝召见柔然国的使者，责备他们没有尽到藩国的礼节，商议按汉朝对待匈奴的办法，派使者回复他们。司农少卿张伦上书，认为：“道武帝开辟国土，日理万机，无暇顾及，于是使社仑这小子在大漠之北割据一方。这也是因为我们国内不安定，急着对付汉人而放松了对这些夷狄之族的辖制。孝文帝正应付南部的事，没来得及向北讨伐。宣武帝遵从先帝遗志，所以前次崐敌虏的使节来到，只接受他们的进见却不回复他们的求和之请。这是因为圣人当政，国富兵强，拒绝敌人的礼节，有什么可怕的呢？对他们有什么可求的呢？现在敌虏虽然仰慕德行前来进见，也是想看看我们是强是弱。如果让圣上的使者衔命去敌虏那里，与他们结成兄弟，恐怕不是祖宗的愿望。如果事情不能这样了结，也应当给他们下一道诏书，显示上下君臣间的礼仪，再命令宰相给他们写信，告诉他们归顺的办法，看他们是听还是不听，慢慢地或进而用恩，或退而用威，这才是王者应有的样子呀！怎能因为戎狄之间发生了吞并，就立刻亏损了礼节呢！”张伦的建议没被采纳。张伦是张白泽的儿子。
[8]三月，辛未，魏灵寿武敬公于忠卒。
[8]三月辛未（十六日），北魏灵寿武敬公于忠去世。
[9]魏南秦氐反，遣龙骧将军崔袭持节谕之。
[9]北魏南秦州的氐人造反，朝廷派龙骧将军崔袭持符节去晓谕他们。
[10]夏，四月，丁酉，魏秦文宣公胡国珍卒，赠假黄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号曰太上秦公，葬以殊礼，赠仪卫，事极优厚。又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与国珍合葬，谓之太上秦孝穆君。谏议大夫常山张普惠以为前世后父无称“太上”者，“太上”之名不可施于人臣，诣阙上疏陈之，左右莫敢为通。会胡氏穿圹，下有磐石，乃密表，以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太上’者因‘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称‘令’以系‘敕’下，盖取三从之道，远同文母列于十乱，今司徒为‘太上’，恐乖系敕之意。孔子称‘必也正名乎’！比克吉定兆，而以浅改卜，亦或天地神灵所以垂至戒、启圣情也。伏愿停逼上之号，以邀谦光之福。”太后乃亲至国珍宅，召集五品以上博议。王公皆希太后意，争诘难普惠；普惠应机辩析，无能屈者。太后使元叉宣令于普惠曰：“朕之所行，孝之子志。卿这所陈，忠臣之道。群公已有成议，卿不得苦夺朕怀。后有所见，勿难言也。”
[10]夏季，四月丁酉（十二日），北魏秦文宣公胡国珍去世，朝廷赠予他假黄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等职，号为太上秦公，用隆重的礼仪安葬了他，赠赐衣服和仪仗卫士，丧事极端优厚。又把胡太后母亲皇甫氏的灵柩迎来和胡国珍合葬，称作太上秦孝穆君。谏议大夫常山人张普惠认为前代皇后的父亲没有称作“太上”的，“太上”的名字不能加在臣子身上。于是，就去朝殿上书陈述自己的看法，侍从们没人敢给他通报。正赶上为胡国珍挖墓穴时碰上了坚固的石头，于是张普惠秘密上表，认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太上’这个词是从‘上’而产生的名称，皇太后称自己的命令为‘令’而置于皇上的‘敕’之下，是为了顺从‘三从’之道理，同于周武王时的文母以妇人而列入善于治理的十人之列。现在封司徒为‘太上’，恐怕会有违于置‘令’于‘敕’之下的道理。孔子说：‘一定要正名！’这一次出现了先兆，于是因墓穴浅而不得不改换地点，也许是天地神灵以此来劝诫、启发圣人。希望能停止使用与帝王一样的封号，来博取因谦让而带来荣耀的福份。”于是，胡太后就亲自来到胡国珍的住宅，召集五品以下的官员广泛讨论。王公大臣都顺从太后的心意，争相指责张普惠，张普惠随机分辩，没有人能说服他。胡太后派元义向张普惠宣布命令说：“朕所做的，是孝子的心意。你所说的，是忠臣的道理。众大臣已经有了定议，你不能这么狠心地剥夺朕的一片心意。以后有什么见解，不要因此而难于启齿。”
太后为太上君造寺，壮丽埒于永宁。
胡太后给太上君建造了寺庙，其雄伟华丽相当于永宁寺。
尚书奏复征民绵麻之税，张普惠上疏，以为：“高祖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称，以爱民薄赋。知军国须绵麻之用，故于绢增税绵八两，于布增税麻十五斤，民以称尺所减，不啻绵麻，故鼓舞供调。自兹以降，所税绢布，浸复长阔，百姓嗟怨，闻于朝野。宰辅不寻其本在于幅广度长，遽罢绵麻。既而尚书以国用不足，复欲征敛。去天下之大信，弃已行之成诏，追前之非，遂后之失。不思库中大有绵麻，而群臣共窃之也。何则？所输之物，或斤羡百铢，未闻有司依律以罪州郡；或小有滥恶，则坐户主，连及三长。是以在库绢布，逾制者多，群臣受俸，人求长阔厚重，无复准极，未闻以端幅有余还输官者也。今欲复调绵麻，当先正称、尺，明立严禁，无得放溢，使天下知二圣之心爱民惜法如此，则太和之政复见于神龟矣。”
尚书奏请再向百姓收缴绵麻税，张普惠上书，认为：“道武帝废弃了大斗崐，去掉长尺，修改了重秤，是为了爱护百姓，减轻赋税。因为军队、国家需要绵麻用品，因此在绢税中增收八两绵，在布税中增收十五斤麻，百姓因为校定秤尺而减交的赋税不止于绵麻两项，因此踊跃交纳。但是从这以后，所收缴的绢和布，又重新增长增宽，百姓抱怨之声，传遍朝廷内外。宰相不了解这个根本原因在于幅宽、度长，就罢免了绵麻税。接着尚书因为国家用度不够，又想重新征收。这样的作法无疑是丢掉百姓的信任，放弃已经实行的命令，继续从前的错误，又犯下今后的过失。不去想想国库中绵麻很多，却正在被众臣们盗为己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百姓交纳货物，有的一斤要多交一百铢，但没听说有关部门按法律惩处州郡官员；而质量稍微差一点，一家之主就被判罪，还株连地方三长。因此库中的绢布，超出规定尺寸的多，众大臣接受俸禄时，人人都愿要尺长幅宽、耐用结实的，再也没有什么发放的标准了，从没听说有谁因为尺幅多出而送回官府。现在如果要重新征收绵麻税，首先必须校准秤和尺子，明确规定严禁使用大秤大尺，不许放任，以使天下人知道二位圣人爱护百姓、尊重法律的心意是这样坚定，那么孝文帝太和年间的德政就又在陛下的神龟年间出现了。”
普惠又以魏主好游骋苑囿，不亲视朝，过崇佛法，郊庙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谏，以为：“殖不思之冥业，损巨费于生民，减禄削力，近供无事之僧，崇饰云殿，远邀未然之报，昧爽之臣稽首于外，玄寂之众遨游于内，愆礼忤时，人灵未穆。愚谓修朝夕之因，求祗劫之果，未若收万国之欢心以事其亲，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也。伏愿淑慎威仪，为万帮作式，躬致郊庙之虔，亲纡朔望之礼，释奠成均，竭心千亩，量撤僧寺不急之华，还复百官久折之秩，已造者务令简约速成，未造者一切不复更为，则孝弟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节用爱人，法俗俱赖矣。”寻敕外议释奠之礼，又自是每月一陛见群臣，皆用普惠之言也。
张普惠又因为孝明帝喜爱在园苑中游猎玩乐，不亲自处理朝政，过分地尊崇佛法，把国事大多委派给有关部门，就上书恳切地劝诫他，认为：“做没有理智的死后的功德，损耗百姓巨大的财物，减少臣子们的俸禄，剥夺人力，亲自供奉无所事事的僧人，大肆修建寺庙宫殿，追求飘渺不实的回报，让入朝的大臣在外面叩头，这些僧人却在里面游玩，这是对礼教的违背，对时势的触犯，以致人神都不能安宁。我认为整天修行，来乞求不受劫难，不如让百姓把心思都放在奉养双亲上，以使天下和平，不产生灾害。希望圣上好好地珍视自己的威仪，为天下作出榜样，亲自向天地和祖先之灵献出虔诚的敬意，亲身参加朔望之礼，祭奠先圣先师，尽心耕种藉田，酌量撤掉那此不急需的僧庙的华丽之饰，恢复百官长久以来被削减了的俸禄，对已经开始建造的寺庙一定要简单节省，快快建成，没有建造的都不要再修建了。这样，圣上的孝悌可以通于神明，道德教化可以光耀天下。节省用度，爱护百姓，法令风俗都依赖于此啊！”不久，北魏孝明帝下令商议供奉先师的礼节，并从此每月接见大臣们一次，这都是采纳了张普惠的劝谏的结果。
普惠复表论时政得失，太后与帝引普惠于宣光殿，随事诘难。
张普惠又上书评论时政得失，胡太后和孝明帝将张普惠接入宣光殿，以便他随时对时政提出批评。
[11]临川王宏妾弟吴法寿杀人而匿于宏府中，上敕宏出之，即日伏辜。南司奏免宏官，上注曰：“爱宏者兄弟私亲，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五月，戊寅，司徒、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宏免。
[11]临川王萧宏的小妾的弟弟吴法寿杀人之后藏在萧宏府内，梁武帝命令萧宏交出他，当天就把吴法寿依法治罪。南司奏请免去萧宏官职，梁武帝在奏折上批示：“怜爱萧宏是兄弟的私情，免除萧宏的官职是帝王的法律，批准南司的奏请。”五月戊寅（二十四日），司徒、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被免职。
宏自洛口之败，常怀愧愤，都下每有窃发，辄以宏为名，屡为有司所奏，上每赦之。上幸光宅寺，有盗伏于骠骑航，待上夜出；上将行，心动，乃于朱雀航过。事发，称为宏所使，上泣谓宏曰：“我人才胜汝百倍，当此犹恐不堪，汝何为者？我非不能为汉文帝，念汝愚耳！”宏顿首称无之，故因匿法寿免宏官。
萧宏自从兵败洛口之后，常常怀着羞愧、愤恨之恼，京城中每当发生了造崐反作乱，都打着萧宏的名号，因此多次被有关部门汇报，梁武帝宽恕了他。梁武帝临幸光宅寺，有强盗埋伏在萧宏府前以萧宏的官名命名的浮桥骠骑航上，等待梁武帝夜晚出来。梁武帝刚要出发，忽然心中一阵惊悸，于是便从另一座叫朱雀航的桥上过。事情暴露后，贼人口称是受萧宏指使，梁武帝哭着对萧宏说：“我的人品才能胜过你百倍，但是处在皇位上还感到力不从心，你能做什么？我不是不能如同汉文帝诛杀淮南王刘长那样把你杀掉，而是可怜你愚蠢啊！“萧宏叩头说没有这事，但是终于因为藏匿吴法寿被免了官。
宏奢僭过度，殖贷无厌。库屋垂百间，在内堂之后，关龠甚严，有疑是铠仗者，密以闻。上于友爱甚厚，殊不悦。他日，送盛馔与宏爱妾江氏曰：“当来就汝欢宴。”独携故人射声校尉丘佗卿住，与宏及江大饮，半醉后，谓曰：“我今欲履行汝后房。”即呼舆径往堂后，宏恐上见其货贿，颜色怖惧。上意益疑之，于是屋屋检视，每钱百为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为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上与佗卿屈指计，见钱三亿余万，余屋贮布绢丝绵漆蜜蜡等杂货，但见满库，不知多少。上始知非仗，大悦，谓曰：“阿六，汝生计大可！”乃更剧饮至夜，举烛而还。兄弟方更敦睦。
萧宏奢侈无度，暴敛无厌。他有库房将近一百间，位于内堂的后面，平时看守、防备非常严密，有人怀疑里面是兵器，便秘密上报了梁武帝。梁武帝对兄弟友爱看得很重，所以很不高兴。有一天，梁武帝送给萧宏的爱妾江氏丰盛的酒菜，并说：“我要来你家畅饮。”到时他只带了老部下射声校尉丘佗卿前去，和萧宏以及江氏开怀畅饮。半醉之后，梁武帝说：“我现在要去你的后房走走。”就坐轿一直来到后堂，萧宏恐怕武帝看到他的财物，脸色十分惊恐。于是梁武帝心中更加怀疑他了，便把每间房子都检查了一遍，发现萧宏把每一百万钱堆为一处，用黄色木片作为标志，每一千万钱存在一间库房之中，挂一个紫色标志，共有三十多间。梁武帝和兵佗卿屈指计算，算出共有三亿多万钱，其它的房间贮存着布、绢、丝、绵、漆、蜜、麻、蜡等杂贷，只见满库都是，不知有多少。梁武帝这才知道库里放的不是兵器，于是非常高兴，说：’阿六，你的生计真可以啊！”于是再行痛饮直到深夜，点着蜡烛回宫。从此兄弟俩才重归于好了。
宏都下有数十邸，出悬钱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悬上文契，期讫，便驱券主夺其宅，都下、东土百姓，失业非一。上后知之，制悬券不得复驱夺，自此始。
萧宏在京城里有数十处府第，他放债立债券时，总是让借债者把自己的田宅或店铺作为抵押写在文契之上，过了期，就把借债者驱赶走，从而夺取他们的住宅，京城和东土百姓不止一人失去产业。梁武帝后来知道了这事，下令不得再以债券侵夺欠债者的产业，这一规定就是从此而开始的。
侍中、领军将军吴平侯，雅有风力，为上所重，军国大事皆与议决，以为安右将军，监扬州。自以越亲居扬州，涕泣恳让，上不许。在州尤称明断，符教严整。
侍中、领军将军吴平侯萧，特别有风度，有骨气，被梁武帝所看重，因此军队、国家的大事都和他商量处理，让他作安右将军，监扬州。萧认为让自己驻守扬州不合适，扬州是京邑之地，应当由皇上的亲兄弟来镇守，而自己是皇上的堂弟，不能超越皇上兄弟之亲。因此便流着泪恳切地推辞，但梁武帝不许他推辞。萧治理扬州尤其称得上明察果断、政令严整。
辛巳，以宏为中军将军、中书监，六月，乙酉，又以本号行司徒。
辛巳（二十七日），梁武帝任命萧宏为中军将军、中书监，六月乙酉（初一），又任命他以中军将军的官号兼司徒。
臣光曰：宏为将则覆三军，为臣则涉大逆，高祖贷其死罪矣。数旬之间，还为三公，于兄弟之恩诚厚矣，王者之法果安在哉！
臣司马光曰：萧宏作将领则覆没三军，作臣子则有大逆不道之涉，梁武帝饶恕他的死罪是可以的，但是几十天里，又重新让他位列王公，这从兄弟的恩情讲是非常诚厚的了，可是帝王的法度又在哪里呢？
[12]初，洛阳有汉所立《三字石经》，虽屡经丧乱而初无损失。及魏，冯熙、常伯夫相继为洛州刺史，毁取以建浮图精舍，遂大致颓落，所存者委于榛莽，道俗随意取之。侍中领国子祭酒崔光请遣官守视，命国子博士李郁等补其残缺，胡太后许之。会元叉、刘腾作乱，事遂寝。
[12]当初，洛阳有汉朝立下的《三字石经》，虽然多次遭受战乱却并没有崐在当时受到损坏。到了北魏时期，冯熙、常伯夫先后任洛州刺史，破坏了石碑，将其用来修建佛塔寺庙，于是大部分碑文散落，剩下的堆在野草丛中，僧人、俗家人便随意拿走。侍中领国子祭酒崔光奏请朝廷派官吏去看守，并让国子博士李郁等人补上残缺的部分，胡太后同意了，但是正赶上元叉、刘腾谋反，于是事情便没有得到落实。
[13]秋，七月，魏河州羌却铁忽反，自称水池王；诏以主客郎源子恭为行台以讨之。子恭至河州，严勒州郡及诸军，毋得犯民一物，亦不得轻与贼战，然后示以威恩，使知悔惧。八月，铁忽等相帅诣子恭降，首尾不及二旬。子恭，怀之子也。
[13]秋季，七月，北魏河州的羌人却铁忽造反，自称为水池王。魏孝明帝下令任命主客郎源子恭为特使去讨伐他。源子恭来到河州，严格命令州郡以及各路军队，不许侵占百姓一件东西，也不许轻易同敌兵作战，然后向叛军示以威力和恩德，使他们有所悔恨、惧怕。八月，却铁忽等人来到源子恭处投降，前后不到二十天发邓平定了河州之乱。源子恭是源怀的儿子。
[14]魏宦者刘腾，手不解书，而多奸谋，善揣人意；胡太后以其保护之功，累迁至侍中、右光禄大夫，遂干预政事，纳赂为人求官，无不效者。河间王琛，简之子也。为定州刺史，以贪纵著名，及罢州还，太后诏曰：“琛在定州，唯不将中山宫来，自余无所不致，何可更复叙用！”遂废于家。琛乃求为腾养息，赂腾金宝钜万计。腾为之言于太后，得兼都官尚书，也为秦州刺史。会腾疾笃，太后欲及其生而贵之，九月，癸未朔，以腾为卫将军，加仪同三司。
[14]北魏宦官刘腾，不会写字，却很有奸计，善于揣摸别人的心意。胡太后因为他有保护自己的功劳，多次升迁他，直到当了侍中、右光禄大夫，于是他便开始干预政事，收取贿赂替人求官，行贿者没有达不到目的的。河间王元琛是元简的儿子，作定州刺史，以贪婪放纵而闻名，他卸任回来之后，胡太后诏令说：“元琛在定州时，只没把中山宫带回来，其他没有不弄到手的，怎么可以再任用他！”于是就把他闲置在家中。元琛就请求刘腾，叙利亚了他的养子，贿赂了刘腾上万的金子珠宝。刘腾替他在太后那里说情，使他兼任了都官尚书，出京作了秦州刺史。恰在这时，刘腾病得很厉害，胡太后想在他活着时让他富贵，便于九月癸未朔（初一），让刘腾当了卫将军，并加封仪同三司。
[15]魏胡太后以天文有变，欲以崇宪高太后当之。戊申夜，高太后暴卒；冬，十月，丁卯，以尼礼葬于北邙，谥曰顺皇后。百官单衣邪巾送至墓所，事讫而除。
[15]北魏胡太后因为天象有变化，便想让崇宪高太后承担凶兆。戊申（二十六日）夜间，高太后暴死；冬季，十月丁卯（十五日），用安葬尼姑的礼节将她安葬在北邙，谥号为顺皇后。百官们都没有穿着丧服而只是穿着单衣服，头上还都加有驱邪的符，送丧到墓地，丧事完毕之后，便改换了服装。
[16]乙亥，以临川王宏为司徒。
[16]乙亥（二十三日），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司徒。
[17]魏胡太后遣使者宋云与比丘惠生如西域求佛经。司空任城王澄奏：“昔高祖迁都，制城内唯听置僧尼寺各一，余皆置于城外；盖以道俗殊归，欲其净居尘外故也。正始三年，沙门统惠深，始违前禁，自是卷诏不行，私谒弥众，都城之中，寺逾五百，占夺民居，三分且一，屠沽尘秽，连比杂居。往者代北有法秀之谋，冀州有大乘之变。太和、景明之制，非徒使缁素殊途，盖亦以防微杜渐。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恋著城邑，正以诱于利欲，不能自己，此乃释氏之糟糠，法王之社鼠，内戒所不容，国典所共弃也。臣谓都城内寺未成可徙者，宜悉徙于郭外，僧不满五十者，并小从大；外州亦准此。”然卒不能行。
[17]北魏胡太后派使者宋云和僧人惠生到西城去求取佛经。司空任城王元澄上书说：“从前孝文帝迁都时，规定城内只允许设置僧、尼寺庙各一座，其余的都放在城外。这主要是因为僧人和世人不同，想使他们清静地居住在尘世之外的原故。正始三年时，沙门统领惠深，开始违犯从前的禁令，从那以后诏令便不得实行，偷偷谒拜的人越来越多，都城里面，寺庙超过了五百座，将近三分之一的民房被侵占，以致寺庙与那些屠房、酒肆等污秽之地紧挨混杂在一块。从前代北有法秀谋反，冀州有过大乘叛乱。太和、景明年间的规定，不只是为了使僧俗分开，同时也为了防微杜渐，以免再出现僧人之乱。从前佛徒立崐寺传教，大多依傍山林而居，现在的僧人们却恋着城市，这正是因为他们被利欲诱惑，不能约束自己的结果，这是释氏的糟粕，佛祖的败类，为佛教戒律所不容，国家制度所难许。我认为凡是都城里没修好、可以搬迁的寺庙，应该都迁到城外去，不足五十个僧人的寺庙，统统合并到寺庙去，外地各州也按此办理。”然而，他的建议到底也没有准行。
[18]是岁，魏太师雍等奏：“盐池天藏，资育群生，先朝为之禁限，亦非苟与细民争利。但利起天池，取用无法，或豪贵封护，或近民吝守，贫弱远来，邈然绝望。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强弱相兼，务令得所。什一之税，自古有之，所务者远近齐平，公私两宜耳。及甄琛启求禁集，乃为绕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护；语其障禁，倍于官司，取与自由，贵贱任口。请依先朝禁之为便。”诏从之。
[18]这一年，北魏太师元雍等人上书说：“盐池是上天的宝藏，用来养育众生，前代都为此制定了一定的禁令，这并不是为了和百姓争利。但是由于人们都想通过盐池来获利，因此取用没有法度，或者被豪门贵戚封占，或者被临近的百姓独自把守，以致那些贫弱之人和远道而来的人都望池兴叹，不能获其利。因此就设置了一个主管部门，令其裁决、督察采盐事务，使强弱都一样，务必使大众都得到利益。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收方法，自古以来就有，其目的是为了使远近平均，对公对私都有好处。等到甄琛启请解除了盐池禁令之后，盐池就被绕池而住的百姓尉保光等人擅自霸占起来，据说他们所立的限禁，加倍地超过了官府的限禁，取与由他们定，盐价贵贱由他们说。请求按前朝的做法对此加以限禁才好。”北魏孝明帝诏令采纳了这一建议。
--------------------------------------------------------------------------------
--------------------------------------------------------------------------------
资治通鉴第一百四十九卷（回目录）
梁纪五 高祖武皇帝五天监十八年 （己亥、519）
梁纪五 梁武帝天监十八年（己亥，公元519年）
[1]春，正月，甲申，以尚书左仆射袁昂为尚令，右仆射王为左仆射，太子詹事徐勉为右仆射。
[1]春季，正月甲申（初四），梁朝任命尚书左仆射袁昂为尚书令，右仆射王为左仆射，太子詹事徐勉为右仆射。
[2]丁亥，魏主下诏，称“太后临朝践极，岁将半纪，宜称‘诏’以令宇内。”
[2]丁亥（初七），北魏国主颁布诏令，宣布：“太后临朝执政已经将近六年，应当用‘诏书’的名义来向全国发令。”
[3]辛卯，上祀南郊。
[3]辛卯（十一日），梁武帝在南郊祭天。
[4]魏征西将军张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削选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于是喧谤盈路，立榜大巷，克期会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为意。二月，庚午，羽林、虎贲近千人，相帅至尚书省诟骂，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获，以瓦石击省门；上下慑惧，莫敢禁讨。遂持火掠道中薪蒿，以杖石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极意，焚其第舍。始均逾坦走，复还拜贼，请其父命，贼就殴击，生投之火中。仲瑀重伤走免，彝仅有余息，再宿而死。远近震骇。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贲凶强者八人斩之，其余不复穷治。乙亥，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资入选。识者知魏之将乱矣。
[4]北魏征西将军张彝的儿子张仲瑀上书，请奏修订选官的规定，以限制武将，不让他们在朝中列入士大夫的清品。因此，议论和抗议之声到处都是，这些人在大街上张榜，约定集合时间，要去屠灭张家。张彝父子却平静自如，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二月庚午（二十日），羽林、虎贲等将近一千人，一同来到尚书省叫骂，寻找张仲瑀的哥哥左民郎中张始均，没有找到，就用瓦片、石块砸尚书省的大门。尚书省的官吏们都很害怕，没有人敢去阻挡他们。于是这些武士们又手执火把引燃了路上的蒿草，用石头、木棍作为兵器，一直攻入张家住宅，将张彝拖到堂下，尽情地捶打污辱，并且烧毁了他的住房。张始均跳墙逃跑了，但又赶回来向贼兵求饶，请求他们饶他父亲不死，贼兵们趁势殴打他，将他活活投到火里。张仲瑀受伤逃脱了，张彝被打得只剩一丝游气，过了两晚就死掉了。远近都因这件事而受到震惊。但是胡太后只抓了闹事的羽林、虎贲中的八个首恶分子，杀掉了他们，其他的就不再追究了。乙亥（二十五日），又颁布了大赦令来安抚他们，于是命令武官可以按资格入选。有识之士都感到北魏将要发生动乱了。
时官员既少，应选者多，吏部尚书李韶铨注不行，大致怨嗟；更以殿中尚书崔亮为吏部尚书。亮奏为格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月日为断，沈滞者皆称其能。亮甥司空谘议刘景安与亮书曰：“殷、周以乡塾贡士，两汉由州郡荐才，魏、晋因循，又置中正，虽未尽美，应什收六七。而朝廷贡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论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辩氏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属当铨衡，宜改张易调，如何反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谁复修厉名行哉！”亮复书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为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时宜须异。昔子产铸刑书以救弊，叔向讥之以正法，何异汝以古礼难权宜哉！”洛阳令代人薛琡上书言：“黎元之命，系于长吏，若以选曹唯取年劳，不简能否，义均行雁，次若贯鱼，执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书奏，不报。后因请见，复奏“乞令王公贵臣荐贤以补郡县”，诏公卿议之，事亦寝。其后甄琛等继亮为吏部尚书，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选举失人，自亮始也。
当时官员名额已经很少，应选的人都很多，吏部尚书李韶停止选择录用工作，遭到很多埋怨；于是朝廷便另外任命殿中尚书崔亮为吏部尚书。崔亮奏请制定了新的录用标准。规定不管应选者是贤是愚，只以其待选的时间为依据，时间长者优选录用，因此那些长时间待选的人都称赞他有才能。崔亮的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给崔亮写信说：“商周时期由乡间学校选拔官员，两汉时期由州郡推荐人才，魏晋两代因循汉代旧例，又在各州郡设置了中正的职位主管这件崐事，虽然没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但是所选的人才每十人中也有六七人是应当入选的。然而朝廷选拔人才，只要求他们文采好，而不考察他们的本体如何，考察孝廉只根据他们的章句学问如何，而不看他们有无治理国家的方法。设立中正官职只辩识他们的姓氏，而不考察应选者的才能、品行，选取士人的路途不广，淘汰的办法不严密。舅舅您被委任来主管铨选官员之事，本应改换掉那些不妥的章程，为什么反而以年资长短为任用的标准，这样一来，天下的士人谁还会再注意修励自己的名节和品行呢！”。崔亮回信说：“你所说的的确有深刻的道理，但是我前不久采取的那种办法，也有它的道理，古今不同，时机合适时便应当加以变革。从前子产铸造青铜刑书来挽救时弊，但是叔向以不合先王之法来讥刺他，这和你用古代礼法来责难随时变化有什么不同！”。洛阳令代京人薛琡上书说：“百姓的性命，掌握在官吏的手上，如果选拔官吏只按他们的年资，而不问他们的能力大小，象排队飞行的大雁一样按顺序来，或象穿在一起的鱼一样由先而后地拿着名册叫名字，那么吏部只需一名官吏就足够了，按顺序用人，怎能叫做铨选人才呢！”薛琡的上书交上之后，没有得到答复。后来薛琡又因此而请求拜见皇上，再次上奏：“请求陛下命令王公大臣推荐贤才来补任郡县长官的职务。”因此北魏孝明帝下令让大臣们议定这件事，但是事情亦没有下文。后来，甄琛等人接替崔亮作了吏部尚书，因论资排辈这种办法对自己有便利，就继续奉行，北魏的选拔任用官员不得当，是从崔亮开始的。
初，燕燕郡太守高湖奔魏，其子谧为侍御史，坐法徒怀朔镇，世居北边，遂习鲜卑之俗。谧孙欢，沈深有大志，家贫，执役在平城，富人娄氏女见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马，得给镇为函使，至洛阳，见张彝之死，还家，倾赀以结客。或问其故，欢曰：“宿卫相帅焚大臣之第，朝廷惧其乱而不问，为政如此，事可知矣，财物岂可常守邪！”欢与怀朔省事云中司马子如、秀容刘贵、中山贾显智、户曹史咸阳孙腾、外兵史怀朔侯景、狱掾善无尉景、广宁蔡俊、特相友善，并以任侠雄于乡里。
当初，燕国的燕郡太守高湖逃奔魏国，他的儿子高谧作了侍御史，因为犯了法被流放到怀朔镇，几代人居住在北部边疆，于是就养成了鲜卑人的风俗习惯。高谧的孙子高欢，深沉而有大志，家境贫困，在平城服役，富家娄氏的女儿看到他，认为他不同一般，便嫁给了他。他这才有了马匹，得以充当镇上的信使。他到洛阳时，见到张彝被打死一事，回到家之后，就倾尽财物来结识宾客。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高欢说：“皇宫中的卫兵们结伙起来焚烧了大臣的住宅，朝廷却畏惧他们叛乱而不敢过问，执政到了这种地步，事态如何便可想而知了，岂可死守着这些财物而过一辈子呢？”高欢和怀朔省事云中人司马子如、秀容人刘贵、中山人贾显智、户曹史咸阳人孙腾、外兵史怀朔人侯景、狱掾善无人尉景、广宁人蔡俊等人，特别地友好亲密，他们均以仗义任气而称雄于乡里。
[5]夏，四月，丁巳，大赦。
[5]夏季，四月丁巳（初八），梁朝大赦天下。
[6]五月，戊戌，魏以任城王澄为司徒，京兆王继为司空。
[6]五月戊戌（二十日），北魏任命任城王元澄为司徒，京兆王元继为司空。
[7]魏累世强盛，东夷、西域贡献不绝，又立互市以致南货，至是府库盈溢。胡太后尝幸绢藏，命王公嫔主从行者百余人各自负绢，称力取之，少者不减百余匹。尚收令·仪同三司李崇、章武王融，负绢过重，颠仆于地，崇伤腰，融损足，太后夺其绢，使空出，时人笑之。融，太洛之子也。侍中崔光止取两匹，太后怪其少，对曰：“臣两手唯堪两匹。”众皆愧之。
[7]北魏接连几代都很强盛，东夷、西域都不断地向其进贡，他们又设立了互换物品的市场来取得南方的货物，因此国库非常充实。胡太后曾经临幸藏绢的仓库，命令随行的一百多个王公、妃嫔、公主各自取绢，按自己的力气而取之，拿得最少的也不下一百多匹。尚书令、仪同三司李崇和章武王元融因为扛的绢太重，跌倒在地，李崇扭伤了腰，元融扭伤了脚，胡太后夺下了他们的绢，让他们空手而出，当时的人们都把这事当成了笑话。元融是元太洛的儿子。侍中崔光只取了两匹，胡太后嫌他拿得少，他回答说：“我的两只手只能拿得动崐两匹绢。”其他的人听了后都很惭愧。
时魏宗室权幸之臣，竞为豪侈，高阳王雍，富贵冠一国，宫室园圃，侔于禁苑，僮仆六千，伎女五百，出则仪卫塞道路，归则歌吹连日夜，一食直钱数万。李崇富埒于雍而性俭啬，尝谓人曰：“高阳一食，敌我千日。”
当时北魏宗族中受宠掌权的大臣们都争比奢侈豪华。高阳王元雍是全国的首富，他的宫室园林和帝王的园林不差上下，有六千男仆，五百艺伎，出门时仪仗卫队充塞道路，回家后就整日整夜地吹拉弹唱，一顿饭价值几万钱。李崇与元雍同样富，但他生性吝啬，他曾对人说：“高阳王的一顿饭，等于我一千日的费用。”
河间王琛，每欲与雍争富，骏马十余匹，皆以银为槽，窗户之上，玉凤衔铃，金龙吐旆。尝会诸王宴饮，酒器有水精锋，马脑碗，赤玉卮，制作精巧，皆中国所无。又陈女乐、名马及诸奇宝，复引诸王历观府库，金钱，缯布，不可胜计，顾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融素以富自负，归而惋叹三日。京兆王继闻而省之，谓曰：“卿之货财计不减于彼，何为愧羡乃尔？”融曰：“始谓富于我者独高阳耳，不意复有河间！”继曰：“卿似袁术在淮南，不知世间复有刘备耳。”融乃笑而起。
河间王元琛，总是想和元雍比富，他有十多匹骏马，马槽都是用银子做的，房屋的窗户之上，都雕饰着玉凤衔铃，金龙吐旆，真是金碧辉煌。他曾经召集众王爷一同设宴饮酒，所用酒器有水精盅、玛瑙碗、赤玉杯，都制作精巧，皆非中原的出产。他又陈列出艺伎、名马和各种珍奇宝贝，令王爷们赏玩，然后又带领众王爷一一参观府库，其中金钱，布帛不可胜数，得意之下便回头对章武王元融说：“我不恨自己看不见石崇，只恨石崇看不到我。”元融一向自认为很富有，回府后却伤心叹息了三天。京兆王元继知道这一情况之后便去劝解他，对他说：“你的财物不比他的少多少，为什么这么嫉妒他呢？”元融说：“开始我认为比我富的人只有高阳王，不想还有河间王！”元继说：“你就象在淮南的袁术，不知道世上还有个刘备呀。”元融这才笑着坐起来了。
太后好佛，营建诸寺，无复穷已，令诸州各建五级浮图，民力疲弊。诸王、贵人、宦官、羽林各建寺于洛阳，相高以壮丽。太后数设斋会，施僧物动以万计，赏赐左右无节，所费不赀，而未尝施惠及民。府库渐虚，乃减削百官禄力。任城王澄上表，以为“萧衍常蓄窥觎之志，宜及国家强盛，将士旅力，早图混壹之功。比年以来，公私贫困，宜节省浮费以周急务。”太后虽不能用，常优礼之。
胡太后爱好佛教，没完没了地修建各种寺庙，下令各州分别修建五级佛塔，以致百姓的财力匮乏，疲惫不堪。众位王爷、权贵、宦官、羽林分别在洛阳修建寺庙，互相用寺庙的华丽来炫耀自己。胡太后多次设立斋戒大会，给僧人的布施动辄以万计数，又常常没有节度地赏赐身边的人，耗费的财物不可计量，却不曾把好处施舍到百姓头上。这样，国库渐渐空虚，于是就削减众官员的俸禄和随员。任城王元澄上书，指出：“萧衍一直对我国蓄有窥觎之心，所以我们应当趁国家强盛，兵强马壮，早日规划统一大业。但是近年以来，国家和个人都很贫困，所以应当节制不必要的费用，以便周给急务之需。”胡太后虽然没有采用他的意见，但因此而常优待礼遇他。
魏自永平以来，营明堂、辟雍，役者多不过千人，有司复借以修寺及供他役，十余年竟不能成。起部郎源子恭上书，以为“废经国之务，资不急之费，宜彻减诸役，早图就功，使祖宗有严配之期，苍生有礼乐之富。”诏从之，然亦不能成也。
北魏从永平年间以来，为修建明堂和太学而服役的人最多不超过一千人，有关部门又把这些人借去修建寺庙和服其他劳役，因此十多年仍然没能建成。起部郎源子恭为此而上书，认为：“如此而废弃治国的大业，资助不急需的费用，确为不该，故而应当撤消、减少各种劳役，早日求取明堂、太学完工，使祖宗有配天而享受祭礼之期，百姓可以知晓礼乐。”朝廷下令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明堂和太学仍然不能建成。
[8]魏人陈仲儒请依京房立准以调八音。有司诘仲儒：“京房律准，今虽有其器，晓之者鲜，仲儒所受何师，出何典籍？”仲儒对言：“性颇爱琴，又尝读司马彪《续汉书》，见京房准术，成数昞然。遂竭愚思，钻研甚久，颇有所得。夫准者所以代律，取其分数，调校乐器。窃寻调声之礼，宫、商宜浊，徵、崐羽宜清。若依公孙崇，止以十二律声，而云还相为宫，清浊悉足。唯黄钟管最长，故以黄钟为宫，则往往相顺。若均之八音，犹须错采众音，配成其美。若以应钟为宫，蕤宾为徵，则徵浊而宫清，虽有其韵，不成音曲。若以中吕为宫，则十二律中全无所取。今依京房书，中吕为宫，乃以去灭为商，执始为徵，然后方韵。而崇乃以中吕为宫，犹用林钟为徵，何由可谐！但音声精微，史传简略，旧志准十三弦，隐间九尺，不言须柱以不。又，一寸之内有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微细难明。仲儒私曾考验，准当施柱，但前却柱中，以约准分，则相生之韵已自应合。其中弦粗细，须与琴宫相类，施轸以调声，令与黄钟相合。中弦下依数画六十律清浊之节，其余十二弦须施柱如筝，即于中弦按尽一周之声，度著十二弦上。然后依相生之法，以次运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调调声之法以均乐器，然后错采众声以文饰之，若事有乖此，声则不和。且燧人不师资而习火，延寿不束修以变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苟有一毫所得，皆关心抱，岂必要经师受然后为奇哉！”尚书萧宝寅奏仲儒学不师受，轻欲制作，不敢依许；事遂寝。
[8]北魏陈仲儒请求按照京房所定的音律标准来校正八音。有关部门质问陈仲儒说：“京房的音律标准，今天虽然有乐器存在，但通晓的人很少，请问陈仲儒你是受什么师傅指点，从什么典籍中学习到的。”陈仲儒回答说：“我生性喜爱弹琴，又曾经读过司马彪的《续汉书》，见到京房的校音方法，其规则是很明白的。于是我就极力用自己的愚钝的头脑，钻研了很长时间，颇有收获。用音准代替音律，就是用它的分度来调校乐器。我研究过声调本身，宫、商两音应当低沉，徵、羽两音应当轻清。如果按公孙崇的说法，只用十二音律划分乐音，而又说变换宫调，清音浊音就都齐备了。因为黄钟管最长，因此就用黄钟管作为宫音，则每每跑调。如果平分成八个音，仍然需要分别采纳各种乐器，以配成美妙 的乐声。如果把应钟作为宫音，蕤宾作为徵音，这样一来则徵音浊沉而宫音轻清，虽然具有韵律了，但却成不了曲调。如果用中吕当作宫音，那么十二音律就全无可取了。现在按京房的乐书所定，把中吕当作宫音，然后用减弱的音为商音，用起始的音为徵音，这样才形成韵律。而公孙崇却把中吕作为宫音，仍然使用林钟为徵音，这怎么能够和谐呢？然而音乐十分微妙、精密，史传所记都很简略，如过去记载定律数之准，共有十三弦，隐间九尺，但是没有说明需要弦柱与否。而且，一寸音节中有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音，精微、细密，难以分辨。我曾经私下里试验过，准应当使用弦柱，只要向前调中间的弦柱，以此来确定音准的分度，这样产生出来的音韵就已经自然和谐了。它的中弦粗细应当与琴宫相同，用转弦的轸来调音，使它与黄钟合拍。中弦以下按度数划分成六十音律的清浊音节，其余十二弦应当如筝那样设立弦柱，就是将中弦上的一周的乐音，按度数标志在十二弦上，然后按照相生之法，按次序进行，取十二律的商、徵两音。商、徵二音一旦确定，再用琴五调的调声方法来协调乐器，然后错采众音来修饰它，如果不按照这种方法进行，声音就不会和谐。况且燧人氏不向老师学习就掌握了用火的办法，焦延寿不曾交学费拜师就变革了音律，因此那些说自己有知识的人想要教别人却没有人跟从他学习，心地通达的人没有老师也能有所体会，但凡有一丝一毫的收获，都与他的心胸有关，何必一定要经过老师的指授才能创造大事业呢！”尚书萧宝寅上奏说陈仲儒的学问没有老师传授，就轻率地制定音律，因此不能认可，于是这件事就放下了。
[9]魏中尉东平王匡以论议数为任城王澄所夺，愤恚，复治其故棺，欲奏攻澄。澄因奏匡罪状三十余条，廷尉处以死刑。秋，八月，已未，诏免死，削除官爵，以车骑将军侯刚代领中尉。三公郎中辛雄奏理匡，以为“历奉三朝，骨鲠之迹，朝野具知，故高祖赐名曰匡。先帝既已容之于前，陛下亦宜宽之于后，若终贬黜，恐杜忠臣之口。”未几，复除匡平州刺史。雄，琛之族孙也。
[9]北魏中尉不平王元匡因为自己的建议多次被任城王元澄驳回，非常气愤，便又重新收拾好过去与高肇抗衡时所做下的那口棺材，准备再次以死相抗，来弹劾元澄。于是元澄也上奏了元匡的三十多条罪状，廷尉判处元匡死刑。秋季，八月己未（十二日），朝廷下令免除元匡死罪，剥夺了他的官爵，让车骑将军侯刚代替了他的中尉职务。三公郎中辛雄上奏了处治元匡的意见，认为：“元匡曾经侍奉过三代皇帝，他的刚正不阿的事迹，朝廷内外都知道。因崐此孝文帝奖赏他‘匡’这个名字。先帝既然已经在先前容忍了他，陛下您也应当在现在宽待他，如果最后贬黜了他，那么恐怕会因此而堵住了忠臣的口。”不久之后，又任命元匡为平州刺史。辛雄是辛琛的族孙。
[10]九月，庚寅朔，胡太后游嵩高；癸巳，还宫。
[10]九月庚寅朔（十四日），胡太后巡幸嵩高；癸巳（十七日），回到宫中。
太后从容谓兼中书舍人杨昱曰：“亲姻在外，不称人心，卿有闻，慎勿讳隐！”昱奏扬州刺史李崇五车载货、相州刺史杨钧造银食器饷领军元义。太后召义夫妻，泣而责之。义由是怨昱。昱叔父舒妻，武昌王和之妹也。和即义之从祖。舒卒，元氏频请别居，昱父椿泣责不听，元氏恨之。会瀛州民刘宣明谋反，事觉，逃亡。义使和及元氏诬告昱藏匿宣明，且云：“昱父定州刺史椿，叔父华州刺史津，并送甲仗三百具，谋为不逞。”义复构成之。遣御仗五百人夜围昱宅，收之，一无所获。太后问其状，昱具对为元氏所怨。太后解昱缚，处和及元氏死刑，既而义营救之，和直免官，元氏竟不坐。
胡太后曾经在闲聊时对兼中书舍人杨昱说：“如果我的亲戚在外面有不称人心的事，你一旦听到了，千万别隐瞒。”杨昱上奏扬州刺史李崇用五车装载财物，相州刺史杨钧制作银质食具馈赠领军元义。胡太后就召来元义夫妻，哭泣着责备他们。元义因此怨眼杨昱。杨昱的叔父杨舒的妻了是武昌王元和的妹妹。元和是元义的从曾祖。杨舒死后，元氏多次请求搬到别的地方住，杨昱的父亲杨椿哭着斥责他，不肯听从，因此元氏很仇恨他们。正赶上瀛州人刘宣明图谋叛乱，事情被发觉后，刘宣明逃亡。元义指使元和以及元氏诬告杨昱藏匿刘宣明，并且说：“杨昱的父亲定州刺史杨椿，他的叔父华州刺史杨津，曾经一起给刘宣明送了三百件兵器，图谋造反。”元义又使这个罪名成立，并派了五百御前卫兵在夜间包围了杨昱的住宅，进行搜查，抓了杨昱，但是一无所获。胡太后察问其事，杨昱报告了被元氏怨恨的事。胡太后为杨昱松了绑，判处元和以及元氏死刑。事后元义营救了他们，结果元和被免除官职抵罪，元氏终于也没有治罪。
[11]冬，十二月，癸丑，魏任城文宣王澄卒。
[11]冬季，十二月癸丑（初八），北魏任城文宣王元澄去世。
[12]庚申，魏大赦。
[12]庚申（十五日），北魏大赦天下。
[13]是岁，高句丽王云卒，世子安立。
[13]这一年，高句丽王高云去世，他的长子高安继位。
[14]魏以郎选不精，大加沙汰，唯朱元旭、辛雄、羊深、源子恭及范阳祖莹等八人以才用见留，余皆罢遣。深，祉之子也。
[14]北魏因为感到选拔官员过滥而不精，就大加淘汰，只有朱元旭、辛雄、羊深、源子恭以及范阳人祖莹等八人因为有才能而留用，其他人都被罢职送回去。羊深是羊祉的儿子。
普通元年（庚子、520）
普通元年（庚子，公元520年）
[1]春，正月，乙亥朔，改元大赦。
[1]春季，正月乙亥（初一），梁朝改年号并大赦天下。
[2]丙子，日有食之。
[2]丙子（初二），发生日食。
[3]己卯，以临川王宏为太尉、扬州刺史，金紫光禄大夫王份为尚书左仆射。份，奂之弟也。
[3]己卯（初五），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太尉、扬州刺史，金紫光禄大夫王份为尚书左仆射。王份是王奂的弟弟。
[4]左军将军豫宁威伯冯道根卒。是日上春，祠二庙，既出宫，有司以闻。上问中书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对曰：“昔卫献公闻柳庄死，不释祭服而往。道根虽未为社稷之臣，亦有劳王室，临之，礼也。”上即幸其宅，哭之甚恸。
[4]左军将军豫宁威伯冯道根去世。这一天在正月，梁武帝去太庙和小庙祭祀，出宫以后，有关部门把冯道根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梁武帝问中书舍人朱异说：“吉凶的事发生在同一天，现在我能去吊唁他吗？”朱异回答：“从崐前卫献公听到柳庄的死讯，不脱掉祭服就前去吊唁。冯道根虽然算不上是国家重臣，但也对王室有过贡献，去看望他，是合乎礼仪的。”于是梁武帝就来到冯道根的住宅，非常忧伤地哭悼他。
[5]高句丽世子安遣使入贡。二月，癸丑，以安为宁东将军、高句丽王，遣使者江法盛授安衣冠剑佩。魏光州兵就海中执之，送洛阳。
[5]高句丽的太子高安派遣使节前来向梁朝进贡。二月癸丑（初九），梁武帝任命高安为宁东将军、高句丽王，并且派使节江法盛授给他衣服、王冠和佩剑。北魏光州的军队在海中抓获了江法盛，把他送到了洛阳。
[6]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献王怿，美风仪，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辅政多所匡益，好文学，礼敬士人，时望甚重。侍中、领军将军元义在门下，兼总禁兵，恃宠骄恣，志欲无极，怿每裁之以法，义由是怨之。卫将军、仪同三司刘腾，权倾内外，吏部希腾意，奏用腾弟为郡，人资乖越，怿抑而不奏，腾亦怨之。龙骧府长史宋维，弁之子也，怿荐为通直郎，浮薄无行。义许维以富贵，使告司染都尉韩文殊父子谋作乱立怿。怿坐禁止，按验，无反状，得释，维当反坐；义言于太后曰：“今诛维，后有真反者，人莫敢告。”乃黜维为昌平郡守。
[6]北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献王元怿，神采仪表俱佳，胡太后逼迫和他私通。但是元怿素有才能，辅政多所匡益，又爱好文学，对士大夫很尊敬，在社会上的声望很高。侍中、领军将军元义在门下省，又兼任统管禁卫之兵，他倚仗太后的宠幸骄傲放肆，穷奢极欲，元怿常常按法律制裁他，因此元义非常怨恨元怿。卫将军、仪同三司刘腾的权势在朝廷内外都很大，吏部为了讨刘腾的欢心，奏请任命刘腾的弟弟为郡太守，但是因刘腾的弟弟无论才能和资历都不够格，元怿便压下来，不肯上奏，因此刘腾也怨恨他了。龙骧府长史宋维是宋弁的儿子，元怿推荐他作了通直郎，但是宋维实际上是个轻薄无行之徒。元义答应使宋维荣华富贵，让宋维告司染都尉韩文殊父子二人谋划叛乱，要立元怿为帝。元怿因此而被监禁，经过查验，没有发现谋反的行为，才被释放。宋维因诬告而应当以诬告治罪，元义对太后说：“如果现在杀了宋维，以后有了真反叛的人，谁也不敢报告了。”于是只把宋维贬为昌平郡太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