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
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
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
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
绝代，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代反之正道，莫近于《春秋》。《春
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
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保其社稷者，不旷守职，
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伏羲至纯厚，作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
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
刺讥而已。汉兴以来，至明天子，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臣下百官力诵圣
德，独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之耻也；主上明圣，而德不布
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罪莫大焉。余所谓述，非所谓作也，
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译文】
善于言辞，言简义赅而秩序不乱，这是对《春秋》体会深刻的结果。
[上大夫壶遂问司马迁：“当初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
太史公回答说：“我听董仲舒先生说：‘周朝的王道衰微时，孔子正作
鲁国的司寇，想振兴王道。可是诸侯陷害他，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再说也
没有用处，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不会被采纳。于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贬寓于作
《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之中，作为天下的准则。他贬斥僭礼的
诸侯，声讨犯上的大夫，只不过是为了实行上道罢了。’孔子说：‘我想与
其用空洞的说教去教育别人，还不如记载具体历史事件，因事见义，更为深
切显明。’《春秋》一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伦理纲常，
判别嫌疑，明辨是非，论定犹豫难决之事，表彰善良，贬斥邪恶，尊重贤能，
蔑视不肖。保存亡国的史迹，接续断绝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这些
都是王道的要点。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适用的了。在《春秋》中，
记载有三十六起弑君事件和五十二起亡国事件，至于诸候流亡国外不能保住
社稷的，不计其数。考察其原因，都是因为丧失了礼义为一为君治国的根本。”
壶遂说：“孔子那个时代，上无贤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又不被重用，
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议论，以便判断礼义，作为统一的王法。如今先生
上遇贤明的天子，当官任职，上下各得其所，先生还要著书立说，想要阐明
什么呢？”
太史公说：“啊啊！不不！我听父亲说：‘伏羲最为淳厚，他作了《易
经》的八卦。尧舜的盛德，记载在《尚书》里，礼乐由此而兴。商汤、周武
王功业兴隆，受到诗人的歌颂。《春秋》扬善抑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
德，褒扬周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而已。’汉朝开国以来，到现在的圣明天子，
承受天命，朝野上下充满肃穆清和的气氛，天子的思泽滋润无边，文武百官
大力颂扬天子的盛德，总觉得不能表达自己的全部心意。况且天下有贤能的
人如果得不到重用，那是国君的耻辱；如果主上圣明而其恩德得不到传扬，
则是主管官员的过错。何况我专管史籍，如果不去记载明君的功德，这是莫
大的罪过。我只不过是记述历史，并不是什么著作呀，而你却拿它与《春秋》
相比，这就不对了。”]
【经文】
自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
言，纷然散乱矣。
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
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师仲尼，此其最高也。然惑
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此僻儒之患也。
[司马谈曰：“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
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艺’为法，经传
以千万，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叙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勿能易也。”
范晔曰：“夫游庠序，服儒衣，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
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自桓、灵之间，朝纲日陵，国隙屡启，
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刚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
之议者，民诵先王之言也，下畏逆顺之势也。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
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大业移矣，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
折礼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者，斯岂非学者之效乎？故先师褒励学者
之功笃矣。”]
【译文】
自从孔丘去世后，他的精微要妙的言论就断绝了，孔子的七十位弟子去
世后，儒家的要旨就乖乱不堪了。战国时形势纵横交错，造成真伪分争的局
面，诸子百家的学说纷然杂乱。
儒家，大都出自主管教化的司徒之官，辅佐君主，和顺阴阳，昌明教化。
儒家的信徒在偏读六部经典，注重仁义道德品质的修养之际，师法尧舜，效
法文王、武王，尊孔子为宗师，这是儒家的高明之处。然而迷惑的人偏持一
端，已经失去了儒学的精妙的精神，不守正统的人又随时代的变迁加以贬低
或抬高，从而背离了儒家之道的本旨，也有用儒家学说晔众取宠独树一帜的。
这都是浅薄的儒士所带来的祸患。
[司马谈说：“儒家学说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因此它
所提倡的难以照办。但是他们制定的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妻长幼之间的
区别，是不能更改的。儒家把‘六艺’作为准则，《六经》除经文本身外，
加上以后的传注和说解文字不下千万，就是祖孙三代世守一经，也无法精通
它的学说，一辈子也不能完全通晓它的礼制。所以说儒学‘广博而缺乏要领，
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可是分别君臣父子之间的礼数，区别夫妇长幼尊卑
的次秩，任哪一家也不能更改。”
范晔说：“身着儒衣，游学求教，经常谈论的内容不离仁义，先生所传
授的，都是圣人的思想。所以人人学习到的是君臣父子的纲常，家家都知道
改邪归正的方法。自汉桓帝和汉灵帝以来，朝纲逐渐被破坏，国内的矛盾频
频暴发，中等才智以下的人臣，没有不知道国家所以分崩离析之原因的，然
而刚正不阿的大臣也只能做到识破心怀不轨的奸贼的阴谋罢了。胸怀大志的
英雄豪杰，屈从于卑鄙浅薄之儒生的谬论，而人民只会复述开国之君的教导，
身处乡野，只能屈从反动的潮流，苟且偷生。至于张温、皇甫嵩之流，也只
是使国家的半壁江山稍有安定，名声却远播四海，俯仰顾盼之间，天下又风
云变幻，功业风流云散。即便国家处在这样一种乱世英雄起四方的动荡时局
中，全国臣民仍然忠心耿耿地维护着昏君的政体，处境尬尴地奉行君命，收
集残兵败将，遵守各路豪杰的讨贼盟约，毫无悔恨，这难道不是儒学的功效
在起作用吗？
由此可见，前辈尊师们鼓舞激励后世学生们的功劳，实在是太忠诚不渝
了！”
【经文】
道家者，盖出于史官，历纪成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
此君人南面者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此其所长也。及放者
为之，则欲绝去礼乐，兼弃仁义，独任清虚，何以为治？此道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
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
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夫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
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
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
因物与合。故日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纲，君臣
并至，使自明也。”]
【译文】
道家大都是从史官中分离出来的，他们经历、记载了历代的成败、存亡、
祸福的经验教训，懂得执政的要点和根本，清静无为，善守本性，坚持卑下
柔弱，为的是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们把这一原则作为君临天下、治国安
邦的根本dafa。道家的精神与尧的克已谦让、《周易》的谦恭十分吻合，这
是道家的长处。等到后世放浪形骸的狂土模仿道家的做法，便抛弃了礼乐制
度的束缚，同时抛弃了仁义的原则，说只要清静虚无，就能治理天下。这是
道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道家教人、形、精合一，言谈举止都要合乎无形的‘道’，
认为物性自足，不必欲求。他们的学说，源本于阴阳四时的秩序，吸取了儒
家和墨家的长处，名家和法家的精华，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事的变迁来待人
处事，这样做则无处不适。道家学说旨趣简明而又易于把握，用力少而收效
大。道家宣扬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是很容易实行的，但是他们所
讲的话，一般人却不易理解。他们的学术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
实践原则，既没有一成不变的势态，也没有常居不动的形状，所以能彻底明
白万物的实际情况。应付万物，既不抢先，也不居后，所以能够主宰万物。
法则的有无，顺应时势来确定；制度的兴废，根据事物的变化来决定。所以
他们说：‘圣人之所以永垂不朽，是因为能牢牢把握住因时通变这个原则。’
虚无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帝王执政的纲领，君臣各尽其才，使他们各自都
有自知之明，这才是统治天下的最高艺术。”]
【经文】
阴阳家者，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此
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此阴阳
之弊也。
[司马谈曰：“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时之
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
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忌。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此天之大经，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故曰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汉书》曰：“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
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暗，水旱之灾
随类而至。故曰日蚀、地震皆阳微阴盛也。臣者，君之阴也；子者，父之阴
也；妻者，夫之阴也；夷狄者，中国之阴也。《春秋》日蚀三十六，地震五
十二。或夷狄侵中国，或政权在臣下，或妇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虽不同，
其类一也。是以明王即位，正五事。五事：貌、言、视、听、思也。建大中
以承天心，则庶征序于下，日月理于上。如人君淫溺后宫，般乐游田，五事
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降而六极至。凡灾异之发，各象过失，以类
告人。”
《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人农时，及有奸谋，
则木不曲直。”又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
又曰：“好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又
曰：“好攻战，轻百姓，饬城郭，侵边城，则金不从革。”又曰：“简宗庙，
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
管辂曰：“贵人有事，其应在天。在天则日月星辰也。兵动人扰，其应
在物。在物则山林鸟兽也。”又曰：“夫天虽有大象布不能言，故运星精于
上，流神明于下，驱风云以表异，役鸟兽以通灵。表异者必有沉浮之候，通
灵者必有宫商之应。是以宋襄失德，六??退飞；伯姬将焚，鸟唱其灾；四国
未火，融风已发；赤云夹日，殃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也。”
后汉窦武上书曰：“间者有喜禾、芝草、黄龙之瑞见。夫瑞生必于嘉土，
福至实由吉人。在德为瑞，无德为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称庆。”又
裴楷曰：“按春秋以来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者也。臣以为河者，诸侯位也。
清者属阳，浊者属阴。河当浊而反清者，阴欲为阳，诸侯欲为帝也。京房《易
传》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异，地吐妖，民疠疫，三者并时而有
河清，犹春秋麟不当见而见。孔子书以为异也。”
魏青龙中，张掖郡玄川溢涌宝石负鼎，状麟凤龙马，炳焕成形，时人以
为魏端，任令于绰赍以问张臶，臶密谓绰曰：“夫神以知来，不追已往。以
祯祥先见，然后废兴从之。汉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废兴祯祥乎？此石
当今之变异，而将来之祯祥。”后司马氏果代魏。
汉武时，巫为上致神君，神君但闻其声，不见其形。荀悦曰：“《易》
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当其理而不相乱，乱则有气变而然。
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复生，此形之异也；男化为女，死而复生，此含气之异
也；鬼神仿佛在于人间言语声音，此精神之异也。夫形神之异，各以类感。
善则生吉，恶则生凶，精气之际，自然之符异也。故逆天之理，则神失其节
而妖神妄兴；逆地之理，则形失其节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则含气失其
节而妖物妄出。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类，精神之异也。”
《春秋传》曰：“作事不时，怨仇动于人，则有非言之物而言。”当汉
武之时，赋敛繁众，人民凋敝，故有无形而言至也。其于《洪范》言僭则生
时妖。此盖怨仇而生妖之类也。故通于道，言正身，则精神万物形气各返其
本也。”
后汉陈蕃上书曰：“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数十年间无复灾眚者，天
所弃也。天之于汉，悢悢无已，故殷勤于变，以悟陛下除妖去嬖，实在修德。
故《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
庶见怪则修身。’神不能伤道，妖不能害德。”
《汉书》曰：“夫动人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此天人之大略也。”]
【译文】
阴阳家大多是从负责天文历法的官吏中分离出来的。他们尊重上天，推
算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勤勉地通告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四时节令。这是阴阳
家的长处。到后来法古不化的人，则受制于诸多忌讳，只注意阴阳卜卦、鬼
神仙道之类的术数，舍弃人事而信仰鬼神。这是阴阳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阴阳家的方术，博大详尽，忌讳太多，使人受到许多约束，
总是怕这怕那。但他们主张顺应一年四季的节令从事农作，却是不能不遵守
的。阴阳家对于冬夏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节气都有明确的界
定与忌讳。告诉人们如果顺从这些规范，就会昌盛得福，否则就会灭亡。其
实未必完全是这样。所以说阴阳家‘使人拘而多忌’。可是阴阳家所说的春
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如果不遵守，那么天下的
一切事物就都没有头绪了，所以说它所规定的‘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汉书》说：“天和人之间，如果两者的精气互相抵触，就要彼此发生
震荡，善与恶之间互相斗争，彼此也会发生推动作用。事情出现在人间，征
兆就会在星空显示出来。所以阴阳之理，就在于各自都有感应。阴气发动，
寂静的就会运动，阳气会被掩盖，明亮的东西就会变暗，这时水旱之灾就会
降临。所以说，日蚀、地震都是阴盛阳衰的表现。对于君王来说，臣是阴，
同理，儿是父之阴、妻是夫之阴，夷狄是中国之阴。据《春秋》所载，日蚀
有三十六次，地震五十二次。当时有的应验到了夷狄侵入中原，或者政权不
在国君手中，或者妻子临驾于丈夫之上，或者大臣背叛国君、儿子背叛父亲。
事情虽然不同，性质却是一样的。因此贤明的国王一旦继位，首先要修正五
事：貌、言、视、听、思。建立至大的社稷祭坛，上秉天心，下序民风，使
阴阳之理照耀四方。假如人君淫溺于后宫，歌舞娱心，游宴打猎，不亲自端
正这五事，就会错失于躬身亲王，大中之道不确立，那么灾难的征兆就会降
临，六种极大的不幸就会到来。凡是灾祸的发生，各种怪异的、象征人事过
失的现象就会发生，用来警告世人。”
《左传》说：“夜间打猎，饮食不祭祀，出入不遵循礼节，夺人农时，
或者朝中出现了奸臣，国内有了阴谋，树木也要出现该直不直、该曲不曲的
现象。”又说：“废弃法规，驰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有了这各种不
正常的事情，那么火焰都不会向上燃烧。”又说“大兴土木，建造宫室楼台，
宫中淫秽污乱，侵犯皇亲国戚，侮辱父兄，那么农业生产就不会取得成功。”
又说：“一个国家如果好战，不把老百姓的甘苦放在心上，修建城郭，侵略
睦邻国家，那么刀枪之类的武器连兽皮都割不破。”又说：“简化宗庙的规
格，不设置祈祷上天的祠堂，废除祭祀，不顺天时，那么连水都不会向下渗
透。”
管辂说：“高贵的人有什么事情都会在天象上有所应验。在天上是指日
月星辰。如果有战争发生，或者人为的骚乱，就会在物事上有所应验。在物
是指山林鸟鲁之类。”又说：“上天如有重大的异象但不能说出来，只能把
其精气表现在星体上，或者流泄神明在鸟兽物事上，驱动风云来显示异象，
役使鸟兽来宣告神奇。显示异象时一定会有或沉或浮的征状，宣告神奇时一
定会有声音的响动。因此，当宋襄公失德的时候，就有六只鹢鸟从国都上空
倒退着飞过；伯姬将要自焚的时候，会有鸟来歌唱她的灾难；四国还没有发
生火灾，火神祝融已经刮起了大风；红云夹拥着太阳，灾难就在楚国降临。
这是天人感应的明证。”
后汉窦武上书说：“近来，有嘉禾、芝草、黄龙的祥端征兆出现。祥瑞
的出现一般来说总是发生在美好的土地上，福运的降临实质上是由于吉祥之
人的出世。有德才有端，无德则有灾。陛下的行为，不合乎天意，所以不应
当作喜庆祝贺。”裴楷说：“自从春秋战国以来以及古代帝王时代，黄河从
来没有清澈过。臣以为黄河是象征诸侯的权位的，清属阳，浊属阴。黄河本
应混浊，现在反而变清了，这说阴性的东西渴望变成阳性的东西，也就是说
诸侯想称帝。”京房所写的《易传》说：“‘河水清，天下平。’如今上天
垂示异象，国内妖气叠出，民间瘟疫流行，三者同时出现而黄河却变清，这
就好比春秋时麟本不该出现却出现了。孔子记载了这件事，认为这是反常的
表现。”
魏国青龙年间（公元233 年），张掖郡的玄川涌出一块背着鼎的宝石，
形状象麟象凤象龙又象马，用火一照就各各显现原形。当时人们认为这是魏
国的祥瑞之兆，于是命令于绰，携带着财宝去请教隐士张臶，张偷偷告诉于
绰：“神明只预言未来，而不追述以往。先用祯祥之兆预告未来，然后兴盛
还是衰落才会随之而来。汉朝灭亡已久，曹魏已得天下，还追述什么兴废之
兆呢？这块宝石今天的变异，只是将来之吉祥的征兆。”后来司马氏果然取
代了曹魏政权。
汉武帝时，巫为皇帝召来了神君，可是只能听到神君说话的声音而看不
见它的形体。荀悦对此解释说：“《周易》认为有天道、地道和人道。三道
各有其规则，不能混乱。乱就会有精气变幻。比如巨石自己立起来，死去的
柳树复活，这是有形之物的变异；男化为女，死而复生，这是人的变异；鬼
神仿佛在人间说话，这是精神的变异。形体和精神的变异，各以其类互相感
应。善就生吉祥，恶就生凶厄，精灵与人之间，自然的精灵会与之感应而发
生变异。因此，假如违逆了天理，神灵就会失去调节，妖精就会作乱；违逆
了地理，形体失去调节，妖怪就会出现；违逆了阴阳中和的人理，人体内的
神气失去调节，妖物就会出现。这就是《周易》的主要意旨。象神君之类的
现象，就是精神的变异。”
《春秋》说：“办事不合时宜，人就会有怨恨，那么本来不会说话的物
体就会说话。”汉武帝时，赋税繁重，人民生活困苦，所以出现无形之物说
话的现象。在《洪范》中也有因犯上作乱就产生妖异的记载。这都是怨恨会
生妖的证明。所以通大道，言正身正，精神形气就会各归本体。后汉陈著上
书说：“春秋末期，周王朝衰微，而数十年间没有出现过灾害，那是因为周
室已被上天抛弃的缘故。而上天对于汉朝眷念不忘，不停地降灾，这是为了
提醒陛下除灭妖孽，摒弃邪嬖，实实在在地修身立德啊。所以《周书》上说：
‘天子看见怪异就去修德，诸侯看见怪异就去修政，大夫看见怪异就去修职，
士人百姓看见怪异就去修身。’神灵不能伤害道，妖孽不能伤害德。”
《汉书》说：“感动人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辞，顺应天的是事实而不是文
彩。”这都是对天人感应之道理的简略说明。]
【经文】
法家者，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
则亡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贱至亲，伤恩薄厚，此
法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法家严而少恩；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夫法家不
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使行一时之计，而
不可长用也。故‘严而少恩’。至于尊主卑臣，明职分不相逾越，虽百家不
能改也。”]
【译文】
法家大多出身于管理刑法的官员。他们讲信用，赏罚分明，用此辅助礼
制来治理天下。这是法家的长处。到了后来，苛刻狠毒的人实行法治，就不
讲教育，抛开仁爱，只用刑法了，而且为了达到大治，一味迷信刑法，甚至
于残害亲人，把厚恩变为薄情。这是法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法家严酷而无情，刻薄而寡恩，然而他们端正君臣、上下
之分，却很清楚，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法家不分关系的亲疏，也不管地位
的尊卑，一律绳之以法，这样就把爱亲属、尊师长的恩谊伦理断绝了。这只
可以作为临时措施，决不可以长期实行。因此说法家‘严而少恩’。至于法
家主张主尊贵、臣卑贱，划清职责权限，谁也不准超越，这是各家学说都不
能改变的。”]
【经文】
名家者，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
乎？”此其所长也。及缴者为之，则苟钩■析乱而已，此名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夫名家，
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
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译文】
名家大多出身于掌管礼仪的官员。古人身分地位不同，礼仪也不同。孔
子说：“一定要正名呀！”正名分是名家的长处。到后来吹毛求疵的人利用
它来治理天下，就只辨析名分的细节而不注重实际情况，把名分搞得支离破
碎。这就是名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名家使人俭约，可是失去了真实性，但是它循名责实，却
是不能不注意研究的。名家过于明察，纠缠不清，使人不能推求它的真意，
专注于名词概念的推理，反而失去了易于把握的常情，所以说名家‘使人俭
而善失真’。至于名家循名责实，综合考察事物的本质这一点，倒是不可不
予以认真考虑的。”]
【经文】
墨家者，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
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右，信也]；顺四时而行，
是以非命[言无吉凶之命，但有贤、不肖、善恶也]；以孝示天下，是以上同[言
皆同于治也]。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
而不知别亲疏。此墨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
废也。关墨者亦上论尧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
采椽不斫。饭土簋，啜土刑，粝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
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人率。使天下法若
此，则尊卑无别。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同，故曰‘俭而难遵’也。要曰：强
本节用，则家给人足之道。此墨家之所长，虽百家莫能废也。”
汉武帝问董仲舒策曰：“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
乘大辂，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旨哉？”对曰：“制度文
采玄黄之，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
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孔子曰：
‘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故曰奢不俭上，俭不逼下，此王
道也。”]
【译文】
墨家大多出身于掌管宗庙之官。他们住的是柞木椽子搭的茅草屋，以节
俭为贵；赡养有德、能帅众、好为善和有社会经验的老人，以兼爱为荣；选
拔贤士举行大射典礼，提倡尊重人才；宗庙祭祀敬重父辈，崇信鬼神；顺从
四时行事，因此不相信天命[是指不相信有吉凶的天命，但相信贤愚、善恶]；
用孝敬来明示天下，所以崇尚行为统一。这些都是墨家的长处。后来的愚人
实行墨家的主张，只看俭约的好处，于是否定礼制，只知推崇兼爱，而不分
别亲近与疏远。这是墨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墨家过于俭约，难以遵守，因此他们所提倡的无法完全实
行，但是他们务实节用的宗旨，是不可以废弃的。墨家也崇尚尧舜，引述尧
舜的德行说：‘他们住在三尺高的堂室里，土打的台阶不过三级，茅草屋顶
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饰。吃饭用陶簋，饮水用瓦盆，饭用粗米做，汤用豆
叶熬。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皮。’他们埋葬死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
哭丧也不悲哀。他们教育人民要以此标准举行丧礼。若使天下都象这样，尊
卑就没有分别了。世道不同，时代变化，事业自然也就不同，所以说墨家‘俭
而难遵’。总之，墨家主张强本节用，则是兴家富民的好办法。这是墨家的
长处，任何学派都不能废弃的。”
汉武帝问董仲舒：“提倡俭约的人是不会去制作玄黄色旌旗的。到了周
代，设立两观，乘高大的辂车，把八佾陈列于朝廷并使颂声兴起。帝王的朝
政，难道意旨各不相同吗？”董仲舒回答说：“制度文采、玄黄大旗，这些
仪仗都是用来区别尊卑、贵贱，从而勉励有德行之人的。所以春秋以来受天
命而称帝的，首先需要制定的政策是：更改历法，确定每年起始的第一个月，
变易服装的颜色，其目的是顺应天道。然而有关官室建造、旌旗制作的规定，
是有一定之规的。孔子说：‘奢侈就不会谦逊，勤俭才会巩固。’俭约并不
是圣人所推崇的最适中的政制，所以说奢侈而不使君上俭约，俭约也不强求
下面的人执行，这就是王道。”]
【经文】
纵横家者，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当权事制宜，
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作谖而弃其信。此纵横之弊
也。
[荀悦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夫
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辩辞，设作谋，驰
逐于天下，以要时世者，谓之游说；色取人，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
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之三者，乱之所由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先王
之所慎也。凡三游之作，主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无正；制
度不立，纲纪弛废；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
言论者，计厚薄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下笔。然则利不可以义求，害不
可以道避。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饰华废实，竞取时利，薄骨肉之恩，
笃僚友之厚，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
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坏矣。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
危受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义。其失之甚者，至于为
盗贼矣。游说之本生于是非，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出疆，有可以安社稷，
利国家，则专对解结，辞之绎矣，民之莫矣。以正行之者，谓之辨智。其失
之甚者，至于诈矣。游行之本生于道德仁义，泛爱容众，以文会友，和而不
同，进德及时以立功业于世。以正行之者，谓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于因
事害私为奸宄矣。甚相殊远，岂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则三游废矣。”]
【译文】
纵横家大多是从接待宾客、出使外交一类的官员中分离出来的。孔子说：
“使者啊，使者啊！这是一份难做的差事啊。”意思是说应当因事制宜，权
衡处理，因为在接受使命时，不可能也无法教给你全部外交辞令。这是纵横
家的长处。后来心术不正的人搞外交，开始崇尚欺诈，不讲信义。这是纵横
家的流弊。
[荀悦说：“世上有‘三游’，他们都是道德的盗贼。一是游侠，一是游
说，一是游行。游侠善于制造一种气势，作威作福，结成私党，在社会上逞
强逞霸；善于游说的人讲求谋略，能言善辩，阴险奸诈，他们驰骋天下，以
便得到民众的赞赏；爱搞游行的人善于以队伍的阵容博取民众的信任，迎合
时尚所好，连络同党，树立虚假的声势，目的是为了获得某一方面的权利。
这三类人，都是使天下产生不稳定的祸根，他们伤害国家大政，危害道德文
明，败坏法律，蛊惑人心，古代的明君就特别警惕这三种人。‘三游’之风
是在末世之际形成的，周、秦二代末年，‘三游’特别盛行。在上的君主不
贤明，在下的大臣不正道；制度不建全，政策法令松弛荒废；以是否受到诽
傍或赞誉作为荣辱的标准，而不考查其真实情况；以亲爱和憎恶作为有利还
是有害的根据，从来不管其实际内容；发表意见时首先在心中盘算一下利大
利小才讲话；选择画圈的时候，首先考虑与自己的关系亲疏远近才下笔。然
而世界上的利益是不能用仁义来求取的，危害也不是能用道德来逃避的，因
此正人君子便开始触犯礼义，小人触犯刑法，世人普遍的追求表面的荣华而
抛弃真实的内容，竟相谋取私利，骨肉之间的恩情开始淡薄。相反，人们重
视的是同事和朋友之间的情谊，修身养性之道被忘得一干二净，一心一意只
想博得世人的一声叫好。有权势的人家，送礼行贿的人门庭若市，人们公开
在大街上招聘、咨询——由于上述种种社会风气的形成，结果导致了正直高
尚的政治、道德被破坏。
“游侠源于武勇刚强的斗士阶层，他们不愿意拒绝有求于他们的人苦苦
的要求，对于自己讲过的话铭记心中，一旦接受了人家的请求，舍上性命也
要帮助他人排忧解难，或者接济与之同一类型的人。游侠如果能行正道，就
可以称之为义侠；如果走上邪路，那就是变成黑社会的盗贼了。游说本来源
于明辨是非，出使四方各国，陈述天下大义或国家大事，以便完成国君交给
的任务。代表国家进行国际性活动，可以达到安定、有利于祖国的政治目的。
游说主要是为解决国际纠纷，以达到相互谅解，消除人民的困惑。如果正确
地行使这一职责，那么就是一种智慧与口才的较量；一旦运用得太过分了，
就会变成欺骗和讹诈。最初，游行的出发点是为追求仁义道德，实践泛爱思
想，广交天下朋友。以文会友，相互宽容，求同存异，以便加强自身修养，
顺应时代的要求，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如果用正当的方式去做，那就是正人
君子；一旦走上了邪路，就会成为损害他人的行为，甚而成为犯上作乱之徒。
一正一邪，相差如此之大，这不是很可悲的吗？所以说，只要最清明的治国
之道得以推行，‘三游’就会自然被淘汰。”]
【经文】
杂家者，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理之无不
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此杂家之弊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