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墨家的治国之术。[墨家的学说，主要是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侈
浪费，以便从根本上使国家富强。]
【经文】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慎子曰：“君人者，舍法而
以身治，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
裁轻重，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钩，非以钩策为过
人之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夫君任法而不躬为，则怨不生而上下和
也。”]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卖兔满市，
盗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虽尧舜禹汤，且皆加务而逐之。
名分已定，则贫盗不敢取。故尧舜圣人之为法令也，置官也，置吏也，所以
定分也。[《尸子》曰：“夫使众者，诏作则迟，分地则速，是何也？无所逃
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君臣同地，则臣有所逃其罪矣。故陈绳则木
之枉者有罪，审名分则群臣之不审者有罪矣。”]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原
悫，而各自治也。”[《尹文子》曰“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物不竞，
非无心，由名定，故无所措其心；私不行，非无欲，由分明，故无所措其欲。
然则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无心无欲者，在制之有道故也。”]
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设其本，臣操其末。为人君者，操契以
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网，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网，用圣人之符，则万物无
所逃矣。”
[议曰：韩子曰：“人主者，非目若离朱乃为明也，耳若师旷乃为聪也。
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者少矣，非不蔽之术也。不因其势，而待耳以
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
不得不为己听。身居深宫之中，明烛四海之内，而天下不能蔽，不能欺者，
何也？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
孙卿曰：“明职分，序事业，材使官能，莫不治理。如是，则厚德者进，
廉节者起，兼听齐明，而百事无留，故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闻，不虑而知，
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此操契以责名者也。”
《尸子》曰：“明君之立，其貌庄，其心虚，其视不躁，其听不淫，审
分应辞，以立于朝，则隐匿疏远，虽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长耳目，不
行间谍，不强闻见，形至而观，声至而听，事至而应，近者不过则远者理矣，
明者不失则微者敬矣。此万物无所逃也。”]
动者摇，静者安，名自名也，事自定也。
[议曰：《尸子》曰：“治水潦者，禹也；播五谷者，后稷也；听讼折衷
者，皋陶也；舜无为也，而为天下父母。”此则名自名也。
太公谓文王曰：“天有常形，人有常生，与天人共其生者，而天下静矣。”
此则事自定也。]
是以有道者，因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
[《尹文子》曰：“因贤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无用，使不得
用。用与不用，各得其用，奚患物之乱也？”
《尸子》曰：“听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问其孰进之，有大
过者，必问其孰任之，而行罚赏焉。且以观贤不肖也，明分则不弊，正名则
不虚。贤则贵之，不肖则贱之。贤不肖，忠不忠，以道观之，犹白黑也。”]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
其名倚而天下乱。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议曰：夫暗主以非贤为贤，不忠
为忠，非法为法，以名之不正也。]
李斯书曰：“韩子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罚之加
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
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夫轻罪且督，而况有重罪乎？故人
弗敢犯矣。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
[商君之法，皆令为什伍，而相司牧犯禁，相连于不告奸者，明尊卑爵秩
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妻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呆，无功者虽富无芬华。务
于耕战。此商君之法也。]此商鞅、申、韩之术也。
[桓范曰：“夫商鞅申韩之徒，贵尚谲诈，务行苛刻。废礼义之教，任刑
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则伊尹、周公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
富国强乓，守法持术，有可取焉。逮至汉兴，有宁成、郅都之辈，仿商、韩
之治，专以杀伐残暴为能，顺人主之意，希旨之行，要时趋利，敢行败祸，
此又商、韩之罪人也。然其抑强族，抚孤弱，清己禁奸，背私立公，亦有取
焉。至于晚代之所谓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门之势，废百姓之务，趋人
间之事，决烦理务，临时苟辩，使官无谴负之累，不省下人之冤，复是申、
韩、宁、郅之罪人也。”]
【译文】
商鞅说：“法令是人的生命，治理天下的根本。”[慎到说：“统治者舍
弃法律，想用自己的道德理想来治理天下，结果受赏的人虽然感到很得当，
但其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受罚的既使也感到很得当，但总是希望无休止的减
轻自己的罪行。国君如果舍弃法律，只凭自己的主观揣度来量刑，怨恨就会
萌生。因此，分马的人采用抽签的办法，分田的人采用抓阄的办法，这并不
是说抽签、抓阄比人的智慧高明，而是因为这样做可以排除私心，堵塞怨恨。
所以治国要用法制而不能靠个人的主观意愿。这样，人们就不会产生怨恨，
举国上下就会和睦相处。”]一只兔子在前面跑，后面可能有一百个人追逐，
不是一只兔子可分为百份，而是这只兔子属于谁的名分还没有确定，因而谁
都可以据为己有。卖兔子的满街都是，盗贼不敢去拿，那是因为这些兔子属
于谁的名分已定。所以，名分未定，就是尧、舜、禹、汤也都可能去追逐，
名分一定，就是再穷的盗贼也不敢去拿。圣人制定法令，安置官吏，实际上
就是在定名分。[尸子说：“发动民众，圣旨已下还迟迟不见行动，如果是分
地，动作则非常迅速。为什么呢？因为无可推脱。由言语形成的名分，也象
分地一样，不能不分清职责权限，国君如果和大臣分担同样的职权，那么大
臣们就有推脱罪责的机会了，就象用墨斗划线，校正弯曲的本头，木头无法
投机取巧一样，一考查名分，大臣们如有失职而又想隐瞒的，就是有罪的。”]
名分确定以后就是骗子也会变得贞洁守信，就是大盗也会变得诚实不欺，他
们自觉地安分守己。”[尹文子说：“名分定，万物不争；职责明，私欲不行。
人不争，不是因为无心争，而是因为名分已定，所以争也是白用心；私欲不
行，并不是没有欲求，而是职责已明，所以有欲望也不管用。然而私心、私
欲人人都有，能使人无私无欲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制止私心私欲的方法得
当。”]
申不害说：“君如身，臣如手，君设置根本，臣操持常务。作为人君，
就是要拿法律公文来核查人臣，看看是否名实相符。名分就好象是大地之网，
圣人之符。张网持符，天卜万物就无可逃遁了。[韩非子说：“人主的眼睛不
象离朱那样明亮，耳朵不象师旷那样敏锐，如果不借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去看
去听，只等自己耳目聪明后才去观察、聆听，那么看到听到的东西就太有限
了。这可不是使自己不被蒙蔽欺骗的办法啊！明君是让整个天下为自己去听
去看的人，他虽身处深宫，却能明察四海，举国上下既不能隐瞒他，也不能
欺骗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只因为隐瞒之罪重，举报之赏厚。”
荀子说：“职责明确，事业有序，材尽其用，官尽其能，天下就没有得
不到治理的。如果这样，品德好的人就会更加上进，廉洁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加上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那么就会事事清楚，无所遗漏。一个国家的领
袖之所以能够做到不看而能看见，不听而能听见，不思考而能知道，不行动
而能使事业成功，岿然不动而能使天下顺从他的意志，就是因为牢牢抓住了
名分这个法宝。”
尸子说：“明君要想确保自己的权势，就应当形象端庄，心境空灵，目
视九州而不烦，眼观红尘而不淫，文武百官的职权了然于心，与人言谈对应
得体。如果能达到这种境界，那么他就能端立于朝堂之上，纵然有所隐瞒遗
漏，疏远忽略，也一定不会太多。明君无须使用耳目或间谍去侦察刺探，也
不勉强去听去看。有物则观，有声则听，事至则应，身边的事情不让轻易溜
过，远处的事情也能得到妥善处理。贤明的人才不让流失，微贱的人就会对
他毕恭毕敬。这就是万事万物都不能逃脱他的控制之奥秘。”]
让该动的去运动，让该静的去安静，各负其责，事有归着。整个国家就
会显得井然有序。
[尸子说：”治理水患的是大禹；播种五谷的是后稷；掌管刑罚的是皋陶。
舜虽然没去具体办什么事情，然而他却是全国臣民的父母。”这就是‘名自
名’的意思。
姜太公对周文王说：“天有固定的形象，人有固定的生存，能与上天和
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天下才会太平安定。”这就是‘事自定’意思。]
因此有道之君要用名分来纠正一切不合名分的现象，并实事求是地确定
名分。
[尹文子说：“因为贤能的人有用，人君便不得不用他们；因为愚昧的人
没用，所以人君不能使用他们。用与不用，各得其所，又何必担心天下大乱
呢？”
尸子说：“上朝议事，国君听了朝臣们的启奏后，使每个人各负其责，
分工理事。发现有特别好的大臣，一定要问清是准举荐的；有重大过失的，
一定要问清是谁任用的。然后决定赏罚，并用这种办法来考察优劣，使该负
其责的大臣不敢徇私舞弊，文武百官就不会徒有其名。优秀的就会受到尊重，
失职的就会受到蔑视。好与坏，忠与奸，用这一办法来鉴别，就犹如白和黑
一样分明了。”]
从前尧治理天下，就是以名分来处理政务的，因为名分正，所以天下大
治；桀治理天下，也是以名分来处理政务，然而因为名不正，所以天下大乱。
因此，圣人对名的正与不正是看得很重的。”[昏君以不贤为贤，以不忠为忠，
以非法为法，就是因为名分不正。]
李斯在给秦二世的书中说：“韩非先生认为：‘慈爱的母亲养出败家的
儿子，而严励的主人没有强悍的奴仆，’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能不能实
行严厉的惩罚。商鞅变法，对在路上随便倒垃圾的都处以刑罚。随便倒垃圾
是小罪，而判刑却是重罚。轻罪且要严惩，更何况重罪呢？所以人人不敢犯
法。现在如果不致力于设法使人不犯法，而去学慈母娇惯败家子的做法，这
就太不理解圣贤的理论了。”[商鞅规定以伍家为‘伍’，十家为‘什’，一
家犯法，九家举告，不告发者连坐有罪。同时明确尊卑、爵位、等级，贵族
所拥有的田宅、奴婢、衣服等都依照爵位高低而定。使有军功的感到荣耀，
无军功的虽富有也没有光彩。注重农事、战事，这就是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商鞅、申不害和韩非子的治国之术有如上述。
[桓范说：“商、申、韩这些人，看重人的狡诈智谋，因而推行法制特别
苛刻。废除礼义的教化，用刑名律法统治天下，不师法古人的仁政，致使全
国普遍的伤风败俗。因此说，他们是伊尹、周公的罪人。然而他们使人君尊
贵，臣子卑下，富国强兵，信守法度，坚持法制，在这些方面还是可取的。
到了汉朝，又有宁成、郅都之类的酷吏，效仿商、韩，专门以残暴的杀戳、
惩罚为能事，迎合人君的旨意，趋势赴炎，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肆无忌惮
地干尽了败坏朝纲、祸害百姓的事情，这又是商、韩的罪人了。然而酷吏在
抑制豪强望族，抚慰孤独贫弱，自身清正廉洁，使各级官吏出于畏惧奉公守
法、一心为公方面，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到了后来世人所谓的能人，就都是
一些执法犯法，仰仗权势，不为老百姓办事，只想徇私舞弊，临到处理日常
事务的时候，又敷衍了事，玩忽职守，做官不必担心受遣责处罚，根本不体
察同情老百姓的冤枉，这就又是申、韩、宁、郅的罪人了。”]
【经文】
由是观之，故知治天下者，有王霸焉，有黄老焉，有孔墨焉，有申商焉，
此所以异也，虽经纬殊制，救弊不同，然康济群生，皆有以矣。今议者或引
长代之法，诘救弊之言[议曰：救弊为夏人尚忠，殷人尚敬，周人尚文者]；
或引帝王之风，讥霸者之政，不论时变，而务以饰说。故是非之论，纷然作
矣。言伪而辩，顺非而泽，此罪人也。故君子禁之。
【译文】
综上所述，治国之法多种多样，有王霸、黄老、孔墨、申商之术，他们
之间不但有区别，而巨理论根源也不一样，纠正前代政制流弊的方式电不同，
然而他们都有振兴国家、普济众生的愿望。如今，有的人或者援引施行比较
悠久的制度，非难今人拨乱反正的改革观念[所谓救蔽是指夏人崇尚忠诚，商
人崇尚尊敬，周人崇尚文教礼乐]；有的人以前代帝王的礼乐之风，讥讽成就
霸业的政治措施，不顾时代的变迁，而用所谓不变之法、不易之理来为自己
的学说辨护。因此，对变革赞同与反对的意见，纷纷出笼。措词虚伪，还要
诡辨，附会荒谬的观点，仿佛也能自圆其说。凡此种种，都是历史的罪人啊！
因此，有道德有头脑的人要起来制止这种做法。
【按语】
我们的先人二千多年反复强调的一个领导艺术的核心问题就是：因事制
宜，以变应变。这一问题现在已被西方管理学发展为一种学说，称之为“权
变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因事制宜就是权变的灵魂。本篇“适变”所论术
的正是这一问题。“法宜其事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就是对权变理
论的最简明的概括。
实际上，权变理论无论对国家领导人还是企业管理者，都是一个必须遵
循的原则，因为任何组织——国家也好，公司也罢，都是一个开放系统，由
于各种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动态特性，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某种能适用于任何时
候、任何地域的管理方法和模式。因而，管理要随组织所处的内外环境条件
和形势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领导和管理的理论和
方法。任何开放系统，因其变量受组织内外环境自变量的制约。因此，作为
一个领导者，在任何一个新形势下，他都必须尽量考虑到各种有关的变动因
素来选择不同的领导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领导艺术是一种生动活泼、
丰富多采的处事技能。不同层次、不同行业的领导者，往往表现出迥然不同
的风格和技巧。就是在同一个人身上，由于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其解
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必须随之改变。在动态的领导过程中，领导艺术的发
挥集中于领导人对情境的控制和影响上，从这个意义上讲，领导艺术就是权
变控制的艺术。
正论十六
百家争鸣，各有道理，也各有弊端，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就相异。
只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得到真实客观的结论。
【经文】
[议曰：“反经”、“是非”、“适变”三篇，虽博辩利害，然其弊流遁
漫，羡无所归。故作“正论”以质之。]
【译文】
[“反经”、“是非”、“适变”三篇论文虽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论
证，陈述了各家各派学说的利弊，然而不足之处是对某些问题元暇顾及，有
的阐述也比较散漫，使人有无所适从之感。因此作这篇“正论”作为补充，
以使论述进一步充实完善。]
【经文】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导
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
[司马谈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
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
雌雄，故长于风；《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是非，故长于理人也。”]
故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
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
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
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
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也。
[子夏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
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
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晋时王政陵迟，南阳鲁褒著《钱
神论》，吴郡蔡洪作《孤愤》。前史以为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之谓
也。]
【译文】
孔子说：“《礼记》、《诗经》、《乐经》、《尚书》、《周易》和《春
秋》这六种文史著作虽然内容不同，但其教育人民、讲求政治的目的却是一
致的。《礼》可以用来规范人的行为，《乐》可以培养平和纯洁的心志，《书》
用来指导为人处事，《诗》用来表达情意，《易》用来预测神奇的变化，《春
秋》用来明辨道义。”
[司马谈说：“《周易》是阐明天地、阴阳、四时与五行之原理的，所以
以变化见长；《礼记》是阐述伦理道德的，所以注重于行为；《尚书》记叙
的是尧舜禹三代的事迹，故以政治见长；《诗经》记载山川、溪谷、禽兽、
草木、雌雄，故长于风土民情；《乐经》论述音乐，因而以和谐为主题；《春
秋》辨正是非，因此以说理明心见长。”]
所以说，到了一个国家，很容易感觉出这个国家是用什么来教化民众的。
如果民风纯朴敦厚，这是《诗》教的结果；民众通达事理，有远见卓识，是
《书》教的结果；心胸大度，平易善良，是《乐》教的结果；心志纯洁，见
识精微，是《易》教的结果；恭敬俭朴，谦逊庄重，是《礼》教的结果；善
于言辞，言简义赅，是《春秋》教化的结果。因此，失去《诗》教，人则愚
昧；失去《书》教，则多诬陷不实之言；失去《乐》教，浮奢淫逸；失去《易》
教，民众则狡猾邪恶；失去《礼》教，社会风气则浮躁不安；失去《春秋》
的教导，朝野秩序混乱。民风温和敦厚而不愚昧，这是由于深受《诗经》薰
陶教育的结果。
[子夏说：“不同的声调艺术化之后，就是音乐。盛世的音乐安祥而和乐，
由此可以推知这个国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政
治则乖戾异常；亡国之音悲伦而忧思，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是处在水深火热
之中。所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没有比《诗》更切近了。”
太史公说：“《诗·大雅》说的是王公大人的事情，但其旨意却在于用
德性来教化百姓，《诗·小雅》是通过讥刺小我的利弊得失，而使它的内在
含义影响上层统治者。它们所说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它们合乎仁德的宗旨却
是一致的。”晋时王政衰微，南阳的鲁褒写了《钱神论》，吴郡的蔡洪写了
《孤愤》。从前的史书认为‘乱世之音怨而怒，其政乖’，这些著作正好说
明了这一点。]
【经文】
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也《书》著帝王之道，典谟训诰誓命之
文，三千之徒并受其义也]。
广博易良而不奢，财深于《乐》也。
［《乐》书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其中，故形于声，声成文
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
音哀心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官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
事，羽为物。五音不乱，则无沾滞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
其臣坏；角乱则忧，其人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音
皆乱则诬佚相陵，谓之慢。如此，国灭亡无日矣。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
娱心快意，所以动荡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
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闻
宫音者，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者，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者，使人恻
隐而爱人；闻徵音者，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者，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
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
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僻无由入也。”
班固曰：“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人心，其感人也深。故先王
著其教焉。夫人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
形焉。故纤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忧；阐谐慢易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
奋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正诚之音作，而民肃静；宽裕顺和之音作，而民
慈爱；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乱。先王耻其乱也，故制《雅》、《颂》之
声。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导五常之行，使之阳而
不散，阴而不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足以感
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吕氏春秋》曰：“亡国戮人，非无乐也，其乐不乐。溺者，非不笑也；
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舞也。乱世之乐，有似于此。”范晔曰：“夫
钟鼓，非乐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之主，而养不可废。夫存器而亡
本，乐之失也。调气而和声，乐之盛也。崇养以伤，行孝之累也。行孝以致
养，孝之大也。”
议曰：东方角主仁；南方徵主礼；中央宫主信；西方商主义；北方羽主
智。此常理也。今太史公以为：徵动心而和正智，羽动肾而和正礼。则以徵
主智，羽主礼，与旧例乖殊。故非未学所能详也。]
【译文】
民众如果既通达事理，有远见卓识，诚实正直，这是对《书》教深切领
会的结果[《书》阐述帝王的治世之道，其中都典谟、训诰、誓命之类的文章，
孔子的三千弟子都很精通其中的教义]。心胸大度、平易善良而不骄奢淫逸，
这是对《乐》教领会深刻的结果。
[《乐经》说：“大凡乐音都是由于人心有所感而发。感情萌动于内心，
就表现为声音，声音组成一定的曲调后就是音乐。盛世的音乐安祥而和乐，
由此可以推知这个国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政
治则乖戾异常；亡国之音悲怆而忧思，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是处在水深火热
之中。所以音乐往往和政治的兴衰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五音中的宫调低沉稳
建，就象统领天下的君王；商调比较刚正坚实，就象分管政务的文武百官；
角调柔和适中，就象人民大众；徵调细腻轻扬，就象纷繁的事务；羽调轻松
高昂，就象宇宙万物。如果这五种音调谐和统一，就没有滞涩杂乱的音调出
现。如果宫音散乱，则流于荒漫，说明国君骄纵；商音散乱，则流于邪僻，
说明臣子败坏；角音混乱，则流于抑郁，说明民众怨忿；徵音散乱，则流于
哀怨，说明人民过分勤苦；羽音散乱，则流于危亡，说明财物匮乏。如果五
音全部混乱失调，相互干扰抵触，这叫轻漫，那么国家的灭亡大概就没有几
天了。上古圣明的国君提倡音乐的本意，并不是为使自己赏心快意，满足感
官的享受，而是希望借此激荡血脉，振奋精神，从而和谐调整人心。五音与
人的情xingxi息相通。宫音与脾与信，宫音与肺与义，角音与肝与仁，徵音与
心与礼，羽音与肾与智一一对应，当五音发起时，会与其相应的五脏发生感
应，并对信、义、仁、礼、智发生作用，从而对人的思想情绪给予调和与净
化。所以听到宫音，会使人心情温柔舒畅，胸襟开阔；听到商音，会使人刚
正不阿，向往正义；听到角音，会使人恻隐怜悯，待人温和；听到徵音，会
使人乐善好施，宽厚爱人；听到羽音，会使人庄严穆，彬彬有礼。礼是对外
在行为的约束，进而深入心里去调和情志；音乐则是由于内心情志的感应，
进而向外扩展来影响人的行为举止。所以圣明的君王一定要人耳听雅正和颂
赞的音乐，目睹庄严肃穆的礼仪，走路仪表恭敬，言谈不离仁义。所以君子
即便整天不停地讲话，然而邪僻不正的思想感情永远没有机会污染他的心
灵。”
班固说：“音乐，是圣人所喜欢的。音乐可以使人心地善良，具有强烈
的感人力量，所以古代的帝王都很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人有血气心智的情
性，可是哀乐喜怒却没有常规。人受到音乐的感染，心有所动，就要通过情
感流露出来。因此，当轻柔伤感的音乐发起时，听众就会悲伤忧愁；当平和
舒缓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感到安乐康泰；当粗犷猛烈的音乐响时，听众
就会有刚强坚毅的反应；当率真坦诚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向庄严肃穆；
当宽裕祥和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显出慈爱的情态；当放纵邪辟的音乐响
起时，听众就会受到淫荡骚乱的诱惑。古代的君王为淫荡的音乐而感到耻辱，
所以制作了雅正、赞颂的音乐让人听。他们依据人的情性，遵循节律，以礼
仪为其内容，注入蓬勃的生气，以伦理纲常的内涵来引导听众，不使阳刚之
气任性发泄，不使阴柔之气郁积不散，使阴阳刚柔和畅而交融而后再用中正
平和的乐音表现出来。这样，就能感召激发善心，而不使邪淫之情毒化人们
的心灵。这就是先王创立音乐的根本出发点。”
《吕氏春秋》说：“国家灭亡或是行刑杀人，并不是没有音乐，然而这
种音乐不会使人快乐。快要淹死的人，可能也会发出笑声；被判罪的人，也
可能要唱歌；发狂的人，也会舞蹈。乱世的音乐，和这三种人的歌舞很有点
相似之处。”范晔说：“钟鼓不是音乐的本质，但是乐器离不了钟鼓；猪牛
羊不是用以表示孝敬的主要东西，然而瞻养双亲却不能没有它们。只看重乐
器的重要性而忘记了音乐的根本目的，音乐就失去了意义。用和谐的韵律来
协调内心的气质，这才是音乐的盛事。因为崇尚瞻养老人而伤害了双亲，反
而是受了不能正确理解孝道的拖累。履行孝道而又能合理抚养老人，这才是
最大的孝。”
东方、角音与仁、南方、徵音与礼，中央、宫音与信，西方、商音与义，
北方、羽音与智——各各相应，这是乐理之常识。司马迁却认为徵音与心、
智相应，羽音与肾、礼相应。这与旧例不符。这不是未流学者所能参详的。]
【经文】
洁净精徵而不贱，则深于《易》也[《易》之精徵，爱恶相攻，远近相取，
则不能容人近相害之]。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也。
[太史公曰：“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
而作仪。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
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人也。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
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
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
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佚，
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
祭之分，事有适宜，物有节文。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遂
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
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悦入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决’，
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必正名，于卫所居不合。
岂不哀哉！”
班固曰：“人涵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节也，
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
性，节万事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接长幼之序，
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
觐之礼。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
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
而争斗之犹烦；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众；朝聘之礼废，
则君臣之位失，而侵凌之渐起。故孔子曰：‘安上治人，莫善于礼；移风易
俗，莫善于乐。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译文】
心志纯洁，见识精微而不邪恶，这是对《周易》深刻领会的结果[《周易》
奥妙精微，爱与恶此进彼退，从遥远与近身的天地万物都有所吸取，不让人
过于亲近以致互相伤害]。
恭敬俭朴，谦逊庄重而不浮躁，这是对《礼》教领会深刻的结果。
[太史公说：“我曾到过秦代掌管礼仪的大行官署，在那里考察了夏、商、
周三代礼制的相沿变革，才真正明白了自古以来依据人情制定礼法，必须依
照人性规定各种行为规范。人情道理千头万绪，要把这些事情安排好，就需
要有规矩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用仁义道德诱导人们上进向善，用刑罚规
范约束邪恶行为，由此使德行高尚者地位尊贵，使爵禄厚重者蒙受恩宠。用
这些手段来统一天下，治理万民。人们的身体既然喜欢乘坐车马，那就在车
身和车辕上涂绘金色纹饰；既然眼睛喜欢缤纷的五色，就在衣服上制作
了各种不同的图案和花纹来美化仪容；既然耳朵喜欢美妙动听的声音，
就调和金石丝竹来振奋人的精神；口舌喜欢品尝多种美味，就制作了形形色
色的美味佳肴；人之常情是都喜欢珍奇美物，于是就打磨圭璧玉器来满足人
们好奇的心理。古代贤王祭天所用的大车，只铺一块不收边的席子；上朝的
服饰也不过是鹿皮做的王冕，白色质料的衣裳；欣赏音乐，乐器也不过是朱
红丝弦和低部有孔的瑟而已；祭祀的祭品，也只是没有调料的肉汤和水酒而
已。其用意在于防止淫佚奢侈，补救由于过分奢华而造成的弊病。因此上至
朝廷君臣的尊卑贵贱的秩序，下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事事都有
分寸，物物都有节制，这就是礼教维系社会秩序的功效。自从周王室衰微之
后，礼乐制度都被废弃破坏，君臣上下，无不超越了自身应有的限度。譬如
管仲的家，富贵可与诸侯相比，娶了三姓之女。循规蹈矩，坚守止道的人常
受欺侮，奢华腐败、僭越礼制的却被认为是显贵荣耀。拿子夏来说，他是孔
子最优秀的弟子，尚且还说‘当我在外面看到社会上的繁华瑰丽时，心里很
喜欢，可当我回来听了先生的教导，心里也很高兴，这两种不同的感受，常
在我心里交战，可又往往无法取舍判断。’子夏尚且如此，何况那些中等品
质以卜的人，受不良教化的影响，能不被腐化的社会风气征服吗？孔子说：
‘必须端正名分。’可是他在卫国与当权者的主张格格不入。岂不令人悲痛！”
班固说：“人吸收了天地间的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先天而成
的人性不能节制，圣人能找到办法加以节制，可是圣人不能灭绝人性。效法
自然规律制定礼乐制度，目的就是为了通神明，立人伦，修正人的情性，节
制人事使之恰当适中。人性有男女之情，有生来的妒嫉，因而制定婚姻的礼
仪来规范它；有交接之道和长幼之序，因而制订宴饮的礼仪；有哀悼死者、
思念远方亲人的人之常情，因而制订丧礼和祭祀；有尊重长者、效忠国君之
心，因而制定朝拜觐见的礼制。悲痛时有哭泣顿足的节奏，高兴时有载歌载
舞的举动，使雅正之人能名符其实，邪僻之人防止失常。因此说，婚姻的礼
法废弃了，夫妇关系就有苦难，犯淫乱罪的人就会增加；宴饮的礼仪废弃了，
长幼之序就会混乱，争斗的事件就会频繁；丧礼、祭祀的礼仪废弃了，骨肉
之情就会淡薄，不热爱生活的人就会大量出现；朝拜礼聘的规矩废弃了，君
臣的地位就会颠倒，犯上作乱的事件就会发生。所以孔子说：‘安定朝纲，
治理天下，没有比礼制更好的了；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所谓以
谦恭礼让治理天下，指的就是礼乐啊！’”]
【经文】
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也。
[壶遂曰：“昔孔子何为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曰：‘由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