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雷米，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一切，如果什么时候你需要这些东西，你只要写信告诉我，我给你寄去。
我亲爱的孩子，不要因为不能再送给我那些你答应过要送的礼物而难过。在我看来，那头用你省下来的面包钱为我买下的奶牛，已经抵得上世界上所有的最美好的礼物。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奶牛总是那么健壮，产奶量一点也不减。全靠了这头奶牛，我现在生活得很自在。每每看到它，我就想起你，也想起你的小同伴马西亚。
给我写信吧，我将高兴地听到你的消息，我希望都是些好消息。象你这样一个温顺可爱的孩子，怎么可能到了家里反而感觉不到幸福呢？这个家里的人不就是你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吗？他们为什么不象你应该得到的那样来疼爱你呢？
再见吧，我亲爱的孩子，我热情地亲吻你。
你的乳母巴伯兰寡妇
信的结尾使我很伤心。可怜的巴伯兰妈妈！她始终待我这么好！她疼爱我，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当象她一样疼爱我！
“真是位好大妈，”马西亚说，“她没有忘记我，不过，即使她把我忘了，我也会感谢她写来了这么详细的口信。德里斯科尔老板把你当时被偷走时穿的衣服一件一件讲出来的时候，他是不应该说错的。”
“说不定他忘记了。”
“别那么说。既然只有衣服才是找到孩子的标记，那怎么可能记不起孩子失踪时穿的衣服呢？”
“在我父亲回答之前，你最好不要作什么假设。”
“我没有作假设，是你说他可能忘记了。”
“好吧，等着瞧吧！”
向我父亲询问我被人从他家里偷走时穿的是什么衣服，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假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天真地向他提出这个问题，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正因为对他有怀疑的用意，所以我变得胆怯和犹豫不决了。
有一天，因为下了一场冰冷的雨，我们比平日回来得早些，于是我鼓足勇气，在同我父亲的谈话中，提出了这个使我忧虑、苦恼的问题。
我还刚开个头，才只说了一两句话，父亲的眼睛便把我死死地盯住了。他肯定是想从我的眼睛里搜寻出一些东西来。平时只要我偶尔在谈话中刺痛了他，他也总是用这样的目光盯着我看的。然而这一回，我顶住了他的目光，比我希望在这一时刻所应有的表现还要坚毅得多、沉着得多。
我相信父亲已经被我激怒了，他决不会让这件事情善罢甘休的，所以我不安地瞧了一眼马西亚，他正在听我们说话，但又装出一副并不在听的样子。我的意思是要让马西亚自己明白，他要我冒这样的危险是何等愚蠢。但是，我判断错了，出乎我的意料，父亲的一脸怒容很快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微笑，微笑中固然夹杂着冷酷无情和不怀好意的神气，然而微笑总归还是微笑。
“我们能够把你找口来，靠的就是我们能够清清楚楚地向人说明你被偷走时所穿的小衣服；花边小软帽啦，镶花边的小内衣啦，尿布、法兰线长袍、羊毛袜子、毛线小鞋子、白色开司米绣花连风帽小大衣啦，等等。我一直对绣在你小内衣上的‘弗·德’这个记号寄于很大的希望；‘弗·德’是弗朗西斯·德里斯科尔的缩写，也就是你的姓名的缩写；但是这个姓名编写被偷走你的女人剪掉了。这个女人很细心，希望别人永远找不到你。我不得不向人出示你的洗礼证书，这证件是我在我们本堂区的教堂内抄录下来的；我出示过以后，人们又把它还给了我，现在仍由我妥善地保存着。”
说完，他用一种在他身上罕见的殷勤在抽屉里翻寻起来，从里边很快抽出一张盖了几枚图章的大纸。他把那张纸递给了我。
我作了最后一次努力，问道：
“要是您同意，就让马西亚给我翻译一下。”
“好。”
马西亚总算好歹把它翻译了出来，那上面写着，我生于八月二日星期四，是帕特里克·德里斯科尔和他的妻子马格丽特·格朗热的儿子。
我还有什么好问的呢？
然而马西亚并不满足。晚上，当我们回到大车以后，他弯下腰，象他平常有什么秘密要对我说的时候那样，悄悄地对着我的耳朵说：
“话倒是说得天衣无缝，可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解释我的问题。为什么小商贩帕特里克·德里斯科尔和他的妻子马格丽特·格朗热有钱为他们的孩子购买花边帽、镶花边内衣和绣花羊毛大衣？小商小贩不会这么阔气。”
“正因为他们是做买卖的，所以他们买衣服比别人便宜。”
马西亚摇摇头，轻轻地“嘘”了一声，又一次贴着我的耳朵说：
“你愿意让我告诉你一个在我脑袋里刚出现的想法吗？你不是德里斯科尔老板的儿子，而是德里斯科尔老板偷来的孩子！”
我想反驳，可是马西亚已上床去睡觉了。
第十七章 阿瑟的叔父詹姆士·米利根先生
我要是处在马西亚的地位，也会象他一样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但是这种想象方面的自由，对他来说是允许的；换上了我，却是不许可的。
因为这件事情涉及到的那个人是我的父亲，而在马西亚眼里，这个人只不过是德里斯科尔老板。
所以当我的思想跟在马西亚的后面，也放开四蹄，向前奔驰的时候，我就急忙把它收回来，用手牢牢地按住它。
对德里斯科尔老板这个人，马西亚可以在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因为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八杆子也打不着的外国人。但是对我来说，他是我的应该尊敬的父亲。
我也承认，在我的家庭里，在我的身边，确实有着不少离奇的现象；但我不能用同马西亚一样的观点去对它们进行分析和研究，因为我没有这个自由。
马西亚可以怀疑；而我呢，怀疑是不许可的。
当马西亚把他的怀疑告诉我的时候，我应该不让他再说下去，这是我的责任。
我也真是这样做的，不过马西亚是个有自己头脑的人，我常常想战胜他的固执己见的态度，可是我总是做不到。
所以我就对自己说，你不妨也听听他提出的问题嘛！
为什么阿伦、南德、安妮和卡特都是黄头发，而只有我不是？
为什么在德里斯科尔的家庭里，除了不懂事的卡特外，我竟成了象癫皮狗似的叫人人都讨厌了呢？
他们并不富裕，怎么能让孩子穿上镶花边的衣服呢？
对于这些“为什么”和“怎么”，我只有一个比较恰当的回答，这个回答本身也同样是“为什么”。
“假如我不是他们的孩子，德里斯科尔一家为什么要寻找我？他们为什么要把钱送给巴伯兰、格莱斯和伽雷？”
这正是马西亚应当回答而又回答不上的问题。
然而他还是表示不服气。
“就算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他说，“那也不能证明我向你提出的所有问题都错了，因为你自己也不能回答你的问题。如果换一个人，也处在我所见到的、听到的情况下，他也许会明白德里斯科尔老板找你的原因和花钱的目的。可我说不上来，因为我不聪明，什么也不懂。”
“别这么说，我看相反，你的心眼儿是够多的了。”
“心眼儿多的话．我就马上向你解释我现在解释不了的问题了。但是我能感觉出来，你不是德里斯科尔家的孩子。不，你不是，你也不可能是。这一点，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那是肯定无疑的；现在，由于你的固执，不肯把眼睛睁开来看看，才把这个时刻推迟了。我明白，说来说去还是那个应该孝敬父母的思想把你的思路堵住了，但也不该连脑子都不敢动一动了！”
“你要我怎么办呢？”
“我想咱们应当回法国去。”
“这怎么行！”
“那是你对你的家庭所负的责任把你留住了。但是，要是它不是你的家庭，那为了谁你非留下不可呢？”
象这样的辩论只能产生一个结果，那就是：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痛苦。
还有什么能比怀疑更可怕的呢？
我不想怀疑，然而我不能不怀疑；
这个父亲是我生身父亲吗？这个母亲真是生我的母亲吗？这个家庭是属于我的吗？
如果要承认“是的”，那真是太可怕了，因为当我没有家庭、孤独一人的时候，也没有象现在这样的不幸和受到折磨。
谁又能料到，我当初为了没有家庭而伤心地哭泣过，现在却因为有了一个家而在绝望地痛哭？
在这一团漆黑中，真相究竟是什么？谁能向我揭示真相？我怎样才能了解真相？
在这个问题面前，我感到无能为力，我的心，我的思想。都被摧垮了。
然而在我内心有着如此深刻的悲痛的时候，我还得每天上街唱歌，为别人演奏欢乐的舞曲，对着观众咧开嘴装出勉强的笑容。
就这样，星期日便成了我的最好的日子，因为这一天的伦敦街头是不许奏乐的，我就利用这一天和马西亚一起带着卡比到外面去散步，随意地让自己浸沉在深深的愁思之中。
啊，我身上已经找不到几个月之前的那副孩子模样了！
一个星期日，我正要和马西亚出门，父亲把我叫住了。他说这天他有点事要我干，让我留在家里。他打发马西亚一个人去散步。我的祖父没有从楼上被抬下来，我的母亲带着卡特出去了，弟弟上街玩儿去了，因此屋子里只剩下我和我父亲。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我听到有人敲门，父亲自己去开门，一个和我父亲平时的客人全然不同的先生走了进来。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所说的绅士，是一位穿着雅致讲究、神气潇洒轩昂的上流人物，然而看去象带点倦怠的样子。他大概五十岁上下。他身上最使我吃惊的，是他的笑容。他的两片嘴唇一动，洁白、锋利的牙齿便露了出来；那牙齿象小狗的犬牙一样，这就使他的模样具有显著的特征，人们看着他的时候会暗暗自问；他是在启齿一笑呢，还是要张口咬人？
他用英语和我父亲说话，不时地朝我这边看看，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他的眼睛立刻就转开。
几分钟之后，他嘴里的英语变成了法语，法语说得很流利，几乎不带外国音。
“这就是你对我讲过的小孩子吗？”他用手指头指着我问，“看起来很健康。”
“答话呀！”父亲对我说。
“你身体好吗？”绅土问我。
“好，先生。”
“你从没有生过病吗？”
“我得过一次肺炎。”
“喔，喔，怎么得的？”
“一个很冷很冷的夜里，我和师傅在一起，睡在雪地上，师傅冻死了，我得了肺炎。”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吧？”
“有三年了。”
“以后没有复发过吗？”
“没有。”
“没有疲倦、乏力和夜间盗汗的症状吗？”
“没有，从来没有过。路走多了，我也累，但不生病。”
“累，你能轻易地顶过去吗？”
“不顶不行。”
绅士站起来，走到我身边，他摸摸我的胳膊，把手掌按在我的心口上，又用耳朵贴在我的背部和胸部，要我深呼吸，而且要象快跑以后那样呼吸，最后让我咳嗽。
这一切做完之后，绅士睁大眼睛看了我好一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有了他一定是喜欢咬人的想法，他笑得多么可怕！
他没有再对我说什么，重新用英语和我父亲交谈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们两人不是从前门而是从库房门走了。
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寻思这位绅士盘问我的目的。他难道想雇用我吗？要是这样，我就得和马西亚也和卡比分开了！然而我已横下了心，决不给任何人当仆人，不管是给这个讨厌的绅士当还是给我喜欢的别人当，反正我是不当仆人的。
过了一忽儿，父亲回来了，他声称有事要出去，说他已经打消原来的计划，所以用不着我了。还说如果我想到外面玩儿去，随便去哪儿都行。
我绝没有到外边去闲逛的心情，可是待在这愁闷的屋子里能干些什么呢？与其在家发愁，还不如出去散散心。
天下着雨，我走进大车去拿羊皮坎肩。当我发现马西亚也在车里的时候，顿时吃了一惊。我正要开口和他说话，他却用手捂住了我的嘴，轻声说：
“把库房的门打开，我悄悄地跟在你后头，别让人知道我在大车里。”
我们只是在已经跑到街上之后，马西亚才对我说：
“你知道刚才和你父亲说话的先生是谁？是阿瑟的叔叔詹姆士·米利根先生。”
我呆呆地站在街上一步也动不得了，马西亚挽住我的胳膊，一面牵着我走，一面继续说下去：
“这样阴沉沉的礼拜天，我实在不愿意一个人在这些阴暗的街上瞎逛，心想还不如回去睡它一觉更好。我上了床，但没有睡着。你父亲由一位绅士陪着，走进了库房，我无意中听见了他们的谈话。绅士说：‘真结实，象头牛。换上十个别人，也都早死了，他只是在肺部得过一点炎症。’我相信他们说的是你，所以用心听着。但话题很快变了，你父亲问：‘您侄儿近来怎么样？’回答是：‘好多了，这一次又叫他逃过了。三个月之前，所有的医生都判了他死刑，但他的宝贝母亲又把他救活了，这回全亏了他母亲护理得好。喔！这个米利根夫人倒还真是个好母亲。’你想想，那还用说吗？一听到这个名字，我就更要好好听一听了。你父亲继续说：‘如果您侄子身体好转，那您的那些措施不是全白费了吗？’先生回答说：‘目前也许是这样，不过我是决不会允许阿瑟活下去的。他能活下去，那将是个奇迹，而奇迹在当今世界上是没有的。我必须在他死的那一天，不受任何妨碍地收回全部产业，我应该是唯一的继承人，我，詹姆士·米利根。’你父亲说：‘请放心，我向您保证，事情将会如愿以偿。’绅士说：‘那就看您的了。’他后来又加了几句我听不太懂的话，而且听起来好象没有什么意思，但我还是可以大体上把它们翻译出来。那位先生说的是：‘到那个时候，我们再看着办吧。’说完这句话，他就走了。”
听了马西亚这一番叙述，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赶快回家，向父亲要米利根先生的地址，以便得到阿瑟和他母亲的消息。几乎在这同时，我又觉得这简直是个愚蠢透顶的念头。怎么可以向一个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侄子的死讯的人去打听他侄子的消息呢？再说，告诉米利根先生，说有人已经听见了他的谈话，那不是很不谨慎吗？
阿瑟还活着，他的健康状况好多了。目前我能知道这个好消息，已经足以使我喜出望外了。
第十八章 圣诞节之夜
现在，阿瑟、米昨根夫人和詹姆士·米利根先生，他们三个人已成了我们谈话的唯一内容。
阿瑟和他的母亲在哪里？到哪里去找他们？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们？
詹姆士·米利根先生的来访使我们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想到了一个在我们看来一定会成功的计划：既然这位米利根先生到红狮院来过一次，那么他还会来第二次、第三次，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重要的是这个人同我父亲之间究竟有些什么勾勾搭搭的事情，这是必须弄清楚的。他不认识马西亚，下次再来时，马西亚可以跟踪他，可以了解到他住哪里，然后可以想点办法让他的仆人讲出点东西来。这个办法甚至有可能把我们一直带到阿瑟身边。
当然可能。为什么不可能？我们想象不出有什么不可能。
这个计划有着两个方面的好处，它不但能够使我们在某一时刻找到阿瑟，而且可以使我本人从目前的忧虑不安状态中解脱出来。
自从卡比出事和巴伯兰妈妈来信之后，马西亚一直在变着法儿用各种口气对我重复他的那句老话，“回法国去吧”；当然，他每天总要在自己的老调上加上点新的变奏。我呢，我也有我的老主意，我会用同他一样的老调新弹的办法对付他；我的老调是“我不应当离开我的家”。在这个“应当”和“不应当”的问题上，我们的看法从来没有一致过；他坚持“应当走”，我坚持“不应当走”，所以我们的争论就一直毫无结果。
现在，我在自己永恒的老调上加上了一句“为了找到阿瑟”，这一下，马西亚就再也不能反驳了，因为他决不愿意站到詹姆士·米利根先生这一边去反对阿瑟。难道不应该让米利根夫人知道她小叔在暗中进行的那些勾当吗？
假如我们应当从早到晚一直守在街上，专门等候这位米利根先生，那是不聪明的，也是不实际的。从我们到达伦敦之后，我们又哪天不是早出晚归、整天都在街上走动着？但那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守候一个人；这两件事是不可能同时完成的。但是，我们白天不出门而只在半夜出门演唱的日子临近了，因为演唱圣诞颂歌的歌唱队是在半夜活动的；那时候，白天我们可以在家里，我们中间的一个就可以承担谨慎、严密的守候任务，这也就有可能突然发现阿瑟的叔叔了。
“要是你能知道我的心思就好了，我多么希望你能找到米利根夫人。”一天，马西亚跟我说。
“这是什么意思？”
他迟疑了很久才说：
“因为她对你太好了。”
接着他又加上了一句：
“也因为，也许她会让你重见你的父母。”
“马西亚！”
“你不愿意我又说这些，可我憋不住，我没法不说，我连一分钟也不能同意你是德里斯科尔家的人。你看看这一家人，我指的不光是他们的亚麻色的头发；我要你看看你自己：你手的动作，你的笑容，它们和你爷爷的一样吗？你的头脑难道同那个在灯光下盯着布头看的德里斯科尔老板的脑袋一样，也会打那样的主意、动那样的脑筋、转那样的念头吗？你可曾有过张开胳膊把脑袋放在桌子上睡觉的时候？卡比学会了叼那种并不是被人家丢在地上不要的羊毛袜子的本领，难道也是你教会它的吗？你难道同阿仓和南德也有哪怕是一点儿的相同之处吗？不！绝对不。他们是一家人，你不是。假如你也是德里斯科尔家的人，当你需要毛袜子的时候，尽管你的钱包是空空的，你不仅会毫不犹豫地替自己弄上几双，而且你应该对这样的事情早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可是在维泰利斯蹲监狱的时候，你为自己弄到过什么了？没有。当然没有。对吗？但你以为德里斯科尔家的人会象你当初那样饿着肚皮睡觉吗？我如果不是我父亲的儿子，我怎么会吹我从来没有学过的短号、单簧管、长号或别的乐器呢？我父亲是乐师，所以我也是，这是很自然的。你呢，依我看，也很自然，你是一个绅士。当你找到米利根夫人的时候，你就将成为那些同你相称的绅士中间的一个了。”
“你说的是些什么哟？”
“我有我的想法。”
“把你的想法讲出来，行不行？”
“喔，不。”
“为什么？”
“因为这个想法也许很蠢……”
“那又怎样？”
“如果这个想法是错误的，那太荒唐了；不该为了那些不能实现的欢乐而高兴得过早。那个够呛的贝司纳尔竟有着‘一片绿意’！真是亏我们不知怎么想出来的。这个经验应当对我们有点用处；我们当时自以为已经看到了美丽的草地和牧场，最终见到的却是一片肮脏的沼泽地！”
我并不勉强他，因为我自己也有自己的想法。
的确，我的想法很模糊，很混乱，也很说不出口；它可能比马西亚的还要蠢。正因为这样，我就不敢强迫我的同伴对我讲出他的想法。万一他的想法意同在我脑海中梦一般地浮动着的、不明确的想法一样，而他又把它说了出来，那我该怎么回答呢？不能设想一个连我自己都不敢在暗中想一想的念头，我会有勇气把它提出来同别人一起商量。
既然两个人谁都觉得说不出口，我们就只好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