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儒家的传统文化，在青年茅盾潜意识里起了很大作用。
而更为传统得令外人咋舌的是，这个新文化战士的婚姻，还在他幼年时，就为祖父、父母们所“钦定”！事情的原委，还得从两家世谊讲起。
茅盾沈家与妻子孔家，都在一个小镇上，双方的祖辈早就稔熟。那时，茅盾祖父沈恩培和茅盾妻子的祖父孔繁林俩人常到东栅钱隆盛南货店喝茶聊天。开南货店的钱家与茅盾的四叔祖是亲戚（钱家是茅盾祖父沈恩培弟媳的娘家）。所以，久而久之，沈恩培和孔繁林很谈得来。有一年初夏，温和江南暖烘烘的，百花竞开，万物竞长。午后，沈恩培背着5岁的孙子茅盾，照例去钱隆盛聊天，正和店主钱春江闲聊的时候，东栅孔繁林抱着仅4岁的孙女来了。两个孩子在店堂里玩耍，三个大人却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笑着，说着说着，店主钱春江忽然看着两个在店堂里玩耍的孩子，对沈恩培和孔繁林说：“这两个孩子真般配，你们两家本来是世交，定个亲吧，门当户对的。”
孔繁林和沈恩培听罢，相视而笑，连连说：“好，好。”大家又说笑一阵，然后各自回家去了。
当沈恩培抱着孙子回家，与儿子说了在钱隆盛店里，钱春江作媒，孙子和东栅孔繁林的孙女订亲，并说自己已经答应。茅盾父亲一听，沉吟一会儿，说，“也好。
不过此事还要同爱珠商量商量。“茅盾父亲同意了，后来与茅盾母亲陈爱珠商量这件事。茅盾母亲一听，摇摇头说：”现在两边都小，长大以后是好是歹，谁能预料？“
表示不同意。
茅盾父亲听了以后，笑一笑，敛起笑容，解释说：“正因为年纪小，定了亲，我们可以作主，要女方不缠足，要读书。”并向茅盾母亲讲了藏在他心里的一件往事：他在和陈家订亲以前，曾有媒人拿了孔繁林的女儿的庚帖来说亲，不料请镇上有名的看相家排八字，竟说女方尅夫，因此不成。这时，他也已经十六七岁，并中了秀才。女方也已十五六岁，听说自己命中尅夫，觉得永远嫁不出去，心头悒结，不久成病，终于逝世。茅盾父亲讲完十多年前的一桩往事，看了茅盾母亲一眼，叹口气，觉得欠了人家一笔债似的，心里觉得愧疚。茅盾母亲知道丈夫有偿债心态，觉得有道理，口气也软了下来，但仍担心地问：“如果这次排八字不对，又是相克，怎么办？”“此事由我作主，排八字不对头，也要订亲。”茅盾父亲心情沉重而又坚决地说。茅盾母亲不再多说了。于是，茅盾祖父在趁去钱隆盛店喝茶时，才正式给个回音。
不久，女方孔家送来庚帖，茅盾祖父仍请镇上那个老星相家去排八字，结果竟是大吉！后来茅盾才知道孔家已将女儿的八字都改过了。
孔家与沈家联姻订亲以后，茅盾的父亲让钱春江传话过去，要孔家不要给女儿缠足，要让女儿念书。但此时孔家还十分古板和守旧，孔繁林经商有方，有些积蓄以后，便整修荒圮已久的孔家花园，它的雅号叫“庸园”，园内有“壶隐厅”，有假山“美女峰”，美女峰上有人寿楼，楼上挂有太史公俞樾手书“花好月圆人寿”
的横匾，园中还有“放鹤亭”、“鱼乐池”、“皓皓轩”、“养性居”、“步矩亭”
等景亭轩。因而孔家这个大家庭（比茅盾老三房时代还人多），十分封建，他们老辈人还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念什么书？而缠小脚也是为你们好，现在你们沈家大人说不缠脚，将来孩子长大后，认为大脚难看，这不又出一道难题了么？孔家老辈人听了沈家要求，思忖道：才不上你们沈家的当呢！缠足，照缠；念书，不念。
把沈家要求当作耳边风！而茅盾父母亲以为讲过后，孔家会重视并照办的。不料后来一打听，仍没有让孩子上学。后来茅盾父亲一死，沈家的意见更不被重视了。
茅盾进中学，上大学，进商务印书馆工作，后来在上海崭露头角。此时，茅盾母亲牵挂的，正是儿子的婚事。唯恐儿子在上海滩这个十里洋场沾上坏习气、轧坏道，把自己的苦心培养付之东流。因此，母亲在茅盾1917年春节回家时认真地盘问他，“你有女朋友么？”茅盾腼腆地说：“没有。”“真的没有？”茅盾母亲又紧逼着问。“真的没有。”茅盾坦然地答。停了一会儿，茅盾母亲说：“女家又来催了，我打算明年春节前后给你办喜事。”说到这里，茅盾母亲停了一下，看了一眼红着脸、腼腆的儿子，又说：“从前我料想你出了学校后，不过当个小学教员至多中学教员，一个不识字的老婆也还相配，现在你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不过半年，就受重视，今后大概一帆风顺，还要做许多事。这样，一个不识字的老婆就不相称了。所以要问你，你如果一定不要，我只好托媒人去退亲。不过对方未必允许，说不定要打官司，那我就为难了。”
当初茅盾听了母亲这番肺腑之言，十分体谅母亲的苦处和难处。在母亲面前，茅盾绝对是个孝子。自然，花花世界的时髦女性，对青年茅盾来说，并非没有吸引力。但此时的茅盾，似乎一心扑在作学问上，还没有多余时间去想个人婚姻大事。
为了替母亲分忧，分担一些劳累，茅盾向母亲表示，识字不识字，也无所谓，嫁过来后，孔家管不着了，母亲可以教她识字，也可以让她进学校。茅盾母亲听罢儿子的诉说，颔首赞同。
婚礼是在1918年春节后举行。茅盾母亲嫌观前街老屋太小，腾不出一间像样的房间，因而与茅盾四叔祖商量，租借四叔祖家余屋作新房，此时四叔祖家住在乌镇北花桥东堍的北港，与王会悟家为邻，洞房在楼上。结婚仪式完全是旧式的，花轿、嫁妆一路从东栅抬来，迎亲、拜见长辈等一应繁琐礼节后，又开始宴会和闹洞房。此时青年茅盾虽说在上海崭露头角，但对小镇上这些礼节，似乎也并不太认真。
几个亲戚家的小客人追着他要糖吃，他便躲进床里，扮着和尚打坐状，逗引得表弟陈瑜清等小客人笑弯了腰。
茅盾见新娘子生得并不漂亮，却十分健壮。见了茅盾家那些从未见过面的亲戚客人，也不怯生，而是谈笑自如，很大方。但新婚第二天，却发生一桩使茅盾母子都惊讶、又不便直说的事。原来，茅盾母亲对孔家情况，虽然在一个镇上，却并不了解。所以她问了新娘子的一些情况，包括新娘子读过那些书，认得那些字，会不会写信等等。结果，这位刚嫁给中国文坛青年骁将的新娘子，只认得一个“孔”字和1—10的数目字！闲谈中，新娘知道茅盾曾去北京念书，现在又在上海工作，便问北京离乌镇远呢，还是上海离乌镇远？问得茅盾母亲目瞪口呆，想不到孔家如此闭塞守旧！沈家几次三番传话给孔家，让女孩子去读书，结果沈家的这些要求，竟都成了耳边风了。但茅盾母亲没有再说什么，觉得新娘子是无辜的，责任在孔家长辈身上。此时，聪明的夫人觉得自己没有念书，在丈夫和婆婆面前矮三分，心情十分沉重。
茅盾望着夫人淳朴的面庞，聪明而渴望知识的眼神，陷入了沉思：中国妇女解放的任务是多么艰巨呀！现在，茅盾切身体会到在中国，妇女解放的迫切性。所以，他后来发表的一系列妇女解放的文章中，竭力主张“把踹在地下的女子扶起来，一同合作，向前猛进。”并提出“提高女子的人格和能力，便和男子一般高，便成促进社会进化的一员，那便是我们对于女子解放的理想的大标帜。”并提出妇女解放的新理想标准：“就是要把女子看作和我们完全一样，我们要尊重伊们的意志，我们要还伊们自由，同时我们也要把从伊们那里揽来的责任归还伊们。”茅盾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中，深深感到妇女解放运动的紧迫性和严重性。
按乌镇婚嫁习俗，茅盾结婚三日后，偕新娘去岳父家拜见长辈，因岳父无心铺张，仪式相当简单，只是见个面，略备茶点招待，盘桓半天后，即偕新娘回家。在岳母家里，茅盾却发现新娘治家有方，两个调皮弟弟见她十分听话，心中暗喜。但回家后，茅盾母亲便发现新娘子两眼红肿，便究问起来，才知道新娘子回娘家与她母亲吵架了，埋怨母亲不让她念书。害得她在婆家成了十足的乡下人！茅盾母亲便开导她，用苏老泉的例子激励她可以重新学习。并表示，只要新娘子肯学习，她愿意教她识字读书。并又让茅盾为新娘子取名为“德沚”。
新婚的日子似乎过得特别快。茅盾想到编译所还有不少事要等他去做，想早点回上海，以免耽误那边的事情。他对母亲讲了自己的想法后，母亲表示：“你回去吧，德沚，我来教她。”此时，在旧俗气氛十分浓郁的小镇上，有新婚一月不能空房，空房则不吉的说法。茅盾母子却不信这个俗理。但茅盾去岳母家向岳母辞行时，却遭卧病在床的岳母的反对，“该过满月才走。
你们新派也太新了。“茅盾只能点头安慰几句，没有再解释。
茅盾回家乡过年并举行婚礼后，没有度完蜜月，便匆匆坐船回到上海。
而夫人则由母亲教识字教写字。每天上午、下午各写两个小时字。这样学了一两个月，孔德沚倒识了五六百字。但茅盾母亲发现儿媳一个人在读书时，心神不定。
问其故，也无结果。有一天茅盾的二婶谭谱生来串门，与茅盾母亲聊天时，说到德沚读书，谭谱生告诉茅盾母亲：石门（离乌镇二十里路）
丰斛泉的大女儿在办一个小学，专收女生，叫振华女校，如果德沚能进学校，和同学一起听课，效果就不一样了。于是茅盾母亲托谭谱生去石门商量一下，像德沚这样年纪，学校能收否。后来，振华女校答应接收孔德沚去那里读书，在振华女校，孔德沚读了一年半，认识了张琴秋（后来成为她的妯娌）、钱青等年纪比她小的同学。
此时茅盾在上海，参与《小说月报》的改革，并日夜用心在工作上。后来因岳母病重，孔德沚只好休学回家侍候母亲，再加上她对校长的态度看不惯，便干脆辍学回乌镇，再不去石门读书了。茅盾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再由自己教儿媳。孰料，孔德沚识字渐多以后，心思也活了。正在湖州湖郡女校读书的邻居姑娘王会悟回乌镇时，向孔德沚宣传湖州那所学校如何如何好，也劝孔德沚去那所教会办的学校念书。孔德沚在乌镇住得发慌，也正想去外地读书，和王会悟的建议不谋而合。孔德沚不等与婆婆、丈夫商量，便答应去那里。茅盾知道后写信给母亲，请母亲劝孔德沚，不要去那种学校读书。
固执而求知心切的孔德沚还是去了。茅盾母亲觉得没有办法，只好让她去试试。
可是，没有多久，孔德沚自己逃回家来，原来这湖郡女校因是教会办的，学校里都讲英语，孔德沚因从未学过，自然无法上课，哑已一般无法交流了。
因而自己大呼上当，忙逃回乌镇。
这时，茅盾母亲觉得儿媳一人在乌镇寂寞，不如早点让她搬到上海，与儿子团聚。于是私下写信对儿子讲了自己的想法。并让儿子在上海找住房。
其实此时，茅盾母亲还有一个没有说出口的想法：常常看报纸的茅盾母亲知道，许多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常常鼓吹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等，也发现许多年轻人以搞“家庭革命”为时髦，抛弃糟糠之妻，另寻新欢。因而她担心儿子在上海这花花世界，会出什么事。所以，茅盾母亲希望儿子在上海找好房子，和媳妇团聚，也好让她放心。
茅盾和孔德沚的婚姻，因为当时茅盾还没有出名，因而显得十分平常，无论在商务印书馆，还是在乌镇这样的小镇上，都没有引起特别的注目和议论。后来孔德沚一生和茅盾风雨同舟，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而茅盾在人生道路上，虽偶然有过闪失，但综观其一生，道德文章，也堪称楷模！
第五章参与建党
正当茅盾为妻子读书、识字的事而被敬爱的母亲“逼”得来不及招架时，他又被商务选为对《小说月报》进行改革的最佳人选。所以，那天高梦旦等找茅盾谈话后，茅盾答应了解一下《小说月报》存稿情况后再说。当局同意了。于是茅盾先向王莼农了解《小说月报》的存稿情况，发现王莼农已买下了而尚未刊出的稿件，足够用一年，而且全是礼拜六派的稿子。茅盾又问了其他一些情况后，心想，“要改，就顺应时代潮流，彻底改，否则不如不干”。
茅盾在向高梦旦、陈慎侯回话时，提出改革《小说月报》的三条原则意见：
一是现存稿子（包括林译）都不能用；二是全部从四号字改用五号字；三是馆方应当给全权办事，不得干涉主编的编辑方针。
商务当局高梦旦等人研究后，同意茅盾意见，但要求1921年的第一期，按新方针及时发稿，不能延误出版。因此，茅盾完全处于高度紧张之中，连家里的信也忘了回，全身心地投入了筛选稿件、编辑《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期的工作。
在编第一期《小说月报》时，一个偶然机遇，茅盾认识了郑振铎。并通过郑振铎得到冰心、叶绍钧、许地山、瞿世英、王统照等作家的大力支持。
同时，又逢在北京发起的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因此正当《小说月报》编就时，郑振铎又将文学研究会的章程、名单等寄来，这犹如一缕春风，给《小说月报》注入了清新、活泼的风采。稿件编就，茅盾挑灯撰写《改革宣言》，提出革新办法，表明革新之心志，介绍新栏目等，立论气势，都显出虎虎生气。他在“宣言”中提出：为了研究，“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而对写实主义，虽在世界范围内“已见衰歇之象”，但在中国，“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以为进一层之预备。”同时认为“一国文艺为一国国民性之反映，亦唯能表见国民性之文艺能有真价值，能在世界的文学中占一席地。”
在这个改革宣言中，茅盾对旧文学也不绝对否定，认为“中国旧有文学不仅在过去时代有相当之地位而已，即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所以，综观宣言全文，茅盾的锐气十分强烈，倾向也十分明朗，但总体上还是比较公允。
因为刊物毕竟还属于商务当局主办的。改革后的第十二卷第一期《小说月报》除了两页彩插，三幅铜版纸精印的图片外，内容上完全是全新的感觉。茅盾撰写的《改革宣言》，用四号字排了两页多，紧接着是两篇论文：周作人的《圣书与中国文学》和沈雁冰的《文学与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的身份的误认》，在《创作》专栏里，有冰心的《笑》、叶绍钧的《母》、许地山的《命命鸟》、慕之的《不幸的人》、潘垂统的《一个确实的消息》等等。在《译丛》专栏里，有果戈里的《疯人日记》、托尔斯泰的《熊猫》、泰戈尔的诗等，还有剧本、海外文坛消息等，可渭蔚为大观，给人于耳目一新。因此，第一期一出版，立即在上海及全国读者中引起轰动。《时事新报》、《学灯》立即发表文章，评介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一时，商务印书馆各地分馆纷纷向上海总馆来电，要求《小说月报》下期多发。
结果，第一期5000册，第二期发行上升到7000册，到年底竟翻到一万册。茅盾在改革《小说月报》中，一炮打响。
在这之前，因茅盾当时编《小说新潮》栏时，尚有余暇，便写了大量文章，在《东方杂志》、《学灯》、《解放与改造》、《新青年》上发表，引起北京陈独秀等人的注意。他们发现茅盾思想进步、敏锐，是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
因此，1920年初，陈独秀到上海以后，约见沪上有关人士，秘密会谈。陈独秀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同时被陈独秀约见的除了茅盾外，还有陈望道、李汉俊、李达等人。茅盾久闻陈独秀其人，觉得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但进屋见到其人，却发现四十多岁的陈独秀，头顶微秃，举止随便，说话和气，竟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派头。大家谈了一阵后，茅盾便告辞。陈独秀给茅盾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
1920年7月，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并秘密办了个刊物《共产党》，专门宣传和介绍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第三国际、苏联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消息。主编是李达。同年10月，茅盾和邵力子去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拜访陈独秀，当时第三国际代表威庭康斯基也在座。陈独秀征求邵力子、茅盾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意见，茅盾表示赞同。于是，茅盾由李汉俊介绍加入共产主义小组。邵力子也同时加入共产主义小组。
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后，在《共产党》杂志任主编的李达，立即向茅盾约稿，此时，茅盾尽管因编《小说月报》忙得焦头烂额，但对政治热情仍十分高，既然加入组织，那应该为组织办事，而且借此也可研究马克思主义，从政党理论上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因此，李达约稿，茅盾便欣然允诺，一口气翻译了《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美国共产党党纲》、《共产党国际联盟对美国IWW的恳请》、《美国共产党宣言》四篇译文，发表在1920年12月7日出版的《共产党》杂志第二期上。
后来，又陆续翻译了《共产党的出发点》等文章，发表在秘密刊物《共产党》杂志上。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建设，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2月16日，陈独秀应广东陈炯明的邀请，去广东办教育。临行，茅盾和李汉俊等都去送行。而陈独秀则把《新青年》的编务交给陈望道。陈独秀走后，上海共产党小组李汉俊等人，开始筹备起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事务来。因此，当时上海共产党小组在秘密状态下，活动异常频繁。此时，茅盾又刚接手《小说月报》，千头万绪的事务和写作编务，真的无暇顾及妻、母了。母亲在乌镇连连来信，责问茅盾为何迟迟没有找到房子？是不是……。
一定要茅盾在上海找房子，她也好将带儿媳孔德沚来团聚。茅盾不能向母亲、妻子明说自己的政治活动，三言两语也讲不清自己编《小说月报》的忙碌，接到母亲几次来信后，茅盾托编译所宿舍的管理人员福生，去外面寻租。结果，三个月后，即1921年2～3月间才在鸿兴坊找了一座带过街楼的房子。
经过装修后，茅盾才把母亲、妻子接来，又雇了一个专管洗衣买菜的佣人。
妻子孔德沚则进爱国女校读书。茅盾母亲到上海新居一看，茅盾两只大书架上放满了洋装书，知道儿子忙在学问上，以前的疑虑，顿时冰释。一个小家庭，在忙碌中总算安定下来了。但茅盾的社会活动，此时却有增无减。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和嘉兴召开。茅盾、陈望道等都不是代表，均未到会。“一大”以后，根据会议通过的中共党纲规定，凡有党员5人的地方，可建立地方委员会。“一大”
还选举陈独秀为中共总书记。但陈一直在广州，于是在上海的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力主陈回沪负起总书记的责任。同年9月，陈独秀回上海。不久。根据中共一大党纲规定，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成立，陈望道任书记，茅盾为委员。
自陈独秀回上海后，商务当局为了招徕名流，让茅盾去设法聘请陈独秀为馆外名誉编辑。此事正中陈独秀下怀。于是，陈独秀定居上海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支部会议就在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家里召开，每周一次，主要讨论分析形势，发展党员，发展工人运动及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修养等，参加的人中，有邵力子、杨明斋、陈望道、张国焘、俞秀松等。大都是年轻人。因这些人白天都有工作，因而每次开会，都在晚上8时以后，直至半夜。这在过去，茅盾是毫无问题的，熬夜本来是茅盾家常便饭。但此时，茅盾已举家迁沪，妻子、母亲及刚出世的女儿都在身边，而自己除了《小说月报》大量编务外，还要从事共产党的秘密活动，参加支部会议，而这种秘密活动是有很大风险的，甚至有生命之虞。对当时情景，茅盾有一段很平白的回忆：
“我去出席渔阳里二号的支部会议，从晚8时起到11时。法租界离闸北远，我会后到家，早则深夜12点，迟则凌晨1时。如果我不把真实事情对母亲和德沚说明，而是假托是在友人家里商谈编辑事务，一定会引起她们的疑心。因此，我对母亲说明我已加入共产党，而每周一次的支部会议是非去不可的。母亲听了就说：”何不到我家来开呢？我说，如果这样，支部里别的同志就也要像我那样很远跑来，夜深回去，这也不好。所以，暂时仍旧是我每星期一次去渔阳里二号开会，深夜回来时都是母亲在等门，德沚瞌睡，而且第二天要去读书，母亲体谅她，叫她早睡。“
茅盾除了每周有一晚上秘密活动外，还要每周参加一次白天的政治学习。除过学习马列主义书籍外，还请从苏联回来的杨明斋、经济学家李达等讲课。自然，这一切都是在秘密进行。但共产党的这些活动，频繁地出出进进渔阳里二号，引起法国捕房的注意。后来在一次小聚会时，陈独秀高君梅夫妇和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等被法国捕房拘捕，后经营救，才以罚款了结。
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在1920年暑假前，因言论激烈而受当地军阀的注意，幸而校长惜才，让他和张闻天逃出南京，然后一道东渡日本。半年以后，即1921年1月返回国内，走其胞兄的路：一方面从事小说创作和文学研究，另一方面从事政治活动。1921年4月，茅盾在自己家里召开的支部会上，介绍沈泽民加入共产党组织。中共中央考虑到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的有利条件，便决定由茅盾担任中共中央的交通员，负责与全国各地党组织的联络。外地党组织人员到上海找共产党中央，先找茅盾，然后由茅盾报告中央后，再通知来人去某处汇报工作。因而，商务同人看来，年青的茅盾活动能力很强，人缘很好，外地朋友也特别多。同样，外地党组织向中央送报告，也不直接送给总书记，而是寄到茅盾那里，信封上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玉展”，然后由茅盾转送中共中央。这些来信一多，引起商务印书馆同事的注意，这位“钟英小姐”是谁？是不是茅盾的情人？同事都摸不透内情，去问茅盾，茅盾总是支支吾吾，避而不答。因此大家更觉得蹊跷。一天，刚进商务印书馆不久的郑振铎见邮差送来一封“沈雁冰先生转交钟英小姐玉展”的信，见茅盾不在，便偷拆开来看，因为他想抖开这个“情人谜”。哪知道拆开来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共产党福州地方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钟英”乃“中央”之谐音。郑振铎等几位同事都是茅盾的朋友，彼此都十分信任。现在内情既已窥破，大家都替茅盾保守秘密。从此，编译所内再也没有人议论茅盾的这些信了。茅盾在编译所工作时，担任中央联络员（交通员）一直持续到1925年春天。
当时，年轻的茅盾精力充沛，像一头牛那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一心一意扑在事业上。但是家中事务，却无暇顾及，全仗母亲料理。1921年女儿沈霞出生，给这个小家庭带来了生气。1921年10月间，陈独秀和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主任李达提议创办一所旨在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这样，既可培养中共妇女干部，又可安排中共党员家属，为地下机构掩护。陈独秀、李达他们的设想，得到中央的批准，并要李达及其新婚夫人王会悟具体筹办。后来这所学校，就是平民女校。李达任校长，有学生约30人，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设高级和初级两个班，一个工作部。高级班有蒋冰之（丁玲）、王一知、王剑虹、傅戎凡、傅一星、王醒锐6人；李达夫人王会悟、陈独秀夫人高君曼为高级班的旁听生，同时兼初级班教员。此时，正忙得不可开交的茅盾，又被拉去平民女校教书，一星期去3个晚上。其他，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沈泽民等都去讲课。此时，茅盾夫人孔德沚的一个在家乡石门振华女校的同学张琴秋也来了上海，进平民女校读书，她在这里与沈泽民相识，后来和沈泽民结婚，成为茅盾的弟媳。
1922年，茅盾讲了半年课后，因李达去湖南自修大学教书了，平民女校的日常工作交给蔡和森和向警予，但由于人少，经费少等原因，平民女校便很快结束了。
恰在这时，国民党打算把上海原东南高等师范改名为上海大学，并让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当校长。中共中央认真分析后，决定让“上大”成为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于是大量共产党人进入这所学校，并成为这所学校的中坚。如邵力子实际负责，邓中夏负责担任总务长，瞿秋白从苏联回来后，也被聘来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陈望道聘为中国文学系主任，只有英国文学系何世桢是国民党右派。但教员中的共产党员更多，像茅盾、沈泽民、蒋光慈、侯绍裘等都去上大任教。此时，茅盾内弟孔令俊从乌镇到上海来，投奔姐姐和姐夫，茅盾见他聪明，思想也很进步，便介绍他进上海大学中文系。从此，茅盾一家又多一个革命者。
随着共产党组织的扩大，投身中国革命的人也越来越多，1923年7月8日，上海全体党员开会，传达中共三大会议精神，决定国共合作，各地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会上并成立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取代原上海地方委员会。
职权除上海外，兼管江苏、浙江两省发展党员，成立小组及开展工人运动等。会上，对组织也进行调整和改选，选出徐梅坤、沈雁冰、邓中夏、甄南山、王振一五人为执行委员，张国焘、顾作之、郭景仁三人为候补委员。7月9日，执委召开会议，王荷波、罗章龙、彭雪梅也来列席会议，会议决定邓中夏为兼区委员会委员长，徐梅坤为秘书兼会计，王振一、甄南山为劳动运动委员、沈雁冰为国民运动委员。全上海分四个小组：上海大学为第一组，其中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施存统、王一知、许德良、林蒸等，林蒸为组长；商务印书馆为第二组，其中有董亦湘、徐梅坤、沈泽民、杨贤江、沈雁冰、张国焘、糜文溶、黄玉衡、郭景仁、傅立权、刘仁静、张秋人、张人亚，董亦湘为组长；第三组是上海西门，其中有林伯渠、邵力子、雷晋笙等。第四组是虹口区，其中有甄南山、王荷波等。因此，投身实际斗争中的茅盾，忙得不可开交，以前是白天搞文学，晚上搞政治，而现在连白天都搞政治！
在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茅盾见到了年轻的中共领导人之一毛泽东。毛泽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年后，他还和毛泽东在广州共事过。
由于中共初期缔造者思想认识上的差距，在行动上也出现了不一致。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而先后退党。中央指定茅盾去做工作，劝他们不要退党。结果，除邵力子外，都没有劝过来。这些具体而又具体的党务工作，茅盾始终无怨无悔地埋头苦干着。他信仰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相信中国的解放，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因而在人生追求上，表现了一种理性的自觉；而同样，在文学追求上，也是那样执著和自觉！
第六章文学骁将
五四以后中国的文坛上，新旧文化的斗争，随着时间的椎移，也日愈白炽化。
但在最初，茅盾与商务印书馆同仁胡愈之等倡导新文化的战士们，面对汹涌而根深蒂固的旧文学，自己写白话文还不敢用真名呢，而是写了以后，用笔名投到《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上发表。当时五四的旋风，上海似乎锋面并不大，对旧文化的冲击，也没有北京那班文人那么有闯劲和锋芒毕露。那时，商务印书馆里那些整天与书打交道的人，都以为这是一场政治事件，与文化无关。后来，当北京南下宣传五四的演讲队到上海宣传鼓动时，向来不喜欢走动的茅盾也去听演讲，事后茅盾感觉到这“讲演空空洞洞，思想性不深刻，只是反复喊着几句富有煽动力的话，例如反对军阀混战，要求结社、言论自由，要求有示威游行的自由等等，没有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而当时上海一般学生也不懂什么叫反帝、反封建。但是应该承认，他们起了鼓动人心的作用。”这应该是当时上海那些新青年们共同的心态。所以茅盾在“五四运动”热火朝天时，并未积极投入，而真正投入这个洪流，是在两年以后。
在这场文学革命中，茅盾不仅在上海崭露头角，而且还结识了不少新文学战士，并成为战友，共同在这条战线上奋斗。在改革《小说月报》时，茅盾通过文学研究会发起人周作人，与鲁迅（周树人）相识，两人信往稿来十分密切。鲁迅不时向茅盾提供作品，或推荐，或自撰，从作品上支持茅盾改革《小说月报》；而茅盾对鲁迅的作品推崇备至，当鲁迅的《阿Q正传》在1921年12月4日以巴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以后，立刻引起轰动，而茅盾以深刻的审美目光读了前四章以后，立刻评论道：“……《晨报》副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力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诲。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茅盾的这个评论，为《阿Q正传》评论史上，开了先河。以后不少论者，都以此为蓝本。在茅盾主持改革《小说月报》的1921年，从4月份开始，茅盾和鲁迅直接通信，到年底，两人书信往还50余次，平均5天就通一次信！在新文学共同的使命中，开始了两人的友谊！
如果说，茅盾和鲁迅在沪京两地频繁书信往来，加深友谊的话，那么，茅盾与郑振铎，则直接共同战斗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等文学阵地上。茅盾在《小说月报》改革之初，就得到郑振铎的支持，当时郑振铎还在北京读书，知道上海沈雁冰希望北京新文学界朋友支持时，立刻代为约稿，赶在《小说月报》1921年第一期发稿前，给茅盾寄去冰心、叶圣陶、许地山、瞿世英、王统照、周作人及耿济之等人的小说和译文，给茅盾的改革最有力的支持。不久郑振铎从学校毕业，分配到上海铁路西站当见习。茅盾把郑振铎推荐给《时事新报》、《学灯》当编辑。
5月11日，郑振铎进了商务印书馆，筹办《儿童世界》杂志，从而两人朝夕相处，共同在新文学这个园地辛勤耕耘，成为文学研究会在上海的台柱子。另外如叶圣陶等友人，也坚决地和茅盾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因此，20年代初的上海文坛，新文学的崛起，挖了旧文学顽固派的祖坟，引起盘踞上海文坛的那批文人的愤怒和不满，《小说月报》一出版，就受到上海鸳鸯蝴蝶派出版的《红玫瑰》，《快活》等刊物的围攻，当时商务书馆的名流陈叔通，愠怒茅盾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将照例寄给他的《小说月报》原封不动地退回编辑部，表示不满。尤其《小说月报》在改革宣言中，开宗明义地表示要倡导为人生的文学，给那些消遣、无聊的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礼拜六》是个杂志名称）文人以致命打击。
此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深感在西学东渐的形势下，在新旧文学斗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自己因不懂外文而日感紧迫，甚至无法再驾驭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这样一个学术机构，觉得在东西、新旧夹缝中，实在很累。于是他征得张元济同意，亲自去北京请年青的名人胡适来担任所长，胡适答应先到上海编译所看看。
1921年7月16日胡适到达上海，就将编译所一间会客室作为办公地点，并轮流“召见”编译所高级职员。茅盾是18日、22日两次被“召见”，胡适问了茅盾的一些工作情况后，就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上提倡“新浪漫主义”、“表象主义”
等问题，发表意见，他告诉茅盾：“创作不是空泛的滥作，须有经验作底子。”并劝告茅盾“不可滥唱什么‘新浪漫主义’”，指出“西洋的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所以能立脚，全靠经过一番写实主义的洗礼。”向来说话办事谨慎的茅盾一边回答胡适的一些询问，一边静静地听胡适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不表示什么。
不料，在商务印书馆呆了一个多月后，胡适向商务当局表示自己不干了，却把自己当年在中国公学读书时的老师王云五推荐给商务，说自己是个书呆子，不善于应付人事关系，而王云五则有学问，也有办事能力，比他强。因为是胡适推荐，商务当局不敢怠慢，高梦旦带了郑贞文一起去请王云五“出山”，担任编译所长。1922年1月王云五正式取代高梦旦任编译所所长。王云五其人，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新文学人士，称其为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因此，王云五的上台，给茅盾等新文学倡导者们，添了不少意想不到的麻烦。
1922年7月，也就是王云五上台半年时，茅盾针对鸳鸯蝴蝶派一年多来对《小说月报》的攻击以及他们的许多荒谬的论点，发表了《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从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的文学思想、创作思想、方法及社会效果，给予义正词严的评论和批判。此文没有他们攻击茅盾、攻击《小说月报》时所用的谩骂的方法，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因此礼拜六派通过各种关系，向商务当局施加压力。
王云五等商务保守派认为这是个时机，这样可以教训教训茅盾等新文学战士了。当时，王云五派了一个姓李的人专门去找茅盾：“沈先生，《小说月报》销路很好，影响也大，这次第七期上您的大作《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反响也大，尤其是《礼拜六》听说他们准备提起诉讼，告《小说月报》破坏它的名誉。”说到这里，李某停了停，看看茅盾没有答腔，又说：“这件事，云五先生也担心，弄得不好，我们要吃亏，名声也不好，从商务利益考虑，是否请沈先生再写一篇短文，表示对《礼拜六》道歉如何？”
年轻的茅盾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断然拒绝写文章道歉的要求，对来人严正地说：“李先生，你也应该知道，不是我破坏它们的名誉，而是礼拜六派先骂《小说月报》和我个人，足足有半年之久，你们不吭一声；如今，我才从文艺思想的角度批评了礼拜六派，你们就那么‘重视’？如果说要打官司，倒是商务印书馆早就应该控告他们了！况且文艺思想问题，北洋军阀还不敢来干涉，礼拜六派是什么东西？
敢做北洋军阀还不敢做的事情？“来人阴险地一笑，”沈先生言重了，言重了，我也是替沈先生着想。“茅盾一听，更气了，连瞧都不瞧来人一眼，气愤地说：
“我要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包括商务的态度，用公开信的形式，登在《新青年》以及上海、北京四大副刊上，唤起全国的舆论，看‘礼拜六’还敢不敢打官司？”
那个姓李的人一听，吓坏了，他知道此时的茅盾完全能做到这一点，知道年纪不大的茅盾在全国文学界的影响，因而连连说：“沈先生，此事不可闹开，不可闹大。”说完便灰溜溜地走了。由于茅盾态度坚决，王云五等人也只好变换手法，通过内部审查的方式，控制《小说月报》。这件事被茅盾发觉后，十分气愤。正式向王云五提出抗议，指出当初接编《小说月报》时，曾有条件是馆方不干涉我的编辑方针，现在你们既然背约，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馆方取消内部检查，二是我辞职。
茅盾的这个“抗议”，对新上任的保
守派王云五来说，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于是，商务当局研究后，同意茅盾辞去《小说月报》的编辑工作，但又考虑《小说月报》的销路，决定由郑振铎继任。
同时，商务当局又坚决挽留茅盾在编译所工作，因为商务当局怕茅盾走出商务另办刊物，影响商务利益。茅盾将商务印书馆情况向中央党组织汇报后，共产党中央觉得如果茅盾离开商务印书馆，一时难以再找一个合适的中共中央交通员，陈独秀也劝茅盾留在商务，以便更好地为中央工作。
当茅盾知道商务当局同意他从十四卷（即1923年）起辞职后，又向商务当局提出，在主编十三卷内任何一期内容，馆方不能干涉，不得用“内部审查的方式抽去或删改任何一篇，否则，我仍将在上海与北京的四大报纸副刊上用公开信揭发商务当局的背信弃义，及其反对新文学的顽固态度。”王云五听了，沉吟一会儿，表示同意。
茅盾在主编最后几期《小说月报》过程中，对礼拜六派的反击，更加猛烈。在《小说月报》十三卷十一号的社评栏里，发表了《真有代表旧文学旧文艺的作品么》的短评，借北京《晨报》的文章，抨击礼拜六派。文章说：
“北京《晨报》副刊登着子严君的一段《杂感》说：这些《礼拜六》以下的出版物所代表的并不是什么旧文化旧文学，只是现代的恶趣味——污毁一切的玩世与纵欲的人生观，这是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很重大而且可怕的事。”
“‘礼拜六’（包括上海所有定期通俗读物）对于中国国民的毒害，是趣味的恶化。”“‘礼拜六派’的文人把人生当作游戏，玩弄，笑谑；他们并不想享乐人生，只把它百般揉搓使它污损以为快，……这样下去，中国国民的生活不但将由人类的而入于完全动物的状态，且将更下而入于非生物的状态去了。”“英人戈斯德在《善种与教育》上称英国的坏人为‘猿猴之不肖子’。”
“我们为要防止中国人都变为‘猿猴之不肖子’……，有反抗‘礼拜六派’运动之必要；至于为文学前途计，倒还在其次。因为他们的运动在本质上不能够损及新文学发达的分毫。”茅盾把这激烈的话写进自己的文章里，商务当局也无可奈何。
另外还有题为《反动？》也是批评“礼拜六”的，也登在同一期《小说月报》上。
茅盾自己认为，“同一期的《小说月报》连载两篇《社评》都正面抨击‘礼拜六派’，可以说是我在离职前对王云五及商务当权者中间的顽固派一份最后的‘礼物’。”
在茅盾及其他新文学战友和商务当局顽固派及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等开展激烈斗争之时，侧面又受到友军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主持的创造社突然袭击。
创造社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创立起的新文学团体，稍晚于文学研究会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一批作家诗人组成，1922年办《创造》季刊，接着又出《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等刊物，艺术主张中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倡导积极浪漫主义。同时，又表现出浓厚的对旧社会的反叛精神。1922年5月1日《创造季刊》上发表了郁达夫的《艺术私见》和郭沫若的《海外归鸿》，公开批评文学研究会茅盾、郑振铎等人“党同伐异”
和压制“天才”。其实当时茅盾对郭沫若等人还是十分钦佩的，认为郭沫若诗集中公然说自己“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在当时还没第二人。”《女神》中作者的热情奔放，昂首天外的气魄，“在当时也是第一人”，并称《女神之再生》为空谷足音“，因此，茅盾和郑振铎一见这两篇文章，大吃一惊，感到十分委屈，于是愤而起来答辩，写了《”创造“给我的印象》，一场持续3年的两个新文学团体的论争，拉开了帷幕。
这场论争，双方都是年青气盛的青年理论家，青年作家，青年诗人。因此，激烈程度也非常，但平心而论，这场论争，对促进新文学的繁荣，历史地来看，也不无积极意义。但如果仔细考查，这种论争，实际上是这两家代表五四时期大多数新作家共同主要气质的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这是一种自我与社会互相交织的人本主义的气质，但经常以强烈的感情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文学研究会方面，这种人本主义气质较多地从社会和人道主义的方面表现出来，而创造社方面则集中于自我倾向，所以事后，茅盾和郭沫若都非常宽容地回忆这场论争。茅盾说：“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论战的原因，主要是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换言之，我们所争的是：作品是作家主观思想意识的表现呢，还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创作是无目的无功利的，还是要为人生为社会服务？”茅盾还认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是一条路上走的人，应当互相扶持，互相容忍，……。”郭沫若也说：“我们当时主张，在现在看起来自然是错误，但在当时的雁冰和振铎也不见得有正确的认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不同，……所以在我们现在看来，那时候的无聊的对立只是在封建社会中培养成的旧式的文人相轻，……。”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论战，一直持续了3年，直到1924年7月20日，茅盾和郑振铎首先挂起“免战牌”，表示“本刊同人与笔墨周旋，素限于学理范围以内，凡涉于事实方面，同人皆不愿置辩，待第三者自取证于事实”。
今后“郭君及成君等如以学理相质，我们自当执笔周旋，但若仍旧差无左证谩骂快意，我们敬谢不敏，不再回答。”
在与创造社论战的同时，茅盾和郑振铎、鲁迅、叶圣陶、沈泽民等人，还要和南京《学衡》杂志的论战。刀来枪抵，十分激烈。“学衡派”是南京东南大学的胡先啸、梅光迪、吴宓等教授，以出版《学衡杂志》而得名，这些留过洋的教授，在五四以后，来反对新文学，提倡复古，标榜“国粹”，攻击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
他们在《学衡》杂志上发表文章，反对文学进化论，白话不能代替文言，言文不应合一，主张摹仿古人等。由于南京“学衡派”的倒行逆施，当时出现一股“四面八方的反对白话声”的逆流。针对这股逆流，茅盾奋起抨击，先后写了《评梅光迪之所评》等七、八篇文章，给予复古势力有力的抨击。其时，茅盾的胞弟沈泽民1921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新文学运动。在反对学衡派复古的斗争中，他和胞兄并肩战斗，撰写了大量笔意锐利的论文，反击学衡的复古。在其中一篇《文言白话之争底根本问题及其美丑》文章中，深刻而又明了地阐述了白话代替文言、言文合一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指出“因为文字是传达国民思想情感的工具，所以必须包具几个要点：一、是与日常生活最密切的；因而二、是容易普及，容易为全体国民所了解的；因而三、是最适宜表出现代的思想和情感的。就这三点看来，文字就有采用日常用语之必要。所以我们主张废止文言改用白话。”茅盾昆仲共同为营造新文学大厦所作的努力功不可没。
在反击“学衡派”的过程中，鲁迅也挥枪上阵，撰写《估学衡》，深刻地揭露了学衡派们的浅薄与无知，他说：“学衡派”自己还没有弄通古文，却自谓肩负捍卫古文的重任来教训新文学者，这是不知羞耻。还说“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与此同时，郑振铎也和茅盾、鲁迅等联袂，对“学衡派”
进行驳斥和批判。不久，“学衡派”在新文学者的批判下，便败下阵去，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插曲。
茅盾在与创造社论争，反击学衡派的斗争过程中，仍在百忙中为《小说月报》写稿，编海外文坛消息，同时，大量中国共产党内部党务工作，又亟待茅盾去处理。
此时的茅盾，工作几乎是连轴转。但是，纷繁的事务，复杂的斗争，茅盾仍没有忘记译介国外弱小民族和被损害民族的作品。
还在1921年时，茅盾在编《小说月报》过程中，发现中国在倡导新文学过程中，亟待引进国外民族作品，以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借鉴。于是，他发起组稿编辑两期专号，一期“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专门介绍欧洲等少数民族国家的文学作品，吸纳不少新文学作家翻译家共同关注这种新文学奠基工作，茅盾自己则写了《（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引言》、《被损害民族的文学背景的缩图》两文，刊于专号。不久，茅盾又主持编辑了《小说月报》号外“俄国文学研究”，把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新鲜的文学作品及十月革命前反映俄国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作品，介绍给国人。其中茅盾不仅主持编辑，而且还亲自动手，翻译俄国文学作品，如他在号外中，发表了《失去的良心》、《看新娘》、《蠢人》、《杀人者》、《伏尔加与村人的儿子米苦拉》、《孟罗的农民英雄以利亚和英雄斯维亚多哥尔》及《赤俄小说三篇》的前言等，充分反映了茅盾当时那种对新文学忘我的奉献精神和对社会使命感、责任感。
1923年，茅盾为反抗王云五违约而辞去《小说月报》主编后，在译介、标点外国文学的同时，又给《国学小丛书》编选《庄子》、《楚辞》、《淮南子》等，因而，茅盾能以深厚的古文基础，在倡导新文学的前沿，立于不败之地。
这一年的暑假，茅盾应侯绍裘的邀请，专门去松江私立景贤女中讲演，讲题是《什么是文学——我对于现文坛的感想》。这是茅盾继上年暑假与郑振铎在宁波四明暑假教育讲习会之后，又一次外出讲演，宣传新文学。去年去宁波之前，也曾去松江景贤女中讲演《文学与人生》。因为茅盾在上海新文学界，名气如日中天，所以，外地邀请他参加公开的社会活动也多了，茅盾乘这机会，宣传新文学。
与此同时，茅盾的社会活动也日愈频繁。1923年11月27日，在上海的浙籍人士陈望道、茅盾（沈雁冰）、杨贤江等致电浙江省省长、教育厅长、抗议浙江省议员罗织罪名提出查办省立五中校长案。同年12月上海成立东方艺术学校，聘定陈望道为教务长兼美学教授，茅盾为现代文学教授，甚至在中华书局编辑程本海1924年3月3日下午的婚礼上，茅盾也应邀出席并发表演说。1924年春，茅盾、杨贤江等人发起，成立闸北市民外交协会，反对外人扩大租界。7月18日，召开全体代表大会，将闸北市民外交协会改名为上海市民对外协会，并聘请恽代英等为协会顾问。这些活动，也反映了青年茅盾既是一个在新文学疆场上驰骋的骁将，而且又是一个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从而使他的革命和文学活动，和中华民族，和人民群众紧紧地联在一起了。
第七章在罢工洪流中
1923年8月5日中共中央委员毛泽东出席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的第六次会议，这是茅盾第一次见到毛泽东。1924年春，作为上海国民运动委员会的委员长的茅盾，直接参与和策划组织上海工人纪念京汉铁路“二七”
大罢工的大会。
在这之前，茅盾的胞弟沈泽民，于1921年从日本回国以后，以饱满的热情、旺盛的斗志，投身新文学运动和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立志当革命家和文学家，先后奉党组织命令去安徽芜湖五中任教，并在那里发展革命同志，组织芜湖学社，创办《芜湖》半月刊；后来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1923年8月，中共派沈泽民到南京建邺大学任教，并要求他们到南京以后，负有发展中共组织的使命，不久，组成南京党小组（直属上海第六组）。在南京期间，沈泽民与同乡张琴秋有更多的接触和联系，两人志趣相投，终于在1924年结为伉俪。在这期间，茅盾除了政治活动工作之外，仍创作、译编了大量作品。
他研究希腊神话，1924年9月发表了《普洛米修偷火的故事——希腊神话之一》至1925年1月先后发表了十篇研究编译文章，在《儿童世界》上发表，之后，茅盾又开始研究北欧神话，1925年2月发表《喜笑的金黄头发——北欧神话之一》，至4月已发表《为何海水味咸——北欧神话之六》，但后来因为五卅运动的爆发，没有能像研究希腊神话那样，一篇一篇地写下去，只好戛然而止。
在五卅运动前后，有一篇反映茅盾文艺思想的文章，也因五卅运动的爆发，而分两段来完成。这篇文章就是《论无产阶级艺术》。这篇长文的写作起因，是因为1924年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等人提出革命文学口号，沈泽民连续发表《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和《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两篇文章，指出“所谓革命的文学，并非是充满着手枪和炮弹这一类名辞，并非像《小说月报》所为标语的血和泪，”
“革命，在文艺中是一个作者的气概的问题和作者的立脚点的问题。”但是，茅盾在这场热烈的讨论中，没有在前几年与创造社论争时那么尖锐和冲动，而是在一边思索，一边观察，一边读书。当时，茅盾“翻阅了大量英文书刊，了解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艺术发展的情形。”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消化，茅盾觉得有必要对无产阶级艺术的各个方面试作一番探讨。同时，也觉得有必要清理一下自己过去曾热烈鼓吹过的文学主张，以便用“无产阶级的艺术”来充实和修正“为人生的艺术”的观点。于是，《论无产阶级艺术》这个长篇论文的前半部分，发表在五卅运动前的《文学周报》5月10、17、31日，后半部分发表在10月24日《文学周报》上。
这篇文章发表后，当时在新文学界成了“旷野的呼声”。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系统全面地论述无产阶级文艺的论文。文章分5节，首先从西方文艺发展史中探讨无产阶级艺术的历史形成，其次论述了无产阶级产生的条件，提出一个艺术产生的公式：“新而活的意象+自己批评（即个人选择）+社会的选择=艺术。”令人耳目一新，并第一次提出在阶级社会，社会的选择又是阶级的选择这样的观点；第三节探讨了无产阶级艺术的范畴。详尽地分析无产阶级艺术与农民艺术的不同，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艺术非即所谓革命的艺术，”“非旧有的社会主义文学”，作了界定和缕析。第四节以苏联文艺现象为蓝本，探讨无产阶级艺术的内容；最后一节中，茅盾又分析探讨无产阶级艺术的形式，以及文艺的历史继承等问题。这篇论文，既是茅盾在五四运动以后对自己文艺思想、文艺理论的一次清理，又是他往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但现实给茅盾的系统思考的时间非常吝啬，刚写完一半，一场震惊中外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了，茅盾只好放下笔，投身于五卅洪流。
1925年年初，上海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指挥下，开始涌动，出现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氛。尤其是外商在中国开厂并严重剥削工人等情况，引起广大工人的强烈不满。1925年2月2日清晨，上海内外棉第八厂发生日本领班毒打一个女童工的事，引起该厂男工的愤愤不平，他们据理同日本领班争论。不料，老板把粗纱间值夜班的50个男工全部开除。于是这个厂的日班男工自动罢工，抗议厂方的处理。当时沪西工友俱乐部主持人刘华出面调停，结果，厂方又没收工人工资，勾结捕房逮捕工人代表。2月9日，内外棉第八厂全厂工人开始罢工，接着是第五厂、七十二厂的工人也跟着罢工，燃起上海工人运动的烈火。当时，茅盾与邓中夏、杨之华一道，组织工人罢工大会，在谭子湾广场上，有万人参加。
万人大会以后，上海迅即有22个日本纱厂响应，罢工人数达35000多人。
并成立罢工委员会。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经过十多天的较量，迫使日本资本家接受罢工条件。于是，内外棉各厂全体工人开会庆祝罢工胜利。这场罢工运动，为稍后的五卅运动，积累了经验。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后，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运动有了坚强的组织保证，自从2月的罢工以后，上海工人大批参加了工会，工人的斗志更坚强了。同时，也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软硬兼施的两手，企图扼杀尚在摇篮中的革命形势，他们要求取缔工会，并扬言，如果工人罢工，立即关闭工厂。与此同时，日本资本家大批开除工会的活动分子，逮捕工人代表。于是，内外棉十二厂的工人首先罢工，十二厂是纱厂，是一些织布厂的前道厂，因而影响到一些织布厂。由于十二厂的罢工，5月15日七厂（织布厂）的夜班工人去上班，工厂却紧闭大门，宣布：没有纱，工人统统回家去。工人据理力争，但厂方不理。于是，顾正红带领工人撞开厂门，夜班工人涌进厂内，与看守厂门的日本人发生冲突，此时，内外棉的副总大班和七厂的大班带领许多打手，手持武器，赶来现场。看见带头的正是他们久已注意的顾正红，便朝顾连开四枪，顾正红当即倒在血泊中，第二天下午伤重不治而光荣牺牲。
“顾正红事件”激起上海工人的极大愤怒，16日，内外棉五、七、八、十二等厂一万余工人全部罢工，并组织罢工委员会、设立纠察队、交际队、演讲队、救济队等，提出“惩办凶手，承认工会”等八项要求。5月24日，在谭子湾举行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会后，进入扩大宣传，组织全市的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准备阶段。
事态的发展，激起全市人民的愤怒，茅盾既是组织领导者之一，又是直接上街参与者。一浪高于一浪的罢工浪潮，终于在5月30日全面爆发了，30号下午罢工的工人，罢课的学生从四面八方会合在南京路，东一堆，西一堆地在演讲宣传，都大喊“打倒帝国主义”。一时间，南京路成了一片反帝的海洋，涛声四起。茅盾和夫人孔德沚及邻居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从闸北顺泰里赶到南京路，在先施公司门前，忽然听得前面传来“砰、砰、砰”的枪声，南京路上示威的人也从前边潮水似地退下来，茅盾忙问退下来的人：“怎么回事？”几个学生模样的人愤怒地说：“巡捕开枪了！”演讲队有几个人被捕房抓进去，工人学生涌到捕房，要求放人。结果，捕房的巡捕开枪，打死上大学生执行委员何秉彝、交大学生陈虞钦。这时，先施公司已经拉上铁栅门，把茅盾他们关在公司门里，出不去。正在焦急时，杨之华认出一个熟悉的先施公司的小职员，由这个小职员带路，从后门走了。
当天晚上，茅盾和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王一飞、罗亦农等在闸北宝兴里开会，研究对策，决定发动全市的三罢运动，并研究拟定要求：租界须承认此次屠杀的罪行，负责善后；租界统治权移交上海市民；废除不平等条约如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并立即组织上海总工会，并由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总商会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共同组织工商学联合会，为这次“三罢”领导中心。至于罢市，决定由总工会、学生联合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出面，与总商会谈判罢市问题，并派妇女群众包围总商会所在天后宫。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茅盾拖着疲惫的身子，两眼布满血丝，回到家刚睡了一会儿，天已大亮，此时又接到通知，“十二点钟出发，齐集南京路。”
这天中午，春雨潇潇，开始是小雨涟涟，不久雨点越来越粗，飘飘洒洒。南京路上的群众热闹异常，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工人，散发、张贴标语，发表演讲，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茅盾夫妇和杨之华也冒着危险，跻身于游行队伍。
6月1日，上海实现了“三罢”，各阶层人民的反帝斗争达到高潮，但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也更加疯狂，他们任意搜捕群众，解散学校，枪杀无辜，引起全市人民更强烈的愤怒。也引起全国各大城市的声援响应，北京、天津、汉口、长沙、南京、济南、青岛、杭州、福州、郑州、开封、九江、南昌、镇江、汕头、广州等地，也纷纷示威游行，发动抵制英日货的运动，声援上海。6月4日下午，茅盾等30余人，发起成立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并在小西门立达中学召集筹备会，会后发表宣言。6日，茅盾、杨贤江、侯绍袭三人对外发表谈话，声明成立教职员救国同志会的目的、任务。后来，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借中华职业学校举行讲演会，一共定了8个讲演题，茅盾也亲自去讲演了《“五卅”事件的外交背景》。
茅盾正在忙得不可开交时，乌镇的表兄陈蕴玉找到茅盾家里来，他在乌镇看到《申报》上关于五卅运动的报道后，发现一个叫陈虞钦的人牺牲了，他以为自己的胞弟出事了，便心急火燎地赶到上海，原来是个误会。茅盾有个表弟，叫陈瑜清，此时正在上海立达念书，所以表兄在乌镇见到报道，便以为是陈瑜清出事了。送走表兄，茅盾又投入为《公理日报》的写作中去。
因为五卅运动爆发以后，上海许多媒体都不敢如实报道，或者歪曲事实真相。
因此，中共中央在6月4日出版《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主编；而商务印书馆同人在6月3日创刊了《公理日报》，由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主编，编辑部、发行均设在宝山路宝兴西里九号郑振铎家里。因此，在这段时间，茅盾夜以继日地写作，全身心地投入五卅洪流。《公理日报》因资金拮据、承印困难而于6月24日被迫停刊。《公理日报》停刊后，茅盾又回到商务印书馆的日常编辑中。选注《楚辞》并写下了不少记载五卅运动的散文。
此时，商务印书馆因受五卅运动影响，工人力量日愈壮大，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于6月21日借虬江路广午台成立了工会。从此，商务印书馆有了自己的工会组织。
党派徐梅坤在罢工委员会内组织临时党团，实际领导罢工斗争，茅盾亦是临时党团负责人之一。因为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党的组织由茅盾和杨贤江负责。稍后，商务当局有裁减职员之议，被职工所知，8月20号，茅盾、廖陈云（即陈云同志）等在天通庵路德兴里三民学校内秘密召开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即印刷所、编译所、发行所、总务处）约40名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会议，研究分析形势，商量罢工事宜，并要求加薪。工人的要求被商务当局侦知，于21号发出布告，叹了一番苦经，要求公司同仁同舟共济。当天晚上，茅盾等避开军警于扰，深夜易地，在上海大学附中开会，有168人到会，由廖陈云同志主持。直至22日凌晨结束，决议罢工，提出复工条件十二项，职工工会章程草案，罢工宣言等。并推选15人为临时委员，廖陈云为委员长。天亮以后商务印书馆的罢工序幕，由发行所拉开，紧接着商务印书馆全体工人都纷纷响应，商务印书馆当局惊慌不已。8月24日，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的代表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商讨修改复工条件，茅盾综合大家意见，亲自起草供正式谈判用的复工条件。25日又召开会议，决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定为13人，茅盾为其中之一，并决定由茅盾负责罢工总撰稿和对外发布消息的“新闻发言人”。
8月26日上午，商务印书馆劳资双方代表在总务处会客室谈判，正在激烈进行时，忽然一个自称淞沪镇守使派来的一个营长，带了几个卫兵闯进会议室，说是奉命来调解，此人神气活现，边说边走向上座，命资方代表、劳方代表各坐一边。
自己拿起放在桌上的文件，扫了一眼，大声对劳方代表说：
“你们不是要加工资么？我说可以，商务印书馆有的是钱。”说完，咳了一声，环视一下面面相觑的双方代表又说：“你们工人又说要成立工会么？哼！
那不成，联帅命令取缔一切工会，几千人罢工，地方治安就不能维持了，限你们双方今天即签字复工！“此人的举动，大家都怔住了，面面相觑，没有作声。这个一脸横肉的营长一见劳资双方不吱声，勃然大怒，桌子一拍，吼道：”明天我派兵来，一定要复工！“说完，起身朝外走去。这时，商务印书馆资方代表王云五突然快步上前，拽住那个营长的衣角，噗地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道：”请营长息怒，宽限一二天，我们自己解决，千万不要派兵来。“
说完声泪俱下。营长愠色依然，不为所动，一甩手，扬长而去。跪地痛哭的王云五转身对大家说：“我们双方都让步一点，免得外边人来干涉。”
于是，大家在惊疑中散会，谈判又陷入僵局。直到27日，商务印书馆当局鉴于开学在即，再拖下去损失巨大，只得让步。晚上九时，茅盾等13名罢工中央执委和资方代表高翰卿、张元济、王云五、鲍咸昌、高梦旦、王显华等在协议上签字。
8月28日上午，商务全体职工大会于东方图书馆的广场上举行，王景云任主席，茅盾代表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了谈判经过，解释协议内容，指出复工条件之主要项目如增加工资，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改良待遇，优待女工等。茅盾报告完毕，受到商务全体工友的热烈欢呼！商务印书馆的罢工胜利，又推动了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罢工胜利之后，茅盾又投入文学和正常的政治活动中去了。
此时，国民党右派在孙中山逝世后，活动猖狂，1925年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开会，在孙先生墓前，公然反对孙先生的三大政策。会后夺取了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作为他们在上海的总部。公开宣布开除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
恽代英等人是第一批被开除者，茅盾是第二批被开除者。中共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指令恽代英和茅盾筹备两党合作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12月，上海特别市党部成立，恽代英为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长，茅盾为宣传部长，张廷灏力青年部长。
正当国民党右派势力猖狂进攻时，帝国主义仍对中国工人罢工耿耿于怀，举起了屠刀，11月29日，五卅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曾任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的刘华被密探逮捕，并于次日引渡到军阀孙传芳处。12月17日，刘华被军阀秘密杀害。这一事件在英文《大陆报》上披露后，立刻引起广大爱国人士的极大愤慨！上海的许多文化人纷纷签名，要求保障人权，制止军阀勾结帝国主义者破坏国法。茅盾、丁晓先、叶圣陶、郭沫若、陶希圣、樊仲云、郑振铎、丰子恺、徐调孚、胡仲持、李石岑、周建人、王伯祥、蒋光赤等44人签署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权保障宣言》，发表在1924年1月13日的《民国日报》上，抗议军阀杀害刘华。不久，茅盾又和恽代英、张闻天、沈泽民、郭沫若等联名于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济难会，这个济难会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群众性救济组织，主要目的是营救五卅运动后被中外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救济其家属。因该组织公开是群众性的，所以成员来自各个方面。
在五卅洪流中，茅盾的政治才能得到一次展现，其政治热情得到一次强化，茅盾觉得少年时代那种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在为共产主义奋斗中，寻到了一种途径。
第八章大革命风暴
1925年10月的一天，茅盾的胞弟沈泽民夫妇来到茅盾家里。茅盾母亲见小儿子、儿媳难得一起来茅盾家，十分高兴，表示今天一定要弄些好吃的菜来招待。
沈泽民不见哥嫂，见母亲带着侄女侄儿在家里，便用乌镇话问道：
“妈妈，阿哥阿嫂呢？”
“还没有回来，你们先坐一会儿，帮我看看小孩，我去买点菜。”茅盾母亲说。
“妈妈，不要去买菜了，有什么随便吃点就行了。”梳着短发，一张圆脸，一笑有两个酒窝的张琴秋忙拉住婆婆。
“也好，估计德沚回来会带些菜来的。你们也好长时间没有来了，最近忙些什么？”茅盾母亲端详着小儿子、儿媳，问道。
“妈妈，最近，我和琴秋要出去，估计时间不会太短，今天来，也是来告诉妈妈，也和哥哥嫂嫂告个别，以后可能在几年时间里，只能写信了。”
沈泽民沉吟俄顷，对母亲说明了今天的来意。
“去那里？”茅盾母亲敛起脸上的笑容，问道。
“去苏联。”沈泽民笑笑道：“党内已经作了安排，要求我们两人等通知，去那边主要是进中山大学读书，同时研究他们的革命经验。”
“琴秋也去吗？”茅盾母亲一听去苏联，心里放下心来，同时担心小儿媳怎么办？“是，我也和德济一道去。不过，什么时候可以动身，现在还不知道。”张琴秋也笑吟吟地对婆婆说。心里漾起一股幸福感。
“也好。一起去，可以有个照顾，去那边，增长些见识，还是大有用处的。”
茅盾母亲鼓励儿子儿媳去苏联。
正说着，茅盾夫人孔德沚提着篮，背着包回来了，她此时正在一所中学工作，下班回家时，顺便买些蔬菜回来，今天还买了一条鱼来。见沈泽民、张琴秋在，十分兴奋地说：“阿二，琴秋，你们什么时候来的？”说完，菜篮刚放下，又立刻被琴秋拎进厨房去。茅盾母亲立刻起身，对琴秋说：“你和你阿嫂说话去，这里的事，我来做，今天烧几个乌镇菜给你们吃。”
张琴秋退出来。对德沚说：“阿嫂，家里人多事多，还要在外边做事，忙累了吧？”
“还好，你知道，我憋在家里，反而要生病，不如去外边干事。”孔德沚快人快语，妯娌间关系也非常好。
这时，茅盾从外边回来了，见沈泽民夫妇在，也非常高兴。大家吃过饭后谈些家乡事、家里事，沈泽民见没有外人在，便压低声音对茅盾夫妇说：
“阿哥阿嫂，我和琴秋最近已被决定派去苏联学习，现在已经在待命，什么时候动身还不知道，因此，今天是来向你们辞行的，以后恐怕只有写信来联系了。”
停了一会儿，又说“今后妈妈全靠你们照顾了，阿嫂又要工作又要管家，也够辛苦的。所以你们也要保重啊。”
茅盾一听，心里一怔，但心想去苏联那个光明的地方，也还是好的，因而听完沈泽民的话，便说：“阿二，琴秋，从中国现在的情况看，党派你们去，是对的，去那边可以学习那边的革命经验，学习建设经验，回来指导中国的革命。现在我观察，中国革命缺少的是人才。”茅盾为弟弟、弟媳去苏联而高兴。“到那边，你们两个的英语都很好，对学俄语也有好处的。不过，去苏联太远，不比阿二去日本，说回来就回来了，以后只有多写信，好让妈妈和我们放心。”
1925年10月28日，沈泽民夫妇先后坐船经海参崴，取道西伯利亚，直奔莫斯科。同去的有蒋经国、乌兰夫、张闻天、王稼祥等。在赴苏途中，沈泽民给兄嫂写来“莫斯科通讯”，告诉沿途境况，以慰兄嫂挂念。
12月底，北风伴着雪花飘飘洒洒地落在江南。不多时，东方大都市上海一片银装素裹。雪停了，清冽的寒风把上海的家家户户都关得严严实实，大人们搓着手、跺着脚，在屋里运动着暖和着。这时候。茅盾踏雪秘密出席上海市党员大会，这次大会除了报告形势外，主要是要为选举出席广州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会上，热烈的气氛与室外寒冷的天气，形成两个世界。会上，茅盾、恽代英、张廷灏、吴开先等5人被选为出席广州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会后，茅盾他们买了1月7日去广州的船票，订了个官舱，这艘名为“醒狮号”
的轮船，是当时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开办的三北轮船公司的。还在月底时，茅盾他们得到广州电报，说大会元旦开幕。茅盾他们觉得十分无奈，开幕式是肯定赶不上了，如果会期长，还会赶上后期几天。因为当时上海到广州，轮船一般要走6天。
船徐徐离开上海码头，茅盾和恽代英等5人，站在甲板上，午夜的寒风冷得侵肌入骨。夜幕下的上海，在昏暗的灯光里，徐徐在视野里消失。在路上，茅盾望着无边无垠的大海，湛蓝湛蓝，海鸥起伏，引来茅盾的无限遐思，回到官舱，茅盾写起了“南行通讯”。此时，茅盾对革命前途充满乐观，充满信心，同时，这是第一次远行南方，自然一切都新鲜。
1月12日，茅盾一行到达广州，报到，安顿好后，茅盾和恽代英便去文德路见广东区委书记、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延年向茅盾他们讲了中共中央的三点意见，即这次会议是团结国民党左派和中间派；打击西山会议派；党不在选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时争席位。
茅盾他们还知道，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已在4日正式开幕，258名的代表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了绝对优势。此时的广州，全国许多政治精英都汇集在一起，给青年茅盾大开眼界，在“二大”，他认识了不少政治名流。会议一直开到19日才结束，足足开了半个月。会议的声势非常大，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对外政策决议案”，发表了致苏联及致世界被压迫民族及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友好电文。大会又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案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开除了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人的党籍，并给林森等人以书面警告。同时，又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19日大会结束后，茅盾正打算整理行李回上海。陈延年派人来找茅盾和恽代英，要求茅盾和恽代英都留在广州工作。茅盾问在哪里工作？答曰：“沈先生留在中央宣传部。恽先生去黄埔军校当政治教官。”茅盾没有二话，放下正在整理的行李，他知道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是汪精卫兼的，而汪认为工作忙，请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对毛泽东，茅盾早几年就认识了，也听他谈过对形势的看法，十分深刻。
这时，茅盾对来人说：“那好，但我要与上海家里打个电报，说一下。”“应该，应该。那请沈先生梢候，我去叫车，送沈先生去住处。”
一会儿，车子来了，茅盾提着行李，随来人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住处——东山庙前西街38号，原来，毛泽东带家眷就住在那里，也是《政治周报》的通讯处。
在这幢简陋的楼房里，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住在楼上，楼下住着女仆和麻面黑脸的肖楚女。
茅盾到了那里，毛泽东、肖楚女在迎接。茅盾与肖楚女是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已是老朋友了，毛泽东告诉茅盾说：“中央宣传部在旧省议会二楼，离这里较远。”
“没有关系。”茅盾笑笑。又问：“工作上有什么要求。”
“过两三天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开会，到那时，我将提出任命你为秘书，请中常委通过。”毛泽东认真地说。
茅盾一听，有些惊讶，不解地问：“任命一个秘书，也要中常委通过么？”
“当然，部长之下，就是秘书，其他如妇女部、青年部也都如此。”
“那我，恐怕不能胜任吧。”茅盾一听秘书是在部长之下，觉得担子很重。
“不要紧，不要紧，”毛泽东连忙摆摆手，宽慰道：“肖楚女同志可以暂时帮助你处理部务。”又说：“我呢，有个农民运动讲习所，不能天天到宣传部办公，而《政治周报》的编务也由沈先生你来主持了。”毛泽东交待着宣传部的有关工作。
2月8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宣传部提出沈雁冰为秘书”等议案。
《政治周报》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机关报。1925年底创刊。茅盾从毛泽东手里开始接编第五期。茅盾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办公。汪精卫、毛泽东都作了指示，茅盾和肖楚女还亲自动手，写了宣传大纲。
2月16日，国民党中常委开会，决定在毛泽东因病请假两星期期间，宣传部的部务由沈雁冰代理。由此，茅盾更加忙碌了。
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茅盾又奉命回到上海。接替茅盾编《政治周报》的是从上海来的张秋人。
张秋人是浙江诸暨人，和茅盾一样，也是中共早期著名的活动家和宣传鼓动家，早期一直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1926年3月21日，张秋人到达广州，茅盾交代张秋人后，去拜访汪精卫，汪精卫说：“你要回上海，我不久也要舍此而去，天下事不能尽人意，我们的事业没有完，我们后会有期。”
言辞之间，十分感慨时局的变化。临走，茅盾又去向刚刚从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回来的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希望茅盾回上海后，替广州国民党中央办个党报，有了眉目就来信。茅盾一一答应。
茅盾依旧坐“醒狮轮”回上海。他站在甲板上，浮想联翩，他目睹国共两党中那种复杂、微妙的关系，也目睹了广州那种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感慨万端。碧蓝碧蓝的大海，涛声依旧，革命的热情依然，但革命的前途如何？
茅盾回忆3个月之前，5人共赴广州开会的热烈情景，今天是一人归沪，心中自然又万般惆怅。
茅盾回到上海，一回到家，商务印书馆的朋友郑振铎便来看望茅盾，郑振铎告诉茅盾：“当地驻军派人到编译所问过几次，我们回答说，从前在这里工作，现在到广东去了。”“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茅盾疑惑地问。
“香港报纸上说你是赤化分子，过去做过什么事，说得很详细，他们自然知道。”
郑振铎只好如实回答。茅盾听说后笑道：“本来我也不想在编译所工作了，现在我就辞职。”郑振铎一听，脸上露出尴尬的神色。
第二天，郑振铎又到茅盾家里带来一张九百元的支票，告诉茅盾说，这是退职金。同时又从袋里摸出一张商务印书馆的百元股票，说是商务当局报答茅盾十年来在商务的贡献。自此，茅盾彻底离开自己工作、生活了十年的商务印书馆，几乎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
于是，茅盾开始积极为实现毛泽东的嘱托而奔走。茅盾离开广州后不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分别于4月13日上午和5月4日开会讨论通过“毛泽东同志提议开办上海党报案”，委托柳亚子、沈雁冰为正副主笔，和“宣传部请委托驻沪编纂国民运动丛书干事案”，决议“委沈雁冰同志担任”。因此，茅盾为办报奔波出眉目后，终因上海法租界工部局不同意而搁浅。茅盾转而编辑国民运动丛书，这套丛书是为对外宣传，对内教育训练及介绍国际政治经济状况而编辑的，当时，茅盾列出五辑书目，分别由一批革命同志撰写或编译。丛书只出一部分，后因形势发展飞速而告结束。
由于恽代英留在广州，国民党中宣部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交通局的工作没有人主持了。这个交通局主要是翻印《政治周报》和国民党中宣部所发的各种宣传大纲和其他文件，转寄北方及长江一带各省的国民党。因此，交通局工作十分重要。上海市特别党部请示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后，便决定由茅盾代交通局主任。
茅盾到交通局了解情况后，发现人手太少，便向中共上海特别市委说明情况并要求派人。中共上海特别市委要茅盾提出人选。于是茅盾根据交通局的工作要求，向市委提荐家乡植材小学的教师郑明德和梁闺放夫妇，结果，引起交通局内部中共党员同志的不满，认为郑梁两人是茅盾的私人，后经特别市委出面解释才算平息。
6月25日，广州国民党中常委正式任命茅盾为交通局主任，并规定了每月一千元的经费，后来，茅盾物色到林华，曾派他去沿江各省视察党务及工、农运动情况。
在1926年繁忙的地下政治斗争中，许多革命女性成为茅盾夫妇共同的熟人和朋友。在与这些革命女性接触熟悉过程中，茅盾仿佛有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几次想动手把这些富有时代色彩的女性写成小说。但是，形势发展迅捷，北伐军从广东一路北上，到茅盾正忙碌时，已顺利地克复武汉，浙江省也宣布独立，省长夏超和沈钧儒等都同意茅盾为独立后的浙江省政府秘书长，但沈钩儒的省政府组阁计划尚未实现，因夏超被孙传芳赶出杭州而告吹。
因而浙江形势一片混乱。此时，武汉形势却十分喜人，武汉来电上海，要求派人去那里工作，中共中央便决定茅盾不去浙江，而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工作。茅盾接到命令，便与夫人孔德沚准备去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