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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谎的人
创造病
敌与友
电话
丁
番表——在火车上
狗之晨
记懒人
民主世界
牛老爷的痰盂
沈二哥加了薪水
生灭
小铃儿
新爱弥耳
裕兴池里
抓药
不说谎的人
一个自信是非常诚实的人，象周文祥，当然以为接到这样的一封信是一种耻辱。在接到了这封信以前，他早就听说过有个瞎胡闹的团体，公然扯着脸定名为“说谎会”。在他的朋友里，据说，有好几位是这个会的会员。他不敢深究这个“据说”。万一把事情证实了，那才怪不好意思：绝交吧，似乎太过火；和他们敷衍吧，又有些对不起良心。周文祥晓得自己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才干，但是他忠诚实在，他的名誉与事业全仗着这个；诚实是他的信仰。他自己觉得象一块笨重的石头，虽然不甚玲珑美观，可是结实硬棒。现在居然接到这样的一封信：
“……没有谎就没有文化。说谎是最高的人生艺术。我们怀疑一切，只是不疑心人人事事都说谎这件事。历史是谎言的纪录簿，报纸是谎言的播音机。巧于说谎的有最大的幸福，因为会说谎就是智慧。想想看，一天之内，要是不说许多谎话，得打多少回架；夫妻之间，不说谎怎能平安的度过十二小时。我们的良心永远不责备我们在情话情书里所写的——一片谎言！然而恋爱神圣啊！胜者王侯败者贼，是的，少半在乎说谎的巧拙。文化是谎的产物。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最会扯谎的家伙。最好笑的是人们一天到晚没法掩藏这个宝物，象孕妇故意穿起肥大的风衣那样。他们仿佛最怕被人家知道了他们时时在扯谎，于是谎上加谎，成为最大的谎。我们不这样，我们知道谎的可贵，与谎的难能，所以我们诚实的扯谎，艺术的运用谎言，我们组织说谎会，为的是研究它的技巧，与宣传它的好处。我们知道大家都说谎，更愿意使大家以后说谎不象现在这么拙劣，……素仰先生惯说谎，深愿彼此琢磨，以增高人生幸福，光大东西文化！倘蒙不弃……”
没有念完，周文祥便把信放下了。这个会，据他看，是胡闹；这封信也是胡闹。但是他不能因为别人胡闹而幽默的原谅他们。他不能原谅这样闹到他自己头上来的人们，这是污辱他的人格。“素仰先生惯于说谎”？他不记得自己说过谎。即使说过，也必定不是故意的。他反对说谎。他不能承认报纸是制造谣言的，因为他有好多意见与知识都是从报纸得来的。
说不定这封信就是他所认识的，“据说”是说谎会的会员的那几个人给他写来的，故意开他的玩笑，他想。可是在信纸的左上角印着“会长唐翰卿；常务委员林德文，邓道纯，费穆初；会计何兆龙。”这些人都是周文祥知道而愿意认识的，他们在社会上都有些名声，而且是有些财产的。名声与财产，在周文祥看，绝对不能是由瞎胡闹而来的。胡闹只能毁人。那么，由这样有名有钱的人们所组织的团体，按理说，也应当不是瞎闹的。附带着，这封信也许有些道理，不一定是朋友们和他开玩笑。他又把信拿起来，想从新念一遍。可是他只读了几句，不能再往下念。不管这些会长委员是怎样的有名有福，这封信到底是荒唐。这是个恶梦！一向没遇见这样矛盾，这样想不出道理的事！
周文祥是已经过了对于外表勤加注意的年龄。虽然不是故意的不修边幅，可是有时候两三天不刮脸而心中可以很平静；不但平静，而且似乎更感到自己的坚实朴简。他不常去照镜子；他知道自己的圆脸与方块的身子没有什么好看；他的自爱都寄在那颗单纯实在的心上。他不愿拿外表显露出内心的聪明，而愿把面貌体态当作心里诚实的说明书。他好象老这么说：“看看我！内外一致的诚实！周文祥没别的，就是可靠！”
把那封信放下，他可是想对镜子看看自己；长久的自信使他故意的要从新估量自己一番，象极稳固的内阁不怕，而且欢迎，“不信任案”的提出那样。正想往镜子那边去，他听见窗外有些脚步声。他听出来那是他的妻来了。这使他心中突然很痛快，并不是欢迎太太，而是因为他听出她的脚步声儿。家中的一切都有定规，习惯而亲切，“夏至”那天必定吃卤面，太太走路老是那个声儿。但愿世界上所有的事都如此，都使他习惯而且觉得亲切。假如太太有朝一日不照着他所熟习的方法走路，那要多么惊心而没有一点办法！他说不上爱他的太太不爱，不过这些熟习的脚步声儿仿佛给他一种力量，使他深信生命并不是个乱七八糟的恶梦。他知道她的走路法，正如知道他的茶碗上有两朵鲜红的牡丹花。
他忙着把那封使他心中不平静的信收在口袋里，这个举动作得很快很自然，几乎是本能的；不用加什么思索，他就马上决定了不能让她看见这样胡闹的一封信。
“不早了，”太太开开门，一只脚登在门坎上，“该走了吧？”“我这不是都预备好了吗？”他看了看自己的大衫，很奇怪，刚才净为想那封信，已经忘了是否已穿上了大衫。现在看见大衫在身上，想不起是什么时候穿上的。既然穿上了大衫，无疑的是预备出去。早早出去，早早回来，为一家大小去挣钱吃饭，是他的光荣与理想。实际上，为那封信，他实在忘了到公事房去，可是让太太这一催问，他不能把生平的光荣与理想减损一丝一毫：“我这不是预备走吗？”他戴上了帽子。“小春走了吧？”
“他说今天不上学了，”太太的眼看着他，带出作母亲常有的那种为难的样子，既不愿意丈夫发脾气，又不愿儿子没出息，可是假若丈夫能不发脾气呢，儿子就是稍微有点没出息的倾向也没多大的关系。“又说肚子有点痛。”
周文祥没说什么，走了出去。设若他去盘问小春，而把小春盘问短了——只是不爱上学而肚子并不一定疼。这便证明周文祥的儿子会说谎。设若不去管儿子，而儿子真是学会了扯谎呢，就更糟。他只好不发一言，显出沉毅的样子；沉毅能使男人在没办法的时候显出很有办法，特别是在妇女面前。周文祥是家长，当然得显出权威，不能被妻小看出什么弱点来。
走出街门，他更觉出自己的能力本事。刚才对太太的一言不发等等，他作得又那么简净得当，几乎是从心所欲，左右逢源。没有一点虚假，没有一点手段，完全是由生平的朴实修养而来的一种真诚，不必考虑就会应付裕如。想起那封信，瞎胡闹！
公事房的大钟走到八点三十二分到了两分钟。这是一个新的经验；十年来，他至迟是八点二十八分到作梦的时候，钟上的长针也总是在半点的“这”一边。世界好象宽出二分去，一切都变了样！他忽然不认识自己了，自是八点半“这”边的人；生命是习惯的积聚，新床使人睡不着觉；周文祥把自己丢失了，丢失在两分钟的外面，好似忽然走到荒凉的海边上。
可是，不大一会儿，他心中又平静起来，把自己从迷途上找回来。他想责备自己，不应该为这么点事心慌意乱；同时，他觉得应夸奖自己，为这点小事着急正自因为自己一向忠诚。
坐在办公桌前，他可是又想起点不大得劲的事。公司的规则，规则，是不许迟到的。他看见过同事们受经理的训斥，因为迟到；还有的扣罚薪水，因为迟到。哼，这并不是件小事！自然，十来年的忠实服务是不能因为迟到一次而随便一笔抹杀的，他想。可是假若被经理传去呢？不必说是受申斥或扣薪，就是经理不说什么，而只用食指指周文祥——他轻轻的叫着自己——一下，这就受不了；不是为这一指的本身，而是因为这一指便把十来年的荣誉指化了，如同一股热水浇到雪上！
是的，他应当自动的先找经理去，别等着传唤。一个忠诚的人应当承认自己的错误，受申斥或惩罚是应该的。他立起来，想去见经理。
又站了一会儿，他得想好几句话。“经理先生，我来晚了两分钟，几年来这是头一次，可是究竟是犯了过错！”这很得体，他评判着自己的忏悔练习。不过，万一经理要问有什么理由呢？迟到的理由不但应当预备好，而且应当由自己先说出来，不必等经理问。有了：“小春，我的男小孩——肚子疼，所以……”这就非常的圆满了，而且是真事。他并且想到就手儿向经理请半天假，因为小春的肚子疼也许需要请个医生诊视一下。他可是没有敢决定这么作，因为这么作自然显着更圆到，可是也许是太过火一点。还有呢，他平日老觉得非常疼爱小春，也不知怎的现在他并不十分关心小春的肚子疼，虽然按着自己的忠诚的程度说，他应当相信儿子的腹痛，并且应当马上去给请医生。
他去见了经理，把预备好的言语都说了，而且说得很妥当，既不太忙，又不吞吞吐吐的惹人疑心。他没敢请半天假，可是稍微露了一点须请医生的意思。说完了，没有等经理开口，他心中已经觉得很平安了，因为他在事前没有想到自己的话能说得这么委婉圆到。他一向因为看自己忠诚，所以老以为自己不长于谈吐。现在居然能在经理面前有这样的口才，他开始觉出来自己不但忠诚，而且有些未经发现过的才力。
正如他所期望的，经理并没有申斥他，只对他笑了笑。“到底是诚实人！”周文祥心里说。
微笑不语有时候正象怒视无言，使人转不过身来。周文祥的话已说完，经理的微笑已笑罢，事情好象是完了，可是没个台阶结束这一场。周文祥不能一语不发的就那么走出去，而且再站在那里也不大象话。似乎还得说点什么，但又不能和经理瞎扯。一急，他又想起儿子。“那么，经理以为可以的话，我就请半天假，回家看看去！”这又很得体而郑重，虽然不知道儿子究竟是否真害肚疼。
经理答应了。
周文祥走出公司来，心中有点茫然。即使是完全出于爱儿子，这个举动究竟似乎差点根据。但是一个诚实人作事是用不着想了再想的，回家看看去好了。
走到门口，小春正在门前的石墩上唱“太阳出来上学去”呢，脸色和嗓音都足以证明他在最近不能犯过腹痛。“小春，”周文祥叫，“你的肚子怎样了？”
“还一阵阵的疼，连唱歌都不敢大声的喊！”小春把手按在肚脐那溜儿。
周文祥哼了一声。
见着了太太，他问：“小春是真肚疼吗？”
周太太一见丈夫回来，心中已有些不安，及至听到这个追问，更觉得自己是处于困难的地位。母亲的爱到底使她还想护着儿子，真的爱是无暇选取手段的，她还得说谎：“你出去的时候，他真是肚子疼，疼得连颜色都转了，现在刚好一点！”
“那么就请个医生看看吧？”周文祥为是证明他们母子都说谎，想起这个方法。虽然他觉得这个方法有点欠诚恳，可是仍然无损于他的真诚，因为他真想请医生去，假如太太也同意的话。
“不必请到家来了吧，”太太想了想：“你带他看看去好了。”
他没想到太太会这么赞同给小春看病。他既然这么说了，好吧，医生不会给没病的孩子开方子，白去一趟便足以表示自己的真心爱子，同时暴露了母子们的虚伪，虽然周家的人会这样不诚实是使人痛心的。
他带着小春去找牛伯岩——六十多岁的老儒医，当然是可靠的。牛老医生闭着眼，把带着长指甲的手指放在小春腕上，诊了有十来分钟。
“病不轻！”牛伯岩摇着头说，“开个方子试试吧，吃两剂以后再来诊一诊吧！”说完他开着脉案，写得很慢，而字很多。
小春无事可作，把垫腕子的小布枕当作沙口袋，双手扔着玩。
给了诊金，周文祥拿起药方，谢了谢先生。带着小春出来；他不能决定，是去马上抓药呢，还是干脆置之不理呢？小春确是，据他看，没有什么病。那么给他点药吃，正好是一种惩罚，看他以后还假装肚子疼不！可是，小春既然无病，而医生给开了药方，那么医生一定是在说谎。他要是拿着这个骗人的方子去抓药，就是他自己相信谎言，中了医生的诡计。小春说谎，太太说谎，医生说谎，只有自己诚实。他想起“说谎会”来。那封信确有些真理，他没法不这么承认。但是，他自己到底是个例外，所以他不能完全相信那封信。除非有人能证明他——周文祥——说谎，他才能完全佩服“说谎会”的道理。可是，只能证明自己说谎是不可能的。他细细的想过去的一切，没有可指摘的地方。由远而近，他细想今天早晨所作过的那些事，所说过的那些话，也都无懈可击，因为所作所说的事都是凭着素日诚实的习惯而发的，没有任何故意绕着作出与说出来的地方，只有自己能认识自己。他把那封信与药方一起撕碎，扔在了路上。
载一九三六年五月三日天津《益世报》
创造病
杨家夫妇的心中长了个小疙瘩，结婚以后，心中往往长小疙瘩，象水仙包儿似的，非经过相当的时期不会抽叶开花。他们的小家庭里，处处是这样的花儿。桌，椅，小巧的玩艺儿，几乎没有不是先长疙瘩而后开成了花的。
在长疙瘩的时期，他们的小家庭象晴美人间的唯一的小黑点，只有这里没有阳光。他们的谈话失去了音乐，他们的笑没有热力，他们的拥抱象两件衣服堆在一起。他们几乎想到离婚也不完全是坏事。
过了几天，小疙瘩发了芽。这个小芽往往是突然而来，使小家庭里雷雨交加。那是，芽儿既已长出，花是非开不可了。花带来阳光与春风，小家庭又移回到晴美的人间来；那个小疙瘩，凭良心说，并不是个坏包。它使他们的生活不至于太平凡了，使他们自信有创造的力量，使他们忘记了黑暗而喜爱他们自己所开的花。他们还明白了呢：在冲突中，他们会自己解和，会使丑恶的泪变成花瓣上的水珠；他们明白了彼此的力量与度量。况且再一说呢，每一朵花开开，总是他们俩的；虽然那个小包是在一个人心中长成的。他们承认了这共有的花，而忘记了那个独有的小疙瘩。他们的花都是并蒂的，他们说。
前些日子，他们俩一人怀着一个小包。春天结的婚，他的薄大衣在秋天也还合适。可是哪能老是秋天呢？冬已在风儿里拉他的袖口，他轻轻颤了一下，心里结成个小疙瘩。他有件厚大衣；生命是旧衣裳架子么？
他必须作件新的大衣。他已经计划好，用什么材料，裁什么样式，要什么颜色。另外，他还想到穿上这件大衣时的光荣，俊美，自己在这件大衣之下，象一朵高贵的花。为穿这件新大衣，他想到浑身上下应该加以修饰的地方；要是没有这件新衣，这些修饰是无须乎费心去思索的；新大衣给了他对于全身的美丽的注意与兴趣。冬日生活中的音乐，拿这件大衣作为主音。没有它，生命是一片荒凉；风，寒，与颤抖。
他知道在定婚与结婚时拉下不少的亏空，不应当把债眼儿弄得更大。可是生命是创造的，人间美的总合是个个人对于美的创造与贡献；他不能不尽自己的责任。他也并非自私，只顾自己的好看；他是想象着穿上新大衣与太太一同在街上走的光景与光荣：他是美男子，她是美女人，在大家的眼中。
但是他不能自己作主，他必须和太太商议一下。他也准知道太太必定不拦着他，她愿意他打扮得漂亮，把青春挂在外面，如同新汽车的金漆的商标。可是他不能利用这个而马上去作衣裳，他有亏空。要是不欠债的话，他为买大衣而借些钱也没什么。现在，他不应当再给将来预定下困难，所以根本不能和太太商议。可是呢，大衣又非买不可。怎办呢？他心中结了个小疙瘩。
他不愿意露出他的心事来，但是心管不住脸，正象土拦不住种子往上拔芽儿。藏着心事，脸上会闹鬼。
她呢，在结婚后也认识了许多的事，她晓得了爱的完成并不能减少别的困难；钱——先不说别的——并不偏向着爱。可是她反过来一想呢，他们还都年少，不应当把青春随便的抛弃。假若处处俭省，等年老的时候享受，年老了还会享受吗？这样一想，她觉得老年还离他们很远很远，几乎是可以永远走不到的。即使不幸而走到呢，老年再说老年的吧，谁能不开花便为果子思虑呢。她得先买个冬季用的黑皮包。她有个黄色的，春秋用着合适；还有个白的，配着个天蓝的扣子，夏天——配上长白手套——也还体面。冬天，已经快到了，还要有合适的皮包。
她也不愿意告诉丈夫，而心中结了个小疙瘩。
他们都偷偷的详细的算过账，看看一月的收入和开支中间有没有个小缝儿，可以不可以从这小缝儿钻出去而不十分的觉得难受。差不多没有缝儿！冬天还没到，他们的秋花都被霜雪给埋住了。他们不晓得能否挨过这个冬天，也许要双双的入墓！
他们不能屈服，生命的价值是在创造。假如不能十全，那只好有一方面让步，别叫俩人都冻在冰里。这样，他们承认，才能打开僵局。谁应当让步呢？二人都愿自己去牺牲。牺牲是甜美的苦痛。他愿意设法给她买上皮包，自己的大衣在热烈的英雄主义之下可以后缓；她愿意给他置买大衣，皮包只是为牺牲可以不买。他们都很坚决。几乎以为大衣或皮包的购买费已经有了似的。他们热烈的辩驳，拥抱着推让，没有结果。及至看清了买一件东西的钱并还没有着落，他们的勇气与相互的钦佩使他们决定，一不作，二不休，爽性借笔钱把两样都买了吧。
他穿上了大衣，她提上了皮包，生命在冬天似乎可以不觉到风雪了。他们不再讨论钱的问题，美丽快乐充满了世界。债是要还的，但那是将来的事，他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况且他们并非把钱花在不必要的东西上，他们作梦都梦不到买些古玩或开个先施公司。他们所必需的没法不买。假如他们来一笔外财，他们就先买个小汽车，这是必需的。
冬天来了。大衣与皮包的欣喜已经渐渐的衰减，因为这两样东西并不象在未买的时候所想的那么足以代替一切，那么足以结束了借款。冬天还有问题。原先梦也梦不到冬天的晚上是这么可怕，冷风把户外一切的游戏都禁止住，虽然有大衣与皮包也无用武之处。这个冬天，照这样下去，是会杀人的。多么长的晚上呢，不能出去看电影，不能去吃咖啡，不能去散步。坐在一块儿说什么呢？干什么呢？接吻也有讨厌了的时候，假如老接吻！
这回，那个小疙瘩是同时种在他们二人的心里。他们必须设法打破这样的无聊与苦闷。他们不约而同的想到：得买个话匣子。
话匣子又比大衣与皮包贵了。要买就买下得去的，不能受别人的耻笑。下得去的，得在一百五与二百之间。杨先生一月挣一百二，杨太太挣三十五，凑起来才一百五十五！
可是生命只是经验，好坏的结果都是死。经验与追求是真的，是一切。想到这个，他们几乎愿意把身份降得极低，假如这样能满足目前的需要与理想。
他们谁也没有首先发难的勇气，可是明知道他们失去勇气便失去生命。生命被个留声机给憋闷回去，那未免太可笑，太可怜了。他们宁可以将来挨饿，也受不住目前的心灵的饥荒。他们必得给冬天一些音乐。谁也不发言，但是都留神报纸上的小广告，万一有贱卖的留声机呢，万一有按月偿还的呢……向来他们没觉到过报纸是这么重要，应当费这么多的心去细看。凡是费过一番心的必得到酬报，杨太太看见了：明华公司的留声机是可以按月付钱，八个月还清。她不能再沉默着，可也无须说话。她把这段广告用红铅笔勾起来，放在丈夫的书桌上。他不会看不见这个。
他看见了，对她一笑：她回了一笑。在寒风雪地之中忽然开了朵花！
留声机拿到了，可惜片子少一点，只买了三片，都是西洋的名乐。片子是要用现钱买的，他们只好暂时听这三片，等慢慢的逐月增多。他们想象着，在一年的工夫，他们至少可以有四五十片名贵的音乐与歌唱。他们可以学着唱，可以随着跳舞，可以闭目静听那感动心灵的大乐，他们的快乐是无穷的。
对于机器，对于那三张片子，他们象对于一个刚抱来的小猫那样爱惜。杨太太预备下绸子手绢，专去擦片子。那个机器发着欣喜的光辉，每张片子中间有个鲜红的圆光，象黑夜里忽然出了太阳。他们听着，看着，抚摸着，从各项感官中传进来欣悦，使他们更天真了，象一对八九岁的小儿女。
在一个星期里，他们把三张片子已经背下来；似乎已经没有再使片子旋转的必要。而且也想到了，如若再使它们旋转，大概邻居们也会暗中耻笑，假如不高声的咒骂。而时间呢，并不为这个而着急，离下月还有三个多星期呢。为等到下月初买新片，而使这三个多星期成块白纸，买了话匣和没买有什么分别呢？马上去再买新片是不敢想的，这个月的下半已经很难过去了。
看着那个机器，他们有点说不出的后悔。他们虽然退一步的想，那个玩艺也可以当作一件摆设看，但究竟不是办法。把它送回去损失一个月的钱与那三张片子，是个办法，可是怎好意思呢！谁能拉下长脸把它送回去呢？他们俩没这个勇气。他们俩连讨论这个事都不敢，因为买来时的欣喜是那么高，怎好意思承认一对聪明的夫妇会陷到这种难堪中呢；青年是不肯认错，更不肯认自己呆蠢的。他们相对愣着，几乎不敢再瞧那个机器；那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一块心病。载一九三五年四月《文饭小品》第三期
敌与友
不要说张村与李村的狗不能见面而无伤亡，就是张村与李村的猫，据说，都绝对不能同在一条房脊上走来走去。张村与李村的人们，用不着说，当然比他们的猫狗会有更多的成见与仇怨。
两村中间隔着一条小河，与一带潮湿发臭，连草也长不成样子的地。两村的儿童到河里洗澡，或到苇叶里捉小鸟，必须经过这带恶泥滩。在大雨后，这是危险的事：有时候，泥洼会象吸铁石似的把小孩子的腿吸住，一直到把全身吸了下去，才算完成了一件很美满的事似的。但是，两村儿童的更大的危险倒是隔着河，来的砖头。泥滩并不永远险恶，砖头却永远活跃而无情。况且，在砖头战以后，必然跟着一场交手战；两村的儿童在这种时候是决不能后退的；打死或受伤都是光荣的；后退，退到家中，便没有什么再得到饭吃的希望。他们的父母不养活不敢过河去拚命的儿女。
大概自有史以来，张村与李村之间就没有过和平，那条河或者可以作证。就是那条河都被两村人闹得忘了自己是什么：假若张村的人高兴管它叫作小明河，李村的人便马上呼它为大黑口，甚至于黑水湖。为表示抵抗，两村人是不惜牺牲了真理的。张村的太阳若是东边出来，那就一定可以断定李村的朝阳是在西边。
在最太平的年月，张村与李村也没法不稍微露出一点和平的气象，而少打几场架；不过这太勉强，太不自然，所以及至打起来的时候，死伤的人就特别的多。打架次数少，而一打便多死人，这两村才能在太平年月维持在斗争的精神与世仇的延续。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那就用不着说，两村的人自会把小河的两岸作成时代的象征。假若张村去打土匪，李村就会兜后路，把张村的英雄打得落花流水。张村自然也会照样的回敬。毒辣无情的报复，使两村的人感到兴奋与狂悦。在最没办法与机会的时候，两村的老太婆们会烧香祷告：愿菩萨给河那边天花瘟疫或干脆叫那边地震。
死伤与官司——永远打不完的官司——叫张李两村衰落贫困。那条小河因壅塞而越来越浑浊窄小，两村也随着越来越破烂或越衰败。可是两村的人，只要能敷衍着饿不死，就依然彼此找毛病。两村对赛年会，对台唱谢神戏，赛放花炮，丧事对放焰口，喜事比赛酒席……这些豪放争气，而比赛不过就以武力相见的事，都已成为过去的了。现在，两村除了打群架时还有些生气，在停战的期间连狗都懒得叫一叫。瓦屋变为土房，草棚变为一块灰土，从河岸上往左右看，只是破烂灰暗的那么两片，上面有几条细弱的炊烟。
穷困遇着他们不能老在家里作英雄，打架并不给他们带来饭食，饿急了，他们想到职业与出路，很自然的，两村的青年便去当兵；豁得出命去就有饭吃，而豁命是他们自幼习惯了的事。入了军队，积下哪怕是二十来块钱呢，他们便回到家来，好象私斗是更光荣的事，而生命唯一的使命是向河对岸的村子攻击。在军队中得到的训练只能使两村的战争更激烈惨酷。
两村的村长是最激烈的，不然也就没法作村长。张村村长的二儿子——张荣——已在军队生活过了三年，还没回来过一次。这很使张村长伤心，怨他的儿子只顾吃饷，而忘了攻击李村的神圣责任。其实呢，张荣倒未必忘记这种天职，而是因为自己作了大排长，不愿前功尽弃的随便请长假。村长慢慢的也就在无可如何之中想出主意，时常对村众声明：“二小子不久就会回来的。可是即使一时回不来，我们到底也还压着李村一头。张荣，我的二小子，是大排长。李村里出去那么多坏蛋，可有一个当排长的？我真愿意李村的坏蛋们都在张荣，我的二小子，手下当差，每天不打不打也得打他们每人二十军棍！二十军棍！”不久这套话便被全村的人记熟：“打他二十”渐渐成为挑战时的口号，连小孩往河那边扔砖头的时候都知道喊一声：打他二十。
李村的确没有一个作排长的。一般的来说，这并无可耻。可是，为针对着张村村长的宣言而设想，全村的人便坐卧不安了，最难过的自然是村长。为这个，李村村长打发自己的小儿子李全去投军：“小子，你去当兵！长志气，限你半年，就得升了排长！再往上升，一直升到营长！听明白了没有？”李全入了伍，与其说是为当兵，还不如说为去候补排长。可是半年过去了，又等了半年，排长的资格始终没有往他身上落。他没脸回家。这事早被张村听了去，于是“打他二十”的口号随时刮到河这边来，使李村的人没法不加紧备战。
真正的战争来到了，两村的人一点也不感到关切，打日本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说真的，要不是几个学生来讲演过两次，他们就连中日战争这回事也不晓得。由学生口中，他们知道了这个战事，和日本军人如何残暴。他们很恨日本鬼子，也不怕去为打日本鬼子而丧了命。可是，这得有个先决的问题：张村的民意以为在打日本鬼子以前，须先灭了李村；李村的民意以为须先杀尽了张村的仇敌，而后再去抗日。他们双方都问过那些学生，是否可以这么办。学生们告诉他们应当联合起来去打日本。他们不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只能以学生不了解两村的历史而没有把砖头砍在学生们的头上。他们对打日本这个问题也就不再考虑什么。
战事越来越近了，两村还没感到什么不安。他们只盼望日本打到，而把对岸的村子打平。假若日本人能替他们消灭了世仇的邻村，他们想，虽然他们未必就去帮助日本人，可也不必拦阻日军的进行，或给日军以什么不方便，不幸而日本人来打他们自己的村子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他们直觉得以为日本人必不能不这办，而先遭殃的必定是邻村，除了这些希冀与思索，他们没有什么一点准备。
逃难的男女穿着村渡过河去，两村的人知道了一些战事的实况，也就深恨残暴的日本。可是，一想到邻村，他们便又痛快了一些：哼！那边的人准得遭殃，无疑的！至于邻村遭殃，他们自己又怎能平安的过去，他们故意的加以忽略。反正他们的仇人必会先完，那就无须去想别的了，这是他们的逻辑。好一些日子，他们没再开打，因为准知道日本不久就会替他们消灭仇人，何必自己去动手呢。
两村的村长都拿出最高的智慧，想怎样招待日本兵。这并非是说他们愿意作汉奸，或是怕死。他们很恨日本。不过，为使邻村受苦，他们不能不敷衍日本鬼子，告诉鬼子先去打河那边。等仇人灭净，他们再翻脸打日本人，也还不迟。这样的智慧使两位年高有德的村长都派出侦探，打听日本鬼子到了何处，和由哪条道路前进，以便把他们迎进村来，好按着他们的愿望开枪——向河岸那边开枪。
世界上确是有奇事的。侦探回来报告张村长：张荣回来了，还离村有五里多地。可是，可是，他搀着李全，走得很慢！侦探准知道村长要说什么，所以赶紧补充上：我并没发昏，我揉了几次眼睛，千真万确是他们两个！
李村长也得到同样的报告。
既然是奇事，就不是通常的办法所能解决的。两村长最初想到的是把两个认敌为友的坏蛋，一齐打死。可是这太不上算。据张村长想，错过必在李全身上，怎能把张荣的命饶在里面？在李村长的心中，事实必定恰好调一个过儿，自然不能无缘无故杀了自己的小儿子。怎么办呢？假如允许他俩在村头分手，各自回家，自然是个办法。可是两村的人该怎么想呢？呕，村长的儿子可以随便，那么以后谁还肯去作战呢？再一说，万一李全进了张村，或张荣进了李村，又当怎办？太难办了！这两个家伙是破坏了最可宝贵的传统，设若马上没有适当的处置，或者不久两村的人还可以联婚呢！两村长的智慧简直一点也没有用了！
第二次报告来到：他们俩坐在了张村外的大杨树下面。两村长的心中象刀剜着一样。那株杨树是神圣的，在树的五十步以内谁也不准打架用武。在因收庄稼而暂停战争的时候，杨树上总会悬起一面破白旗的。现在他俩在杨树下，谁也没法子惩治他俩。两村长不能到那里去认逆子，即使他俩饿死在那里。
第三次报告：李全躺在树下，似乎是昏迷不醒了；张荣还坐着，脸上身上都是血。
英雄的心是铁的，可是铁也有发热的时候。两村长撑不住了，对大家声明要去看看那俩坏蛋是怎回事，绝对不是去认儿子，他们情愿没有这样的儿子。
他们不愿走到杨树底下去，那不英雄。手里也不拿武器，村长不能失了身分。他们也不召集村人来保护他们，虽然明知只身前去是危险的。两个老头子不约而同来到杨树附近，谁也没有看谁，以免污了眼睛，对不起祖先。
可是，村人跟来不少，全带着家伙。村长不怕危险，大家可不能大意。再说，不来看看这种奇事，死了也冤枉。
张村长看二儿子满身是血，并没心软，流血是英雄们的事。他倒急于要听二小子说些什么。
张荣看见父亲，想立起来，可是挣扎了几下，依然坐下去。他是个高个子，虽然是坐着，也还一眼便看得出来。脑袋七棱八瓣的，眉眼都象随便在块石头上刻成的，在难看之中显出威严硬棒。这大汉不晓得怎好的叫了一声“爹”，而后迟疑了一会儿用同样的声音叫了声“李大叔”！
李村长没答声，可是往前走了两步，大概要去看看昏倒在地的李全。张村长的胡子嘴动了动，眼里冒出火来，他觉得这声“李大叔”极刺耳。
张荣看着父亲，毫不羞愧的说：“李全救了我的命，我又救了他的命。日本鬼子就在后边呢，我可不知道他们到这里来，还是往南渡过马家桥去。我把李全拖了回来，他的性命也许……反正我愿把他交到家里来。在他昏过去以前，他嘱咐我：咱们两村子得把仇恨解开，现在我们两村子的，全省的，全国的仇人是日本。在前线，他和我成了顶好的朋友。我们还有许多朋友，从广东来的，四川来的，陕西来的……都是朋友。凡是打日本人的就是朋友。咱们两村要还闹下去，我指着这将死去的李全说，便不能再算中国的人。日本鬼子要是来到，张村李村要完全完，要存全存。爹！李大叔！你们说句话吧！咱们彼此那点仇，一句话就可以了结。为私仇而不去打日本，咱们的祖坟就都保不住了！我已受了三处伤，可是我只求大家给我洗一洗，裹一裹，就马上找军队去。设若不为拖回李全，我是决不会回来的。你们二位老人要是还不肯放下仇恨，我也就不必回营了。我在前面打日本，你们家里自己打自己，有什么用呢？我这儿还有个手枪，我会打死自己！”
二位村长低下了头去。
李全动了动。李村长跑了过去。李全睁开了眼，看明是父亲，他的嘴唇张了几张：“我完了！你们，去打吧！打，日本！”
张村长也跑了过来，豆大的泪珠落在李全的脸上。而后拍了拍李村长的肩：“咱们是朋友了！”
载一九三八年七月《抗战文艺》第一卷第十二期
电话
王二楞的派头不小，连打电话都独具风格：先点上烟卷；在烟头儿烧到了嘴唇以前，烟卷老那么在嘴角上搭拉着；烦灰随便落在衣、裤上，永远不掸一掸；有时候也烧破了衣服，全不在乎，派头嘛。叼着烟，嘴歪着点，话总说的不大清楚。那，活该！王二楞有吐字不清的自由，不是吗？
拨电话的派头也不小：不用手指，而用半根铅笔。他绝对相信他的铅笔有感觉，跟手指一样的灵活而可靠。他是那么相信铅笔，以至拨号码的时候，眼睛老看着月份牌或别的东西。不但眼看别处，而且要和别人聊天儿，以便有把握地叫错号码。叫错了再叫，叫错了再叫，而且顺手儿跟接电话的吵吵嘴。看，二楞多么忙啊，光是打电话就老打不完！
已经拨错了八次，王二楞的派头更大了：把帽子往后推了推，挺了挺胸，胸前的烟灰乘机会偷偷地往下落。下了决心，偏不看着“你”，看打得通打不通！连月份牌也不看了，改为看天花板。
“喂，喂！老吴吗？你这家伙！……什么？我找老吴！……没有？邪门！……什么？看着点？少说废话！难道我连电话都不会打吗？……我是谁？在哪儿？你管不着！”啪，把听筒一摔，补上：“太没礼貌！”
“喂，老吴吗？你这……什么？什么？……消防第九队？……我们这儿没失火！”
“二楞，着了！”一位同事叫了声。
“哪儿着了？哪儿？喂，第九队，等等！等等！……，这儿！”二楞一面叫消防第九队等一等，一面拍打桌上的文件——叫从他嘴角上落下来的烟头儿给烧着了。“喂，喂！没事啦！火不大，把文件烧了个窟窿，没关系！”二楞很得意，派头十足地教育大家：“看，叫错了电话有好处！万一真烧起来，消防队马上就会来到，嘻嘻！”
从新点上一支烟，顺手把火柴扔在字纸篓儿里。“喂，老吴吗？你这……要哪儿？找老吴！……怎么，又是你？这倒巧！……说话客气点！社会主义道德，要帮助别人，懂吧？哼！”
二楞的铅笔刚又插在电话机盘的小孔里，一位同志说了话：“二楞，我可要送给你一张大字报了！”
“又批评我什么呀？”
“你自己想想吧！你一天要浪费自己多少时间，扰乱多少人的工作呀？你占着消防队的线，很可能就正有失火的地方，迟一分钟就多一些损失！你也许碰到一位作家……”“哪能那么巧！”
“你以为所有的人都该伺候你，陪着你闹着玩吗？……”“喂，老吴吗？”二楞的电话又接通了：“……不是？……你是个作家？……我打断了你的思路，也许半天不能……那你就挂上吧！等什么呢？”二楞觉得自己很幽默。然后对要写大字报的同志说：“多么巧，真会碰上了作家……”“又冒烟了！”有人喊。“字纸篓！”
“二楞，叫消防队！”
“不记得号数，刚才那回是碰巧啦！”二楞扑打字纸篓，派头很大。
载一九五八年六月号《新港》
丁
海上的空气太硬，丁坐在沙上，脚指还被小的浪花吻着，疲乏了的阿波罗——是的，有点希腊的风味，男女老幼都赤着背，可惜胸部——自己的，还有许多别人的——窄些；不完全裸体也是个缺欠“中国希腊”，窄胸喘不过气儿来的阿波罗！
无论如何，中国总算是有了进步。丁——中国的阿波罗——把头慢慢的放在湿软的沙上，很懒，脑子还清楚、有美、有思想。闭上眼，刚才看见的许多女神重现在脑中，有了进步！那个象高中没毕业的女学生！她妈妈也许还裹着小脚。健康美，腿！进步！小脚下海，呕，国耻！
背上太潮。新的浴衣贴在身上，懒得起来，还是得起，海空气会立刻把背上吹干。太阳很厉害，虽然不十分热。得买黑眼镜——中山路药房里，圆的，椭圆的，放在阿司匹灵的匣子上。眼圈发干，海水里有盐，多喝两口海水，吃饭时可以不用吃咸菜；不行，喝了海水会疯的，据说：喝满了肚，啊，报上——什么地方都有《民报》；是不是一个公司的？——不是登着，二十二岁的少年淹死；喝满了肚皮，危险，海绿色的死！
炮台，一片绿，看不见炮，绿得诗样的美；是的，杀人时是红的，闲着便是绿的，象口痰。捶了胸口一拳，肺太窄，是不是肺病？没的事。帆船怪好看，找个女郎，就这么都穿着浴衣，坐一只小帆船，飘，飘，飘到岛的那边去；那个岛，象蓝纸上的一个苍蝇；比拟得太脏一些！坐着小船，摸着……浪漫！不，还是上劳山，有洋式的饭店。洋式的，什么都是洋式的，中国有了进步！
一对美国水兵搂着两个妓女在海岸上跳。背后走过一个妇人，哪国的？腿有大殿的柱子那样粗。一群男孩子用土埋起一个小女孩，只剩了头，“别！别！”尖声的叫。海哗啦了几下，音乐，呕，茶舞。哼，美国水兵浮远了。跳板上正有人往下跳，远远的，先伸平了胳臂，象十字架上的耶稣；溅起水花，那里必定很深，救生船。啊，哪个胖子是有道理的，脖子上套着太平圈，象条大绿蟒。青岛大概没有毒蛇？印度。一位赤脚而没穿浴衣的在水边上走，把香烟头扔在沙上，丁看了看铁篮——果皮零碎，掷入篮内。中国没进步多少！“哈喽，丁，”从海里爬出个人鱼。
妓女拉着水兵也下了水，传染，应当禁止。
“孙！”丁露出白牙；看看两臂，很黑；黑脸白牙，体面不了；浪漫？
胖妇人下了海，居然也能浮着，力学，力学，怎么来着？呕，一入社会，把书本都忘了！过来一群学生，一个个黑得象鬼，骨头把浴衣支得净是棱角。海水浴，太阳浴，可是吃的不够，营养不足，一口海水，准死，问题！早晚两顿窝窝头，练习跑万米！
“怎着，丁？”孙的头发一缕一缕的流着水。
“来歇歇，不要太努力，空气硬，海水硬！”丁还想着身体问题；中国人应当练太极拳，真的。
走了一拨儿人，大概是一家子：四五个小孩，都提着小铁筒；四十多岁的一个妇人，改组脚，踵印在沙上特别深；两位姑娘，孙的眼睛跟着她们；一位五十多的男子，披着绣龙的浴袍。退职的军官！
岛那边起了一片黑云，炮台更绿了。
海里一起一浮，人头，太平圈，水沫，肩膀，尖尖的呼叫；黄头发的是西洋人，还看得出男女来。都动，心里都跳得快一些，不知成全了多少情侣，崂山，小船，饭店；相看好了，浑身上下，巡警查旅馆，没关系。
孙有情人。丁主张独身，说不定遇见理想的女郎也会结婚的。不，独身好，小孩子可怕。一百五，自己够了；租房子，买家具，雇老妈，生小孩，绝不够。性欲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必结婚。社会，封建思想，难！向哪个女的问一声也得要钻石戒指！
“孙，昨晚上你哪儿去了？”想着性欲问题。
“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孙坐在丁旁边。退职的军官和家小已经不见了。
丁笑了，孙荒唐鬼，也挣一百五！还有情人。
不，孙不荒唐。凡事揩油；住招待所，白住；跟人家要跳舞票；白坐公众汽车，火车免票；海水浴不花钱，空气是大家的；一碗粥，二十锅贴，连小帐一角五；一角五，一百五，他够花的，不荒唐，狡猾！
“丁，你的照像匣呢？”
“没带着。”
“明天用，上崂山，坐军舰去。”孙把脚埋在沙子里。
水兵上来了，臂上的刺花更蓝了一些，妓女的腿上有些灰瘢，象些苔痕。
胖妇人的脸红得象太阳，腿有许多许多肉摺，刚捆好的肘子。
又走了好几群人，太阳斜了下去，走了一只海船，拉着点白线，金红的烟筒。
“孙，你什么时候回去？还有三天的假，处长可厉害！”“我，黄鹤一去不复返，来到青岛，住在青岛，死于青岛，三岛主义，不想回去！”
那个家伙象刘，不是。失望！他乡遇故知。刘，幼年的同学，快乐的时期，一块跑得象对儿野兔。中学，开始顾虑，专门学校，算术不及格，毕了业。一百五，独身主义，不革命，爱国，中国有进步。水灾，跳舞赈灾，孙白得两张票；同女的一块去，一定！
“李处长？”孙想起来了：“给我擦屁股，不要！告诉你，弄个阔女的，有了一切！你，我，专门学校毕业，花多少本钱？有姑娘的不给咱们给谁？咱们白要个姑娘么？你明白。中国能有希望，只要我们舒舒服服的替国家繁殖，造人。要饭的花子讲究有七八个，张公道，三十五，六子有靠；干什么？增加土匪，洋车夫。我们，我们不应当不对社会负责任，得多来儿女，舒舒服服的连丈人带夫人共值五十万，等于航空奖券的特奖！明白？”
“该走喽。”丁立起来。
“败败！估败！”孙坐着摇摇手，太阳光照亮他的指甲。“明天这儿见！估拉克！”
丁望了望，海中人已不多，剩下零散的人头，与救生船上的红旗，一块上下摆动，胖妇人，水兵，妓女，都不见了。音乐，远处有人吹着口琴。他去换衣服，噗—嗄—嘟嘟！马路上的汽车接连不断。
出来，眼角上撩到一个顶红的嘴圈，上边一鼓一鼓的动，口香糖。过去了。腿，整个的黄脊背，高底鞋，脚踵圆亮得象个新下的鸡蛋。几个女学生唧唧的笑着，过去了。他提着湿的浴衣，顺着海滨公园走。大叶的洋梧桐摇着金黄的阳光，松把金黄的斜日吸到树干上；黄石，湿硬，看着白的浪花。
一百五。过去的渺茫，前游……海，山，岛，黄湿硬白浪的石头，白浪。美，美是一片空虑。事业，建设，中国的牌楼，洋房。跑过一条杂种的狗。中国有进步。肚中有点饿，黄花鱼，大虾，中国渔业失败，老孙是天才，国亡以后，他会白吃黄花鱼的。到哪里去吃晚饭？寂寞！水手拉着妓女，退职军官有妻子，老孙有爱人。丁只有一身湿的浴衣。皮肤黑了也是成绩。回到公事房去，必须回去，青岛不给我一百五。公事房，烟，纸，笔，闲谈，闹意见。共计一百五十元，扣所得税二元五角，支票一百四十七元五角，邮政储金二十五元零一分。把湿浴衣放在黄石上，他看着海，大自然的神秘。海阔天空，从袋中掏出漆盒，只剩了一支“小粉”包，没有洋火！海空气太硬，胸窄一点，把漆盒和看家的那支烟放回袋里。手插在腰间，望着海，山，远帆，中国的阿波罗！…………
载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青岛《民言报》《避暑录话》副刊第八期
番表——在火车上
我俩的卧铺对着脸。他先到的。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和茶房捣乱；非我解决不了。我买的是顺着车头这面的那张，他的自然是顺着车尾。他一定要我那一张，我进去不到两分钟吧，已经听熟了这句：“车向哪边走，我要哪张！”茶房的一句也被我听熟了：“定的哪张睡哪张，这是有号数的！”只看我让步与否了。我告诉了茶房：“我在哪边也是一样。”
他又对我重念了一遍：“车向哪边走，我就睡哪边！”“我翻着跟头睡都可以！”我笑着说。
他没笑，眨巴了一阵眼睛，似乎看我有点奇怪。
他有五十上下岁，身量不高，脸很长，光嘴巴，唇稍微有点包不住牙；牙很长很白，牙根可是有点发黄，头剃得很亮，眼睛时时向上定一会儿，象是想着点什么不十分要紧而又不愿忽略过去的事。想一会儿，他摸摸行李，或掏掏衣袋，脸上的神色平静了些。他的衣裳都是绸子的，不时髦而颇规矩。
对了，由他的衣服我发现了他的为人，凡事都有一定的讲究与规矩，一点也不能改。睡卧铺必定要前边那张，不管是他定下的不是。
车开了之后，茶房来铺毯子。他又提出抗议，他的枕头得放在靠窗的那边。在这点抗议中，他的神色与言语都非常的严厉，有气派。枕头必放在靠窗那边是他的规矩，对茶房必须拿出老爷的派头，也是他的规矩。我看出这么点来。
车刚到丰台，他嘱咐茶房：“到天津，告诉我一声！”
看他的行李，和他的神气，不象是初次旅行的人，我纳闷为什么他在这么早就张罗着天津。又过了一站，他又嘱咐了一次。茶房告诉他：“还有三点钟才到天津呢。”这又把他招翻：“我告诉你，你就得记住！”等茶房出去，他找补了声：“混帐！”
骂完茶房混帐，他向我露了点笑容；我幸而没穿着那件蓝布大衫，所以他肯向我笑笑，表示我不是混帐。笑完，他又拱了拱手，问我“贵姓？”我告诉了他；为是透着和气，回问了一句，他似乎很不愿意回答，迟疑了会儿才说出来。待了一会儿，他又问我：“上哪里去？”我告诉了他，也顺口问了他。他又迟疑了半天，笑了笑，定了会儿眼睛：“没什么！”这不象句话。我看出来这家伙处处有谱儿，一身都是秘密。旅行中不要随便说出自己的姓，职业，与去处；怕遇上绿林中的好汉；这家伙的时代还是《小五义》的时代呢。我忍不住的自己笑了半天。
到了廊房，他又嘱咐茶房：“到天津，通知一声！”“还有一点多钟呢！”茶房瞭了他一眼。
这回，他没骂“混帐”，只定了会儿眼睛。出完了神，他慢慢的轻轻的从铺底下掏出一群小盒子来：一盒子饭，一盒子煎鱼，一盒子酱菜，一盒子炒肉。叫茶房拿来开水，把饭冲了两过，而后又倒上开水，当作汤，极快极响的扒搂了一阵。这一阵过去，偷偷的夹起一块鱼，细细的咂，咂完，把鱼骨扔在了我的铺底下。又稍微一定神，把炒肉拨到饭上，极快极响的又一阵。头上出了汗。喊茶房打手巾。吃完了，把小盒中的东西都用筷子整理好，都闻了闻，郑重的放在铺底下，又叫茶房打手巾。擦完脸，从袋中掏出银的牙签，细细的剔着牙，剔到一段落，就深长饱满的打着响嗝。
“快到天津了吧？”这回是问我呢。
“说不甚清呢。”我这回也有了谱儿。
“老兄大概初次出门？我倒常来常往！”他的眼角露出轻看我的意思。
“嗳，”我笑了：“除了天津我全知道！”
他定了半天的神，没说出什么来。
查票。他忙起来。从身上掏出不知多少纸卷，一一的看过，而后一一的收起，从衣裳最深处掏出，再往最深处送回，我很怀疑是否他的胸上有几个肉袋。最后，他掏出皮夹来，很厚很旧，用根鸡肠带捆着。从这里，他拿出车票来，然后又掏出个纸卷，从纸卷中检出两张很大，盖有血丝胡拉的红印的纸来。一张写着——我不准知道——象蒙文，那一张上的字容或是梵文，我说不清。把车票放在膝上，他细细看那两张文书，我看明白了：车票是半价票，一定和那两张近乎李白醉写的玩艺有关系。查票的进来，果然，他连票带表全递过去。
下回我要再坐火车，我当时这么决定，要不把北平图书馆存着的档案拿上几张才怪！
车快到天津了，他忙得不知道怎好了，眉毛拧着，长牙露着，出来进去的打听：“天津吧？”仿佛是怕天津丢了似的。茶房已经起誓告诉他：“一点不错，天津！”他还是继续打听。入了站，他急忙要下去，又不敢跳车，走到车门又走了回来。刚回来，车立定了，他赶紧又往外跑，恰好和上来的旅客与脚夫顶在一处，谁也不让步，激烈的顶着。在顶住不动的工夫，他看见了站台上他所要见的人。他把嘴张得象无底的深坑似的，拚命的喊：“凤老！凤老！”
凤老摇了摇手中的文书，他笑了；一笑懈了点劲，被脚夫们给挤在车窗上绷着。绷了有好几分钟，他钻了出去。看，这一路打拱作揖，双手扯住凤老往车上让，仿佛到了他的家似的，挤撞拉扯，千辛万苦，他把凤老拉了上来。忙着倒茶，把碗中的茶底儿泼在我的脚上。
坐定之后，凤老详细的报告：接到他的信，他到各处去取文书，而后拿着它们去办七五折的票。正如同他自己拿着的番表，只能打这一路的票；他自己打到天津，北宁路；凤老给打到浦口，津浦路；京沪路的还得另打；文书可已经备全了，只须在浦口停一停，就能办妥减价票。说完这些，凤老交出文书，这是津浦路的，那是京沪路的。这回使我很失望，没有藏文的。张数可是很多，都盖着大红印，假如他愿意卖的话，我心里想，真想买他两张，存作史料。
他非常感激凤老，把文书车票都收入衣服的最深处，而后从枕头底下搜出一个梨来，非给凤老吃不可。由他们俩的谈话中，我听出点来，他似乎是司法界的，又似乎是作县知事的，我弄不清楚，因为每逢凤老要拉到肯定的事儿上去，他便瞭我一眼，把话岔开。凤老刚问到，唐县的情形如何，他赶紧就问五嫂子好？凤老所问的都不得结果，可是我把凤老家中有多少人都听明白了。
最后，车要开了，凤老告别，又是一路打拱作揖，亲自送下去，还请凤老拿着那个梨，带回家给小六儿吃去。
车开了，他扒在玻璃上喊：“给五嫂子请安哪！”车出了站，他微笑着，掏出新旧文书，细细的分类整理。整理得差不多了，他定了一会儿神，喊茶房：“到浦口，通知一声！”
载一九三六年十月《谈风》第一期
狗之晨
东方既明，宇宙正在微笑，玫瑰的光吻红了东边的云。大黑在窝里伸了伸腿；似乎想起一件事，啊，也许是刚才作的那个梦；谁知道，好吧，再睡。门外有点脚步声！耳朵竖起，象雨后的两枝慈姑叶；嘴，可是，还舍不得项下那片暖，柔，有味的毛。眼睛睁开半个。听出来了，又是那个巡警，因为脚步特别笨重，闻过他的皮鞋，马粪味很大；大黑把耳朵落下去，似乎以为巡警是没有什么趣味的东西。但是，脚步到底是脚步声，还得听听；啊，走远了。算了吧，再睡。把嘴更往深里顶了顶，稍微一睁眼，只能看见自己的毛。
刚要一迷糊，哪来的一声猫叫？头马上便抬起来。在墙头上呢，一定。可是并没看到；纳闷：是那个黑白花的呢，还是那个狸子皮的？想起那狸子皮的，心中似乎不大起劲；狸子皮的抓破过大黑的鼻子；不光荣的事，少想为妙。还是那个黑白花的吧，那天不是大黑几乎把黑白花的堵在墙角么？这么一想，喉咙立刻痒了一下，向空中叫了两声。“安顿着，大黑！”屋中老太太这么喊。
大黑翻了翻眼珠，老太太总是不许大黑咬猫！可是不敢再作声，并且向屋子那边摇了摇尾巴。什么话呢，天天那盆热气腾腾的食是谁给大黑端来？老太太！即使她的意见不对也不能得罪她，什么话呢，大黑的灵魂是在她手里拿着呢。她不准大黑叫，大黑当然不再叫。假如不服从她，而她三天不给端那热腾腾的食来？大黑不敢再往下想了。
似乎受了刺激，再也睡不着；咬咬自己的尾巴，大概是有个狗蝇，讨厌的东西！窝里似乎不易找到尾巴，出去。在院里绕着圆圈找自己的尾巴，刚咬住，“不棱”，又被（谁？）夺了走，再绕着圈捉。有趣，不觉得嗓子里哼出些音调。“大黑！”
老太太真爱管闲事啊！好吧，夹起尾巴，到门洞去看看。坐在门洞，顺着门缝往外看，喝，四眼已经出来遛早了！四眼是老朋友：那天要不幸亏是四眼，大黑一定要输给二青的！二青那小子，处处是大黑的仇敌：抢骨头，闹恋爱，处处他和大黑过不去！假如那天他咬住大黑的耳朵？十分感激四眼！“四眼！”热情地叫着。四眼正在墙根找到包箱似的方便所在，刚要抬腿；“大黑，快来，到大院去跑一回？”
大黑焉有不同意之理，可是，门，门还关着呢！叫几声试试，也许老头就来开门。叫了几声，没用。再试试两爪，在门上抓了一回，门纹丝没动！
眼看着四眼独自向大院跑去！大黑真急了，向墙头叫了几声，虽然明知道自己没有上墙的本领。再向门外看看，四眼已经没影了。可是门外走着个叫化子，大黑借此为题，拚命的咬起来。大黑要是有个缺点，那就是好欺侮苦人。见汽车快躲，见穷人紧追，大黑几乎由习惯中形成这么两句格言。叫化子也没影了，大黑想象着狂咬一番，不如是好象不足以表示出自己的尊严，好在想象是不费什么实力的。
大概老头快来开门了，大黑猜摸着。这么一想，赶紧跑到后院去，以免大清早晨的就挨一顿骂。果然，刚到后院，就听见老头儿去开街门。大黑心中暗笑，觉得自己的智慧足以使生命十分有趣而平安。
等到老头又回到屋中，大黑轻轻的顺着墙根溜出去。出了街门，抖了抖身上的毛，向空中闻了闻，觉得精神十分焕发。然后又伸了个懒腰，就手儿在地上磨了磨脚指甲，后腿蹬起许多的土，沙沙的打在墙上，非常得意。在门前蹲坐起来，耳朵立着，坐着比站着身量高，加上两个竖立的耳朵，觉得自己很伟大而重要。
刚这么坐好，黄子由东边来了。黄子是这条胡同里的贵族，身量大，嘴是方的，叫的声音瓮声瓮气。大黑的耳朵渐渐往下落，心里嘀咕：还是坐着不动好呢，还是向黄子摆摆尾巴好呢，还是以进为退假装怒叫两声呢？他知道黄子的厉害，同时，又要顾及自己的尊严。他微微的回了回头，呕，没关系，坐在自己家门口还有什么危险？耳朵又微微的往上立，可是其余的地方都没敢动。
黄子过来了！在离大黑不远的一个墙角闻了闻，好象并没注意大黑。大黑心中同时对自己下了两道命令：“跑！”“别动！”
黄子又往前凑了凑，几乎是要挨着大黑了。大黑的胸部有些颤动。可是黄子还好似没看见大黑，昂然走过去。他远了，大黑开始觉得不是味道：为什么不乘着黄子没防备好而扑过去咬他一口？十分的可耻，那样的怕黄子。大黑越想越看不起自己。为发泄心中的怒气，开始向空中瞎叫。继而一想，万一把黄子叫回来呢？登时立起来，向东走去，这样便不会和黄子走个两碰头。
大黑不象黄子那样在道路当中卷起尾巴走。而是夹着尾巴顺墙根往前溜；这样，如遇上危险，至少屁股可以拿墙作后盾，减少后方的防务。在这里就可以看出大黑并不“大”；大黑的“大”和小花的“小”，都不许十分叫真的。可是他极重视这个“大”字，特别和他主人在一块的时候，主人一喊“大”黑，他便觉得自己至少有骆驼那么大，跟谁也敢拚一拚。就是主人不在眼前的时候，他也不敢承认自己是小。因为连不敢这么承认还不肯卷起尾巴走路呢；设若根本的自认渺小，那还敢出来走走吗。“大”字是他的主心骨。“大”字使他对小哈巴狗，瘦猫，叫花子，敢张口就咬；“大”字使他有时候对大狗——象黄子之类的——也敢露一露牙，和嗓子眼里细叫几声；而且主人在跟前的时候“大”字使他甚至于敢和黄子干一仗，虽明知必败，而不得不这样牺牲。狗的世界是不和平的，大黑专仗着这个“大”字去欺软怕硬的享受生命。
大黑的长象也不漂亮，而最足自馁的是没有黄子那样的一张方嘴。狗的女性们，把吻永远白送给方嘴；大黑的小尖嘴，猛看象个子粒不足的“老鸡头”，就是把舌头伸出多长，她们连向他笑一下都觉得有失尊严。这个，大黑在自思自叹的时候，不能不归罪于他的父母。虽然老太太常说，大黑的父亲是饭庄子的那个小驴似的老黑，他十分怀疑这个说法。况且谁是他的母亲？没人知道！大黑没有可靠的家谱作证，所以连和四眼谈话的时候，也不提家事；大黑十分伤心。更不敢照镜子；地上有汪水，他都躲开。对于大黑，顾影是不能引起自怜的。那条尾巴！细，软，毛儿不多，偏偏很长，就是卷起来也不威武，况且卷着还很费事；老得夹着！大黑到了大院。四眼并没在那里。大黑赶紧往四下看看，好在二青什么的全没在那里，心里安定了些。由走改为小跑，觉得痛快。好象二青也算不了什么，而且有和二青再打一架的必要。再和二青打的时候，顶好是咬住他一个地方，死不撒嘴，这样必能致胜。打倒了二青，再联络四眼战败黄子，大黑便可以称雄了。
远处有吠声，好几个狗一同叫呢。细听，有她的声音！她，小花！大黑向她伸过多少回舌头，摆过多少回尾巴；可是她，她连正眼瞧大黑一眼也不瞧！不是她的过错；战败二青和黄子，她自然会爱大黑的。大黑决定去看看，谁和小花一块唱恋歌呢。快跑。别，跑太快了，和黄子碰个头，可不得了；谨慎一些好。四六步的跑。
看见了：小花，喝，围着七八个，哪个也比大黑个子大，声音高！无望！不便于过去。可是四眼也在那边呢；四眼敢，大黑为何不敢？可是，四眼也个子不小哇，至少四眼的尾巴卷得有个样儿。有点恨四眼，虽然是好朋友。
大黑叫开了。虽然不敢过去，可是在远处示威总比那一天到晚闷在家里的小哈巴狗强多了。那边还有个小板凳狗，安然的在家门口坐着，连叫也不敢叫；大黑的身分增高了很多，凡事就怕比较。
那群大狗打起来了。打得真厉害，啊，四眼倒在底下了。哎呀四眼；呕，活该；到底他已闻了小花一鼻子。大黑的嫉妒把友谊完全忘了。看，四眼又起来了，扑过小花去了，大黑的心差点跳出来了，自己耗着转了个圆圈。啊，好！小花极骄慢的躲开四眼。好，小花，大黑痛快极了。
那群大狗打过这边来了，大黑一边看着一边退步，心里说：别叫四眼看见，假如一被看见，他求我帮忙，可就不好办了。往后退，眼睛呆看着小花，她今天特别的骄傲，好看。大黑恨自己！退得离小板凳狗不远了，唉，拿个小东西杀杀气吧！闻了小板凳一下，小板凳跳起来，善意的向大黑腿部一扑，似乎是要和大黑玩耍玩耍。大黑更生气了：谁和你个小东西玩呢？牙露出来，耳朵也立起来示威。小板凳真不知趣：轻轻抓了地几下，腰儿塌着，尾巴卷着直摆。大黑知道这个小东西是不怕他，嘴张开了，预备咬小东西的脖子。正在这个当儿，大狗们跑过来了。小板凳看着他们，小嘴儿撅着巴巴的叫起来，毫无惧意。大黑转过身来，几乎碰着黄子的哥哥，比黄子还大，鼻子上一大道白，这白鼻梁看着就可怕！大黑深恐小板凳的吠声引起他们的注意，而把大黑给围在当中。可是他们只顾追着小花，一群野马似的跑了过去，似乎谁也没有看到大黑。大黑的耻辱算是到了家，他还不如小板凳硬气呢！
似乎得设法叫小板凳看出大黑是和那群大狗为伍的：好吧，向前赶了两步，轻轻的叫了两声，瞭了小板凳一眼，似乎是说：你看，我也是小花的情人；你，小板凳，只配在这儿坐着。
风也似的，小花在前，他们在后紧随，又回来了！躲是来不及了，大黑的左右都是方嘴——都大得出奇！他们全身没有一根毛能舒坦的贴着肉皮子，全离心离骨的立起来。他的腿好象抽出了骨头，只剩下些皮和筋，而还要立着！他的尖嘴向四围纵纵着，只露出一对大牙。他的尾巴似乎要挤进肚皮里去。他的腰躬着，可是这样缩短，还掩不住两旁的筋骨。小花，好象是故意的，挤了他一下。他一点也不觉得舒服，急忙往后退。后腿碰着四眼的头。四眼并没招呼他。
一阵风似的，他们又跑远了。大黑哆嗦着把牙收回嘴中去，把腰平伸了伸，开始往家跑。后面小板凳追上来，一劲巴巴的叫。大黑回头龇了龇牙：干吗呀，你！似乎是说。
回到家中，看了看盆里，老太太还没把食端来。倒在台阶上，舐着腿上的毛。
“一边去！好狗不挡道，单在台阶上趴着！”老太太喊。翻了翻白眼，到墙根去卧着。心中安定了，开始设想：假如方才不害怕，他们也未必把我怎样了吧！后悔：小花挤了我一下，假使乘那个机会……决定不行，决定不行！那个小板凳！焉知小板凳不是个女性呢，竟自忘了看！谁和小板凳讲交情呢！
门外有人拍门。大黑立刻精神起来，等着老太太叫大黑。“大黑！”
大黑立刻叫起来，往下扑着叫，觉得自己十二分的重要威严。老太太去看门，大黑跟着，拚命的叫。
送信的。大黑在老太太脚前扑着往外咬。邮差安然不动。
老太太踢了大黑一腿：“怎这么讨厌，一边去！”
大黑不敢再叫，随着老太太进来，依旧卧在墙根。肚中发空，眼撩着食盆，把一切都忘了，好象大黑的生命存在与否只看那个黑盆里冒热气不冒！
载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二日《益世报》
记懒人
一间小屋，墙角长着些兔儿草，床上卧着懒人。他姓什么？或者因为懒得说，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大家只呼他为懒人，他也懒得否认。
在我的经验中，他是世上第一个懒人，因此我对他很注意：能上“无双谱”的总该是有价值的。
幸而人人有个弱点，不然我便无法与他来往；他的弱点是喜欢喝一盅。虽然他并不因爱酒而有任何行动，可是我给他送酒去，他也不坚持到底的不张开嘴。更可喜的是三杯下去，他能暂时的破戒——和我说话。我还能舍不得几瓶酒么？所以我成了他的好友。自然我须把酒杯满上，送到他的唇边，他才肯饮。为引诱他讲话，我能不殷勤些？况且过了三杯，我只须把酒瓶放在他的手下，他自己便会斟满的。
他的话有些，假如不都是，很奇怪可喜的。而且极其天真，因为他的脑子是懒于搜集任何书籍上的与旁人制造的话的。他没有常识，因此他不讨厌。他确是个宝贝，在这可厌的社会中。
据他说，他是自幼便很懒的。他不记得他的父亲是黄脸膛还是白净无须：他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死去；他懒得问妈妈关于爸爸的事。他是妈妈的儿子，因为她也是懒得很有个模样儿。旁的妇女是孕后九或十个月就生产。懒人的妈妈怀了他一年半，因为懒得生产。他的生日，没人晓得；妈妈是第一个忘记了它，他自然想不起问。
他的妈妈后来也死了，他不记得怎样将她埋葬。可是，他还记得妈妈的面貌。妈妈，虽在懒人的心中，也难免被想念着；懒人借着酒力叹了一口十年未曾叹过的气；泪是终于懒得落的。
他入过学。懒得记忆一切，可是他不能忘记许多小四方块的字，因为学校里的人，自校长至学生，没有一个不象活猴儿，终日跳动；所以他不能不去看那些小四方块，以得些安慰。最可怕的记忆便是“学生”。他想不出为何他的懒妈将他送入学校去，或者因为他入了学，她可以多心静一些？苦痛往往逼迫着人去记忆。他记得“学生”——一群推他打他挤他踢他骂他笑他的活猴子。他是一块木头。被猴子们向四边推滚。他似乎也毕过业，但是懒得去领文凭。“老子的心中到底有个‘无为’萦绕着，我连个针尖大的理想也没有。”他已饮了半瓶白酒，闭着眼说。“人类的纷争都是出于好事好动：假如人都变成桂树或梅花，世上当怎样的芬香静美？”我故意诱他说话。
他似乎没有听见，或是故意懒得听别人的意见。
我决定了下次再来，须带白兰地；普通的白酒还不够打开他的说话机关的。
白兰地果然有效，他居然坐起来了。往常他向我致敬只是闭着眼，稍微动一动眉毛。然后，我把酒递到他的唇边，酒过三杯，他开始讲话，可是始终是躺在床上不起来。酒喝足了，在我告辞之际，他才肯指一指酒瓶，意思是叫我将它挪开；有的时候他连指指酒瓶都觉得是多事。
白兰地得着了空前的胜利，他坐起来了！我的惊异就好似看见了死人复活。我要盘问他了。
“朋友，”我的声音有点发颤，大概因为是有惊有喜，“朋友，在过去的经验中，你可曾不懒过一天或一回没有呢？”“天下有多少事能叫人不懒一整天呢？”他的舌头有点僵硬。我心中更喜欢了：被酒激硬的舌头是最喜欢运动的。“那么，不懒过一回没有呢？”
他没当时回答我。我看得出，他是搜寻他的记忆呢。他的脸上有点很近于笑的表示——这不过是我的猜测，我没见过他怎样笑。过了好久，他点了点头，又喝下一杯酒，慢慢的说：
“有过一次。许久许久以前的事了。设若我今年是四十岁——没心留意自己的岁数——那必是我二十来岁的事了。”
他又停顿住了。我非常的怕他不再往下说，可是也不敢促迫他；我等着，听得见我自己的心跳。
“你说，什么事足以使懒人不懒一次。”他猛孤丁的问了我一句。
我一时找不到相当的答案；不知道是怎么想起来的，我这么答对了他：
“爱情，爱情能使人不懒。”
“你是个聪明人！”他说。
我也吞了一大口白兰地，我的心几乎要跳出来。
他的眼合成一道缝，好象看着心中正在构成着的一张图画。然后象自己念道：“想起来了！”
我连大气也不敢出的等着。
“一株海棠树，”他大概是形容他心里哪张画，“第一次见着她，便是在海棠树下。开满了花，象蓝天下的一大团雪，围着金黄的蜜蜂。我与她便躺在树下，脸朝着海棠花，时时有小鸟踏下些花片，象些雪花，落在我们的脸上，她，那时节，也就是十几岁吧，我或者比她大一些。她是妈妈的娘家的；不晓得怎样称呼她，懒得问。我们躺了多少时候？我不记得。只记得那是最快活的一天：听着蜂声，闭着眼用脸承接着花片，花荫下见不着阳光，可是春气吹拂着全身，安适而温暖。我们俩就象埋在春光中的一对爱人，最好能永远不动，直到宇宙崩毁的时候。她是我理想中的人儿。她和妈妈相似——爱情在静里享受。别的女子们，见了花便折，见了镜子就照，使人心慌意乱。她能领略花木样的恋爱；我是讨厌蜜蜂的，终日瞎忙。可是在那一天，蜜蜂确是不错，它们的嗡嗡使我半睡半醒，半死半生；在生死之间我得到完全的恬静与快乐。这个快乐是一睁开眼便会失去的。”
他停顿了一会儿，又喝了半杯酒。他的话来得流畅轻快了：“海棠花开残，她不见了。大概是回了家，大概是。临走的那一天，我与她在海棠树下——花开已残，一树的油绿叶儿，小绿海棠果顶着些黄须——彼此看着脸上的红潮起落，不知起落了多少次。我们都懒得说话。眼睛交谈了一切。”“她不见了，”他说得更快了。“自然懒得去打听，更提不到去找她。想她的时候，我便在海棠树下静卧一天。第二年花开的时候，她没有来，花一点也不似去年那么美了，蜂声更讨厌。”
这回他是对着瓶口灌了一气。
“又看见她了，已长成了个大姑娘。但是，但是，”他的眼似乎不得力的眨了几下，微微有点发湿，“她变了。她一来到，我便觉出她太活泼了。她的话也很多，几乎不给我留个追想旧时她怎样静美的机会了。到了晚间，她偷偷的约我在海棠树下相见。我是日落后向不轻动一步的，可是我答应了她；爱情使人能不懒了，你是个聪明人。我不该赴约，可是我去了。她在树下等着我呢。‘你还是这么懒？’这是她的第一句话，我没言语。‘你记得前几年，咱们在这花下？’她又问，我点了点头——出于不得已。‘唉！’她叹了一口气，‘假如你也能不懒了；你看我！’我没说话。‘其实你也可以不懒的；假如你真是懒得到家，为什么你来见我？你可以不懒！咱们——’她没往下说，我始终没开口，她落了泪，走开。我便在海棠下睡了一夜，懒得再动。她又走了。不久听说她出嫁了。不久，听说她被丈夫给虐待死了。懒是不利于爱情的。但是，她，她因不懒而丧了一朵花似的生命！假如我听她的话改为勤谨，也许能保全了她，可也许丧掉我的命。假如她始终不改懒的习惯，也许我们到现在还是同卧在海棠花下，虽然未必是活着，可是同卧在一处便是活着，永远的活着。只有成双作对才算爱，爱不会死！”
“到如今你还想念着她？”我问。
“哼，那就是那次破了懒戒的惩罚！一次不懒，终身受罪；我还不算个最懒的人。”他又卧在床上。
我将酒瓶挪开。他又说了话：“假如我死去——虽然很懒得死——请把我埋在海棠花下，不必费事买棺材。我懒得理想，可是既提起这件事，我似乎应当永远卧在海棠花下——受着永远的惩罚！”
过了些日子，我果然将他埋葬了。在上边临时种了一株海棠；有海棠树的人家没有允许我埋人的。
载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至十七日《益世报》
民主世界
一
我们这里所说的“世界”，事实上不过是小小的一个乡镇，在战前，镇上也不过只有几十户人家；它的“领空”，连乌鸦都不喜轻易的飞过，因为这里的人少，地上也自然没有多余的弃物可供乌鸦们享用的。
可是从抗战的第二年起，直到现在，这小镇子天天扩大，好象面发了酵似的一劲儿往外膨胀，它的邮政代办所已改了邮局，它的小土地祠已变为中学校，它的担担面与抄手摊子已改为锅勺乱响的饭馆儿，它有了新的街道与新的篾片涂泥的洋楼。它的老树上已有了栖鸦。它的住户已多数的不再头缠白布，赤脚穿草鞋，而换上了呢帽与皮鞋，因为新来的住户给它带来香港与上海的文化。在新住户里，有的是大公司的经理，有的是立法院或监察院的委员，有的是职业虽不大正常，倒也颇发财，冬夏常青的老穿着洋服啷噹的。
我们就把这镇子，叫作金光镇吧。它的位置，是在重庆郊外。不过把它放在成都，乐山，或合川附近，也无所不可。我们无须为它去详查地图和古书，因为它既不是军事要地，也没有什么秦砖汉瓦和任何古迹的。它的趣味，似乎在于“新”而不在于“旧”。若提到“旧”，那座小土地祠，或者是唯一的古迹，而它不是已经改为中学校，连神龛的左右与背后，都贴上壁报了么？
因此，我们似乎应当更注意它的人事。至于它到底是离重庆有二十或五十里地，是在江北岸还是南岸，倒没多大关系了。
好，让我们慢慢的摆龙门阵似的，谈谈它的人事吧。说到人事，我们首要的注意到这里的人们的民主精神。将来的世界，据说，是民主的世界。那么，金光镇上的人们，既是良好的公民，又躲藏在这里参与了民主与法西斯的战斗，而且是世界和平的柱石，我们自然没法子不细看看他们的民主精神了。
我们想起什么，就说什么，次序的先后是毫不重要的；在民主世界里，不是人人事事一律平等的么？
让我们先说水仙馆的一个小故事吧。
水仙馆是抗战第四年才成立的一个机关。这是个学术研究，而又兼有实验实用的机关。设有正副馆长，和四科，每科各有科长一人，科员若干人；此外还有许多干事，书记，与工友。四科是总务科，人事科，研究科，与推广科。总务科与人事科的事务用不着多说，因为每个机关，都有这么两科。研究科是专研究怎样使四川野产的一包一茎的水仙花，变成象福建产的大包多茎的水仙花，并且搜集中外书籍中有关于水仙的记载，作一部水仙大辞典。这一科的科员，干事，书记与工友比别科多着两三倍，因为工作繁重紧要。这一科里的科员，乃至于干事，都是学者。他们的工作目的是双重的。第一，是为研究而研究；研究水仙花正如同研究苹果、小麦与天上的彗星；研究是为发扬真理，而真理无所不在。第二，是为改良水仙花种，可以推销到各省，甚至于国外去，以便富国裕民。假若他们在水仙包里，能发现一种维他命，或者它就可以和洋芋与百合，异曲同工，而增多了农产。
研究的结果，由推广科去宣传、推销，并与全世界的水仙专家，交换贤种。
水仙馆自成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颗水仙。馆长是蒙古人，没看见过水仙，而研究员们所找到的标本，一经签呈上去，便被馆长批驳：“其形如蒜，定非水仙，应再加意搜集鉴别。”
副馆长呢，是山东人，虽然认识水仙，可是“其形如蒜”一语，伤了他的心。山东人喜欢吃蒜，所以他以为研究与蒜相似的东西，是有意讽刺他。因此，他不常到馆里来，而只把平价米领到家中去，偷偷的在挑拣稗子的时候，吃几瓣大蒜。
馆里既然连一件标本还没有，大家的工作自然是在一天签两次到，和月间领薪领米之外，只好闲着。在闲得腻烦了的时候，大家就开一次会议；会议完了，大家都感到兴奋与疲乏，而且觉得平价米确实缺乏着维他命的。
不过，无论怎么说吧，这个机关，比起金光镇的其他机关，总算是最富于民主精神的，因为第一，这里有许多学者，而学者总是拥护自由与平等的，第二，馆长与副馆长，在这三四年来，只在发脾气的时候，用手杖打过工友们的脑壳，而没有打过科长科员，这点精神是很可佩服的。
在最近的两次会议上，大家的民主精神，表现得特别的明显。第一次会议，由研究科的科长提议：“以后工友对职员须改呼老爷以别尊卑，而正名位。”提案刚一提出，就博得出席人员全体的热烈拥护。大家鼓掌，并且做了一分钟的欢呼。议案通过。
第二次会议，由馆长提议，大门外增设警卫。他的理由充足，说明议案的词藻也极漂亮而得体：“诸位小官们，本大官在这金光镇上已住了好几年，论身分，官级，学问，本大官并不比任何人低；可是，看吧，警察分队长，宪兵分队长，检查站站长，出恭入敬的时候，都有人向他们敬礼，敬礼是这样的，两个鞋后跟用力相碰，身子笔直，双目注视，把右手放在眉毛旁边。（这是一种学问，深恐大家不晓得，所以本大官稍加说明。）就是保长甲长，出门的时候，也有随从。本大官，”馆长声音提高，十分动感情的说：“本大官为了争取本馆的体面，不能不添设馆警；有了馆警，本大官出入的时候，就也有鞋后跟相碰，手遮眉毛的声势。本大官十二万分再加十二万分的相信，这是必要的，必要的，必要的！”馆长的头上出了汗；坐下，用手绢不住的擦脑门。
照例，馆长发言以后，别人都要沉默几分钟。水仙馆的（金光镇的也如此）民主精神是大官发表意见，小官们只能低头不语。
副馆长慢慢的立起来：“馆长，请问：馆警是专给馆长一个人行礼呢，还是给大家都行礼呢？”
副馆长这一质问，使大家不由的抬起头来，他既是山东人，敢说话，又和本镇上宪兵队长是同乡，所以理直气壮，连馆长都惧怕他三分。
“这个……”馆长想了一会儿。“这好办！本馆长出入大门警察须碰两次鞋跟，遮两次眉毛。副馆长出入呢，就只碰一次，遮一次，以便有个区别。”
副馆长没再说什么，相当的满意这个办法。
大家又低头无语。
“这一案做为通过！”馆长发了命令。
大家依然低头不语，议案通过。
这可惹起来一场风波。散会后，研究科的学者们由科长引衔全体辞职。他们都是学者，当着馆长的面，谁也不肯发言，可是他们又决定不肯牺牲了享受敬礼的尊严，所以一律辞职。他们也晓得假若辞职真照准的话，他们会再递悔过书的。
馆长相当的能干，把这件事处理得很得法。他挽留大家。而给科长记了一过。同时，他撤销了添设门警的决议案，而命令馆长室的工友：“每天在我没来到的时候，你要在大门外等着；我一下滑竿，你要敬礼，而后高声喊：馆长老爷到！等到我要出去的时节，你必须先跑出大门去，我一出门，你要敬礼，高声喊：馆长老爷去！看情形，假若门外有不少的过路的人，你就多喊一两声！”
工友连连的点头称是。“可是，馆长老爷，我的事情不就太多了吗？”
“那，我叫总务科多派一个工友帮助你就是了！”
这样，一场小小的风波，就平静无事了。在其中充分的表现了民主精神，还外带着有点人道主义似的。
二
在我们的这个民主世界——金光镇——里，要算裘委员最富于民主精神。他是中央委员，监察委员，还是立法委员，没人说得清。我们只知道他是委员，而且见面必须高声的叫他裘委员；我们晓得，有好几个无知的人曾经吃过他的耳光，因为他们没高声的喊委员。
裘委员很有学问。据说，他曾到过英美各民主国家考察过政治；现在，他每逢赶场（金光镇每逢一四七有“场”），买些地瓜与红苕之类的东西，还时时的对乡下人说一两个英文字，使他们莫名其妙。
不过，口中时时往外跳洋字，还是小焉者也。裘委员的真学问却是在于懂得法律与法治。“没有法治的精神，中国是不会强起来的！”这句话，差不多老挂在他的嘴边上。他处处讲“法”。他的屋中，除了盆子罐子而外，都是法律书籍，堆得顶着了天花板。那些满印着第几条第几款，使别人看了就头疼的书，在裘委员的眼中就仿佛比剑侠小说还更有趣味。他不单读那些“天书”，而且永远力求体行。他的立身处世没有一个地方不合于法的。他家中人口很少，有一位太太一位姨太太两个儿子。他的太太很胖。大概因为偏重了肌肉的发展，所以她没有头发。裘委员命令她戴上假头发——在西洋，法官都需头罩发网的，他说。按法律上说，他不该娶姨太太。于是他就自己制定了几条法律，用恭楷写好，贴在墙上，以便给她个合法的地位。他的两位少爷都非常的顽皮，不敢管教。裘委员的学问使他应付裕如，毫无困难。他引用了大清律，只要孩子们斜看他一眼，就捆打二十。这样，孩子们就越来越淘气，而且到处用粉笔写出“打倒委员爸爸”的口号。为这个，裘委员预备下一套夹棍，常常念道：“看大刑伺候！”向儿子们示威。
裘委员这点知法爱法的精神博得了全镇人士的钦佩。有想娶姨太太的，必先请他吃酒，而把他自己制定的姨太太法照抄一份，贴在门外，以便取得法律的根据。有的人家的孩子们太淘气，也必到委员家中领取大清律，或者甚至借用他的那套夹棍，给孩子们一些威胁。
这样，裘委员成为全镇上最得人缘的人。假若有人不买他的账，他会引用几条律法，把那个家伙送到狱中去的。他的法律知识与护法的热诚使他成了没有薪俸的法官。他的法律条款与宪书上的节气（按：系指历书上的二十四节而言），成为金光镇中必不可少的东西。
虽然裘委员的威风如此之大，可是在抗战中他也受了不少委屈。看吧！裘委员的饭是平价米煮的，而饭菜之中就每每七八天见不着一根肉丝。鸡蛋已算是奢侈品，只有他自己每天早晨吃两个，其余的人就只能看看蛋皮，咽口吐沫而已。说到穿呢，无冬无夏的，他总穿着那套灰布中山装；假若没有胸前那块证章，十之八九他会被看作机关上的工友的。这，他以为，都是因为我们缺乏完善的法律。假若法律上定好，委员须凭证章每月领五支鸡，五十斤猪肉，三匹川绸，几双皮鞋，他一定不会给国家丢这份脸面的。
特别使他感到难过的是住处。我们已经说过：金光镇原本是个很小的镇子，在抗战中忽然涨大起来的。镇上的房子太不够用。依着裘委员的心意，不管国家怎样的穷，不管前线的士兵有无草鞋穿，也应当拨出一笔巨款，为委员们建筑些相当体面的小洋房，并且不取租钱。可是，政府并没这么办，他只好和别人一样的租房子住了。
凭他的势力与关系，他才在一个大杂院里找到了两间竹篾为墙，茅草盖顶，冬寒夏热，有雨必漏，遇风则摇的房屋。不平则鸣，以堂堂的委员而住这样的猪圈差不多的陋室，裘委员搬来之后就狂吼了三天。把怒气吼净，他开始布置房中的一切。他叫大家都挤住一间，好把另外的一间做为客厅和书房。他是委员，必须会客，所以必须有客厅。然后，他在客室门外，悬起一面小木牌，写好“值日官某某”。值日官便是他的两位太太与两位少爷。他们轮流当值，接收信件，和传达消息。遇有客人来访，他必躲到卧室里去，等值日官拿进名片，他才高声的说“传”，或“请”；再等客人进了客室，他才由卧室很有风度的出来会客。这叫作“体统”，而体统是法治的基本。
他决定不交房租。他自己又制定了几条法律，首要的一条是：“委员住杂院得不交房租”。
杂院里住着七八家子人，有小公务员，有小商人，有小流氓——我们的民主世界里有不少的小流氓，他们的民主精神是欺压良善。
裘委员一搬进来，便和小流氓们结为莫逆。他细心的给他们的行动都找出法律的根据。他也教他们不交房租，以便人多势众，好叫房东服从多数。这是民主精神。
房东是在镇上开小香烟店的，人很老实。他有个比他岁数稍大的太太，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也都很老实。他们是由河北逃来的。河北受敌人的蹂躏最早，所以他们逃来也最早。那时候，金光镇还没有走红运，房子地亩都很便宜，所以他们东凑西凑的就开了个小店，并且买下了这么一所七扭八歪的破房。金光镇慢慢发达起来，他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而房子，虽然是那么破，也就值了钱。这，使裘委员动了气。他管房东叫奸商，口口声声非告发他不可。房东既是老实人，又看房客是委员，所以只好低头忍气吞声，不敢索要房租。及至别的房客也不交房租了，他还是不敢出声。在他心里，他以为一家三口既能逃出活命，而且离家万里也还没挨饿，就得感谢苍天，吃点亏又算得什么呢。
裘委员看明白了房东的心意，马上传来一个小流氓：“你去向房东说：房子都得赶紧翻修，竹篾改为整砖，土地换成地板。我是委员，不能住狗窝！要是因为住在这里而损及我的健康，他必受惩罚！这些，都有法律的根据！此外，他该每月送过两条华福烟来。他赚钱，理当供给我点烟。再说，这在律书上也有明文！他要是不答应，请告诉他，这里的有势力的人不是我的同事，就是我的朋友，无论公说私断，都没他的好处。我们这是民主时代，我不能不教而诛，所以请你先去告诉明白了他。”
房东得到通知，决定把房子卖出去，免得一天到晚的怄气。
裘委员请来几位“便衣”。所谓“便衣”者，不是宪兵，不是警察，也不是特务，而是我们这个小民主世界特有的一种人物。他们专替裘委员与其他有势力的人执行那些私人自定的法律。
房东住在小香烟店里，家中只剩下太太与十三岁的男孩。便衣们把房东太太打了一顿——男人打女人是我们这个小民主世界最合理的事。他们打，裘委员在一旁怒吼：“混账！你去打听打听，普天之下有几个委员！你敢卖房？懂法律不懂？混账！”
打完了房东太太，便衣们把他十三岁的男孩子抓了走。
“送他去当壮丁！”裘委员呼喝着。“混账！”房东急忙的跑回来。他是老实人，所以不敢和委员讲理，进门便给委员跪下了。
“你晓得我是委员不晓得？”裘委员怒气冲冲的问。“晓得！”房东含着泪回答。
“委员是什么？说！”
“委员是大官！比县太爷还大的大官儿！”
“你还敢卖房不敢？”
“小的该死！不敢了！”
“好吧，把你的老婆送到医院去，花多少医药费照样给我一份儿，她只伤了点肉皮，我可是伤了心，我也需要医药费！”“一定照送！裘委员放了我的孩子吧，他才十三岁，不够当壮丁的年纪！”房东苦苦的哀求。
“你不懂兵役法，你个混蛋！”
“我不懂！只求委员开恩！”
“拿我的片子，把他领出来！——等等！”
房东又跪下了。
“从此不准你卖房，不准要房租，还得马上给我翻修房子，换地板！”
“一定办到！”
“你得签字；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我签字！”
这样，委员与房东的一场纠纷就都依法解决了。这也就可以证明我们的金光镇的确是个民主世界呀。
三
在我们的这个小小的民主世界里，局面虽小，而气派倒很大。只要有机会，无论是一个家庭，还是一个机关，总要摆出它的最大的气派与排场来。也只有这样，这一家或机关才能引起全镇人的钦佩。气派的大小也就是势力的大小，而势力最大的总也就是最有理的。这是我们的民主世界特有的精神，有的人就称之为国粹。
我们镇上的出头露脸的绅士与保甲长都时常的“办事”。婚丧大事自然无须说了，就是添个娃娃，或儿女订婚，也要惊天动地的干一场的。假若不幸，他们既无婚丧大事，又没有娃娃生下来，他们也还会找到摆酒席的题目。他们会给父母和他们自己贺寿。若是父母已亡，便作冥寿。冥寿若还不过瘾，他们便给小小子或小姑娘贺五岁或十岁寿。
不论是办哪种事吧，都要讲究杀多少根猪，几百只或几千只鸡鸭，开多少睎子干酒。鸡鸭猪羊杀的越多，仿佛就越能邀得上天的保佑，而天增岁月人增寿的。假若与上天无关呢，大家彼此间的竞赛或者是鸡鸭倒楣的重要原因之一。张家若是五十桌客，李家就必须多于五十桌；哪怕只多一桌呢，也是个体面。因此，每家办事，酒席都要摆到街上来，一来是客太多，家里容不下，二来也是要向别家示威。这样，一家办事，镇上便须断绝交通。我们的民主精神是只管自己的声势浩大，不管别人方便不方便的。所以，据学者们研究的结果，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民主精神，因为它里面含有极高的文化因素。若赶上办丧事，那就不单交通要断绝，而且大锣大鼓的敲打三天三夜，吵得连死人都睡不安，而活人都须陪着熬夜。锣鼓而外还有爆竹呢。爆竹的威力，虽远不及原子弹，可是把婴孩们吓得害了惊风症是大有可能的。
问题还不仅这样简单。他们讲排场，可就苦了穷人。无论是绅粮，还是保甲长家中办事，穷人若不去送礼，便必定开罪于上等人；而得罪了上等人，在这个小小的民主世界里，简直等于自取灭亡。穷人，不管怎样为难，也得送去礼物或礼金。对于他们，这并不是礼物礼金，而是苛捐杂税。但是，他们不敢不送；这种苛捐杂税到底是以婚丧事为名的，其中似乎多少总有点人情，而人情仿佛就与民主精神可以相通了。穷人送礼，富人收礼，于是，富人不因摆百十桌酒库而赔钱——其目的，据说是为赚钱——可是穷人却因此连件新蓝布大褂也穿不上了。
本地的绅粮们如此，外来的人也不甘落后。我们镇上的欢送会与欢迎会多得很。在英美的民主世界里，若是一位警长或邮局局长到一个小镇上任去，或从一个小镇被调走，大概他们只顾接事或办交代，没有什么别的可说。同时，那镇上的人民，对他们或者也没有欢迎与欢送的义务。他们办事好呢，是理应如此；他们拿着薪俸，理当努力服务。他们办不好呢，他们会得到惩戒，用不着人民给他们虚张声势。我们的金光镇上可不这样，只要来一个小官，镇上的公民就必须去欢迎，仿佛来到金光镇上的官吏都是大圣大贤。等到他们离职的时候，公民们又必须去欢送，不管离职的人给地方上造了福，还是造了孽。不单官吏来去如此，连什么银号钱庄的老板到任去任也要如此，因为从金光镇的标准来看，天天埋在钞票堆中的人是与官吏有同等重要的。这又是我们的民主世界里特有的精神，恐怕也是全世界中最好的精神。
本着这点精神，就很可以想象到我们镇上怎样对待一个偶然或有意从此经过的客人了。按说，来了一位客人，实在不应当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地方。假若他是偶然从此路过呢，那就叫他走他的好了。假若他是有意来的，譬如他是来调查教育的，那就请他到学校去看看罢了；他若是警察总局的督察，就让他调察警政去吧；与别人有什么关系呢？
不，不，我们金光镇自有金光镇的办法。只要是个阔人，不管他是干什么来的，我们必须以全镇的人力物力，闹得天翻地覆的欢迎他。这紧张的很：全镇到处都须把旧标语撕了下去，撕不净的要用水刷，然后贴上各色纸的新标语。全镇的街道（也许有一个多月没扫除过了）得马上扫得干干净净。野狗不得再在路上走来走去，都捉起来放到远处去。小孩子，甚至连鸡鸭，都不许跑出家门来。卖花生桔柑的不准在路旁摆摊子。学校里须用砖头沾水磨去书桌上的墨点子，弄得每个小学生都浑身是泥污。这样折腾两三天，大人物到了。他也许有点事，也许什么事也没有。他也许在街上走几步，也许坐着汽车跑过去。他也许注意到街上很清洁，也许根本不理会，不管他怎样吧，反正我们须心到神知的忙个不亦乐乎。我们都收拾好了之后，还得排队到街外去迎接他呢。中学生小学生，不管天气怎样冷，怎么热，总得早早的就站在街外去等候。他若到晌午还没来，小孩们更须立到过午；他若过午还没到，他们便须站到下午。他们渴，饿，冷或热，都没关系。他们不能随便离队去喝口水或买个烧饼吃；好家伙，万一在队伍不整齐的时候，贵人来到了呢，那还了得！我们镇上的民主精神是给贵人打一百分，而给学生们打个零的。小孩子如此，我们大人也是如此。我们也得由保甲长领着去站班。我们即使没有新蓝布大褂，也得连夜赶洗旧大衫，浆洗得平平整整的。我们不得穿草鞋，也不得带着旱烟管。我们被太阳晒晕了，也还得立在那里。
学生耽误了一天或两天的学，我们也累得筋疲力尽，结果，贵人或是坐着汽车跑过去，或是根本没有来。虽然如此，我们大家也不敢出怨言，舍命陪君子是我们特有的精神啊。这精神使我们不畏寒，不畏暑，不畏饥渴，而只“畏大人”。（未完）
载一九四五年九月至十二月《民心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五期
牛老爷的痰盂
牛博士，老爷，大人，什么什么委员，这个长那个长，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少年中过秀才，二十八岁在美得过博士，三十岁以后做过各样的高官，四十以后有五位姨太太，大量的吸食鸦片，至今还没死，还挺有造化。
牛博士的学问不深，可是博，博得很。因为博学，所以对物物留神，事事细心；虽做着高官尚心细如发，细巨不遗；躺在床上吸鸦片的时候还想这家事国事天下事。这样的官儿是干才，所以不好伺候。牛博士到哪里为官，都发着最大的脾气，而使手下人战战兢兢，在穿着夏布大衫的天气还要发抖。大家越发抖，牛老爷越威风，他晓得自己是了不得的人物，而大家是庸才。大家无论怎样的殷勤巴结，总是讨不出好来的，因为牛大人的思想是那么高明复杂，平常人无论如何是猜不到好处的。平常人，懂得老事儿的，不懂得新事儿；懂得新事儿的，又不懂得老事儿；而牛老爷是博通今古，学贯中西，每一个主意都出经入史，官私两便，还要合于物理化学与社会经济！
牛老爷在做税关监督的时候，曾经亲手打过庶务科科长两个很响的嘴巴，不但科长到医院去检查牙齿，牛监督也到医院去打强心针——他是用了全力打的那两个嘴巴，要不然也不会那么响！虽然打了强心针，牛老爷可是很快活，因为这次的嘴巴实在是打破了纪录。况且医院的药单是照例送到庶务科去，牛老爷并不因为看病而损失一点什么。打嘴巴的原因是由于买汽车。庶务科科长是个摩登人物，很晓得汽车的式样，构造，舒适，速度，与怎样拿扣头。这回，可碰了钉子。车，设若完全由一般的摩登人物来看，真是辆好车，式样新，座位舒服，走得稳而快。可是他不象监督那样博古通今；他只顾了摩登，而忘却了监督少年曾中过秀才。
科长押着新车，很得意的开到监督门外。监督正在书房里看书。所谓看书，就是在床上躺着吸烟，而枕旁放着一本书；这本书是中国书而西式装订起来的，遇到客人来，监督便吸一气烟，翻一翻书，正和常人一边吸烟卷一边看书那样。客人要是老派的呢，他便谈洋书；反之，客人要是摩登的呢，他便谈旧学问；他这本西装的中书，几乎是本天书，包罗万象，而随时变化。
科长进了书房，监督可是并没去翻那本天书。科长不是客人，监督用不着客气。连连吸了好几气烟，监督发了话：“你知道我干吗买这辆车？”
“衙门的那辆太旧了，”科长试着步儿说，“那还是——”他要说，“那还是去年买的呢，”可是觉出“去年”与那“还”字间的文气不甚顺溜。
监督摇了头：“一点也不对！我为是看看你办事的能力怎样。老实不客气的对你讲，我的那一片履历是我的精明给我挣来的。到处，我办事是非常认真的！真金不怕火炼，我的属员得经得住我的试炼。第一件我要问你的，你知道我的房子是新赁的，而没有车棚，同时你又晓得我得坐汽车，为什么不先派人来先造车棚子呢？”
“马上我就派人来修！马上——”科长的嘴忽然有点结巴。“马上？你早干什么来着？先看看车去！”
科长急忙往外走，心里轻松了一点，以为一看见车，监督必能转怒为笑的。
看了车里边一眼，监督给了科长两个嘴巴。牛监督从中外的学问里研究出来的：做大官的必不许带官僚气，而对于属员应有铁般的纪律。
“我问你，”监督用热辣辣的手指，指着科长热辣辣的脸蛋：“你晓得不晓得我这老一点的人有时候是要吐痰的？痰要是吐在车里是否合于卫生？那么，为什么不在车里安个痰盂？”“马上就去安一个！”科长遮着脸说。
“安什么样子的？怎么个安法？我问你！”监督的绿脸上满跳起更绿的筋，象一张不甚体面的倭瓜叶似的。“买一只小白铜的，大概——”
“买一只，还大概？你这个东西永远不会发达了，你根本不拿事当事做！你进来！”
科长随着监督又进了书房，房中坐着位年轻的女子，监督的三姨太太。见姨太太在屋中，监督的神气柔和了许多，仿佛是表示给科长，他是很尊重妇女的。
“我告诉过你了，叫你办这点事是为看看你的办事能力怎样。”监督又躺在床上，可是没有顾得吸烟。“你要知道，中国的衰败，都是因为你们这些后生不肯吃苦做事，不肯用脑子想事，你们只管拿薪水，闹恋爱，胡扯八光！”
科长遮着脸，看了姨太太一眼，心中平静了一些。
监督很想把姨太太支出去，以便尽兴的发挥，终于被尊重女子的精神给阻止住。喝了口酽茶，喘了口气，继续训话：“就拿安一只痰盂说，这里有多少学问与思想！买一只，还大概？哼！以科学的态度来讲，凡事不准说大概！告诉你，先以艺术的观点来说，这只痰盂必须做得极美，必定不能随便买一只。它的质，它的形，都须研究一番。据我看，铜的太亮，铁的太蠢，镀银的太俗，顶好是玉的。中国制玉是天下驰名的，你也许晓得？至于形，有仿古与新创两种。若是仿古呢，不妨仿制古代的壶或卣，上面刻上钟鼎文，若是新创呢，就应当先绘图，看了图再决定上面雕刻什么。不过，质与形之外，还要顾到卫生的条件。它下面必须有一条不碍事的皮管或钢管，通到车外，使痰滑到车外，落在街上，而不能长久的积在盂中。这需要机械学的知识。与此相关的，还要研究痰盂的位置与安法；位置，不用说，必须极方便；安法，不用说必须利用机械学的知识，盖儿自动的起落，盂的本身也能转动，以备车里有二人以上的时候都不费事而能吐痰，我这不过是指示个大概，可已经包括好几种学问在内；要是安心去细想，问题还多的很呢！你呀，年轻的人，就是吃亏在不会用这个，”监督指了指脑袋。
姨太太自动的出去了。科长仿佛没有听见监督说了些什么，而“嗯”了一声。
“嗯什么？”监督见姨太太出去，又强硬起来：“我说你没有脑子！”
科长摸不着头脑，一手遮脸，一手抓头。
监督叹了口气。“你回去吧，先派四名木匠，四名泥水匠，两名漆匠，两名机器匠来。我用不着你，我自己会告诉他们怎么办。车棚，痰盂，地板，浴室，小孩的玩具，都得收拾与建造，全用不着你分心了，我自己会办！回去，赶快把工人们先派来。这几名工人都要常川的在这里工作，好省你们的事！”监督决定不再说什么，因为已经非常的疲倦。科长先把木匠们派来，而后到医院去看牙。虽然挨了打，他倒并不怀恨着牛监督。反之，下半天他又到监督宅上看看还有甚么该办的事没有。第二天、第三天，几乎是天天，他总到监督宅里去看一眼，仿佛他很喜欢牛监督似的。
在监督宅里，他遇见了会计科长。他一猜便猜着了，监督是要看看会计科科长办事的能力如何。对会计科长他是相当的佩服，因为会计科科长不但没挨嘴巴，并且连监督家中的厨子与男女仆的工钱也蒙监督允准由衙门里代开；关于那十几个匠人的工资自然更没有问题。十几个工人几乎是昼夜不停的工作，连监督的小孩坐着玩的小板凳都由监督自出花样，用红木做面，精嵌蛤蚌的花儿。
他可是没看见他们做那个艺术的科学的卫生的痰盂。后来才打听出来，原来监督已决定到福建定作五十个闽漆嵌银的，科长放了点心，他晓得这么办可以省他许多的事，只须定活一到，他把货呈上去而后把账条交给会计科就行了。
闽漆的痰盂来到以后，牛监督——虽然那么大的脾气——感到一点满意；把痰盂留下五个，其余的全送给了朋友们。于是全城里有汽车的人都有了一个精美的痰盂，好看，好用，而且很光荣，因为是监督送给的。不久，由一城传到另一城，汽车里要是没一个“监督痰盂”就差些气派。由监督的秘书计算，在一个月里，监督接到五百多封信，其中有一百二十五封是恳切的请求监督赏个痰盂的。牛监督只好又定作了二百个，比头一批又精巧了许多，价钱也贵了三分之一；科长也照样把账单送交了会计科。
痰盂而外，牛监督还有许多发明，都是艺术，科学，卫生的化合物，中西文化沟通的创作品。监督到哪里做官，都会就地取材发明一些东西，并且拿这些东西的监制与上账看看属员们办事的能力。
在这些发明之中，“监督痰盂”总得算个得意之作。不过，现今牛老爷可不许任何人再提这件事。这倒并不是由于他已不作监督，嫌“监督痰盂”已成为过去的名词，而是因为在第二批痰盂来到，他正忙着分送朋友们的时节，三姨太太也不知怎么偷偷的跑出去了，始终没有再回来。他因此不准人再提起这些痰盂，到处为官他也不再打庶务科长的嘴巴了，虽然脾气还是很大。
载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三日青岛《民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