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第21页◎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巨大，只要看看连亚当·斯密本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主义，就可想见了。这也许会造成一种看法，好像由此只是替人——不论在哪种社会形式下——作为生产者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关系找到了一个抽象表现。从一方面看来这是对的。从另一方面看来就不是这样。
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这里，“劳动”、 “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人们也许会说，在美国表现为历史产物的东西——对任何劳动同样看待——，例如在俄罗斯人那里，就表现为天生的素质。但是，首先，是野蛮人具有能被使用于一切的素质，还是文明人自动去从事一切，是大有区别的。其次，在俄罗斯人那◎第22页◎里，实际上同对任何种类劳动同样看待这一点相适应的，是传统地固定在一种十分确定的劳动上，他们只是由于外来的影响才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
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
其次，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立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现。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因此，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适用于一切其他社会形式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这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这些范畴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第23页◎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没有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把自己同过去的经济完全等同起来时，它对于以前的经济，特别是它曾经还不得不与之直接斗争的封建经济的批判，是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
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
例如，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它是同土地，即同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结合着的，并且它又是同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形式，即同农业结合着的。但是，这是最错误不过的了。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第24页◎
以游牧民族为例（纯粹的渔猎民族还没有达到真正发展的起点）。他们偶尔从事某种形式的耕作。这样就规定了土地所有制。它是共同的，这种形式按照这些民族保持传统的程度而或多或少地保留下来，斯拉夫人中的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在从事定居耕作（这种定居已是一大进步），而且这种耕作像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那样处于支配地位的民族那里，连工业、工业的组织以及与工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或者像在古代罗马人中那样工业完全附属于耕作；或者像在中世纪那样工业在城市中和在城市的各种关系上模仿着乡村的组织。在中世纪，甚至资本——不是指纯粹的货币资本——作为传统的手工工具等等，也具有这种土地所有制的性质。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情况则相反。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由资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分别考察了两者之后，必须考察它们的相互关系。
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注：蒲鲁东的观念顺序的历史，见他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两卷集）1846年巴黎版，特别是第1卷第145-146页。马克思曾摘录并批判了蒲鲁东的这种观点，见《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1节《方法》中的《第一个说明》（见本选集第1卷第137-141页），还可参看《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2章第6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40页）。——25。））（在关于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的表象中）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第25页◎
古代世界中商业民族——腓尼基人、迦太基人——表现的单纯性（抽象规定性），正是由农业民族占优势这种情况本身决定的。作为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资本，在资本还没有成为社会的支配因素的地方，正是在这种抽象中表现出来。伦巴第人和犹太人对于经营农业的中世纪社会，也是处于这种地位。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同一些范畴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地位，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新形式之一：股份公司。但是，它还在资产阶级社会初期就以拥有特权和垄断权的大商业公司的形式出现。
17世纪经济学家无形中是这样接受国民财富这个概念的，即认为财富的创造仅仅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实力是与这种财富成比例的，——这种观念在18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部分地保留着。这是一种还不自觉的伪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被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现代国家被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
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第26页◎
4.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
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
法的关系。家庭关系
注意：应该在这里提到而不该忘记的各点：
(1)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某些经济关系，如雇佣劳动、机器等等，怎样在战争和军队等等中比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发展得早。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在军队中也特别显著。
(2)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特别是所谓的文化史（注：从马克思的《伦敦笔记》来看，他在1852-1853年期间阅读并在他的第ⅩⅠⅩ、ⅩⅩ和ⅩⅩⅠ笔记本中做了摘录的至少有三部文化史：(1) 威·瓦克斯穆特《文化通史》1850年莱比锡版第1部，1857年莱比锡版第2部；(2) 威·德鲁曼《文化史大纲》1847年柯尼斯堡版；(3)古·克列姆《人类文化通史》1847 年莱比锡版第6卷，1849年莱比锡版第7卷。——27。），这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注：这里指以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为代表的学派，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政治史和外交史，声称对外政策高于国内政策，忽视社会关系的历史，夸大杰出人物的作用。
莱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的观点是在哲学唯心主义和新教的影响下形成的。按照兰克的观点，宗教在国家生活中起着关键作用，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体现在国家中的政治思想。他的历史观是带有沙文主义色彩的欧洲中心论。——27。）。（顺便也可以说一下历来的历史叙述的各种不同方式。所谓客观的、主观的（伦理的等等）。哲学的。）
(3)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
(4)对这种见解中的唯物主义的种种非难。同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关系。
(5)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
(6)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就艺术等等而言，理解这种不平衡还不像理解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的不平衡那样重要和◎第27页◎那样困难。例如教育。美国同欧洲的关系。可是，这里要说明的真正困难之点是：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例如罗马私法（在刑法和公法中这种情形较少）同现代生产的关系。
(7)这种见解表现为必然的发展。但承认偶然。怎样。（对自由等也是如此。）（交通工具的影响。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8)出发点当然是自然规定性；主观地和客观地。部落、种族等。
(1)（注：这个(1)的内容没有写完，马克思还打算在其中谈论莎士比亚同现代的关系，但未能实现。在这里写完对希腊艺术的评论以后，马克思随即中断了《导言》的写作，因而也没有写以后各点。——28。）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
我们例如先说希腊艺术同现代的关系，再说莎士比亚同现代的关系。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艺术］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走锭精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注：曼彻斯特的罗伯茨公司，是英国发明家理查·罗伯茨从1843年起主持生产各种工具、机器和机车的公司。罗伯茨是19世纪机械方面的著名发明家之一，自动走锭精纺机就是他发明的。——28。）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必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注：动产信用公司（Crédit Mobilier，全称Société　générale　 ducrédit 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贝列拉兄弟于1852年创立并为1852年11月18日法令所批准。动产信用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公司广泛地参加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靠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在交易所进行的有价证券投机买卖。动产信用公司用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得来的资金收买各种公司的股票，它自己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作担保，而各种公司的股票则是以它们本身的财产价值担保。因此，同一实际财产产生了双倍的虚拟资本。一种形式是该企业的股票，一种形式是拨款给该企业并收买其股票的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该公司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并在它的保护下进行投机活动。1867年该公司破产，1871年清算完毕。动产信用公司在19世纪50年代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由反动时代的特征所引起的，在这个时代里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其他国家也仿照动产信用公司建立类似的机构。马克思对动产信用公司所作的分析，参看他1856-1857年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中《B.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部分有关伊·贝列拉的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5-86页）。——28。）面前，海尔梅斯又◎第28页◎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注：印刷所广场(Printing House Square)是伦敦一个不大的广场，英国最大的日报《泰晤士报》编辑部和印刷所所在地。印刷所广场的转义是指以优秀报业组织闻名于19世纪中叶的该报编辑部和印刷所本身。——29。）旁边，法玛还成什么？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不是对自然（这里指一切对象的东西，包括社会在内）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或母胎。但是无论如何总得是一种神话。因此，决不是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这种发展排斥一切对自然的神话态度，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因而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无关的幻想。
从另一方面看：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铅弹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注：《伊利亚特》是著名的古希腊史诗，据说是传说中的古希腊诗人荷马所写。——29。）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
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纯真性又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和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第29页◎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写于1857年8月底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新时代》第21年卷（1902-1903年）第1卷第23- 25期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33-762页。◎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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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注：这是马克思为他在1858年11月-1859年1 月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所写的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马克思在写作这本书以前，进行了15年的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研究了大量的经济文献，制定了自己的经济学说的原理。
这篇序言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独立的科学意义，其中对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作了精辟的说明，对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本身下了经典性的定义。
马克思在世时，《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再版，只有序言是个例外，它曾于1859年6月4日发表在伦敦德文报纸《人民报》（见注54）上，但发表时作了某些删节。——31。）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注：马克思所说的全部材料，是指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一些准备材料、大纲及摘录笔记等。——31。）形式上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注：指马克思为他当时计划写的庞大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写的总的《导言》（见本卷第1-30页）——31。）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注：《莱茵报》是《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的简称，是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隆出版。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伯·腊韦等创办的，编辑是伯·腊韦和阿·鲁滕堡，发行负责人是路·舒尔茨和格·荣克。1842年4 月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1843年4月1日把它封闭了。——31。）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注：指马克思的著作《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5-181、210-243页）。——31。）。◎第31页◎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注：《奥格斯堡总汇报》简称《总汇报》，是德国保守派的日报，1798年创刊；1810年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1842年发表了捏造的空想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在其《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揭露了这种捏造，该文发表在1842年10月《莱茵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130-134页）。——32。）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注：《德法年鉴》是由马克思提议创办、由阿·卢格和马克思在巴黎编辑出版的德文刊物。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本选集第1卷第1-15页），以及恩格斯的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596-625页）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最终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原则分歧。——32。）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5，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注：驱逐马克思和巴黎《前进报》其他撰稿人离开巴黎的命令是由法国内务大臣汤·沙·杜沙特尔于1845年1月11日签署的。由巴黎警察局长德累赛尔签发的驱逐令于1月25日送交马克思，限其在一周内离开巴黎。——32。），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第32页◎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注：指恩格斯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页）。——33。）（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69-587页。——编者注））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第33页◎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注：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640页）。——34。）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注：见本选集第1卷第271-307 和215-229页。——编者注）。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1-198页。——编者注）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注：指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见本选集第1卷第340-380页）。——34。）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注：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 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全称是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跟佛兰德和瓦隆的工人俱乐部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34、233。）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资产阶级手里。——34、39、199、233、619。）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注：《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新莱茵报》起了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的作用。阐述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
《新莱茵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隆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使该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以后更变本加厉了。
尽管遭到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由于马克思被驱逐出境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遭受迫害，该报停刊了。1849年5月 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34、233。）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英文的美国报◎第34页◎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注：《纽约每日论坛报》是美国的一家报纸，1841-1924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格里利创办，在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德纳从40年代末起是该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从1851年8 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 月，继续了十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恩格斯的文章多半是在曼彻斯特写的，许多文章上注明的日期并不是写作的真正日期，因为马克思在论文上通常标明的是寄往纽约的日期。有些论文是在伦敦写的，而马克思注明的却是巴黎、维也纳或柏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的文章，涉及国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自1855年中期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一切文章都被去掉了署名。有时编辑部竟然还删改文章的内容，并任意加注日期。编辑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编辑部向马克思提出减少他对《纽约每日论坛报》通讯的数量。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和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后来该报的方向更日益右倾。——35。）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的经过，这只是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注：这句话引自但丁《神曲·地狱篇》第3部。——35。）
卡尔·马克思
1859年1月于伦敦
载于1859年在柏林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11页◎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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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
（注：恩格斯写的书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应马克思的请求，而且是按马克思的要求写的。1859年7月19 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讲了书评的主要内容应该是：“简短地谈一下方法问题和内容上的新东西”。后来马克思在1859年7月2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又详细地谈了书评中应该写的内容：“(1)蒲鲁东主义被连根铲除了，(2)通过最简单的形式，即商品形式，阐明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特殊社会的，而决不是绝对的性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42、445页）8月3日，恩格斯完成了书评的第一部分，并把它寄给了在伦敦的马克思，请他对书评做一些修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 451页）。从这一点和文中的个别地方可以看出，马克思审阅了这篇书评。
书评先后发表在1859年8月6日和20日《人民报》（见注54）第14号和16号。随后，许多报刊，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的德文报纸都转载了”这篇书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69页。）
恩格斯写的这篇书评，只有发表在《人民报》上的开头的两部分。恩格斯打算分析该书经济学内容的第三部分，因报纸停刊没有发表，手稿也没有找到。——36。）》1859年柏林弗兰茨·敦克尔出版社版
一
德国人早已证明，在一切科学领域内，他们与其余的文明民族不相上下，在大部分领域内甚至胜过它们。只有一门科学，在它的大师们当中，没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原因很清楚。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而在德国，这种关系自从宗教改革战争和农民战争（注：指16世纪德国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和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36、623。），特别是自从三十年战争（注：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它是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斗争引起的。德国是这次斗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的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36。）以来的几百年间，都没有可能产生。荷兰同帝国的脱离（注：荷兰在1477-1555年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组成部分，1555年10 月帝国被分割后，处于西班牙的管辖下。16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末期，荷兰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而成为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由于荷兰脱离神圣罗马帝国，德国丧失了最重要的海上贸易航路，并且依赖于荷兰人的中介贸易，这对德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36。）把德国从世界贸易中排挤出来，使它的工业发展一开始就限于极小的规模；当德国人如此艰辛如此缓慢地从内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当他们把从来就不很大的全部市民精力耗费于毫无结果的斗争，以反对每个小邦主和帝国小贵族强加在他们臣民的产业上的关税壁垒和专横的贸易条例的时候，当帝国城市在行会习气和贵族骄横中衰落下去的时候，荷兰、英国和法国在世界贸易中取得了首要地位，开拓了一个又一个的殖民地，使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达到最高度的繁荣，直到最后，英◎第36页◎国由于蒸汽使它的煤铁矿有了价值，站到现代资产阶级发展的最前列。但是，陈腐可笑的中世纪残余直到1830年还束缚着德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发展，当还需要同这种残余进行斗争的时候，就不可能有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只是随着关税同盟（注：关税同盟是1834年1月1日在普鲁士领导下最后形成的。在此以前，1818 年的保护关税条例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关税，1819年开始，普鲁士先同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达姆施塔特）签订关税协定，后来发展成确定共同关税的关税同盟，该同盟逐渐包括了几乎德意志所有的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奥地利、汉撒的自由市（吕贝克、汉堡、不来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以及这些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关税同盟事实上已名存实亡。普鲁士在1853年恢复了关税同盟，该同盟一直存在到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全国政治统一的1871年。——37。）的建立，德国人才能够理解政治经济学。从这时起，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学才实际上开始输入，以适应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不久，学者和官僚就抓住了输入的材料，用一种并不替“德意志精神”特别增光的方式把它加工改造。于是，从那些耍笔杆的投机家、商人、学究和官僚的杂凑班里，产生了德国的经济学著作，这种著作就其乏味、肤浅、空洞、冗长和抄袭情况来说，只有德国的长篇小说才能与之相比。在那些讲求实际的人们当中，最先形成了产业家的保护关税派。他们的权威是李斯特，虽然他的全部洋洋大作是从大陆体系（注：大陆体系或大陆封锁，是拿破仑第一在1805年法国舰队被英国舰队消灭后，于1806年11月21日宣布的命令。它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和英国进行贸易。参加大陆封锁的有西班牙、那不勒斯、荷兰、普鲁士、丹麦、俄国和奥地利等国。1812 年拿破仑在俄国遭到失败后，所谓的大陆封锁便瓦解了。——37。）的理论创立者法国人费里埃那里抄来的，但是总不失为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注：184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写一本批判德国经济学家弗·李斯特的保护关税观点的小册子，为此马克思在巴黎研究和摘录了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第1卷）。1845年春，马克思还摘录了弗·路·奥·费里埃的著作《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马克思对李斯特著作的摘录保存下来了，然而他计划写的小册子未能面世。——37。）。同这一派相对立，在40年代产生了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份商人的自由贸易派，他们怀着幼稚的然而自私的信仰，重复英国自由贸易派（注：英国自由贸易派，即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和奖励出口，要求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税的谷物法。1839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见注88）。40年代和50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37。）的论据。最后，在从理论方面研究这门学科的学究和官僚中，有像劳先生那样干瘪而无批判能力的采集家；有像施泰因先生那样把外国的原理译成没有弄懂的黑格尔语言的自作聪明的思辨哲学家；或者有像黎尔先生那样在“文化史”方面舞文弄墨拾人唾余的人。从这一切最终得出的是官房学（注：官房学是由行政、财政、经济和其他学科组成的统一的课程，许多欧洲国家的中世纪大学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大学讲授这门课程；官房学实质上是“各种知识的杂拌”（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跋）。——37。），这是一种浇上了一些折衷主义经济学调味汁的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对于准备应考官职的人倒是有用的。
当德国的资产阶级、学究和官僚把英法经济学的初步原理当作不可侵犯的教条死记硬背，力求多少有些了解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出现了。它的全部理论内容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这种德国的◎第37页◎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后者的要点，在本书的序言中已经作了扼要的阐述（注：见本卷第31-35页。——编者注）。这篇序言的主要部分已经在《人民报》（注：《人民报》是一家周报，从1859年5月7日至8月20日在伦敦用德文出版。该报是作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机关报而创办的。第1 号由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埃·比斯康普编辑出版。从第2号起，该报就在马克思的密切参与下出版。从7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成了该报的编辑。在《人民报》上曾刊载马克思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恩格斯给马克思这一著作所写的评论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许多文章。该报总共出版了16期，1859年8月20日因缺乏资金而停刊。——38。）上刊载过，因此我们请读者去参看一下。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注：见本卷第32-33页。——编者注）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第38页◎
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爱国的义勇精神愤慨地起来反对这种无礼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这种世界观激起了德国庸俗的民主主义空喊家极大的愤怒。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力图剽窃新的思想，然而对这些思想又极端无知。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资产阶级手里。——34、39、199、233、619。）把我们党推上了政治舞台，因此使它不可能进行纯科学的探讨。虽然如此，这个基本观点却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在所有这些文献中，每个场合都证明，每次行动怎样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而不是从伴随着物质动因的词句产生，相反地，政治词句和法律词句正像政治行动及其结果一样，倒是从物质动因产生的。
1848-1849年革命失败之后，这样一个时期到来了，在这个时期从国外来影响德国越来越不可能了，我们党把流亡者之间争吵——因为这成了唯一可能的行动——的场所让给了庸俗民主派。他们心满意足地热中于争吵，今天大吵大闹，明天握手言欢，后天又公开自己的丑事，他们在美洲到处行乞，接着立刻在瓜分几文讨来的银钱上重新出丑，在这个时候，我们党却因为重新得到了几分宁静从事研究工作而高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第39页◎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研究这个观点已经够忙了，单是这一点，我们党就不可能堕落到像流亡中的“大人物”（注：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59-380页）。——40。）那样深的程度。
这些研究的最初成果就是我们面前的这本书。
二
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决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决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代言人和辩护人，那么，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
自从黑格尔逝世之后，把一门科学在其固有的内部联系中来阐述的尝试，几乎未曾有过。官方的黑格尔学派从老师的辩证法中只学会搬弄最简单的技巧，拿来到处应用，而且常常笨拙得可笑。对他们来说，黑格尔的全部遗产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结果，正如一位波恩的教授所说，这些黑格尔主义者懂一点“无”，却能写“一切”。情况的确如此，这些先生们虽然自命不凡，却深感自己的虚弱，因此尽可能回避一切重大的问题；陈腐的旧科学由于具有实证知识方面的优势而保持着它的地盘；只是在费尔巴哈宣布废弃思辨概念以后，黑格尔学派才逐渐销声匿迹，于是，旧的形而上学及其固定不变的范畴似乎在科学中又重新开始了它的统治。
这个现象是有它的自然原因的。黑格尔学派的狄亚多希（注：这是讽刺右派黑格尔分子，他们在30-40年代在德国大学中开设很多讲座，并且利用自己的地位来攻击哲学上较激进的派别的代表人物；右派黑格尔分子以反动的精神解释黑格尔的学说。
狄亚多希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将领们，他们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为争夺他的帝国而彼此进行残酷的厮杀。——40。）的◎第40页◎统治在空谈中结束之后，自然就出现一个科学的实证内容重新胜过其形式方面的时代。同时，德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致力于自然科学，这是与1848年以来资产阶级的强大发展相适应的；在这种科学中思辨倾向从来没有多大地位，随着这种科学的时兴，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直到沃尔弗式的极端浅薄为止，也就重新流行起来。黑格尔被遗忘了，新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在理论上同18世纪的唯物主义几乎完全没有差别，它胜于后者的地方主要只是拥有较丰富的自然科学的材料，特别是化学和生理学的材料。我们从毕希纳和福格特身上看到这种康德以前的狭隘庸俗思维方式的极为浅薄的翻版，甚至信奉费尔巴哈的摩莱肖特也极其可笑地每时每刻都在最简单的范畴上纠缠不清。平庸的资产阶级理智这匹驾车的笨马，在划分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的鸿沟面前当然就一筹莫展了；可是，在抽象思维这个十分崎岖险阻的地域行猎的时候，恰好是不能骑驾车的马的。
由此可见，在这里就得解决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一方面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它具有完全抽象的“思辨的”形式，黑格尔就是在这种形式上把它留下来的；另一方面是平庸的、现在重新时兴的、实质上是沃尔弗式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他们那些缺乏联系的大部头著作时采用的方法。后一种方法，曾被康德特别是黑格尔在理论上摧毁，只是由于惰性和缺乏一种别的简单方法，才使它能够在实际上继续存在。另一方面，黑格尔的方法在它现有的形式上是完全不能用的。它实质上是唯心的，而这里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它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一种自己承认是“从无，经过无，到无”（注： “从无，经过无，到无”这句话引自黑格尔《逻辑学》第1部第2册。——41。）的方法，在这种形式上在这里是根本不适用的。虽然如此，它◎第41页◎却是一切现有逻辑材料中至少可以加以利用的唯一材料。它没有受到过批判，没有被驳倒过；任何反对这位伟大的辩证法家的人都没有能够在这个方法的巍然大厦上打开缺口；它被遗忘，是因为黑格尔学派不知道可以用它干些什么。因此，首先应当对黑格尔的方法作一番透彻的批判。
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何况黑格尔不同于他的门徒，他不像他们那样以无知自豪，而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注：指乔·威·弗·黑格尔的著作《精神现象学》1807年班堡-维尔茨堡版。《美学讲演录》第1-3卷；《黑格尔全集》1835年、1837-1838 年柏林版第 10卷。《哲学史讲演录》第1-3卷；《黑格尔全集》1833、1836年柏林版第13-15卷。——42。）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
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如果这个被遗忘了的辩证法从“纯粹思维”的观点出发就已经得出这样的结果，而且，如果它轻而易举地就结束了过去的全部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那么，在它里面除了诡辩和烦琐言辞之外一定还有别的东西。但是，对这个方法的批判不是一件小事，全部官方哲学过去害怕而且现在还害怕干这件事。
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第42页◎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大体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么，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这种形式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多只是比较通俗而已。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因而在这里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第43页◎经济关系出发。我们来分析这种关系。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矛盾。但是，因为我们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发生的抽象的思想过程，而是在某个时候确实发生过或者还在发生的现实过程，因此这些矛盾也是在实践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考察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要展开说明，等等。
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但是它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两者已经不再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了。在这里我们立即得到一个贯穿着整个经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事实的例子，这个事实就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
如果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考察商品，并且所考察的是充分发达了的商品，而不是在两个原始共同体之间的自然形成的物物交换中刚在艰难地发展着的商品，那么，它在我们面前就表现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这里，我们立即进入了经济学的争论范围。谁想要找一个鲜明的例子，来证明现今发展阶段上的德国的辩证方法比旧时庸俗唠叨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优越，至少像铁路比中◎第44页◎世纪的交通工具优越一样，那就请他读一读亚当·斯密或其他某位著名的官方经济学家的著作，看看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使这些先生受了多大折磨，看看把两者分清并理解它们每个特有的规定性对这些人来说是多么困难，然后再把马克思的简单明了的说明与之对比一下。
在说明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后，商品就被按照它进入交换过程时那样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统一来叙述。这里产生了怎样的矛盾，读者可以在第20-21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1-33页。——编者注）上看到。我们仅仅指出，这些矛盾不只有理论的抽象的意义，而且同时反映出从直接的交换关系、即简单的物物交换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困难，反映出这种最初的粗陋的交换形式所必然遇到的不可能性。解决这种不可能性的办法，就是把代表一切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特性转给一种特殊的商品——货币。然后，在第二章中阐述货币或简单流通，即(1)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并且在这里，用货币计量的价值即价格得到了更切近的规定，(2)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3)作为两个规定的统一体，作为实在的货币，作为资产阶级一切物质财富的代表。第一分册的叙述到此为止，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留待第二分册叙述。
我们看到，采用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因此这里插入了各种各样的例证，有的指出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现实历史进程，有的指出经济文献，以便从头追溯明确作出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定的过程。对于个别的、多少是片面的或混乱的见解的批判，实质上在逻辑发展本身中已经作出了，因此可以叙述得很简略。◎第45页◎
在第三篇论文中，我们将说明本书的经济学内容。
写于1859年8月3-15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59年8月6日和20日《人民报》第14和16号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4-535页◎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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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工资、价格和利润（之一）
（注：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于1865年6月20日和27 日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上用英语作的报告。这篇报告是由总委员会委员约翰·韦斯顿5月2日和23日的发言引起的；韦斯顿在发言中企图证明，货币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对工人没有好处，并由此做出工会“有害”的结论。马克思在报告中不仅揭穿了商品价格取决于工资水平这一虚假理论，而且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关键问题。
保存下来的报告稿是马克思的手稿，没有标题，开头写着：“1865年6月 20日星期二向总委员会宣读”。全文由作者用阿拉伯数字分为十四节。这篇报告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出版过。因为他担心发表这篇报告，会过早地挪用他当时正在紧张写作的《资本论》中的一些重要原理。1898年，报告由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以《价值、价格和利润》为题首次在伦敦发表，并附有爱德华·艾威林写的序。引言和前六节在手稿中是没有标题的，由艾威林加上了标题。这篇报告的德译文发表在1898年《新时代》，由伯恩施坦翻译的德译文用的标题是《工资、价格和利润》。在本卷中，除了总标题以外，这些小标题都保留下来了。——47。）
［引言］公民们！
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允许我先说几句开场白。
目前大陆上有一种真正的罢工流行病，闹着要求增加工资。这个问题将在我们的大会上讨论。（注：关于在协会帮助下在一些国家实现劳资斗争中的统一行动的问题、缩短工作日以及女ず屯さ任侍庖丫腥?865年9 月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的议事日程。见《在1865年7月25 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修改和通过的常务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81-583页）。——47。）你们是国际协会的领导，对这个极重要的问题应当有确定的见解。因此，我认为有责任把这个问题彻底分析一下，甚至不怕引起你们的不耐烦。
我要预先说明的另一点，是关于公民韦斯顿。他不仅向你们提出一些他明知不受工人阶级欢迎的观点，而且公开为之辩护，还自以为是在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这种表现为道义上的勇气，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深表尊敬。尽管我这篇报告措辞直率，我希望，在报告结束后，公民韦斯顿将会发现，我同意的是在我看来正是构成他的论点基础的那种思想，不过我不得不认为，这些论点就其现有的形式来讲，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危险的。
我现在就来谈正题。◎第47页◎
1.［生产和工资］
公民韦斯顿的论证，实际上是根据两个前提：
首先，国民产品量是固定不变的，或者像数学家所说的，是一个常量或常数；
其次，实际工资总额，也就是说，按照能够用以购买的商品的数量来测定的工资总额，是一个不变额，一个常数。
他的前一个论断显然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看到，产品的价值和数量在逐年增加，国民劳动的生产力在逐年扩大，而用来流通这种日益增加的产品所必需的货币数量也在不断变化。对全年或对相互比较的各个不同年度来说是如此，对一年中平均的每一天来说也是如此。国民产品的数或量总是在不断变化。它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姑且不论人口的变化，它也必然如此，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的确，一旦工资水平普遍提高了，这种提高本身，无论其后果如何，决不会立即改变产品量。这种提高最初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如果在工资提高之前，国民产品是一个变数而不是一个常数，那么，在工资提高之后，它仍然是一个变数而不是一个常数。
但是，假定说，国民产品量不是变数，而是常数。即使如此，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当做逻辑结论的东西，也只是一种武断。如果我们有一个已知数，比如说是8，那么这个数的绝对界限并不妨碍它的各部分改变其相对界限。如果利润为6，工资为2，那么工资可能增加至6，利润减少至2，而总数仍然是8。因此，产品量的固定不变，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工资总额也是固定不变的。那么，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究竟怎样证明工资总额是固定不变的呢？不过是武断而已。◎第48页◎
但是，即使同意他的论断，那么它也应当在两方面都说得通，然而公民韦斯顿却使它只能说明一个方面。如果工资总额是一个常数，它就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因此，如果说工人争取暂时增加工资，是很愚蠢，那么资本家争取暂时降低工资，也很愚蠢。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并不否认，在一定的情况下，工人能够迫使资本家增加工资，但是，他觉得工资总额是天然固定不变的，工资增加后必然会有一个反作用。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资本家能够压低工资，而且确实经常想压低它。依照工资不变的原则，在这种场合，也应当像在前一种场合一样，随后有一个反作用。所以，工人对降低工资的企图，或者，对工资已经降低的现象进行反抗，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力求增加工资，也是正确的，因为任何一种反抗降低工资的行动都是一种争取增加工资的行动。依照公民韦斯顿的工资不变原则，工人也应当在一定情况下联合起来，为增加工资而斗争。
如果他否认这个结论，他就必须放弃那个所以得出这个结论的前提。他就不该说工资总额是一个常数，而应该说工资总额尽管不能而且不该提高，但是它随时可能而且应该降低，只要是资本家想把它降低。如果资本家想给你们吃的是马铃薯而不是肉，是燕麦而不是小麦，你们也必须接受他的愿望，当作政治经济学的一条规律而唯命是从。如果一个国家的工资水平比另一个国家的高，例如美国的比英国的高，你们就应当以美国资本家的愿望和英国资本家的愿望的不同来解释这种工资水平的不同，这个方法看来不仅会简化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工作，而且也会简化对其他一切现象的研究工作。
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以问：为什么美国资本家的愿望不同于英国资本家的愿望？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得超出愿望的范围。一个牧师会说：上帝愿意法国是一个样，愿意英国是另一个样。◎第49页◎如果我要求他解释这种愿望的两重性，他会厚颜无耻地回答，上帝愿意在法国抱一种愿望，在英国抱另一种愿望。但是，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当然决不会去作这种完全否定一切推理的论证。
诚然，资本家的愿望是获取尽量多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任务不是要谈论他的愿望，而是要研究他的力量。研究那股力量的界限以及那些界限的性质。
2.［生产、工资、利润］
公民韦斯顿向我们作的演说，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了。
他的全部推论归结如下：如果工人阶级强迫资本家阶级以货币工资形式付5先令，而不是4先令，那么，资本家以商品形式归还的，将会是值4先令的东西，而不是值5先令的东西。工人阶级就不得不用5先令去买在工资增加之前用4先令就能买到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资本家把只值4先令的东西要卖5先令呢？因为工资额是固定不变的。但是为什么工资被固定在值4先令的商品上？为什么不是值3或2先令，或其他数目的商品上呢？如果工资额的界限是由一条既不依资本家的愿望又不依工人的愿望为转移的经济规律决定的，公民韦斯顿就应当首先阐述这条规律，并加以证明。其次，他还应当证明，在每一定的时期内，实际上所支付的工资额，总是完全符合必要的工资额而决不能违背它。另一方面，如果工资额的一定界限只是取决于资本家的愿望或取决于他的贪欲的界限，这种界限就是随意的，没有什么必然性，可以依照资本家的愿望而改变，因此也可以违反他的愿望而改变。
公民韦斯顿对他的理论是这样解释的：有一个盆盛着一定量的汤，供一定数量的人分食，这一定量的汤决不会因为汤匙子的增◎第50页◎大而增多。真让人觉得这个例子未免有点笨拙（注：“匙子”的原文是“spoon”，也有“笨汉”的意思；“笨拙”的原文是“spoony”是“spoon”的形容词。——编者注）。这使我想起梅涅尼·阿格利巴用过的一个比喻。当罗马平民反抗罗马贵族时，贵族阿格利巴对他们说，贵族的胃养活着国家躯体上的平民的四肢。（注：阿格利巴把贵族比作胃，出典于罗马历史传说：罗马贵族梅·阿格利巴劝说公元前494年举行起义并上圣山反对贵族压迫的平民，要他们屈服，他向他们讲了一则人体各部反抗胃的寓言。阿格利巴把他当时的社会比作有生命的机体，说贫民是这个机体的手，他们供养这个机体的胃即贵族。手和胃分离开来，就要引起生命机体的必然死亡，同样，平民拒绝履行他们的义务，就等于古罗马国家的灭亡。——51。）阿格利巴却没能证明，填满一个人的胃就可以养活另一个人的四肢。公民韦斯顿想必忘记了，在工人们喝汤的那个汤盆里盛着国民劳动的全部产品，他们不能舀出更多的汤，既不是因为汤盆的容量小，也不是因为汤盆里盛的东西少，只因为他们的汤匙太小了。
资本家用什么诡计能把只值4先令的东西卖5先令呢？就是靠抬高他出卖的商品的价格。那么，商品价格的提高，或者，更广泛些说，商品价格的变动，以及商品价格本身，是否仅仅取决于资本家的愿望呢？或者相反，是否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这个愿望呢？如果不需要，那么市场价格的涨落及其不断的变动，就成为一个不可解答的谜了。
既然我们假定，在劳动生产力中，在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数量中，在估量产品价值的货币价值中，都没有变化，而变化的只是工资水平，那么这种工资的提高怎样能够影响商品的价格呢？只要能影响这些商品的实际供求关系，就能影响商品的价格。
的确，整个来说，工人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收入耗费在并且不得不耗费在生活必需品上。所以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总要引起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的提高，从而引起生活必需品市场价格的提高。生产这些必需品的资本家支付的工资提高了，就靠提高他们的商品的市场价格来求得补偿。但是那些不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资本家又怎样呢？决不要以为他们人数很少。你们仔细想一下，国民产品的◎第51页◎三分之二被五分之一的人口消费掉了，——最近一位下院议员说只被七分之一的人口消费掉了，——那你们就会知道，该有多么大的一批国民产品要作为奢侈品来生产或用来交换奢侈品，该有多么大量的生活必需品要浪费在豢养仆役、马匹、猫等等上面；我们凭经验知道，这种浪费，随着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提高，总是要大受限制的。
那么，那些不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资本家的处境究竟会怎样呢？工资的普遍提高必然引起利润率的下降，他们不可能靠提高自己商品的价格来求得补偿，因为对这些商品的需求是不会增加的。他们的收入会减少，从这种已经减少的收入中，他们不得不支付更多的钱才能买到同样数量的高价的生活必需品。不仅如此。他们的收入减少了，就不得不缩减用于奢侈品的支出，因此他们彼此对于各自商品的需求也要缩减。需求额缩减了，他们的商品的价格就会降低。所以在这些工业部门中，利润率就会下降，不仅与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成比例，而且与工资的普遍提高、必需品价格的上升和奢侈品价格的下降都成比例。
对于投在各个不同工业部门中的那些资本来说，这种利润率的差别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当然，其后果也同各个生产部门中的平均利润率因某种原因而产生差别时一样。资本和劳动就会从获利较少的部门转移到获利较多的部门，这种转移过程，一直要延续下去，直到一些工业部门的供给量上升到符合于增长了的需求量，而其他工业部门的供给量下降到符合于缩减了的需求量时才会停止。经过这种变化，一般利润率才会在各个工业部门中重新平均化。整个这种转变，最初只是起因于各种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动，这个原因一旦消失，它的作用就会停止，价格就会回到原来的水平和平衡状态。因工资提高而引起的利润率的下降，不会局限于某些工◎第52页◎业部门，一定会成为普遍的现象。按照我们的假定，劳动生产力没有变化，产品总量也没有变化，只是这一定量的产品会改变自己的形式。大部分产品将以生活必需品的形式存在，小部分产品将以奢侈品的形式存在，或者，结果一样，小部分产品将用来交换外国奢侈品并以其原来的形式消费掉；或者，结果也一样，大部分本国产品将用来交换外国的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因此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市场价格暂时混乱之后，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不会引起商品价格稍许长期的变动。
如果有人说，在上述论证中，我假定全部工资增加数都花费在生活必需品上，我就回答，我作的这个假定是最有利于公民韦斯顿的观点的。如果工资增加数花费在从前不是工人们消费的物品上，那么，他们的购买力的实际提高就无需证明了。可是，他们购买力的提高只是由于工资的增加，这种提高就应该恰巧相当于资本家购买力的降低。因此，对商品的总需求量不会增加，但是这种需求的各个构成部分可能会改变。一方增加的需求会被另一方减少的需求抵销。总的需求量因此仍旧不变，商品的市场价格无论如何也不会变动。
因此必须二者择一：或者是工资增加数均等地耗费于一切消费品，于是工人阶级方面的需求的扩大就该由资本家阶级方面的需求的缩减来抵偿；或者是工资增加数只耗费于某几种市场价格将暂时上涨的物品。这样，一些工业部门的利润率的必然上升，以及另一些工业部门的利润率的必然下降，就会引起资本和劳动分配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必将继续下去，直到供给量在一些工业部门中增加到符合于增长的需求量，在另一些工业部门中降低到符合于减少的需求量时为止。在前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价格不会发生变动。在后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交换价值经过市场价格的某些波动之◎第53页◎后，又会降到原先的水平。在这两种假定下，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终究不会引起任何别的后果，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
为了唤起你们的想象力，公民韦斯顿要求你们想一想，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普遍从9先令增加到18先令，会引起哪些困难。他大声疾呼，请想一想生活必需品需求的大量增加和接踵而来的价格的惊人上涨吧。当然你们都知道，美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比英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多一倍以上，虽然美国农产品的价格比英国低，虽然美国的资本与劳动的整个关系同英国一样，虽然美国产品的年产量比英国少得多。我们的朋友为什么要敲警钟呢？只不过是为了回避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罢了。工资忽然从9先令增加到18先令，就是说工资忽然增加了100％。不过，我们现在决不是要讨论英国普遍的工资水平能不能突然提高100％的问题。我们完全不必讨论提高的数量，它在每一个具体场合下，都应该取决于并适应于一定的情况。我们只想弄清楚，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即使超不过1/100，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姑且不谈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关于工资提高100％的幻想，我想请你们注意英国在1849年至1859年时期确实提高过工资。
你们都知道1848年实行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更确切地说，十小时半工作日法案。（注：英国工人阶级从18世纪末开始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从19 世纪30 年代起，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投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1848年5月1日起作为法律生效。该法律将妇女和少年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10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不遵守这项法律。他们寻找各式各样的借口把工作日从早晨5时半延长到晚上8时半。例如，工厂视察员莱·霍纳的报告就是很好的证明（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 322-323页第(161)-(165)注）。
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制问题》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制法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9-275、276-287页）中对该法案作了详细分析。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8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58-335页）中作了详细考察。——54、604。）这是我们亲眼见过的重大的经济改革之一。这是一次突然和强制性的提高工资，并不是发生在某些地方行业中，而是发生在英国赖以统治世界市场的那些主要工业部门中。这是在特别不利情况下的提高工资。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其他所有的官方发言人都曾证明——我应该指出，他们的论据比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更有力——这是为英国工业敲丧钟。他们证明说，问题不在于简单的工资增加，而在于这种工资的增加起因于并依据于所使用的劳动量的减少。他们断言，人◎第54页◎们想从资本家手里夺去的第十二小时，正好是资本家赖以获得利润的唯一的一个小时。他们危言耸听，说这会使积累减少，价格提高，市场丧失，生产缩小，从而引起工资降低，弄得彻底破产。他们甚至声称，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的最大限度法令（注：罗伯斯比尔的最大限度法令指法国国民公会于1793年5月4日、9月11 日和29日以及1794年3月20日通过的各项法令，这些法令规定了固定的最高工资，同时也规定了谷物、面粉和其他日用品的固定的最高价格。——55。）与这个法案相比就微不足道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说得有理。但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尽管工作日缩短，工厂工人的货币工资却提高了；工厂的在业工人数目大大增加了；工厂产品的价格不断降低了；工厂工人的劳动生产力惊人地发展了；工厂产品的销售市场空前地扩大了。1861年在曼彻斯特科学促进协会的会议上，我亲自听到纽曼先生承认，他本人、尤尔博士、西尼耳以及经济科学的其他所有的官方人士都错了，而人民的直觉是正确的。我说的不是弗兰西斯·纽曼教授，而是威廉·纽曼先生（注：1861年9月，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在曼彻斯特举行第三十一届年会，当时正在恩格斯那里作客的马克思，参加了这次会议。协会经济部主席威·纽马奇（马克思把他的姓写错了）曾在会上发言，他还主持了部的会议，并作了题为《联合王国的立法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健全的征税原则》的报告。见《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三十一届年会报告；1861年9月于曼彻斯特》1862年伦敦版第230页。——55。），因为他在经济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托马斯·图克先生的《价格史》一书的合著者和出版者，这是一部追溯了1793年至1856年的价格史的佳作（注：指英国经济学家托·图克关于工业、贸易和财政的历史的六卷本著作，这部著作曾以下列书名出过单行本：《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1793-1837年》1838年伦敦版第1-2卷、《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1838年、1839年》1840年伦敦版和《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1839-1847年》1848年伦敦版，以及托·图克和威·纽马奇合著的《1848-1856年九年中的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1857年伦敦版第5-6卷。——55。）。如果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固定不变的观念，即关于不变的工资总额，不变的产品量，不变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不变的资本家的愿望，以及他的其他各种固定不变论和最终完成论都是正确的，那么西尼耳教授的悲观的预言也将是正确的，而早在1815年就宣布普遍限制工作日是解放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准备步骤（注：见罗·欧文《评工业体系的影响》1817年伦敦版第76页。该书第一版于1815年出版。——55。）、不惜违反一般人的成见独自在新拉纳克的棉织工厂里真正予以实行的罗伯特·欧文却是错了。
在十小时法案颁布实行并从而引起工资提高的时候，在大不列颠，由于某些不必在此列举的原因，曾有过一次农业工人工资的普遍提高。
虽然这不是我的直接目的所要求的，为了不使你们误会，我要在这里预先说明几句。◎第55页◎
如果一个人每星期的工资是2先令，后来他的工资提高到4先令，那么工资水平就提高了100％。若从工资水平的提高来看，这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尽管实际的工资数额，每星期4先令，仍然少得可怜，难以温饱。所以不应当陶醉于动听的工资水平提高的百分比。必须经常问：原来的工资数是多少？
其次，不难理解，如果10个人每星期各得2先令，5个人每星期各得5先令，还有5个人每星期各得11先令，这20个人每星期总共收入100先令或5英镑。如果后来他们每星期的工资总数有了增加，假定为20％，那就是从5英镑增加到了6英镑。就平均数来看，可以说工资的总的水平增加了20％，尽管实际上其中10个人的工资并没有变，5个人的工资每人从5先令增加到6先令，另外5个人的工资总额则从55先令增加到70先令。其中半数人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善，1/4的人稍有改善，只有剩下的1/4的人，才真正有所改善。然而，再以平均数来计算，这20个人的工资总数是增加了20％，就雇用他们的全部资本而论，就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而论，就仍然好像他们真的均等地分享了工资的平均增长额。在关于那些农业工人的例子中，英格兰和苏格兰各个郡的工资水平极不相同，所以工资的提高对他们的影响也很不平衡。
最后，在这次工资提高的时期，有些事起了抵销作用，例如对俄战争（注：指1853-1856年俄国与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联盟之间爆发的克里木战争。——编者注）引起的新的税赋，农业工人住宅的大批毁坏（注：19世纪中叶，在资本主义工业狂热发展和伴随着相对的农村人口过剩而按资本主义原则进行农业改组的情况下，发生了大批拆毁英国农业工人的住宅的事件。当时土地所有者缴纳济贫税的数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居住在他的土地上的贫民人数的多少，这种情况在加剧大批拆毁农村住宅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土地所有者自动拆毁那些他们自己用不着的、然而却可以供“过剩的”农村居民居住的处所。在《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5节e（《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第738-764页）中也有关于农业工人住宅被毁的描述。——56。），等等。
我就先说这么多，现在就来谈大不列颠农业工人工资的平均水平在1849年至1859年时期大约提高了40％这件事。我可以举◎第56页◎出大量的详细材料来证明我的论述，但是，就当前的目的来说，我认为只要请你们去看一看已故约翰·查·摩尔顿先生1859年在伦敦艺术和手工业协会（注：艺术和手工业协会是资产阶级教育性质和慈善性质的团体，于1754年在伦敦成立。该会冠冕堂皇地宣布它的宗旨是：“鼓励艺术、手工业和商业”，并奖励那些帮助“为贫民提供生计、扩大商业、使国家富足等等的人”。它企图充当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调停人。马克思把它称为“艺术和骗术协会”。——57。）宣读的《用在农业中的力量》那篇诚实的批判性的报告（注：报告是约翰·查默斯·摩尔顿宣读的，他是1864年逝世的约翰·摩尔顿的儿子。——57。），也就够了。摩尔顿先生引用的材料，是从苏格兰12个郡和英格兰35个郡内大约100个农场主的账簿和其他真实文据中搜集的。
按照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意见，再加上工厂工人工资的同时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在1849-1859年间应该有惊人的上涨。但实际情况怎样呢？虽然发生了对俄战争，1854-1856年又连续歉收，英国主要农产品小麦的平均价却从1838-1848年的每一夸特约3英镑，降到1849-1859年的每一夸特约2英镑10先令。这就是说，在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提高40％的同时，小麦的价格降低了16％以上。在同一时期，如果把末期同初期，即1859年同1849年比较一下，正式登记的贫民已从934 419人减到860 470人，即减少了73 949人。我承认，减少的数目确实很小，而在以后几年又未见减少，但毕竟是减少了。
有人会说，由于废除了谷物法（注：废除谷物法的法案是在1846年6月通过的。英国的谷物法规定了高额的谷物进口税，其目的在于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此项法律是为大地主的利益于1815年实行的。谷物法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见注88 ）领导的，反谷物法的工业资产阶级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取得了胜利，结果在1846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谷物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谷物法的废除沉重地打击了土地贵族，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更迅速的发展。——57。），1849-1859年外国谷物的进口比1838-1848年增加一倍以上。结果怎样呢？根据公民韦斯顿的观点，国外市场上发生这样突然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需求，一定会使农产品的价格猛涨，这种增长的需求无论是发生在国外或者是国内，影响都是相同的。实际情形又是怎样呢？除了几个歉收的年份，法国在这段时期，粮价惨跌已成为人们的经常话题，美国人不得不屡次焚毁他们多余的产品，而俄国，如果相信乌尔卡尔特先生的话，则鼓励了美国的内战，因为美国佬在欧洲市场上的竞争破坏了俄国农产品的输出。
如果把公民韦斯顿的论证化为抽象的形式，就是：需求的任何◎第57页◎提高，总是在一定的产品量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需求的提高决不能增加所需的各种商品的供给，只能抬高这些商品的货币价格。可是，最普通的观察也可以表明，需求的提高有时会使商品的市场价格完全不变，有时也会引起市场价格的暂时提高，接着就是供给的增加，接着就是价格再降到原先的水平，多半低于原先的水平。至于需求的提高是由于工资的增加还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这丝毫不能改变这个问题的条件。从公民韦斯顿的观点来看，解释一般的现象，和解释在工资提高这个特别情况下所发生的现象，同样是困难的。所以，他的论证对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是毫无特殊意义的，只不过表明他不知道怎样解释这个规律：需求的提高引起供给的增加，而不一定会引起市场价格的上涨。
3.［工资和通货］
在讨论的第二天（注：指1865年5月23日总委员会的会议。——编者注），我们的朋友韦斯顿把他的旧主张披上了新形式。他说：由于货币工资的普遍提高，将需要更多的通货来支付这些工资。通货的数量既然固定不变，那又怎么能用这种固定不变的通货来支付增加了的货币工资呢？以前的困难是：工人的货币工资尽管增加而工人所得到的商品数量仍然固定不变；现在的困难是：商品的数量尽管固定不变而货币工资却增加了。当然，如果你们不承认他的原先的教条，他那相应产生的难题也就消灭了。
可是我要说明，这个通货问题和我们面临的问题毫无关系。
在你们的国家，支付机制比在欧洲任何国家完善得多。由于有了广泛的、集中的银行系统，只需要少量的通货，就能周转同等数◎第58页◎目的价值，就能办理同等的或数量更大的交易。例如，在工资方面，英国工厂工人每星期把自己的工资付给商店老板，商店老板每星期把这些钱送交银行家，银行家每星期把这些钱交还工厂主，工厂主再把这些钱付给自己的工人，如此循环不已。由于有这套机制，一个工人的年工资假定为52英镑，只要用一个索维林（注：索维林(sovereign)是英国的一种金币，同英镑价值相等。——编者注），就这样每星期周转一次，便可支付了。但是，这种机制即使在英格兰，也不如在苏格兰那样完善；并且并不是到处都一样完善的，所以我们看到，例如有些农业区域，与纯工业区域相比，却需要更多的通货才能周转少得多的价值额。
你们如果渡过海峡，就可以看到，那里的货币工资比英国的低得多，然而在德国、意大利、瑞士和法国，这些工资是用大量的通货额来周转的。每一个索维林不能那样快地被银行家取得，或者回到工业资本家的手中，所以，在英国，一个索维林就能周转一年的52英镑，在大陆上，你也许需要3个索维林才能周转25英镑的年工资。因此，把大陆各国和英国相比较，可以立刻看出，低额的货币工资可能比高额的货币工资需要更多的通货来周转，这实际上纯粹是一个技术问题，与我们的问题毫不相干。
据我知道的最确切的计算，英国工人阶级的年收入估计为25000万英镑。这个庞大的数目大约是用300万英镑来周转的。假定工资增加50％，需要的通货就不是300万英镑，而是450万英镑了。工人的每日开支，有很大一部分用的是银币和铜币，即普通的铸币，这些铸币对于金子的相对价值，和不能兑换的纸币一样，是由法律任意规定的；那么，货币工资提高50％，至多只需要补充◎第59页◎100万索维林进入流通。以金条或铸币形式躺在英格兰银行或私人银行家金库里的100万英镑就会进入流通。然而补充的通货势必会有一些磨损，这100万的补充铸币或补充磨损所引起的少量费用甚至可以节省下来，也确实会节省下来。你们都知道，英国的通货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各种银行券，用于商人之间的交易和消费者与商人之间的大宗支付。另一类是金属铸币，在零售贸易中流通。这两种通货，虽然种类不同，却是交错使用的。例如，甚至在大宗支付中，5英镑以下的零数大半是用金币流通的。如果明天发行4英镑、3英镑、或2英镑的银行券，这些流通渠道中的金币就会立刻被挤出，流到那些因货币工资增加而需要它们的地方。这样一来，因货币工资增加50％所需要补充的100万，不增加一个索维林也可以填补了。增加票据流通而不另发银行券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例如在兰开夏郡，这个方法就实行了很久。
如果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像公民韦斯顿对农业工人工资所假设的那样增加100％，会引起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并且，依照他的见解，需要补充一批得不到的通货，那么，工资的普遍下降，就会在同样的程度上，不过是在相反的方向，引起同样的后果。好啦！你们都知道，1858-1860年是棉纺织工业最繁荣的时期，特别是1860年在这方面是商业史上空前未有的一年，其他一切工业部门这时也很兴旺。1860年，棉纺工人以及与他们这一行业有关的其他工人的工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美国危机发生后，那些工人的工资忽然降到大约相当于过去数目的1/4。反过来，那就是增加了300％。如果工资从5提高到20，我们便说工资增加了300％；如果工资从20降到5，我们便说工资减少了75％。但是在一方面增加的数目和在另一方面减少的数目是相同的，即15先令。所以，这是工资水平的一种突然的、从未有过的变动，如果我们◎第60页◎不仅计算那些直接在棉纺织工业中做工的工人，而且还计算那些间接依靠于棉纺织工业的工人，那么这种变动所涉及的工人数目，就要比农业工人的数目多1/2。小麦的价格降低了吗？没有，它已由1858-1860年这三年中每一夸特年平均价格47先令8便士提高到1861-1863年这三年中每一夸特年平均价格55先令10便士。至于通货，1861年造币厂铸造了8 673 232英镑，而1860年只有3 378 102英镑。换句话说，1861年比1860年多铸造了5 295 130英镑。当然，1861年流通的银行券比1860年少了1 319 000英镑。现在减去这个数目，1861年的通货与1860年这个繁荣年度相比，仍然多出3 976 130英镑，大约多了400万英镑；但是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已经减少了，虽然不是以完全相同的比例却是以近似的比例减少了。
现在把1862年和1842年比较一下。1862年，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和数量有极大的增加，除此以外，单是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铁路定期支付的股票、债券等等的资本就达32 000万英镑，这个数目如在1842年当然会令人难以置信。然而，1 862和1842年的通货的总额仍然是几乎相等的，你们还可以看出，不仅商品的价值，而且一般货币交易的价值在大量增加时，通货反而趋于递减。从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观点看来，这就是一个不可解答的谜了。
他要是对这个问题比较深入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姑且不谈工资并假定它固定不变，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和数量以及通常要结算的货币交易的数额是每天变化的；银行券的发行量是每天变化的；不以货币为中介而借助汇票、支票、转账信贷和票据交换所而实现的支付数额是每天变化的；由于需要实在的金属通货，市面上流通的铸币与储存或躺在银行金库中的铸币和金条的比例是每天变化的；国内流通所吸收的金条数量和送出国外供国际流通的◎第61页◎金条数量是每天变化的；那他就会知道：他的通货总额固定不变的教条，是一个与日常生活相矛盾的极大的错误。他就会去研究使货币流通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的那些规律，而不致把他对货币流通规律的无知变成反对提高工资的论据了。
4.［供给和需求］
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确信一句拉丁谚语：repetitio est mater studiorum ，即复习是学业之母，所以他再次用新的方式来重述他原来的教条：因工资提高而引起的通货紧缩一定会使资本减少，等等。我已经讲过他的关于通货的奇谈怪论，我认为，完全不必再来讨论他的那些根据他想象的通货灾难所幻想出来的想象的后果了。我现在就把他用多种不同形式反复陈述的同一个教条，归结为它的最简单的理论形式。
他论述他的命题的方法是非批判的，只要指出一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反对提高工资，或者，反对因工资的提高而产生的高工资。现在我要问他：究竟什么是高工资，什么是低工资？例如，为什么每星期5先令就是低工资，每星期20先令就是高工资？如果说5与20相比算是低工资，那么20与200相比就更低了。如果某人作关于寒暑表的讲演，一开始就谈高温度和低温度，那决不能给人传授任何知识。他首先应该谈冰点和沸点是怎样确定的，应该谈这两个标准点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并不是由出售或制造寒暑表的人随便规定的。然而公民韦斯顿在谈到工资和利润的时候，不仅没有从经济规律中推演出这样的标准点，甚至不觉得有注意它们的必要。显然，工资只有和一种测量其数量的标准相比较才能够谈高或低，但他却满足于承认高低这种流行的庸词俗语，◎第62页◎以为这是有一定意义的。
他不能向我说明，为什么对一定量的劳动要付以一定量的货币。如果他回答说，这是由供求规律决定的，我首先就要问他，供给和需求本身又是由什么规律调节的呢？于是，他那样回答就会立刻使人不屑一顾。劳动的供求关系总是在不断变化，随着这种变化，劳动的市场价格也在不断变化。需求超过供给，工资就上涨；供给超过需求，工资就下降，尽管在这种情形下，可能仍有必要采用例如罢工或别的方法来探测需求和供给的实际情况。但是，如果你们承认供给和需求是调节工资的规律，那么毅然反对提高工资，就未免幼稚无益了，因为按照你们所凭借的至高无上的规律，工资的周期性的上涨，也和工资的周期性的下降一样，是必然的和正常的。你们要是不承认供给和需求是调节工资的规律，我就再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对一定量的劳动要付以一定量的货币呢？
还是把这个问题考虑得更广一些：你们如果以为劳动和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归根到底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那就完全错了。供给和需求只调节市场价格一时的变动。供给和需求可以说明为什么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会涨到它的价值以上或降到它的价值以下，但决不能说明这个价值本身。假定说，供给和需求是相互平衡的，或如经济学者所说，是相互一致的。当这两个相反的力量相等时，它们就相互牵制，彼此都不向对方发生作用。当供给和需求相互平衡因而停止发生作用时，商品的市场价格就符合它的实际价值，就符合市场价格随之变动的那个标准价格。所以在研究这个价值的本质时，我们完全不必讨论供给和需求对市场价格的一时的影响。这对于工资或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来说，都是一样的。◎第63页◎
5.［工资和价格］
我们的朋友的一切论据，如果化为最简单的理论形式，就是这样一个教条：“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决定或调节的。”
我可以用实际的经验来驳斥这种已被驳倒的陈腐谬论。我可以告诉你们，英国工厂工人、矿工、造船工人等等的劳动的价格比较高，但他们的产品比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卖得便宜；可是，英国农业工人的劳动价格就比较低，但他们的产品几乎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同类产品都卖得贵。比较一下同一个国家的不同产品或不同国家的各种商品，我可以指出，除了一些与其说是本质上的不如说是表面上的例外，平均说来，高价的劳动生产低价的商品，而低价的劳动生产高价的商品。当然，这种现象不能证明一种场合下的高价劳动和另一种场合下的低价劳动都是造成那些正好相反结果的各自原因，但总能证明商品的价格不是由劳动的价格决定的。不过我们完全不必采用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
也许有人会否认公民韦斯顿曾提出过“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决定或调节的”这个教条。的确，他从来没有使它公式化。相反地，他曾说，利润和地租也是商品价格的构成部分，因为不仅工人的工资，而且资本家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也非从商品的价格中支付不可。但是，照他的意见，价格是怎样构成的呢？首先是由工资构成的。然后再为资本家加上百分之几，为土地所有者加上百分之几。现在假定，生产一种商品时所费的劳动的工资为10；如果利润率与支出的工资相比是100％，资本家就要加上10；如果地租率与工资相比也是100％，就要再加上10；于是商品的全部价格就是30。但是，这样决定价格不过意味着价格是由工资决定罢了。如果◎第64页◎在上述场合，工资涨到20，那么商品的价格就要涨到60，其余类推。因此，提出价值由工资来调节的这一教条的所有老朽的政治经济学作家们，都是说利润和地租不过是加在工资上的百分之几，借以证明这个教条是正确的。当然，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些百分之几的限度归结为一种经济规律。相反地，他们似乎以为利润是由传统、习惯和资本家的愿望决定的，或者是由别种同样武断的和莫名其妙的方式决定的。如果他们说利润决定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这种竞争的确会拉平不同行业的不同利润率，把这些利润率引到一个平均的水平，但决不能决定这个水平本身或一般利润率。
我们说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决定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既然工资是劳动价格的一种称呼，就是说，商品的价格是由劳动的价格来调节的。既然“价格”是交换价值，——我说的价值都是指交换价值，——即用货币来表现的交换价值，于是这一原理就归结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的价值决定的”，或“劳动的价值是价值的一般尺度”。
但是，“劳动的价值”本身又是怎样决定的呢？这就使我们为难了，当然要为难，因为我们总是想依照逻辑来推论。可是，这个教条的维护者是很少从逻辑上考虑的。就以我们的朋友韦斯顿来说吧。起初他告诉我们，工资规定商品的价格，所以，工资增加了，价格也要提高。随后他又反过来向我们证明，增加工资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商品的价格也要随之提高，因为工资实际上是由工资所能买来的那些商品的价格来测量的。总之，我们在开始时说商品的价值由劳动的价值来决定，在结尾时却又说劳动的价值由商品的价值来决定了。我们真是在瞎兜圈子，始终得不出结论。
总之，我们把一种商品的价值，例如劳动、谷物或其他商品的◎第65页◎价值作为价值的一般尺度和调节器，显然，我们只是躲避了困难，因为我们决定一种价值，用的是其本身又需要被决定的另一种价值。
“工资决定商品的价格”这一教条，用它的最抽象的说法来表示，就是“价值是由价值决定的”，这种同义反复只表明我们实际上对价值一窍不通。要是接受这个前提，有关政治经济学一般规律的全部推论就都变成空洞的呓语了。所以，李嘉图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彻底粉碎了“工资决定价格”这个流行已久的陈腐不堪的谬论，这个谬论已被亚当·斯密和他的法国前辈们在自己著作的真正科学的部分中驳斥了，但是又被他们在其著作的比较肤浅和庸俗的章节里再现出来。
6.［价值和劳动］
公民们，讲到这里，现在我必须进一步实际地阐明这个问题了。我不能保证一定能令人很满意，因为这样做，我就不能不涉及政治经济学的全部领域。我只能像法国人所说的“effleurer la question”，即只涉及一些基本问题。
我们要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商品的价值？它是怎样决定的？
乍一看，似乎商品的价值是一种完全相对的东西，如果不研究某一个商品和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就不能确定它的价值。其实，讲到价值，讲到某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我们指的是这一个商品与其他一切商品交换时的比例量。但是这时又发生一个问题：商品相互交换的比例是怎样决定的呢？
我们根据经验知道，这些比例有无限的差别。就以一种商品例◎第66页◎如小麦来说，我们将会发现，一夸特小麦同其他各种商品交换，几乎有无数不同的比例。但是，小麦的价值无论是用丝绸、黄金还是用其他某种商品表现出来，都依然是一样的，它必定是一种与各种商品交换的各种交换率显然不同而且毫不相干的东西。一定能用一种极不同的形式来表现不同商品间的这些不同的等式。
假如我说一夸特小麦按一定的比例与铁交换，或者说一夸特小麦的价值表现为一定数量的铁，那就是说，小麦的价值和它那个表现为铁的等价物等于某个第三种东西，既不是小麦又不是铁，因为我假定小麦和铁是以两种不同的形态来表现这同一数量的。所以，这两种商品中的每一种，不论是小麦或铁，都一定能不依赖于另一种而化成这个第三种东西，即化成作为它们的共同尺度的东西。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举一个十分简单的几何学的例子。在比较形状不同和大小不同的三角形面积，或者比较三角形与矩形或其他某种直线形时，我们将怎样着手呢？我们把任何一个三角形的面积还原为一种与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形式。既然根据三角形的特性知道它的面积等于它的底边和高相乘的一半，我们就能比较各种三角形的大小以及一切直线形的大小，因为每一种直线形都可以分解为一定数量的三角形。
计算商品价值，也应当用这种方法。我们一定能把一切商品化为一种它们所共有的表现形式，只按照它们所含有的同一尺度的比例去区别它们。
既然商品的交换价值不过是这些东西的社会职能，与它们的自然属性毫不相关，那么我们首先要问，所有商品共同的社会实体是什么呢？这就是劳动。要生产一个商品，必须在这个商品上投入或耗费一定量的劳动。我说的不仅是劳动，而是社会劳动。一个人◎第67页◎生产一个物品要是为自己直接使用，供自己消费的，他创造的就是产品而不是商品。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者，他与社会没有关系。但是，一个人要生产一个商品，就不仅要生产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的物品，而且他的劳动本身也应该是社会所耗费的劳动总额的一部分。他的劳动应该从属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没有别的分工，这种劳动就算不了什么，它所以必需，是为了补充别的分工。
我们如果把商品看作是价值，我们是只把它们看作体现了的、凝固了的或所谓结晶了的社会劳动。从这个观点来看，它们所以能够互相区别，只是由于它们代表着较多或较少的劳动量，例如，生产一条丝手巾也许比生产一块砖要耗费更多的劳动量。但是怎样测量劳动量呢？用劳动所经历的时间，也就是说，用小时、日等等来测量。当然，采用这种测量法，就必须把各种劳动化为平均劳动或简单劳动，作为它们的单位。
所以我们便得出结论：商品具有价值，因为它是社会劳动的结晶。商品的价值的大小或它的相对价值，取决于它所含的社会实体量的大小，也就是说，取决于生产它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所以各个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耗费于、体现于、凝固于该商品中的相应的劳动数量或劳动量决定的。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各种商品的各相对应的数量，是相等的。或者说：一个商品的价值对另一个商品的价值的关系，相当于一个商品中凝固的劳动量对另一个商品中凝固的劳动量的关系。
我想，你们有许多人一定要问：商品价值由工资来决定与商品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来决定，其间果真有什么区别或多大的差异吗？你们应当知道，劳动报酬和劳动数量是完全不相同的东西。例如，假定说一夸特小麦和一盎斯金子包含了同等数量的劳动。我举这个例子，是因为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他的◎第68页◎1729年发表的题为《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这个第一篇论文里曾经用过，他也是一个最先发现价值的真正实质的人。是的，我们已假定，一夸特小麦和一盎斯金子是等价的或等价物，因为它们都是凝结于它们本身的若干天或若干周的同等数量的平均劳动的结晶。我们这样决定金子和谷物的相对价值，是否多少要参考一下农业工人和矿工的工资呢？一点也不。他们每天或每周的劳动究竟怎样支付，甚至是否采用了雇佣劳动，我们都不管，让它作为完全没有确定的问题。要是采用了雇佣劳动，这两个工人的工资就很可能极不相等。一个把劳动体现在一夸特小麦上的工人可能只获得两蒲式耳小麦的工资，而那个开矿的工人却可能获得半盎斯金子的报酬。或者，假定他们的工资是相等的，这种工资也可能在极不相同的比例上脱离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这种工资可能等于一夸特谷物或一盎斯金子的1/2、1/3、1/4、1/5或其他某种份量。他们的工资当然不能超过或多于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但是可能在极不相同的程度上少于这个价值。他们的工资要受产品的价值的限制，但是他们的产品的价值却不受工资的限制。最主要的是，例如谷物和金子的价值、相对价值，完全不依所用劳动的价值来规定，即不依工资来规定。因此，按商品中凝固的相对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按劳动的价值或工资决定商品价值这种同义反复的方法全然不同。不过，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的探讨过程中还要进一步阐明。
在计算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时，必须把以前用于这个商品原料的劳动量以及消耗在协助这种劳动的那些装备、工具、机器和房屋的劳动，加到最后所费的劳动量上。例如，一定量棉纱的价值，是若干劳动量的结晶，即纺织过程中附加于棉花的劳动量，以前体现于棉花本身的劳动量，体现于煤炭、油料和其他各种生产辅助材料◎第69页◎的劳动量以及用于蒸汽机、纱锭、厂房等等的劳动量的结晶。本来意义上的生产工具，如工具、机器和厂房，在反复的生产过程中可以再三使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如果它们像原料那样一下子就消耗完了，它们的全部价值也就会一下子转移到它们协助生产的那些商品上。但是，例如纱锭只是逐渐消耗的，所以就要根据它的平均寿命和它在一定时间内，例如在一天内的平均消耗程度来平均地计算。这样，我们就计算出纱锭价值中有多少转移到每天纺出的棉纱上，因而也就计算出，例如一磅棉纱所费的全部劳动量中，有多少是以前体现于纱锭的劳动。就我们现在的目的而论，对这个问题实在没有详述的必要了。
也许会有人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那么一个人越懒或越笨，他生产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完成这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多。然而，这样推论将是一个可悲的错误。你们记得我曾经用过“社会劳动”这个用语，“社会”这个词有许多含意。我们说，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耗费于或结晶于这个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就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状态中，在一定的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在所用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平均强度和平均熟练程度下，生产这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在英国，当蒸汽织机和手织机开始竞争时，只需要从前的一半劳动时间就能把一定量的纱转化为一码布或呢子，可怜的手织机织工，从前每天劳动9小时或10小时，这时每天要劳动17至18个小时了。但是，他20个小时的劳动产品这时只代表10个小时的社会劳动，或代表10个小时内把一定量的纱转化成布时的社会必要劳动。因此，他用20个小时生产的产品，并不比他从前用10个小时生产的产品有更多的价值。
如果说，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交换价◎第70页◎值，那么，生产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增加了，这个商品的价值就必定增加，同样，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量减少了，它的价值就必定减少。
如果生产各种商品所必需的各种劳动量是固定不变的，这些商品的相对价值也会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其实不然。生产一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是随着所用劳动的生产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劳动的生产力越高，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所完成的产品也越多；劳动的生产力越低，在同一时间内所完成的产品也越少。举例说，如因人口增加而必须耕种不太肥沃的土地，要获得同样多的产品，就必须耗费更大的劳动量，农产品的价值也就会因而提高。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纺纱工人用现代生产资料，在一个工作日内比他从前用手纺车在同一时间内能把多几千倍的棉花纺成纱，那么，每一磅棉花所吸收的纺纱工人的劳动，就显然只有以前的几千分之一，因而在纺纱过程中加在每一磅棉花上的价值也显然只有从前的几千分之一。于是棉纱的价值也要相应地减少。
除了各个人的先天的能力和后天获得的生产技能的区别，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当取决于：
首先，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等；
其次，劳动的社会力的日益改进，引起这种改进的是：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积聚，劳动的联合，分工，机器，改良的方法，化学力和其他自然力的应用，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而达到时间和空间的缩短，以及其他各种发明，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劳动生产力越高，消耗在一定量产品上的劳动就越少，因而产品的价值也越小。劳动生产力越低，消耗在同量产品上的劳动就越多，◎第71页◎因而产品的价值也越高。因此，作为一般的规律，我们可以这样说：
商品的价值与生产这些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而与所耗费的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
以上只说了价值，现在我再讲几句关于价格这个价值所表现的特殊形式。
价格本身不过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例如，在英国，一切商品的价值是用金的价格表现的，而在欧洲大陆，主要是用银的价格表现的。金或银的价值，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都是由开采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你们用本国的若干产品，即凝结了你们国内若干劳动量的产品，去交换那些出产金银的国家的产品，即凝结了它们的若干劳动量的产品。人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实际上是用以货换货的方法才学会用金银来表现一切商品的价值，即为它们所消耗的各个劳动量。只要仔细看看价值的货币表现，换句话说，仔细看看价值向价格的转化，你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过程，一个使一切商品的价值能具有一种既独立又同质的形式，或者，一个使一切商品的价值能表现为等同的社会劳动量的过程。只要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亚当·斯密就称之为自然价格，法国的重农学派（注：重农学派是18世纪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学派。主要代表有魁奈和杜尔哥。当时在农业占优势的法国，因实行牺牲农业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使农业遭到破坏而陷于极度衰落。反对重商主义的重农学派主张经济自由和重视农业，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即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即剩余价值，因而认为只有农业生产者才是生产阶级。它从生产领域寻求剩余价值的源泉，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对资本主义生产作有系统的理解的第一个学派。但它不认识价值的实体是人类一般劳动，混同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因而看不到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中都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以致把地租看成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看成是生产的永久的自然形态。——72、374。）则称之为“必要价格”。
那么，价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或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你们都知道，一切同类商品的市场价格总是一样的，尽管生产条件因各个生产者而会有所不同。市场价格只表现在平均的生产条件下供给市场以某种数量的某种物品所必需的平均社会劳动量。市场价格是依据某种商品的总额计算的。
在这个范围内，商品的市场价格与它的价值是相符的。另一方面，市场价格有时高于价值或自然价格，有时低于价值或自然价格，这种波动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变动。市场价格背离价值的情形◎第72页◎是常见的，但是正如亚当·斯密所说：
“自然价格……是中心价格，一切商品的价格都不断地趋向于这一中心价格。各种偶然情况可能有时使商品的价格过高于自然价格，有时又使商品的价格略低于它。但是不管什么样的障碍使价格背离这个稳定而恒久的中心，商品的价格总是经常趋向于这个中心。”
我现在不能细谈这个问题。只需要指出：如果供给和需求互相平衡，则商品的市场价格相当于它们的自然价格，也就是说，相当于它们的价值，这个价值是由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但是供给和需求必定经常趋向于相互平衡，虽然它们实现这种平衡只是靠一个变动补偿另一个变动，靠下落补偿上涨，或者反过来的情况。如果你们不只是观察每天的波动，而是分析较长一段时期的市场价格的运动，例如像图克先生在他的《价格史》中所做的那样，你们就会发现，市场价格的波动，它们的背离价值，它们的上涨和下落，都是互相抵销和互相补偿的；所以，除了垄断组织的影响和其他某些限制，这些我暂且不谈，一切种类的商品，平均说来总是按它们各自的价值或自然价格出售的。市场价格波动互相补偿的平均时期，因商品的种类不同而各不相同，因为，某些商品比另一些商品更容易使供给适合于需求。
说得更广些，就算在较长的时期一切种类的商品都是按各自的价值出售的，要是假定利润——不是指个别场合的，而是指各个行业经常的和普通的利润——来源于商品价格的额外提高，或者来源于商品按超过其价值的价格出卖，那岂不荒唐。要是把这个观点加以概括，它的荒谬就显然可见了。一个人作为卖者经常赢得的东西，总不免要作为买者经常丧失掉。如果说有些人是买者未必又是卖者，是消费者未必又是生产者，这也没用。这些人付给生产者的东西，首先应该是他们从生产者那里无偿得到的。如果一个人先◎第73页◎拿了你的钱，然后用你的钱购买你的商品，即使你按高价把你的商品卖给这个人，你也决不会发财。这种交易可能减少亏损，但是决不能赚到利润。
所以，要想说明利润的一般本质，就应该根据这样一个原理：平均说来，商品是按自己的实际价值出卖的，利润是按商品的价值，也就是说，按商品所体现的劳动量的比例出卖商品得来的。如果你们不能根据这种假定来解释利润，你们就根本不能解释它。这好像是奇谈怪论，有悖于日常经验。但是，地球围绕太阳运行以及水由两种易燃气体所构成，也是奇谈怪论了。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科学的真理就总会是奇谈怪论了。
7.劳动力
我们尽量简略地分析了价值的本质，分析了一切商品的价值的本质，现在就应当集中注意力来研究特别的劳动的价值。这里我又要用一种好像是奇谈怪论的话来使你们大吃一惊了。你们都确实以为你们每天所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所以劳动是有价格的，既然商品的价格只是它的价值的货币表现，那就一定有一种作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但是，作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就这个词的通常意义来说，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们已经知道，凝结在商品里的必要劳动量构成商品的价值。现在我们用这个价值的概念，怎能确定比如说十小时工作日的价值呢？在这个工作日里有多少劳动呢？10小时劳动。如果说十小时工作日的价值就等于10小时的劳动，或者，就等于这个工作日所包含的劳动量，那无非是同义反复，甚至是毫无意义了。显然，我们一旦发现“劳动的价值”这个词的真◎第74页◎实而隐藏的意义，就能说明对于价值的这种不合理的、似乎不可能的应用了，好像我们一旦认识了天体的实际运动，就能解释它们表面上奇异的运动一样。
工人卖的并不直接是他的劳动，而是他的暂时让资本家支配的劳动力。的确，我不知道英国的法律究竟怎样，我确实知道一些大陆国家的法律都规定一个人能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最长时间。如果允许无限期地出卖劳动力，奴隶制就会立刻恢复原状。如果这种出卖包括一个人的一生，那就会立刻把他变成他的雇主的终身奴隶了。
英国的一位最老的经济学家和最有创见的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已经在他的著作《利维坦》中本能地发觉了这一点，而他的继承者全都忽略了。他说：
“一个人的价值或所值，像其他一切东西一样，就是他的价格，即使用他的力时应付给的报酬。”
从这一原理出发，那我们就能确定劳动的价值，就像确定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那样。
但是在这以前，我们应当问，有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我们发现市场上有一批人是买者，他们占有土地、机器、原料和生活资料，这些东西，除了原始状态的土地以外，都是劳动的产品，另一方面，有一批人是卖者，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除了劳动的双手和头脑，没有别的东西可卖；前一批人经常买进是为了赚取利润和发财，后一批人经常卖出则是为了谋生，这种奇怪的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研究这个问题，就是研究经济学家所谓的预先积累或原始积累，实际上应该称作原始剥夺。我们一定会发现，这种所谓的原始积累不过是一连串使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之间的原始统一被破坏◎第75页◎的历史过程。可是，这样的研究，就超出了目前这个题目的范围。劳动的人脱离劳动工具的现象一旦成为事实，就会继续保持下去，还会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出来，直到一种新的、根本的生产方式的革命把它消灭，并以新的历史形式再恢复这种原始的统一为止。
那么，劳动力的价值是什么呢？
劳动力的价值，也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一个人的劳动力只有在他本人活着的时候才存在。一个人要成长并维持生活，就必须消费一定量的生活必需品。但是，人和机器一样，也是要损坏的，所以必须有另一个人来代替他。他除了维持他自己生活所必需的若干生活必需品以外，还需要有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来养育儿女，因为他们将在劳动市场上代替他，并且延续劳动者的种族。此外，为了发展他的劳动力，使他获得一种技能，还需要另外花费一定数量的价值。就我们的目的而论，只要考察一下中等的劳动就够了，这种劳动的教育费和训练费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要趁此机会指出，各种不同质量的劳动力的生产费用既然各不相同，所以不同行业所用的劳动力的价值也就一定各不相同。因此，要求工资平等是根本错误的，这是一种决不能实现的妄想。这种要求是一种虚妄和肤浅的激进主义的产物，只承认前提而企图避开结论。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确定劳动力的价值，也像确定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那样；不同种类的劳动力有不同的价值，要生产它们，需要有不同的劳动量，所以它们在劳动市场上就应当获得不同的价格。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或仅仅是公平的报酬，就犹如在奴隶制的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你们认为公道和公平的东西，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就在于：一定的生产制度所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东西是什么？
根据以上所说的，就可以看出，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第76页◎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的。
8.剩余价值的生产
现在假定，一个工人每天的生活必需品的平均量需要6小时的平均劳动才能生产出来。又假定，这6小时的平均劳动也用金的数量表现出来，等于3先令。于是3先令就是这个人的劳动力的价格或他的劳动力的每天价值的货币表现。如果他每天工作6小时，那他每天所生产的价值就足以购买他每天平均必需的生活必需品，足以维持他这个工人的生存。
但是，这个人是一个雇佣工人。因此，他必须把他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如果他把他的劳动力每天卖3先令或每周卖18先令，他就是按劳动力的价值出卖的。假定他是一个纺纱工人。如果他每天工作6小时，他每天就使棉花增加了3先令的价值。他每天所加的这个价值，与他每天所得的工资或他的劳动力的价格，是完全等价的。可是，这样一来，资本家就得不到任何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于是我们在这里就遇到难题了。
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力，付了它的价值以后，像所有其他买主一样，就有权消费或使用他所买的商品。强迫一个人去工作以消费或使用他的劳动力，就像开动一架机器去消费或使用它一样。资本家支付了工人劳动力的一天或一周的价值，就有权整天或整周地使用这个劳动力或迫使它去工作。工作日或工作周当然有一定的限度，可是这一点我们留待以后再详细谈。
现在我希望你们注意一个关键问题。
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或再生产这个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对这种劳动力的使用却只受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和体力的◎第77页◎限制。劳动力每天或每周的价值同劳动力每天或每周的消耗全然不同，就像一匹马所需要的饲料和它能供人乘骑的时间全然不同一样。限制工人劳动力价值的劳动量，决不能限制他的劳动力所能完成的劳动量。以我们的纺纱工人为例。我们已经知道，他为了每天再生产他的劳动力，必须每天再生产3先令的价值，这是他每天工作6小时就可以做到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能每天工作10小时，12小时或更多的小时。然而资本家支付了这个纺纱工人劳动力的一天或一周的价值，就有权整天或整周地使用这个劳动力。这样，资本家就迫使他每天工作例如12小时。纺纱工人除了必须工作6小时以补偿他的工资或他的劳动力价值以外，还必须额外工作6小时，这6小时我称之为剩余劳动时间，这个剩余劳动将体现在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上面。假如我们这个纺纱工人，例如，每天工作6小时使棉花增加3先令的价值，这个价值与他的工资完全等价，那么，他在12小时内就要使棉花增加6先令的价值，并生产出相应的剩余棉纱。既然他已经把他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他所创造的全部价值或产品，便都属于资本家，即他的劳动力的暂时所有者。资本家预付3先令，结果却实得6先令的价值，因为，他预付的价值是6小时劳动的结晶，而他收回的价值却是12小时劳动的结晶。资本家每天重复这一过程，他每天预付3先令，每天收入6先令，这6先令中有一半将再付工资，另一半则构成剩余价值，资本家对此并不付出任何等价物，资本主义的生产或雇佣劳动制度，正是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的基础上建立的，这种交换必然不断地造成这样的结果：工人作为工人再生产出来，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再生产出来。
如果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需的那部分工作日和为资本家效力的剩余时间或剩余劳◎第78页◎动之间的比。所以，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工作日的延长在多大程度上超过工人只再生产他的劳动力价值，只抵偿他的工资所花费的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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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工资、价格和利润（之二）
（注：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于1865年6月20日和27 日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上用英语作的报告。这篇报告是由总委员会委员约翰·韦斯顿5月2日和23日的发言引起的；韦斯顿在发言中企图证明，货币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对工人没有好处，并由此做出工会“有害”的结论。马克思在报告中不仅揭穿了商品价格取决于工资水平这一虚假理论，而且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关键问题。
保存下来的报告稿是马克思的手稿，没有标题，开头写着：“1865年6月 20日星期二向总委员会宣读”。全文由作者用阿拉伯数字分为十四节。这篇报告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出版过。因为他担心发表这篇报告，会过早地挪用他当时正在紧张写作的《资本论》中的一些重要原理。1898年，报告由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以《价值、价格和利润》为题首次在伦敦发表，并附有爱德华·艾威林写的序。引言和前六节在手稿中是没有标题的，由艾威林加上了标题。这篇报告的德译文发表在1898年《新时代》，由伯恩施坦翻译的德译文用的标题是《工资、价格和利润》。在本卷中，除了总标题以外，这些小标题都保留下来了。——47。）
9.劳动的价值
现在我们应当回过来谈谈“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这个用语。
我们已经知道，实际上，劳动的价值无非是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那些商品的价值来测量的。但是，因为工人是在他劳动完毕以后领取工资的，并且知道他实际上给予资本家的正是他的劳动，所以他以为他的劳动力的价值获或价格必然就是他的劳动本身的价格或价值。假定他的劳动力的价格是3
先令，这是工作6小时所得的，如果他工作12小时，他必然以为这3先令就是12小时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虽然这12小时的劳动体现了6先令的价值。由此就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严格说来，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是无意义的名词，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表面上却很像劳动本身的价格或价值。
第二，虽然工人每天的劳动只有一部分是有偿的，另一部分是无偿的，这无偿的或剩余的劳动正是产生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基础，但是看起来就好像全部劳动都是有偿的劳动。
这种假象，就是雇佣劳动和历史上其他形态的劳动的不同之处。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甚至无偿的劳动也好像是有偿的劳动；反之，奴隶的那部分有偿的劳动，却好像是无偿的劳动。奴隶因为要工作，自然必须生活，他的工作日的一部分就用于抵偿他自己维持生活的价值。但是，由于他和他的主人没有订立合同，双方又没有什么买卖行为，所以他的全部劳动似乎都是白干的。◎第79页◎
另一方面，再以农奴为例。可以说，农奴在整个东欧直到最近还存在着。农奴在自己的或分给他的田地上为自己劳动3天，其余3天就要在主人的领地上从事强迫的、无偿的劳动。所以，这里劳动中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都显然分开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分开了，于是我们的自由主义者就义愤填膺，认为强迫人白干活的这种意见非常荒谬。
其实，一个人无论是一周中在自己的田地上为自己劳动3天，再在主人的领地上无报酬地劳动3天，或者是每天在工厂或作坊中为自己劳动6小时，再为他的雇主劳动6小时，结果都一样，不过在后一例中，劳动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是不可分割地混在一起的，整个交易的实质完全被合同的存在和周末付酬所掩饰了。这种无偿的劳动，在后一例中似乎是自愿的，在前一例中似乎是强迫的。全部区别就在于此。
以下使用的“劳动的价值”这一用语，我不过是把它作为表示“劳动力价值”的通常流行的名词罢了。
10.利润是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获得的
假定1小时的平均劳动所体现的价值等于6便士，或12小时的平均劳动体现为6先令。又假定劳动的价值等于3先令或6小时劳动的产品。如果生产一种商品所耗费的原料、机器等等体现了24小时的平均劳动，这些东西的价值就会等于12先令。此外，如果资本家所雇的工人再把自己12小时的劳动加到这些生产资料上，这12小时就会体现为6先令的追加价值。所以这种产品的全部价值共为36小时的已体现的劳动，即等于18先令。但是，劳动◎第80页◎的价值或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有3先令，那么，资本家对于工人所耗费并体现在商品价值里的6小时剩余劳动，就没有支付任何等价物。所以，资本家把这个商品按其价值卖了18先令，他就实现了3先令的价值，他对此并未付出任何等价物。这3先令就是他装进自己口袋里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可见，资本家实现这3先令的利润，并不是因为他按照超过商品价值的价格出卖商品，而是因为他按照商品的实际价值出卖这个商品。
商品的价值是由该商品所包含的全部劳动量决定的。但是，这劳动量有一部分体现为用工资形式付过等价的价值，另一部分则体现为没有付过任何等价的价值。商品中所含的劳动，一部分是有偿劳动，另一部分是无偿劳动。所以，资本家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即出卖耗费于该商品的全部劳动量的结晶，是必定获得利润的。资本家出卖的不仅有他支付过等价的东西，而且还有他分文未付的东西，虽然这东西曾费去了他的工人的劳动。资本家花在商品上的费用，和商品的实在费用，是不同的两码事。所以，我再说一遍，正常的、平均的利润，不是由于超过而是由于按照商品的实际价值出卖商品获得的。
11.剩余价值分解成的各个部分
剩余价值，或商品全部价值中体现工人的剩余劳动或无偿劳动的那一部分，我称之为利润。这种利润并不是全都落入经营资本家的腰包。垄断土地，使土地占有者能以地租名义——不管这土地是用于农业、建筑、铁路还是用于其他生产目的——取得这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拥有劳动资料，使经营资本家能生产剩余◎第81页◎价值，即窃取一定量的无偿劳动，这就使拥有劳动资料并把它们全部或部分地贷给经营资本家的人，简言之，即放债的资本家，能以利息的名义，要求取得这剩余价值的另一部分，所以，留归经营资本家本身的，就只是所谓产业利润或商业利润的那一部分了。
至于上述三种人这样瓜分全部剩余价值究竟由什么规律来调节的问题，与本题毫无关系。但是根据以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地租、利息和产业利润不过是商品的剩余价值或商品中所包含的无偿劳动各个部分的不同名称，它们都是同样从这个泉源并且只是从这个泉源产生的。它们不是从土地本身也不是从资本本身产生的，但是土地和资本使拥有土地和资本的人能从经营资本家压榨工人所得来的剩余价值中各分得一份。对于工人来说，究竟经营资本家是把这剩余价值——工人剩余劳动或无偿劳动的产物——全部占为己有，或是不得不将其中某些部分以地租和利息的名义分给第三者，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假定经营资本家只使用自己的资本，而且本人又是他使用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那么，剩余价值就会全部落入他的腰包了。
直接向工人榨取这剩余价值的正是经营资本家，不论他最终能把这剩余价值中的哪一部分留归自己。所以，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整个现代生产制度，正是建立在经营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这种关系上的。因此，有几位参加我们这次讨论的公民要想模糊事情的真相，把经营资本家和工人的这种根本关系看作一个次要的问题，那就错了，虽然他们断定，在一定情况下，价格的上涨对经营资本家、土地所有者、货币资本家以至征税者影响的程度极不相同，这是正确的。
根据以上所述，还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第82页◎
商品价值中只代表原料和机器的价值的那一部分，即只代表消耗了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的那一部分，决不会构成收入，只是补偿资本而已。但是，除此以外，如果说商品价值中的另一部分，即构成收入或可能以工资、利润、地租、利息的形式花费掉的那一部分，是由工资的价值、地租的价值和利润的价值等等构成的，那就错了。我们先不谈工资，只来研究产业利润、利息和地租。我们刚才说过，商品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或商品价值中体现无偿劳动的这一部分价值，其本身分解成不同的部分，有三个不同的名称。可是，如果说商品中的这一部分价值是由这三个组成部分的独立价值之和而构成或形成的，那就完全违反真理了。
如果1小时的劳动体现为6便士的价值，如果工人的工作日为12小时，如果这段时间有一半是无偿劳动，那么这种剩余劳动就在商品上加3 先令的剩余价值，即没有付过等价的价值。这3先令的剩余价值，就是经营资本家可以按任何比例去同土地所有者及放债人瓜分的全部基金。这3先令的价值，构成他们彼此瓜分的那个价值的限度。并不是经营资本家在商品的价值上任意加上一份价值作为自己的利润，再加上另一份价值给土地所有者等等，然后，这些任意规定的价值就构成了全部价值。所以，你们知道，流行的观点分不清一定量的价值分解为三个部分，和三种独立价值相加而形成这个价值这二者的不同，于是就把地租、利润和利息所由产生的总和价值变成一种随意规定的数量，这种观点该是如何荒谬。
假定一个资本家所实现的全部利润等于100英镑，我们把这个数量看作一个绝对量而称之为利润量。如果我们计算这100英镑对于预付资本的比，我们就把这个相对量称为利润率。这个利润率显然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表示。◎第83页◎
假定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为100英镑。如果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是100英镑，那就表明这工人的工作日一半是无偿劳动；如果我们用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价值去测量这个利润，我们就可以说，利润率等于100％，因为预付的价值为100，而实得的价值则为200。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是只看到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而是看到预付的全部资本，例如500英镑，其中，400英镑代表原料、机器等等的价值，我们就应该说，利润率只等于20％，因为这100英镑的利润只是预付的全部资本的1/5。
前一种表示利润率的方式，是表明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的真正比率，即对劳动进行exploitation（注：剥削。——编者注）（请允许我用这个法文字）的真实程度的唯一方式；后一种表示方式是通常所用的，并且也确实适用于某几种目的，至少是非常便于掩饰资本家榨取工人无偿劳动的程度。
在我以后的说明中，我将使用利润一词来标明资本家所榨取的剩余价值总量，不管这剩余价值究竟如何分配给不同的人群；我在使用利润率一词时，则总是用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价值来测量利润。
12.利润、工资和价格的一般关系
从商品的价值中除去补偿原料和耗费在商品上的其他生产资料的价值的价值，即除去商品中所含的代表过去劳动的价值，这商◎第84页◎品价值的余留部分就是最后雇用的工人所加的劳动量。如果这个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如果12小时的平均劳动结晶为6先令的金量，那么这6先令的附加价值就是他的劳动所创造的唯一价值。这种由他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一定的价值，就是他和资本家双方都从中各自分得一份的唯一基金，即分为工资和利润的唯一价值。显然，双方可以按各种不同比例来分配这一价值，但是这一价值本身是不会变化的。假如不是以一个工人而是以全体工人人数计算，或者不是以一个工作日而是例如以1 200万个工作日计算，也同样不会有什么变化。
资本家和工人所能分配的仅仅是这个有限的价值，即根据工人的全部劳动所测量的价值，所以一方分得的越多，他方分得的就越少，反之亦然。一个一定的数，其中一部分在增加时，另一部分相反地总要减少。工资有了变动，利润就要朝相反的方向变动。工资下降了，利润就要上涨；工资上涨了，利润就要下降。按照前面的假设，如果工人得3先令，即等于他所创造的价值的一半，换句话说，如果他的整个工作日一半是有偿劳动，一半是无偿劳动，利润率就是100％，因为资本家所得的也是3先令。假如工人只得到2先令，或者，在一整天中只有1/3的时间为自己工作，资本家得到的就是4先令，利润率就是200％。如果工人得到4先令，资本家只得到2先令，利润率就降至50％。但是，这一切变动都不会影响商品的价值。所以，工资的普遍提高只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而不会影响商品的价值。
但是，商品的价值——这种价值最终一定要调节商品的市场价格——虽然完全由商品中所凝结的劳动总量来决定，并不取决于这种劳动量分为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但是决不能说，例如在12小时内所生产的个别商品或成批商品的价值会永远不变。在一◎第85页◎定的劳动时间内或由一定的劳动量所生产的商品的数或量，取决于所用的劳动的生产力，而不取决于劳动的延伸或长度。纺纱劳动的生产力，在一般水平下，例如，在一个12小时的工作日内能生产12磅棉纱，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下，只能生产2磅棉纱。这就是说，如果在前一场合，12小时的平均劳动实现为6先令的价值，12磅棉纱就要值6先令，而在后一场合，2磅棉纱也要值6先令。所以，在前一场合，1磅棉纱只值6便士，在后一场合，1磅棉纱竟要值3先令。这种价格上的差异，就是所用劳动的生产力有差异的结果。生产力较高时，1小时劳动体现为1磅棉纱；生产力较低时，6小时劳动才能体现为1磅棉纱。在前一场合，1磅棉纱的价格只等于6便士，尽管工资较高而利润率较低，在后一场合，它的价格却等于3先令，尽管工资较低而利润率较高。这是必然的，因为1磅棉纱的价格是由耗费于这磅棉纱的全部劳动量决定的，而不是由这个劳动量分为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的比例决定的。所以，我前面所说的高价劳动可能生产低廉的商品，而低价劳动可能生产昂贵的商品这一事实，也就不再像是什么奇谈怪论了。这只是说明了一般的规律，即商品的价值是由消耗于商品的劳动量决定的，所消耗的劳动量完全取决于所用劳动的生产力，因而也随劳动生产率的每一变化而变化。
13.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工资的几个主要场合
现在让我们认真研究一下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工资的几个主要场合。
(1)我们已经知道，劳动力的价值，或用流行的说法，即劳动的◎第86页◎价值，是由生活必需品的价值或生产这些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的。例如，在某一国，劳动者每天平均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为6小时的劳动，表现为3先令，这个劳动者为了生产维持他一天生活费用的等价物，就必须每天工作6小时。如果整个工作日为12小时，资本家付给他3先令，便偿付了他的劳动的价值。工作日的一半就会是无偿劳动，利润率就等于100％。但是现在假定，例如，因生产率的降低，要用更多的劳动来生产同量的农产品，于是，每天平均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就从3先令涨到4先令。在这种场合，劳动的价值就增加1/3，或增加331/3％。劳动者要依照他原来的生活水平生产维持他一天生活费用的等价物，便需在一个工作日中劳动8小时；所以，剩余劳动就要由6小时减到4小时，利润率就要由100％降到50％。但是，劳动者要求提高工资，不过是要求获得他的劳动所增加的价值，就好像其他所有出卖商品的人在商品成本费增加时，力求使其商品所增加的价值获得报酬一样。如果工资没有提高或提高得不够补偿生活必需品所增长的价值，劳动的价格也就会降到劳动的价值以下，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
但是，变化也可能朝相反的方向发生。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等数量的每天平均的生活必需品，可能从3先令减到2先令，换句话说，在一个工作日中不必劳动6小时，只要劳动4小时，就能再生产与每天生活必需品等价的价值。这时工人用2先令就可以买到从前用3先令买到的生活必需品了。劳动的价值确实会降低，但是，这样减少的价值，仍能获得和从前一样多的商品。于是，利润就会从3先令提高到4先令，利润率也会从100％提高到200％。虽然工人生活的绝对水平依然照旧，但他的相对工资以及他的相对社会地位，也就是与资本家相比较的地位，却会下降。工◎第87页◎人反对这种相对工资的降低，不过是想要在他的增长的劳动生产力所生产的总额中获得应有的一份，不过是想要维持他以前在社会阶梯上的相对地位。例如，英国的一些工厂主在谷物法废除后，就卑鄙地背弃他们在鼓动反对谷物法时所作的庄严诺言，把工资普遍降低了10％。工人的反抗，起初没有奏效，但是，由于我现在不能详谈的某些情况，后来又恢复所失去的10％了。
(2)生活必需品的价值，从而劳动的价值，可能保持原状，但是货币的价值已经发生变化，所以生活必需品的货币价格也可能发生变化。
由于更丰富的矿山的发现，等等，生产例如2盎斯金，可能并不比从前生产1盎斯金所费的劳动多。于是，金的价值就会降低一半或50％。劳动的价值，也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就要表现在比以前大一倍的货币价格上。从前表现为6先令的12小时劳动，这时就会表现为12先令了。如果工人的工资仍是3先令而没有提高到6先令，他的劳动的货币价格这时就只等于他的劳动的价值的一半，他的生活水平也就要大大降低。如果他的工资提高了，但与金的价值的下降不成比例，这种情况也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发生。在这个实例中，无论是劳动生产力，供给和需求，还是价值，都没有丝毫变化。除了这些价值的货币名称，什么也没有变。如果说，在这样的场合工人不应该争取工资的相应提高，那就等于说，他必须满足于名称的报酬，而不是实物的报酬。过去的整个历史证明，在发生这样的货币贬值时，资本家总是急忙趁此良机来欺骗工人。但是，许多派别的政治经济学家断定，由于新发现一些产金地、改进银矿开采和水银供给较廉，贵重金属的价值又降低了。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大陆上普遍地同时产生了提高工资的要求。
(3)我们以前都假定工作日有一定的界限。但是工作日本身并◎第88页◎没有固定界限。资本的经常趋势就是把工作日延长到体力可能达到的极限，因为随着工作日长度的增加，剩余劳动，从而这劳动所创造的利润也将同样增长。资本把工作日越延长，它占有他人的劳动量也越多。在17世纪，甚至在18世纪的前三分之二这段期间，10小时的工作日是全英国的正常工作日。在反雅各宾战争（注：指1793年至1815年英国所进行的反对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国的历次战争。在这几次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在国内建立了残酷的恐怖制度来对付劳动群众。尤其是在文中指出的那个时期，曾经镇压了许多起人民的风潮，并且通过了一些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89。），其实是不列颠贵族反对不列颠劳动群众的战争时期，资本庆祝自己的胜利，把工作日从10小时延长到12小时，14小时，18小时。马尔萨斯这位决非多愁善感的人，在1815年左右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注：即《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编者注）中宣称，这种情形如果再继续下去，必将摧毁民族的生命之本。在普遍应用新发明的机器的前几年即1765年左右，英国出现了一本小册子，书名为《论手工业》（注：指1770年在伦敦出版的一本书：《论手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这本匿名的书被认为是J.肯宁安的作品。——89。）。匿名的作者是工人阶级的死敌，他竭力主张必须扩大工作日的界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提议，除了采取其他手段，还要建立习艺所（注：习艺所是依据1834年英国通过的新的“济贫法”（《关于进一步完善和更好地实施英国和威尔士济贫法的法案》）而设置的“救济”贫民的机构。法案规定禁止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提供任何金钱和食品救济，而是让他们在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它所采取的制度与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有“穷人的巴士底狱”之称。参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69-587页）。——89。），用他的话来说，应该是“恐怖所”。他给这种“恐怖所”规定的工作日是多长呢？12小时，——这恰好是资本家、政治经济学家和内阁大臣们在1832年宣布的对12岁以下儿童不仅是已在实行，而且是必要的工作时间。（注：指1832年2-3月英国议会对1831年中提出的关于把童工和少年工的工作日限制到十小时的法案所进行的讨论。——89。）
工人出卖他的劳动力——在现代制度下他不得不这样做——就是把这个力让给资本家来消费，不过是在一定的合理的界限内消费。他出卖他的劳动力，是为了保持它，——且不谈它的自然损耗，——而不是为了毁灭它。工人按照劳动力每天或每周的价值出卖他的劳动力，不用说，决不会允许这个劳动力在一天或一周内受到两天或两周的损耗或损失。现在举一架价值1 000英镑的机器为例。如果这架机器能用10年，它在它所参与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第89页◎上每年就要增添100英镑。如果它能用5年，它每年在这些商品的价值上就要增添200英镑。换句话说，它每年损耗的价值和它被磨损的速度成反比。但这正是工人和机器的不同之处。机器恰恰不是和它的使用期限按同样的比率磨损。相反地，人的衰老程度，和他工作的单纯数值的增加，在比例上显然大得多。
当工人们争取工作日减到原先的合理范围时，或者，当他们不能强迫法律规定正常的工作日，而用提高工资的办法，使工资提高得不仅和被勒索的剩余时间成比例而且还要超过这一比例，来防止过度劳动时，他们只是在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种族履行义务。他们不过是对资本的横暴掠夺设置一些限制而已。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载重的牲畜。他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身体垮了，心智也犷野了。现代工业的全部历史还表明，如果不对资本加以限制，它就会不顾一切和毫不留情地把整个工人阶级投入这种极端退化的境地。
资本家延长工作日，可能付出较高的工资，其实仍低于劳动的价值，如果工资的提高不符合被榨取的更大的劳动量，不符合劳动力的更快的衰竭，这种情形就会发生。这种事，用别的方法也可以做到。你们的资产阶级统计学家们会告诉你们，例如，兰开夏郡的职工家庭的平均工资增加了。他们却忘记补充说，除了家长那个成年男子的劳动，还有他的妻子，也许还有三四个小孩，现在都被投在资本的札格纳特（注：札格纳特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特的教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上的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往往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让它轧死。——90、259。）车轮下了，而工资总额的增加并不符合从这个家庭榨取的全部剩余劳动。
即使工作日有一定的界限，例如，现在一切服从工厂法的工业部门中都有这种限制，要想保持劳动价值的原有水平，提高工资也◎第90页◎是必要的。劳动强度的提高，可能使一个人在一小时内耗费他从前在两小时内耗费的生命力。在一些服从工厂法的行业中，由于机器运转速度的加快和一个人要管理的工作机器的加多，这种情形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如果劳动强度的提高或一小时内所费劳动量的增大与工作日的缩短保持应有的比例，劳动者还能占到便宜。如果超过这个限度，他在一种形式下所得到的就会在另一种形式下丧失掉，于是10小时劳动就可能与以前12小时劳动同样有害。工人争取把工资提高到相当于劳动强度提高的程度来制止资本的这种倾向，这不过是抑制他的劳动的跌价，防止他的种族的退化罢了。
(4)你们都知道，由于我现在没有必要说明的某些原因，资本主义的生产总是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性循环。它要经过消沉、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停滞等阶段。商品的市场价格和市场利润率，都随着这些阶段而变化，有时低于自己的平均水平，有时高于自己的平均水平。你们考察一下这整个周期，就会发现，市场价格的一种偏差是由别种偏差来补正的，在整个周期内，平均说来，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商品的价值调节的。再说，在市场价格下跌的阶段，以及在危机和停滞的阶段，工人即使不致完全失业，他的工资也一定会降低。为了不受骗，他甚至在市场价格这样下降时，也应当同资本家争论工资究竟该降到什么程度。在产生额外利润的繁荣阶段，他如果不争取提高工资，按整个工业周期平均计算，他就会甚至得不到他的平均工资或他的劳动的价值。他的工资，在这个周期的不顺利阶段，必然要受影响，如果在这个周期的繁荣阶段，还要求他不去争取补偿，那就太愚蠢了。一般说来，一切商品的价值，只是由不断波动的市场价格的相互补偿才能实现，而这种相互补偿又是供给和需求不断变动的结果。在现代制度的基础上，劳◎第91页◎动不过是一种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样。所以，劳动也必须经历同样的变动，才能够获得与它的价值相符的平均价格。如果一方面把劳动看做一种商品，另一方面又让它免受调节商品价格的那些规律的约束，那就很荒谬了。奴隶能得到经常的和定量的生活资料，雇佣工人却不能。雇佣工人要想补偿一个时期的工资的降低，必须在另一个时期努力争取工资的提高，如果他甘心接受资本家的愿望，接受资本家的命令，把它当作永久的经济规律，他就一定要受到奴隶所受的一切苦痛，而得不到奴隶所享有的生存保障。
(5)从我以上讨论的各场合——它们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九——你们已经看见，提高工资的斗争只不过是在先前的各种变化之后发生的，是生产的规模、劳动的生产力、劳动的价值、货币的价值、被榨取的劳动长度或强度、市场价格的波动——它的波动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变动，与工业周期的各个阶段相适应——这些先前的变化的必然结果，总而言之，是劳动对资本的先前行动的反行动。你们讨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如果不顾这些情况，如果只看到工资的变动而忽视引起这些变动的其他一切变动，你们就是从错误的前提出发，想要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了。
14.资本和劳动的斗争及其结果
(1)我已经指出，工人周期地反抗降低工资，周期地力图提高工资，这是同雇佣劳动制度密不可分的，因为劳动既然等同于商品，就要服从那些调节一般价格变动的规律；我还指出，工资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不会影响商品的平均价格或商品的价值。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在资本和劳动的这场不断的斗争中，后者能取得多大的成功？◎第92页◎
我可以概括地回答，劳动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它的市场价格在长时期内会与它的价值相适应；因此，不论怎样涨跌，也不论工人如何行动，他所得到的，平均计算起来，只是他的劳动的价值，他的劳动的价值无非是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后者是由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的，而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价值最后又是由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的。
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或劳动的价值由于有某些特点而不同于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是由生理的要素决定的。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为了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生存和繁殖所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所以这些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就构成劳动的价值的最低界限。另一方面，工作日的长度也有极限，虽然是很有伸缩性的极限。它的最高界限决定于工人的体力。如果他的生命力每天的消耗超过一定限度，就不能日复一日地重复使用了。可是，我已经说过，这种限度有很大的伸缩性。孱弱和短命的后代如果繁殖很快，也可以与健壮和长命的后代一样，使劳动市场维持下去。
除了这种纯粹生理的要素，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这种生活水平不仅要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要满足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某些需要。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爱尔兰人的生活水平；德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利夫兰农民的生活水平。关于历史传统和社会风俗在这方面起的巨大作用，你们可以看一看桑顿先生的《人口过剩论》，他在书中指出，英国各农业区的平均工资，至今还由于这些区域在脱离农奴状态时所处条件的好坏程度不同而有高低之分。◎第93页◎
包含于劳动价值中的这一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甚至可能完全消失，只剩下生理上的限界。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正如那位不可救药的吞食赋税、尸位素餐的老乔治·罗斯经常说的那样，发动这场战争是为了挽救我们神圣宗教的福利免遭渎神的法国人的侵犯——我们在前次会议上曾谨慎地谈到的那些仁慈的英国农场主，竟把农业工人的工资降到这种纯粹生理上的最低界限以下，而维持生命和延续种族所需要的不足之数却由济贫法（注：济贫法最初产生于16世纪的英国，以后不断修改。表面上由教区征收济贫税“救济”贫民，实际上是剥削阶级“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6页）。——94。）来填补。这是把雇佣工人变成奴隶，把莎士比亚笔下的骄傲的自耕农变成贫民的一种高明手法。
如果你们把各个不同国家中或同一国家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工资水平或劳动的价值水平比较一下，你们就会发现，劳动的价值本身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而是一个变化的量，即使假定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不变，它也是变化的。
这种比较也可以证明：不仅市场利润率是变动的，而且平均利润率也是变动的。
然而对于利润来说，并没有一条规律能决定其最低限度。我们不能说，利润降低的极限是怎样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确定这个限度呢？因为我们虽能确定工资的最低限度，却不能确定工资的最高限度。我们只能说，工作日既然有界限，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生理上所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相适应；工资既然是一定的，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工人体力所容许的工作日延长程度相适应。所以利润的最高限度受生理上所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和生理上所容许的工作日的最高限度的限制。显然，在最高利润率的这两个界限之间可能有许多变化。利润率的实际水平只是由资本与劳动的不断斗争确定的，资本家总想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容许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长到生理上所容许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则在相反的方面◎第94页◎不断地对抗。
归根到底，这是斗争双方力量对比的问题。
(2)至于谈到英国的工作日的限制，像其他各国一样，它向来只靠立法的干涉。如果没有工人方面的经常压力，这种干涉永远也不会实现。无论如何，这种结果决不是工人和资本家的私人协商所能获得的。这种采取普遍政治行动的必要性就证明，资本在其纯粹经济的行动上是比较强有力的一方。
至于谈到劳动价值的界限，它实际上总是取决于供给和需求。我指的是资本方面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方面对劳动的供给。在一些殖民地国家，供求规律有利于工人。所以，美国的工资水平比较高。资本在这里可以施展全力，却不能制止因雇佣工人经常转化为独立自耕农而造成的劳动市场的经常空虚。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民说来，雇佣工人的地位不过是一种学徒见习的状态，他们迟早总会脱离这种状态。为了纠正殖民地的这种情况，作为母邦的不列颠政府曾一度采纳所谓现代殖民学说，其内容是将殖民地的土地人为地规定一种高价，以阻止雇佣工人过分迅速地转化为独立农民。
现在我们来谈谈资本支配全部生产过程的那些文明古国。例如，以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在1849年至1859年时期的提高为例。其结果如何呢？农场主们没能——我们的朋友韦斯顿也许劝告过他们——提高小麦的价值，甚至没能提高小麦的市场价格，反而不得不听任其市场价格的下降。但是在这11年中，他们采用各种机器，应用更科学的方法，把一部分耕地变成牧场，增大农场的面积，同时也扩大了生产的规模，由于采取了这些方法和其他各种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措施而减少对劳动的需求，使农村人口又相对过剩了。这就是资本在各个早已住满居民的古老国家迟早对付增加工资的一般方法。李嘉图正确地说过，机器是经常和劳动竞争的，并◎第95页◎且往往是在劳动价格已达到某种高度时才可能被采用；然而采用机器不过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许多方法之一。正是这个发展过程使简单劳动相对过剩，另一方面使熟练劳动简单化，于是也就使它贬值了。
这同一规律还有另一种形式。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即使工资的水平相当高，资本的积累也会越来越快。因此，可以推论，像亚·斯密——在他的那个时代，近代工业还很幼稚——那样推论，资本的这种加速积累，能保证对劳动需求的增长，所以必然会对工人有利。现代许多著作家同意这种观点，他们对最近20年英国资本的增加比人口的增加更迅速，而工资却没有很大的提高，感到诧异。但是随着积累的进展，资本的构成也发生递增的变化。资本中包含固定资本即机器、原料和各种生产资料的这一部分，比用于支付工资或购买劳动的那一部分，总是逐渐递增的。这一规律已经由巴顿、李嘉图、西斯蒙第、理查·琼斯教授、拉姆赛教授、舍尔比利埃等人多少确切地阐明了。
如果资本中这两个部分的比例原来是一比一，这个比例就会因工业的发展而变成五比一，等等。如果总资本为600，其中300用于工具和原料等，其余300 用于支付工资，那么总资本只增加一倍，就能造成对600工人而不是对300工人的需求。但是，如果总资本600中，500用于机器和原料等，只有100 用于支付工资，为了造成对600工人而不是对300工人的需求，这同一资本就要从600增至3 600。因此，在工业发展的进程中，对劳动的需求总是赶不上资本的积累。这一需求是在增加，但是与资本的增加相比，不过是在递减的比例上增加的。
以上所说的这几点足以表明，现代工业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有利于资本家而有害于工人，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第96页◎高而是降低工资的平均水平，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劳动的价值降到它的最低限度。这种制度下的实际情况的趋势既然如此，那么，这是不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放弃对资本的掠夺行为的反抗，停止利用偶然的时机使生活暂时改善的尝试呢？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我想我已经说过：他们争取工资水平的斗争，同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的联系；他们为提高工资的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为了维持现有的劳动价值；他们必须与资本家争论劳动价格，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了。他们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如果畏缩让步，他们就没有资格发动更大的运动。
同时，即使不谈雇佣劳动制度中所包含的一般奴隶状态，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效果。他们不应当忘记：在日常斗争中他们反对的只是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他们延缓下降的趋势，而不改变它的方向；他们服用止痛剂，而不祛除病根。所以他们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不可避免的、因资本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不断引起的游击式的搏斗。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给他们带来一切贫困，同时又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他们应当屏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为了阐明基本问题，我不得不作这样一个冗长的，恐怕是令人厌倦的说明，现在我提出下面的决议案来结束我的报告：
(1)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整个说来并不影响商品的价格。
(2)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高工资的平均水平，而是降低这个水平。◎第97页◎
(3)工联作为抵制资本进攻的中心，工作颇有成效。它们遭到失败，部分是由于不正确地使用自己的力量。总的说来，它们遭到失败是因为它们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同时努力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写于1865年5月底-6月27日
原文是英文
1898年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在伦敦出版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11-169页◎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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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节选）（之一）
1867年第一版序言（注：《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研究的成果和最主要的著作。马克思写这部著作花费了40年的时间，从40年代初起直到他逝世。“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3卷第45页）
1843年底，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目的是要写一部批判现存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他在这方面的最初研究成果反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等著作里。这些著作就已经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原理、资本家的利益和雇佣工人的利益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的对抗性和暂时性。）（注：　　1848-1849年的革命使马克思暂时中断了经济学的研究。1849年8 月马克思被迫侨居伦敦，在那里他继续进行这一研究。他深刻而全面地研究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国民经济史和各国特别是当时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经济。在这一时期，他感兴趣的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和重要特点、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地租理论、货币流通和价格的历史与理论、经济危机、技术史和工艺史、殖民地等问题。
马克思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他必须不断地同贫困作斗争，并且时常要为挣钱维持生活而搁下研究工作。由于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长期过度劳累，马克思患了重病。虽然如此，到1857年，他已经做好巨大的准备工作，这就使他能够开始对收集的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概括。
1857年1月至1858年6月，马克思写了约五十印张的手稿，这实际上是未来《资本论》的第一草稿。在写作这部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制定了他准备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巨著的计划。这一计划经过不断修订和完善，后来定为六册：(1) 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其中第一册即资本册分为四篇：a资本一般；b竞争；c信用；d股份资本。而第一篇又分为三部分：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 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最后这一划分成为后来《资本论》三卷结构的萌芽。）
（注：马克思最初打算把他写的书分册出版，第一分册“应当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著作”，它只包括第一册的第一篇，这一篇分为三章：(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第一分册的最后定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书中没有把第三章放进去。马克思指出，正是从这一章开始了真正的战斗，他认为，在存在官方书报检查、对不合统治阶级心愿的作者进行警察迫害和各种陷害的情况下，在广大的公众尚未了解这部新的著作之前，一开始就出版这一章是不适宜的。为了“第一分册”，马克思专门写了商品一章，并且认真地改写了1857-1858年手稿中关于货币的一章。）（注：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于1859年问世。马克思曾经计划在这之后很快出版第二分册，即上述构成1857-1858年手稿主要内容的资本一章。他在英国博物馆里重新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但是不久，由于必须在报刊上揭露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卡·福格特的诬蔑性攻击和做其他急事，他不得不停止研究工作达整整一年半之久。只是到1861年8月，他又开始写“第二分册”。1862年12 月28日，他在给路·库格曼的信中写道：“第二部分终于脱稿，只剩下誊清和付排前的最后润色了。这部分大约有三十印张。它是第一分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只作为副标题。”但实际上那时，确切些说，到1863年中，马克思又写成了另一手稿，其篇幅远远超过1857-1858年的手稿，共二十三个笔记本，约二百印张。其中约有一半（第Ⅵ-ⅩⅧ笔记本）是阐述经济学说史的，以《剩余价值理论》这一书名著称。其余的笔记本在某种程度上涉及《资本论》一至三卷的问题。1861-1863年的整个手稿被看作《资本论》的第二稿。
马克思在以后的写作过程中，决定把自己的著作分为三部分。而手稿的历史批判部分应构成第四个，即最后一个环节。马克思在1866年10月13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理论史。”马克思也放弃了过去分册出版这一著作的计划，他决定不妨先基本上完成这部著作，然后再出版。）（注：　　为此，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的基础上继续致力于完善手稿中还没有得到充分阐述的部分。他补充研究了大量的经济文献和技术文献，其中有关于农业、关于信用和货币流通问题的文献，他研究了统计材料、各种议会文件、关于工业中的儿童劳动和英国无产阶级居住状况的官方报告等等。马克思用两年半的时间（从1863年8月至1865年底）完成了新的、篇幅很大的手稿，这就是三卷《资本论》理论著作的第一个详加琢磨的稿本。只是在全部著作完成（1866年1 月）之后，马克思才进行付印前的最后加工。根据恩格斯的建议，他决定不一下子付印全部著作，而是首先只付印第一卷。马克思极其细致地完成了这次最后的加工，这一工作实质上是整个第一卷的一次重新修订。为了叙述的完整、充分和明确，马克思认为，必须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头部分扼要地复述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内容中的主要问题。在目前的版本中，这些问题构成整个第一篇（《商品和货币》）。
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867年9月）以后，马克思继续从事第一卷的工作，准备德文版的再版和出版外文译本。他在第2版（1872 年）里作了大量的修改，就出版俄译本作了重要的指示。俄译本是1872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它是《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马克思还对1872-1875年分册出版的法译本作了相当大的加工和校订。）（注：　　另一方面，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继续从事其他各卷的工作，他打算迅速完成全部著作。但是他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中的多方面的活动占去他的许多时间。由于健康状况不好，他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中断工作。马克思高度的科学的认真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严格的自我批评——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就是以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力求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使它们达到最完善的程度”——使他在研究这一或那一问题时不断地回头做补充的考察。而在这一创作工作的过程中，也出现许多新的问题。
《资本论》的后两卷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准备付印和出版的。第二卷于1885年出版，第三卷于1894年出版。这样，恩格斯就对科学共产主义的宝库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还校订了《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1887年），准备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3版（1883年）和第4版（1890年）。在准备《资本论》第一卷第4版时，恩格斯根据马克思本人的指示，对正文和脚注作了最后的校订。——99。）
我把这部著作的第一卷交给读者。这部著作是我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初篇和续篇相隔很久，是由于多年的疾病一再中断了我的工作。　　前书的内容已经概述在这一卷的第一章中。（注：指《资本论》1867年德文第1版第1卷第1章，标题是《商品和货币》。在出第2版时，马克思修改了自己的著作，对它的结构作了很大的改变。他把以前的第一章和附录改为独立的三章，这三章构成该书第一篇。——99。）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联贯和完整，叙述方式也改进了。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前书只是略略提到的许多论点，这里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相反地，前书已经详细阐述的论点，这里只略略提到。关于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历史的部分，现在自然完全删去了。但是前书的读者可以在本书第一章的注释中，找到有关这两种理论的历史的新材料。
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第99页◎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
因此，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注：“只要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这句话引自贺拉斯《讽刺诗集》第1卷第1首。——100。）！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撇开这点不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第100页◎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然而它还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刚刚能够窥见幕内美杜莎的头。如果我国各邦政府和议会像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像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如果为此能够找到像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英国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么，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
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正像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等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撇开较高尚的动机，现在的统治阶级的切身利益也要求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因此，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立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第101页◎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国高教会派（注：高教会派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它的信仰者主要是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主张保持古老的豪华仪式，强调与天主教的传统联系。英国国教会中与高教会派相对立的另一派为低教会派，拥护者主要是资产阶级和下层教士，具有新教倾向。——102。）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进行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小的过失。但在这方面，进步仍然是无可怀疑的。以最近几星期内发表的蓝皮书（注：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以及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研究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102。）《关于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的通讯》为例。英国女王驻外使节在那里坦率地说，在德国，在法国，一句话，在欧洲大陆的一切文明国家，现有的劳资关系的变化同英国一样明显，一样不可避免。同时，大西洋彼岸的北美合众国副总统威德先生也在公众集会上说：在奴隶制废除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会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这并不是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但这表明，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
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的格言：◎第102页◎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注：“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是套用的但丁《神曲》中《炼狱篇》第5首歌中的一句话。——103。）
卡尔·马克思
1867年7月25日于伦敦
载于1867年在汉堡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3页◎
1872年第二版跋
我首先应当向第一版的读者指出第二版中所作的修改。很明显的是，篇目更加分明了。各处新加的注，都标明是第二版注。就正文本身说，最重要的有下列各点：
第一章第一节更加科学而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而且明确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只是略略提到的价值实体和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之间的联系。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式）全部改写了，第一版的双重叙述就要求这样做。——顺便指出，这种双重叙述是我的朋友，汉诺威的路·库格曼医生建议的。1867年春，初校样由汉堡寄来时，我正好访问他。他使我相信，大多数读者需要有一个关于价值形式的更带讲义性的补充说明。——第一章最后一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第三章第一节（价值尺度）作了仔细的修改，因为在第一版中，考虑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已有的说明，这一节是写得不够细致的。第七章，特别是这一章的第二节，作了很大的修改。
原文中局部的、往往只是修辞上的修改，用不着一一列举出来。这些修改全书各处都有。但是，现在我校阅正在巴黎出版的法译本时，发现德文原本的某些部分有的地方需要更彻底地修改，有的地方需要更好地修辞或更仔细地消除一些偶然的疏忽。可是我没有时间这样做，因为只是在1871年秋，正当我忙于其他迫切的◎第104页◎工作的时候，我才接到通知说，书已经卖完了，而第二版在1872年1 月就要付印。
《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一个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维也纳的工厂主迈尔先生，在普法战争期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注：即济·迈尔《维也纳的社会问题。一个“劳动给予者”著》1871年维也纳版。——105。）中说得很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注：在《资本论》第1卷第4版（1890年）中，删掉了这篇跋的开头四段文字。——105。）
在德国，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古斯塔夫·冯·居利希在他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中，特别是在1830年出版的该书的前两卷中，已经大体上谈到了在我们这里妨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因而也妨碍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建立的历史条件。可见，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缺乏生存的基础。它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别国的现实的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这种材料是从所谓官房学——各种知识的杂拌，满怀希望的（注：第3版和第4版中是“毫无希望的”。——编者注）德国官僚候补者必须通过的炼狱之火——抄袭来的。
从1848年起，资本主义生产在德国迅速地发展起来，现在正是它的欺诈盛行的时期。但是我们的专家还是命运不好。当他们能够公正无私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在德国的现实中没有现代的◎第105页◎经济关系。而当这些关系出现时，他们所处的境况已经不再容许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公正无私的研究了。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
拿英国来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还在李嘉图活着的时候，就有一个和他对立的人西斯蒙第批判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了。（注：见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1页。））
随后一个时期，从1820年到1830年，在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这是一场出色的比赛。当时的情况，欧洲大陆知道得很少，因为论战大部分是分散在杂志论文、关于时事问题的著作和抨击性小册子上。这一论战的公正无私的性质——虽然李嘉图的理论也例外地被用作攻击资产阶级经济的武器——可由当时的情况来说明。一方面，大工业本身刚刚脱离幼年时期；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被推到后面：在政治方面是由于纠合在神圣同盟（注：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革命联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106。）周围的政府和封建主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大众之间发生了纠纷；◎第106页◎在经济方面是由于工业资本和贵族土地所有权之间发生了纷争。这种纷争在法国是隐藏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对立后面，在英国则在谷物法颁布后公开爆发出来。这个时期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使人想起魁奈医生逝世后法国经济学的狂飙时期，但这只是像晚秋晴日使人想起春天一样。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
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甚至以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为首的反谷物法同盟（注：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于1838年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创立。谷物法是为大地主的利益从1815年起在英国实行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法令。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　1846年谷物法废除以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实际上，同盟的一些分支一直存在到1849年。——107。）抛出的强迫人接受的小册子，由于对地主贵族展开了论战，即使没有科学的意义，毕竟也有历史的意义。但是罗伯特·皮尔爵士执政以来的自由贸易的立法，也把庸俗经济学的最后这根刺拔掉了。
1848年大陆的革命也在英国产生了反应。那些还要求有科学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平淡无味的混合主义产生了。这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关于这一点，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尼·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中已作了出色的说明。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在法国和英国通过历史斗争而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在德国成熟起来，同时，德国无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已经有了更明◎第107页◎确的阶级意识。因此，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看来在德国有可能产生的时候，它又成为不可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他们聚集在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最浅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师夏的旗帜下；另一派是以经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约·斯·穆勒，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
所以，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德国资产阶级的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代言人，最初企图像他们在对付我以前的著作时曾经得逞那样，用沉默置《资本论》于死地。当这种策略已经不再适合时势的时候，他们就借口批评我的书，开了一些药方来“镇静资产阶级的意识”，但是他们在工人报刊上（例如约瑟夫·狄慈根在《人民国家报》（注：《人民国家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 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 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因此这家报纸成了19世纪70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
根据1876年哥达代表大会的决定，从1876年10月1日起，开始出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统一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以代替《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行以后，《前进报》于1878年10月27日停刊。——108、634。）上发表的文章（注：指约·狄慈根的文章《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年汉堡版》，载于1868年《民主周报》（《人民国家报》的前身）第31、34、35和36号。
《民主周报》是德国工人的报纸，该报用这个名称从1868年1月至1869年9月在莱比锡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主编。从1868年12月起，该报成为奥·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机关报。最初该报受到人民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久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该报开始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宣传国际的思想，刊登国际的重要文件，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869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宣布该报为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并改名为《人民国家报》。——108。）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至今还没有对这些对手作出答复。（注：德国庸俗经济学的油嘴滑舌的空谈家，指责我的著作的文体和叙述方法。没有人会比我本人更严厉地评论《资本论》的文字上的缺点。然而，为了使这些先生及其读者受益和愉快，我要在这里援引一篇英国的和一篇俄国的评论。同我的观点完全敌对的《星期六评论》（《星期六评论》是英国保守派周刊《政治、文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评论》的简称，1855年至1938年在伦敦出版。）在其关于德文第一版的短评中说道：叙述方法“使最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1872年4月20 日的《圣彼得堡消息报》（《圣彼得堡消息报》是1703年出版的俄国第一家报纸——《新闻报》的续刊，自1728年起在彼得堡出版，1728-1874年由科学院出版，自1875年起由国民教育部出版。该报一直出版到1917年底。）也说：“除了少数太专门的部分以外，叙述的特点是通俗易懂，明确，尽管研究对象的科学水平很高却非常生动。在这方面，作者……和大多数德国学者大不相同，这些学者……用含糊不清、枯燥无味的语言写书，以致普通人看了脑袋都要裂开。”但是，对现今德国民族自由党教授的著作的读者说来，要裂开的是和脑袋完全不同的东西。） ◎第108页◎
1872年春，彼得堡出版了《资本论》的优秀的俄译本。初版3 000 册现在几乎已售卖一空。1871年，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先生在他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一书中就已经证明，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使西欧读者在阅读他的这本出色的著作时感到惊异的，是纯理论观点的始终一贯。
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
例如，巴黎的《实证论者评论》（注：指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孔德的信徒德罗贝尔蒂在《实证哲学。评论》 1868 年11、12月合刊的第3期上发表的一篇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短评。
《实证哲学。评论》是法国的一家哲学杂志，宣传奥·孔德的资产阶级实证哲学；1867年至1883年在巴黎出版。——109。）一方面责备我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责备我——你们猜猜看！——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孔德主义的吗？）。关于形而上学的责备，季别尔教授指出：
“就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其优点和缺点是一切最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所共有的。”（注：尼·季别尔《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1871年基辅版第170页。——109。）
莫·布洛克先生在《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摘自1872年7月和8月《经济学家杂志》（注：《经济学家杂志》全称《经济学家杂志。政治经济、农业、工业和商业每月评论》，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月刊，1841年至1843年在巴黎出版。——109。）一文中，指出我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他说：
“马克思先生通过这部著作而成为一个最出色的具有分析能力的思想家。”　　德国的评论家当然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彼得堡的《欧洲通报》在专谈《资本论》的方法一文（1872年5月号第427-436◎第109页◎页）（注：指伊·伊·考夫曼写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发表在《欧洲通报》1872年第3卷上。
《欧洲通报》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月刊；由米·马·斯塔修列维奇创办，1866年至1908年由他在彼得堡编辑出版。该杂志刊登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1909年至1918年夏由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编辑。—— 110。）中，认为我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作者写道：
“如果从外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那么最初看来，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且是德国的即坏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实际上，在经济学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现实主义者……决不能把他称为唯心主义者。”
我回答这位作者先生的最好的办法，是从他自己的批评中摘出几段话来，这几段话也会使某些不懂俄文原文的读者感到兴趣。
这位作者先生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柏林版第4-7页（注：即本卷第31-35页。——110。），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中摘引一段话后说：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个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社会关系的一定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第110页◎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对两种事实进行尽量准确的研究，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对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秩序序列、顺序和联系进行同样准确的研究……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这些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第111页◎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注：指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毕希纳、朗格、杜林、费希纳等人。——112。），却已高兴地像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第112页◎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
　　　卡尔·马克思
　　1873年1月24日于伦敦
第一次载于1872-1873年在汉堡出版的《资本论》第2版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3页◎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一篇　商品和货币　第一章　商品
1.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第114页◎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物怎样来满足人的需要，是作为生活资料即消费品来直接满足，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来间接满足。
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商品尺度之所以不同，部分是由于被计量的物的性质不同，部分是由于约定俗成。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因此，商品体本身，例如铁、小麦、金刚石等等，就是使用价值，或财物。商品体的这种性质，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属性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在考察使用价值时，总是以它们的量的规定性为前提，如一打表，一码布，一吨铁等等。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商品学这门学科提供材料。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因此，交换价值好像是一种偶然的、纯粹相对的东西，也就是说，商品固有的、内在的交换价值似乎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注：形容语的矛盾的原文是“contradictio in adjecto”，指“圆形的方”， “木制的铁”一类的矛盾。——编者注）。现在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
某种一定量的商品，例如一夸特小麦，同x量鞋油或y量绸缎◎第115页◎或z 量金等等交换，总之，按各种极不相同的比例同别的商品交换。因此，小麦有许多种交换价值，而不是只有一种。既然x量鞋油、y量绸缎、z 量金等等都是一夸特小麦的交换价值，那么，x量鞋油、y量绸缎、z 量金等等就必定是能够互相代替的或同样大的交换价值。由此可见，第一，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第二，交换价值只能是可以与它相区别的某种内容的表现方式，“表现形式”。
我们再拿两种商品例如小麦和铁来说。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量的铁，如1夸特小麦＝a英担铁。这个等式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即在1夸特小麦和a英担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47-50］（注：方括号中的数字表示《资本论》第1卷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的页码。——编者注）
这种共同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加以考虑。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只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50］
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
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么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的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们不再是桌子、◎第116页◎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
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50-51］
可见，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质化在里面。那么，它的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
可能会有人这样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费的时间越多。但是，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第117页◎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
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作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
因此，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例如，同一劳动量在丰收年表现为8蒲式耳小麦，在歉收年只表现为4蒲式耳。同一劳动量用在富矿比用在贫矿能提供更多的金属等等。金刚石在地壳中是很稀少的，因而发现金刚石平均要花很多劳动时间。因此，很小一块金刚石就代表很多劳动。［……］总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第118页◎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
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并不是通过劳动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一个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就只是使用价值，而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 而且不只是单纯为别人。中世纪农民为封建主生产交代役租的粮食，为神父生产纳什一税的粮食。但不管是交代役租的粮食，还是纳什一税的粮食，都并不因为是为别人生产的，就成为商品。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注：第4版注：我插进了括号里的这段话，因为省去这段话常常会引起误解，好像不是由生产者本人消费的产品，马克思都认为是商品。——弗·恩·）最后，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51-54］
2.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
起初我们看到，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后来表明，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因此，在这里要较详细地加以说明。
我们就拿两种商品如1件上衣和10码麻布来说。假定前者的◎第119页◎价值比后者的价值大一倍。假设10码麻布＝W，则1件上衣＝2W。
上衣是满足一种特殊需要的使用价值。要生产上衣，就需要进行特定种类的生产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是由它的目的、操作方式、对象、手段和结果决定的。由自己产品的使用价值或者由自己产品是使用价值来表示自己的有用性的劳动，我们简称为有用劳动。从这个观点来看，劳动总是联系到它的有用效果来考察的。
上衣和麻布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同样，决定它们存在的劳动即缝和织，也是不同质的。如果这些物不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从而不是不同质的有用劳动的产品，它们就根本不能作为商品来互相对立。上衣不会与上衣交换，一种使用价值不会与同种的使用价值交换。
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或者拿一个较近的例子来说，每个工厂内都有系统的分工，但是这种分工不是通过工人交换他们个人的产品来实现的。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
可见，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或有用劳动。各种使用价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质的有用劳动，就不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里，也就是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作为独立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质的区别，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发展成社会分工。［54-56］
上衣、麻布等等使用价值，简言之，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如果把上衣、麻布等等包含的各种不同的◎第120页◎有用劳动的总和除外，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注：见《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47页。——121。）
现在，我们放下作为使用物品的商品，来考察商品价值。
我们曾假定，上衣的价值比麻布大一倍。但这只是量的差别，我们先不去管它。我们要记住的是，假如1件上衣的价值比10码麻布的价值大一倍，那么，20码麻布就与1件上衣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作为价值，上衣和麻布是有相同实体的物，是同种劳动的客观表现。［……］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劳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都是人类劳动。这只是耗费人类劳动力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当然，人类劳动力本身必须已有或多或少的发展，才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耗费。但是，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正如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将军或银行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则扮演极卑微的角色一样，人类劳动在这里也是这样。它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有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简单平均劳动本身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第121页◎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注：读者应当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或价值，而是指工人的一个工作日对象化了的商品价值。在我们叙述的这个阶段，工资这个范畴根本还不存在。）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这样就省去了简化的麻烦。
因此，正如在作为价值的上衣和麻布中，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差别被抽去一样，在表现为这些价值的劳动中，劳动的有用形式即缝和织的区别也被抽去了。作为使用价值的上衣和麻布是有一定目的的生产活动同布和纱的结合，而作为价值的上衣和麻布不过是同种劳动的凝结，同样，这些价值所包含的劳动之所以算作劳动，并不是因为它们同布和纱发生了生产的关系，而只是因为它们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正是由于缝和织具有不同的质，它们才是形成作为使用价值的上衣和麻布的要素；而只是由于它们的特殊的质被抽去，由于它们具有相同的质，即人类劳动的质，它们才是上衣价值和麻布价值的实体。
可是，上衣和麻布不仅是价值一般，而且是一定量的价值。我们曾假定，1件上衣的价值比10码麻布的价值大一倍。它们价值量的这种差别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由于麻布包含的劳动只有上衣的一半，因而生产后者所要耗费劳动力的时间必须比生产前者多一倍。
因此，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种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怎样劳◎第122页◎动，什么劳动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劳动多少，劳动时间多长的问题。既然商品的价值量只是表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那么，在一定的比例上，各种商品应该总是等量的价值。［56-59］
更多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两件上衣比一件上衣多。两件上衣可以两个人穿，一件上衣只能一个人穿，依此类推。然而随着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它的价值量可能同时下降。这种对立的运动来源于劳动的二重性。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能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因此，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因此，那种能提高劳动成效从而增加劳动所提供的使用价值量的生产力变化，如果会缩减生产这个使用价值量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就会减少这个增大了的总量的价值量。反之亦然。
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59-60］
3.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
商品是以铁、麻布、小麦等等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形式出现◎第123页◎的。这是它们的日常的自然形式。但它们所以是商品，只因为它们是二重物，既是使用物品又是价值承担者。因此，它们表现为商品或具有商品的形式，只是由于它们具有二重的形式，即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61］
谁都知道——即使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商品具有同它们使用价值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成鲜明对照的、共同的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这样，货币的谜就会随着消失。
显然，最简单的价值关系就是一个商品同另一个不同种的商品（不管是哪一种商品都一样）的价值关系。因此，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为一个商品提供了最简单的价值表现。［61-62］
A.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
x量商品A＝y量商品B，或x量商品A值y量商品B。
（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码麻布值1件上衣。）
(1)价值表现的两极：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
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都隐藏在这个简单的价值形式中。因此，分析这个形式确实困难。
两个不同种的商品A和B，如我们例子中的麻布和上衣，在这里显然起着两种不同的作用。麻布通过上衣表现自己的价值，上衣则成为这种价值表现的材料。前一个商品起主动作用，后一个商品起被动作用。前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为相对价值，或者说，处于◎第124页◎相对价值形式。后一个商品起等价物的作用，或者说，处于等价形式。
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依赖、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的两个要素，同时又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两端即两极；这两种形式总是分配在通过价值表现互相发生关系的不同的商品上。例如我不能用麻布来表现麻布的价值。20码麻布＝20码麻布，这不是价值表现。相反，这个等式只是说，20码麻布无非是20码麻布，是一定量的使用物品麻布。因此，麻布的价值只能相对地表现出来，即通过另一个商品表现出来。因此，麻布的相对价值形式要求有任何另一个与麻布相对立的商品处于等价形式。另一方面，这另一个充当等价物的商品不能同时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它不表现自己的价值。它只是为另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提供材料。［62-63］
一个商品究竟是处于相对价值形式，还是处于与之对立的等价形式，完全取决于它当时在价值表现中所处的地位，就是说，取决于它是价值被表现的商品，还是表现价值的商品。［63］
(2)相对价值形式
(a)相对价值形式的内容
要发现一个商品的简单价值表现怎样隐藏在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中，首先必须完全撇开这个价值关系的量的方面来考察这个关系。［63］
不论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件上衣，或＝x件上衣，也就是说，不论一定量的麻布值多少件上衣，每一个这样的比例总是包含这样的意思：麻布和上衣作为价值量是同一单位的表现，是同一性质的物。麻布＝上衣是这一等式的基础。◎第125页◎
但是，这两个被看作质上等同的商品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只有麻布的价值得到表现。是怎样表现的呢？是通过同上衣的关系，把上衣当作它的“等价物”，或与它“能交换的东西”。在这个关系中，上衣是价值的存在形式，是价值物，因为只有作为价值物，它才是与麻布相同的。另一方面，麻布自身的价值存在显示出来了，或得到了独立的表现，因为只有作为价值，麻布才能把上衣当作等值的东西，或与它能交换的东西。［……］在这里，一个商品的价值性质通过该商品与另一个商品的关系而显露出来。［64］
在上衣成为麻布的等价物的价值关系中，上衣形式起着价值形式的作用。因此，商品麻布的价值是表现在商品上衣的物体上，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上。［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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