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风云初变●
误，就是没让你们同你爸爸跑……”
那干部的妻子是位小学教师，有文化的。她后来告诉别人：“到底是读过书的，一笔好娟秀的字啊，竖着写的！”
大虎表哥在东莞办有三间电子厂，有一千多名工人。桂阳县里的外经部门做了许多工作，想请他回家乡去投资办厂，帮助家乡解决年轻人就业的问题。他始终没有去。我去做工作也没用。
2007年4月17日，大虎病逝于香港观塘。
◇第五节 强扭的瓜不甜◇
——宝安县的合作化和“退社风”
“当我们有意识地按照理想塑造我们的未来时，是不是在酝酿着一个更大的悲剧？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反面！”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一、新中国的集体化尝试
1956年。武汉。
毛泽东轻松地浮在长江水面上。
大江浩荡，滚滚倾往天际。好一派壮观景象！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此刻他的心情格外豪迈。
在他的心中，还有另一番壮观的景象：一年来，全中国的形势，真是好极了！
城市实现了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改造、工业指标连续被突破……尤其是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带来的大变化，那真是翻天覆地。
前不久，秘书送上的报告称，直至1956年4月，全国的农村基本上都已经实现了合作化。几亿中国的农民拿着申请书，敲着锣打着鼓，高高兴兴进了“合作社”，走到集体化道路上来了！
真是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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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就在农村掀起了“土地改革”运动，把地主富农的田地财产都没收过来，分给了那些穷苦的农民，人人有田可种，有饭可吃了。农民的生活比动荡下的国民党时候好了，人民群众从内心拥护共产党。
他又发动农民搞起了互助组。让一户两户、三户四户的农民“互帮”,贫苦农民相互协作，农具耕牛交换使用。
但是，好景不长，新的问题出现了。
土地分到农民手里后，农村很快又出现了“分化”：那些劳力弱的、孩子多的、生活穷困的，宁愿把手里的地卖了了。而劳力强的、富裕的农民想发家，又把穷人的土地买到自己手上来……土地往富人一边流，平均分下去的土地又不平均了。
原来，共产党就是把土地送到农民手里，如果任其下去，还是会穷的穷，富的富呀！
汇报的材料告诉他，一些穷苦的农民，是靠着互助组的乡亲把粮食借给他们度过荒年的；那些没有劳力耕地的老人．生病在床的寡妇，是靠着互助组的乡亲替她们耕地下种的……
要这样下去，那还革什么命，流什么血啊？这是谁都没有想到！
于是，毛泽东在巾臾的会上警告说，如果这个时候不拉农民一把，“农民会说我们共产党见死不救！”
在中国，既要让农民富裕．又要避免再回到贫富两极分化的路上去，是个难题。有什么办法避免呢？
只有靠三个字：集体化。
这是一条不是哪一个人“富”，而是大家都“富”的共同富裕的道路！
那么，这条路怎么走呢？
首先，把儿亿农民都组织起来，组合到许多的“集体组织”中去。再进一步解决产生贫富悬殊的生产资料——土地问题。
发动农民把已经分下去的土地、耕牛、农具……再交回来，重新组织到“集体”中去。
只有这样，地是集体的地、田是集体的田，打的谷子是集体的谷子，农具、耕牛……全都是集体的，农民一起劳动，一起分配，才不会有哪家贫，哪家富，哪家剥削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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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铲除了资本主义的土壤，消灭了“不平等”，最后就可以实现千百年来多少圣贤的愿望！
他给中国的这个“集体”取了个名字，叫做“农业合作社”。
从个体到互助组．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一步步把农民朝高处引。这就是“集体化”的道路。将来还要把农民引向集体化程度更高的社会：共产主义，最后让农民进人丢掉小“我”，溶入大“我”的至高境界中！
这，就是毛泽东的集体化理想！
但事情并没有如预想中的那样顺利。
1955年7月11日，颐年堂。
刚刚从农村调查回来的毛泽东风尘仆仆，便急着召见邓子恢、廖鲁言、谭震林、陈伯达等人。
“你们说农村的形势那样不好，农民要求退社的多。有那么严重吗？”
邓子恢：“的确是这样的，主席。有些农村干部强迫农民入社。农民思想不通，生产就没积极性，庄稼也就长不好……”
“我刚从外地回来，怎么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很好嘛，农民生产消极了？”
邓子恢插言：“农民缺粮是真的”
毛泽东：“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嘛。我调查了。是地主、富农们闹的。他们对搞集体化本来就一肚子火。柯庆施对我说，有些人就是不愿意搞社会主义。”
几人都没作声。
“你们原来发展合作社的计划太慢了，要改！”他把送来的计划放到桌上，“下半年我们的合作社要发展到130万个！”
“我看还是维持原来计划的100万个吧。慢一点好。”邓子恢壮着胆子反对，“这不像我们土改，把土地交给农民，现在是要从他们手中收回来，工作就不好做了。”
毛泽东没作声，继续抽烟，听。
邓子恢越说越起劲：“大规模普及的条件也不成熟，前段时期试办的那些合作社，有些连会计都找不到……有些地方，把农民的棺木、老羊皮袄都拿来入社了……”
邓子恢越说声音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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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了：“你好像比我还有理！”
他把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当然，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他同陈伯达谈起过多次，这在同邓子恢争论时，没有去展开。
那就是，不仅防止“贫富分化”必须搞“集体化”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逼着你不能不搞“集体化”。
就在此前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重工业的目标制订了。这中间遇到一个问题：发展重工业就得要粮食、要棉花、要原料。这些原料从哪儿来？只有从中国农村这个大仓库中来。照新中国成立初年农村的状况：薄地、耕牛、水车……农民吃的都不充足，拿什么去支持五年计划？
说白了，用什么办法来让地里快点多打粮食，多生产棉花、多出油料来支援工业化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靠农村快点实现合作化，靠“集体化”来促进生产发展！
用一句经济学上说的话就是：用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来促进生产力发展！
这个道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过的：18世纪手工工场的生产力，正是通过“分工”创造出来的！祖师爷马克思也在他的著作中引用过。
通过发展集体化来提高生产力，苏联的集体农庄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取得了醒目的成就。
1952年苏共第十九次大会上，马林科夫就宣布：通过“集体化”，苏联已经使小麦的产量比1940年增加了48％。长期困扰俄国人最严重的“吃”的问题，就是在“集体化”中解决的！（后来证明，这个增长数字是虚夸的——作者）
毛泽东身边的“秀才”陈伯达更是力主这一经济观点。毛泽东在批复山西省关于办合作社的报告中，更特别提醒刘少奇、薄一波等人注意社会主义可以创造高速度的问题：
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基础，也是可行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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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9年第l期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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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加快办合作社的步伐，不靠改变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你邓子恢的农村部张着个巴掌，拿什么去支援工业化呀？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六中全会。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指出，全国农村在1958年之前，要全部实现合作化！
这比原来刘少奇设想的花二十年的时间先搞机械化再搞集体化的速度翻了几番！
一个“加人农业合作社”的热潮，随之就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滚起来了！
到1956年5月止，全国91 . 2％的农户都人了合作社，到11月底，更增加到96 . 1％。
毛泽东决定继续扩大战果：又把矛头对准了城市“集体化”!
按照中共中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应于1967年完成，结果1956年就完成了。提前了12年之多！
从农村到城市，双喜临门！仅仅几个月的功夫，全国山河就都“集体化”了，真是飘在南海里的一只小渔船，也是农业合作社的了！
但是，毛泽东也许没有想另一个问题：亚当?斯密的手工工场例证，能不能运用于20世纪的中国农村实践？18世纪的英国赤贫无产者，与20世纪有田有地的中国农民，对于搞“集体化”会有怎样不同的心情？
离开了中国的实际，强行快步走“集体化”的道路，必然导致“隐性反抗”——消极怠工、生产效率低下，种种恶果的种子已经埋下了。
那是后话。
而他的“大办快办”合作社，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已经开始。
现在，我们离开万里长江那个浩大的背景，去找一个小“点”看一看。
在遥远的南方，在“合作化”的高潮被掀起，一片敲锣打鼓之后，深圳河边的那个小县——宝安县是怎样的？
当那些无奈地牵着老牛的农民、拿着“申请入社”的红纸，强作“欢笑”走进合作社的大门时，毛泽东可能并不知道，在这一些的后面，在发生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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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宝安县的反“退社风”运动
他们一边敲锣打鼓，给老牛披红戴花，朝“合作社”招牌的大屋走边却在刚刚睡暖的炕头、眷念着刚刚垫足了青草的牛栏……
宝安县的历史档案，记载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宝安县农民的生活状况。宝安县80％以上的土地权都集中在少数人——地主阶级手中。
民国时期的中国，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就决定了社会处于极大的不合理与不安定之中。没有土地的宝安县的大部分农民，生活必然贫困。
正是这种贫困导致了人民对国民党政权的否定。
以一例为证：
宝安县桥头村农民林嘉福耕了地主林良旺三石种田，一年只能收谷三十五担。除交租二十担外，每年还要交“文田谷”二十斤、“巡丁谷”九十斤、“保长谷”一百五十斤、“族房谷”十斤、“征兵谷”二百零六斤……
辛苦付出血汗一年，林嘉福最后拿到手中的，只有不到三担谷子。就是说，不到其实际生产的十分之一。一年一家人只有二个月的口粮。
三四月，青黄不接，是地主向农民盘剥的最好时机。农民不忍一家老小饿死，高利向地主借粮。往往是借一还三，甚至借一还四。
在这种情况下，战乱中的国民党政府还要向农民征收壮丁谷、保甲谷、靖安谷等等苛捐杂税。
种种盘剥之下，宝安县农民一年的收人，大约是其收获的一成到两成。
这样可怜巴巴的收获，怎么养活妻子儿女？
为穷困所逼迫的农民常常走上绝路。
资料记载：“林嘉福在此情势之下，只得带着一家老小七口出去讨饭，七十几的老母亲不忍心拖累儿女，出门前上吊而死。妻子和小儿子饿死在去东莞逃荒的路上……”
有此遭遇的宝安县农民，在民国时期，非此一例，不在少数。
蒋介石政权在农村的失败，农村的贫富悬殊，农民的穷困境遇，正是中国共产党获得农民拥护的“立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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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来了，改变了这一切。
1949年10月19日下午4点25分，在今天的深圳剧院原址，宝深军管会主任刘汝深庄严宣布：深圳解放了！一切权力归于人民！
这是多么大的喜讯啊！群众自发地涌上街头，敲锣打鼓，燃放炮仗庆贺。
如同当年在解放区开展的，使得后来的解放战争获得了广大贫苦农民支持的“土地革命”一样，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在广大农村发动“土地改革”,“斗富济贫”，把集中在农村少数人手中的土地，拿来分给在农村占大多数的贫苦农民。
1950年6月，宝安县人民政府向人民宣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没收地主的生产资料和多余的房屋。征收祠堂、庙宇、寺院、学校和团体在农村的土地和其他公地。”
人民政府真正地实现了农民世世代代盼望的“均贫富”。共产党，真正获得了贫苦农民的心！
宝安县的“均贫富”是分成这样几步走的：
第一步，镇压反革命。首先把农村的反动势力打下去！
1949年，解放军工作队进深圳，人民政权获得高度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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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3月9日，宝安县政府分别在深圳、南头、西乡召开群众大会，判决了163名反革命和不法地主。一次就枪毙了大匪特首领林强、刘色风等16人。
1951年3月至6月，宝安县共扣押“反革命”1324人，枪毙180人。反动阶级的气焰被打下去了！
第二步，派出工作队进人农村“访贫问苦”、“串连扎根”。
一队队背包上挂着毛巾和漱口杯的工作队进人了农村。他们大都来自底层的劳动人民，与穷苦的“阶级兄弟”吃一锅饭，睡一张床。贫苦农民把他们当成了“贴心人”。
第三步，把农民组织起来，跟地主阶级势力斗争。
怎么把农民组织到一块呢？什么是农民的共同点呢？那就是他们在旧中国同样受地主豪绅的压迫、充满着对国民党旧社会的怨恨。
共产党在农村广泛开展“忆苦思甜”教育。
一次次的“访贫问苦”，一次次的“诉苦大会”，共同的遭遇，使分散的农民把所有的仇恨都集中到“黑暗的旧社会”、“地主阶级、国民党”身上，农村的组织坚强了。穷人的心紧紧地同共产党连在了一起。
第四步，农村工作队顺势发动组织“农会”，并开始了中国农村革命的“重要”一步：划分“阶级”。
怎样划分阶级呢？
有关资料记载，1951年宝安县的土改工作队刚进人农村时，无法分清“阶级”，曾用过一个最朴素的“方法”：穿烂衣服的就是贫雇农，谁家壁上挂着腊肉腊鸭的就是地主。
同一个祠堂姓氏的子孙，按照经济状况被分成：贫（雇）农、下中农、上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等多个成分。前三者为人民政权的“依靠对象”，富裕中农为“团结对象”，富农、地主为“专政对象”。
“千年百代一姓人”的中国农民，从此有了不同的身份——“阶级”。
为什么要划分阶级呢？
有了阶级的划分，阵营就分明了，斗争的对象才能清楚，才能团结大多数，孤立少数人，进人“革命”的下一步。
第五步：斗争地主分田地！
而今互联网上网的年轻人常常不解为什么“斗地主”：地主和农民有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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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大恨吗？分了人家的田地得了，为什么还要“斗”他们呢？
事实上，斗倒地主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把地主阶级的威权打下去的过程，更是一个新生的政权在农村获得道德支持的过程。
做牛做马的贫苦农民翻身了，而当年压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阶级被斗倒在脚下了。是共产党来了，让他们扬眉吐气，“当家作了主人”。
在大会上被批判斗争的地主“交代了罪行”，穷苦农民上台控诉“地主阶级的罪恶”，群众的情绪被调动起来，口号喧天，群群激愤。
打倒少数，底得大多数，新生政权更加稳固了。
勇敢的农民冲进地主的高墙大院，强迫地主交出账本、地契，然后一把火烧了。地主所有的土地、房屋、牲畜都被充公，按农会的指定一一分给农民。
宝安县的历史记录充满了激动：“那些盖满官印的田契，从此随着整个封建剥削制度的灭亡而焚烧殆尽！”
我在宝安县土地改革有关的历史资料中发现了一张图，图中的说明写着：”1951年5月29日，宝安县举行土改没收典礼大会，做成猪栏形状的地主栏设在主席台的右边。低眉顺眼，垂头丧气的地主被一个个押上来，被定为不法地主的都戴一顶五寸的白色高帽，守法地主则蹲在地主栏的前面。献田契仪式开始，地主们一个接一个上台，向毛主席像叩头谢罪，然后双手向农民代表献上红纸包着的
地契……”
毫无疑义，50年代初的土地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20世纪90年代，深圳作家苏伟光、杨宏海主编了一部《深圳民间歌谣》，其中有一段《土改快板》，用宝安县农民的话，记录了土地改革后农民喜悦的心情：
50年代宝安县的一．“斗地主”大会沮面：地主向人民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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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名叫亚福，今年五十六。
想起解放前，住个茅寮屋。
着个烂衫巾，食个盐傍粥。
解放翻倒身，分田又分屋。
涯阿福，涯阿福。不不忘共产党．水远过幸福。
可惜的是，中国农民的这种欢天喜地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太久：不久，为了“带领群众走集体化道路”，一场声势浩大的“合作化”运动卷地而来，交给农民的土地又要重新收回去！
人民对共产党那种感激的心情，从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宝安县的合作化运动来得很快，一开始曾让人感到突然，人们原以为“集体化”是多年后的事，1953年底，宝安县委在试办了第一个合作社——“新桥农业合作社”后，还在文件中得意地认为速度已很快了：“这样，5年时间内，我们就可以实现全县合作化。”
可是北京一声号令，全国的“合作化”突然加速！随着毛泽东批判邓子恢等的“小脚女人”，所有的人都不敢冉站在“革命的对立面”。
根据“中央的精神”，宝安县的“5年实现合作化”一改而变为：“一年内全县实现合作化” !
速度从天而降，“堰苗助长”当然就出现了：入不入社，被说成了“是跟国民党还是跟共产党”的问题。不肯入社的农民被五花大绑上台批斗，以杀鸡儆猴！
成效当然也很快出现，资料显示：到1956年初，宝安全县就从仅新桥l个试验合作社猛地增加到86个合作社。到1956年5月，更是建立了265个农业合作社。
仅仅5个月功夫，宝安县那些刚刚有了土地的农民，又把土地交了出去，变成了“社员”，转眼就两手空空！
当年把土地交到农民手上，农民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现在又把到手的土地交回到“集体”去。他们一边敲锣打鼓，给老牛披红戴花，朝“合作社”招牌的大屋走，一边却在眷念着刚刚睡暖的炕头、刚刚垫足了青草的牛栏……
该种对“私有”生活的追求，深留在中国农民心中，哪是一年半载可以
●第一章风云初变●
改变的？当然一有机会，又要表现出来。
1957年，当城里发动“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右派分子纷纷“向党进攻”的时候。宝安县农村“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也抬头了，其表现就是：农民普遍要求“退社”。
宝安县的历史档案显示，在这场“退社风”中：
以龙华乡为例，全乡九个合作社社，就有五个散了；
南头乡的十一个合作社，有三个散了，有五个正在动摇，真正还顶着坚持要办的，仅有三个社。
布吉区山厦乡的社员黄锦平说：“我怨恨入了社，你叫毛主席来也搞不通我的思想！”
新围农业社的干部坚持着不让农民退社，谁要退，不给退犁耙。这让一部分农民愤怒了。有人一声呼喊便组织了一个“退社团”，团结了几十个要退社的群众，围住了合作社干部吵。
“退社团”提出的条件有：把田地全部重新再分，包产到户，谁都有份（包括地主富农）。要让老农当家。要恢复油粮自榨自食，不要再搞统购农民的油粮……
如果不同意“退社”，不让他们牵老牛回家，就要搬干部家的桌椅床铺，有人干脆坐在干部家吃饭不走。
“退社风”越刮越凶，变成了找共产党的“算账风”!
档案记载，龙华乡的地主黄xx要讨回土改时分的房子，说：“你们住了我的房子是白住吗？”强要合作社交纳340元房租。
黄田社的地主林达明在赶墟时遇到分了他田土的贫农林占礼，扯着林的衣服问，你耕了我的土地到要可什么时候才还？老实的林占礼说不是我分的，是共产党要我分的。林达明不让走，让林占礼答应归还解放前借的旧账港币8元才算罢休。
这分明是一股“反共”风！
农村嚷“退社”，城里右派嚷“共产党下台”，对于这一切，能够任其下去吗？必须打退城乡阶级敌人的反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