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惨痛的历史。一个民族要是内部对立，会给百姓带来多少惨痛啊。现在，谁是谁非并不重要了。连战都回来了，两党握手了。温总理都要我们捐弃前嫌了，还有什么呢？重要的是中国人都记住有过的这一段惨痛的历史，不要让它再发生了。”
◇第三节 深港特工秘密战——活擒刘立福◇
曾经是中国第一高楼的深圳地王大厦脚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不小的广场，叫人民广场。宝安县的许多群众大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1956年７月2９日，在这里举行了几千人的群众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处特务刘立福死刑，当即押往而今的红宝路地带枪毙。
一
1955年下半年，有一位着花条格衫的香港中年男子，在经过罗湖桥时因为带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的行李而被带到了调查室询问。在调查室里，中年男子突然提出要同深圳市某机关某人通电话的要求。
十几分钟后，一辆吉普车开来把香港男子接走。
神秘的香港男子被带去宝安县公安局，接待他的是一杯清茶、一把蒲扇，还有一位宝安县公安局的领导。
“辛苦了，辛苦了。”公安局的战友握着香港男子的手摇着。
香港男子说的是广东的客家话。局领导李馨亭是北方人，所以当时在场的还有侦察科懂客家话的小Z。充当“翻译”。
●第一章风云初变●
“４号同志叫我向你们问好。”香港男子说，“他叫我口头带来情报：刘立福为陈镜辉收买，过河来爆破铁路。国庆节前就可能从香港莲麻坑一带渡河。请你们注意防范。”
半小时后，宝安县公安局的院子里，有个工人在单车后尾搭着该名香港男子进入深圳火车站，消失在回香港的人流中。
香港情报机构不通过其他途径，而是派人亲自过河来送情报，说明此一情报的机密性。
50年代的宝安县公安局局长李馨亭在办公室向作者回忆深港边境往事
陈镜辉是什么人？刘立福是什么人？这位中年男子送来的情报说的是什么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建立后，退缩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一直在派遣特工潜入大陆，策动对红色政权的颠覆破坏。台湾海峡不易跨越，中立的香港自然成了国民党势力潜入大陆的最好通道。
当然，共产党也不是等闲之辈。深圳河北边早作戒备，布满眼睛。据说，广东的一位作家在公安部门的陪同下参观罗湖桥时，问：“我们的地下线索在哪里？”陪同者指着布满车站前的杂货店、报摊、卖云片糕的小贩说：“这些人中有一半是我们的人。”
双方的情报部门都在竭力利用香港。
据说，在香港，有人是专干“贩卖情报”这一行的：共产党给钱，给共产党弄情报；国民党给钱，给国民党弄情报。谁给的钱多，情报给谁。
当时，国民党针对深圳河边境的特工组织主要由台湾的“中委二组”直接指挥，首领是一个宝安县观澜乡人，名叫陈镜辉。
双方的“特工”虽然彼此从不见面，却非常“熟悉”。李馨亭等人清楚“中委二组”头目是谁，隶属台湾的哪个系统领导，最近主要的行动目标是什么。陈镜辉同样也知道：河对岸那个对手叫李馨亭，是山东东明县人，老家地名叫五霸乡。甚至连李馨亭什么时候南下、老婆在哪儿上班，他手下最得力最英俊的侦察员周水君最近在同一位姓杜的女教师“谈恋爱”……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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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清楚。
所谓高手过招，谁也不服谁，往往是你策反了我一个人员，我还你一次秘密爆炸……角力，在无声地进行着。
1955年，台湾方面给予“中委二组”指示：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期间，派人偷渡过河去，炸掉广九线的一段铁路。
一旦铁路瘫痪，按时驶入广州和香港的列车突然停开了，消息会很快传到国内外，这不仅会在广州和香港造成恐慌，还能在国际上造成中共政局不稳的假象。
“上百公里的路段，在哪里放颗炸弹不行啊？以各位对宝安县的熟悉，不说放颗炸弹，就是放颗炮弹，也只是湿湿碎（小意思）的事啦！”陈镜辉端了一碗酒，绕场一周，敬着各位兄弟。
“小意思，小意思。”众弟兄一齐举杯。
陈镜辉在会上布置任务的事，第二天就成为宝安县公安局秘密会议桌上的讨论题目。以致后来被捕的国民党特工不能不摇头感慨说：“还以为我们的内线厉害呢，你们的更厉害！”
但实际上，宝安县公安局知道的也只是计划的表层，“中委二组”的核心组织还没有人打进去。这个计划派谁来执行？偷渡走什么路线？手法打算怎么样变化？依然不清楚。
当时可以判断出来的只是：执行人很可能不走罗湖桥的正常通道，而采取从深圳河边芦苇丛偷渡的路线。这是因为从罗湖桥以“港澳同胞探亲”身份通过，必须接受严格的检查，带上炸弹不容易；而陈镜辉身边有不少宝安县人，熟悉地形从深圳河一带偷渡，较为容易。
让李馨亭感到为难的是，边防线这样长，很不好防。过河就靠近铁路了，放个炸弹就是几分钟的事，对于熟悉边境的人来说，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要避免“爆破成功”，最佳的办法办法当然是：掌握核心机密，得到偷渡位置，在“人”一过河时就先抓住。
宝安县公安局把得到更“进一步机密情报”的要求向上级提出来了。
真要感谢那位神秘的“4号”，现在，情报送来了，准确地指明了：人叫刘立福，渡河的位置在莲麻坑一带。
有人，有方位了，事情好办多了。
至于送来情报的4号究竟是谁？这连当时宝安县公安局的最高层也不清
●第一章风云初变●
楚。也许就是前面说的代４号问好的中年人本人：“宽脸膛”、“三十多岁”。
当然，也许根本不是。
二
“刘立福。”侦察人员打开秘密档案，细细寻找着那个准备过河来爆炸的人。
找到了——所有必须注意的人物，都在秘密档案中记录着。
“刘立福，男，宝安县平湖白泥坑村人。文化程度，高中。未婚。1950年由蛇口乘船偷渡去香港。”
下面是有关人员对刘立福的外相描写，也在记录中：
“20多岁，白净面皮、面貌俊秀，有点像女人。人非常机灵、善变，行动诡秘。喜欢同女人说笑，好色。说话时喜欢用食指和中指并合打手势。”
据说刘立福在读书期间还被“中统”相中，学习过有关的谍报知识。
由于宝安县的偷渡者过河之后，往往会找不到工作。国民党的特工组织便常常在偷渡者身上做工夫，发现好的“苗子”便下工夫培养，然后再派过来。
刘立福一偷渡到香港，陈镜辉就把他网罗为准备送往台湾深造的“重点训导对象”。
有趣的是，据说，当时中共在香港的情报人员也注意到了刘立福，开始还准备把他发展成为中方的谍报人员。当时有关方面的指示是，只要刘立福不是死心塌地为国民党服务，他可以脚踏两只船，为国民党方面提供一般性情报，以掩护自己，而暗中应为我们提供更机密、更重要的情报。
但是，刘立福的一个叔父在镇反时被共产党枪毙，他反共立场很坚定。陈镜辉用重金把他发展成“中委二组”的谍报人员后，他拒绝了中共驻港情报机构对他的“收买”。
对于这样的危险人物，广东省公安厅特别指示：一旦偷渡过河，立即利用机会，执行武力抓捕！
陈镜辉选择刘立福，当然还考虑到刘立福是宝安县当地人，说话、利用地形，都有条件。反过来说，一个操江浙口音的人，一接近边界就会被监视。
但陈镜辉万万没想到，选择宝安县当地人，又给宝安县公安局的侦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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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对爆破点位置的寻找，提供了一个可供判断的条件。
情报分析人员认定，因为被派遣人一般会选在自己熟悉的地段下手，刘立福不可能选择到深圳镇或者龙岗乡等他根本不熟悉的地段去作不必要的冒险。所以，“中委二组”计划的爆破地点，很可能就在刘立福长期生活过的广深铁路的平湖一带。这就大大缩小了防范的范围。
很快，在准备“过莲麻坑便抓捕”的同时，宝安县公安局还作了如果“抓捕不成”的第二手应对：广深线的平湖及附近路段的警戒，在暗中加强，变得水泼不进。
根据4号提供的情报分析，刘立福的潜入爆破时间，可能是在1955年的国庆节前后，所以到了9月的下旬，一切抓捕的工作都已做好，只等鱼儿上钩。
但是，时间在一天天过去，没有动静。
1955年的国庆节，宝安县城里开了庆祝大会，晚上舞龙灯。刘立福没有来。
又过了几个月，从香港那边传过来的情报说，没有什么变化，刘立福天天在尖沙咀泡歌厅，同舞女们打牌、喝酒，看不出他有什么要行动的迹象。
是４号的情报有错，还是陈镜辉的计划改了？
1956 年2 月的一天，罗湖边检站的监视哨突然报告：刘立福出现了，执香港居民身份证，正在海关接受检查呢。奇怪，没走莲麻坑了。他怎么还选择了这么一个时间进来？就是离五一节，也还有两个多月啊！
“是让他入境还是马上抓？”电话那头，侦察员小周悄悄的声音。
“有没有带违禁物品？”公安局长问。
“没有——什么也没带，就一个包。”
当然，这是个好时机。抓了他会省了很多后患。但是没有现行，就是有血债的国民党警宪，过境时也不能抓呀。
一时已容不得考虑那么多了。人已在站台边，再拖他的时间说不过去。
“先放他进来。”
当时的判断是：刘立福必定是带有任务来的，有任务就会行动，只要盯得紧，不怕他行动，行动了就好抓。
奇怪的是，刘立福来到深圳镇上后，什么也没干，在杂货店买了一包香烟，在车站的旅客休息室坐了十分钟。好像很无聊似的，漫步到摊上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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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羊城晚报》，突然转身上了往广州方向去的火车。
车站旁卖报摊的王老头，立刻把情况传给了走过来买报的“港客”——侦察员刘志新。
这家伙上火车是要到哪里去呢？想干什么呢？
火车在往他的老家平湖的方向开。
宝安县的公安机关，立刻通知在他的老家平湖白泥坑村周围和铁路沿线加强警卫，等着刘立福回老家来。一边派人跟踪刘立福上了火车。
但是，刘立福没在平湖下车，火车拐了一下，朝广州去了。
刘立福一直到广州才下车。
一下车，他身边突然冒出来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他领着孩子在广州火车站转了一圈，又突然跳上了火车，往深圳香港的方向回去。
这家伙在卖什么药啊？他潜入过来的“任务”，难道仅仅是给那些在香港的父母，雇来领孩子偷渡的吗？
打掩护，这小子不会那样简单。
他真正的目的是做什么呢？他会要在这个时间搞爆炸吗？
不管怎样，先上火车，盯住了他再说，别让他跑了。
在刘立福后面的座位上，有四个高声叫着打扑克的青年；在刘立福座位前面的过道上，一个找不到座位的“农民”正将行李“横摆”在过道上抽卷烟。两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似乎在漫不经心地欣赏窗外的风景。
现在，前后有7个侦察员堵住了刘立福，刘立福可说是插翅难飞了。当时的计划是：到了深圳，先以“带小孩偷渡”为名扣押刘立福，把他关起来再审。
但是，此刻，刘立福似乎一点警惕都没有，火车刚出广州站，他竟靠在长椅上打起盹来。躺在地板上装睡觉的侦察员从地板朝上看，看得见刘立福悬着的两只脚和穿着的皮鞋。心想：今天你就是再有本事，怕也难飞出去了！
车过了石龙就是平湖，到他老家了。
他没下。
过了平湖就是布吉，过了布吉就是深圳。
奇怪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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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从地上蒸发了一样，一到深圳，刘立福就不见了！
座位上留下的是那个孩子。
三
当夜，香港方面的内线情报人员就报告说，刘立福此次过境，目的还不是爆破，是转手另一个情报。本来要在平湖下车回老家，顺势观察的。但在车上，他同侦察员的目光偶然相碰的时候，发现了危险。于是不走罗湖桥，中途突然下车，临时决定“偷渡”回去。现已回到了香港观塘家中，窗口的灯已经亮了！
好个狡猾的刘立福！他在广州火车站已经顺利交接了情报，很有可能就是利用小孩转的手。
“我们上当了！”
“一定要抓住刘立福！”第一次的耻辱让侦察员们分外气愤。
还好，根据香港方面的情报，刘立福并不知道他最重大的行动任务——节日爆破铁路的计划已经暴露。因此，照分析，他仍会再来。
又是两个月过去。侦察员们等着。
1956年4 月26日，宝安县公安局突然再次接到可靠情报，刘立福将在五一节前夕过来，这次他的任务次才真正露出陈镜辉的底牌：爆破深圳的平湖—布吉之间的铁路。
绝密的命令下到了守卫边境的三○团部队各岗哨，尤其是与莲麻坑接界的哨所：“就在边境上抓他！如果他反抗或逃跑，可以开枪。不能抓活的就把死的带回来！”
铁路沿线也加强了岗哨，平湖—布吉一线的铁路线上，哨哨相望。加上附近公路上巡逻车来往巡逻。即使刘立福通过了边境线，也根本无法靠近铁路实施爆破。
这回，李馨亭把刘立福的破坏计划再多作了一种考虑。万一刘立福不走罗芳村渡河呢？万一他直接走罗湖桥，作为港客回乡合法入境呢，怎么办？
对刘立福来说，这样做也是完全可行的，作为“港澳同胞”，只要没有“现行”，谁也不可以抓他。他可以平安地回到白泥坑村家中，而爆破用的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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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可能早已经有人先带过来，藏匿在他家中或者什么地方了。
他可以在家中睡个好觉，然后突然在某个时候出现，到某个地方，取出炸药，瞅着机会，飞快地靠近铁路，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完成爆破。
为了对付这一种可能，李馨亭又再加派了一支队伍，将白泥坑村周围的山头、道路以及刘立福的家秘密包围起来。
“我记得是26号下午开的会，27号我就与叶盛湘、周水君去了白泥坑村。”老公安陈恩祺回忆说。几十年的事情，至今还记得在哪一天发生，可见老侦察员独到的记忆力。
“我们去的时候，民兵队长还不以为然呢，”陈恩祺说，“还说，不会吧，刘立福人挺老实的呀，他怎么会干这个呢？”
白泥坑的山上，有一条小路，是刘立福要潜回来必走的，十几个民兵，还加上我们公安局的五个人，提前埋伏在路边上。
虽然是四月份，天气已经是闷热难耐。尤其是夜晚，十几个小时趴在草丛中，蚊子一团团地来围攻人。“也许是太盼望抓到刘立福了，蚊子叮在身上都没感觉了。”老侦察员们回忆着。
“28、29、30——”他掰着指头说，“我们就这样在草丛中整整等了刘立福三天。没来。”
“五月一号晚，大约11点的时候，我伏在地上累了，正想到偏僻处小便，猛听到笋岗桥方向‘轰——’地一声巨响，爆炸了。”
“狗日的，给他爆炸成功了！他根本没有上白泥坑来！”
刘立福顺利地在平湖附近完成了爆炸。
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过境时也没有被抓住吗？
刘立福是怎么爆破成功的呢？这在当时成为一桩轰动的疑案。
据后来侦破的情况，狡猾的刘立福突然不选择他熟悉的莲麻坑路线偷渡，而选择了他不熟悉的从香港新界到深圳黄贝岭的路线偷渡。那儿深圳河上有一段芦苇特别密。据说，这条路线是他从被香港方面收容的偷渡者口中得知的。
“当时，我也早有一点预感，这家伙可能爆破成功。”另一位侦察人员说，“因为据香港方面情报，他应该在4月28日就已经离开了香港，就是说，我们有三天时间失去了他的踪迹。对手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消失了这么久，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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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三天中，刘立福到哪儿去了？
直到后来刘立福被抓获，才揭开这个谜。
为了隐蔽行踪，在到达了深圳方面的黄贝岭后，刘立福哪儿都没有去，就一直趴伏在酷热的稻田里，整整躲了三天！全靠干粮和露水生活，根本就不接近铁路，也不回他的老家。就这样，他凭着坚韧的毅力，终于得以在宝安县公安人员的眼皮下消失三天，无法跟踪。
“这个人好耐心啊！”老侦察员们至今还感叹说。
好个刘立福！
那么，他又是如何接近铁路而未被抓获的呢？
其实，哨兵是有机会抓住他的。刘立福在4月30日时已经第一次接近了目标，即平湖的布吉桥一段。那是深夜两点。那时，在严密的警戒下，只要一行动，他就可能被生擒。然而两点半左右，负责埋伏的铁路公安中，有人熬不住了，点了一根烟。据后来刘立福交代，就是这两下红闪提醒了他，使他停止了冒险，再次折回到隐蔽处。
潜伏在草丛中的刘立福发现，他的行动已经暴露。可能内部有共产党的内线，不然，自己要爆炸的目标，怎么会突然有如此严密的监视，并且设有潜伏？
面对密密层层的潜伏哨，刘立福想：回去肯定不行了，他已经给陈镜辉立了军令状。只有麻着胆子，炸！不管在哪里，爆破了一段就算成功！
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抓住时机，还是要接近铁路。
5月1日深夜，他离开了布吉桥，像蛇一样滑到了深圳铁路的另一段，即清水河路段附近，在草丛中苦苦等待时机。
由于兵力都抽去防“重点”了，这里的巡逻要松弛很多。他悄悄等着：十点、十点半、十一点！
就在巡逻哨过去的几分钟时间里，他突然窜上了铁路，安放下了炸药，飞快地点燃了引线……
清水河路段的铁轨被威力巨大的烈性炸药炸翻了十几米。
第二天，通往香港的广九火车停开，数千旅客停滞在香港和广州车站。
香港、台湾的右翼报纸没命地狂呼：“爱国志士英勇爆破”“共党五一节一片恐慌”。
趁着人们的注意力为昨晚的爆炸所吸引，天刚蒙蒙亮，刘立福已经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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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路，经罗芳村附近的山地，平安回到香港。
刘立福炸损铁路被看成“中委二组”的巨大成功，受到了台湾国民党情报组织的高度嘉奖。在庆贺酒会上，陈镜辉高举酒杯不可一世地称：“我们现在有了一位可以来往深圳河如入无人之境的‘英雄’。”
当记者问他“英雄”叫什么名字时，陈镜辉说：“我们暂时无法告知英雄的真实姓名，这要等到我们成功光复大陆以后。不过我们已给他一个绰号，你们可以在报上这样称呼他：‘飞鱼’！”
当时负责深圳保卫的公安局副局长李馨亭，在１９５６年被免去了职务，调往广东省龙门县。
四
广东省公安厅震动了！
北京公安部也生气了！
最高国家安全部门严词切峻，为此事专门成立的工作组赶到了深圳，带来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签署的命令。
“公司”（当时中南军区公安军司令部的代号）严令限期破案。
抓住他！一定要擒获这条为大陆安全带来巨大危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誉带来巨大损失的所谓“飞鱼”！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不得已动用了香港“4号”。
正当“英雄”刘立福在灯红酒绿的尖沙咀“泡”得晕晕乎乎的时候，他的死期也已经逼近。
一个月后，他突然接到更高的“上峰”急令，因广州地下反共组织要加快行动，急需电台，着“飞鱼英雄”刘立福立刻携带电台部件赶往广州。此次成功后，他将不再在香港行动，台湾当局将提升他去台湾特工总部任职。
对于上司的器重，刘立福兴奋不已。在“胜利”的狂热中，他向陈镜辉表示：３天内可以成功返回。“共产党的防线”“不过是薄薄的一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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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前被称为“飞鱼”的国民党特工刘立（又名刘立福）被判死刑的报道
他，太骄狂了！
只有老练的陈镜辉对刘立福的前往表示过迟疑，他曾向“上峰”提议“刘立福方建奇功，中共方面必严加防范。是否稍事休整，再行渡河”云云。但是，“上峰”严词切峻，以“广州情势急如星火，望勿狐疑至误”为由，催刘立福立即启程。
二话没说，刘立福稍加准备就再次偷渡黄贝岭。
结局是这样的简单：当刘立福带着电台部件，按照由“上司”精心策划过的路径，刚钻过稻田就被埋伏已久的公安人员按倒在地。
情报之准，令人惊异！
当时被抓住的有两人，另外一个是刘立福的助手。他们被抓的位置在而今罗芳村附近一间电子厂里。现在是一个篮球场，当时是一片芦苇。
1956年6月，所谓的“飞鱼”，终于在严密监禁下，以“反革命特务”罪，接受了广东省中级人民法院的刑判。
曾经是中国第一高楼的深圳地王大厦脚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不小的广场，叫人民广场。宝安县的许多群众大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1956年７月2９日，在这里举行了几千人的群众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处特务刘立福死刑，当即押往而今的红宝路地带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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