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农民被反绑着手蹲在地上，旁边两个背枪的民兵跑过来敬礼：“报告首长，偷渡的，刚刚抓到——他妈的，看你还跑！”顺势在逃港者屁股上踢了一脚。
“哎——你怎么踢人啦！”习仲勋喝道，“你们要订个制度，不准打人。”
“订了，说了好多遍了。”方苞赶紧回道。
“好多遍，好多遍就要执行嘛！”习仲勋不高兴地说，又绕着三个农民看了一圈，“把手解了——”民兵便上前给偷渡者解开。
习仲勋看见其中一个青年兜中有个纸片，就抽了出来看：“哈哈，小伙计，你还画逃港路线图呢。图画得挺利索的嘛，读过多少书啊？”
被“领导”松了绑，又被叫他“小伙计”，这青年显然胆子大了：“报告首长，初中毕业——”
习仲勋看着他厚厚的胸脯：“小伙计，你读了这么多书，身体又这么壮，留着建设家乡不好吗？怎么还要跑啊？”
“小伙计”没回答。方苞便向周焕东使了个眼色。
“书记让你说话啦——”周焕东给小伙计“打气”。
“——你是大官吧？”小伙计突然问。他听出习仲勋说的是北方话。习仲勋笑了一笑：“大又怎么样？小又怎么样？”
“官大我就说，官小我不说，没用，”他又看了一眼方苞，“我认识你，你是方书记，跟你说就没用啦——”
方苞脾气好，“嘿嘿”地笑了笑，没呵斥。
“这是省委习书记来啦！”周焕东在一旁提醒小伙子，又在他耳边加重声音，“还不大呀——”这话等于说：傻瓜，还等啥呀！
“啊，那我就说吧——”小伙子说。
●尾声：从大逃港到大开放●
“你们共产党天天开会说社会主义好，好在哪里呀？别人资本主义不好吗？逃过去的，每月都是几百几百地寄回来。共产党有钱给吗？我们村那些逃港的家属，家家都盖新房子。”
蹲在地上的另一个逃港青年兴头也来了：“我们在家不跑的，跟你们走的，倒遭了罪——替那些跑过去的交公粮、养老婆孩子！”
“你是大官，你给我们搞个政策吧。”小伙子要求说。
“政策？”习仲勋有点惊愕，“什么政策？”
1979年，习仲勋（左二）夫妇在宝安县
“就是你放我们过去一个人，到了香港后，我们每年给政府交两百块港币。”
——
“真是乱弹琴——”习仲勋坐在车上摇着头，“你们这里思想很混乱啊，老方——”他显然有些不满意。
“不瞒你说，习书记。我们思想工作也做了，阶级斗争也抓了，就是没把这股歪风扭过来，”方苞说，“30年了，还这样，只能怪我们工作没做好。”
习仲勋点点头：“关键还是要抓这呀——”他指了指脑袋“要加强思想教育呀，老方。让他们同旧社会比比，旧社会吃什么？现在吃什么？新社会好了，还跑吗？一比，就清楚了嘛。”
“书记呀，可不能比呀——”在车后排插话的是周焕东，“比不过人家呀，他们说香港人天天上茶楼、吃海鲜，社会主义却天天吃番薯根根哟。”
这话很有说服力，书记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不对——”习仲勋突然想起来了，偏过头来，“那是什么？那是资产阶级糜烂的生活方式嘛！”他激动地说：“地主阶级剥削农民，天天大鱼大肉啦，我们能去吃吗？能这样比吗？”
方苞一看不对，马上转移话题：“书记说得不错，不能那样比，还是思想教育重要。所以，我已经把那些逃港较严重的大队的支书都召集起来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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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大逃港
在正在办学习班呢，就在党校。已经集中三天了，习书记要不要去看看？”心细的方苞又在盘算着。
听说办了大队支书思想教育学习班，习仲勋换了语气：“这就对了嘛，那我去看看，给他们讲讲当年的艰苦生活。当年干革命，比现在艰苦得多呀，革命队伍中的人为什么不跑，为什么国民党队伍的要往共产党跑？”省委书记还是很开明的：“当然，他们有意见，也可以提，我也听，调查嘛——”
“他们的意见很右的啊，首长，”方苞似乎有点担心，“就担心冲撞了你。”
“哎——你这就说错了。共产党员就是要听不同的意见嘛，听不进反面意见的人，再英明都会犯错误——”这位当年的中央委员话来得很远。
一进“教室”，习仲勋就感觉情况有些异样：这批支书，对把他们集中“开学习班”，看来心里有意见。昏暗的灯光下，东一团、西一堆。省委书记来了，没有掌声，一些人连身子都不转过来。
这批脸庞黑红黑红，一看就知道是旧社会受过苦的人，怎么对“共产党”的感情就这么“淡”呢？
但习仲勋是做“足”了准备的。看见随来的保卫人员还带着枪，习仲勋挥挥手：“你们都出去——”
气氛轻松多了。习仲勋把凳子朝那一堆“逃港大队”的支部书记移了移，更近了。
“大家放松点，学习班很快就可以结束。明天最后一天，晚上打牙祭，吃完，就让大家早点回家。”方苞大声对大家说。
看大家都在看进来的生人，方苞便接着介绍说：“这位就是习书记，省委新来的书记。习书记来，不是来为难大家的，是来看望大家的。决不延长散会时间。大家心里有话，也可以抓住机会说。你们知道吗？习书记本人就是受过四人帮迫害，坐过牢的。”方苞特意把后面几句话加重了语气。
下面开始有点骚动。
方苞又说：“大家放心，习书记说了的，一不打棍子、二不扣帽子、三不抓辫子！”
“三不”下去后，下面似乎有人想说话，但半天，又冷下去了。
习仲勋只好伸下头去，问靠台最近的一位中年汉子：“你哪个大队的？你先说说，为什么反偷渡就是搞不好——”
●尾声：从大逃港到大开放●
那汉子苦笑摇摇头，反而侧转头，用广东话对旁边的人说：“呢嘢啊——好难讲啦！”
“什么？他说什么——”习仲勋着急问，他不懂广东话。
方苞解释：“他说，这话不好讲。”
习仲勋说：“有什么不好讲啊？都交代了三不嘛。”“是嫌我官还不够大？”他忽然想起在路上看到的年轻人。
但还是没反应。
“大家放松，刚才方书记说了，我也是受过迫害的。我很清楚，平时大家讲的很多话都是虚的、假的、吹的！那是逼出来的嘛，哪能怪你们呀？我这次来，就是想听你们说实话，说错了不怪你们。你们给我说实话，逃港到底有没有办法治呀——”
也许是省委书记后面这番话掏了“心肝”，这时，屋角上传来个闷声闷气的声音：
“我看，不要治——”
“什么？不要治——”习仲勋有点奇怪，仰起头往后面看。
方苞也感到奇怪，怎么这样回答省委书记？学习班学来学去，倒学出个“不要反逃港”？
“不治，那人不是都跑光了吗——”习仲勋脾气好，忍下了，他尽量和气，想听听这人会说些什么。
这人约摸四五十岁年纪，一脸的“老农皱”。报纸卷着烟叶的“喇叭筒”，在黑暗中缓缓地一闪一闪。
“让老百姓自由去不就行了，抓别人做什么呀？”
省委书记奇怪了，怎么这样说话？但他还是忍下了，他今天倒要看看，这些“落后支书”们，脑袋里到底装着些什么“花花”。
“香港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去呢？”习仲勋和蔼地问，“政策也不允许的嘛！”
“宪法不是说居住自由的吗？”老头突然蹦出一句，“是我们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呀——”
省委书记显然没想到他会这样说，有点激动了。应该说，这位大队支书的话，很有“杀伤力”。
“你……怎么这样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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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20年党龄。”硬邦邦地顶回来一句。
习仲勋早听说宝安人不怕官，没想到会这么不怕。
“你……你什么成分？”他有点火了。
“我三代贫农，土改根子——”
“你……征购任务完成了吗？”他再问，显然想挽回主动权。
“完成啦，我年年超产——”
方苞赶忙贴在省委书记耳朵边说：“习书记，他们大队生产上是个先进呢。”
“什么先进？”省委书记再也忍不住了，“这种书记还先进？你……你叫什么名字？”
“文富祥——”屋角上传来的声音坚定而平静。
半天，再冷冷地顶了一句：“宝安县福永公社凤凰大队，共产党员文富祥——”
呀，省委书记面前，一点不怕！
这时，这位监牢中出来的省委书记反而没有发火了。他被这位“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气概所打动：英雄，真正的英雄！
文富祥把“喇叭筒”从嘴上摘下来，在脚下踩灭：“习书记，你也是吃过苦的，所以，我才对你讲了这些真话——咱们共产党政策要还这样下去，还不改，人都会跑光啦！”
习仲勋没再说话。这些话已经深深地打中了他。
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在沉思，在激烈斗争……
两天后，习仲勋离开宝安，他没有说太多，只是若有所思地对宝安县委的人说：“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就冷冷清清，很荒凉。你们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这些人是外流嘛，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经济搞好了，逃过去的人又会跑回到我们这边来。”
——
方苞最关心的还是给经济政策的问题，希望省委书记能“开口子”。
“我同意你们提的办法，过去文革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
太好了！方苞等的就是这句话。有了这句话，就可以把以前被错误批判的政策都恢复过来，包括1962年搞的“三个五”。
——
●尾声：从大逃港到大开放●
2000年,习仲勋与夫人齐心在深圳迎宾馆(转摘自《深圳商报》)
20多年后，也就是200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0周年的时候，笔者有幸在深圳迎宾馆见到了习仲勋同志，问起他为何后来去北京找华国锋、找邓小平，反复向中央要“权”，要求让广东在全国发展经济中当先行官？为什么改革开放的决心会那样大？发展经济的要求会那样急迫？
习老的回答让人深思：“那应该同下面的反映也有关吧。我们共产党人的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方苞曾经领我到边防去看过，好像还开了一个党员学习班，有个支部书记我印象很深……”
他说的那个“支书”，应该就是文富祥吧！
四、宝安县等来了“尚方宝剑”
“过去的事就别计较了吧，谁能想得到呢？我们在香港赚的钱，全拿来村里，人和钱都回来，还是让我们做村里人，行不行——”人总是会奔向更好的生活．当年逃港的人如今纷纷争着抢着回家。
1979年的l月，广东省委准备召开扩大会议。
根据习书记在宝安县所表明的态度，宝安县委向省委呈递了一份报告，要求省委在经济开放上给予更多的“权”。恢复和扩大“三个五”政策，以治理群众外逃问题。
“省委扩大会议一开，我就在小组上发言。要求省委放权。散会后，我又去习仲勋房间门口等答复，”方苞回忆道，“习书记很热情，他知道我在等批示。”
这样催领导，方苞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但他没办法，沙井、松岗几个公社来的“情报”说，又有好几个村有群众在准备“行动”，要“跑”了。如果早点有“政策”出台，就能稳定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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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习仲勋就把刘田夫、黄静波叫过来，让他们和方苞一起研究一下，尽快解决
宝安县的问题。
方苞继续回忆说：“当天晚上，黄静波就来找我了。说，你们再写个报告来吧。同意你们把‘三个五’再搞起来，还可以搞大些，门再开大些。你们先代省革委起个草，我们看看，有些什么要求，都要写上。边境的形势啦、群众的呼声啦，都要写。他考虑了一下又说，不仅你们那里搞，将来珠海也会要搞的。你就通
知一下麦庚安也来吧——麦庚安是当时珠海的县委书记。
1979年到深圳任市委书记的张勋甫说：“改革开放是形势一步步逼出来的。”
“他一走我就忙着打电话回县里。当时县委管经济的叶振忠患病了，准备让年轻点的李广镇接手抓经济，就通知广镇快点到广州来，说他的估计不错，省里真的答应要给新政策了。
“第二天广镇就火急雷急赶到了广州，我们两人躲在宾馆里商量了几条，由李广镇起草成文。怕不准确，又找来李富林他们62年搞的老文件看了，对照着改。并且打电话问附城公社的人，看还有哪些政策要补充。最后弄出了一个报告给省委。黄静波看了很支持，说，你们给一份给珠海，让他们参考一下，也交上来。”
1979年3月6日，广东省委批准了宝安县委《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的报告（13条）。
据1979年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张勋甫回忆（批复下来时宝安县已经改深圳市）：
●尾声：从大逃港到大开放●
“13条”比1961年李富林他们提的“三个五”，又有了发展，政策更宽了。不仅允许边境的村庄与香港做生意，而且还扩大到允许宝安县的十四个公社都可以这样做。
如果说1961年还只允许农民经营小河鲜、草皮、稻草、吊钟花等外贸部门不经营的小项目的话，这一次的“对外开放”，扩大到只要是农民完成了上交国家的任务物资，包括猪、禽、鱼、鲜果、蔬菜……都可以拿过河去同香港人做生意了。
此外，1961年的留成比例是四六开，即所得的外汇，40%归集体（队），60%归国家，1979年的留成比例则倒了过来，成了60%归个人，40%归国家。老百姓得到的实惠更多了。
宝安县实行这项‘优惠政策’的多达十四个公社、镇，就是说，在中央开办特区之前，深圳已经有了一个实行特殊对外政策的地区。其范围，基本上就是后来办特区的区域。深圳一步步向‘特区’靠近了。
——
1979年3月6日，当文件正式下达到深圳的各基层时，整个深圳河边都沸腾了！
此后，全深圳市很快掀起了一个面向香港，抓活经济的热潮。到处种蔬菜、挖鱼塘……只用了两年时间，全市就挖了7万亩鱼塘，改种7万亩蔬菜田。大量的蔬菜、鱼鲜运往香港，深圳人民的生活很快富裕起来。
当时横岗镇有个姓钟的农妇，两个儿子都外逃到香港打工了。13条新政策一来，姓钟的女人又要磨豆腐、又要养猪、养鸡，一个人搞不过来了，就写信给逃港的儿子说：“你们还是回来吧，两边挣的都差不多了。”结果两个儿子都从香港又回来了。一家人养了一万多只鸡，挣的比在香港打工的还多。
而记录深圳历史的档案则显示，最早进入深圳投资办厂，“试水”中国改革开放的那批人，不少便是在香港发了财的当年的逃港者。
随着港商过河，三来一补工厂也办起来了，南下打工的外省人也一天天多起来。建工厂啊，建出租房啊，地皮越来越金贵了。当年逃港的家属们写信给丈夫说：“你们要再不回来，就分不到地皮了！”
一些村十部逗乐说：“当年困难的时候，你们往外跑，现在好了，你们又跑回来要分地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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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事就别计较了吧”当年逃港的人说，“谁能想得到呢？我们在香港赚的钱，全拿来村里，人和钱都回来，还是让我们做村里人，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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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眼光特别注意到离香港最近，历史上人跑得多的两个地方，一个是渔农村生产队。这里在1975年以前外逃170多人。自从来了“13条”后，再没有一个人外逃。另一个地方是前面说过的沙头角镇。就是这个随便跨一步就可以过香港去的地方，也没有人愿跑了。几户跑过去的家庭，后也携老带幼的又回来了。
跑与不跑，边境线上的罗芳村看得最清楚。一开始，罗芳村村支书陈天乐还有点担心，13条后过境自由了，会不会有人过去就不回来了呢？
为此陈天乐准备了一个小笔记本，专门登记每日清晨去河南岸耕作、卖菜的农民的名字，看每次去的人是不是都回来了。
每当夕阳西下，暮霭开始降落到深圳河两岸的原野上时，他就会紧张地站到检查口边，等待村民从香港归来。每过来一个，就在名字上打个“√”。采访的时候，他告诉我，那时候，他天天都在祈祷不要发生不回来的事，不然，又会出现像1957年、1962年那样的情况，刚刚打开的门又得关上。
可是，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这回“开放”是真的：政策站住脚了。几乎每位早晨过河去的农民晚上都满面堆笑，大包小袋地归来，每个名字上都是一只大红“√”。
后来，陈天乐便不再天天登记，再后来，笔记本就成了小儿子的演算草纸了……
——
为了保住这得来不易的成果，宝安县人民不分昼夜，继续思索着……
1979年2月，宝安县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者除县委成员外，还包括各公社的干部。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有群众提出了“特区”二字。
在讨论到各公社如何搞活经济，利用香港建设宝安时，边沿公社提出要“划分经济区域”，还有人提出蛇口“可以划为特区，专搞加工、补偿贸易”。
●尾声：从大逃港到大开放●
这是笔者发现的基层群众最早提出办“特区”的文字记录。
“好哇！”情况上报到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那里，他一拍桌子，“经济上来了，老百姓的热情上来了！”
1979年4月，当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时，满怀信心的习仲勋决心在到北京去，向中央和邓小平汇报。
——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仲勋和王金国等人在会上提出了让广东先行一步的问题，并要求划出一些地方来，搞特殊政策，办出口加工区。
邓小平和华国锋等对于广东的要求十分支持。
在习仲勋特意到邓小平家中汇报广东省委的要求划一块地方搞“特殊政策”时，邓小平对这位当年的陕甘宁特区政府主席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邓小平又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2月13日宝安县委常．扩大会议简报（第＋四期）第一次出现“特区”二字
1980年8月26日，在叶剑英主持召开的五届人大会议上，正式宜告了深圳经济特区的诞生。
广东省委任命吴南生担任了创办经济特区后的第一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
从此，深圳市（宝安县）变成了深圳经济特区，担负起为中国改革开放探路的历史重任！
一个宝安县的新的纪元，一个中国的新的纪元．从此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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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历史，在随时光远去
30多年前，那个仅30万人的为外逃困扰着的小县，如今已经变成一个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
斗转星移。
30多年前，那个仅30万人的为外逃困扰着的小县，如今已经变成一个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2010年，深圳的GDP将达到1 . 5万亿元，接近新加坡的总量水平，而人均GDP更是在2008年就雄居于全国第一。
随着“深圳试验”的成功，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迅速推开，中国一转眼便今非昔比。
30年前，中国还徘徊在经济崩溃的边沿；30年后，它的外汇储备量已雄踞世界第一。
这是怎样的梦幻般的巨变啊！
宝安县的老百姓用一句话概括说：全因为有了改革开放！
而那条横亘在香港和深圳之间，曾经为了跨越它而洒下过多少鲜血的边界线，也在慢慢消融……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
当年，冒死偷渡逃港．今日凭身份证可自由去港了
●尾声：从大逃港到大开放●
2005年5月，香港政府表示，香港地铁将与深圳地铁在福田口岸和罗湖口岸接通，两地陆上将直通一体。
2006年9月7日，香港政府宣布：将边境面积缩小七成。深港边境，慢慢成了一条窄窄的“走廊”。
2007年4月，香港媒体的一项调查显示：有30%的香港居民希望来深圳安居买房。深圳和香港的人民逐步交融到一起了。
2007年7月1日，连接香港和深圳的西部跨海大桥接通——桥下正好是当年逃港者下水的深圳湾——两地海上直通一体。
2009年4月l日，深圳市居民被允许自由多次往返香港。
——
至于深圳和香港，会不会在可以看到的未来逐渐成为一“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却坚持认为，这一定是几十年后的事实。性急的理查德?佛罗里达甚至已给这个亚洲最大的城市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香圳！
历史，打了一个圈，又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