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晚上八点四十分接到宝安县公安局冯、罗两同志的电话，说有四偷渡犯杀人后畏罪潜逃，可能还没有到达边界，请求部队派出警犬支援。我迅速把情况向团首长作了汇报，首长命令立即派出引导员刘庆生、王义诗、刘家兴，携了两只警犬前往增援。
我们赶到宝安县公安局的时候，县委副书记，还有龙副局长早在那里等了。显得很焦急，说全县都动员了，但是山高林密，不好追捕，有部队，事情就好办了。当时分析，杀人犯可能走得还不远。但要防止他们进人沙河一带后，从深圳湾海上偷渡。
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我们正商量往哪条路上追，突然有消息传来，说沙河方面，有人在看电影回来时．发现蜂螂山上有两个人影，赶去看就不见了。
我们分析，可能是杀人犯已经进入沙河附近。
沙河离深圳湾很近了，我们最担心的是他们游水过海。现在关键的是要把他们拦在山边上，避免他们进人沙河一带。不管怎么样，先把那两个黑影抓到。
当晚23时40分，我与公安局边防科廖科长引犬赶至沙河民兵哨卡。经了解，的确是两个人，不是四个人。为什么变成了两个？当时分析杀人犯已经分散行动。
四个民兵打着电筒指引方向，我们的警犬在前面带路，往蝗螂山上赶。林又密，路又黑，好容易赶到了发现两个黑影的地方。
警犬“嗯——嗯——”在路边嗅了几圈后，猛地就朝灌木丛中窜去，紧接着听见一声女人的尖叫声。
我们赶到时，发现一男一女吓得缩成一团躲在灌木丛里。他们不是那伙杀人犯，是两个从增城来偷渡的教师夫妇。
目标失去了。我们有些着急。
——
13日凌晨，我们与另一个搜捕组汇合了，他们报告说，杀人犯是逃不脱了，几千军民已经把羊台山一带围得水泄不通。还带来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据沙河的民兵反映，在山上发现有四个人的背影，估计就是他们。方位还在蝗螂山一带。
我们又有了追踪方向。
13日7点10分，我们搜捕到蜂螂山南的一个山坳里时．两头警犬表情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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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一阵狂吠后，都朝树丛中奔窜而去。
很快，我们听见树丛中有厮打的声音：警犬发现目标了！
我们赶过去，发现一个衣衫槛褛的青年（后来证实是郑锦安——作者注）正操木棒与警犬搏斗。我们对天鸣了两枪，命令他：“放下——”他怕了，把木棒丢在地上，然后束手就擒。
接着，草丛中又站起来一个人（后来证实是范金波——作者注）、也举起手。
我们把他们丢在地上的东西翻出来看，一袋干粮、一瓶红药水，还有四块用来当雨衣的塑料布。
这时，突然又听见警犬发出凶猛的叫声，飞也似的朝山头上窜去。
山头上猛地站起来一个瘦瘦的小青年（后来证实是官文烈——作者注），他用博罗话大声向同伙喊：良才，快跑，狗来了——
这人便扬着一根木棍，主动迎上来阻挡警犬，掩护另一个青年（后来证实是郑良才——作者注）向山下跑。
当然，这一切都是白搭。一个饿得皮包骨头的小青年能挡得住我们？
聪明的警犬不扑拿棍的青年，却直奔逃向山下的青年。
那拿棍的还想拦犬，一个民兵跑上去，一枪托就把他打倒在地上。”
——
经数小时的紧张抓捕，四人均被捕。审判时四人都供认不讳。问人是谁杀的，都说是一起动手的，没有谁先谁后。
但经分开审讯，两天以后事件的前后经过就都清清楚楚了。
四、群众齐喊：杀、杀、杀——
他知道不行，哭了，流着泪，没再说。执法人员又问他还有还有没有其他要求。
“我想吃餐饱饭，有肉的、”他说这些年根本就没吃过一顿饱饭。死了，也要放开吃一顿！
事件结束后，宝安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学习老民兵戴意友的活动。而为了“扩大影响，起到教育群众的作用”，宝安县委要求公检法部门
●第五章抚不平的波澜——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
走群众路线，到戴意友的家乡龙华公社龙华大队去，征求当地群众对判刑的意见：看杀还是不杀。
首先请到的是戴意友的亲人，爱人、三个女儿，要他们表态。
据说早在此前，四个偷渡青年的家人都从家乡赶来了，哭哭啼啼向戴意友的亲人们求情，想让他们别说杀，保四个青年一条命。
果然，家属表态时，都没说要杀：“老头子的命保住就行了。杀不杀是政府的事。随政府吧，我们没意见。”
又问家属有什么要求，他们说，就是想让政府把那四个坏蛋押来，让他们看看是什么样子。
人，对未知是有好奇心的。
床上的老头戴意友的表态也差不多：“我又没有死，没让他们过河我就甘心了。判什么？随便吧。”很随意。
在群众大会上，群众的“表决”却完全不一样了。当大队干部问激动的群众：“大家说，杀不杀啊？”台下齐喊：“杀、杀、杀——”。
“同意杀的请举手——”大队干部接着说。
台下支支胳膊高举如林，如同罗马角斗场中对倒地者的判决！
布告上的照片：三个年轻的偷渡者被判刑，官文烈（前排左一）被绑赴法场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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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贫下中农通过，杀！”大会主持人宣布。
最后判处官义烈死刑，其他三人判无期徒刑。
当然，这也符合上头的精神。当时上头有指示，暴力对抗是必须镇压的。
大凡要被枪决的犯人，在临刑前都会被问：“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据老公安说，当时官文烈提出了两个要求。
第一个是想见一见他奶奶。
这要求当时就被否定了，没有同意。奶奶年纪太大了，又有病。这么远的路一折腾，难保路上不出意外。
他知道不行后，哭了，流着泪，没再说。执法人员又问他还有没有其他要求。
“我想吃餐饱饭，有肉的”他说这些年根本就没吃过一顿饱饭，死了，也要放开吃顿！
食堂真的给他端来了一斤六两米的饭，满满四个瓦钵。就这么个精瘦的小青年，竟一日气全吞了下去。
至于肉，那是没有的。那年月，就是公安局长的儿子，书包里放的也是番薯根根，也得饿肚子。当官的做百姓的，所有的人都一样。
“嘭——”几天后山冈上空发出声清脆的枪响。
官文烈年轻的生命结束了!
——
深圳河，依旧不舍昼夜．绕了几个圈，带着血水和泪水，平静地朝南流去……
●尾声：从大逃港到大开放●
◆尾声：从大逃港到大开放◆
一、“群众外逃，我们总得想个法子呀！”
那时节，“沙沙沙”，十几个青年男女一字儿排开都跪在了沙滩上，含着泪朝我哭喊：“叔啊，你抽吧！你把我们送公安局吧。让我到方书记面前去丢人吧！与其在家乡憋死，不如让你送监牢关死……”
望着旋起一轮轮涟漪的河水，宝安县县委书记方苞陷人了沉思……
1978年。粉碎四人帮的惊雷响过了，新的一页翻开了，万物复苏。深圳却依然深陷在“偷渡风”的漩涡中。
他来宝安工作了多年，担任过公安局局长、政法书记，现在又做了县委书记。但年复一年，岁岁反偷渡，为什么偷渡就是治不了？
20世纪60年代初期，宝安县委提出了“利用香港，建设宝
方苞（原宝安县委书记、广东省政法书记）对作者说：“改革开放是人民群众和历史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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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的口号，执行“三个五”政策，得到了陶铸的支持。几年后，宝安的人民度过了经济最困难的日子。谁知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卷地而来，县委书记李富林被关进了监狱，“三个五政策”被指为“崇洋媚外”，再不许农民过河去做生意，连养几只鸡也要挨批斗。方苞自己也被红卫兵批斗、“劳动改造”。宝安县冷清了，农民又开始喝番薯糊糊．吃咸菜根根……
结果，外逃风又起来了。
他不明白上面的政策怎么总是摆来摆去，要是这样下去，宝安的老百姓能过上安定的日子？能不跑吗？
有一个保守的数字，即使是这个“保守”的数字，也令他着急——1962年，宝安县逃跑到香港去的人数是12144人，1978年宝安县逃跑到香港去的人数是17456人。方苞心里知道，报上来的这个数字．还远不是实情。真正跑走的人可能还多。有一个统计数字可以作参考：宝安县有30万人，而在香港的宝安籍人呢，也近30万，哪来的呀！
深圳河边的一些村庄，男劳力全部跑光，留下一些跑不动的老人、妇女。有个生产队只跑剩一个跛子。而在莲塘村附近的一个村落中，竟有一位70多岁的老妪也钻过铁丝网偷渡到香港去卖针线了。弄得他上任后的头号任务就是组织机关干部、国家职工，包括饮食店的“娘子军”们，堵截那些要跑到“资本主义阵营”里去的叛逆者。
为了“反偷渡”，县委不知道想过多少办法：1974年，县里组织了一千多人的干部队伍，下到农村各公社、各大队去，几个干部负责一个队，一队之中，有人跑，拿队长是问；一家之中，有人跑，拿老公是问，罚谷，饿肚皮……结果呢，人还是跑，地还是荒。你有啥法子？法不治众。跑的人多了，你罚谁的谷呀？
他也想尽了办法，做思想工作。县委干部，轮流下乡，同农民一起在田里劳动，吃一样的饭，睡一样的床。苦口婆心，劝了又劝；新旧社会，比了又比。工作不可谓不细致、不深人。
当你布置“反偷渡”任务时，那些队长呀、支书呀当着你的面一个劲点头，“行！不会跑的。”“不能给社会主义丢脸，方书记你放心！”
反偷渡的晚会开得多热火！那些粤剧团、文艺小分队编的《x xx饿死香港街头》、《x xx大义灭亲》等节目何等精彩！那些年轻媳妇上台发言，要召回逃过河去的丈夫的场面，何等感人！还有夫妻上台、老幼上台表决心：
●尾声：从大逃港到大开放●
“永跟共产党”、“十二级台风刮来都不走”……誓词何等坚决！你能说．是装出来骗他方苞的？不是，绝不是！
然而，最后他们都还是走了，摸着月黑风高的夜晚走了。在那一刻，他们再也记不得“党的恩情”，再也不记得干部如何同他们睡在一个床头，吃的一锅饭；再也记不得工作队是怎么苦口婆心地留他们；再也记不得他们曾经双泪横流立下的誓言！
县委的工作还不出色，做得还不好吗？
方苞最忘不了的是松岗公社东方大队的那个支部书记，他永远记着他的名字：文治祥。那是个祖孙三代的贫农啊，苦大仇深的土改、社教根子，人又老实又善良。他们队还是全县反偷渡的典型队呢！方苞还想用他来做教育全县的样板，平时同他一起开会，一起下田割禾，比亲兄弟还亲。但是就连文治祥，后来也背着他逃港，终于被公安部门抓起来了。
“你怎么也这样呢——”从广州赶回的方苞望着监牢中流着泪的文治祥，说不出有多难过，“老文啊，党白白教育了你20年啊！”
“方书记——”这个四十多岁的汉子竟然捂面大哭起来，“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你！”
“算了！你还策划，你还放人呢，你让我拿你怎么办嘛！”方苞生气地说。策划逃港是要判刑的呀。
文治祥心里能不清楚吗？有句话到了嗓子眼了，就是不敢向方书记说：
方书记啊方书记，咱不能睁着眼不看群众的生活哇！你说我们河这边的社会主义“风景独好”，河那边的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可别人烂了吗？没啊。人家吃什么？牛奶、面包，咱们吃什么，喝粥、吃咸菜根根。看着乡亲们受苦，我心里疼啊！
你怪我策划偷渡，那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那天夜里，十几个青年正要驾船逃跑，桨还没动呢，我领着七八个民兵赶到了。“不许动！”枪口对准了自己的亲人：侄儿、兄弟……那时节，“沙沙沙”，十几个青年男女一字儿排开都跪在了沙滩上，含着泪朝我哭喊：“叔啊，你捆吧！你把我们送公安局吧。让我到方书记面前去丢人吧！与其在家乡憋死，不如让你送监牢关死……”
我的心酸了，我的眼泪快出来了！
一边是跪在地下的自己的亲人，另一边呢，是党纪，是国法！
我是党员，我担在肩上的是党交给的反偷渡任务，党性重于泰山。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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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他们的亲人，我是叔父，我是兄长，我更是大队支书，是他们的当家人，我有责任要让他们过上好点的生活啊！
为什么，为什么此刻党性和亲情如此水火不容？
梧桐山的山峰啊，深圳湾上的密雾啊，我分不清谁清谁白。深圳河的河水啊，南海的海水啊，我尝不出孰咸孰淡——
罢、罢、罢！让我一个人来背吧，就让我文治祥受刑受罚来偿还党的恩德吧。
“起来，起来——”文治祥对跪在地上，把手都背向背后等他捆的十几个青年扶起说。
“走吧，都跑香港去吧，跑得离我越远越好——”文治祥背着脸说，他自己也要流泪了。
十几个青年一下子愣了、等他们明白过来，便一个劲叩头：“叔啊，你大恩大德——”“叔啊，我们来世相报——”爬起来，慌慌张张抓起桨就要开船。
“慢——”文治祥说，“西堤边上设了理伏哨，你们往东走——”
到这时，文治祥已一不做二不休了他吩咐身边的民兵：回去通知队里的老少，要走的，今晚上都走！要快——快上船！
两天后，文治祥一案被侦破，罪名：有组织偷渡。不过，一点也用不着侦破，是文治祥主动向公安投案的，他从心底里感觉自己对党犯了罪！
——
梧桐山上，风，依然在轻轻地吹；深圳河上，水，依然在微微荡着涟漪……它们温馨、它们真实，它们叫人清醒、给人教育……它让一个跟随共产党走了几十年的老党员，第一次能深深地思索共和国走过的脚印！
县委书记苞的头脑中在激烈地矛盾、斗争——
他想起最近《光明日报》刊发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说得多好啊！说一千道一万，实践才是第一的嘛！
过去一直说，“偷渡”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煽动”的，那为什么不但“阶级敌人”跑，贫下中农也跑，我们的党员干部也跑？不是别人煽动，是我们自己要跑嘛！是生活的差距，在拉动群众往香港跑嘛！
30年来的逃港风潮，说明我们的政策有问题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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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后，方苞（右）见到的是原东方大队支部书记文治祥的儿子。文国样，其父文治祥己在出狱后去世多年。
他也想早早改变这样的局面，也想早点来些实际的、能替老百姓着想的政策，让宝安县人民过上好点的生活。但是，难啊……
他记得，与他共事多年的办公室主任周焕东曾悄悄问他：“方书记啊，现在都搞拨乱反正啦，咱们这反偷渡是不是也该拨一拨，搞点放宽……”
但是，能行吗？
谨慎的方苞看了周焕东一眼：“别乱说——”心里却在嘀咕：小周啊，我也有你的想法，但这可不是小事啊，这么大的事情，上面没说，是你我敢“反正”的吗？
——
正当方苞和他的助手们苦苦思索，找不到出路时，邓小平来了，到了广州！
二、邓小平的话是什么意思？
半晌，邓小平掸了一下烟灰：“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稍过半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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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1977年11月11日，主管广东省经济的王全国突然接到紧急电话：“速来南湖宾馆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临行时带好有关材料。”
中央领导同志来了，是哪位中央领导同志啊？后来他发现去的人还有王首道、焦林义、李坚真、刘田夫、吴南生等。
会议室中传出一阵阵轻微的对话声，其中一个带着浓厚的四川口音。难道是他来了？是邓小平？王全国心中一阵阵激动。
王全国知道，“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是作为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的，沉寂多年了。三个月前，在北京的工人体育场举行的一场足球赛中，他突然出现在看台上，引起群众一阵阵排山倒海的掌声。没想到仅仅三个月，他就来广州了，就来摸情况了。
当时的广东省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听到门口的脚步声便招呼道：“快进来——坐，坐。”
这是一间刚由部队交给省革委的宾馆，房间很大，显得有点空荡，摆了几张沙发。邓小平正坐在沙发上，与韦国清说话。
汇报会很快开始。
“全国、你说说——”听了其他人的汇报后，韦国清点将。
王全国谈的主要是经济，他从广东是侨乡，又毗邻港澳等有利优势，谈到在粉碎“四人帮”后，全省正加紧恢复经济，但百废待兴，问题依然不少。广州市场供应紧张．老百姓说我们“四季常青吃菜难”，“海岸线上吃鱼难”，“边防宝安一带，偷渡外流严重”。
“跑了多少人？说具体数字——”韦国清也许是在有意提醒。
“据汇报上来的数字是——”王全国翻着材料，”19万4千2百74人。”
邓小平不说话，他听着，静静地抽着烟。
“老百姓也有说法，”韦国清插话对邓小平说，“他们说生活太苦，河那边经济发达，两地差距太大了，所以很难留住人。”
沉默，片刻的沉默。房间中所有的人，从邓小平到在场所有的广东省的领导，都在为这件事情焦心！
“我们加派了部队，”韦国清接着说．“也没解决问题。”
半晌，邓小平掸了一下烟灰：“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稍过半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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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小平同志说的是什么意思？
政策有啥问题啊？哪里出错了？为什么外逃的事部队都管不了？那会交给谁来管边防呢？
邓小平两句话很快传达到宝安。方苞和县委一班人开始沿着邓小平的思路往深处想……
“当时我们的认识水平也有限。”方苞回忆说，“那时能想到的，只要能再给宝安县来个‘三个五’就好了，我们治理外逃就有办法了。”
县委搞经济的李广镇却看到些苗头：从这话看，可能政策要调整呢！
但是，新的“政策”会不会真的来呢？
新的政策没有来，一位新的省委书记倒是真来了。
他就是曾被打成“反党分子”，刚刚平反出山的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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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一上任，就提出去宝安县。
省委书记来调查了，好啊。
方苞和李广镇等人都感到：来机会了！
三、省委书记与大队支书的一场辩论
“习书记，你也是吃过苦的，所以，我才对你讲了这些真话——咱们共产党政策要还这样下去，还不改，人都会跑光啦！”
“不听汇报了——”习仲勋摆摆手，对围着他的一大群县委干部说，“别都围着我。你们光用耳朵哪行，得用眼睛，最主要的得用这——”他拍拍腿杆子，“同我下农村去——”
本来，宝安县委想对这位遭受过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表示一下敬意：准备第二天去“考察”南山“荔枝”的生产，第三天去“考察”沙井“蚝”的生产……
监狱的生活却告诉这位省委书记，那些“阳光”下的东西恰恰是不用看的，会看的领导要看阳光背后的东西。
“你们第一书记叫什么？对，叫方苞。行，就方苞你——领我到你们最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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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村去看，哪儿最乱去哪儿——”
方苞琢磨：这可是来了个“石”（实）书记呀。那就领他去沙头角一带看吧。
汽车沿着边境往前行。前面是一大片一望无际的芦苇，芦苇丛中，不时传出来警犬的叫声。
习仲勋拉开窗帘，从车窗中望去，芦苇地上蹲着几个衣服褴褛、像叫花子一样的农民。
“你们又抓人啦？”习仲勋对抓人特别敏感，“停下——我要去看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