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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逃港》作者:陈秉安

_31 陳秉安 (当代)
“我是贫下中农。谁想过河,我的柴刀时他不客气!”
——老民兵戴意友语
“阶级斗争被强调到过分的程度,早晚就会出这种事。”
——一位老公安语
●第五章抚不平的波澜——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
一、有偷渡者被枪毙?
“那地方原来是刑场,知道吗?就是枪毙人的地方。几个小山包,推平了的。”
2005年的春节,几位朋友相约一起吃饭。觥筹交错之间,有人说起要添一套住房,问深圳的豪宅哪里的装修好又便宜。大家都推荐说xx花园好。特别的豪华气派,价格每平方米比其他花园还低了两三千元。
一位原籍宝安县的朋友却摇头:“这么豪华,还这么便宜,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大家都等着他的回答。
“那地方原来是刑场,知道吗?就是枪毙人的地方。几个小山包,推平了的。”
原来如此。
真有偷渡者被枪毙吗?当年对逃港者的刑处,真有如此之重吗?
“有的,”一位熟悉情况的老公安领导告诉我,“对于被捕获的偷渡者,各个历史时期的处理不尽相同,有遣送回原籍的,有送农场劳动改造的,也有关监狱的。如果被枪毙,那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历史上有反革命罪啦、抗捕啊、杀人啊,等等。”
二、四青年密谋逃港
“要到了香港,老子拉屎都不朝这边。”
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一则香港报纸的报道闯入我的视线。这是1963年5月某右翼港报上的一条消息:《深港边境羊台山昨酿血战,四名偷渡义士被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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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毙偷渡逃港犯布告
报道称:四十余名偷渡义民,皆携带武器,在边境羊台山附近与四千多名军警民兵血战,坚持数天,终于失败。其中领袖官文烈等四位义士被擒。
这些报道的真实性引起我的怀疑。
“啊,官文烈——”老公安拉长了声音,“有的、有的。”
“真是这样吗?”
●第五章抚不平的波澜——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
21世纪初,当年四千人围捕逃港者的羊台山将要辟成公园了,深圳市政府向市民征求规划意见
“不过,他们把事情夸大得面目全非了。那时四个博罗来的青年强行偷渡,而且砍伤了一个老民兵,于是我们调动了全县的军民围山。是的,那次去的武装加上群众,的确有四千人。事情就发生在羊台山。”老公安说。
“羊台山?在哪里?”
“这里——”老公安吐了一口烟,指着一张地图说,“就在如今的石岩、龙华和南山的交汇处附近……”
从地图的标志看,羊台山是一片人迹罕到的古森林。
“三个判了无期,一个枪毙了,被枪毙的那个就叫官文烈。”
我停了一下。照这样说,虽然不像香港报纸说的那样耸人听闻,但事情的确是存在的了。
我想知道事情的内情,便继续追问。
“官文烈是个怎样的人呢?”
“年轻,就二十岁吧,那时的布告上有照片。”他抽了一口烟说。
“我叫人去找找。”老公安又抽了一口烟,“阶级斗争被强调到过分的程度,斗啊斗啊,你死我活啊,早晚就出这种事了。”老公安这样总结说。
可惜他终于没有能找到照片。
好在当年有关枪决官文烈的布告在宝安、惠阳、东莞城乡到处张贴过。
我终于在宝安县的农村找到了一张发黄的旧布告,有配在文字旁边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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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出乎我的意料。那个被誉为“义士领袖”的官文烈,并非我想象的那样高大凶猛,竟是个瘦小、孱弱的小青年。
布告上的照片大概是被捕后在公安大院内照的:官文烈穿一件破旧棉袄,一根麻绳系在腰间。眯缝着无神的小眼,好像害怕强烈的阳光。
而同他一起被捕的范金波、郑良才、郑锦安,也是衣衫槛楼,同官文烈如出一辙。就是把他们拉到一群乞丐当中,你也不会分辨出他们来。
四个年轻的偷渡犯被捕后,在公安局大院拍照时还一脸茫然
“他们就是一群可怜饥民嘛——”一位研究历史的朋友看了照片后说,“就像是逼得没路走的兔子,回头来咬了人一口,于是被共和国的法律严判了。”
“官文烈——”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动,想去了解这个已经逝去的年轻的灵魂。
40多年了,如果他活着的话,应该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吧。
普宁县高塘公社高明村是个穷地方,太平年代地里打的粮食就不够吃,“斗地主”也没斗出稻谷来,再碰上那场“苦日子”,高明村几乎家家都冒不出烟了。
有次,官文烈和郑良才、郑锦安几个小青年在山上放牛,实在饿得不行了,官文烈就说:“吊他妈,饭都吃不饱!到哪里去弄点吃的呀?”
“有啊,去不去——”郑良才凑过来说。
山下有一垄番薯地.公家地里的东西,收了也不归自己,所以番薯迟迟没人收。官文烈说:“有吃没人收,刨了再说。”
●第五章抚不平的波澜——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
于是三个人在队里的番薯地刨番薯,一人刨了两筐藏在草丛中,又一人拿着一个番薯啃着。谁知这事让人发现了,一溜烟告到了治保主任那里。
当天晚上,斗地主的大会变成了斗“盗窃犯”、,三个小青年被五花大绑着推上台来,跪在毛主席像下“向毛主席低头认罪”
就刨了几个红薯,也挨斗,官文烈不服气,扭了两下,要抬起头来申辩什么,治保主任便在他脖子上横“砍”了一掌。
“富农患.还顽固——”脚便蹬在官文烈的脖子上,一脚踩下去……
他家是富农,离地主不远,贫下中农踩了便踩了。
那天被斗回来,官文烈把打了叉的木牌往地下一摔,对父亲说:“爸,我再也受不了了。你让我跑吧——”
“跑哪里?”
“香港——”
父亲看了他一眼,没做声,那意思显然是:这里哪还有路啊?跑吧。
官文烈便去邀郑良才和郑锦安,一说,都表示:“在家也是等死,跑了好,一走了之。”
“了可还没了,我心里这口气还窝着啦。”官文烈咬咬牙,“受他欺负!让他踩一脚,我走了也要先还这个账!”官文烈说的是大队治安主任。
“我也窝气”郑良才说。
“我们打他顿,出了这口恶气再跑!”官文烈说。
三人先是把去边境的路径弄清楚了,又准备了干粮和红药水,随时准备上路。
官文烈知道,这一回,打了人,就别想再回来了。临走前,他特意进里屋,看了一下奶奶。奶奶正病在床上,他从小是奶奶带大的。
“我要出远门了,奶奶——”
“到哪里去?好久回啊?”奶奶担心地问。
“半年,去福建,打石头——”奶奶耳朵不好,他贴近了大声说。
“这么久啊——”
“我打了石头,赚了钱,就回来给你治病。”
“不要,不要,”奶奶摇着手,“我什么都不要,你陪着奶奶就行。我没多久了,你不要走了——”
这时,宫文烈感到一阵心痛。后来他交代说.那一刻.他也不想走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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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奶奶快不行了。
这时屋外面有人吹口哨,是郑良才他们来了,他心一横,站起来就走了。
断黑时分,三人潜到了村边的一条山坳里。
山路的那头里闪出了电筒光。“来了——”郑锦安过来说。果然,治保主任打着手电筒从大队开会回来了。
“记住,良才蒙头,我和锦安下手。别打头,打腰,腿。别把人揍死了。”说完,就从地上操了一根棍子。
还没等治保主任弄清楚怎么回事,三人一拥而上,一人蒙头,两人拿绳子,将人捆了拖到树边。
治保主任主任大喊“救命——”官文烈上去就是一耳光。拿棍子在他头上敲了敲:“再喊,打死你——”
“听着,明人不做暗事,我就是官甲海的儿子。”官文烈对蒙着的头说,“平时受你的气受够了,今天也该你倒倒霉了。”说完棍子便雨点般的打一下去。
治保主任连喊:“饶命,饶命”
三人牢牢实实把治保主任捆在大树上。“还你一脚——”官文烈走前狠狠地在治保主任腰上踹了一脚。一挥手,三人便消失在黑暗中。
出了村口就是一座大山,上了山,三人看看后面没人追,坐在山路上,“哈哈哈——”笑开了。
这辈子,这是他们最痛决的一次笑!
笑过后,郑锦安有点担心了:“烈仔啊,打了人了,我们这辈子,看来是回不了家了?”
官文烈说:“我是不打算回来了。”
“不回就不回,”郑良才说,“要到了香港,老子拉屎都不朝这边。”
天上露出微明.三个年轻人拿棍子撬着干粮,敞开了衣服,迎着吹来的凉风,朝西南边的宝安县方向走去。
三、四千军民夜围羊台山
老头一看我要抢,就从塑料袋里抽出把柴刀来,挥舞着,口里大概是喊:不要过来啊,要不就劈死你!
●第五章抚不平的波澜——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
“走了大约一天的时间吧,中午十二点的样子,我们估计快到边境了,”被捕后,官文烈对审判员交代说,“不敢走大路了,就决定上山,走小路。”
“那山上没有路,到处是树,我不知道叫什么山,很高的,就上去了。上到最高顶(羊台山灯芯顶——作者注).看见那儿有块大石头,再一看,石头上坐着一个人呢,怎么这深山凹里有人?就很警惕地问他是谁?”
坐在大石头上的人,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比官文烈高些,他叫范金波。丰顺县人,也是在家呆不下去了,也跑到边境偷渡来了。
“听他说也是来偷渡的,我们就放心了。”官文烈说,“他还答应说,他姨父在香港开工厂,过去了,个个都有得事做。还可以寄钱回来。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就给他干粮吃,给他水喝。”
四月的南粤,正是好天气。太阳暖暖地照在大石头上。四个人都有些困了,官文烈就说:“睡觉吧,到晚上再赶路。”
年轻人贪睡,四个人躺在大石头上,眨眼间就睡熟了。
猛然间,他们被一阵咆哮般的喊声叫醒。
官文烈睁开眼睛,白花花地看见离他们八九米的地方,站着个老头。老头叫戴意友。
——
戴意友本来是把种田的好手,但是毕竞上了年纪。开春的时候,生产队长就安排他上羊台山大队林场养蜂。
这羊台山,号称宝安县西部第一山。密林深涧,野兽出没。几个农民住在那里养蜂,就像是与世隔绝,十天半月才能下山一次。
日子过得快,转眼就到了四月,过了清明,蜂糖便打完了。
场长李茂才说:“戴叔啊,事情闲了。你都一个月没下山了,明天你回家打一转吧。”戴意友掐掐指头,真的一个月还多呢。
场长特意叮嘱说:“路上不安全,有豹子的。叫个人陪你下山吧。”
戴意友边把柴刀装进塑料袋中边说:“怕啥,有这玩意。我年轻时候还打过野猪呢。”
从林场去山下,要经过羊台山的最高峰灯芯顶。戴意友喝了两杯米酒,提了塑料袋,摇晃晃地往灯芯顶上走来。
天气很好,太阳暖洋洋地照着。春风刮过来,满山的树木发出“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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哗——”的响声。戴意友一边走,一边还掐了一把路边的野花,打算逗最小的女儿秀春。
再过去就是灯芯顶了。
他绝没想到,就在那个地方,一场灾祸正在等待着他。
刚一上灯芯顶,他就看见那个大石头上坐着四个人。那样子衣衫破烂,还放着粮包,一看就是想偷渡的。他把柴刀拿出来,向他们喊……
范金波口供整理:
“那老头在石头下,叽叽呱呱乱喊,一下往南边指,一下又指指林场。他说的那些我们不懂,不知说些什一么。只知他看出我们是偷渡的了。”
案子结束后,宝安县宣传部报道员去采访戴意友:“你是不是奋不顾身?你估计自己能对付得了他们吗?”
戴意友:“不行。当时我一琢磨,我就一个人,他们有四个,要吃亏的。便不接近他们,就站在隔他们十几米的地方喊。声音尽量大点,希望能传给远处的人,比如在山上砍柴烧石灰的啦”
报道员:“你都喊了些什么话,怎么他们都说听不懂?”
戴意友:“我说,你们是逃港的吗?那里逃不过的,有解放军的。你们回去算了,到我们林场去也可以,有饭给你们吃的,过两天就送你们回去。”
戴意友说的是龙岗当地的客家话,四个人根本没听明白,反而认为老头是要叫人来抓他们了。
范金波口供整理:
“听到老头喊,烈仔就向我们三人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别理他,快走。我们便起身,赶快走。如果我们走了就好了,那就没事了。”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导致四个逃港青年起了杀人之心。
原来睡觉的时候,官文烈把粮包放在石头上,由于没放稳,这时滚到石头下面去了。
站在石头下的戴意友顺手就拣了粮包,抬腿往林场去——拿走你们的包,看你们还走不走得了?等把你们引到林场就有好看的。
这时,老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老头只顾夹了粮包走,却没注意大石头下还有一根三指粗的棍子。而正是这根棍子成了四个青年的武器。
官文烈口供整理:
“那老头一走我就急了,没粮包怎么过河啊?我就喊放下,放下。他硬是
●第五章抚不平的波澜——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
不放,还往林场走。地上那根棍子他没拣走,我就从地上拣起那棍子,追了上去。本来是想吓一吓他的,没打算打他。这时,范金波他们三个人也上来了。老头看见我们都围上来,有点怕了,就站住了。嘴里又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我说包是我的,还给我。他不听,还朝着林场那边喊。我更急了,要是林场来人了就完了。一急,就去抢那粮包,想抢了就逃。
老头一看我要抢,就从塑料袋里抽出把柴刀来,挥舞着,口里大概是喊:不要过来啊,要不就劈死你!
我没怕,心想,你拿我的包,还拿刀砍我,哪有这个理?就拿棍子打过去,打中了他的右手,刀‘挡’地掉在地上。我就扑上去抢他的刀,他手快,拾起刀就向我挥来。猛地,我感觉手指头像给蚂蚁咬了一下一样,一看,给削掉了一截了。
我本来没想打死他的,这下火就起来了,我就喊:吊他妈,打死他,打死他!又一棍,打中了他的头。”面对审讯员,官文烈一一交代了当时的情景。
“他倒下了没?”审讯员追问。
“没——他还挺着。”
在打斗中郑良才也被砍伤,戴意友趁机爬起来,跑向林场。
官文烈口供整理:
“我一看,老头跑了。一定是回去报告,就又喊:快抓住他,不能让他走!我
们三个就一拥而上把老头又摔在地上,老头这时已经跑不动
宝安县委对龙华大队民兵戴意友追捕偷渡犯立功给予表彰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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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夺过柴刀,砍向他的头……”
官文烈口供整理:
“我那时性起,人也疯了。还有,我不砍死他,他就要去报告。我们就跑不成了。反正是你死我活了。”
一个要报答党恩,一个要寻找幸福。
在“阶级斗争”的驱使下,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变得水火不容。
问:“砍了多少刀?”
答:“我记不得了。”
问:“手发抖吗?”
答:“不抖。开始还有点,后来就不了,砍下去软软的,就像是砍棉花一样。”
问:“砍了以后怎样?”
答:“用脚踢了两下,没动了。估计是死了。就对其他人说,死了,我们快跑,谁也不准说呀。我想跑过河就没事了。”
丢下戴意友,四个人拼命往深圳河跑。
——
天黑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开始向他们围过来。
命大的戴意友并没有死,一阵山风又把他吹醒了,竟还能呼救。
据宝安县委的文件记载,戴意友被送到龙岗镇人民医院后,有关部门迅速在全县布下了抓捕杀人犯的天罗地网——边防部队、公安、群众,共四千七百多人,在宝安县委的指挥下封锁边界、围山搜捕。
这可能就是港报所说的“四千多军警与四十多名偷渡群众血战”的“故事”。
我问老公安:“后来真的与官文烈等四个人发生了血战?”
“没有。香港的右翼报纸总是夸大其词,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血战。他们没有吃东西,后来饿的根本不行了。”
“后面的情况是怎样的?”
“这要问5443部队。”
5443部队是驻扎在宝安县的边防军。后来在采访中,已退休的作战参谋仔细回忆了边防军参加搜捕的经过。
●第五章抚不平的波澜——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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