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六二”大外逃的直接原因，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但李富林是当时的县委书记，他的看法是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
他看了看我，深深地喝了一口茶：“好吧，我说，你记——”
沙头角那地方，一直多事。一条街分成了两半，中间有一块光绪年立的界碑。街北边是我们管辖的，街南边是英方管辖的。你知道，两边相隔那么近，小孩子滚个铁环，也常常从中国滚到了那边去了。偷渡当然就更容易了。所以外交啊、边防啊常常出事。我们一直为这个事情头疼。
那阵不是过“苦日子”吗？我们这边物资供应紧张。英国兵明明知道，可巡逻的时候还故意嚼着口香糖，抱着饼干桶，在界碑边抢啊，笑啊，做给我们看。引得我们这边的一些小孩子馋着嘴跟着。父母拉都拉不回。
“妈的！黄毛佬，这不是欺负人吗？”沙头角的书记曾福每次向我汇报这事都忿忿不平，“是不是搞他一家伙啊，李书记？免得他们那么嚣张。”
我每次都劝他忍着点，避免出事。
后来，曾福又给我打电话了：“李书记，黄毛佬不是人，越搞越猖狂了！”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他妈的，敢过界碑这边来给小孩派糖了！抓不抓？”
我也感到英国人实在太猖狂，但想想，这涉外的事情，乱搞不得的，就叮嘱：“别乱动，我过去看看再说。”
那时宝安县委的配备是很好的，我都坐美国“别克”车，内地的县级干部一般是没有的。当然，这同当时我们的外事活动多有关。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等我赶到沙头角，英国巡警已经走了。小孩的家长把糖果拿出来，伸给我看：“你看这——李书记，还有英文呢。我崽没吃啊。”
当时，沙头角的群众情绪很激愤，尤其是孩子父母们，感到自己的儿女受外国人嘲弄了，很丢脸。孩子的叔叔拿了枪杆子来见我，蹬着脚嚷：“吊他妈，老子一枪崩噻亏（他）！”
说实在的，我心里也很气愤。咱中国人受了外国人一百多年的气了，如今我们生活困难，他们还在奚落我们!
那时候，英国人搞出的那个“对等”原则，老百姓也都知道的。不让他们过去，早就窝着一肚子气，这一来，火气就更大了。
“李书记，”曾福领着一群人过来，“你发命令吧，再来派糖，我就开火了！”
“你疯啦！”我瞪了曾福一眼，“不能开火！打死人怎么办？外交纠纷啊，脱得了壳？”
不过，在临上车的时候，我还是丢给了他一句话：“惩罚惩罚那几个家伙还可以。”
一天以后，曾福给我打电话来了，很兴奋：“李书记，他妈的，惩罚了！”电话那头传过来“哈哈哈”的笑声。
原来，几个英国巡警故伎重演，又到界碑边来给小孩发糖果了。曾福他们早已经找好了几个小孩，埋伏在街对面店铺楼上，“啪、啪、啪”数弹齐发，果然打中了一个巡警的眼睛。
“李书记，哈哈哈，那两个小鬼，真准啊——”曾福在电话中高兴得很。
我也想，反正是小孩干的，他英国政府找谁去。要问起来，就说小孩调皮。心里也暗自高兴。
“出了气就行了啊，不要老没完啦。”我又叮嘱他们。
但是，事情还真没完。
那几个吃了英国糖的小孩，在学校里让同学们说笑，说吃了英国糖就会生“英国仔”，抬不起头。家长也窝着气，说一定要亲手揍那几个英国佬一顿才甘心。群众议论纷纷，情绪很不稳定。
不出两天，我又接到曾福的电话：“李书记，打了，解恨呀——”
“怎么回事？打人家了？”我赶紧问。
原来，那两个散糖的英国佬又出来了。这边的人早钓着他们的线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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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大逃港
他们一到界碑边，那小孩习过武的叔叔，冲过去就是两拳头。两个英国兵“哇哇”叫着，逃进了对面的商店里藏了起来。
“不过，现在有点不对了——”曾福说，“来了好多鬼佬，像是要打架，李书记，你来不来呀？”
我感到事情有点复杂：“还能不来吗？”便在电话中骂人：“叫你适可而止，你偏要闯祸！”
我急忙叫司机：“快，沙头角——”
到沙头角一看，情况果然不妙，两个被揍的英国兵叫来了二十几个英国兵，吉普车也开来了，端着枪，在界碑边“哇哇”乱喊乱叫，把枪对着天，好像要开枪。
当时县委副书记曹若茗也一起去了，他是管外事的，懂英语，我问他：“他们叫些什么？”曹若茗说：“抗议！要我们交出打人的人来。否则就要冲过来！”
我冲对面说：“来呀！冲呀！我看你们有胆！”
这时，我们的士兵也都上去了。界碑两边，都上了刺刀呀，都是荷枪实弹。你想，有多危险呀，就是面对面，只相隔几米远。英国兵和我们的士兵，眼瞪着眼，只要谁不小心走了火，那就糟了，就打起来了。
事情真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了！
我一面给陶书记打电话，汇报情况，一面叫曹若茗赶着往北京周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请示——什么？你问宝安县怎么能往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这你可不知道了。那时有个规定，有关外事情况，宝安是可以直接同最高层联系的。所以，别人说宝安县早就是“通天”了的。
传来的指示是：“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发生冲突。正在进行外事调解。”
当时我们这边有一个班的士兵，都荷枪实弹，便叮嘱他们不要随便动，等指示。
大概到了夜里11点多钟，界碑那一边的鬼佬，像突然接到命令似的，全撤走了。
有老百姓就跳到街上去喊：
“胜利了——”
“毛主席万岁！”
“打倒英帝国主义！”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看来是上面的外事部门，通过香港甚至是伦敦做工作了。
我于是下令：“撤——”。
我们一个班的战士也撤下来了。
事情过去了，我松了一口气。看看表，已经是第二天的4点多了，这才开了车回深圳去。
三、大军区政委亲令撤岗哨
陶铸似乎很生气，把茶杯一放，站了起来：“说得对！英国人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弹丸之地，放十万人过去他就吃不消！老李，去打电话，通知边防来人，把岗哨撤了！”
事情根本没有完，沙头角的事传到省委后，大约是第三天吧，也许是第二天，有人通知李富林说陶书记来了。陶书记去沙头角看了，很生气，已经在铁路外宾室等你了，让你赶快去。
我一进去就看见陶书记脸色阴沉沉的。
“富林，你来了，好，你说说，事件到底是谁的责任啊？”
“当然是他们！”
“怎么要打人家呢？”
“书记，你不知道，那家伙本来就尽做坏事，群众不惩罚一下，他们更嚣张。”李富林就把事情的原委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陶铸没作声了，呆了一会，问：“你们对事情有什么看法？”他又转过头去，扫了一圈，问同去的县委的人。
“英国佬太欺负人了！”有人愤愤不平。
“老百姓都在说，新中国抬头做人了，怎么还在受英国鬼子的气？”
“我们每年反偷渡，替他们保平安日子。现在好了，他们把日子过安稳了，反倒拿咱们开心，放他几万人过去，看他香港吃得消？”
陶铸似乎很生气，把茶杯一放，站了起来：“说得对！英国人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弹丸之地，放十万人过去他就吃不消！老李，去打电话，通知边防来人，把岗哨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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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大逃港
什么？撤岗哨？李富林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吓了一跳，所以迟迟没有动作。
“陶书记一看我还在犹豫，便大声说：‘听见吗？叫你去你就去呀，把团长、政委都叫来！’
“当时在深港边防的有三个团：边防3团、布吉野战军42军6团、黄贝岭42军还有一个团。
“我还是不敢动，这个事情太大了，这个电话不好打的，就说：‘陶书记，你是大军区政委，还是得你打才行吧。’
“陶铸说：‘你不是这的边防委员会主任吗——算了，我来！’说着，拿起了电话。
“不一会，几个团长政委都急匆匆赶来了。包括6团的李庭格、3团的鲁山江、还有一个政委姓宋。
“陶铸看人来了，就说：‘英国人欺人太甚，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不行，你们回去，明天就把岗哨撤了！’
作者记录李富林口述的原稿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当时大家都傻眼了，但这是大军区政委亲自下的命令，谁敢不执行？”
——
会议是下午开的，到第二天，深港边境耕作口的岗哨果然都撤掉了。
老百姓到耕作口一看，呀，撤了，马上喊起来了：
“放人啦——”
“可以走啦——”
这种消息，没有腿，可比长了腿跑得还快。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省内省外都传遍了。
几天之后，人流涌来了，广州的、韶关的、梅县的、挑担的、扶老携幼的……村庄里、马路上、到处是人。都沿着铁路线走，因为沿铁路不会走错。
——
关于当时的情形有人写文章做了详细描述：
“广东的领导人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各地的群众纷纷向深圳涌去，冲过边界，逃入香港。第一批逃过去的人确实留下来了，这样又带动了第二批。5月上旬，逃往香港的人，愈来愈多，突然之间，形成一股惊人的大潮……”
“邻近香港的中共宝安县委，6月1日向省委紧急报告：现在出现大逃亡风潮，不仅农村党员、团员，而且城镇机关的党团员也大量外逃。这次外逃发展非常迅速，来势甚凶。因而，从农村到城市群众思想都很混乱，农民无心生产，城镇有的工厂停工。截至1962年5月31日，宝安县全县外逃总人数，达11547万人，东莞县6月7日统计，外逃人数达27197万人；增城2458人。其他县份，如台山、高鹤、三水等，都有大量人口外逃。”
另据《广东省志?公安志》记载，外逃风潮从惠阳、宝安、东莞、海丰四县蔓延到广州、江门、潮汕、肇庆等地的部分县、市，1962年4月底到5月中旬，每天都有数百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5月中旬以后，每天外逃人员增至千人。最高峰的5月15日达4977人。每天集结在宝安、深圳一带伺机进入香港的都有四五千人，最多一天有8000多人。广州火车站还发生了大批外逃群众冲击火车站事件。
——
“你认为，62年的逃港潮就是这样起来的吗？”
30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历史，李富林内心仍难以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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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考虑了很久。
“当然有关系，但我想，沙头角事件还仅仅是个表面现象。其实并不那样简单。”李富林不愧是个有长期工作经验的基层干部，“我也在想，陶书记打过那么多年的仗，是个精明透了的人。他怎么会一时冲动就开口，说放十万人过香港去呢？事这么大。”
“你是说，放人过去，可能早研究过了，不仅仅因为沙头角事件，是另有考虑，对吗？”
“我不敢肯定，只是这样想——”
“你认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那时正好是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没吃的，粤北饿死了好多人，与其让老百姓在国内等着饿死，不如放一部分老百姓出去。可能出于这种考虑，也就是出于人道而放人吧。”
李富林说的真是陶铸或更高领导人当时的想法？
表面“出气”，实为“放人”，这是不是“沙头角事件”后，睿智的陶铸真实的意图？
“六二”逃港潮中的深圳
“一、二、三”随着上千人有组织的呐喊，“轰——”地一声，几十米长的一段铁丝网被推倒在地上。边境线上就像缺了口的河提。
“冲啊——”随着惊天动地的喊声，滚滚人流涌过了边界……
1962年5月前后数以十万计的群众在短时间内涌人宝安县深圳河边，小小的深圳镇不堪重负，顿时陷人一片恐慌和骚乱中。
这么多的群众，要吃要拉……开始，政府还一天发两次稀饭，后来人越来越多，不敢再发。一发就乱，就抢。
为了安全．镇上的商店大都关门了。
一些难以忍受饥饿的外来人群，如同洪水淹过了深圳镇周围的莲塘、长岭、沙头角、皇岗、沙头、水围等村庄，把一些地里的青菜全拔光吃了。好生生的稻田在万人脚下被踩成平地。逃港的群众甚至威胁敢于干预的民兵说：“你还敢干涉我？老子缴你的枪，把你的村子踩平！”
人们洪流般冲进村里，有人敲门要吃的，不给就打人。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大陆逃港群众蜂拥香港。这是被香港警方在边境截获后的逃港群众，无奈地等候发落。
谣言更是满天飞——“太平有个高级军官带一批士兵逃跑了！”——“彭德怀视察福建，被接到台湾去了！——”“惠阳县委书记跑了”……
宝安县公安局派出便衣深入群众中了解情况，部分意见被记在报告：“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倒不如死在这里（深圳戏院）算了。”
“生产队的耕牛都杀了，现在就是想回去也无耕牛了，怎么活？不如再去拼命（指冲边界）。”
“丙个（谁）拦我，我就同丙个（谁）去死了——”
报告还称：“大量的群众廪集在深圳镇边的梧桐山”，“他们有组织、有指挥，当总指挥的是一名大学生”。
“黄昏以后是‘冲边界’的好时候，逃港群众相约等到昏暗的时候一同冲下山去。”
“大多数是17至40岁的青壮年，有男有女。他们每人均持有一条4 尺多长的木棒。他们的总指挥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阻挠我们都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谁后退就要用棍打谁。”
“在沙头角，边境桥头连续两个晚上发生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并肩的示威之态，强迫民警开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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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逃港的严峻形势上报到了省里，当时的省委书记赵紫阳带着省公安厅及李富林等宝安县委的人，迅速赶赴深港边境处理。他们躲在边境的山头上观看动静。
深圳莲塘、罗芳村一带，大概集中了两三千外逃群众，当他们冲过边防线，靠近边境线时，铁丝网拦住了他们。有人就喊：“倒掉它——”，于是山摇地动的一片高呼声：“倒掉它——”
“一、二、共”随着上千人有组织的呐喊，“轰——”地一声，几十米长的一段铁丝网被推倒在地上。边境线上就像缺了口的河堤。
“冲啊——”随着惊天动地的喊声，滚滚人流涌过了边界……
——
赵紫阳把望远镜放下，摇摇头说：“简直就是淮海战役了！”一脸的无奈。
形势已经失去了控制，就是想堵，一时也堵不住了。
港报报道惊呼“中共大量放人出境”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四、“钦差”密访香港
全部是谎言。在香港做乞丐都比我们这边好得多，只要你干活，就能有饭吃。我接触到很多偷渡过去的人，哭，却没一个说后悔的。
这时，一位中央党报的记者，秘密来到了深圳河边上。他叫连云山，《人民日报》军事组组长。
“那时深圳发生了大逃港事件，当时的说法是美蒋特务策划的偷渡行为。我也这样认为。”他回忆说。
当时官方发有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对香港是这样描述的：
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
二、香港黑社会横行；
二、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
四、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的；
……
连云山想，既然这样，为什么成千上万的群众还甘愿抛家别舍往地狱里跑呢？他决定要过境到香港那边看看。
在广东省公安厅派人陪同下，连云山来到了宝安县。那时，全县正在一片逃亡风的恐慌中。中央记者到边境来，这就如同“钦差”下来了。县委对他特别的客气。
“县委书记李富林心情很沉重，情绪很低落。他让农村工作部的一个同志陪我前往边境。”
“公安部门为我办了一个过境耕作证，化名叫李进山。一位会当地语言的公安科长（后来了解此人是公安局侦察科长周水君），陪着我随着逃港的群众，从大鹏湾的一个耕作口过境。到了九龙。
我看到逃难的深圳边民在山脚下用塑料布搭成一个个窝棚，到处都是，跟他们聊，他们就哭，说我们也是党员、贫下中农啊，说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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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大逃港
希图为民请命的《人民日报》记者连云山，连云山看见逃港群众就住在这些棚屋中
香港是不是人间地狱呢？当自己用眼睛看过了以后，连云山惊异了。他说：“全部是谎言。在香港做乞丐都比我们这边好得多，只要你干活，就能有饭吃。我接触到很多偷渡过去的人，哭，却没一个说后悔的。”
于是连云山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民不是国内所宣传的是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是生活水平比大陆人民高出了许多倍。大陆的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香港的人民都早已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
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连云山。
“回到县委招待所，有一个多星期，我闭门不出。陷人了深深的苦恼中。边民的逃港根本就不是美蒋特务的挑动，地富反坏策划内应的结果，是别人的生活比我们好群众才跑的，可是我们还在欺骗，说资本主义是人间地狱。”
“群众逃港表面上是自然灾害、集体吃食堂等造成。而实际上是一个政策问题。只有从我们宏观政策上的严重失误找原因，才能解释。”
在连云山离开宝安前夕，李富林把他请到县委小食堂吃饭，一个劲检讨自己，说是工作有错误，才造成群众大逃港。大家的眼睛却老瞪着连云山，像是话中有话。
连云山揣度李富林等一班人，是担心自己这个“钦差”回京后“告状”,把大逃港说成是宝安县的责任，便说：
“这能怪你吗，你作为县委书记，你不知道吗？香港那生活水平你能比吗？那也叫水深火热？谁是水深火热？你这里饭都没得吃，你不叫水深火热？真是瞎说八道。”
李富林说：“老连呀，这话别人说可以，我就不能说呀。”意思是，连云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山可以说，他回北京了，可以把这个真实情况向上反映。
“把我逼得没办法了，我就说：‘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是想知道我回去说什么，对不对？我只说几个字好不好？说你宝安县负不了这个责任。是政策问题，行不行？”
“当时李富林感动得就差没哭出来了，眼睛都湿润了。他说：‘老连啊，我感谢你，感谢你能理解。’离席时，我说咱们今天就说到这。这么大件事，到北京，我能说不能说，还都是个问题啦”
连云山决定把自己看到和认识到的向中央报告二希望中共中央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
“我先后写了四篇内参，给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常务副总编。写了大概四个内容：一个是香港的情况；第二个是大逃港的深层次原因，责任不在宝安县，也不在广东省委，是我们政策上的问题；第二个讲了重新认识香港的问题；第四个讲了解决的具体措施，比如取消粮票，实行自由贸易制度，从樟木头到宝安这个地方，建立一条政策优惠区。
“他看过后，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谈话。他说：‘我都不知道情况有这么严重。’我担心他会给我扣帽子，幸好没有说。他也得想想。
“过了几天，他又找我，说恐怕不能发表．建议我去新华社找找人。看能否通过新华社送上去。要送给中央的最高一级领导。
“我找到了新华社内参组组长夏公然，我们的私交关系不错。在朝鲜战场上一起呆过。我就约他到宣武门一家烤肉馆吃烤肉，那里人不多、说话安全。他看后吓了一跳：‘哎呀，你是个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呀，我给你送了，连我也是反革命了。’
送不送？怎么送？他拿着考虑了好几天。”
连石山也不能不为事情的后果担心：“顶多把我关一次反革命。反正地富反坏的帽子我戴不上，我就是个农民出身，我家连个保长、甲长都没有，拿我也没办法。”
但是，送给谁呢？连石山回忆说：“夏公然说，就送一个人，送邓小平吧。他说邓小平不整人，不说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