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有限，能讓錢用於現代武器系統的唯一辦法就是減少人員開支。即便是那些擔心自己被裁掉的人也很難反對鄧小平的
這個理由。
為了減少對裁軍的抵制，鄧小平加大了為復員和轉業軍人找工作的努力。盡量安排退休的部隊高層幹部在地方黨
政機關或國營企業工作。普通軍人主要安排到農村擔任公社幹部，還有一些人轉業去了工廠。[3-22]要求政府幹部負責在
當地為老兵安排工作。
鄧小平利用 1975 年 6 月 24 日至 7 月 15 日召開的軍委擴大會棗這個大會因林彪事件而拖延了四年棗為裁
軍計劃尋求支持。一些軍官為避免削減自己單位的人員而提出特殊要求，但計劃並未發生多大改變。[3-23]會議確定了三
年內減少兵員 160 萬的目標，其中包括大約 60 萬名軍官。[3-24]
新的編制表一完成，軍隊立刻開始選拔各級領導班子。鄧小平為新領導班子的面貌定出基調，他說：新當選的幹
部要能夠運用新技術改進常規裝備和先進武器，能夠通過科學分析提高指揮和管理水平；要增加訓練和學習，以便提高
幹部素質，幫助他們制定適應未來條件的戰略；需要有關心部隊、能夠改進軍民關係的政治幹部。[3-25]中國的武器已經
嚴重落伍，財力十分有限，因此鄧小平要求把錢花在刀刃上。軍委擴大會剛一結束，來自 400 多家國防工業大廠的領導
幹部就在 7 月 20 日到 8 月 4 日召開會議，根據提高技術水平的新工作重點對他們的工作責任進行評估。[3-26]
軍委擴大會召開幾周後，宣佈了中央軍委的新成員。毛依然允許激進派控制宣傳工作。「四人幫」中最老練的張
春橋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但鄧小平仍然擔任總參謀長，葉劍英保留了對軍委的領導權。大多數中央軍委常委都是能
與鄧小平和葉劍英合作共事的有經驗的軍隊幹部：聶榮臻、粟裕、陳錫聯和梁必業。
鄧小平及其盟友有效控制著激進派。在軍委擴大會上，級別最高的激進派王洪文和張春橋都沒有公開發言。「四
人幫」試圖控制人事任命權，把他們以後可以用來打擊對手的人事檔案搞到手，但是沒有得逞。張春橋仍擔任總政治部
主任，因此控制著宣傳，但他完全不掌握人事任命權。鄧小平和葉帥在軍隊中得到的支持要大大高於張春橋，由他們決
定工作日程，並且在下級的任命中起著主導作用。[3-27]
鄧小平也恢復了部隊的培訓計劃。1966 年之前的 101 所軍事院校，在文革中大多數都被關閉。有些院校破敗不
堪，無法重新開學。但是也有一些院校雖然不再教學，但教員仍住在校園裏。還能教學的有經驗的教員又被請了出來，
讓他們修訂教材，重登講台。
與學校相比，大多數高級軍事技術研究所在文革中受到了保護（甚至一些民用研究所也被置於國防科委的保護之
下）。但是，由於既沒有大學的支持和新畢業生的輸入，又缺少民用研究機構提供的相關支持和與國外的技術交流，中
國的軍事技術已遠遠落後於它的潛在敵人。研究機構需要重整旗鼓，葉帥在 1975 年勸說已退休的張愛萍重新出馬幫助
他工作，在組織軍事科研方面，張愛萍是最有經驗的高級軍官之一。
兩個研究和開發機構鬧派性十分嚴重，因此需要給予特別關注：一個是主要從事核武器開發的二機部，另一個是
研究彈道導彈的七機部。在 1974 年，發射洲際彈道導彈的三次試驗均以失敗告終，這使得批評這兩個部的領導很容易
得到政治上的擁護，但是對激進派的支持並沒有消失。[3-28]「四人幫」的追隨者在其中一個部下面的一個工廠中仍很活
躍，他們貼出了聲討張愛萍只抓生產的大字報。
5 月 19 日，鄧小平在訪法回國後的次日參加了負責軍工技術的領導幹部聶榮臻（他也是鄧小平在法國勤工儉學
時的同志之一）在七機部召開的會議。鄧小平的講話十分強硬，他說，政府不能再容忍派性，領導人必須在 6 月 30 日
以前消除一切派性，7 月 1 日之後大家要合作共事，不然就對他們不客氣：堅決調開。
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同意後，鄧小平和葉帥監督著這兩個問題嚴重的部門進行整頓，仍然鬧派性的人被開除，
建立了組織科研工作的新領導班子。[3-29] 從 1975 年第四季度到 1976 年，作為裁軍工作的一部分，編制表中正式取消
了 46.4 萬個崗位。當然，有些人想方設法留在了自己的崗位上，但葉帥和鄧小平已經盡其所能落實了他們的裁軍計劃，
新的領導班子也已選出，待時機到來便能在他們的部門和隊伍中應用現代科技。[3-30]
總之，在 1975 年，鄧小平和葉帥在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大多數人的支持下，在恢復紀律、裁軍、為改進部隊的教
育和技術水平鋪平道路方面，都取得了可觀的進步。
地方整頓的戰略：徐州鐵路局
為了在地方整頓上取得突破，鄧小平採取了抓典型的方式，這既能迅速增加生產，又能鼓勵其他單位。他在打游
擊的年代就認為，打一些勝算在握的小仗，可以鼓舞部隊準備打好大仗。1975 年，很多因為不能完成生產指標而受到
批評的工廠都抱怨它們的物資供應不足。運輸是一個明顯的瓶頸。假如能在交通運輸領域初戰告捷，是不是既能增加生
產，又能為其他領域樹立成功的先例？
中國在 1970 年代中期還沒有現代高速公路系統，貨運基本依靠鐵路。因此當鄧小平致力於改善運輸時，便將注
意力集中在了江蘇北部的城市徐州，這裏是東西鐵路大動脈隴海線和南北鐵路大動脈津浦線的交匯點。在 1975 年 3 月
之前，徐州鐵路局已經有 21 個月沒有完成裝貨和發車指標。自 1967 年 1 月起，那裏的造反派之間的武鬥幾乎從未間
斷。
1975 年的形勢既糟糕又麻煩。擔任徐州鐵路分局局長的造反派頭頭顧炳華能搞到武器，頑固抵制外人對他的控
制。自 1966 年以來，顧炳華和造反派就佔據著火車站附近的物資局大樓，將其作為他們個人的物資儲備和供應倉庫。
當公安局前來抓捕一些工人時，顧炳華的同夥強行拘留了公安幹警。顧炳華的同夥甚至一度奪取了徐州市黨委的辦公樓，
把市委幹部拘禁起來。[3-31]
毛澤東堅定支持鄧小平整頓鐵路的工作，部分原因是他本人經歷過一次因混亂而造成的延誤。1975 年 2 月 3 日
他要乘專列從長沙前往杭州，但保衛幹部無法保證專列的安全，使他直到 2 月 8 日才得以成行。[3-32]前造反派頭頭王洪
文現在也贊成打擊造反派。他支持壓制徐州，是因為他作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明白上海需要鐵路的供應。
毛澤東和王洪文的支持使鄧小平能夠對徐州採取迅速果斷的措施。此時萬里已經擔任了鐵道部部長（參見本書附
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作為他早先採取的步驟之一，鄧小平早在 1975 年 1 月上任之前便推薦了素以攻克難
題聞名的萬里擔任鐵道部部長。萬里在早年負責領導包括人民大會堂、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在內的天安門
廣場周邊建設項目時就曾受到毛澤東的表揚。[3-33]「萬里」這個姓名的意思是「一萬里」，所以毛曾開玩笑說，這個人
「真是日行萬里啊！」因此，當 1974 年 12 月毛澤東和周恩來在長沙開會時，他們很快就同意了對萬里的任命。
1975 年 1 月萬里上任時，鄧小平對他說，要「盡快採取最有效的手段」改變鐵路現狀。[3-34]他讓這位新鐵道部
長抓緊準備一份有關徐州問題的報告，在他擔任副總理十天後，就聽取了萬里的彙報。萬里說，關鍵問題是派性，問題
太複雜，解決起來需要半年時間。鄧小平說，形勢太嚴重，不能等那麼長時間。
幾周後的 2 月 6 日，鄧小平召集紀登奎和王震聽取了萬里有關盡快解決徐州問題的方案彙報。在這次會議上，粗
魯莽撞、對鄧小平忠心耿耿的王震將軍提出派軍隊過去。萬里說，徐州很多幹部擔心口頭指示可能很快有變，因此他請
求中央發一個書面文件，授權他鎮壓控制著徐州鐵路樞紐的革命造反派。鄧小平下令馬上起草這樣一份文件。
為了響應鄧小平發出的制定文件解決鐵路難題的號召，29 個省市自治區負責工業和交通運輸的書記從 2 月 25
日到 3 月 5 日在北京召開了會議。與會者一致認為徐州的問題最嚴重，必須首先解決。他們希望當年第二季度就能讓鐵
路貨運恢復通暢。[3-35] 會議結束後，立刻根據會議的討論出台了中央 9 號文件，標題是《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
決定》。[3-36]這份得到毛澤東批准的文件全面分析了當前的問題，概要說明了解決方案。最重要的是，這份文件表明，
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北京領導層完全支持萬里在徐州的工作。
9 號文件把必要的政治和軍事權力集中到了萬里和鐵道部手中，從而打破了徐州鐵路樞紐管轄權重疊的死結。當
時，位於江蘇西北角的徐州鐵路樞紐靠近山東、安徽和河南邊界，管理權涉及所有這四個省的幹部，他們分管著從治安
到鐵路管理與維護的不同部門。
9 號文件還規定，必須消除派性，鐵道部的幹部要對發生的任何事故負責。反對這些措施的人（搞派性活動者、
停工者和毀壞財物者）一經發現，要立刻予以懲處。鄧小平為了搶佔意識形態高地，宣佈說，對抗鐵道部領導的人棗
就算那些已經加入了激進團體的棗也要被定性為違反組織紀律、搞個人主義的「資產階級」。此外，破壞鐵路財物的
人要一律定為「反革命」，迅速給予嚴懲。[3-37]
鄧小平在省委書記[3-38]會議結束時的講話簡短扼要、切中要害，既表明了他態度堅決，採用的方式又讓毛澤東很
難反對，儘管他要限制一些革命造反派。他引用毛語錄說，必須「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一旦發生戰爭，
交通運輸的地位十分重要，可是現在它運轉不良。有些領導人擔心，過於重視經濟，會像文革期間那樣繼續挨批。為了
讓他們放心，鄧小平說：「聽說現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產。說什麼『抓革命保險，抓生產危險』。這是大
錯特錯的。」他明確表示，毛主席現在支持抓經濟，「怎樣才能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分析的結果，當前的薄弱環節是鐵
路」。[3-39]
由於把鐵路作為地方整頓的典型，鄧小平親自講到全國鐵路問題的細節。他說，全國鐵路的日裝載能力估計為
55,000 個車皮，但現在只能裝 40,000 多個車皮。「現在鐵路事故驚人。去年一年發生行車重大事故和大事故 755 件。」
（與此相比，1964 年只有 88 起。）紀律很差，規章制度得不到執行。例如，「火車司機隨便下車吃飯，經常誤點」，
值班時間不能喝酒的規定也得不到嚴格遵守。「對這些人不及時處理﹝打擊投機倒把、升官發財的壞分子﹞??等到哪一
年呀？??對鬧派性的人要再教育，要反對鬧派性的頭頭。」對於那些鬧過派性但已改正錯誤的人，鄧小平說:「教育過
來，既往不咎，再不轉變，嚴肅處理。」同時，「要把鬧派性的人從原單位調開」。鬧派性的頭頭不服從調動怎麼辦？
「不服從調動不發工資。」他又用更加積極的語氣說，「我想絕大多數人是擁護這個決定的」，「鐵路工人是中國工人
階級最先進、最有組織的一部分??把這些問題講清楚，理所當然地會得到絕大多數鐵路職工的擁護。??解決鐵路問題的
經驗，對其他工業部門會有幫助」。[3-40]這充分顯示了鄧小平的特色：講清大局，說明為什麼需要做某些事，把注意力
集中在任務上面，打好思想基礎，為撤換無所作為的幹部爭取公眾支持。
為了貫徹鄧小平的計劃，萬里在會議結束後的次日就召開了鐵道部全體駐京單位大會，向與會者傳達了 9 號文件
和鄧小平的講話要點。第二天又召開了全國鐵路系統電話會議，向地方幹部說明 9 號文件和鄧小平講話的重要意義。王
震在電話中說，他將從鐵道部向問題嚴重的地方派出工作組。幹部們都知道王震將軍的工作組中會有軍隊，他們在必要
時會動用武力。[3-41]自土改以來，由上級派工作組一直就是保證國家政策在地方得到落實的基本手段。
萬里整治鐵路運輸不暢的工作有全國的支持，又有中央文件撐腰，他於 3 月 9 日率領北京的工作組會見了江蘇省
和徐州市的黨政領導。[3-42]他到達的當天就宣佈，根據鄧小平親自批准的逮捕令，對四天前被鄧小平點名批評的徐州鐵
路分局局長顧炳華予以逮捕。[3-43]萬里知道，不把顧炳華抓起來，有些幹部還是不敢帶頭對他進行批判。他還明白，很
多人就像鄧小平在講話中所說，仍然心有餘悸，擔心被打成右派。老練的革命領導人萬里知道，為了讓人們放心地批判
顧炳華，需要召開一次群眾大會，以此顯示行動得到了廣泛支持，並表明上面的大人物也在公開譴責顧炳華。9 號文件
的發佈起著關鍵作用，表明他的鎮壓措施不只是一個不久就會下台的領導人的意見，而是得到了黨中央和國務院的全力
支持。
萬里到達徐州的第二天，在徐州鐵路分局職工和家屬萬人大會上發表了講話。他傳達了 9 號文件的內容，敦促他
們在 3 月底前讓鐵路局成為促進交通運輸順利運行的模範。次日，萬里等人又在徐州體育館召開的徐州市黨員幹部大會
上講話，傳達了鄧小平所強調的毛主席的三項指示，重申毛主席對「安定團結」的號召。在另一次群眾大會棗這次是
機務段的職工棗上講話之後，他們的領導作出了讓貨運暢通的保證。[3-44]
顧炳華被捕後，他的同夥繼續負隅頑抗，直到最後鋃鐺入獄。和其他派下去處理類似情況的工作組一樣，萬里和
北京的工作組把那些帶頭搗亂、必須逮捕或至少撤職的人與通過「教育」仍能和新領導班子合作的幹部區分開來。他們
對基層領導說，要解散派系，承認錯誤；很多人聽從後得到了留用。在隨後召開的小組會上，每個人都表態不再加入派
別，保證貨運暢通。[3-45]
為了加強對新的領導路線的支持，使當地的人們不計前嫌，也為了向當地群眾保證激進派的追隨者不會捲土重來，
工作組宣佈為徐州地區在文革初期受到迫害的大約 6,000 人平反，釋放在押人員。同時對派系鬥爭中遇害者的親屬做了
道歉，對倖存的受害者進行了賠償，[3-46] 並為過去受到冤枉的很多人重新安排了工作。[3-47]為了讓鐵路工人完成指標，萬
里鼓勵當地領導班子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在接見新選出的領導班子之後，萬里和工作組一起離開了徐州，距他們到達
時只過了 12 天。他們讓當地領導班子接手工作並向上級彙報。到 3 月底時，徐州平均每天辦理的車皮數從 3,800 個增
加到 7,700 個，日均裝載量翻了一番，從 700 個車皮增加到 1,400 個。[3-48]
中共領導人在全國推行新方案時，經常說「由點到線，由線到面」。在徐州實現了重大突破後，鄧小平決心把這
個在點上取得的整頓經驗推向其他鐵路樞紐，然後再利用鐵路的經驗去整頓其他部門。3 月底，負責整頓的幹部從徐州
轉道南京和江蘇等地方的鐵路樞紐。[3-49]鄧小平首先集中精力抓問題嚴重的鐵路樞紐，如太原、昆明和南昌等等。他聽
說太原有個黨委副書記阻撓當地鐵路運輸暢通，便指示迅速進行調查，如果情況屬實，在月底以前要把這個副書記調離，
如果他在上面有後台，也要一併調離。[3-50]
萬里繼續奔波於有問題的鐵路部門，隨後又視察了所有的貨車製造廠棗洛陽、太原、成都和柳州棗以保證鐵
路設備的及時供應。4 月 24 日鄧小平陪同金日成訪問南京時，萬里趕到南京向他彙報了整頓鐵路取得的進展。[3-51]對於
鐵路的其他老大難單位，萬里採取和徐州相同的策略：召集小型會議聽取有關當地情況的彙報，宣傳 9 號文件，重申毛
澤東對安定團結的重視，召開群眾大會爭取他們對改革的支持，在必要時還會搬出軍隊作為後盾。經過選拔，新的領導
班子得到了任用。自然，被撤換的領導都是以前的革命造反派。
從 6 月 30 日到 7 月 7 日，萬里在北京主持召開工作會議，總結了 9 號文件下發後幾個月以來整頓鐵路的經驗。
這幾個月的變化顯然是一項很大成就。據萬里的報告，全國二季度的貨運量比一季度提高了 19.8%，客車利用率提高
了 18.4%。[3-52]
鄧小平不可能像解決徐州鐵路局的問題那樣，對另一些問題付出同樣多的精力，但是這個案例鮮明地體現著鄧小
平克服混亂、為其他地方樹立典型的方法：他盡量讓毛澤東站在自己這一邊；依靠有成功經驗的幹部；發文件，召開群
眾大會，利用軍隊使群眾相信文革的政策不會輕易回潮；把阻礙進步的人抓起來，並督促建立新的領導班子。而且，他
做起這一切來雷厲風行。
把徐州的典型推廣到煤礦和鋼鐵業
徐州的整頓大獲成功後，鄧小平又利用徐州的典型經驗推動其他地方的整頓。他在 3 月 25 日讓萬里彙報徐州的
進展，但不是向鐵路幹部，而是向國務院的全體幹部大會。鄧小平在這種彙報會上一般不說話，但這一次他卻表現得很
急切，數次打斷萬里作一些補充說明。
此後，鄧小平的部下從打擊徐州的派性轉向打擊徐州所屬的整個徐海地區的派性，然後又擴大到江蘇全省。江蘇
省在 1975 年是全國最亂的省份之一，1974 年末全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有所增加，江蘇卻下降了 3%。萬里得到支持從
鐵路轉向對江蘇全省進行整頓，就像在徐州一樣，他打擊派性，選拔能夠帶來穩定和發展的幹部。不到三個月，萬里就
報告說，在整頓江蘇的新領導班子上取得了重大進展。6 月 2 日中央發佈 12 號文件，它實際上是在 9 號文件的基礎上
通報了在徐州、海州和江蘇其他地區取得的進展。鄧小平讚揚這個報告說，江蘇的經驗也可以用於指導其他地方的工作。
[3-53]於是改革又從江蘇推向浙江。儘管浙江的造反派仍在負隅頑抗，問題特別棘手，但是到 7 月 17 日就基本得到了解
決。根據浙江的經驗出台的 16 號文件，使這一經驗又成了其他各省開展整頓的樣板。[3-54]
鄧小平在 7 月 4 日概述了「由點到線，由線到面」的整頓任務，即從鐵路和地方政府擴大到其他部門，首先是煤
炭和鋼鐵行業，然後是其他行業和其他運輸業，接下來是商業、財貿和農業，最後從經濟部門轉向文教部門、從國防科
技轉向整個科技部門，從軍隊轉向地方政府。
中國的基本能源供應是煤炭，房屋取暖、發電廠和工廠都離不開煤。運輸是關鍵：煤炭運輸大約佔到鐵路總運量
的 40%。但是在文革期間由於運輸拖後腿，大量煤炭只能被堆積在礦區附近，使煤炭生產失去了動力。
鐵路運輸的難題在 1975 年夏天已開始得到克服，這使北京可以把更多精力轉向煤炭生產。實際上，9 號文件出
台後，鄧小平就給煤炭部長徐今強打氣，讓他利用運輸條件改善的前景增加煤炭生產。1975 年春天，徐今強把工作重
點放在了鐵路運輸便利的產煤區：陝西、河北、河南、安徽和東北。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徐今強對派性發起打擊，首先針對問題特別嚴重的省份。這些省份的煤礦所供應的煤炭數量
佔華東地區的 40%，對這些省份鋼鐵廠的煤炭供應至關重要。整頓工作使它們的生產大為改觀：1975 年二季度的煤炭
生產迅速增加，上半年結束時煤炭運輸量完成了全年計劃的 55.5%。[3-55]
在這個時期，化肥、輕工產品和電力生產也有所改善，但是鋼鐵生產仍然停滯不前。鋼產量在 1973 年達到 2,530
萬噸的峰值後，由於批林批孔運動的干擾，1974 年降至 2,110 萬噸。1975 年初確定的當年生產指標是 2,600 萬噸。
[3-56]在 3 月 25 日鄧小平主持召開的國務院會議上，萬里報告了如何把徐州經驗運用於其他領域之後，鄧小平說：「現
在解決鋼鐵問題是頭等大事。」[3-57]
在當月召開的鋼鐵工業座談會上，副總理余秋里直言不諱地說：「搞了 26 年，花了五六百億投資，職工 300 萬
人，只搞 2,000 萬噸鋼。」他說，為了增加鋼產量，必須做到（1）保證煤炭的長期供應，要專列直達，定點供應，必
要的重油和電力供應也要得到保障；（2）發動群眾，要讓懂技術的管理人員擔任負責人；（3）克服薄弱環節，特別是
鞍鋼、武鋼、包鋼和太鋼四大鋼鐵廠。不幹工作的要免職，「不要佔著茅坑不拉屎 」。[3-58]
5 月初，李先念副總理把 12 家大型鋼鐵廠和當地政府的黨委書記召集到一起，召開了鋼鐵工業座談會。[3-59]未完
成指標的鋼鐵廠的領導要向一群嚴厲的與會者解釋為何沒有完成指標；他們說，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挨批的幹部害怕犯政
治錯誤，他們擔心毛的政策會有反覆，如果不抓政治只抓經濟和生產，他們又會挨批。
5 月 21 日，鄧小平結束為期一周的訪法之行回國三天後，主持召開了由國務院牽頭的全國鋼鐵工作座談會。[3-60]
鄧小平不能公開談論讓很多幹部擔心的事棗毛澤東有可能變卦，在「四人幫」的慫恿下再次打擊那些注重抓經濟的人。
張春橋和姚文元就曾在 1975 年 3 月和 4 月分別發表文章，公開批判「經驗主義」，這是指只重視經濟生產，忽視意識
形態的做法。鄧小平當時心中明白卻不宜公開說明的是，毛澤東曾在 4 月 18 日讓他放心，並就姚文元 4 月 23 日的文
章寫下批示，進一步表明他現在反對批判經驗主義，支持鄧小平的整頓工作。
鄧小平在 5 月份的這次國務院座談會上說：「鐵路一通，就會暴露出冶金、電力、各行各業的問題。各部都要自
己打算打算，怎樣工作，解決老大難。下一步的中心是要解決鋼的問題。」[3-61]谷牧開始向與會者介紹鋼鐵問題的嚴重
性，但鄧小平插話說：「這樣講還不夠。應該說，這樣繼續下去，對鋼鐵工業是破壞！」他又說：「谷牧說每年增加 250
萬噸鋼沒問題，我說每年增加 300 萬噸也不難。??不管是哪一級的領導，不能總是怕這怕那。現在，幹部中的一個主要
問題，就是怕字當頭，不敢摸老虎屁股。我們一定支持你們。」[3-62]
鄧小平說，有四五十年資歷的人也沒什麼大不了，「如果鬧派性，管你是老虎屁股，還是獅子屁股，都要摸??如
果鬧派性嚴重而又不改正的，就堅決調開。一年調他三百六十次。7 月 1 號以後就不客氣了。??必要的話就把你調到烏
魯木齊，妻子一鬧離婚，他就聽話了。」[3-63]他說，「更重要的是，要嚴格，該批的批，該鬥的鬥，不能慢吞吞的，總
是等待。鐵道部已採取了堅決的措施，但在這裏我看到很多人不喜歡。」他接著又說：「允許你們犯錯誤。要找那些敢
於堅持黨的原則、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於負責、敢於鬥爭的人進領導班子。??我是維吾爾族姑娘，辮子多，一抓一
大把。」他說，像鞍鋼這樣的大企業，那麼複雜，雜事很多，但是高層管理人員不能每天只抓技術性的小事。「公司必
須單獨有一個班子，不是管油、鹽、醬、醋、柴，而是指揮生產的。」[3-64]
在 5 月 29 日召開的關於鋼鐵工業的會議上，鄧小平強調企業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核心。他把重點放在鋼產
量佔全國一半的八大鋼鐵廠上，並批評四家最大的鋼廠棗鞍鋼、武鋼、太鋼和包鋼棗都沒有完成指標。他說，鞍鋼
的問題最大，關鍵是領導「軟、懶、散」。[3-65]
1975 年 6 月 4 日，經毛澤東同意和政治局批准，向地方的鋼鐵主管部門下發了 13 號文件，內容與整頓鐵路的
9 號文件相似。文件重申了 1975 年 2,600 萬噸的目標產量。國家計委從各部委抽調人員成立了一個小組直接向國務院
彙報，保證鋼鐵生產指標的完成。為了給鋼鐵廠所需物資提供保障，電力、煤炭、交通、石油等各有關部委都向這個小
組派出了人員。要求各省市黨委履行對鋼鐵廠的領導責任，確保它們完成指標。[3-66]
各大鋼鐵廠都召開了貫徹 13 號文件的職工大會，有些大會的參加者多達四萬人。 [ 3-67]直屬國務院的最高領導小組
也每週開會，討論各項計劃，確保指標的完成。[3-68] 不過領導小組在 8 月 1 日開會評估鋼鐵生產時，與會者承認，要完
成之前定的高額指標頗有難度。其中一個阻力是余秋里的突然病倒棗春天他還在大膽領導著推動鋼鐵行業的工作，可
是夏天生病以後，他無法再提供一貫的堅強領導後盾了。幹部們仍然擔心如果只抓生產，忽視極左政治，他們以後有可
能遇上麻煩。確實，「四人幫」當時已經開始批評鄧小平正在犯這種錯誤了。
中國在 1975 年生產了 2,390 萬噸鋼，與 1974 年的 2,112 萬噸相比顯著增加，但並未達到 2,600 萬噸的目標。
鄧小平接受了這一進步幅度，宣佈工作取得勝利。從 12 月 15 日到 23 日（此時鄧小平已在上層受到小範圍的批判），
谷牧主持召開了一個會議，與負責鋼鐵生產的省級幹部討論各種問題。雖然會上仍在唱高調，但高層幹部們已經知道，
在 12 月新的政治氣氛中，鄧小平受到圍攻，地方幹部對繼續致力於抓增產已變得心有餘悸。果然，鄧小平在 1976 年
第三次下台並被撤銷一切職務後，當年的鋼鐵產量下降到 2,046 萬噸。
1975 年中國鋼鐵生產的改善與當時日本的鋼產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鄧小平在三年後參觀一家現代化的日本鋼
鐵廠時就會明白這一點，僅這一家工廠的鋼鐵產量就是 1975 年中國鋼鐵增產後總產量的數倍。鄧小平在 1975 年的努
力，是他通過政治動員增加鋼鐵產量的最後一次嘗試。他在 1978 年 10 月參觀了日本的大型現代鋼鐵廠以後，在提高
鋼產量的問題上採取了十分不同的方式。他不再搞整頓，而是轉而依靠科技。這一戰略轉變帶來了巨大收穫。1980 年
代中國從日本引進現代鋼鐵技術後，鋼鐵產量從 1982 年的 3,716 萬噸猛增到 1989 年的 6,159 萬噸，1996 年又進
一步增加到 1.12 億噸，使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鋼鐵生產國。[3-69] 到 2010 年，擁有現代技術的鋼鐵廠在中國遍地開花，
不用進行政治動員，中國就能達到 6 億噸的鋼鐵年產量，幾乎相當於 1975 年鋼鐵產量的 25 倍。
浙江問題和王洪文的失勢
1975 年毛澤東支持鄧小平選拔新的領導班子，讓過去鬥來鬥去的人能夠在一起工作。當時，分裂最為嚴重、最
須下大力氣恢復團結的省份是浙江省。[3-70] 1974 年，隨著秩序得到部分恢復，除了江蘇和浙江以外，各省的經濟都有
增長。浙江是一個人口多、比較發達的沿海省份，有很好的工業基礎。但是它的問題在 1975 年一季度仍很嚴重，工業
生產比 1974 年一季度下降 20%，全省財政收入下降 28.5%。由於鄧小平和萬里等人的努力，1975 年全國前八個月
的工業生產比上年平均增長 17%，浙江卻下降了 6%。[3-71]
毛澤東 1975 年 2 月 8 日從長沙來到浙江杭州美麗的西湖，在回京接待北韓領導人金日成之前，在那裏一直住到
4 月中旬，對浙江產生了特殊的興趣。他在杭州時有很多機會與省裏的幹部談話，特別是黨的老幹部譚啟龍和軍隊老幹
部鐵瑛，他們都在文革中受到過衝擊。毛澤東這時有恢復秩序的想法，因此覺得他們都是很能幹的人。相反，他在杭州
時對翁森鶴印象不佳，翁過去是造反派頭頭，從 1973 年到 1974 年一直有王洪文為他撐腰。1974 年的批林批孔運動
中，浙江的問題變得日趨嚴重，因為王洪文支持造反派，而譚啟龍又控制不了他們。毛澤東和王洪文之間在 1974 年也
開始出現不和，1974 年 10 月 18 日王洪文飛到長沙時，毛已經對他過分緊跟江青感到不快。
1975 年春，毛澤東對王洪文的懷疑進一步增加。浙江問題的嚴重性引起了北京的注意，於是派王洪文分別在 1974
年 11 月和 1975 年 3 月與浙江領導人協商解決問題，但他一無所獲。從 4 月 27 日到 6 月 3 日的幾次政治局會議上，
王洪文和江青一起受到批評，部分原因就是他未能解決浙江的問題。王洪文為此作了檢討。[3-72]
1976 年 10 月王洪文作為「四人幫」成員之一被捕後，有人說他是個無能的激進派，既魯莽又下流，沉溺於錦
衣玉食的奢華生活。實際上，王洪文曾作過一系列的努力以承擔起主持黨的日常工作的職責；有些瞭解他的人覺得，他
並沒有參與「四人幫」犯下的罪行。但是北京城裏有眾多有經驗的優秀幹部，像王洪文這樣一個年輕的新貴，突然之間
竄升到更有經驗、更能幹的幹部之上，很難贏得一個高層領導人不可缺少的尊重。
1975 年 6 月下旬宣佈，王洪文暫時不再主持北京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被先後派往上海和浙江。毛澤東支持周
恩來和鄧小平的建議，讓王洪文作為紀登奎副總理領導的工作組的一員，去解決浙江的問題。實際上，王洪文是被派去
接受教育和改造，他和紀登奎一起批評那些他過去支持過的造反派，這使他的處境頗為尷尬。但是他的到來也有助於解
決浙江的問題，因為這能使他過去支持的造反派看到，即使地位顯赫的激進派王洪文也幫不了他們。[3-73]
紀登奎在浙江的工作跟萬里在徐州的工作相似。他和工作組會見當地幹部，瞭解問題，召開群眾大會，選出以譚
啟龍和鐵瑛為首的新領導班子，用正式文件支持他們的工作。雖然鄧小平是這項工作的主角，但是與徐州的問題相比，
當時仍在浙江、與現有負責同志談過話的毛澤東對浙江問題的解決發揮著更積極的作用。祖籍浙江、對那裏很有感情的
周恩來也提供了意見。
紀登奎在浙江的最後幾天，和其他幹部一起起草了 16 號文件，它對浙江的作用類似於 9 號文件對鐵路系統、13
號文件對鋼鐵工業的作用。1975 年 7 月 14 日，紀登奎、王洪文、譚啟龍和鐵瑛帶著文件草稿飛到北京，鄧小平第二
天主持召開會議討論文件草稿，並作出了有關浙江省和杭州市領導班子的決定。鐵瑛坐在鄧小平的左邊，使右耳聽力嚴
重下降的鄧小平能夠聽清他在會議上的發言。[3-74]文件於次日送交毛澤東，毛批准了這個文件和人事決定，次日就下發
了 16 號文件。
浙江的整頓工作因為毛澤東和中央領導的堅決支持，達到了在這個最混亂的省份恢復秩序、增強團結的目的。譚
啟龍在講話中為自己過去一年的領導不力道了歉；並宣佈得益於北京最高層的大力支持，已牢牢控制住了造反派。浙江
的幹部在 1975 年底宣佈，1975 年下半年的工業產量比上半年提高了 4%。[3-75]
毛澤東並不想突然宣佈解除王洪文的正式職務，以免搞得黨內人心惶惶。王洪文去浙江後又保留了半年已有的頭
銜，直到那時，社會上對他的失寵仍然一無所知，但是毛澤東再也沒有讓王洪文回到北京的領導崗位上。
重用鄧小平
毛澤東打算進一步重用鄧小平的第一個明確跡象出現在 1975 年 4 月 18 日，這一天他讓鄧小平陪同他一起會見
金日成。他對金日成說：「我不談政治，由他來跟你談了。此人叫鄧小平。他會打仗，還會反修正主義。紅衛兵整過他，
現在無事了。那個時候打倒了好幾年，現在又起來了，我們要他。」[3-76]
在金日成訪華期間，毛澤東與鄧小平單獨做過簡短的談話。鄧小平提到了他對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等人大批經
驗主義的擔心。鄧在恢復秩序和經濟發展上取得的成功，使他們害怕鄧對毛的影響力增加，於是開始批他只抓經濟不管
基本原則棗這種論調曾經很合毛的口味。然而 1975 年 4 月毛澤東安慰鄧小平說，這些批評太過分了。他說：「我黨
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此問題請提政治局一議。」
[3-77]在知情者看來，毛的這些話意思很清楚：「有些人」是指「四人幫」，他們管得太寬了，現在更應該受到批評的是
他們。
確實，政治局不久後便開會討論毛澤東在 4 月 25 日對「四人幫」寫文章批經驗主義的意見。在政治局會議上，
葉劍英元帥批評江青和「四人幫」其他成員攻擊經驗主義。江青不得不作出檢討。想幫著江青阻止鄧小平擴大權力的王
洪文在會後立刻寫信給毛澤東告狀說，周恩來對形勢一貫抱有悲觀情緒，現在有人替他說出來了。[3-78]讀到這封信的人
都清楚，所謂「有人」指的就是鄧小平。但此時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信任沒有發生動搖。
5 月 3 日深夜，毛澤東在自己的住處召集政治局開會。毛親自主持政治局會議說明他有不同尋常的大事要商量，
因為很久以來他都是讓別人主持這種高層會議。周恩來艱難地離開醫院的病床去參加會議，這是前一年 12 月以來他第
一次見到毛澤東，雖然此後周恩來又活了八個月，但這是兩位領導人的最後一次會面。以毛的身體狀況而論，他是能夠
去醫院看望周恩來的，但他並沒有去過。
在 5 月 3 日的會議上，毛澤東批評江青等人只批經驗主義，不批教條主義。毛從未與江青斷絕關係，但在這次會
議上對她很嚴厲。他說：「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
??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他又說：「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
名義，不要用個人的名義，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義，我是從來不送什麼材料的。」然後他指著鄧小平說：「你就是毛派
的代表。」這也是毛澤東最後一次出席政治局會議。[3-79]
在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和葉帥等人也附和毛的意見，進一步批評了「四人幫」。他們說，毛主席 5 月 3 日的指
示很重要，教導他們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他們還批評
江青誇大與周恩來的分歧，借批林批孔打擊葉帥。
在 5 月 27 日和 6 月 3 日，鄧小平第一次取代王洪文主持了政治局會議。江青和王洪文在 6 月 3 日的會上被迫
作了檢查。[3-80] 幾天後，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接見菲律賓總統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時，把會議情況向毛做了彙
報，毛對鄧在會議上的做法表示認可，因為他沒有對江青過於嚴厲。鄧小平向毛澤東證明了他能按毛的意願做事，會繼
續和江青一起工作。
毛澤東從未完全放棄王洪文，王洪文後來還協助華國鋒籌備了毛澤東的追悼會，但是，自從去了浙江之後，王洪
文在黨內的協商中事實上已經不起作用。王洪文被派往浙江時向毛澤東提議，請葉帥或鄧小平代他主持黨的會議。體力
衰退的葉帥在 7 月 1 日寫信給毛澤東說，自己年紀太大了，還是讓鄧小平領導黨的日常工作吧，毛澤東立刻表示同意。
葉帥在 7 月 2 日起草了一個正式文件，宣佈鄧小平除了作為事實上的總理領導政府工作、作為軍委副主席領導軍隊以外，
還要主持黨的日常工作。最重要的是，大約就在這時，毛澤東還交給了鄧小平一項外交領域的新任務：鄧小平將成為第
一位對西方國家進行國事訪問的中共官員。
與西方關係的突破：中法關係
鄧小平於 1975 年 5 月 12 日至 17 日對法國進行了國事訪問，這是中共領導人首次出訪一個西方國家，這使他
有機會著手為中國向西方學習作準備棗就像 1950 年代學習蘇聯一樣。[3-81]毛澤東選派鄧小平進行這次重要的出訪，
使「四人幫」起了疑心，他們正確地看出這是鄧小平權力增加的又一個跡象。這次出訪對於作為領導人的鄧小平確實有
重大影響。與他一年之前路過法國時不同，這次訪問提供了一次機會，使他能夠更具體地瞭解這個他在半個世紀以前所
熟悉的國家發生了多大變化，思考中國為實現四個現代化需要做些什麼。
為何是法國呢？毛澤東在一年前提出「三個世界」的理論，他把歐洲的發達國家看作第二世界的一部分，也就是
說，它們是中國應該與之聯合共同對抗蘇美兩大霸權的國家。在第二世界的所有國家中，法國又是最先主動與中國建立
友好關係的國家。它在 1962 年就與中國實現了關係正常化，而當時沒有幾個西方國家願意這樣做。法國總統龐比杜
（Georges Pompidou）在 1973 年 9 月正式訪問北京，並受到良好接待，成為第一個訪華的歐洲領導人。因此，當
1975 年法國向中國發出國事訪問的正式邀請時，中國很願意把這個機會作為對龐比杜訪華的回訪，並表明自己正在從
文革的自我封閉中走出來。
在 1975 年訪法期間，鄧小平受到吉斯卡爾?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總統和希拉克（Jacques Chirac）
總理的接待。希拉克後來回憶說，鄧小平直率而熱情，十分瞭解國際關係。[3-82]在訪法期間，鄧小平表現了他個人對法
國生活的讚賞，遊覽了里昂和巴黎等半個世紀以前他去過的一些地方。
鄧小平要向法國傳遞的主要外交政策信息是，請求西方繼續給予支持，共同對抗最具侵略性的超級大國蘇聯。他
對同蘇聯搞緩和的價值表示懷疑，贊成西歐各國團結一致堅定對抗蘇聯。但是對於鄧小平來說，學習現代化的經驗至少
和磋商外交政策問題同樣重要。他參觀了一些農業和工業場所，就如何擴大中法貿易舉行會談。這是鄧小平第一次訪問
一個現代西方國家，在這裏他看到了五十年前他離開之後法國發生的驚人變化，對中國已經變得多麼落後感到震驚。這
些見聞體驗和成功的國事訪問帶來的連鎖反應有著深遠的影響。三年以後，谷牧率領的中國經濟官員將延續鄧小平的訪
問，在喚醒中共領導人對國外經濟和外交機會的意識，為中國進一步向西方開放提供支持力量等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
的作用。
[3-1]參見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 鄧小平在 1975》（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
頁 25；張化：《鄧小平與 1975 年的中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
[3-2]高文謙：《晚年周恩來》（Carle Place, N. Y.: 明鏡出版社，2003）。
[3-3]高文謙：《晚年周恩來》（Carle Place, N. Y.: 明鏡出版社，2003）。
[3-4]對能看到毛澤東和江青之間通信的黨史專家的採訪。
[3-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178。
[3-6]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1975 年 1 月 13 日。見 Documents of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Four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5).
[3-7]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4-45；2002 年 4 月作者對唐聞生的訪談。
[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
社，2004），1975 年 2 月 1 日，頁 14-16。
[3-9]《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5 月 29 日，頁 50-51；另參見 程中原、夏杏
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5-47。
[3-10]張化：《鄧小平與 1975 年的中國》，頁 70-74。
[3-1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1 月 25 日，頁 10-11；SWDXP-2, pp. 11-13.
[3-12] Jonathan D. Pollack, "Rebuilding China's Great Wall: Chinese Security in the
1980s," in Paul H. B. Godwin, ed., The Chinese Defense Establishmen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1980s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3), pp. 3-20; Paul H. B. Godwin, "Mao
Zedong Revised: Deterrence and Defense in the 1980s," in Godwin, ed., The Chinese Defense
Establishment, pp. 21-40; June Teufel Dreyer, "Deng Xiaoping: The Soldie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5 (September 1993): 536-550.
[3-1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1 月 25 日，頁 10-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鄧小平軍事文集》（三卷本）（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
社，2004），第 3 卷，頁 4-6，1975 年 1 月 19 日。
[3-1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24-425。另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
1975 年 1 月 12 日，頁 4-5。
[3-15]《鄧小平軍事文集》，第 3 卷，頁 1-3。
[3-16]鄧小平：〈當前軍事工作的幾個問題〉，此文是 1975 年 1 月 14 日鄧小平聽取總參謀部工
作人員的彙報後的批覆要點，見同上，頁 1-3；鄧小平：〈國防工業和軍隊裝備工作的幾點意見〉，此文
是 1975 年 5 月 4 日對軍委常委會彙報的批覆，見同上，頁 20-25；鄧小平：〈要建立嚴格的科學管理
和科研生產制度〉，此文是 1975 年 5 月 19 日聽取科學技術委員會和七機部（主管導彈研發和製造）的
彙報後對軍委常委會的講話，《鄧小平軍事文集》，第 3 卷，頁 26-27。
[3-17]William Burr, ed.,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p. 308. 關於此次會談的背景和談話備忘錄，見 pp.
265-321.
[3-1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98。
[3-19]例如在總參謀部的一次座談會上，鄧小平明確宣佈，軍隊不必急著備戰。見《鄧小平軍事文
集》，第 3 卷，頁 9。
[3-20]例如在總參謀部的一次座談會上，鄧小平明確宣佈，軍隊不必急著備戰。見《鄧小平軍事文
集》，第 3 卷，頁 9-13。
[3-2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04-405；《鄧小平年譜（1975-1997）》，
1975 年 1 月 19 日、25 日，頁 8-9、10-11；《鄧小平軍事文集》，第 3 卷，頁 6-8；SWDXP-2, pp.
27-28。
[3-22]《鄧小平軍事文集》，第 3 卷，頁 1-3。
[3-23]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07-408。
[3-2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15-417。
[3-2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16。
[3-26]《鄧小平軍事文集》，第 3 卷， 1975 年 5 月 19 日，頁 26-27。
[3-27]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08、412-415。
[3-2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94。
[3-2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107-108；《鄧小平年譜（1975-1997）》，
1975 年 5 月 19 日，頁 46-47。
[3-30]2006 年對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張星星的採訪。
[3-31]Harrison E. 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92), p. 334.
[3-3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5-56。
[3-33]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pp. 333-334; Salisbury1987 年 10 月 7 日對萬里的
採訪。
[3-34]王立新：《要吃米找萬里：安徽農村改革實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頁
22。
[3-3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7-59。
[3-3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4-56。
[3-37]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7-61。
[3-38]中國各省省委書記（省一級黨的最高職務）的稱謂經常變動，各省也不盡相同。一般說來，
1982 年之前各省都有數名省委書記，其中一名稱為「第一書記」。有時其他書記也有排序，有時則都稱
為「副書記」，有時又稱為「書記處書記」。每一名書記分管一個「系統」，如政法、工業運輸、商業或
文化教育。頭銜的變化往往並不反映工作責任的變化。即使中國的作者也不總是採用準確的稱謂。1982
年中共十二大重新强調集體領導以後，大多數省份都逐漸放棄了「第一書記」的稱謂，1985 年後不再使
用，但仍有一名書記全面負責。我在本書中提到指職位最高的書記時，都用「第一書記」，不考慮時間因
素，其他書記簡稱省委書記。
[3-3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62。
[3-40]SWDXP-2, pp. 14-17. 鄒讜在評論《鄧小平文選》時說，與原始文稿相比變動很小。見
Tang Tsou, "Review: The Historic Change in Direction and Continuity with the Pas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8 (April 1984): 320-347.
[3-4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8、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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