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下的湖南省政府民政廳廳長和國民黨中央委員。鄧力群到北平進入美國傳教士辦的學校讀書，1935 年考入北京大
學讀經濟學，但他還沒讀完第一年，就發生了「一二?九」反日示威，不久後他便離校去了延安。[25-2]
在延安，鄧力群於 1936 年入黨，後進入馬列學院並從事秘密調查工作。當鄧力群秘密調查在延安整風中挨批的
李銳時，找到李銳的妻子談話，表面上是在繼續調查，其實是在向她示愛，兩人最終短暫同居。鄧力群後來為此作過檢
討。
內戰時期鄧力群被派往東北，他在那裏與陳雲會合，擔任過遼東省委政治研究室主任等不同職務。1949 年夏天
他被派到新疆任宣傳部長和自治區黨委秘書長。[25-3]他與被派去平定新疆的王震密切合作。當時要爭取少數民族合作的
毛澤東在得知王震將軍過早地開展民族改革，殺了大批維族人後大為惱火。鄧力群告訴毛澤東說，不是王震，而是他鄧
力群作出了肅清大批有可能反抗中共統治的當地人的決定。鄧力群大膽保護王震，自擔罪名，為此丟了烏紗，過了一段
時間才得以重返官場。但是他贏得了像他一樣講義氣的王震的堅定支持。鄧力群讀過《水滸傳》和幾乎所有古代俠義小
說，養成了一種重義氣的信念且畢生信守不渝。[25-4]
新疆平定之後鄧力群回到了北京，先是在劉少奇手下的中央辦公廳工作，然後受楊尚昆的領導。他幫助起草黨的
文件，後來又去了黨刊《紅旗》雜誌。劉少奇在文革中受到批判時，劉的兩個高級秘書立刻與他反目，但第三個秘書鄧
力群再次義氣當先，拒絕批劉。他為此受到批評，被下放到五七幹校接受再教育並參加勞動。下放結束後，他為了掌握
馬列主義理論而自願留在五七幹校，在那裏又呆了一年才回到北京。
返京之後，鄧力群於 1975 年應胡喬木之邀，成為鄧小平的政治研究室的第七位、也是最後一位要員。這一年年
底鄧小平受到批判時，鄧最親密的助手都被要求加入批鄧行列，他們全都從命，唯有鄧力群除外。鄧力群為堅持這一立
場不惜坐牢，但他只是丟了工作。鄧小平在 1977 年恢復工作後不久，鄧力群便成了為他寫講話稿的圈裏人之一。
[25-5]1980 年 6 月鄧力群擔任了中央書記處研究室負責人，每天編發供高層傳閱的簡報，為領導人搜集調研資料，從事
自己的研究，主編四份雜誌，同時寫作理論著作。[25-6]
像鄧力群這一類寫作班子裏的人，固然要聽從鄧小平和陳雲等人的指示，但是作為精通黨史和理論的專家，他們
也有機會影響文件的內容。由於胡喬木和鄧力群被人尊為中共正統思想的衛道士，高層幹部都不敢說由他們兩個人把關
的文件和講話會違反黨的理論和先例。
鄧力群既不是「沒頭腦的」保守派，也不是衝動的民族主義者。他和他的兒子鄧英淘都曾在北京大學讀過農業經
濟學專業，是農村改革的早期支持者。在農村改革的初期階段，鄧力群主張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鄧小平 1978 年
10 月訪日後不久他也前往日本考察，回國後便大力讚揚日本的效率、質量標準以及日本人的精神和組織方式。但是鄧
力群也支持陳雲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的慎重態度。此外，1980 年鄧力群在中央黨校做了一系列有關陳雲經濟思想的講
座，聽上去像是在鼓勵對陳雲的個人崇拜。後來，陳雲總是大力支持鄧力群。
中共的宣傳幾十年來一直讚美工人、農民，但這並沒有完全抹去鄧力群對胡耀邦這一類人的輕視棗鄧力群曾就
讀於北京大學，出身名門，而胡耀邦 14 歲就離開了學校，處事有失穩重。陳雲和王震等保守派相信鄧力群能夠勝任總
書記一職，自由派幹部也不懷疑他有此野心。鄧力群則否認自己謀求這一職位，但他並不掩飾對胡耀邦的輕視，這種強
烈的輕視明顯不是只由客觀分析得來的。
胡喬木
胡喬木擔任過毛澤東的秘書，是起草官方文件的「大筆桿子」，最權威的黨史專家，享有比鄧力群更高的頭銜和
名望。[25-7]胡喬木是學識廣博的出色學者。作為中共幹部，他感到有責任維護黨的權威和黨的言論的正統地位；作為學
者，他閱讀廣泛，不斷求知；作為朋友，他對想表達不同觀點的人十分體貼周到，為使他們的觀點能被最高領導人接受
提出建議；作為正統思想的捍衛者，他會攻擊那些批評黨的知識分子；作為競爭者，他以黨的正統思想最權威的代言人
和大筆桿子的身份打壓對手。
他與黨的很多高層領導有私交，這可追溯至他在延安擔任毛澤東秘書的時期。他早年加入共青團，1936 年自動
成為中共黨員。1949 年後的最初幾年，毛澤東把他當作中共觀點的衛道士，讓他主持《人民日報》。他利用自己熟知
毛澤東文章和中共文件的優勢，於 1951 年寫出《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一書，為自己奠定了黨史大家的地位。他也是
四卷本《毛澤東選集》的編者之一。
雖然胡喬木比黨的其他高層領導更熟悉理論和黨史，但他在加進自己的觀點時要比鄧力群更慎重。儘管如此，胡
喬木在記錄領導人的即興講話時往往也很靈活，以便使他們的講話與黨的理論、歷史和用語相一致。高層領導人都知道
他的才能、他廣博的黨史知識以及他的善解人意，因此都尋求他的幫助為自己的言行正名。例如鄧小平就借重胡喬木的
才華，讓他領導自己的政治研究室，不斷請他在意識形態觀點方面把關，以使他的講話和文件既能表達自己的觀點，又
不會在毛澤東生前及死後招致背離中共正統思想的批評。
鄧力群愛恨分明，為了講義氣不惜接受懲罰；胡喬木則不同，他很圓滑，總想跟任何當權者搞好關係。他認為誰
掌握了大權，就會忙不迭地對其表忠心，但是他對政治的嗅覺並不總是靈驗。1975 年時他擁護鄧小平，但在 1976 年
反右傾翻案風運動中他又加入了批鄧的行列。鄧小平復出後，胡喬木請鄧力群帶給鄧小平一封道歉信，但鄧小平知道他
並未出賣機密，說那不是問題，連看也沒看就把信退了回去。[25-8]後來趙紫陽擔任總理時，胡喬木不但趕緊前去拜訪，
甚至對鄧小平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的作用表示懷疑，而這篇講話正是他本人為鄧小平起草的。
胡喬木考入北京大學讀物理，但後來改學歷史。他在浙江大學學過英語和其他歐洲語言，還學過歐洲的文學與歷
史。他也能夠運用自己在政黨史、科學、經濟學和哲學方面的廣博知識，其中一些知識是他通過閱讀中文、俄文和西方
語言的文獻獲得的。他在延安時協助起草過第一份《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因此不難理解為何鄧小平在 1980 年
至 1981 年讓他再次負責起草第二份《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評價毛澤東時代的黨史。作為黨的正
統思想的維護者，奇怪的是，他雖然能夠從自己閱讀的很多相互矛盾的著作中看到價值，自己卻從未形成一套前後一致
的系統觀點。在私下場合，他有時會表達比很多批評他的人更加自由的立場。他在文革期間受到激進派的攻擊，後來又
受到「四人幫」的批評。但在公開場合中他仍是正統思想的衛道士，肩負著維護黨的權威的重大責任，因此更常參與打
擊自由派的運動。
胡喬木在壓力之下能夠下筆如流。他手下有一大批從事寫作和研究的人，為他查找歷史文獻，核對先例，搜集當
前的信息，寫出草稿，但他通常要對重要文件和講話作最後的編輯，使之首尾一貫，能夠發出平衡不同觀點的權威聲音。
由於他擁有深厚的黨史知識，他對某件事與黨的傳統是否一致的判斷很少受到質疑。胡喬木工作緊張而專注，但比較情
緒化。他在反駁對手、捍衛黨的正統思想時很教條，對於任何向他的黨內頭號筆桿子地位發起挑戰的人，他會毫不客氣
地予以反擊。
胡耀邦
胡耀邦 14 歲便加入了共青團和紅軍。[25-9]他充滿獻身精神，率性而又熱情，做事全力以赴，願意盡心盡力地幫助
受迫害的同志，因此在 1980 年代後期，大概沒有其他高層領導人擁有比胡耀邦更多的忠實崇拜者。確實，胡耀邦受人
愛戴，被視為中共的良知。當他 1987 年下台時，很多黨員，甚至與他沒有親密關係的人，都認為他像周恩來一樣受到
了不公正的對待。胡耀邦講話時神采飛揚，十分坦率而真誠，任何其他中國領導人都難以像他那樣打動聽眾。例如，當
他回顧自己在文革中挨批或 1932 年被判死刑棗因為同事馮文彬代為說情才免遭厄運棗的感受時，都能夠深深地感
染聽眾。[25-10]
就連一些崇拜胡耀邦的人也承認，他缺少最高領導人所應有的沉穩與莊重。他講話時手舞足蹈，讓人覺得他是個
沒經驗的青年人。批評他的人蔑稱他為「蟋蟀」。趙紫陽在回憶中說，胡耀邦是個致力於改革的理想主義者，但他認為
因為胡耀邦從未擔任過獨當一面的地區領導人，所以不能充分估計政治穩定和團結的重要性。[25-11]其實，胡耀邦曾短暫
地擔任過陝西省委書記（1964 年 11 月至 1965 年 6 月），在那裏工作時他受到了保守幹部的批評，說他過分強調生
產，保護幹部，不抓階級鬥爭。胡耀邦沒有當過軍隊的司令員，但有些幹部說，假如他當過的話，也會是一個隨時準備
率軍衝鋒陷陣的將軍，而不是一個能夠權衡所有利弊，作出周密計劃的傑出戰略家。
1952 年到 1966 年胡耀邦擔任共青團中央書記時，他的任務是動員青年人，幫助他們認識政治工作，樂於獻身
於黨和國家的事業。他沒有擔負鄧小平所承擔的那種重任：為國家作出全面決定，維護秩序，抵禦外來威脅。甚至敬佩
胡耀邦的部下也承認，他不是個有組織能力的行政管理者，他也不善於保護下屬免受別人攻擊。批評胡耀邦最嚴厲的人
說，他常常說個沒完，信口開河，不能充分考慮影響。他過去的部下說，胡耀邦能很用心地熟悉政策，按政策辦事，在
這方面他要比他的批評者所說的要好得多，但他願意給知識分子更多自由，允許下級幹部以自己的方式去解決問題。澳
洲總理羅伯特?霍克（Robert Hawke）問過胡耀邦的副手胡啟立對胡耀邦脫稿講話有何感覺，胡啟立說：「可怕。」
[25-12]
胡耀邦 1915 年出生於湖南瀏陽縣，在左傾老師的鼓勵下參加了愛國活動。14 歲那年他離開學校，越過東部省
界去了江西蘇區。他作為「紅小鬼」參加過長征，擔任為老兵服務的工作。在延安他是毛澤東的寵兒之一。離開青年團
的工作後，毛澤東安排他去了解放軍政治部。內戰期間胡耀邦在賀龍的第二方面軍（後來的第一野戰軍）當一名低級別
的政委，隨這支部隊一起從北路入川。1950 年胡耀邦在川北擔任黨委書記時，鄧小平作為上級就認識了他（當時，由
鄧小平擔任黨委書記的西南局總部設在四川）。1952 年六大區的幹部奉調回京時，鄧小平也回到中央任職，胡耀邦則
被任命為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
胡耀邦有一次和客人開玩笑說，鄧小平看上他是因為他身高只有一米五，是唯一比鄧小平個頭還矮的幹部。[25-13]
其實鄧小平有很多理由選中胡耀邦：他在江西和延安蘇區工作過多年，和其他高層領導關係都不錯。此外，鄧小平知道
胡耀邦學東西很快，而且很刻苦；他精力旺盛，獻身於改革，凡是能推動國家前進的事，他都會全力以赴地去做。他被
公認為那一代人中最能幹的幹部，他從 1952 年至 1966 年一直擔任共青團第一書記，其中有十年（1956-1966）鄧
小平恰好一直擔任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在 1960 年代初帶職下放去湖南省湘潭市擔任黨委書記，後又去陝西擔任省委書
記，這段時間他也幹得不錯。1967 年初紅衛兵搞了一個批鬥鄧小平支持者的名單，排名第一的人就是胡耀邦。[25-14]
1975 年 7 月胡耀邦恢復工作後，將心灰意冷的科學家又動員起來，因為搞現代化迫切需要他們的幫助。1977
年至 1978 年他在中央黨校時，也鼓勵幹部們為使黨和政府在文革後重新煥發活力作好準備。1977 年 12 月被任命為
組織部長後，胡耀邦不知疲倦地投身於平反文革冤假錯案的工作。他還領導著理論工作，推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
標準〉一文。在 1978 年 12 月三中全會之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胡耀邦在消除不同團體的分歧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促進了在人事任命方面的共識，並協助起草了三個主要發言人棗華國鋒、葉劍英和鄧小平棗的講話稿。[25-15]可見，
胡耀邦對黨的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具備廣泛的知識，他在軍隊工作過，還當過黨的宣傳和組織部門的領導。
擔任總書記後，胡耀邦最初得到了所有關鍵領導人的支持。1962 年至 1964 年他和華國鋒同為湖南省的領導幹
部，此後一直與華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他還得到了葉帥的大力支持，他們都是客家人，在延安時就相互熟悉。陳雲也是
在延安時就認識胡耀邦，當時胡是解放軍政治部的組織部長，而陳雲則是中央組織部部長。1978 年陳雲曾與胡耀邦緊
密配合，從事平反冤案的工作，他在 1980 年也支持任命胡耀邦為黨的主席。[25-16]
一職後，胡耀邦成了總書記。
毛澤東充分利用了周恩來和康生這一類人，他們在受到批評時都比較脆弱，為了避受批判幾乎什麼事都肯幹。胡
耀邦沒有這樣的弱點。但是與一向自信沉著、具有權威感的鄧小平相反，胡耀邦缺少相應的自信，總想證明自己有資格
進入黨的最高領導層。[25-17]他喜歡讀書，尤其喜歡深入閱讀歷史、理論和文學著作，努力證明他具備與高層領導人職位
相稱的理論素養。工作繁忙時他連家也不回，就睡在中南海辦公室裏，儘管他步行就能回家。[25-18]
在 1982 年中共十二大取消「黨主席」
華國鋒
華國鋒就像他那一代領導幹部中的很多人一樣，也是作為反日愛國青年入的黨。他唸完小學後又上了三年中學。
他原名蘇鑄，1938 年 17 歲入黨後改名「華國鋒」，取「中華衛國先鋒」之意。他入黨前不久，中共的八路軍剛在他
的家鄉山西建立總部。入黨後分配給他的工作是為部隊徵兵，為當地的游擊隊找人手，並負責招募和培養年輕黨員。華
國鋒在 1937 年至 1949 年的戰鬥歲月中參加過游擊活動，也與正規軍一起工作過，但並未加入其中。內戰結束時他成
了當地的一名縣委書記，和趙紫陽和萬里在各自省份的情況一樣。
中共軍隊在 1949 年執掌全國後，華國鋒被派往湖南，先是在湘陰縣當縣委書記，後於 1952 年前往毛澤東的家
鄉湘潭縣擔任縣委書記。1952 年他被提拔為下轄 12 個縣的湘潭地區的行署專員和黨委副書記，1955 年成為湘潭地委
書記。他在湘潭大搞集體化，毛澤東有一次回鄉時注意到了他。1956 年華國鋒被提拔到省裏工作，先是幹文教，後擔
任省委統戰部部長。1958 年他擔任湖南省副省長，主管農村工作，1959 年秋天成為湖南省委副書記。為避免受到外
國可能的攻擊，一批工業企業曾從沿海地區遷移到了湖南，1964 年，華國鋒在促進這些工業企業的發展中發揮了一定
作用。
1959 年夏天華國鋒接待毛澤東回到故鄉湘潭縣。當時中國還沒有空調設備，據說華國鋒因為擔心天氣太熱和毛
澤東的安全，在臥室外面通宵為毛站崗，以便使他能夠開著窗戶睡覺。在華國鋒的領導下，湘潭的毛澤東故居實際上成
了全國的聖地，華國鋒將周邊一帶也變成了旅遊景點。他還在毛澤東的家鄉韶山興建了水利灌溉工程。
華國鋒早在 1967 年初已是湖南省第二把手，在 1969 年 4 月的中共九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70 年他成為省
委第一書記。總之，華國鋒是個多面手，他在官場上步步高升，具備在所有重要部門的工作經驗：農業、工業、財政、
文教和科技。[25-19]
1971 年 8 月 27 日，毛澤東讓華國鋒擔任了廣州軍區第一政委。華國鋒從 1973 年到 1976 年在政治局的工作
經歷，使他得以廣泛瞭解全國性的政策問題，同時有機會結識其他高層幹部。他沒有外交經驗，也從未在正規軍工作過。
在 1975 年 1 月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副總理和公安部部長。華國鋒不屬於出類拔萃的領導人，但在毛澤東
看來華國鋒是他的政治運動的堅定可靠的擁護者。不過與毛澤東這位浪漫主義革命家不同，華國鋒所享有的名聲，來自
他親自調查研究並解決問題的實幹作風。
紀登奎
1975 年，52 歲的紀登奎成了最年輕的副總理之一，並被視為更高職位的可能人選。[25-20] 1952 年毛澤東去河南
視察時，他一開始對從地方幹部嘴裏聽到的那些含糊籠統的回答頗為不滿，直到他開始與紀登奎談話為止。當時紀登奎
只有 29 歲，是一家煤礦機械廠的黨委書記。紀登奎在彙報時講得十分具體，顯然很熟悉情況；大多數幹部對毛澤東說
話時戰戰兢兢，紀登奎卻敢於作出直截了當的回答。毛澤東問了紀登奎一系列問題棗他是否參與對別人的嚴厲批判？
他是否受過別人嚴厲批判？他是否殺過人？在殺人時是否犯過錯誤？紀登奎一邊對所有問題一概回答「是」，一邊舉出
各種例子。毛澤東本來只想跟他談十到十五分鐘，但紀登奎的回答令他產生好感，於是讓紀登奎跟他一起乘火車去武漢，
在那裏又談了四個小時。紀登奎是個能幹的幹部，在河南省的黨組織中得到穩步提升，人們認為他的工作能力要強於他
在湖南的對手、跟他年齡相仿的華國鋒。毛澤東每次去河南都會把紀登奎叫來談話，有人估計毛澤東總共與紀登奎交談
過五十多次。大躍進即將結束時，毛澤東問紀登奎，問題是否很嚴重，紀登奎說，由於政策錯誤，他的幾個家人也營養
不良了。毛澤東又問紀登奎，從大躍進恢復過來需要多長時間，紀回答說，如果政策對頭，需要兩三年時間；不對頭的
話則需要三到五年。毛澤東曾當眾比較過紀登奎的觀點（後來證明他是正確的）和陳雲的觀點（他曾說需要十年），從
那以後紀登奎便與陳雲關係不好。紀登奎在文革開始時也受到迫害，但很快就在官場上轉危為安，1970 年，毛澤東把
他調到了國務院。
鄧小平在內戰開始前不久的 1946 年就見過紀登奎和紀的朋友趙紫陽，當時兩人都是鄧小平領導下的冀魯豫邊區
的河南幹部。後來紀登奎去莫斯科學習一年，又被派到河南的第一機械工業部下屬的單位工作。鄧小平瞭解紀登奎的能
力，曾支持把他派到浙江開展工作。紀登奎具備領導這個派性嚴重的省份政府工作所需要的資格：經驗、技巧以及高層
領導人的支持。
李先念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國權力格局中，李先念的排名僅次於鄧小平和葉劍英。他具有不同尋常的本事，能同時
與很多不同的甚至相互對立的領導人相處，如毛澤東和他的對頭張國燾、毛澤東和周恩來、華國鋒和鄧小平、鄧小平和
陳雲。自 1954 年進京後，李先念一直從事經濟工作。[25-21] 他出生在湖北省東部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1927 年入黨，
國共分裂後他在鄂豫皖根據地打過游擊，後來加入了當時人數遠多於毛澤東的張國燾的部隊。張國燾賞識李先念的能力，
提拔他當了紅四軍的團政委。[25-22]在長征期間，張國燾率領紅四軍脫離毛澤東的軍隊西進，被當地軍閥，尤其是馬步芳
的騎兵打得一敗塗地。李先念帶領其中大約 1,500 名狼狽不堪的士兵穿過西北地方，到達新疆時只剩下了 400 人。他
們在那裏遇到了陳雲，後者為他們提供食物和醫療，使他們恢復了元氣。李先念接著去了延安。毛澤東與張國燾鬧翻後，
李先念極其小心地向毛澤東輸忠，避免任何可能引起猜疑的活動。
在國共內戰的後期，李先念率領手下的部隊來到冀中平原離他家鄉村莊不遠的地方。當時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時
遇到了嚴重困難，李先念利用自己的當地關係為他們提供了支援，由於這項工作他被提拔為劉鄧大軍的副司令員。1949
年中共獲勝後，李先念留在湖北任省委書記。此後幾年他又在武漢市、湖北省和中南局擔任過不同的高層職務，他在中
南局時曾與林彪共事。
李先念在武漢時負責處理經濟問題，1954 年鄧小平辭去財政部長一職後，李先念便奉調回京接替了鄧小平。在
1956 年中共八大之後召開的中央全會上，李先念成為政治局 17 名成員之一。他與陳雲不同，在外交上扮演著積極角
色，他曾接待外國代表團，並有幾次出國訪問。例如他在 1972 年就陪同尼克遜總統遊覽了長城。在外國人的記憶中，
李先念是個親切和藹的人，很用心於自己的本職工作。此外，他不會強烈表明自己的意見，避免採取擁護某個領導人反
對另一個領導人的政治立場。李先念是個善於求生存的人，總是能夠隨政治風向而動。
在文革期間，李先念被周恩來留在業務組全面負責經濟工作。1966 年至 1970 年經濟工作受到嚴重破壞，甚至
沒有開過黨內會議討論未來一年或數年經濟計劃。李先念的任務是在受到各種政治干擾的情況下維持經濟的運轉。不過，
1970 年以後，李先念得以恢復經濟計劃工作。李先念能被很多高層幹部所接受，是因為他本來就是周恩來手下的一名
老幹部，並不是因文革而發跡。在文革中發跡的人同樣能接受他，因為他在業務組時跟他們很合作。鄧小平在 1975 年
掌握著權力，但仍受制於毛澤東，李先念在幫助鄧小平取得對鐵路和鋼鐵工業的控制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75 年底
毛澤東開始對鄧小平產生懷疑時，李先念也十分賣力地批判鄧小平。可是當 1976 年批鄧擴大化時，他本人也受到了批
判。在毛澤東去世前的幾個月，即 1976 年 2 月到 9 月，李先念被迫靠邊站。
毛澤東一去世，華國鋒就曾派李先念與葉帥商量如何對付「四人幫」。從鄧小平 1976 年初下台到 1978 年，李
先念在華國鋒的領導下擔任副總理，負責國務院日常工作。這兩年他在引進化纖和化肥廠的決定中起著核心作用，從
1978 年開始，他又與「石油幫」的成員一起作出了引進更多外國工廠設備的安排。1978 年夏天，在華國鋒的領導下，
李先念在制定十年規劃、派代表團出國、進口大量外國工廠設備和生產線的工作中也發揮著關鍵作用。在 1978 年夏天
的經濟務虛會上，雖然陳雲無權與會，李先念還是及時向陳雲通報了會議情況。
三中全會之後，當陳雲批評華國鋒的大幹快上和過於樂觀的計劃時，李先念作為華國鋒手下的負責幹部也受到牽
連。他努力保住了自己的職位，但不得不退居守勢。他為自己過分樂觀的估計作了檢討，將全面負責領導中國經濟的工
作交給了他過去的導師棗40 年前在新疆幫他恢復了健康的陳雲。1979 年 3 月李先念和陳雲聯名致信黨中央，要求
成立一個由陳雲領導、李先念作為其副手的新的財經委員會。
不論李先念與鄧小平合作關係如何，他不可能完全擺脫自己過去的思想以及他本人與在文革中未下台的領導人的
關係。1978 年後實行的很多改革，難免要否定他在文革時擁護的政策和他曾為之工作的組織。例如，他支持大寨和大
慶樣板，而鄧小平等改革派則認為它們已經不適合新時代的要求。他與推動市場進一步開放的趙紫陽的關係頂多只能算
勉強湊合。但是他同陳雲和鄧小平有著特殊的關係，前者是他在 1930 年代的恩人，後者在大別山的艱難時刻得到過他
的幫助；加上他的資格、適應能力和才幹，都足以使他留在高層。在 1978 年以後的改革派中李先念是比較保守的一位。
此外他也不是很贊成鄧小平排擠華國鋒。他的觀點更接近他的老上級陳雲而不是鄧小平。像陳雲一樣，李先念從未去過
經濟特區，儘管他曾支持在蛇口成立拆船工廠棗蛇口後來成了深圳經濟特區的一小部分。
李先念做人很靈活，這使他能夠加入到鄧小平的改革團隊之中，但他不是一個全心全意的改革家。儘管如此，他
擁有的資歷、知識以及經驗對鄧小平和其他更堅定的改革派是有用的，他也從未挑戰過他們的領導地位。
毛遠新
1976 年初，只有 36 歲的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已經擔任了遼寧省革命委員會主任。他與當地的激進派（但不是
與「四人幫」）打得火熱。他大概是毛澤東最聰明、最有見識和經驗的晚輩親戚。他有力而自信，毛澤東早就與他有著
親密的關係。[25-23]
毛遠新的父親毛澤民是毛澤東的胞弟，是個堅定的共產黨員，於 1943 年被新疆軍閥盛世才殺害。毛澤東的二兒
子毛岸青患有精神疾病。長子毛岸英死於南北韓戰爭後，因身邊沒有兒子而孤獨的毛澤東便讓正在上中學的侄子遠新與
自己住在一起，因此毛遠新在伯父家裏住了好幾年。當時毛澤東並不與他談政治，但是會跟他講一些有關中國歷史和古
典文學的話題。遠新逐漸對伯父有了依戀感，與江青卻合不來，他認為江青喜怒無常，不可理喻，有好幾年不曾跟她說
話。毛遠新考入了清華大學，隨即他轉學到部隊高幹子女青睞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文革爆發時他還是一名大學生，
後來當上了一個造反派組織的頭頭。
毛遠新在文革剛開始時對老幹部抱有同情，毛澤東把他叫到一邊向他說明了這些老幹部的問題後，毛遠新轉而趨
向激進。毛澤東第一次想聽聽毛遠新對政治問題的看法是在 1968 年，當時 29 歲的毛遠新在遼寧省當幹部。毛澤東讓
他談談東北政治形勢中的具體問題。他回答完畢後，毛澤東對他對問題的細緻瞭解留下了印象。1969 年後解放軍試圖
讓不同的造反派組織實現大聯合，毛遠新與當時負責這項工作的周恩來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係。事實上，在消除東北最
有勢力的兩個領導人棗陳錫聯和宋任窮棗之間的分歧上，毛遠新發揮了核心作用。
1973 年，一個叫張鐵生的考生在大學入學考試中交了白卷，他解釋說，自己要下地幹活，根本沒有時間學習。
這時已擔任遼寧省革委會主任的毛遠新覺得此事很有象徵意義，也是一個為工人撐腰的機會，於是對他表示支持。此事
引起了全國的關注。當毛澤東請他進京擔任自己與外界溝通的聯絡員時，他已經成了有名的激進派。
任仲夷
任仲夷在 1980 年之前從未在廣東居住過，以前也僅去過廣東一次，但是在領導廣東發揮特殊作用、進行新體制
試驗方面，他卻發揮了核心作用。他在 1985 年退休後定居於廣東，直到 2005 年去世。他是堅定的改革派、出類拔萃
的省級領導人，堪稱領導廣東的不二人選。1978 年到 1980 年任仲夷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當時該省是中國工業最發
達的省份之一，遠非廣東可比。他在 1980 年也曾提出將遼寧建成經濟特區。他第一次見到鄧小平是在 1977 年去遼寧
赴任之前，鄧小平 1978 年 9 月在東北為改革「點火」時，他也是鄧小平的陪同者之一。從 1978 年秋天遼寧省黨刊發
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任仲夷是最早贊成鄧小平的改革目標、批評「兩個凡是」的省級領導人之一。在這年年底的中央
工作會議上，任仲夷任東北組組長，陳雲正是在任仲夷這個小組的會議上提出了華國鋒不想加以解決的歷史問題。[25-24]
任仲夷去廣東省任職，是由趙紫陽總理推薦的。趙是在二人同時擔任省委書記時與任相識的，並且知道任對於改
革必要性的看法跟自己一致。趙紫陽曾長期在廣東工作，對那裏的發展有著特殊的關心。
任仲夷是一個很有魅力的領導人，只要他一露面，氣氛立刻就會活躍起來。他晚年拄著拐杖走路，因為癌症動過
幾次手術，即使如此，他仍有著令人捧腹的幽默感。做過胃切除手術後他開玩笑說，自己做到了「無畏」，取其與「無
胃」同音。他的一隻眼睛失明後，便自嘲能夠「一目了然」。
任仲夷 1914 年出生於天津附近的河北魏縣，很年輕時就擔任了黨的領導職位。他在北平的中國大學讀過三年政
治經濟學，作為愛國青年參加過 1935 年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他於 1936 年入黨，成為管著 50 名黨員的支
部書記。他一向有著黨內進步知識分子的名聲。他所崇尚的理想，是主張各社會階級之間進行合作的新民主主義，因此，
延安時期對真誠的青年知識分子的批評曾經讓他感到困惑。[25-25]
在抗戰期間，任仲夷加入了在日據鐵路線一帶活動的游擊隊。後來他又擔任了山東西部的泰西區八路軍第六縱隊
政治學校校長。1949 年他任大連市長，1953 年 38 歲時成為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有人批評他右傾，但是他總能受到
喜歡其傑出領導才能的上級的保護。文革之前的幾年，他不但是哈爾濱市委書記，而且是黑龍江省委常務書記。文革期
間他被「揪出來」，被批為右派分子和哈爾濱最不肯悔改的「走資派」，戴著高帽遊街示眾，被批鬥了五百多次，有一
次批鬥時間超過六小時。他被下放農村在牛棚裏住了兩年，在那裏參加體力勞動。
隨著文革逐漸收場，他的命運也再次發生改變。他被任命為黑龍江省委書記兼省革委會副主任，1978 年改革派
回到高層後他又擔任了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交給他的任務是清除陳錫聯和毛澤東侄子毛遠新掌權時給這個省留下的極左
思潮。
陶鑄 1951 年南下廣東擔任該省領導人時，帶去了數千名與當地人格格不入的北方人。與他相比，任仲夷在 1980
年去廣東時只帶了一名助手雷宇。地方主義在 1980 年已不再對中央構成威脅。任仲夷按葉帥的建議，充分使用不久前
被習仲勳釋放的廣東當地幹部，這讓他們對給自己提供工作機會的任仲夷心存感激。任仲夷與胡耀邦關係密切，保護黨
內知識分子。他在退休後曾大膽地公開倡言，問黨為什麼不能像搞經濟特區那樣，也搞一搞政治特區試驗。
任仲夷享有這樣的名聲：他具備出色的戰略決策能力，在無章可循，需要對上級所能允許的尺度作出判斷時尤其
如此。在困難條件下，任仲夷不但為促進改革與經濟發展盡心盡力，而且能夠承受任何批評，保護自己那些負責落實新
做法的部下，從而贏得了普遍尊重。任仲夷到廣東後，先用幾個月的時間視察全省，瞭解情況，與當地幹部談話，看各
種報告。為了加快經濟發展，他集中力量建橋樑、道路和發電廠。他還鼓勵手下的幹部辦事要靈活，大膽招商引資。他
對害怕受到北京批評的部下說：「沒有明令禁止的事先幹起來再說，得到允許的事則要用足全力。」[25-26]
萬里
像趙紫陽一樣，萬里第一次引起鄧小平的注意也是在 1946 年，當時鄧小平正在晉冀魯豫多山的邊區領導中共的
活動。[25-27]鄧小平注意到，有些地方的部隊的糧食和其他必需品的供應比另一些地方好得多。他經過調查後發現，是萬
里在協助動員當地人徵購糧食和其他物品，將它們運送給正在前線作戰的劉鄧大軍。國共內戰期間，由於缺少正常的鐵
路和卡車運輸，萬里動員了大約 140 萬人的運輸隊運送武器和其他物品，有些運輸靠驢車或牛車，大量的運輸則是靠人
背肩挑。萬里是個務實、直率和堅強的人，總是願意為群眾辦好事。
萬里比鄧小平小 12 歲，生於山東西部東平縣山區的一個農民家庭，那裏因傳奇小說《水滸傳》中的綠林好漢出
沒而聞名於世。1933 年萬里的父親去世後，他的母親含辛茹苦，不但供他在當地讀完小學，而且又讓他去曲阜第二師
範學校就讀，1936 年他在該校加入了中共。[25-28]畢業後他到一所現代的綜合小學教書，同時秘密吸收愛國青年入黨。
幾年後萬里成了自己家鄉縣的工委書記。他比在鄰近的河北省擔任縣委書記的趙紫陽資歷稍老一些，但他們屬於同一個
邊區。萬里的縣有 24 名黨員，萬里是其中 10 個人的入黨介紹人。後來他被提拔為下轄幾個縣的運西地區的黨委副書
記，同時兼任人民解放軍的軍分區政委。在內戰期間，萬里為劉鄧大軍（後來成為第二野戰軍）提供後勤服務。中共軍
隊西進時，幹部們也被派往各地負責中共的接管工作，萬里則被短期派到南京擔任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和建委主任。
1950 年鄧小平擔任西南局書記時，萬里擔任西南地區工業部副部長，負責發展當地的工業生產。當時西南地區
工業很少，新的工業項目多優先建在東北和沿海地區。萬里的工作是讓西南地區為數不多的設備保持運轉，工廠能夠得
到必要的供應。萬里充分瞭解了完成建設項目需要做些什麼，他證明了自己是個嚴守紀律的人，並在動員群眾完成工作
時表現出色。1952 年 11 月進京後他擔任建設部副部長，1956 年他又同時兼任北京市副市長和市委副書記，負責北京
市的重大建設項目和天安門廣場周圍最著名的建築項目，包括人民大會堂和中國歷史博物館。他完成這些項目時所取得
的成績，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讚揚。
萬里上過師範學校，還有過短暫的教書經歷，因此他喜歡與知識分子來往，甚至和一些持異見的知識分子也交情
不錯。在高層領導人中，他屬於贊成給予知識分子較多自由的人。
鄧小平很器重萬里組織和完成重大項目的能力。他在 1975 年任命萬里擔任鐵道部長，很高興地看到萬里成功突
破了鐵路運輸的瓶頸，保障了運輸通暢。1977 年 6 月華國鋒又任命萬里擔任安徽省委書記，這裏是饑荒最嚴重的省份
之一。萬里同情百姓的疾苦，他去各地視察，親自瞭解情況。鄧小平成為頭號領導人後，鼓勵萬里採用一切最有效的政
策消除饑荒。
萬里能勝任會見外國領導人的工作；他是個不錯的網球手，可以和外國貴賓棗譬如澳洲總理霍克和曾擔任美國
駐北京聯絡處主任的布殊棗打網球。他也喜歡打橋牌。1952 年以前他在四川與鄧小平做鄰居時，鄧小平就請萬里去
打牌；1952 年進京後他們也時常湊在一起打牌。通常他們各有一名專業牌手作為搭檔兼非正式的教練；雖然萬里和他
的搭檔有時能贏，不過他承認還是鄧小平贏得多，橋牌比他打得好。他們在 1980 年代繼續一起玩牌，但打牌時他們並
不談論人事問題。鄧小平是萬里的上級，萬里從未將鄧小平定位為自己的至交。[25-29]
王洪文
王洪文第一次引起毛澤東的注意，是 1967 年 7 月毛在電視上看到王洪文帶領 3,000 名工人召開批鬥大會。此
前一年，31 歲的王洪文是上海一家國營棉紡廠的保衛幹部，在廠裏批鬥過「走資派」。[25-30] 1966 年 11 月 9 日他當選
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頭頭，幾周後便成了上海市奪權鬥爭中的大人物。1967 年 2 月他擔任了上海市革命委
員會副主任，該委員會是後來重新組建的上海市政府的核心。[25-31]毛澤東在電視上看到的王洪文沉著老練，身材魁梧，
領導著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組織。毛澤東向上海市黨委領導人張春橋打聽王洪文，張春橋向他作了簡單介紹後，毛對
聽到的情況很滿意。
王洪文符合毛的幹部標準。他年輕，是堅定的造反派領袖，出身農民家庭，參加過抗美援朝，又有正宗的工人身
份。張春橋覺察到毛澤東看好王洪文，便讓他率領上海代表團參加了 1969 年 4 月的中共九大。1969 年十一國慶期間，
王洪文帶領上海代表團進京觀禮時，毛澤東第一次接見了他。[25-32]
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墜機後，王洪文立刻被召到北京，被委派回上海抓捕林彪餘黨。33 王洪文這項工作幹得
十分出色，進一步加強了毛澤東對他的好感。[25-34] 一年後的 1972 年 9 月 7 日，毛澤東把王洪文調到北京並親自接見了
他。毛知道王洪文文化水平不高，叫他多看包括馬列在內的理論著作，還建議他讀一讀《後漢書》中劉盆子的故事。劉
盆子是個放牛娃，15 歲時突然扶搖直上當了皇帝，由於他毫無準備，很快便被人拋在一邊。寓意不言自明：王洪文不
要像劉盆子那樣，他要加強學習，作好準備，而毛澤東會觀察他的表現。[25-35] 在 1972 年 12 月 28 日北京軍區的黨委
會議上，王洪文被推上了顯要位置。周恩來和葉劍英在會上說，要協助王洪文為擔任領導角色作好準備。[25-36]此後王洪
文便遵照毛的指示，每天至少花兩小時學習馬列和毛澤東思想的著作。
1973 年 3 月，時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當時相當於上海市政府）主任的王洪文開始與華國鋒和吳德一起列席政
治局會議，他們都是被毛澤東看中的有潛力的領導人。[25-37] 5 月，王洪文奉命籌備定於 1973 年 8 月召開的中共第十次
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王洪文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突然扶搖直上成了黨的副主席，排名甚至在康生和葉劍英之
前。雖然王洪文盡量做好毛澤東為他指派的角色，但其他高層幹部並不尊重他。毛澤東在 1975 年夏天便讓他退出了重
要工作。
習仲勳
1934 年習仲勳只有 21 歲時，便已在陝西的一個中共小根據地擔任高崗和劉志丹手下的高層幹部，他們在這裏
迎來了由毛澤東率領的長征之後筋疲力盡的部隊。毛澤東認為習仲勳是個很有前途的幹部，他很快就被提拔為西北局黨
委書記。在抗戰和內戰期間，習仲勳一直在西北地方工作。
1950 年，時任西北局最高負責人的彭德懷奉命率軍赴北韓參戰，習仲勳短暫擔任了西北局事實上的一把手，而
當時鄧小平是西南局的最高領導人。同年稍後，習仲勳奉調回京擔任了中宣部部長，1953 年他被任命為政務院（後更
名為國務院）秘書長。1959 年他擔任了副總理兼國務院秘書長。
劉志丹的弟媳在 1962 年發表了一本有關劉志丹的小說，歌頌劉的事蹟，被認為是替高崗翻案。毛懷疑這篇小說
的發表有習仲勳在背後搞鬼，把他貶為洛陽一家工廠的副廠長。這次打擊使習仲勳心理上深受傷害，直到 1978 年他才
得到平反，得以離開洛陽去廣東任職。在那裏，他在把廣東建成全國的試驗區，以及與北京官員的協商中發揮了關鍵作
用。他的兒子習近平於 2007 年當選為最年輕的政治局常委，成為最有可能在 2013 年接任國家主席一職的人。
葉劍英
1971 年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知道可以依靠葉劍英元帥去團結軍隊，因為葉有把握大局的能力和出色的判斷力，
人很忠誠，沒有個人野心。[25-38]在長征期間，葉放棄了對毛澤東的對手張國燾的忠誠，轉而效忠毛澤東，此後他便一直
保持著毛對他的信任。毛澤東說過，葉帥是「大事不糊塗」。他在林彪墜機後對軍隊的整頓中，在毛去世後幫助華國鋒
逮捕「四人幫」的工作中，以及 1973 年和 1977 年鄧小平的復出中都發揮了關鍵作用。葉帥避免插手具體事務，他更
願意把責任交給別人去承擔。他不表達明確的意見，但隨時願意提供建議。
葉帥是個隨和的人，他能夠爭取到並保持背景十分不同的人的信任，這種能力廣為人知。他在文革期間自願選擇
了靠邊站，沒有參與到是非之中；文革時他沒有擔任要職，因此也不是受到嚴厲批判的對象。葉劍英常說「伴君如伴虎」，
他明白涉足政治的危險，更願意保持低姿態。
葉劍英生於 1897 年，畢業於雲南軍事學院。他曾與周恩來一起供職於黃埔軍校，當時林彪是該校的學生。他在
1927 年參加過武昌和廣州的起義，但是在當選為元帥的十個軍隊領導人中，他是唯一沒有率軍征戰經驗的人。雖然打
過仗的司令員並不把他視為自己人，但他們尊重他長期作為軍隊高層領導所扮演的談判專家和顧問的角色。在 1937 至
1949 年的戰爭期間，葉劍英與周恩來密切配合，將軍事環境中的具體知識運用於同國民黨和外國人的談判中。
葉劍英出生於廣東北部山區的梅縣，這裏是客家人的非正式首府，出過很多將軍和華僑。葉的祖父在馬來亞做礦
工，不少家人在那裏經商，葉與他們在馬來亞住過幾個月，因此要比其他大多數軍隊領導人有更開闊的眼光。1949 年
到 1952 年，葉劍英在華南分局（轄廣西和他的家鄉廣東兩省）任第一書記時，華南局受林彪的中南局領導，所以他認
識林彪手下的很多高層幹部。葉劍英的這種特殊關係，對於他在林彪墜機後使林的親信保持效忠起了很好的作用。1971
年 10 月 3 日，林彪逃亡失敗剛過兩周，毛澤東和葉帥就成立了一個新的部門「軍委辦公會議」，用他們認為忠於毛澤
東的人取代了林彪的追隨者。毛在第二天召開軍委辦公會議，發動肅清林彪在解放軍領導層可能留下的殘餘影響的運動。
[25-39]1972 年 2 月，葉劍英主持召開會議對林彪的錯誤進行清算並向軍隊發出新的指示。會議召開幾天後，按照葉帥的
指示下發了一個文件，其中列舉出林彪領導軍隊 12 年間所犯的錯誤，以及開展軍隊整頓運動的內容和程序。[25-40]
葉帥一直得到毛澤東的善待，毛澤東去世後他又在逮捕「四人幫」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後來成為一個擁立新領
袖的人，一個為華國鋒出謀劃策的可敬元老。在為鄧小平 1977 年復出鋪路方面他也起了關鍵作用，但他後來並不支持
鄧小平排擠華國鋒的做法。華國鋒靠邊站後葉帥也退了休，在廣東家鄉度過他的晚年。
余秋里
余秋里在長征途中的一次戰鬥中左臂受了重傷，他拖著殘臂行走 192 天，終於到達一個醫療站，在那兒動了截肢
手術。他以剛毅果斷、足智多謀著稱。[25-41]
鄧小平認識余秋里，也知道他能在逆境中完成任務的名聲。1949 年余秋里
隨第一野戰軍入川，先是在同年年底被派往川西工作，後擔任西南軍區後勤部部長，當時鄧小平任西南局黨委書記兼西
南軍區司令員。余秋里一直在部隊做後勤工作，1952 年鄧小平回京後，他很快也被調回北京。1961 年 4 月鄧小平視
察大慶油田時，余秋里已經離開油田工地，但他過去的得力助手康世恩向鄧小平全面介紹了余秋里的工作。在規劃「三
線」工作棗在西南內地發展工業和國防產業，以免受到外來軍事打擊棗時，鄧小平也與余秋里有密切的合作。鄧小
平的作息時間較有規律，余秋里則是個能夠廢寢忘食抓具體工作的人，他和助手一起制定計劃，確保任務的完成；出現
問題時余秋里能夠晝夜奮戰，直到把問題解決。
由於 1960 年代初余秋里在開發大慶油田上取得的成績，1963 年 12 月毛澤東公開把他稱為國家的英雄，使他
成了全國的名人。油田一般位於受到軍隊保護的邊遠地區，石油對軍隊的運輸又至關重要，因此軍隊在石油鑽探和生產
中起著核心作用。在軍隊擔任負責保障供給要職的余秋里，於 1958 年被任命為石油工業部部長。1960 年蘇聯撤走專
家、終止了石油供應後，開發油田成為當務之急，而前景最被看好的油田便是位於黑龍江地區的大慶油田。當時中國缺
少開發大慶必不可少的設備、道路、運輸工具、電力和訓練有素的人員。在建設工地上，幹部和工人都住在工棚裏，後
來又搬進自己蓋的乾打壘。身為石油工業部部長的余秋里親自到大慶擔任黨委書記，實際上成了項目經理。他想方設法
完成石油生產任務，表現出飽滿的幹勁和決斷精神。1960 年余秋里去大慶時，大慶生產的石油只占全國產量的 9%，
經過余秋里的努力，1963 年大慶的產量已提高到全國產量的 46%。[25-42]
毛澤東對領導著計劃工作、通常都很謹慎的平衡派感到厭煩，於是在 1964 年 12 月任命余秋里為國家計委副主
任兼秘書長。不僅余秋里不願接受，那些批評他的謹慎的計劃官員更是反對，因為他們認為余秋里沒有搞全面計劃工作
的背景。毛澤東回答說：「誰說他只是一員猛將、闖將？石油部也有計劃工作嘛。」[25-43]余秋里還主管著「小計委」，
這是國家計委內部的一個領導小組。余秋里在這裏主持制定了第三個五年計劃，儘管謹慎的計劃派並不像毛澤東那樣看
重余秋里。1965 年越南戰爭爆發後，毛澤東指示說，計劃要以國防需要為主，包括與國防相關的工業要進一步遷往內
地。余秋里和他的項目管理團隊在逆境中完成了這些「三線」工廠的搬遷工作。當余秋里受到紅衛兵的批鬥時，周恩來
安排余秋里住進中南海。雖然不再受到紅衛兵的威脅，但他也離開了自己的家人。1970 年他又得到提拔，擔任了國家
計委主任。
1971 年 9 月林彪死後，由於余秋里在解放軍總後勤部有很高威望，他又協助中央，回部隊肅清後勤部裏與林彪
關係密切的幹部。1972 年，隨著進口新技術的前景看好，余秋里在中國獲取這些技術的工作中發揮了一定作用。1975
年余秋里訪問日本，為引進日本鋼鐵技術打下基礎。鄧小平 1975 年 1 月擔任第一副總理後曾與余秋里密切合作，余秋
里不但繼續做國家計委主任，而且也擔任了副總理。1977 年 8 月鄧小平恢復工作後，余秋里又被華國鋒提拔為政治局
委員。雖然陳雲和謹慎的計劃官員以渤海灣鑽井平台的倒塌事故為由解除了余秋里國家計委主任一職，但鄧小平又安排
他回到軍隊任總政治部主任一職。
趙紫陽
1989 年，趙紫陽寧肯接受懲罰也不願動用軍隊來結束天安門示威，由此聞名於天下。[25-44] 儘管他在 1986 年領
導過高層政治改革的研究，但是在 1989 年以前，他並沒有大力提倡自由民主的名聲。外國領導人所瞭解的趙紫陽，是
一個對國際經濟問題有著出色把握的人。鄧小平讓他擔任總理，是因為他是傑出而又堅定的改革家，一個經驗豐富的幹
部，他具備銳利的分析能力，能夠為落實鄧小平大膽的經濟改革提供引導。在 1980 年，中央政府的幹部習慣於按常規
辦事，不會主動進行改革，趙紫陽則是早就開始試驗新方法的省級領導人。他在四川時，在北京允許的範圍內，試驗過
向工業企業下放自主權，允許農村的生產隊分散經營。任何其他省級領導人在這些方面都不能與趙紫陽相比。
共產黨在 1949 年控制全國後，鄧小平從未與趙紫陽直接共過事，但他早就知道趙紫陽作為一個出色的省級領導
人的名聲。鄧小平第一次遇到趙紫陽是在 1946 年，當時只有 27 歲的趙紫陽是河南省滑縣縣委書記和負責周邊幾個縣
的區委書記，而滑縣當時歸鄧小平領導的晉冀魯豫邊區管轄。1952 年鄧小平回京後，逐漸瞭解了剛過 30 歲、在廣東
擔任省委副書記的趙紫陽的作為。鄧小平也關注著趙紫陽之後的發展，趙於 1965 年被提拔為廣東省委書記。鄧小平在
1975 年讓趙紫陽擔任了四川省委第一書記，那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也是讓鄧小平牽掛的地方：那裏是鄧小平的家
鄉，1949 年至 1952 年鄧小平還擔任過那個地區的負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