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統治和自由的問題，鄧小平說，「民主集中制」仍是「最合理的制度」，要作為治國的基本原則加以堅持。
領導人要想辦法鼓勵人們表達自己的觀點，但是決定一旦作出，就應當服從集體決定。
鄧小平還談到中國的安全問題。他說，各國之間的勢力制衡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仔細研究這些變化十分重要。在
當前形勢下，他認為中國可以繼續縮小軍隊規模，但同樣重要的是提高軍隊人員的素質，增強戰鬥力，準備好在必要時
能夠保衛國家。[23-63]
鄧小平審閱並批准了江澤民將在十四大上做的報告。報告的核心內容是他南行時表明的觀點：加快改革開放。
中共十四大：1992 年 10 月 12-18 日
中共十四大像以往一樣，對有關當前和未來政策的文件作了認真討論，但它首先是對鄧小平及其成功政策的公開
頌揚棗實際上，是為他的退休召開的歡送會。大會的主要發言，即江澤民所做的政治報告，充滿了對鄧小平及其政策
的讚揚，這一政策將成為中國未來五年的指導路線棗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然，江澤民的講話也反映著與保
守派的某種妥協。鄧小平原來提出的年增長率是 10%，江澤民的報告則建議把目標定為 8%或 9%，但這仍比李鵬早
先提出的 6%高出許多。[23-64]
江澤民不但讚揚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而且把他的觀點上升到「鄧小平理論」的高度。知情人都清
楚，鄧小平是個實幹家，不是意識形態宣傳家；與共產黨國家的很多領導人不同，他並不認為擔任最高領導人必須成為
理論家。但是對於江澤民來說，把鄧小平的觀點上升到理論高度，能夠加強它的重要地位，使之可以與「毛澤東思想」
平起平坐，讓人們能夠像幹革命一樣集中精力搞四化。
鄧小平的功績是，他提出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採用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說法。鄧小平「理
論」正是按他所希望的樣子完成的：它們為支持繼續擴大市場的實用主義政策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合法性。江澤民還重申
了鄧小平關於有些事情不要管它姓「社」姓「資」的觀點。公有制仍然是主要的所有制形式，但要繼續使國有企業變成
更加獨立的經濟單位。要在試驗的基礎上引入股份制，不但要擴大商品市場，還要發展資本、技術、勞動力、信息和住
房市場。科學技術不但是生產力，而且是第一生產力。[23-65]總之，這次大會是對鄧小平基本觀點的明確肯定。毛澤東的
基本信念棗階級鬥爭和不斷革命棗在他去世之前就已經式微，並且隨著他的去世而消失。相反，鄧小平的基本政策
和人民的經濟需求與願望產生了共鳴，在後來的十幾二十年裏繼續指導著政府的決策。
在天安門悲劇剛過去三年的這次大會上，江澤民像鄧小平一樣，更加強調穩定而不是政治改革。在十四大上，他
沒有再提趙紫陽在上次大會上提出的黨政分開和黨企分開。像鄧小平一樣，江澤民用嚴厲的措詞譴責了 1989 年的「反
革命暴亂」，但他仍然堅持主要威脅不是來自右，而是來自左。[23-66]
雖然鄧小平的精神主導著中共十四大，但直到大會結束時他才到場。鄧小平進入會場時，走到江澤民身邊站了大
約 20 分鐘，讓電視攝錄機拍下他們兩人在一起的鏡頭。鄧小平把衣缽傳給江澤民，這條新聞傳遍了全國，傳向世界。
[23-67]江澤民已經表明要堅定地繼續實行改革開放，鄧小平現在表明他完全支持江澤民。從那一刻起，江澤民不再需要回
頭看鄧小平是否同意；權杖已傳到他的手裏，鄧小平等人現在把他稱為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23-68]
在中共十四大之前不久，鄧小平迫使他的長期盟友、與他一起南行的楊尚昆和楊白冰兄弟退休。[23-69]鄧小平指定
77 歲的劉華清棗他能聽從江澤民的領導棗和江澤民的親信曾慶紅取代了他們。[23-70]江澤民長久以來一直覺得，比
他資格老的楊氏兄弟是礙手礙腳的對手。鄧小平早先曾對江澤民說：「毛主席當家時是他說了算，我當家時是我說了算，
如果你當家後也能說了算，我就放心了。」[23-71]鄧小平與楊尚昆和楊白冰關係密切，但是對於他來說，一個強大團結的
國家領導班子要比私人友情更重要。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讓江澤民獲得能指揮一班人為國家提供有效領導所必需的
全部權威。
毛澤東去世後，他選出的接班人不是被捕就是被排擠到一邊，而鄧小平退休前選出的接班人繼續領導了國家二十
多年。在 1997 年的中共十五大上，江澤民再次當選為新一屆領導人，他幹完了十年任期，外加趙紫陽留給他的兩年。
儘管鄧小平在 1992 年春天之前有一些擔憂，但江澤民在天安門悲劇後的艱難時期，面對世人的懷疑和外國制裁，成功
維護了國家的團結並領導著國家。他堅定地執行著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表現出傑出的政治才幹。鑒於天安門悲劇和
蘇聯東歐共產主義政權全面崩潰後的各種不確定因素，江澤民能成功地掌舵穩定前行，堪稱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1992 年 6 月，被鄧小平在 1991 年調到北京的可信的經濟領導人朱鎔基副總理，兼擔任了新組建的經貿辦公室
主任，這個部門成了在監管經濟工作方面權力最大的機構。[23-72] 後來，1993 年 3 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宣佈了新的政府
人事任命，李鵬再次當選總理，朱鎔基成為第一副總理。李鵬在鎮壓「六四」示威中發揮過重要作用，所以只要有他擔
任總理，鄧小平便不必擔心為「六四」平反的問題。朱鎔基在管理經濟上成績卓著，尤其是他既克服了通脹壓力，又沒
有使經濟像 1988 年至 1989 年那樣硬著陸。朱鎔基在 1997 年中共十五大上成為國務院總理。
鄧小平在十四大選定的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輕的成員是胡錦濤，他成為繼江澤民之後的接班人。那次大會時他只有
50 歲，比其他成員的平均年齡小 8 歲。胡錦濤努力爭取其他老領導對他的繼續支持，後來經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通過，
他作為第四代領導人核心擔任了兩屆總書記。這樣，鄧小平選定的接班人在 1992 年之後就得到了三屆黨代表大會的認
可。
正如鄧小平計劃的那樣，中共十四大也標誌著任期終身制的結束。為老一代革命家表達意見提供正式渠道棗因
此也緩解了他們從一線退下來後的心情棗的中央顧問委員會被正式解散。不但鄧小平，而且包括鄧小平的對手陳雲在
內的老一代領導人，全都退出了政壇。此後，包括最高領導人在內的所有任命都有任期限制。1992 年當選的另一些擔
任重要職務的幹部，都是根據鄧小平的人事政策棗把在原來的崗位表現突出的人一步步提拔到更高的崗位棗選出來
的。
1992 年當選的政治局委員，都是與鄧小平的政策完全步調一致的人。進入政治局的兩名政府部長棗外交部長
錢其琛和外貿部長李嵐清棗以外交事務和擴大對外開放作為本職工作。在 1992 年以前的政治局委員中，有一名代表
內陸省份的成員，但他在 1992 年落選，新增的五名擔任省級職務的政治局成員，都來自在鄧小平開放政策下蓬勃發展
的沿海省市：廣東的謝非、北京的陳希同、上海的吳邦國、天津的譚紹文和山東的姜春雲。仍然留在政治局的北京幹部
也都是來自沿海地區：喬石、楊白冰和劉華清，他們曾於鄧小平南巡期間在珠海與他一起策劃戰略。這些資深領導人的
年齡使他們不會忘記大躍進的失敗。他們多數在 1960 年代早期就擔任重要職務，在文革中受過衝擊。1978 年之後他
們成了堅定的改革派，決心貢獻他們的餘生糾正錯誤的政策，推動中國的現代化。
與這些人相比，江澤民手下後來成為第四代領導人的都不是老革命，而是在鄧小平那一代領導人建立的體制下成
長起來的好學生。他們出生在戰爭年代，卻是在 1949 年後共產黨的領導下接受的教育。他們年齡太小，沒有趕上去蘇
聯或東歐學習的機會；又因年齡太大，錯過了去西方留學的年代。他們上學時，西方的法學、經濟學和商業管理這些學
科還沒有被引入中國，但他們在任職期間通過文件、會議和短訓班的形式學習了這方面的知識。他們是既能幹又眼界開
闊的技術官僚，大多數人是學工程技術出身，接受現有體制並希望維持它的有效運轉。作為一個群體，他們的優點是做
事負責，與同事和下級都能搞好關係，不會挑戰上級。他們沒有經歷過嚴重危機的考驗，也不準備挑戰現行體制。他們
只是在鄧小平那一代人建立的框架內，務實而勤奮地工作著。
南巡的成果
按照中共十四大和 1993 年 3 月全國人大會議把增長率定為 8%或 9%的政策，更多的地方投資和建設項目得到
了批准。在鄧小平 1992 年南巡後的幾年裏，中國取得了世界上史無前例的增長率，其規模也是前無古人的。實際上，
從 1992 年到 1999 年，每年的經濟增長率都超過了 10%。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轉引自 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 373.
天安門悲劇後的 1989 年至 1991 年，外國直接對華投資陷入停滯，平均每年只有 40 億美元；但是從 1992 年
到 1999 年，由於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和外國制裁的逐漸減弱，每年吸引的外資平均為 350 億美元。快速增長引發了
又一輪經濟過熱和通脹壓力，但朱鎔基在 1995 年以軟著陸方式控制住了這些壓力。
允許一些指定的企業直接與外國公司做生意的決定，使對外貿易突飛猛進。在此之前，從事進出口的企業都要通
過國營外貿公司進行交易，這使它們難以及時把握國外市場的機會。此外國營外貿企業也應付不了外貿的迅速擴張。不
過，漸漸地，先是某些指定的企業被允許直接與外企做生意，然後這類企業的數量不斷增加。在改革派實行新政策後，
住房建設也開始騰飛。1995 年以前，住房都是由工作單位或城市的幹部分配，這一年之後政府放開了住房市場，國家
僱員得以按補貼價買下自己的房子。由於私人房地產市場的建立和從建房中獲利的機會的到來，新住宅的建設速度令人
瞠目結舌。[23-73]
鄧小平的南巡並沒有使謹慎的計劃派和保守的意識形態宣傳家閉口不言，但卻使可以接受哪些目標和手段的爭論
再次轉移了方向；不論有多麼勉強，即使最警惕的計劃派也開始逐漸接受讓市場和外貿發揮更大作用。隨著無數中國人
從國內外市場中受益，改革開放成了不可逆轉的政策，重新關上 1978 年後打開的大門已經不可能了。
記住鄧小平
在 20 世紀後幾十年的時間裏，中國的不斷革命斷送了它的許多英雄。鄧小平本人就經歷過三起三落，但他在晚
年要比任何一位同儕更幸運，他們中間的很多人結局淒慘甚至是悲劇。1976 年「四五」示威之後，毛澤東在生前最後
幾個月所面對的現實是，北京的老百姓拋棄了他的文化大革命和階級鬥爭，他們更喜歡周恩來的四個現代化。周恩來在
去世前知道自己仍然受到毛澤東和他為之奉獻了一生的黨的批評。劉少奇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因得不到適當治療在
軟禁中死去。胡耀邦被無情罷免後，最後兩年受到與他共過事的領導人的冷落。趙紫陽在監禁中去世，生前官方對他閉
口不談，只允許他接待寥寥幾個經過選擇的客人。華國鋒靠邊站後受到羞辱。葉帥愉快地退了休，在他所熟悉的家鄉安
享晚年，但他對北京的變化已不再感到很舒心。
鄧小平知道，他對 1989 年天安門示威運動的處理方式，會被很多人認為是他一生中的巨大污點。無論國內國外，
很多人認為他在 1989 年 6 月過分關心維護社會秩序、同意向街頭的無辜百姓開槍是不可饒恕的行為。他們認為他有機
會推動民主事業，卻沒有作出足夠的努力。他沒有解決腐敗和不平等的這類根本問題。相反，為鄧小平辯護的人則讚揚
他敢於承擔責任的勇氣，他為維持國家的統一做了不得不做的事。
然而，不管對天安門悲劇的看法如何，很多人欽佩他以 87 歲高齡毅然踏上南行之路以確保中國在加快改革開放
的道路上繼續前行的步伐的舉動。確實，在生前的最後幾年裏，鄧小平看到了自己選定的接班人仍遵循著他所制訂的政
策，而這些政策推動著中國的進步。最後幾年他與家人一起度過，並受到黨和人民的愛戴。他引導中國完成了從落後、
封閉、僵化的社會主義制度走向一個有國際影響的現代化經濟強國的艱難過渡。假如中國人要感謝某一個領導人改善了
他們的日常生活，這個人就是鄧小平。在為改善如此之多的人民的生活作出的貢獻方面，20 世紀是否還有其他領袖能
夠與他相比？20 世紀是否還有其他領袖對世界史產生了如此巨大而持久的影響？
鄧小平曾說，他要讓人們記住一個真實的他。他希望人們好好地記住他，但不想讓人們像吹捧毛澤東那樣為他大
唱讚歌。毛主席自視為功高蓋世的皇帝，鄧小平則從不自視為「天子」。他只想讓人們記住他是一個凡人，是「中國人
民的兒子」。
鄧小平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 1994 年春節。此後他的健康狀況惡化，再也沒有力氣參加會議了。他於 1997 年 2
月 19 日午夜後去世，享年 92 歲，死因是帕金遜綜合症和肺部感染。[23-74]他要求自己的葬禮簡單樸素。毛澤東的遺體
經過處理後被安放在專門建立的毛主席紀念堂供人瞻仰。但不會有鄧小平紀念堂。2 月 25 日，大約一萬名經過挑選的
黨員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了鄧小平的追悼會。江澤民強忍著淚水唸完悼詞。[23-75]追悼會通過電視做了轉播，有關鄧小平生
平的報道在此後數天一直佔據了媒體的主要位置。按照鄧小平的遺願，他的眼角膜被捐出供眼科研究，內臟被捐出供醫
學研究，遺體被火化，骨灰盒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1997 年 3 月 2 日，他的骨灰被撒入大海。
[23-1]Joseph 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From Deng Xiaoping to Hu Jintao,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3-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
版社，2004），1990 年 1 月 20、26 日，2 月 13 日，頁 1307-1308。
[23-3]Victoria Wu, "The Pudong Development Zone and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Planning Perspectives 13, no. 2 (April 1998): 133-165; 中央文獻研究室科研部圖書館編：《鄧小
平人生紀實》（三卷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三卷，頁 2019-2052。
[23-4]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頁 214-216、
220。另一紀錄見中央文獻研究室科研部圖書館編：《鄧小平人生紀實》。
[23-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0 年 1 月 26 日，頁 1307。
[23-6]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16。
[23-7]SWDXP-3, pp. 342-343;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0 年 3 月 3 日，頁
1309-1311。
[23-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0 年 2 月 13 日，頁 1308。
[23-9]SWDXP-3, December 24, 1990, pp. 350-352.
[23-10]Robert Lawrence 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 (New York: Crown, 2004), p. 205.
[23-11]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04- 222；黃宏主編：《硬道理：南方談
話回眸》（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頁 127-149。
[23-12]SWDXP-3, pp. 353-355.
[23-1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1 年 2 月 10、12、14 日，頁 1327-1328。
[23-1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1 年 2 月 15 日，3 月 2 日，3 月 22 日，4 月 12
日〔年譜中 1991 年並無這四天的條目。棗中文版編者註〕；黃宏編：《硬道理：南方談話回眸》，頁
130-136。
[23-15]James A. R. 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China in Disarra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p. 78-83; Suisheng Zhao,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Tour: Elite Politics in Post-Tiananmen China," Asian Survey 33, no. 8 (August 1993):
748-749.
[23-16]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p. 54.
[23-17]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p. 232.
[23-18]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26。
[23-19]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26。這話說於 1980 年 2 月 29 日。
[23-20]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27-228。
[23-21]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28-229。
[23-22]2003 年 10 月對陳開枝和另一些當地幹部的採訪，陳開枝曾陪同鄧小平視察。
[23-23]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31-232。
[23-24]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43。
[23-25]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pp. 96-97.
[23-26]2003 年 10 月對陳開枝的採訪，鄧小平南巡時他任廣東省委副秘書長，負責安排鄧小平在
深圳和珠海的行程。另參見岑隆業編：《閱愛無價》（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頁 182-190；關於
攝影記者和錄音機的記述見 Zhao,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Tour," p. 750. 記錄這次視察的另一
份文獻見黃宏編：《硬道理：南方談話回眸》，頁 150-190。
[23-27]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34-235。
[23-28]2003 年 11 月在廣州對一位與鄧小平隨行幹部的採訪。
[23-29]SWDXP-3, pp. 362-363.
[23-30]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32；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 212.
[23-31]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40、245-246。
[23-32]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32-233。
[23-33]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46-248。
[23-34]岑隆業編：《閱愛無價》，頁 186。
[23-35]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48-249。
[23-36]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51-253。
[23-3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2 年 1 月 29 日，頁 1338。
[23-38]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79-282。
[23-39]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 95.
[23-40]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 95; Zhao,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Tour," p.
749; 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86。
[23-41]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p. 212-213.
[23-42]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p. 95-96; Zhao,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Tour," p. 749; ibid., p. 213.
[23-43]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 214.
[23-44]鄧小平在 1985 年去上海時，有機會看到他在 1984 年前一次去上海的訪問和決定開放 14
個沿海城市所取得的初步成果，但是 1986 年冬天他去了桂林和重慶。1987 年他因為將胡耀邦撤職而帶
來的麻煩沒有離開北京。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5 年 1 月 31 日，1986 年 1 月 24 日，
1986 年 1 月 31 日，1988 年 2 月 10 日，1988 年 2 月 23 日，1989 年 1 月 21 日，1989 年 2 月 16
日，1990 年 1 月 20 日，1990 年 2 月 13 日。
[23-45]鄧小平在 1985 年去上海時，有機會看到他在 1984 年前一次去上海的訪問和決定開放 14
個沿海城市所取得的初步成果，但是 1986 年冬天他去了桂林和重慶。1987 年他因為將胡耀邦撤職而帶
來的麻煩沒有離開北京。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2 年 2 月 7 日，頁 1339。
[23-46]2003 年 10 月對陳開枝的採訪。
[23-4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
版社，2000），1992 年 2 月 3 日，頁 441。
[23-48]我本人曾在 1973 年去這家商店，當時裏邊只陳列著樸素的棉布和熱水瓶。
[23-49]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85-294；《鄧小平年譜（1975-1997）》，
1992 年 2 月 21 日，頁 1341。
[23-50]香港、深圳和外國報道的目錄見黃宏主編：《硬道理：南方談話回眸》，頁 192-200；
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p. 242, n65.
[23-51]陳毛弟：〈江澤民考察上海時强調全黨要始終不移全面貫徹黨的基本路線進一步解放思想加
快改革開放步伐〉，《人民日報》，1992 年 1 月 20 日，第 1 版；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p. 214-215.
[23-52]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 214.
[23-53]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p. 213-214.
[23-54]1992 年 2 月 20 日，轉引自 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 101.
[23-55]Zhao,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Tour," p. 750; 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p.
100-101; 另參見黃宏：《硬道理：南方談話回眸》，頁 195。
[23-56]對這份文件的權威性概述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2 年 2 月 28 日，頁 1341。
鄧小平在深圳和珠海講話稿的定稿見 SWDXP-3, pp. 358-370.
[23-57]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p. 99-100, n50.
[23-58]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102.
[23-59]黃宏編：《硬道理：南方談話回眸》，頁 237；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p.
62.
[23-60]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p. 219-220.
[23-6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993），下冊，頁 2055-2089。
[23-62]SWCY, 3:370.
[23-6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2 年 7 月 23-24 日，頁 1349-1351。
[23-64]Tony Saich, "The Fourteenth Party Congress: A Programme for Authoritarian
Rul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2 (December 1992): 1141-1142;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64-368.
[23-65]Saich, "The Fourteenth Party Congress," pp. 1142-1146.
[23-66]Saich, "The Fourteenth Party Congress," pp. 1146-1148.
[23-67]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 222.
[23-68]例如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3 年 1 月 22 日，頁 1359。
[23-69]吳國光：《逐鹿十五大：中國權力棋局》（香港：太平洋世紀研究所，1997）。
[23-70]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 223; 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pp. 67-68.
[23-71] 朱 健 國 ： 〈 李 銳 談 「 焦 國 標 討 伐 」 ： 痛 感 始 皇 難 絕
緣〉， m/Article/gd/200710/20071005150035.html ，2010
年 8 月 16 日訪問。
[23-72]Saich, "The Fourteenth Party Congress," p. 1154.
[23-73]Ding Lu, "China's Institution Development for a Market Economy since Deng
Xiaoping's 1992 Nanxun," in John Wong and Yongnian Zheng, eds., The Nanxun Legacy and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Post-Deng Era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01), pp. 51-73.
[23-7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7 年 2 月 19 日，頁 1375。
[23-7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7 年 2 月 25 日；Jim Lehrer, host, "Transcript
on Deng's Legacy, February 25, 1997,"On Line Focus,
atg/newshour/bb/asia/february97/deng_2-25.html, 2010 年 3 月 5 日訪問。
第 24 章
轉型的中國
鄧小平於 1992 年退出政治舞台時，完成了一項過去 150 年裏中國所有領導人都沒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
事找到了一條富民強國的道路。在達成這個目標的過程中，鄧小平也引領了中國的根本轉型，不論在它與世界的關係方
面，還是它本身的治理結構和社會方面。在鄧小平領導下出現的這種結構性轉變，確實可以稱為自兩千多年前漢帝國形
成以來，中國最根本的變化。
鄧小平時代發生的轉型是由多種因素共同塑造的：高度發達的中國傳統，中國社會的規模和多樣性，當時世界格
局的性質，共享技術和管理方式的全球體系的開放性，中國共產黨的性質，無數具有創造力和勤奮工作的人們的貢獻等
等。但這種轉型發生在一個過渡時期，當時這位最高領導人被賦予相當大的自由去引導政治過程，並擁有最終決定權，
所以這一轉型也是由鄧小平這位領導者個人塑造的。當然，這一巨變的思想基礎來自很多人，而且沒有人完全預見到了
事情將如何展開。改革開放並非由鄧小平啟動，它是鄧小平上台之前在華國鋒的領導下起步的。鄧小平也不是手持偉大
藍圖、主宰著變革的設計師；事實上，這個變革的時代並沒有清晰、完整、現成的設計。
不如說，鄧小平是為轉型過程提供全面領導的總經理。他把各種想法進行梳理和總結，用他的團隊和群眾所能接
受的步調和方式展示給他們。他在最高層提供穩定的領導，使人們能夠在經歷巨變時保持信心。他的工作是選拔和指導
一個團隊，讓他們齊心協力開創並落實各項改革。他是解決難題的人，努力找出有利於國內外相關各方的解決方案。他
幫助培育起強有而力的統治結構，使之得以在中國人努力適應迅速變化的新環境時保持控制。他在確定問題的輕重緩急、
制定實現最重要目標的戰略過程中發揮著領導作用。他向民眾解釋政策，以直白的方式講明他們面對的整體形勢和需要
採取的具體措施。如果出現爭議，他是作出最終決定的人，並盡量將可能導致國家分裂的分歧最小化。他支持對人們進
行激勵，也支持給人們提供建立在切實可行的基礎上的希望，以免讓人們以後失望。他贊成給各種專家棗科學家、經
濟學家、管理者和知識分子棗足夠的自由，使他們能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當他擔心脆弱的社會秩序可能受到破壞時，
也會限制他們的自由。在改善同其他大國的交往、與它們的領導人建立切實可行的關係時，鄧小平扮演著核心角色。鄧
小平的全部工作都受一種深刻信念的指導：採用世界最先進的科學技術與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將給中國帶來最大的進步；
而這一嫁接外國科技與管理的過程對中國既有體制所帶來的震蕩不僅是可控的，而且為了全體國民的福祉也是值得大力
推行的。
無論中外，在鄧小平謝幕之後長大的人，都很難體會鄧小平踏上這個旅程時面對的是多麼嚴重的問題：一個把全
然不同的新思維拒之門外的國家，文革中受迫害者和迫害者之間的深刻裂痕，驕狂的軍隊幹部對裁軍和減少軍費的抵制，
民眾對帝國主義和外國資本家的敵視，城鄉社會保守的社會主義結構，城市居民對接受兩億農民工的抗拒，以及因一些
人依然窮困而另一些人先富起來所引發的紛爭。
但是，當鄧小平全面接手中國轉型的工作時，也有一些極為有利的條件：他接過了由毛澤東統一起來的能夠有效
運轉的全國性的政黨和政府；他有很多經驗豐富、像他一樣贊同深刻變革的老幹部共事；他上台時有一個開放的世界貿
易體系，其他國家願意與中國分享資本、技術和管理，並歡迎中國加入國際體系。
鄧小平還有一些令人難忘的個人品質，使他得以引領中國的轉型。很難說除他之外還有哪個人能如此成功地把一
系列特質組合在一起：權威、豐富的經驗、戰略意識、自信心、人脈關係和領導中國轉型所需的政治判斷力。那麼，鄧
小平領導的這一轉型的性質到底是什麼呢？
從亞洲文明的中心走向世界大國
帝制時代的中國從來不是一個全球大國，甚至不是全球事務的積極參與者，它只是亞洲的一個地區性大國。鴉片
戰爭以前，在主導中國對外關係的「天下秩序」中，周邊小的政治實體要向這個「中央帝國」的皇帝進貢。它們以這種
方式承認中國文明相對於周邊地區的優越地位。作為交換，中國允許這些政治實體享有自治與太平。[24-1]
中國皇帝極少有興趣向亞洲大陸以外的地區擴張。在 15 世紀的一段短暫時期裏，中國的皇帝一度允許建造遠洋
船舶，七次派太監鄭和遠航，遠抵中東和非洲東海岸。但後來的皇帝不但禁止這種遠洋活動，而且禁止建造遠洋大船。
對他們來說，能夠管好中國漫長的邊境就夠麻煩的，更不要說和遠在海外的國家建立聯繫了。1793 年當英國特使馬戛
爾尼來到中國提議通商時，乾隆皇帝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24-2]
在 1839 年到 1842 年和 1856 年到 1860 年的兩次鴉片戰爭之後，歐洲列強迫使中國開放了部分沿海口岸，但
中國政府幾乎從來不想主動走出它在亞洲的疆域。當工業革命使西方國家崛起時，作為一個國家，中國未能有效地應對
挑戰。由於中國回應軟弱，西方帝國主義列強主宰了對華關係，甚至主宰了中國沿海的產業和貿易。
毛澤東在南北韓戰爭時關閉了中西交往的大門，結束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影響。此後中國開始在共產主義國家中
發揮一定作用，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一度在第三世界也有一定影響。1960 年代與蘇聯關係惡化後，中國在共產主
義世界的作用陡降。1978 年以前，中國政府對境外事務的參與十分有限。例如，在文革期間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
只派出一個大使，駐於埃及。
雖然毛澤東在 1969 年中蘇邊境衝突後開始向西方開放，中國在 1971 年也重新取得了聯合國的席位，但是毛澤
東在世時中國的大門僅僅打開了一條縫。毛去世後，華國鋒也接受對外開放的做法，但只有鄧小平才真正打開了國家的
大門，領導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直到鄧小平時代，中國政府的領導人才具備了足夠的政治眼光與魄力去超越帝國主
義時代的痛苦記憶，開始跟其他國家發展持久而積極的新型合作關係，從而使中國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世界新
秩序中的一員。
在鄧小平領導下，中國真正加入到了國際社會之中，成為各種國際組織以及由貿易、金融和各種公民交往活動所
構成的全球體系中活躍的一員。中國成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成員國。中國開始在世界衛生組織以及其他領
域所有重要國際組織的活動中扮演積極的角色。雖然鄧小平退休近十年後，中國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但是申請加入的
準備工作是從鄧小平掌權時開始的。
中國在參與國際組織最初幾年的工作是熟悉這些組織的實際運作。當時中國仍然是個窮國，首要任務是維護自身
利益。到了鄧小平接班人的時代，領導人才認識到國際體系對中國的好處，開始考慮中國作為國際體系和全球組織的參
與者能夠為加強這些組織做些什麼。在中國加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一類機構之前，一些成員國擔心中國的
加入可能具有破壞性，會給這些組織的運行帶來麻煩。但事實上中國的加入加強了這些組織，儘管它提出了自身的利益
訴求；它遵守了這些組織的規則。
鄧小平在 1978 年成為頭號領導人時，中國的外貿額總共不到 100 億美元；30 年後這個數字增長了 100 倍。
1978 年，中國促請美國接受幾百名中國留學生；鄧小平去世十年後，估計有 140 萬中國學生在海外留學，大約 39 萬
人學成歸國。[24-3] 1992 年時，中國已經在全球學術對話與全球貿易體系中長期扮演積極角色，而最初的突破都是在鄧
小平擔任頭號領導人時取得的。
在鄧小平時代，為適應新的全球角色，中國也經歷了內部的變化，中國領導人將它稱為「接軌」，這個說法來自
1930 年代中國軌制不同的鐵路之間的對接。在 1980 年代，中國用這個說法描述為參與各種國際組織和全球體系而作
出的調整。
1978 年後的最初幾年，中國開始與國際組織建立聯繫時，大力發展各種專門的機構，它們實際上成了對外交往
的緩衝器。來華的外國企業被安排在特區之類的特定區域，政府還設置了與外企打交道的整套制度，這樣就人為設置了
一道圍牆，阻止外國人與整個中國的接觸。在華外國人只能與各地的政府、大學和大公司中的外事辦公室打交道。例如，
外事服務局負責管理在外企工作的國內員工。為了獲得更多中國極為短缺的外匯，外國人被鼓勵用他們的貨幣兌換「外
匯券」，在指定的「友誼商店」購物，他們在這裏可以買到普通中國人買不到的外國商品。國營外貿公司控制著與外國
人的大量生意，大部分外國人在半年一屆的廣交會上購買中國商品。中國的外貿部在監督這些專門的「外事」機構與外
國人交往的政府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些機構配備有懂外語並熟悉外國習俗的官員。
在 1980 年代末，中國的對外交往開始迅速擴大，超出了這些專門機構的範圍。外國人的旅行不再局限於某些區
域，更多的中國企業能夠與外企直接做生意。以經濟特區作為起點，後來擴大到 1984 年開放的 14 個沿海城市的很多
做法，開始向全國傳播。外國人蜂擁而至，使專門的「外事辦」難以處理與之有關的全部事務。外事部門大多仍然存在，
但其工作更多限於從事官方數據的收集。
在鄧小平退休之前，中國的各類機構都開始為適應外國的常規而進行「接軌」。外貿企業要學習外國的法律、財
會和組織方法。[24-4]向外國教育機構輸送留學生的大學和高中開始為學生設立入學考試和申請程序的培訓計劃。體育教
練開始大力培養最優秀的運動員參加各種國際體育賽事。中國興建了能夠接待國內外遊客的、符合國際標準的旅遊設施。
國內消費者也可以越來越多地買到為出口而生產的商品。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擴大學術和研究機構以加強其全球
大國的角色一樣，在鄧小平時代，中國的學術和研究機構也有了極大發展，從而加深了中國對世界的瞭解。
鄧小平在推動中國的全球化過程中，比印度、俄國和巴西這些大國的領導人更有魄力。這個過程在鄧小平時代之
後仍在繼續，但是基本的突破在鄧小平退休時已經完成。
黨的集體領導
中國共產黨在 1956 年就開始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可是毛澤東很快又再次將它領入革命。然而在 1978
年之後，經過老幹部復出、不善治理國家的革命家的退出和新領導人的進入這個過程，在鄧小平領導下，中共向將治理
國家作為中心工作的政黨轉變。
美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的制度，是由擔心權力過度集中的領袖們設計的。而由毛澤東設計、鄧小平及
其同事作了重大修正的體制，則是為了解決相反的問題：為動亂不已、舉步維艱、地區差異巨大的中國提供統一的領導。
與美國人不同，鄧小平及其同事相信，最終決策應以最高領導層對全局的政治判斷力為基礎，這要比以法律規範政府行
為的獨立司法制度作為基礎更有益於國家。他們認為，立法機構制定法律但不負責執行法律的體制，不如集立法與執行
於一身的體制更有效率。
美國是由保留著獨立權力的各州所組成，而中國千百年來一直有一個控制著地方的中央政府。毛澤東進一步加強
了中央集權制，將其深入擴展至全國。鄧小平則要將這種試圖到處滲透的統治結構拉回來。他沒有制定地方必須遵守的
嚴密規章制度，而是建立了另一種體制：由上級選拔領導班子，授予他們相當大的獨立性，只要他們的工作能使經濟快
速增長即可。
就像毛澤東時代一樣，鄧小平在北京建立的核心領導結構以政治局和書記處為中心。它通過領導班子網絡與地方
聯繫在一起，這些領導班子存在於政府各個層級和各個地區的所有主要機構。每個領導班子不但負責本級黨的工作，還
要監督它下面的政府機關（或經濟和文化單位）。這個班子要就全局性問題作出判斷，並使其轄區內的工作為四化建設
作出全面的貢獻。
黨的上級部門下達有關領導班子如何開展工作的規定，不斷向每一級發佈指示。它們也與下級召開會議，有時讓
下級領導參加上級的會議，或是派上級幹部到下面視察。如果上級幹部認為某個問題很重要，他們可以、也確實會進行
干預。但是對下面的監督很難面面俱到，因此領導班子在領導本級工作時，一般享有相當大的自由。
北京控制各省的關鍵手段，是任免領導班子成員的權力。領導班子的成員通常有若干年的任職期限，但隨時有可
能被上一級領導撤換。黨的領導班子裏各個成員負責不同部門的工作，對他們作出評價的依據，不僅是他們管理相關部
門的工作表現，而且還有整個班子及其下級單位的表現。在鄧小平時代和此後的 20 年裏，這種評價主要基於領導班子
對全國的經濟增長作出了多大貢獻。近年來一些次要標準也變得日益重要，如培養下一代幹部、環境保護、處置社會騷
亂和對突發事態的反應。[24-5]
就像鄧小平一樣，他的接班人也認為正確選拔、培養和監督幹部能夠使幹部形成服務於國家整體目標的覺悟。由
於下級幹部對如何開展自己的工作享有很大自主權，因此在選拔和培養領導班子成員上相當認真。每一級年輕幹部，假
如他在整體思想能力、遇到壓力時的可靠程度、判斷力、與同事共事的能力以及服務於黨和國家的獻身精神等方面有不
俗的表現，就有可能被選出來進行特別的培養、指導和考驗。
培養各級幹部確實花費了大量時間。指導者的任務是向年輕的下級幹部提供如何提高工作表現和技能的建議。最
有前途的年輕幹部可以陪同上級參加各種上面的會議和黨內的非正式聚會。他們還會參加黨校的培訓班。他們中被組織
上認為最有前途擔任國家級領導人的幹部，可以進京學習中央黨校的課程；被認為能夠擔任省市級領導職務的人，則去
各自地區的黨校學習。並不是所有黨員棗鄧小平上台時中共有 3,700 萬黨員棗都能分享通過與上級幹部的聚會或是
成為黨校學員而培養出來的同志情誼。進入黨校學習的人不但能瞭解同屆與上下屆的同學，而且能結識來到黨校的上級
幹部，後者會借助於黨校幹部的評價，對學員未來的任職進行推薦。雖然組織部的幹部保存著人事檔案，能夠進行推薦，
但各級領導班子的成員最終決定著在他們的轄區內哪些人能得到提拔。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