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9]Lilley, China Hands, pp. 358-362.
[22-40]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 100.
[22-41]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A Moral Inqui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22-42]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57.
[22-4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9 年 12 月 10 日，頁 1304； "Sino-U.S. Relations
Must Be Improved," SWDXP-3, pp. 338-339.
[22-44]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p. 100-101.
[22-45]轉引自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 51.
[22-46]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79.
[22-47]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 179; 《鄧小平年譜（1975-1997）》，
1985 年 10 月 9 日，頁 1085-1086；James A. R. 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China in
Disarra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p. 46-48.
[22-48]周榮子：〈齊奧塞斯庫和蒙博托表示支持中國平息反革命暴亂〉，《人民日報》，1989 年
9 月 23 日，第 3 版。
[22-49]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p. 47-48.
[22-50]《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 1303-1306。
[22-51]"Jiang Zemin and Li Ruihuan Interviewed by Hong Kong Journalists," BBC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FE/0650/B2/1, December 30, 1989.
[22-52]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p. 41. 這裏的內容以及下面幾段主要依靠此書，該
作者當時在北京密切觀察過中國對蘇聯和東歐變化的反應。中國人對東歐和蘇聯變化的較為冷靜的記述，
見黃宏編：《硬道理：南方談話回眸》（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頁 3-38。
[22-53]黃宏：《硬道理：南方談話回眸》，頁 44-46。
[22-54]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p. 59-60.
[22-5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1 年 8 月 20 日，頁 1330-1331；SWDXP-3, pp.
356-357; 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p. 206-207.
[22-56]《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1 年 10 月 5 日，頁 1332。
[22-57]SWDXP-3, p. 318.
[22-58]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p. 170-171, 174-177.
[22-59]陳國焱：〈鄧小平對東歐的戰略方針及其意義〉，載《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論文集》（北京：
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頁 270-275；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p. 172-174.
[22-60]"Regulations on Construction of Expensive Buildings Issued," Xinhua General
Overseas Service, September 25, 1988. 對官方的措施及支持緊縮政策的分析的評論，見武力主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上下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下冊，頁
983-1010。
[22-61]薛暮橋：〈牢記歷史經驗，堅決執行治理整頓的方針〉，見《人民日報》，1989 年 12 月
18 日，第 6 版。
[22-62]《新華社內參》，1989 年 12 月 26 日，見 FBIS, January 3, 1990, pp. 12-18。
[22-63]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p. 120-125.
[22-64]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37.
[22-65]例如參見《光明日報》，1989 年 12 月 9 日，見 FBIS, January 4, 1990, pp. 27-28.
[22-66]Simon Long in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May 1992, 轉引自 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pp. 62, 326.
[22-67]中國的「愛國主義」，字面上的意思是「愛國家」。因為中國是由很多個民族組成的，所以
不使用「民族主義」這個詞，該詞在英語裏被譯作 nationalism，但字面的意思是「愛自己的民族」。
[22-68]Suisheng Zhao, "A State-Led Nationalism: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 Communist Studies 31, no. 3 (September
1998): 287-302; Paul A. Cohen,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 166-169 and n181, n182; Parks Coble, "China's
'New Remembering'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of Resistance, 1937-1945,"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0 (June 2007): 394-410; Suisheng Zhao,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13-247.
[22-69]Coble, "China's 'New Remembering,挃 pp. 400-402.
[22-70]關於中國作家對上面的提示作出的反應的細微差別，見 Perry Link, The Uses of
Literature: Life in the Socialist Chinese Literary Syste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68-81.
[22-71]Shuqing Zhang, "Marxism, Confucianism,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Zhiling
Lin and Thomas W. Robinson, eds., The Chinese and Their Future: Beijing, Taipei, and Hong
Kong (Washington, D.C.: The AEI Press, 1994), pp. 82-109.
第 23 章
鄧小平時代的終曲棗南巡：1992
一代人之前的 1965 年，毛澤東對自己不能全面控制北京的「資產階級」政策而感到不悅。他無法在中央黨報《人
民日報》上傳播自己的觀點，便在上海的《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次日該文又由
上海市黨報《解放日報》轉載。然後，71 歲的毛澤東乘專列去了南方的杭州、韶山和武漢等幾個城市，為 1966 年發
動的文化大革命點火。
這個故事在 1991 年又重演了一次。當時鄧小平對北京保守的經濟政策也感到不快，可是他對這些政策又不能完
全說了算。他無法在《人民日報》上表達自己的觀點，便把它登在另一家報紙棗上海的《解放日報》上。可是 1991
年這把火並沒有點著，決心已定的鄧小平在 1992 年又點了一把更大的火。他以 87 歲高齡，乘專列南下，先去武漢，
然後是深圳、珠海和上海，他在這些地方成功點燃了擴大市場開放和加快發展的大火。
1988 年通貨膨脹引起的恐慌，北京當局在 1989 年 5 月軍事戒嚴失敗後的幾近崩潰，蘇聯和東歐政權相繼垮台
的新聞棗這一系列事件使北京變得近乎絕望，氣氛高度緊張。陳雲仍是謹慎的計劃官員的核心，鄧小平則吸引著大膽
主張擴大開放、加快發展的人。在 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初，建設派大多是從事引進新工廠和新技術的中央幹部，
到 1980 年代末時，沿海地方政府已積累起自己的財富，形成了更強大的勢力基礎，使鄧小平能夠用來對抗謹慎的計劃
官員。
陳雲手下謹慎的計劃官員認為，1988 年的通貨膨脹失控要對 1989 年的悲劇負責，因此他們更堅定地要把國家
控制在他們認為唯一安全的軌道上。鄧小平則認為，不加快國家的發展，共產黨的統治就會陷入危境，因此他同樣堅定
地認為，只有加快發展和開放才能維持民眾的擁護，使國家得以生存下去。對政權可能突然崩潰的擔憂讓雙方關係更為
緊張。[23-1]
鄧小平受挫：1990-1991
1990 年 1 月 21 日至 2 月 13 日鄧小平在上海度假期間，他已經在爭取能使他壓倒保守派經濟政策的政治力量。
他在上海與當地負責人討論了開發浦東的大項目。[23-2]他知道上海的負責人急於開發浦東，但這必須得到北京的許可。
浦東是上海境內一片大約 500 平方公里的區域，靠近地理位置優越的長江入海口。當時這個地區大體上仍是農村，易於
進行開發，甚至早在上世紀初，孫中山就曾萌生出在浦東建一個大港口的念頭。上海當地官員希望將它建成金融中心。
[23-3]儘管上海一直受到中央政府的制約，但是在長江三角洲一帶，不但上海，而且鄰近的江蘇和浙江，工業已經有了實
質性的增長。
鄧小平對如何加快經濟發展有著戰略上的考慮。他知道，鑒於上海的巨大規模和人才儲備，它的任何進步都將對
全國的發展產生直接的積極影響，不但能夠惠及鄰近的江浙兩省，而且還有長江流域的數億人口。[23-4] 1920 年代鄧小
平赴法途中，曾在上海停留一周，第一次體驗了這個城市的活力；十年後他又在上海做了幾個月的地下工作；1949 年
他曾短暫地參與中共對上海的接管；1980 年代末，當他為冬季「休假」來到這座城市時，能夠感受到生氣勃勃的上海
人有待釋放的能量。即使不像鄧小平那樣頭腦敏銳的幹部也十分清楚，上海的領導人對 1930 年代上海作為商業大都會
的優越地位懷有自豪感，而當時的香港不過是個無足輕重的小城市；1980 年代中央為廣東和福建率先進行試驗開了綠
燈，卻沒有讓上海這樣做，這使他們十分不快。上海的負責人並不諱言：上海有著比廣東和福建的任何城市更高的教育、
科技和工業水平。上海的領導人得到了群眾的全力支持，是鄧小平加快發展經濟的強大同盟。
1984 年，作為開放的 14 個沿海城市之一，上海也獲得了一定的發展空間，但是從 1984 年到 1990 年，上海
沒有得到北京多少幫助，它的潛力幾乎沒有發揮出來。廣東較易於得到外企投資，在不發達的地區建新廠成本雖然高，
但尚可做到。然而，對上海巨大的舊工業進行改造，需要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資本來支持。上海肩負的為國家財政作貢
獻的擔子如此之重，得到的支持卻很少，這讓上海的領導人感到不滿，他們一直在要求北京改變政策。北京一些部委的
領導也願意向上海投資，因為他們已經開始擔心正在失去對廣東的控制，那裏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外邊而不是中央政府。
假如北京為上海提供資本，國家的計劃官員對上海的控制能力要比對廣東大得多。
1988 年和 1989 年鄧小平在上海過冬時，曾經與江澤民和接替江擔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朱鎔基作過交談。朱鎔基
在北京擔任國家經委副主任時鄧小平就認識他，把他視為一個難得的人才，他既有充滿自信的領導能力，又有發展經濟
的戰略眼光和難得的改革魄力。1990 年 2 月，鄧小平會見了朱鎔基和上海其他黨政軍幹部，與他們討論如何為當地的
發展點火。[23-5]
2 月回到北京後不久，鄧小平對李鵬總理說：「我已經退休了，但有一件事還是要給你講一講，你要更多地關心
一下上海浦東的發展。」[23-6] 兩周後的 3 月 3 日，鄧小平把江澤民、楊尚昆和李鵬叫來，向他們宣講國際形勢和國內經
濟：「人民現在為什麼擁護我們？就是這十年有發展。??假設我們有五年不發展，或者是低速度發展，例如百分之四、
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會發生什麼影響？這不只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他然後又說：「要
用宏觀戰略的眼光分析問題，拿出具體措施。??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條件更好，可以更廣大地開源。比如抓上海，就是
一個大措施。上海是我們的王牌。」[23-7]
遺憾的是，1990 年，北京的領導人對鄧導師上的課和上海的領導人加速經濟發展的願望無動於衷。他們當時更
多地是跟著謹慎的計劃派大師陳雲走。陳雲在上海郊區的青浦長大，經常回上海視察當地情況；在黨內，他在跟上海有
關的問題上享有特殊的權威。陳雲反對在上海建經濟特區，不僅因為這有可能給國家既有的重工業和稅收基礎造成風險，
還因為作為一個在 1920 和 1930 年代在那裏工作過的人，他深知資本主義的罪惡和上海商人那種在他看來對洋人過分
卑躬屈膝的「買辦習氣」。因此，陳雲擔心外國租界死灰復燃。可是鄧小平對陳雲的遲疑已經失去了耐心。雖然沒有點
名批評陳雲，但他在 1990 年 2 月說，上海的發展落後於廣東。圈裏人都知道，他這是在表達對陳雲反對開放上海的不
滿。[23-8]
定於 1990 年 12 月 25 日至 30 日召開的七中全會將要研究五年計劃和十年規劃的草案。在會議前夕的 12 月
24 日，鄧小平又把江澤民、楊尚昆和李鵬叫來，再次給他們上課，講明加快發展的道理。他強調在 2000 年以前讓經
濟翻番的重要性，鼓勵他的接班人不要害怕擔風險。[23-9]鄧小平重申，如果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夠快，經濟停滯就會變成
政治問題，而緊縮政策加上外國制裁的負作用，正在放慢經濟增長的速度。鄧小平認為，只有放棄保守的經濟政策才能
避免重蹈蘇聯和東歐的覆轍。[23-10]但是鄧小平的課依然沒有起多大作用。儘管他多次請求，七中全會仍然受到謹慎的保
守派主導，他們更加擔心的不是增長速度放慢，而是經濟過熱。
鄧小平於 1991 年 1 月 28 日乘專列去了上海，在那裏一直住到 2 月 20 日。他既是為了冬季休養，也是想再次
為經濟增長點火。聽過朱鎔基的彙報後，他視察了航空和汽車工廠，還有將要成為世界第三大懸索橋的南浦大橋的建設
工地。[23-11] 鄧小平重申他在 1990 年說過的話：1979 年開放四個經濟特區時沒有開放上海，是他犯的一個錯誤，他原
本應該利用上海的人才優勢。他強調開發浦東不但對上海市，而且對整個長江流域都很重要。他說，金融棗他有意避
免使用容易引發不滿情緒的「資本」一詞棗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中國想在金融領域獲得國際地位，全國都得靠上海。
[23-12]
鄧小平在 1991 年並未能使他的星星之火變成燎原之勢。除夕時他和楊尚昆、李先念一起給上海負責人拜年的畫
面上了全國的電視，但並沒有提到他要加快上海發展的努力。鄧小平的意見甚至沒有出現在《人民日報》上。不過，他
在 1991 年也取得了兩個小小的收穫：他爭取到足夠的支持，把朱鎔基調到北京擔任副總理； 他還讓上海的報紙發表
了幾篇文章，儘管用的是化名。1991 年 3 月和 4 月，上海的幹部讓《解放日報》根據鄧小平不久前在上海的講話，整
理出了四篇系列文章。[23-13]這些文章沒有暴露與鄧小平的關係，而是署名「皇甫平」（意思是「黃浦評論」，又可指「輔
助鄧小平」）。[23-14] 第一篇皇甫平的文章發表於 3 月 3 日，批評了「一些同志」把市場說成資本主義。文章說，計劃和
市場只是利用資源的兩種不同方式，不是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標籤。政治圈裏的人在猜測「皇甫平」的文章背後究竟
為何人，但當時只有極少數人知道那是鄧小平。
中宣部動員《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對「皇甫平」的文章進行了反駁。1991 年 11 月，在雄偉的上海南浦
大橋的通車儀式上，替北京的保守派領導人說話的李鵬總理公開批評了皇甫平的文章，他說，這些文章讓人錯誤地以為
北京的政治氣氛發生了變化。[23-15]
1991 年，黨的幹部開始籌備將於次年年底召開的中共十四大。鄧小平明確表示，假如江澤民致力於加快發展和
擴大開放，他會支持他，不然他就要支持黨的其他領導人。但是其他領導人也都受制於當時的主流氣氛。例如，朱鎔基
到北京擔任副總理後，仍在忠實執行元老們保守政策的李鵬總理感到了來自鄧小平的壓力棗這是要用朱鎔基取代他領
導經濟。但李鵬頂住了壓力，朱鎔基在 1991 年別無選擇，只能執行當時的謹慎政策。
陳雲和鄧小平都避免公開鬥爭，但他們各自的擁護者卻在公開替他們說話。1991 年 10 月，國家主席楊尚昆借
紀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之機，支持更加大膽地實行改革開放。[23-16] 為另一方說話的鄧力群則在 1991 年 10 月 23 日的《人
民日報》上撰文警告說，階級鬥爭很尖銳，存在著「和平演變」棗即用資本主義逐漸取代社會主義棗的危險，這正
是自由派夢寐以求的事情。[23-17] 1991 年底，當幹部們為即將召開的黨代會作準備時，戰線變得明朗起來。保守派在 11
月 25 日至 29 日的八中全會上仍佔上風，於是鄧小平拿出了他的慣用手段：不把時間浪費在爭論上，他要採取行動爭
取支持。
鄧小平南巡：1992 年 1-2 月
當鄧小平的專列於 1992 年 1 月 17 日駛離北京站時，北京的其他中央領導並沒有收到通知，甚至連江澤民也不
例外。這次出行完全由武警部隊一手操辦。北京的其他領導人和南方負責接待他的幹部只知道，鄧小平夫妻、他們的四
個子女（只有小兒子鄧質方沒有隨行）及其配偶和孩子，一行 17 人，要出門散心觀光，進行「家庭度假」。誰能反對
這個老領導的家庭去度假呢？
鄧小平南行的第一站是武漢，這裏是華中地區的鐵路樞紐，也是 1911 年辛亥革命爆發的地點。鄧小平於 1 月
18 日上午抵達武昌火車站。儘管只是家庭度假之旅，但對待鄧小平這樣顯赫的人物，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和省長郭樹
言還是前往月台迎接鄧小平的到來。鄧小平只在月台上停留了 20 分鐘，時間雖短，卻足以讓他發一通脾氣。鄧小平說：
「電視一打開，盡是會議，會議多，文章太長，講話也太長，而且內容重複??你們要多做少說。??周總理四屆人大﹝1974
年﹞的報告，毛主席指定我負責起草，要求不超過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務。??現在文件多如牛毛。」他提到這樣的情況：
省委書記去農村考察一個星期回來，文件就堆成了山，讓他頭痛。[23-18]鄧小平一向反對空話、長篇報告和不作認真準備
的會議，他曾說過：「沒有話把嘴巴一閉??會議和講話是為了解決問題的。」[23-19]發了一通脾氣後，鄧小平說出了他的
要點：「誰反對改革，就讓誰下台。」儘管他是在向武漢當地的人說話，他的話也沒有登在公開的媒體上，但很快就引
起了江澤民的注意。兩天以後江澤民對手下的幹部說，要加快開放步伐，恢復對外開放政策，減少會議的數量。[23-20]
列車於當天下午抵達長沙火車站，鄧小平花十分鐘時間接見了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熊清泉等省級幹部。鄧小平聽到
1991 年儘管有自然災害，湖南還是取得了大豐收後十分高興。但鄧導師還是給他們上了一課：他指示熊清泉說，湖南
「搞改革開放的膽子要更大一些??要加快經濟發展」。[23-21]
1 月 19 日星期一上午，鄧小平在廣州短暫停留後，與陪同他的省級領導一起，開始了對最有活力的特區棗深
圳和珠海棗為期 11 天的視察。當地幹部一周前才接到通知為鄧小平的到來作準備，他們跑到鄧小平要去的所有地方
佈置保安，安排包括痰盂在內的必要設施。他們只接到通知要為接待鄧小平一家人前來度假作準備，但是當鄧小平到達
深圳時，他們已經收到在武漢和長沙與鄧小平見過面的幹部的詳細報告，他們意識到，這並非一次尋常的家庭度假。[23-22]
廣東省委書記謝非、省委副秘書長陳開枝和其他幾位省裏的幹部與一些當地幹部一起在深圳為鄧小平做嚮導。在
迎接鄧小平的幹部中，有些人在 1984 年就接待過鄧小平，他那次來時肯定了經濟特區的成就。鄧小平到達下榻的賓館
後休息了十分鐘，然後與謝非等人在賓館的花園裏散步。鄧小平的女兒鄧楠提醒父親說，八年前他在這裏題過詞。鄧小
平隨口便背誦出了他當年的題字：「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這引來高興的東道
主一片喝彩，他們把鄧視為最強大的助推器，不同於那些試圖限制他們投資的北京官員。
鄧小平為了保持體力，只在每天上午遊覽三小時，然後與家人一起吃飯，午睡，下午休息。在當地一次外出遊覽
時，家人在一塊標識上看到用鄧小平筆跡複製的 「深圳」二字，女兒鄧楠說：「你應該收利息，你有知識產權啊。」[23-23]
鄧小平笑了。後來他們在仙湖植物園看到從成都運來的竹子，鄧小平對當地導遊開玩笑說，你們也要給四川支付知識產
權費啊。[23-24]鄧小平這個玩笑是深有寓意的：人們都知道鄧小平對西方要求中國支付大筆知識產權費的批評，鄧小平提
醒西方人說，其他國家模仿中國的火藥和印刷術一類的發明，中國並沒有為此收過費。但是鄧小平也明白中國需要適應
新的國際秩序。在視察深圳一家生產 CD 光碟的工廠時，他問他們是否從外國買了版權，並提醒工廠經理說：「一定要
遵守有關知識產權的國際規則。」[23-25]
在廣東，鄧小平到處都被喜歡和感激他的人團團包圍。在 1982 年和 1983 年，他雖然最初沒有為特區辯護，但
是當 1984 年特區受到北京保守派的嚴厲批評時，他卻表揚了特區。廣東人有一個說法：遇到綠燈往前走，看到黃燈抓
緊走，碰上紅燈繞著走。然而在 1992 年，廣東人仍然擔心來自北京的黃燈和紅燈，渴望看到綠燈。鄧小平正在支持他
們的事業，支持擴大對外開放和加快經濟發展，反過來，他們成了鄧南巡計劃的啦啦隊。
按照北京為「家庭度假」制訂的官方原則，鄧小平只帶了一名記者和一名攝影記者，也沒有舉行記者招待會。但
是當他開始視察深圳時，估計有 50 到 60 名攝影記者緊緊尾隨著他的「家庭度假」，很多人甚至買了盒式錄音機，以
便能夠捕捉鄧小平的每一句話。[23-26]
鄧小平心情振奮地觀看當時在中國還不多見的高樓大廈，認真細緻地視察新技術，聽當地幹部彙報情況。當地幹
部告訴鄧小平，1984 年時深圳的人均收入只有 600 元，1992 年時已經達到 2,000 元。鄧小平不可能不為自己加快發
展的夢想可能變為現實的前景而歡欣鼓舞。在為鼓勵加快發展的南行途中，當鄧小平看著那些高樓大廈時，他也是在享
受自己用改革開放政策所播下的種子結出的碩果。
鄧小平來訪的消息不脛而走，每當他從工廠和辦公樓走出來時，都有大批普通市民在等著他。他在 53 層的深圳
世貿中心旋轉餐廳俯瞰了這座城市的新建築，當他走出大樓時，有大批群眾向他鼓掌歡呼。[23-27]雖然鄧小平有不善言談
的名聲，但在女兒鄧楠的幫助下棗她不斷湊到耳邊，把他因耳聾聽不清楚的話大聲告訴他棗他完全融入了與當地幹
部和充滿感激的群眾的交談之中。在北京的許多幹部眼中，鄧小平是個嚴厲的司令員，深圳的群眾卻親切地向他呼喊「叔
叔好」、「爺爺好」，在他們看來，他熱情機智，平易近人，對所有新事物有著濃厚的興趣。
但是，在乘車時的私下場合，他憤怒批評了北京的保守派。他要求隨行的當地幹部棗他們都支持他的想法棗
不要公開他的私下談話。不過即使在公開場合，他也表明了自己的擔心，他說，左的政策會造成可怕的後果，甚至會葬
送社會主義。[23-28] 他警告說：「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23-29]在與地方幹部的坦率交談中，針對那些把特區
說成搞資本主義、受到外國人控制的批評者，他說，只有四分之一的投資來自外國人。他又說，中國在政治上控制著所
有外國公司，可以確保它們對中國有益。他不僅不擔心現在的外資水平，還主張增加外資數量，建立更多的合資企業：
外國企業不但交稅，還能為工人提供就業崗位和工資。[23-30]
與在北京參加黨內會議的鄧小平相比，已經退休的鄧伯伯和當地幹部的交談要隨意得多。鄧小平心情放鬆，不拘
一格，風趣的言談常引起當地領導的共鳴。鄧小平上了他的最後一堂課：他敦促幹部們大膽工作，努力試驗。他重複了
他在各地說過的話：堅持改革開放，保持一個精幹的政府，培養年輕人，少說多做。參觀了世貿中心大廈後，鄧小平在
返回賓館的大巴上再次談到他的很多基本觀點：計劃不等於社會主義，市場也不等於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
會主義也有市場。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要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先富起來的地方要多繳稅，
用來幫助落後地區。但各地的情況不可能很快拉平，不能搞「大鍋飯」，這會打擊人們的熱情。鄧小平鼓勵幹部進行試
驗，敢於冒險，不要怕犯錯誤，有錯改了就好。[23-31]
鄧小平鼓勵深圳在 20 年內趕上香港、新加坡、南韓和臺灣這亞洲四小龍。他說：「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
他們管得嚴。我們應該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聽過有關深圳的貪污受賄和腐敗問題的彙報後，鄧小
平說：「你們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兩手都要硬。」[23-32]
在深圳度過五天後，1 月 23 日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向鄧小平介紹了他對司法體制加以改造、規範和擴充的計劃。
鄧小平仿佛仍在擔任國家領導人一樣，表示完全同意這些想法，並鼓勵李灝大膽落實。北京的很多幹部批評深圳走得太
快，但鄧小平送給李灝的離別語是：「你們要搞快一點。」李灝回答說：「我們一定會加快步伐。」[23-33]鄧小平的下一
站是珠海，該市市委第一書記梁廣大來到深圳，陪同鄧小平一家人和省裏的官員，乘船一小時跨過寬闊的珠江三角洲，
來到了珠海。當船經過清代海關舊址時，鄧小平再次提到他的離別叮囑的要點：中國過去受到外國帝國主義的欺負，但
那時代已經過去了，「落後就要挨打啊。我們已經窮了上千年，不能再窮下去了，如果不重視科學技術和教育，還要挨
打」。[23-34]
廣東省委書記謝非和梁廣大十分清楚，鄧小平也擔心日益加劇的經濟不平等現象；他們知道他一直在鼓勵先富幫
後富。他們在船上告訴鄧小平，一派繁榮氣象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正在大力幫助廣東北部和西部的貧困山區。鄧小平回答
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進步，靠的是各地願意搞試驗的人的創造性，靠的是政府將行之有效的做法進行宣傳、把各種
新思想推廣到全國其他地區的能力。[23-35]
澳門比香港小得多，也不像香港那樣喧鬧。與此相似，毗鄰澳門的珠海比深圳小，也不像深圳那樣繁忙。在珠海
29 層貿易中心的頂層旋轉餐廳，鄧小平和家人眺望了建設中的高樓大廈。就像在深圳一樣，鄧小平與群眾熱情相處。
在珠海的一家工廠，有人估計他和上百人握了手；在大街上，保護他的警察不得不限制他走進人群和更多的人握手。
鄧小平在詢問當地居民時，想搞清楚沿海城市的經濟發展能以多快的速度向偏遠地區擴展，推測未來的發展對群
眾意味著什麼。他已經能夠看到很多跡象，各種消費品棗自行車、洗衣機、收音機、手錶等工業製品棗正在走進農
民家庭。[23-36]他高興地聽到窮困地區的農民工在沿海地區找到了就業機會。海外留學青年回來報效祖國的報告也讓他大
受鼓舞。他得知富有創業精神的中國人所領導的工廠已經接近世界技術水平。他表揚了當地領導利用市場推動社會主義
事業所取得的成就，而從中受益的社會主義制度又能使市場更加成功。他說，從集中人力抓緊辦事這方面說，資本主義
趕不上社會主義。他還指出，如果沒有從 1984 年到 1988 年取得的進步，1989 年到 1992 年這個困難時期的事情就
不會那麼順利。
從珠海驅車前往廣州的途中，鄧小平在珠海以北的兩個縣棗中山和順德棗停留了片刻，經濟特區的活力向鄰
近地區的快速擴散也使這兩個地方蒸蒸日上。在廣州與省領導層交談了一個小時後，鄧小平登上列車前往上海，途中在
江西東部的鷹潭作了短暫停留。[23-37]
到達鷹潭時，鄧小平也在車站會見了當地幹部，他們向鄧小平彙報了去年的大豐收和抗擊洪災取得的成績。鄧小
平對他們的工作給予表揚，但也對他們說，要多種樹，這能防止造成洪災的水土流失。鄧小平還說，幹部要走得更快一
點，放開膽子進一步開放。鄧楠這時插嘴說，父親一路上老是在重複這些話；她又說，父親很關心江西，六十年前他就
在江西蘇區工作過，文革中又在江西生活了三年半。事實上，鄧小平一路上講了不少自己 1931 年在瑞金和會昌的往事。
[23-38]鄧楠提醒父親說，1973 年 2 月 19 日，在經歷了文革期間「下放」農村的歲月後，他們一家人就是從鷹潭踏上了
返京的列車。[23-39]如今他們從鷹潭乘坐列車前往上海，當他們抵滬時，鄧小平在廣東播下的擴大對外開放的種子已經開
始結出果實了。
突破
鄧小平在 1990 年和 1991 年未能讓國家回到改革開放的快車道上，但是由於香港的媒體和珠海的一次會議，他
在 1992 年取得了戲劇性的突破。
按照行程安排，鄧小平沒有舉行記者招待會，但他在深圳的消息一傳出，香港記者便蜂擁越過邊境前來報道他的
南行。1 月 22 日，鄧小平到達深圳三天後，香港的《明報》就爆出了他南行的消息和加快開放的意見。該報還說楊尚
昆也在深圳陪同鄧小平。敏感的香港讀者立刻意識到，鄧小平的南行並非尋常的家庭外出度假。
香港左派報紙的編輯仍記得很多同事因支持「六四」示威而被解僱，因此在報道鄧小平的行程和講話時忐忑不安，
但他們仍然在 1 月 23 日同香港電視台一起報道了鄧小平來到深圳的消息。由於中國的宣傳部門無法在毗鄰香港的大陸
地區遮罩掉香港的電視信號，廣東南部有數百萬人在香港電視台上看到了鄧小平在深圳的部分畫面。
北京那些站在謹慎的計劃官員一邊的宣傳幹部面臨著艱難的選擇：儘管鄧小平南行的消息已在華南各地傳開，但
他們可以繼續裝聾作啞；或者承認這次南行，但盡量弱化鄧小平對那些在改革開放上立場更保守的人的抨擊。同時，鄧
小平的支持者棗那些希望允許他們加快發展的南方當地幹部，則願意冒險把鄧小平的意見傳播出去。
由於鄧小平在深圳和珠海引起的關注，保守的媒體負責人很難對他的南行佯裝不知，但他們還是努力這樣做了。
2 月 3 日，北京的電視台播出了鄧小平和楊尚昆與上海領導人參加春節團拜會的消息，但隻字未提他的深圳和珠海之旅
或推動改革的努力。同一天，英文版《中國日報》登出一幅楊尚昆和鄧小平在深圳拍攝的照片，但並未註明照片日期。
2 月 4 日，上海市委下屬的《解放日報》的編輯很聰明，他們沒有提鄧小平南行，但在頭版登出一篇文章讚揚鄧小平解
放思想的努力，這是得到三中全會批准的，也可以視為給上海要上馬的大項目助力。[23-40]不過，當時廣東和上海的當地
媒體都極想傳播鄧小平南行的消息，加之鄧小平南行在華南已是家喻戶曉，北京的宣傳部門也無法阻擋外界知曉鄧小平
南行的目的。
在珠海，鄧小平召開了一個表面上與軍事規劃棗在江澤民領導下，這項工作又熱了起來棗有關的會議。鄧小
平把他在武漢說過的話又重複了一次：「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
事。」[23-41]鄧小平在珠海出席的這次有關「軍事規劃」的會議是由六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喬石主持的。由於喬石分管
國內治安，開這樣的會也順理成章，但喬石也被很多人認為具備擔任最高領導人的素質，是江澤民的潛在競爭者，所以
這次會議也可能和中國的領導層的人事安排有關。對江澤民來說更加意味深長的是，出席會議的還有國家主席兼軍委副
主席楊尚昆和另一名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將軍。到會還有楊尚昆的弟弟、解放總政治部主任兼中央軍委秘書長楊白冰。這
些幹部都與安全問題有關，但他們對加快改革的必要性的認識也與鄧小平意見一致。[23-42]
中國出版的有關鄧小平南巡的書中沒有提到珠海會議，官方的《鄧小平年譜》中也沒有相關紀錄。這種省略不難
理解，中共領導人不想向群眾透露黨內矛盾。但是，會議的與會者和珠海的觀察者所透露出的消息，從江澤民在會後幾
周內的反應中得到了證實。出席會議的軍隊領導人的強大陣容表明，如有必要，軍隊高層願意擁護一個新的領導人。
江澤民的反應
亟欲得知珠海會議確切內容的江澤民，說服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賈慶林給了他一份會議錄音；此後不久官方就宣佈
賈慶林入選政治局。江澤民並沒有在春節給鄧小平打電話的習慣，但是在 2 月 3 日，即鄧小平離開珠海五天後，江澤民
打電話給鄧小平拜年。他後來承認，這次通話並非隨意而為。[23-43]此後江澤民便成了更大膽的改革派。
鄧小平於 1 月 31 日到達上海，在那裏休息了三周。與在特區時相比，他邁著更加從容的步伐視察了浦東的開發，
審閱了他在深圳和珠海講話的文稿。[23-44] 他還遊覽了剛完工的浦東大橋以及楊浦大橋的建設工地。[23-45]他再次作了「自
我批評」，說過去沒有把上海建成特區是一個錯誤，但是他提出，上海現在起步可以利用它作為後來者的優勢，從廣東
的經驗中學習，能夠把事情辦得更好。
同時，由曾做過華國鋒和胡耀邦秘書的鄭必堅牽頭的一個寫作班子，寫出一個對鄧小平在深圳和珠海的講話作了
系統總結的稿子。他們先是拿到了廣東幹部準備的一份兩到三萬字的鄧小平南行講話紀要，和鄧小平一起作了數次修改
後，把它濃縮為一個七千字的報告。與鄧小平在行程中的生動講話相比，這個報告看上去官方色彩更濃一些，它在鄧小
平離開上海前完成。[23-46]
鄧小平在上海停留期間，陳雲也住在上海，但鄧小平沒有安排與他見面。不過楊尚昆主席和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
親自去給陳雲拜了年。[23-47]像陳雲這樣老練的領導人自不難理解鄧小平這些精心謀劃的動作在政治上的微妙之處，也不
難瞭解鄧小平加快改革的努力所得到的軍界的強力支持，以及浦東開發計劃所得到的上海市委的熱烈擁護。
鄧小平十年來一直忙於工作，從未逛過商店，但是他有一天上午去了當時中國最大的零售商店棗上海第一百貨
公司。他在這裏可以看到琳琅滿目的消費品，這與 14 年前改革剛開始時消費者在貨架上看到的可憐的供應狀況形成了
鮮明對比，這只會使他對中國的進步感到更加自豪。[23-48]在女兒鄧榕的幫助下，他給孫子們買了幾枝筆，作為送給他們
的禮物。
當鄧小平踏上回京的列車時，他有理由期待自己的南行達到了目的，現在江澤民要加快發展與改革了。[23-49]確實，
從 2 月 20 日鄧小平離滬回京到 3 月 6 日，《深圳特區報》的人對鄧小平會取得最後的勝利相當樂觀，大膽發表了八篇
詳細報道鄧小平南行的系列文章。[23-50]雖然北京宣傳部門的領導試圖阻止這些文章進入北京，但最終仍無法避免它們被
全國的讀者看到，當然也包括首都北京的人。
2 月中旬，鄧小平回京前幾天，江澤民已經在公開說，他擁護鄧小平進一步改革的呼籲。[23-51]江澤民通過從珠海
得到的報告認識到，鄧小平已經下定決心，假如他不大膽推進改革開放，鄧小平就會讓他靠邊站。江澤民從鄧小平的南
行中，能夠看到他爭取到了北京和地方重要領導人的很多支持。後來江澤民也承認，當時他斷定鄧小平的觀點會佔上風，
他的明智之舉就是支持這些觀點。[23-52]
鄭必堅整理出的鄧小平特區講話概要完成後，江澤民經政治局批准，把稿子發給了人數有限的最高層幹部。與鄧
小平的即興講話相比，整理後的講話稿已不那麼咄咄逼人，但依然有力，直截了當。當黨內領導層開始意識到鄧小平南
行所受到的關注並讀過報告後，他們認識到鄧小平儘管已經年邁，但他在發動一場決定性的戰役，他的擁護者正在迅速
增加。[23-53]上海、廣東等地的領導人希望加快市場開放，對其結果更加樂觀，所以都站在了鄧小平一邊。即使沒有鄧小
平的南行，外國制裁的逐漸取消和保守派在降低通脹壓力上取得的成功，也會使中國的領導層提高發展目標。但是鄧小
平的南行及其成功地讓江澤民轉變立場，使變化來得更早，並以更快的步伐持續下去。
儘管江澤民開始轉向鄧小平的觀點，全國性的媒體仍遲遲沒有宣傳鄧小平的南行和講話內容。2 月 20 日，鄧小
平回京的前一天，保守派的雙月刊《當代思潮》為維護計劃官員的謹慎觀點作出了最後抵抗，發表了鄧力群的一篇無疑
是反映陳雲觀點的文章。該文稱，主要危險不是來自左，而是來自右。「信奉自由主義執迷不悟的人，正是打著反『左』
的幌子，反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如不加以反擊，結果必然是各種反共思想的大氾濫。」[23-54]
然而潮流已變。文章登出來之後，保守派的聲音日漸衰落，因為江澤民及其同事開始讓民眾作好準備，他們要回
應鄧小平加快發展的呼籲。2 月 21 日，即鄧小平回京當天，《人民日報》刊發了根據鄭必堅整理的講話稿撰寫的社論，
題為〈更大膽地進行改革〉。[23-55] 社論仍然未提及已被香港媒體大肆報道了一個月的鄧小平南行。但是一周後的 2 月
28 日，北京領導人下發了根據鄧小平一周前的講話寫成的中央 2 號文件，在更多的高層幹部中傳閱。就像大多數黨的
文件一樣，它措辭慎重，四平八穩，失去了鄧小平最初講話的力量與活力。文件的標題是〈關於傳達和學習鄧小平同志
重要講話的通知〉。它只印發給了全體中央委員和個別團體，例如中央黨校的 2,000 名學員和教師。[23-56]
在 3 月 9 日至 10 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全部 15 名政治局委員討論 2 號文件時，形成了一致支持文件的意見。鄧
小平以地方幹部的支持作為後盾奮力前行，他利用了香港媒體並動員軍隊的支持。但是他也利用了經濟領域傳來的喜訊。
不但通脹在陳雲的努力下得到控制，工業也開始增長，出口強勁，外國開始放鬆制裁。經濟擴張的氣氛已經大為改善。
在政治局會議上，楊尚昆主席首先發言大力支持文件，江澤民隨後也表示完全擁護鄧小平的意見，承認自己在推
動改革上行動不力。[23-57]政治局一致肯定了鄧小平南行講話中加快改革開放步伐的觀點，同意把它作為將在年底召開的
中共十四大的核心內容。鄧小平後來也同意將 2 號文件作為三卷本的《鄧小平文選》的最後一篇文章。熟悉鄧小平言行
的人，不會對他的意見的基本思想感到意外：更大膽地實行改革和對外開放。
3 月的政治局會議之後，鄧小平南行講話的要點就成了官方政策的指導方針。3 月 11 日，政治局會議後的第二
天，也是鄧小平開始南行兩個月以後，新華社終於正式報道了鄧小平南行的新聞，並在相關社論中提出要更大膽地實行
改革開放。但是直到 3 月 31 日，《人民日報》才終於「歸隊」，刊登了鄧小平視察深圳的詳細報道。
氣氛的變化
隨著鄧小平南行的消息得到全面報道以及政策開始發生變化，鄧小平的講話也成了著名的「南巡談話」。「南巡」
是帝制時代皇帝巡視南方（指長江流域，不像鄧小平南下那麼遠）時使用的說法。為了消除鄧小平像個皇帝的印象，官
方的說法換成了更為中性的「南方談話」。
保守派幹部意識到了鄧小平講話得到的普遍擁護，勉強同意了反映鄧小平講話精神的文件。在 3 月 20 日全國人
大的年度會議上，人大代表中間的政治氣氛反映著鄧小平南行帶來的幹勁。[23-58]知識分子和軍隊幹部利用已經變化的氣
氛，在各自單位向左傾思想發起了進攻。楊白冰在 3 月 23 日宣佈，軍隊要「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這是在明確警告
那些拖後腿的人。
5 月底，黨中央印發了旨在貫徹鄧小平政策的 4 號文件。文件宣佈開放長江沿岸的 5 個內陸城市和 9 個邊境城市，
並宣佈 30 個省會城市一律享有和經濟特區同樣的特殊政策。[23-59]
南行後的幾個月裏，鄧小平並沒有同江澤民見面，告訴他如何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也沒有明確表示支持江澤民。
實際上，據江澤民說，他覺得鄧小平仍在考驗他，潛在威脅猶在：假如江澤民不全力支持改革，得到軍隊擁護的鄧小平
有可能用喬石把他換掉。
江澤民決心在鄧小平的最後考試中過關。春季，在公開場合，他變成了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大力鼓吹者。他仔細擬
定了 6 月 9 日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學員畢業班上的講話。[23-60]在這篇題為〈深刻領會和全面落實鄧小平同志講話的重要精
神，把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講話中，他全面說明了貫徹鄧小平南巡講話精神需要做些什麼，總結了鄧
小平自 1978 年三中全會以來的貢獻。江澤民說，要加快改革步伐，把增長目標提高到每年 9%至 10%（當時五年計
劃的官方目標仍是李鵬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所說的 6%）。江澤民說，要大膽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經驗，沒有必要討
論改革姓「資」還是姓「社」。江澤民進而把這些想法概括為一個他估計能得到鄧小平贊成的說法：「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23-61]
6 月 12 日，在作了這次重要講話三天以後，江澤民這位後輩抱著希望去問師傅，是否同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的說法，顯然它是被打算用來取代陳雲的「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鄧小平說他喜歡江澤民的講話，這讓江澤
民如釋重負；鄧又說：「其實深圳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江澤民的考試過了關。隨後，鄧小平仿佛仍然是最後的決
策者那樣，他讓江澤民把中央黨校的講話在內部傳閱，如果反響好的話，可以作為十四大的主題。不出意外，反響果然
不錯。
陳雲是謹慎保守的政壇元老，但也是一向擁護中央決策的嚴守紀律的黨員，他接受了政治局關於加快改革開放的
一致決定。1992 年初他為過冬去上海住了數月，他看到浦東的進步，與負責開發浦東的上海幹部進行了交談。4 月 26
日，陳雲回京的前一天，聽了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和市長黃菊的彙報，他不但贊成他們搞活上海的努力，而且讓他們膽
子更大一些。
大約三個月後的 7 月 21 日，陳雲在紀念他的長期同事、一個月前去世的李先念的文章中寫道：他和李先念從未
去過特區，但是他們都認為這種試驗是必要的，「我們要從特區的經驗中學習，把它們辦成功」。他說，他對深圳的現
代建築、它所取得的出口增長率遠高於進口增長率的巨大成就印象深刻。他還說：「中國的經濟發展變得規模更大，比
過去更複雜，很多過去有效的做法已經不能適應當前改革開放的形勢。新的形勢要求我們不斷學習探索，解決新問題。」
[23-62]陳雲一直在努力將通貨膨脹降下來，使計劃體制平穩運行。1992 年，多虧他在 1988 年開始實行的緊縮政策，通
脹得到了控制，出口克服了外國制裁的影響開始增長。陳雲在他的畢生事業即將結束時，承認中國正在進入一個更加複
雜的新時期。實際上他是給下一代領導人投了信任票，他們將帶領中國走上另一條道路，這與他過去為之奮鬥的道路大
不相同。
到夏天時，鄧小平已鞏固了自己的勝利。地方幹部獲准提高投資比例，擴大對外貿易，沿海地區的試驗也被推廣
到內地。鄧小平可以把精力用於國家在今後幾十年將面對的另一些問題了。7 月 24 日，在看了為即將召開的十四大準
備的文件草稿後，鄧小平提出了幾個有待思考的問題：農村體制、他本人在中國的發展中的作用、統治制度、國家安全。
關於農村政策，鄧小平承認，包產到戶和取消公社對於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是必要的。但是由於新的農業技術的出
現和發展，耕作小塊土地的農戶單靠自身財力無法提升技術，到一定時候仍然需要大的集體組織。鄧小平建議領導人在
這件事上不要操之過急，要等待農戶主動要求改變體制。
在考慮自己的思想遺產時，鄧小平說，領導人不能誇大本人的作用，要實事求是。推動改革開放是一個宏大而複
雜的過程，沒有哪一個或幾個領導人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到。例如，誰也沒有事先深入思考過依靠鄉鎮企業，它們卻成
了中國發展的重要因素。1978 年以來中國取得的成功，是來自廣大人民群眾的經驗。他本人的作用只是把這些發展作
了總結，向更多的人推廣。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