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各地的視察使他和陳雲發生了衝突。雖然兩人在平反錯案上曾經合作得很好，而且胡耀邦對陳雲仍很恭
敬，但陳雲對胡耀邦的意見越來越大。在 1983 年 1 月 12 日一次討論年度計劃的會議上，鄧小平再次指出，1981 年
開始的「六五」計劃仍把年增長率定為 3%到 4%，可是實際增長率比這高了一倍多。
數據來源：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
362.
鄧小平再次問，計劃和實際情況差別如此之大，這合適嗎？計劃幹部回答說「這樣不會壞事」。[16-9]鄧小平於是
採用他的典型風格：既要避免對抗，又要讓他的戰略佔上風。他並不公開批評陳雲和黨的決定，但也不限制地方幹部想
方設法加快發展，不阻攔胡耀邦下去視察。面對他所不贊同的黨內共識，鄧小平的對策一貫是：「不爭論，大膽地闖」。
趙紫陽：構思改革
陳雲在 1980 年同意趙紫陽應當有個班子研究新時期的經濟問題，他承認此時已不同於他建立計劃體制的時期了
（對趙紫陽的介紹，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趙紫陽剛來到北京時贊成陳雲的經濟調整政策，陳雲
因而也支持趙紫陽讓企業經理有更多自主權和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在更一般的意義上，陳雲也很欣賞趙紫陽「講北京
話」的努力，欣賞他願意放棄多年來形成的地方領導人的思維方式，轉而關注全國經濟大局。
趙紫陽希望避免政治鬥爭。雖然身為總理，他並不干涉陳雲和謹慎的計劃幹部領導計劃經濟的日常工作，而是和
他的智囊團一起在常規的官僚體系之外，專注於如何引導相對封閉的經濟變得更加開放這一重大問題。當趙紫陽和他的
智囊班子在北京工作了兩三年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對於經濟發展方向的新觀點，而鄧小平也開始轉向趙紫陽徵求意見。
此時鄧小平已經對陳雲和謹慎的計劃幹部領導下的緩慢增長失去了耐心，他開始離陳雲而去，轉而借助於趙及其智囊團，
讓他們提供基本經濟政策的指導。趙紫陽直接同日本顧問、世界銀行召集的各國經濟學家和經濟官員展開合作，為中國
應當如何進行轉型構建思路。當時尚無任何社會主義國家成功地——並且沒有造成嚴重動盪地——從計劃經濟轉型為可
持續的、開放的市場經濟。因此，當世界銀行官員和來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經濟學家來到中國時，最重要的會談都是與趙
紫陽進行的。趙紫陽雖然沒有接受過正規大學教育，但外國人對他的學識、求知的好奇心、掌握新觀念的能力以及分析
水平都留有深刻印象。[16-10]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1988 年訪問北京時，與趙紫陽的會面原本
預期為半小時，但這次只有趙紫陽、佛利民和譯員在場的會談卻整整進行了兩個小時。佛利民在談到趙紫陽時說：「他
對經濟形勢和市場如何運行都很有洞見。」佛利民把這次會見描述為「令人著迷」。[16-11]
趙紫陽的智囊團之一是一個小型的（30 人）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它在農村改革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它最
初是由一群有見識的青年才俊組成的討論小組，他們在文革期間「下放」農村多年，對農村的情況有深入瞭解。1981
年 11 月它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經濟研究所下屬的獨立機構。[16-12]此後又併入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參與過制
定包產到戶政策的工作，後來每年都為中央起草有關調整農村政策的 1 號文件。[16-13]
趙的另一個智囊團是體制改革委員會，它是為研究根本性的體制改革而成立的。由於它能就改革官僚部門建言獻
策，一些官僚對它有可能提出的建議很敏感。它最初是中國科學院下屬的一個體制改革研究小組，1980 年改為「國務
院體制改革辦公室」，受趙直接領導；1982 年 5 月更名為「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升格為部級單位。在趙紫陽
的領導下，它到 1984 年已有大約 100 名官員。[16-14]忠誠且勤於鑽研的官員鮑彤，最初是由中組部派到趙紫陽手下任總
理秘書，此時開始成為趙紫陽班子的主管。
在智囊團裏為趙紫陽工作的人，都十分尊重和欽佩趙紫陽。他們喜歡他毫不做作的隨和作風、不拘一格廣納賢言
的開放態度，以及能把想法轉化為推動國家前進的實際政策的能力。
向國外學習
1978 年 6 月 23 日，鄧小平在聽過教育部派遣留學生計劃的彙報後說，要把出國留學生的人數增加到幾萬人。
鄧認為，中國要想快速實現現代化，就必須學習和採用在國外已經證明為行之有效的思想觀念。蘇聯人由於害怕「人才
流失」，不太願意讓有才華的學者和學生出國。毛澤東則對西方緊閉國門。甚至蔣介石也曾擔心一些最聰明的年輕人會
很快流向國外。然而鄧小平對於人才流失從來不擔心。正因為如此，在向發達國家學習現代化的秘訣這一點上，除了日
本和南韓外，沒有任何發展中國家能夠在廣度和深度上與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相比。而由於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它在
學習外國的規模上很快就超過了日、韓兩國。
鄧小平派官員出國考察，邀請外國專家成立研究國外發展的機構，鼓勵翻譯外國文獻——所有這些舉措都規模宏
大。日本和南韓的領導人擔心國內的公司會被外國公司的競爭壓垮，鄧小平則不同，他鼓勵外國公司在中國建立現代化
工廠，幫助培訓中國的管理者和工人。他充分利用那些能夠幫助中國瞭解國外發展的海外華人。最重要的是，他鼓勵年
輕人走出國門到海外留學。從 1978 年到 2007 年的 30 年間，有超過 100 萬的中國學生出國留學。到 2007 年底，其
中大約有四分之一已經學成回國。[16-15]為了學習外國經濟發展經驗，鄧小平同意由趙紫陽會見經濟學家；他本人更喜歡
跟科學家，以及包玉剛、松下幸之助和大衛?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這樣的成功商業領袖交談，從他們那兒
獲取如何使中國進步的想法。他還會見從事過國家經濟計劃工作的外國人，如日本的大來佐武郎和下河邊淳。從 1979
年初開始，中國的資深學者每隔幾天就出版一期報告，即《經濟研究參考資料》，概述對中國經濟有重要意義的國外發
展狀況。而出國的代表團也會撰寫考察報告，上呈給國家領導人。
在中國研究國外的經濟發展經驗方面，沒有任何機構發揮的作用能與世界銀行相提並論，而世行在中國發揮的作
用也超過了它所幫助的任何其他國家。[16-16] 1980 年中國大陸取代臺灣重新獲得在世行的中國席位後，世行行長羅伯特
?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訪華，為發展雙方的新關係鋪路。麥克納馬拉說過，沒有中國的世界銀行不是真
正的世界銀行，他頂住了美國政府要求放緩中國加入世行的壓力。中國官員當時仍然擔心外國會為自身的目的利用中國，
但是麥克納馬拉的獨立態度使他們相信，世界銀行並不代表任何單個國家的利益。
麥克納馬拉與鄧小平會面時，鄧對他說，中國未來與世行的關係中，觀念比錢更重要。鄧說，中國的現代化是必
然的，但通過與世行合作中國能更快地發展。在討論世界銀行駐華首席代表的人選時，鄧說，他不在乎首席代表是哪國
人，他只希望是一個最勝任的人。[16-17]
鄧小平會見麥克納馬拉後，中國與世行的關係發展迅速。一個月後的 1980 年 5 月 15 日，中國通過世行的投票
表決正式成為其成員國。世行的多數成員國是在 1945 年它成立之初就加入的，世行對他們的瞭解已經有多年的積累。
但中國是個巨大的國家，而且取代臺灣之前又與世行沒有交往，因此世行在向中國提供貸款之前，必須首先對中國經濟
建立起更好的瞭解。1980 年 10 月，世行作出了一個在其歷史上首創性的決定：它組織了一個由 30 位世界級專家組成
的團隊，前往中國進行為期三個月的考察。這些專家的研究特長包括中國經濟、農業、工程、衛生和教育等各個領域。
中國也組織了一個與之相對應的專家隊伍和他們一起工作，其中就有後來擔任總理的朱鎔基。朱是自願加入中方團隊的，
因為他將之視為學習的好機會。
鄧小平本人的支持使中方團隊的成員不必再擔心將來可能受到向外國人洩密的指控。為了增強雙方的信任，避免
被中方猜忌有不可告人的動機，世行人員在中國期間沒有舉行任何未邀請中方參加的會議。中方團隊及其在北京的上級
深知他們被委以打開國門的重任，他們熱切地希望弄清中國需要面對的獨特問題。世行團隊也清楚他們在中國對外開放
中扮演的歷史性角色，同時意識到這是個瞭解中國的特殊機會，因此也努力與中方建立良好的長期合作關係。這個考察
計劃是世行到那時為止承擔過的最大的針對單個國家的研究項目。世行當時還沒有像後來那樣變成一個龐大的官僚機
構，因而給予它的下屬團隊相當大的自主權去適應當地需要。麥克納馬拉訪華後不久，會講漢語的菲律賓華人林重庚被
任命為世界銀行中國項目的首席經濟學家。他是哈佛經濟學博士，有在東南亞和非洲為世行工作的經歷；他也是 1980
年世行團隊在中國的實際領導者；1985 年世行在中國設立駐京辦事處後，他出任該辦事處的首任駐華首席代表，並一
直任職到 1990 年。他把中國和世行在 1980 年代的特殊關係描述為「天造地設」。[16-18]
在中國的三個月裏，世行團隊與負責經濟工作的中方官員進行會談，還到地方進行實地考察。儘管中方負責接待
的是財政部，但他們有機會和所有主要經濟部門的官員會面，其中既有建設派，也有平衡派。國家計委和國家統計局官
員在中方團隊中發揮著重要的領導作用。中方官員都沒有受過西方經濟學理論的訓練，但他們有管理計劃經濟發展的經
驗。西方專家中很多人也都在發展中國家工作過，因此與其中國東道主一樣，更為關注具體制度環境下的實際情況，而
不是學院派經濟學家所提供的理論性解釋。
世行團隊返回後，根據與中方所做的聯合研究撰寫了一份報告。報告講述了 1949 年後的中國經濟歷史，介紹了
中國的政策，並對中國經濟中適合或不適合作出政策改變的領域作了認真區分。在 1981 年 3 月完成這個三卷本的報告
後，世行人員立刻與中方進行討論，並在 6 月提交世行董事會，為後者作出給中國第一筆貸款的決定提供參考。除了中
國的專家外，趙紫陽和其他高官也讀過這份報告；後經中國政府批准，該報告得以公開發表。
當時首當其衝的大問題是，如何在維持中國經濟運行的同時，使它轉向更加開放、更少管制的體制。世行報告建
議中國要更加注重利用價格，從價格入手促進更有效的投資決策，推進更靈活的對外貿易。它還建議讓國內人口更加自
由地流動，使勞動力的使用變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也主張價格變動和其他改革都不宜操之過急。這個團隊不主張全面迅
速的市場自由化或私有化。對於中方人員來說，參與這項研究，使他們有機會瞭解具有全球發展經驗的經濟學專業人士
的視野，並學習用新的眼光重新審視自身的體制。
中國成為世行成員後雙方談判達成的第一筆借款是對高等教育的援助。鄧小平一向重視培訓，因此這個結果並不
令人意外。在貸款之外，世行還設立了專門計劃，幫助培訓即將處理各種經濟問題的中國專家。在這方面，中國與世行
的經濟發展研究所合作，由後者每年舉辦人員培訓課程。世行還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繼而在福特基金會資助下，在牛
津大學設立了為期一年、專門培訓中國經濟學家的項目。從 1985 年到 1995 年，這項計劃培訓了將近 70 名經濟學家，
其中大多數後來都身居要職，領導著中國的經濟發展。福特基金會還資助中國經濟學家在美國學習。作為對中國的進一
步援助，世行還利用它與全球經濟學家無可比擬的關係網絡，應中國要求組織不同領域的專家進行會談。
1980 年代初，中國負責調整經濟體制的官員最初想從東歐國家尋求改革模式。他們首先關注的是南斯拉夫，1983
年又將興趣轉向匈牙利把不同部門的所有計劃都合為一體的「全面改革」。中國派出兩個代表團訪問匈牙利，研究它的
改革規劃，匈牙利也派了一批人到中國介紹他們的改革經驗。熟悉匈牙利問題的人認為，中國應當使用更多的經濟手段
取代行政手段，進一步向地方放權，並允許更加多樣化的所有制形式。匈牙利和日本一樣，也採用了以確定產出指標為
主的「指導性計劃」，逐步擺脫了從前的指令性計劃——即提前為各產業部門精確規定具體的生產投入。[16-19]然而，在
探討東歐經驗的同時，一些中國官員也開始懷疑，東歐模式是否能夠解決中國面臨的複雜問題。
1982 年 8 月應中方請求，世界銀行將東歐和其他國家既有理論眼光又有實踐經驗的著名專家召集到浙江省的莫
干山，探討社會主義體制改革的整體問題。中方人員以薛暮橋為首。來自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東歐知名經濟
學家——包括弗拉吉爾茲?布魯斯（W?odzimierz Brus）——分別介紹了他們的觀點。會上進行的討論和會後組織的
外國顧問對中國各地的考察，大大加深了人們對東歐改革模式是否適用於中國的疑慮。東歐專家此前的結論是，如果只
進行局部改革，會造成對下一步改革的抵制，因此必須一次性地進行全面改革。可是，中國的農村改革已經呈現出似乎
不可逆轉的積極成果，因此沒有必要急於進行一攬子的全面改革。會後東歐的學者們去中國各地考察，開始同意中國東
道主的觀點，即一次性大膽進行改革的東歐模式在中國行不通，因為中國太大，各地情況千差萬別。中國唯一切實可行
的道路是逐步開放市場和放開價格，然後再進行漸進式的調整。與會者的觀點先彙報給趙紫陽並獲得了他的認同，然後
再上報給鄧小平，鄧也支持趙紫陽關於漸進改革、而不是一攬子改革的意見。
1983 年，取代麥克納馬拉於 1981 年擔任世界銀行行長的克勞森（A. W. Clausen）訪問北京。鄧小平對他說，
他認為世行 1981 年的報告很有意思，也很有用。隨後鄧請世行幫助評估中國到 2000 年生產總值翻兩番的可行性。速
度問題似乎一直是鄧小平的中心問題。他希望經濟盡可能快地增長，又要避免大躍進的危險；他擔心中國的幹部像過去
那樣盲目樂觀，所以要聽聽外人的意見。他希望世行再次承擔一項研究，根據全球經驗對中國未來 20 年實現這一目標
考慮不同方案。應鄧小平請求，1984 年世行再度派出人員齊備的代表團前往中國，仍由林重庚帶隊。依據中方合作者、
世行人員及相關顧問的研究，世行於 1985 年發佈了一份報告。這份報告對制定「七五」計劃（1986 年-1990 年）起
了重要作用。[16-20] 它的結論是，20 年內翻兩番的目標是可行的。這無疑讓鄧小平感到放心。報告認為，中國通過重點
抓工業生產，或者通過促進包括服務業在內的各部門平衡發展，都有望實現這一目標。中國選擇了以工業作為重點的道
路。
1984 年召開了又一次由中青年經濟學家參加的莫干山會議，討論價格改革等問題，但這次會議世行人員沒有參
加。[16-21]會議的結論是支持價格雙軌制，即一軌價格適用於國家計劃內產品，另一軌價格則要適應市場的變化。完成定
額的國營企業可以將超額部分以市場定價出售。這樣一來，很多企業會轉而以市場為導向從事生產，而在向市場轉型的
過渡期又可以依靠計劃內價格獲得一定的穩定性。有些世行官員批評價格雙軌制，因為這會給國營企業的幹部製造迅速
牟利的機會，他們可以用計劃價格購買商品，再以高價在市場上出售。但中國高層官員認為，他們有把握用行政處罰手
段控制住腐敗。
1985 年，在鄧小平取得政治上的勝利後，中國官員再次請世界銀行召集專家，為中國從管制經濟轉型為由市場
發揮更大作用的經濟提供指導。中外專家在一條名為「巴山輪」的船上開了一個星期的會。在這條從重慶沿長江順流而
下、經三峽抵達武漢的輪船上，他們進行了正式和私下的緊張討論。世行召集的西方人中，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
斯?托賓（James Tobin），他介紹了運用宏觀經濟手段、尤其是通過調節需求控制市場的可能性。弗拉吉爾茲?布魯
斯和首次訪問中國的雅諾什?科爾奈（János Kornai）則介紹了東歐在調整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會
議結束時，早已對東歐模式在中國的適用性持懷疑態度的中方與會者進一步確認，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結構問題——如允
許業績不佳和重複生產的企業繼續生存的「軟預算約束」——是計劃體制內在的普遍性的問題。這標誌著中國結束了對
採用東歐改革模式的探討，轉而以更強的意願接納市場的作用。
會議之前中方尚未充分理解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採用其他貨幣和財政手段來調節市場，以避免中國人一向認
為的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大起大落。托賓的發言使他們相信，可以運用宏觀經濟手段調控市場體系。會後，中國經濟
學家在引入宏觀調控手段的同時，對繼續擴大市場作用也更加胸有成竹。
由於會議之前通貨膨脹已很嚴重，中國很快採用了從這次會議中得到的主要教益：即運用宏觀調控馴服通貨膨脹。
趙紫陽總理看過會議報告後接受了這一結論，經鄧小平認可後便開始著手實施。
1980 年代初期，中國領導人在探討東歐經驗和利用世界銀行顧問的同時，也在研究日本經驗。儘管日本是世行
成員國，它與中國主要以雙邊的方式進行合作，而合作規模則超過中國與任何其他國家。中國對臺灣和南韓的現代化經
驗也有興趣，但中國大陸直到 1980 年代後期才與之有直接交往，因此臺灣和南韓在 1980 年代初的經驗對當時的中國
沒有起到太大作用。
鄧小平 1978 年 10 月訪日之後，大來佐武郎於 1979 年 1 月到訪北京。作為一位經濟規劃官員，他在幫助亞洲
國家經濟發展方面極富經驗。他此行要與谷牧探討成立日本顧問團的計劃，還要在更廣泛的層面上探討日本在中國發展
中可能發揮的作用。大來佐武郎出生於遼寧省大連市，工程學出身，曾在日本經濟安定本部扮演過核心角色。這個部門
曾經為日本經濟在二戰後脫離戰時經濟管制和對抗嚴重短缺提供指導。1955 年後安定本部併入日本經濟企劃廳，後者
負責為日本經濟提供指導性計劃。大來佐武郎與谷牧商定，在當時中國正在進行的經濟轉型過程中，他將率一批有經驗
的日本官員同以馬洪為首的中方官員每年舉行一次會談。1979 年 12 月大平正芳首相訪華時，當時已擔任外相的大來
佐武郎陪同來訪。鄧小平對大來開玩笑說，你當了外相，還能繼續給中國當顧問嗎？確實，大來任外相期間，這些會談
一度短暫地中止，但在他卸任後很快於 1980 年 7 月恢復。日本國土廳前任長官下河邊淳也是大來佐武郎的日本顧問團
成員，他向中國介紹了日本政府如何通過建立制度及保障必需的資源，推動各地區均衡持續地發展。[16-22]這個顧問團與
中國經濟官員的會議一直持續到 1992 年。
1979 年初，中國效法日本成立了兩個機構：質量管制協會和企業管理協會。這兩個協會在北京為地方幹部開辦
培訓班，再由這些幹部為各自地區的工廠經理培訓工業管理、傳授他們從日本人那裏學到的觀念。[16-23]儘管這些培訓計
劃的作用難以具體評估，但是對中國那些習慣於辦事慢吞吞的工廠經理和工人來說，這些榜樣的存在，加之官員的大力
鼓動，確實促成了生產效率和質量控制的改善。
1980 年代，日本為中國提供的援助和在中國開設的工廠多於其他任何國家。日本的在華工廠為中國樹立了尺規，
用以衡量中國在實現高效工業生產上取得的進展。中國在學習現代科技上主要盯的是美國，但中國工廠引進的新生產線
中來自於日本的數量最多。池田勇人首相在 1960 年代提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成了鄧小平要求工農業產值在
20 年內翻兩番的動力。自 1974 年以來，鄧小平會見的日本代表團也多於其他任何國家。
中國經濟官員在訪日期間看到，消費需求成為日本工廠的生產動力，從而減少了國家作為工業產品分配者的功能，
這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結果是，生產消費品的中國工廠也得到指示，要求他們直接徵求當地商業網點的意見，瞭解
消費者願意購買什麼產品。[16-24]
尤其令中國官員印象深刻的是日本通產省的一項重要職能：它分析如何才能使不同產業的日本企業獲取在國際市
場競爭中所需的資源和技術，然後讓企業發揮其自身的主動性來開發創新產品，以此推動整個國家的快速發展。鄧小平
訪日期間，不但對日本企業內部的高度計劃性感到驚訝，更讓他吃驚的是這些計劃手段遠比中國更靈活、更能對市場變
化作出反應。例如，通產省一方面會為大公司提供鼓勵和支持，但同時也會讓他們為爭奪市場份額而相互展開激烈的競
爭。
中國在 1980 年至 1981 年施行的經濟調整政策，導致很多與日本簽訂的合同被取消、使日本公司與中方的合作
被放緩（見第 15 章）。但 1982 年最困難的調整步驟完成後，中日關係又得以復甦。1982 年 5 月底至 6 月初趙紫陽
訪問日本，除了尋求進一步投資和技術諮詢外，也是為了恢復日本人對中國經濟的興趣。[16-25]日本通產省下屬的日本貿
易振興會在中國設有若干個辦事處，它們研究中國經濟，輔助日本公司在中國當地發現蘊涵商機的領域，也為中國各個
工業部門的經理和技術人員提供培訓。
到 1980 年代中期，國外機器的引進已經帶來了巨大變化。所謂「手工業式的重工業」，即工人光著膀子向煉鋼
爐填煤、用大鐵錘把金屬鍛造成型的景象，被寶山鋼鐵廠裏具有連鑄設備和電子控制系統的現代氧氣轉爐所取代。現代
生產線取代了用機床逐個加工機器零件的工人，工業產出大幅增長。合資企業中與外國同行一起工作的中層管理人員學
會了使用現代電子設備、運用最新的現代管理技術，也為增長的大潮作出了貢獻。其中一些管理人員運用他們在外企學
到的技能創辦自己的企業。1980 年代計算機在西方採用後，在中國企業中也迅速得到普及。
由日本、歐洲、香港和臺灣公司（從 1980 年代後期開始）引入中國的新機器和新體制對其經濟增長所產生的累
積作用，至少與北京領導層進行體制改革的影響同樣巨大。中國新的開放政策實際上是從國外引進了工業革命、信息革
命和消費革命。
鄧小平的經濟攻勢：1984
當經濟運行良好時，鄧小平更易於獲得加快改革開放所需要的政治支持。當經濟出現通貨膨脹之類的問題時，陳
雲和謹慎的平衡派則會獲得更大的勢力，使他們得以收緊計劃的韁繩，對抗通貨膨脹壓力。1982 年和 1983 年經濟增
長開始加快，通貨膨脹也得到了控制，氣氛轉而變得對鄧小平有利。不但糧食增產，而且紡織這一消費工業的重要部門
也有了可觀的增長，導致布匹配給制的結束。依據官方數字，農民的人均收入從 1978 年的 134 元增加到了 1984 年
的 355 元。[16-26]
在 1983 年 6 月 26 日至 30 日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高調提出要將投資比重提高到陳雲和國家計委所
建議的水平之上。[16-27] 1983 年 12 月，已對謹慎的計劃派感到不耐煩的鄧小平說，對可能發生的事情進行科學預測是
不可能的，如果只講穩定就很難取得進步，沒有一點闖勁，就不可能實現經濟翻兩番。[16-28]
在這種有利的氣氛下，鄧小平準備擴大開放其他沿海地區。1984 年 1 月他去廣東和福建視察時宣佈，經濟特區
的政策已經證明是成功的（見第 14 章）。電視鏡頭把深圳取得的令人矚目的建設成就傳播到全中國，為民眾接受同年
底其他沿海地區的開放打下了基礎。
1984 年 5 月，國務院發佈了《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這個授予國營企業更多自主
權的方案基本上是由趙紫陽的智囊團成員擬定的。文件提出要運用包括價格和稅收在內的宏觀調控手段管理經濟活動。
長期以來支持給予企業更大靈活性的趙紫陽，也進一步擴大了企業在完成政府定額後參與市場的自由。
鄧小平在 1984 年 6 月開始使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說。這個寬泛且模糊的巧妙概念完全符合鄧小平的
基本思路：即擴展可以被接受的意識形態框架，使國家能夠採取行之有效的政策。鄧小平利用這個概念來推動其擴大市
場、在工商科教領域進行全面改革的目標。[16-29] 在 1984 年 9 月 3 日至 10 日的莫干山會議之後，採用價格雙軌制的國
營企業，獲准擴大了對市場價格的使用。這使國企經理把更多精力放在能為企業帶來更多利潤的市場上，由此他們在計
劃體制仍為經濟提供穩定產出的同時，也學會了市場經濟。[16-30] 在改革派（reformers）和保守派（conservatives）
之間持續不斷的角力中，主張擴大市場作用的改革派取得了進展。
在 1984 年國慶日，鄧小平獲得的民眾支持達到了整個鄧時代的最高峰。在那一年的國慶遊行中，北京大學的學
生遊行隊伍打出了一條寫有「小平您好」的橫幅。這是一種發自民間內心的友好問候，而街道兩旁的群眾也自發加入到
「小平您好」的行列中。這句話和這個場景，和 17 年前紅衛兵遵照上面的指示高喊「毛主席萬歲」表達崇敬的做法形
成了鮮明對照。1984 年的這些學生自發地表達了全國人民的感情，他們感謝鄧小平結束文革動亂，克服糧食短缺，改
善了他們的生活，終於帶領國家走上正軌。而且就在一周之前，鄧小平簽署了香港和平回歸中國的協定。
國慶日十幾天之後，鄧小平充分利用這種高漲的民意，促使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批准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
定》，這是當時對經濟改革最全面的闡述。它既包括宏觀理論分析，也概述了為全面擴大市場鋪路的措施。「決定」採
納了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說法，宣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不在於搞不搞計劃經濟，而在於是
否實行公有制。社會主義的目標不是平均主義，而是共同富裕。領導起草這份文件的趙紫陽達到了鄧小平要求的目標：
明確解釋為何社會主義能夠接納市場改革。
《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宣佈，將逐步減少政府定價，進一步發揮市場定價功能。[16-31]這個文件大大鼓舞了
那些希望得到更大靈活性的各部委幹部。鄧小平在全會上講話支持這一文件時指出，準備文件和斟酌用詞上的大量艱苦
工作都是別人做的，但他同意文件的全部內容。鄧小平說，文件最重要的內容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他重申了實
行開放的基本論點：中國歷史表明，只有國家開放，才能取得重大進步（這個主題成為 1988 年 6 月的一部電視系列片
《河殤》的主題，它引發爭議並造成了超乎尋常的影響）。[16-32]鄧小平承認，開放難免會帶來一些問題，但他表示有信
心解決這些問題。[16-33]
陳雲在三中全會上沒有公開批評《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但是由於鄧小平開始大力推動加快增長和市場改
革，兩人之間的關係變得越發緊張。在 1984 年的幾次會議上，陳雲對一系列數據都表示反對：1984 年基建投資大幅
增加 33%，國民生產總值增長 15%，零售價格指數則上漲 9%——這是自改革以來最高的數字。[16-34]確實，通貨膨脹
已經令民眾極為憂慮。[16-35]
市場的擴大也要求政府對稅收體制進行調整。1984 年 10 月，在經過試驗後，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新稅制，
用繳稅的方式取代了原來的利潤上繳（「利改稅」）。在原來的制度下，政府為企業安排全部生產指標和稅收，缺少促
使企業提高效率的任何經濟刺激。而在新的制度下，每個企業完全自負盈虧；企業完稅後管理者可以留下稅後利潤，這
就刺激了各地企業提高效率。而且，無論私營企業、國營企業還是合資企業都可以採用這個新的制度。不過，因為新制
度運行之初工廠管理者缺乏經驗，中央財政收入在最初的七年裏並沒有增加。[16-36]
1984 年底公佈的數據讓陳雲深感擔憂。1985 年 2 月 18 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值鄧小平南下廣州，陳雲批
評了嚴重的預算赤字、超額使用外匯儲備和嚴格控制開支的失敗。他作出結論說，計劃優先於市場的政策並沒有過時。
[16-37]陳雲利用年底的數據，想把大膽向前闖的鄧小平拉回來。各省領導人被召集起來開了一系列緊急會議，結果是大規
模削減基建、銀行信貸緊縮、嚴控漲工資和外匯使用。[16-38]按照中國標準而言的嚴重通脹，甚至使趙紫陽也轉向了加強
控制和限制投資。面對這種大氣候，鄧小平最後也加入了努力給過熱的經濟降溫的行列中去。[16-39]
就像 1980 年代初期一樣，陳雲再次利用他的中紀委書記一職，限制廣東和福建的改革試驗。他和他的支持者公
開了與走私、倒賣外匯、投機倒把和色情有關的案件。陳雲也很清楚，北京的各部委都在向經濟特區進行非法投資，這
使執行黨的紀律變得更加困難。[16-40]
作為限制經濟過熱的努力之一，胡喬木去了福建，批評該省幹部讓 19 世紀不平等條約下的通商口岸死灰復燃。
姚依林去深圳時說，用國家的錢給深圳「輸血」已經太多，現在是「拔掉針頭」的時候了。[16-41] 此外，1985 年夏天中
紀委通報了海南幹部為促進當地發展濫用特權，將進口汽車賣給內地牟取暴利的走私案。[16-42]谷牧宣佈，國家只會優先
發展 14 個沿海開發區中的 4 個——上海周邊、天津、大連和廣州。[16-43]在對特區不斷升溫的批評氣氛中，甚至鄧小平
也不得不改為守勢。他對自己 1984 年初提出的經濟特區政策加以限定說，如果特區被證明並不成功，那就只當是一次
試驗好了。[16-44]
在 1985 年 9 月 18 日至 25 日為制定「七五」計劃（1986-1990）的基本政策而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
陳雲宣佈經濟增長目標應當定為不超過 6%或 7%（大約是 1984 或 1985 年增長率的一半），儘管實際增長率可能要
高一些。他又說，應當限制鄉鎮企業奪走國營企業所需要的資源，他還警告說，如果不加以限制，將會造成能源的嚴重
短缺和交通運輸的瓶頸。[16-45]
這種新氣氛中鄧小平採取了守勢。為了鞏固自己的陣地，他提出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加強「教育」，讓幹部
更好地抵抗抗腐敗和違法亂紀。鄧小平說，他完全支持把「七五」期間的增長率定為 7%，這得到了政治局常委的一致
同意。其實他對這個數字沒什麼不滿，因為他心裏清楚，由於過去兩年的高增長率，只要一直保持 7%的年增長，還是
可以輕鬆實現讓國民生產總值到 2000 年翻兩番的目標。[16-46]
情況可能會更好；也許可以避免伴隨著中國經濟過熱而產生的通脹和腐敗問題。
但是批評鄧的人仍然認為，如果鄧在 1984 年不那麼急躁，
通貨膨脹的恐慌與反擊：1988
正如陳雲在 1980 年至 1981 年的經濟調整政策為鄧小平加快發展和改革鋪平了道路那樣，陳雲在 1985 年至
1986 年的緊縮政策再次為鄧小平繼續向前闖提供了條件。1987 年 2 月，在為即將於秋天召開的中共十三大制定指導
路線時，鄧小平直接跟陳雲的主張唱起了反調：「﹝過去﹞講以計劃經濟為主，現在不要再講這個了。」[16-47] 在 1987
年同一些外國領導人會談時，鄧也表示要在自己退休前留下一個更加開放的市場。
經鄧小平同意後，趙紫陽在 1987 年十三大上的重要講話中使用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說法。這又是一個
巧妙的概念，使鄧小平和趙紫陽可以對保守派說，他們堅持社會主義，沒有放棄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的目標。但他們補充
說，高級階段可以拖到一百年之後。「不再以計劃為主」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些新提法為繼續向市場經濟前進提
供了框架。趙紫陽宣佈，「商品交換」要遵循「價值規律」，價格由價值決定；商品供應不足，價格就會更高。趙的講
話還明確允許私營企業僱用七人以上。趙紫陽又說，將來股東可以分紅。陳雲在趙紫陽講話的過程中離開了會場。改革
派認為他的離去是為了避免公開衝突，也是在表明他對趙紫陽的講話有看法。[16-48]
1988 年初，鄧小平決定要大膽推進改革，取消對更多商品的價格管制。正如他在 5 月中對北韓人民武裝力量部
部長吳振宇所說，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經有了改善，能夠承受一定程度的物價上漲。[16-49] 在鄧小平的強大壓力下，5
月底召開的政治局會議（5 月 30 日至 6 月 1 日）批准了全面改革物價和工資的計劃。鄧小平多年來一直在瞭解物價改
革的重要性，他知道市場價格是建立市場經濟的關鍵。他對同事說，「長痛不如短痛」。長期以來不斷有人告訴他，即
使物價上漲也只會是暫時的，市場的力量可以讓更多的供應者進入市場，價格自然會回落。
鄧小平此舉的另一個考慮是有增無減的腐敗，而價格雙軌制正是腐敗的制度性原因之一。正是雙軌制使一些幹部
能夠以國家規定的低價獲得物資，再按市場上的高價轉手賣出。因此，結束國家計劃價格將可以消除腐敗的這個根源。
[16-50]於是鄧小平像一位無畏的戰士一樣決定義無反顧地取消物價管制，宣佈要在三到五年內完成物價改革。7 月份煙酒
價格放開，導致價格猛漲了 200%以上。[16-51]但這並沒有擋住鄧小平闖關。
鄧小平的經濟顧問警告說，進行物價改革的時機不對，因為在通脹壓力之下，很多商品已經供不應求。[16-52]在放
開物價之前必須在供應上有所準備，以防物價暴漲。鄧小平沒有被這個警告嚇住。在北戴河的一次政治局會議（1988
年 8 月 15 日至 17 日）上，對是否取消物價管制進行了激烈辯論。鄧小平最終佔了上風，政治局同意了他的全面放開
物價的計劃。這次會議剛結束，《人民日報》就在 8 月 19 日公佈了這一決定。社論一發表，已經疲於應付通貨膨脹的
城市居民立刻陷入慌恐。人們紛紛取出銀行存款瘋狂購物，以防未來價格上漲。商店的東西一售而空，群眾也開始上街
示威。
鄧小平深知改變黨的決策會削弱黨的權威，因而他自擔任頭號領導人以來一直堅決反對公開宣佈任何決策變化。
可是這一次他別無選擇。民眾的情緒太強烈了，鄧小平只好接受國務院 8 月 30 日作出的放棄取消物價管制計劃的決定。
這一次政策上的出爾反爾，是鄧小平自 1978 年 12 月重新上台以來，在改革舉措上最富戲劇性的倒退。
鄧小平宣佈進行全面物價改革計劃這一決定，後來被證明大概是他一生中代價最高昂的錯誤。他對於從長期來看
此項改革的必要性的估計是正確的——既然要向市場經濟轉變，就必須在某個時候放開物價。後來朱鎔基選擇在 1990
年代放開了物價，當時通貨膨脹壓力不大，民眾也已適應了物價的溫和上漲，因此更易於接受物價改革。朱鎔基設法避
免了硬著陸，他的政策被認為是極大的成功。
鄧小平的錯誤出在對民眾情緒的短期評估上。他錯誤地以為生活水平的提高能使民眾接受放開物價。83 歲的他
已經遠離了群眾，觸及不到普通中國人的感受。鄧的家人在使他瞭解百姓感情方面起著一定作用，但他們的交往對象大
多是其他高幹家庭，通貨膨脹的壓力對他們要比對普通受薪階層的影響小得多。
鄧小平的錯誤不但使他失去了民眾支持，也導致他在黨內高層的權威受損。他的闖勁和使人服從的能力大為下降。
但是作為軍人的鄧小平多年練就的本領是：他知道如何重整旗鼓。1988 年 9 月 12 日，鄧小平把趙紫陽、李鵬、胡啟
立、姚依林、萬里、薄一波和喬石——改革者和謹慎的計劃者兼而有之——叫到家中商量物價改革問題。他承認：「現
在的局面看起來好像很亂，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如通貨膨脹、物價上漲，需要進行調整，這是不可少的。但是，治
理通貨膨脹、價格上漲，無論如何不能損害我們的改革開放政策??要保持適當的發展速度。」[16-53]鄧小平雖然只能選擇
在放開物價管制上作出讓步，但是他清楚地表態，他對整個改革方案仍然深信不疑。
民眾對放開物價的反應也削弱了趙紫陽的地位。雖然這一次趙並不贊成取消物價管制，但他曾有過放開物價的先
例，也曾允許通貨膨脹的壓力超出陳雲認為明智的程度。通過研究其他國家的經驗，他認為一定的通貨膨脹有助於加快
經濟增長。然而，當時中國通貨膨脹的速度已經大大高於 1949 年以後的任何時期。1988 年官方的零售價格指數比 1987
年高出 18.5%，1988 年下半年的零售價格指數則較去年上漲了 26%。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其他數據顯示的通貨膨脹
率甚至更高。[16-54]
謹慎的計劃派完全不同意趙紫陽在 1987 年和 1988 年初所作的允許通貨膨脹加速的決定。在 1988 年 9 月 26
日至 30 日召開的十三屆三中全會上，趙紫陽因為年初導致通脹失控的政策而受到了批評。他同意為自己的錯誤負責，
承認年初時用來指導決策的一些假設是錯誤的，而通貨膨脹問題沒有解決是因為經濟過熱和需求總量過大。[16-55]有人認
為應當撤銷他的總書記職務。趙設法保住了總書記的位子，但陳雲給了他一些有關經濟政策的訓導。1988 年 10 月 8
日陳雲尖銳地批評趙紫陽說：絕對不能搞財政赤字，貨幣流通量已經太大；此外，應當一直保持經濟的均衡發展，不然
就會引起混亂。[16-56] 這些警告聽上去十分嚴厲，但與 1983 年陳雲批評胡耀邦不同，它不是在公開的大會上作出的。此
後經濟決策權轉交給了李鵬，他在 1987 年 11 月被任命為代總理，1988 年 3 月成為總理。趙紫陽是個主張搞市場化
的堅定的改革派，李鵬卻要貫徹陳雲的緊縮政策，不消說，兩人的關係不會順暢。
趙紫陽雖然承認了錯誤，但他還沒有作好徹底丟卒保帥（鄧小平）的準備。他沒有明確公開地宣佈放開物價的決
定是由他作出的。據知情的中共官員說，儘管鄧小平此後繼續支持趙紫陽擔任總書記，但兩人的關係有所緊張，因為高
層官員和群眾都認為鄧小平要對物價失控負責。
在 8 月份的民眾恐慌及鄧和趙的權力被削弱後，謹慎的計劃派很快重新掌握了對經濟政策的控制權。國務院於
1988 年 9 月 24 日頒佈文件，宣佈今後兩年的工作重點是「改善經濟環境」。熟悉陳雲在 1979 至 1981 年的經濟調
整政策的人，都不會對 1988 年謹慎的平衡派掌權後採取的經濟政策感到奇怪。1988 年不再進行任何價格調整，企業
和工作單位被告知不得漲價。一直以遠低於通貨膨脹率的水平支付利息的中國人民銀行作出保證，在必要時將存款利率
與通脹掛鈎。各地被要求縮小基建規模。[16-57]投資受到壓縮，物價也被嚴加管制。銀行信貸受到嚴格控制，暫停向鄉鎮
企業貸款。朱鎔基 1990 年代控制通貨膨脹時力求實現軟著陸，但陳雲在 1988 年底終止通貨膨脹的膽略，卻並不亞於
鄧小平取消物價管制的氣魄。不出所料，1988 年底出現了硬著陸。這從隨後幾年的增長率驟降中即可看出。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轉引自 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 369.
1988 年至 1990 年期間在經濟管制和政治決策的雙重作用下，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從 1988 年的 11%驟降
至 1989 年的 4%，工業增長率從 15%下跌到 5%。1990 年最後一個季度零售價格指數的增幅降至 0.6%。[16-58]消費
支出停滯不前，失業人數上升，很多城市出現了騷動跡象。計劃派仍然致力於減少財政赤字，然而由於稅基太窄，預算
赤字實際上不降反升。但是，儘管有這些令人不安的經濟指標，在因放開物價而引起強烈反對之後的三年裏，鄧小平一
直未能在黨內爭取到足夠支持，向陳雲的緊縮政策發起挑戰。
中蘇改革的比較
社會主義計劃體制最先是由蘇聯採用的，之後又進入中國，旨在幫助後發展國家追趕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地區。它
使中國能夠積累資本，並將資源用於最優先的領域。就像早期蘇聯的情況一樣，這種計劃體制使中國得以在 1950 年代
推動重工業的發展。但是到 1970 年代時，中蘇兩國的經濟都遠遠落後於更開放、更具競爭力的體制。然而，當 1991
年蘇聯和東歐的共產制度崩潰時，中國卻能自豪地宣稱，它在 1978 年以後取得了平均 10%的年增長率。是什麼因素
使中國在 1980 年代的表現遠優於蘇聯和東歐？
中國與蘇聯相比具備很多優勢。它有漫長的海岸線，可以利用比陸路運輸更為便宜和方便的海洋運輸。過去 200
年來，移居香港、臺灣、東南亞和西方的華人及其後代有 2,000 萬之眾，他們可以作為資本和知識的來源為中國所用。
此外，中國大陸潛在的巨大市場吸引著世界各地的眾多商人，他們願意為中國的發展提供幫助，以便今後能夠進入這個
有十億消費者的市場。政治動機也發揮了部分作用：中國在 1978 年實行開放政策後，很多西方國家想使中國進一步疏
遠蘇聯，願意向中國慷慨提供資金和技術，歡迎中國的學生和遊客。
地理和種族的同質性也對中國的成功起著重要作用。由於稻田耕作的性質，中國包產到戶的政策使農民種地的熱
情空前高漲，農業產出大幅提升，這在擁有廣闊的旱地、更宜於採用大型拖拉機耕作的蘇聯是不可實現的。與各種少數
民族超過人口一半的蘇聯相比，人口中 93%為漢人的中國也更容易達成國家的團結。蘇聯由於在過去 100 年裏不斷擴
展到廣闊的新區域，新納入的少數民族一直在積極或消極地抵抗著蘇聯的統治。與此相比，中國對它目前的大部分疆域
都已經統治長達 2,000 多年，它也沒有通過佔領反抗其統治的國家來進行過度擴張。
中國的統治者從國家的悠久歷史中形成了中國乃是文明中心的信念，而蘇聯的領導人長久以來一直覺得蘇聯大大
落後於西歐各國。再者，中國與其鄰居——日本、南韓、臺灣、香港和新加坡——有某些共同的文化特徵，而後者不久
前已成功轉型為富裕的現代國家和地區，可以作為中國效仿的榜樣。
然而，不論中國有哪些內在的固有優勢，鄧小平在關鍵性問題上作出了與蘇聯領導人截然不同的選擇，而鄧的選
擇在刺激經濟增長方面被證明要成功得多。[16-59]首先，他堅持共產黨的權威。蘇聯的戈巴卓夫希望通過廢除蘇共的壟斷
權力建立一套新的治理體系，而鄧小平有一個從未動搖過的信念：當初按蘇共模式建立的中國共產黨，應當保持作為中
國唯一統治者的地位。在他看來，只有中共能夠提供在中國進行穩定統治所需要的忠誠、紀律和信念。鄧小平相信，中
國需要單一的執政黨領導國家，他的這一信念與 20 世紀中國的另外三位主要領導人——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
一脈相承。
但是鄧小平也務實地面對需要作出的改變。他知道他在 1978 年所繼承的中共臃腫而僵化，無法提供現代化所需
要的領導力。他確信黨的很多資深幹部，尤其是在文革的政治鬥爭中發跡的人，是不足以領導現代化的無能之輩。他沒
有把他們大批清除出黨，因為這樣做會帶來破壞，導致黨的分裂，使黨不能專心處理國家面臨的真正問題。但是他確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