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德磊（Don Keyser）、科雷斯伯格（Paul Kreisberg）、黎赫白（Herb Levin）、李侃如（Ken Lieberthal）、
麥卡希爾（Bill McCahill）、包道格（Doug Paal）、卜勵德（Nick Platt）、容安瀾（Alan Romberg）、芮效儉、
索樂文（Richard Solomon）、斯皮爾曼（Doug Spellman）、蘇葆立（Robert Suettinger）、沙利文（Roger Sullivan）、
沙特（Robert Sutter）、宋賀德（Harry Thayer）和湯姆森（John Thomson）。我過去的兩名學生李淑珊（Susan
Lawrence）和劉美遠（Melinda Liu）曾多年在北京從事報道，十分慷慨地同我分享了他們的時間和見解。美中關係全
國委員會的白麗娟（Jan Berris）一向是我獲得各種有關人與事的信息的一個絕佳來源。我還訪問過鄧小平的四位翻譯：
冀朝鑄、施燕華、唐聞生與已故的章含之。
我還受益於仔細閱讀過本書全部手稿的柯文（Paul Cohen）、傅士卓、谷梅、艾秀慈（Charlotte Ikels）、凱
德磊、黎安友（Andrew Nathan）、賽奇（Tony Saich）和沈大偉。還有一些人細心閱讀過部分手稿，也令我感到榮
幸，他們是白志昂（John Berninghausen）、葉敘理（Ashley Esaray）、坦梅?戈爾斯坦（Mel Goldstein）、凱
博文（Arthur Kleinman）、藍普頓（Mike Lampton）、拉里（Diana Lary）、李淑珊、李成、林重庚、林至人（Edwin
and Cyril Lim）、林培瑞（Perry Link）、麥卡希爾、芮爾登（Lawrence Reardon）、陸伯彬、芮效儉、撒母耳斯
（Richard Samuels）、索樂文、宋怡明（Mike Szonyi）、懷默霆（Martin Whyte）和賴特（Dalena Wright）。
（閱讀過第 18 章手稿的人見該章列表。）中國的一些黨史專家，如陳東林、程中原、韓鋼、齊衛平、沈志華、蕭延中、
楊奎松和朱佳木，也閱讀過先前被譯成中文的手稿，幫助改正了一些錯訛之處。不過，只有我本人對尚未糾正或在他們
閱讀後仍未發現的錯誤負責。
與哈佛大學同事的討論讓我獲益匪淺，他們是安守廉（William Alford）、包弼德（Peter Bol）、張伯賡（Julian
Chang）、柯文（Paul Cohen）、科爾登（Tim Colton）、溫奈良（Nara Dillon）、歐立德（Mark Elliott）、傅
士卓、谷梅、戈迪溫（Steve Goldstein）、何曉清（Rowena He）、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蕭慶倫（William
Hsiao）、江憶恩（Iain Johnston）、柯偉林（Bill Kirby）、凱博文（Arthur Kleinman）、馬若德（麥克法夸爾）、
奧格登（Suzanne Ogden）、歐偉倫（Bill Overholt）、德懷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裴宜理（Liz Perry）、
陸伯彬、賽奇、宋怡明、戴胡慧心（Tam Tai）、杜維明、王甯、華琛/屈順天（James L. Watson）、瓦特夫婦（John
and Anne Watt）、懷默霆、韋傑夫（Jeff Williams）、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沃爾夫（David Wolff）。
我也同其他地方的學者討論過相關問題，他們包括白志昂、伯恩斯坦（Tom Bernstein）、陳廣哲、大衛斯（Deborah
Davis）、杜芬、高爾德（Tom Gold）、坦梅?戈爾斯坦、桂本青、藍普頓、林培瑞、趙文詞（Richard Madsen）、
戴慕珍（Jean Oi）、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白魯恂（Lucian Pye，已故）、賽繆爾斯（Dick Samuels）、
沈大偉、謝淑麗（Susan Shirk）、索林格（Dorie Solinger）、謝德華（Ed Steinfeld）和魏昂德（Andrew Walder）。
我還得到過以下人士的幫助：安和麗（Holly Angell）、夏滴翠（Deirdre Chetham）、埃斯帕達（Jorge Espada）、
高申鵬、吉伯特（Elizabeth Gilbert）、羅索（Anna Laura Rosow）、索耶爾（Kate Sauer）、石文嬰和張燁。同
在哈佛查閱 1949 年以後資料的所有學者一樣，我對費正清研究中心馮漢柱圖書館的館長南希（Nancy Hearst）深懷
感激，她一向以對資料的驚人熟悉和似乎無限的熱誠，去幫助學者找到他們所需要的信息。她曾數次糾正我的筆記，核
對我的手稿。隨著中國在 21 世紀變得日益重要，我們在哈佛享有的特殊優勢愈發凸顯出來棗我們得以利用費正清中
國研究中心圖書館（Fairbank Center Collection of the Fung Library at Harvard）的特藏，它們對研究當代中國
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其中很多文獻不但在西方的其他圖書館見不到，在中國也無法見到。
我還要感謝熊景明，她以同樣的幫助學者的熱誠，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服務中心搜集並創造性地整理了中國大陸
以外這一時期最完整的文獻收藏。我也有幸得到亞特蘭大卡特圖書館館員的協助，他們幫我查找和使用了卡特政府的文
件。我的編輯伊爾?哈伯特（Earl Harbert）認真細緻，逐行逐句地加工手稿，以便讓那些不是中國專家的人更易於理
解。我的手稿編輯茱麗葉?卡爾松（Julie Carlson）既有創意又工作投入，不辭勞苦地幫我使手稿最後成型。哈佛大學
出版社的編輯凱薩琳?麥克德默特（Kathleen McDermott）也發揮其創造精神，熱情勤奮地照料著與本書出版有關的
方方面面。
我的妻子艾秀慈是中國人類學專家，在本書寫作過程中始終是我的思想伴侶。她以最大的耐心為一個身不由己的
工作狂提供了平衡及精神支持。
雖然我在 1993 年到 1995 年擔任過與東亞事務有關的美國國家情報官員，但在本項研究過程中我沒有接觸過任
何保密資料。所有關於事實的陳述、表達的意見或分析，均出自作者本人。書中提供的任何材料都不反映中央情報局或
其他美國政府部門的官方立場或觀點。書中任何內容都不應被推測為表明或暗示美國政府對作者觀點進行過信息認證或
認可。這份材料已經中央情報局審核，以防保密信息外洩。
[0-1]SWDXP-3, p. 307.
[0-2]中文版為理查德?伊文思著（武市紅等譯）：《鄧小平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棗中文版編者註
[0-3]中文版為阮銘著：《鄧小平帝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2）。棗中文版編者註
[0-4]中文版為錢其琛著：《外交十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棗中文版編者註
[0-5]中文版為于光遠著：《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棗十一届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北
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棗中文版編者註
[0-6]中文版為馬若德（麥克法夸爾）著（魏海平、艾平等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兩卷本（石
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同書另有北京：求實出版社 1989-1990 年本。棗中文版編者註
[0-7]中文版為馬若德（麥克法夸爾）、沈邁克著（關心譯，唐少杰校）：《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香
港：星克爾，2009）。棗中文版編者註
[0-8]香港版為《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台灣版為《國家的囚徒》（台北：
時報出版，2009）。棗中文版編者註
導 言
這個人和他的使命
1979 年 3 月，港英總督麥理浩爵士（Sir Murray MacLehose）飛往北京，就香港問題作出說明。麥理浩通曉
漢語，且廣受敬重。他事先只被告知將與一位高級官員見面，抵京之後才高興地獲悉，即將與他會面的是剛被任命為中
國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 [0-9]這次不公開的會見在人民大會堂進行，麥理浩向鄧小平談到香港正面臨日益增多的困難。雙
方都知道，自鴉片戰爭以來英國一直統治著香港這塊殖民地，但香港大部分土地的租約將於 1997 年到期。麥理浩總督
採用外交辭令，字斟句酌地談到有必要讓港人放心，因為他們對 1997 年之後的前景深感憂慮。鄧小平仔細聽取了港督
的關切。當會談結束後他們起身走向門口時，鄧小平向麥理浩做了個手勢，身高逾一米八的港督俯下身，聽到這位身材
只有一米五幾的主人對他說：「你如果覺得統治香港不容易，那就來統治中國試試。」[0-10]
鄧小平深知當時的中國是一個爛攤子。在上一個十年開始的時候，大躍進已造成三千多萬人死亡；國家仍因文革
的混亂而步履蹣跚棗在文革中，年輕人被動員起來批判高級幹部，依靠毛的支持把他們拉下馬，使這個接近十億人的
國家陷入一片混亂。當時佔人口總數 80%的中國農民人均年收入只有區區 40 美元，人均糧食產量還不及 1957 年的水
平。
軍隊幹部和革命造反派取代了被趕下台的老幹部，但他們對自己佔據的職位既無準備又缺少素養。軍隊變得臃腫
不堪，並疏於軍務，有些在地方任職的軍隊幹部享受著當官的特權，卻不務正業。交通與通信設施破敗不堪。大型工廠
的生產仍在採用 1950 年代從蘇聯進口的技術，設備也處於失修狀態。
大學在過去十年裏基本上被關閉。知識青年被迫下放農村，但讓他們繼續留在那裏變得越來越困難。城市又無法
為他們提供就業，更不用說那些想進城又不敢有此奢望的千百萬農民。再者，城市居民擔心自己的飯碗，並不歡迎新來
的人。
一些大膽的幹部認為，造成這些問題的真正根源正是毛澤東本人，但是鄧小平認為，過去 20 年的失敗不能全歸
罪於一人，用他的話說，「我們大家都有份」。毛確實犯了嚴重的錯誤，但在鄧小平看來，更大的問題是導致這些錯誤
的制度缺陷。政治體系控制到每家每戶的做法搞過了頭，造成了恐懼和主動精神的喪失；對經濟體系的控制也搞過了頭，
導致的是失去活力的僵化。中國的領導人究竟怎樣才能做到既維持國家穩定，又為社會鬆綁？
文革前的十多年裏，沒有誰比鄧小平在建設和管理這個舊體制上承擔過更多責任。1969 年至 1973 年鄧小平下
放南昌的三年半裏，也沒有哪個中國高官比他更深入地思考過中國的舊體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需要做些什麼。
1978 年時，鄧小平對於如何做到民富國強並無清晰的藍圖，他承認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並且一再重複這句
如今已廣為人知的話。[0-11]不過，他在思考如何開展工作時，確實有一個框架。
他要讓中國向世界各國的科學技術、管理體制和新思想敞開大門，無論那個國家屬於什麼政治制度。他很清楚，
亞洲的新興經濟體棗日本、南韓、臺灣、香港和新加坡棗正以其他任何國家未曾有過的速度快速發展。然而鄧小平
也明白，不能全盤照搬國外的整個制度，因為任何外來制度都不適合中國的特殊需要棗中國有著豐富的文化傳統，它
幅員遼闊，各地差異很大，而且十分貧窮。他認識到了一些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沒有認識到的事情：單靠開放市場並不能
解決問題，必須逐步建立各種制度。他要鼓勵幹部開闊視野，到各國學習成功經驗，帶回有發展前景的技術和管理方式，
通過試驗來確定能在國內行之有效的辦法。他要幫助鋪平中國與其他國家發展良好關係之路，使它們願意與中國合作。
為使這項重建工作有序進行，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唯一能夠掌控這個過程的組織。在 1978 年的中國，最有經驗
的領導，是那些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初就擔任領導職務的幹部，需要讓他們重新回來工作。要派年輕人去海外學
習，從世界各地帶回最好的觀念和最先進的科學技術。採用這些新的做法將帶來巨大的破壞性。即使共產黨也要從根本
上轉變它的目標和工作方式。
作為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並不認為自己的任務是提出新思想，他認為自己要負責的是設計和建立新體制這一顛覆
性的過程。他要承擔最後責任，作出正確判斷。他要挑選一個與他共事的核心班子，在引導這個體制的過程中能夠與他
分擔責任；他必須迅速建立起一套組織，使他們能夠一起有效地開展工作。他要得到有關國內真實情況和國際形勢的最
佳信息。他要給人們希望，但又不能像毛澤東在 1958 年那樣使人產生不切實際的預期。他要向幹部群眾說明國情，也
要調整變革的步伐，使之能夠被人民接受，使國家不至於分裂。雖然他掌握著很大權力，但他知道必須敏於觀察他的同
事間的政治氣氛，畢竟他要依靠這些人去貫徹他的指示。即使制度在發生著根本改變，他仍要在就業和日常生活方面維
持一定程度的穩定。簡言之，鄧小平面對的是一項苛刻的、史無前例的任務：當時還沒有哪個共產黨國家成功完成了經
濟體制改革，走上持續發展的道路，更不用說這個有著十億人口、處於混亂狀態的國家。
鄧小平這個人
雖然鄧小平身材矮小，但擔任最高領導人的他在房間一露面，就能展現出奪人的氣勢，自然而然地成為眾人矚目
的中心。有不止一位觀察家說過，他似乎能給房間帶來電流。他在解決重大問題時專注而果斷，既有戰時軍隊司令員那
種天生的沉著，又有半個世紀裏接近權力中心處理重大問題養成的自信。他經歷過官場沉浮，在妻子兒女和親密同事的
支持下又東山再起，所以對自己的處境已經泰然自若。如果他不瞭解某事，他隨時樂於承認。占美?卡特總統曾評論道，
鄧小平跟蘇聯領導人不一樣，他有一種內在的自信，這使他能直奔實質問題。他從不糾纏於過去的錯誤或誰要對其負責。
他經常打橋牌，就像他打牌時的表現一樣，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能認識並接受權力現實，在可能的範圍內做事。
一旦沒有毛澤東在背後盯著他，鄧小平對自己和自己的權威十分自信，在客人面前表現得輕鬆自如，坦率而機智，並且
直言不諱。在 1979 年 1 月的華盛頓國宴上，莎莉麥蓮（Shirley MacClaine）對他說，有個文革期間被下放到農村的
知識分子很感激自己從那段種番茄的生活中學到的東西，鄧小平很快就失去了耐性，打斷她說，「他在撒謊」，然後向
她講述了文革是多麼可怕。
鄧小平在 1978 年時已 74 歲，但依然精力充沛，機警過人。早上起床後，他會在家裏的花園快步繞行半小時。
他的辦公室就設在自己家裏。很多中國領導人同客人坐在並排的沙發上談話時都是目光直視前方，鄧小平卻喜歡轉過身
來注視著與他交談的人。他勤思好問，善於傾聽。據外國官員的描述，如果他反對外國的政策，他會表現得易怒和「咄
咄逼人」。鄧小平見識過那些利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海外武力謀求私利的國家，因此他對自稱友善的外國領導人從
來不抱天真的希望。但是，無論來自大國還是小國，那些有着不同社會地位、屬於不同政黨的外國客人，最後都會感到
與他相處愉快，即使他們並不喜歡他說的話。他們覺得鄧是一個能夠打交道的人。
有些西方人對鄧小平的直率和務實留有深刻印象，這使他們誤以為他骨子裏是個資本主義分子，他會將中國引向
西方式的民主。他一向樂於學習，但他最終認為，自己要比他們更清楚什麼對中國有利，而那不應該是資本主義和西方
式的民主。
到 1978 年時，鄧小平右耳聽力已經很差，這妨礙了他參加人們表達不同意見的會議。他更喜歡看報，每天上午
都會一個人坐著讀各種報告；他的辦公室主任每天為他拿來十五份報紙和所有重要報告，鄧小平會從中選出那些值得花
時間去閱讀的東西。會見外賓對他來說要更容易一些，因為譯員可以直接對著他的左耳說話，使他能夠與客人自如地交
談。鄧小平講一口帶有濃重四川鄉音的普通話，不過會講普通話的人並不難聽懂，所以他不必放慢語速。鄧小平面對的
任務令人望而生畏，但很難想像還會有什麼人比他作了更充分的準備，或者是從性情和習慣上更能勝任。
鄧小平有着本能的愛國主義和為黨獻身的精神，他的同事也都受到這種精神的鼓舞。鄧小平的愛國思想形成於他
14 歲那年，當時他就讀於廣安縣中學，他走上街頭示威並感受到了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五年後他去了法國，分派給
華人的苦力活和求學前景的落空讓他大失所望，於是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法國支部。此後，直到七十多年後去世，他一
直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人。
在法國的五年和在蘇聯的一年，使鄧小平比毛澤東更瞭解世界發展的大勢，對中國更有洞察力。他有機會觀察一
個現代國家的工商業；在蘇聯的一年使他得以觀察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如何應對現代化的。
在法國時，鄧小平就加入到一小群為共產主義青年運動思考整體戰略的知識分子中。從那時起，通過和這些中國
革命的大戰略家交往，鄧小平培養起一種看問題的獨特眼光，能夠從一個「統領全局」的高度思考如何將理論加以落實、
如何用理論來影響社會。在法國期間，鄧小平放棄了工廠的工作，為周恩來棗他比鄧小平大六歲棗領導下的那個小
小的中共黨支部幹些雜活。他當時的工作是印刷向留法中國學生傳播左派思想的宣傳冊，所以得了一個「油印博士」的
綽號。但他實際上變成了周恩來的徒弟，能夠觀察這位去過日本和英國、已是圈中青年領袖的人如何建立組織。儘管鄧
小平是這個團體中年齡最小的之一，但他很快就進入了歐洲共產黨青年組織的執委會。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棗蘇聯剛剛
開始在這裏培訓中國人參加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棗鄧小平被編入第七組，這個組專為培養國際共運的中國最高層領導人
而設。他在中山大學有機會理解蘇聯如何開創共產主義運動，並瞭解他們對於在中國如何開展運動的看法。
除了短暫的中斷，鄧小平終其一生都十分接近最高權力的位置，這使他得以從內部觀察最高領導人對形勢變化的
反應。1927 年回國後不久，他又回到周恩來手下，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當時，他們過去的同事蔣介石正試圖將共產
黨斬盡殺絕，因此他們要努力找到生存的戰略。鄧小平不但參與了籌劃城市暴動的工作，而且年僅 25 歲的他還被派往
廣西領導城市暴動。當毛澤東開始在江西建立蘇維埃根據地時，鄧小平也去那裏擔任了瑞金縣委書記，並學習到毛澤東
是如何建立農村根據地的。在長征期間，鄧小平參加了關鍵性的遵義會議，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作為領導人脫穎而
出。在長征結束前，鄧小平有幸成為毛澤東信任的人。毛在西北建立根據地後不久便對鄧小平委以重任，讓他擔任了領
導部隊政治工作的政委。在後來的內戰中他又參與接管上海，領導向共產黨統治過渡的工作，之後又擔任了全國六個大
區之一的西南區的領導人。
最重要的是，由於鄧小平從 1952 年到 1966 年一直置身於北京的權力中心，他才得以跟毛澤東近距離共事，思
考有關中國發展和外交問題的戰略。毛把鄧小平當作自己潛在的接班人之一，讓鄧小平參加政治局會議，並在 1956 年
以後與其他五位國家最高官員一起參加政治局常委會。他是籌劃和建立以農業集體化和工業國有化為特點的社會主義體
制的核心人物之一，在西南區的土地改革中也發揮著核心作用。從 1959 年到 1961 年，在大躍進失敗後的社會主義結
構調整中，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總之，1978 年的鄧小平，在思考中國最高領導人領導國家的戰略方面已積累了 50
年的經驗。
鄧小平當了 12 年軍隊領導人，後來也時常自稱軍人。雖然他是政委而不是司令員，但他是黨的書記，負責批准
軍事行動。他與司令員緊密合作，先是在小型游擊戰中作戰，後來又在內戰中打過大戰役。在 1948 年的淮海戰役中，
他擔任總前委書記，負責指揮 50 萬大軍。這是軍事史上最大的戰役，也是內戰的關鍵轉折點之一。
鄧小平在其一生中主要負責落實，而不是理論。他的責任不斷加大，在抗戰期間先是領導江西蘇區一個小小的縣，
後來領導太行山區的幾個縣，抗日戰爭勝利後則領導數省交界處的邊區，1949 年後領導整個西南大區，直到最後領導
全國。
在 1950 年代，鄧小平負責指導中國共產黨與其他國家共產黨的關係，當時中國與西方幾乎還沒有外交。文革期
間允許他恢復工作後，他擔任了周恩來的助手，接手領導中國的外交工作。
有人說，鄧小平在經濟方面沒有多少經驗，但經濟活動一向就是黨內多面手的重要職責。此外，鄧小平在 1953
年到 1954 年擔任過財政部長，當時是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一個關鍵階段。
宣傳向來是中共的一項重要工作。鄧小平在法國時就負責印發宣傳品。他在江西蘇區受到批評後，被分配管理整
個蘇區的宣傳工作，在長征期間他再度分管宣傳領域。作為部隊的政委，他發現最具有說服力的辦法是直截了當，為部
隊提供大局眼光，把部隊工作跟全局及其使命聯繫在一起。
總之，鄧小平有著在地方、大區和中央工作的豐富經驗可資利用。半個世紀以來，他一直是中共領導層構思宏觀
戰略思想的參與者。他在黨政軍都曾身居高位。1950 年代他參與過從蘇聯引進新工業和新技術的工作，就像他將在 1980
年代主持引進西方新工業和新技術的工作一樣。
鄧小平十分聰明，在班級裏一向名列前茅，在 1920 年四川廣安縣赴法考試中，他是 84 名過關的學生中年齡最
小的一個。他幼年接受儒家教育時就很優秀，學會了背誦大段的儒家經典。從事地下工作時他學會了不留下任何字跡，
只把事情記在腦子裏。鄧小平不用稿子就能做一個小時條理分明的講話。毛澤東曾把他稱為會走路的百科全書。大事當
前，鄧小平喜歡獨自一人靜靜思索，考慮他要說什麼，當時機一到，他便能作出清晰、明確的表述。
目睹過自己的同志死於戰爭和黨內清洗，鄧小平養成了一種強硬的性格。他見過許多朋友變成敵人、敵人成為朋
友的事例。他曾三次受到整肅：先是在江西蘇區、然後在 1966 年文革中受到猛烈批判，1976 年又一次挨批。鄧小平
養成了一種剛毅的品格，能夠做到不論憤怒還是受挫都不形於色，不讓情緒左右自己的決策，而是把它建立在對黨和國
家需要的認真分析之上。毛澤東曾經說，鄧小平是綿裏藏針，外柔內剛。[0-12]但鄧小平的同事很少感到有「綿」的存在。
與毛澤東不同，鄧小平不喜歡報復，但是只要他斷定符合黨的利益，即使是忠實於他和他的事業的人，他也會將其革職。
鄧小平之所以能挺過難關，固然是因為他和妻子兒女的親密關係，以及以往克服艱難險阻而形成的自信，但另一
方面也是由於，他直到 1976 年都跟中國革命的領袖毛澤東有著特殊關係。毛毀了他的很多同志，但是自 1930 年代鄧
小平作為毛派第一次受到整肅時，他便跟鄧有了一種特殊的關係。毛澤東整過鄧小平兩次，但從沒有把他置於死地。他
只是讓鄧小平靠邊站，以便今後可能時再啟用他。
鄧小平的同事們知道，他認為統治中國是一件嚴肅的大事，雖然他可以很風趣，但他在與同事交往時總是一本正
經。他對他們的個人生活不感興趣，也不在乎雞毛蒜皮的小事，而是專注於提供大多數人認為中國最為需要的堅強領導，
並使他們的共同事業有一種方向感。他頭腦清醒，做事有條理，不會反覆無常。眾所周知，他只抓大事，具體工作留給
別人去做。他不是那種事必躬親的人。
但是，對於普通百姓來說，鄧小平要比像神一般的毛澤東更易於接近；人們在談到毛時畢恭畢敬，對鄧卻可以直
呼其名棗「小平」。他對自己的毛病也很坦然，對客人說自己有三個壞習慣棗抽煙、喝酒、吐痰，而且從中自得其
樂。
鄧小平堅定地為黨和國家謀利益，不為自己的朋友撈好處。自 16 歲離家之後，他再沒有回去看望過父母或回鄉
探過親。他明確表示自己不代表某地、某派或某些朋友。他最親密的同事都是為共同事業一起工作的同志，而不是在組
織的需要之外效忠於他的朋友。他和妻兒的關係特別親密，但他嚴守黨紀，從不向家人透露高層機密，儘管他的妻子和
四個子女也都是黨員。作為嚴守軍紀的軍人，他接到命令就會勇往直前，即使他知道這會帶來嚴重傷亡。
並非所有的中國人都喜歡鄧小平。有人認為他獨斷專行，不尊重別人的意見。知識分子對他在 1957 年反右運動
中壓制大膽敢言的人很反感。有人認為他過於急躁，太想衝在前面，太想強調紀律。就像任何出色的軍人一樣，他希望
下屬有令必行。他歡迎別人提出能夠解決問題的建議性意見，但是外國人和政治異見人士對黨的批評則會讓他勃然大怒。
他對內戰和文革的混亂記憶猶新，因此認為中國的社會秩序很脆弱；如果他斷定它受到威脅，就會作出強硬的反應。作
為最高領導人，他準備按自己的日程表大膽實行改革開放。簡言之，當他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時，他是個嚴守紀律、經
驗豐富的幹部，決心為黨和國家的需要而服務。
這個人的使命：建設富強的中國
在 1978 年以前的將近二百年裏，中國的其他領袖人物和鄧小平一樣，一直試圖找到一條富民強國的道路。[0-13]
這個與羅馬大約同時建立的帝國體制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儘管經歷過一些中斷和調整，它不但在統治的人口之眾、延續
時間之長上超過世界上的任何政府，而且創造了一個偉大的文明。在這樣偌大的一個國度裏，從這頭到另一頭要花上一
個月的時間，因而朝廷官員不可能嚴密監督每個城鎮和鄉村執行全國性法規的情況。朝廷發明了令人讚歎的科舉制度，
擇優選出官員，培訓他們，並在予以監督的同時也賦予他們很大的地方自主權。
到 18 世紀末時，由於人口迅速增長和地區商業的發展，加之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已經到達中國沿海地區，帝國體
制遭遇到危機。當時中國有大約 1,500 個縣，各縣平均人口約 20 萬，僅靠一個小小的縣衙治理。軍事、交通、製造業
和運輸新技術棗例如火藥和船舶棗的進步，促進了經濟和新興社會勢力的發展，使有限的基層政府無力應對。在過
去二三百年裏，朝廷一直限制地方經濟，盡量不使其越出帝國的控制範圍，而如今北京的統治者卻不得不盡力使帝國體
制適應這些變化。
但是中國幅員之遼闊卻給他們帶來了麻煩。中國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它在過去 200 年裏又翻了一番，而且仍在
迅速增長。在這個時期，它的版圖也向著西部和東北方向擴張。在沿海一帶，甚至在內陸某些地區，中國軍隊擋不住外
國人的入侵，各地官員也無法阻止商業活動的擴張。
帝國體制受到的挑戰日益嚴峻，但它仍難以讓朝廷相信這個幾乎延續了兩千年的體制正面臨著嚴重威脅。從 1861
到 1875 年，就在鄧小平的祖父節衣縮食擴大自己的田畝時，同治皇帝手下的一批官員則試圖平息有增無減的社會亂象。
他們沒有認識到為了應付國內新興社會勢力和虎視於國門的外敵，需要進行何等深刻的變革，因此他們仍然竭力維護傳
統的威嚴棗派兵平息叛亂，整飭科舉，強化儒家教育，以及大舉重修宗廟。
同治皇帝的繼任者們相信傳統體制已然動搖，甲午海戰敗於蕞爾島國日本，尤其令他們感到震驚。1898 年，在
27 歲的光緒皇帝的支持下，有維新思想的官員急不可耐地在百日之內連下四十道變法詔書和諭旨，試圖建立新秩序。
他們興辦新學，派員留洋研習西方的現代學問。但是，日本人學西洋、圖改制用了二三十年時間，戊戌維新派卻未能建
立為變法提供支持的政治或制度基礎。被變法嚇壞了的慈禧太后將光緒帝囚禁於瀛台，終止了變法。雖然後來她也廢科
舉、練新軍、籌備立憲，但她同樣未能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本應用於擴建海軍的銀兩，竟被她挪去建造石舫和奢靡的
頤和園。受制於既有的習慣和制度，錯綜複雜的帝國體制難以改變。
到鄧小平 1904 年出生時，中國最後一個王朝大清國已是積弱難返，面對內憂外患一籌莫展。1911 年，一小批
反叛者在武昌佔領了湖廣總督和第八鎮統領的官署，由此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帝國體制隨之土崩瓦解。1911 年的事
件被稱為「辛亥革命」，倒不如將它稱為「崩潰」更為恰當。它不是組織有序的革命力量帶來的結果，而是對帝國體制
失效作出的反應。一些有才華的朝廷要員對中國面臨的問題作了很有洞見的分析，也提出了創新建議，但是從整體上說，
統治者無力完成使帝國體制應對挑戰的使命。
與保留了天皇的日本和仍允許國王在位的英國不同，辛亥革命徹底廢除了帝制，建立了一個名義上的共和國，但
中國實際上並不存在有效取代帝國統治的政府結構。辛亥革命之後，相繼登場的領袖棗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和毛
澤東棗都試圖建立一種能使中國變得富強的新體制。
袁世凱是辛亥革命時期最有威望的軍事領袖，他想以軍事手段統一中國。可是他無法贏得民間領袖的擁護，也無
力克服各地那些在帝制衰敗之際為保一方平安而武裝起來的地方軍閥。
孫中山曾與兄長一起在檀香山讀書多年，他後來成了一名出色的宣傳家和籌款人。他先是鼓動革命，後又試圖建
立一個統一的政府。辛亥革命之後，他最初擔任的角色是與袁世凱合作組建政府棗為此後來在 1940 年被尊為中華民
國國父，但他很快就輸給了袁世凱。袁世凱倒台後，孫中山於 1923 年在廣州組建政府，希望使它成為一個全國性的政
府。他還組建了國民黨來為國家提供政治領導，在名義上建立了一個有民主框架的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吸引了一批愛國
的青年才俊，其中包括後來成為中共領袖的人物棗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和林彪，這些人當時也是國民黨員。他強
化了民族主義，鼓勵年輕人出洋留學，促進了大眾媒體的發展。但是，面對混亂的國情，他既缺乏組織能力，也缺少建
立有效政治體制的必要支持。他於 1925 年懷著未竟的夢想去世。
蔣介石曾是一名在日本受過訓練的年輕軍官，孫中山將他帶到廣州，讓他擔任剛成立的黃埔軍校的校長。蔣在這
裏培養了一批新式軍官，他們將領導軍隊統一全國。蔣介石在 1925 年接過孫中山的衣缽，但他難以控制國民黨內部的
共產主義者與右翼之間日趨激烈的鬥爭。這場黨爭後來發展成雙方反目。蔣介石在 1927 年 4 月斷然清黨，屠殺了那些
拒絕放棄共產主義、拒絕宣誓效忠國民黨的人。蔣介石是個頗有才華的軍人，但是為了進行統治，他要和諸如大商人、
地主和軍閥這樣的權勢集團合作，而那些人已經失去了普通百姓的支持。在並不穩固的軍閥同盟的支持下，他成為了中
國政府的首腦，可是他無力控制腐敗和通貨膨脹，從而失去民心，在後來的內戰中輸給了更加團結的共產黨；後者在抗
戰期間建立了強大的黨和軍隊，並利用城市居民對於物價飛漲的恐懼和農民想通過重新分配地主財產獲得土地的願望，
贏得了廣泛的支持。
毛澤東是個魅力十足、有遠見和智慧的傑出戰略家，也是一個精明狡猾的權謀家。他率領中共打贏了內戰，在 1949
年統一全國，收回了外國佔領的大部分領土。他在內戰期間積蓄的軍隊足夠強大，加上共產黨的組織紀律和宣傳，使他
得以在 1950 年代初建立起一套政治結構，比帝制時代更深地滲入到鄉村和城市。他建立了由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政權，
並在蘇聯幫助下著手建設現代工業。到 1956 年時，國家已穩定有序。毛澤東原本有機會給中國帶來富強，然而他卻把
國家拖入了想入非非的烏托邦，導致嚴重的食品短缺，致使數以百萬計的民眾非正常死亡。在他統治的 27 年間，毛澤
東不但消滅了資本家和地主，也毀掉了很多知識分子和自己手下的老幹部。1976 年毛去世時，國家仍然處在混亂和貧
窮之中。
鄧小平在 1978 年上台時，具備許多他的前輩所沒有的優勢。在 19 世紀中葉時，幾乎沒有人意識到新技術和沿
海地區的發展給中國的體制帶來了多麼嚴峻的挑戰。清末的維新派對於落實新觀念需要怎樣的制度變革也沒有清楚的認
識。在袁世凱和孫中山時代，既無統一的軍隊，也沒有能把角逐權力者團結在一起的政權結構。而毛澤東沒有出國的經
歷，他在掌權後由於冷戰的原因也得不到西方的援助。
鄧小平上台時，毛澤東已經完成了國家統一，建立了強大的統治體系，引入了現代工業棗這些都是鄧小平可以
利用的優勢。很多高層領導人認識到毛的群眾動員體系已經失效，中國的科技已大大落後於外國，中國亟須向西方學習。
整個體制需要進行根本性的變革。鄧小平能夠依靠那些受過迫害的老幹部棗他們曾被打倒，但逃過了劫難。這些重返
工作崗位的老革命，願意團結在鄧小平和黨的領導之下，提供已有的技能和精力，為受過現代科技和行政管理教育的新
生代提供有益的過渡。
1978 年美國從越南撤軍後，蘇聯變得咄咄逼人，因此西方各國樂於幫助中國進一步疏遠蘇聯。隨著國際貿易的
擴張，中國得以進入新市場棗日本、臺灣、南韓、香港和新加坡棗並獲得新技術，它們也為中國提供了欠發達國家
迅速實現現代化的範例。與東歐各國不同，中國在 1960 年代就徹底擺脫了蘇聯，這意味著它的領導人在決策時可以只
考慮什麼對中國最有利。
但是，如果缺少一個強而有力的、能夠將國家團結起來並為它提供戰略方向的領導人，中國在 1978 年具備的所
有這些有利條件，仍不足以讓這個巨大而混亂的文明轉變為現代國家。與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或毛澤東相比，鄧小
平作了更好的準備。他將完成近二百年來其他人試圖實現的使命，即為國家找到一條富強之路。
在完成這項使命的過程中，鄧小平在不同時期扮演了大不相同的角色。1949 年以前他是革命家，建國以後他成
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者。從 1967 年到 1973 年的文革期間，他利用下放農村的時間思考改革的必要。 1974 年和 1975
年時毛澤東仍然在世，鄧被委以整頓國家的職責，這為他後來的工作打下了基礎。他在 1977 年成為改革家，先是在華
國鋒手下工作，然後在 1978 年成為最高領導人。
鄧小平 1974 年會見一個美國的大學代表團時說：「我沒有上過大學，但我一向認為，從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
著人生這所大學。它沒有畢業的一天，直到去見上帝。」[0-14]鄧小平終其一生都在不斷地學習和解決問題。他引導着中
國的轉型棗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使得這個國家和他 1978 年接手時相比，變得幾乎難以辨認。
[0-9]從 1931 年到 1997 年去世，鄧小平一直使用「鄧小平」這個名字。他父親為他起的名字是
「鄧先聖」，他按私塾先生的建議改為「鄧希賢」，這也是他上學和在法國時使用的名字。他去蘇聯時的
名字是「克列佐夫」（Krezov），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名字是「伊萬? 謝爾蓋耶維奇? 杜佐羅夫」（Ivan
SergeevichDozorov）。1927 年回國後他使用了「鄧小平」這個姓名。有人認為這個名字很適合他，
因為他身材矮小，梳著平頭。他在 1927 年至 1931 年從事地下工作時還使用過一些化名。
[0-10]2001 年 3 月作者對麥理浩手下外交官的採訪。
[0-11]就像很多與鄧小平名字聯繫在一起的格言一樣，這個說法也不是由他首創。鄧小平使用這一
說法的最早紀錄是 1966 年 3 月 22 日，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上
中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下冊，頁 1902。
[0-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
社，2003），下冊，頁 1674。
[0-13]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關於中國帝制時代的歷史及相關
文獻可參見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John King Fairbank and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2nd exp. ed.(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 W. Norton, 1990); Paul A.
Cohen, China Unbound: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2002);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ing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and Gungwu Wang, ToAct Is to
Know: Chinese Dilemm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2002). 近年來對清代的研究也可
參見 Mark C. Elliott, 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New York: Longman,
2009); R. Kent Guy, Qing Governors and Their Provinces: 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1644-1796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 William
T. Rowe, 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關於孫中山見 Marie-Claire Berg re, Sun Yat-se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關於蔣介石見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關於中國革命，參見 Lucian Bianco,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毛澤東的傳記參見 Philip Short, Mao: A Lif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1999). 毛澤東的著作和講話見 Stuart R. Schram, ed.,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2-2005), 此書計劃出版 10 卷，已出的 7 卷包括 1912-1941 年這個時期的文獻。
[0-14]據代表團成員谷梅（Merle Goldman）提供給我的筆記。
第 1 章
革命者、建設者、改革者：1904-1969
鄧小平 1904 年生於四川省廣安縣的牌坊村。他雖然出生於一個小地主之家，但鄧家的親戚中卻有一個讓整個村
子都引以為豪的人物棗鄧時敏。這個鄧氏族親鄧時敏曾擔任朝廷要員，位至大理寺正卿，專為皇帝和朝廷大員寫摺子。
[1-1]1774 年鄧時敏告老還鄉，村裏為他立了一座牌坊，並就此更名牌坊村。鄧時敏及其兄弟確實成就不凡。當時這個三
億多人口的國家中每年只有一兩千人能通過科考中舉，鄧時敏和他的兩個兄弟卻都通過了鄉試。事實上鄧時敏又連過兩
關，通過了會試和殿試，當上了京城的大官。[1-2]
1926 年至 1927 年鄧小平在莫斯科時，在自己的個人簡歷中說，他的父親望子成龍，盼著他同樣能當上大官。
這種夢想大概又因他母親的因素而愈發強烈，因為她也有親戚考取功名當上縣令。在帝制中國，很多家庭，尤其是有親
戚當過官的家庭，若是有個聰明伶俐的孩子，都願意含辛茹苦加以培養，希望他能考取功名，光耀門楣。鄧小平便是這
樣一個聰明伶俐的孩子，雖然他的父親鄧文明很少跟兒子相處，卻在他讀書求學上花了不少工夫。
鄧小平的父親忙於村子以外的活動，很少照料家事。他的原配妻子無後而死，16 歲那年他又娶了比他大兩歲的
鄧小平的生母。鄧母頭胎生了個女兒，然後生下鄧小平，接著是鄧小平的兩個弟弟，最後生的女兒在十歲那年夭折了。
鄧文明後來娶的第三個妻子，生下一子後不久就死了。他又娶了第四個妻子夏伯根，她生了三個女兒。鄧小平父親最富
有時，擁有近四十畝地和幾個幫他幹農活及養蠶的長工。
鄧文明在世時家道日衰。他是村裏的秘密社團哥老會的首領，但大多數時間他都在離牌坊村三四里路以外的協興
鎮和二十里路以外的縣城度過。他在 1914 年當上了縣警察局局長。他在協興鎮開過一家小飯館，與一些長輩一起贊助
過一所學校，他的兒子鄧小平便是在這裏唸書。但是，由於賭博輸了錢，他不得不賣掉一些田地，幾陷破產，再加上跟
一位上司關係不好，他逃到了外地。不過，他仍然資助鄧小平唸書。
據鄧榕說，鄧小平的母親十分疼愛這個兒子。鄧小平後來也回憶說，他非常敬重自己的母親，父親不在家時她總
是悉心照料著家務；但是她在 1926 年便已去世，只活了 42 歲。毛澤東反抗自己的父親，鄧小平卻沒有，他只是疏遠
父親而已。鄧榕回憶說，在後來的歲月裏，爸爸從來不提他自己的父親（他死於 1936 年）。
當鄧小平漸漸長大時，大人們並不清楚讓孩子接受哪種教育最有利於前程。科舉制在鄧小平出生第二年便被廢除，
鄧小平六歲時發生的辛亥革命，又讓朝廷的官僚制度壽終正寢。但是取代舊學的新式教育才剛剛起步，於是就像當時中
國農村很多有天資的孩子一樣，鄧小平五歲那年的開蒙教育，是在牌坊村一個有學問的親戚家中學習儒家經典。第二年
他又轉入協興鎮一家較大的私塾，繼續學習那些經典，由此養成了背誦經書的能力。當時廣安縣有人口 20 萬，但只有
一所公立小學為有天分的孩子教授現代科目。鄧小平想必在這裏學得不錯：他在 11 歲那年通過競爭激烈的考試，進入
了離牌坊村二十里以外的廣安縣高級小學，由父親出錢成了那裏的寄宿生。14 歲時他又考入廣安縣初級中學。當鄧小
平 15 歲離開該校去重慶時，他在儒家經典以及數學、科學、歷史、地理這些現代科目和寫作方面，都已打下很好的基
礎。[1-3]
一些進步教師提高了鄧小平的愛國覺悟，1919 年他年僅 14 歲就參加了作為五四青年運動一部分的示威活動。
這場運動的起因是西方各國領導人在凡爾賽聯手操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格局，要把德國過去在山東佔領的膠州半
島轉交日本而不是歸還中國。這激怒了北京大學和燕京大學的學生，他們於 1919 年 5 月 4 日走上北平（1949 年成為
首都後改名為北京）街頭，不但抗議西方列強不尊重中國，而且抗議中國政府顢頇無能，沒有維護中國的利益。
五四示威活動的消息不脛而走，迅速傳遍國內許多的大學和一些中學校園，在中國知識青年中掀起了瞭解世界大
勢的熱情，點燃了民族主義的火焰。跟中國其他更為偏遠的內地相比，廣安與外界有著更多的接觸，流經廣安縣城的曲
江水面寬一百多米，通過另外兩條河與 90 公里以外的重慶相連，從重慶乘汽船五日便可到達上海。早熟的鄧小平也加
入了這場運動，跟同學們一起走上廣安街頭遊行示威。1919 年秋天，他還參加了重慶抵制日貨的運動。鄧小平對外部
世界的覺醒與中國知識青年民族意識的萌生完全同步。從這一刻起，鄧小平本人便與中國人努力擺脫洋人欺侮、恢復其
偉大和強盛地位的事業分不開了。[1-4]
鄧小平對外部世界的初步認識，又因鄧文明給兒子找到一個留學機會而得到了進一步擴展。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