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國人的含義。他們被改稱為「華裔馬來西亞人（或泰國人、新加坡人）」。
鄧小平的東南亞之行促進了與該地區各國政府關係的改善。到 1990 年印尼和新加坡同中國建交時，中國已經與
該地區所有國家有了欣欣向榮的政治、商業和文化交流。當時所有的東南亞國家都看到了與中國大陸做生意的好處，並
且主要以正面的角度看待那些祖籍中國的公民棗他們成了中國與他們居住國之間互惠互利的潛在橋樑。
解決問題以促進變革
鄧小平對越南決定入侵柬埔寨作出的反應，鮮明地展示了鄧小平時代很多變化的發生過程。鄧小平是實用主義者，
在遇到新問題時，他首先會盡量搞清楚癥結所在，然後才決定如何應付。如果他的行動引發一些新問題，他會逐個加以
處理。當鄧小平看到蘇聯和越南擴張主義的威脅時，他決定為中國的軍事反應作出準備；後來當中國軍隊的能力被證明
有嚴重問題時，他又專注於提高軍隊的戰鬥力（關於對越戰爭見第 18 章）。在思考如何對付蘇聯和越南的威脅時，鄧
小平認識到他迫切需要東南亞鄰國的合作，於是他安排出訪這些國家，以便加強同它們的關係。但是到了那裏之後他又
認識到，為了爭取這些國家的合作，必須逐漸停止中國對當地革命分子的支持，鼓勵華人對其居住國忠誠。為了對付蘇
聯和越南日益增長的威脅，也是為了給實現四化尋求支持，鄧小平還將要尋求深化中國與兩個有能力遏制蘇聯的大國的
關係，這兩個大國便是日本和美國。
[9-1]鄧小平正式接手外交工作是從 1978 年 3 月 10 日開始，但他恢復工作後不久就主持了與萬斯
的會談並處理與美國相關的事務，這被認為是中國最重要的對外政策問題。
[9-2]Hua Huang, Huang Hua Memoir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8).
[9-3]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New York: Knopf, 1998),
p. 93.
[9-4]Huang Hua, Huang Hua Memoirs, p. 289.
[9-5]Nayan Chandra, Brother Enemy: The War after the War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6), p. 259.
[9-6]Robert S. Ross, Indochina Tangle: China's Vietnam Policy, 1975-197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67; Jian Chen, "China and the First Indo-China War,
1950-54,"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3 (March 1993): 85-110.
[9-7]Henry J. Kenney, "Vietnamese Perceptions of the 1979 War with China," in Mark A.
Ryan, David M. Finklestein, and Michael A. McDevitt, eds., Chinese Warfighting: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 (Armonk, N. Y.: M. E. Sharpe, 2003), p. 218.
[9-8]外交部檔案館編：《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1965 年 4 月 18、19、22、23 日。
[9-9]Kuan Yew 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 p. 661.
整個援助計劃可參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史要》（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2005），頁 549-570。美國的文獻普遍低估了越戰期間中國派出的軍隊數量。例如一個估計是五萬人。
見 Kenny, "Vietnamese Perceptions of the 1979 War with China," p. 217; Donald S. Zagoria
and Sheldon W. Simon, "Soviet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in Zagoria, ed., Soviet Policy in East
Asia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53-173.
[9-10]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pp. 221-229.
[9-11]William J. Duiker, Ho Chi Minh (New York: Hyperion, 2000), pp. 541, 550.
[9-12]Che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p. 229-237.
[9-13]M. Taylor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76-287.
[9-14]Chanda, Brother Enemy, pp. 13-18; Ross, The Indochina Tangle, pp. 64-65.
[9-15]《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外活動大事記》，1975 年 9 月 22-25 日。
[9-16]《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外活動大事記》，1975 年 9 月 25 日。
[9-17]Ross, The Indochina Tangle, pp. 67-68.
[9-18]Chandra, Brother Enemy, pp. 134-135; Kenney, "Vietnamese Perceptions of the
1979 War with China," pp. 26-28, 222-223; Ross, The Indochina Tangle, p. 67.
[9-19]Chanda, Brother Enemy, p. 28.
[9-20]Ross, Indochina Tangle, p. 75.
[9-21]例如可參見 1976 年 5 月李光耀與華國鋒長達七小時的談話紀錄：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p. 642-650.
[9-22]Chanda, Brother Enemy, pp. 27-28.
[9-23]Ross, p. 68.
[9-24]Ross, p. 127; Chanda, Brother Enemy, pp. 88-89.
[9-25]Ross, The Indochina Tangle, pp. 128-129.
[9-26]Chanda, Brother Enemy, pp. 187-188, 240-245.
[9-27]Ross, The Indochna Tangle, pp. 130-131.
[9-28]Chanda, Brother Enemy, p. 189.
[9-29]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 661.
[9-30]范宏偉：〈周恩來與緬甸華僑〉，《當代中國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頁 31-37。
[9-31]參見 Wayne Bert, "Chinese Policy toward Burma and Indonesia: A Post-Mao
Perspective," Asian Survey 25, no. 9 (Sept. 1985): 963-980; Bertil Lintner, "Burma and Its
Neighbors," in Surjit Mansingh, ed., India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1998)；田曾佩：《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北京：
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 年），頁 70-72；《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1978 年 1 月 26-31
日；W. R. Heato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t Movements: The Decline of Dual
Track Diplomacy,"in Asian Survey 22, no. 8 (Aug. 1982): 779-800.
[9-32]Xinhua News Service, February 4, 6, 1978.
[9-33]Xinhua News Service, February 6, 1978.
[9-3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
版社，2004），1975 年 4 月 18-26 日，頁 36-37。
[9-35]Don Oberdorfer, The Two Korea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 96.
[9-36]Dae-Sook Suh, Kim Il Sung: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62, 391, n26.
[9-37]《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1977 年 8 月 7 日。
[9-38] 《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1978 年 9 月 8-13 日；《鄧小平年譜（1975-1997）》，
1978 年 9 月 8-13 日，頁 370-373。
[9-39]《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8 年 9 月 12 日，頁 372-373。
[9-40]潘敬國：《共和國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哈爾濱：黑龍江出版社，2004），頁 379。
[9-41]Chanda, Brother Enemy, p. 318; Ross, The Indochina Tangle, p. 208.
[9-42]Ross, The Indochina Tangle, pp. 207-208.
[9-43]Ross, p. 208.
[9-44]《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1978 年 10 月 3 日。
[9-45]《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1978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
[9-46]Xinhua News Service, March 30, 1978.
[9-47]Facts on File World News Digest, July 21, 1978.
[9-48]Chanda, Brother Enemy, p. 325.
[9-49]Xinhua News Service, November 9, 1978.
[9-50]《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1978 年 11 月 5-9 日；Xinhua News Service,
November 9, 1978; Chanda, Brother Enemy, pp. 325-326; 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
662.
[9-51]Heato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t Movements," p. 785.
[9-52]Xinhua News Service, November 9, 1978.
[9-53]Lucian W. Pye, Guerrilla Communism in Malaya: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Meaning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9-54]Heato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t Movements," pp. 786-790.
[9-55]Facts on File World News Digest, November 24, 1978.
[9-56]Xinhua News Service, November 10, 11, 1978.
[9-57]Xinhua News Service, November 12, 1978.
[9-58]Chanda, Brother Enemy, p. 325.
[9-59]Stephen Leong, "Malaysi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1980s:
Political Vigilance and Economic Pragmatism," Asian Survey 27, no. 10 (October 1987):
1109-1126.
[9-60]Xinhua News Service, November 12, 1978.
[9-61]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p. 662-665. 另據作者 2004 年 11 月與新加坡官員
的交談。
[9-62]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p. 660-662. 另見 2004 年 11 月與新加坡官員的討
論。
[9-63]2004 年 11 月與新加坡官員的交談。
[9-64]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 667.
[9-65]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 668.
[9-66]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 668.
[9-67]2004 年 11 月同參加過與鄧小平會談的新加坡官員的交談。
[9-68]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p. 668-669.
[9-69]Ross, The Indochina Tangle, p. 154.
第 10 章
向日本開放：1978
鄧小平在 1978 年 10 月出訪日本，是要爭取日本與中國合作對抗蘇聯和越南的擴張。但是他也清楚，除了美國
以外，或許沒有任何其他國家能像日本那樣有助於中國的四個現代化。日本擁有現代技術和高效的管理；它在如何加快
發展、擴大現代工業、從以管制為主的經濟轉型為更加開放的經濟等方面都能為中國提供經驗教訓；它與中國隔海相望，
是中國的近鄰；並且很多日本人願意向中國提供慷慨的幫助。鄧小平知道，為了搞好中日關係，需要讓日本人相信中國
是穩定的，而且願意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合作夥伴。他還知道，他必須克服國人對於同過去的敵人合作將會產生的抵制。
在鄧小平訪日期間，隨行的中國電影工作者所拍下的畫面將有助於改變中國對戰後日本的看法。他們製作的電影
展示了現代的工廠和鐵路，也展示了祥和友好的日本人歡迎中國客人、並表示願意為中國提供幫助的畫面。鄧小平知道，
這些畫面對一直接受仇日教育的中國民眾十分重要，能幫助他們將日本人作為客人、僱主和老師來接納棗這項任務的
艱巨程度不亞於說服日本為中國提供資金、技術和管理技能。日本在 1894 年甲午戰爭後奪取臺灣，使其成為它的殖民
地，自那時以來，它便一直是中國的敵人。1978 年時那些 40 歲以上的中國人還對抗戰的苦難記憶猶新；而且 30 年來
中國的宣傳機器或學校和單位大喇叭裏的廣播，讓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一些日本軍隊的戰爭暴行。那些有關日本人侵華
期間累累暴行的紀錄，是最有效地激發愛國主義的宣傳方法。
作為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者，鄧小平個人不難對國家利益作出冷靜判斷並採取相應的行動。他年輕時曾激烈抨擊
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者。但是當他擔任要職時，他會依據所看到的國家利益變化而審時度勢。對於資本家和資本主義國
家不懈地追求自身利益這一點，他不存有任何幻想；並且在與之合作時，他會堅決捍衛中國的利益。但是在 1978 年，
日本和美國警覺到蘇聯的擴張，都想讓中國進一步疏遠蘇聯，這就為鄧小平帶來了一個可能合作的機會。
對鄧小平而言，要說服中國那些充滿激情的愛國者，讓他們向日本學習，是需要政治勇氣與決心的。尼克遜總統
之所以有政治基礎來和曾是舊敵的中國發展關係，是因為他已證明了自己是堅定的反共派；同樣，鄧小平本人是參加過
八年抗戰的軍人，他一樣有堅實的政治基礎，能夠採取大膽的措施改善中日關係。
鄧小平在訪日之前首先要與日本談成一個條約，以便為他的訪問鋪路。毛澤東和田中角榮首相在 1972 年匆忙地
推動了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但此後中日關係一直停滯不前。毛澤東和田中沒有處理建立領事館、通商和促進民間交流等
一系列必須解決的法律問題。在赴日之前，鄧小平首先要著手解決這些問題。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當鄧小平 1977 年夏天恢復工作時，為了簽訂一個加強中日關係基礎的條約而進行的談判已經拖延多年，其中關
鍵的癥結是日本不願接受中方將反霸權條款寫入其中的要求，該條款規定兩國同意不謀求在該地區稱霸，也反對任何其
他尋求稱霸的國家。[10-1] 中方談判人員想讓日本進一步疏遠蘇聯，他們清楚這個反霸權條款會激怒蘇聯。1976 年 9 月
一名蘇聯飛行員駕戰機叛逃到北海道，日本人和美國人一起分析了飛機的性能，並且拒絕將其歸還蘇聯，從而導致日蘇
關係的惡化。不過，日本是一個貿易國家，當時它在境外進行軍事行動的能力有限，所以盡量避免與任何國家全面對抗，
尤其是在 1973 年石油危機以後，它不想跟一個石油儲量豐富的國家對抗。
中方最初提議兩國政府通過談判簽訂一個和平條約，但日方回答說，它已在 1952 年與代表中國政府的蔣介石簽
訂過《中日和約》。於是中國又提出建議，就像日本和其他許多國家所做的那樣，兩國簽訂一個和平友好條約。但是直
到 1977 年這一思路仍未解決問題。田中角榮的繼任者三木武夫首相和 1976 年 12 月取代他的福田赳夫首相都作出過
努力，但日本右翼民族主義者拒絕與立場堅定的中方妥協。無論在國內和國外事務上，鄧小平都對慢吞吞的民主議事過
程感到不耐煩，他希望迅速解決問題。不過儘管日本人有國內政治的麻煩，他仍然和他們保持著交往。
雙方仍在僵持不下時，鄧小平於 1977 年 9 月和 10 月分別接待了一些來訪的日本政界領袖，中方認為他們對中
國抱有同情，這些人中包括二階堂進和河野洋平。鄧與他們探討了達成條約的可能性。[10-2]同時，日本國內的各種商業
團體和地方社團熱心於增加對華交往，也在游說以更靈活的方式簽訂這樣一份條約。[10-3]前財政大臣福田赳夫是個聰明
的前大藏省官員，曾經提出過由日本向東南亞鄰國提供援助的「福田原則」，因而得到其他亞洲領導人的讚揚。福田在
1977 年 11 月 28 日組閣時任命園田直擔任外相。作為中國的「老朋友」，園田直是最有可能與中國簽訂條約的官員。
[10-4]福田赳夫鼓勵園田直與中國外長黃華舉行談判，早日解決阻礙簽約的爭議。[10-5]
從 1977 年末到 1978 年 7 月中旬，中日雙方幾乎不間斷地舉行了數輪有關條約細節的談判，但反霸權的條款仍
然是主要癥結。1978 年 3 月談判出現了進展的跡象，日本似乎願意接受一個稍作修改、措辭更為謹慎的說法。[10-6]日
方認為，如果寫入一個緩和語氣的條款，說明條約不針對任何第三方，蘇聯也許能夠容忍。
1978 年 7 月 21 日，在鄧小平引導下正式談判開始，雙方舉行了第一輪會談。整個談判總共進行了 14 輪。在
隨後的幾輪談判中，雙方交換了若干次條約的修改稿。8 月初的時候在北京的日方談判人員已經充分相信，中國會在緩
和條款語氣上作出讓步，於是園田直親赴北京加入了談判。後來據日本外務省條約局副局長東鄉和彥說，鄧小平顯然已
經作出「政治決定」，當黃華外長接受了日方的措辭時，「我們非常高興，我在桌子下面和我的上司緊緊握了一下手」。
採用緩和語氣的反霸權條款措辭如下：「本條約不影響締約各方同第三國關係的立場。」[10-7] 該條約於 8 月 12 日在北
京由黃華和園田直簽署。[10-8]
經過八個多月的談判後，鄧小平為何突然決定打破外交僵局，同意日本把語氣緩和的條款寫入條約？一方面是由
於鄧確實急於搞現代化，但當時與越南發生衝突的前景也使加速談判變得更為迫切。此前兩周的 7 月 3 日，中國政府宣
佈從越南撤回全部中國顧問。當時鄧小平感到越南很有可能入侵柬埔寨，此事一旦發生，中國就要被迫作出反應。為了
不讓蘇聯插手，鄧小平希望盡快加強與日本和美國這兩個重要大國之間的關係。不出所料，蘇聯因這一條約而對日本感
到不快，但是因為有緩和語氣的條款，蘇聯容忍了它。[10-9]
這個和平友好條約並不需要中國高層領導人親臨日本參加簽訂儀式。不過對田中角榮 1972 年的訪華，本應有一
位中國高層領導人回訪，但六年來還沒有哪位中國領導人訪問過日本。現在很清楚，鄧小平準備出訪這個島國了。
鄧小平的成功訪日：1978 年 10 月 19-29 日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 60 年裏，有三位訪問過日本的外國政要給日本民眾留下了具有震撼力的印象，並從根
本上改變了他們看待對方國家的方式。在 60 年代初，甘迺迪總統的弟弟羅拔?甘迺迪（Robert Kennedy）與日本的
學生和普通民眾團體進行了坦誠活躍的公開對話，這在日本民眾有關外國領導人的經驗中是前所未有的。羅拔?甘迺迪
朝氣蓬勃，胸懷年輕人的理想主義精神，真誠地希望服務於全世界的人道主義事業，對他人的觀點表現出十分的尊重。
他的訪問加深了日本人對民主含義的理解，增進了日本對美國人的好感。[10-10]
30 年後的 1998 年，另一個外國政要棗南韓總統金大中棗向 1973 年救過他性命的日本人表達謝意，給日
本民眾留下了同樣難忘的印象。南韓中央情報局曾在東京綁架了金大中，把他放在一條小船上試圖將他淹死，多虧一支
勇敢的救援隊他才獲救。金大中試圖克服南韓人對日本的敵意，他滿懷真誠地用日語演講，韓日兩國不應當往回看，只
應向前看，走向和平與友好的未來。他這一番話感動了日本的聽眾，在隨後幾個月日本和南韓的民意測驗中，兩國國民
對於對方都表現出更加正面的態度。
在這兩次激動人心的訪問之間，鄧小平 1978 年的訪日之行在日本人民中間同樣引起了震撼性的反響。在中國與
這個相鄰島國 2,200 年的交往史中，鄧小平是第一個踏上日本國土的中國領導人，也是第一個拜會日本天皇的人。[10-11]
鄧小平說，儘管有 20 世紀那段不幸的歷史，但兩國有過兩千年的友好交往，他願意向前看，使兩國走向友好交往的未
來。這讓日本人大受感動。他們知道日本的侵略給中國造成了多大災難，非常想表達他們的歉意，伸出友誼之手。鄧小
平帶著和解的精神而來，也帶來了兩國人民可以共同生活在和平友好新時代的希望。很多人覺得，二戰結束三十多年後，
療傷的時刻終於到來了。
鄧小平訪日期間，很多日本人對日本曾經給中國造成的災難表達了歉意，日本政要也發誓絕不再讓這種悲劇重演。
鄧小平接受了他們的道歉，並沒有要求他們詳述那些暴行。對於很多不同領域的日本人來說，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既
是對日本人過去的行為表示懺悔，也是為中國的繁榮作貢獻的方式，這種幫助本身就可以增加兩國和平相處的機會。
鄧小平訪日時，幾乎所有日本家庭都已經有了電視，他們的領導人代表國家向鄧小平道歉時，民眾也能感同身受。
在中國雖然電視機尚不普及，鄧小平訪問日本工廠時拍攝的電影和照片，也能讓中國民眾看到日本人對鄧小平的熱情歡
迎。此外，人們從影像中看到的那些新技術，也證實了中國其實還多麼落後。
鄧小平曾在 1974 年和 1975 年負責接待外國高層領導人，當時他所會見的日本客人，遠多於其他任何一個國家。
通過與日本代表團的個人交往，他知道各個階層的日本人都對中國文化抱有好感。日本東道主一再向鄧小平說，他們要
感謝中國，它是日本文化棗佛教、文字、藝術、建築棗的源泉，這在被日本人視為傳統日本的中心的奈良和京都尤
其如此。在日本的十天訪問中，鄧小平會見了各行各業的人：政府領導人、執政黨和反對黨成員、大企業代表、不同社
區的普通公民和媒體人員。他受到了很多人的款待，他們都是鄧小平在 1973 至 1975 年和 1977 至 1978 年在北京接
待過的人。鄧向他們致以問候，稱他們為「老朋友」，這是中國人對熟人的稱呼。
鄧小平於 1978 年 10 月 19 日抵達日本，當時他尚未成為中國頭號領導人，但已被當作中國的代言人看待。[10-12]
鄧小平在日本的行程安排得很滿。作為一個對紀律嚴明深信不疑的前司令員，他對於東道主為其行程所作的精心安排，
不可能不留下深刻印象。他們就像日本工廠裏的質量控制工程師一樣，對細節的關注無微不至。
10 月 23 日上午，福田首相和 400 名日本人在赤阪迎賓館大廳舉行了歡迎鄧小平的正式儀式，然後兩人參加了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的互換儀式。出席活動的還有 28 位主要國家的駐日大使，但是按照中方的請求，蘇聯大使未
獲邀請。[10-13]
儀式結束後，鄧小平在與福田舉行會談時打開了一包熊貓牌香煙，遞給每人一枝，氣氛立刻變得輕鬆起來。鄧小
平說：「幾年來我一直希望來東京訪問，現在終於實現了。十分高興和首相結識。」福田回答說：「近一個世紀來日中
關係的不正常狀態終於結束了。條約的目的是為了建立日中兩國的永久友好關係。這是鄧小平副總理下決斷的結果。」
福田說，他只瞭解戰前的中國，希望有一天能再次訪問中國。鄧小平立刻答道：「現在我就代表中國政府邀請首相方便
的時候訪問中國。」[10-14]他的東道主當場接受邀請，「我一定要訪問中國」。然後福田談到了要加強兩國關係，鄧小平
笑著說：「日本也把窮人﹝中國﹞當朋友，真了不起。」[10-15]
園田直和黃華簽署並互換了正式文件後，鄧小平出人意料地給了福田一個熱情的擁抱，福田顯得有些尷尬，但很
快就恢復了正常，將其視為善意的表達（鄧小平通常對外國的共產黨同志才會有這種舉動）。鄧小平說，和平條約將推
動「兩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等各方面的交流??也將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產生積極的影響。??中日兩
國要和睦，要合作，這是十億中日人民的共同願望，也是歷史發展的潮流。??中日兩國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10-16]
鄧小平還在皇宮花了兩個小時與天皇共進午餐。為保證天皇能夠與客人隨意交談，日方不會保留此類談話的紀錄。
但是鄧小平後來說，他們談得非常好。據在場的黃華外長講，鄧小平說，「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我們要積極向前看，
從各個方面建立和發展我們兩國的和平友好關係」。黃華提到天皇用了「不幸的事情」這個說法，黃華說，這「相當於
對戰爭損害作了間接道歉」。天皇和鄧小平都表達了同樣的觀點：現在兩國能夠共享和平友好關係，要把它永遠保持下
去。[10-17]
當天下午鄧小平與福田進行了 90 分鐘的會談，然後福田為鄧小平設宴，大約有 100 名日本政界、經濟界和學術
界的重要人物出席，包括自民黨總裁大平正芳、前外相藤山愛一郎和政壇新星、後來擔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福田在宴
會的講話中回顧了中日兩國兩千年的密切交往，然後說：「到了本世紀，經歷了不幸關係的苦難。」這時他脫離講稿補
充說：「這的確是遺憾的事情。」中方把這看作是一種道歉。福田繼續說：「這種事情是絕不能讓它重演的，這次的日
中和平友好條約正是為了做到這一點而相互宣誓的。」[10-18]鄧小平說：「我們兩國之間雖然有過一段不幸的往事，但是
在中日兩千多年友好交往的歷史中，這不過是短暫的一瞬。」[10-19]
鄧小平對他的東道主說，他來日本有三個目的：一是互換和平友好條約的批准文件，二是向幾十年來致力於改善
中日關係的日本友人表達中方的感謝，三是像徐福一樣來尋找「仙草」。日本人聽後都笑了起來，因為他們都很熟悉徐
福的故事。傳說中，兩千兩百多年前秦始皇曾派他東渡扶桑，尋找能使人長生不老的仙草。鄧小平又說，他所說的仙草，
其實是指如何實現現代化的秘密。他說，他要來學習現代技術和管理。日本國會下院議長保利茂隨後善意而風趣地說，
最好的仙草就是良好的日中關係。[10-20]後來鄧小平參觀京都舊皇宮禦所時，東道主對他說：「這裏的文化，全是我們的
祖先向中國學來，而後又以獨特的方式培育起來的。」鄧小平馬上答道：「現在，這個位置﹝師生關係﹞顛倒過來嘍。」
[10-21]
鄧小平對自己在國內的權威地位很自信，也熟悉他遇到的很多日本人，因而能輕鬆展示他的自然魅力與率真。當
人群聚在他身邊時，他意識到自己可以打動他們，就像一位自知正在贏得聽眾的政治家一樣興致勃勃地作出回應。
鄧小平在日本的主要嚮導是廖承志。在日本、香港和華僑事務上，他在北京與廖承志有過多年的密切合作。廖承
志比鄧小平大四歲，很受日本人的喜愛。他們知道他生於日本，在日本唸完小學，又就讀於早稻田大學，多年來在北京
接待了很多日本客人。廖承志的父親廖仲愷是孫中山的重要接班人之一，1925 年遭政敵暗殺身亡。廖承志像鄧小平一
樣參加過長征，1945 年成為中央候補委員。他對日本有直覺上的理解力，與日本人有密切的私人交往，在中國又享有
很高的政治地位，無論他之前還是後來的中國領導人都難以與他相比。他是鄧小平日本之行的理想旅伴。
在參觀日本的現代化工廠時，鄧小平意識到好的技術需要有效的管理，而出色的管理又同整個國家的制度聯繫在
一起。他表示有興趣學習日本的經驗，即它如何從二戰時期的政府指令性封閉經濟向 1950 年代以來更開放和有活力的
經濟轉型。他知道，日本政府在日本的現代化中發揮著核心作用，但又避免了僵化的社會主義計劃。他們是如何做到的？
鄧小平對於在工廠、公共運輸和建設項目中看到的現代技術也很著迷。他要想辦法將現代技術和現代管理帶入中國。日
本的商人，尤其是日本侵華時期在中國住過的商人，很樂意為中國提供慷慨的幫助。
鄧小平拜會了前首相田中角榮、參議院議長保利茂和自民黨黨魁大平正芳，然後又去國會參加了招待會。當時田
中角榮正因洛克希德（Lockheed）醜聞而被軟禁，很多日本人都躲著他，但鄧小平主動提出前往田中角榮的私邸拜會。
他對田中說，他來日本的目的之一，就是向那些為發展中日關係做過工作的老朋友表達謝意的。他要感謝田中前首相為
兩國友誼作出的貢獻，感謝他簽署了《中日共同聲明》。[10-22]鄧小平說，田中訪華時他還在「世外桃源」裏（指他下放
江西的歲月），但是「我們不會忘記你為兩國關係所作的貢獻」。然後，鄧小平正式邀請田中作為政府的客人訪問中國。
當天稍後，田中對記者說，《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所帶來的兩國的團結，是明治維新以來最大的喜事。他說，在他見過
的外國領導人中周恩來給他的印象最深，「今天會見鄧副總理，使我有當年會見周恩來一樣的感受」。[10-23]
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為維持日中關係發揮過作用的日本人，1978 年時多已亡故。10 月 24 日的下午，鄧
小平和妻子卓琳在赤阪迎賓館招待了這些人中仍然在世的幾位和其他人的遺屬棗主要是在那個困難時期與中國保持
交往的已故政治家的遺孀和子女。鄧小平向他們表達了歉意，他說，他沒有時間親自去拜訪他們每一個人；就像周恩來
（1917 年至 1919 年曾住在日本）一樣，他想對日本朋友說：「飲水不忘掘井人。」他又說，即使在中日關係正常化
之前，他們就相信兩國總有一天能實現正常邦交。鄧小平說，雖然他們不能分享今天的歡樂，但他們的努力不會被人忘
記，他們的名字將永遠銘刻於兩國友好關係的史冊，激勵兩國人民繼續前進。[10-24]鄧小平還說，這些人，以及他們的遺
孀及子女，都是中國的朋友，使中國人民更加「堅信中日兩國人民一定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鄧小平然後請他們常去
中國看看。[10-25]很多聽到他講話的人都感動得潸然淚下。
這天下午，日產公司總裁川又克二陪同鄧小平，花了一小時時間參觀了公司在神奈川的工廠。該廠剛在生產線引
進了機器人，號稱全世界自動化程度最高的汽車工廠。鄧小平參觀了生產線，聽人介紹說每個工人一年平均生產 94 輛
汽車，鄧小平說，這要比中國排名第一的長春汽車廠多出 93 輛。他在參觀完日產公司後表示：「我懂得什麼是現代化
了。」[10-26]
次日鄧小平再次與福田首相會面，出席了日本最主要的工商團體棗經濟團體聯合會棗舉辦的午餐會，稍後又
召開了日本記者招待會，會見了祖籍中國的日本人，並主持了一個晚宴。出席經濟團體聯合會午餐會的有大約 320 家公
司的執行官，超過了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來訪時 300 人的紀錄。[10-27]
鄧小平在中國從未舉辦過記者招待會，而他在這一天成了第一位舉行西方式記者招待會的中共領導人。來到日本
記者俱樂部的記者大約有 400 人。鄧小平首先談了一些國家謀求霸權的危險和中日兩國共同對抗霸權的重要性。不過，
他也感覺到日本有強烈的中立主義情緒，因此他說，中國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中國為了搞現代化，其實也需要
和平的環境。之後鄧邀請記者提問。當有記者提出釣魚島歸屬的問題時，氣氛驟然緊張，然而鄧小平回答說，中日兩國
看法不同，對釣魚島的稱呼也不同，不妨先把問題放一放，把它留給後人，他們會比今天的人更聰明，能夠解決這個問
題。在場的人如釋重負，感歎鄧小平有如此巧妙的回答。最後，在回答毛澤東在文革中給國家造成的災禍時，鄧小平說：
「這不是毛主席一個人的錯，而是我們大家的錯，我們很多人都犯過錯誤；我們缺少經驗，缺少判斷力。」他又說：「我
們很窮，也很落後。必須承認這一點。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長的路要走，要學習很多東西。」[10-28]
在回答有關四化的問題時，鄧小平宣佈，中國已經制定了目標，即到 20 世紀末要在四化建設上實現突破。為了
達到這個目標，中國需要好的政治環境和正確的政策。「長得很醜卻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樣，那是不行的，」他說，「必
須承認自己的缺點。我們是個落後的國家，需要向日本學習。」在被問及訪日給他留下的印象時，他對日方出色的接待
表示感謝。他說，他受到了天皇、日本工商業和各界人士十分友好的接待。又說，他與福田首相進行了很好的會談，中
日兩國領導人以後每年都要見面。他說，訪問時間雖然短暫，但他要讓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人很希望聽到
這樣的話，他的講話結束時，全場起立為他鼓掌，掌聲持續了好幾分鐘。[10-29]
一個共產黨領導人首次舉行記者招待會，為何能取得這樣的成功？部分答案是，鄧小平具備在國內向不同的人解
釋政策的長期經驗。但是他的成功也來自於他對日本國情和觀點的瞭解、談到中國政策時的自信、承認中國有問題時的
坦率態度、對日本明顯的善意、輕鬆風趣的語言。此外，出席記者招待會的人普遍認為，鄧小平對日本的訪問標誌著一
個歷史性時刻。日本為它所造成的可怕悲劇道了歉，並立誓幫助中國的現代化，日本人希望這次訪問能開創兩國和平友
好關係的新紀元。[10-30]
次日，新日鐵社長和日中經濟協會會長稻山嘉寬陪同鄧小平乘氣墊船（當時在中國聞所未聞的一種快船）穿過東
京灣，參觀了新日鐵的君津制鐵所。君津制鐵所是一個自動化鋼鐵廠，僅此一家工廠生產的鋼鐵量，就相當於當時中國
全部鋼鐵廠總產量的一半。鄧小平參觀完工廠設備之後，立刻宣佈他希望在中國也建一座君津這樣的鋼鐵廠。事實上，
在鄧復出之前，以君津為範例的寶山鋼鐵廠已經在籌劃之中。
鄧小平乘坐新幹線「子彈頭列車」從東京前往京都，然後又參觀了鄰近的奈良和大阪。鄧在關西地區的一家飯店
走過一個充滿喜慶氣氛的房間，瞧見一個穿著漂亮白衣的女子，便問那裏在做什麼，當聽說正在舉辦婚禮時，鄧問道他
是否可以看一看。一對新人很高興他們的婚禮將成為國際新聞，愉快地擺好姿勢和鄧小平合影，旁觀的人都覺得頗為有
趣。
鄧小平遊覽了有 800 年歷史的京都，它的城市規劃、藝術和建築皆模仿唐朝古都長安。他在那裏會晤了京都府知
事、京都市長和當地的工商界領袖。然後他從京都乘專列去了奈良，這座城市也是依照中國樣式興建的，建城時間甚至
比京都還要早。鄧小平參觀了按南宋寺廟風格建造的東大寺，與奈良市的官員共進午餐。
離開奈良這座古都，鄧小平又去參觀了松下公司在大阪的電器工廠，在那裏會見了松下幸之助。上世紀 20 年代
松下以製造自行車燈起家，帶領他的企業不斷成長，鄧小平到訪時松下已是全球領先的電器公司。就像許多日本企業領
袖一樣，松下也對日本給中國造成的巨大災難深感內疚，他表示願意幫助中國人改善生活水平，生產出質優價廉的電視
機，讓當時還買不起電視機的中國家庭也能看上電視。[10-31]
鄧小平在松下不但看到了大規模生產的彩色電視機，還看到了尚未進入中國的傳真和微波設備。鄧小平知道松下
幸之助的名望，稱他為「管理之神」，並請他把所有最新技術都教給中國人。但松下幸之助接下來的解釋顯然是鄧的顧
問未曾提醒過他的，松下說，像他這樣的私人企業要靠開發的技術養活自己，因此不願意轉讓最新的技術秘密。不過此
後松下的工廠在中國發展迅速，也確實教給了中國人技術，並在十年之內就幫助中國實現了松下的夢想棗生產出中國
民眾能買得起的電視機。[10-32]
當晚，鄧小平和大阪政府官員共進晚餐，在座的還有已故的高碕達之助的女兒。鄧請她來是為了向她父親的貢獻
表達敬意和感謝的。高碕達之助曾與廖承志合作，在 1962 年簽署了《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這個協定使兩國得
以互設貿易辦事處，並且在 1972 年中日建交之前就能進行有限制的中日貿易和新聞交流。
日本廣播公司（NHK）全程報道了鄧小平參觀工廠的經過，展示了一個精力充沛、觀察力敏銳而又自信的鄧小平。
他充滿好奇和熱情，但並沒有對他看到的日本新技術一味說奉承話。如果過於謙恭的話，他可能會受到「崇洋媚外」的
指責，因此他得把握好分寸。在鄧訪日之後，中國的小學生被教導說，當記者問鄧小平對新幹線列車有什麼看法時，他
給出了完美的回答：只是簡單地說了一句「快，真快！」棗他既承認外國技術的價值，又沒有傷害中國人的自尊。
日本領導人在鄧小平訪日期間的言行，也對日本民眾起了很好的作用。甚至多年以後，年輕人在評價接待過鄧小
平的老一代日本領導人時，都將他們稱為「大人物」棗這個稱呼的意思是，他們不同於後來那些陷於財政瑣事和無聊
的派閥之爭的人。接待過鄧小平的各界領袖（福田赳夫首相、園田直外相、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土光敏夫以及公司
領導人稻山嘉寬和松下幸之助）都是大膽的計劃者和建設者：他們引領著一個荒蕪破敗、不敷溫飽的戰敗國，將其建設
成為一個在 1978 年時仍在快速增長的生機勃勃的國家。這些老一代日本領導人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日本造成的
災難都有親身瞭解。他們知道日本給中國造成的破壞無法彌補，但他們希望能讓子孫後代生活在和平之中。他們願意用
他們的經驗和技術創新幫助中國的現代化，而不是僅僅看重自己公司的利潤。因此鄧小平在重建自己的國家時，能夠與
這一代日本領導人交往，並向他們學習，因為日本從戰爭浩劫中復元時，他們自己也曾面對同樣的挑戰。
稻山嘉寬是在日本招待鄧小平的一位重要的工商界人士。他從 1957 年就開始向中國出售鋼材；到 1971 年，他
的公司已在改造武漢鋼鐵廠、使之成為中國最現代化的鋼鐵廠上發揮了主要作用。他的一些僱員對他向這家過時的蘇聯
式鋼鐵廠轉移如此多的技術、而不是去建新廠賺錢而有所不滿。稻山回答說，他很樂意改造這家工廠，因為 1901 年他
的鋼鐵公司八幡製鐵在日本開辦第一家工廠時，鐵礦石就是從武漢運來的，他很高興現在能回報這個城市。[10-33]
稻山信奉「隱忍哲學」，對其他公司和國家非常大度，甚至不顧自己公司的利益，他為此而受到部下的批評已不
是第一次。他並不想讓自己的公司損失錢財，但他也想造福社會。他認為轉移鋼鐵技術對南韓和中國有好處，給其他國
家送去這樣的禮物，與它們分享繁榮，對雙方都有利。他甘願冒著日本人所謂「自食惡果」的風險棗即向中國轉移技
術，然後中國會把更廉價的產品再出口到日本，損害日本國內的生產基地。他表示，他相信中國的市場足夠大，能夠消
化中國生產的鋼材。在乘氣墊船去君津的途中，鄧小平和稻山在閒聊中得知他們原來是同年出生，稻山便問鄧小平怎麼
把身體保養得這麼好，鄧小平說，因為他「只是一個丘八﹝當兵的人﹞」。[10-34]稻山後來說，鄧小平很感謝那些願意幫
助中國的人。
鄧小平希望他的日本之行能推動在中國沿海地區建一座完全現代化的大型鋼鐵廠的計劃，一年前稻山嘉寬和李先
念副總理就曾討論過這個項目。在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君津鋼鐵廠，鄧小平參觀了新型的連軋生產線和計算機控制技術，
它後來成為了上海以北寶山的中國第一座現代鋼鐵廠的樣板。鄧小平說，為了管好寶山，需要日本人幫助中國人學習管
理技能。他還半開玩笑地說：「如果學生做得不好，那就說明老師沒教好。」[10-35]
鄧小平訪日之後，對「管理」一詞的含義有了更深的理解，開始更頻繁地使用它。他的同胞都相信毛時代教給他
們的東西，認為西方工人受著剝削，鄧對他們解釋說，其實不是那麼回事：日本工人掙的錢能夠買房子、買車、買那些
中國還根本沒有的家電。鄧小平在日本不僅看到了他過去只是讀到過的東西，他還要學習日本人是如何組織工人、如何
將他們的敬業精神和效率發揮到最大的棗他將其總結為「管理」。他從日本之行得出的結論是：「一定要抓管理，光
搞生產是不行的，還要提高質量。」[10-36]百年以前，中國的愛國者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鄧小平用「管理」這
個中性詞提倡學習西方，並同時表明他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有著堅定不移的信念，這就使他既能夠引進比技術更多的東
西，又能減少中國保守派的抵制。他確實認為，社會主義也能運用現代管理，共產黨也可以提倡現代管理。
日本媒體對鄧小平訪日的報道大力渲染這次訪問取得了成功，並加強了日中關係；中國的報道則更為正式和低調，
但傳遞的信息從本質上說是一樣的。在中國，鄧小平訪日的電影和照片使中國民眾看到了現代工廠是什麼樣子，使他們
明白了中國多麼落後，要追趕世界水平需要做多少工作。
訪日的成果
在鄧小平結束訪日之前已經安排了一個經濟代表團去日本進行更具體的考察學習，成員包括北京、天津和上海的
主要經濟官員。由鄧力群擔任代表團顧問，團長是國家計委副主任袁葆華，他們在鄧小平離開幾天後就抵達日本，在那
裏考察了一個月。考察之後代表團寫了一個非常樂觀的報告，概述中國應如何學習日本的經濟管理。
考慮到讀報告的中共領導人仍然深受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影響，因此代表團的報告裏解釋說，日本對馬克思所描述
的早期資本主義作了重大修正。日本的管理人員聰明地學會了如何通過激勵工人獲得利潤，他們努力工作是因為他們得
到的待遇要比馬克思看到的那些受剝削的工人好得多。代表團回國後，鄧力群牽頭成立了新的協會，包括質量控制協會
和企業管理協會，這些都是以代表團在日本考察過的協會作為樣板的。根據考察中學到的東西，他們為各省負責經濟工
作的高層幹部制定了培訓計劃，向他們講授日本的做法，例如如何調整價格使其反映生產成本、如何依據市場需求而不
是主觀臆斷的指令性計劃來制定生產指標、如何依靠細緻的生產過程而不是檢驗方式來實現質量控制，以及如何利用指
標來評估生產過程的績效。[10-37]一些中國的工廠打出了標語，強調學習日本管理體系和制定培訓計劃的重要性。
鄧小平也啟動了文化交流，使日本文化棗電影、故事、小說和藝術棗進入中國。比如日本的電影就很受中國
觀眾的歡迎，這增進了中國人對日本人民的理解。鄧小平知道，這可以為擴大中日兩國的經濟和政治交往打下堅實的基
礎。在鄧小平領導時期，中國人對日本人的態度大為改觀。
可以說，鄧小平在為堅實的中日工作關係打基礎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他訪問日本之後，由於中國的緊縮政策限
制了外國投資，有三年時間裏商業交往受到了阻礙。儘管有波折，但在鄧小平時代的大多數時間裏，中日兩國繼續保持
了良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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