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偃旗息鼓，很多多年不敢講話的中國人十分渴望有暢所欲言的機會。有人想反擊迫害過他們的人，有人要保護自己，
還有人只是想訴說自己及其親友蒙受的苦難。
有些黨的領導人從這種被壓抑的怨氣中，看到了用來對付其敵人的機會。還有一些人並無政治目的，只想表達個
人感情。但是，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對制度有全局思考的中共領導人擔心，如果允許「太多的」自由，允許有組織的抗議，
國家有可能再次陷入文革那樣的混亂。在政治運動或大饑荒中本人或親人受過苦的有數千萬人。強烈的敵對情緒不但針
對欺壓鄉里的地方幹部，而且針對上一級幹部，因為他們都屬於造成這種災難的體制的一部分。在鄧小平看來，中國社
會如此龐大，人口眾多，百姓十分貧窮且相互對立嚴重，在行為方式上明顯缺乏共識，所以必須有一定的自上而下的權
威。自由的邊界能夠放得多寬，又不至於使中國社會陷入 1949 年以前或文革式的混亂？在整個鄧小平時代，這一直是
造成分歧的一個核心問題。
在判斷民眾的批評浪潮在何種情況下會導致秩序崩潰這一點上，中共領導人並無公認的標準。因此，對於如何設
定和維護這條界線，他們內部也難免發生分歧。主管科學、高教、青年事務和統戰工作的幹部，往往會代表與他們共事
的人的觀點，一般會贊成較多的言論自由。負責公共治安的幹部則較為慎重，主張對自由進行更多的限制。宣傳部門的
領導者往往搖擺不定：其中有些人受過良好的人文和社科教育，願意為自己和他人爭取更多的自由；但在履行職責的過
程中，也有很多人在傳達和實施這些限制時變成了小暴君。
同時，敢於試探可允許的公開討論界線的人，一般說來都不是出身於地主和資產階級的人。那些「階級出身不好」
的黨外知識分子多年來已經被嚇得噤若寒蟬，也沒有站在公開批評的前列。實際上，在後毛澤東時代衝擊言論邊界的人，
通常都是勇敢的年輕人、黨員和老幹部，或是有當權的親朋好友能夠為他們提供保護的人。
從原則上說，鄧小平贊成擴大自由，他願意在這方面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但是由於他承擔著維護社會秩序的最
終責任，當他對秩序能否維持產生深切疑慮時，他會迅速收緊控制。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感受到了群眾對於結束文革、
開啟改革開放新時代的廣泛支持，因此他允許了兩次重要論戰的開展，這擴大了中國人的言論自由。這兩次論戰一次是
在民眾中自發產生並對公眾開放的，它最初出現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的一道牆上，即後來廣為人知的「西單民主牆」，後
又擴散到全國其他城市。另一次是黨發起的論戰，只局限於黨內，它使一些知識分子和黨內主管文化政策的領導幹部走
到了一起，探討他們在新時期工作的指導方針。
民主牆：1978 年 11 月-1979 年 3 月
在中國的村鎮、城市社區以及公車站這類人群聚集的地方，在宣傳欄上張貼官方公告和報紙，是一種延續了多年
的習慣。北京最受公眾關注的地方，大概是天安門以西幾百米處的西單一面牆上的宣傳欄。這道巨大的灰磚牆有三米多
高，二百米長，它旁邊是北京最繁忙的公車站之一，有多路公車交匯於此，乘客熙熙攘攘。在文革期間，西單牆上貼滿
了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棗他們被稱為「走資派」棗的大字報。在 1976 年 4 月 5 日示威期間，牆上又
貼了許多譴責「四人幫」、歌頌周恩來和擁護鄧小平的大字報。
1978 年 11 月 19 日，即中央工作會議召開不到一周後，在新的政治氣氛下，報刊銷售點還尚未開售的共青團雜
誌《中國青年》的完整一期，被一頁一頁貼到了牆上。共青團這個培養未來黨員的部門，此刻站在了群眾為擴大自由而
努力的前線。這本共青團雜誌在文革期間被關閉，幾個月以前它成為最先獲得復刊批准的雜誌之一。在胡耀邦的鼓勵下，
共青團的幹部把雜誌第一期送廠付印，計劃於 9 月 11 日發行。但是當時主管宣傳的汪東興看到打算刊出的內容後，立
刻下令把它撤回。他批評說，雜誌沒有華主席的題詞、沒有紀念毛主席的文章，却有「童懷周」的《天安門革命詩抄》。
可是雜誌編輯部的人員並不那麼容易屈服。幾天後的 9 月 20 日，一些雜誌被送到了報刊銷售點。 [8-1]但是到了報
刊銷售點後，汪東興馬上又讓人把雜誌全部收回，不許再發售，並禁止它再發行。11 月 19 日出現在西單牆上的，便是
這一期被收回和禁止發行的雜誌，這件事發生在北京市委決定給「四五」事件平反的四天之後。
張貼出來的雜誌引起了巨大的關注。這份共青團雜誌中的一些文章強烈要求為那些因參加「四五」遊行仍在蹲監
獄的年輕人平反。還有一些文章反對「兩個凡是」，提出的問題不但涉及林彪和「四人幫」，而且直接涉及毛澤東。有
一篇文章說：「請大家捫心自問，沒有毛澤東的支持，林彪能獲得權力嗎？請大家捫心自問，難道毛主席不知道江青是
叛徒？沒有毛主席的同意，『四人幫』能達到打倒鄧小平的目的嗎？」 [8-2]不難理解，毛澤東的前貼身衛士和忠實的維護
者汪東興，為何會對這些批評感到惱火。
共青團的雜誌張貼出來以後，幾個大膽的人又開始張貼另一些材料，許多材料批評了 1976 年清明節的鎮壓。最
初，一些路過的人對大字報連看都不敢看，更遑論張貼新的大字報。然而幾天以後，並沒有人受罰，尤其是有傳言說鄧
小平支持張貼大字報的自由，於是人們變得大膽起來。經歷了信息受到嚴密管制的十年文革之後，很多人僅僅是好奇。
還有些人從過去的經驗中知道，任何「錯誤觀點」都可能引致懲罰和侮辱，甚至被下放農村，所以仍然心有餘悸。然而
隨著新的大字報在西單牆繼續出現，那裏開始彌漫著一種興奮感。
有些人張貼詩詞、簡略的個人描述或哲學文章。有的大字報是用毛筆書寫的，也有的是用鋼筆寫在筆記本紙張上
的詩文。許多大字報出自年輕人之手，他們是高幹子女，能窺探到當時正在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的氣氛變化。還有一些
貼大字報的，是因為突然獲得自由而異常興奮的年輕人，但他們一直生活在封閉的社會裏，缺少經驗和智慧去恰當地表
達自己的觀點。在文革的恐怖時期，個人不敢檢驗自己的觀點，群眾運動並不能使他們在策略上變得成熟。此外，鼓吹
自由民主的人，和他們的批評者一樣，對國外的情況缺少體驗，知之甚少。他們開始質疑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理論，
又看到另一些國家在經濟上遠比中國發達，於是對西方民主表現出幾近天真的信仰。 [8-3]還有一些人寫道，他們被灌輸的
一切棗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棗全都是錯誤的。西單牆變成了聞名遐邇的「西單民主牆」，或簡稱「民主牆」，
在最高峰時，每天有數萬群眾駐足於這道牆前。類似的牆也出現在了全國其他一些城市。
大字報寫得激情洋溢。有些作者因害怕報復採用了化名；也有些人為了要求得到賠償而採用真名實姓。一些偏遠
地區的人，也千里迢迢來到城裏張貼他們的申冤材料。很多在文革中受過迫害或有親人遇害的人，終於有機會訴說他們
的遭遇。那些仍有親友在農村、監獄或被監視居住的人，要求為受害者恢復自由。被迫害致死者的親人，要求為他們的
家人恢復名譽，以使他們自己能夠脫離苦海。在 1967 年後下鄉的 1,700 萬知青中，當時還只有大約 700 萬人獲准回
城。 [ 8-4]很多抱怨來自於那些失去接受高等教育或得到好工作的機會、仍在農村忍受貧窮的人。還有一些政治上老練的人，
隱晦地提到黨內正在發生的爭論，抨擊「兩個凡是」，要求重新評價「四五」事件。
11 月 26 日，即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在「兩個凡是」上公開作出讓步的次日，鄧小平對日本民社黨黨
魁佐佐木良作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和批判群衆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衆有氣讓他們
出氣。」 [8-5]鄧反問道：「允許群眾表達自己的觀點，這有什麼錯？」 [8-6]此外，葉帥和胡耀邦也表示支持群眾用大字報
表達他們的觀點。
同一天下午，當《多倫多環球郵報》的約翰?弗萊澤（John Fraser）和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一起去看
西單民主牆時，圍在他們身邊的數百人聽說諾瓦克次日能見到鄧小平，便讓會講漢語的弗萊澤將一些問題轉告給諾瓦克，
讓他向鄧小平提出。弗萊澤答應第二天下午向他們報告結果。當弗萊澤在約定的時間和地點回到民主牆時，有數千人已
在等著聽鄧小平的答覆。當聽弗萊澤說到黨很快要為彭德懷正式恢復名譽時，喝彩聲響成一片。當他說鄧小平表示「民
主牆」是一件好事情時，人們又釋然地報以歡呼。[8-7]
隨著人群每天在西單牆前聚集，異常興奮的中國人渴望瞭解情況，急切地與外國人交談，向他們提出了一大堆有
關民主和人權的既幼稚又極為真誠的問題。例如：你們國家由誰來決定報紙電台的報道內容？ [8-8]多年來一直希望民眾能
表達自己的想法的外國記者，熱情地向本國報道了民主牆前真誠的交談和熱烈的氣氛。雖然中國的官方媒體不向中國人
報道西單牆上的內容，但是它們透過美國之音（VOA）和英國廣播公司（BBC），又傳回了中國。
西單牆前的群眾一直很守秩序。但是幾周之後，有些人開始貼出有政治訴求的言論，要求民主與法治。北京的公
安幹部報告民主牆附近有一些打鬥情況發生，並擔心那裏有增無減的人群可能會威脅到治安。事實上，鄧小平在 11 月
底與佐佐木良作的談話中就已經警告說，有些大字報的言論不利於安定團結和實現四化。但是，在民主牆出現一個月之
後，當三中全會臨近結束時，中國的高層領導仍然願意支持用大字報表達意見的自由。例如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的閉
幕講話中說，這次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西單民主牆則是「人民民主的典範」。[8-9]
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前夕的 12 月 13 日，鄧小平把他的政研室成員、也是為他寫三中全會講話稿的筆桿子之一于
光遠叫到一邊，讓他草擬一篇支持西單民主牆的講話。他對于光遠說：「有點兒反對的聲音有什麼壞處？」[8-10]儘管《人
民日報》沒有報道西單的事情，但報社裏支持「民主牆」的人在 1979 年 1 月 3 日發表了一篇大膽的社論〈發揚民主和
實現四化〉，其中說：「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真正可怕的倒是聽不到不同的聲音。??害怕人民講話，實際是軟
弱和神經衰弱的表現。??安定團結和發揚民主並不是對立的。」[8-11]
民主牆上的言論在 1 月中旬變得更加政治化。1 月 14 日，一群人打出了寫有「全中國受迫害的人」的旗幟。他
們宣佈「要民主，要人權」，從天安門遊行到中南海的大門口，這裏是中共最高領導人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他們要進入
大門，但被武裝軍人攔住。目睹這些抗議者的英國外交官羅傑?加塞德（Roger Garside）說：「那是我所見過的最憤
怒的一群人。」[8-12]
還有一些群體開始自印雜誌，向那些來看西單牆的人免費發放。1 月 17 日，一群自稱「中國人權聯盟」的抗議
者印了一份「十九條宣言」，要求言論自由、對黨和政府領導人進行評價的權利、公開政府預算、允許旁聽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允許與外國大使館自由接觸、為知青安排工作等。[8-13]這些憤怒的抗議發生在鄧小平出發訪美的前幾天，但鄧
小平並沒有對此進行限制。他知道，如果他在訪美前夕壓制「民主牆」，這種做法會被西方媒體報道，有礙訪問取得成
功。然而，當 2 月 8 日鄧小平從美國和日本回來後，他沒有再讓于光遠給他看那篇支持「民主牆」的講話稿。更重要的
是，他根本未做過這次講話。[8-14] 到 3 月時，民主牆上張貼了更多抨擊中共統治基本制度的文章。由於政府未加限制，
人們變得更加大膽，他們開始批評整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政治體制，甚至開始批評鄧小平。
3 月 25 日，曾經當過兵的北京動物園職工魏京生，大膽邁出了突破舊框框的一步，他貼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
獨裁〉一文，點名批評鄧小平「走的是獨裁路線」。魏京生沒上過大學，這篇文章也缺乏對民主的深入分析，但是激情
彌補了他所欠缺的成熟。他有一個藏族女友，其父被投入監獄，母親被關起來後因不堪凌辱而自殺。魏京生本人曾被安
排到新疆的邊遠地區工作，他所見到的乞討者讓他內心不安。他想搞清楚的是，為什麼死了那麼多人，一些幹部卻享受
著極為舒適的生活。他抨擊中共用「四個現代化」的口號遮掩這個事實上並未改變的階級鬥爭體制的弊病。他質問道：
「今天人民享有民主嗎？沒有。人民不想當家作主嗎？當然想??人民終於明白了他們的目標是什麼。他們有了清楚的方
向和真正的領導者棗民主的旗幟。」[8-15]魏京生的這些公開言論使他立刻成為全球媒體的關注焦點，他被奉為中國要
求新的民主制度的頭號代言人。
大約就在這時，中國的對越戰爭（中國稱之為「對越自衛反擊戰」）已經結束，鄧小平可以把更多的精力轉向「民
主牆」和理論工作務虛會等國內事務（關於這場戰爭見第 18 章）。直到那時「民主牆」在政治上對鄧小平一直有很大
價值：它使群眾能夠有一個渠道表明他們反對「兩個凡是」，反對「四五」事件的處理方式，反對毛澤東的錯誤；這為
鄧小平提供了更大的政治空間，使他可以實行新的路線，而又不必親自參與這種批判。
鄧小平剛剛接過權杖時，可能理論上認為民主很有吸引力；他鼓勵在黨內有更多的民主討論。但是，當抗議者吸
引了大批群眾，開始反對中共領導的根本制度時，他斷然採取措施壓制了這種挑戰。正像一個省委第一書記後來所說的，
鄧小平對民主的看法就像「葉公好龍」一樣，如果龍真的出現，他就害怕了。雖然華國鋒是黨的主席和總理，但決定壓
制批評的是鄧小平。3 月 28 日，北京市政府的幹部根據正在發生變化的政治氣候和鄧小平本人的意見，發出規定宣佈：
「禁止一切反對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反對黨的領導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口號、大字報、書籍、雜誌、
圖片等材料。」[8-16]
就像在中國的帝制時代一樣，維持秩序靠的是統一命令，對為首者要嚴懲不貸，以儆效尤。3 月 29 日，即魏京
生在民主牆貼出要求民主的大字報四天後，他就被抓了起來，鄧小平的壓制也在繼續。魏京生被捕後，去西單民主牆的
人一下子少了許多，只有少數大膽的人還在貼大字報。消息靈通的外國人估計，在隨後幾周裏北京大約逮捕了 30 人棗
與 1957 年或文革時期有成千上萬人被捕這一點相比可謂九牛一毛。沒有關於死亡的報道。[8-17]一些剩餘的大字報被轉
移到了月壇公園，那裏距西單太遠，步行前往很不方便，遊客相對西單也少得多。媒體開始發表批評民主牆上一些大字
報的文章。在月壇公園也派了幹部，查問想貼大字報的人的姓名和工作單位。[8-18]
西單的大字報在 1979 年 12 月才被
正式禁止，但是「民主牆」在 3 月底就已壽終正寢。據于光遠說，胡耀邦作為一名聽話的幹部公開支持了鄧小平的決定，
但是參加過理論工作務虛會公開討論的幹部都知道，胡耀邦個人認為允許更大的自由並不會威脅到社會秩序。
民主牆被禁時，普通群眾中很少有人敢站出來抗議。[8-19]雖然黨內有很多人堅決擁護鄧小平的措施，認為這對阻
止文革式的動亂很有必要，但是也有一些黨的幹部，包括許多知識分子，對鄧小平的決定深感不安。[8-20]在于光遠看來，
鄧小平從 12 月中旬支持「民主牆」到三個月後將其關閉，是毛澤東去世後中國的關鍵轉折點之一。[8-21]
理論工作務虛會第一階段
1978 年 9 月底，葉帥擔心「兩個凡是」的擁護者和贊成「實踐標準」的人之間的爭論會造成分裂，於是提議開
一個會，為黨在文化教育領域的工作確立共同的基本指導原則。[8-22]葉劍英對經濟工作務虛會的成功記憶猶新，他認為
通過對理論原則展開自由討論，能夠把進入新時期的中共領導人團結在一起。12 月 13 日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在得到
其他領導人的同意後，華國鋒正式宣佈了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的計劃。[8-23]
務虛會的第一階段從 1979 年 1 月 18 日開到 2 月 15 日，中間有從 1 月 26 日起的五天春節假期，主辦者是中
宣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8-24]會議的具體方案完成時，高層領導對「實踐標準」戰勝了「兩個凡是」已形成普遍共識。
胡耀邦剛剛擔任了宣傳部長，保守勢力的領導人、主管宣傳的汪東興也作了檢討。負責籌備會議的人多是宣傳領域內思
想開放的自由派幹部。胡耀邦在務虛會開幕式的全體會議上說明了會議的目的：檢討過去 30 年宣傳領域的工作，就黨
如何支持對外開放和四化建設制訂藍圖。他讚揚了「四人幫」倒台後在解放思想上取得的巨大進步，指出在倡導「實事
求是」的鄧小平的領導下，這兩年的進步在最近幾個月裏有了新的收穫。胡耀邦又說，會議的第一階段一直開到 2 月中
旬，將分成五個小組。[8-25]第二階段是規模更大的會議，有來自全國各地宣傳部門的四百多名領導人參加，他們將為落
實第一階段形成的共識制定計劃。
胡耀邦為各小組選定的召集人大都是來自報社、大學、研究機構或宣傳部門的一些思想開放的自由派知識分子。
儘管有些與會者，如吳冷西和胡繩，思想較為保守，但在五個小組的召集人中，有四人棗胡績偉、于光遠、吳江和周
揚棗都是稍早進行的「實踐標準」論戰中的活躍分子，這場論戰間接批評了僵化的毛澤東正統思想；五人中的最後一
個是跟于光遠關係密切的自由派童大林。[8-26] 到會的兩個最重要的高級幹部是周揚和陸定一，1957 年反右運動期間他
們在宣傳部門擔任要職，但後來他們都對反右運動十分後悔，因此成了大力主張擴大自由的人。參加務虛會的人來自全
國各地。北京的會議之後，很多地方也各自召開了類似的會議。[8-27]
會議開始時民主牆前已經如火如荼，但西單的民主牆是無組織無計劃的群眾運動，而理論工作務虛會則自始至終
都作了細心的安排。此外，西單的大字報作者和讀者都是在民主牆偶然相遇的陌生人，參加務虛會的 160 人則是精心挑
選出來的黨員，在一個月的時間裏他們幾乎天天都能相互交流，與民主牆上的大字報相比他們的討論更加細緻，反映著
對黨史和世界局勢更全面的理解。儘管如此，這兩個場合也有著共同的基礎：即一種發自內心的願望，要為新時期營造
更加開放的思想氣氛。這兩個場合之間也存在著某種聯繫。《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是務虛會的成員之一，曾奉命彙
報西單民主牆的情況。他去那兒看了之後，回來向務虛會的與會者彙報說，民主牆看起來氣氛活躍而平和，大字報上的
言論是誠懇的。[8-28]另一些參加務虛會的人根據自己對民主牆的觀察，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
胡耀邦在主持務虛會時，力求同時得到華國鋒和鄧小平兩個人的支持。他在理論工作務虛會開幕式上的講話先請
華國鋒過目批准，並在講話中讚揚了在華領導下取得的成績。鄧小平正忙於出訪美國和攻打越南的事，但是在 1 月 27
日，即鄧動身前往美國的前一天，胡耀邦向務虛會傳達了鄧聽取會議討論情況彙報時的講話。鄧小平說，現在誰也不清
楚哪一種民主適合中國，要對這個問題進行認真思考。他讓胡耀邦組織一個二十到三十個人的班子，搞清楚相關問題，
然後準備一篇論述民主實踐的兩到三萬字的文章，在五四運動 60 周年時發表。鄧小平說，文章要表明社會主義民主將
超越資產階級民主。[8-29]
務虛會上的氣氛可以用《人民日報》前總編吳冷西的遭遇作為一個縮影。吳過去一直批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
一標準」，他被要求寫一份檢討，但他的第一份檢討被判定為敷衍了事，他只好又寫了一份。自由派正在佔上風，但他
們所採用的手法，與過去為支持極左事業而採用的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黨內團結的做法相類似。與會者提醒吳冷西
說，鄧小平在 1978 年 8 月 23 日就明確告訴他，《毛選》第五卷的編輯工作要體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
精神。吳冷西承認，他是因為不想損害毛澤東的威望才贊成「兩個凡是」。他承認自己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8-30]
胡耀邦的會議開幕詞鼓勵與會者解放思想，暢所欲言，這在他們中間引起了熱烈的反響。[8-31]新的氣氛突破了限
制，使人們能以前所未有的坦率批評黨內事務。與會者可以批評毛澤東時代的錯誤，思考可接受的新界線，以便提供更
大的思想空間。《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強烈主張更大的自由，他在發言中談到一個問題：毛澤東及其少數幾個追隨
者為何能把全國人民帶入大躍進這樣的災難？他指出，1957 年對知識分子的打擊讓他們變得噤若寒蟬，因此無法阻止
毛澤東犯下可怕的錯誤。人民大學的哲學教授張顯揚走得更遠，他將「四人幫」稱為「法西斯專政」。後來擔任中國社
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的嚴家其則提出，為了避免重蹈覆轍，應當對所有幹部的任期作出限制。[8-32]
然而，從務虛會一開始，有些人就擔心一旦政治風向有變，最高領導人再度變得保守，他們就有可能惹上麻煩。
一個與會者說，不能再像 1957 年「百花齊放」時那樣，要提供法律保障，使敢言者不至於受到懲罰。[8-33]
就像這類會議通常的做法一樣，印好的會議總結材料被分送給未出席會議的高層領導。有些高層領導看過報告後
批評說，會上的理論家們走得太遠了。同時，香港和外國記者開始談論「非毛化」，這迫使中國領導人要證明他們沒有
這樣做。有些領導人甚至擔心，赫魯曉夫實行的非史太林化政策削弱了黨的權威，理論家們有可能步他的後塵。[8-34]黨
內的老幹部們確實開始批評說，務虛會上的觀點很危險，理論家們近乎在批評毛澤東時代發生的一切事情。一些在毛時
代擔任要職的老幹部擔心，對毛澤東日益高漲的批評有可能使自己也受到牽連。有些人開始懷疑，胡耀邦等人在務虛會
上是不是在搞反毛反黨的「修正主義」。
以某些老幹部為一方，以「民主牆」和務虛會上大膽敢言的人為另一方，這些人之間的裂痕被證明是難以彌合的。
[8-35]在 1978 年 12 月的三中全會上支持鄧小平的陳雲和李先念等人開始表示擔心：對黨的批評正在走得太遠，有可能
威脅到黨維護紀律和秩序的能力。胡耀邦覺察到了保守派反擊的危險，他警告與會者說，有些個人的批評超出了善意批
評和黨員行為準則的界限。在 2 月 28 日中宣部召開的新聞工作者會議上，胡耀邦又說，毛澤東雖然犯過錯誤，「但我
們必須客觀地承認毛主席的偉大貢獻」。[8-36]然而這些話並不足以阻止黨內保守派繼續批評他和務虛會。
理論工作務虛會第二階段
3 月 16 日，即中國軍隊打了一個月的仗後撤出越南的當天，鄧小平在中央會議上對對越戰爭作出說明。此時他
已經完成了訪美和對越戰爭，因此能夠重新關注國內的基本政治問題。他向與會者保證，總的形勢是好的，有利於全國
的安定團結，但是他警告說，也存在著一些隱患，因此必須堅定地高舉毛澤東的旗幟。他警告說，不然的話，黨本身也
會受到攻擊，這有可能導致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否定，對整個這段歷史的否定。鄧小平認為，為了維護安定團結，黨應
當把對一些歷史問題棗例如文化大革命棗的評價先放一放。這位中國頭號領導人提醒說，報紙對這個問題必須當心。
[8-37]
鄧小平看了務虛會第一階段小組會的報告後，同意其他高層領導人的觀點，認為黨內理論家在批評中共和毛澤東
上已經走得太遠。毛澤東在 1957 年發動「雙百運動」後感到知識分子的批評太過分，鄧小平在 1979 年也覺得知識分
子再一次走過了頭。然而，他接受了毛在 1957 年進行反擊的教訓，他不想作出過度的反應，失去知識分子的支持。與
此同時，支持「民主牆」和務虛會第一階段精神的人私下抱怨說，由保守派的胡喬木和鄧力群監督起草的會議總結報告
誇大了對黨的批評，目的是為了刺激鄧小平，讓鄧小平同那些要求更多民主討論的人決裂。[8-38]鄧小平對《人民日報》
副總編王若水尤其氣憤，他不但批毛，還讓香港媒體發表了他的觀點。像黨的其他高層幹部一樣，鄧小平始終認為，黨
內領導人的意見分歧不應當公之於眾。
在準備務虛會的講話時，鄧小平再次諮詢了胡喬木，胡也出席了第一階段的務虛會。鄧小平在 3 月 27 日與胡喬
木、胡耀邦等人一起討論了講話草稿，這是在魏京生貼出那張讓黨內老幹部感到恐慌的民主大字報兩天以後。鄧小平想
要允許比毛時代更多的自由，但他也希望確立一些原則，明確劃定哪一些政治言論可以接受，哪一些則不可接受。他對
胡喬木、胡耀邦和其他講話起草人說，要提出四項基本原則，說明自由的界限。[8-39]雖然準備這篇講話只用了兩三天時
間，但它不僅為務虛會第二階段定了調子，而且成為此後二十多年判斷文章、書籍或電影在政治上是否違規的指導原則。
四項基本原則：1979 年 3 月 30 日
在這篇重要講話中，鄧小平闡明了不容挑戰的四項基本原則，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事情之間劃定了界線。寫作
不能挑戰以下四點：（1）社會主義道路；（2）無產階級專政；（3）共產黨的領導；（4）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
思想。鄧小平仍然承認，中國在某些領域可以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他也承認，社會主義國家也會犯下嚴重錯誤，也會
出現倒退，例如林彪和「四人幫」造成的情況。但是他否認中國的問題是由社會主義造成的；在他看來，中共統治之前
的封建歷史和帝國主義才是成因。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縮小了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差距，而且還會繼續縮小
這種差距。此外，儘管允許「社會主義民主」的實踐棗這仍然是現代化的基礎，但是為了對付反對社會主義及其社會
秩序的敵對勢力棗包括反革命分子、敵特人員和犯罪分子棗無產階級專政仍是必要的。他說，就像現代化一樣，民
主化也只能逐步加以發展。[8-40]
如果鄧小平認為有什麼事物是神聖的，那就是中國共產黨。黨受到批評時他會本能地發怒，強調公開批評黨是不
能容忍的。他承認「毛澤東同志同任何別人一樣，也有他的缺點和錯誤」，但是他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
國人民革命鬥爭經驗的結晶」。他說，歷史不是由一個人創造的，但人民會對這個人表達崇敬。[8-41]民主牆和理論工作
務虛會上氾濫的批評，能幫助鄧小平弱化對毛澤東正統思想的堅持，不再死板地解釋毛澤東說過的每一句話，為批評黨
在過去 20 年的錯誤創造了空間。但是，鄧小平仍不想讓自己以批毛者的面目出現，他仍要在公眾面前維護毛澤東的偉
大形象。
葉帥希望統一全黨思想的目標未能達成，因為在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願望與頑固保守派的擔心之間的裂痕太大，難
以用一團和氣的辯論加以彌合。[8-42] 最終，鄧小平還是要自上而下地強行貫徹統一棗他發表了一篇強硬的講話，並以
國家權力作為後盾。鄧小平見過黨內分裂，並對此深惡痛絕，他深信，如不採取一定的強制措施，中國還不足以達成國
家團結。在鄧小平 3 月 30 日的講話之後，務虛會分成 12 個小組，與會者就如何貫徹鄧小平的指示討論了 3 天。
作為一名遵守紀律的黨員，胡耀邦於 4 月 3 日在務虛會閉幕式的講話中表示完全擁護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
立場。[8-43]但是，在務虛會第一階段聽過胡耀邦講話的人都知道，胡耀邦本人更希望看到一個較為開放的社會，他相信
國家不會因為人們更自由地表達不同觀點而陷入混亂。[8-44]儘管鄧小平和胡耀邦都致力於現代化，仍然合作共事，但是
在如何劃定自由的界限上，他們的分歧卻愈演愈烈，最終導致鄧小平在 1987 年決定將胡耀邦撤職。
黨內領導人固然理解鄧小平的講話，但對知識分子來說，隱含的信息是令人沮喪的：自由的範圍已經收窄。民主
牆未被正式關閉，但鄧小平的講話如同一盆冷水，再加上魏京生的被捕和對繼續貼大字報者的恐嚇，「民主牆」結束了，
文化領域將真正做到「百花齊放」的希望也隨之破滅。期盼更多自由的人，難以忘記「民主牆」那段熱情洋溢的時光和
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富有洞見的思想探討。中國社科院和其他地方的知識分子不再多言，但很多人對新政策並不服氣。
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所導向的更加保守的新路線，也逐漸反映在官方的媒體上，而參加務虛會的人也開始努力
適應新的政治現實。《人民日報》5 月 5 日的一篇社論說：「有人認為民主就是可以為所欲為??但我們主張的是在集中
指導下的民主。」[8-45] 下級幹部按照更為收緊的新路線開展宣傳。[8-46]很多知識分子對自由受到的限制深感失望，但是與
毛澤東在 1957 年的反右相比，鄧小平的反應要有節制得多。鄧小平知道要實現現代化，他需要知識分子的合作。四項
基本原則宣佈之後，知識分子在公開批評中共上變得更加謹慎，不過只有很少的知識分子受到批判、羞辱或被撤職。[8-47]
一些最著名的批評者獲准出國居住，在國外繼續發表言論。事實上，從 1979 年到 1992 年這個時期，大趨勢是自由討
論的空間在不斷擴大。雖然不滿於那些愚蠢而隨意地管制言論自由的做法，但一般民眾和知識分子也在不斷尋機突破自
己的自由界限。為言論自由設定一勞永逸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只要鄧小平允許嘗試新觀念，讓知識分子與他合作，他就
得允許比 1978 年以前更大程度的自由。
在 1979 年 10 月底的第四屆全國文學藝術大會上，鄧小平盡力維持著自由與控制之間的這種微妙的平衡，採取
的辦法是支持或至少被動接受大多數知識分子，同時斥責那些他認為可能威脅到中共權威的批評。在準備大會的講話稿
時，鄧小平的手下把稿子給了周揚一份棗周在 1950 年代是文化沙皇，1970 年代後期卻變成了為知識分子爭取更大
自由的帶頭人。周揚建議鄧小平不要長篇大論，鄧按照他的建議唸了一篇簡短的賀詞，他讚揚了中國人民的藝術創造力，
肯定了他們在 1950 年代取得的進步，批評了林彪和江青對創作自由的限制。他說，展望未來，他期待著文化領域的繼
續進步。他的講話博得了文學藝術界人士的熱烈掌聲，包括那些仍對他的「四項基本原則」講話感到不滿的人。[8-48]不
像 1957 年的毛澤東，1979 年的鄧小平並沒有在知識分子主流中失去人心。很多私下抱怨政府任意作出限制的人，繼
續為四化積極工作。但是，在鄧小平統治時期，到 1992 年他退出政治舞台為止，在自由的邊界問題上他將面對持續不
斷的拉鋸戰。[8-49]
這場拉鋸戰最終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導致了一場悲劇。
[8-1]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8-2]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8-3]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pp.
237, 243-244.
[8-4]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p.
241.
[8-5]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8-6]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pp.
196-197; Robert D. Novak, The Prince of Darkness: 50 Years Reporting in Washington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7); Merle Goldman, "Hu Yaobang's Intellectual Network and the
Theory Conference of 1979,"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6 (June 1991): 223.
[8-7]Goldman, "Hu Yaobang's Intellectual Network," pp. 223-225, 237, 243-244.
[8-8]Ibid., pp. 220-221.
[8-9] 胡 績 偉 ： 〈 胡 耀 邦 與 西 單 民 主 墻 〉 ，
g/bbs/p?tid=85030 （2010 年 8 月 6 日訪問）。
[8-10]2001 年 1 月對于光遠的採訪。
[8-11]此文收入 Garside, Coming Alive, p. 247。
[8-12]此文收入 Garside, Coming Alive, p. 255.
[8-13]此文收入 Garside, Coming Alive, pp. 431-434.
[8-14]2001 年 1 月對于光遠的採訪。
[8-15]Garside, Coming Alive, pp. 231-233, 263-284.
[8-16]Garside, Coming Alive, p. 257.
[8-17]Garside, Coming Alive, pp. 257-259.
[8-18]一位西方學者的觀察，無日期。
[8-19]Garside, Coming Alive, p. 259.
[8-20]朱佳木：〈胡喬木在十一届三中全會上〉，載于光遠等：《改變中國的 41 天：中央工作會
議、十一届三中全會親歷記》（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頁 308。
[8-21]2001 年 1 月對于光遠的採訪。
[8-22]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75-1987）：鄧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頁
133。
[8-23]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頁 321-325。對
務虛會的記述見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上下冊）（香港：泰德時代出版社，2007），
上冊，頁 293-315、341-347；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上下冊）（香港：時代國際出版
有限公司，2005），上冊，頁 355-367、385-387；蕭冬連：《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 10 卷：歷史的
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 69-82；Merle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47-61；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
年的中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 273-356。
[8-24]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 328。
[8-25]發言全文見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上冊，頁 355-367。
[8-26]Goldman, "Hu Yaobang's Intellectual Network," p. 229-237; 沈寶祥：《真理標準
問題討論始末》，頁 323-327。
[8-27]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 370-371。
[8-28]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上冊，頁 306；《國史?第 10 卷》，頁
67；2001 年 11 月作者對王若水的採訪。
[8-29]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上冊，頁 306；《國史?第 10 卷》，頁
67。
[8-30]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 342-347。
[8-31]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 321-333。他的講話的部分內容見頁 321-323。
[8-32]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50-54.
[8-33]Goldman, "Hu Yaobang's Intellectual Netowrk," pp. 229-235.
[8-34]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 367-370。
[8-35]《國史?第 10 卷》，頁 65-74。
[8-36]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上冊，頁 322-324。
[8-37]DXPNP-2，1979 年 3 月 16 日，頁 493。
[8-38]Ming Ruan, Deng Xiaoping: The Chronicle of an Empire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4), p. 56.
[8-39]DXPNP-2，1979 年 3 月 27 日，頁 498-500。
[8-40]SWDXP-2, pp. 183-184.
[8-41]SWDXP-2, pp. 181-183.
[8-42]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136-139。（葉劍英對鄧小平的講話不以為然。見頁 137。）
[8-43]〈胡耀邦同志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結束語〉，1979 年 4 月 3 日。這個講話的摘要見
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頁 345-347。
[8-44]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138-139。
[8-45]Goldman, "Hu Yaobang's Intellectual Network," pp. 236-237.
[8-46]《國史?第 10 卷》，頁 165-247。
[8-47]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135-137。
[8-48]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155-156 頁。
[8-49]見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及 Merle Goldman, From
Comrade to Citizen: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Rights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第 9 章
蘇聯和越南的威脅：1978-1979
1977 年夏天鄧小平重新掌管國防和外交工作後，面對著兩個首當其衝的問題：一是對抗蘇聯和越南的威脅，維
護國家安全；二是為爭取外國對中國現代化的幫助打下基礎。 [9-1]為了減少蘇聯的軍事威脅，他努力加強與鄰國的關係，
阻止蘇聯的勢力擴張。為了給中國的現代化爭取幫助，他轉向日本和美國。為了達成這兩個目標，他在 1978 年 1 月後
的 14 個月裏出訪多國，訪問的國家數量超過了他一生其他時間到訪國家的總和。在這些出訪中，他改善了中國與亞洲
大陸鄰國的關係，使中國的開放程度超過了 1949 年以後的任何時期。他使中國不可逆轉地走上了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全面交流思想的道路。這五次出訪中，他去了緬甸、尼泊爾、北韓、日本、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和美國。在這 14
個月裏，鄧小平還同日本簽訂了和平友好條約，與美國進行了關係正常化談判，並將中國帶入了一場對越戰爭。
鄧小平擔負起外交職責
1977 年夏天恢復黨內工作時，鄧小平並不想主持外交事務。有一次他甚至說，他不願承擔這項工作，因為它太
耗神了。可是中國需要鄧小平主管外交，不僅因為 30 年來他幾乎一直陪同毛澤東或周恩來接見外賓，而且他本人從 1973
年夏天到 1975 年底就在毛澤東和周恩來指導下負責外交事務。他的同事都認為，周恩來去世之後，在外交知識、戰略
思想、與外國領導人的個人關係以及既爭取外國人的善意又堅定地維護中國利益這些方面，其他領導人都難以與他相比。
中國的外交官可以具備有關其他國家和以往談判的豐富知識，例如黃華 [9-2]棗1976 年 12 月他取代喬冠華成為外交部
長，但往往缺少作出重大政治判斷的自信，也沒有足夠的地位與外國領導人平等相處。
外交一向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核心工作。毛澤東和周恩來在外交方面都是世界頂級的戰略家，他們充滿自信，能
夠與外國領導人平等地打交道。在 1978 年以前，雖然中國仍然比較封閉，但他們都把外交視為大事，親自承擔著領導
外交的工作。
毛澤東會見外國人時散發著帝王般的自信，談論哲學、歷史和文學，縱論天下大勢。周恩來在國內外會見外賓時，
則表現得博學而儒雅，他態度親切，體貼入微，對客人照顧得十分周到。他既談大事，也願意討論細節。
像毛澤東和周恩來一樣，鄧小平對國家有著出於本能的忠誠，具有戰略眼光和維護國家利益的堅定立場。也同他
們一樣，鄧小平在會見外國人時，不但要完成既定的會談內容，還會努力摸清來訪者的性格和目的。但是，與毛和周相
比，鄧關注與中國有關的重大問題時更有系統性，也更加坦白直率。在會見外賓前，鄧小平不接受口頭的情況簡介；他
會閱讀下屬準備的有關來訪者及其來訪目的和應討論議題的文件。像過去毛和周的情況一樣，通常會有一名外交官先行
會見外賓，由他把來訪者的意圖告知鄧小平，鄧小平再接見他們。
駐京外交官都十分尊重鄧小平，認為他是個可以打交道的人。外國來訪者也很喜歡鄧小平，他機智、專注，講話
直言不諱，願意解決問題。喬治?布殊在 1975 年擔任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時經常與鄧小平見面，他說：「他態度明確，
講話直率，使人不會誤解他的意思。 [9-3]黃華曾多次陪同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會見國外的來訪者，他在談到鄧小平時
說：「他能很好地抓住主要問題，深刻理解並簡單說明問題的實質，果斷並且直截了當地作出判斷和決定。」[9-4]
毛澤東對中國懷有過於宏大的、超越了現實國情國力的構想。鄧小平與毛不同，他一向很現實，承認中國的弱點
和落後。但是他也具備基本的自信：他知道自己代表著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它有著悠久而偉大的文明史；他的力量不
但來自他個人戰勝重重挑戰而取得成功的經歷，也來自於他對國內和國際事務的全面瞭解。和蘇聯的一些領導不同，他
無意討好洋人。無論洋人如何擺出泰山壓頂的氣勢，他從不自覺矮個半截。相反，他在與外國領導人打交道時，把他們
視為解決問題的夥伴，很快就直奔主題。由於沒有心理負擔，他便能既不畏强也不凌弱地堅決抵制他認為不符合中國利
益的外來壓力。
但鄧小平並非總能展示這種自信。1974 年他第一次訪問紐約，在聯合國大會發言時，他的講話讓人覺得拘謹而
刻板，因為他知道自己的部下會把他的一言一行彙報給毛澤東。他在 1975 年時仍然很小心，因為在所有重大外交政策
問題上他仍要得到毛澤東的首肯。鄧小平也承認，周恩來的知識和經驗遠在他之上。但是毛、周去世之後，他就可以自
主地與外國領導人談判，不用擔心他人的意見。1977 年年中，他重新主持外交工作後，延續了他在 1975 年的政策。
但是在這一年 7 月之後見過他的外國官員覺得，他變得更加從容自信，更願意就廣泛的外交政策問題表明自己的看法。
從 1977 年 7 月到 1979 年底，他在同外國領導人會談時總會恭敬地提到「華主席」。但是自 1977 年他復出，
外國客人就從未懷疑過他是中國外交政策的當家人。他不但是代表中國的談判者，而且是偉大的外交戰略家。雖然他也
閱讀外交官的報告，但在重大決策上，他更多依靠自己老到的判斷力。他之所以能表現得輕鬆自如，是因為他對當下的
問題與總體戰略的關係有著可靠的理解，對自己和對手交涉的能力充滿自信。在與外國人的會談中，他逐漸形成了自己
的獨特風格：先說幾句機智的開場白，對外國客人表示歡迎，然後迅速專注於他要討論的議題，直率、明確、強而有力
地表明自己的觀點。
以蘇聯為大敵
鄧小平的戰略分析起點和毛澤東是一樣的：分清主要敵人，廣結盟友與之對抗；分化敵人的盟友，使其疏遠敵人。
到 1969 年，蘇聯顯然已經取代美國成為中國的主要敵人棗這一年 7 月尼克遜總統在關島宣佈，美國不會涉足亞洲大
陸的戰爭；而 3 月和 8 月的兩次邊境衝突後，中蘇關係依然劍拔弩張。
1975 年美國從越南撤軍後，蘇聯和越南便趁此機會，填補了美國撤軍留下的空白。在鄧小平看來這加劇了對中
國利益的威脅。他的結論是，蘇聯決心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霸主，越南則想成為東南亞的霸主。因此中國要與大致處於同
一緯度的另一些國家棗美國、日本和歐洲各國棗形成對抗蘇聯的「一條線」。同時，中國要努力使另一些國家棗
比如印度棗疏遠蘇聯。
1977 年鄧小平復出時，蘇聯和越南正加緊合作，擴張它們在東南亞的勢力，這讓鄧小平感覺到日益增長的威脅。
越南允許蘇聯使用美國在峴港和金蘭灣建造並留下來的現代化軍港，這將使蘇聯軍艦能夠自由出入從印度洋到太平洋的
整個地區。越南還建設導彈基地，裝備了瞄準中國的蘇製導彈。蘇聯則向基地運送人員和電子設備，為其提供技術支持。
蘇聯沿中國北部邊境駐有重兵，還預謀入侵阿富汗，而中國西部的印度也在跟蘇聯合作，這使局勢變得更加危險。同時，
越南已經控制了老撾，並且正在策劃入侵中國的盟友柬埔寨。鄧小平，像下中國圍棋的棋手一樣，認為這些國際變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