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一辈子受冷落，我也宁愿做一个默默无闻但有真才实学的人，而决不做一个不学无术的沽名钓誉之徒。说这是清高也好，说这是志气也好，反正我是决定这样一意孤行了。”
当然，若问我究竟做出了什么成绩，其实也很可怜。在那样的环境中，我所能做的不过是尽量找书读和写点东西罢了。七十年代初期，书店里根本没有值得一读的书出售。我在县中学图书室里发现了一套很不全的万有文库，真是欣喜不已，陆续借来读了。《鲁迅全集》重印，我让家人在上海买了寄来，重读了一遍。闲读杂书不能使我满足，我特别想做一点系统的研究，苦于无从着手。1973年，评法批儒开始，给我提供了一个题目。当时我对这场宣传攻势的背景和用心并不了解，但觉得基调是有问题的，曾在日记中写道：“儒法两家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两手，所谓王道和霸道是也。过褒过贬，似不妥当。现在尊法批儒，大约是要为文化大革命辩护吧。”不过，借此机会系统读一下两家著作，也是好事。正巧小早得到一套印影线装的《韩非子集解》，我便让他寄来借我一读。那时我正在一个很落后的村子下乡，夜晚没有电灯，跳蚤叮得人无法入睡，我便打着手电筒读书。读完后，我很想写一写，但觉得资料不够，就写信给见过几面的地委宣传部长，求她帮我借书。她回信表示拒绝，理由十分特别，竟是因为韩非子不属于宣传报道范围。最后我还是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论文，题为《韩非的法治理论》。在当时，这样的东西当然不可能发表，不过我的目的从来是自己弄清问题。清楚了有何用？不知道。但是，清楚总归比不清楚好吧，而且我总算是在做点事情了。
从1973年起，配合着评法批儒，中华书局开始再版二十四史，这对于渴求书籍的我来说真是沙漠甘泉。县书店进货很少，宣传部和党校都只能得到一套，我在这两个单位时，买书都由我负责，我便自己买下，不去报销发票。事实上，除了我，这些书根本没有人读，报销了同样可以占为己有，不会有人发现和过问，但我的洁癖不允许我这样做。从此开始了我读史的生活，两年多里读了前三史和《晋书》，还读了从县中学借来的《战国策》、《左传》。我产生了一个计划，想写《春秋战国史稿》，结果只写了齐、吴、鲁三章分国史，三万多字。此外，还写了《读〈三国志〉》，四万多字，包括论曹操和诸葛亮的两篇长文以及一些人物述评。
除历史外，我读书的另一个重点是马列。这主要是因为，当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时，办公室那两只书柜里真正值得读的书只有一套马恩全集和一套列宁全集。我把这两套书共七十八卷通读了一遍，并摘录了大量卡片。列宁十月革命后的著作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发现他被在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困难深深困扰着，而这也正是我国面临的问题。我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思考，但是，直到四人帮倒台之后，在1978年4月，才写成了一篇三万字的论文，题为《落后国家的革命和生产力——重温列宁的有关论述》。我着重阐发了列宁的一个重要思想：虽然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开始的，但只有在生产力先进的国家里才能够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列宁已经预见到了落后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性。撇开价值观点不论，应该承认，列宁是英明的。
在停止的岁月中，我还是做了一点事情。那么，也许岁月并没有停止，它在寂静中仍在悄悄前行，把我带往一个适合于我生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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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回头拜三拜 周国平
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中国进入多事之秋。我虽身在闭塞的山区，仍能感觉到笼罩在空中的不祥氛围。4月的一天早晨，我住在农机厂的宿舍，听见厂里大喇叭在转播中央台新闻，内容是天安门事件以及撤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一切职务的决定。我凭直觉就知道广播所叫嚣的“伟大的胜利”是怎么一回事，想象着广场上镇压的情景，我的心一下子冷缩了，悲愤到了极点。我给一位朋友写信说：现在我嫌资源还不够闭塞，索性彻底地闭目塞听才好。我和敏子在一六六医院住了一个月院，9月10日出院，小玲送行到兴安县城，我们三人坐在汽车站附近的街沿上，广播里突然传出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我们都沉默不语，压在我心头的与其说是悲痛，不如说是忧虑，真不知中国接下来会出什么事。
众所周知，接下来发生的是大快人心事。当全国许多城镇已经刷满了大标语的时候，我只能透过报纸来猜测，虽然也猜出了大半。临近资源的湖南新宁县有一人到资源探亲，谈到四人帮倒台这个在外面已经家喻户晓的消息，结果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又由公安局押送回湖南，资源的闭塞和保守由此可见一斑。最后，总算开始传达了，却只限于党内，我仍被排除在外。可是，我敢断言，在整个资源县，我是最为这件事狂喜的人，就像几个月前我是最为天安门事件悲愤的人一样。我恨自己此时不在北京，只能从广播中猜想举国同庆的热烈场面。正式广播那天，我一个人在党校的屋子里，按捺不住欣喜，只好用笔欢庆。在给朋友的信中，我写道：“多少年来，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感到了心情舒畅，空中的高压气团一下子驱散了，敢怒不敢言变成了畅所欲言，窃窃私语变成了公开呐喊，私下牢骚变成了大街上公开的口号，政治谣言变成了政治现实。多少年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由衷的笑脸，第一次听到未遭强奸的民意公开发表出来。一句话，历史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世界又重新头足正立了。”当然，我的欣喜还有着切身的理由：“虽然我的处境至今没有任何改观，但是，许多年来积聚在心中的悲观情绪一扫而空了。在中国的希望中，我也看到了我的希望。”
可是，在资源，情况暂时没有什么变化。有一份材料批张春桥的谬论：“路线正确，收五百斤是好的，路线不正确，收一千斤是坏的。”我们的宣传部长看了以后指示：“这句话是对的，路线决定一切嘛，不要批这句话了。”一个公社书记在公社全体教师大会上说：“你们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县农办主任说：“周国平是典型的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四人帮刚倒台，这两个人都升任县革委会副主任了。
我决心走出这一潭死水，但困难重重。在北京中央乐团工作的林铭述一直和我通信，不断给我打气，现在他觉得时候到了，鼓励我拿出作品。1977年，我把完稿的长诗《一九七六》寄给他，他拿给乔羽看，乔羽很欣赏，亲自送到《诗刊》总编葛洛手上。然而，两个月后，我收到了编辑部的退稿。接着我得知，广西大学、广西师院都发函调我，也都收到了县委组织部拒绝的回函。我给地委组织部写信，提出专业对口的要求，得到的答复是：“上级党委有过指示，号召人人学哲学、用哲学，因而学哲学的在哪里都用得上，你的工作没有调整的必要，望安心工作。”当时我就惊为奇文，舍不得丢掉，居然保存到了今天。这封复函的签署日期是1978年6月，这时全国已开始招研究生，而我也参加过了初试，所以心态已经很轻松。读了这篇奇文，我突然觉得，出不出资源真是无所谓了，假如不出广西，仍是一回事。我的唯一目标是回到我的精神故乡北京。我一定要结束过于长久的冬眠，苏醒过来，重新过人的生活——一种有思想和有感情的生活，一种创造的生活。
恢复高考是在1977年底，敏子作为北京六六届老高中生，我理所当然地怂恿她报考了，但未被录取。这是让我感到特别遗憾的，因为她的水平本来足以考上。1978年3月，研究生招生开始报名，我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苏联当代哲学专业。之所以报这个专业，是因为我的俄语基础很好，比较有考上的希望。幸亏第一届招生时，报名不需要单位和地方人事部门批准，否则县组织部一定会一如既往不放过阻挠我的机会。使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后几届改变了这一明智的政策，因而势必阻挡了一些有才气却不被当地领导喜欢的人的进路，其实正是这样的人最需要摆脱束缚。复习的时间很短，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读尽可能找到的西方哲学原著及原著选辑，二是读俄文版《国家与革命》。5月15至17日，全国考生同时在本人所在地进行初试。我感觉良好，后来知道，作为专业课的西方哲学史得了96分，是哲学所考生中最高的。
然而，在初试后的一个多月里，一点儿消息也没有，一向不自信的我已经开始绝望了。忽一日，北京来了两个人，据说是来搞我的政审的。晚上，他们到农机厂的破屋子里来，一位是哲学所伦理学室主任刘启林，另一位是哲学所科研处副处长薄希成。薄希成是薄一波的儿子，他把他们在县组织部的遭遇当作一件好玩的事告诉我：由于介绍信抬头写的是县党校，组织部拒绝接待，他转身重填了一张空白介绍信，才被接待。刘启林告诉我，组织部说了我不少坏话。他接着说：“他们认为是缺点的，我们认为正是优点，这里四人帮的流毒太严重了。”他们还告诉我，我考得相当好，要去北京复试，通过应不成问题。我很难形容我当时的愉快心情。政审从来是一件诡秘的事儿，现在这两个人却坦率地把有关情况连同自己的看法都告诉了我。我在这里一直受着压制，多年来不论哪一级组织都异口同声说对我理应如此，现在我第一次听到也是组织上来的人说这是错误的。忽然之间，一切都变正常了，常识恢复了自身的尊严。在粉碎四人帮一年半以后，新纪元的阳光越过重重障碍，头一回直接照到了我的身上。在我眼中，这两个仿佛从天而降的人几乎像救星一般。因此，当薄希成与我下围棋并且把我杀得大败之时，我仍觉得我的破屋子里一片光明。
7月份，我到北京参加复试，然后回资源静候通知。在此期间，我到兴安与小玲共度了四天，我们在灵渠划船，我倚在船舷上享受着她的美妙的话音。接着，阿良来资源访问我，他是小玲的亲戚，当时在江西插队，通过小玲手抄的我的诗作认识了我。他在我这里住了十多天，我们天天在小破屋里抽烟长谈，从此成了莫逆之交。9月14日，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就在几天前，组织部的一个干事——一个奇丑的女人，她也是大学生哪——还到处放风说：“周国平想出资源？做梦！”啊，真好，我总算有一件事可以让这样的人不舒服，同时让我的朋友们高兴了。
资源的外地干部中流传着一句话：“过了打鸟界，回头拜三拜。” 打鸟界是资源公路上地势最高的一座山，也是资源与临县的交界处，外地干部一旦经这里进资源工作，就万难调出，如能调出就是莫大的幸运，因此要拜了。开始时，我对在哪里生活并不在乎，所以对这句话也就不以为然。可是，现在，当我在资源生活了八年半而终于走出之时，我不禁也要回头拜三拜了。我的心情十分复杂，这三拜，第一拜是为飞出牢笼而庆幸，第二拜是与埋藏在这里的珍贵岁月惜别，最后一拜则是深深的牵挂，敏子作为人质留在这里了，我许下心愿，一定要回来接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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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解冻 周国平
1978年10月，我走出广西山沟，重返阔别十年的北京，立刻就置身于一种令人兴奋的氛围中了。转型初期的北京，正是一派解冻的景象。
由于没有自己的校舍，社科院研究生院暂时设在北师大校园里，租用那里的教室和宿舍。唯有哲学系例外，在北京市工会干校租屋办学，地点在陶然亭公园南面。一间大教室住十二个人，每人只有一张床和一只小桌子的空间，十分拥挤。草创之初，看得出社科院没有办学经验，课程和教员都落实不了，给人以乱糟糟临时对付的感觉。不过，这一切都不算什么。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生活已经重新开始，我感到自己有无穷的精力，前面的路再次通向种种美好而未知的事物。
开学几天后，研究生院党委书记温济泽在北京实验剧场作报告，把研究生们的兴奋心情推向了高潮。他在报告中列数中国社会科学的贫困状况，号召我们发奋改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两万人口的小国圣马力诺出版了几十卷的百科全书，要与我国交换，而我们只拿出了一本新华词典。他慷慨激昂地宣布：“我们研究生院是贫农，无立锥之地，可是，今后我们要让你们每人住一间房，安上彩色电视！”须知彩电在那时尚属稀罕物品呀。他还宣布：“我们不但要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而且还要不装袋子。现有的档案也要清理，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统统去掉！”我清楚地记得，说到这两处时，全场真正是掌声雷动，而这位天真的热血老人自己也感动得热泪盈眶了。不消说，他的诺言未能兑现，至少直到我们毕业，研究生院仍无立锥之地，依然寄人篱下。至于民主化的进程，也比他所想象的曲折漫长，后来他自己好像就吃了不少苦头。当然，进展也是巨大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档案对人的束缚越来越弱，“装袋子”已经不再能吓唬多少人。
11月下旬的一天，我骑车经过长安街，发现从西单到电报大楼的长围墙边聚了许多人，人们在看大字报。观者最多的是一张小字报，那是一封致《于无声处》编剧的公开信，批评这出当时大受赞扬的以天安门事件为背景的话剧并没有揭示事件的真实根源——毛晚年的形而上学思想。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反思毛晚年的最早公开言论。接着，反思很快呈燎原之势。几天后，我经过历史博物馆，南边是建筑工地，只见高坡下人山人海，马路边停满了自行车。在工棚的木板墙上，贴着一份二十来张纸的大字报。第一页是简短的声明：“我们以实际行动来实践宪法关于结社自由的规定，宣布在北京成立启蒙社。”署名是“贵州的几个青年工人”。正文内容为民主和人权。这份大字报因观点鲜明而引人注目，在当时被广泛谈论。
其后，在官方允许下，西单民主墙成为集中贴大字报的地方。那些天正开三中全会，仿佛是一种呼应，社会上思想也十分活跃，并触及了体制问题，诸如终身制、领导人历史和现实表现的透明性等。每天，民主墙前热闹非凡，马路边停放着数以百千计的自行车，人群熙熙攘攘，挤在前面的人高声朗读，其余的人侧耳倾听，有的人在埋头记录。老外格外活跃，挤在人群里给大字报拍照，或者兴高采烈地与周围的中国人交谈。
后来形势变得复杂起来，民主墙渐渐萧条了，但仍苟延了一年左右。我偶尔还去看看，多的是赴京告状者的控诉和精神病患者的梦呓。有时也能看到好玩的东西，例如，一张题为《胡言乱语》的大字报主张性自由和裸体，一封致美国总统卡特的公开信申请移居美国。这两种要求在当时都足以被看作胡言乱语，不少观者报之以惊诧或耻笑。人们很难料到，在若干年后的中国，移居国外的自由和相当程度的性自由都成了事实，受到了法律的承认或默许。
除了思想的活跃之外，艺术也呈现活跃的景象。朦胧诗从地下走到地上，油印诗刊《今天》在大学生中流传，芒克、北岛、顾城、舒婷等人获得了许多青年崇拜者。1979年春天，全北京都在谈论一个题为《自然，社会，人》的摄影展，它的广告贴在民主墙上，举办者是一个叫“四月影社”的民间团体，展出地点却是中山公园，开了新时期民办艺术活动的先声。在文化禁锢许多年后，它的展品也的确令人耳目一新。湖面上两只鹅，头和脖子埋在水中，屁股朝着镜头，旁白是：“别让他们照，谁知道他们什么目的。”两个老太婆彼此隔着一段距离，把耳朵贴在回音壁上听，对白是：“听见了吗？”“听见了。”“说什么？”“听不清。”这类巧思令参观者忍俊不禁。
电影包括许多国外原版片暂时解禁了，有门路的单位各显神通，源源不断弄来放映。那些日子里，人们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是到处看电影，有时一天要赶好几场。大多是未经译制的原版片，由懂外语的人客串做同声翻译，但水平悬殊。原版片中常有裸体或色情镜头，遇到这种情况，仿佛有不成文的规定，放映员必定现场作技术处理。一般是改变焦距，使银幕上一片模糊，或者遮挡一下镜头，或者干脆掐断，结果把整部影片弄得支离破碎。
手提式录音机在当时还是新鲜玩意儿，人们纷纷托人从沿海地区买来走私货。邓丽君的歌曲刚刚从香港传入，爱好者们争相转录和播放。商店里大批出售曾经遭禁的喇叭裤。街上奇装异服多了，留长发的多了，仿佛突然从地下冒出了一大批艺术家。在公园里，在马路上，情人们当众搂抱接吻。这是正在解冻的中国，不同类型的人在不同方面扮演着先锋的角色，深刻的人在革新思想和艺术，浅薄的人也在通过追求外表的时髦改变着保守的生活观念。
社会上的浪潮在研究生中也引起了震荡。有一天，我们宿舍里爆发了一场辩论，起因是一个同学逛陶然亭公园，看到恋人们在长椅上亲热，大受刺激，回来发议论，谴责这是不讲道德。我反驳道：“人家碍着谁了，怎么就不道德了？”在场同学立刻唇枪舌剑起来，新旧两派各四人，势均力敌。争论的焦点是性自由。我陈述我的观点说：我们国家提倡晚婚，而婚前性关系均被视为不正当乃至非法。人到一定年龄就有性要求，这是自然规律，强行压制的结果是，大部分人不得不苦闷地度过一长段青年时期，而那些不慎或胆敢冲破压制的青年则备受舆论的指责，行政的干涉，留下了洗不掉的污点，影响一生的前途。同时，由于婚前不准同居，结婚是满足性要求的唯一途径，因此造成了许多不成熟的婚姻。结论是婚前应该有性自由。另一个现代派补充说：不但婚前，而且婚后，也应当有性自由。话音刚落，保守派嚷成了一片：“天哪，这不是乱了套了吗？”“简直是在为流氓活动辩护！”“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反驳说：在一切性关系中，只有卖淫和强奸才是流氓活动。一个保守派强调：已婚者应该忠于自己的爱人。这时候，一直没有说话的第四个现代派慢条斯理地口吐惊人之语：“打个比方吧，一个中国人，有时去日本玩玩，有时去美国玩玩，能说他不忠于中国吗？”众人大哗，一齐哄笑起来。这第四个现代派名叫王小平，是已故作家王小波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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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生三年 周国平
我在社科院读了三年研究生，那三年中，哲学系始终处在颠沛之中，先后搬了三次家。第一学年在工会干校，地处闹市，又守着一个陶然亭公园，日子过得还比较有意思。由于住房拥挤，我常到公园里看书和读外语。觉得闷了，就和一二同学结伴，骑车到处转，看各种热闹。我还重获了买书的乐趣，外国文学书籍刚刚放开，开始陆续出版，我基本上是见一本就买一本。从那时起到八十年代后期图书大涨价之前，十来年间出版的此类书，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我搜集得相当齐全。当时新华书店有一些机关门市部，往往隐藏在某一条小街上，打折出售积压的文革前出版的书，真正价廉物美，我到处寻访这样的宝库，必能满载而归。
与工会干校签订的合同为期仅一年，第二学年一开始，我们搬到了通县北苑旅馆。这是一家汽车旅馆，俗称大车店，是司机们过夜的地方。宿舍的窗口正对着停车坪，那里日常停放着几十辆过路卡车。每天从早到晚，从深夜到天亮，卡车、拖拉机、摩托车的马达声此起彼伏，无休无止，吵得人心惊肉跳。最大的问题是无法睡觉，每天深夜三时半，就开始响起汽车发动的声音，持续不断，愈演愈烈，终于响成一片。天天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简直要发疯，遑论静心读书。因为远离市区，生活也十分单调。每天晚上，不管节目多么无聊，走廊上那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前总是聚集着许多观众，他们是研究生哪，可是不能怪他们，这是他们唯一的调剂。受一些同学委托，我给人民日报社写了一封信，反映噪音对学习的严重干扰和我们忍无可忍的心情。这封信在内参上刊出了，惊动了社科院的领导。于是，系里赶紧另找地方，从第二学年下学期起，我们搬到了位于石景山区的十一学校。不久后，整个研究生院撤离北师大，都搬进了十一学校。毕业前夕，研究生院用地批下来了，在京顺公路边荒凉的西八间房，我们又搬了一次家，住进工地上临时搭建的简易铁皮屋里。
在三年中，不但居无定所，而且课程也很不规范，好在我一向喜欢自学，对此也就无所谓。全系的大课只有《资本论》，从中央党校请来的教员，我听过一回，讲解的方式是所谓领读，像中学上语文课那样讲段落大意，实在乏味，我再不去听了。开第二外语课，我选择了德语，这倒是需要听课的，但系里久久聘不到老师。终于聘到了一位，来自第二外语学院的林先生，这个畸零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开始，很多同学选学德语，当我走进充当教室的小屋时，人已满。桌边坐着一个人，穿着肮脏的工人服，露出里面油腻黑亮的白棉毛衣圆领，脚上是一双沾了泥浆的旧运动鞋，像一个泥瓦匠。那天下雨，他戴一顶旧草帽，弓着背，看不见他的脸。我落座后，弯下腰，才看见了他的许久未刮的脸和一副深度近视镜。他低着头，说话了，带广东口音，吃力地选择着字眼，常常词不达意。他先作自我介绍，五十八岁，西南联大毕业，曾师从冯至和杨一之学德语，举出好几个名人是他的同学，但他自己至今是一个讲师。后来听说，他娶了一个没有文化和职业的女人，生了六个孩子，其拮据可想而知。开始上课了，他不做任何讲解，带着大家朗读长长的德语句子，边读边摇头晃脑，对于这些句子，我们既不知道读音规则，也不知道意思。上第二堂课时，多数人不来了，说他是精神病，只剩下了四个学生。我始终怀着极大的同情听他的课。学生这么少，他仍讲得很起劲，做出夸张的姿势向我们示范发音，因为是侏儒身材，又常常爬上椅子去板书。一个能说流利英语的同学说，其实他的发音很标准。一次课后，这个同学把林先生留下为自己录音，录了几个小时，然后请了一顿午饭。回到宿舍，他见人就说，这老头真能吃，一顿饭吃了七两，四只菜全部扫光。录了这次音之后，这个精明的同学也不来听课了，开始暗中活动另聘教员。可怜的林先生不到一个月就被辞退了，潦倒了一生的他，又遭受新的打击。
新来的老师是某出版社的一位德语编辑，时间不长，他自己不愿教了。因此，我学德语基本上是自学的。最令我苦恼的是没有课本，跑遍全北京买不到，只好趁别的同学不用时借来看一眼。直到小早在他供职的学校的图书馆里发现了两册文革前北外编的课本，借出来寄给我，我才能够比较认真地自学了。后来，这套课本重新出版，别的德语书也陆续出版，资料不再是问题。因为缺少听说的环境，我自己也不耐烦做这方面的练习，我的德语基本是聋哑的。不过，我对语法和语义有很好的理解力，因此，几年后，我就能够不太费力地阅读和翻译尼采的著作了。我的英语也是自学的，能够依靠词典看书，有时还看出了英语高手的翻译错误。可是，我越来越发现，我在语言听说方面事实上有些先天不足，学起来比那些一般智力不及我的人吃力得多。承蒙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好意，曾经让我免费学习，但我学了一个多月就半途而废了。我在那里成了一个新闻，人们悄悄议论说，有一个人翻译尼采特棒，却一句德语也听不懂。此后我两次到德国，加起来接近一年，但长进仍不很大，只能应付最简单的会话。我自己分析，原因一是我的智力类型，短于听觉记忆，二是我的性格，拙于交往和言谈。我只好自我解嘲，对自己说：当年王国维从英文翻译了许多书，并且与伯希和、斯坦因等人过从甚密，还不是一句英语也听不懂说不出么？可是，天下舌人车载斗量，王国维却只有一个，无人能够替代。我当然可以发狠下一番功夫，未必没有收效，但实在舍不得我的宝贵光阴。不能自由听说肯定是一个缺憾，然而，在认清了我的能力和兴趣的性质之后，我便宁可容忍这个缺憾了。
乍回到北京，我带着乡下人进城的新鲜感看待一切，任何人的一点才华都使我眼花缭乱，钦佩不已。随着新鲜感消失，我渐渐恢复了客观评价的能力，结果是增添了自信心。在思维敏捷的才子身上，我看出了洋场恶少的影子。从滔滔不绝的论辩中，我听出了单调的说教。有一个来自上海的同学，经常当着众人之面慷慨陈词，骂当局几句，实则趋炎附势，常常为了一点儿实际利益讨好他心中鄙夷的人。有一回，我抄起一本书上厕所，因为讨厌这本书的极左调子，便开玩笑说这样的书也就配在厕所里翻翻。该书作者在社科院，这个同学很快把我的戏言报告了他。我当然无须讳言我的观点，但这个同学平时总对我表示亲近，却干出如此不光明的勾当，实在令我吃惊。与人接触时，我经常发现，比我聪明的人多的是，可是，在这些比我聪明的人里面，十之八九都比我肤浅。另一个使我遗憾的事实是，世上有聪明人，也有老实人，但缺少心灵美丽的人。
研究生二年级时，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成立，在太原开会，我们这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也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感到有趣的不是会上的讨论，而是会下的交游。游览当地名胜，有人提议赋诗，我赋了一首《晋祠》：“天下庙堂难计数，晋祠别具窈窕风。隋槐斜扶圣母殿，周柏半遮邑姜宫。内有似嗔似怨女，却无呆头呆脑僧。可怜四十二佳丽，千载幽居暗壁中。”周红是一年级新生，她赋了一首《游玄中寺》：“玄中高筑在云台，风打山门报客来。佛祖已辞东土去，香烟空绕庙堂回。抚碑细索穷通理，寻纸争描绝代才。欲问谁知玄妙意，清风鸟语久萦怀。”这首诗显出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远非我所能及。人们评论说，我风流倜傥，她充满禅意。从交谈中知道，她是为了克服情感的痛苦而选择学哲学的，我便唱和一首，揭露禅意背后的困惑：“玄中久已印心台，历尽沧桑佛自来。身是游人闲赏玩，神迷净土苦徘徊。为疗隐痛求哲理，因赋新诗露慧才。回首凝眸过往处，青烟缭绕愁满怀。”返京列车上，一位老师写五言诗述平生不得志，有“呼啸神明知”之句，周红和诗劝慰，有“神明我自知”之句，他们拿给我看，老师说：“怎么样，也写一首吧？”我几分钟交了卷：“白云来复去，此心兀自痴。秋风送北雁，春雨牵愁思。低栖常高唱，白发犹青丝。混沌大世界，神明孰可知？”他们一个悲观，一个用乐观劝悲观，我把他们都否了，来一个超脱，无所谓悲观乐观。老师叹道：“难怪有人说二周了得。”我与周红的接触仅此一回，之所以在这里提及，是因为最近我意外地翻到了当时抄录的这些诗稿，二十五年过去了，人生中早已湮灭的一幕小小情景又重现眼前，别有一番滋味。在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写过旧体诗。
我的指导教师贾泽林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比我大十岁，性格开朗，充满活力，待我如兄长一般亲切，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在同学中，当时与我私交最密的是苏国勋和王润生。苏是我的同专业师兄，对我也十分爱护，爱护中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器重。王比我小十岁，也从广西考来，头脑清楚，处事自信沉着，我们的气质和理念都很不同，他信奉功利主义伦理学，我更接近于存在主义，但我们在一起始终坦诚而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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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性探讨 周国平
我读硕士生的专业方向是苏联当代哲学。之所以报这个专业，只因为以前公共外语学的是俄语，基础较好，比较有把握。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考到北京去，我相信专业本身是限制不了我的。然而，真考上了，我在苏联哲学方面总不能一点事不做。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翻老帐。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有一个德波林，是哲学界的头面人物。三十年代初，斯大林亲自发动对他的批判，定性为“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把他打下去了。在这场批判运动中，最凶猛的打手米丁取代了他在哲学界的领导地位，从此成为斯大林的头号御用哲学家。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也批判了德波林的观点，因此，在中国理论界，德波林也一直被看作一个反面人物。我研究了德波林的主要著作，发现他精通黑格尔哲学，并且相当认真地做着唯物地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工作。相反，读了批判他的那些资料，我发现完全是一派胡言，其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理论探讨，只有杀气腾腾的意识形态审判。德波林本人完全不是我感兴趣的那种哲学家，他是一个书呆子，缺乏个性和创造性。引起我关注的是，这场批判开了恶劣的先例，用领导人定调子和中央做决议的方式解决学术问题，用大批判取代学术讨论，彻底取消了学术的独立地位。于是，我决定为德波林翻案，写了《正确评价德波林》一文。在文章中，除了为德波林的一些受批判的理论观点辩护外，我主要强调了这场批判的恶劣影响，尤其是对我国的影响，其中包括：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实用主义流行，把哲学简单化、庸俗化；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片面强调哲学为政治服务，实际上取消了哲学；在哲学史方面，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意义，抹杀了人类两千年哲学探索的价值。1979年9月，研究生院举办第一次学术交流会，我在会上介绍了上述观点，引起不小的震动。我的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内刊《未定稿》1980年第5期上，接着收在一本《斯大林哲学思想讨论文集》中。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事实上也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印成铅字，心里是很高兴的。
从第二学年起，我把注意力转向了解苏联当代哲学的动态，浏览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机关刊物《哲学问题》，阅读一些新出版的书籍。因为仍然太浓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因为苏联人的充满废话的冗长文风，我一点儿不喜欢这些东西。但是，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在当时的苏联哲学界，研究人、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是一个热门，而这又是世界范围内哲学关心人的问题的大趋势的折射。与我们相比，苏联哲学家们对世界性哲学问题的反应毕竟敏锐得多，探讨也深入得多。我一向对人的问题感兴趣，并深感国内这方面研究仍阻力重重，因此，便陆续写了一些综合介绍苏联人研究情况的文章，也翻译了一些相关资料，在刊物上发表，算是向国人提供借鉴。我还花了很多时间参与编写贾老师主持的《苏联当代哲学》一书，承担了其中相当一部分章节的写作和最后的统稿工作。此外，我还参与了苏联哲学书籍的大量翻译工作，直到毕业后两三年仍是如此。我译得很快，一天至少完成五千字，有时能译近万字。但是，总的来说，我对这类工作是越来越厌烦了，觉得是浪费时间。我在某一天的日记里写道：“终于把苏联哲学的暂缺部分写完了，感到一身轻松。拿走吧，把这堆废纸统统拿走吧，拿去出版还是拿去喂老鼠，我才不管呢。”这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情，我的确感到所做的这些事情没有多大价值，因而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抵触情绪。
第三学年的任务是写硕士论文，我决定不受专业方向的限制，基本上撇开苏联哲学，直接研究人性问题。贾老师十分开明，对此欣然同意，并且在我的写作过程中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赞赏。这在他是自然而然的，可是我知道，倘若我落在某些独断自负的导师手下，便绝无此种可能。因此，我一面庆幸自己运气好，一面也真心感激贾老师。我在上大学时就对人性问题有浓厚的兴趣，趁写硕士论文的机会做一番系统探讨，可以说是了却一个宿愿。论文的题目是《人性的哲学探讨》，计划写六章，即：一，哲学和人性观；二，人性观的基本类型；三，人的活动和人性；四，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五，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六，人性理论的若干方法论问题。最后完成了前四章和第六章的一部分，约十八万字。在那一年及稍后的时间里，结合硕士论文的研究，我还写作和发表了一些谈马克思人性理论的文章，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价值观》、《只有一个马克思》、《历史进步的双重尺度》、《马克思的自由观》等。其中的《只有一个马克思》一文，主要论证马克思在后期与在青年时期一样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我曾在1981年4月于洛阳举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年会上宣读过。我发言后，正统派发起猛烈批评，但我无心作战，当时在华中工学院任教的黄克剑替我奋起反击。他是主张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一员干将，在辩论中大显身手，对马克思的原著极为熟悉，随口大段引证，又有出色的口才，其锋芒势如破竹，我就更乐于怀着欣赏的心情做一个观战者了。
我的硕士论文及相关文章无疑带着那个时代的显著痕迹，表现在比较单一地以马克思为思想资源，并且不得不大量引证原著来为我的观点辩护。如果现在做这项研究，我肯定会更加公正和全面地利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思想资源。但是，我至今认为，马克思不愧是一个属于西方优秀精神传统的伟大思想家，他的理论包括人性理论依然是一个宝库。毫无疑问，当我依据他的理论阐述我的观点时，我是有所侧重和发挥的。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仍赞成我当时所阐述的一些观点，我后来的思想与它们是一脉相传的。在中国当时的理论界，只要谈到人性问题，就必定会搬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论断。然而，人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极为表面和狭隘，基本思路是据此把人性归结为社会性，又把社会性归结为阶级性。针对此，我着重阐述了以下观点——
第一，人性有丰富的内涵，它是在人的活动中形成的人所特有且共有的生物属性、心智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综合体。由于人的自然本性的人性化，人的生物属性也应包括在人性之内。我把心智属性区分为理性与非理性，强调非理性即个体的情绪和情感体验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丰富的属性，属性的历史发展，发展中的整体联系，由此构成了完整的人性。在人的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人的自然本性人性化的程度，人的社会本质深刻化的程度，人的心智生活丰富化的程度，三者是互相制约而一致的。个人同样如此，一个人某一方面需要的满足程度和能力的发展程度，受制于并且体现了他的整个个性的发展程度。个性是人性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表达的是具体个人占有丰富人性的程度及其方式的独特性。
第二，在人的社会本质问题上，存在着最牢固也最荒唐的偏见。人们众口一辞地宣称，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性是惟一具体的人性，除去阶级性就只剩下了抽象的人性，甚至只剩下了动物性。当真有人质问：如果抽掉了性爱、母爱的阶级属性，人与动物在这些事情上还有什么本质区别？这等于是说，在做爱或哺乳时，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便是怀着阶级感情做这些事的。如此可笑的论点，在当时却是出自理论权威的笔下，占据着主流地位。问题出在这些人把“社会关系的总和”归结为生产关系了，进而归结为阶级关系了，于是也就把人的社会性归结为阶级性了。真实的社会关系却有着丰富的内容，我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从横向看，同时代的社会关系不但有阶级，而且有民族、国家、职业、家庭等等，它们都有阶级所不能取代的特殊内涵，在人身上造成相应的社会规定性。此外，还有小环境水平上的个人交往，例如自己所敬佩的师长、知心的朋友或爱侣等，这种交往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往往会发生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从纵向看，还存在着历史继承的社会关系，即个人同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化的接触和对它们的接受。在分析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时，尤应考虑这一点。把人的社会本质简单化的另一表现是，在论及社会关系和人的社会本质的发展过程时，只注意社会制度和阶级类型的更替，忽视了社会关系的发达化和人的社会本质的深刻化这一更重要的方面。人们仿佛故意忘记马克思一再强调的资本主义在这方面所造成的巨大历史进步，即乡界、省界、国界被打破，个人越来越成为世界公民，或者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第三，人性是在人的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人的活动区别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本质特征是自由，即以活动本身也就是能力的运用和发展本身为目的和最高享受。在此意义上，可是把自由活动规定为人的真正本质，它是人的价值和使命之所在，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最大限度地保证一切个人自由发展其能力的社会，才是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然而，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对于人类大多数成员来说，活动始终被贬低为维持人的肉体存在的单纯手段了，这就是异化。其原因主要是生产力低下，物质生产不可避免地占用了人类绝大部分时间。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足以使这种情况不再必要，惟一的障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他得出了所有制革命的结论。按照他的设想，在生产力高度发展而又消灭了私有制的共产主义，人的自由发展就能取代物质生产成为历史的主要内容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自由为最高价值这一点上，马克思完全是忠实于西方精神传统的，他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分歧更多在于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途径。
我的硕士论文没有出版，只发表了其中的若干章节。后来，有的海外刊物在回顾八十年代初国内学界关于人的问题的争论时，把我列为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不过，我本人对当时那种引经据典的论战方式和寻章摘句的写作风格很不满意。引证马克思是为了打开一个禁区，可是，世上本无禁区，庸人自设之。按我的性情，我是宁愿去尝神设的禁果而不是去闯人设的禁区的。我始终意识到，当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还不是我自己。我辛勤地写着，可是很少是我自己在说话。我不愿做一架学术机器，哪怕是一架高效率的机器，消耗大量的知识原料，制造出一批批学术产品。不，我还必须有灵魂，我要做一个有灵魂的活生生的人。假如我真的需要一种体系，也仅仅是为了更加完整地表达我的人生感受。是的，仍然是人生，它是我唯一拥有的东西，我必须时时感受它，这样才觉得自己是一个活人。我尚未找到适合于我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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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迟到的初恋 周国平
我到北京后，一刻也没有忘记留在广西大山沟里的妻子，我知道独自一人在那里过日子有多么冷清。因此，每隔四五天，我必给她寄出一封厚厚的信。有同学发现我老是埋头写信，感到好奇，一听是给老婆的，就嘲笑说，没见过给老婆写信这么勤的，那有什么意思。我实在是惦念敏子，怕她承受不了那份孤单。看一场电影回来，我会详细地描述情节和感想，想让她分享看电影的愉快。我不断地给她打气，鼓励她自学英语和其他知识，可以使生活有点内容，一旦调来北京，也便于找到合适的工作。在我给她的信中，有一大部分是我的日记。我不再用日记本，日记都写在纸上，随信一起寄去。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她随时了解我的日常生活、思想以及北京的情况，既给她解闷，也防止我们之间越来越隔膜。然而，我很快发现，把日记和信合一的做法实际上产生了极大的麻烦。经常的情形是，我在日记中写的某个想法引起了她的误解或不满，她回给我一封气愤和怨恨的信，或者干脆不回信，于是我必须写信解释这个想法的来龙去脉，然后焦虑地等待她的下一封信，不知道能否得到她的谅解。在我们的通信过程中，这样的龃龉层出不穷，使我不禁后悔随时汇报思想之迂腐。但是，让她了解我的愿望始终占着上风，我也就继续这样做。
事后来看，敏子的生气并非完全出于误解。每次她这样发作，多半是因为我在日记中谈到了对性、爱情、婚姻的看法，或者与女孩们的来往。我的看法当然是十分通达的，这就引起了她的警觉和担忧。就当时而言，我的确是在谈自己的思想，因此责怪她太容易联系实际，不善于从哲学和社会的角度思考问题。我向她指出，赞同性自由不等于我想和别的女人通奸，就像主张离婚自由不等于我想和她离婚一样。我的通达看法完全不妨碍我比别的丈夫更温存也更热烈地爱自己的妻子，毋宁说，只有一个主张爱情自由的人才懂得真正爱一个人，他爱起来是不会虚假的。我信誓旦旦地向她保证，我决不会抛弃一个共患难的伴侣，尤其是因为，她如此爱我，我已成为她的全部生活和惟一寄托，就更不可能做出绝情的事情了。我无比真诚地写了许多这类话，毫不怀疑自己一定会信守发自心底的誓言。可是，女人的直觉比书生的抒情更接近真理，敏子依然处在深深的不安之中。
在一次通信中，敏子明确告诉我，她之所以对我不放心，不是因为我的为人，对此她是信任的，而正是因为我对问题的通达看法。她比我更清楚地看到，一个把爱情视为人生主要价值和婚姻惟一理由的人，却和自己不太爱的人结了婚，他一旦有了接触更多异性的机会，必然会发生什么事情。到时候，无论人品和良心，还是共患难的经历，都将阻挡不了那件事情的发生。也许正因为如此，在相当时期里，我们两人都不同程度地生活在自欺之中，尽管方式不同。她常常对人兴奋地谈论我，说我如何好，如何爱她，我则不断地向自己也向她陈述理由，证明她是值得我爱的。在她是感觉到了危机，便急于逃到自己编织的梦境中去，在我则是要抵御爱情之梦的诱惑，便竭力美化既成的婚姻事实。我不愿正视明显的缺憾，仿佛必须到有一个人出现，使我积压的爱欲如火山般爆发，才明白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恋爱过。
这个人必然会出现，也果然出现了。1980年春天，我在一次郊游中遇见了她。树林里一个人影，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块石头上，一只手托着腮帮，如一座雕像。她对同伴悄声说：“瞧，罗丹的思想者。”一个男子带着一个小男孩在野草丛里追扑蝴蝶，她脆亮的声音喊叫起来：“你们看那个人多可爱呀！”然后立即跑过去，加入了追扑蝴蝶的行列。可是，当某名刊总编辑驾到时，人们纷纷起立握手，惟有她坐着不动，总编辑特意走到她面前，她也只是微笑着伸出手让握了一下，毫无起立之意。我把这些细节看在眼里，怦然心动。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女孩，如此天真烂漫，又如此脱俗。
后来我就经常见到雨儿了，并于一年后开始恋爱。旁观者说，没见过三十多岁的人爱得这样疯狂的。这有什么奇怪呢，既然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尝到了恋爱的滋味。洪水滔天，我除了接受灭顶之灾——或灭顶之极乐——外，别无选择。雨儿也真是可爱，那一年她二十四岁，整个人放射着青春的光彩，脸蛋透出天然的娇媚，性格非常好，自然而健康。一个女同学在她的毕业纪念册里题词说：“你的优点令人绝倒，你的缺点可供玩赏。”她的确生动，你看她整天无所用心似的，说出的傻话每每令人捧腹，却又会突然说出令人叫绝的精辟之言。
从1981年相爱到1988年结婚，我们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路。敏子太可怜，一旦失去了我，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们都清楚这一点，所以在开头几年不考虑结婚，只做情人。因为偶然的原因，我们的事被双方单位知道了，好在那时我已毕业并留在哲学所，仅受了批评，而她却付出了代价，毕业时分配工作甚不如意。由于前途的不确定，至少这是原因之一，她一度动摇，把我搁下半年之久，让我尝尽了恋爱中的酸甜苦辣，包括失恋的滋味。当我终于熬了过来时，她又一脸轻松地回到了我身边，然而是义无返顾地回来了。我说：“你是一个玩水的孩子，把我的生命之海搅得沸沸扬扬。”她说什么？她说这句话好，赶快记下来。毫无办法，她是一只小动物，她身上的一切，包括她的迷乱、荒唐、背叛，都是出于自然，所以我只好原谅她，在她最不驯顺时仍然欣赏她。
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向敏子隐瞒我与雨儿的恋情，事实上也瞒不住。每年探亲假，我去资源，或她来北京，敏感的她不会觉察不了我的情绪异常。那件她一直在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的反应是矛盾的。有时候，她表现得极其通情达理，甚至高尚，表示完全理解我，说我不应当压抑我的艺术家天性，而和她在一起就必然受压抑，劝我快些离婚。有时候，她又激烈地责备，愤怒地控诉，发誓就和我这么过下去了。我知道，这两者都是真实的，所谓理智和情感的冲突，而比这两者更真实的是她对我的依恋，她的痛苦和绝望，往往通过目光和眼泪表现了出来。然而，我们都明白，覆水难收，分离只是迟早的事。这是无情的一步，但我不能无情到把她扔在山沟里，只要她走不出资源，我就不离婚。她于1987年调到北京，安定下来后，我们办了协议离婚手续。那一天，她显得平静而自尊，她在分手时刻的表现赢得了我的永远的尊敬。
何尝想到，我和雨儿也未能走到底，最后也分手了。但是，我不想以成败论爱情。衡量一个爱情是否成功，长度不是惟一标准，更应该看它的质量，是否对双方的人生发生了长远的积极影响。我是我的生命财富的守财奴，任何一笔收入一旦记到我的帐本上，我就决不会把它划掉。我相信，事实也是如此，无论对我还是雨儿来说，我们的相爱都是人生中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雨儿曾问我：“我是通过你认识我自己的。你不也是吗？”我回答说：“是的，不但认识自己，而且提高自己。”我确实感到，我们能够互相激励，我们的关系是富于生产性的。刚开始恋爱时，她这样夸我：“你是很完善的，人格、智力、情感都高人一筹。”若干年后，她向人这样谈论我：“他外表随和，内心单纯、敏感、细腻，但柔而不弱，有内在的力度。”就算这些话是在被爱情蒙住眼睛的时候说出的，对于我这个一向不自信的人也是极大的鼓舞。对于我的写作，她总是怀着热烈的期待，于是催生了我的第一个多产时期。她喜欢芒克等人的诗，我不服气，也憋足劲儿写，竭力写得让她喜欢，结果也许仍不如芒克，却比我自己以前写的好许多，发生了一个飞跃。我于1991年出版的诗集《忧伤的情欲》，其中大部分诗就是那时候写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段爱情对我的人生的影响仅次于郭世英。我走进大学，一心想做学问，郭出现了，告诉我说：首先是生活，然后才是学问。我重返北京，觉得我的生活已经过去，剩下只有学问了，雨儿出现了，告诉我说：你的生活并未过去，其实刚刚开始。通过这场恋爱，我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并且比以往更坚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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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与尼采结伴 周国平
硕士生毕业后，我留在哲学研究所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当时的一位负责人很欣赏我，向所里要我，我被分配到了那个室。可是，我很快发现，那里的气氛是非常不适合于我的。在贾老师的帮助下，第二年我归口到了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顺着硕士生时期的惯性，我所做的主要学术工作仍是苏联哲学的介绍、翻译和马克思人性理论的研究。作为消遣，我读各种闲书，读到徐梵澄、楚图南在解放前翻译的几种尼采著作，顿感一见如故。那一年，所里有人筹备《外国美学》丛刊，向我约稿，我便决定写一篇谈尼采美学的文章。于是，我开始抱着词典读尼采的德文原著，一边翻译《悲剧的诞生》和《权力意志》中的若干段落。我译得慢极了，艰难极了，但别有一番趣味，觉得尼采薄薄几页东西比一大堆俄文书包含远为丰富的内容，像一个美丽的谜语，经过枯燥的劳动却探得了奇妙的谜底。我于1983年写出《从酒神精神到权力意志——尼采艺术哲学初探》一文，直到1986年4月才在《外国美学》第二辑上刊出，这是我从事尼采研究的开始。
尝到甜头后，我停不下来了，于1983年9月开始翻译《悲剧的诞生》全文。一发而不可收，接着又译别的著作，编成《尼采美学文选》，计二十八万字。开译时我并没有想到出版，只是因为喜欢，同时也可以练德语。译出后，恰逢甘阳创办人文学术文库，便收了进去，于1986年12月在三联出版。译过尼采之后，我再也不肯去译苏联哲学的书了，无法再忍受那样拙劣的文体和连篇的空话。同时，我也厌烦了在马克思主义人学问题上纠缠不休。我留所工作一年半后，所里讨论我们这批研究生的助理研究员转正问题，有人坚决反对给我转正，理由之一便是我在人性问题上的观点。此后不久，开展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把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学术问题与淫书淫画一锅煮，我被列入所内清理名单。我不是宁愿尝神设的禁果而不屑于闯人设的禁区吗？好吧，现在我在尼采这里已经品尝到了神设的禁果，回过头去看那些人设的禁区就更觉得滑稽了。事实上，一旦回到事物本身，意识形态的壁垒就不复存在了。八十年代初的人学论战无非是在争论思考人的根本问题的合法性，一派以马克思的名义宣布其不合法，另一派也以马克思的名义申辩其合法。可是，一个思想者岂不应该直接去思考本质问题，而无须理会任何名义之争？
1984年，全国开始正式招博士生，我在职做了汝信的学生，确定以尼采哲学为研究主题。事后听一位知情者说，汝信也正对尼采感兴趣并已开始进行研究，然而，为了不影响我的独立探索，便悄悄转移了研究方向。他自己从未对我提及此事，惟其如此，我心中就更加感动。常见的情形正相反，导师往往支使学生替自己做事，然后把成果占为己有。考上博士生时，我已经在酝酿写一本关于尼采的书，那是方鸣提议我写的。方鸣当时是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策划编一套丛书，想让我来打头炮。1985年的年初，我把自己关在那间充当宿舍的地下室里，用了两个月时间——日记记载：1月28日动笔，3月25日完成——写出了这本十八万字的小册子，题为《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
我和方鸣可谓一见如故。他比我小一轮，那时二十多岁，在出版社第一次遇见，我就从他眼中读出了百分之百的友情。我们都写诗，他写的散文诗有泰戈尔之风，可惜后来不写了。他来看我，发现我成年累月一个人住在地下室里，对我忍受孤独的能力感到震惊。我说，你没有看见我用拳头捶墙又哭又喊的样子呢。他对人感叹说：“周国平是最有人性的人，既文雅又疯狂，一点儿不像他的岁数。如果没有他，这个世界就会太没有人味了。”我有一篇文章题为《人性、爱情和天才》，他指着这个题目说：“这完全是周国平自己的问题啊！”他还说过一句“脏话”，成为朋友间流传的名言：“别人写东西像撒尿，周国平写东西像射精。”这些话表明他对我何等偏爱，而他正是怀着这样的偏爱催促我写尼采的。稿子出来后，他十分兴奋，但也担心我的观点一反习见，出版会遇到阻碍，便建议我请汝信写个序。我心想，汝信身居高职，又曾因文革后率先发表为人道主义正名的文章而遇到过麻烦，此事未免强人所难。但是，不管怎样，我终归要把稿子送给我的导师看一看，请他提意见。
汝信看得很认真，看完后把我叫去，对我说了一番话。我追记了大意，今天看仍觉得好，所以抄在这里：“哲学著作这样写是很好的，我很喜欢，一扫过去那种沉闷的写法，使人耳目一新。这本书出来，是会有很大影响的，会引起注意。不过，我还是觉得，不要讲得过分，有些地方要冲淡一下。尼采的某些观点，该批评的要批评。修改时不要搞得四平八稳，不要抹去你的锋芒。”他又说：“其实，对一个思想家，主要应当吸取他的精华，加以消化，而把糟粕排泄掉。问题就看你有没有坚强的胃。有坚强的胃怕什么毒素？没有坚强的胃，无论吃进什么，都不能消化，反正要得病，怪得了谁呢？”听了这些话，我就斗胆请他写序了，他欣然应允。
几天后，序写出来了，相当精彩，尤其是这句话：“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只有弱者才需要辩护，而尼采却决不是弱者。他所需要的不是辩护，而是理解。”可是，就在我拿到序的同一天，方鸣来找我，一进门就说：“你的尼采遭恶运了。”他告诉我，他们社总编辑对哲学编辑室主任薛德震说：“尼采不是法西斯思想家吗，为什么要写他？现在有一股翻案风。苏联没有给尼采翻案，我们翻了，苏联会怎么看？”老薛向方鸣发牢骚：“到今天居然还有人说这种话！”其后，总编辑责成社里一个资深编辑审稿并拿出意见。那位老先生写了审读意见，大意是说要帮助作者用马列主义认识尼采，这当然明确否决了书的出版。不过，他也写了一句勉励的话：“作者很有才情，如能得到健康发展，将是一位很有前途的作家。”方鸣气愤地说：“很有前途的作家？现在不是，还要等将来？”
方鸣当然不甘心，他积极活动，把汝信的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又先后跑了北京五家出版社，推荐我的书稿。答复是一致的：书不错，但不敢出。整整一年后，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邵敏来北京组稿，自告奋勇把稿子带回上海碰运气。奇迹发生了：半个月三审通过，五个月出版发行。在编辑过程中，邵敏不断向我诉苦，说他看了许多遍原稿和校样，每次仍兴奋得通宵失眠。我们原先就认识，通过这本书的出版成了朋友，后来我的《人与永恒》、《妞妞》都是交给他出版的。
1986年9月，我到上海参加书的发行活动。这是我独立写作的第一本书，写的又是我自己真正思考过的东西，因而可以算做我的处女作，心情自然是很激动的。对于出版社安排的签名售书、报告会之类，我不太起劲，知道那些不过是排场罢了。最喜欢做的事是站在柜台附近，没有人知道我是作者，偷偷观察读者的反应。有一个看上去挺傲气的戴眼镜大龄青年，营业员向他推荐这本书，他瞄了一眼封面，鄙夷地说：“中国人写的尼采有什么看头！”营业员说：“这本不一样。”他拿起来翻了一下，说：“这还差不多。”便付了钱。我一直在旁边装着翻别的书，终于松了一口气。当时最大愿望是变成一个隐身人，跟着每个买了我的书的读者回家，看他们阅读时脸上的表情。
虽然汝信曾预言这本书会有很大影响，但是，反响之热烈仍出乎我的意料。一年内畅销十万册，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来，其后成为不断重印的长销书。出版后若干年里，一再被列在最受大学生欢迎的书籍之榜首。香港1992年出版了一本书题为《八十年代：改变中国的33本书》，把它列为其中之一本。它为我赢得了许多艺术家朋友，崔健告诉我，好些搞摇滚的都喜欢这本书，王广义告诉我，这本书成了新潮画家的必读书，几乎人手一册。不少人用几乎相同的语言向我断言，说这本书启蒙了一代人。直到现在，我还经常会遇见四五十岁的人向我谈起当年这本书给他们带来的震撼。
当然，我自己明白，这本书充其量不过是一本比较有特色的介绍尼采思想的通俗小册子而已。之所以会有如此轰动效果，据我自己分析，原因有三。其一，在我国长期的宣传和教学中，尼采哲学一直遭到全盘否定，被简单地归结为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渊源和反动的唯心主义唯意志论。八十年代中期，虽然开始出现了正面评价和研究尼采的零星文章，但这本书毕竟是第一部旗帜鲜明的著作，把一个面目狰狞的政治狂人还原成了一个真诚思考人生问题的个性鲜明的哲学家，评价上的这种巨大逆转自然会给人以深刻印象。其二，这本书的文字风格不同于一般哲学书，流畅而富于激情，因而能给人以新鲜感，也容易被普通读者接受。事实上，当我写作时，我始终浸润在尼采本人文字风格的氛围之中，不由自主地受到了影响。其三，最主要的是，我在书中借尼采之口谈了我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思考。许多地方，简直分不清哪是尼采说的，哪是我说的。我一面阐发尼采哲学，一面我自己的生命体验也如同找到了突破口一样喷涌而出。当我对尼采发生巨大共鸣之时，实际上已把尼采在昨日欧洲思考的问题转换成了我自己的问题，而读者的巨大共鸣表明，它们也是今日中国许多人面临的问题，触及到了转型时期普遍存在的人生困惑和精神危机。所以，若要论这本书的地位，肯定不是在学术史上，而是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上。对于我自己来说，这本书的意义主要在于使我明确了我的哲学研究方向应是我一向关注的人生课题，因而可以看做我的哲学之路的真正开端。
在出书同时，我还在北京和外地一些大学做讲座。最难忘的是平生第一次讲座，书尚未出版，在北大办公楼礼堂，近千个座位坐得满满的。我刚开口，突然停电了，讲台上点燃一支蜡烛，底下一片漆黑，我感到自己像在布道，讲的却是宣告上帝死了的尼采。刚讲完，又突然灯火通明，全场欢呼。除大学外，我还应邀在一些高层干部学习班上讲尼采，主办者包括团中央和省委宣传部，这很能反映那个年代气氛的活跃。在团中央的班上，听众是全国大学团委书记二百多人，我讲完后，一个当年著名的德育专家要求也安排他做讲座，名曰消毒，被主办者婉言拒绝。
如果说《转折点》是我在两个月内一气呵成的即兴之作，那么，我的博士论文《尼采与形而上学》的分娩过程就格外艰难了，从动笔到完稿拖了一年多，直到1988年中才完成，致使答辩和毕业也相应延期。在这部也是十八万字的著作中，我自信我的学术能力经受住了考验，对尼采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思想和建树给出了一个相当清晰的分析，证明了他不只是一位关心人生问题的诗性哲人，更是一位对传统形而上学问题有着透彻思考并且开辟了新思路的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汝信为我组织了一个堪称最高规格的答辩委员会，聘请了学界耆宿贺麟、冯至、杨一之、熊伟诸位先生，他们不久后均相继去世了。此外还有中年俊秀叶秀山、王树人先生。贺麟先生担任主席，他当时真正已经老态龙钟了，走路和说话都很艰难，需人搀扶和传达。冯至先生不愧是德国文化领域的大学者，十分熟悉尼采著作，指出了两处事实性错误，我查书后均得到确证。我与汝信的师生之谊可谓淡如水，非十分必要我是不去打扰他的，但我始终感谢他在指导我时所表现的开明作风和默默提携的善意。我的博士论文于1990年9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在叶秀山和我主编的“博士论丛”丛书中，仅印了二千册，出版后无声无息，与《转折点》适成鲜明对照。不过，亏得有了这本书，哲学界的朋友再不敢说我只能写通俗小册子了，一些海外学者对此书也十分推崇，台湾一所大学哲学系还把它列为研究生的必读书。总的来说，这本书的价值尚未得到应有的认识。我读到两本论尼采在中国的专著，一本是国内的，一本是在德国出版的博士论文，都辟专章谈我的尼采研究，但主要都是谈《转折点》，对此书则一笔带过。我自己认为，就学术水准和思想深度而言，《转折点》完全不能与此书相比，写《转折点》时我不过是尼采作品的一个爱好者，而在这本书中，我真正进到了尼采的问题思路之中，其深入的程度还很少有人达到过呢。
在终于卸下博士论文的重负之后，我便宣布与尼采告别了。常有学界的朋友表示惋惜，他们认为尼采如此重要，我又做得不错，太应该做下去了。我自己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虽然做尼采翻译和研究也使我感到极大的愉快，但我不甘心把全部精力耗尽在某一个思想家身上，哪怕他是尼采。尽管如此，我仍一直在做一点翻译的事，累积起来已有百万字，准备在校订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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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越胜和他的沙龙 周国平
八十年代后期，北京青年知识界有一个别具一格的小型沙龙，沙龙主人名赵越胜。
初识越胜，是在1982年9月，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在庐山开会。上山前，几个年轻人到九江烟水亭游玩，窗前是滔滔长江，有人提议买酒喝，他立即赞成，说：“我不会喝酒，可是我喜欢看你们喝，你们醉了，我也轻飘飘了。”这句话使我一下子喜欢上了他。那时他好像在戒酒，真的滴酒不沾。此后不久，我调到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和他成了同事。我们来往密切是在一年后，我失恋了，十分孤单，常去他家，他也常陪我下酒馆。记得那年除夕，他看我失魂落魄的样子，便陪着我到处找仍然营业的小饭店，好容易找到一家，两人在冷清的店里吃了一顿年夜饭。他开了戒，其实酒量惊人。有一回，我在龙潭湖公园里看书，忽然听见有人大声说：“我看这个人像周国平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原来是郭建英，越胜带他去我的宿舍，又按照室友的提示找到龙潭湖来了。在我的地下室里，我们喝啤酒，越胜一人喝了近十瓶，嫌不够，又去打了两暖壶生啤，结果醉了，但也就吐了几口而已。
我们经常一起逛书店，或者在他家听音乐，聊书，也聊我刚写的诗。他常说：“书，音乐，酒，朋友，最后才是女人。”我以为他是开导我，其实不尽然。看到雨儿回到我身边，他由衷地替我高兴，也非常欣赏雨儿，但仍劝我：“和雨儿浪漫一阵，以后回到古希腊。在古希腊，女人没有什么地位，男人的天下，你看多宁静。”在一次朋友聚会时，他说自己：“我不能再爱，再爱，就从希腊人变成罗马人了。”可是，说了这句话没几分钟，他突然激动地喊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燕走了二十多天了，没有给我一个字！”燕是他的妻子，去法国了，他们后来也分了手。按照他的分析，我这个人易感，包括对女人，是优点也是弱点。一次在镇江开会，某校一个女研究生喜欢我，与我比较亲近，被同来的系领导提前遣回学校了。我很难过，会餐时醉了，一遍遍哭喊：“我讨厌你们，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一个弱女子！”越胜跑来劝我：“人家小年轻抽抽风还可说，你抽什么风？”我破口大骂：“你不是人，你是一团概念！”后来他向建英转述，建英大表赞同，气愤地说：“我们俩一路走，这么多漂亮姑娘，他竟什么也没有看见！”
越胜称得上空灵。诗的国度，水天一色，如果说我在水下，他便是在天上。他在趣味上是天生的精神贵族，生活在莫扎特和歌德的世界中。有一次，我们聊起贵族主义对于文化的必要，甘阳举出希特勒的例子，他当即驳斥：“希特勒是什么贵族？一个奥地利下士！他怎么会保存高级文化？国家社会主义是搞平均主义，拥护纳粹的都是工人！”他又是一个极爱朋友的人，一说起朋友来便眉飞色舞，没有了分寸，仿佛个个是天才和完人。因此，八十年代中期，在得到了一套新两居之后，他便经常在家里招待朋友，把他的家变成了沙龙。每次举办帕提，他对来宾的选择十分严格，决不许一个俗人混入。他的标准是有没有文化，倘若他说某人“没文化”，那人便从此不在他的视野里了。他说的文化与学历无关，不外是性情趣味之类，凭直觉就能感应到的。某君自命江南第一才子，但在他眼里是一没文化之辈，始终被拒之门外。这成了此君的一个心病，一次酒醉时号啕大哭，倾诉委屈，而他毫不为所动。
他实在是一块做沙龙主人的好料，豪爽而又细心，对每一个客人都照顾周到，但丝毫不露痕迹。一进他的家门，客厅里有一流的音乐，餐厅里有充足的酒和食品，你立刻会感到轻松踏实。倘若是学界朋友为主，我们也不怎么谈学问，多为闲聊，聊往事，聊见闻，聊书，聊到兴会处，一个个神采飞扬，妙语连珠。我应该算最口讷的一个，但我喜欢做听众，觉得是一种享受。他们全是言谈高手，越胜的激情慷慨，正琳的雄辩犀利，友渔的理性机智，嘉映的潇洒含蓄，各具特色，无不可观。有时候唇枪舌剑，斗智玩儿，惹到我头上，我也会反击一两句，往往还招来一阵喝彩。若干智力相当的人在一起，彼此能互相欣赏，那种氛围着实令人愉快。夜深之时，通常该讲黄段子了，越胜的话题却不可避免地回到古希腊，直抵高雅的顶峰。有时候，我睡着了，朦胧中还听见他在谈论着荷马和海伦。
我们也经常结群去北京郊外游玩，人数较多，一召集二十来人，那就不是身为穷书生的越胜所能负担的了。这时候，自有大款出车出资。我说的大款主要是于洋和北陵，其实当时他们都处在创业阶段，还算不上大款，不幸的是两人各有弱点，便被乘虚而入。于洋外形粗犷，却有内秀，青春期热爱过文化，曾经也是读托尔斯泰读得入迷的人，留下了后遗症。北陵看似斯文，其实很野，凡出格的事一律兴致勃勃，加上典型的喜聚不喜散的脾气，只要和朋友在一起，就怎么都好。这样两个人，该着这些穷书生赖上了他们，花掉不少冤枉钱。凡属大型活动，实际组织和操持的人一般是阿坚。阿坚是新时期文化盲流的当之无愧的先驱，大学刚毕业，在八十年代初就辞掉了工作，为了灵魂自由而坚持无业，为了肉体自由而坚持独身。他写诗，产量极丰，差不多每个月都会把一册打印稿分送到朋友们手上。但是，诗卖不了钱，日子不免潦倒，只好到处蹭吃蹭喝，遇见姑娘还蹭睡。他的诗写得极自由，越来越口语化，真正是流出来的，有的极精彩，有的很一般。因为天性好色，写着写着就忍不住调起情来，以至于一个受过他的委屈的姑娘评论道：“这哪是诗？完全是罪犯的自供状！”结识越胜后，他自称走狗，担起了跑腿的责任，常去越胜家领旨，顺便扫荡那里的酒柜。
越胜的沙龙里不乏可爱的女人。嘉映带来了于奇，说是从路上捡的，她总是不声不响地坐在角落里。后来我发现，她也总是不声不响地帮助朋友，内心独立但又善良，有主见但又善解人意。我带来了又傻又聪明的雨儿。独来独往的孟湄用她的智慧和风情征服或者吓退男人。温厚的丽达用琴声和歌声为大家助兴。有一年夏天，一大群朋友在黄松峪露营，水库那边突然响起男高音，是意大利语的《我的太阳》，霎时间众声俱寂，唯有这美得令人惊呆的歌声在夜空下自由伸展。此后，沙龙里又增加了一对常客，便是歌唱家竞马和他的漂亮女友曾琼。小曾那时候真是清纯，越胜说她是幽谷百合。
和我不同的是，越胜虽爱文化，自己却几乎不写东西，满足于当一个鉴赏家。他叹道：“有了歌德，有了波德莱尔，我们还写什么诗!”我常常与他争论，我说：尽管有歌德和波德莱尔，却只有一个我，这个我是歌德和波德莱尔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我还是要写。只有一次例外，他克制不住地写了一篇文章。有个当时被媒体称作“中国学术界奇人”的人，撰文批判所谓现代主义思潮，并且仗着某个大人物支持迫使《读书》发表了。可笑的是，他对所批判的对象极其无知，文中充满常识性错误，诸如“胡克的现象学”、“多余人又译局外人”之类。越胜读后满腔怒火，但不便在内容上论争，就写了一篇专门揭露其硬伤的文章，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了。不久后，他收到“奇人”一封信，说自己是业余拳击协会会员，什么时候练上一百回合。我觉得越胜不写作实在可惜，他谈书极精彩，我就一再鼓动他写读书随笔。他终于动笔了，越写越好，可惜只写了三篇，他就去法国了。多年后，海外一家出版社让我编一本中国当代学者随笔，我只选了十人作品，就有他的这三篇。我决不是徇私，而是实在觉得好。
我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对于我来说，越胜的沙龙是一桌现成宴席，我觉得味道不错，就在桌旁坐下了。另一方面呢，我交友又比较随和，本质上不属于任何一个圈子。我的一些朋友，他们之间也许互相看不惯，不来往，我觉得这和我没有关系，我也不受此影响。友谊是每个人的私事，正是在交朋友这件事上，朋友之间更不必求同。在越胜的圈子之外，我也有一些相知很深的朋友，比如润生、怀宏。我和怀宏结识很早，那时他刚转业，报考人大的研究生。在部队那种环境里，他居然读了萨特，还写诗，写得很好，聂鲁达的风格，仅此一点就不同寻常了。
八十年代后期是一段令人怀念的光阴。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年轻，我周围的朋友们也都很年轻，我们身体里藏着无穷的力量。我最引以为荣的是这些朋友，在我眼里，他们个个才气横溢，性情超俗。我相信，我们在一起既能享受最纯真的友谊，又能干出最漂亮的事业。当时我的感觉是，美好时光刚刚开始，仿佛可以没完没了地这样过下去，何尝料到不久后就戛然中止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时光已经多么遥远。在那以后，发生了太多的事，昔日的沙龙早已不复存在，朋友们各奔前程，许多人的生活场景有了巨大改变。不过，变中也有不变。譬如越胜，他虽已定居巴黎，靠经商维持着生计，但仍一如既往地爱朋友，他的家成了去巴黎的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的免费旅馆。九十年代我两次住他家，发现他过着极其平静的日子，平静得像一个农夫，除工作外，只与书、音乐、家人为伴。朋友们觉得他寂寞，劝他回国，他毫不为所动。于是我想，世上的贵族岂不原本就是农夫，也许这正是最适合他本性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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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启蒙或躁动 周国平
八十年代后半期，国内思想界呈现空前活跃的局面。在反思这个时期时，人们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一些人誉之为新启蒙，另一些人斥之为躁动，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改革开放不仅是体制的转型，而且涉及观念的深刻变化，这后一方面在这个时期凸现出来了。事实上，随着时代场景的突变，人们业已感到，在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原有的理论资源已经不够用，因而对新思想、新理论、新观念怀着一种普遍的饥渴。与此同时，文革后复学的中青年学人经过几年学习和研究，也有了初步的积累。于是，彼呼此应，风云际会，出现了国外思潮涌入的热烈场面。当然，正因为一方饥不择食，另一方功底尚浅，就免不了显得浮躁。在当时引进国外思想的热潮中，北京学界有一支相当活跃的力量，便是甘阳领导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甘阳是北大的研究生，1985年毕业后分配到社科院，与我、越胜、友渔在同一研究室。他乍来就和我们商量，要办人文丛书。我和越胜原是散淡之人，友渔虽有抱负但好像缺少实际操作能力，经他一鼓动，也都欣然赞同。他真是雄心勃勃，一副在学界打天下坐江山的架势。记得筹备期间，有一天在友渔家里开会，甘阳策划要把天下豪杰一网打尽，正琳闻言拍案而起，厉声责问：“你究竟想干什么？想当学霸吗？对不起，我不奉陪！”言毕拂袖而去，后来真的没有参加编委会。在我这个闲人眼里，甘阳的霸气，正琳的正气，都是风景。有志者事竟成，甘阳在不长时间内果然拉起了一支阵势不凡的队伍，囊括了北京人文学界大部分有点名气和实力的中青年学者。
编委会成立后，开始在三联出版大型丛书，以翻译为主，干得颇有效率，两三年里出了几十种书，一时声震海内。那个年头的气氛实在非同寻常，一年之内，我译的《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印了十五万册，陈宣良译的萨特《存在与虚无》印了十万册，陈嘉映、王庆节译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印了五万册。尼采还好说，后两种书那么难懂，几个人买了真读啊，不过是赶时髦罢了。当然，赶时髦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么大面积地撒下种子，没准有几颗会发芽。当时出版的译著，有一些是译者已经开译或完成的，也有一些是编委会策划的。无论如何，甘阳率先组织大规模出版国外现当代哲学人文科学名著，显示了他的眼光和魄力，其功不可没。编委会的这一批家伙个个自命不凡，没有甘阳照样放光，但能聚到一起做事，首功也当推甘阳。
编委会有一个无形的核心组，我们室的四个人都在内，因而也包括我。其实我做的事很少，仅审校过两部译稿。我只是觉得这伙人可爱，在一起做事也做得很有生气，因而乐于参与。在我眼中，甘阳也是一个顶可爱的人，虽一身霸气，但又充满孩子气。我曾对他说：“你身上有顽童的一面，又有暴君的一面，因为前一面，我们原谅了你的后一面。”他嗜酒，一喝醉就骂人。越胜嘲笑说：“甘阳喝醉了酒，语言就贫乏到了只剩下一个字——操！”邝杨告诉我，有一回，他们一起在公共汽车站候车，甘阳已醉，大声喊：“在这里等车的人统统该杀！”吓得众人后退，继而发现是醉汉，又好奇地围观。这时他悄悄问邝杨：“有没有警察？”邝说没有，他接着喊：“警察也该杀！”这个例子可真传神，很能表明他的性格。
没有料到的是，在编委会成立三年后，裂痕产生了，起因也是甘阳醉酒。有一天，他酒后大骂：“还不是老子养活了你们，不想干，都给我滚！”在场的是他任命的两位副主编，其中一位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就到处发牢骚。嘉映闻讯，议论了一番，话传到甘阳耳中，他暴跳如雷，写了一纸公开信，说有克格勃算计他。在此之后，嘉映开始筹划拉出来自己干，也动员到了我头上。对于甘阳的意见集中在一点上，就是独断专行，并且搞夫妻店。酷爱英国式民主的友渔在这种问题上的立场不可能含糊，必捍卫他的原则。他还告诉我一个发现：北京学界三大势力都是夫妻店。我和越胜想避免分裂，于是由我出面，希望甘阳接受民主制。我特别傻，自作聪明地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因为甘阳打算办人文学院，我便建议人文学院院长通过选举产生，再由院长任命编委会主编。我心想，甘阳众望所归，必当选无疑，一定愿意接受这个方案。那天在研究室里，我们四人都在场，听完我的话，甘阳脸色大变，沉吟半晌，说：“你们让我光荣退休好不好，何必用这种方式把我罢免？”
几天后，在越胜家举行核心会议，甘阳发表了一通很有气势的讲话：“我历来讨厌民主制，无意把本编委会当作民主制的试验田。在我看来，那些民主战士与极左派是一路货。我欣赏胡平，仅仅是因为他的幽默、机智和绅士风度，而不是因为他的民主事业。”我听了暗自赞赏他的自信和坦率。相反，那个副主编曾经到处发牢骚，抱怨甘阳独断专行，惹起了这个事端，却在会上发言说，现在主要矛盾是有的人做事，有的人玩票。他的这种不光明表现令我十分反感，从此和他疏远了。甘阳当真为此事痛苦，有一个细节为证。他从越胜那里借了一本《东方纪事》，上面有戴晴的文章《储安平》，还到越胜手上，越胜一看乐了。那篇文章里有“强调集体领导实际上是抹掉主编的主体地位的一种堂皇托词”一类话，甘阳在这些话下面都划了道道，我能想象他这么做时一定充满悲剧感。
在那以后，我不想再过问这件事了。我本来就把编委会看作甘阳个人的事，并非认真要搞什么民主制，他不接受也就算了，反正我仍然过我的逍遥日子。我对自己说：我爱甘阳，我更爱民主；但是，我爱民主，我更爱自由。越胜当然也超脱，他对我说：“我们不是办事的人，就喝喝酒，聊聊天，听听音乐，写写文章，当竹林七贤。第一流的人就这样，编书之类让二三流的人去干。”然而，甘阳不肯罢休了，派两个副主编带着他的一封信分头找嘉映、友渔、越胜和我谈话，劝我们自动退出编委会。他们三人都同意了，惟独我拒绝，说：“让甘阳开除我吧。”当时八九风潮已起，不久后甘阳到了国外，还没有来得及开除我，编委会实际上不复存在了。不过，我倒宁肯自己被开除，而编委会继续存在，心里真为这支力量散伙感到可惜。
在八十年代后期，除学界外，艺术界也十分活跃。出版《转折点》后，我认识了一拨号称北方群体的新潮画家，他们常来看我，带来美术界萌动的信息。其高潮是1989年2月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那天我去了，美术馆一至三楼展厅熙熙攘攘，盛况空前。一楼是行为艺术，各种异想天开的玩意儿居然进了国家艺术殿堂。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洗脚的男人，他穿红衣戴红帽坐在红布帘后面，赤脚伸在红盆里。二楼是油画，我认识或不认识的画家拉我在他们的作品前合影。我还没有来得及上三楼，突然封馆了。我问服务员：“美术馆中午不是从来不闭馆吗？”她生气地回答：“美术馆也从来没有开过这种展览！”原来，刚才在一楼展厅，一个女子——据说是作者本人——用气枪射击作为展品的模拟电话亭。她被抓走了。出动了数辆警车和一些警察。人们聚集在门厅里和门外广场上，议论着，不肯散去，似乎在等待某个重大事件发生。其实事件已经发生，封馆成了整个展览的高潮。人人兴高采烈，那天是农历除夕，可真有点儿节日气氛。巨大的黑布铺在广场上，上面缀着本次展览的图徽——不准调头的交通标记，人们纷纷以之为背景留影，然后作为事件的见证人心满意足地离去。
我自己一直不喜欢行为艺术，觉得其中多半不是艺术，只是在制造新闻，怎么出格、离奇、反叛、轰动就怎么干。我相信画布是永恒的，画家的天职就是画画，最后还是得凭绘画作品分高低。在那个刚刚开放的年代，面对突然出现的机会，画家们都很兴奋，怀着希冀中彩的心理标新立异。由于现代艺术的裁判和市场都在国外，因此，机敏的画家一开始就瞄准老外，根据可能引起注意的程度确定自己的题材和画风，其中一些人确实获得了成功。我更喜欢那些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追求的艺术家，虽然他们在名利方面未必成功，比如刘彦。当时和我交往最密切的画家是刘彦和广义，他俩是好朋友，有一阵几乎形影不离。这两个人都聪明可爱，但走了不同的道路。我认识刘彦很早，1986年8月在安徽歙县讲尼采，课后他飘然而至，年轻单纯得像一个安琪儿。他告诉我，他是自费来听这个班的，发现台上讲课的都是知识大众，正感到失望，幸亏有我，才没有白来。他还跟我讲了专程到北京复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经历。其后不久，他到北京定居，还把广义介绍给了我，我们都有一见如故之感。广义说：“来见你，有一种拜见名人的感觉。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真好！”刘彦说：“我向人谈国平，不说他的书，只说他的眼睛——国平是个孩子。”广义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成功。他说：“如今不是梵高的时代了，生前出不了名的，死后也出不了名，世人早已把你忘记。”他搞政治波普，用绘画进行文化批判，一度名声大噪，是新潮画家中最早出名和富起来的人之一。他赞赏刘彦，说刘彦很本质，而他自己要成名，然后再回到本质。我感到自己和刘彦非常相通，他和我一样远离时代，追求本真的东西。他这样评论尼采：“古希腊是单纯的，尼采想把基督教的复杂整掉，回到古希腊的单纯。”一句话就把尼采说清楚了。不过，他的路相当艰难。他像梵高一样与朴素的事物有着血肉的联系，迷恋于画简单的风景和静物，但卖不出去，生活得穷困潦倒。这使他感到困惑，有一次对我说：“过去我独自在树林里坐着，感到非常宁静。现在感觉不对了，朋友们都在挣钱，从他们那里回来，独自一人，有一种凄凉的感觉。好像一个从小离家的孩子，长大后回到家，总觉得不是想象中的家了，怎么那样老旧。”他曾经试图顺应时代，一度改做装置，终因不合性情而放弃了。现在，他在北京郊区一个村子里过着最简朴的日子，像中世纪的农民一样与世隔绝，安心画他的风景画和静物画，完全不关心这些画能不能卖出去。我知道，他已经回到他自己的家里。
如果要论那个年代在青年中影响最大的人物，无疑是崔健。我是1988年初在梁和平家与他第一次见面的，第一眼的印象是朴实，有些腼腆，和我一样不健谈。那天有一个摄影家在座，表示要给他照相，做某刊物的封面，他谢绝了，说出名使他感到很疲劳。摄影家强调，他应该意识到他不只是自己，而是一代人的代言人，代表着时代精神，他回答：“我不想那些，宁可轻松些，按自己的心愿唱。”寥寥几句，使我感到他是一个真实的人。那天夜晚，他抱着吉他即兴弹唱了几支歌，脸上是迷醉的表情，像孩子那样快乐，像农夫那样淳朴。我不止一次发现，好的男子汉本质上都是农夫，朴实，安静，沉湎于自己的园地，不管那是音乐、绘画还是书籍。后来我听过他的演唱会，也在私人场合见过几次面，印象一直非常好。我在崔健身上从未发现过浮躁和媚俗，上天挑选这样一个人来做中国摇滚的创始人，幸运地提高了八十年代流行音乐的质量，但也注定了他在辉煌之后的寂寞。
十几年后，我们合作出版了《自由风格》一书。经常有人问我，我是怎么想到要和崔健做这个对话的。这当然有我一贯对崔健的欣赏为基础，不过，写书的想法则产生于一次餐桌闲聊。1999年一个早春的晚上，我和梁和平、刘雨田去崔健家，崔健请我们在附近一家餐馆吃饭。当时，刘雨田正在筹备横穿克拉玛什干沙漠之行，餐桌上的谈话就很自然地围绕着他的这次探险旅行。他喝多了一点，反复说，在告别生命之前能够与崔健和我在一起，够了。他说，崔健给他生命的冲动，我给他放心和祥和。我觉得他的醉言很可爱，但不赞成他一心去送死的念头，责问他：“为了什么呢？因为有许多眼睛盯着你，媒体盯着你？你是为了他们去探险的吗？”崔健也不断地劝慰他，说：“没有一个厌世的的人会去探险。”针对另一件事，崔还说：“我发现最毁人的是媒体。”刘谈到为民族争光，我又表示异议，说：“这与民族有什么关系？这是你自己生命的需要，是个人面对上帝的事情。”这个话题也引出了崔健的一段感想，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起来：“从下面往上看，我们觉得民族很重要，可是跳出来，从上面往下看，民族真是不重要。我觉得，谁真正理解我，谁就是和我有血缘关系，管他是什么民族的。”餐桌上的谈话是断断续续的，但这些片言只语使我感到了一种很深的默契。我的直觉告诉我，他的头脑里有思想的宝藏，便建议他写东西，我乐意做一回他的秘书，于是有了我们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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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第二次婚变 周国平
和敏子离婚后，第二年，我住到了雨儿家里。她的父母迁新居，房子大，雨儿随他们住，我也一同住了进去。一开始觉得结不结婚无所谓，她母亲表示关切，我们就办了手续。恋爱八年，够漫长曲折的，现在总算安定下来了。何尝想到，等着我们的是一连串灾难和变故。
结婚一年后，雨儿怀孕，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却患有先天的绝症。这一段经历，我已写在《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中。妞妞走后，我们都陷在丧女的悲痛中，家里的空气异常沉郁。我还可以通过写作来分离自我，转移痛苦，雨儿完全没有宣泄的途径。她原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人，我怕她闷坏了，便劝她出去找朋友玩，也不妨找异性朋友玩，只要玩得愉快，能帮助她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就行。在我的心中，占据第一位的考虑是救她，不让她被这个可怕的灾难毁掉。我不是没有想到，她生性无拘无束，又招人喜欢，一旦出去撒欢，就有越轨的可能。但是，我对我们之间的爱情有充分的信心，相信决不会翻车。至于偶尔越轨一下，我是能够接受的。我自己一直提倡宽松的婚姻，现在正是检验我的诚意的时候，如果松动一下有利于恢复她的生机，我凭什么不许？
雨儿本来就不是一个自溺于痛苦的人，在我的鼓励下也就频频外出了。我有点落寞，但不怪她，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正在写妞妞，想起雨儿在那些日子里受了这么大的悲苦，现在她能玩得高兴，我反倒感到了一种安慰。人生实在太可悲，太痛苦，能乐且乐，怎么乐都不过分，都不够分。后来，我发现她真有了出格的迹象，尽管在理论上早已想通，一旦面对事实，我还是十分难受。可是，我仍然劝说自己宽容大度，向自己列举了一系列有力的理由。第一，我懂得人生总体上的悲剧性，每个人短促一生中的快乐是非常有限的，任何一种快乐只要不伤害他人都不该受谴责。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既然她仍然爱我，她从别的男人那里得到一点儿欣赏和快乐，对我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了呢？第二，我了解人性的真实，每个有生命活力的人对于异性世界的需要必是多方面的，只可疏导，不可禁绝。第三，我具备起码的民主精神，一个自己要求享受适当自由的人是无权限制对方享受同样的自由的。男人往往自私，自己纵欲却苛求妻子贞洁，我不应该这样。让我换一种自私吧，自己自由也给她自由。第四，最主要的当然是，我对于我们的感情有一种基本的信心，相信它能够经受适度自由的考验。在想明白了以后，我决定不但不干预她，而且不盘问她，因为既然允许她风流，她和谁风流就只是枝节了，盘问还可能逼迫她撒谎。
不幸的是，我还是知道了那个人是谁。我不能在这里叙述事件的详情，总之其性质已使我不能承受，而且我发现，无论我多么痛苦，事情仍在悄悄进展。雨儿对我的作品包括她以前喜欢的也渐渐看不上眼了，而只要是那个人写的东西，她一概叫好。这确凿无疑地告诉我，她的感情也正在发生变化。我的心情异常郁闷，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中，命运之神把红送到了我面前。一个柔柔亮亮的声音在电话里说，受某报的委托，想对我做一个采访。我答应了，因为她是我们所的研究生，算得上是我的师妹，何况她的声音真好听。见到她，我吃了一惊，一个女博士生，竟这么年轻，像个还在读本科的漂亮女生。她开始采访，我认真不起来，同她开着玩笑，使得她常常忘记要采访的问题，一再去看准备好的小纸条，却总是看不明白，不停地笑，笑得真可爱。她的采访是无可挽救地失败了，取而代之的是约会，然后是恋爱。她是那种又灵又乖的女孩，天性聪颖活泼，同时又娴静文雅，温存善良。月夜，她搀着我，边走边唱流行歌曲：“天上有明月如勾。”接着自编下一句：“地上有小妾如鼠。”真是调皮，也真是谦卑。她真的谦卑，别人多看她几眼，她会想一定是自己身上有什么毛病。她告诉我，她是一个在农村长大的苦孩子，先天营养不良，生下来只有三斤。小时候爱爬树，几乎生活在树上，长大了才省悟，原因是那时候饿，而树上有果子。在我心情最低落的日子里，一个顶乖顶柔的女孩，一个与世无争的谦卑的女孩，就这样悄悄走进了我的生活。
雨儿知道了我的恋情，感到意外，随即表示理解。我心中原是十分矛盾的，虽然陷入了新的恋爱，但仍觉得与雨儿分开是不可想象的。她比我明确，也比我果断，推动着我朝前走。在一段时间里，我们俩各有自己的情人，同时十分友好地相处。由于形势明朗了，我们都显得轻松愉快。一个远方的朋友来访，看见我们之间的气氛如此坦率融洽，诧异我们为何还要离婚，说这简直是一种奢侈。然而，仅仅是表面上如此，事实上，越是接近分离的时刻，昔日爱情的分量就越是显现了出来。这爱情虽已受伤，但并未死去，它的强烈的生存本能仍在向我们发出呼唤。真要分手了，雨儿踌躇了，懊悔了，念起了我全部的好，割舍不下。看她这样，我心里非常难受，对她的怨恨全部消散了。我忽然明白，她其实也是被事情推着走，只是由于她的既好强又随遇而安的天性，才使得她的被迫接受显得像是主动选择。可是，这次轮到我狠心了，我和红已经走了这么远，我不能也不愿把她撇下，自己退回到起点。雨儿是一个痛快的人，在明白事情确已不能挽回之后，便不再迟疑，迅速办理了一切该办的事。我鲜明地意识到，我们的生活轨道从此将越离越远，内心为此感到悲哀。曾经生死与共的人竟然会变成大千世界中不再相干的陌路人，另一个人的死亡将只是世上无数新闻中的一个新闻罢了，这样的事情虽然不断在发生，却使我震惊于生活的无情。
时隔九年，现在来回顾，我想说，对于一个既懂得世事无常又珍惜生命经历的人来说，任何美好的事物只要存在过，便永远存在了。我还想说，后来的情形表明，对于我和雨儿来说，婚姻的变化也许又是好事。心平气和地分析，雨儿和她现在的丈夫在性格上是更一致的，都喜欢结交和活动，比我活得潇洒。和我在一起，雨儿不免寂寞。我和雨儿的性格反差虽然曾是朋友们欣赏的一道风景，但是，真正一起过日子大约还是以性格吻合为好。
同样，我和红在性格上也更加一致，我们都喜欢安静。开始时，听我说到雨儿的生动，她担心我长期和她在一起会感到乏味。可是，我知道不会，因为她也有极好的感受性和悟性，聪慧而灵动。这是我在女人身上最看重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决不会弄错。事实上她很能理解我，曾作如此评论：“优秀的男人都有女性气，同时又是真正的男子汉，你就这样。”一次从史铁生家出来，她说：“你们都活得这么单纯，你也许更难，因为你健康，有许多欲望，要抵御那么多的诱惑。”对于这类挠到痒处的赞美，我听了颇觉受用。她毕竟比我小二十二岁，和我这样一个有漫长感情历史的人结婚，曾有委屈之感，为不能得到我的全部而遗憾。但她总能反省自己，对我说：“如果一个作家有这样丰富的经历，我会为他的富有而庆幸。现在假如我恨你的这些经历，就一定是我出了问题。”我也大言不惭地宣布：“我的历史表明了我的素质，这素质没丢，现在我是带着这素质爱你的，我的历史以这种方式也属于你了。”我相信，时间已经证明，我的大言不惭不是诳语。有时我自己也感到奇怪，仿佛我从来不曾有过别的经历，从天荒地老开始就只爱着一个人。两个人在一起只要真正好，就真会觉得好像一辈子都是在一起似的了。
雨儿和红都对我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三个女人都用一生中最好的时间陪伴你，你是够幸运的。”的确如此，为此我永远感谢她们。我也感谢命运终于把最适合于我的女人带给了我，陪伴我过着今生今世最适合于我的生活，一种平静而又充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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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性爱反思 周国平
有一回，有人问我：“哪一本书对你影响最大？”我脱口答道：“女人。”这当然是开玩笑，但玩笑中有真实。我坦然承认，我是喜欢女人的。男人喜欢女人，这实在是天地间最正常的一件事，没有什么可羞惭的。我和某些男人的区别也许在于，我喜欢得比较认真，因而我和女人的关系对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影响。如果一个男人不动情地玩女人，同时保住一个稳定的家庭，人们不会说他什么。可是，倘若你认真地爱了起来，导致婚姻破裂，舆论就会大哗。因为我的两次婚变，我的人品的确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对于这种浅薄的舆论，我当然无须理会。然而，我自己不能不反省一下，为何一个高质量的婚姻终于也解体了，怎样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婚姻必须是高质量的，真正以爱情为基础，这是我的绝对要求，我决不能忍受两人不爱而仍在一起生活。两个人只有爱到了想永不分离的地步，才应该结婚。但是，事实证明，即使怀着这样的心情结了婚，仍不能保证白头偕老。爱情有太多的变数，不完全是人力所能控制，可是，因相爱而结婚的人至少应争取把变数减到最小量。
在两性交往方面，我不是一个特别放得开的人，但是，我能正视自己的欲望和感觉，在理论上对此早已持十分开明的看法。我知道，除了热恋阶段外，一个人完全可能对别的异性产生性吸引意义上的好感。我相信，性本身是一种健康的东西，其惟一的原则是快乐，与道德无关。美国舞蹈家邓肯说过一句最通情达理的话：“如果你有一个身体，它天生要遭受许多痛苦，包括疾病等等，既然如此，只要有机会，为什么就不可以从你这个身体上汲取最大的快乐呢？”单就性本身而言，婚姻肯定不是一个合理的制度，因为性快乐不是纯粹的生理过程，同时也是心理过程，需要新鲜感的刺激，而单一不变的性伴侣关系则可能麻痹性兴趣，减弱当事人享受和提供性快乐的能力。其实，这些道理对于有诚实感官的艺术家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我曾与两位画家讨论这个话题，其中奉行独身的一位说：“我太知道性爱的本质，不可能长久。所以，我不愿意对女孩说爱什么的，即使我很喜欢她。说了以后还要修改，工作量太大。我希望每一次都是新的创造。可是，她的期望落空，心中不快，又使这新的创造不能实现。这是我最大的苦恼。”业已结婚的另一位说：“我的苦恼是必须躲躲闪闪。我看见好的女孩，一个嘴角，一只手，就是激动。恋爱一场又一场，我就是高兴，像过节一样。可是，我必须背着妻子，因为我爱她，不愿让她痛苦。”前一位完全不相信性爱有持久的可能，所以选择不结婚，甚至不说爱这个词，彻底地诚实，姑且不论。后一位提出了一个问题，便是一个感到有结婚需要的人应该如何处置自己的多元性爱冲动。
我相信，人是有对专一的爱的需要的，不管是否接受婚姻的形式。我自己就始终深切地感觉到这种需要。在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这样一个伴侣，我和她互相视为命根子，真正感到谁也缺不了谁。我自问是一个很有自我的人，能够欣赏孤独、寂寞、独处的妙趣，但我就是不能没有这样一个伴侣，如果没有，孤独、寂寞、独处就会失去妙趣，我会感到自己孤零零地生活在无边的荒漠中。这样一种需要显然是根源于人的根本性孤独，而在性的生理和心理中并无根据。正因为如此，它就不能够也不应该消除人的多元性爱冲动。我自以为从这里找到了二者并存相容的理由。按照我的设想，理想的婚姻应该是两人在生死与共的意义上只爱对方，同时各人保持与其他异性之间交往的自由，包括性交往的自由。当时西方有一种开放婚姻的理论，便是这样主张的。作为一种修正，我提倡宽松的婚姻，对婚外性自由加以限制，仅限于偶尔出轨。这是对人固有的性嫉妒本能的让步，虽说克服性嫉妒是人生的大超越，但我知道这种本能的强烈，不宜太触犯它。爱情的专一可以有两种含义，一是热恋时的排他性，二是长期共同生活中彼此相爱的主旋律，宽松的婚姻便属于后一种情形。我相信，如果双方的爱情足够牢固，心胸又足够宽广，那么，就有可能把各人的其他感情体验和性体验变为双方的共同财富。我考虑到了在这种自由状态中爱情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但我认为，即使防微杜渐是可能的，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利。如果为了“杜渐”而“防微”，禁绝一切婚外恋情的苗头，那就只好遵循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了。当然，对“微”宽容而不防，就有开“渐”之危险，但这种危险乃是人类情感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试图杜绝这种危险就意味着窒息情感生活。总之，在我看来，不管我们把婚外男女之情可允许的界限划在哪里，那么，在此界限之内的，便是不该管的，超过此界限的，又是想管也管不了的。所以，反正不要去管。
我和雨儿相爱时，正是我热中于提倡宽松理论的时期。事实上，在这一理论影响下，我们都偶有出轨的行为。可是，一旦我觉得她的行为越过了度，对我造成了伤害，我就不能忍受了。其实，所谓度是相对的，视承受力而定。我对自己的承受力估计过高，也对我们的爱情过于自信，结果自己证明了宽松理论的失败。雨儿始终大度地承担了我们婚姻破裂的责任，事实上我的责任更重。她对开放婚姻早有精当的批评，我翻开1987年的日记，上面记录着她的话：“爱有很脆弱的一面，开放的婚姻是胡扯，人性都是趋乐避苦的，人性的弱点利用互相信任寻求快乐，最后就会损害爱。爱是要付出努力的，在这世界上谁也别想占便宜！”真是一针见血，倘若我们都保持这个觉悟，结局很可能完全不同。当然，婚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无人能拿出一种必定成功的理论。宽松也未必错，捆绑肯定比宽松更糟，关键也许在于在宽松的前提下双方都决不滥用自由。说到底，宽松也罢，捆绑也罢，你真想偷情是谁也拦不住的，就看你是否珍惜现有的婚爱了。
在发生婚变后的一年内，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实际上在总结婚变的教训。我在《婚姻反思录》中写道：“我们当然不能也不该对爱情可能发生的变化严加防范，但是也大可不必为它创造条件。红尘中人，诱惑在所难免，而每个当事人对于自己所面临的究竟是不可抵御的更强烈的爱情，还是一般的风流韵事，心里大致是清楚的。我的劝告是，如果是后者，而你又很看重(不看重则另当别论)既有的婚爱，就请你三思而不要行了。这对你也许是一种损失，但你因此避免了更惨重的损失。如果是前者，我就无需说什么了，因为说了也没有用。”“爱情是人生的珍宝，当我们用婚姻这只船运载爱情的珍宝时，我们的使命是尽量绕开暗礁，躲开风浪，安全到达目的地。谁若故意迎着风浪上，固然可以获得冒险的乐趣，但也说明了他(她)对船中的珍宝并不爱惜。好姻缘是要靠珍惜之心来保护的，珍惜便是缘，缘在珍惜中，珍惜之心亡则缘尽。”直到现在为止，我仍是这样看的，也是这样做的。红当时看了这篇文章，笑道：“保守主义业已成熟。”好吧，我乐于承认，在婚爱问题上，我已成为一个开明的保守主义者。经验证明，如同在别的领域一样，这个立场在婚爱中也能够开创出一种富有活力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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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写作与心灵生活 周国平
从八十年代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场景发生了重大变化，思想启蒙的氛围突然消散，商业热风迅速刮遍全国，时尚取代思潮成为时代的主要风景。人文知识分子被这个转折从中心甩向了边缘，有些人因此发出了人文精神失落的悲鸣。面对这个转折，我的心情却十分平静。我对做风云人物本来就没有兴趣，现在正好顺乎我的天性，与时代拉开距离，回归我的内在生活。个人生活中接连发生的变故也迫使我回到内心，沉思令我困惑的各种人生难题。
九十年代发生了一件出乎我自己意料的事，就是我成了一个著名的散文作家。其实，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哪里是在写散文啊。因为妞妞的灾难，因为婚变，我不得不劝慰自己，开导自己，而我的资源只有哲学，手段只有文字，于是写下了许多哲学性的感悟和思考，这些东西便被人称做了哲理散文。同时，由于变故导致的心情，我难以潜心做系统的学术工作和写大部的著作，篇幅短小的文字就成了最合宜的形式。正是在那变故频繁的五六年里，我写的散文数量最多，质量也比较高。表面看来，这好像是一个外力把我从一条轨道上撞到了另一条轨道上。可是，我因此脱离哲学的轨道了吗？我相信没有。在我迄今为止的全部生涯中，再也找不出这样一个时候，我从哲学那里获得了如此重要的帮助，为此我对哲学满怀感激。
在此之后，仿佛由于惯性，我仍写了不少散文。有一段时间，因为所谓名气，约稿特别多，我又不善于拒绝，不免写了一些臭文章，对自己并无真切感受和深入思考的问题发表了议论。好在我对这种情况及时引起了警惕，下决心基本上谢绝了约稿。我给自己确立了一个原则：我的写作必须同时是我的精神生活，两者必须合一，否则其价值就要受到怀疑。好的作者在写作上一定是自私的，他决不肯仅仅付出，他要求每一次付出同时也是收获。人们看见他把一个句子、一本书给予这个世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是往自己的精神仓库里又放进了一些可靠的财富。这就给了我一个标准，凡是我不屑于放进自己的精神仓库里去的东西，我就坚决不写，不管它们能给我换来怎样的外在利益。
到2002年为止，我发表了三百多篇散文，先后结为《守望的距离》（1996）、《各自的朝圣路》（1999）、《安静》（2002）三个集子。可以算作散文的还有随感录《人与永恒》（1992）和纪实作品《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1996）、《南极无新闻——乔治王岛手记》（2002）。我还出过一些别的集子，基本上是上述作品不同方式的选本，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人生哲思语编》（2000），它汇集了我的散文和随感中的所谓精彩句子和段落，按照主题分类编排，能收一目了然之效。在所有作品中，我自己很喜欢《人生寓言》，其中多数正是在妞妞病重时写的，却看不出一点悲苦的痕迹，一切悲苦都被智慧化解了。在南极写的那些思想札记包括读《圣经》札记也不错，在千古荒原上沉思两个月，这是多么奢侈的事情，不写出一点好东西是说不过去的。
回过头去看，我的写作之路与我的心灵之路是相当统一的，基本上反映了我在困惑中寻求觉悟和走向超脱的历程。我原是一个易感的人，容易为情所困，跳不出来。我又是一个天性悲观的人，从小就想死亡的问题，容易看破红尘。因此，我面临双重的危险，既可能毁于色，也可能堕入空。我的一生实际上都是在与这两种危险作斗争，在色与空之间寻找一个安全的中间地带。我在寻找一种状态，能够使我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极，我的写作就是借助于哲学寻找这种状态的过程。经常有人对我说，他们通过我的作品发现，我的内心既宁静又有激情，我对人生看得很透彻却仍充满理想主义，相反的因素结合得十分和谐。我不敢说我真的达到了这种境界，但我自信正在形成一种比较成熟的生命态度，这种态度体现了我的个性与世界之间的恰当关系。我还相信，我今天的生命状态和写作状态包容了我的全部过去，我童年和少年时的敏感，读大学时的热爱文学和对生命感受的看重，毕业后山居生活中的淡泊心境，生命各阶段上内心深处时隐时显的哲学性追问，仿佛都在为这种状态做着准备，并在其中找到了归宿。
我的一些朋友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用作品直接影响社会进程。我不给自己树这样的目标。我写作从来不是为了影响世界，而只是为了安顿自己。我的所思所写基本上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许正因为如此，写出的东西才会对那些面临着相似问题的人有所启迪，从而间接地产生了影响社会的效果。一个作品如果对于作者自己没有精神上的价值，它就对任何一个读者都不可能具有这种价值。自救是任何一种方式的救世的前提，如果没有自救的觉悟，救世的雄心就只能是虚荣心、功名心和野心。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热中于做君王或民众的导师，实际上往往只是做了君王的臣僚和民众的优伶，部分的原因也许在这里。
说到我的作品的社会意义，我想提一下我的好友邓正来写的一篇评论。正来是学界公认的成就卓著的严肃学者，多年来专注于学术，从不写学术之外的东西。可是，在读了我的《南极无新闻》之后，他破例写了一篇题为《社会的“眼睛”与独行的个人》的评论，写完后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激动地给好几人打电话朗诵。这本书是我参加人文学者南极行活动的记录，由日记和思想札记组成。全书既记录了我在南极生活两个月的新鲜体验，字里行间又贯穿着我对活动的强烈新闻色彩的不满和抵制。正来独能从后者中看出，这本书是“一个哲学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对他个人在社会‘眼睛’盯视下的抗争实践所做的描述”，抗争方式是“参与其间但决不放弃自我，生活于其间但决不放弃对它进行批判的权利，力图以一种独语的方式去重构这个社会”。显然，他说的不只是这次南极之行，而是我对待社会性事物的一般方式。他抓得真准，我读了有恍然大悟之感，虽然我一向是这样做的，但自己从来没有如此清晰地意识到。我相信，他的这个解读也完全能用来解释我的一般散文作品之介入社会的方式。
我的书带给我的最宝贵收获之一是友谊。三年前，一个在法国长大的美丽女子捧着鲜花来访问我，跟我谈《妞妞》，说她没想到中国有这样的作家，思想与欧洲人接近，是人类性的，这番话使我立刻信任了她。一位可爱的女子出于喜欢而把我的作品录了音，刻成光盘，分送给许多人。她把光盘带来让我听，朗诵得真好，自然的声音，饱含真实的感情，我仿佛不是在听自己的作品，那些话语好像是从另一个灵魂中发出，并且使我感动。大洋彼岸一位女士给我发电子信，说她最欣赏我对那些看不见的事物的“看见”和那种低调的执著，我心中叹为知音。在一次活动中，偶遇江铸久、芮乃伟围棋九段，先生把太太介绍给我，落落大方地说：“她很喜欢你的书，自己不好意思跟你说。”我与这一对高智商但又极其质朴的夫妇从此成了好朋友。经常有人揶揄说，我的书独受女性青睐。大学里曾经流传一句话：“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我的确拥有一大批热心的女读者，对此我只感到愉快，丝毫不觉得难为情。我揣测，女性之所以喜欢我的书，原因可能有二。第一，我比较能够欣赏女性并体会她们的心理，谁不喜欢听中肯的恭维呀。第二，女性离功利战场比男性远，心比较静，又看重情感生活，容易与我的价值取向产生共鸣。然而，我知道，我不只拥有女性读者，确确实实还拥有许多忠实的男性读者。前不久，一个公司老总，身材魁梧，性格粗犷，一米八几的个子开一辆大三菱，在不惑之年突然迷上了我的书，那样天真地向我坦言，他从此才开始思考人生。不过，我无须在这里举证了，如有必要，自会有各界男士为我作证的。我常常遇见一些政界和企业界人士，他们在学生时代都曾经喜欢我的书，现在已走上关键的岗位。当他们向我叙述自己的阅读史时，我心中既感动又深感欣慰。
我的作品为我在专业范围之外赢得了广大读者，同时也使我在一些专业人士那里遭到了不务正业的讥评。好在我对此不太在意，当我做着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别人的褒贬是不重要的。对于我来说，不存在正业副业之分，凡是出自内心需要而做的事情都是我的正业。若一定要说专业才是正业，那么，我的专业是哲学，而我所写的多数作品完全没有离开哲学的范畴。在我的散文中，我的思考和写作始终围绕着那些最根本的哲学问题，例如生命的意义、死亡、时间与自我、爱与孤独、苦难与幸福、灵魂与超越等。在现代商业化社会里，这些问题由于被遗忘而变得愈发尖锐，成为现代人精神生活中的普遍困惑。我想，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我的作品才会获得比较广泛的共鸣。我不过是在用文学的方式谈哲学，如果认为哲学只能有学术论著一种表达方式，是对哲学史的无知，只要提一下狄德罗、卢梭、伏尔泰、尼采甚至柏拉图就可以了。从读者的接受来说，这么多人通过我的作品领略了哲学的魅力，走近了哲学，这使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我所做的正是不折不扣的哲学事业。读者看重的显然主要是我的作品的哲学内涵，而非文学的技巧。我不得不克服我的羞耻心提及这个事实：人们普遍把我看作中国当今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指责这样一个哲学家不务哲学之正业，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吧。
我丝毫不低估学术工作的重要性，并且对踏实地做着这种工作并且取得了成绩的同行怀有敬意。就我自己而言，我不愿意做所谓纯学术研究，而宁愿以我的方式把学术工作纳入我的精神探索的整体轨道。九十年代以来，我的确甚少出版学术专著，在《尼采与形而上学》（1990）之后，直到1995年，为了应付与人合作的一个课题，才又花了半年时间啃胡塞尔和伽达默尔的著作，就他们的意义理论写了若干篇论文。我极其耐心地在胡塞尔的哲学迷宫里摸索，跟随他一步步探寻意义的源头，终于弄明白了迷宫的路径，发现它其实是一条并不能通向源头的死胡同。九十年代末，我先后在瑞士Sils-Maria和德国海德堡的两个国际研讨会上发言，讨论一个长期盘旋在我头脑中的问题，即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接受问题，我的观点使与会的学者们大为吃惊。我由尼采在中国的接受史发现，西方哲学一旦进入中国，便往往失去了形而上学的品格，因而不再是哲学，成了某种用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学说，这种情况显示了中西文化传统的深刻差异。我决定对清末民初西方哲学传入中国时的情况进行个案分析，以此方式展开这项研究，目前这部专著仍在写作之中。最近我还在构思并开始写作一本关于尼采的精神哲学的著作，与《转折点》之人生哲学、《尼采与形而上学》之本体哲学凑成一个系列，算是对我的尼采研究工作做一个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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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不是博导 周国平
博士生导师是中国学界特有的一个称谓，简称博导。我不是博导。其实我是愿意带学生的，也经常有青年人热切地希望做我的学生。我于1994年当上研究员，按理说就有了带博士生的资格，便向哲学所当时的负责人提出了这一要求。哲学所招研究生一直苦于报考者稀少，所里一些好心人听说我要招生，便兴奋地说，这回考生该挤破门了。但是，他们白高兴了一场，我的申请迄无下文。此后我不再主动申请，不过，大约是一年一度申报的时候了，有一次我也曾被问到是否报名，我给了肯定的答复，但同样再没有下文。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也从不去打听，因为我觉得，倘若我去查问，对于我和被问者都是一种侮辱。
两年前，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位在复旦大学读完了博士和博士后、现任一所名牌大学教授的先生写给我的，他在信中表示要报考我的博士生。这封信促使我再次向所里有关人员询问事情的可能性，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我给这位先生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今天去哲学所，读到你的来信。你在获得博士学位、完成博士后项目、担任教授之后，仍希望报考我的博士生，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令我敬佩，你对我的信任也令我感动。但是，有一个情况也许会让你感到意外：我迄今不是博导，没有带学生的资格。我曾经提出过要带学生，没有下文，此后我就不再提了。我本人对这种情况并不太在乎，凡属体制内争名夺利之事，我一向退避三舍，一试之后决不再试。然而，今天读了你的信后，我还是破例去询问了有关部门，得到的答复是，今年有新规定，满五十七岁者（今年我刚好如此）不再有申请博导之资格。我不是一个狂妄之人，但是，我仍不禁要为社科院感到遗憾，因为它自己剥夺了刷去其一个污点的机会。
“当然，如果你肯委曲求全，哲学所里博导有的是。不过，坦率地说，其中有些人是做我的学生也不配的。设身处地为你考虑，我的想法是：倘若你的目的是转到北京或中国社科院来工作，那么，随便报考谁都可以，反正那只是一个工具；倘若你是想回到哲学，那么，其实你不必再读一次博士生，你完全能够凭自己的力量做到这一点。即使我有资格招你，我也会向你提出这个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我很乐意以一个同行的身份与你切磋和交流。”
请允许我把回信也摘引在这里：“我对目前体制也颇难理解。我的不少本科同学在中国社科院，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已经是博士生导师。您的学问当然在一般学问之上，因为超越了知识，是一种深入的生命之思。我也不是要来北京工作，如果想来，是一直可以来的。我把博士当论文课题做，而且由此结识我认为可以为师、有益于智性学问的人。哲学所里我真正佩服的人不多，其中就有您和李泽厚。”
满五十七岁者不能带学生，这个规定本身就很荒谬，姑且不论。我在五十七岁前为什么也一直不被允许带学生呢？隐秘的原因也不去揣摩，我估计，堂皇的理由不外是说我不务正业。我写的哲理散文是不能算学术成果的，这我知道，也不在乎，我本来就不是为了一个统计数字而写作的。可是，因为我写了这些东西，我做的尼采研究和翻译也不存在了吗？直到现在，我不是还被公认是这一领域里的领先人物吗？看来，中国学术界的奇怪规则是，在评估你的学术能力时，你的文字表达能力是作为负数加入计算的。凡是表达生动的文字，不管所表达的内容是什么，都不能算做成果。不仅如此，而且因为它们的存在，对你的形式上符合标准的学术成果的评估也要相应地打折扣。因此，如果你写了大量有文采的——因此而被判定是非学术的——著作，那么，在它们的抵消下，即使你的那些可以被承认是学术性的著作在绝对数量上也不少，在质量上相当高，至少高于他们生产的大多数产品，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有权对之忽略不计。
我对单位里的事一向不闻不问，对体制内的任何利益也从来不争。我有太多的事要做，没有工夫去关心这些，从不参加评奖之类，也不知道谁得了奖。社科基金是体制内的一大利益，很早前我申请过，被否决了，后来就不再申请，只是在实行人人必须有课题的制度以后，才申报了一个小课题，否则就得下岗。我弄不清各种利益机制，也不想去弄清。有一回，我非常偶然地看出了一点名堂。2002年底，院里下达岗位津贴新标准，研究员分两档，让大家投票，算是民意调查。第一档的条件规定得很明确，诸如学科带头人、获奖者、重点课题负责人之类。选票上开列了全所在岗研究员名单以及相应指标，包括博导、获奖、学术委员、评审委员、重点课题、突出贡献、特殊津贴等，每人的情况一目了然。我第一次发现，大多数人的指标都很有内容，我却几乎是空白，只有特津一项，而这一项在我这个资历上差不多人人有份，后来只因为停止执行了，资历较浅者便不再有份。我忽然悟到，所有这些指标是互相关联的，只要你得到其中关键的一项，譬如说重点课题，其他的利益就会跟随而来。相反，如果你不去争或者争不到，也就一失俱失，没你的事了。
我在这里所说的其实不是单位上的事，而是学术界的普遍情况。说心里话，我对我的单位很满意，各届头头对我都相当宽容，一般人员也对我十分友好。我最满意的是这一份职业，想象不出世界上还会有更好的职业，拿了工资却不用坐班，可以坐在家里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在这样的单位，一个人只要有自己的真兴趣，不去卷入琐屑的利益之争，就可以过得很自在。我是充分享受到这个好处了，至于那些我没有得到的利益，本来就不是我想要的，我只是在叙述事实，没有丝毫埋怨的意思。惟一略觉遗憾的是不让我带学生，因为我相信我能带得很好，不该让那些想跟我学习的青年人失掉这个机会。关于中国当今的学术腐败，已有一些公开的批评，人们在私下里谈得更深。我未作任何调查，只说一说直觉。我的感觉是，当今学界的根本问题是官场化，并且带进了当今官场的一切腐败现象。其中的关键一点是，决定一个学者的地位和待遇的评定机制是非学术的，起首要作用的是权力、人际关系等官场因素，辅以同样非学术的工作量指标。这两者之间还有着某种联系，比如说，一个人很容易凭借权力掌握一些大型课题，让别人去做具体工作，却也计算入自己的工作量之中。我常常为国家每年支出的大量课题经费感到心疼，我相信会有一些做出了真正有意义的贡献的课题，但是，也生产出了许多学术垃圾。一个课题一经立项就可以得到经费，完成后出书也就不成问题，而只要出了书就是学术成果，提高了学术地位，亦即增强了获取更多课题经费的资格，如此形成循环。课题立项有此奇效，人们怎会不竭尽全力为之奋斗呢。课题还分级别，级别越高利益越大，不光经济上如此，级别本身就直接意味着和转化成权力。可是，有多少人问一下，这样制作出来的所谓学术著作现在和将来究竟有没有人读。事实上，人们都心中有数，许多书刚生产出来就被人遗忘了，其唯一的用处是充当课题立项循环中的必要环节。把眼光从一个单位移向整个社会，人们会发现，当今的学术界很像一个大社交场。有一些学者俨然大忙人，他们挂着各种学术头衔，忙于跑关系和拉经费，不停地举办或参加各种学术名目的活动，却永远坐不下来认真做一点学问。每当我接到一张写满各种头衔的名片，我就惊愕自己又结识了一个精力超常的人，并且永远断绝了再见这个人的念头。学界的腐败不止于此，耳闻的一些情况使我瞠目结舌，某些教育从业者的灵魂堕落简直骇人听闻，竟然利用在招生、考试、毕业等事情上的权力索取贿赂，包括索取性贿赂。当这种现象成为一种风气时，天下父母怎么还忍心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大学尤其是名校啊。
有时想一想不禁好笑，很长时间以来，我已经不参加学界的任何活动了，不管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但我也不属于别的什么界，真是哪界也不搭。但是，我又非常勤奋地工作着，只是我的工作与任何人不构成竞争，因而无须在这工作之外去为胜负得失奔忙罢了。我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但我的自信恰好达到这个程度，使我能够不必在乎外来的封赐和奖赏。我的生活中没有用身份标示的目标，诸如院士、议员、部长之类。那些为这类目标奋斗的人，无论他们为挫折而焦虑，还是为成功而欣喜，我从他们身上都闻到同一种气味，这种气味使我不能忍受和他们在一起呆上三分钟。我曾经也有过被虚荣迷惑的年龄，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看清事物的本质，尤其还没有看清我自己的本质。我感到现在我已经站在一个最合宜的位置上，它完全属于我，所有追逐者的脚步不会从这里经过。我不知道我是哪一天来到这个地方的，但一定很久了，因为我对它已经如此熟悉。
明年我要退休了，有人问我是否为此感到惶恐，我不禁笑了。怎么会呢？一方面，我早已在过着一种类似退休的与世无争的生活了，另一方面，既然我仍将一如既往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是否退休又与我有何相干？当然，在任何一个精神创造者的词典里，都没有退休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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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安静的日子 周国平
1997年10月，在婚礼上，主持人问红看上了我什么，红讲了两个月前她驾车出的一次车祸，我们两人险些丧生，但我丝毫没有怪她，却说了一句箴言：“小事可以互相责备，大事必须同心协力。”她说，她就是看在这句话的份上死心塌地嫁给我的。我忘记说过这句话了，当然，对出事的情景记忆犹新。
那一天，红驾着租来的车在郊区公路上练习，我坐在副座上。车从东向西行驶，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一辆从西向东开来的摩托也到了路口，车上有一男一女，突然左拐弯，挡住了我们的路。这时候，我们的车仍在快驶，眼看要撞上摩托，我和红同时叫喊起来，我记得我喊的是：“你们怎么这样！”红出于本能，急忙向南拐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好像只是一瞬间。车在拐弯后向路边冲去，翻滚而下。当时我能感觉到车的坠落和翻滚，知道我们完了。红后来说，她当时心中也掠过这个想法：就这么完了？并不感到恐惧，因为来不及。也来不及想事情会怎样结束，只知道我们必定完了。可是，翻滚突然停住了。我感觉到我在上方，红在下方，泥浆和水迅速涌进车内。我拉了一下她的手，说：“别害怕。”她答应了一声。她那边一片黑暗，窗户已被堵住。我这边的窗户则是暴露的，窗半开着，而窗把手原先就已脱落，我向四周摸索，想找到把手，以便把窗摇开，却找不到。一个年轻男人的脸出现在窗前。他说：“别着急，你们往后躲开点，我来踹窗玻璃。”他踹了两下，玻璃未碎。我有些慌了，处在下方的红淹在水里，我怕水会把她淹没，接下来会把我淹没，等待我们的将是窒息而死。我嘱他快些踹。他又用力踹了一下，玻璃碎了，呈碎末状一齐掉落。我松了一口气，知道我们得救了。我和红从窗口爬出，上了路面。站在公路上，现场的情况一目了然了。路边是一条水沟，约三米深，坡缓土松，这是车未受到剧烈撞击的原因。沟沿有一棵大树，如果车与树干相撞，后果不堪设想。车已底朝天陷在沟里，向一侧倾斜。水流着，约半米深，其实不会把车淹没。那个为我们踹玻璃的男人是骑自行车路过这里的，肇事者已逃之夭夭。
我们两人都只擦破了一点皮。车严重损伤，免不了要赔偿。大难不死，我们的心情颇为轻松。红的BP机被水浸坏了，我花一千多元给她买了一个汉显，作为对她的奖励。她真是身手不凡，把车开进三米深水沟，打一个滚，又使车内人基本不受伤，技艺再高的老司机也无此种本事。我感谢她给了我一个特别体验，这样的体验一辈子不会再有，比真正的爱情更加可遇而不可求。事后，红一再对人说：这样的人嫁得。又对我说：你这么宽容，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出事一样。她真傻，实际上就是没出什么事。不过，这有惊无险的一幕倒也让我们真正生死与共了一番，成了我们平静生活的浪漫序曲。
第二年，夏天的一个深夜，下着大雨，离预产期还有一周，红突然破水了。我刚拿到车本，只在住宅附近练过车，现在既然责无旁贷，也就顾不上害怕了，头一回驾车往城里开，穿过黑夜和暴雨，把红送进了协和医院。若干天后，天气晴朗，我从医院接回了母女俩。在妞妞离去五年后，我又做了父亲。我感谢上苍把啾啾赐给我，使我的全部父爱在这尘世间有了着落。常有人问我，在我的感情中，啾啾和妞妞各占什么位置。我才不去想这种假问题呢。我真切感到，一切新生命都来自同一个神圣的源泉，是同一神力的显示。此时此刻，啾啾就是我的唯一的孩子，就是世界上的一切孩子，就像那时候妞妞是唯一的和一切的孩子一样。
随着女儿的诞生和成长，我们的家有了一个非常实在的核心。我又原形毕露，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恋家的男人和痴情的父亲。一切诱惑退避远处，围城成为我的天堂。不论赴宴还是旅行，我都喜欢带着母女俩同行，真正是有福同享，有景同赏。啾啾九个月时，海德堡大学邀请我担任客座教授。我说，我怎么能够和我的才几个月的女儿分离半年之久呢，如果不能全家一起来，就算了吧。于是，我们一家都受到了邀请。我们住在离举世闻名的古城堡仅一公里的山坡上，在那一片美丽的风景中度过了许多个白昼和黄昏。一到假期，我们推着童车游览世界，胖嘟嘟的啾啾先后出现在魏玛、维也纳、萨尔茨堡、巴黎、罗马、佛罗伦萨的大街上。我坐在国际会议的庄严讲台上演讲，会议厅门口突然传来啾啾喊爸爸的脆亮话音。从啾啾会说话开始，我和红都当上了她的秘书，辛勤地记录她的言论。当然，我是欲罢不能地要做这件事，孩子真是天生的诗人和哲人，她的奇思妙语令我无比惊喜，我从中读到了未受文化污染的人类心智的原本。
现在我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我和妻子女儿过着和睦的生活。那么，我对别的可爱女子不再动心了吗？那倒未必。上帝给了我一副易感的天性，这天性不是我自己能够改变的。然而，我已经完全看明白，风流和爱情事实上不可兼得，那些想兼得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以失败告终的，因而做出了坚定的选择。我宁愿与走近我的每一个可爱女子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以友谊的方式享受女性的温馨。我确实感到，只爱一个人，同时保留其余一切可能性而不去实现其中任何一种，这是我与异性世界之间能够具有的最佳格局。事实上，我藉此而得到了最多，所有未实现的可能性都在丰富着我的生活的色彩，倘若我贪婪地想要得到更多，结果却会是毁掉一切。
我的生活真的过得很安静，每天无非是读书和写作，日子仿佛在重复，但我丝毫不觉得枯燥。我做这些事只是因为喜欢，没有想要靠此挣钱。可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写作竟能挣来一些钱，让妻子女儿过稍好一点的生活，那实在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事实上，我是在妻子张罗买汽车和房子时才发现这一点的。我只是埋头写作，写作本身已经使我感到满足，占据了我的主要心思。对于我来说，挣钱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它只是写作的副产品，我用不着专门为它花工夫。相反，花钱却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我在花钱上完全缺乏想象力。好在世界上有女人，她们是这方面的天才。如果没有女人和孩子，我真不知道多余的钱有何用处。一个人单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能确保衣食无忧，无须为生计去做不情愿的事，这真是人生莫大的幸运。我尝设想，倘若中国仍是从前的样子，个人的命运基本上取决于权力的大小和勾心斗角的胜负，我必定至今仍是一个倒霉蛋。所以，我真心感激市场经济。我不是为市场写作的，但是，市场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给一个不是为它写作的人也提供了机会。
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没有了固定的朋友圈子，各种热闹的聚会都和我无关了，一开始有些不习惯，后来发现这样挺好。对于人际关系，我逐渐总结出了一个最合乎我的性情的原则，就是互相尊重，亲疏随缘。我相信，一切好的友谊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得的。我还认为，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友谊往往是空洞无物的。现在我仍有一些很好的朋友，其中有学界同行，也有艺术家、企业家、政治家。我和艺术家朋友在一起感到格外愉快，我在他们身上欣赏自由率性的生命状态，他们则从我这里收获沉默以及——据他们说——还有智慧。在我的企业家朋友中，我要特别提一下阿良。我们相识时，他还是一个插队知青，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友谊从未有过瑕疵。他真正是二十多年如一日地对我怀着兄弟般的情谊，无私地关心我和帮助我。我真切感到，他把我看得比他自己更重要，即使全世界都背弃我了，他仍将毫不犹豫地保护我。在学界中，我自己感到惊奇的是，以狂出名的正来成了我的挚友。我们好像是很不同的人，在性格上，他奔放，我内敛，在志趣上，他专注于学术，我沉浸于生命之思。平时我们都潜心于各自的领域，两家人相聚时则情同亲人。我欣赏他是不用说的了，因为他学问做得真是好，身上又有一股可爱的豪气。令我感动的是，以他这样一个似乎惟有学问高的人，竟比学界许多人更能理解我的作品和心性。阿良和正来都是侠义之人，啾啾出生后，他俩自然而然成了啾啾的教父，啾啾真是好福气。
现在我与外界的各种热闹距离越来越远了，基本上不参加社会活动，偶尔参加也只是因为受了那个地方的景物的吸引。我一直是不善于与人打交道的，尤其是与不熟悉的人，一旦置身于一群陌生人中，比如开什么会的场合，便手足无措，发言也必定张口结舌。这样的一个人，当然就应该尽量少去外面凑热闹，顺应自己的天性过一种宁静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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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仍是那个我 周国平
在写这部自传时，我翻阅了过去的日记，一面对我的生活场景的巨大变化感到吃惊，一面又发现，其实我自己并没有多大变化，我的性情依旧，仍然是从前那个既敏感又淡泊的少年。也许，人是很难真正改变的，内核的东西早已形成，只是在不同的场景中呈现不同的形态，场景的变化反而证明了内核的坚固。
现在我似乎出了一点名，走到哪里，都会遇见喜欢我的书的读者。可是，这个我不就是在广西山沟里用功读写却始终默默无闻的那个小公务员吗，或者，不就是在北大课堂上耽于读课外书而不好好听课的那个学生吗？我早就养成了自主学习和工作的习惯，区别只在于，从前这遭到非议，现在却给我带来了名声，可见名声是多么表面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些名声，我就会停止我的工作了吗？当然不。这种为自己工作的习惯已经成为我的人格的一部分，把它除去，我倒真的就不是我了。我相信，凡创造者必定都是热爱工作、养成了工作习惯的人，这工作是他自己选定的，是由他的精神欲望发动的，所以他乐此不疲，欲罢不能。那些无此体验的人从外面看他，觉得不可理解，便勉强给了一个解释，叫做勤奋。世上许多人是在外在动机的推动下做工作的，他们的确无法理解为自己工作是怎么一回事，一旦没有了外来的推动，他们就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还有一些聪明人或有才华的人，也总是不能养成工作的习惯，终于一事无成。他们往往有怀才不遇之感，可是，在我看来，一个人不能养成工作的习惯，这本身即已是才华不足的证明，因为创造欲正是才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常常有人谈对我的一种印象，觉得我为人谦和，谦和中又藏着不易觉察的傲气。我自己反省，这部分地符合事实。之所以说是部分，因为还有一部分也许出自误会。我一向不善于交际，在不太熟悉的人面前会拘谨，为了避免彼此尴尬，便宁可保持距离，这种态度可能会被误解成骄傲。不过，我从中学起就有清高之名，清高当然是一种傲气。我在两种人面前最克制不住傲气，一是功名利禄之徒，二是自以为是之辈。我在本质上是比较自卑的，原因之一也许是太专注于内心，因而外部世界广大的领域是我所陌生的，一旦跨入那个领域，我就会不知所措，一旦见到那个领域里的能人，我就会自惭形秽。可是，我毕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见得多了，也就有了基本的判断力。我的发现是，极其自信者多半浅薄。对于那些在言行中表现出大使命感的人，我怀有本能的反感，一律敬而远之。据我分析，他们基本上属于两类人，一是尚未得逞的精神暴君，另一是有强烈角色感的社会戏子。和他们打交道，只会使我感到疲劳和无聊。在我看来，真正的使命感无非是对自己选定并且正在从事的工作的一种热爱罢了。遇见这样的人，我的血缘本能就会把他们认做我的亲兄弟。
年轻时我是一个十分怕羞的人，每次要去见一个生人甚至并非太生的人时，我会在那个人的门外徘徊许久，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敲门，如果那个人不在家，我反倒松了一口气。现在见过了一点世面，脸皮厚了一些，但基本的性格是难改的，见生人仍使我感到不自在。羞怯似乎是一种美，我自己心里明白，事实上我是笨拙。我不愿意揽社会上的事情，重要的原因也是笨拙。如果要指导青年学生，更适合于我的方式是小范围内的言传身教，而不是大庭广众中的讲演。我真是怵讲演，对这类邀请的第一反应是推辞，万一心软接受了，灾难便从此开始，直到讲演之日没有一刻心安。善演讲的人有三个特点，而我都缺乏。一是记忆力，名言佳例能够信手拈来，而我连自己写的东西也记不住。二是自信心，觉得自己是个人物，老生常谈也能说得绘声绘色，而我却连深思熟虑过的东西说起来也没有信心。三是表现欲，一面对听众就来情绪，而我却一上台就心慌。我的讲演偶尔也有成功的时候，那多半要感谢听众，他们的情绪实在太好，把我的情绪也调动起来了，使我仿佛变了一个人，竟然也能口若悬河了。可是，多数时候，我是怀着对自己沮丧和对听众歉疚的心情走下讲台的。
一个人年轻时，外在因素——包括所遇到的人、事情和机会——对他的生活信念和生活道路会发生较大的影响。但是，在达到一定年龄以后，外在因素的影响就会大大减弱。那时候，如果他已经形成自己的生活信念，外在因素就很难再使之改变，如果仍未形成，外在因素也就很难再使之形成了。我庆幸自己较早就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信念，业已走在合乎自己天性的生活道路上了。那么，我就这样继续走下去吧。
我心中再没有困惑了吗？当然不是。人能够用智慧解除许多困惑，但是，我越来越看清楚，有一些困惑是用智慧解除不了的，那是人生的大困惑。我用智慧解除了人生的小困惑，所以现在过着安静的日子，并且感到乐在其中。然而，这安静的日子也许仍不是我的归宿。我的归宿在哪里呢？那一定是一种解除了人生的大困惑的境界，我还不清楚它是什么，但我知道，在那个境界中，我今生今世的全部日子都将受到祝福。
2004年5月10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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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周国平
周国平出版年表
1986 著：《苏联当代哲学》（合著），人民出版社。
《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论辨证法的叙述方法》（合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三联书店。
《尼采诗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7 著：《诗人哲学家》（主编和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偶像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著：《人与永恒》，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0 著：《尼采与形而上学》，湖南教育出版社。
译：《谢林传》（合译），商务印书馆。
1991 著：《忧伤的情欲》，四川文艺出版社 。
1992 著：《人与永恒》（增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只有一个人生》，四川大学出版社。
《断肠人在天涯——元代散曲新赏》，四川人民出版社。
《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台湾林郁工作室。
《只有一个人生》，台湾林郁工作室。
1993 译：《理性边缘的哲学——尼采论哲学之源》，香港商务印书馆。
1994 著：《今天我活着》，安徽文艺出版社。
译：《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 著：《迷者的悟》，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6 著：《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广东教育出版社。
《爱与孤独》，天津人民出版社。
《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合著)，三联书店。
《守望的距离——周国平散文集》，东方出版社。
《周国平文集》（1—5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上海人民出版社
《徘徊在人生的空地上》，湖南文艺出版社。
译：《偶像的黄昏》，光明日报出版社。
《悲剧的诞生》，华龄出版社。
1997 著：《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周国平卷》，四川人民出版社。
《周国平散文》（上，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精神的故乡》，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 著：《周国平哲理美文》，广东人民出版社。
《周国平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各自的朝圣路——周国平散文二集》，东方出版社。
《人生圆桌》（主编和合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0 著：《周国平小语》，广东人民出版社。
《人生哲思语编》，上海辞书出版社。
《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插图珍藏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人与永恒》，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译：《悲剧的诞生》，台湾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1 著：《安静的位置——周国平散文生命感悟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爱与孤独——周国平散文情感体验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朝圣的心路——周国平散文灵魂守望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经典的理由——周国平散文读书趣味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