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灵通信息及时调整经营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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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从商业竞争中领悟到信息的重要性，因此要求掌柜必须具有远见卓识以使自己“耳聪目明”，及时捕捉商机，制定经营决策。做到知于前、行于先、出奇制胜、左右逢源地游刃于国内外市场，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各大商号、票号都把搜集、分析、鉴别和运用信息视为成功的关键。
为了及时了解各地市场行情、需求变化、以及营业状况，总号对各分号均订有按时反馈商情动态的规定。一般要求三日一函，五日一信，月终汇报全月情况，既报总号，又分报连号，做到上下左右通气。各商号所写信函的内容十分广泛，凡与商业、金融有关的信息，几乎无所不包。为了保守秘密，各家信函都有自己的暗语，一旦信函失落，得者也难晓其意。遇有重要情报，分号必须派专人日夜兼程向总号亲口汇报，绝不让点滴信息落入他人之手。
例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祁县大德通票号收到的一封经济情报信函，内称：“再晋北及归化、包头粮米价平，白麦每斤合三十余文，而口内大秋收至七八分。闰八月十四日夜，雨有四寸余，此处冬麦亦下种。繁峙粟生双粒，宁武谷秀三歧，真系丰收。……附及二十六日忻州已被武卫军兵抢劫，拿住三名，已有头绪，云云”。此信函内容涉及到粮价、气候、播种、收成、兵祸等，范围很广，晋商对情报的重视，可见一斑。
各商号把上至掌柜下到伙友对信息情报的收集、整理以及运用的实绩作为重要的人事考核内容之一，并作为授奖的一个条件，因此人人重视此项工作。
例如太谷曹家沈阳富生峻商号的掌柜，有一年秋天回省探亲，一路看到长势喜人的红高粱、不禁随手折取几根，竟发现茎内蛀虫很多，当即断定虫灾蔓延，丰收无望，行情必涨，遂打消回省念头，折返沈阳，大批购进高粱。其他商号则被即将丰收的假象迷惑而大量抛售。届至秋收，高粱产量锐减，行情陡涨，富生峻顿获巨利。
晋商每每开拓市场并进而垄断市场，无一不靠信息灵通。如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两国政府签订了扩大通商的《恰克图条约》，确定以恰克图为通商之地。辟埠伊始，在库伦驻足贸易的晋商得到信息，捷足先登，参与了市场的创建，从而独霸恰克图市场170余年，使“恰克图”由一个边陲不毛之地发展成为对俄贸易中心，以及通往俄国腹地的贸易桥头堡。
在及时掌握商业情报和市场信息后，晋商更善于综合分析运用这些信息，随时改变策略和筹划对策，捕捉机遇和利用矛盾，根据变化了的法律政策和市场需求，随时调整经营格局和出奇制胜，搞战略经营、配套经营和服务经营。像“全面出击，重点向北”就是战略经营的典范；“经营与票号共举，经贸与镖号同存”就体现了配套经营的战略；到京城筛煤球、开饭馆，到四川贩夏布，到扬州贩淮盐，到长白山贩人参，到湖南贩茶叶，以及针对蒙、俄贸易的实际需要而把经营与学外语、学医疗结合起来等，更是补缺经营和服务经营的典型。
晋商就是通过上述管理办法，不断壮大发展起来的。在现代社会，投资做项目，更离不开调研，掌握充分的信息，认真地加以研究分析，从而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1998年，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之后，刘永行适时地把自己的发展目标定位在：以饲料为主业的情况下保证主利润中心的地位不动摇，然后争取在一至两个领域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刘永行曾经对制药行业前景看好，他准备在制药上大干一番。后来他并没有去做，“我出资成为北京双鹤药业的第二大发起股东，是为了探索进军制药行业的可行性。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论证，我最终还是调整了创业目标，打消进军制药业的念头。”
刘永行发现，制药业尽管利润丰厚，但制药业也是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之一。他通过调查，得到了这样一个数字，即被四川省列为扩张型企业的37家大型企业中有20多家要介入制药行业，况且很多企业在进军制药行业上都比自己有优势。因此，他认为新希望还不具备进入制药行业的优势。因此，刘永行果断地作出决定，调整自己的目标。
当然，若以新希望集团的实力而言，若以刘永行的经营能力而言，如果他当初进军制药行业，相信新希望也能获得成功。但刘永行和新希望追求的是更大的成功和更大的收获。所以为了更大的成功，适时调整自己的创业目标实乃一种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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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抓住机遇借势而起的借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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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借“开中法”走向发达之路，其实质就是借国家政策的大势，顺势而作，顺水行舟。经营者一定要跟对形势，要研究政策，明了大势，善借大势。
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老板的成功经验，我们会发现，他们能够把政治因素当作经营环境中的首要因素，并最大程度地应用了政治资源，从国家政策中嗅出了商业机遇，很多都占了发展的先机，待别人觉醒过来急起直追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完成资本积累，阔步迈向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的行列。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讲话时曾经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年广久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就这样，政府通过保“傻子”，证明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性，树立起了一个新生经济形式——个体经济的样板。样板的示范作用是巨大的，马上就一大批人迅速跟进。
1978年，哈尔滨呼兰县农民张宏伟领着一群农民进城包工程，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到1995年，他的东方集团在全球拥有33家公司，5000名雇员，个人财富数以亿计。同年，农民出身的张果喜创办了一个家具厂。第二年，他的上海家具厂逐渐发展起来，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江西果喜实业(集团)公司的前身。
张果喜经常说：“做企业要讲政治!我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受益者。”“我们的企业在中国，就应该了解中国的国情，应该掌握我们国家每阶段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好企业的方向，所以我常讲，企业家可以不从政，但不能不关心政治。”
有人问起刘永好最关心什么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最关心改革开放的政策。”国家每一次出台的政策都包含着深层次含义及趋势，牵涉到社会利益的调整、产业发展的方向、政府的规划与目标等等。这其中孕含着巨大的甚至是千载难逢的商机。也可以简单地说，政策就是信息，信息会带来商机，商机会产生利润。注意关心政策的变化，可以对各种政策深层次含义和趋势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就可以把握商机，转化机遇为财富，在大方向上保持先人一步的发展，政策资源便会由潜在的资源变成真正的商机、真正的利润。
很多经营者是不太注意这方面工作的，认为政策研究“假、大、虚、空”，没有意义。实则不然。对一个商人来说，大到国家领导人的更迭，小到一个乡镇芝麻小官的去留，都会对自己有影响。比如说，在政策方面，国家鼓励发展什么，限制发展什么，对经营之成败更有莫大的关系。走对了方向，顺着国家鼓励的层面努力，可能事半功倍；做反了方向，比如说，某个行业、某类型企业，国家正准备从政策层面进行限制、淘汰，你偏赶在这时懵懵懂懂一头撞了进去，一定会鸡飞蛋打。
晋商重视利用信息，要求掌柜必须具有远见卓识以使自己“耳聪目明”，及时捕捉商机，制定经营决策。各大商号、票号都把搜集、分析、鉴别和运用信息视为成功的关键。商业信函内容涉及到粮价、气候、播种、收成、兵祸等，范围很广。在及时掌握商业情报和市场信息后，综合分析运用这些信息，随时改变策略和筹划对策，捕捉机遇。这对现在的企业管理者来说，更是值得借鉴。这个世界，不是缺少商机，而是缺少发现商机的敏感。实际生活中处处充满信息，善于观察的人总能找到发财的机遇。只要对信息的敏感性强，就能捕捉到有用的信息。
1991年，冯仑、王功权等人在海南创立万通集团，通过在海南炒楼赚了不少钱。1992年，随着海南楼市泡沫的破灭，冯仑等人决定将万通移师北京，派潘石屹打前锋，这时潘石屹是万通集团的财务部经理。
潘石屹带着5万元差旅费来到了北京。有一天，潘石屹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听旁边吃饭的人说，北京市给了怀柔四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但没人愿意做。在深圳待过的潘石屹知道指标就是钱，他不动声色地跟怀柔县体改办主任边吃边聊：“我们来做一个行不行?”体改办主任说：“好哇，可是现在来不及了，要准备6份材料，下星期就报上去。”潘石屹立即将这个信息告诉了冯仑，冯仑马上让他找北京市体改委的一位负责人。这位领导说：“这是件好事，你们愿意做就是积极支持改革，可以给你们宽限几天。”做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按要求需要找两个“中”字头的发起单位，通过各种关系，潘石屹最后找到中国工程学会联合会和中国煤炭科学研究院作为发起单位。北京万通就这样在什么都没做的情况下，拿到了8个亿的现金融资。
这就是潘石屹那个“一言八亿”的传奇故事。后来万通在海南赔了本，多亏了潘石屹这一耳朵“听”来的8个亿才有了万通的今天。后来兄弟几个又闹分家，于是诞生了潘石屹现在的SOHO中国(红石公司的前身)和北京大北窑旁边的现代城。潘石屹能赚到这笔钱不是出自偶然，而是源于他的商业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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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抓住机遇借势而起的借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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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第一富豪广汇集团董事长孙广信也从信息中受益良多。孙广信起家于做酒楼，没事他就在酒楼里观察顾客，琢磨顾客。有一回，一个客人一下定了一桌5000元的酒席，把孙广信吓了一跳。在当时5000元可不是一个小数。他一琢磨，什么人这样有钱，出手这样阔绰?一打听，原来是做石油的。再一打听，乖乖，了不得，原来做石油这么肥，这么来钱呢。孙广信就开始转行做石油。后来孙广信成了《福布斯》中国富豪。
如果说潘石屹和孙广信最初的财富都是用耳朵“听”来的，那么夏明宪最初的财富就是用眼睛“看”来的。1989年，在山城重庆开着一家小五金杂货店的夏明宪，忽然发现来买水管接头的人多了起来。他觉得很奇怪，这些人买这么多水管接头干什么用?后来一打听，才发现是一些先富起来的山城人为了自身和家庭财产的安全，开始加固家里的门窗。买水管接头就是为了将它们焊接起来做成铁门防盗，那时候还没有防盗门的概念。
夏明宪发现这个秘密后，立即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马上租了一个废置的防空洞，买来相应的工具，刨、锯、焊、磨地干了起来。一个多星期，他就做了20多扇“铁棍门”，赚了一大笔钱。后来顺着这个思路不断发展，就有了现在的“美心防盗门”，与盼盼防盗门一起，成为中国防盗门行业响当当的品牌。原来的五金店小老板变成了现在的防盗门大老板，成为山城重庆数得着的一个富豪。
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其实，面对每天在眼前溜来溜去的商机，又有多少人看到了呢?成功的创业者常常是那些能够从“无”中看出“有”来的人，生意人需要有一双能够捕捉信息的眼睛。
敏感性来源于善观察、善思考、善联系和善挖掘，透过信息的面纱来感知隐含着的对自己有用的内容。好比在荒原寻宝，宝不可能明显摆在你面前，要通过它表面的异常表现，判断宝可能就在下面，然后把宝挖出来。有人发现了机遇，那是因为他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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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生意是天下最大的生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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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官促商，善于做官生意
晋商是一群有着独特政治嗅觉的群体，他们充分利用财势，最大限度地影响高层决策，为经商创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明清时期许多山西商人住宅屋顶上都可以看到两个兽头。据山西民间的说法，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官商结合的风气可见一斑。晋商认为，要学会做大生意，先要学会做官生意!他们在大做官生意中，表现出了少有的机敏和非凡的智慧。在大获其利的同时，也有效地保护了自身，并提升了家族乃至整个晋商的社会地位。
官生意是天下最大的生意
官商结合是晋商崛起的关键。善做官的人，不一定会经商；能经商的人，肯定会做官。官场要权谋，市场求利益，相通又不相通，官员变成商人容易，但那必腐败无疑；商人做官员也容易，其付出远远小于做商人所付出的艰辛和智谋。晋商是付出最多得到也是最多的商帮，官生意是天下最大的生意，做成了自己焉能不“做大”?
明朝为了抵御蒙古而设立区边重镇，这些兵马的生活和需要造就了一个高额消费区，为晋商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原始动力和机遇，使他们做起了“政治生意”。清朝时以介休范永斗为首的山西八大商贾一跃为显赫天下的“皇商”，取得了其他商帮无法享受的特权，为晋商开创了独步天下的局面，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皇家权力的支派，并甘当附庸以获巨利。
介休范氏每年要交纳内务府皮张若干，从此走上了皇商之路。他们一方面继续经营边疆贸易，另一方面深入国内市场进行绸布茶粮贸易。范氏还是大铜商和大盐商。康熙时，范氏经内务府奏请，承担了一部分贩运洋铜的业务，而且在这一业务中占有相当比重，经常拥有洋铜船六七只，成为洋铜商中的大户，从中获取了巨大利益。范氏在长芦、河东盐区资本相当可观。
到了清朝的中后期晋商达到了辉煌，他们充分利用官方的权势，不失时机地取得“优惠政策”、“重点工程”和“大项目”，从中谋暴利，进而部分代官方“解饷”、运军需、赈灾，最后竟扮演起了国家银行和财政部的角色。如果没有与官方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能得到这么大这么多的“肥差”吗?只有使自己的利益与官方的利益一致时，生意才能做下去，而且会越做越大，越做越顺。
靠官维护，靠官谋利，官商合一，各取所需，在晋商中很普遍。能成为显赫的皇商的，毕竟只是个别，大多数晋商还是通过结交权臣及地方“父母官”，求得庇护，开展“业务”。1921年版《山西票庄皮行商务记》中说：“考前清定例，凡属公款在京则存户部，在省则存藩库，并无令存票庄之明义。所以存储票庄者，官场与各庄老板来往之私人情耳。”那时，结交官场从而获得巨大的利润，这已不是个别现象，而成了普遍的公开的秘密。
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都极力拉拢王公大臣，最著名的，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慈禧太后的亲信李莲英，志诚信结交两广总督叶铭琛，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结历任奥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庆亲王和奥海关监督不止一家票庄招揽，票庄经理有时与督抚往来甚密，得其信任，亦步亦趋，虽调任也与之同行。票庄与官员已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
曾为晚清“中兴名臣”的张之洞在未发达之前，囊中羞涩，买官无银，在京借债无门之际，求到了协同庆票号门下。协同庆老板久闻张之洞大名，又从“大内”的“内线”得知，张之洞将有重用，官运会一路亨通，便慷慨答应借银十万两，作为张之洞买官的费用。不久，张之洞果然荣任两广总督，他自然不会忘记报答协同庆的大恩，便把两广的官方财税解汇全部交给了协同庆。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协同庆仅仅做两广这一笔“大业务”，就赚了上百万两银子，还有什么业务比做这种官生意更赚银子呢?与协同庆票号类似，晋商各票号以经营官款为主，其中的秘密，恐怕只有银子才能说清楚了。
乔家大德通商号经理高钰很擅长发官财。由于与当时的高官赵尔巽关系密切，所以，他总能从赵大人处拉来“大宗业务”。赵尔巽调到东北，高钰追随到东北拉业务，赵尔巽调回北京，高钰也同来，赵尔巽后来调到四川，高钰又跟到了四川拉业务，“大德通”几乎成了赵尔巽的账房。赵大人做官离不开大德通的银子“做本钱”，大德通也靠赵大人手中的权力开展“业务”，获取更多的银子，如此双赢，当然谁也离不开谁了。
高钰除了拉这种“大宗业务”外，他还有通天的本领。在庚子“国难”之际，他竟能比官府还早就得到“两宫西狩”的“特大喜讯”，并能把失魂落魄、落难如乞丐的“老佛爷”和“万岁爷”迎进大德通票号“办公室”临时改成的“行宫”，还慷慨地借10万两银子给从不向人伸手的“老佛爷”。身无分文的“老佛爷”除表示感激外，还把随身带的“西洋贡品”纯金火车头留下作为抵押，并龙颜大悦，对高钰的效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两宫回銮”之后创办大清银行时，高钰就被钦命为首任行长。至于“两宫”对大德通的其他回报，完全可以想像得出。“高总”做官生意做到了极致，在当时很多晋商自愧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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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生意是天下最大的生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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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官生意做得越大，获利也就越丰厚。官场与市场，仅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做市场，是靠满足社会需求，靠自己的才能发财；做官场，是通过结交官吏为自己谋私。在官本位社会里，做市场得先做官场，因为官场控制、垄断着市场，只有通过官场才能做市场。
晋商善于做官场，是其长处也是其短处。长处在于，做官场比直接做市场容易很快“做大”、得到庇护，形成优势；短处在于，官场是最靠不住的。“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变是经常性的。“换汤不换药”的变，固然可以继续做“业务”，若旧官场整个被铲除了，那想再做“业务”也就不那么容易了。要想真正长盛不衰，还得真正去做市场。市场是无限的，善做市场者才会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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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以商附官”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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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弊，有大利必有大弊。官商勾结，或者以商附官，或者把商变官，给晋商带来甜头，减少了交易成本，获得了官方强有力的庇护。但是它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当武昌炮响，清政府土崩瓦解之后，晋商的靠山轰然坍塌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辛亥革命后晋商衰败的命运就此注定。
从晋商的历史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畸形的商业发展图。这种情况的形成与晋商的个人品质无关，是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积淀而成，他们生长其中，如何能够脱离封建观念的藩篱。今天，当我们回头试图探寻当代山西富豪的财富轨迹时，也无可避免地，令他们的第一桶金罩上一层闪着红光的神秘色彩。
旧时代的“红顶商人”坐拥政企两道资源，以官促商，以官取利，凭着在政界的经验和关系网，在商场上往往有较大的腾挪空间。时代不同了，这红顶也就有了众多新的含义。对大多数是民营业主的当代晋商来说，他们追求的红顶，与其说是一种官衔，倒不如说是一种官方的认可与扶持。与生俱来的仕商观念，使他们与当地政府大多形成一种微妙的鱼水关系。也正是由于政府的扶持，山西省的民营经济才取得今天的成绩。“民营”的红顶使他们在企业的发展、融资方面，或多或少获得了一些裨益。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晋商后期与清政府勾结成为“官商”，随着清政府的垮台而步其后尘，随之逐渐衰落。这虽是历史的必然，但也给我们当代企业家敲响了警钟，要懂政治，但不要玩政治，要淡化和克服官本位思想，不然的话，有可能把企业玩完，这方面的事例已经很多。
杨斌想拉政治大旗作商业虎皮，结果就是害了自己。河南首富乔金岭自杀原因，至今在河南仍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如果不是和政治有牵连、如果只是单纯的债务纠葛，怎么会讳莫如深、一言难尽?
中国是一个讲政治的国度，但是我们这里所讲的政治不是通行概念上的政治，而是企业政治化，这是一个企业承载政治的意义，承载官员的政治前途，经常的结果就是这个企业的快速死亡。当官首先要有政绩。最容易出政绩，让人看见政绩的地方在哪儿?修路、盖楼。所以，伴随着官员的政绩提升和官位升迁，在这两个地方栽跟头的企业最多。
大家都知道巨人的死是因为盖了一座巨人大厦。巨人大厦原来准备盖38层的，后来为什么涨到70层。史玉柱解释这个问题说，38层的想法出来不久，一位领导来巨人公司参观，看到这座楼位置非常好，就建议把楼盖得高一点。史玉柱也想为珠海市争光，盖一座标志性大厦，最后决定大厦建到70层。后来史玉柱将巨人的所有流动资金都投入到巨人大厦，加上在香港卖楼花的钱，也填不满这个黑窟窿。最后巨人大厦没有盖起来，巨人也倒下了。因为官员的好大喜功而导致企业的败落，这样的事太多了。
还有一些企业家投机取巧，一心想沾“政治”的光，上赶着给人家送“政绩”，最后把自己弄得身败名裂。企业就是企业，企业家的天命就是赢利，而不是搞“政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年赫赫有名的步鑫生就吃过这样的苦。步鑫生本来是做衬衫的专业户，他也只擅长做衬衫。后来“有关领导”说，大家都在上西装，你也上一套西装生产线吧。步鑫生卖“有关领导”的面子，决定“小搞搞”。这件事被一个更大的领导知道了。领导说，你是全国模范嘛，干什么都应该争模范，不要缩手缩脚。于是“小搞搞”变成了“大搞搞”。海盐衬衫厂也就这样被搞垮了。
中国最大的“企业政治家”是牟其中。牟其中曾经宣称要搞一个工程，请某位国家领导人“下来”以后来做，简直有点鬼迷心窍了。因为过分热心政治，牟其中后来简直变成了一个妄人。
企业家离政治究竟应该有多远?这是一个常谈的话题。答案在这里且先不问，有一点却是显见的，那就是和政治缠绕过紧、特别是和个别官员过于亲密贴近的企业家，最终往往会“被政治撞了一下腰”。和政治过于贴近，就往往忘记了商人的本份，不在商业才能上长进，常思靠权力资源获利撑腰，或许一时风光，却难逃以身饲虎的结局。这值得当代企业家反思，并引以为戒。商道六用人有道管理有方
开设商号，无论大小，能够长久不衰，用人问题是头等重要的。平遥蔚丰厚票号分号经理李宏龄曾经说过：“号事之兴衰，全在人位之高下。事在人为，得人则兴，失人则衰。”得人者兴的核心是择人委任、唯贤是举。凡被选中者大都精明强干，精通本行业务，具有运筹帷幄、决策千里之外的胆识与谋略。由于拥有一支精明能干、廉洁奉公、忠于职守、精诚合作的员工队伍，晋商取得了事业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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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唯贤，避亲不避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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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人则兴，失人则衰
用人问题关乎事业兴衰成败，因为一切事业是要人去做的。大至治理国家，小至治理企业，尽管性质不同，而要繁荣昌盛，用人之道则是共同的。所以，中国历史上许多政治家都有一条共同的经验，叫做“得人者昌，失人者败”。而晋商也说：“得人者昌，政界固然，商界何独不然!”综观晋商的用人策略，在人才的选择、培养教育、奖惩激励等方面，他们建立了一套既严谨规范、又适于人才成长发展的用人机制。
任人唯贤，避亲不避乡
晋商用人有一个普遍规矩：用乡不用亲。山西票号都有这样的明文规定：“非本省同乡不得入内”。这里所说的乡，可以小到同一个村，可以大到同一个省，但“非本省者”几乎没有。晋商“用乡”并非仅仅限用“自己人”，而是“不用亲”。从根本上杜绝了只用“自己人”的弊端，为商号的稳健发展提供了保证。
比如，“三爷”不用，即少爷、舅爷、官爷不任用。不用舅爷，是为了避免在商号出现“外戚专权”；不用官爷，是为了防止商号被官化；不用少爷，究竟为何?子承父业天经地义，少爷做“接班人”顺理成章，自古皆然，晋商为何要反其道而行之呢?不用少爷，同样是为商号的根本利益考虑的。
少爷不一定就有经商的才干，即使能胜任大掌柜，在能力相同的情况下，依然选用外人。这并非对少爷不信任，而是必须恪守晋商商号的“组织原则”：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少爷本是“少东家”，是商号自然的所有者，如果再做大掌柜，那所有权和经营者就合二为一了，其中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把亲情关系加于商号管理、经营、用人等等诸事都会受“自己人”的掣肘，少爷还会把老爷的老一套照搬到商号内，导致商号缺乏应有的活力。当然，如果少爷真的才干出众，那用少爷“自东自掌”的例子在晋商中也有不少，但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东伙制“组织原则”始终没有错。如果用少爷“自东自掌”了，身兼二任的他既是当然的东家，享有商号的所有权，又是掌握经营权的大掌柜，本来是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就变成了自己监督自己了。少爷手中的权力一旦失去了监督，那渎职和“腐败”就不可避免了。
如果是独资的商号，那少爷最有机会和条件成为商号的“土皇帝”了，谁能奈何之?商号只能走自生自灭的不归路了；如果商号是合资，那其他持商号银股者，对少爷的行为能有多大的约束呢?他们除抽股、避免血本少受损失外，恐怕难以再有别的办法了。
相对于“用亲”，“用乡”有很大的好处。“用乡”虽非“自己人”，但也是知根知底的人。聘用同一个村，或邻近几个村里的人，东家往往是“看着他们长大的”，不仅对其本人的一切情况了如指掌，而且还对其家庭，乃至祖宗三代都一清二楚，整体素质是用不着“面试”和“政审”的。只要用他做生意就行了。
“用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保人制度。这也是从根本上保证商号利益的极为重要的制度。“使用之人，委之于事，向来轻用重托制，乃山西商号之通例，然经理同人，全须有殷实商保，倘有越轨行为，保证人负完全责任，须先弃抗辨权。将保证人与被保人之关系，如无特殊牵连，最不易找，倘保证人中途废歇，或撤保，应速另找，否则有停职之虞。同人感于如此严厉，再受号上道德陶冶，故舞弊情事，百年不遇。”大德恒票号经理这番感慨，道出了“用乡”、“轻用重托制”的核心内容，把伙计与东家用“连锁关系”连在一起，与“赔东家不赔伙计”的分红办法，在一起就构成了责、权、利一体化的较为完备的东伙制。
东家始终是商号的所有者，伙计也一直是伙计，下至学徒，上至分号经理乃至总经理都是伙计，没有担保是不能用的。保人的担保起防范作用，作保人必须与被保人为至亲，或至友，能对被保人的一切“负完全责任”，这就是所谓的“特殊牵连”。这种牵连，必须是经济上的和法理上的。被保人“倘有越轨行为”，保人就要“连坐”，欠银子还银子，损物品赔物品，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
任何企业，只要能任人唯贤，尊重人才，重用人才，不徇情，不嫉贤，不分门户，就能兴旺发达。反之，以亲疏划线，任用无能亲朋为伍，事业没有不失败的。晋商用地缘乡情把人的责任感和创造性发挥出来并加以利用，从一方面促进了商业经营的成功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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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以考察，敬以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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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把对员工的培养教育看作关系到自身生存发展的大事，对于初选入行的伙计，他们要派遣资历较深者或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系统的培训，训练的科目种类繁多，并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办法。
比如蔚丰厚票号驻外庄掌柜李宏龄曾经建议总号设学堂，学业务，学外语，培养人才。他说：“自五口通商以来，明为中外两益，实则开一商战世界。各国通商，必须语言文字相通，方能便于办事，国家所以设立学堂，实因外交而起。”因此李宏龄认为票号“亦需培养人才，择年少才美者数人，或送学堂学习三年，或同人公立学堂延请教习，俾各号各码皆有一二通习各国语言文字之人，则不但华商可交，即洋商亦可交易。况时局变动不测，万一再有意外之事，有一二通洋文者，更可保持全号，不较之携账而逃又高一筹乎!”
晋商很重视商业人才的选择和使用，通过考其德行才智、察其断事析理能力，并广泛听取他人的评判，以决定是否任用。在德行方面要求职员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
在对人才日常行为考核内容上主要是要求员工必须奋发进取，节欲杜弊，如：不准在号内借款，不准携带家眷，不准相互送礼，不准搬弄是非，不准吸食鸦片，不准闲坐闲聊，不准向财东和掌柜送礼，不准推诿包庇过失，不准结伙营私，不准不听调动和指挥。违者将受到惩处或开除。经过测验确实可用后，才分派各分号任事。
蔚丰厚票号驻外庄掌柜李宏龄给总号的信中特别强调了对号伙的考核。他说，“故知人用人为整顿号事第一要义”，“认真察看则得人，不认真察看则不得人，全在乎日留心体察，临时方可得人”。并且提出，对人的考核应与对顶身股的“加股减股”结合起来，根据其人的才具劳绩秉公行之，不能存一毫私意情面。只有这样，真有才干的人才能奋兴，各码头分号事业才能蒸蒸日上。反之，不考核则不能知人，“不知其人，安能用之得当；用之不得当，则号安能得手!”所以顶身股的股份制度必须建立在选用贤才的基础上，倘若凭私意任人唯亲，让庸碌之人进入号内，即使只作一个普通伙友，最终也会导致不良后果的。这一点正是晋商特别谨慎的独到之处。
经过严以考察，合格的人就会被敬以为用。晋商对经过审查合格进号工作的人称“请进”，意在人才之请入，前途不可量。山西平遥的西裕成颜料铺财东李箴视以伯乐之姿态寻找千里马雷履泰，后来二人合力创家日升昌票号的故事，一时成为美谈，为后人津津乐道。
雷履泰是平遥县龙跃村人，少年家境贫寒，在跳槽到西裕成之前，他住在平遥城内北门头拐角宝房内，是个看宝盆的把式。看宝盆是宝房(赌博场所)的专业术语。当赌徒揭开宝盆(赌具容器)盖，显露出几颗骰子上的点数，就要计算出赌银输赢的数额。
一日，西裕成老板李箴视心血来潮，到宝房看热闹。当宝盆揭开时，雷履泰脱口而出报出数额，其反应之快，让李箴视大为惊叹。几年后李箴视又在这个宝房与雷履泰相遇，看到他洒脱自如，气度不凡，觉得这位“脱口秀”的同乡很有潜力，便上前拱手相邀，把雷履泰请到了西裕成颜料铺。
果然不出李箴视所料，雷履泰是个人才，他先是在北京、汉口分号担任经理，又回到平遥总号做总经理，生意越做越红火，这期间，李家的西裕成颜料庄开始发展为全国性的大商号。后来雷履泰向财主李箴视建议成立专门经营货币资本的金融机构——票号。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初一，平遥城大街上挂出了“日升昌”的崭新招牌。李氏和雷履泰等人都没想到这一举动，竟在中国近代金融界掀起一场“大革命”，晋商沿着“票号”登上了“天下第一商”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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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聘用，礼遇贤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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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号之间的竞争，实质是人才的竞争。因此，晋商除自己培养人才以外，还不惜重金，从同业及各方面聘用贤才。任用贤者，就要给贤者以应有的物质利益，贤者才乐意为财东服务。如果只使用而不关心贤者的物质利益，或者论资排辈压制贤者，贤者就可能辞退出号另谋他事。
山西票号在各号之间相互重金聘用或拉走人才的现象多有所见，而每一个被聘用拉走的人才都给另一方票号带来了好处。这里所说的重金，主要表现在顶身股的份额上。
宋聚源最初在其昌德票号做事，协同庆票号特许顶身股4厘，把他从其昌德拉走；随之派往兰州、凉州分号管事，因经营有方，获利丰厚，账期又加顶身股2厘。后来其昌德资本家又把宋聚源反聘回来，委以总经理，允顶身股1股。
宋聚源弟弟宋聚奎，在蔚泰厚票号做事，位至副总经理，顶身股9厘。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介休洪山乔英甫新开宝丰隆票号，聘宋聚奎为总经理，特允顶身股1股2厘。所以有人说：今昔票号总经理顶身股皆以1俸为满，唯独宋聚奎破例。
山西票号业兴起时，祁县最有实力的富商乔致庸眼看着财源滚滚流向他人，他却因缺乏票号经营管理人才，无法开办自己的票号而暗暗着急。乔致庸心里十分清楚虽然票号赢利丰厚，但是没有精通业务的人才是万万不能的。就在这时，蔚长厚票号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原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祁县籍人阎维藩因给年轻军官恩寿垫支银10万两作为其升官活动费，受到总号的责难，并准备查处阎维藩。不想恩寿官运亨通，不久将擢升汉口将军，以后给票号带来的好处自在不言中，总号查处阎维藩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但阎维藩从此心中不快，决心离开蔚长厚，另谋高就。
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一位经营票号业务的能手，当他千方百计获悉阎维藩有离开蔚长厚的心事时，就拿定主意要将阎维藩拉过来为己所用。恰在这时，阎维藩要返乡。乔致庸认为时机已到，便命其子乔景仪在途中迎接阎维藩。地点定在子洪口，子洪口为交通要道，是阎维藩返乡必经之地。
乔景仪等人在子洪口一连住了几天，才等到阎维藩，阎维藩见乔景仪迎接他的盛况，先是一惊。当乔景仪将其父乔致庸请他相见之意转达后，阎维藩感动不已。心想：“自己在蔚长厚受到冷遇，乔家财势赫赫，富名远扬，能如此待己，可谓三生有幸”。乔景仪遵从父命又请阎维藩乘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阎维藩感到乔家如此敬他，十分难得，自己也应自谦，不能让年长的乔公子骑马。二人你谦我让，最后阎维藩只好把衣帽放在轿内，算是代他坐轿，本人则与少东家乔景仪并马而行。
这下可便宜了抬轿子的，16人轿夫换抬一空轿，抬起轿来如脚下生风。接到下人报信的乔致庸早已在家门口等候多时，迎入屋内，嘘寒问暖，好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又摆下丰盛的宴席款待阎维藩，极尽东家之谊。乔致庸暗中察看阎维藩，见他仪表堂堂，举止有度，谈吐有节，精明而不失稳健，自信而不失谦逊，谈起票号业务，真知灼见，如数家珍。当乔致庸得知阎维藩年仅36岁时，更是赞不绝口。两人越谈越投机，乔家当场聘阎维藩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总经理。阎维藩也决心报答乔家知遇之恩，愿为乔家商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从此，阎维藩主持大德恒票号26年间。阎维藩身怀雄才大略，善于经营，使大德恒票号业务繁荣昌盛，每逢账期，每股分红达到一万两左右。在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庚子事件、辛亥革命中，由于社会动荡，有不少商号、票号遭受影响而倒闭，而大德恒票号由于阎维藩主持有方，每逢变故均能及时采取措施化险为夷。所以说，阎维藩为乔家立下了卓越功勋，而乔家也确是慧眼识人才。
商场上的竞争与其他任何行业的竞争一样，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智力的竞争。请到高明的人才，你在竞争中才能占据主动地位。而真正的人才一般都有傲骨，他们不会随随便便屈尊于人的，他们也在选择能够认识到自己价值的“明主”。因此，能识人，还要会请人，真正做到一流人才一流对待才行。慧眼识人才，还要给人才以很高的礼遇才行。乔致庸做到这点请到了阎维藩，就像当年刘备请到了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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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所长，不拘一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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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认为，人有贤愚之分，贤者又各有所长。一个人文笔很好，处理文书十分得力，若任以分号经理则差，因为他缺乏帅才。有帅才的人，又分为稳健派和进取派，有的善于在逆境中求发展，有的善于审时度势，决定进取。所以要任人唯贤，还必须知人善用，用人所长，才能发挥贤者的作用。
知人善用，任人所长，首先有要知人之智，从长避短，也就是要看清所用之人长在何处，何以长；短在何处，何以短。用人既要知人，又要明事，二者缺一不可。知人则知长短，明事则明顺逆，以长从顺，因逆避短，如此，乃可“出言则听，举事则成”，而“不困”也。不过，“从其所长，避其所短”之运用，除知人明事之外，更须注意灵活机动，不必拘泥。
在这方面，山西票号总号的经理们有许多知人善用的典型，为票号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协同庆经理任用赵厚田主持各分号事，先是“冒险姑苏，急难臬兰，回翔成都、重庆之间二十余年，能使全局营业，恒操胜算，皆赖赵君之力”。
蔚丰厚票号任用李宏龄轮番主持北京、上海、汉口的重要分号，官商从无巨额倒欠，被同业誉为贤才。李宏龄善于审时势多谋利，人弃他取，常获盈利。清光绪中叶，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连续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在这多事之秋，李宏龄依据形势变化，在逆境中求发展。
比如1894年秋，李宏龄由北京调往上海。在未动身前，中日宣战，人心惶骇，京官携眷纷纷外逃，各票号均停止收交款项。李宏龄默察时势，通电各分号照常收交，不过汇费要加重，交款期要延长。同时，将收汇的款项和吸收的存款调至南方有关分号放账，事定后再调回京号，结果获利颇丰。
同年9月上旬，他由京往沪行至扬州，正遇总号令扬号将存款全部退还，并停止收汇上海款项，如不遵办，则以号规论处。扬号本来主要靠做上海和南京的生意，接电后扬号经理白子直大为作难。李宏龄回答：“旧存款不但不还，有新款尽管收存，皆归上海借用。如有汇沪款项，若扬号放出能赚利，也尽管收汇上海。如总号违令见责，与扬号无干，宏自能回复。”结果，照李宏龄意见去做，扬号年终结利3万多两。反之，李宏龄不主持的分号却是另一种情形。
李宏龄对伙友疾苦也非常关心。票号派往各分号的伙友，规定不准携眷，三年回家探亲一次，老少皆然。李宏龄认为这种号规有许多不近人情之处。故积极建议总号改进或灵活掌握。比如有位孔老台，住京数十年，勤勤恳恳，于事事裨益不少，担子亦属甚重，且年逾花甲。李宏龄认为这种情况不能与少年相比，建议可一年回一次家，“他人不得援以为例”。郭倍瑾来京已经两年，按号规离下班期尚有一年，可郭倍瑾临行时完婚才一个月，李宏龄建议总号准予提前归里探亲。由于各分号伙友少年颇多，客居异地日久，气候生活等不适应，不少人身体虚弱，“饮食减少，彻夜不眠，服药无效，医家言阴虚火盛，将成痨症”，鉴于这种情况，李宏龄大声疾呼，建议总号对此情况应予以照顾，不必拘于三年才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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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学习 社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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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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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知人善用，任人所长，还强调要不拘一格，乔致庸就是其中的代表。马荀原是乔家在包头开办的复盛西商号下属一个小粮店的掌柜，他虽不识字，却善动脑筋，又能吃苦，在他的带领下这个小粮店生意十分兴隆。可是，复盛西商号却经营不善，连续两三个账期都是赔钱，反倒要粮店给复盛西贴补财务窟窿。而复盛西商号的伙友，虽然赔了钱，却待遇好，地位高；粮店伙友虽然赚了钱，待遇、地位都不能与复盛西相比。粮店的伙友难免为此发牢骚，马荀心想长此下去，人心不和，买卖必定垮掉，经过再三考虑，他下决心在回家探亲时向财东乔家反映真实情况和意见。
马荀是山西祁县姜堡人，离财东住地乔家堡仅五六里路程，但他求见东家心切，在探亲回家时径直到乔家堡。时值寒冬腊月，马荀不讲究穿着打扮，身披一件白羊皮袄，又是长途旅行，浑身尘土，到乔家宅院时竟被看门的当作乞丐拦在了门外。马荀急中生智，让门房赶快去禀报老爷，就说有一位马大掌柜从包头回来，有急事要面见东家。门房一听马大掌柜，不敢怠慢，急忙禀报。老财东乔致庸听说有人自称马大掌柜，不由得暗中发笑，因为还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自称是大掌柜，倒看看这位大掌柜是何许人，便传话请进。马荀见到威名赫赫的财东乔致庸也毫不胆怯，把复盛西商号与粮店的经营情况讲得一清二楚，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
乔致庸听马荀讲的有根有据，十分欣赏马荀之才。既是人才，岂有不用之理，又听说马荀千里迢迢从包头回家，却过门而不入，更是增加了对他的钦佩。时正逢腊月底，于是吩咐家人：“备一份厚礼，套上我的轿子，送马掌柜回家探亲。”马荀一听，感恩不尽，知道事情有成，便风风光光坐上财东轿子回家去了。年关，包头复字号掌柜向乔财东汇报经营状况，乔致庸详细询问了复盛西和粮店的情况，知道马荀所言属实，便给包头掌柜作了交待，拨付马荀所在粮店一笔资金作为本钱，独立经营，由马荀全权处理粮店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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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所长，不拘一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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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年，马荀得到准信，心中十分欢喜，决心大干一场，不能辜负乔掌柜的信任，想到这些，他再也无心歇在家中，便提前来到包头主持粮店买卖，马荀成了真正的粮店大掌柜。他起早贪黑，苦心经营，粮店的生意红红火火，粮店有时需要掌柜签字，可他不识字，便请账房先生替他写好马荀二字，他照猫画虎来写，可字又难免写得缺胳膊少腿，竟把马荀二字成了马苟，成了伙计们的笑料。他被戏称作“马狗”掌柜。不过这位“马狗”掌柜可真有本领，心算口算又快又准，业务经营得生气勃勃，人又有德性，勤勤恳恳，在他主持粮店业务的数十年中，为乔家赚了大量的银子。马荀的成功，与乔家善于识人、不拘一格提携是分不开的。
知人善用，任人所长，不拘一格，既能聘请德才兼备的人总领号事，又能在号内广用人才，同时号规谨严，这就保障了商号上下人等都能同心同欲，朴诚稳妥，齐心协力，凝聚成“人和”的力量。“天地之性人为贵”，正是贵在“人和”，贵在人的力量，贵在人的价值，贵在团队的力量，使得晋商的商号票号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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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汰优胜，奖罚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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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用人还重视替换更新，因为人同其他事物一样，都是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有两方面，有的勤奋好学，不断上进，德才皆优，成为票号的骨干；有的傲慢懒散，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无所作为。这种变化的表现，或初为人用勤劳，慢慢骄傲自满；或时代发展，知识能力低下，不能适应新的环境；或者开始贪财，损公肥己；或者不重视票号信誉，为顾客服务差，影响票号发展等等。
因此，除了要对雇员进行不断教育外，还必须吐故纳新，有进有出，才能拥有一支精明能干、廉洁奉公的员工队伍。吐故淘汰了不称职者，纳新增加了票号新的生命力。如果只进不出，滥竽充数者充斥其间，票号就不会拥有一支好的员工队伍，则贤能无由奋起，还会挫伤贤能的积极性，票号也必然招致失败。正是用人上采用吐故纳新，有进有出的原则，晋商保持了青春活力，创造了百年的历史。
除了吐故纳新，有进有出，晋商在用人上还注重奖罚严明、决不姑息。李宏龄有一段话道出了奖罚严明的重要性。他说：“人才之兴，全凭鼓舞。若赏罚之际不能允洽，则贤能无由奋起，而不肖者反得夤缘而上，成败所关，岂浅鲜哉!”所以，晋商总是赏罚严明，不徇情，不护短。
李宏龄长期担任蔚丰厚票号驻外庄掌柜，在北京、汉口、上海等都任过职，并取得过显著成绩。他在北京分号任职时间最长，在总号中也很有影响和地位，但在任用人员上从不凭资格徇私情，始终出以公心，举贤荐能，受到全号上下的同声称赞。
李宏龄从长期经营管理中，深深认识到：“号事之兴衰，全在人位之高下。”“事在人为，得人则兴，失人则哀。”作为票商，李宏龄在用人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本着这一指导思想，在用人上，特别注意选贤任能，裁汰平庸。
李宏龄在北京分号任掌柜时，重用侯中杰管理业务，梁鸿基管理账务。一个跑外拉存货，一个管账不出错，犹如他的左膀右臂。但他并没有因此把这两个人压在自己的翅膀之下，而是积极向总号建议破格提拔此二人，哪怕调往外地也在所不惜。他手下还有个叫刘承基的人，写书信很有功底，业务也非常熟练。总号提出要调刘去扬州分号管书信。李宏龄见未予提拔，就公开向总号表态不放人，坚决把人留北京。等待更好的机会，再承担重任。
李宏龄不仅对自己手下人公正对待，重用贤能，而且对总号的用人也十分关注，经常向总号提出自己的用人建议。成都分号掌柜郭某不守号规，造成经济损失，被免职调回总号，可总号二掌柜又把其派往天津当二掌柜，李宏龄闻讯，不顾层层关系网，向总号伏义执言，请总号收回成命。总号不听，结果郭某在天津又滥放贷款三四十万两，造成坏账，使蔚丰厚遭受巨大损失。
身为蔚丰厚执事，李宏龄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主张选用能随机应变之才，布置于各码头，所以平日留心物色，一旦发现中意的人才，便破格提拔。他听说百用通票号的毛兰亭由分号下班回到总号平遥。因东家所给顶身股不合己意，意欲他往。于是他立即信告总号，介绍“其人颇能办事”，希望能迁请到蔚丰厚来。总号采纳李宏龄的意见，聘请毛兰亭到常德主持分号。后来李宏龄通过巡察各地分号情况的人汇报，了解到毛兰亭抽鸦片“嗜好太重，诸多未妥”，便立即建议总号派汉口分号冀起文前往清查。他说：“如果属实，即另派妥人前往。总之，号事以妥实为主，岂可因弟汲引在先，遂而袒护。凡事秉公，不必瞻徇也。若必如此拘泥，恐以后无敢保荐人者。无论弟所荐之人，并非弟之亲故；即使弟之亲故，亦不能容推；至于他人，无论为何人所荐，均不能姑容也。”
类似如此事例有很多，都说明晋商由总经理到分号经理，都是纪律严明，该奖者奖，该罚者罚，从而与雇员能同心同德。贤者受到鼓舞，违规者被惩罚，才能使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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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用人方式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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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避亲不避乡”的用人原则，是基于实行两权分离管理模式的下的一种用人方式，对现代的家族企业管理有很好的启示。
现代的家族企业有一大部分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二为一的，在用人方面侧重于近亲使用，而不能对社会优秀人才进行择优录用。企业内部缺乏民主气氛，企业缺乏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得员工自由发展的空间非常有限。员工对家族成员听之任之，企业缺乏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仅凭经营者的主观经验和常识，靠简单的信任和亲情去约束人，企业员工缺乏积极性、创造性，没有为企业发展献计献策的动力。
有一家民营企业在营业额达到3个亿后，业绩就迅速滑坡。这家企业，老公抓生产，老婆管市场，小舅子管采购供应和财务，不仅很难获得外部社会的信任，而且还很难获得内部员工的信任。这家企业业绩不稳，原因在于企业的业务骨干队伍不稳。由此可以看出，晋商们不用“少爷、舅爷”有其先进合理性。
企业要发展，就需要改变“子承父业”这一传统，企业管理的接力棒并非一定要传递给自己的子女。世界先进的家族企业往往会聘请职业经理人来管理，这样还可以解决家族企业矛盾。沃尔玛就是最好的例子，沃尔玛家族拥有者从来不去公司。沃尔玛整个系统能够有序地运转，靠的是一套完善的流程和一个优秀的管理团队。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家族企业的某些特点是相同的，做法也应该是相近的。
民营企业在选定接班人时，除了坚持家族制的民企，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家都表示，不会要求自己的子女做接班人。慧聪集团CEO郭凡生说，他不希望女儿继承他的公司。郭凡生认为，如果子女的能力比父辈强，自己完全可以创业，将来的事业可能更大；如果子女能力不如父辈，即使继承了父业，将来也会把公司做垮。
现代联合控股集团的董事长章鹏飞说：“我女儿现在很明确，她不会到我公司，因为我太太都不在我公司。我现在在考虑用培养的方式来逐渐选择接班人，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理性的。”
西门子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总裁陈夏鑫说：“儿女们将来做股东可以，但管理不希望他们参与。现在社会在变革，说句真心话，对于儿女们，我根本没有希望他们来做这个。”
海星集团总裁荣海说：“关于接班人，家族中人可能只是资产的继承者，而不是运营管理的继承人。我现在主要还是从公司的角度考虑问题，我要成就的是海星这个牌子，使它能够延续下去，是不是由家族的人来管理倒不是很重要。总不能让阿斗当皇帝。”
由于中国特殊的企业环境，民营企业往往不敢把财富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而父辈又终将退出江湖，他们只得赶鸭子上架，把“二代”逼上财富舞台。这样的结果，使得财富如一块沉重的石磨，“二代”驮着难受，父亲扶着当心，企业运行也变得蹒跚艰难。
中国家族企业要发展壮大，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不走出家族化管理的体制，不利用市场上的人力资源、管理资源，肯定是行不通的。对家族企业来说，能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自然是比较理想的做法。实现职业经理人的引入，已成为目前中国家族制企业管理专业化的主要方式，现在的职业经理人就是过去晋商票号中的“掌柜”或总经理。
晋商用人“重金聘用，礼遇贤才”，允顶身股，现代的家族企业可以借鉴的是实行产权多元化，建立起股票期权等激励机制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盟自己的企业，出让企业的一部分股份给高级管理人员和企业骨干，尽量留住人才，同时也能促使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企业经理人还没有形成品牌效益、还缺少个人信用作保证，一些企业经理人员为了自己私利而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也是存在的。因此，家族企业必须重视对职业经理人道德风险的防范，建立一套合理的人才聘用系统和激励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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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管理上权力集中统而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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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整套严格有效的经营模式
晋商的商务活动多通过商号、票号进行。通常一个晋商家族所立“号”下设有多处分号或分支机构，少则十来家，多则数十家，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对于一个店铺丛生、经营种类繁多的庞大企业，要使之运行有序、高效，整体实力不断增强，没有一套成熟可行的经营管理模式是难以想像的。大量史料表明，晋商确有许多巧妙的经营艺术。
组织管理上权力集中，统而不死
从现代企业管理上讲，一个企业的高效运行，首先需要设计一个合理的组织结构，即在劳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设计出组织所需的管理职务和各个管理职位之间的关系，并以相应的机构为载体，使各项管理职能发挥应有的效用。经过这样的制度安排，一个拥有数百、上千甚至上万人的大型企业才可能较为顺利地运转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的组织管理是搞好其他管理工作的前提条件，没有合理的组织安排，企业的人事、营销、财务等的管理也往往难以尽如人意。
对于晋商而言，一个家族的商号或票号规模大多可达百人以上，其资本遍布全国各大商埠和城镇，而这些商号、票号制约互利，通过资源整合，使整个家族企业形成一个有条不紊的管理系统，成功实现了各自的集团化经营。当然，以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来看，晋商家族企业所采取的正是一种高度集中制的组织管理模式。
财东拥有所有权，一般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而是委托总经理，授之以资金运用权，职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以充分发挥其才干，即所谓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总经理坐镇总号，除管理总号内部各项事务外，就是对各地分号进行宏观调控，晋商商号、票号总号实为企业的权力中心，凡经总号集体研究，由总经理最后定夺的经营决策、业务方针、存放汇兑等各种规章以及人事管理制度，上至经理(包括分号老板)，下至一般伙友，必须不折不扣地遵行，不准有丝毫违背。否则，即以违犯号规论处。
分号经理(掌柜)拥有所在商号的业务开拓权、资金运用权和人员管理权，但机构设置、资金调度、人事任免和赢利分配等重大权限均由总号控制。分号实际上是总号根据经营种类或区域范围下设的从属部门，虽然年终或账期也须向总经理及财东汇报经营绩效，但衡量标准不仅仅是看其赢利多寡，更重要的是该分号对总号实力增强做出多大贡献。
无论总号与分号，其内部人员设置的原则都是“因事设人”，绝不“因人设职”。每个商号一般从业人员在10人左右，其中大掌柜(经理)是决策人物，二掌柜处理日常事务，负责对外联络、安排日饭谱，三掌柜(柜头)总管柜台业务，内事先生(管账先生)监管文书、出纳及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的保管，柜员2~4人，经办具体业务事项；学徒2人，协助柜员打杂。
比如，祁县复恒当设置人员的标准是“紧七慢八”。就是说7个人紧一点，8个人就比较宽松。所以伙友一般为7~8人，绝不超编。精干的机构设置大大提高了商号办事效率，减少了管理费用，同时又增强了雇员的责任心，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从而为商号、票号的稳定、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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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管理上严格号规，令行禁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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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之所以长盛不衰数百年，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制订并切实实行了严密而完善的号规。晋商有谚称：“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铺有铺规。”号规无疑是商号的根本大法，其制订得是否完善，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对发展有利，无疑与商号的命运息息相关。
大德通的号规上有这样的话：“凡事之首要，箴规为先。始不箴规，后头难齐。”作为统辖商号全局的法规，必须对商号的性质、人事、业务及福利待遇等重大事宜做出原则性的规范，使号内任何人都必须在号规的规定范围内活动。如果能够切实遵守明文规定可得到奖赏；如果触犯，也应视其程度，作出相应的处罚。晋商号规极严，无论经理、伙计、学徒，均须遵守。从而使商号上下努力任事，团结一致，勤奋进取，充满活力。
晋商在号规方面创立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诸如经理负责制、学徒制、号规、休假制、账簿制、保密制等。晋商号规内容之全面，条款之严密，实施之切实，是现代不少企业难以做到的。尤其是令行禁止，人人遵守，更值得现代企业管理借鉴。
经理负责制主要是实行量才录用、规范管理的严格制度。用请掌柜、写合约、定人股来规范财东和掌柜双方的权益和行为。经理(大掌柜)一经聘用，财东则委以全权，不干预号事，静候年终决算报告，真正做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经理则做到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忠义来答报知遇之恩。经理在任期内业务突出有成绩者，则加股(人身股)加薪奖励。
晋商认为，商业赔赚如兵家胜败，士气可鼓而不可泄，若非人为失职或能力欠缺造成一时亏赔者，财东则补足资金，慰勉鼓励，令其重整旗鼓，经理自然更加卖力。如不称职者，则减股减薪或辞退不用。如太谷曹家聘用的“富生峻”钱庄的首任经理，因经营不利，几年间把曹家的本钱全部赔光。曹家问清原因，不但不加责难，反而三番两次付其本钱，让其再干，后终于转败为胜。不仅使“富生峻”起死回生，而且又开设了“富盛泉”、“富盛长”、“富盛诚”、“富盛义”四家分号，这位经理遂成为效忠东家，敏惠干炼的商场名将。
学徒制对对店员、学徒要求十分严格，如对相貌、身高、家庭、文化、德才都有一定要求。入号后对其严格进行职业道德、工作技能培训。培训毕，经过严格考察后，量才使用。山西有谚称：“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由于要求严格，从而培育了不少商业骨干人才。
晋商对字号普遍重视，因为字号乃商家的根本，尤其是那些延续数百年的字号，无疑是信誉和财富的象征。商家把维护字号当做保护生命一样重要，因此，号规首先对字号的使用和维护作出明确规定，其主要宗旨就是强调要树立和维护本字号招牌。
休假制度方面，一般规定号内职工从掌柜起，均为三年回家探亲一次(分号路远者，如东三省、蒙古、新疆等地为五年一次)，称为班期。住家半年，往返旅杂费由号中供给。如遇婚丧等事，视情况予以补贴。号内包括掌柜在内，一律不准携带家眷。
在账簿制度方面，晋商商号、票号账簿是旧式簿记，但组织完备，登记详密。其账簿多至十几种，主要有万金账(东伙开办时合同、股利分配等)、流水账(借贷、汇款、杂支、汇费、利息，与各庄来往汇款)、老账(即流水分类记)、浮账(即活期存款)、汇兑账、存款账、放款账及各地往来总账、本埠往来总账等。
资金管理制度方面，资金由总号统一调度，分号按总号授权分工负责；账目实行日结、月报、年清制度。汇兑可以顺汇，也可逆汇，方便客户；汇费随行就市，可以“让点”；存款可以整存分取，本息可以在异地分号随用随取；每日店铺都要点检，多出来的银两一律没收，缺少的一律照赔。凡此种种，一整套管理制度近乎苛刻，但都能一丝不苟地严格执行，保障了票号的规范运作和金融安全。
票号的保密管理制度更是别具一格。总号与分号之间，不论指示、安排或请示、汇报，均用编号和记有日期的书信；写书信用暗语，重大机密派高级职员亲往口授。信汇有专用信封、信稿及格式规矩；行文采用密押，如1~9个数字用晋、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9个州名代替；年、月、日均另有代码字。汇票还采用先进的水印防伪技术。日升昌票号的大方印，他们一锯为三，大掌柜执1/2，二掌柜、三掌柜各执1/4，三块印同时捆绑盖章才算有效，防止个人独断专行。
其他还有：上司可以定期不定期地进行查看，考察从业人员的能力和工作成绩。各分号之间，虽以结账盈亏定功过，但也要具体分析，如果本处获利，别的分号为受其害者，可以为功，如果只顾本处获利，不顾其他分号利益，甚至造成损害者，则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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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管理上严格号规，令行禁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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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可贵的是，晋商的规章不只针对下属，对财东的职权也有明文规定。财东只能在结账时行使权力，平时不得在号内食宿、借钱或指使别人为自己办事，不得干预号内人事；经理对外代表商号，财东不得以商号名义在外活动。
以上这些是晋商的独特之处，也是有其称雄数百年的奥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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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经营管理方式的借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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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是企业永恒的主题，而制度建设则是管理之本。目前，企业建制主要是两个方面，即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和优秀企业文化建设，这是企业发展的两大支柱。企业制度能抑制人恶的一面，企业文化则能引导人善的一面。企业文化核心是全体员工认同的价值观，其主要作用是增强企业凝聚力。
在这里，晋商的经营管理方式对现代民营企业的管理有很大的启发。如今许多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所采取的治理机制在经营发展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如管理体制不够健全、管理决策不科学、产权结构不合理、人才机制不灵活、利益机制不均衡等。民营企业要发展，就要在一定发展阶段果敢地抛弃旧的管理机制，建立起适应企业发展的新型的现代企业科学管理机制。
我国的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企业，重要职位由家族成员担任，实行集权化领导，专制式决策。企业采取家长式管理模式，凡事一个人说了算，缺乏来自内、外有效的监控、反馈和制约，使得决策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大打折扣。
晋商的财东作为所有权，一般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而是委托总经理，授之以很大的经营权，组织管理上权力集中、统而不死。对于现代的家族企业来说，也可以加以借鉴，采取分权管理模式。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下，企业管理体系中的等级界限已相对模糊，下级机构有相当的权力，各职能部门的横向水平联系居于优势。在信息传递上，上下纵向沟通仍将是必要的，但横向信息网络显得更为重要。分散管理打破了金字塔式的管理体制，使权力分散到不同的层次。分权使管理层次简化，更易于沟通信息，加强横向接触，可以发挥下级联系职能部门的主动性，减少最高一级的行政机构，便于提高效率。
比如，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的股份有98％属于家族成员，但在人员任用上走的是淡化家族制的路子。在方太集团里实行放权管理，除了茅理翔的儿子茅忠群是总经理外，总经理之下的总监、中心主任、财务经理等都是引进的职业经理人，权力都很大。家里人一律不能担任总经理之下的管理职务，这是一个硬指标，已经成为方太的文化理念。
美的集团的何享健在资本上追逐着家族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企业管理架构上，他一直在努力避免美的变成家族企业。目前，美的集团实行的是拆分凸现放权。对于分权和集权，何享健有一套十六字真言：保权有道、分权有序、授权有章、用权有序。
民营企业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治理模式，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两权分离”并不等于一定做到了“管理科学”。当前中国民营企业灵活性有余，制度化不足。一些家族企业管理不严，纪律松懈，浪费严重，缺乏监督和自我约束机制。一些家族企业领导人认为只要聘请专业人员进行制度设计，多开会，多监督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往住又会流于形式。
大部分民营企业都有自己一套成文的规范制度，不过是出于一时业务和管理的需要。在一些民营企业老板意识深处，我就是制度，我可以制定制度，也可以违反制度，甚至可以改变制度。
现代企业讲究的是个制度，照章办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有些民营企业的落败，并非偶然，而是必然的结果。因此，进一步强化企业管理尤为必要，通过科学管理来提高企业效益有很大的潜力。
企业有一套好的制度，懒人可以变勤劳，笨人可以变聪明，没有钱可以挣钱，没有人才可以吸引，没有技术可以创造，管理漏洞也能堵死。如果没有一套好的制度，聪明人会变笨，勤劳人也会变懒，管理漏洞反而会越来越大。因此，实施全面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形成一个由管理技术和管理控制的制度体系，对于发展中的民营企业来说要比具体的经营活动更重要。
管理正规化、制度化和程序化是克服随意性的有力武器，它能使企业建立起实施整套规则的管理结构，和使决策能被授权并合理地实现预期结果的工作体制。对于我国民营企业来说，通过实施管理正规化、制度化和程序化来提高企业的素质，是迈向管理现代化的一个必要台阶。
民营企业要健全管理机制，就要从简单的控制机制向能够调动职工积极性、创造性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机制转化。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科学决策体系、人才管理体系、生产经营体系、资金运营体系、质量监督控制体系和技术工作体系。同时，企业还应建立一套高效率的运行机制，如激励机制、竞争机制、约束机制、淘汰机制等，利用组织机制的力量克服管理中的不足。
民营企业制订了先进合理的标准，如果不彻底改变家长制领导方式，仍然以人定法，以言定法，那样的标准就没有什么价值。企业领导者要以身作则维护标准的权威性，带头按标准办事，做群众的表率。标准定了的，即便是领导者也无权推翻或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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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经营管理方式的借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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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企业标准体系以后，企业领导者要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抓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全局性的指挥上，而不要纠缠于日常琐事。要狠抓标准化的贯彻实施，认真组织员工学习与本职有关的标准，切实掌握这些标准的要求，以便能够严格地、自觉地贯彻执行标准。在全体员工按标准办事的基础上，企业领导者便可以用一定精力抓好“例外管理”，处理那些标准没有规定的事项。这样才能提高企业的领导水平，真正按照现代化管理的要求把企业管理起来。商道七灵活融通变通生财
在经商活动中把握正确的经营术是商人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明清晋商成就斐然，与其经营谋略应用得当有关。他们正确地吸收古人的经商经验，在经营活动中善于审时度势，灵活机动，薄利多销，打破陈规，不断创新。时势在变，赚钱之道也应随之而变。晋商以善于经营闻名于全国，其经营方略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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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机动，服务周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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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钱之道贵在灵活变通
晋商做生意都很灵活变通，“千方百计抓商机，想方设法创效益”。如保定分号获悉北京分号收银很多，就主动找生意往北京汇兑。有时为了调剂快，不仅不收汇水(汇费)，甚至还给汇款人贴水，生意做得十分灵活。这样的例子在晋商经营行为中比比皆是，生动地体现了晋商的睿智与机敏。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属难能可贵。
灵活机动，服务周到
市场行情瞬息万变，消费者要求也不断变化，故商业活动必须灵活机动，善于组织顾客最需要的货源，才能达到购销两旺。
商号“大盛魁”，在蒙古经营历经200余年不衰，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组织货源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多变。他们精心研究蒙古人的生活要求和消费心理，采取适宜的经营策略以满足顾客之需。
牧民以肉食为主，喜饮砖茶，“大盛魁”便自设茶庄进行砖茶的加工，满足牧民需要。蒙靴、马毡、木桶、木碗和奶茶用壶等是蒙古牧民和喇嘛生活中的必需品，大盛魁便按照牧民和喇嘛的习惯要求，专门加工订做。
蒙古牧民喜欢穿结实耐用的斜纹布，大盛魁便大量组织货源，满足供应，并将布料按照蒙古牧民的习惯，拉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大人有大人的尺寸，小孩有小孩的尺寸，由蒙古牧民任意选购。
鉴于蒙古人缺医少药的状况，大盛魁按蒙医习惯以72味、48味、36味、24味分包，药包上用蒙、汉、藏三种文字注明药品和效用等等。大盛魁的掌柜和伙友还做到了初懂医术，掌握了针灸的技术，随身携带常用药品，边做生意边医治小病，通过义务医病，疏通情感，建立了友谊，致使有的顾主数十年不变。
不论什么商品，不论有多少习惯和要求，大盛魁总能满足蒙古人需要。因此蒙古牧民只要见是大盛魁记商品，就争相购买。由于大盛魁商号货源组织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机动，从而在蒙古草原的经商活动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如今市场竞争已经演变为商品质量、价格、售后服务和企业形象、信誉以及与消费者的关系等全方位的竞争。特别是商家与消费者的关系、情感，在商品营销中的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感情能转化人的认识，感情能调节人的行为，在商家林立、货比多家的情况下，人们自然更愿意到信得过、感情亲近的商家购物。
当初海尔为了成功地进行二次创业，派出了多支考察队对我国和世界先进企业进行考察访问，并对我国和世界经济市场也作了整体研究。结论是：在未来的年代里，占有市场份额的多少将成为决定企业命运的关键，而企业服务水平的高低和产品的不断创新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产品所能占到的市场份额。
于是张瑞敏确立了“消费—服务—生产”的这一代表潮流经营框架。提出了“服务重于利润”的战略思想，并据此而制定了二次创业的核心目标：以开展星级服务成为中国家电第一品牌为中心，以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和产品的不断创新为重点，把海尔建设成为国际化的企业和跨国集团公司。在“用户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用户永远都是对的”这些服务理念的指导下，海尔订立了“高标准、精细化、零缺陷”的星级服务目标，设计了“售前、售中、售后”的星级服务内容。
对于商人来说，经营取利的实质就是服务他人，利人利己。在商家林立的今天，挑剔的顾客自然会货比三家。只有那些质量和服务让他们信得过，而且在感情上容易亲近的商家才能消除他们的戒备，使他们乐于打交道。替顾客着想，就能赢得顾客的心，也就赢得了市场。
麦当劳的老板雷?克洛克当初经营汉堡包时，首先注意抓质量，使它美味可口，百吃不厌。他奉行品质至上的观念，不新鲜的肉坚决不用，明确规定要用最新鲜的肉，违者必究，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和管理措施下，使产品始终如一，赢得了信誉。同时，还注意增加花式品种，以适合各种爱好的顾客。
雷?克洛克还规定所有销售店一定要做好服务工作，确立“顾客是上帝”的宗旨。在各销售点柜台上，摆设有整洁的纸餐巾和喝牛奶、可口可乐的吸管，让顾客随便拿取，顾客可用纸餐巾包着汉堡包的一头进食，既卫生又便利。同时，员工态度和蔼，热情待客，顾客打个电话也可送货上门。总之，他们对这50美分的买卖(一个汉堡包的售价)考虑得十分周到。
讲究整洁卫生，是汉堡包经营的一项重要原则。雷?克洛克强调汉堡包要与不注意卫生的习惯挑战。他平时规定员工要懂得如何注意卫生，并且明确规定产品的卫生标准和销售店铺的清洁条例。员工的工作服，一律要雪白整齐，天天更换；店里的一切东西，一律摆设得井井有条，凡有纸屑杂物，随见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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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机动，服务周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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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满意的程度是衡量产品维持多长的生命周期的重要尺度。汉堡包问世73年，它不但没有衰落，反而越销越旺。它走出加州，遍及美国，乃至跳出美国，走向世界。究其原因，一是便宜，一个汉堡包的价钱是一个普通工人5分钟工作报酬值，一顿午餐吃两个汉堡包就够了；二是便利，国外的企业、机关团体中午只有半小时休息，汉堡包适应了这一状况；三是美味多汁，迎合大众需求。
此外，汉堡包的成功与雷?克洛克注重提高人员素质是分不开的，“汉堡包大学”培养了各方面的管理人才，确保了公司的经营水准。
一位美国著名企业家深有体会地道出：“现代商战的胜利，不在乎你占据多少个商场，而在乎你占领多少个消费者的心，占领了消费者的心，你就拥有了一切。”中国的学者也精辟地指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战的赢家是人心与金钱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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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优价廉，薄利多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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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做生意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质优价廉，薄利多销，赢得广大客户的欢迎。他们在内地采购草原牧民需要的服装、茶叶、布匹、铁锅、白酒、红糖、瓷碗、壶、果品等贱价抛售，还将布料扯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任牧民选购，从而使销售量大增，利润因之增多。
晋商深入了解各地的生活习惯、消费水准、市场容量、产品规格、性能、价格等要素，采取以销联产、产销结合的办法，有时直接联系货源，组织生产加工。例如，平遥、祁县从事茶叶贩运的商人干脆在福建武夷、安徽六安及湖南等地开设茶叶加工厂，自己加工包装成砖茶，然后加盖本公司的商标，到各地销售。他们往往采用薄利多销的方式。晋商重视产品质量、信誉，因而客户只认商标，不加检验便大量购买，致使销路畅通、市场稳定、利润大增。如祁县乔氏在包头开的“复”字商号，做生意不随波逐流，不图非法之利，坚持薄利多销，其所售米面，从不缺斤短两，不掺假图利；其所用斗秤，比市面上商号所用斗秤都要略让些给顾客。于是，包头市民都愿意购买“复”字商号的米面，生意越做越好，收到了薄利多销、加快资金周转的效果。
此外，晋商大多从事长途贩运，商品的流通环节十分畅通，自运自销，产销配套，一条龙服务，既保证了供货及时，质量可靠，又赚取了运输费用，可谓一举数得。
司马迁说过：“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意思是说，贪婪的商人要价高，让利三分之一，所以没有人买货物，因而得利就少；而“廉贾”则不然，他让利一半，价格虽低，但卖得多，销路好，这就是“薄利多销”的道理。目光短浅的人总是很难克制自己的贪婪，只有真心让利换取信任，才能带来更大的回报。
山西有个农民，身背一口袋花生米闯进武汉城，卖了这袋花生米之后，发现这东西在在武汉好销，但是卖花生米的人也不少。思来想去，他回去以自己最大的力量购了几千斤花生，运回武汉。他发现如果像别人那样经营，他根本赔不起，因为一无店铺二无资本。于是他把这几千斤花生以仅比他收购价高出一点点就出手了。他觉得这种方式很不错，虽然赚的少了一些，但转得快，且总有些赚头。
于是他大胆购进10万斤花生米运到武汉，然后毅然将零售价从每斤110元降到095元。消息传出后，群众蜂拥前来购买，连一些大店铺也争相来他这里进货。从此，武汉的花生米价格也因此稳定下来。由于他经销的花生米物美价廉，生意越做越大，终于形成了规模，人称“花生米大王”。
有些人，做小本生意，但是业务却蒸蒸日上，规模也翻了几倍，原因何在?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小富即安，满足于现状，而是将自己的智慧串缀于经营的每一个角落，并发现财富新的落点，在让利的基础上，运用灵巧的经营手段扩大了经营规模，提高了利润。所以，要想掘得巨大的财富，野心固不可少，智慧用心也不可或缺。
1949年以前，毕克没有正式职业。但就在这一年，他突然想到，经营原子笔也许能赚钱，于是他找朋友华尔，借1000美元做生意。他贯彻薄利多销的原则，却赚了大钱。后来他把销售市场扩大到海外，扩展到美国，获得了成功。其后他又推出了具有与普通笔同样敏感的特殊原子笔，每支售价仅29美分，行销世界各地。
1972年，毕克又推出全套的彩色原子笔，深受欢迎。他在订价上很能适合顾客的心理，从不把价格订为整数。他推出的这种彩色笔，5支装的订价为99美分，10支装的订价为1美元98美分。他这种订价手法，也是一种经营艺术，因为他把5支装的售价订为99美分，给人们造成“不到1美元，便宜合算”的印象，于是销售量激增，即使在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也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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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弃我取，独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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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升昌票号有句发家名言：“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句话代表了晋商的经营之道。“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是一个成语，来源于《史记?货殖列传》“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说的是战国的商人白圭创造的一种适应时节变化的经商致富办法。这个办法说起来也很简单，那就是别人不要的我要下来，别人要的我就给予。
按照这个办法，在丰收季节，农民收的粮食很多，大家都不要，价钱也就便宜下来，白圭就大量买下粮食。这时，粮价虽然很低，但蚕丝、漆等因不是收丝或割漆的季节，没有大量上市、价钱自然很高，白圭赶紧把这些货物卖出去。到了收丝时节，蚕丝大量上市，价钱贱下来，而粮价却高了起来。这时，白圭就收进蚕丝，卖出粮食。就在这买进卖出之间，牟利致富。
山西蒲州(今永济)位于南北纵贯晋陕峡谷的黄河折转东流之处，这里土陋人稠，历来挟资本走四方者十之九。由于经商之利倍于农，故外出经商之人多能以富归里。这些商人虽然走南闯北，到过五方都会，但是其富多由切计刀锥之利而成，并没有什么稀奇之处。明代山西蒲州人王海峰虽然也和其他商人一样外出经商，但他的经营方式却与众不同。
明代，蒲人外出经商大多是西到秦陇，东到淮浙，西南到蜀。王海峰一开始也是去了上述地方，但经过一段时间，他认为这些地方经商盈利不太多，便东走青沧。青是指青州，在今山东益都；沧是指沧州，即今河北沧州。这两个地方是明代的长芦盐区，盐行北直隶和河南之彰德、卫辉二府。由于官僚显贵、势豪奸绅上下勾结，这一盐区的运销不能正常进行，商人纷纷离去。但是王海峰认为，这里是春秋时齐国管仲收鱼盐之利的地方，陶朱公也是据此富致千金。经商就要人弃我取，人去我就。因此，这里正是可以大干一场的地方。
他到沧州后，先熟悉该盐区盐政，了解该盐区的运销历史，从中找出经验教训，然后向政府提出了整顿盐制、严禁走私的建议。后来，长芦盐区经过整顿，盐的运销又繁荣起来，盐商又蜂拥而至，长芦盐区的盐税收入比过去增加三倍多，王海峰也成为这一盐区著名的富商。明代大学士张四维说他动辄万金毫不在意，其资产之雄厚就可想而知了。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王海峰70岁时才离开盐商界回到故里。张四维对他评价说：“蒲州虽然多豪商巨贾，但少见像王海峰这样有雄才大略的商人。”尽管史料上关于王海峰的经商活动记载十分简略，但他的人弃我取、人去我就的做法，对于我们今天的商业经营者来说，仍是值得借鉴的经商经验。
“人弃我捡”，这种剑走偏锋的险招往往能出奇制胜，但它的前提应该是有洞观全局的眼光和成竹在胸的信心。否则，这种便宜也不是好捡的。
前几年，在沈阳街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兄弟俩和妯娌俩筹集了两家人的全部积蓄，奔向海南往沈阳贩西瓜。当时，沈阳市场西瓜紧缺，经营者都纷纷奔赴海南购买西瓜，都想赚一笔大钱，这是不是机遇呢?照机遇的本身含义来讲，这种时候肯定是一种机遇。
但是，当哥俩把西瓜从海南运到沈阳后，沈阳市场西瓜堆积如山，喊破了嗓子也卖不动。最后一算账，连本钱都没赚回来。于是哥俩都绝望地说：“今后死也不干长途贩运了。”
可是，妯娌俩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她们筹借了一笔资金，不顾众多人的劝阻，二下海南。这一次，当她们把西瓜运回来后，市场上当天只有她们两人的西瓜，一下子就被人抢光了，不但弥补了上次的亏损，还获利一万多元。
当有人问她们赔了那么多钱，为什么还去海南贩西瓜呢?妯娌俩说：“第一次，市场缺西瓜，我们去贩运的时候，别人也去贩运了，又都是那两天到货，货一多，价格就低了下来。在我们赔钱的时候，别人照样赔钱，就像我们那哥俩一样，害怕再赔钱，都不再搞了。正是这个时候，我们把西瓜运进来，市场只有我们一份，价格自然就上去了。”
妯娌俩就给我们上了精彩的一课，她们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智慧，看到了停滞的市场行情背后的盲点，二次贩瓜，独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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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创新，打破陈规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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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创新理念给企业注入活力
晋商在经营管理方面，善于用变通的思想、创新的理念来持续不断地给商号注入活力。他们是“唯有变者才能生存”的积极实践者，善于除旧推新，创造新的对商业发展有利的方针方略，推动商号有所发展。晋商之所以能够辉煌500年，与他们敢于创新、善于创新是分不开的。
思维创新，打破陈规求发展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没有创新精神就不可能有发展。晋商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以及由此做出的历史贡献是令人瞩目的，其中有商业与金融机构创新、制度创新、业务技术创新、商业与金融工具创新以及商业与金融观念、理论的创新。诸如人力资本、两权分离制度以及银行汇票、转账结算、旅行支票等都早于西方。因此，在晋商的成功因素中自然包括着其创新的因素在内的。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都离不开创新这一最具活力的因素。创新就是发现、发明、创造、进步。日升昌的创立者李箴视、雷履泰正是因为具有极强的创新精神，才能在全国性的大商业网络中，视野开阔，目光敏锐，果断地抓住当时的历史机遇，由颜料铺的传统经营转而创立票号，断然将商业资本与货币资本经营分离开来，创立专门经营货币资本的私人金融机构，勇敢地站在当时商品经济的潮头。
创立票号后，雷履泰及其继任者，不断创新，又把汇兑业务由一般的商业领域扩大到政治、军事等诸多领域，主动担当起国家银行的职能；汇兑也由单一信汇逐步扩展到票汇、电汇等多种形式，电报在中国一产生，日升昌就率先接受和推广。敢于创新，善于创新，不断创新，使日升昌票号不断壮大，各地分号多达35家，长期充满了活力和朝气。
思维创新，打破陈规，是日升昌的一大特点。以金库的选址为例。据说日升昌票号的金库，最鼎盛时期占到全国黄金储备的80％，这么大存量的金库设在何处，是最大的金融秘密。雷履泰的思维很独特，采取“反弹琵琶”的思维方式，他不是把金库设在日升昌深宅大院后边的隐蔽之处，而是设在店铺门面左侧的茶炉房内，金库地洞的出口就在烧茶炉的柴火堆下。他遵循的是“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的反思维方式。据说当时的江洋大盗曾光顾过日升昌票号，找遍后院除拿了些零碎银两外，根本找不到金库所在。
创新是企业的生命，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前提和保证。蔚泰厚的五联号在经营上采取了创新经营，取得经营业绩的极大成功。五联号从一开始登上汇兑市场，就十分重视创新经营。过去，设有顺汇方式和逆汇方式，毛鸿(岁羽)统领五联号，利用倒汇形式，将贷款与实行汇兑结合起来，给客户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和条件，极大的便利了客户，一时间客户纷至沓来，业务日盛一日。
五联号对一些信用不好把握的客户，最先采用抵押贷款办法，金融风险防范做到最有保障程度。众所周知，金融风险是从票号开始，就是一件困扰票号发展的最大难题。而各票号都采用了一系列防范措施，五联号是防范金融风险最成功的票号集团之一。与此同时，五联号采用电汇形式，采用得费贴期、得期贴费办法，并推广外语学习拓展国外市场，一系列耳目一新办法使五联号经营业务蒸蒸日上。
在现实的商业经营中，有人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就放松了对企业管理的创新，以至于使整个企业的文化理念产生僵化定势的状态，这样长久下去必然导致各种弊端的滋生，最后会使整个企业经营失去活力，失去方向，走向衰落。因此，经营者必须要能够时时创新，观念不能落后。
蔚丰厚票号分庄经理李宏龄经营票号40余年，善于观察形势，当清末社会经济发生激烈变化，以汇兑为主要业务的票号发生危机时，李宏龄针对票号业的弊病，率先倡言票号改革。后来，他的票号改革思想和计划，因被守旧者极力阻挠而未果，愤而著述《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等，详细记述了票号改革的思想、计划和经过。
商战中有一个“先手定律”，强调的就是一个“先”字。你若慢了一步，别人可能已冲到前面，先你而成功，你的准备只能前功尽弃。所以谁创新快，换代快，谁就能赢得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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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创新精神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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