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胡适与《观察》(1)
胡适一生没有和《观察》发生过多的直接联系，但在精神上，储安平一直将胡适尊为自己的师长和前辈。
从储安平致胡适的信，可以看出他对胡适的敬意。创办《观察》的时候，致函胡适，为的是求得他支持，并答应担任《观察》特约撰稿人。后来的一些资料中没有发现胡适写给储安平的信，但胡适的名字作为特约撰稿人列在了《观察》的封面下。
1947年胡适南来上海，储安平特致一函给胡适，汇报一年来《观察》的经营情况并向胡适约稿：①适之先生：先生南来，我没有往谒。因为我觉得先生在极短的行程中，必定十分忙碌。假如我没有要事，便不应当去浪费先生的时间。
我们最近开了股东会议，去年一年，盈余二亿三千三百余万。办刊物本来照例是赔本的，本赔完，就关门大吉。我们实在没有想到会赚钱，而且赚了这许多。一千万的本钱，在一年中赚了二十倍。我们有几件印刷品，原是给股东，不对外公开的。但是我想先生对刊物素来有很大的兴趣，所以我检出一部分寄给先生，作为先生公余消闲材料。
这两天，南北教育界都为了先生的“十年教育”，引起许多意见，拆穿了说，还是为了先生那一句话：“第一个五年先扶助北大、清华、中大、武大、浙大”。许多读者来信，希望能读到先生的十年教育计划的原文。不知先生能否公开？或者先生能就此事写一篇文章否？专此，即请大安后学储安平上 九，廿二后来《观察》在第3卷第7期的“《观察》文摘”专栏中转载了胡适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规划》。
储安平在《新月》时期是否和胡适见过面，一时没有得到可信的资料。但在1947年，储安平曾在北京拜访过胡适，此事见于储安平写给胡适的另一封信：②适之先生：安平数谒，恭聆教益，深为感幸。先生对《观察》的鼓励和指示，尤使我们增加不少勇气。我们愿以全力持久经营此刊。先生允为《观察》三卷写文一篇，大大增加《观察》的光辉，拟乞至迟于八月十八日掷下，俾得如期付梓。面求法书，如承便中一挥，尤感。专肃，即请大安后学储安平上 八，十二一般常见到的是储安平写给胡适的这三封信，而见不到胡适的回信。耿云志在介绍胡适的私人档案时曾说：“学界、教育界、文化艺术界给他写信的更是名流荟萃。”他一一指出了许多人，在新闻界的名单下，列有储安平的名字。①从这三封信，不难看出储安平与胡适的关系。储安平一生对英国的制度很有好感，行文做事都以英国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精神上，他对胡适的主张和人格也很崇敬。在整个《观察》时期，储安平对胡适的言行都给予重视。在1947年的五四前夕，《观察》曾专访过胡适，《观察》在一则补白中曾以《胡适谈话一段》为题，报道过他在上海的一次演讲。②《观察》时期，胡适没有给《观察》写过一篇专文，他惟一给《观察》发表的是一封与费孝通的信，与费孝通的复信同时刊出，信由费孝通提供。
胡适针对费孝通《美国人的性格》中出现的常识性错误，写信给费孝通。从中可以看出胡适认真治学的态度和对学术研究的严格要求，同时也说明胡适是细读《观察》的。
《美国人的性格》曾在《观察》上连载，费孝通在该书的后记中曾说：“回到北平之后，安平屡次来信要我为观察周刊写稿。我就决定翻译那本书。”③费孝通后来出该书的单行本时，按胡适的意见修改了自己的失误。从费孝通给胡适信的称呼和语气中，可感到与储安平给胡适写信时的情形大致相同，都对胡适充满敬意。下面是胡适和费孝通的通信：①关于“美国人的性格”（通信）一孝通先生：昨天在观察二卷二十二期看见大作“负了气出的门”，开篇两节里就有两个大错，不敢不奉告。
第一节说丘吉尔“显然的歪曲了历史，即使没有歪曲，也不免是断章取义”。丘吉尔说“他身体流着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的母亲是美国纽约的Jennie Jerome,当然可以说他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说的是史实，并没有歪曲历史，也没有断章取义。
第二节说怀德海名字里有个North，这并不错。但你解说错了。你说“原来他是North将军的后裔，而这位将军是奉命来镇压美国独立的”。历史上并没有这样一位将军。小怀德海说的大概是指美洲独立时的英国首相Lord North。当时北美十三邦最恨的是英王乔治三世和他的首相Lord North。
先生既发愤写“美国人的性格”，似乎不可不多读一些美国人人知道的历史。如上述两例，都是人人知道的常识。若不改正，必遭读者讥笑。故不敢不奉告，想能蒙原谅。
胡适 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此信是我南飞前一夕写的。写了后，我不敢寄出。今天重看一遍，觉得朋友有切磋之责，故补寄上。乞恕！适之（三十六年九月八日）。
二适之老师：（前略）我说“歪曲历史”和“断章取义”原是想说：从历史的过程说，美国人的血是从欧洲去的，至少大部分是如此。丘老有意把自己的“血的倒流”来标榜，用意是想去歪曲to bend一般对于历史的成见。他自己的个例是历史上的“断章”，少数例外之意，用以取义，使美国人听来高兴。行文不慎，以致读来不易十分清楚。
第三节 胡适与《观察》(2)
怀德海教授的故事是他和我说的，我没有问清楚底细，把爵士变成了将军，罪甚。
孝通 三十六年九月十日
《观察》创刊不久，就在“《观察》通讯”专栏下，发表了一篇题为《组党传说中胡适的态度》。这篇文章对胡适归国后的情况有详细的分析和报道，当时有人希望他能组织政党，有人主张他先办刊物。《观察》的这篇通讯是研究胡适从美国归来的重要资料，特别是当时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对胡适所抱的极大希望，从某一侧面反映了四十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对自由与民主的渴望。文章认为，这几年来，国是日非，一片混乱，人人都对现状表示不满，而一般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所怀有的苦闷尤其深刻。当今中国国共对垒，一般受英美传统民主教育洗礼的人，虽不满意于国民党，但也未必赞成共产党。①文章对于胡适组党的声势及他个人的条件作了客观分析。针对当时国内言论界的混乱，许多人主张胡适来办刊物，甚至恢复先前的《独立评论》，大家一致认为胡适若办刊物，对于国家可发生相当的影响。
《观察》的这篇通讯细致地传达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声，《观察》对胡适行踪的特别留意，反映了《观察》同仁对这位自由主义领袖的极大热情。
胡适后来在《观察》上多次出现，源于四十年代末的学生运动。《观察》在每次报道学潮的过程中，都要涉及胡适。由于《观察》是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刊物，所以它的报道一般较为可信。比如胡适在沈崇事件中的态度和言论，《观察》都有很细致的报道和分析。胡适说：“对于女家，很多的长辈跟我都是熟人，我看她亦如后辈，当然要负责的。如果她愿意我陪她出庭，我当然愿意的。”①
胡适对于沈崇事件的态度是：这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过去对胡适的言论多有指责。其实胡适本人在这一事件上的态度是理智的。由沈崇事件引起的大规模的学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但必须指出，在这种热情的内里，也隐含着某种较为狭隘的民族情绪，而胡适在面对这种极为复杂的民族情感时，依然提醒青年学生将法律的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来看，自然是他们所难以接受的。
胡适对于学潮的态度一直很坚定。他多次讲过，他认为古今中外有一条公律：凡是在政治上不能令人满意、没有正当合理的机构来监督政府、提倡改革政治的时候，提倡改革政治的责任，往往落在青年人的肩上，像汉宋的大学生请愿，明代东林党之攻击朝政，以及清之戊戌政变，乃至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提倡改革政治的，都是青年学生。中国的现状不要说青年人不满意，就是我们中年人也是感到不能满意的。②
第四节 四十年代大学教授(1)
《观察》是一个政论刊物，可以说是一个教授的杂志。这个群体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在政治上有追求，在专业上有固定的研究方向。强调他们作为大学教授，而没有笼统地以知识分子相称，是因为注意到作为大学教授，在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中较能独立表达自己思想，很少受制于党派利益制约。虽然当时教授有相当一批人分属于民盟、国社党、青年党等政治团体，但多数教授在以言论政的时候，都以个人身份发言。张东荪就多次说过：“本人向来在政治上苟有主张，总是独往独来，所以虽隶属于民盟，而所说的话却不代表民盟，读者千万不要误会。”①
中国的大学教授对国家的热情，在抗战胜利后曾一度高涨，只是在1949年以后才相对减弱。这里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当时政治上的严酷并没到不准民间报刊生存的地步；第二、大学教授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第三、大学教授有迁徙的自由，择业的自由，有自由加入任何一个党派的自由，有在学术上自由阐述自己观点的自由。
抗战八年，大学教授的精神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主要以西南联大为典型代表。张申府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他们能保护大学教授对国家的关怀之情。他说：“还有一点，我认为也是重要的，也愿就此附带一说。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得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②
1946年7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观察》对西南联大在抗战中的表现给予了很高评价。它在一篇《观察》通讯中，将西南联大的精神概括为：“民主传统，宽容精神”。
《观察》对教授和学生生活从始至终给予关注，从思想活动到生活就业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及时反映。对于西南联大的精神，《观察》可以说是推崇备至，因为这不仅完全符合储安平一贯信奉的自由主义理想，更为难得的是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刻，那些大学教授身上表现出的吃苦、忍耐品格和理想主义精神在三所大学的联合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在整个抗战期间，以“联合”为名的大学为数不少，但大多是联而不合，不到几年便不欢而散了，只有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织而成的西南联大，能维持到九年之久，而在这九年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奠定了长期合作的基础。
《观察》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功“不能不归功于教授先生的高超德行，三校传统上的宽容精神和三位特出的校长。”①而这一切都与西南联大教授的教育背景有关，他们多数是出身于清华、北大而留学欧美又扎根于母校之中的。
《观察》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非常详细的分析。它指出首先是有派系而无派系之争。在一般的学校中，不断地闹派系之争，但西南联大是很少有派系之争的。这并不是说西南联大没有派系。在联大，正如在任何学校一样，教授们因政治、思想、年龄、工作、学科种种的不同，也自然而然地形成若干团体。但这些派系都不在学校行政上有什么争夺。因为联大的教授大都是学有专才，他们的全部精力放在研究的工作上，自然就没有空闲去管学校行政，因此就更不会有什么派别之争了。当然，凡是学校行政上发生了什么错误的措施，总有人挺身而出，作坦白的批评，务必做到错误被纠正过来。由于他们的学问，由于他们的道德，他们的意见虽有不同，但他们总是合作去为学术而努力的。
容忍和民主造成和谐。他们所以能在一起合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容忍精神是这个堡垒的“中心”精神。大家常称联大是“民主堡垒”或“自由堡垒”，容忍主义或宽容精神是这个堡垒的“中心”精神。因为如果没有容忍精神，则少数不肯服从多数，多数不肯尊重少数，那就只有党争和暴政而不会有民主与自由的。北大、清华、和南开都以宽容精神见称。例如北大在蔡元培先生时，可以有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国民党人等革命分子，也有保皇分子。正因有这种宽容精神才能够“教授治校”。例如清华，重要的问题是由评议会决定，而评议会则有过半数的评议员是由教授选举出来的。只有具有容忍精神的学校，才能三校联合九年而十分合作的。
各党各派，兼收并蓄。联大容忍精神最好的表现，就是它包容了各党各派的教授与学生，虽然不能完全指出谁是哪一党哪一派，但至少可以说在联大之下，有共产党、第三党、民主同盟、民主社会党、中立派、国民党、三青团、和国家主义等党派的教授与学生。教授方面：在属于左派政党的教授中，有闻一多和曾昭抡等先生；在民主社会党中，有潘光旦和费孝通等先生；没有党派而批评政府的有张奚若和陈序经等先生；比较中立而对政府常有意见的有陈岱孙和王赣愚等先生；在经济问题方面批评政府的有伍启元杨西孟戴世光等先生；属于国民党反对派的有钱端升等先生；属于国民党批评派的有周炳林杨振声等先生；国民党开明分子有冯友兰和雷海宗等先生；三青团的有姚从吾和陈雪屏等先生。在联大这许多教授中，有一件可喜的事，就是联大是没有顽固派的分子。不过如果有极左右的人，联大也必能包容而不加排斥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堡垒”，真正的“自由堡垒”。这才可以使许多人在一起而没有纠纷。
第四节 四十年代大学教授(2)
三校校长分工合作。联大所以能合作，三位校长的功绩也不少。这三位校长是采分工合作的办法。南开张伯苓校长总是在重庆代表学校向陪都交涉。北大蒋梦麟校长则负责所有对外的事宜。清华梅贻琦校长则负责校内事务。他们三位的感情是十分好的，这就替学校散播了和谐的空气。在整整九年的合作中，这三个北方的最高学府在西南角上替战时中国造就了不少的人才。①抗战胜利后，对于大学教授来说，考查他们对于学潮的看法，是了解整个大学教授精神状态的一个主要标志。从《观察》时期看大学教授对学潮的看法，会对他们的精神状态有这样的评价：他们不仅同情和理解学生，而且敢于公开表达对政府镇压学潮的不满情绪。他们通常采取的办法是先在校园内劝阻学生，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其次他们以宣言、文章等形式奉劝政府理解学生的行为，改善自己的统治。在学潮势不可挡的时候，他们中的有些勇敢者甚至要参与到学生的游行行列中。
教授在学潮中没有什么恐惧感，整个精神是正常的，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对学生的态度上，他们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讲的都是真心话和心里话。他们对国家的前途抱有强烈的责任感，而且他们有说话的权利。当时有民间报刊这一主要言论渠道，教授对时政的看法都能及时传达出去。当时大学之间对于教授的评聘有较为严格的学术标准，这使获得教授资格的人比较具有充足的自信，能够呼吁公正，主持正义。在历次的学潮中大学教授经常站在学生面前演讲。
《观察》中有这样的记载：“在这种情绪之下，众料在第二天的纪念会人数一定更多，因为在这庄严的纪念会中有北大许德珩、袁翰青、樊弘，燕京张东荪，清华张奚若、吴晗教授的演讲，讲的又都是大家所苦闷的问题，大家正好从这里找到一个方向。”①当时的大学教授中有中间偏左的，有中间偏右的，甚至也有共产党员。在清华一次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中，学校教授的言论很能看出他们的性格：陈寅恪教授说：“罢课既经决定，即须遵守，一致行动。”
张岱年教授说：“今天内战的性质，是买办阶级反人民残暴的战争……知识分子无论如何应该做抗议的表示……”
陈福田教授说：“我对目前物价飞涨所感受的威胁，完全和你们一样。这基本的原因是内战。对你们的行动，我很同情。”②针对当时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委吴铸人对学潮的一次讲话，北大、清华、师院、燕京大学90位教授联合发出抗议，这90名教授中几乎包括了当时大部分知名教授。他们认为：③学潮发生固属不幸，但接连地伤害学生，包围学校捣毁校舍等暴行，当局实不能辞刺激学潮之责。手无寸铁的善良纯洁青年对于这样假借暴行来挑畔的手段，表示愤慨与抗议，我们只有衷心同情。为了维护学府尊严与争取安全保障，我们也会忍痛罢教，唤起全国人士的注意，借以制止层出不穷的迫害与惨案，挽回迭受摧残的教育生机。目下学潮正在渐起平息中，而党部主持人竟又加以刺激，极尽挑拨、诬蔑、威胁之能事，用心何在，令人诧异。
无论吴铸人氏所告的三位教授是指何人，我们要质询他：“所谓受奸匪利用究竟有何证据？我们更要追问，第二次闻一多事件是否已在预谋制造了？我们愿意提醒当局，闻一多教授的被害不但没有消除学人对于现状的不满，且更加深了他们的警惕与愤慨。假令政府容许在这文化的古城再演一幕同样的惨剧，祗足以表现其颟顸与残暴而已。
当时《观察》经常发表这样的意见。如武汉大学教授金克木、张培刚、曾炳均、邓启东、韩得培、萧文烁等6位教授的《我们对学潮的意见》。①在四十年代，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大学教授在公众心目中代表着公正和良知。他们当时最大的特点是在批评和抗议政府的不合理方面有整体力量，绝不是个别独立地去抗争，而是团结一致。那时的大学教授，只要觉得政府作出的决定不合理，马上就可以联名发表宣言表示抗议，而且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还是从事工程技术的，从事人文科学的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彼此之间在关心国家命运上全都投入了热情，并没有以专业为借口，远离社会政治。大学教授整体力量的形成，实际上已成为现实政治的一种制衡力量，至少可以发出独立的声音。《观察》时期，经常可以看到大学教授对政府的批评。下面是《观察》上一篇大学教授的宣言。②保障人权宣言者：朱自清 向达 吴之椿 金岳霖 俞平伯 徐炳昶 陈达 陈寅恪 许德珩 张奚若 汤用彤 杨人楩 钱端升二·二二·北平近日北平市清查户口，发动警宪八千余人，分八百余组，午夜闯入民宅，肆行搜捕，据平津二月十九日各报记载：十七日一夜捕去一千六百八十七人，连同前数日已入陷囵圄者共两千人以上。其中不少知名之士，就已知者如中央警官学校王云相教授，北平耆旧符定一，行总平津分署组长于汝祺女士，中外出版经理社经理张亦风夫妇及店员三人，牙医师朱砚农博士，前协和医学院大夫蒋豫图博士，师院附小女教师二人，以及华北学院学生三人，并据当局表示：尚拟继续搜捕。当初政府公布宪法重申保障人民自由，甚至颁行大赦，北平一地即已释放千余人，今反以清查户口之名，发动空前捕人事件，使经济上已处水深火热之市民，更增恐惧。同人等为保障人权计，对此种搜捕提出抗议。并向政府及社会呼吁，将无辜被捕之人民从速释放。至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亦应从速依法移送法院，并保证不再有此侵犯人权之举。
第四节 四十年代大学教授(3)
当时，大学教授发出这样的呼吁并非什么奇特之举，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文明的抗议方式，接受不接受是一回事，但我要充分表达出我的意见。
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王道明、王铁崖、孟昭英、邵循正、徐毓枬、袁翰青、陈振汉、杨人楩、楼邦彦、戴世光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坦陈自己的意见，督促政府改变自己的作风。①对于当时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一事，周炳琳、李广田、俞平伯、朱自清、陈达等四十八名北大、清华、燕京大学的教授立刻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他们本着“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党的基本要素”。②并从法理的观点指出，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不合理性。《观察》时期大学教授联名签署的声明，宣言有四个非常明显的特点：第一，以西方的法制为立论的基本前提；第二，一切以公众利益为原则；第三，一切为国家走上健康的民主宪政治之途所努力；第四，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决不围绕自己，而是以公理为尺度。在《观察》时期，有法学专业背景的青年知识分子斗志最为旺盛，如楼邦彦、韩德培等，对于政府在治制方面的每一不合理处，他们都能以西方的法律精神予以批评。①
第五节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态(1)
1949年后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突然转变，多数人能够设身处地予以理解。对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后人不必责之过苛。但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分析。至少可以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一、这种转变是真诚的，还是被迫的？二、1949年以前，他们为什么能够保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三、屈服来自于理性的分析，还是天然的保护本能？四、信仰执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感情和理性的选择为什么会产生偏差？等等。
《观察》1948年底被迫停刊，到1949年11月1日复刊，其间仅有10个月的时间，但这10个月，却是至关重要的，其间发生的重大变化给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带来了无穷的困惑。新时代的到来，使他们强烈的民族情感得到暂时的慰藉，连年战乱，外敌的入侵，经济的崩溃，人民的苦痛，使他们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心理得到了满足，但矛盾也在此时产生了。
1949年以前，多数受过欧美教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理智上对于国共都有清醒的评价，所以难以相信1949年后他们的突然转变是真诚的。这里可能有一个“青年信仰”的问题。
“青年信仰”是指人生观尚未确立之前所自觉选择的一种人生信念。一般说来，信仰的形成要受到个人的性格、家庭环境，教育程度（包括传统教育和留学背景）等等的制约，从其年龄上看，当在二十五岁以前。如果以“青年信仰”为基本出发点，反思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突然转变，就会发现，这种转变是出于政治的高压和人身的威胁。1957年后知识分子的普遍沉默和士气的消失，就是这个原因。也许有人会说，1949年前，同样存在着政治的高压和人身的威胁，为什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前后表现绝然不同？难道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内，会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将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青年信仰”冲垮？
19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不管他们最后发出的声音起不起作用，能不能够左右统治者，但这声音毕竟能够发出，统治者对于知识分子还保留着起码的敬意。而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在整个社会中的独特地位。这种“边缘化”的最终形成，是统治者的强权造成的。至于知识分子自身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是另外一回事。许多知识分子确实在真诚地否定自己。
1966年自杀的翻译家傅雷也曾是《观察》的撰稿人。他写给自己孩子的信，无疑是自发的、真诚的，没有政治压力。在1957年前的傅雷家书中，虽然多数是谈艺术、谈人生的文字，但也偶有谈自己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的内容。他主动给傅聪寄去五年计划的各种文件和一本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的小册子，其态度的虔诚令人感动。他还动情地说：“我很想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做些工作。比如写些文章，批评知识分子的缺点等等。政府既然已经作了这样大的努力帮助我们，我们自当加倍努力来配合政府。”①
无法怀疑傅雷的这种感受。还有另一种错觉，傅雷对毛泽东1957年春天讲话的评价是：“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
傅雷认为“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然而就是这位令傅雷倾倒的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发出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号令，傅雷便在其中。
复刊后的《新观察》在表面形式上，虽然还留有往日《观察》的印迹，但差异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往日《观察》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名单被取消了。第二，环绕《观察》刊徽周围的英文字母Independence（独立），Non-Party（无党派），The Observer（观察）没有了，只剩下图案。第三，《观察》每期重复声明的本刊传统：“只要无背于本刊发刊词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本刊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各人独立发言，自负文责。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同时，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载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在《新观察》中也看不到。第四、刊物不署主编“储安平”的名字。
复刊后的《观察》没有复刊词，只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的本社同人文章。从这篇文章的文字、风格、叙事方式上看，出自储安平手笔无疑。
文章说：学习改造是一个长时期的艰巨的工作，我们现在还刚刚开始第一步。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检查自己过去的工作。我们发现我们过去的工作是经不起检查的，我们过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虽然我们曾经不畏强暴地无情地打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但是由于我们在过去的社会中所得到的教育，在思想的本质上，我们还是停留在旧民主主义的范畴里的。我们只批评了将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种种反动措施，但并未进一步解剖揭发蒋介石反动政权那种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本质。虽然我们是一片赤心地爱着我们的祖国，热情地希望我们的国家变好，但是由于没有得到正确的教育，我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的阶段，不能把一切外国区分敌友，分别看待。在过去，我们主观地，自以为是地站在独立的立场，不参加任何党派，一方面尽管坚决地反对着反动的国民党，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在过去并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和情况，我们并没有靠拢共产党，以致我们在客观上不知觉地好像自居于中间方面，而带上了温情改良主义的色彩。”
第五节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态(2)
复刊后的《观察》已失去往日锋芒，对于不同意见也不敢大胆地刊载了。对于复刊后的《观察》，当时的读者也有尖锐的批评，这种批评被《观察》的编者们小心翼翼地在一则《编者简复》的回答中传达出来，信的读者署名“无名氏”，寄自天津。他痛骂《观察》“一面倒”，对于复刊后的《观察》，他“完全失望”。对于这位“无名氏”的意见，《观察》编者的看法是：“完全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希望他理智地全盘地考虑我们国家的问题。我们必须抛掉自己一切的成见，坐下冷静地来检查一下自己过去的认识，我希望他不要专门想到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小圈圈，自己的一个阶级的既得利益；我们应该想一想一般的劳苦工农大众，他们过去是如何的一直被人踩在脚底下。他们现在是翻身了，他们是应该翻身的。至于在这过渡时期内，一切的缺点和困难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该根据一时的缺点怀疑这次革命的意义。”①
复刊后的《观察》，就在如此情形之下维持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第五章《观察》撰稿人的命运
第一节 关于“《观察》撰稿人”
“《观察》撰稿人”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不是指所有曾经给《观察》写过文章的人，而是从《观察》创刊号上起，一直列在《观察》封面下的那一批人。对“《观察》撰稿人”，1947年初，《观察》出满第24期后，储安平曾写过一篇题为《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的文章，储安平谈到编辑部的筹备工作时，对于“《观察》撰稿人”有一段详细论述：①我们拟了一张“拟约稿人名单”，分别函洽。函洽时，一共附去印件三件：一、缘起，二、拟约稿人名单，三、拟就之复信。函附“拟约稿人名单”的目的，乃在使收信人于考虑允任或不允任时，获得一种参考材料。拟就之复信，则请收信人在“遵约担任”或“不克担任”上做一符号，可免另写复信之烦。但是我们认为单单这三种印件还不能表示我们的诚意，我们大都另外附有私人亲笔的函信，以最大的热忱，要求允诺，共同为国家的福利努力。拟约的撰稿人原不止于那张名单上的几十位，但因我们对于撰稿人负有赠阅刊物的义务，所以不能不竭力缩减。在那张拟就的名单上，有一小部分仍未发函，主要的原因是地址不明。允任撰稿人的意义是双重的，第一表示愿为本刊撰稿，第二表示至少在道义上支持这个刊物。接洽的许多先生中，只有一位先生复函“不克担任”，有8位先生迄无复信（各信托人转致，是否转到，不明）。其余大都函复“遵约担任”，并除寄回印就的复函外，另附私人函件，鼓励我们。有许多刊物常常不得到本人允诺就将其名字印在刊物上，作为“特约撰稿人”，我们深不以此种态度为然，故凡非确实函允担任者，我们未敢贸然将其姓名列出。我们不用“特约撰稿人”一词，一律称为“撰稿人”，目的在使本刊的撰稿人在精神上能和本刊发生更关切的感情。现以第一卷而论，封面所列70位撰稿人中，已有三分之二给本刊写过文章。
从储安平的论述中，对于“《观察》撰稿人”可以作这样的评价。这是一批自觉自愿结合在一起的人，虽然没有任何组织联系，但在精神和道义上这批人有相同的一面。第二，这批人能够自觉地聚集在一个普通刊物周围，说明当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在“五四”运动之后，依然没有绝迹，他们并没有因为多年频繁的战乱和各种波折放弃对自由主义理想的追求。第三，《观察》办刊宗旨是：“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用储安平的话说：“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是要对国是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绝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无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主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实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①今天虽然见不到《观察》筹备期间，储安平寄给撰稿人的“缘起”，但从《观察》所明确宣扬的办刊宗旨和后来所努力实行的一切，都可以看出当时的撰稿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支持名气并不很大的储安平的，这种支持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自觉联合。
“《观察》撰稿人”对政治都是关心的，但他们愿以知识分子超然的态度来关心政治，并不愿意卷进具体的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悲惨遭遇并不能理解成是他们的幼稚和不切实际，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区分标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以知识分子的方式传播自由思想，并不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对自由主义的误解，并不因为这种思想本身的价值难以理解，而在于这种思想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显得不合时宜。
林毓生、格里德都曾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行过详细考察，但他们较多注意考察信奉自由主义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情况，而较少注意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情况。他们过分注意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能否生长和这种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而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自由主义思想虽然在中国从来没有得到过长时间自由生长的机会，这种思想一直没有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心中消失，而且成为影响了一代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思想来源。②1949年以后，虽然这种自由主义思想被压制了，但只要有机会，就会发现它的巨大影响力。1957年反右之前，当年《观察》的撰稿人几乎都有自觉的表现。1966年文革之后，虽然经历了将近10年文化专制主义禁锢，但在1978以来，在20年间历次运动中一大批知识分子的表现，无不带有自由主义者的气质。无论是储安平，还是《观察》的撰稿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当时对于自己的作用都有非常清晰的认识。
第二节 储安平、徐铸成的交往
储安平在关于《观察》撰稿人的情况中，提到的“不克担任”的撰稿人，就是《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对于这件事，戴晴曾写道：“1988年，笔者就此节直接请教徐铸成先生，这位年届八旬的前辈报人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我那时可是有点左倾幼稚病，认为他搞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帮国民党的忙，最后终会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就没有回他的信。当时就是那么一种逻辑。后来三报被封，大公报落井下石，只有两个人站出来说话，一是密勒氏评论报的John Powell，一是《观察》的储安平。’”①
徐铸成在《我的同乡》里说：“我和他第一次见面，还是在1942年。他在湖南蓝田国立师院任教，兼为附近一报社写社论，道出桂林，曾来访晤。1945年他和吴世昌在渝创刊《观察》（应为《客观》），抗战胜利后移沪出版，曾邀我担任特约撰述。我不同意他们标榜的第三条道路，未予答复。1947年，上海《文汇报》及《联合晚报》、《新民报》同被国民党封闭。第二天，一位所谓‘舆论权威’，在某报写一短评，题为‘保障正当舆论’，大意说，三报已封闭了，希望政府今后切实保障舆论。含沙射影，似指我们是‘不正当’是为‘共党张目’的。当时站出来愤愤不平的，据我所知，一是《密靳氏评论报》，说中国两张权威报纸，一是中间偏左，一是中间偏右，应该配合前进，不该相互攻击，更不该乘人之危，投井下石。另一即储安平，他写了一篇长文，说徐铸成虽是我同乡，而为人极傲慢，《观察》请他当特约撰述，他一字不复，尽管这样，我们对于《文汇报》等遭到某报的暗算，不能不愤怒，实在太不符合新闻道德了……”①
徐铸成对于此事的说法大体没错，但由于是多年后的回忆也难免有不确切的地方。当时的情况是储安平在《观察》上写了一篇题为《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储安平在文章的最后说：“我和联合晚报的同人，一个都不认识，甚至连他们的姓名我都不知道。新民晚报的高级负责人中，有二三位是我的朋友，可是彼此皆忙，虽然同在一地，我和他们已有整整8个月未见过面。文汇报的总主笔徐铸成先生前后见过四次面，都是寒暄。我曾有事写过两封信给徐先生，但是徐先生为人傲慢，吝赐一复。独独大公报里面，我的朋友最多。单说在大公报编辑部服务的，就有6位先生是本刊的撰稿人。但是我们今日所检讨的问题，不是任何涉及私人思想的问题。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这就是今日我们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就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②
当年储安平请徐铸成做《观察》的撰稿人，徐铸成“不克担任”，两人最终未能合作，然而到了1957年夏天，储安平作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由于放言“党天下”，而最终结束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涯。而徐铸成也由于《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成为右派，所幸徐铸成的命运比储安平要好，虽然经历了1957年的夏天，但最后还有一个安好的晚年。比较1957年储安平被迫写的检讨《向人民投降》和徐铸成的检讨《我的反党罪行》，虽然都出于无奈，但即使在这种类型的文章中也能看出两人性格和思想的差别。
第三节《观察》撰稿人的三种类型(1)
储安平、费孝通和钱钟书大体代表了《观察》撰稿人中的三种类型，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他们三人都是有专业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尚能对社会进步投入一部分热情，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不过他们关心政治的方式却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可能来自于三个人各自性格和兴趣的不同，但也与他们每个人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和评价不同。
《观察》撰稿人中有这样三种人：
一是企图通过自己办报办刊来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人。
二是在专业之外对政治怀有浓厚兴趣并试图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扮演某种角色的人。
三是对政治完全看透而钟情于学术的人。
第一种人常常以自己所认定的政治理想为追求目标，用自己的思想影响政府，但又不愿完全陷入政治的旋涡中去，他们所信奉的影响政治的方法，用傅斯年的说法是：“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①储安平属于这一种人。
第二种人是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人，他们不如第一种人超然，如果有机会，他们愿意参加到一定的政治集团中去。费孝通属这类人。
第三种人是看透政治并厌恶政治，他们对于政治绝非不关心，但这种关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完全退入内心，对政治冷眼旁观；一种是把对政治的理解融入到自己所选择的专业中。钱钟书就属这类人。
储安平、费孝通和钱钟书同年。在《观察》时期，都曾和储安平有过一定的交往。在《观察》近3年的历史中，费孝通是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位作者。他的《乡土中国》、《乡土重建》都是作为《观察》丛书出版的，仅署真名的就有34篇。这些文章基本上都在作者的专业之外，不是关于社会学的专门研究，而是关于中国政治、时局、民族性格以及介绍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的。费孝通后来曾回忆道：“《观察》是日本投降后到解放前这一段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论坛。知识分子就是好议论。《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当时我年华方茂，刚身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岂肯默默而息。于是仰首伸眉，振笔疾书，几乎每期《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①
费孝通对政治却一直抱有热情，在学生时代受其兄长费青的影响，很早就参加过政治运动，他曾经试图退入纯粹的学术专业中去，但对政治的热情又总把他从专业中分离出去，他曾说过：“两年以后我对国家的关心又复活了，我不再仅仅满足于帮助个人，治疗身体上的疾病这个目标。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②
费孝通年轻时形成的对政治的热情，一直持续到今日。对于费孝通来说，1957年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根本转折。在1949年以前，作为社会学家的他，在李公朴被暗杀后，面对白色恐怖，他敢于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认为：“李公朴的血是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运动的转折点。”“是最后胜利的前兆”。在1957年，费孝通能写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的文章。他在1980年复出之后，虽然仍能在他的文章中感到一颗知识分子跳动的心灵，但却很难再读到像《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那样的文章了。作为一个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他更有资格、更有机会放言国是的时候，作为知识分子，费孝通的影响却不如他年轻的时候。他曾说过：“四十年代后期是写作上第一个丰收期，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一定影响”。在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费孝通成为新时代学者从政的一个典型。
在《观察》时期，钱钟书一共给《观察》写过5篇文章，其中还包括他给储安平的一封信。这4篇文章的题目是：《说“回家”》、《补评英文新字词典》、《游历者的眼睛》和《杂言———关于著作的》。
从题目上可以看出这些文章远离政治随笔。储安平早就认为：“钱钟书先生，若把各种条件总加起来，他是中国最出色的一位治文学的人。他造诣的广博精深，允为同侪器重。他的文章另有风采，别具一格。”①
钱钟书在《观察》上只写了几篇简短学术随笔，他对政治的态度和他对政治特有的回避方式，常使人想到《围城》。抗战结束以后，有多少作家在为国家和民族命运忧虑重重，而钱钟书却能够在他的书中把这一切都消解在永恒的日常人生主题中。当有人问到钱钟书：在抗战末期，钱先生和张爱玲女士同是上海红极一时的作家时，钱钟书连忙说：“我不如她。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我是一个比较retired person（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②
在《观察》撰稿人中，钱钟书对政治的看法非常独特，这种独特是在回避政治中得到体现的。钱钟书对政治有自己更为深刻的理解。在《干校六记·小引》中，他写道：“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怯懦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于心”。③钱钟书对于灾难的评价依然如此平静，这符合他的一贯性格。钱钟书在当代为人广泛尊敬，除了他在专业上的巨大成就外，钱钟书是一个真正超然物外的学人，凡是了解历史的人，都很难在任何一个历史的波动中找出钱钟书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这种人格的力量非常令人尊敬。
第三节《观察》撰稿人的三种类型(2)
储安平、费孝通和钱钟书同为江苏人，都受过比较严格的传统教育和完整的大学教育，又都曾留学欧美。储安平热衷于政治，以办《观察》达到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以接任《光明日报》总编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储安平是执著的，对自由主义理想的不懈追求使他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推上了历史的最前沿，在1957年几乎所有的“右派”言论中，储安平的言论最为人熟悉，也最有悲剧色彩。
第四节《观察》撰稿人简况
第一、从《观察》撰稿人的年龄结构上看，大体有两个年龄段，第一个是以胡适、马寅初、许德衍、任鸿隽、傅斯年、张东荪、萧公权、冯友兰、胡先骕等一批19世纪末出生的，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约占《观察》撰稿人的10%左右。在《观察》时期除个别人外，这批人不是最活跃的。
第二、《观察》撰稿人主要是20世纪初出生的人，具体时间约为1900～1910年前后。作为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40年代最为活跃，因为从年龄上看这个阶段出生的人，在当时都在50岁以下，其中多数人是不满40岁，无论在专业、思想还是勇气和精力上都是人生最佳年龄时期。
第三、从《观察》撰稿人的受教育程度看，他们都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的主要范围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
第四、从留学背景看，《观察》撰稿人除个别人是留日的以外（约有3人） ，其余都是留学欧美的。
第五、从《观察》撰稿人的职业分布看，除了个别人为政府官员如陈之迈、郭有守等人外，大部分是当时名牌大学的教授。从专业分布看除任鸿隽、戴文赛、胡先骕、曾昭抡等少数从事自然科学外，多数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其中尤其以从事经济、法学、社会学、新闻和文学的为多。
第六、1949年以后，《观察》撰稿人中约有十人离开大陆先后到了美国和台湾，其中绝大多数人留在了大陆。如果从个人生活的基本情况看，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有离开大陆的条件，但他们没有离开。《观察》的撰稿人中有像杨刚、徐盈、李纯青和范长江这样的共产党人，但多数是无党派人士。
第七、1957年夏天，《观察》撰稿人中的多数被打成了“右派”。到了1966年，《观察》撰稿人中的许多人像傅雷、储安平、潘光旦、曾昭抡等就已先后离世。
储安平著作单行本目录
储安平编《中日问题与各家论见》（政论集），新月书店，1931年，上海。
储安平著《说谎者》（小说集），1936年，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上海。
储安平著《给弟弟们的信》（散文集），1936年，开明书店，北平。
储安平著《英国与印度》（专著），1943年，科学书店，桂林。
储安平著《英人·法人·中国人》（专著），上海观察社，1948年，上海。
储安平著《英国采风录》（专著），上海观察社，1948年，上海。
储安平著《玛纳斯河垦区》（散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北京。
储安平著《新疆新面貌》（散文集），1957年，作家出版社，北京。
批判储安平言论专集目录
《右派分子储安平的言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光明日报社印刷，1957年，北京。
《〈观察〉储安平言论选》，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工人日报社印刷，1957年，北京。
《批判光明日报参考资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光明日报社印刷，1957年，北京。
后 记
这本小书是我在1993年完成的。其中的主要部分曾收入《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一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这次单独印出，我在原稿基础上作了较多删除（主要是个人色彩较浓的议论）。我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国内关于《观察》周刊的研究还很少，材料也不易得到。过了十几年，相关的研究已很丰富。作为较早对这本周刊的研究，这本小书曾起过一点作用。今天单独印出，更多具有的是纪念意义和在材料方面的线索。
感谢韩勃兄的关照，是他在十几年后还记得我曾做过这方面的研究，给了我这次难得的机会。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钝所长，为我提供了一年在北京访学的机会，使我有较多时间修改这本旧作，感激之情难以言说。友情比书重。
作 者
2005年5月19日于北京访学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