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专家认为，这意味着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最少还可以延长6年的寿命，当然这是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可以取得大选胜利的前提下。几乎所有的外交和军事专家都认为，克林顿的这一决定是俄罗斯近几年来所取得的最大一次外交胜利。出席“八国峰会”的所有领导人都对达成的妥协表示欢迎。他们怀着浓厚的兴趣认真倾听普京讲自己的中国和朝鲜之行。普京成了所有峰会参加者关注的中心。他的发言、答问以及他们之间的友好辩论成了八位领导人共进午餐时谈论的核心内容。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重点(6)
在冲绳峰会内容庞杂的总结文件当中，俄罗斯所提出的建议得到了采纳，特别是在有关裁减军事力量和国际恐怖主义危险的章节中。
这次峰会讨论了核导弹稳定、艾滋病、信息技术的作用和人口老化、世界贸易的发展以及生态等问题。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详细谈论大量会晤、声明和初步协议所取得的所有结果。在峰会中，没有出现任何冲突。国家元首俱乐部是带着某些兴奋的情绪来接纳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世界舆论的评价也基本是正面的：“弗拉基米尔·普京顺利完成了自己的首次国际亮相。他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坚定和顽强，同时也还有妥协的一面。”“俄罗斯总统成了‘八国集团’首脑会晤的超级明星。”“俄罗斯总统是‘八大国’首脑中的新手，可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如何从刚刚结束的峰会中捞取好处。”“普京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袖章：他来的时候是一个新入伍者，而走的时候奇迹般地成了一个老兵。”“谜一般的普京先生不费吹灰之力进入了由世界最强大国家领导人组成的圈子。”这些引文分别来自意大利、联邦德国、法国和瑞士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上刊发的文章。
《华盛顿邮报》写道：“自从两年前俄罗斯被邀请成为‘八国集团’完全平等的成员以后，其他领导人就像与一位穷亲戚见面一样和前超级大国总统聚会，普京的前任鲍里斯·叶利钦像小丑一样的装腔作势使‘八国集团’领导人产生了这样一种强烈印象，那就是尽管俄罗斯拥有完备的核武库，但却没有一个对其认真看待的好领袖。在冲绳峰会上，俄罗斯新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以自己自信和干练的演讲开始改变人们头脑中的这种印象。‘八国集团’的几位领导人以及高官的评论证明，这位47岁的前特工机关间谍帮助人们强化了俄罗斯看来还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世界大国的概念。”
早在2000年7月22日，在古辛斯基最喜欢的“孩子”《今日报》上，该报最主要的政论家阿夫塔季尔·楚拉泽写道：“西方还没有决定该怎样对待俄罗斯，而西方领导人要从俄罗斯总统那里亲耳听一听他的国内政策。”不过，让古辛斯基和楚拉泽感到伤心不已的是，冲绳峰会上没有人请普京解释有关俄罗斯内政的问题，没有人问普京车臣的军事行动，也没有人提古辛斯基和“梅地亚-桥”的命运。而在7月27日，楚拉泽在总结西方媒体对冲绳峰会的反映时不得不认可现实，说：“美国人现在将筹码押在普京身上了。”这时，楚拉泽总结出了整整7条原因来说明西方为何将赌注押在普京身上而非他在俄罗斯的对手身上。
可能完全是由于这一点，导致在7月末有21位“寡头”来到克里姆林宫与普京会面，并促使古辛斯基宣告事实投降，然后逃离俄罗斯。
环绕地球的9天
从最高级别的会晤以及其他对外交往的数量和频率来看，2000年秋天和2000～2001年的冬天在俄罗斯外交史上绝无仅有。在短短6个月的时间里，弗拉基米尔·普京与其他国家领导人所进行的会见和会谈如此之多，是鲍里斯·叶利钦整个总统生涯都不曾有过的。俄罗斯联邦总统访问了远东、西欧、中亚和南亚、拉美和北美的很多国家，到访过外高加索和蒙古。在这几个月里，普京只是没有到过非洲大陆和澳大利亚，但受他的委托，俄罗斯联邦政府副总理伊里亚·克列巴诺夫和瓦连京娜·马特维延科访问了那里。
2000年9月初，弗拉基米尔·普京从莫斯科飞到了勘察加半岛，在勘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短暂停留并接见了该边疆区领导人以后，又出发前往东京，开始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普京在这里会见了日本天皇，与首相森喜朗举行了会谈，向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实业界人士发表演讲。这次访问没有出现突破性成果，因为双方在解决“北方领土”——即几个千岛群岛岛屿以及签署和约问题上几乎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双方签署了几个双边互惠协议，从总体气氛上看，俄日关系没有出现恶化。日本《朝日新闻》报写道：“普京总统在东京的行程给人留下了强势领导人的印象，他维护了伟大的俄罗斯的威信和本国的国家利益。”
2000年9月5日，载着俄罗斯总统的飞机从东京向美国方向飞去，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后降落在纽约机场。“千年峰会”，或者说有周年意义的第55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超过160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应邀与会。与其说这是一次工作聚会，还不如说是为联合国做宣传的措施和手段。这次大会持续了3天——从2000年9月6日到9月8日。引起媒体和峰会参加者最大注意的是将于年底卸任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及其各种会晤。毫无疑问，受关注程度居于第二位的是弗拉基米尔·普京，这位不久前刚刚开始自己任期的俄罗斯总统。
对于俄罗斯总统到纽约出席会议，许多人已经做了好几个月的准备。但是，最主要的工作无疑还得总统本人去完成，而他也确实不负众望。许多人曾经怀疑，俄罗斯总统是否有必要出席这样耗费巨大和讲求排场的会议，他能给国际政治留下些什么？俄罗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报纸所写的内容不是弗拉基米尔·普京在联大全体会议上那5分钟发言所讲的内容，而是写了他参观古根赫姆博物馆、俄罗斯先锋画派的画展，写了他在哪里吃的中餐和晚餐，在各家饭店中都吃了些什么东西。该如何评述俄罗斯总统的活动呢？在峰会的第一天，他就安排了十几场重要会见，其中包括美国总统，中国国家主席，墨西哥、印度尼西亚、伊朗、塞浦路斯、土耳其总统以及德国联邦总理。无论是哪一场会见，俄罗斯外交部都准备了几个月，列出了一些问题，但每次会见只有短短的30分钟，其中还要算上翻译时间。普京在纽约的工作日从早上7点开始，而结束时常常已经是夜里12点了。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重点(7)
许多政治家、政论家、新闻记者和特工机构的人都密切观察普京的行为和风格。不过，任何轰动性的新闻都没有出现。这三天里，普京总统保持了自己的个性和风格，那正是他在6月访问欧洲时所表现出来的：会谈时外表冷漠、行为平静有条理，甚至看上去还有些超脱。
当然，普京不仅需要表现出耐心，而且还有坚韧。一些报纸谈到了俄罗斯领导人具备一位优秀运动员所独有的、能在瞬间放松自己、同时又能迅速积蓄力量的能力。在峰会结束以后，或许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本领，弗拉基米尔·普京置大多数助手的劝说于不顾，同意接受美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拉里·金的1个小时的直播访谈。要知道，拉里·金被认为是非常难缠的谈话对象，总是向一些政治家提出最出人意料的和最令人不舒服的问题。
但有一点，普京对俄罗斯情况的了解要比拉里·金多得多。后者所了解的情况还没有超过纽约各家报纸所做的表面化评论，所以普京回答俄罗斯问题的兴致要高于拉里·金提出此类问题的兴致。谈到“千年峰会”的成果时，俄罗斯一家报纸写道：“在联合国成立以来的50年历史中，在该组织纽约总部，人们见过五花八门的俄罗斯：固执己见的、乱七八糟的、慷慨大方的、天真幼稚的，但他们都没有时时将自己的利益和现实的好处摆在第一位。所以，对于‘千年峰会’来说，克林顿即将从国际政治大舞台上谢幕是一个重大事件，而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国际政治大舞台上闪亮登场则是另外一种风景。在周年纪念的‘诺亚方舟’上，人们注视着他们，观察他们，并拿他们两人做比较。正是基于这一理由，当普京演讲就要开始的时候，那些听完克林顿演讲完后离开的人们又陆续回到自己的座位，他们要听一听普京会讲什么。所有人都见证了俄罗斯出了一个有个性的人物。”
弗拉基米尔·普京从纽约飞回了莫斯科，就这样结束了自己持续9天的环球访问行程。
独联体事务
9月的下半月，独联体事务成了普京注意的中心。在此期间，他与乌克兰、摩尔多瓦和亚美尼亚总统举行了会谈。但对于俄罗斯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哈萨克斯坦首都举行的一系列会谈。在阿斯塔纳的会见中，双方签署了关于建立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条约。毫无疑问，欧洲联盟是这个新的联合体的榜样。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国家有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在这里，不准备建立任何像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那样的中央机构。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从苏联时代开始就有丰富的合作经验，他们之间可以使用俄语交往，并很自然地承认俄罗斯在组织内拥有的主导地位。
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同步进行的是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峰会，亚美尼亚总统参加了会晤，与其他五国元首共同签署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恰恰是俄罗斯在这些联合中的中心作用，令乌兹别克斯坦和乌克兰产生了疑虑，因此没有参加在阿斯塔纳和比什凯克举行的峰会。但是，没有参加这些会议损失最大的并非俄罗斯或哈萨克斯坦，而是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自己。在前苏联地区实现经济和政治一体化是一个客观进程，它首先是由地缘政治因素、历史、经济和地理所决定的。
对于外高加索国家来说，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最为主要的，但是在这一点上，二者的解决方法各不相同，而俄罗斯和亚美尼亚之间的友好和同盟关系从独联体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没有人怀疑过。莫斯科和巴库之间的关系则要困难许多。2001年1月，弗拉基米尔·普京对阿塞拜疆进行了友好访问，他与盖达尔·阿利耶夫举行的友好会谈表明，阿塞拜疆领导人已经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曾经将土耳其和北约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伙伴的外交定位。几乎有100万阿塞拜疆公民在俄罗斯工作，主要从事贸易，这不仅是经济因素，而且还是两国之间的社会生活因素，对此，没有人可以不加理会。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签署了里海划分条约以及其他一些协定。普京这次对巴库的访问有很多意味深长的姿态。对于这一点，我们无需做过多的解释。斯拉夫学大学教授授予弗拉基米尔·普京证书和礼服，而盖达尔·阿利耶夫则被授予克格勃列宁格勒特种学校毕业证书的副本，年轻的阿利耶夫于1949年以优异的成绩在此毕业。早在普京访问巴库的前两个月，阿塞拜疆当局向俄罗斯护法机构移交了4名车臣武装分子，他们被指控组织、策划了达吉斯坦居民楼爆炸案。这是重要的一步，它意味着阿塞拜疆曾经推行过的某种“中立”的、有时甚至是姑息政策的结束。曾经有过猜测，说一些秘密通道从车臣经过达吉斯坦的高山，再到阿塞拜疆，或者更远——阿富汗，看来这并非没有根据。可以期望，在2001年春夏，这些通道可能会被更有效地堵住。
格鲁吉亚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在潘杰斯峡谷的避难所中，不仅有几千名躲避战乱的车臣难民，而且还有几支武装分子小分队。2000年，格鲁吉亚领导人仍继续奉行疏远和孤立俄罗斯的政策方针。因此，对格鲁吉亚公民实行签证制度变得不可避免。早在1999年秋天，也就是普京刚刚成为俄罗斯总理的时候，他就谈到采取这一步骤的可能性。无疑，这对于格鲁吉亚的信誉和经济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按照估算，有不少于60万的格鲁吉亚公民在俄罗斯工作以帮助自己的家庭，而一些永久移居、并取得俄罗斯国籍的人要资助自己在外高加索的亲人。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说这是俄罗斯向格鲁吉亚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过去，俄罗斯并非总是坚持自己在独联体成员国中的国家利益。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重点(8)
正是因为这一点，所有的人都关注到普京于10月初在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人团体代表的会见。这是几乎近10年来俄罗斯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关注生活在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族和俄语居民。由于种种原因，鲍里斯·叶利钦根本不可能走出这一步。
在2000年1月召开的俄罗斯外交部领导人会议上，普京发表了讲话。他称应该关心在独联体国家中的俄罗斯移民的状况，并将其作为俄罗斯外交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在独联体有许多情况可能对几百万普通人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要改变这一状况，只有花费更多的时间、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采用一种健康的思维方式以及正确理解国家利益。但是，弗拉基米尔·普京也几次谈到，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并不是普通老百姓的过错，政治家应承担起责任，这些政治家应该能够加紧解决独联体中所有最痛苦的问题。
出访印度与南斯拉夫政治危机
按照计划，弗拉基米尔·普京对印度的4天访问被安排在2000年的10月初，由于这是近些年来俄罗斯国家元首对印度这个南亚最大国家的首次访问，因此准备工作相当细致。此前那次俄罗斯总统对印度的访问还早在1993年，而那时签署的协议还仅停留在纸面上，并没有付诸实施。印度对所在地区以外的外交并不积极，不过，他同自己的西方和东方邻国之间存在许多问题。因此，保持与俄罗斯之间的良好关系对印度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两国之间横亘着座座高山峻岭。
印度是俄罗斯军火的最大买主，这个国家有几座核电站都是在俄罗斯的参与下建造完成的，印度商人对萨哈林岛的石油开发、雅库特钻石的加工以及其他大型互利项目表现出浓厚兴趣。印俄领导人签署了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双边协议。普京对印度的访问并没有取得什么轰动性的成果，但毫无疑问是成功的，这让一些俄罗斯和西方报纸感到恼怒不已。某些观察家写道，俄罗斯开始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印度身上，手段就是利用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另外一些观察家正相反，声称印度要把俄罗斯变成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掮客。
这些评价明显不公正。
早在普京准备印度之行的时候，南斯拉夫出现了新的危机——要知道，这一地区牵涉了俄罗斯太多的利益。对于俄罗斯来说，这场危机出人意料，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并且具有此类危机共有的不寻常形式。
当然，被提前了的、决定在2000年9月24日举行的南斯拉夫总统大选是俄罗斯分析部门重点关注的对象。他们得出一个总体结论是，尽管优势可能不是很大，但塞尔维亚社会党主席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将会胜出。谁也没有预料到还会有第二轮选举的可能性。
米洛舍维奇的对手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是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他还是一个很小的民族主义政党——塞尔维亚民族党的领导人。对于俄罗斯和西方的分析家来说，他事实上是一个并不太知名的政治人物，即使在南斯拉夫国内，他也不是反对派阵营中最著名的和最受欢迎的人物。只是到了18个反对党联合竞选的时候，他才被推举为这个联盟的领袖。
最终，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就任南斯拉夫总统，他在选举中获胜、有关选举结果前后矛盾的报道、在贝尔格莱德整个城市和大学生中的骚动以及军队和警察的摇摆不定，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自发的，而非按照某种预先设定好的方案进行的。西方国家在选举后以最快的速度宣布米洛舍维奇失败和科什图尼察获胜，但仍显得相当匆忙，这可以理解。他们想找出理由，为1999年春天在巴尔干所采取的行动做辩解，即使时间晚一点也无所谓。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类似的匆忙表态是不明智的。俄罗斯外交部长伊格尔·伊万诺夫曾是10月初期飞抵贝尔格莱德的第一个高级别的政治家，并有机会会见了米洛舍维奇和科什图尼察。
莫斯科认可了科什图尼察的胜利，并邀请他访问俄罗斯。初访莫斯科成为科什图尼察这位南斯拉夫领导人就职后的第二次出国访问。俄罗斯支持取消以前针对南斯拉夫的所有政治和经济制裁，促进了平稳解决新的巴尔干危机。许多反普京的报纸写道，“俄罗斯迟到了”，南斯拉夫新领导人能够“记得住的只是第一个承认他的人”，而俄罗斯“仅仅搭上了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等等。
但是，这些评论都流于形式且有失公正。西方最终是这场危机中的输家。西方国家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米洛舍维奇下台上，顾不上管其他的了，因此，对于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的胜利也就只能表示高兴。
但是，南斯拉夫新总统从来就不是一个亲西方的政治家，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他坚决谴责1999年西方对南斯拉夫的侵略。
南斯拉夫政权问题的解决不是在伦敦、巴黎，甚至也不是莫斯科，而是在贝尔格莱德。在这里，军队、警察和东正教会的立场发挥了独特作用。在选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米洛舍维奇还是一位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就连选举本身也可以证明。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并非专制独裁的集权体制，集权体制不会允许自由选举，更别谈选举失败了。当2000年10月6日晚，米洛舍维奇公开承认自己选举落败，宣称自己现在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孙子的时候，他的话引来了聚集在街头的南斯拉夫民众的热烈掌声。在这里没有仇恨，也没有像罗马尼亚那样强烈的、要求镇压的呼声，虽然将南斯拉夫革命称为“天鹅绒革命”有些牵强。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重点(9)
在释放政治犯的时候，人们发现在所谓的“专制国家”中只有4个政治犯被释放，同时被释放的还有战争中的逃兵以及一些因实施恐怖活动而被逮捕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南斯拉夫革命避免了流血和武装对抗，遭殃的主要是贝尔格莱德市中心高档商店的橱窗。在对上述这些事件做结论的时候，某些报纸写道：“俄罗斯失去了南斯拉夫。”但另一些报纸却宣称，“对于俄罗斯来说，科什图尼察恰恰是理想的南斯拉夫领导人”。政论家谢尔盖·帕尔科夫在《今日报》上指出：“这些天里，克里姆林宫的立场是最正确的，但也是最含混的。普京暴露了自己在外交事务上缺乏经验的弱点，但是南斯拉夫危机却对他的支持率产生了积极影响。” 可以说，普京的政治反对派们的评述在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含混。
在巴黎
10月底，俄罗斯联邦总统对法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对于克里姆林宫和爱丽舍宫来说，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欧洲国家中，恰恰是法国对于俄罗斯在车臣采取军事行动以及针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本人批评的声调最高也最为激烈。
但是，俄罗斯总统访法和出席欧盟领导人峰会进行得非常平静、顺利，这明显招致了俄罗斯反对派报刊的不满。例如，一家报纸这样写道：“弗拉基米尔·普京显示其地位的首次出访明显缺乏戏剧性的场面，甚至可以说这次出访简直就是枯燥乏味。不知不觉中，俄罗斯从一个国际社会危险的、乖张的边缘人变成了一个命运多舛的、穷困潦倒的小市民。似乎，现在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变得越来越正常，也正因为如此，他变得越来越枯燥乏味。” 但事实并非如此，巴黎并不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小市民。正是在这次访问的几天里，俄罗斯承诺在未来几年内将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输往欧洲的动力资源的供应再提高一倍。也就是在这几天当中，俄罗斯的信用等级提高了。
给俄罗斯社会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是，普京在巴黎拜谒了位于巴黎的俄罗斯圣日内维耶夫-戴布阿公墓。在这个公墓中，安葬了伊万·布宁和安东·邓尼金、亚历山大·加利奇和鲁道夫·努里耶夫、刺杀格里高利·拉斯普京的尤苏波夫大公和维卡·奥博连斯卡娅——一名法国抵抗运动的女英雄。俄罗斯总统向布宁和奥博连斯卡娅的墓敬献了花篮，还几次在其他几个人的墓前停下脚步。他说：“我们是俄罗斯母亲的孩子，到了我们该团结的时候了。”普京是第一位以国家元首身份来到这里的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对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来说，做出这一举动是令人难以想像的。普京还在白军军官和将领公共纪念碑前驻足。受他的委托，俄罗斯代表团给遭受强烈飓风袭击的公墓定做了5具橡木制成的大型东正教十字架，还许诺向已经没有亲人照管的墓地赠送一批十字架。离开公墓时，普京说：“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向那些曾经给俄罗斯人提供避难场所，现在又照管他们墓地的法国和法国人深深鞠躬。”
在巴黎的最后一次会见当中，当有人提出“您在办公室里都悬挂哪三个人的画像” 这样一个问题时，普京不假思考地回答：普希金、彼得大帝和戴高乐。在回答“如何看待俄罗斯历史上的苏维埃时期”的问题时，普京说，1917年是“对俄罗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遭到失败、对破坏俄罗斯控制力的离心力量的自然反应”。不过，他没有为接下来所发生的事件进行辩解。
在普京访法以及对俄罗斯总统表示明显好感的气氛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那份刻薄的、荒谬绝伦的反对普京访法抗议书。在这里，有大约200名主要来自于左翼的法国知识分子以及叶莲娜·博恩奈尔、安德烈·巴比茨基、安德烈·格拉乔夫、阿尔卡季·瓦克斯别尔格等几位俄罗斯公民在上面签字。
11月的会晤和访问
11月，弗拉基米尔·普京在莫斯科与几个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见。光临过克里姆林宫的有一些以色列最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所谈论的话题当然是中东严重的危机。到克里姆林宫来过的还有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他从克里姆林宫普京的办公室里走出来，径直走到电话机旁边与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通话。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非正式访问了莫斯科，与普京在一家很受欢迎的啤酒馆里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这就是普京版本的“不打领带的会晤”。一个明确表明俄罗斯地缘政治和对外政策开始转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例子，是弗拉基米尔·普京出席了在文莱举行的为期两天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地区正在成为21世纪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其许多指标足可以与欧洲联盟和美国相媲美。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程，因为乌拉尔以东地区特别需要资金的大量流入。不过，对于俄罗斯来说应当最大限度地推动亚太地区实业界的联系，这些实业界人士对于利用潜力巨大而开发力度不够的西伯利亚和远东有浓厚的兴趣。在自己的文莱演讲中，普京强调，对于亚太地区来说，俄罗斯可以成为最先进技术的研究者和开发者——从提升石油领域的生产力到宇宙航天技术的实际应用。
在前往文莱的途中，普京在乌兰乌德作了短暂停留。俄罗斯的一些报刊非常尖刻地评论了普京在那里与蒙古总统那楚克·巴嘎班迪的会见和会谈。那次会见的地点是在只有举行隆重仪式时才启用的蒙古包内，背景是成吉思汗的大型雕塑。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重点(10)
古巴和加拿大
2000年12月，普京总统对古巴进行了正式访问。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次访问是历史性的。首先，这是俄罗斯领导人对拉丁美洲的第一次正式访问；其次，此次访问旨在恢复已经中断了10年、对俄罗斯和古巴都非常重要的双边关系。
1989年访问过古巴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最后一位俄罗斯——苏联领导人。普京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起身前往哈瓦那之前就宣布，苏联解体以后的一段时间中，俄古之间的联系中断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应当尽早予以纠正”。普京指出：“古巴是俄罗斯在世界、首先在拉美的重要伙伴之一。古巴可以成为架设在俄罗斯和拉美之间的桥梁。”
众所周知，在几乎30多年的时间里，古巴曾是俄罗斯特惠国，经互会的一员，他们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古巴所欠苏联的债务几乎达到200亿美元，俄罗斯希望古巴能够偿还哪怕只是一部分的债务。古巴的大部分工业企业都是苏联帮助建设或是利用了双方的技术合作的，一旦进行改建，俄罗斯就能有很大的收益。古巴是俄罗斯常规武器的大买家，在那里俄罗斯还建成了电子侦察中心，并一直运行了很多年。
普京对古巴的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签署了俄古在各个领域中开展合作的一揽子协议。普京还视察了位于古巴的俄联邦国防部无线电电子中心，而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针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姿态。
菲德尔·卡斯特罗非常热情地会见了弗拉基米尔·普京，并陪同他参观古巴各地，甚至还向普京建议一起到加勒比海去猎取鲨鱼。卡斯特罗宣布：“哈瓦那完全支持俄罗斯在战略稳定以及反弹道导弹防御问题上的立场。”
普京对古巴的访问遭致美国的猜忌毫不令人感到惊奇。很明显，由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叶利钦所继承的一边倒的亲美政策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俄罗斯人在这里展现的不仅是独立性，而且还有进攻性、但远谈不上是某种扩张的外交政策。
弗拉基米尔·普京随后从哈瓦那飞到了加拿大，该国总理让·克雷蒂安是普京惟一没有面对面接触过的“八国集团”领导人。这次访问也很成功。除了几份经济协议外，普京还与让·克雷蒂安签署了关于在战略稳定方面开展合作的联合声明，这令美国方面忧心忡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的确是一份前所未有的文件，因为加拿大这个美国近邻和盟友在所有对于莫斯科来说是最重要的战略稳定问题上均支持俄罗斯。加拿大强烈地反对美国建立自己的反导防卫体系，并宣布：“1972年的反导条约是战略稳定的基石，同时也是国际努力进行核裁军以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重要基础。”对于美国来说，加拿大以如此清晰的语言反对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完全是一个意外，因为一旦缺少了加拿大的参与，美国的新导弹防御系统建设计划将很难实现。从1958年开始，整个北美大陆的安全就由这个大洲的航空航天联合防御指挥部负责，而有关两国共同使用该系统的协定将在2006年到期。
不过，对于加拿大来说，这个代价实在有点儿太大了。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让加拿大遭够了殃。从这里，我们想起了60年代初苏联在新地岛的试验场所进行的一系列氢弹试验。那时，不仅苏联的北方深受其害，加拿大的老百姓也苦不堪言。没有哪个人希望这里重新成为试验场。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初步总结
2001年1月，许多观察家对新领导人掌舵下的俄罗斯外交政策进行了初步总结。
人们关注的中心是俄美关系。尽管弗拉基米尔·普京和比尔·克林顿曾在纽约和文莱举行了两次峰会，但或多或少地带有礼仪性质。很明显，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仍旧是国际政治的主轴。最近10年中，作为世界上军事和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其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而俄罗斯也重新回到了国际政治舞台——不是以侵略者的面目，而是以最大限度机动的和强大的角色出现的。但很遗憾，这时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地位削弱了，因为2000～2001年秋冬的几个月中美国进行了行政当局的改朝换代。接掌政权的不仅是小布什的新班子，还有一个新党——共和党。美国新总统及其班子需要时间磨合，部分时间显然白白地流走了。
俄罗斯外交在2000年和2001年初所取得的成就相当显著，就连西方一些对普京存有恶意的人和国内反对派也不否认这一点。他们对俄罗斯总统的批评也由此变得小心翼翼，而且即使有批评也仅限于认为俄罗斯的外交过分宽泛和积极而没有考虑到俄罗斯内部资源是如此地匮乏。
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批评并没有针对他某些具体外交政策的错误和失误、而是其将来可能会犯的错误，原因恐怕是过高地估计了国家的能力和总统个人的力量。“亚博卢”集团领导人之一、主要国际问题专家弗拉基米尔·卢金在2000年底写道：“过去一年中，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是积极和充满活力的，但却没有明确的优先方向定位。只有作为一个欧洲国家，俄罗斯才能保有自己的特色，欧亚主义和面向远东都是一种幻想。80%的俄罗斯公民生活在欧洲地区，这里有我们的历史之根。无疑，我们应当巩固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但是不应当忘记，我们的优先外交方向在欧洲，这些优先方向有明确的定位，即国内发展民主化改革的增强。我们不应当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而应当将更多精力放在西方的投资和高科技上。”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重点(11)
弗·卢金的指责有失公正，他的建议对于俄罗斯来说更加危险。事实上，卢金不仅将俄罗斯定位在地区大国上，而且还是落后于人的欧洲二流国家。卢金在故意将20世纪20年代那个混乱和模糊的欧亚主义构想与今天的欧亚国家相混淆：前者是在白俄（ ． ．特鲁别茨科伊大公）移民圈子里产生的，它将俄罗斯与整个西方、特别是西欧对立起来；而后者首先强调的却是俄罗斯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以及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很早以前就表述过的思想，即“西伯利亚是俄罗斯增长的依靠”。俄罗斯属于地球的两部分，这是她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优势。如果放弃这种优势，那就像美国放弃大西洋和太平洋一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俄罗斯位于两个最有活力的商业活动中心——西欧和东亚之间，这一地理位置为她提供了巨大的经济优势和机会，不加以利用就是犯罪。
与“祖国运动”以及议会党团等走得很近的专家和分析家谢尔盖·卡拉加诺夫，给予普京2000年总体外交活动成果以非常高的评价。卡拉加诺夫写道：“普京执政以后，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外交冲刺。就算没有上百次，也有几十次高层会晤，他访问了几十个国家。这种积极的外交活动没有白搭工夫。在国外精英们的眼中，总统本人从一个‘大寡头选出来的人物’变成了俄罗斯没有争议的领导人。几乎是凭着自己‘单人的牵拉’，普京就让俄罗斯从威胁着她的孤独状态中逃离了出来。在全国范围内，所到之处弥漫的都是对他的尊重情绪。对他而言，发挥了积极作用的还有，聪明地避开那些潜在的难题、采取坚决不介入冲突的策略以及使用温文而雅的语言。这些都取得了明显的成功。”
不过，卡拉加诺夫也指责普京对外交游戏有太多的追求，“这些外交游戏对于解决国家的主要任务——即振兴国家并没有任何直接作用。这些游戏可能非常有趣，但它却使总统的时间这一重要的政治资源白白浪费到了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他那关注国内振兴的注意力被分散了。最初有一些外交冲刺是正确的，但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很快就会招致国内民众的不满。继续过分地将‘时间投资’用于外交领域，所能够带来的回报会很少。在伊拉克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与中国和印度继续接近、在格鲁吉亚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最大限度地与白俄罗斯接近的方针、接近古巴等诸如此类的步骤，在大体来说是正确的，但对于俄罗斯来说却可能出现非常困难的局面——那些比我们强大得多的势力可能会采取强硬的态度对待俄罗斯”。
或许，用卡拉加诺夫自己的说法，这些责难是对“可能犯的错误以及头脑发热的预防”，但却有失偏颇。我们清楚地看到了2000年所取得的成就，外交并没有分散普京解决俄罗斯内政问题的注意力。恰恰相反，外交工作帮助俄罗斯推动了许多国内难题的解决，特别是在重要的经济规划领域。
针对普京外交政策的指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他们认为，普京似乎总是在非常巧妙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甚至也不希望自己最亲近的人了解实情，他是在采用象棋理论中谁没有见过的战术在下一场规模恢弘的“莫斯科-华盛顿象棋赛”。但是，这种指责也同样是不公正的，因为恰恰是华盛顿在最近10多年的时间里经常掩盖自己对俄政策的真实打算，是他们在“不按规则”出牌。
第三部分
风格与个性(1)
政治家还是官僚?
无论是作为一位国务活动家、一名政治家，还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成就都令许多观察家感到惊异，却又使那些从政或经商的人感到恐惧。正是基于这一理由，他们极力讥讽和贬低“普京现象”和俄罗斯新领导人的个性，将他说成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偶然接管最高权力的官僚。
根据政治理论家阿弗丹季尔·楚拉泽于2000年初所表述的观点，弗拉基米尔·普京根本不是一位政治家，“而是从官僚体系中的‘第二梯队’中出来的精力充沛的新人，只是因为叶利钦及其身边人在实施其人事政策时将储备的所有政治‘明星’使用枯竭之后，他才有了冒升出来的可能”。楚拉泽让读者确信：“这个靠叶利钦发现、提拔上来的新一代领导人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具有执行命令的坚定性、很强的工作能力、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却没有任何思想观点，信奉实用主义和冷酷。”
在这一评价中，的确有一些合理成分，但情况并非完全如此。被任命为总理的“第二梯队”官僚，如果不具备深厚的内在潜力，从前也没有完全展示出来出众才能，那么充其量也只能像切尔诺梅尔金、基里延科或斯捷帕申那样成为“第一梯队”的官僚，而非普京所表现和得到的那样。
我们还可以看到、听到一些有关“官僚普京”变成伟大政治家的更粗鲁的、甚至是充满恶意的议论。早在1999年夏天，在推论叶利钦从近臣中所提拔出来的 “继承人”的命运和前途时，《总结》杂志的谢尔盖·帕尔霍缅科写道：“新旧大陆两百多年里的民主制度发展经验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公理，即在世界政治进程中，将昨日还是一名平淡乏味的官僚变成今天全民拥戴的领袖是绝无可能的。尝试推翻这个法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不能容忍的。因为那些靠意外得宠的人根本不能成为伟大国家的总统。也许，俄罗斯还不够格称为伟大的国家？”
而普京在3月26日总统大选中获胜后，帕尔霍缅科再次提到上述观点，完全不打算承认自己对普京所持的错误认识。不，他现在又开始证明，俄罗斯的错误选择说明了她实际上还“不够伟大”，因此不能认为她是“成熟的”世界大国中一个完全平等的成员。 与帕尔霍缅科进行辩论简直毫无意义，因为就像我们以前不止一次所说过的那样，《总结》杂志对探索客观真理并无太大兴趣。还应当说明一下，帕尔霍缅科所提出的关于“平淡乏味的官僚”的论题并不是什么“世界政治进程基本公理”。在新旧大陆的许多国家，在由民主制度取代权威制度或极权制度的过程中，除了一两个领导人以外的几乎所有人最终都变成了“平淡乏味的官僚”、“螺丝钉”。但是，在极权体制垮台后，许多这种官僚获得了提升和展示自己的机会，而在以前这种情况是不曾有过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事实上的确很平淡乏味，也不显山露水，但获得意外提升后可能表现出作为杰出的人所具有的个性。
让我们回忆一下希特勒垮台后的德国吧。康拉德·阿登纳，以73岁的高龄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任总理的那个人，在希特勒时代，难道不也是个“平淡乏味的官僚”吗？但是，当我们今天翻阅20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名录时，却会经常看到他的名字。还有路德维希·艾哈德，那个德国“经济奇迹” 当之无愧的创造者，在希特勒时代也不过是纽伦堡市场行情研究所不为多少人所知的普通研究人员。我想，当普京本人在回答哪些政治领导人令他最感兴趣的问题时，经常挂在嘴边的是戴高乐和艾哈德绝非偶然。
对于极权官僚体系下的官僚、甚至是该体系下的最高官僚来说，外表、年龄、衣着举止、演说能力、甚至智力水平都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因为这些部门的权力是匿名的，只有小说作者或电影导演考虑，这个或那个角色以哪种面目登场。在谈及苏联电影的一些模式时，著名导演米哈伊尔·罗姆说，部长在电影银幕中的形象一般要壮硕且仪表堂堂，而副部长就要瘦些并比较灵活机敏；政府总理应当充满智慧和力量，而只有党中央总书记才能拥有最高智慧。
但是，如果官员不按照权威体制下庞大官僚机构的规则和制度工作，民主国家也同样根本不能存在下去。民主社会对公众政治家所提出的要求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些人通过电视屏幕向公众展示一些庞大的计划，通过自己的外表、举止来博得公众的信任和尊敬，在这里，就连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很有意义。但完全不应该做出如此结论，即一个高层官僚在必要以及有愿望的情况下也没有能力成为一位大政治家。
我以前在著作和文章中写过，任何大学和科学院都不可能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今天，在俄罗斯国家行政学院只能培养出优秀的官僚，就如以前各级高等党校培养党务工作者一样。工程师、医生、教师、军官等可以从各级各类专科学校、学院和大学里培养产生，而培养中小学校校长、工厂厂长、医院的主治医生、军队的师长和团长则很困难，因为这些工作不仅要求专业技能，还需要积累丰富的经验。但是，没人能够培养出市长、地方行政长官、总理、总统等那些在发生意外时可以负责一切并有能力独立做出决定以及在公开演讲中让公众接受或改变自己的提议或观点的人。在任命或选举一些人来担当这些职位时，我们希望他是一位能力出众的人，个性中具备优秀的潜质。如果没能挖掘出这些能力出众之处或潜质，那么我们推举出来的就不是一位政治家，而仅仅是一名高级官僚罢了。
风格与个性(2)
普京表现出了许多从前鲜为人知的、在个人能力以及作为大国领袖方面的天赋和潜质。但是，成为俄罗斯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以后，弗拉基米尔·普京并没有丧失一个负责的官僚所应具备的兢兢业业的品质、作风和能力。这些品质影响了他的工作风格和特点以及他对下属和同事、甚至全国人民的态度。他请所有人不要将总统看作是救世主，而应把他当成受聘工作的大公司经理。
下面我要介绍一些弗拉基米尔·普京身上表现得较为鲜明的个性和工作风格。
弗拉基米尔·普京不喜欢太多的许诺，但一旦承诺必然会履行。他做任何事都保证有始有终，哪怕是他最不喜欢干的事。他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但却不像亚历山大·列别德那样总是冲突不断，他不喜欢公开争吵。他不靠面对面的对抗，而愿意通过策略手法取得某种结果。从被任命为政府总理那一刻一直到总统就职之时，普京没有与任何一位部长或其他高级官员有过正面冲突，甚至在总统竞选中也没有和任何一位竞选对手发生过直接争执。
正式履行总统职责以后，普京不止一次地介入各种性质、各级别的冲突当中：与政府部长，与自己办公厅的官员，与一些地方领导人，与寡头以及大众传媒代表等。但在这些冲突中，没有任何一次冲突和争执最终演变成了持久的争斗。甚至可以说得更简练一点，这些冲突都迅速得到了解决，没有产生任何粗暴攻击和争吵。
对那些针对自己的粗鲁的、愚蠢的或者无中生有的指责，普京一概不予理会。普京从来不在人格上贬低下属，而这对于鲍里斯·叶利钦却是家常便饭。普京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任何时候都在锤炼勇敢精神并磨炼克制力。此外，普京是一个出色的组织者，同时他本人也是一个极容易融入集体当中的人。俄罗斯新领导人非常小心谨慎，做决断时不喜欢操之过急，因此，要暗算他会很不容易。不过，一旦需要，他也可以做出些闪电般的决定，而不管这一决定是否违背了大多数人的意愿。他的回答总是迅捷而出人意料。早在1999年秋天，在纪念阿尔卡季·赖金创建的剧院落成60周年庆典上，有警卫跟随左右的普京总理在走廊里碰到已经喝得醉熏熏的莫斯科讽刺剧院著名演员希尔温德特。他看见总理，非常庄严地伸出了手，自我介绍说：“舒拉。” “沃瓦。”普京握着他的手自我介绍说。 “可以为我们的相识干一杯吗？”希尔温德特问。“为什么不呢？”总理回答着，向自己的随行人员交代了几句，就去了剧院的小吃部……
在回答有关俄罗斯加入北约可能性这一问题时，普京也曾经说了一个反问句：“为什么不呢？”引得俄罗斯以及西方报刊做出了大量评论。当总统在一个大型商务会议上宣布建立特种金融情报机构时，一位大银行家问普京：“那我们俄罗斯还有银行秘密可言吗？”“那你认为现在有吗？”普京迅速地反问道。这位银行家默默地坐回自己的座位上，不知该怎样回答。许多人都注意到了普京对这个充满藐视的问题所做出的迅捷而恰如其分的反应，这一幕同样出现在1999年8月16日确认新总理候选人的国家杜马会议上。在发言中，根纳季·久加诺夫同意以新总理取代谢尔盖·斯捷帕申，但却故意装作忘记了叶利钦新发现的宠臣的姓名。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则讲错新人选的名字和父称，叫他谢尔盖·弗拉基连诺维奇·普京。在总理资格的表决被批准后，普京上台发表讲话，感谢所有杜马议员对自己的信任，并对“格里高利·阿列克谢耶维奇·久加诺夫”（这里他用亚夫林斯基的名字和父称以及久加诺夫的姓——译者注）表示特别的谢意。
在白宫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列别德将军宣布，如果有哪一个人怀疑行政长官的权力，那就让他“朝我扔石头吧”，过了几秒钟他要求确认：“谁也不扔，那就视作同意了！”“扔石头对你来说还不够。”普京总理有些戏谑但又语不伤人地回应了这位边疆区行政长官的提议。在2001年，这样迅捷、尖锐的即兴答问还有很多：“您关注公民社会的发展吗？”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人问普京。“我已经有10年没有跟踪监视什么人了。”总统回答（在俄语里，“关注”一词还有监视的意思——译者注）。
在叶利钦解除普里马科夫总理职务一天后，以联邦安全局长和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的身份，弗拉基米尔·普京带着自己的一批副手来到普里马科夫的别墅，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并授予他一柄 “巩固国家安全功勋”个人佩剑。普京还亲自前往前苏联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的住所，邀请他出席联邦安全局为纪念尤里·安德罗波夫诞辰85周年而举行的全体会议。这令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对普京的照顾和他的谦虚大为惊讶。
许多人后来指出，先后作为总理和总统的普京身上散发着一些俄罗斯政治人物还很不习惯的民主作风、谦逊以及维护个人自尊感的混合气息。正因如此，在2000年夏他到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那里做客时，无论是会见还是座谈都表现得很沉得住气，以便“少进行论战”。
早在2000年2月，应《消息报》的请求，一批心理学家给普京画了一幅心理肖像。他们给普京做了如下总结评价：“普京思想务实、性格内向，喜欢按照逻辑做决定并以最合理的方式安排工作。他是一个严肃的、思维健全的、时时感受到肩上责任重大的人。只有依靠这样一类人，才能将全社会团结到一起：他们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并信守承诺。他们工作起来聚精会神，做事认真可靠，并有始有终。他们观点鲜明，对事物的见解深思熟虑，看法很难改变，他们心中对自己的观点也很自信。就总体素质评价而言，像普京这样的人，迄今为止在俄罗斯最高权力层还不曾出现过。而今天的俄罗斯社会恰恰希望这样的人来领导国家，他与民众的要求和期望相吻合。” 又过了两个月，俄罗斯人物履历杂志《谁是谁》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这个人值得信赖。他对亲人有责任感，从不为自己捞取好处，具有崇高的生活目标，并能通过合理的方式达到这种生活目标。如果有人想向他施加某种压力的话，那将会遇到更强烈的回击。但这个人从来不会先发起进攻。对于他来说，家庭、传统和祖国是最可宝贵的财富。”
风格与个性(3)
2000年3月16日大选前不久，很受欢迎的《侧影》杂志向一些州长、边疆区行政长官、市长和各共和国总统提问，问他们如何看待普京。所有人都指出，他善于倾听并听得进去交谈者的意见，判断事情时头脑清醒，善于将不同观点吸纳进来并对局势进行清晰定位；他精力充沛，具有实干家的交往风格；他坚决捍卫俄罗斯国家利益。别尔哥罗德州州长叶夫根尼·萨夫琴科指出：“普京并不让人感到恐惧，而是赢得了人们的敬重。现在可以确定无误的是，随着普京的出现，那种逍遥自在、单纯‘与文件打交道’的时代彻底终结了。”
事实上，普京不仅着手处理案头文件，而且还需要解决各种实际问题，而问题又堆积如山。据统计，叶利钦在位的最后几年里每星期在克里姆林宫只有3～4次会见，而此类会见普京在2000年每天就要有6～7次。俄罗斯新总统紧张繁忙的工作为他身边的人或渴求权力者出了不少难题。所有人都指出，普京参与了大量日常事务的处理。普京不仅对一些重大问题很有兴趣，而且对解决许多小事也乐此不疲。
所有了解普京在圣彼得堡市政府和克里姆林宫办公厅工作的人都指出，普京的能力和智力水平都非常高。不过，也有一些对普京不友善的人，吹毛求疵地挑剔他的文章、讲话、答记者问以及《首脑谈自己——弗拉基米尔·普京访谈录》等，指责普京学识不够渊博，批评他有些小地方用词不确切，非议他缺乏文学、音乐或外交方面的修养，攻击他在理解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区别上不精准，诸如此类。《总结》杂志的谢尔盖·伊万诺夫大声疾呼：“克里姆林宫还能不能再找出一个更有学问的人来？普京是极为平庸的，一眼就可以让人看出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人物。普京——这是一个拥有中等智力发展水平，具有普通的需求和极其一般法制观念的苏联人。叶利钦的那一套出人意料之举已经让俄罗斯感到厌倦了，俄罗斯想歇一歇了。说来，这也不是一个更坏的选择。” 甚至于，谢尔盖·伊万诺夫将自己文章题目定为《普京——平凡时代的一个平庸人物》，与此同时，他也表现出高傲、不怀好意和缺乏诚信。如此做法让人误以为回到了苏联那个政治论战时代：断章取义、有意回避、恶意对待每一个意识形态对手。
当然，将《弗拉基米尔·普京访谈录》一书与几乎同时问世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政治大舞台上的年代》比较，人们可以看出，在担任总理时，普京并不具备高层权力机构所需要的那种丰富经验和普里马科夫那样渊博的学识。但普京要比普里马科夫年轻得多，后者早在70年代就是“大”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研究所的院士。而那时弗拉基米尔·普京则刚刚通过经济学副博士的论文答辩，不过是国际政治大舞台上的一名新手。但他不仅具有充沛的精力，而且还非常勤奋好学。他对一切都充满了兴趣，想亲自去看看，“体验”一下、试验一下。正是基于此，他直接驾驶超音速战机跃升大气层最顶端或乘核潜艇深入北冰洋海底。结果，他很快就拥有了自己所必需的经验和渊博的知识。早在2000年夏初，他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比一年前更有经验、更自信的形象。
那些在 2000年与普京有过接触和了解、或曾和俄罗斯打过交道的政治家普遍认为，《总结》杂志有关普京不过是一个平庸官僚的评价非常草率，因为普京足够清晰地向所有人证明自己拥有强势人物所必备的素质。他善于在最困难时做出决定，并能够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他努力让自己与前任不同，既不同于鲍里斯·叶利钦，也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拉开距离。2000年初，在选民中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亚夫林斯基只在“熟悉经济问题”这一个题目上超过了其他总统候选人；普京在“熟悉对外政策问题”、“了解国内问题”、“制定计划的能力”及“对细节关注”等问题不如普里马科夫，而在其他如“顽强和目标坚定”、“勇敢和决断性”、“危急情况下镇定自若”、“对突发事件有充足的准备”等问卷题目上都超过所有其他的总统职位竞争对手。在总评成绩中普京获得了最高评价，被认为“最有能力管理好国家”；普里马科夫屈居第二，其后分别是久加诺夫、亚夫林斯基和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
新的政治家形象
2001年冬春，因普京任代总统一周年及他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一周年，许多记者和政论家经常写些普京的事，他们对普京在国内民众中拥有的空前高的支持率感到惊奇，对政治家普京性格和形象中很多他们不理解的、甚至是谜一样的东西感到惊奇，也提出了作为国务活动家的普京的道德品质问题。
那些自认为对普京了解很深的人们，经常会给总统以极为不同的评价：“他百分之百可靠”、“他完全是一个厚颜无耻之徒”，“他有同情心并很仁慈”、“他完全没有怜悯之心”等等。与此同时，他们还为自己的某种评价寻找证据，包括普京日常生活的各种趣闻逸事及其在国家元首职位上所做出和采取的各种决议、行动。斯维特兰娜·巴巴耶娃写道：“过了一年以后，总统变得更好被人理解了，但也变得让人更难预测。普京所展示出的某些品格，比如对所发生的事件不大放在心上——这一时让人无法理解，是应当高兴还是该感到伤心——换句话说，普京每天夜里大概都在睡觉，而不为那些过去和将来的噩梦所困扰。”
风格与个性(4)
很遗憾，早在60年代末，格里高利·波梅兰茨那本很有名的小册子中就提及政治家进入角色的能力、历史人物的道德品质等许多问题，但并没有得出一个标准答案。最高国务活动家的行为举止远不应总是单纯地受一些基本道德要求所支配，因为国家元首不是教堂的主持。
普京经历中的很多事例可以证明，在应当做出某种个人道德选择的时候,弗拉基米尔·普京似乎更青睐传统的正派观念。但对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而言，不能只讲个人选择，恰恰相反，还应当多谈一些国家或政党利益，谈国家选择、谈命令。众所周知，一旦形势变得严峻，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就经常会随意抛弃已经做出的决议，将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一走了之。但是，这条保持“两手干净”的方式对于一位大政治家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他们不得不经常在两个同样糟糕的决议之间、而不是糟糕和不糟糕的决议之间进行选择。
与此同时，在解决那些十分棘手的、积重难返的宏观经济问题以及几乎病入膏肓的俄罗斯社会机体问题时，俄罗斯领导人更青睐于使用外科手术的办法，而非长期的保守治疗。但外科医生在手术前需要不时地克服自己的激情和道德论据。克里斯蒂安·巴纳德是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完成心脏移植手术的一位南非著名外科医生，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做心脏手术时，他更倾向于不知道躺在手术台的病人是谁，甚至请助手将病人的大部分身体蒙起来，情绪波动会对他的手术效果产生消极影响……
但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经常拒绝用激进的治疗方法根除社会病痛，而是运用治疗与增强自身机体免疫力相结合的综合疗法。在并没有彻底搞清楚病因和虚弱机体的抗病能力以及自身不具备提供必须设备和药物的情况下，普京更喜欢遵循古老的、希波克拉底的“无害”原则。
语言学专家曾几次过于挑剔普京的语言风格和个别讲话。为更加解恨地侮辱新的国家元首，亚夫林斯基在2000年3月26～27日深夜说，他“甚至从语言学的角度就可以看清楚俄罗斯公民选择了一个怎样的人物做自己的总统”。很多人都把亚夫林斯基看成是“卓越的”，至少也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不过，我倒倾向于认为他是一个机敏的演说家，但还太浅薄，在电视演说和辩论时，他常常发表一些极其简单的言辞蛊惑宣传，而从来没有人在这方面诟病普京。
普京在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第一次阐述政府车臣政策的发言以及为莫斯科大学学生所做的重要演讲，都内容丰富、富有逻辑性并且妙趣横生。在2000年初大选前，普京经常发表演讲，重复一些内容也就不可避免。但无论是在学校礼堂还是在全国，他都可以让人们更津津有味地倾听自己表述的观点，而且，他的立场很清楚。其实他有时若是不发言，可能效果还会更好一些。
对于政治家来说，善于交谈、倾听座谈者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品质。众所周知，斯大林很少将政治局会议变成个人的演说。他搞清问题，然后边在办公室前后踱步，边注意倾听政治局委员的发言，有时则在大号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只有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斯大林本人才开始讲话，而这通常是再没有人能更改的最后决定。在邀请专家，如冶金、武器系统、语言学等方面的专家时，斯大林可以不停地听上几个小时，间或也只是提上几个启发性的问题。
赫鲁晓夫则喜欢用明确自己立场的发言作为政治局会议的开场白，在此之后，与会者很难再提出与党中央第一书记想法相悖的观点。戈尔巴乔夫也不喜欢听别人讲，而是选择说——甚至就连邀请两三个人提意见和咨询的时候也不例外。
鲍里斯·叶利钦通常是向座谈者提问题和倾听，但是却不善于听取别人向他提出的建议。他能中断别人的谈话并将座谈者——顾问们、助手甚至还有部长们从办公室赶出去，不去倾听他们的主要观点，因为他只给他们30分钟，而时间很快就到了。他能够很注意倾听，但却似乎没有把握会议进程的能力。
而普京在开会和座谈中拥有善于交谈和倾听的行为风格。伊琳娜·袴田认为：“弗拉基米尔·普京具有某种非常高的交往水平。他非常有耐心，甚至当他不同意你的观点时，也会认真地听，而且可以一直听很长时间。要是换上其他一些人，可能早就没耐心了，我也不例外。如果非常不赞同某些观点，他会有一个评论，非常职业地让对手受窘。如果您想同他平等地谈话，那么您应当非常专业地了解问题，不仅提出批评，而且还应当给出建议，非常具体的建议。如果对手一点建议也不提，普京就不会对他有什么兴趣。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艺术性的方法。我认为，总统有几个典型特点。首先，他对哪一位名人从事哪方面专业简直如数家珍，也就是说，如果要是我来谈石油和天然气，那他就不会听了，而如果听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谈死刑那就更没有兴趣了。但是，当我谈起名胜古迹，谈商业和市场关系的发展时，我们之间的对话又续上了。其次，如果您向他提出一个具体的论点，并且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撑它，那他通常会予以接受，并通过决定。总之普京是一个知识型、专家型的治国论者。”
叶利钦不喜欢与人、而更愿意和文件打交道，他靠总统令来治理国家。这些总统令实在太多了——1993年9月，叶利钦签署了那份最著名的第1400号总统令。普京可没有发布这么多的总统令，几乎所有的主要经济问题他都委托政府去办。按照这种方式处理一些问题，可以避免经济急转弯。但是，他也注意从自己这里努力去影响社会的情绪和期望。
风格与个性(5)
根据政治家的“电视形象”，专家们多次对普京的电视讲话和答记者问进行详细分析，甚至还建议普京完全改变电视行为套路，以便更好地展现自己高大的形象和独特的个性。
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电视观众的看法和专家的意见有很大区别。只能从电视屏幕上见到俄罗斯新领导人的普通老百姓非常喜欢普京。在回答“弗拉基米尔·普京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时，大部分受访者都回答：一个“斗士”、“主人”、“爱国者”。而将普京看成是“官僚”、“能说会道的人”或“独裁者”的寥寥无几。在评论普京竞选演说的效果时，叶连娜·特列古博娃指责普京是一个“没有任何突出个性的官僚”。这位女记者言辞激烈地教训普京：“总统应当博得所有人的爱戴，无论他是政权的体现还是作为一个人。在这方面，如果就竞选行程对他进行评判的话，普京做得很不成功。尽管应当承认，客观公正地说，俄罗斯代总统并非一个没有任何指望的政治家。”
到了2000年底，与上述相类似的评价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正如斯维特兰娜·巴巴耶娃在前面那篇文章里所列举提到的：“一年时间里，在普京身上又发现了另外一种品质，这就是在他当总理时所根本没有的个性魅力。除了刻板和原则性强以外，普京还有一些让听众倾倒的天赋。夏天，在日本冲绳岛上普京竟能令150多名外国记者痴迷。要知道，这些人曾经对他怀有极端敌视的情绪。”后来，这种情况还有过很多次。
一些政治家指出，频繁地在电视屏幕上露面可以增加他的支持率。对于电视在现代政治中的作用，人们很难做出过高的评价，因为电视本身无法从根本上“塑造”出一位公众政治家或拯救一名在选举中表现得缺乏情调、枯燥乏味、野蛮或愚蠢至极的人。在俄罗斯，有谁会喜欢那个频繁撤换副总理的鲍里斯·叶利钦的丑态？谁还接受叶戈尔·盖达尔的咂嘴、鲍里斯·涅姆佐夫媚俗的笑脸、弗拉基米尔·舒梅科的仪表堂堂却曲意逢迎、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的口齿不清、伊万·雷布金简单粗浅的教导、谢尔盖·基里延科的废话连篇和孩子般的幼稚、谢尔盖·斯捷帕申的惊惶失措、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自命不凡的训诫？弗拉基米尔·普京完全不咄咄逼人和虚张声势，而就是到了现在，阿纳托利·丘拜斯还是如此。在回答问题和发表评论时，普京也没有根纳季·布尔布利斯那种矫揉造作，他也不希望像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那样，把自己搞成一个喜欢设一些巧妙的圈套和搞些并不出色的蓝图的幕后操纵者形象。普京没有根纳季·久加诺夫那种枯燥无味的自我满足。与普京站在一起，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和尤里·卢日科夫甚至都很逊色。先是在白宫，后来又到了克里姆林宫，弗拉基米尔·普京都展现了自己自然、富于求实精神、认真、轻松幽默、思维健康、坚强果敢、真诚、朴实等新风格。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坚强、智慧和果敢的人，但没有亚历山大·列别德那么跋扈和自我陶醉。
普京的这些“电视形象”特点不仅帮他在总统大选中获胜，而且也使他在整个2000年和2001年在选民当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信任度。
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军人、精神领袖、主流媒体的编辑人员、大实业家、州长、国家杜马各党团领袖、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著名学者、市镇主要官员、文艺工作者等频频会晤，几乎在各种场合中他的任何讲话都能得到共鸣和理解。许多会见都是以自由座谈的形式进行的，一般会持续3～4个小时。为了说明普京的风格与个性，以他出席康斯坦丁·赖金通过表演独角戏《低音提琴》来纪念自己50岁生日那一幕最有代表性。
在总统光临的“讽刺”剧院里，没有实施特殊保护措施的政府包厢。总统警卫人员用灵敏的探测器对当晚应邀观看首映的观众进行了检查，无疑，这也引起了观众的愤怒，他们对演出开始前一刻到来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尤里·卢日科夫没有做出任何欢迎的表示。甚至当普京在演出结束后走上舞台，向康斯坦丁·赖金表示祝贺并为他颁发勋章的时候，整个演出大厅对普京的态度也极为冷淡。但是，当普京发表对康斯坦丁和阿尔卡季·赖金生日贺辞时，他承认恰恰是在阿尔卡季·赖金的小型剧剧院他和他的妻子相识了，这些话打动了观众的心。当普京走下台时，演出大厅里几乎所有人都站起身来，对普京表示敬意。
正如第二天《生意人报》所写的那样：“当总统与赖金两个人并排站在舞台上时，可以明显发现总统非常激动，两只脚不停地挪动，竭力挑选一些情感真挚的用词。可以说，普京取得了成功：他进入演出大厅时大部分观众仍旧示威性地坐着不动，但在他离开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
弗拉基米尔·普京精通现代信息技术，他可以利用因特网发表自己的一些文章，并在直播间回答许多问题。他是继列宁之后至少流利掌握了一门外语的第一位国家领导人。当选总统以后，弗拉基米尔·普京开始学习英语，并且学习得还很顺利。
过度紧张的工作及排得满满当当的日程表常常令普京不得不推迟各种会晤。在个别日子里，他甚至有20或25项活动。由于许多活动并不在克里姆林宫进行，而总统卫队又要提早对总统市内行车路线进行控制，这不可避免地造成道路堵车，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由此，总统安全部门及总统本人常遭到人们的公开批评。对此，普京不得不数次道歉。不过，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些办法，以减轻由此造成的首都交通负荷过重的局面。
风格与个性(6)
对于很多观察家来说，无论是作为一名官僚，还是一位政治家，弗拉基米尔·普京仍然还是一个谜团。他展示出了太大的潜力，这对个别人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德米特里·奥列什金在《莫斯科新闻报》上问：“为什么在一个轻视自己、藐视政权的国度内，在一个社会结构、制度准则和公民道德都还不健全的国家中，在一个今天准备投票支持这个人、而明天又准备赞成另一个人的国家里，会突然冒出这样一个领导人，在仅仅一年半时间里就成功赢得了绝大多数国人的持久尊重呢？他成功地、不费吹灰之力地就征服了反对派，使州长和媒体巨头各就各位，组建了一个对他言听计从的杜马。说老实话，我们那些报纸和电视台的兄弟们简直就是被吓住了。真希望听他斥责两句，或是骂上几声，但他不习惯这么做。虽然他的微笑很随和，目光也不乏友善，但却令很多人不自在。可以感觉得到，他还有一些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甚至还没有表露出来的秘密潜力。如果在工作中与他打交道的话，你未必会感到愉悦。在普京总统的个性潜质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可以超然于正在解决的问题之外。至于还有一些什么更重要的个性，恐怕只有他本人了解了。在没有制定、也没有公布政治纲领的情况下，怎么就能够进行竞选呢？在认为似乎很清楚却同时又有半吞半吐感觉的时候，怎么可以讲出具体的话呢？普京——这是一个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另类，在我们国家，人们习惯于根据上司用词和观点来揣摩其真正意图，而普京则恰恰相反，他从来不话中有话。在我们的文明中，有太多形式主义的东西，‘诗人——比诗人要多，自来水工人——比自来水工人要多’——普京更倾向于采取实际行动，而不是允诺。
“在这个意义上，总统完全不是拜占庭人，而是一个纯粹的、奉行实用主义的西方人。但他又并非我们习惯所称的戈尔巴乔夫式的‘喋喋不休的西方人’，而是真正的欧洲人——一丝不苟、工作效率高的‘西方人’。他毫无伸缩余地，像议定书一样。他相信市场改革的正确性并坚持到底，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支持某一些将名字与市场及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具体人物。他保证在现有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事，（表面上看）他正走这条路，但一旦有必要，他也不排除超越法律允许的范畴。他承诺要将车臣战争进行到底——无论您喜欢与否都是这样。这种另类实用主义在自己国内仍然是个谜：它使得总统完全自主地从古巴转往加拿大访问，同时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保持交往。
“言简意赅而莫名其妙——这是约瑟夫·斯大林所具有的本领，尽管从社会文化学角度来解释，其形象会有本质的不同。他归根结底是来自东方。当时索尔仁尼琴在谈到叶利钦时说：‘一个俄罗斯人，一个纯纯粹粹的俄罗斯人。’而关于普京，你不能这么说。就民族性来看，他是一个本肯多夫（此处意指日尔曼人——译者注）。”
德米特里·奥列什金的观点很难让人完全赞同。作为一个国家的俄罗斯和作为一个个人属性的“俄罗斯人”都是非常复杂的。德国政治理论家、曾经出版过一本有关普京著作的亚历山大·拉尔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弗拉基米尔·普京——克里姆林宫的‘德国人’”。作者在书中引述了普京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有两种气质，其中一种是德国人的。”是的，毋庸置疑弗拉基米尔·普京身上具有西方文化气质，但他同时也拥有俄罗斯民族性的一些最基本特点。他属于令俾斯麦首相都感到惊叹的那种俄罗斯人的类型。俾斯麦首相发现：“当你同俄罗斯人说话时，感觉他完全是一个欧洲人。但他转过身去，又重新变成了一个俄罗斯人。”
在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许多西方政治学研究中心开始再次认真研究俄罗斯联邦总统的风格和个性。美国最有声望的《华尔街日报》专门向莫斯科派出了一个采访组，对俄罗斯总统进行独家的、详细的研究。研究既从个人角度进行，也从一个国务活动家的角度开展。在莫斯科，美国记者们不仅与自己的同行们，而且还与一些政治家进行了座谈。他们还被普京接见了两个小时。
美国记者们所做出的结论被外界广泛引证。“他（普京）的领导风格有五个特点，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他的理智。这个人对所有世界性的问题了如指掌，此外，他所拥有的战斗艺术也可以和智力超群等量齐观——他有压倒性的力量，这可以让他不必消耗过多精力，同时还可以利用对手的力量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人们不应当对他的理智感到任何惊奇，因为在他成长的年代里国家安全委员会还能够吸引到苏联最优秀、最聪明的人。
“他第二个显著特点是务实性和灵活性。普京完全不夸大其辞，也没有任何玄妙难解的华丽辞藻，缺少多余的体态语言，更无过分的矫揉造作。他说的和做的事情都是在经济问题上。但他不是一个机器人。普京首先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竞技运动员，为了取得成功，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普京给曾经采访过世界许多国家领导人的记者们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第三个特点是，没有明显的自命不凡。在接受采访前，他比约定好的时间迟来了20分钟。大家互相握手，气氛融洽但并不夸张。他面带微笑地坐到椭圆型桌子后面。接见是在克里姆林宫刚刚装修的、专门的会客大厅里进行的。非常出色的场面与简朴的风格形成了巨大反差。侍应生端着茶和点心走了进来，没有看到普京本人有专门的服务员。他没有将时间浪费在寒暄和客套话上。他开门见山，却又很有礼貌。他坐在那里，隔着桌子，用深邃的、富有洞察力的浅蓝色眼睛充满期待地看着记者们。他眼睛的颜色突出了浅蓝色的衬衫和领带，等待着记者们的第一个问题。
风格与个性(7)
“世界领导人都相当自命不凡。比尔·克林顿费过不少力气，力图让造访者感受到自己的魅力。而小布什则是一个过分自信的人，似乎他意识到，他必须以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形象出现。与此正相反，普京表现出的是非常严肃，甚至坚持不懈地严肃到提醒别人对待俄罗斯的态度：这是一个世界超级大国。但他没有刻意去证明自己是俄罗斯的化身。他给人一种自信者的印象，但不希望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自己身上。
“第四，普京清楚表现出来的特点是，他成为别人费劲脑汁去破解的谜团。一位到访者发现，普京不久前曾将自己贴身的小十字架拿出来给基督徒小布什看，小布什就此问：普京是不是东正教信徒？这是普京一生中第一次对回答问题面有难色。停顿了一下，他说：‘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它应当是个人隐私。我不想让这个领域被用作政治目的。’由此可以看出，普京无条件地、深深地思考宗教问题，因此他才会有上述那种表述。但是，他自己究竟是不是一个东正教信徒呢？这还是留下了谜团。
“最后，他们还有一个印象，现实主义是这个人的最明显特征。在回答‘您最欣赏哪种政治家？’这个问题时，他说出了三个人的名字：夏尔·戴高乐、路德维希·艾哈德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他说这三个人同样伟大，他们都在战争废墟和经济萧条后复兴了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三人的共同之处在于，如何用最好的方式来复兴自己的国家。’ 在这里，普京隐含了一个明显的宣示，那就是首先利用外交灵活性来复兴自己的国家，他不会将过多的精力耗费在与合众国的矛盾和冲突当中。与此同时，他也不希望俄罗斯在长期发展前景上依赖其他国家。
“最大的谜在于，如果普京要成为夏尔·戴高乐、路德维希·艾哈德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的人，他会怎样做以复兴自己的国家？是否会试图让那个独裁的、奉行扩张政策的大俄罗斯死灰复燃，或者在俄罗斯历史中怎样去描绘这样一个新领导人？普京身上明显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并充满智慧，他希望在自己相对疲弱的时候能够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但是，他也掌握这种感觉，他是在进行游戏，如果最终结算损失最小，那他就赢了。”
俄罗斯的政治与体育
早在1999年秋天，俄罗斯公共电视台（OPT）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PTP）播放了总理新闻处制作的录像。录像中，人们看到了身穿和服的弗拉基米尔·普京以及他与比他似乎强壮得多的较量对手进行较量的画面。普京——柔道运动的健将，桑勃式摔跤运动健将，他还是俄罗斯联邦功勋教练员。此外，普京还喜欢山地滑雪运动，并且表现出相当高的竞技水平。这样看，普京是一位在高难度、非大众化的体育运动项目中表现优异的运动员，这可以从他的个性和品行的某些特点中得到解释。
几乎所有的前苏联及俄罗斯领导人都在一定的程度上热衷于体育运动。流亡国外的列宁喜欢下国际象棋和打猎，倾心于滑雪和登山；斯大林喜欢打猎和打台球，他的所有别墅中无一例外都设有一个很大的台球室；赫鲁晓夫喜欢打猎和射击，他经常练习步枪和手枪射击；勃列日涅夫是个真正的赛车手，不仅在莫斯科，就连访问美国和德国时他也可以以极限速度驾驶别人送给他的各种小汽车一路狂奔；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鲍里斯·叶利钦的体育爱好：排球、网球、游泳。只有安德罗波夫是个病夫，而戈尔巴乔夫对运动项目兴趣很淡。
但是，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从事体育锻炼是一种休息、消遣以及保持身体健康的途径。而只有普京不一样，早在学生时代体育运动就成了他的重要任务之一，他需要从中获得力量、敏捷、甚至智力等当时他还非常欠缺的素质。而恰恰是体育运动，帮助未来总统形成了某些重要品质，让他攀上了国家政权金字塔的最顶端。这里指的是他坚韧、意志坚定，能够迅速、甚至是在一刹那间就做出决定和在合理危险边缘进行斗争的品质。
据普京的一些朋友们证实，早在克格勃对外情报总局工作的最初阶段，普京就曾不止一次地遇到过一些危险，让他不得不使用柔道功夫。所有源自东方的单独搏斗在最初的、当作军事用途使用时都有自己的一番哲学。区别于更为残酷的空手道，柔道从日语直译过来就是“软性手段”。很多人都相信了普京的这种“软性手段”。众所周知，在冲绳“八国集团”峰会举行期间，普京曾抽空参观了当地的一家柔道俱乐部。与年轻柔道选手当众进行搏斗表演后，他对采访者说，他最得心应手的方法就是，用突然发起攻击的方式撞倒对手。
但这完全不意味着，他不做认真细致而长期的准备工作。与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长时间交谈以后，职业雕塑家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不仅将他比作政治理论学者，而且还将他比作在革命前的照片上才能看得到的大师——身材瘦削、富有决断力、个性坚强，既能长时间工作，又能实施快速打击。
当选总统后，弗拉基米尔·普京继续保留了自己对体育运动的浓厚兴趣。我们所有人都曾经看到他从事高山滑雪运动，穿着各种各样的高山滑雪服短期度假的形象。一些报纸介绍，他继续每周一次地进行一小时的柔道训练，有陪练对手。但总统还有可能从事其他一些体育运动项目：在新奥加列沃总统官邸有一个大的游泳池，可以让普京在一个繁忙的工作日以后解除劳累。那里还有几匹良种马，它们先是被赠送给叶利钦，然后又被赠送给了普京。骑马时，叶利钦当然不敢冒险离开马鞍，而普京则不同，在莫斯科一位最好的骑术教练的指导下，他已经对这项运动驾轻就熟了。
风格与个性(8)
要解释普京所从事的体育训练及对一些高难度运动项目情有独钟的原因，只有从前面我们所说过的普京工作风格及个性特点来分析了。关于普京的性格、气质及个性，对普京其人非常熟悉的亚历山大·戈洛夫科夫早在2000年初就向公众透露出了很多。他认为，普京不仅有独到而“不易察觉”的普京式幽默，而且还有一种独特的魅力、甚至是“某种魔力”。与他谈话时，这种“魔力”可能短时间内看不出来，但过一会儿就会流露出来。
戈洛夫科夫认为：“从外表来看，普京表现得谦恭而又有些镇定自若。不过，这只是一副假面具，在其背后深深地隐藏着另外一种气质，那就是尽管遭受过巨大挫折和失败，但仍竭力控制自己的情感。普京的胸有成竹帮助他树立了一个睿智、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的声名。严于律己和遵守纪律成就了他作为优秀组织者应具备的技能。多年来形成的合理自我约束习惯使他具有超强自制力——尽管就气质来说，他对那些剧烈的、富有活力的体育活动更感兴趣。有如一名久经沙场的战士，普京既拥有神秘莫测的坚强心理特征，也有能在刹那间作出反应的能力。普京是小心谨慎的，因为根据个人经验，他深知冒险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他不喜欢炫耀自己，这种品格是在长期承担复杂而微妙职责的实践中培养而成的。”
我认为，戈洛夫科夫极为准确地评价了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个人品格，其公正性在近两年不断得到证实。不过，普京长期履行复杂而微妙职责的实践是在哪里进行的呢？
我认为，戈洛夫科夫所指的，与其说是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总统办公厅或圣彼得堡市政府的工作，不如说是他在苏联对外情报机构16年的工作经历。
情报员的功勋
经常令普京遭受批评、指责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在苏联对外情报局那段多年的、完全成功的工作经历。1992年以前，对外情报局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一个组成部分。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俄罗斯社会，今天一些人谈起苏联的克格勃还是会联想到斯大林式的恐怖和“古拉格”时代，联想起政治密探和六七十年代带有惩罚性的医疗救治行动。不过，这都是错误的，是一种充满成见的观点；因为克格勃系统还包括有许多对于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是必须的特别部门：边防军、反恐怖作战部门、情报与反间谍机构、特别重要设施的保卫部门等。
普京任职于情报部门，而不是极权国家的执法机关。但这一事实却往往被那些对他不怀好意的人刻意回避。1999年8月，《总结》周刊将安德罗波夫和普京两人的肖像照片登在杂志的封面上，并配了一句照片说明：“契卡时代又重新来到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想将普京打造成一个‘新安德罗波夫’——喜好使用钢铁般纪律和严厉手段的人。”
米哈伊尔·科鲁戈夫在《新报》上写道：“特种部门占领了克里姆林宫和白宫（俄罗斯联邦政府大楼——译者注）各级机关，沙皇鲍里斯将国家交给了保卫部门。” 在《消息报》上，观察家马克西姆·索科洛夫谈到了普京的“契卡主义”，谈到了“从契卡到克格勃的特殊声誉”，还认为 “安全机关”以及外交舞台上的工作都成为担任“国家元首最忌讳提及的事情”。索科洛夫认为，这些人 “喜欢说一些复杂而令人费解的话，并不停地在搞地下秘密活动”。 而就在俄罗斯总统大选投票前不久，由叶莲娜·邦奈尔和瓦季姆·别洛采尔科夫斯基领导的俄罗斯人权捍卫小组在一家瑞典周刊杂志上发表了一份“致民主国家社会和政府的呼吁书”。该小组断定，一旦克格勃——联邦安全局上校弗拉基米尔·普京通过选举担任俄罗斯总统，俄罗斯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现代化的斯大林”死灰复燃。
许多其他报纸也写道，“前克格勃分子令人生疑”，“在克格勃机关里工作过的人不可能不受那里的思想传染”。“亚博卢”集团积极分子、来自圣彼得堡的政治理论家鲍里斯·维什涅夫斯基高声叹道：“1999年有谁会想得到，一个原克格勃上校、一个将人生最美好时光奉献给卢比扬卡（苏联克格勃和今天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总部所在地，位于莫斯科市中心，通常是苏、俄国家安全机关的代名词——译者注）的人在2000年却成了人民崇拜的偶像！” 加入这种谴责大合唱中的甚至还有久加诺夫，他曾几次呼吁选民“不要投票支持克格勃，应该选择俄罗斯共产党”。为支持自己领导人的言论，《苏维埃俄罗斯报》语气肯定地对自己的读者说：“未来的总统曾驱散过持不同政见者在列宁格勒发起的示威游行，然后在克格勃的红旗学院学习‘向民众灌输虚假新闻技巧’的特殊课程。”
就算到了2001年，类似的指责也还没有完全停止。《公报》认为：“克格勃背景对普京的领导风格消极影响甚大。”由于普京表现出了良好的素养以及在回答“独立电视台”记者提问时表现得“对各种问题都十分内行”，《新报》极度失望，该报记者感叹道：“人们还要他怎样呢？他真是对侦查对象有过认真分析研究的情报员！” 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也将新总统所采取的政策与特工机关的行动相提并论。
2001年夏，柏林举行了一次由德国对外政策学会组织、以弗拉基米尔·普京执政一年半以来的成就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会议。与会的德国和俄罗斯学者都谈到了普京的对外情报工作，其中有一份报告甚至认为，普京之所以能快速达到俄罗斯权力顶峰，并不全赖于叶利钦的慧眼识人，而应当感谢“普里马科夫院士领导的对外情报局特工精英们的全力支持”。
风格与个性(9)
普京不是在苏联或俄罗斯政权中能够顺利升迁的第一个来自“安全机关”的人。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曾经有四年零四个月领导苏联和俄罗斯的对外情报局的经历，对次他引以为荣；不久前被解职的俄罗斯总理斯谢尔盖·斯捷帕申曾在联邦安全局不同职位上都干过；曾经做过15个月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在1967～1982年间领导过苏联克格勃。但是普里马科夫和安德罗波夫都是政治家，他们两人都没有接受过职业情报人员所必须的培训，而斯捷帕申则是从一名民警开始自己的军事生涯的，只有弗拉基米尔·普京是从一名职业情报官员最终升迁为国家元首的第一人。
类似的例子大概只有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以及阿塞拜疆总统盖达尔·阿利耶夫。后者是从苏联克格勃中由一名年轻的军官到少将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西方，经常被提及的还有格鲁吉亚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但他的仕途是从内务机关，而不是从克格勃开始的。
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里，情报军官都被认为是军官中的精华。英国人很早以前就对情报机关充满了崇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来的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和勒·卡列以及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罗伯特·康逵斯特就曾在英国情报机关任过职。在英国，情报官员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被认为是民族英雄，他在20世纪20年代曾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工作过。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对情报机关的崇拜在其他欧洲国家和以色列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在美国，情报人员和反间谍人员的声望都很高。
如果不研究世界情报机关的争斗活动，就很难理解19～20世纪的战争史以及最近一百年来所有的国际冲突。在今天，如果没有情报机关的努力工作，就很难保持世界性大国及主要地区性大国间的和平。有关情报和间谍人员充满冲突和浪漫的故事，成就了许多小说和电影，其中包括根据瓦季姆·科热夫尼科夫的同名小说改编的4部系列电影《盾与剑》。普京本人后来承认，这部电影对他的未来人生和职业选择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这部电影在苏联上演的时间是1968年，那时，普京正是一名中学九年级学生。那部最著名的间谍题材连续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在1973年被搬上了电视屏幕，而当弗拉基米尔·普京看这部片子时，他已经在国立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习了。在俄罗斯今天的电视屏幕上，这一电视连续剧每年还要再播上一到两次。尽管尤里·博戈莫洛夫在《消息报》猛烈抨击这部关于施蒂尔利茨侦探故事的电视剧，认为它滑稽地抄袭自己的作品，但俄罗斯民众对此并不加以理会，仍旧像以前那样兴致勃勃、一本正经地收看。几乎所有电视连续剧——无论是神话还是幻想小说，都是一些构思粗糙的、凭空想像的作品，但这却并不影响它对某种社会意识的形成所起的作用。1999年底，当俄罗斯民众回答民意测验 “您认为，哪一位电影主人公能够成为俄罗斯的总统?”的问题时，彼得大帝名列榜首，而居于次席的则正是那个施蒂尔利茨。
各国对情报官员的培养都十分精心。在苏联，情报官员大致要接受过两门学科的高等教育，流利地掌握一门外语(普京精通德语)。“去德国”工作，普京应当在最细微之处了解两个德国的生活和特点。
职业情报人员要学会在孤身一人的情况下完成工作，在任何环境下都让自己感到自然和随意，不能让自己表现得卓尔不群，同时保证能够控制自己的言谈举止并监督周围人。职业情报员不仅应当聪明，而且还要非常值得信赖。难怪有这么一句俗语：“这个人啊可以去情报部门工作。”要成为一名职业情报员，就不应当爱慕虚荣，也不能一心想出名，取得成就往往也是秘密的、隐姓埋名的。他的真实姓名可能长期隐藏在各种各样化名的背后。甚至就连位于亚辛涅沃的专业对外情报博物馆中，一些最杰出的苏联和俄罗斯情报人员的名字也只是在他们死后多年才被允许出现。
个性谦逊——这是一名情报员所必须具备的盾牌；健康的体魄——这是情报职业的必要组成部分；此外还应当培养良好的应激反应能力，并不时对形势进行监督。可以设想，与检察官和侦查人员相比，职业情报人员更能以另外一种态度对待人的缺陷甚至是恶习——当然，他们不是自己人。结果是，这些职业情报人员在招募谍报员时少费了许多功夫，而没有招募到谍报员的情报人员根本就不称职。
总统事务局和总统办公厅以及圣彼得堡市政府的名声都并不怎么好。但无论是作为总统事务局局长、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还是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长，弗拉基米尔·普京都留下了好名声。他从受贿分子紧盯的机构中做到了全身而退，经受住了诱惑的考验，并学到了许多有益的知识。“以前那个契卡工作人员不复存在了。”普京在一次与记者的座谈中如是说。
在自己的那本2000年慕尼黑出版的新书《弗拉基米尔·普京：克里姆林宫的“德国人”》中，亚历山大·拉尔认为，要撩开普京作为情报员在德国方向活动幕帐内的秘密非常困难。亚·拉尔在这一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并不明显，仅限于对普京略显寒酸的住所的描绘。当时，普京将家安在德累斯顿市拉德别尔格尔斯特拉斯街11号刻板的拼装楼房三层的一套小公寓里。在闲暇时间里，普京阅读席勒和歌德作品的原著，他还是德累斯顿垂钓爱好者协会成员。当年苏联情报员所喜爱的、经常点啤酒和烤香肠的小啤酒馆对于现在每一位参观“普京之角”的旅游者来说都是必备之选。我不认为寻找出一些用来证明普京在情报机关所执行任务、性质的具体证据会有什么意义。一位曾经与普京在列宁格勒一起共事过的情报机关前工作人员对《共青团真理报》记者说：“普京所从事的那部分工作，是情报机关中责任最为重大、最为危急的工作之一。他就是要‘塑造’出一批基姆·菲尔比这类人。” 这意味着，普京不仅从事情报搜集业务，而且还负责谍报人员的招募工作。在列宁格勒，这些被招募者可能是一些游客、大学生、联邦德国的大实业家、记者等。在德累斯顿，他的对象首当其冲是那些梦想移居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公民。但为了顺利从事情报搜集工作，情报军官在具备一些品质的同时，还应当学会让形形色色的人为自己做事，并使他们对自己产生好感，而非抱有敌意。最好的情况是，这不是情报人员在表演，而是他与生俱来的能力。
风格与个性(10)
一名情报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能赢得别人的喜爱是情报人员、特别是在国外工作的情报人员的基本职业素质，而且也是高等情报学校低年级就开始学习的一门必修技艺。“在这方面，普京绝对是最优秀的情报员之一。弗拉基米尔·普京甚至还拥有某种磁性。他有一双很棒的眼睛，可以让你不由自主地向他讲真话，而不是顾左右而言他。同时它们还警告您，与您交谈的人绝对不是平常之辈。至于智力水平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情报局是绝对不会让那些蠢人进来的。尽管情报机关的所有事情并不总是符合基督的清规戒律，但谁也不能因此指责弗拉基米尔·普京行为不端。”
《消息报》在“一个欧洲国家”寻觅到一名前情报员、同时也是普京的朋友。在原民主德国工作期间，普京曾与这个人在一个小组，甚至几年都住在一个房间里。这个人以弗拉基米尔·阿尔塔莫诺夫的假名字整整叙述了两个版面的内容，标题是：“与普京一起偷马车，一起喝伏特加”。采访的开场白是这样的：“从普京身上，您可以看到有哪些优秀的性格特点？”“毫无疑问，他有许多优点，但却从来不炫耀。他是一位非常有天分的运动员，可是他却从来不刻意展示自己的身体条件，不自夸。他身上同样表现得最突出的、最成熟的品质是‘斗争’——在这个词的各种意义上。我认为，他具有真正战士的品格——为了胜利斗争到底。他可以长时间工作并目标明确。他做起事来全神贯注，在德累斯顿参与的所有工作都要求计划周密并有勇往直前的精神。许多他干的事情其他人干不了。”“请问，他有没有哪些消极的品质？” “怎么跟您说呢？说实话，他简直真的就没有消极品质，但这只是我的看法。”“太棒了，那么现在谈一谈普京有哪些弱点吧？”“他没有弱点。我还从来没有看到像他那样的人，拥有如此和谐的外在表现。您自己看嘛：他既是一名运动健将，又是一位造诣颇深的人文科学工作者；尽管是一名情报员，但对文化却也并不陌生。在与他的日常交往中，您可以迅速和他走到一起，唤起你对他的信赖。当您见到他，您就会立即明白，这并不是夸大其辞。他就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人。喝酒——来吧！但对‘度’的掌握非常严格。而且驾驶技术一流。我能想像得到，他驾驶歼击机的样子。对于他来说，这大概是心灵的节日，因为实际上他是在逞英雄。但他不是那种愚蠢逞能的人，人们坐在他的身旁不会感到担心。甚至没有哪种值得嘲讽的东西可用在他身上。”
情报人员应当具备快速判断以及对所获情报进行鉴定和分析的能力，他在危险情况下可以做出富有成效和恰如其分的反应，而随机应变的能力和意志坚强的品格就更不用刻意强调了。最为重要的是，情报人员不仅应将自己的工作当作需要争取的一份荣誉去对待——因为在其他人眼里，情报机关的所有手段并不都是光明正大的——而且应将自己的工作看作一种责任和义务。与边防人员或反恐怖分队的战士一样，情报员时刻处于战斗条件下，并且还常常充当无名英雄。他们是“一条隐蔽战线上的战士”或者甚至是“独行侠”——当然是特殊意义上。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普京本人曾说，所有军官、特别是情报军官应当具备一种特殊优点，那就是对待各种特权和物质财富要泰然处之，很多情况甚至要超过“规定”中的要求。普京说：“军官——一般而言不是贪图钱财者。”
当然，这里说的是情报机关为培养个性的工作所提供的各种条件和情报机关对个人所提出的要求。远远不是所有在情报机关工作的人都能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同样也远非所有人都达到了这些要求。这里我不想谈那些变节者，因为这种人在情报机关里也屡见不鲜。但正如很久前就认识普京的许多人所透露的那样，无论是作为一名学生，还是精英特工部门的一名军官，普京都表现得非常有才华。在回答有关自己情报生涯的提问时，普京总是简单、干脆：“我在政治情报机关工作”或者“我是人事工作方面的专家”。
那些发生在1989～1990年间，导致德国统一、柏林墙倒塌、整个民主德国安全情报机关崩溃以及对那些为信仰而履行职责的人进行追缉的所有事件，在普京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迹。1989年11月9日和10日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东西柏林居民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随意穿越边界，青年人在柏林墙边跳舞，社会处于无序状态，成千上万人在各边防检查站集会。民主德国政权手足无措，国内的事态呈现非理性发展状态，局势已经完全失控。甚至就连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西部集群部队这时已经处于高度战备状态，而该部队总司令鲍里斯·斯涅特科夫大将向民主德国新总理承诺，苏军将给予民主德国政府以各种形式的援助。但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却命令斯涅特科夫不要干预德国内部事务，让德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戈尔巴乔夫与美国、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领导人的电话交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在这种混沌和暴乱的情形下，没有人想到苏联情报机关派驻在民主德国的各个公开机构。在柏林及其他城市，苏联情报机关的各工作站也没有人去过问，完全听天由命。他们不知道，如果任由这种非理性的紧张形势发展下去，当一些情绪激动的人想摧毁苏联驻德间谍机关该怎么办？不但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就连莫斯科也一筹莫展：在这里，也没有人回答苏联驻民主德国情报机关负责人的各种询问。
风格与个性(11)
普京后来说：“当时我有一种感觉，国家已经不再存在了。形势清楚得很，苏联已经病入膏肓。而且这是瘫痪，是致命的、无药可救的绝症。政权瘫痪了。” 谈及此，普京感到十分痛苦并充满遗憾。和苏联解体一样，华沙条约的崩溃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们没有发生得如此痛苦和迅速。而《明日报》内一些人民爱国主义者指责弗拉基米尔·普京“为了权力而背叛自己的誓言及几代俄罗斯爱国者所创立的伟大秘密工作” 是毫无根据的。
早在1999年秋和2000年初，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就不止一次地说，他不喜欢“政府首脑有某种奇怪的军国主义倾向”。而商人亚历山大·塔兰采夫的观点则恰恰相反，认为这反而是普京最大的优势。这位“俄罗斯黄金”公司的总裁这样写道：“依我看，普京的军人背景最为重要。普京是一个士兵、一位军官、一名军人。这是对他的最终鉴定，是他个性中最可预测、最可靠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在俄罗斯公民中赞成塔兰采夫观点的人要远比认同亚夫林斯基论调的人多得多。
普京对自己的情报机关工作经历从未感到过懊悔，但也很少引用亨利·基辛格的“所有优秀的人都起步于情报机构”这句话。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晤前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意大利记者向普京提问：“总统先生，我想向您提最后一个问题，可能这完全是关于您个人的。您今天是俄罗斯总统，但您怎样看待您在克格勃的工作经验？您对此是积极评价还是消极评价？它是妨碍您的工作还是对您有所帮助？”弗拉基米尔·普京回答：“这是积极的经验。我主要是在情报机构工作。情报学校毕业以后，实际上马上被分配到了对外情报局，到国外工作。情报机关的工作首先是信息搜集。当然，这一工作可以拓展视野，帮助我形成了良好的与人交往习惯。在苏联对外情报机关中有一种特别的氛围。人们几乎一生都生活、居住在国外。他们能够看到，苏联发生了什么，国外这里有怎样的意识形态模式，它们是如何体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在这里能够看到西方世界的现实情况。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情报机关里被培养出了对祖国、对国家的爱。这是全体情报人员必修的也是最主要的思想政治课程之一，我相信，它对我是积极的，其帮助的成分要比妨碍的成分多得多。要是您对手里握把手枪、沿着下水管道狂奔感兴趣，那就会让您感到失望了，反正我从来没有这么干过。但这是一份非常有意思的工作，我再重复一遍，从开拓视野这个角度来说，它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教我与信息打交道，从众多信息中筛选出最主要的；让我聚精会神地思考，在解决实际政治问题中如何去利用这些信息。”
2000年，表达希望在各种运动俱乐部、学校的柔道协会和小组中学习锻炼的年轻人数量增加了好几倍。想进对外情报学院——这家俄罗斯惟一一所对外情报教学机构的人数也有显著增长。在80年代初，克格勃少校军官弗拉基米尔·普京就以普拉托夫的化名毕业于该学校。当时这个教学机构还叫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
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每人自己的苏联过去。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俄罗斯联邦来说，弗拉基米尔·普京从苏联时代所汲取的有益东西要比许多俄罗斯当代政治家多得多。但有一些担心也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普京从未掩饰自己对尤里·安德罗波夫的崇敬之情。1998年被任命为联邦安全局局长后，普京做出决定，恢复在卢比扬卡大楼中的安德罗波夫纪念办公室并将1985年在这里落成的纪念碑放回原位。
当时，几乎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像帕维尔·利特维诺夫及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这样的激进分子也欢迎安德罗波夫执政。他们认为，恰恰是这个原克格勃首脑努力要成为一个更开放的人，虽然这种局面并没有出现。安德罗波夫不仅开始以严厉措施整顿国内秩序，严肃纪律，致力消除受贿行为，同时也强化了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压制。
今天的俄罗斯非常需要秩序和稳定。很有可能，在将秩序、法制与真正的自由主义和理性的民主制度结合在一起方面，普京能够取得成功。
初步总结(1)
普京的总统年
只是从2000年5月7日总统就职宣誓之日起，弗拉基米尔·普京才算开始了自己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正式任期。但是，从2000年12月31日到2001年3月26日，即从鲍里斯·叶利钦将总统权力移交给普京到三个月后他在那场提前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取得令人心服口服的胜利，弗拉基米尔·普京事实上也在履行总统职责。
毫不令人感到惊诧，从2000年12月底起，俄罗斯一些报刊就开始对俄罗斯新领导人的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这些评价常常很不客观。《今日报》的评论员列昂尼德·拉济霍夫斯基曾经写道：“普京上校开始学会了滑雪、驾驶‘苏’式歼击机和潜艇，但却拒绝解决国家重大问题。在周围人谄媚、献殷勤的目光中，他很洋洋得意地扮演着一个小士兵的形象。对于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即别列佐夫斯基——译者注）来说，这是一个成功的选择，但对俄罗斯来说则恰恰相反。而正是这个人将在‘胜利日’站在列宁墓观礼台上检阅部队，就像斯大林那样！”
对普京总统第一阶段工作的总结评价，《新报》也与《今日报》大致一样。叶莲娜·阿法纳西耶娃在该报上宣称：“普京一直在玩军事游戏，时而跃上云端，时而潜入海底，就是不为病入膏肓的俄罗斯经济抓付良药，实际上他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国家元首。” 这家报纸的另一位评论员亚历山大·塔拉索夫也指出，普京是叶利钦“家族”所安插的人，他和买办资本家们的关系太过紧密，并预言掠夺式私有化是一种进步，因此，在这个方面他可以与19世纪法国的拿破仑三世相提并论。
《独立报》的瓦季姆·洛吉诺夫说道：“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俄罗斯执政者并没能抓住巩固经济发展积极势头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就摆在他们面前。这是一个放弃了太多的可能性和未能实现希望的时期。如果回忆一下俄罗斯著名寓言家克雷洛夫的那个‘蜻蜓和蚂蚁’的寓言故事，我们可以将俄罗斯领导人比作飞来飞去的蜻蜓，而不是勤劳的蚂蚁。” 米哈伊尔·罗斯托夫斯基在《莫斯科共青团员报》上也声称：“2000年是普京做国家元首的实习期，‘颤颤悠悠’。2000年容易让人产生某种急转弯似的、成就卓著的错觉。但这的确是一种错觉，目前克里姆林宫及其周围的现实与叶利钦时代相比并没有多大差别。” 《论坛报》政治观察员帕维尔·沃夏诺夫甚至试图证明，在过去的一年里，普京在高山滑雪和扩大自己总统官邸方面的用心要比对普通老百姓生活需求的关心多得多。在政要们的心中，“经常会产生一种没有丁点儿权力的难堪感觉，无论是向右或者向左走一步都可能遭到责难”。
不过，《新报》的鲍里斯·卡加尔利茨基的评价走得更远。按他的说法，2000年的所有事件都足以证明：“普京是一个表现了叶利钦时代深层本质的人。在叶利钦时代，10%的人掌握了一切，其中包括国家所有最有价值的财产。现在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帮助那些人保护已经侵占到手的财产不被其他人夺走以及避免他们彼此之间再争夺。在这个方面，会有谁能比这位警察更胜任保护被攫取财产的重担呢？”
当然有一些更客观的评价，甚至还有人对普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惊讶。正如谢尔盖·舍林在《新时代》上写道：“普京所做工作的目录非常长，你甚至都无法列完那些主要项目。在我国政坛上，弗拉基米尔·普京是一位独一无二的人物。总统大选后，他果真开始按竞选承诺来管理国家。而人民的期望是否实现了呢？可以说，那些很久以前没有兑现的事情接近实现了。当然，我们讲的并不是个别抽取的、可能具有很大随机性情绪的公民，而是全体俄罗斯人：‘您拥护总统的工作吗？’似乎，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人获得过老百姓如此强大的支持。那些认为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声望是建立在车臣战争之上的言论，显然是大错特错了。当车臣行动在大多数人心中已经不再最为重要、也不再是热门话题的时候，总统的声望甚至还在升高。也许，居民收入、特别是退休金的显著增加可以说明一切，但这里绝不仅仅是收入增加的问题。普京恰恰是人们所期待的那个人。”
对于俄罗斯在2000年所取得的成果，很多西方报纸也给予了积极的正面评价，这一点相当大程度地提高了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声望。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对于西方人来说，普京像以前一样还是一位诚实却乏味的人物，但是在俄罗斯人那里他却是一个头脑清醒并且具有超凡脱俗魅力的人。3月，当普京担任代总统3个月之后，他获得了53%选民的支持。而当年底的民意调查结果却显示，对他的支持率已超过70%。如果说他执政一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本质的话，那至少是改变了国民的自我感觉。在最近20年里，这是大多数俄罗斯人第一次为自己的领导人而感到自豪。”
在总结2000年的成就时，弗拉基米尔·普京本人也并非毫无理由地指出，这一年是俄罗斯向良好方向前进的一年，也是俄罗斯经济实现增长和社会政治保持稳定的一年。这种评价被2000年国家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的现实所证实。
所有自由派经济学家在1998年8月金融危机之后都曾预言，生产下降以及国家所有问题的尖锐化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特别悲观的预测来自“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研究所”。该所所长叶戈尔·盖达尔和副所长阿列克谢·乌柳卡耶夫曾经预测，俄罗斯经济和金融形势将会在1999年春天恶化，罢工将大幅增加并进一步出现无政府状态。他们还信誓旦旦地说，卢布汇率将跌到60卢布兑换1美元的水平。他们同时提醒西方，俄罗斯将无法履行自己偿还债务及其利息的义务。
初步总结(2)
他们的这些预言全部都落空了。俄罗斯平静地度过了1999年的春天，甚至生产还出现了缓慢增长，并且这种增长还非常稳定。这种增长一直持续到年底，尽管政府首脑在此期间曾三度易人。与1998年相比，199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2%，工业生产总值同比增加了8.2%，对外贸易实现了接近400亿美元的顺差，这为俄罗斯按期偿还100多亿美元的外债创造了前提条件。国内形势并没有像一些人顽固预测的那样出现金融崩溃的糟糕局面。相对于1998年的84.4%，1999年俄罗斯消费市场全年平均通货膨胀率实际只有36.5%。不过，一年来国内居民整体实际收入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俄罗斯黄金外汇储备量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999年1月1日是121．5亿美元，而2000年1月7日也不过是125亿美元。
对于这些虽然不是很大但却也称得上显著的俄罗斯经济成就，自由派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却感到很痛心。谢尔盖·帕尔霍缅科声称：“我们错了，并且犯的是一个笨拙的错误，这让人感到十分沮丧。”但是，所有这些专家都步调一致地声称，俄罗斯在1999年取得的成就是由各种偶然因素促成的。盖达尔和乌柳卡耶夫再次试图让自己的读者和听众们确信：“一切还要走着瞧，国家马上就会出现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专家安德烈·别洛乌索夫写道：“促进经济增长的所有条件都已消失，俄罗斯经济成就是虚幻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不太明显的惯性发展罢了。” 亚夫林斯基对俄罗斯经济的谴责非常严厉。他在一次对德国实业界的演讲中谈道：“局势不仅仅是严峻，整个国家都将完全崩溃，而央行将赶印钞票来应对工资和退休金发放的压力。俄罗斯经济令人联想到一个有毒的水洼。在那里，能够存活下来的都不是一些正常的企业家，是苏联时代的变异人——尽管他们曾经生活的那个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俄共领导人根纳季·久加诺夫的说法也与亚夫林斯基极为相似。他恫吓自己的听众：“国家的局势是这样的，一场比1998年8月更为严重的灾难正威胁着我们。普京将普里马科夫-马斯柳科夫政府所取得的积极成果都随意挥霍掉了。我们提醒全社会，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风暴要提早预防。” 几乎所有西方经济学家都没有预见到俄罗斯会取得成就。埃·卢卡什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写道：“无论何人当选俄罗斯总统，包括威严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和强硬的弗拉基米尔·普京，俄罗斯在2000年都不太可能会产生变化。在俄罗斯，与中央离心离德的倾向会进一步加深，甚至就连那些根本就是外交‘门外汉’、但却野心勃勃的地方行政长官们也想捞取外交政策方面的新权力。不过，就是这样也改变不了俄罗斯。很快，最晚不超过2001年初就会水落石出，所有变化都是站不住脚的，她仍是一个在精神上和政治上都陷入崩溃的国家——像以前一样。一旦回想起1998年是如何掉入陷阱的，投资者就会一股脑地从俄罗斯撤离。要是再次出现崩溃的局面，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将更加孤立，并导致后共产主义世界东西方之间的鸿沟不但无法填平，而且还可能日益扩大。”
当然，俄罗斯联邦政府更为乐观一些。政府在计划—预测中提出， 2000年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达到4%，工业生产增长4.8%，农业生产增长2%，对外贸易顺差将达到35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预计在18%左右，而国内居民实际货币收入增长为4%。 然而，无论是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派，他们都错了。
根据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和贸易部的资料，2000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6%，工业生产增长达到了9.2%！经济领域的投资增长了17.2%，国内居民的实际收入增加了9.2%。自1973年以来，我们还从来不知道俄罗斯会有这样高的发展速度。2000年年度预算也圆满完成，并还有节余，收支差额超过了1300亿卢布。国家所拖欠财政预算部门人员的工资和退休金也已实际偿清。与1999年相比，俄罗斯黄金外汇储备增加了2.23倍，超过了280亿美元，出口扩大了34.4%，俄罗斯的外贸顺差再创历史新高，几近600亿美元。国内失业率也降低了20%，罢工次数减少了9成。生产的显著增长体现在了国家所有重要部门：轻工业生产增长26%，制药业增长22%，印刷业增长19%，黑色金属增长16%，机械制造和冶金加工增长15%，化学和石化工业增长14%，林业和木材加工业增长12%，有色金属增长11.5%，食品工业增长9%，燃料部门生产增长了5%，而电力也有2%的增长。
在解释俄罗斯经济增长如此出人意料的原因时，许多经济学家通常会谈到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令人意外地保持高位并不断攀升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俄罗斯来说石油价格上涨被认为是一个“幸运的偶然事件”。
众所周知，俄罗斯的石油产量仅次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居世界第三。2000年，俄罗斯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开采量达到了3.233亿吨，较1999年几乎多开采了2000万吨。不过，俄罗斯大部分石油以固定价格或较低价格在国内市场销售，只有40%的石油开采量用于出口国际市场，这一指标远远落后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许多成员国。其实，俄罗斯石油开采成本相当高，大约为每桶8～14美元。因此，只有当国际市场油价在每桶15～16美元的时候，在支付各种名目的税收、特种商品消费税以及办理出口许可证费之后，石油生产者出口石油才能有利润。俄罗斯制定的2000年联邦预算是建立在每桶19～20美元的石油价格估算基础之上的，后来，维持在高位的油价对于俄罗斯来说成了极好的补贴。但是，是否可以因此认为这只是个“幸运的偶然事件”呢？
初步总结(3)
俄罗斯石油并不仅仅是大自然的馈赠。为开采出黑金，几十万俄罗斯工人付出了40多年的艰辛劳动。他们在遥远、寒冷的西西伯利亚进行油田开采作业，铺设几万公里的石油运输管道，修建出许多泵站、道路、机场、城镇以及所有基础设施，还建设了许多大型石化工厂，培养了几万名专家技术人员，成立了科研所、实验室及高等院校，而上述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实现的。现代石油巨头们至今还没有非常明显地让这些财富得到增加。调查显示，在未来20年里，全球能源需求每年将增长3%～5%，而且在这一期间石油仍将是主要能源来源。因此，石油需求还会继续增长。其他一些研究结果也表明，不仅石油价格过高，而且石油价格过低也将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所以，石油市场价格不应当任由其自然发展，而是需要进行理智的调节。在未来几年中，原油价格维持在每桶20～30美元是合理的。石油领域拥有非常复杂的基础设施，既可能引发国际冲突，也可能遏制国际冲突，高加索地区和中东地区就向我们展示了很好的范例。
在俄罗斯，石油出口创汇款项的3/4必须出售给国家，这可以使俄罗斯比以前更合理地利用这些出口所得外汇。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那个对于国家来说极为艰难的1996年，仅从石油出口所得就有大约160亿美元，但是这么多美元都到哪里去了呢？现在，出售石油所得的资金流向变得更加清晰、易于掌握了。石油公司开始向各机械制造企业订购大批新设备，从而刺激了许多其他部门。不过，石油远不是俄罗斯实现经济增长的惟一要素。
在2000年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成果中，天然气部门的平稳运营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国际市场中，天然气价格也在上涨，尽管其幅度并不太大。俄罗斯天然气出口量超过2000亿立方米（比1999年多出6%～7%），它使国家出口创汇增加了110亿美元。此外，俄罗斯核能的份额也有增长，但在最近10年里却明显没有引起更多关注。
不仅从经济角度，而且从社会眼光来看，煤炭工业开始实现增长也是特别重要的。很幸运，俄罗斯的矿工行业保存下来了，但在西欧，先前的采矿地区矿工职业已经成为过去。俄罗斯2000年采煤量提高了3.4%，达到2.58亿吨，但出口量却只有大约3000万吨。对煤炭需求有所提高的部门不仅有能源部门，而且还有冶金行业。库兹巴斯和沃尔库塔矿区不再是社会冲突异常尖锐的地区。在库兹巴斯的一些新矿场，从德国和英国引进了一批最现代化的采矿设备。在70～80年代，这两个国家曾经非常强大的煤炭部门几乎完全被压缩掉了，后来证明这对国民经济非常不利。在远东地区，由于积极按照西方顾问的建议行事，煤炭产量事实上减少了23.3%。这是我们2000～2001年冬季所看到的结果。
无论是俄罗斯的黑色金属，还是有色金属，2000年的生产和出口规模都大幅度扩大。出席“俄罗斯冶金市场——2000年”研讨会的专家们对这些部门2000年度的工作总结感到非常惊讶：俄罗斯冶金部门2000年全年实现钢产量5920万吨、钢材4700万吨。自苏联时期以来，俄罗斯钢铁界的年产量还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么高的水平，按部门来说，整体设备负荷率提高了80%。不仅黑色金属的出口，而且铝、铜、镍以及稀有金属的出口也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一样，上述这些金属生产、加工部门的出口收入为俄罗斯做出了巨大贡献。
俄罗斯在2000年实现工业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各种类型公路建设以及铁路现代化规模的扩大。与美国或者西欧国家不同，铁路在俄罗斯仍然是主要交通运输工具。在俄罗斯国内，机车和车厢更新的速度非常迅速。2000年，俄罗斯没有发生一起导致人员伤亡的铁路交通事故。著名的贝阿铁路恢复运营，国家向这里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和资源。在距离铁路线很近的地方，科技工作者还勘测出一些金属资源以及煤炭、大理石等，轻视这些财富是十分愚蠢的。2000年林业领域的主要部门也运转良好。
轻工业生产的增长不仅取决于居民购买力的增强，而且还与国产商品质量的提高紧密相联。这种情景也出现在了食品工业部门。在1999年，食品工业仅仅实现了2%的增长，不过那是一个欠收年。2000年，俄罗斯谷物和油料作物获得大丰收。对俄罗斯农业经济和食品工业产生强烈刺激作用的是“农产品进口”因素，与西方公司的竞争促使俄罗斯企业注意提高产品质量和外包装水平。那个食品店橱窗柜台摆满“布什大腿”（意指从美国进口的鸡腿——译者注）等西方商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国内消费者更愿意购买俄罗斯自己生产的食品。
农场经济并不符合俄罗斯农村实际，这一点令那些制定方案的官僚们感到非常失望；大部分俄罗斯“大庄园主”不是破产就是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在今天，只有占全部2%的农产品是由侥幸生存下来的农场主们生产出来的，50%以上的农产品来自过去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些农庄和农场的自身结构和经营方式并未发生很大变化。在农业领域，发展最快并取得突出成果的是那种垂直一体化综合体，其经营模式是：在一元化的统一领导下，从对大田作物和畜牧产品一环扣一环地进行加工一直到进入直属门市部或者批发市场。恰恰是在这一种类的集团公司内，资金的周转速度最快。当然，这里的工资和利润最高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初步总结(4)
但是，超过45%的农产品，其中包括90%的马铃薯是在农民住房旁边的菜园和市民的郊外菜地上收获的。目前，俄罗斯有4300万城市居民拥有菜园、果园、郊外小别墅园地或是其他土地所有形式。除了俄罗斯之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工业化国家有如此强大的自给自足经济能力。不过，这并不是俄罗斯在那里搞什么新花样，而是在非常困难的生活中给予我们的一种经济和社会心理支柱。
在俄罗斯，有许多军工综合体企业的工人和机关公务员们开垦了不少菜园地。90年代初期，许多“改革者”将军工综合体看成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制约因素。但是，这个工业部门最终还是得以保存下来，其巨大的经济、科研和生产潜力也利用得越来越有成效，它不仅用于军事目的，而且也应用于和平目的。早在2000年1月，政府决定给予军工综合体的订单数额就提高到620亿卢布，并确保用“活钱”支付。国家偿还了以前拖欠军工综合体的部分债务，继续向军队提供新一代的洲际弹道导弹，而其他各种武器系统也在更新，尽管速度很缓慢。几种不同类型的新型潜艇、大型破冰船、气垫登陆船、驱逐舰以及其他舰艇重新开始加紧研制，尽管它们当中的许多产品将出口到印度、中国、希腊和伊朗。军工转民用得到支持和鼓励。俄罗斯参与大型国际空间站的建设，并帮助美国和以色列发射卫星。俄罗斯武器出口在2000年上升了30%，达到42亿美元。坦克、飞机和第五代防空系统的研制工作也全面展开。
目前，俄罗斯不存在明显和直接的敌人，但是针对国家安全的各种形式的威胁仍旧很多，且来自于各个方面，因此，俄罗斯没有成为软弱可欺国家的权利。
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团结
证明国内政治稳定对于自身正常、稳固发展的重要意义毫无必要，因为这种稳定局面在1991～1999年期间从来不曾存在过，因此，在那段时间里要想顺利改革无异于天方夜谭。只是到了2000年，俄罗斯才出现了政治稳定，而这并不仅仅是由于产生了一位新面孔的领导人，还得益于他的活动特点。过去的10年里从没有过的社会团结局面迅速出现。新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得到了来自至今仍互相仇视的各个社会以及政治团体的完全或部分支持。一些影响很大的行政改革措施，如设立七个联邦区以及建立总统驻各联邦区特别代表制度、改变联邦委员会的地位等，都没有动摇国家的政治稳定。
2000年夏、秋和冬季，许多地区都举行了新地方行政长官的选举。选举不但没有破坏稳定，反而使之更加巩固，社会团结也得到了加强。因为几乎所有地方行政长官候选人都宣称加强与政府和总统的合作。保持国家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弗拉基米尔·普京与国家杜马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要知道，鲍里斯·叶利钦与国家杜马之间的冲突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他每年不下两、三次地威胁要解散国家杜马。1994～1995年间的第一届和1996～1999年间的第二届杜马都是以克里姆林宫反对派的面目出现的。众所周知，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俄共以及与其结盟的政党、团体构成了一个势力强大的左翼力量，因此，讨论任何重要法律草案时，通常都是国家杜马中的左派联盟掌握大部分选票。尽管“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亚博卢”集团以及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组成的右翼在杜马中议员人数不少，但却力量分散，彼此之间常常争执不下。在国家杜马，只有“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这个党派才算得上是一支支持政府的坚定力量。
国家杜马中没有一个有影响力的中派，只有“俄罗斯地区”党派的议员曾试图扮演中派的角色，但却不怎么成功。除了普里马科夫政府外，没有一届政府在国家杜马中拥有可资利用的政治支柱。
1999年12月19日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实质性地改变了杜马以前的力量格局。尽管在形式上普京没有加入任何一个竞选联盟，也没有参加国家杜马竞选活动，但所有观察家都将导致格局变化的账算在了普京的政治活动上。
根据官方资料，国家杜马在2000年底一共有445名议员，其中，俄共以及与其结盟的农工议员党团共占有129个席位；由右翼力量联盟、“亚博卢”集团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组成的右派议会党团加在一起共拥有67个议席；“团结”运动、“祖国—全俄罗斯”运动议会党团以及“人民代表”、“俄罗斯地区”议员小组是国家杜马的政治中派，共占有235个席位；此外，还有14位议员没有在任何党派注册。在这种议会力量分配之下，普京总统的政治立场得到了中派的支持，这也就意味着在国家杜马中普京没有了反对派。国家杜马的决议差不多40%是以压倒性多数的300票或更多票获得通过的。
普京的活动不仅促进了权力机关、而且还加强了俄罗斯社会的团结。在总统大选后的第一年，俄罗斯民众对总统的信任率达到了65%～75%，还有20%的受访者选择了较为“委婉”回答：“不信任成分多于信任。”自1990年在俄罗斯开始有类似的社会调查以来，还没有哪一个克里姆林宫主人得到过如此之高的信任度。
社会学家理由充分地认为，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指标来自于全国民众的政治好感以及他们的总体社会情绪。自1999年春天起，这种社会情绪开始转好，而这种变化到了秋天的时候更加明显，并一直持续到2000年全年。这时，经常用“失落”、“不满”、“恐惧”、“失望”等字眼来表述自己心理状态的人事实上已经大不如从前多；那些用“无所谓”、“感觉疲惫”来形容自己感受的人数量也显著降低；与此相对应的是，感受到“精神焕发”、“情绪高涨”的居民人数增加。从1998年底到2000年底用“有希望”一词评价自身心态的民众人数几乎增加了1.5倍，从13%达到了31%。 社会学家认为，1989年之后出现史无前例增长的不仅是社会上的乐观主义情绪，还有积极的爱国主义情感。
初步总结(5)
俄罗斯克服了政权危机——所有专家都认为，从给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角度看，它比任何经济和金融危机都要大。要知道，这在过去10年中还未曾出现过。
总统及其班子
在2000年，俄罗斯政治稳定的一部分是高层官员队伍的稳定，这是叶利钦时代所不曾有过的。在1992～1999年间，俄罗斯一共罢免过40个副总理和200名部长、 5位总理、4位总检察长以及无数的总统办公厅和安全会议负责官员。几乎对于所有遭解职人来说，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的。
曾经是叶利钦最亲近的人得知自己被解职的渠道、方式以及得知消息时的状态简直是五花八门：不仅从总统所做报告或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议期间，还有在休假期间，在郊外别墅里，在上班的路上，在公务出差，吃早饭的时候或是吃晚饭时，总统助手的电话通知或是通讯社播发、电视台节目播报的新闻中。对于一些人来说，获得新职务的任命有时也是出人意料的。在2000年，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许多观察家所看到的事实令他们感到惊讶，出席2001年1月上旬政府会议的部长们清一色都是2000年在这里参加过会议的原班人马。
只有一个例外：2月初，能源部长亚历山大·加夫林“由于长期没有能力解决本领域的问题”而遭解职。总统办公厅和强力部门也没有大的人事变动。先前的第一副总检察长顶替了事实上一直空缺的总检察长位置。
当然，政权高层人士变动是必须要进行的，许多观察家甚至早在2001年夏就等待着这种变化了。但是，几乎所有人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政权高层人士变动和改组未必要以激进的、让公众感到震惊的方式进行。
在2000年3月出版的《首脑人物》这本访谈录中，引述了普京有关新政权所面临问题的谈话内容。普京指出：“与我们在一起工作的专家们正在制订未来几年的政府行动纲要。第一年是确定目标和组建班子；第二年全年和第三年的前半年，分阶段取得具体成果；第三年后半年和第四年初，展示这些成果并开始组织新的竞选活动。而如果某一个环节中断了，那么一切成果都将化为乌有。” 但这不过纯粹是一幅抽象的工艺流程图。在现实工作中，最初几个月里班子应当已经组建、目标也该确定完毕，并且要明确达到目标的手段和方法，将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展示在公众面前。除了总体目标以外，还应当确定更为具体、在各个不同阶段需要完成的目标纲要——总统和政府要分开制订。所有这些工作不仅要连续，而且还应当并行，不排除进行各种形式的补充和修订。
但是，与普京一起工作的政治艺术专家们的思路中也有自己的道理。就连总统竞选获胜以后，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大多数政治观察家们的眼里也只是一个不可理解的人物。亚历山大·鲍里索夫在《明日报》中惊呼：“普京，这位俄罗斯新总统，他是一个‘谜一般的人’，他是从哪里冒升出来的，他有怎样的动机、价值取向和性格，对于这些，不仅绝大多数俄罗斯公民一无所知，就连许多领导层的代表人物也是一头雾水！” 一些自由主义流派的报刊杂志也有过这样的疑问。塔季扬娜·古罗娃和瓦列里·法捷耶夫在《专家》杂志上写道：“对于大多数企业主来说，普京还是一个神秘人物，他嘴边挂着招牌式的神秘微笑，悄无声息地登上了王位。”
应当承认，诸如此类的判断也是有一定根据的。竞选期间，普京当然没有沉默。他说了很多，也回答了不少问题。不过，对于《生意人报》记者“选举胜利后您将如何走出第一步？”这个单刀直入的提问，普京的回答也很干脆：“无可奉告！”但在总统就职宣誓仪式后，弗拉基米尔·普京还是非常精练地提出了自己的优先考虑、观点、计划和打算。对俄罗斯出现的许多问题，普京都保持缄默，不想卷入某些争论，例如国防部长与军队总参谋长、自己的经济顾问与总理的冲突。由此可以解释为，普京从默默无闻一直到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不仅是太过急速，而且也出乎他自己的意料。所以，他需要时间和精力搞清楚“摆在他办公桌上面的”许多问题。对于普京来说有一个主要难题，那就是根据俄罗斯宪法，总统恰恰是国家所有主要问题的最高决策人。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做出不那么正确的决定，不如保持缄默。
弗拉基米尔·普京没有打算也没想过有一天会成为总理，甚至还可以成为俄罗斯总统。在答记者问时，他说，“我从来没有觊觎过总统宝座”，“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过去，普京从来没有领导政党和“运动”的经历，也没有组建过任何一个“影子政府”。而久加诺夫、亚夫林斯基等却以自己的政党有“影子政府”而感到骄傲，并且认为有朝一日会将自己的忠实拥护者安排到政府和其他高层权力部门的重要职位上——从总检察长到中央银行行长等。普京没有这样的班子，只有由一些成员不多、他所熟悉的人组成的小团体——他们来自圣彼得堡市政府、情报机关、大学同学圈子和联邦安全局。这些人控制了总统办公厅、白宫、新闻局、总统事务局、国家安全会议、联邦安全局以及战略研究中心等。他们的名字众所周知：格尔曼·格列夫、德米特里·科扎克、谢尔盖·伊万诺夫、伊戈尔·谢钦、德米特里·梅德韦捷夫、尼古拉·帕特鲁舍夫、维克多·切尔克索夫、阿列克谢·库德林、列昂尼德·雷曼、维克多·伊万诺夫等。
初步总结(6)
这些人并没有组成某种政治班子。在媒体中，可以经常看到将普京比作还没有侍从的国王，或是从海底深处走出来、但却没有自己33个大力士辅佐的“黑海之神”。
对于整个政权体系来说，2000年是非常紧张、同时总体工作非常有成效的一年。我们不难确认，就连那些与普京一起走向权力最高峰的10～12个官员也并非铁板一块，因为这些人的观点和建议经常存在分歧， 而且是本质性的分歧。司法部门和强力部门的工作容易一些，因为他们解决的是自己所熟悉的任务，尽管是在权力的另外一个层级。升得最快的是谢尔盖·伊万诺夫，从在权力机关的地位和社会支持率来看，他在这些人当中无疑位列首位。俄罗斯公众对国家安全会议秘书的信任度超过30%，而有时甚至达到了40%。谢尔盖·伊万诺夫甚至成为了一位政治人物，而他与普京之间的合作、融洽和互信没有招致任何怀疑，俄罗斯大众传媒也给予了谢尔盖·伊万诺夫以更多的关注。
处境最为艰难的是自由派经济学家的状况，特别是格尔曼·格列夫。他的许多观点与90年代初期和中期粗浅的自由派经济观点区别不大，而后者如叶戈尔·盖达尔、阿列克谢·乌柳卡耶夫、叶夫根尼·亚辛、鲍里斯·涅姆佐夫、阿纳托利·丘拜斯等经济官僚已经失去了公众的信任。在2000年，格·格列夫和亚·库德林的公众支持率没有超过10%，甚至比总理米·卡西亚诺夫的还低，而卡西亚诺夫并不是普京的旧部。
在2000年，那些在车臣战争中表现出色的将军们政治影响力在加大。是的，整个军队成了普京总统最重要的政治支柱之一。维克多·沙马诺夫将军当选为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州长，维克多·卡赞采夫和康斯坦丁·普利科夫斯基分别担任南方联邦区和远东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根纳季·特鲁舍夫的军衔得到了晋升、职务也升为北高加索军区司令，西北联邦区总统代表则是特工机关出身的维克多·切尔克索夫将军。
曾经属于鲍里斯·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圈子的亚历山大·沃洛申仍旧留在办公厅主任的高位。弗拉基米尔·普京不止一次宣布，他完全信任自己办公厅的工作。留在俄罗斯联邦政府工作的还有尼古拉·阿克肖年科、叶夫根尼·阿达莫夫、弗拉基米尔·鲁沙伊洛和米哈伊尔·列辛，传闻他们也属于那个名声不佳的“家族”圈子。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普京是鲍里斯·叶利钦一手提拔起来的，对他来说，在所有关系中保持政权的继承性至关重要。但是，当被一家西方女记者问到“您是否感到自己是叶利钦政治和精神上的儿子？”这个问题时，普京迅速而明确地回答：“不，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有自己的孩子。”
在政府中，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显然卓尔不群。到2000年底，俄罗斯民众对他的支持率提高到30%，他成为政府成员中民意支持率最高的一位，当然这不包括所有社会民意调查的长期红人谢尔盖·绍伊古。在俄罗斯著名政治家的名录中，社会信任度和声望最高的还有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尤里·卢日科夫和阿曼·图列耶夫。他们没有进入普京的总统班子，不过可以断定，他们支持普京的政策。这里还应当谈一下不久前留任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行长职位的维克多·格拉先科，他在俄罗斯近年来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中的功劳非常大。
伴随着新总统上任而产生的期望还有很多，它们中的一些甚至还是互相矛盾的。但是一些期望已经开始在2000年的生活中成为现实。弗拉基米尔·普京做出了一个清楚的定位：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恢复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认为，俄罗斯有权取得这样的成就，并且以前就具备了达到这一目的所需的一切——除了足够富有成效和智慧的领导层以外。
在2000年底和2001年初，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俄罗斯都只仅仅走了最初几步。不过，普京最主要的成就在于，向正确方向迈出了步伐。
2001年春天。评价和期望
在俄罗斯，2001年的冬天和春天过得要比一年或两年前平静得多，在社会生活和国家活动中都明显地出现了稳定的特征，经济步伐前进明显，国内居民的实际收入提高了——这在12年中是第一次，与此相适应的是公众的情绪好转。
有超过26%的俄罗斯居民认为，对自己个人和整个家庭而言这一年的结果总体是好的、甚至非常成功，这在近年来是第一次。在这种情况下，超过50%的国内居民表达了对2001年的积极期望，即无论是本人还是全家都会变得更好。绝大多数俄罗斯公民宣称，他们既不相信国家还会有解体的可能，也不认为经济会继续衰退，更不相信会有重新建立独裁统治制度的可能性，同时还排除了俄罗斯完全成为西方经济、政治附庸的可怕前景。
弗拉基米尔·普京本人也积极评价自己以及政府工作的成果，尽管他也发现，并没有做到自己想做的一切。 在总统大选和普京总统宣誓就职一周年的时候，许多报纸基本上都积极评论了政府工作成就，尽管也有不少作者宣称，总统的许多活动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是出人意料的。
玛莉娜·沙金娜在《路标报》写道：“有许多论据来谈论普京总统施政第一年的成就：垂直政权得到了巩固，没有预算赤字，与国家杜马的合作富有成效，奉行了平衡的对外政策等等。但我们也可以从其他角度审视一下任务的完成情况——尝试说明普京施政风格和内容的某些典型特征，这对于公众来说也都是意外惊喜。总统政策的主要特点是，在自由经济改革进行过程中的超强稳定性和系统性。普京从所有基本方面推动了市场改革，其中包括通过立法减税、规范海关税率、倡导货币自由兑换、实现贸易非官僚化、完善退休保障体系、寻找重组自然垄断部门的方法和途径。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简单地抓住问题，而后再抛开它——不，在他的视野中没有放弃与国家杜马、联邦委员会和实业界精英人士讨论和解决问题的步骤。他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期限并控制解决进程。普京既没有完全放任，也不是全身心地投入，而是有条理地工作，以使局势不会走向极端并导致失控。这就是普京的管理风格——谨慎、温和、独立、善于等待以及不喜欢被别人驱使。”
初步总结(7)
就这一主题，阿列克谢·博加图洛夫在《世纪报》上写道：“克里姆林宫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还从来没有哪一个总统的权力有他这样稳固。不过，胜利不仅是成就，而且还是试验。他具有超人的智慧、自我发展的能力以及对自己和合作者的严格要求。普京完成了自己计划的第一阶段。他的基本成果是使议会更加温顺和自我约束、让实业界重新‘洗牌’、使联邦主体黏合在一起的‘总统圈子网’得以稳固。这足以说明，普京是一个房屋建设者，这多少是相对于他的前任——那位‘破坏者’而言的。但是，还应当保持那种紧张期待的氛围！”
不过，普京总统的对手并未改变他们一贯的消极评价，即使在总统大选的一年后仍旧如此。“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普京竞选时所做的承诺一项也没有兑现。我们听到了许多，但却没有看到他哪怕是做了一件实事，人民的生存环境还在恶化。”俄罗斯科学院著名经济学家帕维尔·布尼奇在2001年3月这样认为。政治理论家谢尔盖·卡拉-穆尔扎指出：“普京迅速褪去了自己超凡的外衣。一个盲人领着一群盲人。我们落入了一个圈套。不负责任的保证与不负责任的民主联合在一起，政权失去了所有合法性的机制。” 而根据莫斯科“卡耐基研究中心”专家安德烈·里亚博夫的观点，2000年的一系列事件证明，普京没有彻底解决俄罗斯社会各种冲突的根源：“普京的问题是缺乏政治决断和政治意志。国家中还保持了叶利钦时代的思维惯性和模式，当局没有去解决实际问题，而是继续没完没了的竞选活动。”
《新时代》杂志的观察家舍林确信：“普京身上的精力已经枯竭了，而当局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些什么。喝彩者和那些不友善的人曾经异口同声认为强硬的双手，现在也开始颤抖起来。”舍林认为，普京在自己的总统职位上实际什么也没有干，而与寡头的斗争“明显表现出是悲喜剧的演出”。甚至就连实质性地提高老人和病人的退休金也被舍林认为不比平民化措施好多少，就是说，不如将多余的石油美元回馈给西方投资人……
带有类似偏见的、非常不客观的评价见诸对国家事务现实状况各个方面，影响了国内大多数居民的意见。2001年冬春，所有的政治观察家和社会学家均认为，弗拉基米尔·普京从社会各阶层获得这么高的支持率非同寻常。早在1999年11月，当普京还是总理的时候，他的支持率就达到了40%。专家们指出，这一水平“达到了极限”，在俄罗斯对政治家的信任度超过这一水平“原则上是不可能的”。但过了一年，2000年11月，普京的支持率提升到60%～65%，而到2001年3月更是增加到了70%。这样高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到2001年的4～5月份。在这种情况下，专家和分析人士时而懊恼、时而满怀期望，他们不得不指出：“支持普京的人占了大多数，很稳固，但却不会太持久。” 甚至就连国家杜马“亚博卢”议会党团的主要活动家之一谢尔盖·伊万年科也不得不承认，俄罗斯总统选举后的第一年是“普京年”，国内老百姓开始信任政权了，“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就连《明日报》记者在与《苏维埃俄罗斯报》论战时也指出，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入主克里姆林宫后的一年里做了大量工作，“作为领导人，其声誉也有巨大的提高”。毫无疑问，这一评价非常接近实际。
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俄罗斯新总统解决或者推动解决了许多国家的、经济的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他平静并且自信地至少推动了10个方面的工作，不断将工作重心从一个方面转移到另一个方面；他基本上解决了最为棘手的车臣问题，也就意味着解决了俄罗斯的统一问题。国际恐怖主义的武装被摧垮，所有种类和形式的分离主义势力都在退却。众所周知，不仅在车臣，而且在北高加索分离主义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结束分离主义倾向和巩固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政权，是改革联邦委员会、建立七大联邦区的诸多原因之一。普京统一了联邦和地区的法律，并且恢复了垂直政权管理体系。更早的时候，在没有预期的震荡和大的代价前提下，总统大选提前结束了——这一点，无论是对普京，还是对整个俄罗斯来说都很顺利。在俄罗斯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将政权从一个领导人手中移交到另一位领导人的手中，并且是根据人民的意愿，以平静、民主的方式完成，迅速而无阵痛地结束了国家政权与寡头阶层分享权力的荒谬秩序。国家控制与理智自由派的国家资本主义混合体取代了寡头资本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的地位。
社会保障政策与民族资本、民族—国家利益结合在了一起。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以及社会服务和护法机关得以巩固，国防工业开始复苏，俄罗斯产品的出口规模有了根本性的扩展，工业生产、建筑以及农业增势良好。国家金融系统更加巩固，全额并且是在规定的期限内偿还了所欠债务，俄罗斯已经能够拒绝向外国政府和金融机构借贷，并摆脱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自身经济的控制。
在所有领域，俄罗斯都恢复了积极和独立的外交政策。老人和病人的退休金有了实质性提高，失业率明显下降。俄罗斯联邦拥有了新的国家象征。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社会状况保持平静，所有政权体系保持团结。克里姆林宫和白宫的这份成绩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
初步总结(8)
当然，并不是说摆在国家面前的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例如，在克服医疗保障、教育、文化危机等方面几乎毫无进展，最乏善可陈的是俄罗斯科学；国家生活——公用市政基础设施继续恶化，人口危机没有得到克服。不过，在现有政权状态下，换上另一个领导人未必可以做得更多。
在没有可能推翻普京总统这些显而易见成绩的情况下，某些不怀好意者顽固地试图用荒谬的解释来臆造这些成就。这不，拉济霍夫斯基在《今日报》上写道：“……在普京领导俄罗斯这个国家的16个月里，非常显而易见的是，普京是一个非凡的、神奇的以及异常走运的人。所以普京担心没有成就率，他害怕再做大动作惊走以前到手的成功。没有人问过普京，他头上是不是戴着一顶皇冠？他戴着它，幸运的是风没有将它吹下来，而正相反，将他头上的皇冠吹得更正了。普京可以从自己不寻常的命运中得出何种结论呢？根据他的行为，结论非常明显：不要干扰命运，这就是全部！他走过的路十分平坦，他没有动机去认真地做些什么工作。普京不过是模仿了猛烈的权力活动。归根到底，他不过是一个旁观者。”
《总结》杂志惋惜地叹道，俄罗斯“正在以秒计活着”。按照这篇文章作者古德科夫和杜宾的观点，俄罗斯的政治生活可以用“千篇一律的乏味”来概括。他们认为：“在今天的舞台幕布前面，缺少某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协会和团体来代表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有多少独立的政治家销声匿迹了。那些在自己领域和国家内有声望的大人物成为了政权的平等伙伴，而他们曾经是当局的公开反对派。这些人提出过严肃的建议、捍卫过自己的原则、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做过权威和专业的评价。在最近一年中，无论是与普京站在一起的，还是反对他的人当中，都没有这样一类人。”
如果早先俄罗斯曾经有过这种有声望的大人物的话，那么今天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呢？或许，这些有声望的大人物就是诸如切尔诺梅尔金、盖达尔、丘拜斯、涅姆佐夫以及鲍里斯·叶利钦这样的领导人？报刊杂志在去年前几个月曾经指责普京是“粗鲁的人”和“其貌不扬的人”、他的竞选活动“平淡无奇”，而现在却指责普京在搞“毫不掩饰的平民主义”和“无节制蛊惑煽动”。事实上，在行为“总体评价”以及其他所有指标上，普京继续一马当先。是的，他当然很自信，但却不是自负，像从前一样他保留了自己一年前所固有的谦虚、自然和自尊，甚至还有自嘲。
普京的这种行为以及他有目共睹的行为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令反对派无法争辩，无法为做出令人信服的批评寻找到论据。早在2000年秋天，一群俄罗斯著名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聚集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讨论“普京是怎样一个人”以及“他引领俄罗斯走向何处”。报告人之一、普京的老对手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在长时间争辩之后不得不承认：“我完全不喜欢普京。”这个“圆桌会议”的其他参加者也谈到普京的“不可思议”、“对于俄罗斯来说稳定的致命后果”，在这里，稳定可能是“通往灾难之路”。一位知识分子甚至希望：“俄罗斯将陷入风暴的包围当中，所有今天与会参加讨论的人不仅是见证人，而且还是参与者。”不过，几乎这里的所有发言都表明——“俄罗斯将逐渐沉湎于虚无当中”（梅茹耶夫），“普京用自己强硬的手腕带领国家走向未知之处”（雷日科夫），“现今的俄罗斯政权只是一个权力的复制品”（季诺维也夫）。上述事实只能证明，那些反对普京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已经张皇失措。
“年度人物”和“年度政治家”的评选活动如今也开始在俄罗斯举办。根据弗拉基米尔·普京在1999年的表现，深受读者欢迎的商业类杂志《侧影》将他评选为“年度政治家”。盘点2000年的年度人物，普京再次成为第一名，并在所有公布的小选项中夺得最高分。他“得到了全民认可”，“对俄罗斯形势产生了最大影响”，“唤起了最大的社会兴趣”，并“有可能对大众传媒产生最大的影响”，他“对国内中小企业给予了最大的支持”， “在国外为俄罗斯赢得了巨大声誉”。 《独立报》的专家要求回答的是其他一些题目，但普京的主宰地位完全不可动摇。他不仅在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一项中遥遥领先于后面的人，而且积极影响的平均分数最高。在《独立报》的政治家名录上，影响力居第二的是亚历山大·沃洛申，但他在一年里综合评价是消极的，而非积极的影响力。
对俄罗斯局势最具有积极影响力的前五名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政府总理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东正教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中央银行行长维克多·格拉先科以及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
弗拉基米尔·普京巩固自己的班子
2001年3月28日下午，在克里姆林宫特别召开的会议上，普京宣布了一系列重要人事任免决定，重组了俄联邦政府和国家安全会议强力部门的班子。有关这次任免的总统令是当天早上才由总统办公厅准备完成的，参加者有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伊戈尔·谢钦和德米特里·科扎克，而亚历山大·沃洛申和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则没有参与。任何“泄密”都没有发生，尽管对政权组成人员进行调整的可能已经讨论了很久，但3月28日所进行的高层人事任免和重组对于所有观察家来说仍旧是出乎意料的。一些报纸甚至称之为“普京的人事革命”。
初步总结(9)
其中两项任命最为重要：一项是，此前担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的谢尔盖·鲍里索维奇·伊万诺夫被任命为俄联邦国防部长，而不久前的国家杜马“统一党”议会党团领导人鲍里斯·维亚切斯拉沃维奇·格雷兹洛夫则成为了内务部长；另一项是，前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成了总统顾问，而前内务部长鲁沙伊洛就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之职。同时普京还宣布，由于叶夫根尼·阿达莫夫被解职，他空出的原子能部长位子由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鲁缅采夫填充，而后者不久前还是“库尔恰多夫研究所”科学中心主任；联邦税务警察局长由索尔塔加诺夫换成了此前一天还在国家安全会议工作的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弗拉德科夫。此外，还公布了几名强力部门副部长的人事更迭事项。
宣布完强力部门新的人事任命以后，普京谈到了“非军人化”的必要性，他要求鲍·格雷兹洛夫、谢·伊万诺夫、米·弗拉德科夫等人从接受新任命那一刻起就是“文官身份”。但在政治观察家中，几乎没有人严肃对待这一事件的解释。所有分析家和报刊杂志指出的基本观点都是，普京大选获胜一年后必须从根本上加强自己的班子，将自己人安排到关键职位上。
普京从政治的角度谈到了新的人事任命。在2001年11月前，谢·伊万诺夫拥有中将军衔，他在对外情报系统工作了18年，而不是在军队服役。鲍·格雷兹洛夫曾经是一位电器工程师，在列宁格勒军工企业的不同职位上工作过；他与警察和检察机关都沾不上边，但是，他大概不只与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行政部门，而且还和克格勃、联邦安全局机构有良好的关系。作为一位公众政治家，格雷兹洛夫无论是在国家杜马中，还是作为“统一党”的领导人之一都举足轻重，一旦成为内务部长，他完全可能给普京的班子带来更多的好处。
普京依赖鲍里斯·叶利钦前圈子里的人这一事实不仅有目共睹，而且也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普京在 1999年8月和12月没有做出一定的承诺，那么他既不能成为总理，也不可能当上俄罗斯联邦代理总统。他能够走上这两个职位，完全靠的是克里姆林宫“政治局”。而正是这些保证，促使政权最大限度地从一个领导人向另一个领导人手中平稳过渡。早在1999年秋天，大多数政治观察家和专家让我们相信，在任何条件下，叶利钦都不会自己主动辞职，甚至在总统任期届满以后还是如此。在2001年初所进行的民意调查中，当问道“2000年哪一事件让您最为满意？”（可以列出三个事件）时，54.6%的受访者称，叶利钦辞去俄联邦总统职务；29.6%的人认为是几次提高退休金；而只有25.1%的受访者认为是普京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最让他们感到满足。
应当指出，大家都想到可能出现复杂、无序的状况，而这种状况在俄罗斯权力交接的历史上司空见惯。但是到2001年春天的时候，新总统对来自叶利钦圈子高级官员的依赖已经减弱。完全可以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普京开始改组强力部门的原因。
即使是特别留心也很难发现，普京这时已经开始与几名最重要的官员拉开了距离，而这几个人完全有理由被认为是“家族”安插的亲信。弗拉基米尔·普京邀请所有人出席会议，其中包括新任命的和被解除职务的官员。总统对谢尔盖耶夫和鲁沙伊洛表达了特别的感谢，宣布他们新职务的实际影响力更为重要，而且是崇高的荣誉。
2001年联邦会议上的总统国情咨文
许多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国外观察家都期待着弗拉基米尔·普京第二年所发表的国情咨文。这里有许多期望、预言，甚至是警告。尼古拉·茹拉夫廖夫在《文艺报》上写道：“船已起锚，再有几天总统就要发表国情咨文了。所有的人都在观望普京转向到哪里或者根本就不转向。总统现在处于自己执政以来最具有决定性的时刻。一年前人们给予他的‘信任贷款’并非没有期限。能否实现转折、怎样转折，将取决于这一‘贷款’是延期还是按期偿还，而这一‘贷款’的‘利率’甚至比巴黎俱乐部的还要苛刻。”
4月3日，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姆拉莫尔大厅宣读了自己的国情咨文。他的讲话没有超过一个小时。人们专心致志地倾听。普京讲得很心平气和，实际上他也没有华丽的辞藻。（西方通讯社报道说：“俄罗斯总统穿着黑色西服，以公司经理的风格发表讲话，向股东们公布公司的财政决算情况和前景。在他的讲话中没有未完成的计划，也没有重要的声明。虽然普京的讲话在全国主要电视台都进行了直播，但却没有得到国内民众的支持。普京用那冷冰冰的、技术官僚式的语言证明，在克里姆林宫聚集的政治精英面前发表演讲的总统基本上是一位政治官僚。”）
2000年，普京向联邦会议所做的第一次国情咨文的主要题目和战略任务是，在所有领域和各级政权机关中使国家得到巩固。对前次国情咨文的上述方面，普京做了重申，而此次他首先谈到的是经济问题。他没有谈任何军事改革、军工企业的改革，也没有谈政党和意识形态问题。普京几乎没有涉及对外政策，有关俄美关系也只字未提。在俄罗斯，绝大部分人靠公债利息而生活，国家经济落后，已经临近危险的边缘。问题不仅存在于生产型经济领域，而且还体现在其他诸多方面，如预算和税收，私有者权利和私有化后果，国家和实业界的关系，自然垄断企业的改革、土地、劳动法等问题——这就是普京2001年国情咨文的主要题目。
初步总结(10)
他谈到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利和资源分配、行政改革以及缩减官员人数、打击勒索和贿赂、司法改革、国内资本向国外转移等问题。总统指出：“有充分经济成果支撑的国家稳定对于俄罗斯及其人民来说是宝贵的财富。到了该是需要努力工作的时候了，国家的主要问题实在太根深蒂固，这要求人民不要总是攻击和责难，而应当每天付出专业化的劳动。但是，稳定不意味着机构停滞不前，国家应当做出勇敢、深思熟虑的决断。过渡性的手段已经用尽，为了将现在的这种政治稳定转变为经济繁荣，应当继续付出努力，要花费的时间不仅仅只是一年。” 总统保证：“我们不会再有革命，也不会有反革命性的行动。”
总体而言，人们评价普京的国情咨文是一份自由主义的文件，这导致一些人的不满，而另外一些人却热情洋溢地欢呼。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写道：“弗拉基米尔·普京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了一份动感十足的文件，它可以被当作一本侦探小说去拜读。在总统咨文中，有自己的阴谋和潜流，对于一些现在的政治家来说非常危险。” 根·久加诺夫宣称：“这是一份冗长的文件，格列夫路线占了优势。它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有缺陷的，并且有害。我担心，俄罗斯将有第二场盖达尔式的革命。” 对于普京国情咨文所确定的思想，政论家季莫费耶夫予以了热情洋溢的赞扬。他指出：“可能这是俄罗斯近百年来自由主义第一次被阐释得如此有声有色，也是在斯托雷平式的语言之后第一次在国家杜马中引起震动。这让一些人感到恐慌，因为私有者的权利没有从法律上得到确认，也没有得到行政机关的有效保护。这可能也是在俄罗斯历史上国家领导人第一次用自由派学者的眼光来审视现代问题，用现代科学的语言谈到了不履行合同的风险、各级官员得到的‘地位’年金、在合法的司法制度崩溃的情况下保证公民争论公正解决的‘影子司法’、医疗和高等教育系统内的腐败以及其他类似的现象和问题。这些问题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在国家生活当中，在公共体制的废墟中出现的。”
但是，政论家季莫费耶夫所做的上述热情洋溢的表述招致了俄罗斯“现实者联盟”运动主席妮娜·茹可娃的怒气和谴责。她声称：“国情咨文后，那个令所有俄罗斯人和整个世界焦躁不安的问题，即‘您是个什么样的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现在已经是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与那些在自己当政时期将伟大国家搞垮的俄罗斯‘亲契卡的’自由民主派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总统向人民保证并暗示他将修正叶利钦的体制，恢复遭践踏的社会和经济公正。现在那张面具被撕下来了。总统自己的话可以证明一切：‘当国家掌握了一切时，我们就有机会了’，‘私有者的权利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它们是钉在一贫如洗的俄罗斯人棺木上的钉子。”
不过，某些自由派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也对总统的国情咨文非常不满。他们证实，普京并没有摘下自己的面具，而恰恰相反，他给自己戴上了自由派的面具。俄罗斯总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恣意妄为。因为自由主义政策就意味着国家元首权力的削弱，而俄罗斯的当权者却总是巩固和加强这种权力。与如此不客观的政治观察家们去辩论毫无任何意义，弗拉基米尔·普京与盖达尔那粗糙不堪的自由派理论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普京既没有借用格列夫，也没有借用伊拉里奥诺夫的自由主义理论，他在自己的国情咨文中明确讲道：“……需要努力整顿存在国家过多干预的领域内的秩序，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过多的干预是现实存在的。”
1996～1999年间，在俄罗斯占有优势地位的寡头资本主义根本就不是自由主义的体制，而是一种寄生的结构。寡头们在国家财富、其中包括国有资产和预算资金中攫取利润，这些利润不仅从生产领域，而且还从财富的重新分配中取得，给国家和私有现实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是的，普京现在继续表态支持国家的调节和控制作用——通过清晰明了的法律。但在现代世界中，它还可能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制动器。所以，与根·久加诺夫或者尼·茹可夫不同，普京不赞成回到那种苏联时代的动员式经济，而是支持采取一切可能的刺激因素和推动力量来发展俄罗斯经济，包括如私营利益和市场竞争这样强大的力量。这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既不盲目崇拜私营，也不将国家所有推为偶像，而是将自由与国家和法律结合在一起。
早在2000年底，作家和政论家亚历山大·鲁布佐夫就写道：“普京让俄罗斯处于独一无二的状况：在这里，自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是否曾经有这样一种场景，那就是自由和国家法律最终结合在一起，并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根本影响？在新的文明中，自由是一种主要的资源，它可以产生智慧、创造力和信息。它的存在并不是万能的，但它提供了一种机会。如果缺少自由的话，机会就不会存在。没有它也可以建立一种‘国家’，但那是站在悬崖边上的，并且不会有现实的财富和尊严。这种自由是出现在10年可怕的不自由基础之上的。为了争取自由，前面几代人付出了几百万的生命，法律被摧残并且忍受了全部的屈辱。但是这一次我们没有流血就得到了珍贵的自由，幸运地避开了一系列危险的岔道口。普京加快了巩固国家的步伐。问题是：这种结构是为我们更加自由而服务，还是成为个人和团体进行正常政治竞争的工具？”
初步总结(11)
总统的国情咨文以及2001年4月30日通过的一系列措施表明，普京为俄罗斯选择的是第一种发展情形，尽管第二种方案对许多人来说更好接受、更加轻松。俄罗斯的“经济奇迹”是完全可能出现的，但要想实现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和前提。而这将很困难，也并非弗拉基米尔·普京一个人想做就能做到的。
围绕“独立电视台”的丑闻
2001年春天，常驻莫斯科的西方记者以及许多家俄罗斯报纸、广播和电视台的主要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到普京向联邦会议所做的总统国情咨文，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间会见、会谈以及在此间进行的戏剧奥林匹克赛事上，而是放在了受欢迎的“独立电视台”和整个“梅地亚-桥”新闻控股公司的事件上。这是一起人为的、被过分夸大了的事件，俄罗斯公民对此并未特别关注。显而易见的是，这场政治喧嚣的始作俑者的目的是利用这一新的丑闻来反对普京，把他描绘成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矛盾的程度被无限夸大，而其规模也被大幅提高。
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写道：“不久前还是独立的俄罗斯‘独立电视台’被占领了——这是一年前克里姆林宫开始发动的一系列秘密行动中的最新动作。事件一开始就面临着两个任务：一是将这家惟一的国内独立电视频道置于政治控制之下，二是使之从媒体寡头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手中摆脱出来。那些知情者未必真正了解克里姆林宫的这场错误的秘密行动。不过，在今天的俄罗斯，人们要么是噤若寒蝉，要么就是漠不关心。而如果普京继续向自由发起攻势的话，电视台很可能就会易主。” 意大利《邮报》确信：“‘独立电视台’已经丧失了独立性。这一事件的意义非常重大。它可以与1993年10月‘炮打白宫’和1990年1月‘维尔纽斯悲剧’相提并论。但是，这还不是普京当政的俄罗斯所发生事件的全部，普京本人亲自插手了这一事件。今天，克里姆林宫内的政治斗争日益尖锐。”
但事实上，2001年春天的克里姆林宫一切都显得非常平静，并没有所谓的政治斗争。无论是在白宫，还是在老广场的大楼里，人们都没有看到这种政治斗争的任何迹象。弗拉基米尔·普京并没有对那些喜欢看大规模冲突的观众表示失望。作为对那些要求他尽快干预这一事件呼声的回应，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以叶夫根尼·基谢廖夫、斯维特兰娜·索罗金娜为首的“独立电视台”的著名记者和主持人。这次会见持续了4个小时，但总统并没有回应电视台员工主张的意思。普京明确宣称，他不认为“独立电视台”必须进行任何形式的国有化，但是，应该允许将这一问题“沿着司法轨道”加以解决。也就是说，法院应当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答案不仅应当针对全社会，还应该针对整个电视台。
但恰恰是如果真从司法、金融的角度来解决“梅地亚-桥”新闻控股公司问题的话，“独立电视台”、特别是古辛斯基和基谢廖夫最容易被突破。通常认为，古辛斯基在2001年4月时拥有“独立电视台”不到40%的股份，电视台的其他股东还有“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近些年来，该公司向“梅地亚-桥”新闻控股公司和“独立电视台”投入了10亿美元的资金，却没有收到一分钱。古辛斯基将这部分债务转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在“梅地亚-桥”新闻控股公司和“独立电视台”拥有的股份。反对古辛斯基的还有莫斯科的时尚杂志《海报》和受欢迎的音乐电台“欧洲PLUS”所属的“资本投资集团”。这一集团在几年前就拥有了“独立电视台”4.5%的股份。尽管它所拥有的股份数额并不多，但是如果其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所拥有的“独立电视台”股份相加的话，则会超过50%。毫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全体股东大会上，基谢廖夫和古辛斯基是少数派，“资本投资集团”的代表鲍里斯·约尔丹被推选为电视台总经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代表阿尔弗莱德·科赫成为“独立电视台”经理委员会主席。
4月初的几天里，“独立电视台”的记者在莫斯科奥斯坦丁诺电视塔和普希金广场举行了集会，几百名支持者打着 “独立电视台记者抗议占领电视台”的标语。在奥斯坦丁诺8层、也就是“独立电视台”主要办公区的入口上挂着“科赫和约尔丹不是我们自己人，禁止入内！”的标语。几十名“独立电视台”的记者甚至通宵地坐在办公地不愿离开……
不过，没有哪个政党决定公开支持“独立电视台”不久前的控股人和经理的主张。鲍·涅姆佐夫声称：“我支持言论自由，但还债也是天经地义的。”根据社会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公众人物不满意的是叶夫根尼·基谢廖夫的立场和讲话。很少有人了解这场冲突的本质，一方是流亡的寡头古辛斯基，这是一个拥有俄罗斯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人，他正为逃避俄罗斯司法调查而躲在西班牙；另一方是鲍·约尔丹，他是一个美国公民，日耳曼族，他承诺保留所有“独立电视台”员工的工作，将编辑的独立性作为电视台“最有价值的财富”。约尔丹声称：“如果有哪一个人试图影响‘独立电视台’的独立性和新闻记者的自由的话，我就马上辞职。” 但约尔丹同时也保证“独立电视台”的财政支付能力，在这一点上，先前的控股人管理得非常糟糕，几乎导致财政崩溃。
初步总结(12)
另一个冲突是在基谢廖夫和阿尔弗莱德·科赫之间。科赫是阿·丘拜斯的好友和志同道合者、那本著名的《抛售苏联帝国》一书的作者。俄罗斯某些媒体证实，出售这本书的版权使他得到了50万美元。由于涉嫌非法牟利，鲍里斯·叶利钦解除了阿·科赫在政府中所担任的职位。因此，将科赫说成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秘密计划的一个部分缺乏充足的依据。深受欢迎的商业杂志《侧影》在冲突最为紧张的时期报道说，围绕“独立电视台”的整个事件并不是克里姆林宫的秘密阴谋，而是阿纳托利·丘拜斯“不仅希望巩固自己在‘统一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影响，而且还想控制整个国家政权”。
结果，各级司法审判解决了这一冲突。案件是在不同法院审理的，所有的解决方案都对古辛斯基不利。按照5月4日莫斯科切列姆什金法院的裁定，“俄罗斯天然气-梅地亚”对“梅地亚-桥”的诉讼获得成功。占“独立电视台”19%的有争议股份以及其他控股公司的大部分股份都归“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所有。这样，维亚希列夫和科赫得以控股早先属于弗·古辛斯基的整个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古辛斯基的正式代表宣布，他的上司和委托人未必会在“俄罗斯糟糕的司法状况下”向法院提出上述请求。
围绕“独立电视台”的冲突和丑闻，没有以古辛斯基的胜利而结束，所有想把普京总统卷入冲突当中的尝试都宣告失败。整个社会也失去了对人为制造出来的冲突的兴趣，而“独立电视台”也继续制作和播放作为当局对立面的节目（尽管倾向性已经不是过于明显）。很少有人发现古辛斯基所喜欢的《今日报》那时也停刊了。一般的说法是，这家报纸欠了300万美元的债务，而没有人想替它偿还。曾经属于《总结》杂志的“七日”出版社也转归“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控制。这本杂志没有停刊，但是编辑部全部换成了新人。普京证实，只是在《今日报》停刊半年后，他才注意到这家报纸销声匿迹了。看来，无论是《今日报》，还是《总结》杂志，都不是俄罗斯总统的日常必读报刊。
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这时也在西班牙获释，但他与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不同，他决定离俄罗斯和俄罗斯问题远一点，仅满足于在华盛顿“国家新闻俱乐部”教教课。讲课的内容涉及俄罗斯民主的命运。古辛斯基表达了对俄罗斯民主的忧虑。但是，俄罗斯外交部和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心，认为这不过是美国行政当局的行为。后者对逮捕古辛斯基的两张传票置若罔闻，尽管这位前寡头刚出现在美国时，传票就已经送达美国司法当局。
“统一党”和“祖国党”决定合并
2001年春天，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事件之一就是“统一党”和“祖国党”决定当年秋天实现合并，这两个政党是俄罗斯政坛最大、也是最有影响的政党。在特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两党领导人尤里·卢日科夫和谢尔盖·绍伊古宣布了这一决定。“统一党”和“祖国党”在议会的党团支持这一合并。此外，“俄罗斯地区”和“人民代表”也对此表示支持。跨议员团协调委员会成立了。
尽管弗拉基米尔·普京并未直接参与合并进程，但显而易见，他对此完全赞成。同样明显的是，还没有正式名称的新党将会成为俄罗斯政权体系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而且可能很多年内都将如此。
正如卢日科夫和绍伊古所宣布的那样，他们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直“在立场接近和相互之间协调行动方面”进行紧张磋商。结果，双方同意两个组织“合并成一个，在目标和任务方面也将使用一个统一的原则”，因为他们完全有能力共同行动。 在俄罗斯媒体中，有关这次合并的评论很多。许多报纸认为这一合并是“尤里·卢日科夫政治生涯的终结”和他的“让步”。对于卢日科夫和绍伊古的此次新闻发布会，《侧影》杂志做出如下评述：“莫斯科和克里姆林宫的争斗以莫斯科市长的最终投降而宣告结束，他同意将自己的‘祖国党’合并到从前的对手‘统一党’中去。”
但是，这样的结论事实上没有任何根据。“祖国党”和“统一党”之间的这一争斗到1999年秋天已经成为了历史。随着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先前的对立也就失去了意义。是的，“祖国运动”、后来的“祖国—全俄罗斯”竞选联盟的成立当然不仅仅是争夺国家杜马的议席，而且还是为了竞选国家最高职位——总统。但是，那个时候的斗争是针对鲍里斯·叶利钦和他的政治盟友——寡头的。
弗拉基米尔·普京成了叶利钦的接班人，但却不是他的政策的继承人（“祖国党”甚至在2000年春天就不再以普京反对派的面目出现了）。所以，就是这种简单的、合理的想法促使两党领导人考虑政治和组织合并问题。我们所有人都看到，“统一党”当然是最接近总统的一个政党。但是这个党却没有办法从自己的党内推选出一些深孚重望的领导人。它在国家杜马中的所有领导人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官僚。“祖国党”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好一些，它的领导人有不少是很有名的，可以帮助一个新的大党拓展影响力。这种状况不应当看成是卢日科夫的失败，而是他取得的一定成绩。由此可以看出，由卢日科夫来领导两党合并协调委员会的工作并非偶然。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
俄罗斯的寡头资本主义
叶利钦时代末期，俄罗斯形成了一种怎样的政权和经济体系呢？2001年1月底，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曾就此问题召开了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但就是在这个由俄罗斯许多著名社会学家参加、塔季扬娜·扎斯拉夫斯卡娅院士主持的研讨会上，也没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可以被所有人接受的答案。学者们的“失利”并非偶然，因为在俄罗斯这个混合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勃列日涅夫的“现实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叶利钦的革新的社会中，应用相对严格的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概念来下定义是不可能的。于是，就不得不使用较为形象但却并不十分科学的形式。
鲍里斯·叶利钦曾经提到，他要在俄罗斯建立“正常的文明”；阿纳托利·丘拜斯则更加具体，称要在俄罗斯“以冲击速度建设正常的资本主义”；叶戈尔·盖达尔谈到了“我们正在建设年轻的资本主义” 这个较为含混的说法；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将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制度定义为“官僚资本主义”，而根纳季·久加诺夫称其为“买办资本主义”；亚历山大·列别德认为，俄罗斯当前正在走“野蛮资本主义”道路；西方金融家、慈善家乔治·索罗斯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是“掠夺式资本主义”，而鲍里斯·涅姆佐夫则说这是一个“强盗资本主义”……
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将俄罗斯的政权和经济体系归纳为“寡头资本主义”这个相对贴切的定义。早在1998年， ．切尔尼科关和 ．切尔尼科娃就在他们合写的《谁在主宰俄罗斯？寡头——集体肖像》著作中试图描述和解释这一体系。著作的封面上，印制了鲍·别列佐夫斯基、斯摩棱斯基、米·霍多尔科夫斯基、弗·波塔宁和列·维亚希列夫的头像。
所有学者都认为，1996年初是俄罗斯“寡头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时间。当时，12位俄罗斯大商人（主要是银行家）参加了在瑞士疗养胜地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在那里，他们决定整合所有人力、资金、信息潜力以及其他资源，来保证鲍里斯·叶利钦竞选连任俄罗斯总统。
尽管做到这一点难度非常大，但他们最终还是成功了。于是，国家政权也在相当大程度上为这帮“赞助者”所掌控。寡头们不仅将自己人安插到国家重要位置，甚至还亲自披挂上阵，在国家机构中占据几个高级职位。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认为公开身份并无必要，甚至还会很危险，所以更倾向于赞同成立某种常设性的咨询机构，例如，独特的、与“影子政府”相类似的“经济互助联盟”。不过，由于寡头本身之间存在着激烈竞争，这一想法胎死腹中。
1997年不仅是俄罗斯寡头政治最兴旺发达的时期，而且也是彼此之间勾心斗角最激烈的时候。为竞相争夺最有吸引力的那部分国有资产，“银行战争”在俄罗斯经济、政权体系和大众传媒中爆发了。反对派所掌握的报刊怒气冲冲地将那个时期描绘成是散布纷争和破坏国家肌体的“七大银行家时期”。但恰恰是在这个时期，那个觊觎寡头政治“主要思想家”角色的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提出，大资本家应当联合起来，将国家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或者换一种说法，那就是国家应由高级官员和大资本家“共同拥有”。
1998年，俄罗斯爆发了金融危机，寡头政治遭受重创。俄罗斯许多大型商业银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后纷纷破产。无论是在金融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它们的总裁和股东们也都宣告破产。不过，也有不少人涉险渡过了难关，因为他们早在金融危机来到之前就控股了一些大型工业企业和联合体，组建了庞大的金融工业集团或者是工业金融集团，成为一个“帝国”。经济学家雅科夫·帕佩将其称为“一体化实业集团”或者简称为“伊贝加”。 在经历了复杂的重组、合并以后，俄罗斯在1999年底形成了大约50家大型商业集团，其所有制、领导成员组成以及形式不尽相同。专家评估认为，俄罗斯60%～80%的经济实力已经由这些商业集团所掌握。
在俄罗斯这个最大、最有影响力的资本家名单中，人们往往总能看到下面这些人的名字：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罗曼·阿布拉莫维奇、阿纳托利·丘拜斯、列姆·维亚希列夫、亚历山大·马穆特、瓦吉特·阿列克佩罗夫、彼得·阿文、弗拉基米尔·波塔宁、米哈伊尔·弗里德曼、奥列格·德里帕斯卡、科赫·贝努基泽、叶夫根尼·什维德列尔、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利辛、弗拉基米尔·叶夫图申科夫等。这里，我们没有必要罗列出所有人的名字及其公司和商业集团名称。更加能说明问题的是，上述列举的所有大资本家的名字不仅几乎都在《独立报》定期公布的俄罗斯50位最大企业家名录上出现过，而且也基本上都排在俄罗斯100位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名录上。
与西方大实业家不同，俄罗斯大商人还没有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并且也缺乏良好的组织性。只有到了2000年夏，大部分俄罗斯大资本家才决定加入阿尔卡季·沃尔斯基领导的俄罗斯企业家和工业家联盟。沃尔斯基的政治生涯从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机器制造问题助理一职开始。俄罗斯的大商人没有任何传统，也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在为古辛斯基辩护而致俄罗斯企业家和工业家联盟的“公开信”中，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写道：“我们之间的内讧突出地反映了自己的傲慢、没有相互听取建议的愿望、没有经验，而最主要的是——这是一个缺乏远见的新阶层，没有能力抓住主要问题，尽管它拥有了巨大的财富，但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社会都缺乏一种责任感，这让俄罗斯付出了高昂代价。” 归根结底，俄罗斯的资产阶级既不是一个阶级，也还算不上一个阶层，不应当期待俄罗斯的大寡头们会表现出另外的行为，按照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批评行事。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2)
如果按照西方的财富规模和标准，即使是俄罗斯最大的资本家也无法算得上是特别富有的人。2000年，没有一位俄罗斯大资本家能够进入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年度富人榜。但在2002年，已经有一群俄罗斯富豪进入了全球最富有的100人、200人和500人的名单当中。针对这一现象，《生意人报》和《货币》杂志写道，“我们的寡头们变得更加富有了”，“在《福布斯》名单中，俄罗斯人更多了”。在俄罗斯的富人们当中，居于领先地位的是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罗曼·阿布拉莫维奇、米哈伊尔·弗里德曼、弗拉基米尔·波塔宁、瓦吉特·阿列克佩罗夫和弗拉基米尔·波格丹诺夫，其身价在10～70亿美元之间。不过，许多评论者其实是明显地将商人们的个人资产与他们全部流动资金混淆在了一起，而实际上，是不应当混淆整个公司的资产和该公司所控制的个人资本的。在俄罗斯，尚没有建立起有价证券市场，也缺乏一个资本的私有财产制度。众所周知，就是现在，俄罗斯最大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量也要比日本、英国、美国或瑞士最大的商业银行的总量少几百倍。所以，俄罗斯主要富人们的个人财富状况只是一些人凭道听途说或是根据间接资料来确定的，其实有些人是强烈抗议将自己描绘成亿万富翁的。
在2000年，向俄罗斯税务总局申报个人收入的500万人当中，只有5万人在申报单上注明年收入超过3万美元。当然，俄罗斯有几百名非“卢布”而是“美元”的百万富翁，但却很少有人去向税务总局公布自己的收入。
恰恰在这一点上，俄罗斯的寡头存在着主要缺陷：它没有也不曾有过合法积攒起来的财富，并且他们这些巨大的财富也没有得到社会的积极评价。俄罗斯寡头们所拥有或控制的巨大财富并不是辛勤劳动、天才创造、科学发现和发明的结果，而是在苏联经济体系崩溃的情况下蚕食鲸吞国有财产得来的。在俄罗斯的寡头中，没有自己的爱迪生、福特、卡耐基、比尔·盖茨、洛克菲勒、洛希尔，几乎所有的俄罗斯金融和工业大亨都只是10～15年前才开始自己的经营活动的，他们中有的人“根据委托”在“受委托”的银行里、在国家石油出口部门从事经营活动，或者依靠小公司、甚至是靠共青团做生意起家。上述一切，让俄罗斯的商业活动产生一系列缺陷。俄罗斯的大资本家几乎从不与中小企业建立任何关系，而后者则以更为自然的方式形成。
但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讨论“寡头”和“寡头资本主义”呢？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政权的支持与保护、没有直接影响甚至是贿赂政权的话，俄罗斯大型商业活动不可能在1992～1995年这有限的几年里迅速膨胀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富有侵略性的商业集团开始巩固自己与政权的联盟，加强自己对当局的影响，但他们既不考虑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也不顾法律的问题。正如亚·索尔仁尼琴所言，当“政权以对受他们统治的人民的命运，甚至对人民是否能活下去都一味地持冷漠态度的面目出现在人们大家面前”的时候 ，就导致了极大的社会紧张局面。在俄罗斯，有超过50%以上的公民认为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处于“贫穷”和“赤贫”状况。
但是，不仅仅是寡头对政治权力的追求，还有他们的不负责任也对俄罗斯社会产生了很大威胁。在苏联，根本就不曾存在私有资本，资本投资的方向和规模均由国家计划来确定，但是到1992年，国家投资体系与国家计划一起走入了历史。其实，那时私人资本规模还不大，也无法满足所有俄罗斯经济领域的投资需求。众所周知，以最低代价换取最大利润是资本主义经济天然的和主要的刺激因素。1992～1997年，俄罗斯的金融投机赢取了巨大的利润，寡头们也恰恰将自己的主要精力和主要资本投到了这一领域。
1998年8月的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国际市场的能源价格上涨，寡头将资本投向了石油、黑色和有色金属工业以及能够获得最大和最快利润的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不过，这导致了许多对于国家来说非常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失去了资金和发展前景。在俄罗斯，谁会去关注国防工业部门的发展以及铺设铁路和公路呢？所有人都知道，这些部门的利润回报既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快。沃罗涅日、乌里扬诺夫斯克、喀山等市的大型飞机制造企业没有收到生产新一代大型民用飞行器的订单，而俄罗斯最大的航空公司正计划购买欧洲和美国的产品，以取代已到退役期的俄罗斯民航客机。
对于俄罗斯来说，它是否需要保留那几十个庞大的自然垄断部门——包括“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统一动力公司”和铁道部？在最近10年里，是否还有人将资金投向那些今天已经不能用的俄罗斯城市的大型住房公用事业的发展、现代化和维修上面呢？2000/2001年冬季，滨海地区的许多城市状况极度恶化，不过，这仅仅是俄罗斯北部地区生活保障的整个系统全面恶化的一个前兆而已。
是的，俄罗斯的生活保障体系无疑非常笨重、不经济，需要利用市场经济的杠杆对其进行改革，但是，所有上述一切都必须在考虑俄罗斯居民的利益和承受能力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进行。我们不可能将几十个俄罗斯核工业城市和军事工业的科研生产中心都搬迁到更为温暖的地方去，因为它们完全是根据安全和保密、而非商业效益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可以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苏维埃政权成立的70年间所形成的巨大而笨重的生产力与俄罗斯从1991年才诞生的新的生产关系之间矛盾急剧尖锐化的结果。这种矛盾的结果导致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毁坏。这一进程不可能是自发地进行的，而俄罗斯经济和社会矛盾也无法在寡头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得以解决。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3)
今天，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需要进行严肃的和循序渐进的改变。在21世纪初俄罗斯的现实条件下，新的生产关系体系只能是国家资本主义体系。诚然，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也隐含着许多危险和弊端，其中包括官僚主义和腐败。在当代俄罗斯历史上没有形成阶级、集团和阶层的条件下，主要的执政阶层——高级官员几乎成了不受控制的、国家的主人。
但在今天，与斯大林时期、后斯大林时期的极权体系以及寡头资本主义体系相比，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对俄罗斯来说是更能被接受和进步的体系。
俄罗斯寡头遭到惨败
1997年3月被任命为政府第一副总理的鲍里斯·涅姆佐夫宣布，他将要同寡头进行斗争；尝试要进行这种斗争的还有总理谢尔盖·基里延科；更认真地想抓好这件事情的则是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总理，他命令着手调查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帝国”各家公司以及与帕维尔·博罗金掌握的克里姆林宫庞大资产有关联的各种公司。但恰恰是普里马科夫的主动出击招致了鲍里斯·叶利钦的不满，从而促使普里马科夫总理下台。在2000年5月7日之前，弗拉基米尔·普京一直对其行动和声明保持克制，让人们看不出他将用多大力度同寡头们进行斗争。在5月、6月的时候，一切开始发生了变化，俄罗斯总检察院首先将目标锁定在那些媒体大亨身上——那些大亨为了自己的利益控制和利用了“独立电视台”和俄罗斯“公共电视台”频道以及许多家报纸。传讯和搜查的根据，是这些大亨曾经给国家造成几亿美元直接经济损失的金融投机和欺诈行为。在评论这些事件的时候，弗拉基米尔·普京曾援引法律，并请人们不要将金融舞弊和腐败问题同新闻自由问题混淆起来。对此，普京的对手们除了喋喋不休地说明其他寡头也有金融舞弊行为以外，再没有找到任何其他的反对意见。当然，那些寡头也受到了警告。
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的命运已经人所共知。他们两人都亡命海外，住在国外自己的别墅里。这两个人都被提起了刑事诉讼，俄罗斯总检察院不时提出这个问题，要求将这两个前大亨引渡回莫斯科。
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的失败是所有1996～1999年此类型寡头毫无疑问的失败。在俄罗斯政治和经济世界中，像列姆·维亚希列夫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的状况也发生了变化。俄罗斯一些最富有的人开始试图积极参加地方行政长官的竞选，帮助那些萧条的地区提升经济和社会水平；而实质上，他们是在利用自己掌握的行政资源为自己攫取利益。这种寡头与国家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特征，在楚科奇州行政长官罗曼·阿布拉莫维奇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个例子再次证明，普京总统不曾也没有打算宣布对所有大商人开战，尽管也考虑他们还有不太清白的过去。在俄罗斯，所有以前的行政命令经济管理体制都已被彻底摧毁，而要恢复旧的国民经济秩序已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已经走上了叶戈尔·盖达尔所希望的那条“不归路”，不过，还没有到达“乐土”的地步。
在俄罗斯，已经形成了新的对经济部门和地区机构的管理体系。这种管理体系非常复杂，并且还不是太明晰，在不同部门和地区，这种体系也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要重新分配财产或者改变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结果的想法对于所有人来说都会产生致命后果。金融工业集团、各种形式联合体、控股公司或者是一体化商业集团都能够为国家经济管理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而这些实体都由被我们称为寡头的人来领导。今天，国家需要大资本家的支持，但是人们不能继续容忍大资本家们各种形式的舞弊行为以及尝试影响国家政治决策的行为。关于这一点，2001年1月底普京总统在克里姆林宫与21位大资本家组成的代表团座谈时也已经有所涉及。根据企业家自己的感受，这次会谈的主要口号是：“我们离政治远一点儿”以及“我们应当准备为俄罗斯服务”。阿尔卡季·沃尔斯基则请普京不要相信存在所谓资本家们反对总统的阴谋说法，总统普京回答说：“信我是不信，不过我会对此予以关注。”在俄罗斯大资本家们公开宣布不再干政的同时，这些人也失去了令人生疑的寡头特权。许多报纸将克里姆林宫的“一月会谈”定义为“前寡头与总统”之间的座谈会。有资料显示，政府和克里姆林宫总统办公厅的官员们曾得到过指示，要求严禁在公开声明中使用“寡头”一词。
现在，在俄罗斯权力体制中，寡头政治已经不复存在。对于这一点，寡头们自己也承认。正如《政权》杂志所认为的那样，“现在大资本家已经不能通过总统来控制国家，而只是畏怯地希望总统领导他们和资本”。 好像，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不经意间就宣告了寡头政治走向末日。寡头们所遭受的损失既没有在俄罗斯社会上、也没有在商业经营上造成任何影响。在评述大商人与总统在克里姆林宫的会晤时，“莫斯科实业界银行”董事长亚历山大·马穆特说：“在普京时代，经营变得更加轻松了。对于商业活动来说，国家的整体环境更加趋于优化。”另外一些会晤的参加者说：“普京对生意的态度变得更加温和。”
情况并没有像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所号召的那样，西方的社会舆论和传媒纷纷支持俄罗斯的寡头们。无疑，西方媒体在1993～1996年间曾刊登了不少文章来赞扬米·霍多尔科夫斯基、亚·斯摩棱斯基、弗·波塔宁、瓦·阿列克佩罗夫和布伦察洛夫这样的商人。不过，那时也有一些很有影响力的美国报纸开始将阿纳托利·丘拜斯看作是“卑鄙、伪善的人物”，而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甚至成了“克里姆林宫的教父”。在1998年8月17日的金融崩溃后，西方商界已经不再将俄罗斯大银行家看成是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西方银行和大型投资公司在与俄罗斯银行的合作中得到的不是利润，而是巨大的损失。在西方，谁也没有起来支持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领导的运动。恰恰相反，它们对那本在美国出版、有大量揭露别列佐夫斯基金融骗局内容的书籍大肆评论。这本书透露，正是利用金融骗局，别列佐夫斯基才得以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由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汽车代理商一夜暴富，成了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之一。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4)
在2001年1月17日，对普京2000年的所作所为并不友善的意大利《共和国报》曾写道：“许多观察家们都认为，作为总统的弗拉基米尔·普京所取得的最主要成就是战胜厚颜无耻、无法无天的阴谋家——即人们口中的‘寡头’，这些人曾一度牢牢地控制住了权力。与此同时，这些人还创建了一个并行的权力机构，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却能对俄罗斯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施加影响。普京非常善于管制这些凭借在苏联和俄罗斯国家财产私有化的过程中使用骗术不费吹灰之力、没冒任何风险就捞取了巨额财富的人。”
毫无疑问，俄罗斯寡头在2000年夏秋的失败是俄罗斯国家在1993年以后政权构成以及性质的最大转折点。但是，这是一次平静的转折，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次上层革命。只有在非常强大的联盟的支持下，普京才能在俄罗斯政坛完成这场巨大的转折。
国家资本主义革命的推动力
为了让寡头“远离”政治权力，首先需要巩固俄罗斯国家的所有主要机器：军队、护法机关、特工部门、总统办公厅；其次还要提高政府公务员、教师、军人、法院和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工资。
1991年的自由化革命促使苏联共产党土崩瓦解。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不仅包括苏共中央以及地方的庞大机构，还有苏共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部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受到毁灭性打击，不过在此之前它就早已经变成一套教条主义的公式，严重脱离了现实生活。不过，与1917年的十月革命不同，1991年的这场革命并没有将摧毁国家机器作为自己的一项任务，所有国家机关都没有遭到毁灭。在20世纪末，一旦没有了这些国家机关，国内老百姓以及城市和乡村的正常生活根本无法得到保障。
有人预言，军队、护法机关、特工部门、大型工业系统以及科学、教育、卫生和文化系统都将独立于现今由民主派规划、公布和发展的政治之外。尽管民主派领导人曾在1990～1991年号召人民起来为争取民主、自由，反对特权而斗争，但事情并不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他们所有人都没有料到，自己会那么快、那么轻而易举地就赢得了胜利，以至于他们还没有为接管政权和管理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做好准备。
民主派没有能够提出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发动起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没有从众多零散的小党派中形成一个富有活力的政党。从“民主俄罗斯”到“俄罗斯民主党”，从“俄罗斯选择党”到“俄罗斯统一和谐党”，从“改革——新方针”到“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诸如此类的这些小政党尽管都希望能够发挥政权党的作用，但实际上却又都不具备执政党的品质；而作为一个民主反对派的政党，“亚博卢”集团又极其弱小。表现得弱小的还有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当中，该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东正教、苏联的爱国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混同在一起。
尽管丘拜斯、盖达尔、布尔布利斯和鲍里斯·费奥多罗夫这些活动家也想采取某些类似于第一代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以及声明，但历史学家认为这些不过是第二版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政策罢了。看来，将这些人称为“二月革命党人”的索尔仁尼琴完全正确。要是没有叶利钦以及他长期在自己身边及政府中精心的培植，整个自由民主体制恐怕不能支持两年，就像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和阿尔贝特·马卡绍夫（叶利钦在1993年的主要反对者）三人联盟在俄罗斯不可能成气候一样。
众所周知，总统办公厅在90年代试图发挥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作用，这期间其办公地点就设在老广场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大楼里。恰恰是在这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临时性意识形态理论并诞生了总统国情咨文。不过，所有这些理论由于变化过多并缺乏说服力而无法成为国家建设的基础。国家机关无所适从，工作情况越来越坏。显而易见，鲍里斯·叶利钦总统不喜欢也不珍视作为苏联遗产的国家及其庞大机构。早在1990年，当鲍里斯·叶利钦被选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时候，他就认定俄罗斯联邦事实上不存在自己的国家机构，其所有主要问题都是由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直接解决的。
伊万·波洛兹科夫、根纳季·久加诺夫和阿尔贝特·马卡绍夫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并不强大，也缺乏威望，对管理体制鲜有改变。但仅仅过了一年，几乎没有经过任何斗争苏联就被摧毁了。由叶利钦及其羸弱班子管理的是一个庞大而杂乱无章的苏联国家机构和机关以及以国防工业为重点的整个苏维埃俄罗斯经济。而新俄罗斯的领导层无法有效地支配这些遗产。
俄罗斯国内形势非同寻常。在90年代，广大民众人心涣散、情绪悲观，而市场经济艰难、痛苦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并主要以中小型生产的面目出现在商业和服务领域。这些领域在苏联时期不存在，也并不为社会所需要。从苏联时代开始，重工业、国防工业、交通运输业、航天部门和能源、冶金、采掘工业的基础部分就几乎停滞不前，还逐渐开始走下坡路。开始衰落的还有那些尽管艰难但仍勉强支撑国家安全和保障社会生活、引领大众免受崩溃和混乱的庞大国家机器。在俄罗斯，大约200万人的武装力量得以保留下来，其中包括几十万名军官。尽管他们很贫困并表现出不满，但仍尽职守。在各自岗位上继续工作的还有几十万名特工人员以及那些拥有良好职业技能的其他人。但是，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他们都没有从国家那里获得充分肯定。一旦这些人被边缘化，国家安全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他们经常消极对待不断增长的有组织犯罪、恐怖活动和腐败行为。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5)
主要公务员队伍以及从事管理的那些人，其中包括城镇、乡村、州、边疆区、特大城市、联邦政府，甚至总统办公厅、国家杜马以及其他高级官员的处境更坏。这些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在实质性下降；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许多先前拥有的特权失去了意义；他们中的许多人纪律涣散，在失去了明显前途和稳定领导的情况下，不再认真理会政治人物的指示；几乎整个监督国家机关的体系都已经全部瓦解。
状况悲惨的还有民警系统，检察院、法院和教养惩戒系统以及消防系统。几百万在军工综合体里工作的科学家和高级工程师被极度贫困所折磨，备感屈辱，觉得自己无用武之地。持这种感觉的还有几百万教师、医生、大学讲师、文化活动者和中下级公务员。科学家、教师、军官、急救人员以及劳动教养所的工作人员们纷纷罢工、绝食甚至自杀以示抗议。恰恰是这些受过教育、尽职守却又对自己处境感到沮丧的广大民众，构成了新的、按照社会经济特性来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革命的政治大军。
这不是一场从社会底层发动起来的革命，所以其中并未伴随着阶级革命中所发生的骚动和混乱。但在俄罗斯，正是人们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抗议构成了变革的基础。1999年底，俄罗斯社会怨声载道，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可以说俄罗斯在1997～1999年的局面是，社会底层不想再像以往那样生活，而上层也无法再按照先前的模式管理国家。这时，这里所缺乏的只是一些主观因素，包括新思想、政党、明确目的和领袖人物。
而当弗拉基米尔·普京这样一位令许多人感到意外的新领导人走上总统职位后，整个国家的局面开始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在解决危机方面，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迈出了重要一步，他所领导的竞选联盟在1999年秋天继续朝着化解危机这个方向前进。普京与普里马科夫相伴并行，不过前者手中拥有权力的所有主要杠杆，并且非常善于最有效地利用它们。改变衰落的局面并不是靠混乱，而是靠克里姆林宫改朝换代以及自由选举。当然，正如我们在2000～2002年所看到的那样，上述一切不过是一场巨大变革的开始。在俄罗斯实现国家资产阶级革命，需要新的意识形态和政党。如果没有一个有声望的政治领导团体，弗拉基米尔·普京就无法实现自己已经开创的事业。他非常清醒地明白，该如何判断2003年的政治事件。
从很大程度来说，寡头退出历史舞台是历史必然规律。对国家而言，再也无法忍受下面这种状况长期持续下去：几百万在国家机关工作、拥有良好职业技能并对社会起着极为重要作用的人被漠视，生活在贫困之中；那些不择手段的投机商、冒险家、犯罪集团的头目和阴谋家们不仅在恣意享受，而且还继续毁掉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弗拉基米尔·普京这样的人物横空出世并走上总统宝座绝非偶然，而是合乎规律的现象。普京之所以能够取得“全面成功”这样的非凡成就，首先是他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时代要求，与国家和社会生活逻辑相吻合。
在谈到必须“走过一段弯路”才能改变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时，鲍里斯·叶利钦尝试走一条违背合理的社会发展逻辑的道路。但要知道，早在1918年冬春列宁也曾想向落后的俄国立即输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结果却爆发了内战和红色恐怖。当时，只是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国家才得以被拯救出来，但时间并没有持续很长。
在历史上，这种类似事例并不鲜见。
普京正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
早在2000年1月底，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期间，《费城问讯报》的一位女记者向俄罗斯代表团提出一个著名问题：“普京先生是位怎样的人物？”回应她提问的是俄罗斯代表们令人难堪的沉默和大厅里的哄堂大笑。又过了一年，2001年1月底，同样是这位女记者，她用另外一种方式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普京先生要将俄罗斯建设成一个怎样的国家？”当时担任副总理的阿列克谢·库德林对此解释说：普京是位法律专家和民主派人士，他不会损害俄罗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这一答案很难让人感到满意，因为这只是保证遵守法律，而非帮助确定国家性质。
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亚历山大·伊万琴科和阿列克谢·萨尔明在《独立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国家当中？向前走老路或者向后退回未来？”的长篇文章。这篇文章对弗拉基米尔·普京多有指责和警告，作者们认为，普京过度迷恋建立莫名其妙的“政权机器，但却放过进行必要改革的时机”。 但几位作者却没有对自己的观点做一个正面的阐述。在高等经济学院的一次有关2000年年终总结讨论会上，一些政治学家认为这一年是“消失了的一年”或是“丧失很多次机会的一年”，而另外一些人却称之为“伟大转折的一年”。但是，后者没有说明这种转折从哪里开始、奔向何方。
《独立报》为瓦列里·费奥多罗夫、维亚切斯拉夫·伊格鲁诺夫、列昂尼德·约宁、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西蒙·科尔东斯基、康斯坦丁·特鲁耶夫采夫等人的发言加上了下面这些没有任何乐观主义情绪的标题：“普京将俄罗斯冻结了”、“普京——国家机关的人质”、“普京执政——这是革命的末日”、“精英们不理解普京的纲领”、“真相大白那一刻尚未到来”、“专家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世界缺乏全面了解” 。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也对弗拉基米尔·普京2000年的政策和工作深表不满，但他并没能列举出任何事实和证据，只是一味地向自己的读者和听众灌输普京是想同时保存“犯罪寡头体制”和建立“警察国家”的思想。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6)
国家资本主义——相对来讲这是人们很熟悉的经济、社会政治现象，对这一制度进行研究的有马克思主义的和通常被人们称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毫无疑问，自1933年起到“二战”结束这段时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活动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今天，国家调控仍在法国和日本的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在西欧各国当中，其经济的国有经济成分非常强大。而在更为弱小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由国家来保证对民族资本家的支持，帮助民族资本家能在与更为强大、更加富有的对手进行竞争中得以生存，甚至继续发展。韩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是在国家的支持下制定的。在近20年时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理智而小心翼翼地将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则与经济发展制度结合起来。邓小平对此的论述非常精辟：“不管黑猫还是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归根结底，“国家资本主义”是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而第一位开始使用它的人是弗·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多次写过：“开始让资本主义生产实现国有化，将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与国家的巨大力量联合成一部机器，使千百万人处于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组织之中。”
在西方政治经济学里，对于经济中的国有成分使用的是其他概念。在西欧国家中，通常将那些国有企业归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认为其主要是社会民主党政府的产物和二战结束以后的初期左派政府的遗产。
在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也曾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过讨论。在前苏联的斯大林时期，那些主要靠古拉格（集中营）囚犯们的劳动建造起来的生产核武器的各种大型工厂，应该属于哪种形式的所有制呢？在这里，使用18世纪的“官营”企业这个称谓更为贴近实际。那么，如今的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是哪一种形式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未来的几年中就会看清楚了。
应当指出的是，俄罗斯的大型私有资本将会保存下来，但它将被置于国家一定程度的监控之下。得以保存下来的还有国有经济，特别是在国防生产领域以及某些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型公司。但是，不应当为各领域中的中小企业发展制造障碍，而应支持其各种形式的自我管理。对此，作为著名的医生和政治家的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表现得最为积极。所有主要的社会保障形式都将保留下来。
实际上，俄罗斯今天所拥有的国家资本主义公司与法国、日本、韩国或者中国的公司和模式有本质的区别，有很多需要非常认真地从科学、经济、社会、政治学、社会心理以及法律的角度加以研究。所有工作只是刚刚开始。
在俄罗斯获得很好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之一就是“市政资本主义”，圣彼得堡市、萨马拉州、鞑靼斯坦和巴什基尔地区都实行了调控机制。国家资本主义实行得较为顺利的是“莫斯科模式”，这是在市长尤里·卢日科夫的领导下于10年前开始的。在这些市政资本主义模式中，我们看到其中既有许多优势，也有不少危险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俄罗斯在21世纪初不仅拥有了一位新领导人，而且还确定了新的发展方向，并且很有可能延续几十年。
健全意义上的经济学
登上权力顶峰之初，弗拉基米尔·普京既没有组建好自己的班子，也缺乏明确的经济和政治纲领，因此，他拒绝发表声势浩大的宣言，直到其经济纲领伴随着大量具体问题的解决而逐步形成。早在1999年秋季，当弗拉基米尔·普京还是联邦政府总理的时候，他就不得不讨论和解决众多的具体问题和事务。很显然，当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理在同时履行总统职责的时候，由他做最后决定的问题数量显著增加。
就连在总统竞选期间，普京也没有能够制订和公布详尽的经济纲领。对于许多问题，普京都不拒绝回答，他没有选择沉默。不过，他显然在刻意回避匆忙做出决定，我们可以将他循序渐进制订的经济纲领看作是健全意义上的经济学。
1999年12月，普京在互联网上发表了长文《千年之交的俄罗斯》，比较宏观地公布了自己的某些经济纲领。《生意人报》和《独立报》对此做了转载。2000年2月、3月，普京用不同的形式公布了许多材料，以帮助人们了解他作为总统候选人施政的目的和任务。这些材料还见于普京在对支持者发表的演讲以及致俄罗斯选民的公开信当中。大多数拥有健康思维的人并没有反对这些文件。在《首脑人物谈话录》一书中，普京详尽阐述了有关俄罗斯国家建设领域的最为重要的思想，其中大量篇幅和整个章节已经在俄罗斯的许多家报纸上刊登了。
当然，也有针对普京纲领性材料的批评。例如，长期以来就积极支持亚夫林斯基的《共同报》及某些其他报刊称普京的纲领是为“头脑简单者”而制订的。我不想参加到这种辩论中去。归根到底，俄罗斯的经济纲领是为全体人民制订的，而不单单是为在亚夫林斯基身边、自以为是地将自己看成是“精英”人物的知识分子们制订的。
普京的文章和讲话与“温和的自由主义”、“自由保守主义”、“国家主义者”、“文明的爱国者”等定义完全相符。普京谈到了社会伙伴关系，对儿童、退休者、病人以及低收入者权利的保护。他支持市场经济，但不是简单地谈论原则，而是真真正正地认为它更加高效。普京的意识形态并不是非常刻板、一成不变。显然，他既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是亚夫林斯基那样夸夸其谈的人，与盖达尔、丘拜斯这样的激进人物也相去甚远，与久加诺夫这种顽固落后分子更是格格不入。当然，普京也非狂热者和蒙昧主义者，这两种人今天在俄罗斯还为数不少。恰恰是这一点，帮助弗拉基米尔·普京在2000年3月26日的总统大选中赢得了胜利。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7)
在发表总统就职演说之后，各种政党、流派或一些专家团体向弗拉基米尔·普京提出的形形色色的建议和提议有了实质性的增加。右翼阵营的经济学家们也制订了几个诸如此类的纲领。早在1999年12月初，右翼力量联盟领导人谢尔盖·基里延科就曾往位于白宫的普京办公室递送了一份宏大的俄罗斯经济发展纲领。从自己家里的电视屏幕上，我们看到了这份厚厚的纲领。而一些极端自由主义阵营的经济学家则提议，“一切从头开始”。
认真完成了一份右翼激进自由主义纲领的是“自由主义使命”基金会，其领导人包括叶戈尔·盖达尔和叶夫根尼·亚辛这两位“自由主义革命”的思想家。“高等经济学院”、“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研究所”等机构参与了这一纲领的起草工作，而这份纲领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颇为欣赏。2000年4月，该组织的一位领导人斯坦利·费希尔曾经来到莫斯科，亲自了解俄罗斯局势和这个国家的新总统。
激进自由主义者明白，俄罗斯老百姓再也无法承受类似“休克疗法”的任何新的尝试。因此，一些激进自由主义者建议弗拉基米尔·普京不仅要利用自己的声望，而且还应当采取极权手段来完成新一轮激进经济改革。阿尔法银行总裁彼得·阿文还曾向普京提出建议，希望他借鉴智利皮诺切特将军的经验(“里根经济学”、“撒切尔主义”与独裁的混合体)。这位银行家称，他曾几次与弗拉基米尔·普京谈起过这个话题。
有证据显示，普京曾认真研究过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建议。能证明这一点的是，普京任命了经济学家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作为自己的经济顾问，后者以前曾公开承认自己属于右翼自由主义阵营。但是，普京也明确宣布，他拒绝接受任何专制独裁、暴力压制、“休克疗法”和“新革命”的思想，他将致力于以建立“可控市场经济”和保持社会稳定为前提的改革。
起草特别宏大的右翼自由主义纲领的还有亚夫林斯基领导的“亚博卢”集团的专家们。德米特里·利沃夫和列昂尼德·阿巴尔金院士领导的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提出了未来10～15年的经济发展纲要。非政府科研机构“俄罗斯管理学院集团”领导人阿列克谢·波德博利斯基也主持起草了“俄罗斯发展战略”文件。
有影响的独立机构“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出版了一本有名的著作，其中发表了类似的纲领。在谢尔盖·卡拉加诺夫领导下，40多位专家用了14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俄罗斯战略：2000年总统日程表》这本著作。自然，俄罗斯共产党也有自己宏大的经济纲领，它由谢尔盖·格拉兹耶夫领导的一批非常专业的经济学家共同制订，前苏联计委领导人尤里·马斯柳科夫也参与了该纲领的起草工作。
众所周知，早在1999年，与总统关系密切的经济学家格尔曼·格列夫受普京委托创建了“经济研究中心”。分属各流派的几十位经济学家参加了“俄罗斯2010年前发展战略”这一纲领起草工作。2000年4月底之前，文件就已经完成了，其各个章节在俄罗斯报刊上开始进行激烈讨论。由格列夫主持制订的发展纲领遭到左翼出版物的强烈批评，尽管格列夫本人已进入政府担任了经济部长，但他主持制订的纲领却没能成为政府活动的基础文件。
最近1～2年制订的、不带有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紧急措施纲领成了政府工作的基础。起草这份工作纲领的正是普京，这在他自己2000年7月8日致联邦会议的国情咨文中做了说明。普京在这种情况下向人们证明，他是一位实用主义政治家，他把任何一项纲领都看成是一种补充措施而非法律。在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中，卡尔·马克思批评欧洲一个主要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时指出，“我们的运动”向前迈出的任何一个实际步伐归根结底都比上千份纲领重要得多。我认为，弗拉基米尔·普京正在重复上述这些话。
从苏联那里继承下来的俄罗斯经济非常复杂，并且也各不相同。它在各种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且很不均衡，也不能在某个严密的“科学”的纲领基础上向前发展和重建。在目前条件下，很难用某种统一的纲领去要求国防工业部门和农业的发展，各部门的发展纲要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制订。就连石油和天然气部门也存在各种条件和所有制结构，这要求我们应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在俄罗斯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市场关系的条件不尽相同，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与电力能源的生产条件也各不相同。因此，应当看到，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这种不均衡性在最近10年来不仅没有得到消除，反而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遗憾的是，俄罗斯此前不久的领导人对于即将在俄罗斯建立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道路和原则知之甚少，甚至还不如斯大林或者勃列日涅夫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了解得多。国家的状况并非没有希望，但却根本不存在取得成就的简单方案和捷径。在今天的俄罗斯，尽管不是同时，但在各个不同方面都存在影响发展的几百种因素。不难看到，也确实存在一些消极因素，其中包括形式多样的犯罪和吸毒的上升，犯罪组织渗透到国家机关当中，资本的非法输出，人才流失，尖端技术和科研院所被破坏，人民饮食和健康指数下降，教育水准下滑，社会保障缺乏，贫困，剧院、博物馆和图书馆的破败，分离主义、极端主义在俄罗斯各个地区冒起——这一切都好比是船只底部的大洞，需要人们经常去修补、堵塞。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8)
不管是何种形式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选择与上述过程相妥协，就像国家无法与由于自然界的破坏性剧变所导致的毁坏相妥协一样。在俄罗斯显然也存在着一些有积极意义的因素。例如，国家拥有储量丰富的天然资源，公民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水准很高，拥有数量众多、需要复杂工艺的生产部门、世界一流的科研中心和有强劲竞争力的企业，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凝聚了数百年的民族财富和文化财富，民族觉悟的增强，进取精神、主动精神的提升，语言优势——上述所有一切都成了继续支撑俄罗斯这个国家和民族共同体大厦的支柱和承重结构。
但是，无论是公民还是整个国家，都应当考虑其他许多因素。例如影子经济，它在俄罗斯的出现并非犯罪集团组织渗入经济领域的反映，而是国内居民和实业界对混乱和专横、对外行的虚弱政权、对腐败行为以及没有正常经济立法的自然反映。
在俄罗斯，调节经济关系和金融关系的法律还非常有限。美元在这里可以自由流通，与其他独联体国家之间的边界尚未完全划定，进口商品大量涌入，个体贸易，存在着盗版电脑软件和影视产品的非法市场，来自乌克兰、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及其他中亚国家的“打工仔”——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单单靠警察和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而且还需进行认真地研究、调节，在很多时候还需法律支持，而非简单粗暴地禁止。
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政府拒绝继续执行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和鲍里斯·费奥多罗夫在俄罗斯搞“经济专制”时所使用的各种强硬措施，而是选择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折冲樽俎、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行。为了遏制不断复杂的严峻局面，普里马科夫政府有意识地拒绝使用某些强大的政治和经济手段。政府没有选择从根本上消除痼疾，而是让矛盾缓解下来，只尝试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并且，他不能不考虑即将举行国家杜马和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的现实。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每届政府都应该感到自己是临时性的和技术性的。
但在2000年底，俄罗斯的政治形势出现了必需的稳定，而国内经济也摆脱了严重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为使国民经济不至崩溃、国民避免饥寒交迫，俄罗斯执政当局已经不能满足于仅仅解决局部问题，他们需要努力为未来做准备，为未来10～15年俄罗斯经济的发展提供高效的、符合国家利益和机遇的政策基础。今天，国家领导层无权搞那种不依靠大多数民众支持的改革。
当然，也有很多只能由专家们进行专业性的讨论以及提出具体解决办法的局部问题和专门问题。不过，还是应由全体人民参与讨论那些主要的经济问题和改革的方向问题，而不是单单吸引职业经济学家参加。怎样总结2000年全年度工作，弗拉基米尔·普京对此非常清楚。
下面，我们列举一些例子和看法。
不逢迎外国的“最高权威”
弗拉基米尔·普京于2000年7月8日在克里姆林宫宣读的俄罗斯联邦总统致联邦会议的咨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长时间都在进行选择：是等待着别人为我们提供建议、帮助和贷款还是立足我们自身的特色、自己的力量，并以此为支柱来发展国家。要是俄罗斯继续衰弱下去，我们的确不得不去做这种选择，那将是一个弱国的无奈选择，也将是一个软弱者的选择。而对于俄罗斯来说，强大是惟一现实的选择。强大而自信国家的选择并不违背国际社会的意愿，俄罗斯不会与其他强大的国家为敌，而是要和它们和平共处。” 这是普京立场的主要出发点。
俄罗斯需要研究世界所有国家的经验，其中包括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重建自己民族经济的国家、从殖民时代的停滞和衰落中摆脱出来的国家，或者是那些70～80年代在不同程度上试图发展市场关系的国家的经验。在工业化初期，就连斯大林也曾经允许邀请几百名德国和美国工程师、专家来苏联进行合作并为苏联提出建议。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应当注意限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