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传
编者：编辑
第一篇
1917年9月，李克农18岁时，与芜湖一家颇有名气的照相馆老板的女儿赵彩英结了婚。赵彩英出身于小康之家，父亲虽然经商，但思想相当开明，他不顾周围人们的议论，毅然将赵彩英送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使她成了芜湖历史上第一批进学堂读书的女性之一。
巨人的成长地
安徽芜湖，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
青弋江、漳河、运漕河从中悠然而过，浩荡的母亲河———长江，在她身旁安然流淌。她，头枕赭山怀抱，雄踞大江之滨，历来被誉为“长江巨埠，皖之中坚”。古人曾留下“大江烟外动，春鸟渚边鸣”的诗句，来描绘这里宜人的景色。
这颗长江之滨的璀璨明珠，古往今来，养育出中华民族多少优秀的儿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夏大地云遮雾障，黑云压城，英、法、美、日、德等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抢占租借地、瓜分势力范围，中国北方正涌动着反对外来侵略的义和团运动的怒潮。而中国的南方，却显得相对平静。
1899年9月15日(农历己亥年八月十一日)，江城芜湖仍然笼罩在一片盛夏的余威中，人们心情焦躁，烦闷不安。
“哇———哇———”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从鸡窝街(现吉和街)马家巷1号传了出来，这户姓李的人家添了个长子。全家老小个个笑逐颜开，最高兴的莫过于孩子的父亲———一位名叫李哲卿的中年人，他给男婴起名“李克农”。
李克农的先辈是从巢县炀河中李村辗转来到芜湖谋生的。到了李哲卿这一辈时，家境已经较为富裕了，李哲卿在芜湖海关供职，收入相当可观。
李克农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座江南小城度过的。
1910年，李克农11岁时，父亲送他到芜湖安徽公学附属小学读书，在这儿，他结识了日后成为著名作家、文学史家的阿英(即钱杏)，并且成为终生好友。
1914年，15岁的李克农考入当时芜湖最有名气的教会中学———美国圣公会创办的圣雅阁书院。
李克农读书期间，中华大地上军阀割据，政潮叠起，局势诡秘难测:
1914年1月，白朗起义军由豫入皖，攻克六安、霍山，转战一月余。同年8月，在袁世凯政府大兵围剿下，起义失败；
这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集国民党员组织成立中华革命党，宣布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开始反袁斗争；
1915年1月，日本政府为独占中国，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妄图把中国政治、军事、财政及领土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而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支持他做皇帝，于同年5月基本上接受了“二十一条”。12月13日，袁世凯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并定下年为“洪宪”元年，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孙中山在日本发表《讨袁宣言》，蔡锷在云南发动讨袁的护国战争；
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刊《青年杂志》(第二卷改为《新青年》)，宣传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专制和迷信，抨击以孔孟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思想，揭开了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新旧交替的时代，它不断地呼唤着巨人，也每时每刻在铸造着巨人。
李克农就生长在这样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里。他所在的学校，一直弥漫着革命的空气，黄兴的好友赵声、进步的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进步僧侣苏曼殊都曾经在他就读的学校执教过。他的伯叔兄弟辈中，也有不少人同情或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年幼的李克农深受影响，他曾经写过一篇以鸭子场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发表在上海的一揭刊物上，反映了要求革命的思想倾向。1917年9月，李克农18岁时，与芜湖一家颇有名气的照相馆老板的女儿赵彩英结了婚。赵彩英出身于小康之家，父亲虽然经商，但思想相当开明，他不顾周围人们的议论，毅然将赵彩英送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使她成了芜湖历史上第一批进学堂读书的女性之一。赵彩英后来改名赵瑛，她既是一位温柔善良、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又是一位刚烈机警的女性。婚后，她生育了三子二女(女李宁、李冰，子李治、李力、李伦)，同李克农安危与共，相濡以沫，走完了漫长的一生。
创办民生中学
从1917年到1924年，李克农先后在北京、上海、安庆、六安等地辗转。他在北京《通俗周报》社做过发行工作，在安庆《国民日报》当过副刊编辑，他还担任过安徽省政府职员、秘书及六安县政府第二科科长等职。这段经历，使李克农增长了阅历，扩大了眼界，接触了许多新思想。特别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在他内心引起了极大震动，他以青年人特有的敏感和朝气投入到这场洪流中去。他在《新青年》、《新潮》和《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中如饥似渴地汲取养分，其间，他还结识了文学家蒋光赤、共产党员柯庆施等人，世界观 有了很大变化。年轻的李克农逐渐认识到:只有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才能把粪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走向独立和富强。李克农还常常把一些进步书刊赠送给阿英。阿英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总之，我们的思想，是愈来愈倾向无产阶级革命了。”
1925年，李克农返回芜湖。这时的芜湖学界，正在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反对教会学校奴化教育的斗争。芜湖开关较早，西方列强在这里设立了不少教会学校，如福音堂美以美育才中学、后家港励德中学、周家山女学、来复会小学、青山女学等，其中尤以美国人办的圣雅阁书院和萃文中学规模最大。这些教会学校在传播近代文明的同时，也大肆地贩卖“宗教鸦片”，用基督教教义的蒙昧主义来麻醉学生思想，渐渐引起进步学生的强烈不满。3月12日，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不幸去世。噩耗传来，江城一片悲戚。各学校、团体纷纷举行追悼活动，而这些教会学校，不仅禁止组织任何追悼活动，而且不准学生参加校外组织的悼唁。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早就对奴化教育不满的热血青年们，终于忍无可忍。5月11日晨，圣雅阁书院的初中及高小学生在学生领袖甘天沐的带领下，拒绝参加学校规定的祷告仪式，由此拉开了芜湖教会学校反帝斗争的序幕。
萃文中学旋即表示响应，全体学生罢课声援。不几日，其他几所教会学校也相继表示支持。
李克农积极支持并且参与了这场斗争，他的领导和组织才能在这次斗争中初露锋芒，赢得了许多爱国青年的尊敬。
恰在此时，震惊中外的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了江城，青年学生中充满了悲愤之情。为使反教会奴化教育的斗争向纵深发展，李克农同阿英、宫乔岩等组织了“五卅”惨案后援会，引导学生投身到“五卅”运动的洪流中去。
反教会斗争大快人心，教会学校也没了往日的嚣张气焰，真是江城学界的一大盛事!
然而，在这次斗争中，有近500名进步学生坚决退出了教会学校，虽然这一度使得圣雅阁书院和萃文中学等教会学校几乎无法再办下去，可这些青年学生们毕竟面临无学可上、无书可念、嗷嗷待哺的困境，成为当时芜湖教育界的一大难题。
为了解决这些莘莘学子的失学问题，李克农和阿英、宫乔岩商议，决定筹建一所新式学校。依靠亲戚朋友的解囊相助，凭借进步力量的鼎力支持，李克农等人在赭山之麓、大观山之巅，办起了“民生中学”。李克农后来回忆说:“曾有人反对。问我为何选用‘民生’两字。我说‘民生’既是三民主义，也是共产主义。”
9月10日，民生中学正式开学，一面红底白字的“民生中学”大旗在大观山上高高扬起，迎着江风“呼呼”作响，一所深受广大爱国青年拥护、被群众称为“水泊梁山”的新型学校，终于在李克农等人的艰辛筹划下诞生了。
宫乔岩担任了民生中学的首任校长兼教务主任，李克农任事务主任，以后又任第二任校长，第三任校长是王伟侠。在几任校长任内，学校繁杂的实际工作几乎都是由李克农具体负责。那时的李克农，已经显示出驾驭复杂局面的高超本领，学校的一切校务都被他安排得井井有条。
学校建立伊始，经费相当困难。幸而有进步士绅不断捐款，学生踊跃缴费，教师欠薪也不来索要，因而民生中学不仅能顺利地开办，而且能越办越红火。
学校的招生对象，主要是爱国进步的青年，这些人中，有不少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如革命志士甘天沐、建国后曾任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的张恺帆等等。
民生中学在李克农的要求和督促下，很快形成自己团结友爱、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的独特校风。在教育中注重向学生传授新思想、新文化，强调学习和劳动、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鼓励和支持青年学生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
民生成为革命据点
学校设有芜湖国民外交后援会主办的文艺刊物———《苍茫》半月刊。芜湖国民外交后援会是6月7日成立的，民生中学的国文教师阿英担任该会宣传股编辑组组长，并被聘为杂志主编。其他教师也常常撰稿。善于言谈、待人热情的阿英，大力提倡白话文，为办刊物不遗余力。他的读书日记《到民间去》、高语罕的诗《到西湖去》等作品，都通过这个刊物传播给学生，使《苍茫》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艺园地。
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体质锻炼，李克农专门聘请了一位身材高大、出身行伍的霍邱人王振武担任体育教师。
李克农是在一次偶然的巧遇中结识王振武的。正是这位王振武，以后同样也是在一次偶然的巧遇中搭救了李克农。
一次，王振武因事到了安庆，适逢李克农和一位朋友也在安庆，同住一家旅馆。李克农的那位朋友不慎把票夹丢失，内有委任状和两百元银票。票夹被王振武拾到，王振武是个很侠义的人，他写了一张招领启事，使物归原主。失主为感谢他的豪爽，设宴款待。李克农入席作陪，从此结识了王振武。
王振武担任体育教师后，将全校学生分成三个大队，统一穿上灰色制服，按照军队的训练方法，从操练、劈刺、投掷手榴弹等基本动作做起。经过训练，学生们个个精神抖擞，动作整齐划一，在江城名声大震。
李克农自幼爱好文艺，对话剧更有浓厚兴趣。他模仿别人的语言和动作，形神兼备，惟妙惟肖，令人叹服。学生们在这位“艺术家”的组织下，常常利用节假日，公演话剧或活报剧，向附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李克农亲自导演的《李克用卖国》、《春闺梦里人》等剧，颇受人们的欢迎，显示了他在文艺方面的才能和天赋。李克农还曾组织学生送戏下乡，以演戏借道具为名，向地主“借”来枪支弹药，转而秘密送给农民武装。
离民生中学不远，有一家外国人开办的亚细亚煤油公司代办处，这里人少房多，而民生中学创办伊始，条件极为有限，人多房少，甚至连一间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
怎么办?学生们想来想去，打算向亚细亚煤油公司代办处借两间空房，可这家公司不同意借房。正巧李克农正领着学生们军训，他们大清早对着代办处的小洋楼吹军号，又在楼下挖厕所，气得这家公司的买办干着急，没办法。
学校课桌短缺，学生们又从不远处的修道院借了些来，可修道院的神甫不放心，三天两头跑到学校催还。学生们打开《圣经》，向神甫念道:“施———比受更为幸福。”
“人家打你的左脸，你连右脸也要给人家打。”“仁慈、博爱，阿门———”
神甫越听越气，而李克农呢，总是在这时候替学生讲话，为学生撑腰，赢得学生阵阵掌声。
就在李克农等积极筹建民生中学的时候，中国南部正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自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后，国共两党携手合作，一举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反革命军阀势力，实现了两广统一。1926年7月，震撼全国的北伐战争打响了，北伐军在“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口号声中，一路势如破竹。10月，攻克华中重镇武汉；接着，兵分三路，向安徽、浙江、江苏迅猛推进。
1926年12月，李克农由杨士彬、余昌炯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一生就和党的事业紧紧地联在一起。遵照党的指示，他和阿英等人积极筹划，为北伐军的到来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1927年3月，随着国民革命的隆隆炮声，以程潜为军长、林伯渠为政治部主任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抵达芜湖。革命形势在江城高涨起来。不久，国民党的芜湖县、市党部相继成立，李克农以国民党左派身份，担任了县党部农民部长。
此时的民生中学已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革命据点，学校党组织由李克农具体负责。这里不仅传播革命思想，而且开展革命活动。学生们被组织起来，参加“济难会”、“芜湖市学生联合会”等革命组织，气氛相当活跃。
正当北伐战争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的时候，天空中隐隐显出一片阴云，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面目逐步暴露出来。这时的民生中学也常受到国民党右派的监视、干扰和流氓帮会的捣乱。
闯入青帮
在国民党右派势力尚未侵入芜湖时，青帮是地方势力中最为强大的一支。
青帮，又称“安清帮”，是中国近代重要的秘密社团之一。这个封建的帮会起源于明代的罗祖教，最初分布在北直(今密云)、山东一带，后由北直、山东沿运河发展到江苏、浙江、江西等地，对外号称“潘门”或“潘家”。内分两派，一为“主帮”，系浙东温州、台州人；一为“客帮”，系皖北、江北人，因此也称为“巢湖帮”。从清初康雍至嘉道年间， 其成员大都为运输工人，主要活动是为清政府承办漕运。青帮中也有一些其他的手工业工人，总之，这是一个以运输工人为主的下层社会秘密团体。青帮的组织很严密。它按辈份收徒，长期在运河漕运中保持封建行帮的地位，其成员恪守“帮丧助婚，济困扶危”的原则，使得大批粮船水手参与其中。清末因漕粮改由海运，粮船水手大多失业，沦为游民，便“密行贩盐，或以偷税为业”，出没于皖江、江北，并逐渐向太湖流域及上海扩展，转而成为以贩私盐为主体的游民无产者团体。其成员不仅有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还有不少被裁革的兵勇。此时芜湖青帮的头子，名叫马玉伯。
马玉伯，诨名马二疤子，在青帮内，他属“通”字辈，本来并不能坐上龙头老大的位子。1927年3月，马玉伯在国民党右派的扶持下，网罗一批青帮流氓，组织了一个“芜湖市工人统一委员会”，他自封为委员长，时常带领手下同中共领导的总工会和店员工会作对，颇有要称霸江城的势头。
为了及时掌握情况，组织反击，李克农和阿英等奉党的指示，打入了青帮内部，和他们建立了关系。马玉伯虽知李克农和阿英有“赤党”之嫌，但因这两人也都是江城名人，前来投拜到自己门下，他感到面子很光彩。李克农和阿英在青帮中排行“悟”字辈。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完全撕掉了左派的假面具，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戮。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紧接着，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共”为名，大规模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一时间，扬子江暗流汹涌，赭山上乌云密布。
马玉伯———这位掌握地方局势的青帮头目，一时成为各派势力争夺的对象。
蒋介石的人不时在马宅进进出出，而马玉伯呢，因局势还不明朗，尚在观望之中。
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派出李克农和阿英，去做争取马玉伯的工作。时逢马玉伯父亲去逝，李克农精心准备，前往吊孝。
马宅的大门被叩开了，李克农递上了名帖，当然，按江湖的礼节，李克农没忘备上丧礼。
有人吊孝，马玉伯焉能拒人于千里之外?
李克农被请了进去，他恭恭敬敬地走到马玉伯父亲的灵前，行礼如仪，一席吊词直说得马玉伯感动万分，他向李克农深鞠一躬，替先人受礼。
这次吊唁，使李克农受到了马玉伯的信任。此后一段时间，马玉伯对国民党的说客采取了不疼不痒的态度，李克农等中共党员暂时有了安全保障。然而形势还在不断恶化，安徽军阀陈调元悬赏5万元通缉李克农。李克农和阿英等一些曾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处境日见艰危。小小的马玉伯也无法左右局势，他们只得被迫撤离，起着革命据点作用的民生中学最终也被反动当局封禁。为躲避追捕，李克农、阿英、宫乔岩等人急离芜湖，到江北李克农本家经营的一座农场里去避难。不料却被国民党军警侦悉。赵瑛得知消息后，拖着怀孕的身体，抢在敌人前面，冒雨渡江，向李克农等通风报信，终于化险为夷。
石城遇救脱险
这段经历，阿英在1927年4月20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生动详尽的记载: 1927年4月20日雨
在下午，连续着一个星期的大雨就已停止，但田埂上泥深过尺，仍旧是不能行走。晚饭后，我们已在书房里谈天，突然稼轩(李克农别名)的夫人来了，遍身被泥污涂满了，脸上满布着恐慌的神情。她通知我们即刻就要离开这村庄，说地址已被敌人侦悉，逮捕的火轮就 要开来。她是冒雨乘着划船过江的。上岸后，走了八里的烂泥埂。她这时还在病中……于是，经过一个短时间的讨论，我们各人便又换上草鞋，匆匆的把比较不重要的文件烧毁了，跳上系在屋后小湖旁的小划船……我们什么都没带，五六个人只有一床行李，一个箱子，还有几件极重要的公文。
随后，一行人经过商议，决定由阿英率领一部分同志取道皖北，千里步行跋涉到当时还是革命中心的武汉。而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李克农几经辗转周折，于1928年1月到达南京。
古城金陵，巍峨苍茫，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此时此刻的石头城，却是钟山无语，大江落泪。一派萧瑟肃杀的景象。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城内的丁家桥前江苏恕议会举行典礼，成立了“国民政府”，建立了以他本人为中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独裁政权。这个政权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大开杀戒。
这是一个灰蒙蒙的阴天，南京下关街头，热闹喧嚣，身穿长衫、躲避通缉的李克农，在这里被几名军警给“钉”上了。怎么办?跑!
说时迟，那时快，李克农脚底生风，穿大街，过小巷，想方设法甩掉那几个尾巴。没想到那几个军警竟像魔影一样，死钉不放，穷追不舍。
李克农一阵猛跑，一不留神，撞在马路中间一个黄包车上。车里坐着一位国民党上校军官。这位军官刚想发作，抬头一看，不禁失声惊叫道:“曼梓(李克农别名)，是你?”
话音刚落，李克农向后呶呶嘴，这位军官会意地把李克农拽上了车。赶上来的几个追兵，发现他们即将到手的猎物，仿佛上了天，入了地，忽然没了踪影，一个个提着枪站在马路上四处张望……这位军官，就是王振武。
民生中学被迫停办后，王振武和李克农依依惜别，回到家乡霍邱。此刻，他已官居国民党霍邱县党部筹委、霍邱县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要职，同时还在国民党暂编第六军中任政治部主任，在小小的霍邱县城，算得上是权倾一时的人物。他是专程来南京办事的，没想到在这样的气氛中遇上了李克农。王振武很诧异地问李克农:“他们为什么追捕你?”
“你知道，”李克农说:“我在芜湖搞地下活动，后来被发觉，国民党通缉我，才到了南京，谁知到处都有抓我的通缉令，如今困在下关难以出去，幸亏遇见你。”
为人豪爽的王振武得知李克农的处境后，决定帮老朋友一把。他随后“任命”李克农为他的“政治部中校秘书”，并让勤务兵拿了一套军服，把李克农从上到下“武装”起来。
1月23日，王振武带着自己的“中校秘书”李克农回到了霍邱县城。王振武的家离国民党县党部不远，李克农就被安顿在王振武的家中。有王主任这把遮阳伞，李克农安全地度过了三个多月。不久，风声走漏，王振武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一个晴朗的早晨，两乘小轿从王振武家静静地抬出来，前面坐的是王振武，后面坐的是李克农。王振武放出话说:今天天气不错，要带家属出城游玩。
两乘小轿刚走到城东门，就被守城的士兵拦了下来。“站住!检查!”
轿夫正要停下，王振武把轿帘一掀，喝道:“混蛋!连我都不认得了?”
王振武?在霍邱，王振武的大名，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原来是王主任。对不起，对不起，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请!请!”
两乘小轿顺顺当当地过了城门。
一路上，岗哨林立，有王振武开道，他们顺利地出了霍邱县境。接着，二人出霍邱，抵蚌埠，搭上东去的列车，安抵上海。王振武亲手把李克农交给春野书店中共地下党联络点，让李克农接上党组织关系，他才返回故里。
为这，王振武被人在背后“奏”了“一本”。从上海回来后不久，他在国民党内、军内的官职被一抹干净。淡泊名利的王振武微微一笑说:“我毕生视功名富贵如过眼烟云，而视友情如泰山。”对王振武的这次义举，李克农始终铭记在心。建国后，两位老友再次相逢，已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还亲切地称“王振武老先生是我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患难与共的老朋友”。
从事文化宣传活动
上海外滩上，耸立着层层叠叠的高楼；马路上，大大小小的汽车在往来穿梭；黄埔江中，横竖排列着各国的军舰，五颜六色的各国国旗在江风中飘扬；码头上，汗流浃背的搬运工背负重包，在工头的皮鞭下，奔忙于轮船与码头之间。这，是一座“冒险家的乐园”!
1928年春，已近而立之年的李克农踏上了这块土地，看着这座既繁华而又黑暗、既喧闹而又险恶的城市，李克农内心涌现出一个念头:用共产党人的意志去征服它!
李克农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后，被安排在太阳社支部过党的生活。太阳社是1927年冬在上海成立的一个革命文学团体，李克农的好友阿英和蒋光慈、洪灵菲等都是创办人，它的成员也全是共产党员。
正在太阳社从事革命文学活动的阿英，见到久别重逢的李克农，真是大喜过望。两人又像在家乡时一样，经常白天走上街头举行飞行集会，深夜又一起提着浆糊桶，走上大马路张贴革命标语。
这段时间，李克农担任了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与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潘汉年等人一起进行文化宣传活动。李克农本人也曾在党的领导下，创办过《铁甲车》和《老百姓》两张报纸，都因言辞激烈，被国民党当局戴上了红帽子，两张报纸的寿命都不过三个月左右。
李克农刚来上海的时候，同他的好友宫乔岩一起住在景林堂寄宿社的一间小房子里，宫乔岩此时也被编入春野支部。不久，李克农过去在民生中学的学生、共产党员宋季仁，因为在芜湖从事革命活动受通缉，由仔共党组织安排转往上海春野支部，也搬来和李克农他们住在了一起。由于房子太小，宋季仁只得搭上一个临时的小铺，早拆晚铺，伙食也两份分作三份吃，过起了“共产”生活。
后来，宫乔岩从小房间搬了出去，同弟弟住在了一起。此后，宋季仁就开始为李克农跑交通、送情报。
由于经济拮据，李克农和宋季仁每天只能买上几只大饼充饥，好在他们都是乐天派，以茶代酒，倒也兴味十足。
为填饱肚子，李克农开始典当起自己的生活用品来，宋季仁看不过去，很想为他分担一些生活的担子。有一次，宋季仁上街，看到乍浦路桥上有几个“瘪三”帮着推人力车上桥，可以弄到一点施舍，也上前试着推了几趟。不料这几个‘瘪三’竟上前将宋季仁团团围住，一顿猛打，直打得宋季墒鼻青脸肿，口袋里刚刚挣来的几个铜板也被一抢而光。值班的巡捕不闻不问，宋季仁只好自认倒霉，回到住所。
李克农看见宋季仁这副模样，大吃一惊，一个劲地问他是怎么一回事。宋季仁就是不说，李克农最后终于动怒了，说:“小宋，这个问题不弄清楚，这里我们不能再住下去了，必须迅速离开。”事情到了这一步，宋季仁只好将实情和盘托出。李克农听毕，难过得流下了眼泪，他动情地说:“上海这地方，是洋人、阔人的天堂，是穷人的地狱。推车的瘪三要给巡捕交‘拔头’，推车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样的世界，总有一天我们要叫它底朝天!”不久，经中共党组织安排，宋季仁进入中共地下党开办的新华印刷所当排字工，生活算是有了保障，不过晚上的时间仍然给李克农跑交通。
李克农初到上海的这段时间，正是党的秘密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时期。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陆续迁到上海。
1928年早春的一天，上海云南路与四马路交叉的447号一处二层小楼房里，一家“福兴字号”的商行开张了。这幢楼的楼下，是沿街面的私人诊所，“福兴字号”则租用了楼上的三间大房。“老板”熊瑾玎是位经营湖南土布的行家。半年后，“老板娘”朱端绶也被从汉口接来。在上海这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里，“夫妻”二人苦心经营着自家的买卖。
这里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的秘密处所。熊瑾玎的真实身份是中央机关的会计，朱端绶则在机关里担任显影、抄写、传送中央文件和处理机关里的事务等工作。熊、朱二人实际上是一对假夫妻。从1928年11月到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几乎都在这里举行。周恩来差不多天天来此办公，邓小平、邓颖超、瞿秋白、李立三、任弼时、邓中夏、彭湃、陈赓、李维汉等中共领导，也都经常在这里开会或研究工作。
离此不远的浙江中路112号二楼，是中共中央军委的联络点。戈登路善庆里的一座小楼和1141弄的一个地点，则是中共中央领导看文件和起草文件的地方。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遭受重大损失和严重破坏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终于重新建立和恢复了起来。中共中央的心脏在上海跳动起来。这里是远东第一大都市，地广人杂，便于隐蔽；帝国主义列强在此设立了庞杂的租界，不查户口，易于找住房，对设立党的中央机关、开展秘密活动十分有利。这，是一个任苍龙遨游的大世界。
成为“红色特工”
然而，上海毕竟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中心，是国民党反动派政治、经济、外交的重要阵地，国民党政府驻有许多军、警、宪、特机关，黑社会势力也相当猖獗。这，又是一个险恶之地。中共中央要在敌人的虎口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治保卫工作。
蒋介石也把目光盯向了上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和红色政权的蓬勃发展，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他一面组织大军对中央苏区这一“心腹之患 ”反复进行“围剿”，一面积极筹建他的秘密特务组织，企图利用各种特务手段，搜索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欲将其一网打尽。蒋介石的阴谋是毒辣的，绝不能让其得逞!
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组成的特别任务委员会，专门负责中共中央的安全保卫和秘密工作。这个特别任务委员会直接领导“中央特科”。中央特科先后设有总务、情报、行动和交通四个科，其中，情报科由陈赓负责，其任务是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敌人的心脏，掌握敌人动向，保卫中央安全。行动科初由顾顺章负责，下设红队(也称“打狗队”)，专门负责镇压叛徒和国民党特务。不久，中共中央又作出决定:派遣一至二名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情报工作。
李克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身于党的秘密战线，成为一名“红色特工”。
不过，李克农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还得从钱壮飞说起。钱壮飞，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毕业后，先在北京长兴街挂牌行医，后在京绥铁路附属医院工作，并在美术学校兼课。钱壮飞睿智多才，除精通医术外，还擅长书法、绘画，并能写剧本和当演员。
1925年，钱壮飞与好友胡底经过他同学的弟弟、安徽桐城人张暹仲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从北京流亡到上海。
在上海，钱壮飞几经周折，终于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被编入中共法南区委所属的法租界支部，他的一位朋友、安徽舒城人胡底也在这个支部，此时在上海的一家电影公司任职。
钱壮飞初到上海时，没有找到工作，一家老少六七口人，生活难以维持。到了1928年下半年，钱壮飞在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找到了一个职业，从事画广告画和招揽生意等业务。
这个无线电管理处，原是国民党建设委员会官办的一个对外营业机构，专门替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收发国际来往电报。1928年冬，时任国民党政府建设委员会秘书长的CC派头子陈立夫，为了扩充势力，培植党羽，很快将手伸向这里。他将原来的头头排挤走，把自己的同乡、表亲又是留美同学的徐恩曾安插进去。徐恩曾，号可均，浙江省吴县双林镇人，1896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兼资本家的家庭。徐恩曾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后到美国西屋(Westing House)工厂实习，后又进康奈杰大学(Co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研读工厂管理。1922年回国，初在上海南市自来水厂任总工程师，1927年转至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工作，翌年主持建立了首座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同时受国民党政府建设委员会委托，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座无线电台和国际无线电台。
以徐恩曾所学，本来是可以成为中国一位出色的电机工程师的，但他却倚仗和陈立夫、陈果夫的表亲关系，一头钻进了国民党特务机构中。
徐恩曾中等个头，方脸，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平时喜欢穿中山装或西服，外表斯文，一口普通话夹杂着浓重的上海方言，英语说得很流利，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印象。他城府很深，善于钻营，对上司能投其所好，特别是在手握实权的二陈面前，更是态度谦恭，小心翼翼，张口闭口“立兄”、“果兄”。二陈乘车，他亲自开门，二陈交办的事情，他办得滴水不漏，二陈对他非常信任和赏识。
手下人不敢直呼其名，都尊称他为“徐先生”。
正是这位文质彬彬、道貌岸然的“徐先生”，曾把持中统这个国民党庞大的特务组织达14年之久。
“徐先生”儒雅风度，颇能欺人于一时，从中学到大学，和他同班同学的邹韬奋先生，在其《抗战以来》这本书里写道:徐先生的仪表和他担任的职务，似乎完全不配合，他的表面上看来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他无论穿西装或中装，都漂亮整洁，在学校时，他的房间布置得最整洁讲究……
“龙潭三杰”的首次相聚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当面亲热地称邹韬奋为“老同学”、“老朋友”的“徐先生”，为了弄清邹韬奋的政治面目，曾派特务跟了老同学七年之久。
一次，徐恩曾甚至当面直接警告邹韬奋:不当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其间没有中立的余地，无所谓民众立场。你们这班文化人，不加入国民党，就是替共产党工作!
邹韬奋面对徐恩曾的威胁，大义凛然地说:我不是共产党，但我愿意投共产党的票，愿意说赞成他们的话，按照法律我有这个自由!说完，愤然拂袖而去。徐恩曾的特务嘴脸可见一斑。
钱壮飞和他同乡，都是吴兴人。国民党的官场似乎更注重同乡之谊。因有这一天然的关系，钱壮飞一到无线电管理处，便受到徐恩曾的另眼相看；而钱壮飞又是如此精明能干，这就无怪徐恩曾对他器重无比，信任有加。
不久，徐恩曾发布命令:任命钱壮飞为他的私人秘书。
这关键的一步棋，自认为聪明的徐恩曾走错了，而且错得很离谱!1929年11月的一天，钱壮飞到一家电影公司去找老友胡底。在一间摄影棚里，认识李克农的胡底，介绍钱壮飞和李克农见了面。胡底，原名胡百昌，又名胡北风、胡马，1905年生于安徽舒城。1923年胡底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在大学读书期间，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后经同学介绍结识了钱壮飞，两人来往密切，交谊日深。1925年，胡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胡底大学毕业后，与钱壮飞等人合办了“光华电影公司”，利用演员职业作掩护，开展中共地下工作。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胡底在北京遭到通缉，被迫转住上海。
1928年7月左右，周恩来指示胡底、钱壮飞参加中共中央特科的工作。为扎根大上海，胡底潜入上海演艺界，他拍过一些武侠片，因演技不凡，舆论界誉之为“东方范明克”(范明克是当时美国武打片明星)。
在胡底的引荐下，钱壮飞与李克农认识了。
三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是中共情报史上著名的“龙潭三杰”的首次相聚，在此后的一年零五个月中，这三位足智多谋的“红色特工”，深入敌营，同舟共济，遥相呼应，为中共的秘密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钱壮飞见到李克农后，很是兴奋。他谈了自己的一些情况，并告诉李克农，国民党CC特务组织正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招聘广播新闻编辑为名，扩大其特务组织，建议李克农想办法到无线电管理局来工作。
李克农预感到这里面一定有文章可做，立即将情况书面报告了中共中央。周恩来批准了钱壮飞的建议，并指示李克农、胡底利用这一机会，以公开应试的方式打进去。李克农在极短的时间里，精心准备，掌握了应考的必备知识，化名考入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在这次考试中，李克农名列第一。
胡底也于1929年底打入徐恩曾在南京的特务掩护机关“民智通讯社”任编辑。
李克农的精明、干练引起了徐恩曾的注意，经过一段时间自以为是的明察暗访，徐恩曾终于庆幸自己觅到了一员大将。不久，李克农便升任为特务股股长，掌管着全国的无线报务员，官不大，权却不小。
李克农俨然成了徐恩曾的亲信。
1929年12月下旬，陈立夫任命徐恩曾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徐恩曾随即任命钱壮飞为他的机要秘书。
徐恩曾神秘地向钱壮飞透出口风:立夫先生有一个计划，准备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扩建一个专门对付共产党活动的特务机构，其任务是对共产党的动摇分子实行软化，利用叛徒做其耳目，潜伏在共产党内部进行秘密活动。钱壮飞很快将此消息传给周恩来，这位31岁的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人坚决而又果断地向李克农和钱壮飞发出指示:“你们一定要把它拿过来!”
1930年初，徐恩曾在南京走马上任。
此刻的徐恩曾春风得意，野心勃勃地想在创建国民党特务系统这桩反革命事业上大干一番。徐记“总务科”设在南京中山东路中央饭店隔壁一幢两层楼的小洋房里，对外打的是“正元实业社”的招牌。
特务头子徐恩曾，老奸巨滑、心狠手辣；而朝中大员徐恩曾，则是吃喝嫖赌，花天酒地，无所不为。
徐恩曾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又受过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在美国留过学，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经历，使他在生活中成了一个涂满多种颜色的变色龙。他的训话中，常常引用“四书”、“五经”中的语句，鼓吹“四维”、“八德”，仿佛自已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化身；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却时而举行私人舞会，时而邀少数亲信到野外“Picnic”(野宴)，过着洋化的生活，一变而为美国人眼中的高等华人。
窃取情报
事实上，徐恩曾的私生活极其糜烂，他的姘头无数，被玩弄的女性更多。仅正式夫人就有三位。
元配梅子琴，浙江吴兴人。起初两人感情还可以，自从徐恩曾爬上了高位，在外花天酒地，两人关系有了变化。徐恩曾后来和她断绝了来往，梅氏一直在徐家陪伴婆母生活。
第二位夫人名叫王书青，辽宁人，燕京大学肄业。本来，徐恩曾看中的是王书青在南京的妹妹王书元，他和王书元姘居后，为表示对王书元的喜爱和对蒋介石的效忠，将他的办公地点特地定名为“正元实业社”。一次，王书青来看望妹妹，被徐恩曾看中，钉住不放，将王书青弄到了手。而此时的王书青已经结婚，丈夫在美国留学，徐恩曾凭借权势，强迫其写下字据，将王书青拱手让给了自己。
第三位夫人是费侠，此人曾留学苏联，回国后叛变。徐恩曾见过费侠一面，即对她的风流姿色动了心，于是弃王书青与费侠姘居。1938年春，两人正式结婚。由于人们对徐恩曾喜新厌旧、视女人为玩物的做法很反感，徐、费二人结婚时，前来祝贺的人寥寥无几。
一些国民党内的官员，甚至是二陈CC系的某些上层人物，也痛骂徐恩曾不学无术，男盗女娼，败坏党国形象，是个鸡鸣狗盗之徒。自然，中统特务机构内的很多具体事情都落到了机要秘书钱壮飞头上。
钱壮飞为总务科配备了少量的机要人员，有的负责管理电台，有的担任秘书、会计，有的则成了他和李克农进行联系的秘密交通，他的女婿刘杞夫就充任了这样一个角色。
徐恩曾是国民党官场里一个典型的官僚，凡是各地给徐恩曾的电报、报告和情报，都先送给钱壮飞审阅，提出处理意见，然后再交给徐恩曾签字了事。
因此，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所谓“绝密”文件，在中共中央的办公桌上，也同时有了一本副本。为了维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搜集有关共产党的各种情报以及国民党内部反蒋反陈派系的情报，徐恩曾委托钱壮飞以机要秘书的名义，在南京组织秘密指挥机关，在全国各地建立基层机构。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根据中共中央特科的指示，“帮助”他们在天津、北平、武汉和南京等地建立了一套以“通迅社”名义为掩护的半公开的情报机构。南京，建立了“长江通讯社”和“民智通讯社”，这是情报机构的心脏，两社社长均由钱壮飞兼任。
天津，建立了“长城通讯社”，社长由胡底担任。
上海，李克农升任了无线电管理局的特务股长，成了这一机构的实际负责人。宋季仁成了李克农身边当差的伙计，每天中午，他给李克农送来午饭，而李克农呢，则经常摆出主人的架势，动不动就大骂宋季仁饭烧硬了，菜做咸了，好像从来就没有满意的时候。每当这时，宋季仁就装出一副唯唯诺诺的可怜相。而国民党秘密情报则在这样的气氛下被装进饭盒，顺利地由宋季仁带回转交中共中央。当李克农和宋季仁晚上回到宿舍时，常常掩上门为白天的精彩表演捧腹大笑。
一次，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会议，国民党特务机关得到消息，准备破坏。李克农迅即将情报交给宋季仁，由宋季仁向党中央报告，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徐恩曾经常夸耀钱壮飞、胡底和李克农为他的三员得力干将，岂不知，有了他们，中共中央就有了最灵敏的耳目!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成立了一个直属中央负责人———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单线联系的三人特别党小组，李克农任党小组长，往返于京沪之间指导工作。李克农、胡底每次来到南京，都住在离总务科不远的中央饭店，三人在此碰头，商谈重大问题，党小组讨论决定后，再分头执行。
伴随着中共情报网络的逐步建立与健全，国民党大量的军政情报源源而来。中共中央得以及时洞察和掌握国民党的最新动向，掩护暴露身份的同志提前转移，制定正确的对敌政策。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二次军事“围剿”时，钱壮飞将得到的情报迅速传递给李克农，经李克农转交陈赓，由中央送往苏区，使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徐恩曾对情报的需求同样很迫切。李克农等人也给这位顶头上司提供了许多“情报”，不过，这些“情报”大多是一些经过整理的“材料”而已。
1930年，蒋介石和国民党中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拉开了中原大战的序幕。一时间，中原大地上狼烟滚滚，各方互相争杀。这样，屯兵关外的张学良，就显得举足轻重；谁能争取到张学良东北军的支持，谁就能把握住这场军阀大战的主动权。
蒋介石很着急，他命令徐恩曾尽快弄到张学良的情报。
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徐恩曾也曾几次派遣特务前往东北探听虚实，全都有去无回。这次，他把宝押在了自己的三员大将身上。机会难得。钱壮飞乐得接受了这个“美差”，和胡底、陈赓一起，打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挡箭牌，大把大把地花着领来的经费，一路上，巡视了中央特科在东北、华北的工作，给中共中央带回许多重要情报。
回到上海后，为向徐恩曾交差，钱壮飞拉上李克农，一头埋在东方旅馆，把报纸上有关张学良和东北军的新闻报道全部收集一起，以他们的想象力，用剪刀和浆糊拼凑出一份4万多字的报告。这份报告，虽没有多少重要的情报，但写得相当系统和完整。报告送到了陈立夫、徐恩曾的手上，二人赞叹不已，不断地叫好:“哪来这么好的材料?了不起!了不起!”
徐恩曾信任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但狡兔三窟，他在一个关键问题上还留了一手。这，就是被徐恩曾视为“通灵宝玉”的密码本。这个密码本，专供国民党高级官员相互通报使用，绝对不能外传。徐恩曾看成至宝，连每次外出，他都带在身上，放在贴身的口袋里。
有了这个密码本，就可以搞到国民党的核心机密，李克农和钱壮飞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早就下决心一定要在虎口拔牙。终于，机会来了———
一次，徐恩曾到上海开会，李克农和钱壮飞抓住徐恩曾好色的特点，决定趁机把密码本弄到手。他们向徐恩曾大肆介绍上海滩上的美女，你一句，我一句，把徐恩曾说得怦然心动，急不可耐，忙着要走。
李克农用手指着他的密码本，忙说:“不行!不行!徐主任，您带着这么个玩艺儿怎么行?”一贯诡秘的徐恩曾觉得李克农的话言之有理，当即不加思索，从小褂里掏出密码本交给李克农保管，并嘱小心提防之类。徐恩曾走后，二人立即将密码本复制收藏。
就是这个密电码本，使中共中央在不久以后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破译了国民党的绝密电报，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
第二篇
顾顺章坐着小轿车直驶中央路305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路上，他故弄玄虚地对蔡孟坚耳语道:“徐先生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请速将其扣留，如果他一旦逃走，整个肃清共党的计划，就会全功尽弃!”蔡孟坚听完，叫苦不迭，他恼怒地训道:“怎么不早说!怎么不早说!”
顾顺章叛变
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顾顺章叛变了!
正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小组在国民党特务机构如鱼得水，准备大展鸿图之时，这一五雷轰顶的消息传来，转瞬间，将三人小组逼上了绝境，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逼上了绝境!顾顺章何许人也?他，原名顾凤鸣，又名黎明、张华，江苏宝山白杨人。他长得很结实，鼻梁很高，个头不大，身体肥胖，原在英商开办的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制烟厂当“拿摩温 ”(即工头)，沾染上较重的流氓习气。他平素喜爱舞刀弄棒，打架斗殴，还会耍一点魔术，曾以“华广奇”的艺名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公开演出过。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他态度积极，敢打敢拼，被上海总工会看中；1926年，中共中央派他和陈赓一起去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1927年，他参加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担任武装纠察队队长，因为勇敢，受到周恩来的赞扬。周恩来创建中央特科时，他参加了筹备工作，并担任三科(即行动科)科长，以后还担任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掌握了包括三人小组在内的中共几乎全部的机密情报。
随着中共秘密工作的发展，隐藏在顾顺章内心深处的流氓无产者的思想意识日益暴露，他不仅无视党的秘密工作方针、政策，而且骄狂蛮横、飞扬跋扈，极端狂妄。他在上海英租界威海卫路原幢石库门802号有座“公馆”，家具摆设极其奢华，他还抽大烟，玩女人，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陈赓曾气愤地说:“我如果不死的话，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果不其然。1931年3月，顾顺章受中共中央派遣，护送沈泽民、张国焘从上海经武汉到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工作。完成任务回到武汉后，顾顺章将秘密工作的纪律置之不顾，重操旧业，以当年“华广奇”的艺名，在汉口新市场的游艺场公开登台表演魔术，结果于4月24日在汉口被叛徒尤崇新指认被捕。
顾顺章被捕后，被押送到徐恩曾设在汉口的新建特务机关———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侦缉处。
顾顺章的被捕使国民党特务大喜过望。25日拂晓，行营主任何成浚亲自提审了顾顺章。顾顺章当即屈膝投降，供出了中共驻汉口的秘密机关以及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军团驻汉口的办事处，还出卖了直属中央特科领导的、在英商一条运输船上当舵手、负责上海—汉口间秘密交通线的一位姓陈的共产党员。一时，武汉的中共机关纷纷被破获，十多位共产党人惨遭杀害。这，只是顾顺章的一点见面礼，他心中还酝酿着一个大阴谋。他知道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在上海的秘密地址，他熟悉中央特科的情况，他要把这一切面告蒋介石。
有奇货在手，顾顺章有恃无恐，他提出要见陈立夫、徐恩曾派到武汉的两湖“调查员”、武汉绥靖公署侦缉处头子蔡孟坚，他以老对手的口吻说道:“蔡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他才是武汉对付共产党的负责人。”
蔡孟坚是武汉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因为在破坏和镇压中共地下组织中“屡屡有功”，曾受到蒋介石的当面嘉许，赏给他一万元的奖金。此刻，他正以少将参议的头衔，专事负责破坏湘、鄂、赣三省的中共地下组织的特务活动。作为中共特科的重要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自然了解蔡孟坚的底细。
蔡孟坚被请来亲自审问顾顺章。顾顺章手中握有王牌，态度十分傲慢。他狂妄地对蔡孟坚说:“本人有一个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保证可以在三天之内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当务之急，是请迅速安排本人晋见总司令蒋公，我将当面陈请。”
顾顺章不愿意向何、蔡二人将实情全盘托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担任过中共特科三科科长，亲自领导“红队”惩治过叛徒和内奸，中共叛徒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他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他知道三人小组就潜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大本营中，一旦他被捕叛变的消息被泄露，自己性命难保，因而他恳求蔡孟坚在他到达南京以前，千万不可将他被捕叛变一事电告南京。
顾顺章说完这番话后，随即沉默不语，任蔡孟坚如何审讯也不透半个字来。后话，是必须说给蒋介石听的。
30岁不到的蔡孟坚撬不开顾顺章的嘴巴，只得作罢。为了抢头功，他和何成浚没有买顾顺章的帐，于4月25日争先恐后地分别向蒋介石、陈立夫、徐恩曾发去特急密电，禀告详情。并称，迅即派特务和一个排的宪兵乘坐专轮，押送顾顺章去南京。而蔡孟坚本人，则于26日清晨，搭乘飞机先飞南京。惊心动魄的大事在武汉发生了，而南京，却一无所知。4月25日，星期六。
对顾顺章采取措施
好色的徐恩曾找美女消魂去了，而在南京国民党最高特务机构的大本营里，却还亮着一盏灯———徐恩曾的“心腹干将”钱壮飞，在值夜班。
六封来自武汉的特急绝密电报摆在桌上，每封电报上都写有“徐恩曾亲译”的字样。
什么大事?这样神秘?如此紧急?钱壮飞心中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拿出和李克农一起 从徐恩曾身上弄来的密码本，在一个无人的房间里，偷偷地把电报译了出来:
第一份电报———顾顺章被捕已自首，他要求立即送往南京面见蒋介石，面告中共首脑及所有各要害机关的驻地；第二份电报———将用军舰将顾顺章解押至南京；
第三份电报———用飞机解送，无论如何请徐恩曾不要让左右的人知道。
看罢电文，钱壮飞大吃一惊。顾顺章———这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已经叛变投敌!
中央怎么办?三人小组怎么办?钱壮飞焦急万分。但他毕竟是一名战斗在秘密工作战线的勇士，他稳定了情绪，将电文的内容仔细记下，再按照原样把电报封好。
接着，他查找了“京沪路行车时刻表”，决定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连夜乘坐特快列车赶往上海，把这一重要情报交李克农转呈中央。自己则赶到“民智通迅社”，通知那里的地下党员，不巧，人不在家。钱壮飞拿起小刀，在桌上摆放的一张地图上划开一道缝，暗示已经“破裂”，让他立即转移。
4月26日晨，钱壮飞照常上班，将密电交给徐恩曾后，借口回家休息，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本营”，乘火车前往上海。为防范徐恩曾派遣特务在上海火车站守候缉捕，他在离上海不远的一个小站下了车，转道进入市区，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上海。到上海后，他又按预定暗号，给天津的胡底发出“潮重病速返”的电文，让他立即想法脱离。
刘杞夫奉命于4月25日深夜来到了上海。
位于上海闹市区东方旅馆的一间房门，被轻轻而又急促地叩响。李克农从睡梦中惊醒，打开房门一看，只见刘杞夫神情紧张地站在门口，他心里暗暗一惊。
刘杞夫将钱壮飞的密信交给李克农，李克农看罢，如五雷轰顶!情况紧急，危如累卵!
他很为钱壮飞的安危担心，不过，凭他的直觉，机智果断的钱壮飞一定会脱离虎口。对站在眼前有些慌乱的刘杞夫，他反倒有些犹豫，不断劝慰他:“小刘，要沉住气，一定要沉住气!”
问及刘杞夫今后的打算，刘杞夫表示:希望马上回南京去接妻子钱椒椒，李克农只好应允。临分别时，李克农紧紧握住他的手，关切地说:“此行凶多吉少，遇事一定要英勇沉着，望你好自为之!”送走刘杞夫，李克农便马不停蹄地去找陈赓。这天是星期六，不是与陈赓接头的日子，怎么办?
对!先找江苏省委，找到了江苏省委，就一定能找到陈赓!夜幕下，他行色匆匆，找了一处又一处。微明中，他步履急迫，问了一人又一人。
老天有眼，他终于和陈赓接上了头。接着，他又和陈赓一起见到了周恩来。
这时，已是4月27日凌晨了。情况紧急，刻不容缓!
周恩来当机立断，立即会同李克农、陈赓、陈云和李强等人，采取了一系列应急的断然措施:
第一，周密地保卫并迅速转移中共党的主要负责人住址，把顾顺章所熟悉或能侦察到的党的负责人的秘书全部调换成他不知道的新人；
第二，所有原在上海的可能会成为顾顺章侦察、追踪目标的党的干部，都尽快地有计划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
第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置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社会关系；
第四，立即废止和改变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暗号，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应变。立即撤退!
中央机关、江苏省委机关、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机关全部搬家，安全转移到新的秘密地点，从而避免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4月27日早上，顾顺章乘坐的军舰抵达南京，先行赶到的蔡孟坚亲往码头迎接。
顾顺章坐着小轿车直驶中央路305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路上，他故弄玄虚地对蔡孟坚耳语道:“徐先生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请速将其扣留，如果他一旦逃走，整个肃清共党的计划，就会全功尽弃!”蔡孟坚听完，叫苦不迭，他恼怒地训道:“怎么不早说!怎么不早说!”
一场大搜捕
4月28日晨，一场大搜捕开始了。
顾顺章领着陈立夫、徐恩曾如饿虎扑食，准确无误地向各个目标扑来。
处处人去楼空，等待他们的是空空如也的房子。陈立夫、徐恩曾大失所望，顾顺章呆若木鸡。
在中央机关里，刚刚烧完的文件还在冒着缕缕青烟。陈立夫失望地问自己的手下:“刚才四周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人?”“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只有一个女人从附近走过。”“还见到一个老头，刚刚转过拐角。”
“女人”是周恩来，“老头”是陈赓，他们刚刚离开，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远走高飞。
多险!离活捉周恩来，只差15分钟。
此时的顾顺章，悔恨交加。蔡孟坚一个劲地埋怨道:“你在武汉，太大意了，太自大了。如果早说出钱匪潜伏在我中央机要部门之事，我会立即采取措施，而不会向南京发电了。这是你的自我失败!”
事过多年，蔡孟坚在台湾发表《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的回忆文章时，还大骂顾顺章被捕后，“打埋伏”，留一手，不肯将实情和盘托出，以致功亏一篑，害得他们空喜一场。南京的蒋介石也是美梦难圆，连声骂道:“娘希匹!”
顾顺章投敌后，并未受到器重。1937年冬，他在镇江被国民党枪毙。
这是一段非常的日子。李克农心里只装着中央，他四处奔忙，顾不上妻子、孩子，也无法和他们取得联系。赵瑛和孩子们紧急撤离原来的住处，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只得流落街头，夜宿菜场，直到一个多月后，风声渐息，李克农才和家人团聚。钱壮飞逃离南京时，为防徐恩曾迁祸于自己的家人，曾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信，警告他，如果家人有难，将把徐恩曾那些见不得人的丑事公诸于众，让大家看看“徐主任”的真面目。
这一着很见效。徐恩曾对钱壮飞的家人始终不敢妄动，钱案也就不了了之。
中国现代史上扣人魂魄的一页就这样被翻了过去。
可以设想:假如没有李克农等人，中共中央机关将被破获；可以预料:假如没有李克农等人，中共中央的许多高级领导人———周恩来、王明、博古、邓颖超、瞿秋白、陈云、康生、聂荣臻、李维汉、陈宗瑛等等将难逃国民党特务的魔爪。毛泽东以后曾深有感触地说:李克农等人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将不存在了。
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
顾顺章叛变后，上海风声鹤唳，中共中央机关分批转移江西革命根据地，李克农、钱壮飞转道进入江西苏区，胡底转道前往鄂豫皖苏区。
赵瑛和孩子们不便前往，返回芜湖老家，赵瑛从此开始了多年的小学教师的生涯。李克农告别了妻子儿女，也告别了上海———这个没有硝烟而同样是翻滚着火药味的战场。他踏上了远行的征途，心中默念道:上海，再见了!我一定还会回来的!
1931年的金秋，江西的丛山峻岭层林尽染。一身风尘未洗，李克农来到了共产党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
繁重的工作又摆在了他的面前:在苏区的四周，国民党大军围困，红军的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而在苏区内部，情况同样相当复杂。肃反扩大化日趋严重，不少地区在反对“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滥施刑讯，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有的地方甚至搞到“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的地步，严重影响了内部的稳定和团结。
这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撤至江西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他把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肃反扩大化，当作进入中央苏区后的头等大事来抓。
李克农到达瑞金后，经任弼时分配至江西省保卫分局任执行部部长(局长为吴德峰)，奉省委李富春指示，处理江西省石城、广昌、雩都、兴国、平安寨等地大批积压的反革命嫌疑犯、所谓AB团、托派、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等案件。任务完成后，回瑞金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任执行部部长(局长为邓发)。
1932年，李克农奉命调前方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领导建立了一、三、五、七、九五个军团的保卫分局组织工作和红军中的保卫工作。不久，红军保卫局改为红军工作部，李克农遂改任红军工作部部长。
保卫局先后颁布了组织条例、处理反革命条例、自首自新条例，使根据地的法制建设得到不断完善，保卫监察工作逐渐建立起来，肃反扩大化的倾向也不断得到扭转。
这段时间，李克农的工作相当紧张而繁忙。以后曾到陕北采访、写下了著名的《西行漫记》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样写道:李克农的“一只眼睛完全失明了。另一只视力微弱。这是因为他在江西每天晚上在烛光下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所致。”李克农，几乎是一部永不停息的机器!
钱壮飞和胡底也都曾担任过保卫局的干部，他们和李克农一样，都是富有经验的行家里手，而对大多数红军的政治保卫干部和战士来说，这和扛着枪上前线打仗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这些身体结实的棒小伙子，政治上没得说，个个都对国民党蒋介石充满深仇大恨，一心只想着端起枪上前线，痛痛快快地杀敌人。对情报、保卫工作，他们很不安心，有时还嘲笑搞保卫工作的人是“胆小鬼”，没出息。
李克农又重操起当年民生中学的旧业，教育、开导周围的工作人员。他和钱壮飞等人现身说法，将自己在上海的亲身经历说给大家听:
当年在上海国民党公安局里，有这么一位侦缉队长，穷凶极恶地追捕中共地下党员。李克农和钱壮飞决心设计除奸。首先，两人在上海租了一处房子，安排几名中共地下党员住进去，并在屋里放置些党内的文件———当然，这些文件，国民党特务早就搜获到手过，已经毫无价值。接着，向侦缉队长先生透出口风，但却劝告他要“放长线，钓大鱼”，不要鲁莽行事。几天后，当他带着大批人马前去抓人时，早已人去屋空，只拣回几片无用的文件。上司知道后，连声大骂其无能，不多久，这位侦缉队长终于被当作“共产党的奸细”秘密处决。战士们听了“哈哈”大笑，李克农乘机对大家说:“同志们，谁说保卫、情报工作不是战斗?这，也是对垒，也是厮杀，但更艰巨、更复杂、更需要智慧。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搞保卫、情报工作的，就是要暗藏杀机，要有更大的杀伤力!”
战士们读书少、文化低，李克农他们就自编教材，并向大家传授有关情报、保卫工作的各种专业技术知识:怎样警戒布哨?怎样追踪?怎样摆脱钉梢?怎样识记和描绘不同人物的特征?怎样搜集和传递情报?怎样进行审讯?怎样记录、调查和分析各种资料?怎样预测天气?怎样分析地形?怎样同三教九流打交道?诸如此类。李克农妙趣横生的讲解，说得大家频频点头称是。正是有了李克农等人的辛勤工作，才培养和造就了中共历史上训练有素、精通业务的情报保卫工作队伍。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人生新的起点
苏区的山路崎岖难行，苏区的阳光却格外灿烂。环境虽异常艰苦，但李克农埋藏已久的文艺天赋却有了用武之地，他常常自编、自导、自演节目，好戏连台。
红军学校俱乐部设有一个文艺俱乐部，赵品三任主任，他和李伯钊、危拱之等文艺活动家，拉上在红军学校工作的伍修权等人，发起成立了红军第一个剧团———八一剧团，经常为军民举办文艺晚会。
李克农眼睛不好，人们都戏称他是“只眼先生”。虽已过而立之年，并且身体微胖，可他对这类文艺活动却乐此不疲，像小伙子一样兴味盎然。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李克农与李伯钊同台表演两人自编的话剧《农奴》。李伯钊很会演戏，建国后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和她一起登台表演，李克农毫不逊色。他表演生动自然，把苦大仇深的农奴哥哥表演得惟妙惟肖，博得满场喝彩。李克农还主演过《秘书长万岁》这部戏，对当时猖狂进攻红军的国民党法西斯分子进行了有力的讽刺和嘲弄，也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高层政局也在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李克农的安徽老乡、在顾顺章叛变后曾被李搭救过的王明挑起来的。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仅两年的27岁青年人———王明，倚仗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公开发难，一举控制了中央的领导权，大搞其极“左”的一套。顾顺章事件后不久，他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通过他的亲信———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遥控中共政局。
一时间，“左”倾冒险主义思潮横行无忌，红色苏区大祸临头!由于严重的“左”倾错误，中央红军终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被迫从瑞金出发，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总共86000人，开始了英勇悲壮的万里长征。
李克农奉命担任了中共中央纵队驻地的卫戍司令，负责率领侦察部队，沿途进行地面侦察，保卫中央机关和领导人在长征中的安全。
1935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红军左路军到达四川阿坝后，忽然宣布拒绝执行中央关于北上的方针，并要挟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甚至图谋危害中央。李克农面临抉择。
他没有犹豫，断然表态:坚决拥护中央命令。他协助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李克农和林伯渠、杨尚昆、肖向荣等一起参加了叶剑英秘密主持召开的军委纵队干部会议，支持叶剑英提出的以“外出打粮”为名、跟随中央北上的方针。
1935年10月，李克农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调至先遣工作团工作。该团任务完成后，他又负责组织突击队驻道左铺，担任向洛川方面进行侦察游击的任务。
红军历尽艰辛，终于到达陕北。这里将是李克农人生新的起点。黄土高原在阳光的照射下，一片金黄，信天游委婉动听的旋律萦绕在耳边，李克农站在高坡之上，俯看苍茫大地。
这是一幅多美的景色，他，将在这张大纸上，尽情挥洒他的人生!“红色特工”三人小组中的其他二人———胡底，于长征途中在松岗地区被张国焘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秘密杀害，时年仅30岁；钱壮飞，1935年3月21日红军长征渡过乌江后掉队失踪，下落不明。1985年，中共贵州息烽县委正式确认:钱壮飞已于1935年4月2日在当地遭地主武装袭击后殉难。他的遗孤后被中共党组织设法送到延安，曾得到李克农的照料。
既无畏暗箭，又何惧刀光，这，才是“红色特工”的英雄本色!“三杰”中仅存的李克农又将踏上漫漫征途。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
1935年底，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抗日救亡”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呼声，神州大地上抗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1935年夏，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团结起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为中华民族神圣的救亡事业而奋斗。是年底，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会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的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李克农就在此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
由于中共中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联络局也就自然地格外受到重视。
中央机关设在保安县(今志丹县)，城里最好的一个大院交给了李克农，用作联络局办公和接待用。
说是“最好”，其实除了几个空窑洞和一个空荡荡的院子外，要啥没啥。当时大家的处境都比较艰难，李克农二话没说，和大家一起打扫院子，准备粮草，借来家具，把院子里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联络局对外有个响亮的名字———“外交部”。但，这个“外”，是相对根据地来说的，所有进入根据地的重要人物和中共中央的外派干部，联络局都要管。
女作家丁玲、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洋医生马海德等等，都曾是联络局的座上客。
陕西地下党负责人孙作宾、高克林也受到了李克农的热情接待。经李克农的安排，他们分别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中共陕西省委同杨虎城建立秘密联系的情况。
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很早就和中共进行秘密接触。孙作宾等人向中央汇报了与杨虎城秘晤的情况后，中共中央委托李克农给杨虎城的手下大将和亲信———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写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对杨、孙二人“抗日情殷，愿赋同仇”，深表钦佩，提出“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毛泽东在信上签了名。
为加强和十七路军的联络，李克农还安排人员在十七路军内建立了秘密电台，保持和中共中央的通讯联系。
这时的李克农又像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不停息地工作着。埃德加·斯诺———这位经验丰富的美国记者，用他那独有的敏锐眼光，为这个时期的李克农留下了一张宝贵的“速写”:
“李克农有些易于激动，说话很快，富有幽默感而又善于模仿别人。”
在他那本旨在向世人揭开红军———这群战斗在西北高原上不屈的革命者的神秘面纱的名著《西行漫记》中，还记载了这么一段有关李克农的小插曲。在斯诺前往根据地保安采访的途中，一天，他被安排在百家坪过夜，由于开水很烫，口渴的斯诺就招呼一位从身边走过的小红军:
“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
那位小红军却不愿搭理这位外国客人。
几分钟后，着急的斯诺先生又去招呼另外一个孩子，结果也一样。出什么事了?斯诺心中纳闷。
这时，李克农走了过来。他戴着厚厚的玻璃近视眼镜，斯诺称他“瞎子”。李克农笑话他说:“斯诺先生，你可犯了个不大不小的错误。你可以叫他们‘小鬼’，要不你就叫‘同志’，你不能叫他们‘喂’。这些孩子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都是小革命，他们是自愿来帮忙的。只有地主家的佣人，才被称‘喂’，他们个个可都是未来的红军战士啊!”
斯诺听罢，恍然大悟。他按照李克农的吩咐去做，果然如愿以偿。这些大多是迎来送往的外事活动。此外，配合中共中央部署，联络局还有一项最为重要、最为迫切的任务，那就是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对国民党、特别是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中央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李克农、朱理治等协助工作。李克农走马上任后，首先在瓦窖堡举办了训练班。其中一个班是由红军在对东北军几次作战中俘虏的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共120人，称为“解放军官学习班”。
开班第一天，这120名军官抬头四看，见四周贴满了标语:“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回老家去”……突然又响起了熟悉的歌声，只听围坐在学习班周围的的几十名红军小战士，放声高歌《打回老家去》，歌声震天动地，这些东北军军官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是李克农给他们上的第一课。接着，李克农又请来博古、彭德怀、邓颖超等人来给大家讲课。毛泽东也来了，他说:拿着枪是敌人，放下枪是朋友!
寻找同共产党联系的途径
东北军的军官们感动了，醒悟了，他们自发地成立了抗日同盟会。许多人还找到李克农，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的还要求回到东北军去做工作。
李克农也在其中精心物色人员，他要在东北军中打开一个缺口，同共产党联合抗日。
而张学良，这位东北军的最高统帅，此时，也在千方百计地寻找同共产党联系的途径 。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是国民党的一支地方实力派。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听命于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将东北千里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不战而退，撤至关内，成为受人嘲讽的“不抵抗将军”和“流浪将军”，国内遣责之声四起。
1935年10月，蒋介石为了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委任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司令，将东北军调往西北充当进攻红军的炮灰。
然而，在战场上鹿死谁手，这可是要靠枪杆子说话的。形势令这位34岁的少帅很不乐观:
1935年9月，劳山战役，东北军110师被红军全歼，师长何立中阵亡；
同年10月，榆林桥战役，619团被全歼，团长高福源被俘；同年11月，直罗镇战役，109师全军覆没，师长牛元峰毙命；紧接着，黑水寺战役，106团的骑兵部队又在吴起镇遭到重创；……战场上这接踵而至的惨败，将少帅颇为自信的头脑击得眩晕不堪。才短短的三个月不到，损失已是如此惨重，赫赫有名的东北军被红军报销了近三个师，张学良痛苦万分，他长叹一声:“学良真是心中痛苦倍增!这许多优良将才没有牺牲在抗日前线，却埋身于内战的战场，真是可惜可叹!看来，共军的战斗力，决不可小视啊!”
这时，连战连败的东北军中下层官兵，对这场看不见任何取胜希望的“剿共”战争也越来越不满。劳山战役后，成千名在这场“剿共”战争中被歼被俘官兵的家属，到张学良的“西北剿总”门前哭诉。张学良一向以体贴下属著称，此时此刻，他看见黑压压的人群拥向他身边，心中也不由得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张学良这时真正意识到:中共和红军是“剿”不完的，剿共”战争再不能打，也打不下去了!
而国民党政府对东北军这类“杂牌”葬身红军之手，却是幸灾乐祸。1935年10月，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往日车水马龙的门前，忽然变得来客寥寥。对于张学良依照惯例提出的重建东北军在“剿共”战争中损失的部队和给予补给的要求，蒋介石不仅不批准，连110、109两师的番号也给取消；甚至连张学良要求对“忠勇殉国”的何立中、牛元峰的家属特恤各十万元，也被驳回。世态炎凉，人间冷暖。张学良痛苦、彷徨。
败军之将，焉敢言勇。一个念头———同共产党讲和的念头，在张学良的胸中腾然升起。一定要找到共产党!可共产党在哪里?
张学良通过各种渠道寻求同共产党接上关系，颇费了一番周折。1935年11月，张学良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托故来到上海，他要在这里会见老友杜重远。杜重远是张学良的同乡，“九一八”前曾担任过张学良的秘书，两人私交笃深。“九一八”后，杜重远来到上海，一面兴办企业，一面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与章乃器、邹韬奋等一起编辑《生活周刊》，后又充任《新生周刊》的总编辑。1935年6月至7月间，由于《新生周刊》登载了《闲话皇帝》一文，被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以“侮辱天皇，妨碍邦交”的“罪名”判刑一年零两个月。
张学良到达上海的时候，杜重远正在服刑，被保释移住在虹桥疗养院，由法警监守。张学良秘密约会了杜重远，想听一听他在政治上有些什么高明的意见。
老朋友之间，开诚布公，肝胆相照。杜重远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张学良过去几年“剿共”的做法是错误的，并向他提出了在西北搞大联合、共同抗日的建议。针对张学良对共产党的种种怀疑和顾虑，杜重远强调说:只要你汉卿老弟下决心走抗日这条道，共产党一定会跟你联合的，这一点不用怀疑。杜重远言辞恳切，张学良听了频频点头。
同共产党联合，需要一位穿针引线的人物，张学良看中了刚刚从苏联回到上海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
李杜，辽宁义县人，1908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此后，他在东北军中几经升迁，官至吉林自卫军总司令和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长官。1932年，他率部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失利后退往苏联并同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定的联系。
这次到上海，张学良也特地拜访了李杜，同时当面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替自己寻找同共产党联系的途径，然后再设法通知他。1935年底，张学良返抵西安后，一面静候李杜的消息，一面又积极寻找新的线索。
他忽然想到:不久前发生在北平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就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而以他自己为校长的东北大学中的许多学生都参加了这次运动，或许从中可以找到同中共联系的合适人选。他命令东北大学学生会派代表来见他。
通过老部下沟通与红军的联系
果不其然，以中共地下党党员宋黎为首的三名学生代表前来西安见张校长。当宋黎向张学良慷慨激昂地讲述了“一二·九”运动的详细经过以及要求打回东北老家的心愿时，聪明的张学良几乎可以肯定，眼前的这位能言善道的小伙子必是共产党无疑。不过，宋黎毕竟年纪太轻，张学良不放心寄以心腹，于是他将宋黎留在了身边当秘书，打算日后再作计议。
张学良还想到了另外一个线索———即通过东北军的前线部队沟通与红军的联系。他 将这一主意告知心腹大将王以哲，这位跟随他多年的老部下自然心领神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同共产党联系的这根线，最后还是由他的老部下、被红军俘虏的619团团长———高福源给牵上了。
1935年榆林桥一役，高福源所辖团悉数被歼，高福源本人被红军生擒。
高福源40岁出头，长得人高马大、虎背熊腰，一眼望去，一副标准的军人形象。和东北军的许多将领一样，他禀性爽直，浑身透出一股东北大汉的血性。在被俘的两三个月生活中，他参加过李克农主持的“解放军官学习班”，亲眼看到了红军的互助友爱、生气勃勃，体会到红军对他的宽大政策和热情照顾。和这样一支军队交战、被俘，使这位强烈要求抗日的军人痛悔不已。终于有一天，高福源忍不住了，他突然提出要见红军的负责人，说有要事相商。
李克农来了，他是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的身份来见高福源的。两人坐定后，话匣子就打开了。高福源不把李克农当外人，将自己几个月来的思想变化，一古脑儿全向李克农抖了出来。
这次谈话令李克农欣慰，一方面，说明“解放军官学习班”是有成效的；另一方面，李克农确信高的立场转变是深刻而真实的。临别时，高福源拉住李克农的手，非常诚恳地说:“红军的一切主张、一切做法，我完全同意和衷心佩服。我相信，这些做法主张，不但我完全同意和佩服，东北军甚至张副司令知道了，也会同意，也会佩服，并且可能愿意在抗日的前提下同贵方合作。我现在抗日热情很高，愿意自告奋勇，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副司令与红军联合抗日，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李克农当即表示:你的这个建议，符合我党的瓦窑堡会议精神，待我请示中央后，可以放你回去。这一点，你不用担心，我本人倒很为你回去后的生命安全担心哩!
高福源很自信，他拍拍胸脯说:“没问题，再说，即使杀头我也不怕。”
李克农很快把这一情况上报了中央，中央十分重视，迅即批准了高福源的建议。
临别之际，李克农反复叮嘱高福源，让他回去后，先用自己的身份试探一下张学良的态度，如果张学良真有和平诚意，红军愿派正式代表和他谈判。
1936年1月初，获释的高福源踏上了返回东北军的归途。他先到洛川去见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王以哲随即给张学良发去一封密电:“前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
张学良接电后，次日就亲驾他的波音专机飞抵洛川，去见这位突如其来的红军使者、过去的老部下———高福源。
高福源见到自己的最高统帅后，“啪”地一个立正:“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这次，是红军派我回来的，有许多情况要向副司令报告。”随后，这位七尺汉子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中国要是继续内战下去，不只是东北军有灭顶之灾，东北失地没有收复的日子，就是整个中国也危在旦夕。……我们应当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联合起来与全国人民携手抗战，洗去背在身上的历史罪名。副司令应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啊!”
话说完了，高福源双膝落地，长跪不起。他知道，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性命已经不属于自己了。他在等待少帅的裁定。高福源哪里知道，他的担忧与恐惧是多余的。一席话，把张学良和王以哲说得双双落泪。张学良走上前去，一把扶起高福源，恳切地说:“你回来很好!你谈的很对!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你今后可放心做这一工作，如果你遇有不测，你的家属生活和子女教育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
1月16日，心情振奋的高福源奉命回到陕北苏区，把详细情况一一向李克农作了汇报。李克农很高兴，领着他去见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
中央领导十分赞赏高福源这一举动，毛泽东当场拍板，任命李克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去同张学良、王以哲会谈。李克农出发前，高福源又被派往洛川，同王以哲约定与红军电台通讯的呼号和电码。2月中旬，双方电台正式叫通。2月19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主席和红军彭德怀司令员的名义，将李克农等中共代表的出发日期由电台通知了张学良和王以哲。
洛川会议
2月21日，漫天大雪，黄土高原上原驰蜡象，一片银妆素裹。在从瓦窑堡到洛川的羊肠小道上，传来一阵清脆的马蹄声。李克农率领四名随从人员，在高福源的陪同下，前往洛川秘晤张学良和王以哲。李克农身穿中山装，四方脸上架着一付圆形厚玻璃眼镜，显得气宇轩昂、严肃庄重。秘书钱之光也身穿中山装，紧随其后。译电员戴镜元，个子不高，只有17岁，穿着学生装，像是要出远门的学生娃。警卫员和马夫，头上扎着白汗巾，身穿对襟白布衫，腰上扎根布腰带，一副陕北汉子的打扮，做向导的高福源也是一身便装。
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绝对保密。
25日下午，李克农一行踏着盈尺深的积雪，终于来到离洛川不远的县。早就奉命准备的东北军67军某团团长亲自出城迎接。李克农一行在此稍事休息后，又向洛川方向前去。
深夜时分，李克农等安抵洛川。这里已是寒气袭人、滴水成冰的世界了。
洛川是东北军67军的驻防地。军长王以哲、参谋长赵镇蕃希望和红军合作的愿望非常迫切，他们热情迎接了李克农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
为防消息泄露，李克农一行被安排住进一个紧靠军部的三进四合院里，高福源的同学、参谋处长佟道和一名副官陪住，院外哨兵把守，戒备森严，形同“软禁”。当然，招待没话说。
王以哲、赵镇蕃将李克农一行安排妥当后，即密电向张学良报告。张学良本答应亲自参加会谈，但因临时去南京有事，不能前来，电示王、赵二人妥为招待，先谈具体问题，重要事项待他回来相商。
2月26日，会谈正式开始。根据张学良的意见，李克农和王、赵二人主要就67军与红军局部合作问题进行了谈判，经过开诚协商，双方达成口头协定:
1.确立红军与67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包括67军在甘边区及关中区的防地)；
2.红军同意恢复67军县、甘泉、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
3.延安、甘泉两城恢复正常关系。延安、甘泉两地67军所需粮食、木柴等物，一是67军自己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二是红军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送粮、送柴进城出售，以便利东北军；4.双方都可互派人员到对方驻地办货。双方对办货人员要负保护之责，并给予方便。但为掩人耳目，办货人员应着便装；5.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达半年之久的67军两个营重新换防，不加阻挠；
6.东北军送给红军一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以全面停战促全面合作，是这次会谈的最重要的成果。
会后，李克农即电告中央。中央批准了这一协定，双方约定自3月5日起秘密下达执行。
而王以哲在会后，除了掩护红军采购人员到西安购买两批物资外，还收集了一批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出版的报纸杂志，连同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各省的军用地图各一份赠送给红军。他知道，处于西北一隅的红军很需要这些东西。可见，王以哲对与红军合作，态度是真诚的。
张学良也不例外。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飞返西安。4日，他顾不上鞍马劳顿，亲驾飞机抵达洛川，赶往李克农的住地。对这位西北“剿匪”副司令，李克农在上海就曾有过一番“研究”，只是素未谋面。只见眼前站着的这位30来岁、英俊洒脱的年轻人，身穿一件做工精致的长衫，手里拿着根司的克(英文stick，指“手杖”)，不像是统领千军的统帅，倒很像是一位商人。张学良一步上前，紧握着李克农的手，半开玩笑地说:“你和老王、老赵搞的那几条，我都知道了，完全同意。不过，这次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说罢，就“哈———哈———”大笑起来。
李克农打趣地说:“张将军，莫非你解甲从商了不成?”李克农心里清楚，张学良想打一张大牌，他要同红军进行全方位的合作。
会上激烈争锋
下午3点，会谈开始。
张学良首先发言:“蒋介石现在掌握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和陆海空军大权，是全国最大的实力派，要抗日，就得联合他，否则很困难。你们共产党为什么要提反蒋抗日，不要蒋介石，是个很大的失策。你们共产党为什么要反蒋抗日，你们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为什么不包括蒋介石呢?”
李克农说:“蒋介石一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对日本侵略步步退让，不许抵抗；对主张抗日的红军却全力‘围剿’。我们现在号召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他仍然专打内战，死不抗日，他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公敌，我们又怎能把他列入团结的对象呢?所以，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
李克农之所以说出这番话，是因为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是提“反蒋抗日”。这个提法张学良不同意。双方就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这个问题，展开了坦率的争论。
李克农尽力解释，也没能说服张学良。最后，李克农表示，如果蒋介石愿意放弃反共政策，解除对人民的压迫，愿意团结全国人民抗日，中共对他的态度可以重新考虑。
张学良又问:“要抗日如何抗法?共产党对国防问题的看法如何?”李克农说:“抗日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也要争取国际援助。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发动全国人民一致对敌，这个力量是巨大的，是不可战胜的。另外，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不可能速胜，投降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中国地广人众，有利于长期作战，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张学良接着问道:“共产党既然抗日，为什么要走山西去东征?从山西走，一定会遭到阎锡山的有力遏制，何不走宁夏、绥远?那里与外蒙、苏联靠得很近，不是更顺利些吗?”
李克农解释说:“红军东渡抗日，一是为了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抗日，到山西、河北政治影响大，到宁夏对全国影响小；二是为了解决红军军需和兵源问题，我们对东征胜利是有把握的。”至于为什么不走宁夏、绥远，李克农未多作解释，张学良也没有深究。张学良还提出红军与东北军分别派出代表与苏联接洽有关援助中国抗日问题，并与李克农商定，由张学良负责与新疆盛世才联系。盛世才此时与苏联关系较好。
最后，张学良提出要求，希望中共方面派出全权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最好能在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副主席中推出一位来再作一次会谈，会谈地点在肤施(延安)城，时间由中共方面定。李克农和张学良还商定，由中共派一位色彩不浓而又能负责的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予掩护，以便与各方联络，推动关于成立国防政府和组织抗日联军等活动。
李克农言语机警，口若悬河，张学良谈笑风声，潇洒自如，会谈气氛十分热烈。
5日凌晨4点，会谈结束。
会谈结束后，李克农立即发长电给中央，报告会谈内容并请示以后的行动。
6日，中共中央复电，对谈判结果深表满意，对李克农一行表示慰问，并请李克农即日赴山西石楼晤谈。
7日，李克农一行三人，取道延长河，前往石楼中共中央所在地。当天，中央召开会议，李克农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人报告了此行经过及张学良希望会见中央负责人的要求。事实上，李克农发电回来当天，中央即已研究，认为张学良的要求是真诚的，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十分重要，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为我方全权代表，再赴肤施与张学良会谈。
此前的4月6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名义联名给张学良和王以哲打电报，内称: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七日由瓦窑堡启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会谈之问题，敝方拟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丙:张先生有何提议，请预告为盼。
双方电报往来，最后确定于4月8日在延安会谈。周恩来、李克农带着电台和一个小分队于约定时间来到延安东北二十里的川口。不料这天天公不作美，雨雪交加，道路泥泞，和张学良的电台联络又中断了。直到9日上午，才得知张学良亲驾飞机，带着他手下大将王以哲和在其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已到延安。张学良在上海的时候，曾授意李杜秘密探询共产国际与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设法接上关系，刘鼎就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介绍给张学良的。
刘鼎，四川人。1924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后经朱德、孙炳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他被派往赣东北苏区工作，在方志敏率领的抗日先遣队遭蒋介石围攻失败后被俘。后从九江俘虏营逃出到上海寻找党组织，经友人介绍曾暂住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家中。1935年12月张学良到上海会见李杜和杜重远时，表示要找共产党关系。李杜和宋庆龄有联系，提出过此事，宋庆龄知道刘鼎住在艾黎家中，她对刚到过瓦窑堡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说，艾黎家中就住了一个共产党员，可介绍他到张学良那里去工作。董健吾见了刘鼎，告诉他张学良急于找共产党的关系，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希望他能去西安见张学良。刘鼎经过考虑后表示同意。
延安会谈
1936年3月，李杜从董健吾处了解了情况后，打电报给张学良说:“寻找的朋友找到了。”张学良大喜，立即派其高级参谋赵毅到上海将刘鼎接到西安，秘密安置在张学良公馆的东楼内。刘鼎在西安和张学良长谈数日，张学良对刘鼎的高论颇为赞赏，盛赞刘鼎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位可以交心的朋友。因而这次和共产党谈判，张学良带上了刘鼎，委以心腹。9日晚上8点，周恩来、李克农一行进入延安。为防走漏风声，红军小分队在延安城外做了周密布置。
延安清凉山下的桥儿沟一座天主教堂里，张学良和周恩来、李克农的会谈将在这里举行。会议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参加会议的只有五个人———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王以哲、刘鼎。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
周恩来，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就已赫赫有名，此刻，刚毅的脸庞上蓄满长长的胡须，更显得神采飞扬。
会谈伊始，周恩来热情地握着张学良的手说:“我就是在东北长大的。”(1910—1913年秋周恩来曾在沈阳读书)
张学良说:“这我知道，听我的老师张伯岑说起过。”周恩来奇怪地说:“怎么，张伯岑也是你的老师?”
张学良笑道:“过去我抽大烟、打吗啡，就是听了张伯岑的劝告后才戒除的，从此拜张先生为师。我们可算是同师了。”
一阵笑声过后，张学良坦率地说:“我自欧洲归国以后，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相信法西斯能够挽救中国。可是经过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透彻的分析，我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认为当前的中国，必须实行民权主义，才能唤醒民众。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是中山先生积40年的革命经验，我们不能放弃。不过，关于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阵线的问题，我和你们有不同的看法，在洛川已经和李克农先生谈过，意见未能达到一致，所以特别约请周先生当面谈一谈。”
周恩来说:“好嘛，多接触接触，双方就会多了解、多谅解。”接着，双方就一系列问题展开了会谈。
张学良坦率地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实际的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他势必会与我们作对，甚至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像在张家口对付冯焕章(冯玉祥)先生一样。蒋介石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为了自己，他会一意孤行到底。”
周恩来冷静地说:“蒋介石集团，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经济上，力量确是很大的，抗日战争如果争取不到这个集团参加是个很大损失；争取过来，对抗日战争有好处。可是蒋介石奉行的是‘宁给外人，不给家奴’的政策。对日步步妥协，对内残酷镇压群众的爱国运动，高叫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其实是依靠出卖国家权益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只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
张学良应道:“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问题是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来争取。”周恩来说:“如果能够把这样一个力量争取过来抗日救国，也是我们所十分希望的。可是，他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也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雄厚力量。要用什么办法才能争取过来呢?张先生知己知彼，可以多谈谈了。”
张学良回答道:“蒋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日本人给他难堪，他也发过牢骚，心中仇恨。但他有个很错误、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他要是在前方抗日，他不放心。这就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根据。”周恩来听罢，站起身来，严肃指出: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勾结帝国主义，投降封建军阀，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罪行累累，难以尽书。最后，张学良问周恩来、李克农:“你们共产党是否真心抗日?”周恩来答:“真心!”“是否倒蒋方能抗日?”“是的!”
张学良听罢心一沉，痛道:“你们的抗日和蒋委员长的攘外，如果都附带倒蒋或安内这些条件，我实在不能苟同。因为，日本人是绝对不会干等着你们去倒蒋或是剿匪的啊!”说完，易动感情的张学良大哭不已。
周恩来看着张学良一片赤心热胆，也不禁陪着落泪。他随即表示:“如果蒋介石能放弃剿共政策，我个人表示同意联蒋抗日，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新受他的领导。旧帐，我们不愿再算了!”
不过，这一问题事关中共的方针政策，周恩来提出须将意见带回中央请示，再作最后决定。
张学良听完，由忧转喜，他说:“你们在外边逼，我们在里边劝，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会谈相当成功。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效
10日清晨4点，会谈结束。张学良一片报国之心，给周恩来、李克农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一行人同张学良挥手告别，依依而去时，一抹朝霞已经飞上了延安的宝塔山。
4月12日，周恩来、李克农回到瓦窑堡，刘鼎也同行。第二天，留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立即开会，听取周恩来在肤施与张学良会谈的报告。会议决定，派刘鼎到张学良处，任驻东北军代表，继续做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李克农与王以哲保持密切关系；邓发作为 中央代表经西安、新疆赴苏联；在肤施、宜川、洛川、西安等地建立通往白区的交通机关。并决定加紧抗日宣传工作，争取东北军不打红军。
中共中央决定刘鼎担任驻东北军代表后，周恩来指示他同李克农研究在西安建立秘密无线电台以及从瓦窑堡到西安和西安到北平、天津、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秘密交通线问题。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物色一个技术较高的报务员，日后由地下交通送去西安建立电台，密码由李克农交给刘鼎带去并教他使用。
4月22日，周恩来写好给张学良的信，并和李克农一起同刘鼎谈话。周恩来对刘鼎说:中央决定你去担任驻东北军代表，这件事很重要，是我党第一次做这样的统战工作，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刘鼎到西安后，果然不负重托，着手秘密电台和秘密交通线的建设，并对东北军进行了多方位的统战工作，成效卓著。
1936年6月，热衷于内战的蒋介石严令东北军从南向北分三路进攻瓦窑堡，并指令驻瓦窑堡东线的国民党中央军配合进攻。为配合中共中央对张学良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中央决定主动撤出瓦窑堡，以便张学良好向蒋介石交差。
周恩来奉命负责指挥红军抗击东线国民党中央军和组织中共中央机关有秩序地向保安方向撤退。为争取时间，6月14日，周恩来电告王以哲:“务望火速电令前线兄部停止前进”，否则将会“造成两方敌对，对目前形势实有大害”。王以哲接电后随即南撤。19日，周恩来又电告王以哲:若国民党中央军进占瓦窑堡，我方必事先通知你们，由东北军占领。
当周恩来正在组织中共中央机关撤退时，一股陕北地方武装于6月21日突然袭击瓦窑堡。周恩来立即指挥红军反击，掩护中央机关西撤至保安，同时，他又指挥红军第二十九、三十军包围瓦窑堡，并请李克农与王以哲取得取系，协商用“打假仗”的办法将东北军引进瓦窑堡。
李克农与王以哲商量妥当后，亲带一个排的人马，煞有介事地布置在瓦窑堡南边的山岗上，与王以哲的部队一起朝天放空枪，红军“寡不敌众”，东北军“愈战愈勇”，一直进入到瓦窑堡城内，原来占据该城的地方部队只得悉数撤出。
王以哲部占领瓦窑堡后，这里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和平共处、互相往来的地方。此后，中共中央迁往保安。
除了做好同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外，李克农主管的中共中央联络局还积极派代表同国民党地方势力领导人建立关系。介绍信统一由联络局用复印纸复写在4寸见方的薄棉纸上，写好后送毛泽东签名盖章，再填上对象和代表的姓名，由出去的代表密藏在衣服角上带到目的地后面交。所有名单均经中共中央决定，李克农协助周恩来具体安排。介绍信的原文如下:××先生勋鉴:
日寇进攻，国家危急，亟宜一致奋起，组成坚固的抗日阵线。为着坚决保卫平津，保卫冀、察、晋、绥、山东，与仇敌血战到底之总方针而斗争。弟等对××先生抗日决心甚为钦佩。兹派××同志前来晋谒，请予接洽交换意见，并赐指示，以期驱除强敌共救危亡。临书不胜屏营系念之至。敬致
抗日民族战争之敬礼毛泽东(盖章)月日
先后派出带有这种介绍信的有:到西安见杨虎城的张文彬，到太原见阎锡山、后又到绥远见傅作义的彭雪枫，到广西见李宗仁、李济深的云广英，到山东见韩复榘的张经武，到宁夏见马鸿逵的张子华等人。与地方势力的联系，对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无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李克农在这一时期的出色工作，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李克农秘晤张学良以及在同国民党地方势力所进行的统战工作中做出的重要贡献，为随之而来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制造了契机。毛泽东很欣赏李克农的干练才智，夸奖说:“李克农单枪匹马，搞得很好!”
第三篇
李克农作为一名被国民党通缉多年的“共党要犯”，孩子们不知其生死存亡，而国民党的报刊上却时常出现有关他被捕被杀的消息。为了避开骚扰，孩子们上学填写表格，在“家长”这一栏里，填的不是李克农，而是爷爷李哲卿的名字。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点，西安临潼华清池沉浸在一片隆冬的寂静中。
忽然，一阵激烈的枪声从这里骤然响起，张学良卫队一营某连包围了这里，拉开了兵谏蒋介石的“西安事变”的序幕。
1936年12月4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飞临西安，以华清池为行辕，向 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部署“剿共”计划，压迫张、杨就范。
12月7日，张学良、杨虎城得知蒋介石已准备了两个方案，供张、杨选择。第一个方案:如果张、杨服从他的命令，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将全部开赴陕北进攻红军。假如不执行他的命令，就实行第二方案: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陕、甘两省由国民党中央军接管负责“剿共”。而且，蒋介石已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
张、杨均不愿执行“剿共”命令，又不愿调往南方去被蒋介石分割、消灭。12月7日和8日，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前往华清池劝说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用政治方法解决红军问题。结果蒋介石不仅不为所动，而且大发雷霆。
蒋介石的顽固态度终于迫使张、杨作出断然决策:兵谏蒋介石，迫其停战抗日。
不可一世、盛气凌人的蒋委员长被扣留起来，张、杨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建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二人分任正、副委员长，并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惊天地，泣鬼神，名垂青史。而西安，这座位于渭河中部、有着三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古都，一时又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遽然发生的事变，犹如平地一声惊雷，使错综复杂的国内政局变得更加混沌迷茫。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刻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意见。12日深夜，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对内情尚不明了的“西安事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负责人都作了重要发言，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从民族利益的高度出发，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应张、杨两将军电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和叶剑英等组成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工作，促使蒋介石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转向停战抗日。
不久，中共中央又指派李克农、伍修权和边章伍赴西安协助工作。边、伍二人在西安等待布置新的任务，没有直接参加处理“西安事变”的工作。李克农一到西安，就立即担任了中共代表团秘书长，统管内部事务。
李克农的工作量很大，每天从早忙到晚，深夜11点以后，还要等待周恩来、叶剑英回到住地，向他们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到满脸倦容的李克农上床休息时，早已是万籁俱寂、众人入梦了。这段时间，他的身体状况明显恶化。长期过度的劳累，加上贫瘠的西北高原上恶劣的生活条件，使得李克农那本来就很虚弱的身体“雪上加霜”。他眼疾更严重了，哮喘病不断发作，整天咳嗽不止，心脏也出了问题。
真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而张学良不久又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随即命令组织高等军事法庭，对张学良开庭审理，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年。不久，虽宣布“特赦”，但“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如笼中之虎，失去了自由，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禁生涯。“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杨虎城将军，于1937年6月被迫辞职赴欧美考察，抗战胜利后返国，被蒋介石下令囚禁，于大陆解放前夕遇害于重庆松林坡戴公祠，时年56岁。
张学良赴宁被扣后，蒋介石一面施放政治烟幕，一面对西安作军事部暑，大兵压境，东北军一向以张学良为核心，此时群龙无首，形势日趋混乱。
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大多握有团营实权，张学良过去很器重他们，他们对张学良也有很深的感情。他们要求抗日，有爱国热忱，但思想有些混乱，处理问题不够冷静，特别是对张学良被扣表示无法接受，强烈要求不顾一切地营救。
这批人中，为首的是张学良警卫团团长孙铭久。“西安事变”发动时，他曾亲率队伍冲入华清池活捉了蒋介石。张学良被扣后，以他为首的少壮派和以王以哲、何柱国为首的主和派发生了尖锐矛盾。
1937年2月2日，孙铭久警卫团的一批人，突然闯入王以哲的住宅，开枪将王打死，制造了一起异常严重而又本不该发生的悲剧。消息很快传给周恩来，他闻讯立即和李克农等人赶到王以哲家。李克农看到王以哲身中九弹，躺在血泊中，他深为这位曾在古北口大战过日寇、又和自己进行过面对面谈判的东北军高级爱国将领的惨死，发出了阵阵叹息。
王以哲的家中哭声一片，乱成一团，李克农等人协助周恩来，帮助布置灵堂，安慰家属，料理后事，使东北军许多将领深受感动，解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会。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