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晚清的权力构架中，慈禧和李鸿章之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关系：知李鸿章者，慈禧也；能助慈禧者，李鸿章也。他们之间惺惺相惜，互相需要，并且对对方也心有余悸。他们二人的方法各异，但他们却有一样的目的，那就是全力保全清朝，保全皇室，他们就像清王朝最坚固的两根柱子一样，构求着一种平衡，支撑着末日的清廷。
在深知李鸿章同时，慈禧还在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这三位晚清时代的重臣之中，玩弄政治平衡术，与李鸿章一样，慈禧从未让他们担任过核心职务，但他们从未遭到过她的贬黜——当一位臣子的权力到了足以威胁她的安全时，慈禧就会心狠手辣地下手了。当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恭亲王。当慈禧察觉到恭亲王自以为功高盖主得意洋洋之时，她就毫不犹豫地收拾了自己的第一个合作者，一个曾经亲密的盟友，一个杰出的政治人物。作为女人，慈禧还有着女人的政治方式，罢黜恭亲王的同时，慈禧还拿出女人才具有的温柔，收恭亲王的女儿为义女——这个女人，是深得这样的政治艺术的，就像她经常使用的一枚印章，上面镌刻着：恩风长扇。慈禧，就这样经常轻摆她的羽扇，不时拂出徐徐的恩风。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不妨假设一下。假如李鸿章对清王朝取而代之，那又将如何？
李鸿章至少有三次机会面对这个问题。第一次是曾经的洋枪队统领戈登提出来的。1880年清国与俄国关系危急，俄国以伊犁之役，对清国进行威胁恫吓，大有进一步扩大事端之势。戈登这时候正好去天津拜访李鸿章。当李鸿章向戈登问询对于时局看法时，戈登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李鸿章听完此话后，沉默半晌，然后说：“那当然很好，但是，你知道，我从未背叛过朝廷。”接着，李鸿章又说：“另外，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会掉脑袋的。”
第二次，就是孙文给李鸿章的上书了。
1894年6月甲午战争前夕，孙文曾到达北洋大臣李鸿章驻节地天津，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上李傅相书》。在此之前，孙文先到上海拜见已是名满天下的乡贤郑观应，将此书交给郑观应一阅。郑观应谈了一番感想后，转请王韬润色，并给孙文写了引荐书，推荐他去见李鸿章。在这本《上李傅相书》中，孙文大胆地向李鸿章提出了“取而代之”的建议。由于这时中日在朝鲜对峙已经剑拔弩张，加上孙文上书的内容过于敏感，李鸿章并没有对此事有所表达。也许，在李鸿章眼中，像孙文这样的“知识青年”还是太过稚嫩了，不足以从长相议。并且，李鸿章到底有没有接见孙文，一直存有争议，上书的结果是，李鸿章安排其幕僚给孙文弄了一张护照，让他“先游历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然后返中国”。
第三次则是1901年。当义和团运动无法控制、八国联军群起进攻北京之时，西太后急诏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北上议和。有一种说法是，在此关键时期，梁启超到了广州，拜会了李鸿章，为李鸿章定下上中下三策以应对此事：上策拥两广自立，以李鸿章在当时国内外的影响力，旗帜鲜明地恢复汉族统治，建立新政体；中策为起兵广东，北上剿拳勤王，以谢洋人，以兵马给洋人以威慑；下策就是奉诏单骑入虎狼之穴议和了。国乱纷扰之际，清室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上策无疑也是一种大胆的选择。但李鸿章对于所有的方案都未置可否。还有消息表明，李鸿章在广东期间，还同意幕僚刘学询与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的策划，同流亡在外的革命党人孙中山暗中联络，准备策划两广独立，自立为王或是总统，用孙中山来施行新政。
尽管最终这些行为烟消云散，但这样的传闻，听起来还像是煞有介事。也许，到了这个时候，李鸿章是对那个腐朽的朝廷彻底地失望了。这个腐朽的朝廷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内忧外患，苟延残喘，牺牲人民，绥靖洋人，让李鸿章本人受够了窝囊气。如果李鸿章真有打算鼓足勇气重写自己的人生，结果或者不出人意料，只是，时也，运也，李鸿章在犹豫中失去了这样的机会和可能性，只能一以贯之，以一个“糊裱匠”的形象留在历史的记忆中。
第十四章 忠与奸(4)
作为拥有重兵的地方诸侯，与朝廷的关系处理一直是潜在的，也是最具危险性的问题。随着清国腐朽和没落程度的加深，这种关系肯定会变得越来越迫切。从表面上看，李鸿章是有这个能力的，他手头一直握有重兵，无论是在智慧胆略上，还是从资历上，他比朝廷诸多的迂腐旧儒酒囊饭袋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并且以当时淮军的实力，相比较岌岌可危的清王朝，要想取而代之，并不是件太困难的事。但李鸿章似乎从未这样做，而且几乎从不对朝廷说不，在一辈子官场生涯中，李鸿章一直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从未违反过朝廷的有关授意，也从未对朝廷表现过一丝不恭。
应该说李鸿章有很多次非常好的“取而代之”的机会。李鸿章为什么不这样做？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实力问题，而是世界观问题，“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从性格和世界观上来说，李鸿章显然不是曹操那样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李鸿章虽然很聪明，但他却不是一个渴望成就霸业的人，他只是渴望着为朝廷所用。成为一个“治世之能臣”，就是李鸿章全部的追求。在这一点上，李鸿章显然与他的同乡，三国时期的曹孟德不一样。李鸿章虽然从才情上说也是“中人以上”，但他缺乏曹操那样的雄才大略，也缺乏曹操的大气、豪爽、洒脱、风趣、机敏、诡谲、狡诈、冷酷以及残忍，同时，最缺乏的，是曹孟德那样对于天地人生的全面的哲学思考和感悟。曹孟德曾在那首著名的《观沧海》中写道：“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从诗中，可以看出，曹操是一个对于天地万物有着通彻了悟的人。只有具备这样的感悟，才会有如此博大的胸襟和气度。一个不具备浩然之气的人，通常是不敢在乱世之中挺身而出，以天下为己任的。
从思想上看，李鸿章还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有着传统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忠义节孝的道德对他影响非常大，这种儒学义理的教育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行为掌握是根本的。在李鸿章的内心深处，他是一直承认“真命天子”的。
当时，层层叠叠的科举选拔制度更是加剧了人们的机械与谨慎。从这样的体制与思想出口所涌现的人物往往尽显处心积虑。由于科举制度的严格和缜密，加上理学的渗透，在明清两朝，已经没有土壤能出现赵匡胤式的乱世重臣，也很难出现诸如诸葛亮那样的英才了，能够出现的，只是这种体制设定的模具所铸造的器用者。对于绝大多数朝廷重臣来说，已经很少有虎狼之性了，有的只是犬性和羊性，见利忘义，或者是亦步亦趋、无所事事。对于李鸿章来说，他的性格、所受的教育以及成长经历都不足以支撑他成为一世枭雄。李鸿章出身社会下层官僚家庭，从性格上来说，并不是一个有着天地情怀的人，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他对于天地万物的思考与感悟也非常有限。李鸿章人文理想、宗教感以及历史感的缺乏，使得他在更大程度上只会在意个人的利益与功名，并不是一个为理想和情怀甘心舍弃功名和地位的人，他不可能有“反骨”，也不可能有着大境界，李鸿章拥有的，只是商人似的精明，以及官场的老谋深算。
在这样的思想本源之下，李鸿章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只会是浅层次上的追求，谈不上从本质和深层次上的理解。越到晚年，李鸿章变得越来越现实，疲于奔命各种事务，很难从诸多的事务中脱开身来。从追求上说，李鸿章对于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状况已相当满意，他更愿意在一种光环下生活而不愿意去做那个光环，因为这样更安全。李鸿章最终选择了一种安全的生命方式，那就是以执行者的面目来出现，在现存的制度下做事，同时，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国，服务于朝廷，而又有着自己的独立性。
与此同时，制度上的掣肘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国的中央集权，发展到明清之时，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政坛那种选拔官吏的制度以及推崇的倾向，使得官吏们很难保持一种锐气。知识分子那种因为拥有真理和才华，而具备的高贵感和英雄气质已经荡然无存。尽管李鸿章权倾朝野，也拥有广泛的权力网和关系网。但是，在当时清朝的那种繁琐无比、互相掣肘的政体以及组织方式下想要有所作为，必定难上加难。更何况李鸿章要想使其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效力，他还缺少最重要的力量支撑，那就是绝对权力。李鸿章从未掌握过中央大权，他一直在军机处外，甚至在洋务运动时期也与总理衙门大臣职务无缘，李鸿章在最盛时期也只不过是京城所在的直隶省的总督。虽然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当清国总理衙门没有能力处理对外事务时，李鸿章以北洋通商大臣的地位，赢得了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的权力，使自己成为与总理衙门并驾齐驱的一个单人外交部。但李鸿章掌控外交大权毕竟“名不正，言不顺”。而且，李鸿章的权力也受到很大限制，他所需要的财政和其他资源，经常有赖于他管辖的以外的省份。官僚体制的一个共性就是，很多事情如果按照惯性来操作的话，顺理成章轻而易举，但只要稍稍有悖僵化的程序的话，事情的进展就显得无比艰难。除此之外，李鸿章在很多事情上，还不得不主动适应当时的“潜规则”，那就是必须大量地向他的上级献礼和谄媚。当醇亲王在甲午战争前写信给李鸿章，说修万寿山的银子不够用，希望李鸿章和各位督抚能筹集点银子时，李鸿章不得不挪用海军军费为慈禧修建颐和园。在那样的制度中，类似的贪赃枉法再正常不过。李鸿章熟悉这个制度的一切潜规则，同样，他也是运用潜规则的高手。
第十四章 忠与奸(5)
李鸿章不肯上前台可能还有更深一层次的考虑。那就是对于乱世的担心，时局不明，前台的人极可能成为牺牲品。李鸿章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当清国陷入洋枪洋炮打开国门的泥淖之中时，中国何去何从，中华民族何去何从，李鸿章显然缺乏清醒的认识。正是因为认识上的困惑，李鸿章更愿意幻想去辅助一个名主，艰难而安全地去从事着自己的事业。或者像曹操一样，做一个权倾朝野的重臣，而让他的后人去真正地改朝换代。李鸿章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也许，这句话，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也暴露了他对于世事以及生命的无奈。也许，对于李鸿章来说，在时局不明的情况下，他只想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不愿意去冒风险去强求改变了。
当然，就李鸿章而言，他所忌惮的，肯定还有李家好不容易才兴旺发达的家业。无论怎么说，对李鸿章以及他庞大的家族来说，他们毕竟是这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李鸿章与李瀚章在朝廷做着大官，他们的弟弟有的做着生意，有的尽享其富，他们在全国各地都拥有大批财富。一个权倾当朝的家族，当然害怕天下动乱，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李鸿章当然不愿意将个人的财富作为赌资，放手一搏。李鸿章一直是一个入世很深的人，他本身一直不太注重空洞的名声，这一点，他与曾国藩一直不太一样，也与张之洞不太一样，他最看重的，是实力，也是实利。所以在当时，他有着那样的处境，有着那样的虚名，他已感到满意极了。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李鸿章本人所做的一切，是他处心积虑的结果。如果在内心深处，没有巨大的自我否定的力量的话，李鸿章不可能在行为上有着突破性的进展。在思想上也不可能有根本性的突破。性格决定命运。此语一点不差，也正是李鸿章的性格，决定了他在历史当中必然的悲剧命运；也决定了李鸿章只是一个社会转型早期的过渡式人物。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李鸿章本身的知识结构和理解力也决定了他的早期转型必然是举步维艰，犹犹豫豫。另外从人格上来说，李鸿章更多的是一个技术官僚，他缺乏的是那种真正的济世思想，能把自己真正“放下”的情怀。对于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人格是最根本的一种力量，如果缺乏这种力量，只能勉强算是一个“器用者”，根本谈不上是一个大英雄，更谈不上是一个创造历史的英雄了。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也说，李鸿章只是时势所造就的寻常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非常英雄。对于中国当时的时局，他已无力改变，只是蝇营狗苟。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李鸿章是中国五千年官场、权术、人际关系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一个成“精”的人物！实际上绝不止李鸿章，能在当年的专制制度夹缝中生存下来，并且游刃有余的人，都可以说是成了“精”的人物。这样的“精”也是中国文化与制度特有的产物。在世界所有的文化当中，也许只有中国文化是最重视人际之间的关系的，它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对于人际和功名的进与退、合与和的关系，简直可以说到了神经过敏或者无病呻吟的程度。而李鸿章对人情世故的把握，对官场进与退的规则的运用，以及那种专横与隐忍的双重心态，都可以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但可惜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个运筹帷幄的人，人算也不如天算，人力的智慧哪里赶得上时运呢，尤其是不可捉摸的命运。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李鸿章聪明一时，也糊涂一世。也可能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吧，“尽人事，听天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李鸿章的一生就带有悲剧意义。而如果是另外一种想法呢，自以为是，沾沾自喜，那么李鸿章则像一个小丑一样，他的一生则带有喜剧的因素了。
1902年1月，慈禧太后终于回到北京了。几乎所有的京官都跑到车站站台上来迎接了，紫禁城的皇家仪仗队也来了，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就像欢迎英雄的凯旋。与此同时，洋人们也带着花枝招展的家眷们来了，他们被有计划地安排在一个固定的区域里。鼓乐、鲜花和掌声中，慈禧从袁世凯安排的“龙车”上走下来，这个老妇人表现得很从容，态度极为和善，也极其谦卑。在前门，她向着所有看她进城的外国人鞠躬微笑，随后，68岁的慈禧像一个慈祥的老太太一样，不但接见了外国公使们的夫人，还接见了使馆的孩子。他们在一起合影留念，亲切地拉着家常，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第十四章 忠与奸(6)
只是在站台上，没有了李鸿章颀长而略显驼背的身影。大清帝国再也没有那个“舍我其谁”的李中堂了。也许，等宫中重新落定之后，慈禧会想起李鸿章吧，想到如果没有这个死心塌地的奴才，她可能会继续流亡生涯，甚至，性命都会不复存在，死在异地他乡。
李鸿章就这样带着遗憾和悔恨逝去，也带着荣光和忠诚逝去。也难怪这个在晚清奔波了数十年的中坚之臣死不瞑目了。可以这样说，随着李鸿章的翕然离去，这个时代之木桶上最强硬的一根铁箍崩断了。从此，庞大的帝国开始坍塌，堂皇神圣的庙宇上鬼魅横行，上层变得更加厚颜无耻卑贱猥琐，到处充斥着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这些人一方面惶惶不可终日，一方面肆无忌惮及时行乐……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雨即将来到。
第十五章 诸君莫作等闲看(1)
1903年2月，也就是在李鸿章逝世16个月后，李鸿章的遗体运回了自己的家乡合肥，葬东乡夏小郢（今大兴集）。
夏小郢离李鸿章的老家磨店并不远，只有10来公里，在此之前，李鸿章的夫人赵小莲也安葬在这里。当年这一带濒临淝河，幅员开阔，山势拱起，像一只潜伏在河流边的偌大神龟。宋朝时的名相包拯，以及明朝朱元璋的开国大将张得胜，也都安葬在这一块。当李鸿章的遗体安葬在这里之后，这里更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局面：包拯的墓在这只神龟的头部，张得胜的墓在这只神龟的尾部，而在高高隆起的背部，就是李鸿章的墓地了。
墓地的选择得到李鸿章的认可。李鸿章在1865年就任两江总督后不久，他的家人，在征得李鸿章的同意后，就开始替他寻找着合适的墓地了。选了很多地方，但李鸿章一直不太满意。一直到李家人在夏小郢这里选定之后，李鸿章才自算是认可了这块地方。1892年李鸿章给儿子李经方的信中，曾经谈到了对这块墓地的看法：
夏小郢生圹，大伯与王少谷看定有年，汝应亦闻知。前年少谷赴金匮县任之先，带桐城善作坟工匠至彼处堪开圹穴，寄来土色甚佳，内有小灵龟四个，谓是真穴。此次伯父书怂恿趁今年山向大利卜葬，余惟恐赶不及……风水之说，吾不甚为然，只求无水无蚁，以安体魄，言人人殊，各挟小术以欺世射利，而置先人遗体悬搁不葬，于心忍乎？
信中提到的大伯，是李鸿章的大哥，时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而从信的内容来看，李鸿章虽然说自己不太信风水的，但对于墓地的位置和土质，看得出来，他还是比较在乎的。在李鸿章给李瀚章的家信中，李鸿章还写道：“弟本不知堪舆，亦不甚信风水，但喜邻近包公坟，又滨大河。”从李鸿章的态度来看，能够与包拯墓相毗邻，是李鸿章最开心的一件事了。这也说明，李鸿章至少内心深处是以他的前辈同乡为榜样的，也愿意像包拯一样青史留名。至于自己最后的结局，那实在是李鸿章所无法预料的。人生，就是这样地无法左右。
现在，在被称为合肥大兴集的地方，正是合肥钢铁厂的所在地。而它的周边，已与现代化的合肥市连为一体了。当年墓地一带的神龟模样的地势，已完全没了踪影。1958年，在全国一片大炼钢铁的口号声中，当地人民公社挖坟取宝，兴办工厂，李鸿章的遗骸也被人从墓地里挖出。据说，当年的李鸿章棺柩被打开的时候，这位晚清重臣全身裹着黄袍马褂，尸骨未腐，面色安详，栩栩如生。狂热的人们用绳子拴着李鸿章的尸体，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陪伴他游街，并且同时粉身碎骨的，是他的夫人赵小莲。
现在的李鸿章享堂是2004年才落成的，除了一些老碑石外，其他的，都是一些新做的“古董”。漫步在李鸿章享堂的院落里，高高的围墙外，全是钢铁厂的高炉和车间。这样的情景真是命运的安排，当年一直倡导并且亲历亲为大办洋务炼钢铁的李鸿章，死后安睡在这样的地方，真可谓是冥冥之中的幽默。
值得一提的，在李鸿章死后两个月内，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又说，“李鸿章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避辛劳，不畏谤言，是其长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从梁启超对于李鸿章的剖析来看，这把手术刀可以说是刀刀犀利，准确异常。可以说，梁启超对于李鸿章的了解，对中国一些痼症的了解，也到了非常透彻的程度。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曾经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这样写道：“在全世界流行的各种形式的政府中，似乎没有比世袭君主制更容易遭人讥笑的了。父亲死后，整个国家便像一群羊一样，遗传给了对人类以及对他自己还全然一无所知、处于襁褓之中的儿子，而这时最英勇的军人和最明智的政治家，全得放弃他们对帝国的自然权利，来到皇子的摇篮之前双膝跪下，严肃地声称将对他绝对效忠。”李鸿章所面临的情况以及他所处的环境正是如此，这样的环境和传统当然可以将一个英才平庸化，将人的创造力毁于无形，处于这样的机制中的所有人，都谈不上是一个真正的英才。因为他在更多的程度上无力施展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无力改变历史。
第十五章 诸君莫作等闲看(2)
李鸿章的悲剧当然是他所处的体制与时代所造成的。可以说，这样的体制和时代根本无力支撑起蓬勃向上的力量，支撑不了健康的人心和思想，因为它本身是那样的孱弱、神经过敏、色厉内荏。李鸿章之所以遭受到最后的悲剧命运，从根本上来说，是李鸿章缺少可以依靠和支撑的根本力量——清政府不足以依靠，清国腐朽的制度不足以依靠，庞大而呆板的官僚阶层不足以依靠，孱弱的中国文化不足以依靠，更重要的，是广大的国民的力量同样不足以依靠。从习惯上来说，我们的文化一直缺乏对国民本身的批判和反省。应该说，李鸿章的失败，是一个时代的失败，是国民性的失败，而不是个人的失败。晚清政治失败的责任不应当完全归咎于个别当政人士的昏庸或腐败，它的失败，应当由当政者与全体国民一起承担。当政者当然是要承担责任的，但作为整个国家基础的国民，同样也要承担责任，也要反省自己的行为。中国政治向来是一种“保险丝”式的政治，所有的政治人物表面上地位显赫，但实际上，却如保险丝一样脆弱。在这种情况下，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清国国民面对以近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列强，本身并不足以担负起抵抗和自强的重任，这同样也是一个值得反省的问题。
一个确切的问题是——李鸿章对于中国文化看得透彻吗？或许李鸿章对中国文化应该是很了解的，因为他本身浸淫于中国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气味异常亲切。但实际上，李鸿章对中国文化并不是真正了解。了解，是需要参照物的，只有基于对世界文明体系了解的基础上，才能说得上对某一种文明有着透彻的领悟。可以断定的一点是，李鸿章因为缺乏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所以他在认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现象中自然而然地缺乏真正的鉴别，从而缺乏真正的感悟和改变。尽管李鸿章愿意对中国文化加以改造，以便引进西方技术，但他的改革却到底不是全面的，只限于教育和人事政策、军队的规模与训练，以及鼓励部分商人利用西方技术同洋人竞争。很明显，李鸿章没有涉及到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基本问题。面对那种陈旧的体制，李鸿章毕竟不是一个赌徒，而赌徒的意义在于，他是直接在跟命运掰手腕。要不成为千古风流，要不干脆遗臭万年。
李鸿章的悲剧，似乎就在于此？
李鸿章逝世后，维新派人士梁启超，撰写了如下挽联：
太息其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另一位著名维新思想家、当年被李鸿章派往英国留学学习海军的严复，也作挽联：
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
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
严复的意思最为明显——他以为，当初李鸿章办洋务办海军，若不受到那么多的掣肘，后来也不会有甲午、庚子的惨败。反过来，到了敌军兵临城下，李鸿章不出来主持和议，收拾残局，则那些唱高调的人又会攻击他为保名节而误国了。
李鸿章就这样陷入了时代和人性的泥淖之中。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所有的评价都不为错，但所有的评价都不算完全正确。世间的情况总是如此，当评价脱口而出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有了致命的误差了；只有死神，才能解开一个人最暗处的秘密，而只有在理想胜利实现时，一个人内心的悲情才算是真正的昭然。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当他每一次“出场”都招来耻辱和责难时，那种“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对他的重压是别人难以想像的。就他晚年来说，命运召唤他，一直只允许承担重任，承担耻辱，而不是让他欣喜；而当他咽下苦果之时，毫不留情地等待着他的，只是放逐，没有感激，没有恩惠……这样的内心悲情，也是要到终有一日东方之龙腾飞之时，才能释怀于天下的。
第十五章 诸君莫作等闲看(3)
只是我们自己，在对待这样的人物时，显得束手无策。中国的方块字在撰写自己的历史时，一直像是在编写唱本，那往往把一部民族的历史写得如同京剧舞台上的恩怨故事一样，一板一眼，一唱三叹；音韵，唱念，锣鼓，做打，一样都少不了；并且，故事简约委婉，象征手法娴熟，色彩斑斓夺目。曹操是白脸，关公是红脸。白脸的永远奸，红脸的永远忠。然后，众多的观赏者一面呷着茶，一面嗑瓜子，亢奋的时候会大叫一声“好”。但这样的好与坏、奸与忠，与真实存在过的，早就隔着千山万水了。
李鸿章与中国的19世纪一道悲凉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从整体上说，中国在19世纪的经历成了一出又一出不断生发的悲剧，成了一次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崩溃和衰落的过程。这场悲剧是如此缓慢、无情而又彻底，因而它就愈加痛苦，它不仅仅造就的是中国人的痛苦，也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痛苦。旧秩序为自卫而战，旧文化为自卫而战，旧人物同样为自卫而战。它们缓慢地退却，始终处于劣势；悲壮，凄清，痛苦。灾难以无法阻挡的步伐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厉害，直到妄自尊大的观念、古老的皇权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观念，以及由士大夫所组成的统治上层等事物，一个接一个被破坏和摧毁为止。这样的情景，就像贝托鲁奇导演的曾获奥斯卡最佳故事片奖的电影《末代皇帝》中的最后的场景：古老的皇城之中，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夕阳映照下，一只蝈蝈从笼子里爬了出来，凄清地鸣叫，那是穿透数千年的绝响，也是新世纪将要到来的信号。
当海水淹没这一片土地之时，一座山，必定要从海水中升起。
后记(1)
似乎还是有话可说。
1000多年前，哲人奥古斯丁在阐述解释自己时，曾经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本身出了问题。”是的，人在与世界的对抗中，看起来强大无比，其实，最不了解的，还是自己本身。一个人在他的写作中所描绘的绝对真实，就像是尘世中的绝对公正、自由和完美那样荒唐。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着完美的东西，任何存在物，不管它是实的，还是虚的，都是有着缺陷的。最热切的决心，最坚定的信念，最确凿的事实，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写李鸿章，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觉得难度最大的一点是，我们如何擦亮自己的眼睛——在很多时候，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这个世界的清晰程度，取决于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立场本身。不可否认的是，假如我们自己的视觉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的立场出现问题，那么我们看到的，就不会是真相本身，而是扭曲了的东西。
在写作李鸿章的过程中，我曾认真地阅读了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这样的阅读让我异常吃惊。我吃惊的是梁启超对于李鸿章异常准确的把握；也吃惊为什么后来竟会对这样的准确的把握进行着全盘的颠覆。
我一直认为，如果要列举中国文化一个最致命的软肋的话，那么就是它一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反思和忏悔，缺乏这种忏悔的精神和习惯。这样的反思和忏悔，应该是与人自身那种具有无限深度的自省相连的。而在绝大多数问题上，这个民族很容易坠入情绪的蛛网，坠入是非纠葛之中；即使是反思，也只是那种浅层次的、一种情绪和功利的总结，很少有那种真正的、平和而有深度地对于内心和人性的挖掘和警惕。而且这样的思索又极容易受到各种各样派别、立场、权力或者别有用心的阴谋左右。这样的状态，使得我们在五千年不算短的文明史中不断地犯着同样的错误，缺少实质性的进步和飞跃。
前段时间看余华的《兄弟》。这部轰动的小说曾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我却一直对它看好。我觉得《兄弟》最成功的一点在于它揭示了我们曾经的荒诞以及正在延续的荒诞。我们能够意识到历史的荒诞性，但我们却意识不到现实的荒诞性。这样的缺乏，是因为我们对于现实缺乏足够的警觉，也缺乏一种由思想高度所拉开的距离，以及对历史和幻象应该保持的冷静。余华提醒了我们，提醒了我们的丑陋和荒诞，并提示我们反思。这样的情形，就如同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或者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
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因为社会变动的迅速，它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完西方几百年来发展的过程，这还不包括西方近代思想数千年的积淀和背景。在中国社会这100年中，从温和的改良主义到激进的革命方式，都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匆匆行程。它是那样的神速变迁错综复杂，以至于任何一方的思想都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来酝酿成熟，然后来构架一套较完整深刻的哲学政治的思想体系，更不可能心平气和地付诸实施。在这100年，无数思想与流派都成为一个环节，成为短暂的过程，而人们从未细细地品味着这些思想，静心比较，或者理性地思索，而是生吞活剥，生拉硬扯，或者一知半解地体味着这些思想；或者干脆就是拉大旗作虎皮。这样的思想没有真正地生根开花，结出果实。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想写的有关李鸿章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不应是一本外部的作文，那是外部事件在李鸿章身上的反映；我想要表述的，是那种由外及里的东西，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李鸿章的一本内部传记。人的精神和心路历程，同样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一种内在的历史。历史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和特性就在我们自己的胸中。只有在我们自己的胸中，才能找到那种熔炉，使确凿的东西变为真实的东西，使研究人的文学和研究世界的哲学携手去产生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直试图将一束光照到李鸿章的内心深处，但不可否认的是，通往李鸿章内心的隧道太窄也太深了，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五千年的洞穴！我的光进入不了他的最深处，我看不到他的内心当中的波澜，也看不到他内心当中开放着的花朵。我只能影影绰绰看到漾起的一点光亮，如深山里出现的烛光，大海中波涛的反射一样，片刻之后，便恍然消失。
后记(2)
倾听一个人的内心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甚至连人们自己，也离自己的内心很远。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微薄的力量，静下心来，擦去自己眼中那种与生俱来的翳云，然后开始揣摩和倾听。历史是架不住追问的，在那种刻意的追问下，历史往往会变成一盘散沙。同样，对于历史人物来说，同样也是这样。那种过度的追问反而显得浅薄而无知。每个时代都洋溢着浓重的沙文主义的意识，一个时代，总想自以为是地割裂与前尘的联系，仿佛自己高高在上，不食时间的烟火。这样的方式，显然愚蠢至极，对待历史与历史人物，我们必须削平自己足下的坎坷，让自己站直，让自己放松；当我们抛弃情感以及别有用心的动机时，也就意味着，至少，我们会看到那个历史人物，以真实的背影，出现在你的面前。
现实即历史。这就是说，现实往往是历史的循环往复。古往今来，只有两样东西意味着永恒，那就是，人头顶灿烂的星空，以及人内心深处的神灵。
附：李鸿章年表
1801年，李鸿章之父李文安生。
1821年，李瀚章生。
1823年，李鸿章生。
1825年，李鹤章生。
1829年，李蕴章生。
1833年，李凤章生。
1834年，李文安乡试中举。
1835年，李昭庆生。
1838年，李文安与曾国藩同年中进士。
1844年，李鸿章乡试中举。
1847年，李鸿章中进士。
1851年，李鸿章任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
1853年，李鸿章受命回乡办理团练，剿杀太平军；李鹤章随兄从军。年底，李文安也奉命回乡募勇防剿太平军。
1855年，李文安卒于合肥军次，年55岁。李昭庆的长子李经方生，后过继给李鸿章嗣子。
1858年，太平军再次攻占庐州，焚毁了李鸿章祖宅。李鸿章赴江西，入曾国藩幕僚。
1861年，李鸿章原配夫人周氏卒于江西。李鸿章奉命组建淮军。
1862年，李鸿章率淮军赴沪作战，与华尔洋枪队共剿太平军。12月，被清廷授江苏巡抚。
1863年，淮军攻克苏州，李鸿章设计杀掉八降王，被授太子少保，并赏穿黄马褂。
1864年，曾国藩军攻克南京，标志着历时13年的太平天国运动结束。清廷封李鸿章为一等伯爵，赏戴双眼花翎。是年，李经述生。
1865年，李鸿章出任两江总督。奏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此为清朝最大的军工企业，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始。
1866年，曾瓜李代——李鸿章替代曾国藩受命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
1867年，朝廷调李鸿章出任湖广总督，仍在军中办理剿捻。调李瀚章为江苏巡抚，代理湖广总督。
1868年，捻军被镇压。李鸿章被赏加太子太保，并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成为洋务派首领。
1871年，李鸿章、曾国藩联名致函总署，奏请选派聪颖子弟赴美留学，此为中国官派留学生之始。
1872年，李鸿章创办著名企业轮船招商局。李昭庆卒于天津。
1874年，李鸿章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大力举办近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
1875年，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李瀚章出任四川总督。
18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将军抵天津，访晤李鸿章。
1880年，李鹤章卒于合肥。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翰林院编修梁鼎芬以李鸿章有“六可杀”之罪，要求弹劾李鸿章，朝廷认为其莠言乱政，将其革职。
1885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中日天津条约》，与法使签订《中法新约》10款。
1886年，李蕴章卒于合肥。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
1890年，李凤章卒于芜湖。
1892年，李鸿章70寿辰，慈禧、光绪赐以厚礼。李鸿章继配夫人赵氏病卒天津。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日海军黄海大战，北洋舰队大败于大东沟。
1895年，李鸿章率李经方、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等人赴日议和，签订《中日马关条约》。
1896年，李鸿章奉命出使俄、德、英、法、美等各国，李经方、李经述、罗丰禄等随行。
1897年，李鸿章赋闲京师，在总署行走，居贤良寺。
1898年，李鸿章奉命勘查山东黄河工程。
1899年，李瀚章卒于合肥。年底，李鸿章任两广总督。
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年初，李鸿章离京赴广州接任两广总督。6月，北京局面逐渐失控，清廷命李鸿章火速进京收拾局面；7月，清廷重新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10月抵京，与奕一起，与列强谈判。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11月17日，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吐血而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