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治经济学与币制问题”。《金银复本位制月刊》第一年度，第4和第5分册。柏林，1895年。
1895年 “货币状况”。在民族自由俱乐部政治经济学小团体中宣读，1895年3月27日。
重印为一本小册子，44页和2幅插图。由吉德教授译为法文：
“货币状况”。《政治经济学杂志》第九卷，1895年。
1895年 “肖的《通货史》”。发表在1895年10月《英国历史学评论》上的一篇评论文章。
1896年 “肖的《通货问题论文选》”。发表在1896年6月《经济学杂志》上的一篇评论文章，第8页。
1899年 为安东·门格尔博士的《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一书英文版所撰写的介绍（106页）和文献目录（87页）。
由科尔曼教授译为德文，以“英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为题发表，这篇文章是他编辑并于1903年在柏林出版的威廉·汤普森的《财富分配》的内容介绍。
1907年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的一封信”。《经济学杂志》1907年6月号，第4页。
1908年 “戈德史密斯公司的经济学文献图书馆”。1908年发表于帕尔格雷夫的《政治经济学词典》（参见“经济学图书馆”的词条）附录中。后又发表于1925年希格斯所编的此书新版第一卷，第870－872页。
1909年 “银行储备”。《秘书》，1909年3月。对特许秘书协会的一次演说。后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1909年 “美国的1907年危机”。《秘书》，1909年4月号（第125－133页）和五月号（第150－158页）。
对特许秘书协会的一次演说。后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
1909年 为安德烈亚德斯的《英格兰银行史》英文版所撰写的序言。
1910年 为W．R．比斯乔普的《伦敦货币市场的崛起》所撰写的序言。
1911年 为冯·菲利波维茨的《英格兰银行史及其为国家提供的金融服务》一书撰写的序言，第16页。
1913年 “J.M．凯恩斯的《印度的通货与金融》”。在1912年12月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第12页。
1914年 “哈特利·威瑟斯的《货币变化》”。发表于《经济学杂志》1916年6月号的一篇评论文章。5页。1914年 为G.H.波纳尔的《英国银行业》撰写的序言。
1915年 “英国战时金融”。《经济学杂志》，1915年12月，第18页。
一篇评论文章。后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
1916年 “道路与方式”。《经济学杂志》，1916年3月。19页。后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
1917年 “工业斗争的性质”。《经济学杂志》，1917年9月，第15页。
为皇家研究院所作的两篇演说中的第一篇。后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
1917年 “贸易与工业的金融问题”。《经济学杂志》，1917年12月，第21页。
上述演说中的第二篇。后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
1917年 “通货膨胀：何以存在以及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加以控制”。《精算师协会会刊》，1917年10月。
为精算师协会所作的一篇演说。后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1919年 “威廉·坎宁安副主教”讣告。《经济学杂志》，1919年9月，第12页。
1919年 《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第17页后的280页。
对上述载录的八篇文章的重印。
1922年 “英镑”。《会计员》，1922年11月21日，第6页。
为藏书家协会所作的一篇演说。1927年 “巴克利银行史”。《经济学杂志》，1927年9月，第7页。
一篇评论文章。
第十八章 亨利·坎宁安
亨利·坎宁安爵士死于1935年5月3日，享年87岁。在马歇尔最喜爱的诸多学生中，他第一个离开了我们。他有着杰出的天赋，早年的时候，在他自己称作“几何经济学”的领域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坎宁安出身于军人和法官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将军，而他祖父则是一位陆军元帅（哈丁子爵）。他既是大法官瑟洛的后裔，又是大法官卡姆登的后裔。起初，他就在来自这两方面的遗传影响之间摇摆不定，然后先是加入皇家工程院，后来才下定决心为成为一名律师而来到剑桥。1870年，坎宁安进入圣约翰学院，攻读伦理学学位。当时，马歇尔刚刚被任命为学院的伦理学讲师，而福克斯韦尔则是当年的伦理学学位考试的第一名，坎宁安入校不久就受到了他们二人的影响。坎宁安在1873年获得伦理学学位考试的第二名，而前一年是威廉·坎宁安与梅特兰同获这一学位考试的第一名，在他之后的一年，詹姆斯·沃德获得第一名，再后一年，获得第一名的是我父亲J．N．凯恩斯。可能正是在与坎宁安的通信中，马歇尔第一次讨论了对外贸易与国内价值的纯理论。1904年，坎宁安在撰写那本关于曲线的著作的时候，马歇尔写信给他，提醒他注意那些他本人从小就熟悉的对外贸易曲线。马歇尔在信的结尾写道：“这封信很长，但我并不想为此道歉。因为它使我们回忆起了过去的时光；那些古怪的教室，那些贴近地面的小窗子，窗外那些高高的榆树，还有那些至今我仍然深深热爱着的一张张脸。而这封信的收信人正是其中之一，写信人却是那个不修边幅的老教师，艾尔弗雷德·马歇尔。”
这对坎宁安产生的影响和对他思想的启发是持久的——大约20年之后，他成为关于数理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的作者，这篇文章刊登在当时刚刚组建的《经济学杂志》（1892年）上；30年后，他出版了他的《几何政治经济学》（1904年）。马歇尔夫人写信给我，回忆起那段日子：“70年代初，亨利·坎宁安是马歇尔最喜欢的学生之一。我第一次听说他，是有一次在课堂上马歇尔说，出乎他的意外，坎宁安竟然不是伦理学学位考试的一等荣誉获得者，而只是获得了二等荣誉。后来，当时圣约翰的校长告诉我，他常常看到艾尔弗雷德和坎宁安并肩坐在‘新建筑’的走廊台阶上，专心致志地讨论经济学问题。他在获得学位之后经常来拜访我们，无论是对经济学还是其他什么偶而感兴趣的学科他都激情澎湃，他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令人惊讶。我很清楚地记得他的模样——又宽又壮、圆头圆脑，红润的脸上总带着幽默的微笑。他一点儿也不流于尘俗。我记得在一个星期天，我和他一起沿着贝克斯漫步，当时他把高帽戴在脑后，嘴里叼着烟斗，这种举止在80年代的剑桥显得很不相宜。70年代，他为艾尔弗雷德发明了一个工具，马歇尔用它可以画出一系列分布均匀的双曲线，他在讲授关于垄断的章节的时候，这个工具派上了大用场。”
马歇尔夫人提到的这种能在黑板上画出分布均匀的双曲线的工具，听过马歇尔的课程的四十批学生都很熟悉。马歇尔把他最早的一篇经济学论文（这也是他第二篇印成铅字的文章）交给剑桥哲学学会的时候，这个工具就更为人所熟知了。马歇尔的这篇论文名叫“以一系列的双曲线图表示的与垄断相关的若干经济问题”，刊登在1873年10月的《剑桥哲学学会会刊》上。
离开剑桥之后，坎宁安的职业几经变化，令人不可思议。他先是撰写了一部关于专利法的颇受欢迎的论著，后来却慢
慢由法庭转向了行政机构，其间他曾担任委员会和皇家委员会的秘书，成绩卓著。其中的一项杰出成就是，在他1884年受任为处理城市慈善基金的助理专员后，建立了伦敦综合工艺学校。另一项成就是他当选为皇家委员会煤矿委员会的主席（1906年），在他的努力下，1911年通过了《煤矿法》。《泰晤士报》讲述道：“尽管有时显得异想天开，但这位委员会主席的才能的确不同凡响。他从大不列颠的这一头跑到另一头，在各种矿井里上上下下，穿上各种稀奇古怪的工作服，亲自考察矿工们的工作条件。”
1880年，他担任英属圭亚那事务专员；1888年，担任帕内尔委员会秘书；1892年，担任白令海调解委员会秘书；1894年，担任鲍厄勋爵委员会处理“羽石骚乱”问题的秘书；后又担任驻法、驻德各种国际委员会的英方代表；1899年，担任皇家委员会处理铁路事故的委员；1903年，担任皇家委员会战时食品供应方面的委员……诸如此类，数不胜数。1894年，阿斯奎思先生任命他为法律事务助理以及国内事务办公室的副秘书，这一职务他担任了20年之久。《泰晤士报》的讣告作者把他在这一职务上的履历作了总结：“恐怕再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政府职务是由像坎宁安这样古怪，或者说颇具个性的人来担任的了。他的聪明才智是无可置疑的，尽管政府部门的日常工作很难说是展现聪明才智的最佳场所。看起来没有哪一学科是他一无所知的，也没有哪个论题是他不能滔滔不绝的。他是个电气技师，并曾一度担任过电气工程师协会的副主席，他的家中设有实验室和工作间。在正式会见中，他经常引用黑格尔哲学、巴尔扎克的小说（对其情节他了如指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以及他最近孜孜不倦地加以研究的其他文学或学问的分支，他的旁征博引使会见增色不少。有一次，火柴生产中的‘磷毒性颌疽’引起了国内事务办公室的注意，坎宁安宣布，他自己发明并生产了一种无磷的安全火柴。随后在国内事务秘书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会议，验证这一发明，不过坎宁安火柴的前景在腾起的一阵烟雾中破灭了。另有一次，皇家矿业委员会调查预防矿工肺结核病的问题，坎宁安在自己的工作间里造出了一个尺寸很大的模型人，它能够演示喉咙和肺的工作情况，还能说明烟尘是怎样进入呼吸系统的，这让他的同事们惊诧不已。这些不过是他锐意求新的公共服务的典型例子。就他本人来说，如果他在生活各方面的渊博学识以及实际知识能够专精于某一方面，他也许会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专家之一。与此同时，他的官场历程并不比那些智力上不如他的人更成功，令他感到失意的是，在1908年麦肯齐·查默斯爵士退休之后，他并没有被任命为国内事务办公室的负责人。”尽管如此，像坎宁安这样的人仍然是英国政府部门的骄傲与光荣。
还需指出的是，在他的诸多爱好中，他还是制图员、上釉技师、钟表方面的权威以及黑格尔的信徒。因为他曾写过“金属上釉工艺”、“欧洲的釉质”、“电腐蚀”、“时间与钟表”、“哲学短论”等著作，他还写过一本电照明方面的书。
他在经济学方面的作品，我经过搜寻，现罗列如下：
（1）“一种能够画出一系列分布均匀的双曲线的工具”，《剑桥哲学学会会刊》，1873年10月。
（2）由大学函授教育伦敦协会的主办，在汤因比楼发表了十次演说，题目是“英国的政治、社会和工业状况”，时间大约在1883年。马歇尔图书馆的一本论文集中收有这些演说的概略，这是从《慈善机构记事录》上翻印下来的。
（3）“表述交换价值、垄断和地租的简单几何方法的某些改进”，《经济学杂志）（1892年），第2卷，第35页。
（4）“以几何方法检验的从价的和从量的进出口关税效应分析”，《经济学杂志》（1903年），第13卷，第313页。
（5）《几何政治经济学，以图解方法对经济学纯理论进行的基本论述》第128页，牛津克拉伦敦出版社，1904年。
（6）在1912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经济学部和统计学部发表的主席演说，《统计学杂志》（1912－1913年）第76卷，第88页。
今天，可以就1883年汤因比楼的演说讲一堂精彩的课，因为这位经济学家，像所有经济学家应该做的那样，同时也是一位道德科学家。有两个预言性的段落可以引用如下：“有人惯于认为，只要使一个民族保持无知，就可以避免革命。事实却恰恰相反……富人的财产和生活正在由穷人任意支配，这个教训是不需要认字就能学到的。实际上，最无知的人们就最容易掌握这一点。俄罗斯农民把他们所憎恨的犹太人野蛮地驱逐出俄罗斯，一旦他们掌握了‘人的权利’这一观念，那些拥有庞大家产的人和那些远方的城堡可能就要大难临头了。”
又：“如今在英格兰大肆鼓吹的社会主义纯属无稽之谈，在我看来，它们不过是建立在偏见和谬误的基础之上。但我斗胆预言，在未来几年里，人们会听到更多这方面的谈论。
“这段时间里，在这些以及其他理论找到更稳固的基础之前，我建议要像科学家对待假说那样对待它们——就是要姑妄听之，而不可行之。”
“当今英国人的任务，就是要承担起落在我们肩上的工作，去教育下一代，去铲除徇私舞弊，全力以赴地支持公正，并且，以最明智的方法努力减轻困苦，推进我们国家的社会状况和道德水准。为了得到对社会问题更清晰的理论观点，我想，最好还是等待，而不是在黎明来临之前就误用我们那点儿见识的微光。”
他最重要、最富创见的作品是1892年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几何方法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中夹杂着许多资料，我挑出那些基本观点，用以说明：
（1）坎宁安一开始就强调指出，几何方法要优于代数方法，因为在经济学中，我们所表述的并不是严格的函数关系，比如说，如果把f（x）=y当作供给函数，我们也不能预言出f函数曲线的整个形状，因为经济学中存在的是实际的统计关系。他认为，我们在使用图解时，也不能像写下错误的分析函数f那样忽略这一点。这显然很有说服力，值得当代作家们加以注意。
（2）他利用一种他自己称作“连续效用曲线”的分析工具，试图说明，需求曲线从总体上说并不独立于供给曲线，因为它与供给的不同状态相对应。这实际上涉及这种现象的三维特性，他的阐述是这方面独具匠心的创见。
（3）与此相似，他又引入了“连续供给曲线”的概念，用以说明短期内的成本上升和长期中的成本下降。他的论述有些纠缠不清，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这是解释生产者剩余的可能性的一次引人注目的较早尝试，如今一般把这看作是与报酬递增相关的工业问题。就严谨地解释报酬递增这一难题来说，这是一次最早的尝试。
这篇文章像他的其他作品一样，文笔优美流畅，时而闪耀着思想的光芒。下面引用的段落正是体现他的思维能力与想像力的例证。“只要能够进行，并且法律保持稳定，资本积累就总会根据环境自我调节。除了共产主义之外，能够成功地破坏资本积累的方法一是定期征用或在所有者死亡以及其他情况下将财产瓜分，一是依据法律在不确定、无法预知的时机里全部或部分征用。前者在法国有所运用，后者则在祖鲁族人中通过所谓巫术审判的方法得到有效的运用。他们的理论是，获得不正当财富的人不能正当地占有它。他因此将被剥夺财产，财产转归首领所有。这些方法无论是由共和民主政体实施，还是由独裁政府实施，其成功必须都要先让人们感到安全，诱使他积累资本，然后突然夺取过来，有时这是依靠工厂主的支持来打击地主，有时又是联合土地利益打击工业资本。如果经常性地使用这种方法，资本最终可能会落入金融辛迪加之手，因为这种组织行动迅速，它能够打破那些缓慢的操作规程。同时，它也使得不定期的全部征用成为必要，有时干脆是驱逐出境，就像犹太人在俄国的遭遇一样。”
有趣的是，马歇尔读到这篇文章时却大为不满，在与埃奇沃思的一封未发表的信（1892年3月26日和28日）中，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对于“连续效用曲线”，他准备部分地接受，他写道：“我称它们为‘暂时’需求曲线，这里对‘暂时’和‘短期’作了细致的区分，这是一个为专门目的而使用的技术术语，与坎宁安的方法大不相同。在他那里完全是随随便便的。经过深思熟虑，我断定暂时需求曲线（与能够转换形状的名义需求曲线相比照）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它们将会给读者造成困难，并且转移他们对更重要的部分的注意力。对它们所表达的概念，我已作过讨论。”
（接下来是对《经济学原理》的一些引述）
但对于“连续成本曲线”，马歇尔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我不知道这些到底是什么。我知道其他人对它们评价很高，并著文大加称赞，而我也正想说我无法理解它们……当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知道我不懂，我想他自己也不懂。在我给他写过信之后，对这一点就确信无疑了。他头脑聪明，但过于鲁莽，他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理解自己要表达的东西，而事实并非如此。你的性格比较沉稳，写作也比较负责任，因而，在你运用你的强大的权威力量支持我所认为是似是而非的概念之前，我有理由请你先来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把y＝f（x）作为坎宁安的连续成本曲线的方程式，那么y表示什么，x又表示什么？……我问坎宁安‘连续’是不是‘短期’的意思，他说，不！他还说，‘连续成本’也不同于我所说的‘特别费用’（第483页）。但我想这与它很相像，可以说相差无几。”
今天重读这篇文章，人们会感到，如果马歇尔以更清晰的术语准确地表述了他的“名义”供给曲线的含义，坎宁安就会向他解释得更清楚。坎宁安主要是想建立更具一般性的需求和供给曲线，使它们脱离普通情况下曲线所需要的那些限制性（而且一般是隐含的）假设。
他在《经济学杂志》（1903年）上发表的第二篇文章也很有参考价值。他在这里的目的同样是使过分简化的表述更具一般性，同时更具现实性。他提出了他的反向相切曲线，这一方面摆脱了对外贸易易货理论中报酬恒定的假设，一方面又表明了各国的生产成本都取决于它们根据进出口做出调整的产出规模。
坎宁安的《几何政治经济学》并未在这两篇文章的基础上添加什么更有新意的内容。但这是一本出色的小书。我还记得当时阅读它时的愉快心情，那是此书出版后的第二年，我参加过数学荣誉学位考试后兴趣刚刚转到经济学上来。在马歇尔和埃奇沃思看来，这本书重新唤起了12年前的那场争论。马歇尔手中的这本书（现藏于马歇尔图书馆）作了大量批注。关于“连续曲线”他写道：“复合曲线可能有些用处。我从未在表达特殊单位的成本时使用曲线，而只是在表达（长期或短期）名义需求和供给时使用它们。他不过是暗示了他的推理与我的曲线存在某些联系，从而使学生们陡增迷惑。”埃奇沃思在《经济学杂志》（1905年）第15卷，第62页上对这本书做了精心的评价。他依然保持着他那精妙绝伦的文风，虽然他对坎宁安不无赞同之意，但（请回忆一下1892年的通信）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引起马歇尔的不快。经济学家们是身上带刺的一群，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想到这一点或许使人略感宽慰。
第十九章 亨利·希格斯
亨利·希格斯为皇家经济学会做出了独特贡献，我们应当在《经济学杂志）中为他作一单独记述。1888年2月7日，当时他年仅23岁，他就写信给福克斯韦尔：“拟议中的英文杂志在我看来很快就会赢得一批读者。现有许多事务分散于统计学会、英国科学促进协会、银行家协会、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当代的报刊以及其他评论杂志之中，如果把这些事务集中起来，成立一个经济学会，那将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组织。但我甘愿做一个行列中扛枪的士兵，作战计划应当由上级军官们去完成。”学会于1890年建立的时候，他是初始会员，并在1891年就开始为《经济学杂志》第1卷撰稿。不过，他与学会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则是在学会的第二年，即1892年年末，自此直到他去世的50年中都未曾中断。一开始，埃奇沃思既是学会的秘书又是《经济学杂志》的唯一一名编辑。1892年，希格斯接替他担当秘书职务，1896年，作为一名助理编辑又与他一起主持编务。他担任这两个职务并与埃奇沃思保持紧密联系一直持续到1905年，这一年他成为首相的私人秘书，“更高的官方事务的压力”（当时的《经济学杂志》是这么说的）使他不得不辞去这两个职务。但他一直都是理事会的成员。埃奇沃思对于行政事务信心不足（虽然远不是没有能力），因此他得到了希格斯的大力协助。埃奇沃思认为他天生就是处理世间事务的人，他将会在社会公共工作中青云直上，不过，他们二人都能把事情说得天花乱坠，今天恐怕再没有人具备这种神奇的本领了，他们二人在讨论学会的事务时是那么温文尔雅、郑重其事！我一直认为，使学会通过皇家委员会的认可以及1902年英国经济学协会过渡到皇家经济学会，都是希格斯推动的结果，与此相关的各个实际步骤也都是由他实施完成的。
他在辞去公务员的职务之后，为学会所做的主要工作（不算他作为理事会成员所担任的工作）其一是编选康替龙文集，这一文集我们已经出版，再有就是一本未完成的经济学文献书目，这一书目以福克斯韦尔的藏书为基础，是他为W．R司各特领导下的一个联合委员会编写的，这个联合委员会代表着英国科学院、皇家经济学会和戈德史密斯公司，它们分别承担了一部分实际开销。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希格斯晚年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不过这时他已无力胜任在那些细微之处进行严格地推敲了，当然这并不是像这样一个浩大工程的最重要的地方。这项工作，于他的天赋并不相宜，他只是出于对福克斯韦尔的忠诚与爱戴才接手了这项工作，另外他也虔诚地希望能从劳作与学习中有所收获。而像这样的工作，福克斯韦尔是天性厌烦的。
希格斯是个非常“善于交际”的人。在我们的学会成立当天，他又在大学学院组织了一个经济学俱乐部，作为初级的经济学会，关于他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领导作用，科利特小姐曾经作过记述。另外，他经常参加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宴会，其次数恐怕比任何人都要多，他还为这个俱乐部编纂了百年纪念文集。由于某种思想上的偏好，在学会的理事会上，他总是坚持使学会成为一个思想界的团体，他认为学会的成员不能像《经济学杂志》的订阅者那样随便，而应该组成一个较为个性化的团体，其成员资格应该更仔细地加以审查，成员之间也应该经常会晤、讨论问题，为此还必须有一处永久住所。他的这一主张在初次制定“章程”时遭到了马歇尔的反对，因而未被接纳，持这种主张的人虽然一直存在，不过他们始终都是少数。
他总要为这个论题做精心的准备。因而他也总是按时参加理事会的会议，即使在他已不住在城区的时候，也要准时赶来赴会。唯一的例外是在逝世前不久他访问埃及的那段时期。后来，他差不多完全聋了，听不到别人的评论，虽然他并不关心别人怎么说，不过当他在讨论其他问题时突然冒出来的时候，他的发言就完全成了独角戏。就我的经历而言，唯一能在他没说完时就打断他的会议主席是埃德文·坎南，他经常撕破喉咙，在他耳边大声喊叫，告诉他我们正在讨论其他问题，并且用手捂住他的嘴，直到他不再说话。另有些时候，如果他想知道正在讨论什么，他就摆弄他桌上的几乎失灵的电子设备，使它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一时间什么也听不到了。我希望我能对希格斯这种极具个性化的发言方式作一说明。在这个时代里，或者在上面那样的环境下，如果过于急躁，就会惹人厌烦，并且欲速不达。而如果耐心一些，就会有好的结局，其本身也富有美感，显得风度翩翩。这些在理事会上的发言虽然常常文不对题，但其本身是经过精心准备并且令人愉快的。我有时想，这些的确都值得一听，而且是他的个性的最佳体现。我想这些可能是他对那些自己曾经效力过的维多利亚政治家们的模仿。当然，他们也留下了一些可怕的习惯，也许19世纪80年代的那些内阁会议就是这么开的。悲夫，埃奇沃思、马歇尔、福克斯韦尔和坎南都已先后逝去，如今希格斯又离开了，只剩下我们这些凡夫俗子！
第二十章 艾尔弗雷德·霍尔
我们怀着异常沉痛的心情得知艾尔弗雷德·霍尔于1938年11月6日去世。这一天刚好是他88岁生日后的第二天。我们学会建立的第一年，他就被选为学会理事会的成员，从1892年开始就一直担任这一职务。1907年，他成为学会的查帐员。在过去的大约25年里，他是学会的名誉会计员。
他生于1850年11月4日，是亨利·霍尔的第五子，是那一历史上著名的银行家家族的核心人物。在伊顿公学，他获得了汤姆莱因数学奖金，并作为一名奖学金获得者来到剑桥的圣约翰学院，1873年他以数学学位考试第十四名的成绩毕业。他与H．S．福克斯韦尔恰为同代人，当福克斯韦尔还是一名本科生时二人就已相识，但他表现出对经济学的兴趣则是在此之后。他从未为自己的数学成绩而感到骄傲，晚年之时，他常常说自己把时间花在数学上真是一件憾事，他希望自己本来学的是古典文学。后来，他转而学医，并获得了外科医生的资格，但他从未攻读医学学位，而是接受邀请参加了舰队大街的一家家庭银行。他后来一直把这当作一次正确的抉择，他说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因为他完全没有“猜想”的能力。
1882年，他成为霍尔银行的合伙人，自此他保有这一身份直至1925年退休。在英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中，霍尔银行是唯一幸存下来的私人银行。在20世纪的伦敦私人银行界中，艾尔弗雷德·霍尔是仍然享有稳固的地位并受人尊敬的少数几人之一。贝奇霍特曾在1870年的《隆巴德大街》上撰文颂扬伦敦的私人银行家，把他的这些颂词用在霍尔身上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因而我想读者定会原谅我在这里引用这一已为人熟知的段落。“他被认为表现着，而他也的确时时表现着，将金钱上的精明和受过教育的良好素养合而为一的特点，这一特点在社会的其他阶层中是不多见的。那个时代，商人阶层比现在要粗鲁得多，而许多私人银行家却都知识广博、旨趣高雅，甚至在现在，这都是极为罕见的。这样一种身份的确是得天独厚的。这种行业可以代代延续，银行的信用业务从父亲传到儿子，儿子在继承财富之时也继承了高尚。从事银行业必须警惕，然而并不劳碌。即使是大宗业务，银行家也可以确信他的交易是万无一失的，因而不必劳心过度。他的一部分时间和头脑可以随时用来在其他方面有所追求。而且，一位伦敦银行家只要他本人愿意，他就可以步入世界上最是人文荟萃的社交团体。世上恐怕再也没有比作为一个伦敦私人银行家更幸福的事了，而且大概永远也不会再有了。这样一个阶层能否延续下去是令人怀疑的，而且恐怕是大可怀疑的，意识到这一点令人沮丧。”
1673年，这家银行成为一项家庭产业。自此以后，由父传子，不间断地沿着父系传下去，直到今天的第九代传人成为该银行的合伙人。1690年，他们迁移到舰队大街，此后他们一直在这里开展经营活动，从未因开设分支机构而引起混乱“；也未因合并而缩小规模；既未被任何的世事更迭而搅扰；也未在两个半世纪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中受到动摇。因为他们既不好高骛远，也不滥用“猜想”，因而避免了许多风险。他们为塞缪尔·佩皮斯、约翰、伊夫林、纳西瑟斯·勒特雷尔、罗杰·诺斯、约翰·德荣登；为哈利、哈利法克斯和戈多尔芬提供服务。伊顿学院1714年在这里开设帐户。作为国王学院的财务管理人员，我在这里有一个已经开设了200多年之久的帐户。这段时期，艾尔弗雷德·霍尔有四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这里工作一天，夜晚也不例外，因为霍尔银行的合伙人们始终没有放弃一个古老的习惯，就是要有一人晚上睡在营业所，以便第二天早上亲自开张营业。多年之中，艾尔弗雷德每周都要在舰队大街睡三个晚上。他经常带人参观银行后面石子铺成的小花园，花园尽头有个游泳池，早晨他都要在这里游上片刻。
他要花一些时间处理银行业务，但还称不上事务缠身，因而他还完全可以过上一种学者式的生活，并成为朋友们谨慎而热情的好伙伴。在伦敦郡的第一届议会上，他作为一名进步党人成为霍尔伯恩的代表，他还是本届金融委员会的主席和第二届议会的参议员。他是慈善机构协会的创建者或起码是最早的成员之一，对于该组织的活动他十分热心。在以合理的速度为工人阶级提供体面的住房方面，他是个先驱，他是东头住宅公司和公寓住宅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并且在直至去世的52年中始终担任后者的主席。不过，他那用之不竭的精力，最终还是主要表现在学者的工作中。一段时间里，他曾尽可能地放弃一切活动，用节余的时间致力于编纂一本意大利语-英语词典，一开始他并没有意大利语方面的专门知识，但仍然孜孜不倦，他早早起床，凌晨四点就开始在空荡荡的银行里工作，他把字母表中的一半放在银行，一半放在家里，8年之中辛劳不辍。像约翰逊一样，他在序言中把自己的计划解释为分辨那些过时用语、方言以及“拉丁俚语”的衍生词。他此前从未写过书，也怯于发表任何作品。但这本词典在191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核准通过了，并于1915年出版，很快它就成为一本标准的参考书。紧接着，在1919年，他又出版了一本《简明意大利语词典》，分为两卷（意-英和英-意），都曾多次重印。
他读过很多书，像埃奇沃思一样，对经济学和古典文学的著作几乎无不涉猎，他尤其喜欢荷马和但丁的作品。战争之后，编完了《词典》，他就把兴趣转移到经济学上来。对于那些最新的理论，他总是勤勤恳恳地阅读，但只要他觉得那些理论与现实关系不大，他就没有耐心读下去。他思想开明，不存偏见，同时又生性谨慎，偏爱个人主义的观点，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就决定了他对控制通货膨胀和国债增加的态度，这是两个他特别感兴趣的题目。他喜欢奇思异想，但又从不践越雷池；他总是想些旁门左道的事情，但行动起来又十分谨慎。他写了几个简短的小册子，其中有一本名叫《英国的国民需求》（埃奇沃思曾在《经济学杂志》第31卷，第91页对此书作了评论）。去年，当他87岁的时候，又下力气研读了我的《就业通论》，并就此与我多次通信。他最后为《经济学杂志》撰写的稿件就产生于这些通信，此文以“时论”为题收录在后面的第760页。我曾承认他的术语虽然有用，但比较拗口，这之后，他就又发明了一套术语，听起来就更不顺耳。去世前一天，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下面就是这封信的一段摘录：“希望你身体还好，我已经不行了，昨天我又长了1岁，88岁了。虽然还不一定，但也可能你我再也见不到了。请在下周四把这封信读给我们的朋友听。我们的学会是统计学会的一个衍生物，但正如哈罗德所说的，我们发展了它的动态方面，因而现在没有什么待别的统计学方面的特征。我希望经济学会加强对非党派政治的注意，比如几个经济学家通过联合发表公开信（最近已经出现了几个这样的例子），向公众解释清楚可能提出的任何计划的可行性和局限性。指明了局限性之后，公众的目光就可能被引向更长远的未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目光短浅。幸运的是，现在看来世界能够保持和平的发展，各国可以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英国发展的道路几乎可以肯定是社会主义的，差别并不在于某项社会改革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是在于推行它的速度。
这些都与关税、税收、通货膨胀等问题相关联。尤其是通货膨胀，为保持适度的通货紧缩，这正是政府管理的应有之义。然而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所有这些，就是我的遗言，希望学会的成员们能够加以考虑。”
下面这段摘录取自于他在生前最后一个月所写的另一封信。“未来将会怎样，没有人知道。但有一件事在我看来是可能的，那就是，如果信仰得不到更广泛的发展，欧洲就不会走向繁荣。我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特指某种宗教或教会，而是指认识到对上帝、对人类的责任，同时拒斥那种只针对于某一国家的责任，除非是偶然发生的重大的国家责任。”
他于1881年娶了比阿特里斯·波拉德，爱德华·邦德之女为妻，他们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妻子1930年去世。他的女儿，海伦·霍尔小姐这样记述他：“他在萨塞克斯置了一小处地产，和妻子一起在那里建了一所住宅和一个花园，并把孩子们抚养成人。他尽享大家庭的天伦之乐。经常与家人们玩游戏，尤其是草地网球和高尔夫。他喜欢打猎，对自行车的发明也兴奋不已。他还热衷于打桥牌。晚年，他还有另一项爱好，就是整天兴冲冲地忙着种树。尽管他的精力慢慢不济了，但直到临终他还能干点儿什么。小时候他身体十分虚弱，只是在一个与他们共同生活了70余年的保姆的精心照料下，他才得以长大成人，不过到后来，他的身体非常之好。邻居们都知道，无论刮风下雨，他都要到车站做四英里的散步，即便年老之时也依然如此。他的脾气非常冷静平和，不知生气为何物。他心胸宽广，有一次他曾经说，在他认识的人中只有两个他不喜欢。他声称喜欢自负的人，因为他们总有值得自负的东西！在哲学上，他最喜欢的箴言是：‘无中有万物’。”
在我早年担任学会官员的时候，以及在此之后，我都一方面得到了埃奇沃思的支持，一方面得到了艾尔弗雷德·霍尔的支持。随着他们两人的逝去，为人们所深爱的古老文明也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听到，野蛮人正在蠢蠢欲动。
第三篇 人物小品
第二十一章 威廉·莱克斯
我们极其惋惜地宣告威廉·莱克斯教授的逝世，这个不幸的消息刚刚来自格丁根。莱克斯于1837年7月17日出生在阿肯附近的埃施韦勒，1855年注册入读波恩大学，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他在波恩预科学校当过几年助教。1861年，他前往巴黎，投入对法国经济状况的研究，很快作为一名经济问题的权威而知名。1872年，他被选为施特拉斯堡的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两年后，他移居多尔帕特；1876年，又从这个地方前往布赖斯高的弗赖伊。1884年他应邀到了布雷斯劳；1887年他最终定居于格丁根，在那儿，他继续从事教学达四分之一个世纪。
莱克斯在经济学方面的工作，主要与著名的《社会科学大辞典》有关。在这部著作的编辑中，他是康拉德教授的同事之一（在《法尔比彻》的编辑中也是）。在内容庞大的编辑中，他负责同通货和货币的一般问题及公共财政有关的大量工作。直至生命的尽头，他继续就货币科学与实践的进展为《法尔比彻》撰稿。
莱克斯对知识的最具创造性的贡献，大概是他将统计调查在人口和性比率问题上的应用，以及这些调查引导他发展出的纯统计理论。以《婴儿性别比例的先天可能性问题》为代表的论文就是他这方面的贡献，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些至为重要的新的理论概念。但大约1886年以后，他的头脑似乎已开始转向货币与金融问题；他的统计观点的进一步发展——其重要性很缓慢地得到普遍认识——留给了别人，尤其是留给了拉迪斯劳斯·凡·伯特克维茨。莱克斯的方法，于1885年被埃奇沃思教授在其关于《统计方法》的文章中介绍给英国读者并引起了关注，这篇文章刊登于《统计杂志》狂欢节卷。
1904年当选为皇家统计学会名誉会员的莱克斯教授，是《经济学杂志》的一位极有价值的偶尔的撰稿人。1895年他写了《黄金升值与国际贸易》，1897年写了《德国的新汇兑法》，1910年写了《德国银行委员会》。莱克斯兼备高度的科学卓越与无私的可敬个性（作为证明，例如，他对复本位制问题的态度），是资深经济学家群体中令人尊崇的一员；这个资深经济学家群体中的少数几位，仍然占据着德国主要的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席位。上个世纪的70和80年代，这些席位在德国经济科学中被赋予极高水平的荣誉。
第二十二章 弗雷德里克·希雷斯登·基林
康沃尔的第六任公爵弗雷德里克·基林准尉在索姆河前线的牺牲，使学会失去了一位研究社会和经济状况极有希望、有前途的一名学者，使杂志失去了一位很可珍贵的撰稿人。他于1916年8月18日倒在了德国战壕里，安息于他的轰炸机的头部。
弗雷德里克·基林在他的30岁时，受教育于温彻斯持（在他对“公学传统”的厌恶中他有时倾向于隐藏的一件事实）和剑桥三一学院。在剑桥他因很多英勇行为而著名，这些行为可以说为社会主义者占据的职务恢复了清白，使其成为大学社会中一种被信任、被尊敬的职位。作为剑桥大学费边社的实际重建者，他是该社主席。继任者是鲁珀特·布鲁克，处于它名望与影响的第二个全盛时期。
离开剑桥之后，他在伦敦南区的一处工人住宅生活了一些年，随即成为利慈政府就业辅导处的一名管理者。在此期间，他写了一本关于童工管理的书。战前不久，他返回伦敦，在搞其他活动的同时，忙于担当《新政治家》的经常的投稿人，编辑《蓝皮书补编》。战争爆发后，他旋即从军于基奇纳的第一军纵队，并迅速升至准尉职位；根据他的个性、同样根据他的理论，轻蔑地拒绝了任何这样的建议：作为准尉如此重要的一个权威，应当屈尊接受陆军中尉的委任状。在他的营队在奥尔德肖特和索尔兹伯里平原训练的这段相当长的时期，基林感觉非常幸福，在他的排和营中体验着团体共同生活带来的强烈感觉，对此他总是渴望和鼓吹。使他的朋友们大笑的是，他曾热衷于争辩如共同就餐等的巨大精神好处，在军队里他的天性和活动得到了满足。编辑营部杂志，组织越野赛跑，在第一军团的可能的优越之处的基础上高谈阔论甚至吹到具有远征军的神话般的优点。他的一位朋友，一位在奥尔德肖特准尉食堂拜访基林的人感到他的渴望和喧嚣的头脑最终快乐地综合着共产主义、同志关系和阶级的多样化平等思想。
在过去的很多个月中他在法国同他的轰炸机团体一道持续地处于危险、严格的任务中，他已负伤过一次。尽管他的精神活动和身体活动如今被大量地占用在战壕建设和炸弹使用上，他仍然考虑老问题，并在延期的一封信中有个性地争论：只要我们能树立起称帝国为“联邦”的习惯，将会有多大的益处。近来他已微染那些在法国见得太多。在其阴影下生活得太久的人们的忧郁和悲惨的凶兆。但他几周前给我写信说：“我和我的人当然现正处于最好的精神状态。我们全体都恐惧于任何大炫耀，但我想如果必要的话，我们会像需要的那样以一颗出色的心冲进去。”这个联邦，她的高贵的热爱者的熔炉，已经为了男人们、女人们和人类，而吞没了他的胡须、他的笑容和他充满活力的激情。
第二十三章 A.A.楚普柔
我们非常痛惜地宣布，A·A·楚普柔教授于4月19日在日内瓦辞世，终年53岁。楚普柔在莫斯科大学开始了他的研究。1902年，伟大的彼得格勒理工学院开办后，他在那个学院当了数年的经济统计学讲师。但他生命的早年与晚年大量地与德国联系在一起，并且他的很多最重要的论文发表在德国。他在柏林和斯特拉斯堡研究经济学和统计学，当他准备他的第一部重要论著时，还是作为纳普的一名学生。俄国革命以来，停留于斯堪的那维亚之后，楚普柔主要生活在德累斯顿。他的天性总是希望避免教授席位的束缚，以使他的头脑保持完全自由，投入创造性工作。在布拉格的教授席位，是他迫于财务环境而在生命接近终点时接受的，证明是不舒适的。不管战后时期的贫穷和物质困难，无论在俄国还是在德国，他总是将彻底的智力独立性估价得非常高。结果是，他的一些最重要的关于理论统计学的论文都要归属于他在德累斯顿的岁月。
从经济学、数学和应用统计学到理论统计学，楚普柔成为统计理论和概率理论之间的边缘线方面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从某些方面为英国统计学者们的工作和德国、俄国学派的工作之间提供了一种联系。他的早逝是这个领域内的一个重大损失。
第二十四章 本杰明·斯特朗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本杰明·斯特朗年仅51岁就过早地逝世，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真正的不幸。自从1914年联邦储备体系成立以来，斯特朗总裁一直是该银行的首脑，并且在以后的体系演进中，他无疑是具有最重要的指导力和影响力的人。他的正直、独立的人格、对公务问题的深透的洞察力，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即使是在美国学术界中，比他思考更深入的人也为数不多。比如，两年前在关于信用管理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他对国会稳定委员会提出的方案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公开市场政策”——现在在美国，其重要性已几乎不低于贴现率——作为控制信贷发展的方法，在其现有形式上主要是斯特朗的创造。我们也失去了一位具有宽厚的国际同情心的人，斯特朗总裁在减轻国外货币困难问题中总是扮演明智和慷慨的角色，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位可靠朋友。他与英格兰银行现任总裁的特殊密切关系，使得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措施得以正常地执行，没有他，我们自己的货币问题将可能会更加困窘。对于目前物价水平的有效的国际控制已经不确定的状况和前景，斯特朗的尚未任命的继任者可能采取的政策，又引进了一个新的令人怀疑的因素。
第二十五章 C．P．桑格
我们深为痛惜地记录下年仅58岁的桑格先生在2月8日的去世。桑格先生以前是剑桥三一学院的高级成员，作为一位执业律师行职。近年来他有些脱离经济研究的倾向，但他一度是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方面的领导性权威。他曾在伦敦大学就这方面的题目讲过课，还曾经常在剑桥检查经济学学士学位考试。他曾是《经济学杂志》的一位经常的投稿人——我查看记录时震惊地发现，他投稿于我们的杂志不少于50次——并曾服务于我们学会的委员会。他将特别被皇家统计学会的成员们所痛惜和悼念，他曾经非常积极地参加他们的议程和活动。
桑格敏锐和有判断力的头脑，以及他那如鸟一般的灵感的闪现，是不适于通过论文这种方式表达出来的。而在谈话，讨论和教学中，他这些才华充分显现出来，他的天赋被人们钦慕和欣赏。所以，他将被所有那些曾在过去35年中通过口头方式参加经济讨论的半学术性的伦敦世界中的人沉痛悼念。不仅仅因为他和蔼可亲的人格和让人可以与之一生为友的品质，更在于他那些出众的才华。
桑格和拉姆齐都是温彻斯特和三一学院的学者，都是被经济科学强烈吸引的职业数学家。在《民族》周刊2月22日号上纪念他时，G·洛斯·迪金森把他同弗兰克·拉姆齐联系在一起（通过所指而未通过姓名），这样写到他：
为他的大学要求太多就不成其为剑桥人，我也不试图这样做。但是我想，看来有一种像其他所有好的事物一样珍贵的特定类型，以某种特殊方式与我的母校联系在一起。我想到的正是像莱斯利·斯蒂芬（梅迪雷思的佛农·怀特福德的创始人），亨利·桑迪威克、梅特兰那样的人们，像一个几天前还带着所有未实现的希望刚刚死去的人那样的人们。他属于这样一种类型：不世俗但也不神圣，无野心但也不松懈，热情而又不伤感。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报道和评论，他们遵循他们所看到的真理之光，而努力追求、继续工作；能够怀疑而不被麻痹；满足于了解能够了解的东西，谨慎于判断不能了解的东西。世界进程永远不能被这样的人们推动，因为行动的源泉深存于无知和疯狂。但他们是暴风雨中的灯标，世界需要这样的人们，并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愿他们的后继者永续不绝！
第二十六章 沃尔特·凯斯
沃尔特·凯斯，纽约投资银行家的企业——梅瑟·凯斯，波默罗伊公司的总裁，离我们而去了。他在伦敦有如此多的密切关系，在这儿有如此之多的亲密朋友，如果我们不说几句纪念他的话，他的悲惨死亡就不应逝去。
他曾与许多建设事业有联系，包括战后美国南方铁路的修复、早期的罗德西安铜矿的建设和广布于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现代科学勘探的冒险。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性格把他进一步引入到了需要企业家和先锋勇气的活动中，他开始将他的业务中纯粹金融的和证券交易所方面的内容视为最有用的，这是因为它们向他提供资金用于世界资源的积极开发。在当今一代美国金融家中他是出类拔萃的，因为他对将来科学适用于商业事务有着几乎发狂的热情——不管他是经济理论、化学、冶金学，地理学还是气象学，并且为了获取有益的帮助和建议，他总是不吝钱财，出手大方。他在自己周围建立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参谋团体和智囊组织，他的主要伙伴是沃尔特·斯图尔特先生，以前曾担任英格兰银行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顾问。
尽管他是备忘录和专家报告的热心读者和辩论的爱好者，但他却从来没写过什么东西甚至懒得提起笔，他过多地依赖于利用电话，超出了一般美国人的利用。他几乎每年都访问伦敦，这个夏季他的朋友们高兴地发现，像他所想的那样，他从一场长期的严重疾病中复原了；但后来实践证明，对他而言恢复活动过度了。今天的华尔街再也见不到他那有魅力的身影了。他是一位独一无二的银行家和投机家，但他的心从不满足。他的强烈的精明的习惯，他的大胆冒险和小心谨慎的结合，以及他对科学观念和新发现的兴趣，使他对那些仍能保持一些老的开拓精神和在其最好的化身中的资本主义的人来说，成为探求现代企业隐藏的潜力方面的杰出的令人愉快的伙伴。第二十七章乔治·布鲁姆霍尔
我们非常痛惜地记录下乔治·詹姆斯·肖特·布鲁姆霍尔于6月23日的去世。这位可能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应用统计学家的去世，应当不止引起经济学家们的注意。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广泛的数据首先被私人企业所编辑，而收集它应当是政府的天职。但是，作为一种惯例，这种开拓工作被做了一些年后，这项任务被官方机构接替了；一旦它们注意于这件事，当然能处理更广泛详尽的数字。乔治·布鲁姆霍尔和《谷物贸易新闻》就可做为这方面的卓越的事例，因为他不仅建立了处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务的非常有效率的开拓性机构，而且他们的工作着手进行很长时间以后，在各种各样的官方和半官方机构，包括世界主要政府，在罗马的农业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所，被看作这方面事务的首要权威。人们可以发现这些机构的编纂物仍然在更多地依靠乔治·布鲁姆霍尔在《谷物贸易新闻》中的资料、数据，而不是依靠他们自己的。
布鲁姆霍尔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使他非常适于他的根本任务。他受教育于伦敦一所大学，继而又在一所德国学校学习。学业结束后，他开始了有关谷物贸易的工作，首先在伦敦，然后在利物浦，最后他与一位伙伴合伙开办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经纪企业。与之相联系的是，“他对商业经济科学的兴趣和热爱要大于贸易”。1888年，他创建了《谷物贸易新闻》，他去世之年《谷物贸易新闻》已走过了50年的辉煌历程。从那时起，他彻底抛弃了私人贸易和投机。他的报告和预测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被公认为是毫无偏见的，并且世界谷物贸易的参与者们都在不止一个场合，不止一次地对他判断的极端独立和公开精神给他们带来的帮助表示感激和尊敬。他的任务要求他广泛地旅行——北美、南美，贯穿欧洲和欧俄。
为了使迅速出版成为可能，布鲁姆霍尔还在利物浦市中心建立了他自己的印刷工厂。《谷物贸易新闻》作为日报和周刊得以及时、顺利地与大家见面。1891年，他又创办了出版物《磨粉》，一个专门服务于面粉加工业组织的刊物。
他对工作的极端认真态度是非常突出的，他投身于出版通行统计数据的迅捷是难以一一例举的。然而，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他的这些数据覆盖了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包括全世界各种各样的谷物和油籽，以及与谷物贸易有关的详尽广泛的运输统计。可以说，在世界上还从未有任何一家私人企业在统计范围和重要性上可与《谷物贸易新闻》相比。这样说并非夸张：在过去50年中，没有任何一个个人在为国际贸易最大的部门提供有秩序的，有价值的帮助，使他们的贸易更为便利这方面，起过比乔治·布鲁姆霍尔更重大更有益的作用。
第二十七章 乔治·布鲁姆霍尔
我们非常痛惜地记录下乔治·詹姆斯·肖特·布鲁姆霍尔于6月23日的去世。这位可能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应用统计学家的去世，应当不止引起经济学家们的注意。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广泛的数据首先被私人企业所编辑，而收集它应当是政府的天职。但是，作为一种惯例，这种开拓工作被做了一些年后，这项任务被官方机构接替了；一旦它们注意于这件事，当然能处理更广泛详尽的数字。乔治·布鲁姆霍尔和《谷物贸易新闻》就可做为这方面的卓越的事例，因为他不仅建立了处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务的非常有效率的开拓性机构，而且他们的工作着手进行很长时间以后，在各种各样的官方和半官方机构，包括世界主要政府，在罗马的农业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所，被看作这方面事务的首要权威。人们可以发现这些机构的编纂物仍然在更多地依靠乔治·布鲁姆霍尔在《谷物贸易新闻》中的资料、数据，而不是依靠他们自己的。
布鲁姆霍尔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使他非常适于他的根本任务。他受教育于伦敦一所大学，继而又在一所德国学校学习。学业结束后，他开始了有关谷物贸易的工作，首先在伦敦，然后在利物浦，最后他与一位伙伴合伙开办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经纪企业。与之相联系的是，“他对商业经济科学的兴趣和热爱要大于贸易”。1888年，他创建了《谷物贸易新闻》，他去世之年《谷物贸易新闻》已走过了50年的辉煌历程。从那时起，他彻底抛弃了私人贸易和投机。他的报告和预测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被公认为是毫无偏见的，并且世界谷物贸易的参与者们都在不止一个场合，不止一次地对他判断的极端独立和公开精神给他们带来的帮助表示感激和尊敬。他的任务要求他广泛地旅行——北美、南美，贯穿欧洲和欧俄。
为了使迅速出版成为可能，布鲁姆霍尔还在利物浦市中心建立了他自己的印刷工厂。《谷物贸易新闻》作为日报和周刊得以及时、顺利地与大家见面。1891年，他又创办了出版物《磨粉》，一个专门服务于面粉加工业组织的刊物。
他对工作的极端认真态度是非常突出的，他投身于出版通行统计数据的迅捷是难以一一例举的。然而，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他的这些数据覆盖了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包括全世界各种各样的谷物和油籽，以及与谷物贸易有关的详尽广泛的运输统计。可以说，在世界上还从未有任何一家私人企业在统计范围和重要性上可与《谷物贸易新闻》相比。这样说并非夸张：在过去50年中，没有任何一个个人在为国际贸易最大的部门提供有秩序的，有价值的帮助，使他们的贸易更为便利这方面，起过比乔治·布鲁姆霍尔更重大更有益的作用。
第二十八章 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
很少有公务员比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更频繁地变动过。1908年他第一次进入公务员行列，4年以后得到了一次提升，在那段时间出现了一件可以说令人惊骇的事件——他一个人被国会导致了一次提问，他后来作为财政大臣为这次选择组织了很好的理由。1917-1918年，作为朗达勋爵的一个食品配给的发明证实了他的主张。然后是与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进行交往、努力的年月。国际联盟是菲利普斯的特殊兴趣和工作重点所在；他在国际联盟的金融活动中担任着领导角色，并且是联盟金融委员会主席。而且，作为一位有经验的高素质的财政人员，他知道，如果联盟要生存的话，就必须保持适当的预算平衡，他的技巧经验和努力为联盟的预算平衡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菲利普斯做了最好的公共服务的，大概要算在战争期间了。在华盛顿的英国财政部代表要执行很多困难的但又关系微妙的任务，并且这些任务很少是不带冲突性的。但菲利普斯始终镇定自若、游刃有余，他有难能可贵的节奏感，使他的代表活动很有效，能够原则地忠实于他所代表的利益而又较灵活地处理。他还有一个重要的成就是，他工作的直率诚实和内行使他获得了摩根索先生和美国财政部官员们的信赖。
但“F·P”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人，他简洁的风度，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表达想法时同意或争辩的咕噜声，在华盛顿或渥太华被知名和理解的程度，正如他在日内瓦白厅能在数种语言中沉默一样。他那笨重的体形、硕大的脑袋、以及他透过眼镜上方的令人不安的直视，使他在第一次会议时成为一个令人难以对付的人物。但他很少有官式的冷漠，毫无傲慢之感。他讨厌纷杂无绪的冗长的思考和辩论，如果一种观点好，他不浪费时间地接受它；如果不好，他的前兆性的咕噜声预示着简单清晰的批评。很少有人能像他一样以如此少而清楚的语言来表达得更多。看他横扫纷杂的争论，中肯地提出问题的本质所在，向他们表达一个冷静的、建设性的判断，对他的同事们真可以说是上了生动的一课。
广泛的经验和应有的尊严使他愈加成熟和老练起来。很多人通过他的腼腆发现了他那可贵的简洁性以及他巨大的智力兴趣－－对一种题目，菲利普斯通常比这个团体的其他大多数人知道得更多：从不动产权到法国文学或侦探故事－－一种未预料到的热情。一种粗扩讽刺的幽默。我们对这位“老人”的怀念将会更深、更广。他以他自己的许多方式填充了一个大的空间，对那些不得不接过他曾如此胜任的一些工作的继任者们来说，如今没有了他的智慧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来指导和加强这些工作所造成的缺憾，将会越来越多地被人感觉到。
第四篇 他在皇家学院的朋友们
第二十九章 E.P．拉姆齐
1．作为经济学家的拉姆齐
剑桥皇家学院会员、温彻斯特和三一学院昔日的学者、马格达兰校长之子——弗兰克·拉姆齐在26岁上的英年早逝，对经济学纯理论是一个重大损失，尽管他的主要兴趣在哲学和数理逻辑方面。从他年龄很小时，我想大约是他16岁时，他早熟的头脑就对经济问题发生了强烈的兴趣。生活于剑桥的经济学家们，从他大学时代起，就习惯于在他有判断力的和逻辑的天赋的锐利锋刃上试验他们的理论。如果他遵循了单凭爱好的容易一些的道路，我不能肯定他会不会已经失掉了思想和心理学之基础的折磨人的练习，在那儿这个头脑试图抓住它自身的尾巴；为了我们自己最适意的道德科学分支的愉快的道路，在那儿，理论和事实，直觉想象和实际判断，以一种对人类智力而言舒适的方式相混合。
当他真的从他习惯的多石高地下降时，他仍然毫不费力地生活在一种比大多数经济学家喜欢呼吸的更稀薄的大气中，用一种习惯于远远更困难的事物的人的轻而易举的优雅，操纵着我们的科学之技术仪器。他（不包括他的哲学论文）只留在身后两个他的力量的见证——他发表于1927年3月的《经济学杂志》关于《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的论文和1928年12月的关于《一个关于储蓄的数学理论》的论文。尤其是后一篇论文，我认为，是对数理经济学的最杰出的贡献之一，无论就其题目内在的重要性和困难程度，所运用的技术方法的力量和优美，还是就被读者所感觉到的作者头脑凭以驾驭其主题的阐述的清晰纯正。对于一位经济学家来说，这篇文章是困难得可怕的读物，但欣赏在它里边结合了多么科学和审美的素质是不困难的。
因而，对他的朋友们来讲，个人品质与智力力量最和谐地结合起来的拉姆齐的失去，将使他们久久不能忘却。他笨重的体形，他发自内心的咯咯的笑声，他感觉与反应的简洁，在其直接性和实际性上有时和偶尔地几乎残酷的半警惕性，他头脑和心地的诚实，他的谦虚和贮存于他宽阔的太阳穴和前额之后的智力机器的令人惊异的轻而易举的效率，微笑的脸庞，都被从我们这里带走了，在那辉煌的高处，在它们工作和生活的收获被收集进来之前。
2．作为哲学家的拉姆齐
逻辑，像热情的诗，不是中年人的工作，可能在这个册子里我们有了我们这一代中最聪明的头脑之一能够给出的一些最好的阐述，尽管他死于26岁。对那些愿以现代方式思考基本问题的人们来说，我认为没有一本书能与他的这个小册子一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一个其作者给予完成的作品一个圆满外表的虚荣纯然是欺骗的题目中，试验性的、非结论的、非最终正确的情况不是一个障碍。
看一看发表的弗兰克·拉姆齐的所有逻辑论文，我们能非常清楚地察觉到他的思维所采取的方向。它是一个奇异的事例：年轻人如何能在这样一个水平上从事研究、探索，对此，以前的各代人承担它已有点喘不过气来，然而拉姆齐从这个起点上继续前进，用不超过一个星期的时间彻底消化至今被完成的任何东西，以任何人甚至年长10岁似乎也困难得毫无希望的轻而易举的东西来理解。人们甚至不得不相信，拉姆齐在马格德兰附近的幼儿室里，从1903年至1914年无意识地吸收了任何人在三一学院可能说的或写的东西。1903年也就是弗兰克·拉姆齐出生这一年，伯特兰·拉塞尔的《数学原理》出版，给正统逻辑学以新生，也似乎在其范围内带来了新的王国。这本书提出了许多特定的基本问题，但并未令人满意地给它们以全部解决；在其后的7年中，拉塞尔和怀特黑德在他们的《数学原理》中更多地专注于有关揭示数学和正统逻辑学之间真实联系的技术问题，而非加强它们赖以建立于其上的基础。在这同时，路德维格·维特根施泰因已被与拉塞尔交谈的渴望吸收到了剑桥，维特根施泰因整个地投身于逻辑分析的基础问题中。那时，19岁的弗兰克·拉姆齐出现在帮助旨在向世人详细解释其含混难解的内容的一个英语译本的准备工作。如今，拉塞尔承认，生命的每个时期都有与它相适应的业余爱好，逻辑的基本练习不适合那些生命已达到第60个年头的人们。维特根施泰因怀疑在时间的双轮马车已走得太远之前他的下一本书能否完成，至于拉姆齐，唉！正当他像一位年轻地主进入他的地产要取得丰硕的成果时，却死了。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由以前发表过的论文组成，包括在拉塞尔和维特根施泰因的论著中一些置而未论的问题，这些问题被拉姆齐用了很大的力量解决了，而且解决得那么优雅，那
么清晰明白，那么成功。第二部分，以前从未发表过，是解决概率及相关题目的，从批评我于1921年出版的《概率论》作为开端。后面这一部分未发表过，是因为它不完整且不完全令人满意。但它是最为有趣的，不仅由于其自身内容，而且在于它实施第一部分抛出的提示中，在某种较为详细的程度上显示出他的头脑离开他近期的先驱们形成的，客观的解决方式有多远。拉塞尔的著作所传达的第一个印象是，形式逻辑的领域惊人地广阔。然而在他自己，在维特根施泰因和拉姆齐手中，形式逻辑处理的渐进的完美逐渐地导致内容空洞，越来越将内容削减为干枯的骨头，直到最后使得它看来不仅排除了一切经验，而且排除了合理思想通常是一些估计逻辑的绝大多数原则。维特根施泰因的解决方法，是将其他一切视为一种受神感召的无意义的瞎扯，对单个人来说的确有重大价值，但无法被确切地讨论。拉姆齐的反应是向着他自己曾描述过的一种实用主义，对拉塞尔并非不表示同情，但对维特根施泰因则有些反感。“实用主义的本质，”他说，“我认为是，一个句子的意义应参考它将导致的行为来确定，或者更模糊地说，应决定于它可能的原因和结果。我认为这是当然的，再无更多的限定了。”
这样，他被引导着将“人类逻辑”与“形式逻辑”区别开来。形式逻辑不是关于别的，只是关于一致思想的规则。但应补充的是，我们还有特定的“有用的心智习惯”来解决我们的洞察力、我们的记忆以及可能以其他方式提供给我们的材料，达到或走向真理；对这样的习惯的分析也是一种逻辑。将这些观念应用于概率逻辑，是非常富有成果的。作为对我曾提出的观点的反对，拉姆齐争辩说，概率论所涉及的，不仅是命题之间的客观联系，还在某种意义上涉及信念等级问题；他继续表明，概率的微积分只相当于一系列规则，用以确保我们持有的信心等级体系将是一贯的体系。因而概率的微积分属于形式逻辑，但我们信心等级的基础－－或者说一个更重要点的概率，如他们过去习惯于被称呼的——是我们的人类全副装备的一部分，可能只是由自然选择给予我们的，类似于我们的洞察力和我们的记忆力而不是形式逻辑。至此我向拉姆齐让步——我认为他是正确的，但在试图区分信心的“理性”等级和一般信心时，我认为，他不很成功。仅仅说它是一种有用的心智习惯，不足以达到归纳原理的底部。当形式逻辑已经被整理好，其高度受限的范围已经被适当确定时，拉姆齐试图区分出一种“人类”逻辑，一方面从形式逻辑中，另一方面从描述性心理中，他这样做可能已经指出了通向下一个领域的道路。
拉姆齐更容易使人想起休谟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特别是在他的常识和对待整个事务的一种精明的实用性方面。读者将发现，很多段落表达了他头脑、思维的特殊之处，很多段落的表述——尽管未被他包括在哲学的目标中——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3一篇短文
拉姆齐的大部分著作，都发表于他死后出版的文集《数学基础》、《经济学杂志》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上，带有很强的技术性。但在他生前未发表过的，也从未为发表而有过润色的，已被汇总于《数学基础》末尾的札记中，有一些警句和精彩的片断小品文。我从中挑选了一些献给大家，因为他们可能传达一点我已在上面提过的“他的思维的特殊味道”，但对那些从未真正有过直接体会而认识他智慧的作品和人格——如同给予一个人一种单独的综合印象——这就是为什么布雷斯维特先生能够公正地写道，他的去世使剑桥被剥夺了作为其主要智力光荣之一的人们来说，绝不可能有任何东西被完全无误地传达给他们。让我也引述戈兹沃酉、洛斯·迪金森写及弗兰克·拉姆齐和C．P．桑格——另一位温彻斯特和三一学院的学者，几乎在同一时候去世，然而在其成熟期——时说的话：为他的大学要求太多就不成其为剑桥人，我也不试图这样做。但是我想，看来有一种像其他所有好的事物一样珍贵的特定类型，以某种特殊方式与我的母校联系在一起。我想到的正是像莱斯利·斯蒂芬、亨利·桑迪威克、梅特兰那样的人们，像一个几天前还带着所有未实现的希望刚刚死去的人那样的人们。它属于这样一种类型：不世俗但也不神圣，无野心但也不松懈，热情而又不伤感。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报道和评论，他们遵循他们所看到的真理之光而努力追求、继续工作；能够怀疑而不被麻痹，满足于了解能够了解的东西，谨慎于判断不能了解的东西。世界进程永远不能被这样的人们推动，因为行动的源泉深存于无知和疯狂。但他们是暴风雨中的灯标，世界需要这样的人们，并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愿他们的后继者永续不绝！
4 哲学
“哲学必须有某种用处，并且我们必须严肃地对待它；它必须清理思想和我们的行为。否则它就成为我们必须检查的一种陈设，就是一种探究以看到这就是这样；换言之，哲学的主要命题是，哲学是无意义的。然后我们必须再次严肃地认为它是无意义的，并且不像维特根施泰因那样，假装它是重要的毫无意义！”
“在哲学中，我们采纳我们在科学和日常生活中的命题，试图以一种逻辑体系将它们用简单的术语和定义之类展示出来。一种哲学本质上是一个定义体系，或者过于经常地，是一种关于定义如何可能被给出的描述体系。”
“我不认为有必要和穆尔一起说，通过我们的命题定义解释我们迄今所意味的东西，而宁愿说，它们表明我们如何试图在将来应用它们。穆尔会说，它们是相同的，哲学不改变任何人通过‘这是一张桌子’所意味的东西。对我而言，看来它可能会的；因为意义主要是潜在的，因而一种改变可能在稀少的和关键的场合被显露。此外，有时哲学应当澄清和区分以前模糊的和混淆的观念，很清楚这只意味着决定我们未来的指义。然而很清楚，定义会至少给出我们未来的意义，而不仅仅给出任何一种获得特定结构的好方法。”
“我过去习惯于在极端的经院哲学中哲学的性质方面自我烦恼。我无法理解我们怎能理解一个词，也不能认识一种设想它的定义是否正确。我未认识到关于理解的整个观念的模糊以及它所言及的东西，它涉及到大量的行为——其中任何一种可能没有而需要被回归。逻辑事例的同义反复，数学的相似，哲学的定义；所有都是琐屑的，但都是澄清和组织我们思想的重大工作的组成部分”。
（1）哲学思想
“对我来说，似乎在澄清我们思想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我们不能通过定义它们的意义以明白的方式说明的术语和句子。例如，我们不能定义理论术语，但我们能解释它们被应用的方式，在这种解释中我们被迫不仅要看我们正谈及的对象，而且要看我们自己的心智状态。”
“于是这意味着弄不清楚意义我们就无法理清这些术语和句子，我们似平进入了我们无法理解的环境。例如，不首先理解意义，我们关于时间和外部世界所说的，然而，不首先确切理解时间、大概理解外部世界——我们与之有牵涉——我们也无法理解意义。因此，我们无法使我们的哲学向着目标进入有序进步，而不得不将我们的问题作为整体，跳向一种同时解决的方式；这将具有一种假设的性质，因为我们接受它不是作为直接推论的结果，而是作为我们能想得到的使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的几种中仅有的一个。”
“当然，我们不应该严格地谈及推理，但在哲学中有一种类似于‘线性推断’的过程，在其中事物变得连续地清晰；出于以上原因，既然我们无法将这贯彻到底，我们就处在了科学家们的平常位置，不得不满足于零碎的进步：我们能使几个事物更为清楚，但我们无法使任何事物都清楚。”
“我发现，除在一个非常有限的领域内，这种自我意识在哲学中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被推至哲学家态度是因为我们不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意义；问题总是‘我通过X表示什么意义？’只有非常偶而地，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不反映意义。这种对付意义的必要性不仅是一种障碍；它无疑地也是通向真的基本线索。如果我们忽略了它，我感觉我们可能会进入孩童在下述对话中的窘境：‘说早餐’，‘不会。’‘你不会说什么？’‘不会说早餐。’”
“对我们哲学的主要危险，除懒惰和模糊之外，是经院哲学，其本质是将含糊的东西当作似乎是精确的东西来对待，试图将其填充进一个精确的逻辑部门。一种典型的经院哲学是维特根施泰因的观点，认为所有我们日常的命题都是完全有序的，不合逻辑地思考是不可能的。（后面这句话像是说打破桥牌规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你打破它们，你就不是玩桥牌，而是像C夫人所说，是在玩非桥牌。）”
（2）有什么要讨论吗？
“科学，历史和政治除专家外不宜讨论。其他人只是简单地处在需要更多信息的地位，到他们已获得所有可得的信息为止，除依据权威接受那些更有资格的人的意见外无法做任何事。然后是哲学，这对外行人也已变得太技术性。除这个不利条件之外，最伟大的现代哲学家的结论是，没有哲学这样一门学科；它是一种活动，不是一种教义；其目标不是回答问题，而是治疗头痛。可能被思考的是，除这种以逻辑为中心的技术性哲学外，有一种流行的哲学解决如人对自然的关系，道德的意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但严肃地对待这种题目的任何企图，都会将它们贬低为或者是科学问题，或者是技术性哲学问题；或者更迅速地导致察觉它们无意义。”
“我认为我们极少，如果曾有过的话，讨论基本的心理问题，却远更经常地简单比较我们的几种经验，而这不是一种讨论方式。我认为我们太少地认识到我们的辩论多么经常地是这种方式：——A：‘今天下午我去了格兰切斯特。’B：‘不，我没有去。’我们经常做的另一件事，是讨论何种类型的人或行为我们感到钦佩或感到耻辱。例如，当我们讨论爱的永久性时，A说如果他不坚定他将感到愧疚，B说他一点也不愧疚。但是，尽管这是消磨时光的适意手段，却不是在讨论任何东西，仅仅比较意见而已。”
“另一方面，真正的心理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关于它我们绝大多数人了解得还相当相当地少，以至于难以指导我们去尝试一种意见。”
“最后，有美学，包括文学。这通常远比其他东西更能使我们兴奋；但我们对之真正讨论得并不多，对这方面的论证也是非常地虚弱，我们仍处于‘赶肥牛者必自肥’的阶段，关于美学真正包括的心理学问题说得极少，例如，为何颜色的特定组合给我们这样特殊的感觉？我们真正喜欢做的，是再一次比较我们的经验；一种此情境下特殊有用的活动，是因为评论家能够对其他人们指出这样一些东西，如果他们从事的话，他们将获得他们珍视的感受，否则他们就不会获得，我们不讨论也不能讨论一种艺术作品是否比另一种好，我们仅仅比较它给予我们的感受而已。”
“我的结论是其实没有什么要讨论的，这一结论也符合于我关于普通交谈获得的感受，它相对来讲是起源于19世纪的一种新的气氛。贯穿于19世纪的这一趋势逐渐发生作用的原因有二个：一个是科学的进展，另一个是宗教的衰落，导致所有老的一般问题成为或者技术性的或者荒谬的。我们每一个人不得不在自身重复文明进步的这一过程。例如，我作为新手曾感兴趣于交谈与论证胜过世上任何其他事，但我现在已逐渐开始认为它越来越不重要，因为似乎除了购物和人们的私人生活以外，从未有其他任何要谈论的，而这两者都不宜于一般交谈……
“如果我要写一本《世界观》，我将不称它为‘我信仰什么’而称为‘我感受什么’。这联系于维特根施泰因的观点：哲学不给我们信仰，而仅仅减轻精神不适的感觉。并且，如果我要同拉塞尔的讲座争吵，它将不是针对他信仰什么，而是针对它给出的关于他感受什么的暗示。人们绝不能真正同一个人的感受争论；人们只能自己拥有不同的感受，也可能认为自己的感受更值得钦敬或更有助于幸福的生活。从这个观点，即它不是事实问题而是感受问题出发，我将通过一些评论进行总结，这些评论是关于一般事物的，或者如我宁愿所说的，不是关于一般事物的，而是关于一般生活的。”
“在我与我的一些朋友有所不同的地方中，其中之一是对物质尺寸而言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性。在苍穹的巨大面前我丝毫不感到卑微。星辰虽然是巨大的，但它们不能思考或爱；而思考或爱远比尺寸的大小更给我深刻的印象。我并不因体重几乎17石而获得荣誉。”
“我关于世界的图景是以透视法画的，不像是一个按比例的模型。最引人注意处被人类所占据，星辰都像三便士的硬币那么微小。我不真正相信天文学，除了作为人类的可能还有动物的感觉之过程一部分的一种复杂描述。我不仅将我的透视法运用于空间，也运用于时间，在时间上世界将变冷、万物将死亡；但那是一个离我们很长的时间，它复合折扣的现值几乎为零。但现在绝不因为将来是空白而价值会变低。人类，充满我的图画前景的人类，我发现是有趣的、总体上是值得崇敬的。我发现，至少在这个时刻，世界是一个令人快乐兴奋的地方。你可能发现它使人沮丧，我为你感到惋惜，你蔑视我。但我有理由，你却没有，你将只有一个瞧不起我的理由。如果你的感受是以一种与我不同的方式对应于事实，而这二者又都不与事实相对应，我想事实本身无所谓好坏，而问题仅仅在于，它使我兴奋却使你沮丧。另一方面，我有理由为你遗憾，因为兴奋比沮丧更愉快，并且不仅仅是更愉快，而且是对任何人的活动都更好。”
1925年2月28日
第三十章 A F．R沃拉斯顿
多年历经野蛮国度和高山峻岭的危险之后，桑迪·沃拉斯顿在皇家学院的僻静角落死于一颗子弹，成为一位偶然的无辜的牺牲品——凶手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像是一个寻衅滋事的南美人。
他是天才之人的一个极端事例，他杰出的天赋没有也不屑于在普通被认为是成功证据的任何明显显示成就的领域寻找出路。他具有一种非常罕见的优秀，这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不是在他的思想中或成就中甚至是感受中，而是在他的行为本身的区别于它们的原因和后果的某些素质中，可以发现他的这种优秀。紧急事件的出现可能会提高它，可能必定会增加一种他自己喜欢的兴奋成分，并且为他具有的其他品质提供机会。但对这种独特的品质发现表达机会而言，紧急事件是不需要的——最普通的、平常的环境就将会为它提供天地。因此，他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组织活动中，拥有任何涉及行动的然而琐屑的经验都是一种特别的快乐。他有魅力的眼睛和声音使小事情增添了价值，大事情就更不用说了。在上周鲍德温先生就任大学校长职位的就职典礼上，沃拉斯顿被鲍德温先生恰当地描绘为人中王子。
这种行动上的优美资质，如果不曾结合其他很多品质，当然不能发现其圆满的表现。沃拉斯顿先生大概最可一提的是他倾身于周围的环境而非自身。他的观察力、迅速、冷静、果断行动的能力、演讲和叙述能力，他的聪明及对事实的敏感和实际的认识，都从根本上促进了他的完美。
认为他的天赋应当在他生命中最伟大的部分——从其游历和探索中找到主要表达，是不恰当的。它们是这样一种类型，对于所有种类和条件的人，文明的或原始的，它们都是可见的，且都能赢得他们。然而他的友情的那些品质，在安静之处会给人特别的快乐和愉悦，对那些在紧急情况和压力下同他在一起的人们来说，则是如急需的肉和酒一般中的雪中送炭。
但他生命中作为皇家学院导师的这最后两年，可能——首先有点出乎他自己的意料——是他一生中圆满的表现的一个阶段。他将生活在皇家学院一代人的记忆中，作为完美的导师，所有生命的美与智慧的体现——这位幸福的战士能够以寥寥数语同年轻人交流。对于一个不得不对待大量尚未定型的年轻人来说，关于人和事的知识的不会是一种浪费。赢得有同等权威的人们的能力，不管他们是文明的还是原始的，不管他们的性情是行为的还是智力的，在这个学院的微观世界中没有失去。此外，他还是这样一个人，对他而言，谈论真的不同寻常，他能用一个词和一道目光打开心扉之锁，打破每个人的沉默，除他自己以外。
第三十一章 W．E．约翰逊
威廉·欧内斯特·约翰逊先生于星期三不幸去世了，终年72岁。作为剑桥皇家学院的高级成员，多年来，约翰逊先生在该大学道德科学教学中一直扮演着一个领导角色，既作为一位讲授者又作为个人研究的方向，特别是在逻辑学和心理学方面；并在最近的30年中成为桑迪威克讲座的主持人。
他极有判断力的智能并没有被毫不迟疑地用于著作事业中。除在《头脑》上发表的很多论文和对《经济学杂志》的重要贡献外，在1921－1924年前未出版他的主要著作，那时在策划的四种著作中，三卷《逻辑学》，终于形成了。很多年来，他曾一直被公认为是剑桥最深刻的哲学家之一，特别是通过他对关于过去40年中几乎所有剑桥道德科学家们的讨论和交谈的爱好——他们中有为数甚多的人是他的学生而且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确实，交谈性讨论可以算得上是他最伟大的天赋；他性情的和蔼可亲再加上他头脑的敏锐，使半交际、半辩论的交往成为可能，这甚至成为促进哲学进步的最好手段。如果要对他对剑桥思想的影响简要总结的话，可能这样说是比较合适的，即他是第一个实践逻辑学的知识派的人，努力实践在思想的逻辑学和心理学之间的联结。在一个自然倾向是朝着形式逻辑的思想学派中，他有特别的才华来自己写作形式逻辑学并评论任何事物，并且他已沿着这条正统的路线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约翰逊是一个著名的剑桥家庭中的一员，这个家庭中的好几位成员已在大学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他没能于1885年被选为皇家学院高级成员，该年是J．K．斯蒂芬的选举；但学院于1902年依据条例的一项特别条款选上了他。他已从曼彻斯特和阿伯丁大学获得了名誉博士学位，并从1926年以来成为不列颠学院的高级成员。在他的妻子数年前死去之后，他的妹妹、范妮·约翰逊小姐为他理家，这两个人成为一个非常恬静的好客的中心。在他的两个儿子中，较小的斯蒂芬·约翰逊先生是斯旺西湾大学的古典文学教授。
第三十二章 威廉·赫里克·麦考利
威廉·赫里克·麦考利——其父、祖父与曾祖父是宗教牧师——来自约翰·麦考利——他在英国的因弗雷里有灵魂牧师职位，曾被约翰和博斯伟尔在旅途拜访过——的著名家庭。扎卡里·麦考利是他的曾叔，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和特里威廉女士、乔治和罗伯特·特里威廉的母亲，是他父亲的近表亲；罗斯·麦考利是他的侄女。如他的名字所提示的，通过他的祖母，他还有血缘联系于罗伯特·赫里克。他几乎整个一生都献给了皇家学院的服务上，在服务中他曾先后是会计员、导师和副院长。他肯定被认为是学院最后一位也是最伟大的建立者之一，从在创建人法令之下的那个样子成为现在这样；他还是近几代人所知道的最好的内务会计和最好的导师。麦考利是一个有杰出个性和力量的人，他有几乎绝对可靠的判断力，无论是智力方面的，还是感觉方面的，对于落在他的注意范围之内的事务，他总是按照自己的标准，依据他自己的名誉和尊严妥善地处理好一切，从来不会出现不真实性，哪怕是最小的误差。
在皇家学院非伊顿学院成员的第一代中，他是一个温彻斯特学院的毕业生。在中学和剑桥之间，他在达勒姆大学度过了一个短时期，他是该大学的高级成员。在皇家学院他是以桑迪威克和亨利·杰克逊为领导人的皇家学院和三一学院中的一个小圈子的一员，他还是这个小圈子的杰出成员的亲密朋友。1877年他是第六任辩手，并于1879年被选入高级成员团体。然而，在他被重新带进对学院的持久服务之前，5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了，这个间隔给了他两个持久的影响。1879年8月，在他得到他的高级成员资格不久，他与他的弟弟肯尼思踏上了远去加拿大西部的几个月的旅途，这次旅行给他留下了许多关于这个国家的如那时所示的有趣的回忆，和对拓荒者及在那些遥远的地方风餐露宿的人们的强烈同情。这是在他和晚一些时候在皇家学院的两个伟大朋友，L．F．吉宾和A．F.R．沃拉斯顿之间的特殊纽带；多年以后，他重访了这个国家，作为另一位皇家学院朋友——热衷于伐术的M．A·格兰杰的客人。麦考利对那些远奔他乡者的赞许和同情，加上他对事物价值的可靠判断以及他的天赋的才能，使他，特别是在他作为学院的导师期间，在这些方面成为他的弟弟雷金纳德的见解正确的顾问：主要根据他的观察从剑桥的年轻人中吸收博母贝公司和博母贝-伯马法人公司的高级职员。对那些将特定的头脑天赋和特定的目标、信心相结合的人们，像那些第一个发现火和布料或第一个建造桥和船的人，和那些山峦和森林的开拓者，麦考利表示了最深的赞同和爱，他对这些有天赋的人们的赞同超过了对哲学家们、政客们、文人雅士们和其他含糊语言的小贩们的评价。
从加拿大回来后，他很适宜地开始了有关制造耐切割材料方面的事务。最初一个较短的时间中在斯梅西克、斯庞莱恩的钱斯兄弟玻璃厂，他的弟弟肯尼思就在那儿创出生涯。此后在不少于4年的时间内在芒特萨德花岗岩公司，莱斯特郡的一家建立已久的采石企业。现任芒特萨德企业首脑的罗伯特·马丁先生曾写道：
“大概会有疑问，这样一种普通的企业生涯是否曾经真的与麦考利的志趣相合。那种偶尔的温淡的伪善没有轻易地来到他那里，而另一方面，他与公司人事、管理者们、职员和采石工人等的关系，可以说是最为和谐的。他在阅览室里所作的关于坦尼森讲座的记忆，在他返回剑桥之后，持续了好多年。他对于精确的、完整的措辞的热情，给那些与他共事的人和在他手下工作的职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麦考利先生，先生，”他们中最后一个残存者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绅士，但他是一个告诉他半真话半假话时可怕的人。”
这最后一句话如此完整、准确地总结了实际生活中的麦考利，以至于它几乎应当被写在他的墓碑上。对于你的隐瞒实情他会变得非常难以对付，带着极其严重的问题——设想你所意味的恰好对应于你的话的字面意思，然而期望你去理解他自己的意思，只带着可能的最少的解释。因为他总是这样做，似乎最少的暗示就会使你获得所有他自己知道的东西，然而在他那一边又声称丝毫不知道有什么未落到他自己的观察之下或什么以最平常的语言与他相联系。允许他以这些假定逃脱不固执地给予或需要解释的任何人，将很快发现他自己被无可避免地牵涉进去。他对半真半假话的迟钝部分是真实的。但它被他部分地运用为一种批评形式，不仅是关于混乱的和虚假的知识，而且关于各种各样的胡说和欺诈，关于习惯保守的感觉和错误观点及浮夸言辞等等。
他回到剑桥时，找到了两个对他来说非常适宜的职位，他在这两个职位上工作了许多年。1884年他被委任为学院数学讲师（继而是大学应用力学讲师），1887年是第二任会计。尽管他名义上是数学讲师，实际上，我认为，他被带回詹姆斯·斯图尔特，第一任工程教授初创的事业，帮助他在大学发展尚未成熟的工程学院。这正好符合了麦考利的天赋和兴趣。剑桥数学的抽象性和“优雅的”方面对他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但他非常高兴将他的数学才华运用于材料应用、拉力和实际物体的运动方面。在早期生活中，他曾参加克拉克·马克斯伟尔的讲座并把他视为英雄，但他受到了在皇家学院的密友和同龄人卡尔·皮尔逊以及詹姆斯·斯图尔特的更大影响，应用数学的另一方面不久吸引了他的热情。他在学习、研究方面可以说是很成功的，但他出版的著作却不多（这让人想起他的祖父奥利·麦考利，很多年沉于《梅兰克顿的生活》的写作，但从未将其付梓），直到退休后他才有时间按他自己精益求精的标准来做一些仔细的准备，他的主要为学生之用而写的《热力学定律》（1913年）和《固体几何）（1930年）被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为15年的第二任会计，他负责学院建筑和用项。博德利的建筑、教堂的结构工程和窗子、在普罗沃斯特·奥克斯死后学院布局和原来办公室的变动，以及准备现在的伟布法庭、礼堂的扩建，学院的首次电气化和唱诗班中学的扩建，是那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在所有有关建筑的事务特别是有关它们材料的事务中，麦考利比那些他雇佣的人更知道他在做什么。一位旧时的剑桥送货员（一位建筑师和画家）曾被记载着说过：“我们总是喜欢为皇家学院工作，因为麦考利先生是这样一位绅士，他总知道他希望完成什么以及他希望如何完成它，而其他许多先生做不到这一点。”他对石头和玻璃的特殊兴趣总是明显的。而且他还有个特点：在给出他的意见和建议时，他从不提及他曾一度在这些领域内是一位职业专家，这个事实在学院不广为人知。
1902年他成为唯一的会计主管。继而是晚些时候的伊顿学院院长，他的职责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对年轻人缄默而腼腆，以前对大学生们而言并不著名。然而，虽然他在演讲和谈话中可能曾经腼腆，但他不害怕年轻人，并能正确地估计他们的性格。他避开那些半真半假的话和任何种类的闲谈，他对年轻人思想和秘密的绝对尊重，我认为，是他的最大优势之一，当一位小学生告诉他一个坦率的故事并请求他的帮助时，做这样的事是容易的；并且带着确定无移的公平、友好和对无限度的麻烦的接受；当然不可避免有时他也会出现非常难以平息的狂暴，然而极少有人比他更知道，如何将公平与大度更好地结合起来。一个有序社会的各种法律规则必须是辨明正确和令人满意的；但是，他们的受害者能够这样做，就像他是他的儿子一样，依靠麦考利的援助和兴趣。当他认为它们不合适宜时，他也能够破坏规则，“规则，规则，规则是为了什么？”他有时会说。“应该打破，应该打破。”我们大多数人对规则注意得不是太多就是太少。而麦考利在这方面有一项杰出的品质：他通过直觉能够确切知道在一个道德社会里规则应有的正确位置。
当他成为会计主管时，他已年近50岁。由于紧张的劳作，一封封数不尽的亲自出自他那清晰、漂亮的字迹然而要让他常常写到深夜的那些信件，耗尽了他的精力，1913年当他60岁时，他退休了。并且战争期间的严峻进一步束缚了他。然而在1918年，当沃尔特·邓福德成为院长时，他当选为副院长，给学院提供了另外几年的服务，作为所有学院主要委员可信赖的顾问，并成为1926年新法令的带头起草人。在1933年，当他80岁时，岁月的沧桑积累成他的衰弱，他退向了邻近斯陶尔布里奇的克伦特，到了他继承自他的弟弟肯尼思、邻近他的姐姐史密斯夫人的一所房子。麦考利从未结婚，但尽管在学院时他是一个独居的单身汉，他在他的家庭关系中却从未感到过孤独，因为他属于一个有兄弟姐妹们的大家庭，属于一个有众多表亲们，侄儿侄女们的大圈子，这些在他的生活和感情中扮演着重大角色，给他以亲情和同伴情谊。
对那些了解和喜爱他的风格的人们来说，他的确是一个快乐的、令人愉快的伙伴，他是一个伟大的读者，对他喜爱的经典著作具有渊博的知识，记忆力也很丰富。他对内省和外侵（如果这个词可被创造的话）的缺乏，他的未被计算的和无意识的无兴趣，以及他清晰的感觉，使他比那些能够看到任何事物的方方面面，对自己和他人了解太多的人们来说，生活在一个更纯洁的世界中。
他出生于一个以其好的外貌而突出的家庭，并且，特别是在以后的岁月中，经历和性格塑造、雕刻他的面容，他呈现出一种高贵可敬的容貌。1927年罗杰·弗赖伊所画的他的一幅肖像，悬挂在皇家学院的联谊室中。他喜爱所有活动，无论在室内还是在野外。他是学院中遵循旧俗保留一匹马的最后一位高级成员，一直到战争时期，他经常与一班朋友们在邻近地方骑马打猎或骑马出游。的确，他直到70岁都追循着德文和萨默塞特。他极少感到有舒适和纵情的需要，他所具有的必定是属于这样一种品质：最能适应于它的目的。他的逝世使社会——他如此长久地服务和崇敬的社会——贫穷了许多。简言之，我们将怀念他，作为这样一个人：我们最钦佩的很多行为与感觉的原则支配着他，并且是自发地支配着他，在那儿没有任何选择或决定被需要。
第三十三章 迪尔温·诺克斯
迪尔温·诺克斯是曼彻斯特的毕晓普·诺克斯四个儿子中的次子，他曾先后获得了拉格比和伊顿的第一入学奖学金。我是否可以写一点纪念他的文字，作为从1897年当他作为我的选举头目（他此后是学校领导）进入伊顿学院之后与他最亲密的一些生活，直到上次战争离开剑桥，如它永远显示的那样，去为政府接受特殊工作的一个人？他不是一个向世界展示其光芒的人，并且他近来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他不可能被广为人知。但在那些年中认识他的我们这些人，认识到：在他悉心为自己设定的狭窄的限度内可能选择从事的任何事务上，他具有在他同代人中最天才的、灵巧的、复杂的大脑之一，无论在传统学识的较隐藏的区域，作为扑克牌游戏的一位有灵感的选手（也是设计者）；还是需要特别资格的政府工作，像他在上次战争期间首次从事，并继续在海军部和外交部工作长达30年，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如他的一位老朋友最近对我说的，除非那些主要要紧的，他对大多数事情都怀疑，那是因为激情。对他的伊顿学院和皇家学院的老朋友们来说，我们将永远不能再见到我们所爱的迪利，这真是一种悲痛。
第三十四章 朱利安·贝尔
朱利安·休厄德·贝尔生于1908年，是克莱夫和文萨·贝尔的儿子，莱斯利·斯蒂芬的孙子，佛吉尼亚·伍尔夫的外甥，J．K．S和H．AL．费希尔的隔一代近表亲，他在一首“自传”诗中这样写到自己：
我保持我自己——／花了几百个英国年／产自于被驱逐的低酬劳动者／产自经营牧师贸易的维恩斯／产自弑君者，克拉彭教派／产自高度的维多利亚式的智力／莱斯利，菲斯詹姆斯。
他就学于莱顿·帕克，在1929年的历史学士学位考试和1930年的英语学士学位考试中被排在第二等级的第一部分。1930年持有了雷金纳德·约翰·史密斯学者职位，1931年持有了奥古斯塔斯·奥斯汀·利学者职位。他获得学位之后的4年，投身于为会员资格而工作，首先用一篇关于教皇的诗的论文，此后用一篇关于伦理学在美学和政治学上的某些应用的论文。1935年，他被任命为汉克奥中文大学的英语教授。然而到达他那里的关于西班牙事件的小量而迟到的新闻，使他于1937年焦急地返回了家，渴望对西班牙的政府运动尽力，并不顾阻拦他的努力重访剑桥，作为一名卡车司机加入了在西班牙的英国医药联合会。1937年7月18日当他在布鲁内特前线驾驶他的救护车时。被来自一架叛乱飞机的炸弹炸死。现被葬于离马德里北方约两英里的丰拉卡尔公墓。
朱利安·贝尔的兴趣和感觉几乎同等地在政治和诗之间划分。像战后一代人的其他人一样，他不确定地摇摆于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主义和愤怒的不满、对季节、田野特别是对鸟类的观察的沉思默想的有时是抽象的诗的寂静主义之间：
光秃的犁形山脊，直扫而上；／黑色的树犁不结浆果；枯死的草变成了褐色，／褐色尖端的灯芯草，生长在每片野地，／还有那光秃秃的树林。雾气弥漫旷野，／当夜晚很快／模糊了下午的景色。
他常几个星期一个人独自住在苏塞克斯丘陵草原，观察和细腻描写自然的衣裳，然后重新返回同一班朋友的狂烈的放荡不羁的集合和热烈的政治辩论中。每当他的想象从华而不实的现在转向思考未来时，对他来讲，未来就绝不和平。他具有极度的坦诚性格和纯洁动机，简洁而高雅，真与诚铭刻于他，逐渐地雕刻他的个性并表达它。他缓慢地发展，只是最近才开始获得一种成熟。他的最终成就，虽然现已中断，可能极大地超过他明显的早期承诺。他出版了两本小诗集，1930年的《冬天的运动》，和1936年的《为冬天而工作》，将来的人类学家将有可能希望从中撷取几个片段。1935年他还编辑了《我们不战：1914－1918年抵抗者的经历》，由卡奈·H.R．L．谢泼德作序。在他对此的介绍中，他那一代人头脑转变的特征——从不抵抗的和平主义转向相信无论怎样，可能有值得和需要牺牲的事情——已经很清楚。其中有一种深深的内部一贯性，在与生俱来的不顺从——带着引导他走向他初次同情的无畏的个人判断的权利和责任——和驱使他越过所有阻挠走向一种未使他惊讶的最终牺牲之间。在他1935年自己的介绍的一些句子中表达的忠诚，是他最好的墓志铭。比较他自己和他同代人的态度同理想主义者和对专制主义者的有责任心的反对者，他写道：“我自己这一代人，这些关心人类和人类所发生的事件的人，已开始相信，只有有效的行动才有价值……战争抵抗者的更年轻一代的态度，已从他的敌人那里学到了太多，它已成长起来——甚至在和平时期——成为一种战争头脑：有时甚至成为战争歇斯底里。然而，尽管它有缺陷，我相信，我这一代人的战争抵抗运动将最终在扑灭战争中胜利——通过暴力，如果必要的话。”
第五篇 两位科学家
第三十五章 牛顿，真正的人
在牛顿自己的家里，我试图就他本来面目那样对你们演讲，是有些差异的。我长久以来便有意为1942年的圣诞节——他的三百周年诞辰，积累一些资料并将我的印象诉诸文字。但战争使我既不能有闲暇充分地对待这样重大的题目，也没有机会查阅大量的图书和文章来证实我的印象。因此，假若我今天将置于诸位面前的简短研究比它本来应该那样更马虎，我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
另一个初步问题。我相信牛顿不同于习惯图画中那个样子，我并不是认为他不伟大。他相对于19世纪处心积虑所描述的、更不平凡、更杰出的天才们，是非常特殊的。请不要在此猜想我今日的目的是通过描写来贬损剑桥最伟大的儿子。我正努力宁愿像他自己的朋友和同代人看他那样去看他。他们毫无例外地视他为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在18世纪和此后，牛顿开始被认为是现代科学家时代首屈一指的最伟大的人，一位理性主义者，一个教会我们在冷静的和纯粹的理性路线上思考的人。
我不用这种眼光看他。我不认为任何仔细研读过他在1699年最后离开剑桥时包扎好，尽管有一部分被散失了，但已经传下来给我们的盒子的内容的人，会像那样看他。牛顿不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他是魔术家中的最后一个，他是巴比伦人的和苏美尔人的最后一个，用与那些不到10，000年前开始构建我们的智力遗产的人同样的眼光观察这可见的，智力的世界的最后一位伟大头脑。伊萨克·牛顿，在1642年出生的无父亲的遗腹子，是最后一个神童，对他，三博士能够真诚地，适当地效忠。
如果有时间，我愿意读给大家关于孩童牛顿的同代记录，不带评论地，恰如它所代表的。因为尽管它对他的传记作者而言是熟知的，但它尚未大量出版，不为很多人所知。这儿的确，是关于这位年轻魔术师的一个传说的版本，一幅关于不拘于这位年轻人和学生的焦虑、忧郁和神经质激动的天才的开放头脑的一幅最充满快乐的图画。
因为用现在一般流行的现代术语说，牛顿属于一种不熟悉的类型的深深的神经过敏，但是——我要从记录中得出——是一种最极端的类型。他最深的天性是玄奥的、隐秘的——带着深深的遁世，一种对向世人的探究和批评的赤裸裸袒露他的思想、信仰和发现的麻木性害怕。“我所曾知道的最惧怕，小心和多疑的性格之一，”惠斯顿，他的后继者如此说。牛顿很著名的与胡克·佛拉姆斯蒂德和利贝内兹之间的冲突和不光彩的争吵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像所有他这种类型的人一样，他整个地疏远于女性们。他什么也不发表和出版，除非在朋友们的极端压力下。直到他生命的第二阶段，神圣的孤独，通过强烈的内省以一种可能永无匹敌的精神毅力坚持他的研究。
我相信在他非同一般地持续的倾力的内省力量中，将发现他思想的线索。可以论证，就像对卡特斯那样，可以认为他是一种成功的实验家。没有什么能比他还是一个小男孩时的机械发明的传说更引人入胜的了，有他的望远镜和视力实验，这些是基本的成功，部分地出于他无可匹敌的全能的技巧，但我确信不是出于他特殊的天赋，特别是在他的同代人当中。他的特殊天赋是持续地在他头脑中持有一个纯粹心智的问题直到它看透它为止的力量。我猜测他早期的卓越归因于他的直觉的力量——一个人曾被赋予的最强大、最坚忍的。任何曾尝试过纯粹科学的或哲学的思想的人，知道一个人如何能在头脑中于刹那间抓住一个问题，并运用它所有的专注力去穿透它，知道它将如何不能解决和逃逸，于是你发现你在勘测的是一个空白。我相信，牛顿能够在他的头脑中抓住一个问题数小时，数天和数周，直到它向他放弃它的秘密。然后作为一个至高的数学技师，他能够将它装扮起来，像你将如何做那些，为了解释的目的，但卓越的不平凡是他的直觉——“在他的推测中如此幸福，”德摩根说，“以至于似乎比他有可能以任何方式证明的知道得要多。”这些证据，如我已说的，为了它们所值得的，以后被装扮起来——它们不是发现的工具。
有关于他如何告知哈利他关于行星运动的基本发现之一的故事，“是的，”哈利回答说，“但你如何知道的？你证明过它吗？”牛顿被吓呆了——“啊，我已知道它多年了，”他回答，“如果你给我几天时间，我将当然为你找到它的一个证据”——如他所言，他及时地完成了。
当然，没有疑问，用以装扮《原理》之阐释的特殊的几何形式一点也不相似于牛顿实际得出结论的思想进程。我认为，他的实验总不是发现的一种手段，而总是证明他已经知道的东西的一种手段。
我为何称他为魔术师？因为他看待整个宇宙及所有宇宙内的事物如同一个谜，如同一个将纯思考运用于特定证据，特定神秘的线索——上帝将这线索置于世界各处，以允许一类哲学家的财富去获取秘密的通道——能够被解读的秘密。他相信，这些线索将被部分地发现于天空的证据中或元素的构成中（那给出了错误的关于他是一位实验的、自然的哲学家的设想），但也部分地存在于特定的文献和习俗中，这些文献和习俗带着末被打开的铁链被兄弟们传下来，可以追溯到在巴比伦的原初的秘密的启示。他将宇宙视为万能者存放的密码文件——恰如他自己在一个秘密文件中包裹起来的，当他与莱布尼兹通信时，微积分的发现。他相信，通过纯思考，借助于头脑的专注，这个谜底将被揭开。
他的确解读了苍穹之谜。他相信，通过他内省想象的同样的力量，他还将解读神性之谜，神灵预先注定的过去与未来事件之谜，元素及它们从一个原始的无差别的第一物质的构成之谜，健康与不朽之谜。对他而言，一切都将被揭示，只要他能够坚持到底，不被自己打断。没有人进入房间，读、复录、检验——一切由他自己进行，为了上帝的缘故没有打岔，没有揭露，没有不一致闯入，也没有批评。当他猛击这些半命令、半禁止的事物时，他带着害怕或退缩，爬回神性的胸怀中去如同进入母亲的怀抱，“独自航穿奇怪的思想之海”，不像查尔斯·莱姆，“一个不相信任何事物除非它像一个三角形的三条边那样清楚的家伙。”
他如此继续奋斗了大约25年。1687年，当他45岁时，《原理》出版了。
在三一学院这儿，我将对你们报道他如何在你们中间生活，在这些年中关于他的最伟大的成就是在这儿取得的，这是适当的。在17世纪下半叶，在三一街和连接大门和教堂的建筑之间的空地上有一个围墙花园。南墙出了大门的角楼与教堂有一段距离——至少相当于现在人行道的宽度。这样这个花园有了适度的而合理的规模，如在1690年洛根关于学院的版画很好地显示的那样，这是牛顿的花园。他在守门人住处和教堂之间有一套高级住房——我猜想，现在那里被市罗德教授占了。这花园连有一条有扶栏的楼梯，通向木柱撑起的阳台，阳台从建筑区凸伸进花园，在楼梯顶部立着他的望远镜——不要将它混淆于牛顿在世，但离开剑桥后罗格·科茨和牛顿的继任者惠斯顿所用的竖立起来的天文台。我想，这个木建筑物被休厄尔于1856年拆除，代之以布罗德教授卧室的隔间。在花园的教堂一端是一个小的二层建筑，也是木制的，是他的试验室。当他决定准备出版《原理》一书时，他雇佣了一位年轻的男亲戚，汉佛莱·牛顿来做他的抄写员（《原理》的手稿，当它付梓时，很清楚是在汉佛莱手中）。汉佛莱与他呆了5年——从1684到1689年。牛顿死后，他的内侄康迪特为他的回忆录写信给汉佛莱，在我拥有的文献中有汉佛莱的答信。
在这强烈的25年的研究中，数学和天文学只是一部分，可能不是他的事业中最有吸引力的。我们有关这些的记录几乎全部局限于当他离开三一学院去伦敦时保存并放在他那个盒子中的文献。
让我给出一些简单的关于这些主题的提示。它们是巨大的宏篇巨制——我应该说在他尚存的手稿中有100万字以上。但是，它们几乎没有任何实际价值，除了作为对我们最伟大的天才的头脑的吸引人的侧面来说。
在对抗过去200年来曾经如此顽强地被创造的另一个牛顿神话时，让我不要夸大其辞。在他的疯狂中有极端的方法。所有他的关于秘密的和神学的事情的未发表的著作，均刻着这样的一些特征：仔细的研究、精确的方法和措辞的极端清醒。如果它们的整个事务和目的不是魔性的，其智慧可以同《原理》相比。它们分几个部分，几乎都是在与他的教学研究相同的25年期间写作的。
在很早期的生活中，牛顿就在三一学院抛弃了正统的信仰。这时，索西奴斯教派是知识分子圈中一个重要的教派，可能牛顿受到了这个教派的影响，但我想不是，他更不如说是一位麦孟尼底学派的犹太教一神教者。他到达这一结论，不是站在“如此这般说来”的理性或怀疑的立场上，而是整个地基于古代权威的解释。他被说服认为，显露的文件没有支持三位一体教义，它应该是后来的伪造。
但这是一个致命的秘密，牛顿在其整个一生中忍受艰难痛苦隐藏它。这就是他为什么拒绝霍利奥达斯的原因。因此不得不得到特殊分派持有高级成员资格而不能做三一教师。甚至1689年的容忍法也排除了反三位一体主义者。有一些谣传，但不是在当他是三一学院年轻的高级成员的危险时期。从主要之处看，秘密随他死去了，但它在他的大盒子中的很多著作中被显露了。在他死后毕晓普·霍斯利奉命检查这个盒子以希望出版这些著作，他看了盒子中的内容，惊恐地猛然把盒子盖上了。100年后戴维·布鲁斯特再次察看这个盒子，他用小心挑选的摘录和一些严肃的小谎言完全掩盖了痕迹。他最近的传记作者，莫尔先生则较为坦诚一些。在我的判断中，牛顿广泛的反三位一体主义的小册子在他未发表的论文中是最有趣的。我有一个被完成的小册子，除了他更严肃的信仰肯定外，充分表明了牛顿想到了记载的极端不诚实和篡改，对此圣·阿萨内修斯有责任，特别是因为他散布关于阿里亚斯在一个厕所而死的谎言。17世纪后半叶三位一体信徒在英格兰的胜利，不仅像圣·阿萨内修斯的最初凯旋那样完全，而且像它那样辉煌。有很好的理由认为，洛克是一个唯一教徒，我曾见过论证未尔顿也是。而牛顿在这儿留下了一个污点记录：当惠斯顿，他的继承者，因公开承认牛顿自己曾在过去40多年中暗暗坚持意见而被逐出他的教授职位和大学时，牛顿未说一个字。
他对这种异端邪说的持有，加剧了他的沉默，隐秘和性情的内倾。
另一大部分涉及启示著作的所有分支，从中他求索去推想宇宙的秘密真相——所罗门神殿的力量，丹尼尔之书，启示录。其中一部分是在他晚年出版的巨大卷册的作品。与之相随的是关于教会历史之类的数百页。
通过在最早的著作之中的笔迹的判断，一个大片断联系于炼金术——转化、哲人之石、长生不老药。这些文献的范围和特点一直被秘而不宣，或被几乎所有那些察看过它们的人降至最低限度。1650年左右，在伦敦有一个可观的集团，以出版商库珀为中心，他们在此后的20年中复兴了不仅对15世纪英格兰炼金术的兴趣，而且阐述了中世纪和中世纪以后的炼金术士的兴趣。
在剑桥图书馆里有关于早期英国炼金术士的相当大数目的手稿。可能在这所大学内部有某种持续的秘密传统，这种传统在1650到1670年的20年时间里兴起并非常活跃。无论如何，牛顿是一个放纵的耽溺者，他沉溺于此“大约春天六个星期和秋天六个星期”，恰好在他构思《原理》的几年——关于这些他对汉佛莱只字未提。此外，他几乎整个地投身于不是严肃的实验，而是试图解读传统之谜。发现隐义诗的意义，模仿以往世纪创始者的宣称但主要是想象的实验。牛顿在他身后留下了关于这些研究的极为大量的记录，我认为较大的部分是他所作的现存书籍和手稿的阐释和复制本，也有广泛的实验记录。我曾浏览过这方面的很大数量——至少100，000字，可以说，完全不可能整个地否认它是魔术的，毫无意义，毫无科学价值的；也完全不可能不承认，牛顿对其投入了数年的工作。对于某个比我装备更好，更悠闲的研究者来说，弄清楚牛顿与传统以及他的时代的确切关系，有时可能是有趣的，但是无用的。
在这些混合的和奇特的研究中——一只脚在中世纪，一只脚为现代科学踩出一条路——牛顿度过了他人生的第一阶段，在三一学院的生活时期，这时他做了所有他真正的工作。现在让我过到第二阶段。
《原理》出版后，在他的习惯和生活方式中有了一个彻底的改变。我相信他的朋友们，首先是哈利法克斯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必须从在三一学院沿循的生活中拔出脚来，否则它必定很快会导致精神和健康的衰落。总而言之，出于他自己的动机再加上别人的劝说，他抛弃了他的研究。他从事大学事务，在议会代表大学；他的朋友们忙着试图为他获得一些高贵、有酬的职业——皇家学院院长，宪法院教职，造币厂主计员。
牛顿不能做三一学院教师，因为他是唯一教徒。他被拒绝作为皇家学院院长，是出于更无聊的原因，即他不是一个伊顿学派的人。牛顿认为这个拒绝很恶劣，准备了一份提纲，说明他被接受为院长为何不是非法的原因。但是，坏运气抓住了他，牛顿作为院长职务的提名正碰上了这样一个时刻：皇家学院已决定对抗皇家提名权，在这场斗争中学院胜利了。
牛顿对这些职位的任何一个都是很有资格的。当他选择去从事事务时他的缺乏资质，一定不是推论自他的内省，他的恍惚，他的隐秘和他的孤独。有很多记录都证明了他非常伟大的能力。例如，读一下当他作为大学在议会的代表，不得不处理1688年革命之后微妙的誓约问题时，他与副首相、科维尔博士的通信，从中就可见一斑了。与佩皮斯和浪兹一起，他成为我们的公务员中最伟大最有成效的公务员之一。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资金投资者，越过了南海泡沫经济，死时是一位富人。他在罕见的程度上几乎拥有每一种智力才能——律师、历史学家，而不仅仅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
当他生活的转折点到来，他将他的魔术之书放回盒子时，对他来说这是容易的：将17世纪扔在身后，演变成为传统牛顿的18世纪形象。虽然如此，在他的朋友参与下改变他生活的措施来得太晚了。1689年，他所深深依恋的母亲去世了。大约在他50岁生日即1692年圣诞日，在某个地方，他患了我们现在所称的严重的精神崩溃。忧郁、失眠，对烦扰的恐惧——他给佩皮斯，给洛克无疑也给别人写信，这些信使得他们认为他的神经错乱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失去了“他思想的从前的一致性”。他再也没有投身于旧风尚，也没有做任何新工作。崩溃大概持续了将近两年，并且从它出现时起，轻微的神经衰弱，却仍旧毫无疑问地，作为英国最有力的头脑之一，传统的伊萨克·牛顿爵士。
1696年他的朋友们最终成功地将他挖出剑桥，在不止另一个20年中，他作为他的时代——当他的力量逐渐衰弱，他的和蔼可亲逐渐增加时——并且是大概一切时代欧洲最著名
的人，在他的同代人看来是如此，统治着伦敦。
他与他的外甥女凯瑟琳·巴顿建起了家，她毫无疑问地是他的老朋友和忠诚朋友查尔斯·蒙塔古·哈利法克斯伯爵和财政部长的情妇，当牛顿是三一学院大学生时他曾是牛顿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一般人都认为凯瑟琳是伦敦最灿烂最迷人的女性之一，她的有名一点也不是因为她在斯威夫特的杂志上的富有想象力的故事。而牛顿，“当他驾着他的马车时，一只胳膊总是在一边伸出马车，另一只胳膊在另一边伸出。在一团雪白的头发下面，是他那淡红色的脸”，“当他的长假发去掉时，是一幅令人肃然起敬的样子”，越来越仁慈而庄严。一个夜晚在三一学院的后厅，牛顿被安妮女王授予爵士荣誉。将近24年，他位居皇家学会主席。他对所有来访的外国知识分子来说，成了伦敦的主要景色之一，他慷慨地款待他们。他喜欢在身边有聪明的年轻人编辑《原理》的新版本——有时仅仅似乎是新版本。
魔法已尽忘。他已成为理性时代的智者和君王。正统的伊萨克·牛顿爵士——18世纪的伊萨克爵士，离诞生于17世纪上半叶的孩童魔法如此遥远——被建成了。沃尔塔亚从他的伦敦之旅返回时，关于伊萨克爵士如此报告——“这是他特有的幸福，不仅出生在一个自由的国度，而且出生在一个所有的学究的无礼被逐出世界的时代。理性是独自培育的，人类只能是它的学生，而不是它的敌人。”牛顿，隐瞒他的秘密的异端邪说和学究的迷信，曾是一生的研究！
但他从未倾力于、从未恢复“他的头脑的以前的一致性”，“有客人在时他说得极少”，“在他的目光和举止行为中有些其实迟钝的东西。”
我猜想他极少察看那个大箱子，在那里边，当他离开剑桥时，他曾装进所有关于曾占据和如此吸引他强烈和热情的精神的证据。
但他没有销毁它们。它们保存在那个大箱子里，深深震惊着任何一双18或19世纪探察的眼睛。牛顿的大箱子，带着数以百、数以千言的他的未发表的著作，成为凯瑟琳·巴顿然后是她女儿莱名顿女士的财产。1888年，数学部分被给了剑桥大学图书馆。它们被编了索引，但至今未被编辑。其他的，一个非常大量的数目，被凯瑟琳·巴顿的后代，现在的洛德·莱名顿于1936年在拍卖室分散拍卖了。被这种不恭所妨碍，我逐渐试图重新收集了大约它们的一半，包括几乎整个传记部分，目的是将它们带回剑桥，我希望它们将永不再离去。其余的较大一部分在我的能力所及之外被一个辛迪加攫去了，它希望借最近的三百周年纪念之际，以高价出售它们，大概在美国。
当人们沉思这些奇怪的收藏时，似乎较容易理解——以一种，我希望，不在另一个方向被歪曲的理解——这个奇怪的灵魂，他被撒旦怂恿着相信——当他正解答着如此大量的问题时——他能通过纯头脑力量探到上帝和自然的所有秘密——集哥白尼和福斯特斯于一身。
第三十六章 伯纳德·肖和伊萨克·牛顿
牛顿的生活分成两个部分，他在这一部分的生活习惯显著不同于另一部分。分界线大约开始于1692年，这时他的年龄是50岁。乔治·伯纳德·肖（G．B．S）在1680年已出版了《在好国王查理的黄金岁月》。通过对众所周知的事实的轻率叛离，他对牛顿的描绘如同他在那一年当然不是的那个样子。但通过对他的天性之可能性的预言性洞察，他提供给我们一幅30年后不会太不合理的画——“在昏国王乔治的黄金（远胜过黄金色的）岁月”。我可以通过说明他的过时的预言性在这儿称赞G．B．S吗？
［编者注：乔治·伯纳德·肖，剧作家、社会哲学家，他那个时代的爱尔兰牛虻，在1946年7月26日庆祝他的90岁生日。为表示崇敬，S．温斯顿从肖的一些朋友那里收集了他们对他的赞辞。这些在《乔治·伯纳德·肖：90》的题目下被出版（哈钦森，1946）。在撰稿人中不仅有梅纳德·凯恩斯，还有其他人如吉尔伯特·默里、约翰·梅斯菲尔德、悉尼·韦伯、H.G．伟尔斯、迈克斯·比尔博姆以及约20个相似特色的其他人（莫里斯·多布写了《伯纳德·肖和经济学》）。在温斯顿的建议下，凯恩斯言归正传于肖的戏剧《在好国王查理的黄金岁月》，其中的主角是伊萨克·牛顿、国王查理二世和他的廷臣及随员。该剧写于1939年，当时凯恩斯自己已沉湎于牛顿研究，凯恩斯在投稿中通过愉快地嘲笑伯纳德·肖的非常典型的一般错误和不合适宜来娱乐自己。凯恩斯在1946年4月9日将它寄给温斯顿时写道：
“谢谢你给我一个惊奇。关于我承诺的对G．B．S的卷册的投稿，因为我不喜欢被置于外面。我现在寄给你，希望它未迟到。我真诚地道歉，因为它是如此可怜而马虎的东西——但我实在是太忙了，我能腾出身来考虑事务的唯一连贯点的时间是这个周日，我不得不满意于我在这一天内能汇集而写出来的这个东西。”
这是，除了官方的记录外，凯恩斯写的最后的东西。他死于4月21日，这个周日之后的第14天。它写于他刚从关于建立银行和基金的塞芬拿会议——这对他证明是如此重大的一个失望——回来之后，在疲劳和笼罩在一列美国火车里发作的严重心脏病的阴影下写成的。〕
开始于一个小细节，这场戏的背景是，未交代地，在伊萨克·牛顿某处的一所房子里，显然地，在剑桥镇——牛顿从未有这样一所房子。他在剑桥的所有年头都居住在三一学院，在那些现在仍在那儿可以看到的房间里。但G．B．S准确地谈到“一个铁阳台在外面，有一个铁楼梯通下到花园里”，尽管这些现在都除去了；因为牛顿作为他的花园曾拥有现在建筑物和街道之间的一块草地，他的实验室就在这花园里。30年后牛顿确实拥有如他描述的那样一所房子，是在莱斯特广场旁边的圣马丁街。据记载，他的窗帘和室内装饰物全是深红色，剧作者可能将此记在了脑中。他在剑桥也没有管家和女仆，仅仅有一位老剑桥理床人，也有时是一位年轻人，学院的一位公费生或以后的一位秘书，他们在此借住，并帮他做一些事情。
但1680年在这个剑桥居室的牛顿，主要处于他生活的第一时期，那时除几位科学家朋友外知道他姓名的人还不算太多，距《原理》一书出版还有7年的时间。他像隐士一样生活，疯狂地专心于所有的宇宙之谜，一位魔术师，带着深深奇怪的秘密，怀疑的、孤独的，不能与光明世界交往。恰好我们有他一张稍晚一点，1685年的画，来自汉佛莱·牛顿，他在学院里与他住在一起，在《原理》创作的最后阶段作他的抄录员。“那时他的仪态非常温和、庄重和谦恭，表面上从不发怒，思想深沉。他面容温柔、快活、漂亮。”“他的头发已经白了。”“如此专注于他的研究以至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时常忘记吃饭，我走进他的房间，发现他的饭末动，当我提醒他吃饭时，他会回答——“我吃了吗？”然后整理好走到桌旁，站着吃一点或多一些——可以说我不曾看到过他自己坐在桌旁……他在2点或3点之前很少会上床睡觉，有时要直到5点或6点，躺上4或5个小时，特别是在春天和秋天，在这些时候，他常常要在试验室里花大约6个星期，无论白天黑夜灯很少熄灭，他熬一个晚上我再熬一个，直到他已完成了他的化学试验，在操作中他是最大限度地仔细、严格、准确。他的目标是什么我不能看透，但在这些时候他的辛苦、他的勤奋使我认为他的目标在于超过人类艺术与勤奋所及的什么东西。我不能说我曾见过他喝白酒、啤酒或麦酒，除非在就餐时，然后就是非常俭苦。他极少去大厅进餐，除非在公共日子里，而且如果他未被提醒的话，他会非常马虎地出去，趿着鞋子，不系长统袜，穿着白披褂，他的头极少梳。
汉佛莱的怀疑是对的，正如数以百计页未发表的手稿存下来所证实的，牛顿当时正寻觅哲人之后，长生不老药和基本金属向黄金转化的可变性。他的确是一位魔术师，相信通过将强烈的头脑专注力用在传统密卷和隐藏的书籍上，他将能够发现自然的秘密和未来事件的进程，恰如通过将纯粹的智力游戏运用于几项观察事实，他已经除去了苍穹之谜的面纱一样。当他的工作向前瞻望，并向着现代科学的所有奇迹引路时，他自己的精神穿过中世纪回望到最古老的东方的传统和秘密。G．B．S放到他口中的话是对的——“有如此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物质的转换，长生不老药，光与颜色的魔术，压倒一切的是圣经的隐义。当我集中思想专注于这些时，我发现自己漫游开去，进入到沉思无穷系列数目的闲散的游戏中，并将弧分成不可分的短三角形边。多么愚蠢！多么大的时间浪费，无价的时间！”这些话是对的，尽管难以想象它们曾从那位秘密人士紧密的双唇中发出，他甚至没有向与他生活了5年的汉佛莱提示那实验室中的火可能隐藏的东西。
G．B．S允许他戏剧中的角色熟悉直到几十年后才发表的牛顿的著作，那没有害处。但我是否可以，大概公平地抱怨一点？因为它不仅变更了日期（牛顿比剧中晚45年才说出这一思想），而且变更了牛顿为数不多的被记录的思想表达的最著名、最可爱的话：
“G．B. S的牛顿：我花费一生来沉思我无知的海洋。我一度吹嘘曾在那无尽海洋的沙滩上捡起过一颗卵石，我本应说是一粒沙子。”
“牛顿自己：我不知道我可以向这世界表现什么；但对我自己来讲我似乎仅仅像一个小男孩，在海岸上玩耍，偶尔娱乐自己于发现比普通的更光滑的一颗卵石或更漂亮的一只贝壳，而伟大的真理之海尚未被发现地铺在我面前。”
如汉佛莱描述的那样，经过10年或更多的花费于紧张热烈的研究劳动和自我忽视之后，伊萨克·牛顿——已经给这世界带来了《原理》，到达了生命中的更年期，失去了他深深依恋的母亲——陷入了一种神经衰弱，如我们现在描述他的那样，如此强烈以至它助长了一种流行的传言，说他疯了。他错乱而且有病；他失去了他在头脑的集中力（并且再未恢复如初）；他认为他被他的朋友们迫害和欺骗，便给他们写信，带着荒谬和无稽的控告。到这个时候1692年，他已50岁，是一位著名人物。他的朋友们感到什么都不能恢复他和他的理性，只有将他从三一学院的房间里挖出来，为他寻找某种名誉的、高贵的职业。他们的第一个努力是不成功的，对牛顿的神经的影
响是使他厌恶整个计划。国王提名他为剑桥皇家学院院长；但遭到了学院的拒绝，因为他既不是一位伊顿学院派，也不是一位国教牧师；——存在牛顿准备的关于为什么这些重大理由都不有效的长长的简纲。还有一个使他成为宪法院教师的试图。最后，一位三一学院的老朋友，查尔斯·蒙塔古，现在的财政大臣和洛德·哈利法克斯，为他获得了先是造币厂监察员然后是造币厂雇主的职位，有相当可观的收入和适度的职责。
牛顿移居伦敦，并在此后的30年在伦敦社会占据着很像G. B．S．在其早20年到30年的背景中为他预料的那个位置。牛顿已进入他人生的第二阶段。魔术之书籍已合上了；他的长简袜拉好了，他的头发也梳好了（尽管他的饮食未变好：凯瑟琳·巴顿过去常说：“他总是让他的午餐呆上2个小时；他的粥、牛奶或鸡蛋，这些热着端给他作为晚饭的东西，他却经常吃凉的作为早餐”）。他参加了波普和斯威夫特的圈子，被一个人称颂而被另一个人讽刺；他，皇家学会的主席，对伏尔泰和所有来自大陆的拜访者而言的伦敦风景之一，科学家与学术的高贵的年高德劭者和赞助者，英国与世界的被公认的光荣。在一个场合，的确，他去了剧场，但仅有一次，——“有太多的好东西。”他后来说，“它像一顿过量的午餐。第一场我快乐地听；第二场使我的忍耐到最大限度；第三场，我跑掉了。”
他从乡村来的一位年轻的外甥女，凯瑟琳·巴顿，年仅17岁，为他理家。凯瑟琳被证明是伦敦社交界最聪慧最漂亮的女孩之一。斯威夫特喜欢与她单独用餐，在给斯特拉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爱她胜过这儿的任何人。”她成为哈利法克斯的伙伴以及某些传闻所说的情妇。她照料牛顿的生活起居刚好30年。牛顿死得富而著名——像莎士比亚、达尔文和肖伯纳。
我希望G．B．S能够填充他的疏漏，将凯瑟琳·巴顿和查尔斯·蒙塔古带进剧中。牛顿在圣马丁大街的房子和图书馆（经过长期荒废的流浪之后，今年他的书籍又重新回到了三一学院），非常接近现在麦克未伦先生的庄严房产，带着深红色的室内装饰和窗帘，以及有凯瑟琳·巴顿为他理家，可能正好是G．B. S在上一个世纪给予他的拜访者和对话的场景。但剧作家们有他们公正的特权。将1710年的牛顿向回移动30年，要比假装查理二世及其女士们在乔治一世统治下硬朗有力较容易些。G．B. S毫不迟疑地宣称，确实在吹嘘：“自莎士比亚使特洛伊的赫克托引用亚里斯多德以来，舞台上未犯过更使人惊愕的时代错误”比他在他的这部戏中，尽管他头脑中的特殊例子（使牛顿明白了水星的近日点有问题）是，就我想来，他在这个安排中所犯错误是最小的。“同时我承认，”肖总结说，“我剧中的牛顿是一位舞台天文学家：那不是一个时代而是所有时代的天文学家。牛顿作为一个人是不凡之人中最奇怪的；我有章节和诗句说明所有他的矛盾。”那的确是真的，我只需通过说牛顿比他在这儿显示得还远远奇怪来证实它。当牛顿离开剑桥并合上魔法之书时，他将他的大量的手稿装在一个大箱子里。在他死后，凯瑟琳·巴顿的丈夫添上了他能搜集的关于这位神童和天才魔术师生命第一阶段的所有故事和回忆录。它们躺在那儿，直到几天前拍卖人的木槌将它们分散开给了不同的买主。其内容的某些部分是很著名的，但这些资料从未像它从大箱子里出来那样被作为直接的连续的故事而发表。那儿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是“最奇怪的”——远远最奇怪——“在不凡人之中”，几乎从他作为遗腹子出生开始。
我希望不错过这册献礼之书，但仍然被这个世界令人困惑的太多的事物占有、剥夺了头脑的闲暇——我只有匆匆写下这几行不太够的文字。它们对于我对乔治·伯纳德·肖抱有的爱与尊敬来说太不公平了，太轻了。
1946年4月7日。
第三十七章 爱因斯坦
沃兹沃思，未见过牛顿，为牛顿的雕像写道：
一个头脑的大理石表征，永远；
航行在奇怪的思想之海，独自。
我，一个曾见过爱因斯坦的人，不得不明显地记录——大概真正不同的——某些东西：他是一个“淘气的男孩”，一个淘气的犹太男孩，当世界“踢”他屁股的时候伸着长鼻子；可爱的顽童，带着纯洁的傻笑。很显然，不夸张地说，他的屁股已被踢了多次了，他预料到了它，他发现它与真和独立是相宜的，甚至几乎是独立的象征，它并没有使他沮丧。
那是我在柏林大学所做的一次演讲，他去了，接着是一个官方宴会，他也去了。看来在柏林，他们不把他当作明星对待，他是我未被对其作个人介绍的为数不多的客人之一——我不得不自己寻觅出他来，他坐在桌旁下手倒数第二个位置，我不太幸运地坐在教区长夫人和部长夫人之间。我第一眼没有认出他。看到一位奇怪的暗色生物带着好看的圆脑袋怯生生地进了房间，我戏谑地对我的邻座说——这儿来了M．布赖恩特！但当得到回答——那是爱因斯坦，我移得近一些看到真正的相似者是查利·查普林。带着莎士比亚式前额的查利·查普林是爱因斯坦的最好描写。查利的神情和顽皮的斜视恰好是同样的。他是那种犹太人——极少将它的头高出水的那种，甜甜的温柔的小淘气，不曾将不朽升华成复利。
他谈到我的讲座——看来理解英语但不说英语。我问他是否同意我的最后一段，在那儿我暗示了一种对共产主义的同情。“是的，”他回答，“在我心中是红色的，但我的头脑不适从。”
午宴上我只能在远处观察他。在德国宴会上，在每一道菜中间都来一次讲话，其间侍者退出、门关紧。正当第二次讲话进行时，爱因斯坦想起了一个主意，如莉迪亚所说的，使一点水洒出，然后露齿而笑站起来移向门边，再一次难以言喻地使人联想到一个逃课的男孩。但发现门从外面关上了，他不得不腼腆不安地重新回到他的座位，带着更深更局促的露齿而笑，他被周围的老德国人的目光踢了屁股，由于他困窘，外行甚至有点无耻的举止，却不难为情，不悔悟，不畏惧。爱因斯坦独自航行着，他的神情是一个头脑的表征——即使用沃兹沃思的语言给出一个完整的描绘也将是很困难的。
宴会后，我不得不同老经济学家们谈话，但我在他离去之前从他那里得到了对我讲话的一种共鸣的样子和一点赞扬。我的确曾对他有点淡然处之。
他是我在全柏林看到的最好的、并且唯一天才的人，可能除了老富尔斯特伯格，这位莉迪亚如此喜欢的银行家，和卡特·辛格，来自汉堡的不可思议的经济学家。他是一位犹太人；富尔斯特伯格和辛格也是。如果我生活在那儿，我感到我可能转向反问米特族，因为这位可怜的普鲁士人太迟钝，双腿沉重为另一种犹太人，那些不是顽童却是服务的魔鬼，有小角、干草叉和油乎乎的尾巴。看到一个文明如此被它的拥有所有的金钱、力量和头脑不纯洁的犹太人牵着鼻子走，是不惬意的。我宁可为率直的主妇们投票。其结果是在德国政坛上，左和右并不太意味着我们认为它们所意味的。右派是民族主义者、反问族者、反道斯方案。左派则是盘旋、转向、躺下，与国际金融、红色苏联和任何东西调和。右派只是资本主义者，因为它是保守派。无疑在实际中与右派的牛和猪们为伍是不可能的。人们不得不与蝗虫一块飞翔。但我不敢确信，我将不会宁愿与劳合·乔治混合，与德国的政治犹太人相比。
第六篇 两篇回忆录
《两篇回忆录》序
这儿印出的两篇回忆录是凯恩斯勋爵晚年所写读给一小群老的和亲密的朋友的，我是其中之一。在一个长时期内，我们一年聚会两三次，在一个餐馆进餐，饭后通过听我们一伙中不同成员大声读一篇、更经常是两篇回忆录，来唤起我们对昔日生活的回忆。
此后的年月中，这种聚会经常地在凯恩斯勋爵的宅第里举行——有一次，我记得，我们一个夏夜在蒂尔顿会面。非常经常地我们在戈登街第46号会面。
莉迪亚总是欢迎我们，引我们上楼到一个大房间，这房间是凯恩斯通过将46号和47号起居室打通为一而建设的。梅纳德常斜倚着躺在长沙发上以休息他的心脏，一盏读书灯在他旁边，他的头在阴影里，有时用他自己关于正在读的人谈到的事件或人物的记忆加进去。
这些回忆录的第一篇无需强调——其主题是具有巨大的历史重要性的。它提供了对停战信号发出后，继续在1919年对德国实行食品封锁达数月之久负有责任的人们的性格与生活的极其清晰的分析。在当时最优秀的评论家看来，那种政策在政治上看来是不明智的；他们的观点被这一事实所证实：封锁的持续被希特勒最有效地利用了，对于他通过宣传——对抗和约以及和约制定者们的宣传——加强他的地位是最有利的。
两篇回忆录都保持原貌印在这儿，带着它们被读向的小圈子里的人们能迅速领会的隐义和个人的诙谐。我没有全部予以注释，但我添上了那些名字的清单，因为它们未被完整地提到；以免误解或费解。但请这本书的读者记住，那是他的特权。这是仅为那些人的耳朵而写的：对他们而言，作者能毫无保留地说，他们永远不会弄错他的意思。许多人觉得，真实与智慧实在是令人惊讶的优点，它们只有戴着得体的面纱，才应出现在公共场合。这儿没有面纱，但那时这些回忆录并非为发表而写，现在它们被发表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它们丰富的趣味或因为文字上的优点——尽管它们，我想，处在凯恩斯勋爵写过的东西中最佳者之列；它们被他的遗嘱执行人所发表，以满足他遗嘱中的一个明确愿望：这些文章，这些他未发表的单独的著作，应予以印行。
戴维·加尼特
第三十八章 梅尔基奥尔博士：一位被击败的敌人
在伦敦，与和平会议相联系的官员中，没有任何人知道会议何时开始。这符合首相的一贯方法。必须有足够的官员无所事事，以备他万一需要他们；但是，会议的真正事务将由他本人和其他两位（或者可能三位）亲信来处理。官员们对进行着的事情了解越少，他的双手就越自由。于是，在某个特定日子－－事先不予宣布－－首相会动身前往巴黎；但会议进程将以巨头们之间的非正式会谈为开端，官员们何时被需要，他们最终或当时将干什么，是非常不确定的。
这就把他们置于最尬尴的困境之中。早些启程前往伦敦，可能意味着：当他们抵达那里时，会无事可干；而在伦敦他们的办公室中，却有一大堆事务等着完成。另一方面，那些已经努力被选入会议工作人员之中的人，已使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变得很重要，没有他们，会议是根本无法开始的。此外，与其他人和工作相联系，每个人的位置很不确定，所以存在极大的风险：在现场的那些人有可能“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上车”。最后，麦基斯蒂克饭店被认为无与伦比地壮丽，最后到达的人可能不幸失去入住机会。
面临这些问题，我决定采取折衷做法，把我的秘书杰佛里·佛赖伊送上旅途，去抢占房间；不过，对这个任务他没能显示出强大的胜任能力。我也把我的主要顾问达德利·沃德送上了旅途，去探知气氛、汇报小道信息、保护财政部的特权、并及时迅速地打电报以防患于未然。对所有这些任务，据我所知，他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1919年1月，上旬，当我终于到达巴黎时，情况正像我预料的那样，还没人知道会议正在讨论什么、或者它是否已经开始了。但那麦基斯蒂克饭店的特殊气氛和预演已形成和确立，打字员们在休息室喝着茶；餐厅服务员已使自己与餐馆服务员区别开来；从苏格兰大院来的安全官员焚烧着法国清洁女工觉得没用的废纸；那种可怕地方的发烧的、持久的和讨厌的闲谈客，已经充分发展出卑微、愤世嫉俗、藐视一切和惹人厌烦的兴奋的特殊味道，那种味道是永远不会淡化的。
不过，我抵达以后也发现，达德利己打听到一件事情；虽然它与会议无关，却有些意思和重要性。1918年11月11日，当一项停战协定已与德国订立时，它仅曾被视为海军和陆军当局的事，没有非军方权威人物出面或被商及。这类可能需要与敌人在陆地上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将是陆军的事情；那就是说，将由福什、并且仅仅由福什来处理它，而没有其他协约国的任何军事代表相陪伴。英国海军在海上同样拥有的那些无可非议的特权，由海军上将布朗宁代表，那人是一头最乖戾与无知的海豹——有一只真正的大爪子而非手，具备极强的航海传统；他的头脑中没有什么主意，有的只是对一个屈辱的失败之敌的灭绝和进一步的羞辱。当这些安排初次达成时，设想的可能是停战将只持续几星期，下列问题却被忘记了：封锁的持续，对敌方国土的占领，以及许多其他方面，必将导致无穷的金融和经济问题，而这正是非军事部门的事情。法国人迅速抓住了形势中可能的机会。
那时，达德利·沃德所发现的是，在福什所管辖的整个事务进程的掩盖下，法国人已经任命了一位财政代表；他未与其他协约国协商，正在同德国人进行直接的财政谈判——就在海军上将布朗宁的鼻子和瞎眼睛底下。谈判的事项有相当大的重要性。一向非常怀疑、生怕自己被晾在后面的美国人，首先发现了这件事。沃德就是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这个消息。因此，美国财政部代表诺曼·戴维斯与我商定：如果我们于一两天后登上马歇尔的列车前往特里尔——他将在那儿会见埃茨贝格尔和其他德国人，以讨论或指示目前事务——这会是极为有趣和可能有益的。我向洛德·哈德格发了一个通知，并给财政大臣发了电报，书情就这样安排好了。时间一到，我们就踏上了马歇尔的列车。显然，这令他感到讨厌，但他对我们无可奈何。
我不记得曾见过关于马歇尔·福什的详细报道。他的照片是尽人皆知的。但在空洞的外表之外，对他的普遍想象是怎样的呢？这位马歇尔是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和他粗壮的妻子在生活方式上，是一对非常资产阶级化的夫妇——这些，人们已听过多次，它是很有趣的。在印沃雷兹和特里尔，我形成了关于他的下述概念：
福什属于一种法国小农的类型，相当矮，是明显无疑的罗圈腿；他的小胡子蓄得很糟糕，他总是用力扯它；在印沃雷兹他的办公室里，吸着烟斗；在听令他厌烦的平民讲话时，他有个非常典型的怪癖：大概通过舌头对着假牙的运动而使下唇耷拉下来，并使它在风中轻轻摆动。他早早起床、早早吃饭并早早休息。他无自我意识，也不自高自大。他具有一种权威风度。这些品质，赋予他一种仪容和一种相当可观的尊严。如果不知道他是谁，你不会注意到他。但当你被告知那就是伟大的马歇尔时，你也不会完全失望。我怀疑他是否太雄心勃勃。
在严格意义上说，根据他狭隘的思想看，他是一位军国主义者。他相信，在军方事务和民方事务之间，存在绝对的、清楚的区别。前者自有其重要性，平民对此管闲事是不可容忍的。关于民方与民方事务，他是完全无知并声称如此。他以一种礼貌的蔑视来看待它。正如牧师们和耶稣会会员们有其特定事务、他们公正地厌恶门外汉们的干涉一样，军方事务也应被免予干涉。
我可以肯定，福什的思想和性格属于极为简单的那种——属于一种近乎中世纪式的简单。他是诚实的，无畏而不懈。但人类事务的十分之九，被他从视野中抹掉了，他的头脑不能容许对它们有所注意。因而，在适宜的环境中，就像其他那些狭隘与自以为是的头脑加上虽有力的简单个性的人们已显示的那样，他有能力对人类福利构成危险。但是，你千万不要因此而高估他的重要性。尽管他是个真正的人物，但却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小农。
我丝毫不了解，马歇尔是否亲自写他的报告。但他通过口头语言的自我表达能力是孱弱的。在委员会中，他倾向于默默地坐着，长时间面无表情，直到被问及他的意见；他整天都以这种态度，毫不妥协、不可说服地表达他的意见。有时，魏格德将军，侍从他的精灵，会基于马歇尔的利益而发言。这位马歇尔毫无辩论艺术，也毫无劝说艺术。除非在他能通过军事权威赢得一天时，作为主席他是不胜任的。因此，对于如何应付外国政府文职代表们的一次会议，他几乎没什么概念；不过，在总的方面，他保持着好脾气。我见到福什的第一次场合，是在一片普遍的人声嘈杂中，他无力地摇响一个小铃；但对于文官们的无序，他似乎更多地感到轻视，而不是恼怒或惊讶。
在和会期间，特里尔之旅是我唯一打桥牌较多的时期。在火车上碰巧有四个人：诺曼·戴维斯，这位美国人，谢尔登，同食品界有关的另一位美国人，约翰·比尔爵士，米德兰铁路律师和食品部长官，以及我本人。在整个旅途中，在特里尔三天的羁留中，我们几乎夜以继日地打桥牌，除了我们真正同德国人开会时。
你们都知道，特里不是在德国。对我们全体人来说，踏上德国的土地。似乎是1919年1月的一次非同寻常的冒险。我们想知道，街道看起来会如何，儿童们是否饿得肋骨突出似乎要穿透衣服．以及商店里能有什么。达德利·沃德迅疾如电地穿行在街道上，收集银行零票、纸制币和其他纪念物。但是，我们对待里尔所见甚少，因为火车是我们的住处，我们很少离开车站。一个景象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候这个城镇处于美国占领区，掌握在美国陆军手中。美国代表们据此请求，能否为他们征用合适的房间。他们对其优越的地位相当骄傲，并邀请我去作客居住。这样，我们就被一位美军中尉带着，去察看我们可以选择的一两处地方。我们进入的第一处地方，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家里空荡荡的，但干净得一尘不染。面容悲伤但有礼貌，这家的女主人和他的丈夫带着这些外国征服者四处参观。对整个这件事，我感到很羞耻。我们彼此大声讲着话，询问洗澡间，察看床垫，最后宣布它总体上还过得去，并拿到了弹簧锁钥匙。我认为，我们的确力图做到有礼貌和体谅他们的感情。这位美军军官的举止，是无可挑剔的。但来自华尔街的绅士们没有为这种偶然场合受过训练，对这些美国人而言，这种情形实质上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在豪华的火车里确实要舒服得多，但我们应尽情享受作为战胜者的权力——出于我们暂时的、微小的便利，而将意志强加于这些可怜的人。我们文官为自己获取的，正是这样一种类似的兴奋之感。那时我第一次生动真切地意识到：一支胜利之师中最微贱的人，也一定感觉到了这种兴奋——当他们将自己安扎在被打败的外国国土上时。真的，我们正在施以残暴，而且那就是如此惬意的东西。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都悟到了：深夜离开我们的火车，步行穿过泥泞的街道，仅仅为了获得睡到我们掠夺的草垫上这种利益，将是一大自扰。我们再也没有拜访我们的住处。仅仅在我们将离开特里尔时，我才发现我还拿着那位好女士的钥匙。
这期间德国人会见了我们。我们的火车大约是在早餐时间抵达的。他们从柏林来，到得稍晚一些。埃茨贝格尔，穿一件皮外套，胖而讨人厌，走下站台到了马歇尔的会议厅。跟他一起来的是一位将军和一位海军中级军官，后者脖子上挂着铁十字架，在脸型和身材上，同《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猪极为相似。作为一个团体，他们奇迹般地符合关于匈奴人的流行的概念。实际上，那个民族的外观容貌与他们截然相反。将这些德国人同那位愚蠢、冷漠的军国主义者，我们的海军上将布朗宁作个对比吧！
我们像观光者一样观察着他们。他们的步伐呆板、不安，似乎是一幅照片或一部电影中的人们在抬脚前行。透过车厢的窗子可以看见，这位马歇尔用力拽着他可笑的小胡子，放下了他的烟斗。
过了一会，我们被叫回到车厢，因为那些德国金融家被宣布抵达了。铁路车厢很小，而我们和他们都人数众多，我们将做何表示呢？应该握手吗？我们在这个车厢的一端挤在一起，一张小桥牌桌横在我们和敌人之间。他们拥挤着进入车厢，机械地鞠躬。我们也机械地鞠躬，因为我们中一些人以前从未鞠过躬。我们紧张地做出动作似乎要握手，然而没有握。我以一种故意装出的愉快声调问他们，他们是否都讲英语。
在早期那些日子里，他们是悲哀的一群；他们的脸绷着显得很沮丧，眼睛疲惫地凝视着，像在证券交易所中被拍卖的人一样。不过从他们中间，一个身材很小的人走上前，来到中间位置；此人极为洁净利落，穿着优雅而整齐，戴着一个显得比一般领子更干净、更洁白的高硬领；他的圆脑袋上覆盖着灰色头发，头发剪得犹如密织地毯，他的头发边缘将他的脸和前额嵌上了一条非常鲜明、极为高贵的曲线；他眼睛闪着光盯着我们，里面存有不同寻常的悲伤，宛如处于绝境的一头诚实的困兽。这就是他，在继之而来的数月中，我将对他产生一种旷世之奇的亲密感，拥有一些非常奇特的经验片断——他就是梅尔基奥尔博士。
在第一部分结尾，梅尔基奥尔博士已进入了特里尔的火车车厢。大概，我最好先解释一下我们会议的议题。
1918年11月的停战，是专门为封锁的持续而安排的，但是补充以“协约国对德国供给的考虑达于将被视为必要的程度”。1918年12月的停战协定附件，是由法国和比利时的金融代表达成的——英国和美国不了解—一禁止德国动用她在海外的任何黄金、外国证券或其他流动资产，理由是它们是一种抵押，协约国可凭以服务于赔款之目的。革命之后两星期，在运气和活力的最衰微的时刻，德国人同意了这一条款。你们或许感到惊讶，这样一个条款竟能加到最初的停战条件上去。但是，最初的三个停战协定均规定一个月的有效期；法国人认为，在它每次更新的时候，我们都有权从我们的角度添上任何新条件，尽管这些新条件在最初的协定中被遗忘了，现在却会对我们有好处；并在这种威胁下坚持要德国人接受：推迟停战，以及德国的重新入侵。
随后，封锁持续下去，德国凭以从邻近中立国购买食品的剩余金融资源被冻结了。她无法购买任何食品，这样一个时期已迫在眉睫：她自己收获的果实逐渐耗竭，已经挫败她的饥荒继续延长下去，直至她的生命力消失，她的政府垮台，希望之柱被摧毁。
在胡佛先生的影响下，美同人－－部分地作为人道主义者，部分地预想到其后果——认为这个政策是错误的；而且在12月间，伦敦正进行着争论。我几乎不知道，我们英国人为什么决定促进它的持续。我将之部分地归因于雷丁阁下的优柔寡断，在我们一方是他管这件事；因为那时他正日夜密谋成为赴巴黎代表团的一员，害怕在任何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上持太鲜明的态度。我忆及跟他一块在白厅花园的战时内阁他的房间里，他一连几分钟剔着左手拇指的指甲，处于观望时机以待形势的疑虑之苦中；他的高顶丝帽是完美无瑕的，他整个脸庞、整个人显得那么轮廓鲜明、光润整洁，从如此多的角度反射着细微的光芒，以致人们盼望把他当作一枚别针卡在领带上；别针上套看别针，直到人们几乎分不清哪个是公爵、哪个是饰品；可怜的公爵！
但在更深层次上，我将之归因于官僚政治的固有原因。到那时，封锁已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工具。它花了4年才创生，是白厅最优异的成绩；它已在英国人心中的最微妙处，唤起了他们的特性。它的创始者已开始变得为它自身的缘故而喜爱它；如果它走向终结，它所包含的一些最新进展将被浪费掉；它非常复杂，一个庞大的组织已建立起了既得利益。因而，专家们报告说，它是将我们的和平条件强加于德国的一个工具，一旦暂缓不决，我们的条件就几乎不可能再被强加了。
因此，当我们抵达巴黎时，这个问题对我而言仿佛是最重要和最紧迫的。作为最高经济会议的英国财政代表，这个位置使我有机会对该问题感兴趣。显然，和谈可能要持续几个月，在此期间，寻找向德国供给食品的某种途径，必定是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如果德国政府机构瓦解，那么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旗帜下的混乱将席卷莱茵彼侧的欧洲余部，这对任何人都无任何好处。这个方案不是没有希望的，因为罗伯特阁下公开地持同样的意见，首相心中也是如此；只有法国人反对它。
博奕开端于1919年1月12日的经济会议，并在次日的战争会议上继续进行。威尔逊总统——那时他的精神尚未混乱——以高尚而华美的措辞作详细发言。“只要饥饿持续吞噬德国，”他说，“政府的基础将继续瓦解……”。他信任法国财政部——我引用他的话——“将撤回他们的异议，因为我们正面临布尔什维主义的重大问题和瓦解的力量，它们正威胁着社会。”M·克洛茨有点屈服地回答说，他将乐于满足总统的愿望。可它不全是食品供给问题。它也是一个正义问题。将它作为一件有关正义的事务，他问道，为什么德国应优先为食品付款，而不是优先还清作为其所犯罪行造成损害之补偿的债务？那一天的胜利，实质上归于克洛茨，因为尽管他不得不原则上同意德国可以为食品付款，但他在关于她应当如何付款的问题上持保留态度。
我已经说过，总统用了高尚的措辞讲话；然而人们的动机是各色各样的。胡佛先生坐在他旁边，此人作为美国食品事务的负责人，已向美国农民们承诺，要为他们的猪争取较高的底价；这个承诺已经过分刺激了那个大陆上的母猪们；猪价正在下降。下面，是那天晚上我从巴黎寄给财政大臣的一份报告的摘录：
“至于熏肉，美国人已建议我们卸下准备运往德国的低级熏肉的巨额储备，而代之以来自美国的更新鲜的储备。它将更易于销售。……形势是明朗的。对中立国，脂肪的封锁正在解除，德国将大规模地收到脂肪供给。布尔什维主义将被挫败，新纪元将开始。在最高战争会议上，威尔逊总统在关于即刻实施这些政策方面作了很雄辩的发言。……这时胡佛先生正睡在这样一种梦魇中：猪群从他的被褥上漂游而过；他坦率地承认，必须不惜任何危险，驱散这种梦魇。”
这就是我在特里尔的原因。我们努力去挫败法国的计划，根据他们的计划，在停战期间将只有军方要人与德国人会谈；我们要在那儿为向德国供给食品作出初步安排，并同德国文职代表们讨论他们可能的支付方式。
在我们返回特里尔车站的列车车厢之前，我必须较详细地向你们解释一下两个较为复杂的困难情况，因为它们对于我的情节此后的发展至关重要。
虽然我们中的一些人为食品和财政之事来到了特里尔，但是手头上还有另一件事务。最初的停战协定遗漏了非常多的事情，继起的欲望将会把它们提上议程。在这些事情中，德国商船队就是一个。协约国费尽心机想将这些船列入和约，但同时却没有获取它们的有关条款。然而，吨位供应非常紧缺，德国船只可能应该是有用的。于是就设想，使它们的立即让渡成为第二次停战协定的条件之一。你们会记得，正是这第二次重订，由如今在特里尔的福什负责谈判。可这件事并不像它听起来那么简单。当然，德国人会全力以赴抵抗他们船只的让渡之事；然而，既然世界舆论特别是美国舆论将在多大程度上忍受对德国的侵犯－简单地基于德国拒绝做某件她放下武器时未承诺也未写入条约的事情——是有疑问的，那么说他们的拒绝将威胁到停战的中止，就不免含有可观的诈骗成分；此外，那时，如现在一样，德国军队没有被真正遣散和解除武装，因此侵犯将不得不使用武力，这将延宕我们自己军队的复员、使政治家们变得不受欢迎。
海军总司令部——曾被要求报告英国海军简单地突袭德国码头，海盗般地劫取德国船只的可能性——回答说，这将是一项尴尬的努力。
这样就存在着外交余地。我们的外交计划的中心观点，是将船只的放弃与食品的供给联系起来。既然无论德国放弃船只与否，向德国供给食品都对我们有利，那么这个计划也涉及一种虚张声势的成分。不过在世人面前，可以使它以更好看的面孔出现；因为我们能够很真诚地——像事实上我们做的那样——指出：如果德国不把她的船只交由我们处置，我们将难以找到足够的船只向她供给食品。通过她的潜艇，德国已将运输能力减少到使整个欧洲面临饥饿危险的水平上；如果她自己想被供给食品，唯一合理的做法是，她应将储存在她的港口中的船只借给我们，向她、也向她的邻国运送食品。所以，船只换食品是一笔合理交易。这个诈骗也远不那么危险，因为德国对食品的需要，大概比我们对船只的需要更紧迫。
还有另外一个复杂的困难情况——一种心理方面的－－使迷茫的、屈服的、神经崩溃的、甚至饥饿的德国代表理解这一计划的实质所在。在后面你们将听到，为了使他们顿悟，最终需要采用什么冒失方法。在他们的思想中，有两个支配性观点。第一个是，在和平谈判中，这些船只可能是他们最好的交易筹码，除非为了一种完全确定的等价物，它们绝不能被提前交付。第二个是，他们可能合理地希望，不用自己的资源、而是通过得自美国的一笔贷款来为他们的第一批食品付款。因为那时候，他们很真诚地相信总统仁慈的意图和他的国人的人道主义动机。但是，这两个主意其实都不好。这是由于，我们已铁了心，无论如何要得到这些船只作为潜艇造成的损失的弥补，他们最终的交换价值倒是微不足道的。那个时候，美国的反德情绪已上升到最高点，以致一笔对德贷款（它必须经过国会投票）的政治可能性绝对地等于零。心思全扑在这两个想法上，就妨碍了德国人看清真实形势：英国和美国是真心盼望并力图为向德国供给食品提供便利；由于我们不得不同法国玩游戏，这就使我们不能太公开地这样说、或者做出绝对承诺。出于国内政治原因，我们无法借钱给他们，但愿意允许他们为购买食品而动用他们的海外资产——如果不动用的话，这些海外资产肯定会在稍晚一些时候被抵作赔款。他们德国人如果力图保有这些船只和黄金，那就会一无所获，这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机它们将被允许用来换食品，但根据条约，它们是将被抵作赔款的。我们同他们的关系是虚虚实实的，但他们这些德国聪明人辨别不出实在何处、虚在何处。另一方面，我想，我们相当地高估了那时他们进口食品的紧迫性。如今我似乎觉得，那时候他们其实有我们预料之外的更多锦囊妙计。在以后三个月的谈判中，一个奇怪的特点是：根据所知所见来判断，英国关于德国食品供给的焦虑，从其与时间相联系的急迫性来看，决定性地比德国人自己的焦虑更为强烈。在我自己的思想中，从未很清楚地弄明白：这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德国人秘而不宣的储备；多大程度上归因于他们对供给食品所需时日之长——从海外购买小麦的谈判之日到小麦实际运入德国之日－－的低估，对此我们是非常了解的；多大程度上归因于那时占据德国头头们头脑的对大计划之破产的不负责任、缺乏先见和缺乏任何计划。
我们机械地鞠躬，然后很拥挤地面对面坐在列车车厢一端，中间有一张可折叠的桥牌桌。我们是九个人，他们是六个人。大家赞同讲英语，这有排拒法国人的优点。因此，这位C——伯爵变得不悦，把一根长手指搭在长鼻子上，不合时宜地说道：“为了我本人，我抗议”，“为了我本人，我不能依从”。这个傻瓜！我怀疑他有什么毛病了。我不认为曾对任何人合计起来如此粗鲁过。我初次遇见他，是在罗亚尔咖啡店的午餐会上。当时，他和我正做西班牙证券交易所的工作，我们相处的还不错。他是一位“有教养”的基督徒，在和平时期，凭稍稍有些可疑的财务，勉强维持着一小块不动产。但是后来，他变为福什在法国财政部的侦探，以受过训练的耶稣会会员那种惬意、狡诈、半瞎闯的风格玩着他的游戏。有一次，我跟他在巴黎他的小公寓房里吃饭。那是一个小型宴会。三名受雇的侍者穿着洁净无瑕的衬衣，戴着干净的白棉手套，很是不同凡响；每一道菜都伴有一新杯新酒；丰盛精美的食品不知是何处所做，但每一盘以及每一盘的调料都因袭地做成土豆的各种形状，这一切恰像我某次在伊利斯参加的正式午餐的复制品。就我是一位单身汉的话题，那位夫人和我诙谐而谈，交换着妙语。克罗斯比先生——由一位法国母亲生于路易斯安那，作为唯一会说法语的美国人而获得了至尊之荣－－以彻底的流利性喋喋而谈，讲述内战后在他儿童时代南方所遭受的贫困。那个房间刻板的不雅和狭窄的不适－－我虽然难以描述，但仍然能感受到——使一种法国式的贪婪的贫乏深深压迫着我。
梅尔基奥尔博士是他们的发言人，讲着生动的、有说服力的、近乎流利的英语。在其他人中，现在我只想起了两位——考夫曼博士，德国国家银行的代表，年龄较长，精神颓丧，双眼透出渴望和紧张，典型的中产阶级，似乎有点像一把陈旧的破伞；他一开始就没抓住会议的议题，也再未恢复到议题上来，不过他对梅尔基奥尔所讲的任何内容都急切地予以肯定。另一位是外事局的代表，属于那种特种部队学院的类型，狡猾而相当快活，例着嘴舒畅而笑，急切地捕捉着我们这些人的目光。梅尔基奥尔以一种使人对之产生真诚印象的方式，从容、谨慎而不停顿地讲话。我后来知道，就是这位犹太人，并且只有他，确立了失败者的尊严。
这第一次会议几乎未产生什么实质性东西。在对付法国人的企图方面，我们浪费了一些时间。他们以免遭布尔什维主义威胁、使之更安全一些为借口，主张将存放在德国国家银行的黄金转移到占领区。对我来说，不难执行伯纳·劳先生的指示，即不鼓励这个方案。梅尔基奥尔徒劳地为获得贷款作辩解，为此他机敏地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设想。我专注于我的职责，冷淡、明确地发言，力图使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他们必须将这种念头逐出他们的脑袋．因为它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坚持的话，那就会浪费掉珍贵的时间。在船只换食品方案方面，我们几乎毫无进展，因为对德国人而言这种设想是新的，他们没有来自魏玛的指示，并且他们的船运代表尚未到达特里尔。不过，我们的确达成了一项有益的临时性协议，通过这项协议，他们立即以黄金和外币形式向我们支付约500百万英镑的款项，用以交换一项即刻供应的食用油和炼乳。对他们的食品供给已在一个小的规模上开始了，专门负责食品供给的组织机构正在建立。我起草了计划，尽可能在细节上做到严格地公平。我认为，他们是高兴的；感觉到气氛并非完全不友好；开始认为（从食品供给正被考虑来看，的确不是被欺骗）存在着一种被公平对待的机会。
下午，船运代表们抵达了，既是官方代表也是支配性的德国航运公司代表。这是因为，他们刚从电报中得知：他们的海船的让渡，将是停战协定更新的一项条件。这个会议没我的事。我是出于好奇参加了它。相对于那节列车车厢，汉堡的大船东们人数太多了；因此，会议被定于特里尔火车站外面的一个酒吧中举行。我们，这些协约国代表，在接待室集合。他们，这些战败者，没有他们的地方，只好凑合着聚集在酒吧中；不过，这个酒吧还在继续营业，特里尔的职员们进进出出。主席职位由B——先生占了，他是一位自命不凡和近乎低能的美国人，曾因不费代价地从发明者那儿购买对现代洗衣机而言很基本的一种小设计而发了财。德国人被叫到了会客室。他们的主要代表已经在发言了，法国年轻译员开始翻译道“诸位……”，这时这位德国人用英语急促地喊道“‘诸位’！如果你愿意的话，说‘先生们’！”这些奄奄一息的海上霸主，就这样为他们的命运而致礼。
回到巴黎时，我感到极不舒服，两天后，就躺在床上休养了。高烧接踵而至，比切姆博士宣布说，在特里尔火车站的不洁环境中，某种有毒细菌已感染了我。我躺在麦基斯蒂克饭店我的套房里，几乎要发狂；在黑暗中，新奇的艺术壁纸图案的幻象如此使我敏感地感到苦恼，我不得不打开灯，通过觉察到真实的壁纸图案，而从其幻象的可怕压力中解脱一会儿。退烧后，我身体很虚弱，难以胜任辩论的混扰；在巴黎，事情进展缓慢；因此我从那里溜走了，到了里维埃拉，坐在西蒙·伯西的阳台上，沐浴着阳光度过了两星期。
从达德利·沃德来的一份电报叫我返回时，自特里尔以来已过了一个月。停战协定的更新再次失效，另一次会议即将来临。2月13日，我再次登上火车，随马歇尔去德国。这是因为，尽管表面上相反，其实特里尔的第一次会议几乎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虽然我们已说服梅尔基奥尔向我们提供400百万英镑的黄金作为对食品的支付，但我们对此的接受还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到最高会议的约束。这是因为，克洛茨对于为此目的动用黄金的禁令仍然有效。尽管我们可以寄希望于他对于接受这一笔小金额的承认，却尚无服务于这一食品计划和谷物进口的财政供应。关于其他非黄金支付方式同梅尔基奥尔的讨论，几乎未产生什么结果。并且，在船只问题上，带着强烈抵触情绪、处于威胁之下的德国人，尽管已同意于对停战条件的下列追加条款“为确保德国和欧洲其余部分获得食品再供给，德国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在停战期间，将整个德国商运船队置于协约国权力和联合国控制的旗帜之下，由一名德国代表协理。这一安排，无论如何不损害这些船只的最终处置”；然而未确定特定的日期，而且需要通过另一项协定来补充初始细节。为此目的，举行了一次毫无结果的会议，什么事情也没解块。那时我正在法国南部。因此，我一个月后回来时发现，仍然没有通过关于德国食品进口的金融条款，没有采取任何船只让渡的步骤。
这位马歇尔竭力躲避我们。原先设想，我们的列车随他横穿法国。但我们被告知说，这次会议将在卢森堡举行，德国人在那儿同我们会面。我们抵达后，却发现一个人也没有。卢森堡是个令人讨厌的地方；地上的雪正在消融；我们拖着不舒适的身躯四处跋涉，想找到能给我们提供消息的人。最后，一个电话传来消息：马歇尔和德国人在特里尔。我们发动引擎，直冲那个方向而去。
第二次特里尔会议不那么有趣，仅仅提出和集中于第一次会议所创造的条件。航运代表们争论着细节问题，没能使船只事宜更可靠地取得进展。我们，这些金融家，同梅尔基奥尔及其同伴们在详细细节上继续讨论德国为食品付款的各种可能方式。这一点变得清楚了：不可能迅速获得可观的金额，除非以黄金形式或通过来自协约国的一笔贷款。德国人强调后者，我正式宣布了它的不可能性，埃德塞伦兹·凡·布劳恩于2月15日为德国利益作了如下声明：
“在竭尽全力考虑了德国金融处境之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信贷保证，德国不可能为食品供给筹得足够款项。关于美国和协约国不能向德国作出信贷保证的心理和金融原因，凯恩斯先生已向我们作了解释。然而，我们的意见是：对德国提供食品是停战条件之一。远至第一次停战协定……第26条同意在可能被认为必要的措施下为德国供给食品……1月15日的协定要求出于‘担保对德食品供应’的明显目的而暂时让渡德国商运船队。因而，我们的意见是……关于让渡商运船队、供给食品和融资的协议代表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三者中任何一项单独协议都不能相对于其他二者被单独实施，对于向德国供给食品的保证，是优先于让渡商运船队的一项条件。”
他补充说：
“如果在德国人看来，没有信贷就无法为食品融资，而在协约国看来，这样一种信贷是不可行的，那么德国人必须拒绝交付船只。”
他以呼吁而结束发言：
“这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们的人道主义感情，更取决于世界的政治良知。我们坚信，如果我们终止这些谈判，那么，德国被布尔什维主义所击溃、以及布尔什维主义泛滥于全欧洲就是无法避免的。应当遏制这种势头，这符合所有文明民族的利益。”
气氛紧张而沉郁。宣言作得很严肃，我们都相信它是真的。我回忆起了埃德塞伦兹·凡·布劳恩粗笨、愚蠢的脸孔，他的鼻翼稍有缺损，就像一只削成的中国面具。在那个时刻，他曾提出远远超过我们胜任之力的问题，我们调转火车头驶向巴黎。
在彼此都已承诺的条件的基础上，凡·布劳恩的声明部分地是不错的，但部分地是圆滑世故的。我们的两项承诺－－即尽管存在封锁，德国应被容许供给食品；以及，我们获取她的船只的目的，部分地是为了运送这些向她供给的食品——使得我们不可能在她从国外购买食品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假如我们在作出这些承诺之后，再禁止德国运用其流动资产为其购买进行支付，实质上就违反了我们的承诺。但他们不可能争取到使我们发表这种意见：我们自己为食品付款。当停战的谈判者们写下“协约国和美国关注着德国的供给问题”这句话时，他们当然意味着将允许这种供给，而不是他们自己将供给食品并为之付款。那天，凡·布劳恩将问题推得太远、也提得太晚。
但是，法国人和我们自己的海军及航运权威们所持的观点，当然是认为德国人拒绝按照一月份的承诺让渡他们的船只。他们关于应在船只让渡之前就食品供给细节明确地向他们作出保证的要求，超出了停战条款的任何内容。它是德国式奸诈的一个典型实例；他们正玩他们的老诡计；我们现在应采取强硬路线，在船只到手之前拒绝讨论任何事情；等等，等等。你们是了解那种风格的。
在金融方面，我比以往更加确信，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运用德国的黄金。这已经变得很清楚了：他们没有足够数量的其他流动资产；我们一旦同意这个原则，黄金就可以迅速使用。另一方面，德国从我们这儿得到一笔信贷的计划，是真的毫无希望的；因为它需要经过法律程序，并且在那时候的舆论环境中，这是根本不必考虑的：总统向国会提出这个要求，或者劳埃德·乔治向议会提出这个要求。
这时，时间正在流逝，德国食品系统的崩溃一天天逼近了。在最高经济会议上，无休无止的讨论毫无结局，因为在这种体制下，没有越过法国障碍之路。在五巨头的注意力被吸引过来之前，不会有什么实质性进展。但他们正埋头于其他事务。他们在争论中度过了三个下午：在一个问题的解决并不取决于投票的分委员会上，巴西应拥有多少票数；在他们面前，是有趣的一长串代表团的节目：科普特人，阿美尼亚人，斯洛伐克人，阿拉伯人，以及犹太化运动者，拥挤在法国外交部的接待室里；每个代表团被允许在这些巨头们在场时，以一种不为人知的语言作一套演说。据说，大约就是这个时间，穆斯林酋长费萨尔在M．皮希恩的内阁里背诵可兰经的一章，毫不在乎鲁本斯的玛丽·德·美第奇的裸体魅力。这时，克罗内尔·劳伦斯，却以穆斯林酋长译员的身份，提出了一项机敏的政策供考虑：创造从地中海到波斯湾、覆盖大马士革、摩苏尔和巴格达的阿拉伯领导权。
虽然如此，但随着时间逐渐推移，在表象之下也发生着某些进步。总统和首相坚定地和我们在一起；看来，法国对动用黄金的反对终将破产，尽管必须照顾他们的面子。食品权威们正在细节问题上取得进展，并共同作出了他们的计划：一旦安排好融资，就迅速装运20万吨面包原料和7万吨猪肉制品。此外，对于凡·布劳恩的声明，也不得不作出了某种答复。它包含各种各样的次要的让步，便利于德国从国外获得食品的各种各样的次要的方法。但它未对贷款作出保证，未在黄金问题上让步；从整体上看，它以商运船队的让渡为条件。
这样，仅仅两周后，我们就再次坐上了火车，这次的目的地是斯帕。会议的人员组成不同了。由于这次不涉及停战协定更新问题，我们就摆脱了那位马歇尔酸溜溜的样子和带着敌意的谦恭。主要议题是船只问题。海军少将霍普是我们的头，他是一位优雅、聪明、无疑有点耳背的海员，粉红色的似乎依然年轻的双颊，我曾见过的最特殊的眼珠虹膜——在蓝色背景下一个弧形的玳瑁色带。我喜欢他，也信任他；就他而论，有点不熟悉事务，显然也想依赖我。我们对德国人的出价，当然与上次极为接近；不过，尽管我们仍被阻止达成松动黄金以作为食品融资的任何正式协议，霍普和我都一向这样理解：看到德国被供给食品是英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他们可以信赖我们，只要他们妥善处理好自己的事情：按照他们的承诺交付船只。
斯帕位于比利时前线，一度曾是著名的浴场，但在战争的后期阶段成了德国陆军的总司令部。如今它是停战委员会的驻地。停战委员会是协约国和德国军事官员组成的一个机构，主要受托处理停战协定的日常执行细节，也是德国政府与巴黎之间的唯一联络渠道。这个机构已建立了灵敏的联系。我们的代表黑肯将军，每天准备一份关于局势的一般性报告，这报告无疑是从所有所谓信息来源那里到达我们这里的最公正、最有价值的评论——关于德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评论。但是，除了悉尼·沃特洛之外，这些报告谁也不送给；而且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悉尼只是自己保存着，从不示人。
黑肯将军请霍普和我跟他呆在一起，我们就把其他人留在火车上睡觉，这列火车停在车站一侧的月台旁。
这位将军已被让给了别墅，数月前它在鲁登道夫的司令部。在环绕浴场、松树覆盖的山岭一侧，隐居的德国统治者们遭到了命运的裁决。几步之外，就是凯泽的别墅，山上面再远一点，是兴登堡的别墅。在那儿，三位暴君居住在电话网的包围中，远离枪炮与军队，离开了柏林的机构，也远离饥饿的城市和咆哮的群众。我感觉这种背景现在仍萦绕在我的心中。这种感觉不仅是伤感，而且在空气中，仍然充满着那种大崩溃的情绪。这地方是忧郁的，有黑色松林相陪伴的戏剧般的日耳曼式忧郁。走在别墅的台阶上，地平线与松林边缘的黑线相重合，在它们的后面，太阳正在落下；屋后的树叹息着，仿佛一位害着单相思的普鲁士人。当鲁登道夫的神经开始崩溃时，他从大自然中是得不到安慰的；大厅后面房间里的电话铃声，混杂着树木的声音，使他想到了一种德国的绝望的传统象征。
我猜测，房子建于战前不久，那时是当作某个不太重要的工业大亨的夏季度假胜地。他希望在欣赏他成功的果实的同时，通过山间微风和谷中泉水减小他身体的体积。这房子是崭新的，豪华而高贵，然而几乎不比查尔斯顿大，装饰以挂毯和德国中世纪晚近的巨大、恐怖的壁画仿制品，呆板、空洞到几乎令人讨厌的程度。
人们有时会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应比瓦格纳承担更大的战争责任。除了瓦格纳式三流歌剧中的低音外，兴登堡是什么呢？除了胖高音外，鲁登道夫是什么呢？
分到了别墅的黑肯将军，已召集来了他的英国妻子和两个已届婚龄的英国女儿，他的来自志愿骑兵队的副官，以及他聪明的上尉参谋——我怀疑，就是他为将军写了那些聪明的报告。一切都富于家庭气息，我们坐下来，讥笑过墙上的装饰和原房主及其妻子的比真人还大的肖像画之后，开始用英式午餐，它全部是从英国进的；两位友善而稍有古怪的英国托咪侍奉我们。按照惯例，《时代》来了，来得恰是时候。喜欢野外冒险的副官，已与他的上尉兄弟进口了一群猎犬，在抵达那儿八周后，像往常一样正在野外打猎。然而，我似乎能够听到鲁登道夫在外边台阶上解开他亮闪闪的护胸甲，高声喊叫让人为他奏乐；树木的飒飒声与之混合着。贝茨小姐已征服了布鲁恩希尔德，伟斯顿先生的脚已有力地踏在沃顿的脖子上。
次日上午，霍普和我下山去德国停战委员会的驻地，我们将在那儿举行会议。霍普——我与他邻座——是主席，德国人方面是凡·布劳恩，他的邻座是梅尔基奥尔。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将会有麻烦。魏玛，这时已结束其内部问题，正在料理外交事务；船只的让渡有遇到麻烦的危险——同汉堡海员的麻烦（因为我们的强烈要求之一就是应清除德国船员）；凡·布劳恩的指示是没有弹性的。他们也摆出尊严之相，拒绝说也拒绝理解除德语外的任何语言。这样，就不得不一步一步地在德语、英语、法语之间互相进行翻译。
很显然我们是在浪费时间，彼此之间没有取得一致，也没有把握住局势。他们的主张与我们的主张相矛盾；我们的主张也是无法变更的，除非回巴黎。并且，只要他们不能通过与魏玛的电话联系使他们的主张缓和一些，破裂就在眼前。休会时间临近时，我感到绝望了。自特里尔以来，两个月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正处于3月中旬。我们的食品人员严肃地宣布说，如果食品供给不能迅速启动，食品就无法及时到达。黑肯关于德国的报告说，如果物质匮之状况不能很快缓解，德国将逼近崩溃；这种观点是黯淡的，也是令人信服的。昨天吃过晚餐后，他已经对我们谈了他关于德国人精神状态的个人印象，他拜托我们要理性和善于适应。根据他作为一位军人的判断，他告诉我们，巴黎似乎已失去理智。你们一定不要把这些家伙逼得太急。
我从桌子上望过去，看着梅尔基奥尔。似乎他与我有同样的感受。眼睛凝视着，垂着眼皮，一副无助的样子，就像我以前见过的那样，看起来犹如处于痛苦中的可敬的动物。难道我们就不能打破这次会议的空洞的形式、打破三角转译的三栓大门、像心智健全的聪明人那样开诚布公吗？休会了。我们出了会议室向男厕走去。我在一边拉了拉霍普。“我可以跟梅尔基奥尔私下谈谈吗？”我低声说。“看来这是唯一可能的继续下去的机会。”他以他奇特的虹膜扫视着我，吃了一惊，但并未被惊呆。“你愿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他回答道。我在大厅里转悠着，直到周围看不到法国人了；然后有点紧张地站在中央楼梯的台阶上；我不认识的一些人正在附近匆匆而过或悠悠慢行。我看见有人正走下楼梯，我认为他是一位德国秘书，“我想跟梅尔基奥尔博士谈一会儿，”我对他说，“谈一谈下午的安排。”“上楼去吧，”他回答说，“我试着找找他。”我在楼梯平台上等了几分钟，然后就看见梅尔基奥尔走上前来。“我可以跟你私下谈谈吗？”我问他。他领我沿走廊而行，进了一个房间。在房间内端有三位年轻的德国人：一个人正响声很大地胡乱弹着钢琴，一个肥胖笨拙的家伙吼着沙哑的男高音，第三个人摊开四肢躺在一张桌子上。“请原谅，”梅尔基奥尔说，“假如我可以占用这房间几分钟开个私人会议，我将非常感谢。”他们朝他粗鲁地吼叫开了。他难道不知道，这一天中这个时间此地允许音乐声吗？难道他忘记了——指着他的烟——五点之前此地禁止吸烟吗？我们沿着走廊继续前行。他耸耸肩，“在这儿，”他说，“你见到的是革命中的德国的景象。这些人就是我们的职员们。”
终于，我们单独处在一个小房间里了。我激动得颤抖着，被我正做的事情吓得简直魂不附体，因为那时对于交往的障碍尚未开始拆毁。梅尔基奥尔想知道我的意图，我对于这次面谈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我试图向他传达我的感受是怎样的；我们多么相信他悲观的预言；在启动食品供应的紧迫性上，我们如何受到不亚于他的压力；我个人如何认为，我的政府和美国政府真地决定将食品运过来，但在给出正式承诺方面我们的手受着束缚；如果他们，德国人，坚持他们上午的态度，致命的延宕就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必须下决心交出船只；只要他能从魏玛获得一点松动余地，我们就能在彼此之间订出一个方案，使食品供给实际启动起来，躲过法国人的障碍。德国政府应存在下去，这也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的确力图供给食品。找承认，我们最近的行为未能使他相信我们的真诚；但找请求他相信，至少在那时，我是诚恳和真挚的。他像我一样很感动，我想他相信了我。在整个谈话中我们都是站着。他将尽他的最大努力，他说，但是，成功的希望极小。他将通过电话与魏玛谈一谈，力劝他们给予他某种自由度。但他们不理解这种处境，他对于这次会议的结果期望很小。他讲话时，带有一种犹太人的动情的悲观。德国荣誉、组织和道德正在崩毁；他到处都找不到光明；他预料德国将会崩溃、文明将趋于暗淡；我们必须做我们所能做的；但黑暗势力正掠过我们上空。我们紧紧握手；然后我匆匆来到街上，在那儿，霍普已派他的汽车回来接我。
我把事情过程概略地告诉了他。下午的会议很简短。霍普对凡·布劳恩作了一个正式声明：上午的讨论没能为一项安排提供基础，要求他向他的政府要求进一步的谈判自由度。如果他不能获得这种自主权，这个会议继续下去就是徒劳的，我们将返回巴黎向最高会议报告。从上将坚定的口吻中，法国人得到了极大满足。这正是对付可恶的博希的正确方式。凡·布劳恩同意打电话向他的政府汇报，并将于当天晚些时候或次日上午让我们知道结果。
我在松林中散步，并与黑肯一家进了餐。沃尔特·劳伦斯爵士将军，黑格的参谋长，正视察经过此地，也是晚会参加者之一。我很喜欢他，我们相谈甚欢；直到大约十一点钟，我们想睡觉时，一份公文从德国人那边来了。凡·布劳恩抱歉地说，魏玛不能改变它的基本立场，不过虽然如此，他还是希望明天上午的会议将重新开始，因为他认为我们可能在一些细节上取得进展。
显然，梅尔基奥尔失败了，在我们去巴黎汇报、他去魏玛汇报之前进去的每一天都将是时间的浪费。我们必须使事情到达摊牌的地步，以吸引巨头们的注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一种戏剧性举措是不可缺少的。让会议出现公开破裂吧，巨头们将在报纸上读到这个消息。我请求霍普立即中止会议，命令我们的列车当晚返回巴黎；这样，德国人早晨醒来时，将会发现我们悄然离去了。他同意这个意见；将军的汽车已叫来了，将霍普和我送下山去，在火车站加入到我们同伴们中间；在餐车里，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法国人、美国人和意大利人中，一些人还穿着睡衣裤；到了凌晨一点钟，我们的火车冒着蒸汽驶向巴黎；每个人都赞成，除法国人、特别是那位孔特·德·C之外，他对事情的突然转折感到惊慌，开始怀疑这样一种戏剧性举措是否会有利于他们的利益。
我们是3月6日回到巴黎的。我们的报告引起了首相的重视；我们那些美国同事们的报告——我没能描述他们，但他们是会议上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彼此紧密团结——同样使兰辛先生和豪斯上校留下了深刻印象（到这时总统尚未出席）。显然，必须立即寻找一种解决方法。3月8日下午，为此目的召集了一次最高战争委员会会议。这个时候，四人委员会还没建立。有59人出席。
这次会议不是在法国外交部的大会议厅举行的，而是在皮查恩的私人居室。这个房间饰以浅色橡木板，环绕房间是大规模的陈列：伟大的鲁本斯作品的系列挂毯制品。代表们围成马蹄铁形，顾问们挤在他们身后。在马蹄铁状里面是克里孟梭。对着壁炉坐着福什。在福什左边依次排列着日本人、意大利人、我们这些人以及美国人，在他的另一边对着我们的是法国人。
不要设想我们的事情是会议的唯一议题。如果我提一下在它之前的事务的话，可能使你们获得最高委员会当时如何忙碌的一种印象。
首先，取消亚得里亚封锁的事情被同意了——在停战的五个月之后。其次。任命了一个将军委员会前往第巴赫，就那儿发生的事件作出报告；并对其职责进行了辩论。然后，根据1839年条约的比利时事务委员会提交了它的报告。随之而来的是下午：皮斯的抵抗运动问题。穆·朱尔斯·坎贝恩指出，他已主持召开了一个小国会议，选举它们在委员会的代表——该委员会将拟定和平条约的经济和金融条款。不幸的是，拉丁美洲国家已预先达成了一项协议，形成联合之势，结果在金融委员会中的五个席位落在了秘鲁、巴西、玻利维亚、巴拿马和葡萄牙手中，在经济委员会中的五个席位落在了巴西、中国、古巴、暹罗和厄瓜多尔手中。这样，欧洲的小国就发现在投票总数上被人超过了，所以拒绝进一步的参与。例如，比利时发现，在深深影响本国的事务上，完全被一种有利于中国和秘鲁的投票权所排斥了。这是一件最令人困窘的事务，委员会此时无法作出回答。经过长时间讨论，M．皮查恩受托为下星期一的会议准备一个解决草案。
终于，轮到我们的事情了。罗伯特·塞西尔阁下作为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与首相和鲍尔佛先生坐在前排。霍普上将和我伏在首相的椅子后面。洛德·罗伯特的发言使辩论开始了。船只的放弃是其中一件事，食品的供应是另一件事。德国人已对前者作出了承诺。但根据停战协定，我们已经对后者作出了承诺。如果不向她运送食品，不仅存在人道义务问题，还存在德国被布尔什维主义所控制的危险。因此，他建议对德国发出通告：她必须交付船只；我们绝对保证她一旦交付船只就立即供应食品；允许她动用她的流动资产，包括黄金，以对食品进行支付。封锁被取消至这种程度：允许德国出口商品（有某些例外），以及在中立国购买食品。他不得不补充指出，他的法国伙伴们尚未同意黄金被动用。这样，一切都依赖于黄金；因为在缺乏其他流动资产的情况下，没有黄金，其他所有事情都是纸上谈兵。我已使这一情况清晰地、牢牢地印在首相的脑海中。
在法国人那边的M．克莱门特尔立即提出非难。我们不应当提前一个多月作出任何承诺。根据法国政府的意见，那些想吃饭的人们应当工作，应当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他们只能用原材料来换取食品。M．克洛茨插进建议说，应该听听马歇尔·福什的观点。争论缓慢而枯燥地进行着。在法国一边，这位马歇尔和克里孟梭偶尔讲几句话。胡佛的发言强调我们这些代表关于斯帕会议的报告，说，根据我们的判断，如果得不到关于食品的绝对保证，德国将永远不会让出船只。然而，争论未沿着有益的方向进行；问题正变得混乱起来；似乎法国人将再次获胜，尽管显得有所让步：它成功地插入了某种限制，这种限制实际上将使他们阻挠整个事务。在辩论过程中毫无热情的成分——只是进行观点的争论，集中于技术性目标，整个真正的事务被鸡毛蒜皮淹没了。洛德·罗伯特提出了一种无聊的意见，说，虽然我们的后脑勺中都有着人道义务的考虑和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担忧，但没必要将这些东西粗鲁地插到这件事务中。
但这个时候劳埃德·乔治正处于激动之中。当人们赞同他时，他可能感到迷惑。我从未比在这次会议下面的半小时中更钦佩他的非凡力量。直到现在，他还未说一句话，但我从后面能够看见，他正在酝酿着激情，颤抖着，皱着眉头。现在，他发言了；在议程中缓缓移动的倦怠沉闷被一扫而光，他怒气冲冲地连珠炮一般讲起来。这是他特有的那种语言，措辞平凡，但具有扫光蜘蛛们及其蛛网的气势。他希望倾其全力促进向德国供给食品的步骤。这涉及协约国的荣誉。根据停战协定的条件，协约国确实应允许食品进入德国。德国人已接受了我们足够严苛的停战条件，他们已答应了那些条件的绝大部分。但至今还没向德国运去一吨食品。渔船队甚至被禁止外出捕几个鱼群。协约国现在盛气凌人，但饥饿的记忆某一天可能会转到他们身上。德国人被听任挨饿，然而同时数十万吨食品搁在鹿特丹。这些事情，形成了比任何正寻求限制的军备远更可怕的武器。协约国正在为未来播种仇恨：他们在积累痛苦，不是为德国人，而是为他们自己。我们拒绝对德国提供食品，这使英国军队感到愤慨。普卢默将军已说过，如果儿童们被听任处于半饥饿状态在街头游荡，他就无法对他的军队负责。英国士兵们（带着头脑的特有的震撼）将不会容忍那种情形……只要秩序在德国得以保持，那么一块闸板就横在了协约国同外边的革命洪水之间。一旦闸板被抽掉，他不能为法国说话，但他为自己的国家而颤抖。那些帮助协约国征服德国人的人，士兵们，在发出呼吁，这呼吁传到了他的耳中，他只是在声援这种呼吁。他们说，他们拒绝为了将人口维持在一种饥饿状态而继续占领一块领土。当他谈到黄金这个词时，他使用了几分钟后将被推至顶点的语调。它是一种意义和情绪、自然的修辞和精巧的艺术的宏伟融合。到结尾处，他已经至少像听众那样深深地感动了自己，回过身对着他后面的我们这些人，我们听见他震耳欲聋地威胁道，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明天他就命令英国占领军撤回英格兰。
没有别人、只有克里孟梭能接下去发言。这位老者看出，他必须大大地让步才行。他仍然老谋深算地维护他的立场。他说，在停战协定中，不曾作出向德国供给食品的承诺；对此，鲍尔佛先生以银子般的声音提出异议说，“几乎是一个承诺”已经作出了。克里孟梭继续说，他得到的消息倾向于说明，德国人正利用布尔什维主义这个妖怪来吓唬协约国。主要问题在于，德国人已承诺放弃他们的船只，但尚未这样做。不过，他同意，在适当条件的约束下，必须向德国供应食品。只要德国人将为他们的食物而工作，他将放弃他对动用黄金的反对。这位老无神论者奇怪地补充道，这种要求将被发现与基督教的训诫相一致。至于他的伙伴，M．卢舍尔，M．克洛茨和M．克莱门特尔向来就乐于被人道感情所引导。
争论继续进行着，但法国人正在节节败退。一位秘书忽然匆匆进来，带给首相一封封好的信。信里包含另外一份在会议进行时从普卢默那儿发来的电报。首相立即以一种令人激动的语气读了起来。“请告知首相，”这位将军的电报是，“以我之见，食品必须毫不拖延地发至这一地区……妇女、儿童和病人中的死亡数目是极为巨大的，饥饿引发的疾病正在蔓延。人们的态度变得绝望，他们觉得，死于枪弹比死于饥饿更可取……因此，我要求对第一批供应的到达规定一个确切日期。”这封电报产生了可观的效果：对法国人来讲，提出卑鄙的、系统的阻挠变得非常困难了。我后来得知，整个事情是预先按步骤设计好了的，普卢默的电报是应来自巴黎的要求而发的，这个要求是那天上午传达给他的，以为下午作准备。
现在，法国人溃败了，但并不善罢甘休。他们同意了对德国的食品供应。但他们提出，在将此事通知德国人之前，德国人必须正式承认他们让渡船只的义务。这也被同意了。克里孟梭说，那好，马歇尔·福什将与德国人会面并将这消息转达他们。这些话说得光明正大，但劳埃德·乔治足够敏捷地看出，这里边有陷阱。显然，这个马歇尔可能设法以一种德国人将不可避免地拒绝的方式传达这个最后通牒。劳埃德·乔治摒弃了他的华丽修辞，以戏谑而幽默的方式说，不，这件事必须与船只打交道，与海洋而非陆地打交道；尽管他怀着对这位马歇尔的钦佩、在陆地上除马歇尔外谁也不服从，不，不服从任何人（伸出双手指着福什），但这位马歇尔在海上也同样内行吗？他，劳埃德·乔治，从未与他渡过海峡，因此不能确定地说（微笑）；但在英国，他将肯定陷入可怕的麻烦，如果他不保持一位上将在这种事情上的统治特权。威姆斯上将，我们的第一海军军务大臣，是送信的合适人选。这位马歇尔对这些话不太愿意，但看到他被奉承和打趣，就咧着嘴笑了，拽着他的小胡子。首相被出色的幽默所笼罩了；每个人都对打破束缚和压力感到高兴。立刻被同意了：这位上将应当传达最后通牒。这是一个棘手的时刻，劳埃德·乔治关于这位马歇尔晕船的喜剧式暗示，是一种创造气氛的妙想。
但克洛茨尚未屈服。他仍然压住黄金。应该允许德国人以任何其他方式支付，但不能用黄金。他宣称，他已显示出一种非常妥协的精神，已作出了重大牺牲，但对他来说，不顾他本国的利益继续走下去是不可能的。这（气势汹汹地，并摆出一副尊严之状）是他的职责。
我从未见过如此凶猛的攻击，凭着它，那可怜的克洛茨被击溃了。你们见过克洛茨吗？——一个矮个子的、圆胖的、长着浓密小胡子的犹太人，修饰得很好，但有一只骨碌碌乱转的眼睛，他的肩膀有点塌。劳埃德·乔治一向厌恶他，轻视他；他简直想杀死他。妇女和儿童们在贫困度日，他喊道，而这儿的M·克洛茨，却喋喋不休、喋喋不休地谈他的“黄金”。他身体前倾，作着手势，向人们表示出一位丑恶的犹太人紧紧握住钱袋的形象。他双眼闪着怒光，这些话带着一种如此强烈的蔑视迸发出来，以至他似乎在啐他。每个人都带着刹那的轻视和憎恨看着克洛茨；这可怜鬼蜷在他的座位上，显然畏缩了。我们几乎不知道劳埃德·乔治在说什么，但“黄金”和“克洛茨”这些词被不断重复着，每次都伴着夸张的蔑视。然后，转过身，他要克里孟梭对这些阻挠伎俩予以停止，否则，他喊道，穆·克洛茨将在那些欧洲传播布尔什维主义的人中与列宁和托洛茨基并列。首相停下来环绕整个房间。这时你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在咧嘴而笑，向他的邻座低语着“克洛茨基”。
克里孟梭尽其可能地挽救他的部长的面子，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他咆哮着说他的国家已被如何毁坏和掠夺；为此法国得到了什么担保作为回报？——仅仅几块黄金，几张证券，现在却正设想从他们手中拿走这些。一言以蔽之，他正被请求背叛他的国家，他绝不会这样做。
但事情真正结束了。豪斯支持首相，现在意大利人也是。六位日本人一直坐着，并仍旧坐着，静默地，僵硬地，令人费解地，是在这剧中另一个星球上的参加者。喝茶时间到了，卢舍尔和我被告知去另一个房间准备一份方案。黄金毕竟将被使用。
四天后我又在火车上，与威姆斯参谋去布鲁塞尔。这次，确定地，我们应当着手进行。但有一个障碍，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坚持这样的观点：德国人将对船只放弃提供一个无保留的承诺，在他们被告诉我们的关于为他们供应食品的意图之前。在这一点上他们必须被教导：他们将不得不遵守他们的契约，无论我们可能做什么。但在他们已在斯坎显示的那种狂躁、激怒和怀疑情绪中，他们不会有可能拒绝，并坚持在他们关于船只约定自己之前要我们亮出关于食品的“手”？
罗斯·威姆斯，第一海军军务大臣，是一位新类型的海军上将，不像特里尔的布朗宁或斯坎的霍普。威廉四世的一个私生子的后代，一张有趣的揶揄的脸，带着单片眼镜，中年，喜欢快活。罗斯仍有喜调情的皇家海军低级军官的相当多的本能。在那种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在餐车里吃了一次很惬意的正餐。他以前从未在正餐时坐在一位教授身旁，他这样说，使我感到很惊奇。德国人次日将被他极端地迷惑了，他是半聪明的，低能的吗？或者他正远比任何可想象的东西更聪明地与他们玩游戏？他们从未下定决心是哪一种。直到历史尽头，我预料，今日的英国罗斯的个性将使中欧的理解迷惑。在会议结束时有一个时刻，主持的德国人开始提出一些金融问题，关于其答案罗斯连最模糊的概念也没有。我坐在会议桌下第三个位置。因此没有任何躲避那些坐在对面的人们的企图，他转向我的方向，发出一个苦恼的信号，投过怕海的海豚似的一瞥，仿佛在说“看在上帝份上赶快告诉我回答这个蠢驴的问题应说些什么。”我将答复写在纸桌布上，将它撕下来递给他；他，在我写的时候，保持着一种嘲弄的绝望，就像带着它在学院会议上当麦考利正发言时院长（邓福德）经常喜欢盯着我的眼睛。但德国人简直惊呆了——对于他的完全抛弃最微小的这样的企图：保持知道这次会议讨论什么的形象，结合着他至高的泰然自若和不可攻击的，也可以说，地位上的优越，就像一位主持一个地方慈善机构的财政事务的幽默和和蔼的公爵夫人——这不知怎地使他们，如此严肃和自夸的，显得有点可笑。
那夜晚些时候，当我已回到我的车厢准备上床睡觉时，杰克·格兰特上校——皇家海军上校，上将的参谋长，来到火车上说，上将想在他的地方见我。“啊，”上将说，“这件事会顺利而行吗？你怎样想？他们会给我们船只吗？”“我们的建议作为一个整体看，”我回答，“对他们是非常有利的，并非常接近他们在斯帕所要求的。但如果他们处于与在斯帕时同样的脾气，用同样的指示，他们可能在初步声明方面制造麻烦。这是你明天的工作中困难的部分。”“是的，”他继续说，“但关于这绝对不能出错，你明白吗？那些是我从首相那里得来的指示。”停顿了一下，“你曾与这些家伙有关，是不是？”他补充说，相当奇怪地看着我；显然，霍普已告诉他关于我和梅尔基奥尔的冒险行为。“是的，”我说，“有一点。”“你认为你能使他们不制造任何不必要的麻烦吗？关于这绝对不能出错，你知道。”我领悟了他的意思，看着他的眼睛，我们都微笑了。“是的，”我回答，“我可能做到。”“好，你和杰克最好在这儿一块照料它。”没再多说，我回到了我的车厢。
我们到达布鲁塞尔，按正式仪式在英国使馆见了上将。然后杰克·格兰特上校和我悄悄溜走，乘一辆汽车驶往德国人住的旅馆。我们进入休息室，能够透过一扇玻璃门看到他们：下巴下塞着纸餐巾，正吃着沉闷的，很早的正餐。我们尴尬地等着，直到我看见切削般脸庞的秘书穿过休息室。我走上前搭讪。“协约国代表刚刚到达，”我说，“我想见梅尔基奥尔博士一会儿，关于下午会议的时间问题。”梅尔基奥尔被叫了出来，我们三人在电梯里上行，到了梅尔基奥尔的卧室。床还未整理，未倒的夜壶放在地板上，还有一件看起来像是宽松女内衣的东西横在床上；它一定是一个走错了的房间或者这些是前一个夜晚的客人的残余物。但梅尔基奥尔没在意。“我想告诉你，”我开始了，“下午进程的程序。开始布劳恩阁下将作关于船只的下列声明，直到他作完没有别的事务能被列入。”梅尔基奥尔的脸拉下来了。“但是，”看着他，我继续说，“作为你自己最私人的信息，你应该知道接下来的是什么，我想这是值得的。如果布劳恩感到有能力作这个声明，没有限制。协约国代表然后将继续保证在下列条件下向德国供应食品。你能向我确保布劳恩将做这个吗？”梅尔基奥尔吃了一惊；从我这儿环顾过去看他的另一边杰克·格兰特上尉。仅仅一会儿的中断之后，他再一次用他严肃的眼睛看着我。“是的，”他回答，“关于那些将不会有什么困难。”没说更多。我想，我很切近地记着在我们之间经过的整个事情。杰克·格兰特和我站起来了，几分钟后我们已与我们自己的代表团在旅馆里吃午餐。在桌子首席的上将转动眼睛望着我。“我想今天下午将一切顺利，”我对他低语。正是如此，一切按方案进行。上将以他所能集中的严肃语调召这位阁下作关于船只的声明。法国人焦急地等待着。“当然，”凡·布劳恩平静地不停顿地回答，“我们一向乐于严格保持我们所有的约定，我完全乐于以一种被要求的方式重复它们。”
有很多技术性细节要解决，我们与梅尔基奥尔和食品专家们在会议上讨论了整整一天。但现在一切都安排好了，食品列车开始驶往德国。
在我永远离开巴黎之前，我又见了梅尔基奥尔博士很多次。布鲁塞尔会议引致了大量细节性的事务，需要面对面的磋商、谈判才能安排。然而频繁访问特里尔或斯帕是我们时间上的可怕浪费，并且正变得与我们在和平会议上的其他职责不协调。因此，在未有福什来的消息的情况下，我随后发出一封电报，邀请梅尔基奥尔及其同事们在法国住下。他们同意了。我们出于我们的方便将他们安排在贡比涅附近的沙托·维莱特，从巴黎开汽车即可到达，我每周一次拜访他们，办理一些现时事务。后来，当德国代表团其余成员被邀至凡尔赛时，梅尔基奥尔也移到那儿，我们此后的会议便在公园旁边的大旅馆进行，我曾于1914年夏天到那儿拜访我的兄弟杰佛里。
但我掠过这些会议不谈而专门记载一下我与他独处的第三个或最后一个场合。1919年10月，我回到剑桥之后，一些荷兰金融家邀请我参观阿姆斯特丹以便与他们讨论当前形势；10月12日我抵达荷兰。梅尔基奥尔成为和平条约成员不久就辞职了。从那时起，他两度拒绝成为德国新政府的财政部长，静静地返回汉堡从事他的银行业务。我盼望再次见到他，而这是一个机会。因此我设法让人从阿姆斯特丹给他发了一个电报，说我将在数日后抵达那里，希望能见到他。三天后他到达了。
阿姆斯特丹充满了间谍和多事者，我们认为最好不要在旅馆会面。所以我的朋友维瑟思，荷兰银行总裁，将他的书房交由我们支配。他住在基泽运河附近，那些运河坐落成同心圆圈，形成阿姆斯特丹的特色。他的屋舍前是一条运河，花园后面是另一条运河。这座房屋，作为荷兰过去光荣的商人府邸，有一个狭窄但极为幽深的可以用来散步的小道，屋舍的设计使得货物能直接从运河上的驳船中被安排到阁楼里去，它可能成为住处或货栈之一。在他早期生涯中，维瑟思博士做过爪哇银行总裁，在他长长的书房里，窗子向后延伸在运河上空进入黑暗，来自东方的爪哇灯具、影像、酒柜和一切笨拙的中产阶级商人的小摆设，覆盖着I7世纪荷兰的舒适的高贵和尊严。没有人在那儿，天下着不小的濛濛细雨，我放眼向运河望去。这时我开始奇怪于导致我发电报通知梅尔基奥尔的冲动，因为在我离开英国之前，大脑中没有这样的念头，这次会面能达到什么可能的目标呢？然而，我极度希望见到他。终于，门开了，梅尔基奥尔走了进来。
我们这两个曾如此经常地在敌对、礼节和拘束中互相见面的人，能毫无阻碍地会面，是很不平凡的。那些巴黎谈判似乎是可笑的，属于一场梦；在一刻的感情局促之后，我们坐下来开始了一次漫长的闲谈，像两个普通人那样。他告诉我关于在魏玛的最后日子；以及在条约上签字的斗争；他自己的辞职；这些日子如何曾是所有岁月中最可怕的；埃尔兹伯格如何精心背叛，向英国政府的一个代理人出卖在诺斯科、戴维和他自己之间的一次秘密内阁会议的决定，在这会议上决定在任何事件中他们必须签字，他，梅尔基奥尔，如何认为，劳合·乔治最终决定抛弃向着中庸的努力，是不知道这个决定。梅尔基奥尔的感情是向着德国，和他自己的人民带给他们自己的虚假和屈辱，而不是向着我们。那时，第一次，我也最清楚地理解，东德居民如何向东看而不是向西看。对他来说，这场战争是一场对俄国的战争；最困扰他的是，关于黑暗势力的考虑，这股黑暗势力现在可能正在从东方兴起。我也比以前更好地理解，他是一位真正的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一位严格的，正直的道德家，一位犹太法学者。违犯承诺，违犯法律，体面举止的衰退，一伙人背叛承诺，另一伙人不诚实地接受不可能的条件而无实行之心，德国接受他不能履行的条件，几乎和协约国强加他们无权强加的东西一样是有罪的——就是这些违背戒律的罪过，如此严重地伤害了他。
当我们谈下去时，上午过去了，这开始对我而言显得荒谬：我们不应公开地一块吃午餐，像任何其他一对一样。因此我请他到我的旅馆，在那儿，一位德裔美国犹太人，保罗·沃伯格，梅尔基奥尔的汉堡伙伴的兄弟，他以前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要人物，美国领导性金融家之一，他也成为我的客人。我们外出穿过阿姆斯特丹漫步，梅尔基奥尔，这个很了解它的人，在路上带我去看古代贫民院的庭院，他说，它最完美地传达给他这个城镇的亲密气氛。这是个迷人的所在，安定和隐居的象征。
我的书那时没出来，我随身带有我写的关于总统一章的草稿。午餐后，我将它读给他们听。为求清静我们上了楼，这次没有去梅尔基奥尔的卧室而是去了我的卧室。我注意到这两位犹太人的反应。沃尔伯格，出于个人原因，憎恨总统，对他的窘迫感到一种高兴；他笑着，咯咯笑着，认为它是一个极好的打击。但梅尔基奥尔，当我读时，变得更严肃了，直到结尾，他显得几乎要流出眼泪来了。这，就是幕帘的另一面，既不是深邃的原因，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也不是庄严的邪恶。
对《我的早期信仰》的导注
下面这篇文章是作为我的一篇回忆录的结果而写的。我的回忆录被读时洛德·凯恩斯不在，我想是由于他的疾病。后来送给他读。我没有把握确定凯恩斯读我的文章的日期，但装它的信封表明，是在1938年8月底。他的文章，印在这儿是9月初写的。这时我的文章在他的头脑中是新鲜的。我的回忆录的题目是关于这些事的故事：我介绍我的几位朋友给D.H.劳伦斯，他强烈地不喜欢他们，这使我非常痛苦也非常失望，这也使得我停止见劳伦斯。凯恩斯是劳伦斯最不喜欢的我的朋友们中的一个。他关于他们的感觉，从实质上说，是宗教的不宽容。他是一位预言者，恨所有那些他们的信条使他们永不能成为他的信徒的人。在我的回忆录中，我将这写了出来，因而导致凯恩斯重新审视他的早期信仰如下。
我开始认识劳伦斯和佛里达是在1912年，归因于我父亲同他的友谊。
我非常喜欢他，并且毫不怀疑他也喜欢我。我从未遇见过表现出具有如此天才的作家。我极为崇拜，现在仍然崇拜——他的短篇故事，他的诗和他的几部小说，特别是他的第一部小说《白孔雀》。但我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和科学家，我反感他直觉的和武断的哲学。同时，我来自剑桥的朋友们的观念使我感兴趣并吸引了我。
因而这就是不可避免的：或迟或早，劳伦斯将会训斥我，既然我永远不能严肃地接受他的哲学。通过他会见我的朋友们，这份原已出现的裂痕越被加深了。我最后一次拜访，同劳伦斯呆在一起之后，他写给奥特兰·莫雷尔女士——我也曾将他介绍给她——在一封收入他出版的通信集的信中：
“我们有戴维·加尼特和法朗西斯在这儿和我们一起度过周末。当比勒尔来时，累且有点茫然若失，心神不安——我爱他。但，我的上帝，听他谈话使我发疯。听这些年轻人谈话真是使我充满黑色的愤怒：他们没完没了地谈，仅仅没完没了——从不，从不说什么好东西。他们每人被装在他自己的一个坚硬的小壳里，他们像从这里面说出话来。再也没有任何感觉的友善．没有尊敬——没有一片甚或一粒尊敬。我无法忍受它。我不愿有像这样的朋友——我宁可独处。他们使我梦见了一只像蝎子一样咬人的甲虫。我杀死了它——一只非常巨大的甲虫。我弄伤了它，它跑了－－但我再次追上它，杀死了它。它是我无法忍受的对这个一小群自己人的恐惧。
在同一天，1915年4月19日，劳伦斯写信给我：
“我亲爱的戴维，
永远不要再带比勒尔来看我。他身上有像黑甲虫一样的令人厌恶的东西。他是可怕的、不洁的。我感觉我将变得疯狂，当我想到你的志趣相投的一群人——邓肯·格兰特和凯恩斯及比勒尔。它使我梦见了甲虫。在剑桥我做过一个同样的梦。以前，在斯特雷奇身上我稍微感到了它。但它现在整个来到我面前，在凯恩斯和邓肯·格兰将身上，昨天我在比勒尔身上又一次认识了它……你必须离开这些朋友，这些甲虫。比勒尔和邓肯·格兰特永远不可救药了。凯恩斯我没把握……当我那天上午在剑桥看见凯恩斯时，它是我生命中的危机之一。它使我发疯了，带着痛苦、敌意和愤怒……
它真是告诉我同他或同我的朋友们决裂的一个最后通牒，我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答复了这封信。以后偶然地，在停战之夜，1918年11月11日，在阿德尔菲的蒙塔古·希尔曼的房间里，我仅仅再见过劳伦斯一次。裂痕将无疑已愈合了，假如劳伦斯更经常地在英国。当佛里达定期访英时我继续看望她，并于1928年写给劳伦斯一封使他高兴的信中，告诉他我多么崇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作为回报，他也给我写了一封温暖，友好的信。
读者现在明白了这些事实，这些事实导致梅纳德·凯恩斯重新检查他的信仰和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们的信仰——当他们是剑桥的大学生时。
戴维·加尼特
第三十九章 我的早期信仰
我对1914年（邦尼说是1915年，但我的记忆告诉我要比这早一些）与D·H·劳伦斯的会见记忆犹新。他后来也在一封信中记述了这次见面，这正是俱乐部上次集会时邦尼所引用的内容。不过不幸的是，我对当时的谈话内容忘得一干二净，只是依稀记得一些感受。
那是一次早餐聚会，在内维尔大院伯蒂·罗素（伯蒂在此是伯特兰Bertrand的昵称）的房间里举行。当时只有我们三个人。在我来之前，劳伦斯大概一直与伯蒂呆在一起，他们在前一天晚上举行过一次集会，席间，劳伦斯遇到的都是剑桥的人士，而他并不喜欢这个集会。我记得，从我们谈话的开始，劳伦斯就神情抑郁、沉默寡言，只是时不时地冒出几句反对的话。整个早晨都是如此。谈话主要是在我和伯蒂之间进行的。至于当时谈了些什么，我现在一点都不记得了。如果我们二人单独在一起，我们是不会这样谈话的。这次谈话是专为劳伦斯安排的，我们希望他能参与进来，但看来我们的努力基本上是失败了。我们围坐在火炉边的沙发里。劳伦斯坐在右首，他差不多是在蹲着，还低垂着脑袋。伯蒂时不时地在火炉旁站起来，当我思考时我也站起来。你知道，在与来访者的聚会中，两位老朋友之间谈话的那种情景。我以前没有见过劳伦斯，后来也再没有见到他。多年之后，他的通信集出版了，在一封信中他说，我是布卢姆斯伯里俱乐部唯一支持他的成员，因为我订购了他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我所记得的就是这些了。不过邦尼对劳伦斯的生平作过记述，从中我可以作出一些推断。我想，劳伦斯的一生受到两方面的情感纠缠的影响。其一是集中在奥特兰身上。奥特兰始终都不仅属于一个社交圈子。除了伯蒂以外，剑桥和布卢姆斯伯里也正准备接纳她。劳伦斯、格特勒、卡林顿是她裙子上不同的几道褶边。劳伦斯对其他几位心存妒嫉。当时，剑桥的唯理主义和犬儒主义正处于鼎盛时期，这使他产生了抵触心理。我想，伯蒂使他形成了对剑桥的第一印象。这压倒了他，吸引着他也拒斥着他——这就是他另外一种情绪上的纷乱。这显然是一种教养，也显然是他感到不适的和无法企及的——这既极大地拒斥着他，也极大地吸引着他。现在，邦尼自己走入了他的生活，既不是通过奥特兰也不是通过剑桥或布卢姆斯伯里。他显然很喜欢邦尼，当他看到邦尼为剑桥所吸引时，他就妒心更盛了，正像他对奥特兰最近倾向于剑桥而心有不满一样。除了嫉妒之外，劳伦斯与战前剑桥的对立情绪也严重得无以复加。
虽然如此，那么劳伦斯的感受中是否有一些可取之处呢？一般说来是有的。他的反应虽然有失偏颇，但也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我说过我已忘记了谈话内容，但可以想见得劳伦斯的态度是很容易被击破的——虽然不像弗兰克的态度那样完全站不住脚。因此，对于他的谈话的表面价值，认可它或估价它都是愚不可及的，但在其表面价值背后，他对生活的态度中有没有重要之处呢？劳伦斯忽略了生活中那些本来具有价值的东西，他对生活简单粗暴的理解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邦尼所写的传记使我又重新回顾了战前十多年中我们的心灵史。如果这不会令俱乐部过于震惊，那么我将在这篇投给会刊的稿件中回顾一下我们在智力上和精神上，而不是肉体上的历程，以此来说明一个空白的头脑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记。这些印记又从何而来，以及一个人是否应然保持着年轻时的信仰。
我是在1902年的朱迦勒节来到剑桥的。当年年底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出版了。现在这一代似乎很少有人去读它，然而它显然对我们影响至深。这种影响以及围绕它进行的种种讨论曾经统辖过一切，也许至今仍然统辖着一切。我们所处的时代，一个人的信仰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这也正是年轻人的特性，在成年人那里往往就会淡化。那时我们所形成的独特的情感至今未改。正是这些独特的情感影响了我们大多数人，使我们汇集成这个俱乐部，而又与其他人分开。尽管我们这些人物各不相同，但这种影响对我们来说是共同的——摩尔本人是个清教徒；斯特雷奇（这就是他当时的名字），是个伏尔泰主义者；伍尔夫是位拉比；我自己是个非国教教徒；谢泼德是个国教教徒和（现在成为）牧师；克莱夫是个整天乐乐呵呵的家伙；悉尼-特纳是个寂静教教徒；霍特里是个教条主义者。而在那些刚刚参加进来的人中，麦卡锡和安斯沃思与摩尔有私人情谊，因而受摩尔的影响就更深。福斯特我们那时候见得不多，他那时已经成了离群之马了。只是对我们这些在1903年很活跃的人来说，摩尔的影响完全取代了麦克塔格特、迪金森和罗素。他的影响不仅仅是压倒性的，而且是与斯特雷奇常说的“令人沮丧”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这一切都多么令人兴奋啊，这是又一次文艺复兴的开始，这是一个新的人间天堂，我们正是这新的天命的预言者，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因而即使在我们最为落魄失意的时候，我们仍然富有活力。这是如今的年轻一代所不具备的，他们只是对某些人物稍加效仿，然而非但不能超越他们，就连他们在心中的幻象都逐渐淡化了。
我们从摩尔那里获得的并不是他所给予的。他的一只脚已经跨入了新的天堂的门槛，然而另一只脚却仍然深陷于西奇威克和边泌的功利主义计算以及正统行为的一般准则中。《伦理学》原理中，有一章我们是不屑一顾的。可以说，我们接受了摩尔的信仰，又拒斥了他的道德信条。实际上，在我看来，他的信仰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使道德信条成为不必要的东西——“信仰”指向人本身以及终极目标，而“道德”不过指向外物与中介。下面我将会说明，一个人如果怀有信仰，而抛掉道德准则，那将会怎样。
即使俱乐部的新成员们知道信仰为何物（他们真的知道吗？），在这里回顾一下它的大致轮廓也是有益而无害的。除了我们自己以及他人的，当然主要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状态之外，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这种精神状态与行动、与成就、与结果无关，它超越时间，它就是思索和交流，它不必有“先”有“后”。按照有机统一性的原理，它的价值存在于事物的整体状态之中，对各部分一一加以分析是毫无用处的。例如，一个人处于爱的精神状态之中，那么这种精神状态的价值不仅仅取决于他自己的感情的性质，还要取决于其对象的价值、对象的感情的性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交流。它不取决于，或者不十分取决于一年之后发生了什么或者双方的感受如何，这在我看来才是一种理智的态度，尽管我本人始终提倡在时间过程中的有机一致性。富于激情的思索与交流，它的适宜的对象是被爱的个人、美和真，生活的首要目标就是爱，就是审美经历的创造和体验，就是对知识的追求。在这三者之中，爱又首当其冲。不过，在摩尔影响下的早些时候，公众对爱的看法以及与爱相关的行为基本上都是严肃的和柏拉图式的，我们有人会说，肉体的快乐会破坏并减损精神状态的整体性。然而后来，斯特雷奇指出，使用那些关于性的专门的拉丁词语是无可厚非的，相反，有意避开它们则是个严重的错误，含混地使用是脆弱的表现，而使用它们的同义词则纯属粗鄙。我不记得斯特雷奇发布他的这一敕令的确切日期了，但可以肯定这是后来的事，在1903年，这些词语甚至还并未作为专用的术语出现在一般的论述当中。
我们的信仰紧紧追随着英国的清教传统，它主要与我们的灵魂得救相关。神性只存在于很小的范围之中。在“善心”与“善果”之间并无紧密的联系。我们也往往感觉到，在实践中，存在后者干扰前者的危险。然而，一种适宜的宗教，它不同于现代旨在提供“社会服务”的伪宗教，因为它正具有那样的特性。大概，足以弥补的是，我们的宗教信仰是完全超脱世俗的——它对财富、权力、声名与成功不屑一顾，视之如粪土。
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哪种精神状态是好的？这是个直接省察的问题，是个不可分析的直觉问题，对此进行论证是徒劳的、也是不可能的。那么，发生意见分歧时如何确定孰是孰非呢？这里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双方讨论的可能不是同一件事情，就是说，双方的直觉指向的不是同一对象，依据有机整体性的原理，对象上的失之毫厘就可能造成结果上的差以千里。另一种解释是，有些人的判断力更加敏锐，正如有些人能分辨出某种葡萄酒而其他人不能一样。就我所知，基本上是这种解释更为盛行。实际上，观点论争的胜利者总是属于那个表达清晰有力、对自己充满自信，而又能巧妙地运用语音语调的人。当时，摩尔正是这方面的大师——每当听到别人的发言，他总露出怀疑的神情——“你真的这样想吗？”他的表情就仿佛是听到了什么愚不可及的事情，他的嘴大张着，脑袋使劲地摇晃着，头发剧烈地颤动着，“什么！”他大喊一声，然后对你侧目而视，这让你感到，如果不是你自己疯了，那就是他疯了，而此时你根本无言以对。斯特雷奇另有一套办法。他总是不动声色，就宛如他的观点根本不容质疑，也无需多说，这种保持沉默的办法也很有效果，对那些他认为不可理喻的事情可以应付裕如。伍尔夫善于表达否定，但他最擅长的莫过于让你感到，与其与他争论不如说服自己。迪金森知道如何耸耸肩膀，然后不服气地走开，不过他总是悻悻地走开。至于谢泼德和我，我们就像是摆脱不定的可怜虫，但我们最终总能被驱赶到有价值的观点之中，可见，可怜虫起码具有摇摆的权力。尽管如此，我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细枝末节上的差别。总而言之，我们都知道什么是良好的精神状态，也都知道它正存在于与爱、美与真的对象的交流之中。
我曾称这种信念为一种宗教，而它也确实与新柏拉图主义存在某种关联。但在当时，我们对这一想法是颇为愤怒的，因为我们把这一切看作是完全理性的和具有科学性的。像其他任何科学分支一样，它无非是逻辑与理性分析对感觉数据材料的应用。我们对于“善”的理解正如我们对“绿”理解那样明白无误，并且用适于后者的逻辑与分析方法来对待前者。的确，我们将一种关于经验性质的教条态度与过于学究气的处理方法结合了起来。罗素的《数学原理》与《伦理学原理》是同年问世的。在精神方面，前者为处理后者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法。让我给你列出几个我们以前经常讨论的诸如此类的例子。
假设A爱上了B，并认为B也同样爱他，而实际上B并不爱他而是爱C，显然，如果A的判断正确，那事情就好办多了，但既然如此，是让A发现自己的错误更好呢，还是一直蒙在鼓里更好呢？是让A继续这样盲目地爱着B好呢，还是他根本就不爱B更好呢？既然A的眼力不足以识别出B的真面目但却爱着她，那么这是不是就完全，或部分地破坏了A的精神状态呢？假如时光倒流，我们的生活历程顺序颠倒过来，这会不会影响我们精神状态的价值呢？如果把我们每个人享有的精神状态汇集起来然后重新分配，这又会不会影响精神状态的价值呢？在有坏的结果的好的精神状态与有好的结果的坏的精神状态之间应当怎样进行比较呢？在评价这些后果时，是按照它们的最终的真实价值呢，还是按照它们当时可能存在的价值呢？如果是按照当时的价值来评价，那么又当如何估价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呢？关于美，是否存在独立的客观评判标准呢？美，从它的定义来说，就是看起来好的东西吗？是否真的存在“美”这样一种客观的属性，正如“绿”或“好”那样呢？知识，同样也是个问题。是不是对每件事实的研究与思索都同样有益呢？——比如说，数清一堆沙子的颗粒数是否有意义呢？我们极力否认这样的观点，即有用的知识比无用的知识更可取。然而我们又不无轻率地认为，存在一种是否“有趣”的内在品质——这可能与“绿”、“善”和“美”这几个概念不相干——而探索那些有趣的知识比探索那些无趣的知识更有意义。假定“重要”与“有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那么“重要”就成为另一个令人困惑的修饰语。让我们再回到那个最爱谈论的话题上来，是短暂而热烈的爱更美好呢，还是持久而平淡的爱更美好呢？我们也许倾向于前者。然而，在作了这么多的质疑之后，我们已然清楚的是：衡量这一切是何其困难。
这都是受了摩尔的方法的影响。根据这种方法，你可以通过使用精确的语言和提出准确的问题使基本上模糊的观念变得清晰。这是借助于完善的语法工具和清楚的语汇来发现问题的一种方法。“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经常挂在我们嘴边的一句话。在反复的询问下，如果你没能确切地表达出任何事情，那么你就会被指斥为言之无物。这是辩证法中的一种严格的训练，但实际上这又是一种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人格的力量远比思维的精细有价值得多。在他的巨著的序言中，透过许许多多的斜体字，那些了解他的读者们就会听到他那激烈的措词，这一点就像是维多利亚女王。摩尔一开篇就指出，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急于回答问题，而不事先想想你到底想问什么问题……一旦我们了解了这两个问题的确切含义，我想，回答问题的种种理由也就变得简单而明白了。”所以，让我们先来花时间搞清楚我们所问的问题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只要我们是在确切地提问，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摩尔正是这样做的。在有关“理想”的那著名的一章中，他写道：“实际上，一旦对问题的含义有了清晰的理解，那么其概略的答案就会显而易见了，从而似乎有成为陈辞滥调的危险。我们所知或所能想象的极有价值的事物，就是一定的意识状态；可以简单地将其称为人类交流的快乐和欣赏美的客体的快乐。任何一个向自己提出过这一问题的人，也许绝不会怀疑：对个人的爱和对艺术品或自然美的欣赏就其本身而言是善的；如果我们仔细地考虑一下，哪些事物是单单因其本身的缘故就值得拥有，那么任何人似乎也不可能认为：除了包括在这两大项目之内的事物，其他事物也几乎具有同样巨大的价值。”
接下来就是快乐问题。当时间渐渐指向20世纪初，我想我们对快乐问题有点犹豫不决了。然而，在我们的全盛时期，快乐根本不成其为问题。我以为，如果两个人的精神状态在其他方面都相同，而只不过是一个人快乐而一个人痛苦，那么关于前者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然而，有机整体性的原则却不允许我这样做。当时的普遍观点是（虽然不完全是来自于《伦理学原理》），快乐与要讨论的问题无关，而且总的说来，快乐的精神状态总让人怀疑是否缺乏深沉的感情。
那时候，×还没有对女人产生兴趣，伍尔夫也还没有喜欢恶作剧，他们还都不像今天这样快快乐乐。他们两人总是呆在黑黢黢的屋里，面对面坐在火炉旁的柳条椅里，一言不发，不抽烟斗的时候，就喃喃自语：良好的精神状态总是极其痛苦的，而痛苦的精神状态则是无比幸福的。斯特雷奇也支持他们——他在自己的第二个童年里才开始享受快乐——尽管他并不像他们二人那样总是郁郁寡欢而只是时时感到忧伤。而谢泼德和我则总是沉溺于欢乐之中，为此我们颇受羞辱。一天晚上，我们变得不服管教，鲁莽地坚持认为，快乐就其本身而言是无可厚非的。结果他们作出结论：与三一学院的肃穆相反，这种低级趣味正是皇家学院独有的特点。这可真是个可怕的晚上。
苏格拉底曾奉劝普罗塔库斯说，纯粹的享乐是荒谬的。摩尔则把快乐仅仅看作是其他美好事物的点缀。但摩尔痛恨罪恶，他在自己的信仰中设下了不可宽恕的惩罚。“快乐不仅就其本身而言是毫无益处的，而且会招致罪恶……对一个精神状态恶劣的人，只要痛苦不是过于沉重，那么就应该使其经受痛苦而不是宽恕他。至于这会不会产生好的结果，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请注意“只要痛苦不是过于沉重”这一限定条件。我们的理想是拥有一个仁慈的上帝。
我们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柏拉图的本质上的善；胜过圣托马斯的经院哲学；加尔文教派的远离快乐和名利；并且压制了像维特一样的种种忧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常带欢声笑语，我们非常自信，富有优越感，鄙视群氓。但这种精神状态并不是一个成年人的良知所能始终维持下去的。当麦卡锡来度周末的时候，他就会温情脉脉地微笑着邀请摩尔到钢琴边来演唱他的德国浪漫曲，我们一起感受这美好的精神状态。或者鼓动鲍勃·特里维作一次蹩脚的演说，来滑稽而狂乱地模仿一些人物，其中的乐趣在于，你无法确定哪些是鲍勃自己的表演，哪些是他在模仿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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