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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的聚会
凯恩斯 著
刘玉波 董波 译
出版前言
初版前言
第一篇 政治家素描
第一章 四人委员会，巴黎，1919年
第二章 劳埃德·乔治先生：一个片断
第三章 三人委员会的一次会议1919年4月29日，巴黎
第四章 安德鲁·博纳·劳
第五章 赫伯特·阿斯奎思
第六章 埃德温·蒙塔古
第七章 阿瑟·鲍尔佛
第八章 温斯顿·丘吉尔
第九章 雷金纳德·麦克纳
第十章 伟大的维利尔斯血缘
第十一章 托洛茨基在英国
第二篇经济学家的生活
第十二章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第十三章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第十四章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
第十五章 玛丽·佩利·马歇尔
第十六章 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
第十七章 赫伯特·索默顿·福克斯韦尔
第十八章 亨利·坎宁安
第十九章 亨利·希格斯
第二十章 艾尔弗雷德·霍尔
第三篇 人物小品
第二十一章 威廉·莱克斯
第二十二章 弗雷德里克·希雷斯登·基林
第二十三章 A．A．楚普柔
第二十四章 本杰明·斯特朗
第二十五章 C．P．桑格
第二十六章 沃尔特·凯斯
第二十七章 乔治·布鲁姆霍尔
第二十八章 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
第四篇 他在皇家学院的朋友们
第二十九章 E．P．拉姆齐
第三十章 A. F．R．沃拉斯顿
第三十一章 W．E．约翰逊
第三十二章 威廉·赫里克·麦考利
第三十三章 迪尔温·诺克斯
第三十四章 朱利安·贝尔
第五篇 两位科学家
第三十五章 牛顿，真正的人
第三十六章 伯纳德·肖和伊萨克·牛顿
第三十七章 爱因斯坦
第六篇 两篇回忆录
《两篇回忆录》序
第三十八章 梅尔基奥尔博士：一位被击败的敌人对《我的早期信仰》的导注
第三十九章 我的早期信仰
《传记文集》的初版于1933年问世。它由一些小品和片断组成，那是凯恩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写成的。最早的文章来源于《和平的经济后果》一文中最终被凯恩斯删去的部分。另外一些，包括关于博纳·劳、阿斯奎思和埃德温·蒙塔古的文章，是凯恩斯为《民族》周刊撰写的小短文和备注。其他的，包括“伟大的维利尔斯血缘”，关于温斯顿·丘吉尔的两个备注，把托洛茨基和把弗兰克·拉姆齐作为哲学家来写的文章都来源于凯恩斯所写的书评。而关于经济学家们的文章则几乎全部是登载于《经济学杂志》上的讣告，因为作为该杂志的编辑，凯恩斯感到有责任对那些过去时代的代表人物给以严肃的评价。1933年版中唯一的例外是他为马尔萨斯所写的文章，他1932年从事该文的写作，关于此文的书信往来在他众多函件中保留下来，印刷者根据这一手稿在1933年版中排印出来。
1933年此书第二次印刷，除了一些微小的改动外，基本保持原状。在其后的13年中，凯恩斯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写作。1951年，凯恩斯死后，鲁珀特·哈特·戴维斯重印了本卷书，并且在杰弗里·凯恩斯爵士的帮助下增补了凯恩斯后来所写的三篇重要文章，它们是关于斯坦利·杰文斯和牛顿的文章以及关于玛丽·马歇尔夫人的引人入胜的传记，而在《传记文集》的首版中，“经济学家的生活”这一部分正是题献给马歇尔夫人的。
《传记文集》的编辑面临着一堆难题，令人满意的做法显然是把凯恩斯所写的传记类文章全部收录进来、然而凯恩斯赋予了本书建筑物一样的结构和独有的风格，因此要尽可能地保持凯恩斯对本书的原有设计，像1933年版一样，从开篇的“政治家的素描”到独立成篇的“经济学家的生活”都要如此。每一篇又都增补了一些文章。
凯恩斯对他在《传记文集》中重印的文章并没有进行严格的选编。由于许多文章都是刊载于周刊上的书评或备注，其中的一些章节只是为了这种临时的目的而写成，为使之具有长久而固定的形式，编辑对这些章节采取了删节、重新编排以及适当的修改。我们依据的是修订过的文本，因为我们设想，如果为了达到长久而固定的形式，凯恩斯也会这样做。
在本书的一些地方，我们尽可能地添加了新的材料，这是因为由于历史原因或其他原因，把凯恩斯对某些人物的研究呈现出来是非常适宜的。我们把凯恩斯关于杰文斯的大作排在马尔萨斯的传记之后。凯恩斯在描绘他们二人时是从学术资料出发而不是从个人见识出发的。
我们决定不仅仅收录凯恩斯的大块文章，还要收录那些描绘经济学家和皇家学院的朋友们的小品。这样做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许多这样的作品包括了一些令人难忘的字句，它充分反映了凯恩斯在刻画人物上的高超天赋。其次，这些人物都是杰出经济学家、政坛人士或学术人物，而凯恩斯的文章有时是保存下来的对这些人物的唯一记述。
在凯恩斯所有的传记文章中，关于牛顿的文章刻画了这一人物矛盾的天才；另列两篇以“两篇传记”为题的作品由鲁珀特·哈特·戴维斯在凯恩斯死后于1949年发表，这些文章也许是凯恩斯最杰出和最具纪念意义的文章之一。对战败的敌人梅尔基奥尔的描绘则一经读过便无法忘记。凯恩斯的自传性记述“我的早期信仰”对于理解他本人则是绝对必需的。在版权所有人杰弗里·凯恩斯爵士的大力支持下，以上这些作品都收录于此。
只在一件事上我们自做主张。在1933年版中，凯恩斯只收入了几个人物的肖像——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埃奇沃思和弗兰克·拉姆齐。对其他不能再现人间的经济学家我们也赋之以肖像，使他们在本书中栩栩如生，也使本书继续流传，成为描述过去时代的伟大经济学家们的生动的烛照后世的知识宝库。
除了在本书中印行的传记作品列，凯恩斯还是其他一些传记文字的作者，如收入1922-1930年的《国民传记辞典》中的马歇尔和埃奇沃思的小传和收入《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的埃奇沃思小传。它们是根据本书中的完整内容简明扼要地写出的辞条，如果把它们也收入本书，则只会造成无益的重复。
让我们在此感谢那些对鲁珀特·哈特·戴维斯的劳动享有版权的所有者们，正是由于他们放弃了对本书的版权，才使它得以成为整套书中的一部分。
初版前言
除了几个明显例外，这些作品中的人物都是老相识。它们多数都是建立在直接印象上的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它们正是以这样的特点奉献给读者（关于罗伯特·马尔萨斯的文章除外），而不是历史洞察般的冷漠记述。关于劳合·乔治先生和罗伯特·马尔萨斯先生的文章此前未曾出版过，其他文章的资料来源在书后附录中给出。
尽管我的主要目的是为一些人物树碑立传，但在书中的第二部分，读者仍可看到一些有关历史和经济学学说进展的零散评论。通过一些细微之处似不经心的笔墨，我勾勒出了英格兰才智之士同心同德、一脉相承的特点。从洛克那本第一部现代英语著作《人类理解论》开始，这些智士就在其后的两个半世纪内铸造了人们的思想。我在下文中列出了乔治·维利尔斯爵士那些令人惊异的后裔。但这些才智之士的传承谱系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错、相互融合。让维利尔斯血缘去迷惑君主和群氓们吧；让它看似如此地主宰那些过去的世事变迁吧。这里还有来自洛克学派的自豪之情，精神上的传袭与血缘上的联系形成了这一英国人的链条，这也正是本书第二部分中那些名字所应归属的地方。这些人物即非最睿智的，也是最诚挚的；即非最优雅的，也是最具妙趣的；即非最富经验的，也是最具良知的；即非最具天赋的，也是在人类知识范围内成就卓著的。
J. M．凯恩斯
剑桥，皇家学院
1933年2月
第一篇 政治家素描
第一章 四人委员会，巴黎，1919年
在四人委员会中，克里孟梭无疑是最卓尔不群的一位，他对同僚们了如指掌，他自有见地，而且深谋远虑。在混乱不堪的环境下，他的年龄，他的性格，他的才智，还有他的相貌，都充分展示了他公正无私、态度鲜明的形象。人们无法轻视克里孟梭，也不可能厌恶他；只是，出于文明人士的天性，人们可能持有相异的观点，或者不同的看法。
克里孟梭的外表和举止，现在是公众所熟悉的。在四人委员会里，此君身穿黑色双幅厚布制成的考究的燕尾服，灰色羊皮手套裹着他的从不露出的双手，他的靴子是用厚实的黑皮做的，质量极佳，可是样式土气。令人诧异的是，他靴子前部有时不系带子，而是用扣环扣起来。在总统府的房间——四人委员会的例会即于此处举行（不同的是，他们在下面一个较狭小的房间召开私人秘密会议），他的座位是对着壁炉的一把锦缎方椅，正好处在一个半圆弧的中间位置上。西格纳·奥兰多坐在他的左首。总统挨着壁炉，首相则在克里孟梭对面壁炉的另一侧，位于克里孟梭右首。克里孟梭不带文件和公务包，也不携私人秘书，但有几位法国部长和官员陪在他身边，他们往往同眼下的特定事务有关。他的步履、他的手势以及他的嗓音，都显出精力匮乏的老者形象，尤其是在受过攻击之后，他自己很少讲话，而是由他的部长们、官员们就有关法国的问题作初始发言。他常常是闭着双眼，仰靠在椅子里，羊皮纸似的脸不露声色。简短的一句话－－或者是决策性的或者是嘲讽性的，一般就足够了。这句话可能是一个提问，也可能是一个被他的部长不小心遗漏的情况——这位部长的面子是不会被照顾的。
劳埃德·乔治在用英语发言之后，会在它被译为法语的间隙里，经过炉前地毯去总统那边，在私人交谈中来强化他的论点，或者脚搓地板以示妥协。总统的顾问们挤在他周围，一会儿之后，英国专家们凑过来，了解结果如何；接着，法国人驾到，惟恐别人正背着他们搞什么名堂；直到最后，他们两种语言的谈话声混成一片。克里孟梭，沉默地、冷淡地居于外围－－因为还未出现任何触及法国安全的问题，但却以一种讥讽的、近乎调皮的神气综观着这种场面，最后，当一切重归于寂静，人们各复其位时，会发现他已毫无踪影。
犹如佩里克莱对雅典的感觉一样，克里孟梭感到了法国独特的价值，如将其他一切国家看得无所谓，但他的政治理论是俾斯麦似的。他只有一个梦幻——法兰西；他也有一个非梦幻——人类，但至少不包括法国人和他的同僚们。他的和平原则可以被简单地表述如下。首先，就德国心理而言，他坚信，除了威迫之外，德国人是不懂妥协的，也不会妥协，他（指德国人——译者注）在谈判中没有丝毫的大度或悔恨，没有什么利益是他不想从你这里攫取的，为了利益他可以自贬身份，他谈不上什么荣誉之感、自尊之心或仁慈之情。因此，你永远不要同德国人谈判或和解；你必须命令他。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清楚克里孟梭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这些特点为德国人所独有。强权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关于战争或者战争的目标，没什么太新颖的东西可学；如同往日一样，英国摧毁了一个个贸易对手；德国之光荣同法国之光荣之间进行的尘世争斗，已经翻过了宏伟的一章。出于审慎，需要给予愚蠢的美国人和虚伪的英国人的“理想”以某种不实之惠；但是，认为在这世界上有容纳国际联盟的很大空间，或者任何关于自决原则（除非作为出于各自利益而安排势力均衡的天才方案）的想法，都是愚蠢的，因为这就是真实的世界。
然而，这些不过是原则而已。为了追寻克里孟梭的“和平”－－他认为对法国的势力和安全而言的必要的“和平”——的实际细节，我们必须溯回到贯穿他一生的历史性起因。在法德战争前，法国和德国的人口近乎相等；但是，德国的煤炭业、钢铁业和运输业尚处于幼年阶段，而法国在财富方面占有巨大优势。即使失去阿尔萨斯－洛林之后，在这两个国家的真实资源之间也没有很大差别。不过在干预时期，相对地位产生了彻底性的改变。至1914年，德国的人口几乎比法国多70％；她已变为世界上最早的制造与贸易国之一。她的技术技巧，她生产未来财富的方式方法，无可匹敌。另一方面，法国的人口却趋于停滞或减少，在财富及其生产能力上已严重落后。
这样，尽管法国在当前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这次胜利得益于英国和美国的帮助），但在一位认识到欧洲内战将是周期性的人看来，她未来的地位仍将是不确定的。根据这种观点，欧洲历史将是永恒的争夺战，法国虽然打赢了这个回合，可这个回合肯定不是最终的回合。基于这种看法——旧秩序并未根本改变，因为它根植于永恒不变的人类本性；基于随之产生的对国际联盟所代表的全部教义的怀疑态度，法国和克里孟梭的政策就显得合乎逻辑了。因为，在总统“十四点”那种思想模式所主张的宽容公平、平等相待的和平的基础上，只会产生出这样的结果：使德国的恢复期缩短，使她再一次凭人多势众和丰富的资源而对法国形成压力的那一天早日到来。所以，“担保”的必要性就产生了。所采取的每项担保，通过渐增的愤怒和随之而来的德国复仇的可能性，使更多的强制条款显得有必要了。这样，一旦这种世界观被接受而另一种世界观被抛弃，一种对迦太基式和平的需要就不可避免，并为实施它而需要最大限度的临时权力。因为，克里孟梭没有故作姿态地将自己限制于“十四点”，而往往将这类表面文章在必要时主要推给别人，以照顾总统的良心和面子。
这是一位老人的政策，他最鲜明的印象和最生动的想象系于往昔，而不是面向未来。他从法国和德国的角度看待问题，而不是由向新秩序奋斗的人类丈明和欧洲文明出发。这场战争，以某种同我们不同的方式震撼他的感觉，他既未预期也不希望我们处于一个新时代的门口。
然而凑巧的是，事情不仅是理想问题。迦太基式和平实际上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能的。产生这种想法的人，尽管对经济因素认识得很清楚，但忽视了将支配未来的更深层的经济趋势。时钟无法被拨回，不调整欧洲结构中的这些倾向，你就不可能使中欧回到1870年；释放突破边界和种族的这种人类的和精神的力量，将不仅摧毁你和你的“担保”，而且会击溃你的制度和你的社会的现存秩序。
这种政策是借助何种障眼法代替了“十四点”的？回答这些问题是很困难的，它取决于性格和心理因素，也取决于环境的微妙影响，而这些是难以探究、更难以描述的。然而，如果说单独某个人曾经发生影响的话，总统的溃败就是历史上决定性的教训之一，我必须设法来解释它。
1918年11月，福什的军队和威尔逊的言辞，使我们从正吞没一切希望的处境中突然解脱出来。无论作何预测，看起来局势都是有利的。胜利是如此彻底，以致在事情的解决中毫无担心和害怕的必要。敌军信任庄严的和约而扔下了武器，和约被视为和平的证书，其条款似乎将确保解决问题的公正和宽容，确保从破碎的生活中恢复过来的合理希望。为使这一保证更为确切可靠，总统亲自前来，在他的作品上加盖印章。
当威尔逊总统离开华盛顿时，他陶醉于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遍及全世界的威望和道义影响。他大胆而审慎的言辞传给欧洲人民，盖过和超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家的声音。敌方的人们相信他会贯彻他与他们的约定；协约国人民不仅把他当作一位胜利者，而且几乎把他当作一位先知来感激他。除这种道义影响之外，真实的权力也握在他手中。美国军队在人数和装备上具有优势，欧洲在食品供给上完全依赖美国；在财政上，她更是绝对地掌握在美国人手中。不仅欧洲对美国的付债超出了偿还能力，而且，只有再次实施巨额援助才能把她从饥饿和破产中拯救出来。
这种幻觉之破灭是如此彻底，以致一些最为相信的人几乎不敢谈起它。这会是真的吗？他们问那些从巴黎归来的人，条约真像它看起来那么糟糕吗？
然而，起因非常普通和合乎人性。总统不是英雄或者先知，他具有其他人的很多弱点；在会议上予与取、面对面的角逐中，他缺乏支配性的智慧武装，这种智慧武装对于对付那些复杂的、危险的诱惑者是有必要的。对这种游戏，他毫无经验。
的确，我们曾对总统抱有非常错误的看法。我们知道他孤独、冷漠，相信他非常坚定和倔强。我们没有把他描绘成不拘细节的人，但我们认为，他用以抓住确定的主要观念的清晰性，同他的坚定性相结合，使他能够扫清蛛网。除了这些品质，他还将具备客观性、修养和作为一位学者的广博知识。作为其著名声明之特征，语言上的精微辨别似乎标志着一位拥有高超、强大的想像力的人。他的肖像显示出优雅的面貌和命令的气度。凭借所有这些，随着增长着的权威，他到达并掌握了在一个政治家艺术未被忽略的国度中的首要位置。所有这些，似乎是解决目前事务所需要的各种品质的良好结合。
对威尔逊先生的第一印象将损害这些幻觉中的某一些，但非全部。不过，像奥德修斯一样，总统在就座时显得更有智慧；他的双手尽管有力和相当健壮，但不够敏感和灵巧。对总统的最初一瞥，不仅使人推测，无论他在别的方面会如何，他的气质主要不属于学者型；而且他甚至没有很多这个世界的那种文化气质——将他们这一阶层和这一代中的克里孟梭先生和鲍尔佛先生塑造成精致绅士的那种气质。然而，比这更为严重的是，他不仅在外部直觉方面对他的周围环境不敏感。这样一个人，哪有机会对抗劳埃德·乔治先生对迅速围在自己四周的每一个人的毫无差错的、几乎通灵般的敏锐感受力？请看这位英国首相，他注视着人群，用常人难以企及的六种或七种感觉，来判断个性、动机和潜意识冲动，辨察每个人正在想的、甚至每个人下一步将要说的；他将通灵般的直觉，同最适宜于其邻近听众之虚荣、软弱或自私心理的辩论或恳求融合起来；由此可以悟出，在那种集会上，这可怜的总统将陷入捉迷藏游戏。从未有一位步入会客室的人，比总统更绝妙、更注定地成为首相战果的牺牲品。无论如何，旧世界是险恶而顽固的；旧世界的铁石心肠，会硌钝这最勇敢的游侠骑士最锋利的刀刃。
但是，如果说总统不是哲人之王，那他又是什么呢？毕竟，他是曾在一所大学度过许多人生时光的一个人。他丝毫不是一个商人或一个普通平庸的党人政客，而是一位具有力量、个性和重要性的人。那么，他的气质如何呢？
线索一旦找到，就会使一切迎刃而解。总统就像一位不信国教的牧师，可能也像一位主教。他的思想和性格，基本上是宗教型的，而不是智慧型的；带有那种思想、感情和表达方式的所有力量和弱点。这种类型之庄严典范，如今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已不复存在了。虽然如此，这种描述将给予普通英国人以这位总统最清晰的印象。
脑际有了这幅图画，我们就可以回转到事件发生的实际过程。总统的世界蓝图，如他的谈话和声明所表达的那样，展现出如此令人敬慕的精神和目标，以致其拥护者们最终的期待是评论其细节——他们觉得，这些细节目前先空缺着是正确的，但将随着应有的程序被填上。人们普遍认为，在一个庞大的顾问团的帮助下，总统已经不仅为国际联盟，而且为“十四点”在实际的和平条约中的体现，考虑好了综合方案。但是，实际上总统什么也没考虑好；当需要付诸实际时，他的观点是含糊不清和残缺不全的。他没有什么计划，没有什么方案，没有什么建设性观点来将他曾在白宫雷鸣般发出的圣戒同活的肉体融合起来。针对每一条，他能够传播说教或向全能的神庄严祷告以填充计划的细节，但他不能把它实际运用于欧洲。
他非但没有详细的建议，而且在很多方面，或许不可避免地，他所掌握的关于欧洲局势的信息是错误的。并且，他不但掌握了错误的信息——劳埃德·乔治先生也是如此——而且他的头脑驽钝而不善适应。在欧洲人中间，总统的迟钝是显著的。他难以做到这些：在一分钟内弄懂别人在说什么；轻瞄一眼就掌握环境；设计一个通过背景的微妙变动来对付问题的回答；所以，他易于被劳埃德·乔治这样人的敏捷性、理解力和灵活感所击败。在会议室中的敏捷方面，几乎不曾发现有一位上层政治家比总统更难以胜任。假若通过作出某种你可以保住对手的面子的轻微的妥协姿态，或重申对他有益又无害于你自己基本利益的话而与之和解，实际胜利属于你的时刻就会经常来到。总统没有武装以这种简单而惯常的权变之术。他的头脑太迟钝、太呆板，难以为任何选择做好准备。总统能够固执己见，拒绝改变态度，就像他对菲乌梅所做的那样。可他没有别的抵御方式；作为一条规则，只须他的对手们稍微地灵活移动一下，就可以防止事情陷入摊牌地步，直到木已成舟。借助愉快的和一种和解的表象，总统就会被动摇立场，就会忘记他固执己见的时刻；当他想起自己身处何境时，已经晚矣。另外，在密切联系中的亲昵、虚伪的谈话中，不可能月复一月地任何时候都固执己见。仅仅对这样一个人而言，胜利才是可能的：对于总体形势，他总是拥有充分、生动的理解以保存他的火力，并确切知道作出决定性行动的珍贵的恰当时机。对此，总统是头脑迟钝和极为困惑不解的。
他不去寻求副手们的集体智慧的帮助，以纠正这些失误。为了条约的经济类条款，他在周围集合起了一群很能干的商界人士；但在公共事务上他们没有经验，关于欧洲（除了一个或两个例外）知道得像他一样少得可怜；并且只是当他为某个特定目的而可能需要他们时，他们才被不定期地召去。这样，在华盛顿时就已发现的冷漠被保持下来了，他本性的不正常的保守，不允许他身边的任何人矢志争取道义平等或持久的影响效果。他的全权代表只是傀儡，甚至被信任的豪斯上校——关于人类与欧洲拥有比总统多得多的知识——也随着时光流逝跌入幕后。总统自身性格所产生的与外界隔绝的状况，被他在四人委员会的同僚们所促进，通过十人委员会的解体而完成。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在他为获得成功而需要每一种关于资源、丰饶状况的描述、需要知识的极端困难的处境中，他听凭自己处于封闭、没有支持、没有建议和孤零零的状态，而人们比他敏锐得多。他听凭自己麻醉于他们制造的氛围，在他们的计划和数据的基础上进行讨论，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这些，与其他各种原因合起来，产生了下述形势。读者一定记得，这里扼要简述成几页文字的这一过程，是在五个月左右的时期中，缓缓地、渐渐地、悄悄地发生的。
由于总统想不出什么办法，会议一般是在法国或英国草案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如果草案在某个方面，变得同他自己的观点和目的完全不一致时，他只好采取一种顽固的阻挠、批评和否定态度。如果他遇到某些带有明显的慷慨性的观点（因为总有一类谁都不会重视的荒谬建议，作为安全的边缘带），对他来说不赞同别人是困难的。妥协折衷是不可避免的，在本质问题上永不妥协非常困难。此外，他很快被弄成似乎加入德国一方，并使自己公开置于“亲德”的莫须有的暗示下。
在十人委员会的早期日子里，展示过很多原则和尊严之后，他发现在他的法国、英国或意大利同僚的方案中有一些确定的非常重要的东西，对此他不能采用秘密外交的方式保证投降。那么，作为最后一着，他将如何行事呢？他可以通过纯粹固执的行为使会期无限期拖长。他可以使会谈破裂，怒冲冲地返回美国，使什么问题也得不到解决。或者，他可以超乎会议首脑们之上向全世界倾诉。这些，都是低劣的选择，对其中每一种，都有许多批驳的话可说。它们也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对一位政治家来说。总统在国会选举上的错误政策，已经削弱了他在本国的个人地位，而美国公众是否支持他采取不让步的政策，是一点也不确定的。它将意味着一场政治运动，在运动中，这些问题将被每种类型的个人的和党派的考虑所笼罩，谁也无法预测在一场胜负当然不取决于优点的斗争中，正确者就是获胜者。而巳，与其同僚们的任何公开破裂，必将使“反德”的盲目激情——一所有协约国公众，仍对此情绪激昂——压到自己头上。他们将不听他的争辩，他们将没有足够的冷静，将此事作为国际道义问题或欧洲的正确治理问题来对待。呼喊声将简单地成为：出自各种险恶、自利的原因，总统希望“放走匈奴人”。法国和英国新闻界的这种几乎异口同声的调子是可以预料的。因而，假如他将手套公然抛到地上，他可能被击败。如果他被击败，同他保持自己的声望、尽力在欧洲政治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争取好的结果相比，最终的和平会更糟糕吗？然而首要的是，如果他被击败，他不会丧失国际联盟吗？毕竟，这难道不是关系到世界未来幸福的最重要的事吗？条约将会被时间所改变和软化。其中，现在似乎如此重要的许多内容，将变得微不足道，无法实施的许多内容，将因故永不实施。可是联盟，即使在不完善的形式上，也是永久性的，它是政府新原则的最初开端。国际关系中的真理与公道，不可能在几个月内确立起来——它们必须通过联盟缓慢的孕期，依照适当程序诞生。克里孟梭使人们明显地看到，他将以极高的代价吞噬联盟。
当危机来临时，总统是一个孤独的人。在旧世界中的辛苦劳作，使他极大地获得了同情、道义拥护和群众的热情。但现在埋葬于和平会议中，窒息于巴黎闷热的牢狱般的气氛中，没有激情的震动、同情或鼓励从他在所有国家的沉默的选民那里传来。他感到，曾迎接他抵达巴黎的普遍燃烧的烈火已经黯淡下来了；巴黎公众公然嘲笑他；在他老家的政治对手，正趁他不在之机制造反对他的氛围；英国冷淡、尖刻，无动于衷。他对随从人员的态度，使他无法通过私人渠道，来获得公共渠道似乎已阻塞的忠诚与同情的水流。他需要补充集体忠诚之力，但它是缺乏的。德国恐怖仍然悬在我们头上，即使持同情态度的公众，也是非常谨慎的；绝不能鼓励敌人，必须支持我们的朋友，这不是争吵或煽动的时候，总统必须被人们确信在尽最大的努力。就是在这种干旱之中，对总统的忠诚之花枯萎了。
因而，这位总统撤回了下达给“乔治·华盛顿号”的命令；在怒火燃起的一刻，他曾经命令它做好准备以把他从虚伪的会议大厅送回到他权力的宝座，因为在那儿他能够重新恢复自我感觉。但是，他一采取折衷路线，我们曾指出的他性格和素质上的缺点就不幸暴露无遗了！他可以走阳关大道；他可以坚定不移；他可以从西奈或奥林匹斯签发表明；他可以在白宫或甚至在十人委员会里保持不易亲近的态度而平安无事。可是一旦他进了四人委员会的亲密的平等的氛围之中，显然游戏就结束了。
现在，我谈起过的他宗教的或长老会的性格，开始变得危险起来。既然已经决定了某些不可避免的让步，那他就可以借助坚定性、技巧和美国金融力量的运用，寻求保护他能够保持的实质性东西，即使以某些字面之义的牺牲作为代价。然而，总统自己没有能力达到此处所暗示的如此清楚的理解。他过于有责任心了。尽管现在妥协已是必要的，他仍然保持一副讲原则的人的样子。“十四点”的合同牢不可破地束缚了他。他不做任何有失高贵之事；他不做任何有欠公正有欠正确之事；他不做任何有悖于他伟大的、忠诚的声明的事情。这样，“十四点”在口头阐释上，没有任何减损，它们也就变成了虚饰，变成了对任何智力器官而言都是自欺欺人的文件。我敢说，在这一方面，总统的先祖们已这样做过了，他们认为，有必要采取的步骤应同摩西五经的每一个音节相一致。
总统对他的同僚们的态度，现在变为：我愿意竭尽全力帮助你们，希望能够同意你们的设想，可是，我不能做任何有失公正、正确之事；首要的是，你们必须向我表明，你们想干的事情未超出约束着我的声明中的话。然后，那诡辩的、虚伪的注释之网就开始编织了；终于，混合着不诚之丝，织成了整部条约的语言和框架。下面的话很适于描写全巴黎的女巫们：
公道即卑鄙，卑鄙即公道，
于浊雾中徘徊，在秽气中飘摇。
最狡猾的诡辩家们和最虚伪的起草者们，就是这样开始了工作；他们制造出不少巧妙的伎俩，对于比总统聪明的人，这些伎俩足以将他欺骗一个钟头以上。
这样，条约不说德属奥地利被禁止与德国统一，除非通过法国的离去（这将与自决原则相抵触）；而是通过起草人微妙的措辞，宣称“德国承认并严格尊重奥地利的独立，其边界可通过该国与主要的联合与联盟国家订立条约而确定；她同意这种独立是不可剥夺的，除非有国际联盟会议的认可。”听起来，这似乎迥然不同，然而非也。总统难道忘记了：条约另一部分指出，为此目的，联盟会议必须全体一致？
条约没有把丹斯克给予波兰，而将丹斯克规定为一个“自由”城市，却又把这个“自由”城市包括在波兰海关关境以内，授权波兰控制河流和铁路系统；并宣称，“波兰政府应承担该自由城市丹斯克的对外关系事宜，以及该城市公民在国外的外交保护。”
条约将德国河流系统置于外国控制之下，宣称使那些“天然地不止为一国提供入海口，提供或不提供船舶换乘的河流系统”国际化。
像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因总统之故，法国政策的诚实、清楚的企图——限制德国人口和削弱德国经济体系，借助令人敬畏的自由和国际平等的言辞获得了表达。
然而，在总统之道义地位同其头脑昏聩的分裂中，最具有决定性的一刻是：由于他的顾问们的怯懦，他最终使自己被说服，各协约国政府在抚恤金和各项津贴上的开支，应被公平地视为“德国陆海空侵略给联合与联盟国家的平民们带来的损害”，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他战争花费不能这样看待。这是一场漫长的宗教斗争，在拒绝了许多不同争辩之后，在作为诡辩家艺术杰作前，总统终于有条件地投降了。
工作终于完成了，总统的良心，未受丝毫触动。无论如何，我认为，他的性格，使他留给巴黎一位真正厚道人的印象；大概他至死也会真诚地确信；实际上，条约没有包含任何与其以往言论相抵触的东西。
可这工作做得过于彻底了，这个戏剧最后的悲剧性插曲即归功于此。布洛克道夫·兰茨的答复坚持这样的观点：德国已经在特定保证的基础上放下了她的武器，但条约在很多方面与这些保证相抵触。可这恰恰是总统无法承认的；在孤独思索的苦役中，在向上帝的虔诚祷告中，他没有做任何有失公正、有失正确之事；对总统来说，承认德国的答复具有说服力，就等于损害他的自尊，破坏他心灵的内在平衡；他倔强天性的每一种本能，都起来进行自我保护。对这一话题的讨论，是不可忍受的，每一种下意识的本能，都密谋着去阻止对这一话题的进一步探究。
如此一来，克里孟梭便将数月前似乎离奇和不可能的建议——即不听德国人的——推向了成功。只要总统不曾这样尽职尽责，只要他不曾对自己隐瞒他一直在做的事情，那么即使在最后一例，他还处于能够恢复已丧失的立场、获得一些很可观的胜利的位置。然而，总统被僵固了。他的双臂和双腿被外科大夫捆扎成特定姿态，它们必须被重新分离才能调整。令劳埃德·乔治先生－－在最后时刻，他盼望他敢于保持的全部中庸－－震惊的是，他无法在五天内说服总统，使他明白曾花在五个月时间向他证明的正义、正确的东西中的错误。使这位老长老会教友摆脱困惑，毕竟要比以前使他陷入困惑更难，因为前者关系到他的信仰与自尊。
因此，在最后一幕，总统立场坚定，拒绝妥协。
第二章 劳埃德·乔治先生：
一个片断
我本来希望在此处结束这一章。但是，读者会问，英国首相在最后结局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英国在最终责任上占多大分量？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不是非常确定的。至于第一个问题，谁来描绘这条能将扫帚柄缠住的变色蜥蜴呢？劳埃德·乔治这个人物尚未涂好底色，我并不渴望这项任务。
英国之自私的，或者如果你愿说的话，合法的利益，如现实所示，与“十四点”的冲突并不像法国与“十四点”的冲突那样重大。舰队的覆灭，海运权的剥夺，殖民地的放弃，美索不达米亚的宗主权——这里没有很多总统所渴求的东西，即使从其公开声明的角度看；尤其是当英格兰——其外交的温和性一如既往，未如法国人头脑的逻辑强硬所阻碍——愿向可能被要求的任何事情让步时，英国自身对德国舰队没有欲望，德国舰队的覆灭是裁军的一个步骤。海运权的剥夺，作为对非法的潜水艇战役——这曾是美国参战的明确理由——的补偿，是停战前形势下的一种特别措施。对于殖民地和美索不达米亚，英国不要求任何排他性的最高权力，它们有国际联盟的托管权原则的规定。
因而，当英国代表团启程前往巴黎时，英美谈判者之间似乎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地平线上只有两朵乌云——所谓的海洋自由，以及抵押于赔款的首相选举。令人们普遍感到惊讶的是，第一点从未被总统提出来；这种缄默，大概是他认为因英国在其他更重大事务上的合作，而应该明智地付出代价；第二点比较重要。
合作，因此被赋予了可能性；它在实践中也得到了相当的实现。英、美代表团的成员们，以兄弟般的感情和相互尊重的纽带联合起来，为一种诚实交易政策和宽宏的仁爱，忠诚地工作在一起、站在一起。同样，首相也很快使自己成为总统的朋友和对抗拉丁人声称的会心与国际理想主义之缺乏的强有力的联盟。这两位强大的独裁者的联合势力，那时为什么没给我们带来好的和平呢？
应更多地从演出炉前地毯上之悲剧与喜剧的心灵与个性的那些亲密运作中，而不是从凭空推测的政治家的帝国野心或哲学中，来寻找答案。总统、老虎和威尔士女巫一块被关闭在一个房间里达六个月，条约就是由此产生出来的东西。是的，威尔士女巫——因为英国首相对这个三角阴谋施加了女性成分。我曾称威尔逊先生为不信国教的非正统牧师。让读者把劳埃德·乔治先生描绘成一位倾国倾城的娇姬吧！这个世界中的一位老人，加上一位妖姬和一位非正统牧师———这些，就是我们剧中的人物。虽然这位女士有时候很虔诚，但还是难以期望那十四戒律会完好无损地出现。
当扫帚柄驰过巴黎昏暗的天空时，我必须努力使它现出原形。
劳埃德·乔治先生在巴黎会议上的克尽职守，对一切公仆来说都是一个榜样。他不偷闲，不享乐，没有什么作为英国首相及发言人的生活与工作便利。他的劳动量是巨大的；他将精神与精力的巨大储备，毫不吝啬地耗费于他已着手去接的艰难任务上。他对国际联盟的拥护是真诚的；他对于在德国东部边疆地区公正实施自决原则的支持，是无私的。他没有强加以迦太基式和平的愿望。他对战争的痛恨是真实的；在波兰战争期间，支配他的反战主义倾向和激进理想主义，是他人格整体中一个非伪装的部分。本来，他应当更用心地在下议院前保卫好和平，而不应当在实际上使它们倒退。
可是，在巴黎提供的这样一种性格与方法的考试中，首相的良好天性，他的勤奋，他用之不竭的神经活力，却是无益的。在那火炉旁边，需要的是别的素质－－深深根植于永恒原则的政策，不屈不挠，强烈的义愤，诚实，忠诚的领导。假如劳埃德·乔治先生没有良好的素质，没有魅力，没有魔力，那他将不会是危险的。如果他不是海妖，我们就无须害怕漩涡。
然而，对他运用普通标准是不相宜的。我如何向不认识他的读者，传达关于我们时代的这位非凡人物，这个海妖，这位山羊脚的游吟诗人，这位来自克尔特古迹的森林——常受梦魇侵扰的神秘而迷人的森林－－拜访我们时代的“半人”的任何公正印象？在他圈子里的人们，注意到了他极端的不负责任，超脱或远离我们萨克森优点与邪恶的存在——混合以奸诈、不知懊悔和热衷权力；这，赋予这位北欧民间传说中迷人的巨术师以魔力、迷醉和恐怖。驾着三桅帆船“乔治·华盛顿号”，威尔逊王子自西方而来，踏入魔力醉人的巴黎城堡，准备将拥有永恒青春与美丽的少女欧罗巴——他的母亲和新娘的合一——从束缚与压迫以及一个永恒的诅咒中解放出来；在城堡里，面孔有如黄羊皮纸的国王，已100万岁高龄，一位弹奏竖琴的销魂女郎陪伴着他，唱出媚人的调子。只要这位王子能够解除蔓延到他身上的麻痹，并能画着十字向天国求救，那么伴随着雷霆震响和玻璃碎裂，这座城堡将逐渐隐去，魔术师将消逝无踪，欧罗巴就会倾入他的怀抱。可是，在这个民间传说中，半个世界的力量取得了胜利，人的灵魂臣服于地灵。
劳埃德·乔治扎根于虚无；他空虚而无餍足；他是一件工具，同时又是一位演员——在同伴们之前表演，而也被他们要戏；他是一个三棱镜，就像我曾听他描述过的那样，聚集光又扭曲光；当光从许多角度同时进来时，它最为光辉灿烂；一个剥削者和掮客的合一。
英国战争的主要目标（除赔款外，如果它是其中之一的话），已在会议最早的几个阶段中解决了。那时，克里孟梭因为在保护法国的主要要求方面表现迟缓，遭到了批评。但情况表明，他不加快步伐是正确的。法国的要求，如我已指出的那样，同英国的要求相比，极有可能引发更大争论；在将会议宣言推向更严峻的考验之前，基本的问题是，要使英国深深卷入自我利益的纠纷中。英国的要求，在正宴之前提供了一盘绝好的开胃小菜，使总统的敏锐味觉能适应即将到来的更浓烈的滋味。一旦首相显得对法国的要求反应太苛刻，这种程序安排就使他公开处于受指责的境地：他已首先获得了他自己想要的任何可想象的东西，而他现在出于个性的奸诈，准备抛弃对法国的承诺。在巴黎的氛围中，这似乎是比实际情况严重得多的讥笑。但是，在三种特殊的背景下，它通过对首相的影响而获得了真实力量。在两个方面，首相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无法摆脱地处于克里孟梭一方。假如总统不屈不挠的决心完好无损，劳埃德·乔治先生就不可能期望在这些事情上随心所欲；所以，为了逐渐制服这种不屈不挠的决心，他几乎同样地对克里孟梭感兴趣。
因此，假如他坚定地、实际地立足于总统一方，那么，就需要一种充满勇气和忠诚的行动；这只能以根本的信仰和原则为基础。可是劳埃德·乔治先生在这方面一贫如洗，政治考虑指向了一条中间道路。
因此，读者将会理解劳埃德·乔治先生如何开始占据一种表面上的中间位置，向克里孟梭解释总统、向总统解释克里孟梭；以及劝诱周围每一个人如何成为了他的角色。对于这种任务，他真是太适合太适合了；然而，对付总统，比对付克里孟梭要更适合得多。克里孟梭简直太善于冷嘲热讽了，无疑太老于世故了，实在是太有教养了，以致凭他的年纪不会被来自威尔士的这位女士的魔力所欺骗。但对总统来说，被这样一位专家所支配，是一种美妙的近乎欢乐的体验。劳埃德·乔治先生迅速将自己装扮成总统唯一的真正朋友。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位处于中间位置的劳埃德·乔治先生；但他对于总统，比对于克里孟梭更为动摇不定。现在，让读者的思绪重新回到那个隐喻吧！这位首相对杉树的无法治愈的爱；他放弃此物以换取荫影的甘愿之心；当月复一月拖延不决时，他对了结此事以返回英国产生的强烈愿望。
即便如此，观察者直到这件事情结束，也从未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真理：首相较好的直觉和较真实的判断，或许曾经占据上风——他心中明白，这种和平会使他难堪，它可能会毁灭欧洲。可是，他已经给自己掘好了坑，如此之深以致他无力跳出来了；他被自己的辛劳俘获了，被自己的方法打败了。此外，在其命运的巨大危机之时，低级本能占据上风，这是他的内在存在以及他同地球上的巨神和无灵魂幻影的亲缘关系的一种特点。
这些人，就是巴黎的名人——我暂且不提其他国家的或较为次要的人们－－克里孟梭，从审美角度看，最高贵的人；总统，从道德角度看，最可佩的人；劳埃德·乔治，从智慧角度看，最灵巧的人。从他们的不相匹配和弱点中，条约诞生了；这个婴儿禀承了每位亲长最无价值的属性，不高贵、非道德、无智慧。
第三章 三人委员会的一次会议
1919年4月29日，巴黎
4月底，威尔逊总统和意大利代表团之间的关于菲乌梅的辩论，达到高潮。部分地出自家乡舆论之故，部分地作为对总统施加压力，使之态度缓和一些的有策划的虚张声势，意大利代表团撤离巴黎，并声称：他们将不再进一步参与这个会议进程，直到总统愿意对他们重大的国家利益更加尊重为止。这件事对会议的影响效果，惊人地微弱。意大利的恫吓受到了责骂。会议完全照常进行；现在少了一个盟国，这种状态稍稍加速了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但意大利人的离去，产生了一种具有某些重要性的间接影响。它使比利时人的态度变得僵化了。因为，比利时人如此算计：尽管会议能够镇定自若地承受一位参加者的离席，但失去两位参加者，却将是真正严重的事情，将会损及在外部世界心目中的声誉。因而，在于意大利恫吓之上的比利时恫吓，或许能比前者获得更多得可观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因而，比利时代表团选准这个时机，紧锣密鼓地抱怨说，他们被四人委员会（现在减为三人委员会）不恰当地忽视了——这部分地是正确的。他们想借此机会，抬高和极大地彻底改变他们的身价。他们还有更多的优势：虽然他们同其他欧洲代表团极为不和，但他们深受——他们认为如此——美国人的欢迎。在那里，有亲笔记录的胡佛先生为他们的事情辩护；对总统来说，他们是“一群小人物”，因而宜于纳为宠物；并且，首要之处是，既然比利时的要求同美国无任何关系，这儿就有了一种机会，可以使美国人以他国人民的代价，实践他们强烈的利他主义嗜好。
这就是那种氛围——在此氛围中，1919年4月29日的三个委员会会议，因听到比利时人的委屈而搁置。委员会听到了比利时人对赔偿支付之优先权的要求；还听到了他们进一步的要求；根据他们的情形，德国应该对全部“战争费用”承担责任，而不是仅仅承担补偿之责，其理由是，入侵比利时是破坏国际法的突破口，总统“十四点”之类的要求限制了赔偿的一般范围，不适用于他们。
汉基上校——委员会秘书，据我的记忆，那一天不在场，担负秘书之职编写正式备忘录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下面的内容，以当时同时作的一些非正式记录为基础。
三个人，无一例外地，都处于一种盛怒状态。他们已经被意大利的恫吓所困扰，现在又被比利时的恫吓加倍困挠着。他们也被惹烦了。因为，在外交中存在着利益；比利时人可能打算在听众中说的话，并非对任何人都仅有微弱的利害关系。对于所谓比利时的重大牺牲和英勇忠诚之类的华丽辞藻，他们真是太熟悉了。
然而对M．海曼、范·德·赫维尔和M．范·德·维尔德来说，这是他们外出的日子，他们都不想使他们的固定发言被延迟。这一场景，正像我曾在别处描写过的那样。总统坐在壁炉较远一侧的沙发上，然后是比利时人；中间是克里孟梭；总统的对面，是劳埃德·乔治先生，我跟一两名别的秘书坐在他旁边和后面的低椅上。M．海曼以读一些信件为开端，开始提出比利时问题，对此无人理睬。克里孟梭煞有介事地闭着双目，将双手叠放在肚子上，以使自己镇静。总统坐在沙发一侧，浏览着一张报纸。唯有劳埃德·乔治先生显出参加议程的模样，但也仅仅是对他身边的我们这些人悄声低语，以维持一簇批评之火焰；他的低语大意是说，M．海曼正处于最佳形象，他在外交方面是一个老式的装腔作势者，正试图进行敲诈。然后是范·德·赫维尔先生以一种说谎似的声音发言，这使英国首相感到非常有趣。劳埃德·乔治先生补充说，无论如何，范·德·赫维尔先生是极其孤芳自赏的。
第三位是社会学家，M．范·德·维尔德。在开始发言后不久，他说的什么话惊醒了克里孟梭先生；在三人中，克里孟梭第一个开始在议程中发挥作用。可是，他几乎刚刚张嘴说话，被他中途打断的M．范·德·维尔德又不识时务地阐述起来，这位老绅士显出耍脾气孩童的脸色，耸着肩膀气急败坏地说，——“那好”，他说，“你如果不愿听我必须说的话，我就没必要说了。” M．范·德·维尔德继续发言，同其他人相比，他更称得上是演说家。劳埃德·乔治先生指出，这家伙确实很不简单，可同与比利时的战斗相比，他对比利时的权利讲得太多。实际上，比利时人丝毫没有战斗，他们拒绝战斗。然而如今，他们企图恃强凌弱。劳埃德·乔治先生无法容忍被欺凌。同澳大利亚相比，比利时有多少人曾浴血沙场呢？
这些准备好的发言，此时结束了。总统撂下他的报纸，提醒大家：他的良心无法应允比利时对战争费用提出要求，这将同“十四点”相抵触。
现在，比利时人带着一些官员撤出去了，看他们是否能起草一份实际议案。会议间歇被一份电报的到来占据了，这份电报提供了西格纳·奥兰多抵达罗马时对公众的讲话。当奥兰多谈及他与威尔逊总统达成一项安排时，——“你可以打赌他做过，”总统评论道。当奥兰多的意大利式夸张升至更高级别时，“看哪！”克里孟梭用一种惊异的声音喊道，一面指着他面前精致的壁炉台上雕刻的特米尼，“这些像已失去耐心听奥兰多的鼓噪”。
最后，克里孟梭先生询问比利时人是否已经跑了，从而使关于奥兰多的话题就此结束。克里孟梭说，他将杀死M．海曼，因为他的糟糕的举止、糟糕的法语和糟糕的外交手腕；并劝每个人也都这么做。这时，M．海曼回来了，拒绝承认这期间已同官员们的妥协，并作进一步发言，大体意思是说比利时坚持其要求。“混蛋！混蛋！”克里孟梭先生嚷道。劳埃德·乔治先生感觉出，摆出狂怒面孔的时刻已经到来。“M．海曼是建议制造一种分裂的和平吗？”——他用一种恐吓的语调问道。M．海曼吃了一惊，威尔逊总统对他建议，最好花5分钟时间好好想一想。美国人方面的这种尖锐，对比利时人是一个很大障碍；——它超乎我在一开始提到的那种算计之外，并且——的确——也超乎最终所发生的事情。
M．克劳茨企图乘混乱之机，填塞将有利于法国的各种内容。这引起了劳埃德·乔治先生的异议，导致了房间中央的大骚乱。最后，劳埃德·乔治先生迈着怒气冲冲的步伐离开会议，声言他寸步不让，于是会议结束。当聚会解散，我们出来走向汽车时，我觉得臂上被克里孟梭先生捏了一下，只见他愉快地咧嘴而笑，又一次喃喃低语道——“比利时的混蛋们……”
我相信备忘录记入了这一内容，比利时对协约国的债务应被解除，这笔债务应添入德国人的义务之中。不过，最终解决方案的其余部分——通过它，比利时人最终真的优先得到了他们的1亿英镑。
霍斯角，1925年4月15日
几天前，我使劳埃德·乔治先生忆起了这一事件。它使他的记忆转回到克里孟梭先生同M．海曼之间的另一个小插曲。一天，这位年迈的老虎把它亲切的手爪搭在M．海曼的肩头——“M．海曼，你是否想为你的国家，”他说，“做出非常伟大的贡献？”这位老外交家自豪地挺起腰板——“克里孟梭先生，为了我的国家，我可以赴汤蹈火。”“那好，”老虎咆哮道，“去自杀吧。”“是的，”劳埃德·乔治先生补充道，“当克里孟梭伸出手臂拥抱一个人时，这总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你的格拉德斯通如何？’有一天他对我说，‘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回答说；站在旁边的博纳·劳插言道，‘他是个很了不起的骗子’。克里孟梭伸出胳膊搂住我的脖子——‘一切伟大人物都是伟大的骗子。’”
1925年6月20日
第四章 安德鲁·博纳·劳
博纳·劳先生的下台是一个重大的不幸，对他的政敌们来说，这种不幸并不比对他自己的拥护者而言更差。我们将很难再找到另一个如此没有偏见的保守党领导人。博纳·劳先生首先不是别的，而一向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党员；他为党殚精竭虑，并且在每一次危机时都挺身而出、临危受命。在两个关键性问题，即关税改革和支持阿尔斯特方面，他采纳了党的极端观点。可是真实情况是，他几乎没有丝毫的保守党的原则。这位来自加拿大的基督教长老会会员，对于昔日的传统和象征，没有充满想象的敬畏之心，没有对既得利益的特殊关照，没有对上流阶级、城市、军队或教会的任何依附。他总是根据每一个问题本身性质之好坏来加以看待。
博纳·劳先生的保守主义，不是基于教条、成见或维护英国生活之特定方面的一种激情。博纳·劳先生在论战——既包括私人交谈，也包括公开辩论中的高超技巧，不仅归因于他思维的敏锐和记忆的持久——这给所有观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也归因于他将争论限于真正属于正题和能确切预见超前步骤的实践。在论辩中，博纳·劳先生难以被回击，是由于他几乎总能给出聪明绝顶的答案。假设棋盘上可见的棋子构成了争论的整个前提；做遥远预见的任何企图，都因假想性太强、困难性太大而毫不值得，那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博纳·劳先生：他正在排除一切思想杂念地玩着辩论游戏，除了在那特定对局中走出正确的招数之外，有时候，他正如同别的政客一样狡诈；像他有一次曾指出的，他绝不像看起来那样简单。在任何既定场合，由他来毫无保留地表述他的整个思想内容，比由其他人来表述要容易得多。博纳·劳的对手，总会发现在同博纳·劳先生争论时，自己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他的镇静、他的推理能力，使他能将任何从相反态度看来是歇斯底里或过分夸张的东西，变为牢固的信仰。
在那些为这个国家而战的人们中，没有任何人的头脑在对事物表面的反应方面比他更敏捷；没有人能比他更迅速地获得必要的资料，并在会议前短暂而紧急的时刻将迫在眉睫的问题理出头绪；没有人能从与该问题有关的经验教训中记取这么多。然而，这种理解上的敏捷——不仅是关于事实和争论的，而且是关于个人及其素质的。那些大约四年前参加三一节纪念会的人，记得那次宴会后对大学生们所作的迷人的短暂演讲；在那次演讲中，他蔑视一所大学所代表的一切。博纳·劳先生一向喜欢将自己看成一位坦率的商界人士，认为凭自己对市场而非长期趋势的判断，如果选择工商业的话，肯定已经赚了一大笔钱。他认为自己能正确把握短期的重大变化，能凭借冷静的头脑和一位一流工商业巨子的有限目标而支配战争、帝国与革命。这是贯穿于他战时和战后政策的一个特点。例如，他认为，防止法国进入鲁尔，是一个几乎没有希望的提议，但这样做的后果尽管很糟，却未必像一些人所预料的那么糟。
博纳·劳先生对成功的过度崇拜，是值得注意的。他崇拜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对于被别人所使用而达到成功的方法，他不太容易感到震惊。从前他对劳埃德·乔治先生的极度崇拜，主要是基于他的成功；随着劳埃德·乔治先生成功的衰减，他的崇拜也成相应地衰减了。
谦逊、优雅、无私的态度，使他赢得了所有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的爱戴。然而，公众的感觉大概取决于他们对关于他的一件更重大、更关键的事情的理解，而不是取决于这些简单的品质。他们觉得，他是一位伟大的公仆，他严肃的、忠于职守的生活是为他们服务的，而不是为自己。有很多政客，太沉醉于战争的隆隆炮声和刀光剑影，他们欣赏着他们的地位和职业，捧着这些甜蜜的开心果，仅仅是为了自我娱悦而已。
1923年5月
第五章 赫伯特·阿斯奎思
那些仅仅在洛德·奥克斯福德后期生涯中认识他的人，一定会发现自己很难相信有关他30年或更多年头之前的形象或名声的报道。才干和沉默寡言，是会被认可的；但某些容易惹起麻烦的特征，这位来自贝列尔学院的雄心勃勃的律师，在战时和战后岁月里，他看起来就是首相的角色，自格拉德斯通先生以来尚无人如此，他慈祥的表情和使人肃然起敬的威严，在后来的岁月中，可以很容易地被察觉到。
除却对别人的无情和对自己的麻木之外，洛德·奥克斯福德拥有一位伟大政治家所具备的绝大部分天赋。人们可能想知道，在当代条件下，像他这样敏感的人，是否还会有足够的活力使自己暴露于公共生活之中。洛德·奥克斯福德通过缄默以及对于反击或抱怨的克制，来保护他的敏感性，他拒绝帮助，拒绝利用为金钱而奔走的新闻界。他可以当一个国家或政党的领导人；他甘愿为保护一位朋友或一位同僚而奔走；但是，他不屑于保护自己，甚至到了几乎难以适应生活的程度。然而大概正是这种为人、这种性格，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为地塑造出高尚的形象、和蔼而镇定的风度，以及优雅而粗犷的面孔；那些在他离开政府之后才认识他的人，将把这些当作他的特征而牢记。
此时谈论他的品质，是很自然的。在他生涯的结束阶段，从他为国家提供的建设性服务来看，这个阶段极少或者说没有增添什么贡献，可是大大增添了世人对他本人之个性的印象。不过，将他推向国家重要机构的，当然是他的智慧力量和勤奋。洛德·奥克斯福德的智慧，把理解的敏捷、头脑的清醒。判断的敏锐、丰富而准确的记忆和辨别、对偏见和错觉的超脱，同独特性与创造力结合在一起。我不能断言，这种对独创性的需要是形成成功个性的最必要的成分之一。他的头脑，是为了对付外部世界之既定事实的目的而建造的；它是一座工厂或者说一台机器，而不是一个矿区或者说一片涌泉之地。洛德·奥克斯福德没有会将他引入迷途的智力幻想，没有会将他双足提离地面的自我奋斗的气球。倾听和判断就是他的事务；他所占据的职位——内务大臣、财政大臣、首相－－是那种最好被职业政客所占据的职位。对他来讲，透彻理解他人的意图，只需要寥寥数语和极少的时间；他能毫无偏见和熟练地在这些事务上运用适宜的知识和经验。
他的性格天然就是保守的，再添上一点愚笨和少许偏见，他就会在政治上也显得保守的了。回顾战前八年的自由党立法，可以非常奇怪地看出，它是何等丰富然而又何等有选择性，它在总体上多么完整地形成了各种事件的准绳。我们应当归功于洛德·奥克斯福德的，不是对那种计划的任何部分的发明，而是选择和执行它的智慧。在关于如何处理战争——它在1916年底首届联合政府垮台时达到顶点，我那时候相信，现在也是如此，他基本上是正确的。
极少有人在其一生中，完成过比洛德·奥克斯福德更多的艰难工作。他能以学者的敏捷，对付印刷或书写事务。他从不屈服于速记这种现代灾祸以及它所造成的冗长。洛德·奥克斯福德属于伟大人们的族系，我祈祷他们永续不绝，他们能够提起笔亲手以简短笔记的方式做那些必要的事情。洛德·奥克斯福德的缺点，与其工作相联系，大概存在于：在工作被临时推开后，他情愿将注意力由此分开；当工作日的事务完成后，就不再把它装在脑子里、挂在嘴边上。有时候，这无疑是力量的源泉，但某些时候也是弱点的发源地。这种思想习惯，也能为各种借口提供便利，特别是关于私人事务的借口。内阁运转所必需的、对忠诚的朋友们和不太忠诚的对手们之类人的纪律和严格的苛刻，对他来讲，是非常令人不快的。
所以，当酝酿中的重大事情是纯政治性的、丝毫不带私人性时，当他身后的那位支持者和副手与他同心同德，仅在激励程度上存在差别时，洛德·奥克斯福德处于最佳的、最幸福的状态。在这种场合，他能够运用所有那些在重大政治集会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并直接踏上智慧之途。为自由贸易而战、为国会法案而战，战争开局之年提供了这类机会；这个时候，阿斯奎思先生能够作为一位领导人站起来，思想充满力量，精神镇定自若。
应当被记住的一点是，洛德·奥克斯福德热爱学习，他是一位真正的读者；他能以爱心对待图书馆中的书籍。当古典的和文学的嗜好——他在这方面的资质，曾使他在人生阶梯上迈出了最初的一步——不再有用时，并未被他丢弃。我想，他之所以比较喜爱这些东西，正如他喜欢宪法的和政治的重大论战一样，是因为它们同个人事务的污泥搀合不多。
除了在独特的家庭环境中，那些与洛德·奥克斯福德亲密相知的人不会想起他。他是那灿烂圆环旋转围绕的坚实中心——最欢乐、最光明的天地的核心，现代英格兰最慷慨而最简朴的殷勤主人。无与伦比的女舞伴与他面对，智慧、丰富、直率和所有那些最粗鲁、最厚颜的东西绕着他飞翔；置身于如此充足的辉煌中，洛德·奥克斯福德喜欢表现得最为迟钝和沉闷，以使自己放松，欣赏这理性和非理性之流；他摸着下巴，耸着肩膀，真是一位睿智而宽容的仲裁人。
1928年2月
第六章 埃德温·蒙塔古
我读过的绝大多数报纸报道，对埃德温·蒙塔古的人格写得太少了。他属于这类人中的一员，他们承受着剧烈的情绪波动，迅速地经过鲁莽的勇敢和自我辩护而到达可悲的惊恐与沮丧——他们总是把生活和自己的角色搞得戏剧化；他们看待自己以及自己的本性时，不是从最有利的视角，就是从最不利的视角，却很少持一种冷静和稳定的观点。在某个时刻，他会是东方的帝王，骑着一头大象，穿着华丽的衣饰；可是下个时刻，他又成了路边的乞丐，将富丽与光荣插入肮脏的灰尘之中。
他是一位东方人，却赋有智慧技巧；西方气氛自然地将他拉进了印度政治问题，并容许在他和它的人民之间存在一种本能的彼此同情。但他感兴趣的是所有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政治的个人方面；他是一位最热忱的政治家。几乎别的任何事情都使他厌烦。一些传记作者曾猜想他实际上是位科学家，因为从本性上看，他有时能从这种演员似的职业中找到消遣。其他的人，根据他的出身来判断，设想他天然地是一位资本家。这也是远离真实的。
当然，劳埃德·乔治是他政治生涯毁灭的原因，他无法离开那支明亮的蜡烛，但这可怜的飞蛾知道，火焰将烧着其翅膀。就是从他的口中，我，还有其他很多人，曾听到有关那位（在其主要方面）讨厌鬼的最辉煌、最真实、最机智的描述。但同时，在这场景后面，蒙塔古的舌头是主宰；他的弱点，使他在实践中成为自然而然的工具和牺牲品；这是因为，在所有人当中，他是最易于利用并抛在一边的人之一。
我从未了解到像他那样雄心壮志的男人中，有比埃德温·蒙塔古更沉溺于闲聊的。或许，这就是他无法忍受处于局外的主要原因。在部长和官员们的公务大厅里，他是一位闲聊客。他的乐趣是，在内阁里争论国家事务，然后出来向一个小群体提供一首借助于模仿的、美妙的揭露性讽刺诗——关于每一位大人物，包括他自己，说过的话。但是，当他能将闲谈推至亲密气氛时，他更为欢喜。他总是带着一种强烈的渴望，渴望表白自己甚至暴露自己，以从他的知己那里挤出一点——可能是勉强的－－亲爱之情。
1924年11月
第七章 阿瑟·鲍尔佛
鲍尔佛伯爵暮年辞世，使皇家经济学会失去了那些非凡政治家中的最后一位，40年前我们创立学会之时，他们是最早的副会长；不过，在我们最初的委员会成员中，有不少于6位的成员如今仍在为学会服务。
阿瑟·詹姆斯·鲍尔佛大概比任何人的天赋都高，他曾是现代大不列颠的首相，在我们的团体中担任高级职务。他初次接触这个主题，是在剑桥的大学时代，作为他内兄亨利·西奇威克的学生和朋友时。他在下议院的首次演讲，主题是关于复本位制。他的《关于狭隘自由贸易的经济评论》，无疑是一位首相曾向其内阁所散发的最具“学术性”的文件。
他对上一代的两次经济大论战——复本位制论战和关税改革论战，在这两次论战中他都承担最重要的角色，很好地显示出他最显著的智力特征，表现出结合着谨慎和平衡的保守主义的非凡的开放性头脑。除那些太“热情洋溢”、太草率以致无法将观念化为行动的人之外，在英格兰的智力世界里，没有任何人比这位最博闻的、出色辩证的、开放思维的保守人士，更能凭魅力与完美而引人注目；他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保持了完美的均衡。
自然，首先要谈及他无畏的政策飞跃。对于鲍尔佛先生1892年10月27日在曼彻斯特的演讲，《经济学杂志》当时评论为，“标志着英国货币讨论史的新纪元。”他对金本位制在其90年代早期运作形式上的拒绝是无条件的。“你们实际拥有的这种交易工具，”他说（意指金单金属主义），“是一种坏工具，出于你们的赞同，我向你们提供一种工具，它如果不是完善的，也是在所有情况下可行的，同你们用任何其他我所了解的方法可能会得到的任何工具相比，它更好。”如今，从任何在国会中领导着自己的党的政治家那里，都不容易找到同等的勇敢——像鲍尔佛1892年具有的那样。
《关于狭隘自由贸易的经济评论》，是一位在任首相曾经发表的最杰出的、科学的意见之一。它写得很出色，值得反复读。我想，今天的经济学家们将以怀疑、犹豫、模糊的感觉来对待鲍尔佛的著作，L.L.普赖斯先生，在《经济杂志》（第13卷，第567页）上回顾这个小册子，评论说这本小册子出版次日，一种鲁莽的批评（A．C．庇古先生在写给《时代》的信中）宣称，鲍尔佛先生只不过表述了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在这种抽象形式上都会赞同的提议，在某些论点上他们还会比他走得更远；但是，他补充说，首相尚未作出努力来将这些未受异议的、无可置疑的、假定的推理，带入与当今英国环境的实际事实的联系中；这种联系在判明一项实际政策时是需要的，但这样一种企图注定要失败。
今天，在重读这个小册子时，这种感觉并不太明显。但谈及大不列颠情形的事实，就如后来的事件所证实的，人们一定因作者的预见和灵敏而产生一种尊敬之情。在剑桥的马歇尔图书馆，可以找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评论》复制件，上面用铅笔在空白边缘处作了很多评论。请看看鲍尔佛的句子，“我们现在必须接受这种事实：我们的商业竞争者中最先进的那些人，如今不仅是贸易保护主义者，而且从动态角度看将继续保持如此。”马歇尔的评论是，“不一定”——在此人们再次感觉到，这位政治家对于商业与工业政策此后进程的预见，已被证明为更加正确。
我们已经失去了阿瑟·鲍尔佛，他是这个时代的最伟大的增光者之一，他是一位处在科学、艺术和正确学识的高级位置的可靠朋友，大学及其所代表之事物的热爱者，一个在任何礼貌或鉴赏场合都敏锐、雅致的人。
第八章 温斯顿·丘吉尔
一、战时的丘吉尔先生
这部光辉著作并非是对史实的叙述。它是系列的插曲、连续的鸟瞰；设计它，是为了照亮这一伟大角逐的特定侧面，证实作者关于现代战争行为——带着广阔的战略观点。这种构思有极大的好处。丘吉尔先生告诉了我们很多极其有趣的细节，这些细节我们大多数人以前是不知道的；但是他没有在细节中迷失自我。他从战略角度，看待关于战争行为的高层思想的基本问题。如大多数有价值的书一样，这部书为一种目的而写。他不像那些沉闷作家一样假装空洞的中立；在那些作家的头脑中，最伟大、最令人激动的历史事件不会不产生任何清晰的印象之痕而逝去。丘吉尔先生的著作，大概包含着最敏锐、最凝炼的智慧——他凭借对内幕事实和事件主要发动者内在思想的了解，自始至终近距离地看到了这场战争。关于真理与错误存在于何处，他得出了清楚的结论——不仅仅是借助于以后发生的事件。在这里，他以修辞的、但不过分华丽的语言，把这些告诉了我们。这自然意味着，有关他离得最切近的地方，他告诉我们的最多；有关他认为自己最明智的地方，他提出的批评最多。但在这样做时，他试图避免不适当的自我吹嘘。他不追求报复，不展示敌意。即使是舰队司令们和将军们——他的分析的牺牲品，也没有被太深地追究。阿斯奎思先生、劳埃德·乔治先生、鲍尔佛先生、博纳·劳先生、爱德华·卡森爵士——他公正友好地谈及他们，承认他们的一些品质，不去打击那些因他们处在同一战壕而的确提供过服务的人。丘吉尔先生比狄斯雷利以来的任何政治家写得都出色。这部书，无论它的成见对错与否，都将提高他的声誉。
丘吉尔先生的主要论点，等于这样一种看法：从总的方面看，在每个国家，职业军人、“黄铜帽们”（指高级军官——译者注）在有关军事政策的重大问题上，一般是错误的——从事前争论的标准来衡量，是错误的；从事后证据的标准来衡量，也是错误的——然而职业政治家，那些“僧袍”们，像亨利·威尔逊先生对他们的称呼那样（他自己也有一点“僧袍气”），一般是正确的。这个问题，那时对一位局外观察家来说，不可能对它作出判断；这是因为，虽然问题似乎是，在战争的每个转折点上每一方都犯了基本错误，但无人能在内阁和总参谋部之间划分责任。在英格兰，流行的意见是嘲笑那些将军们——那些比我们的老滑稽剧朋友即“僧袍们”更生动、更光荣的人物，那些享受着从来无须公开作自我解释的重大好处的人们。丘吉尔先生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他借助于如今从各方面都能获得充足的资料，来说服我们，使我们相信：从总体上看，智慧在阿斯奎思、劳埃德·乔治和他自己以及布赖恩德、潘勒韦和克里孟梭，以及贝思曼-霍勒韦甚至克朗王子那里，而面临危险或丧失战争的是黑格和罗伯逊，约菲和尼韦尔，法尔肯海恩和鲁登道夫。
让我概述一下丘吉尔先生对总参谋部的诉状吧。显然，每一方都缺乏一个丘恩特·马克西姆斯。未出现费毕阿斯来观望、撤退、怂恿。“黄铜帽们”总是急不可待，急于展示他们拥有新型的攻击武器——德国毒气、德国U形舰艇、英国坦克——在他们已经拥有足够的储备来产生决定性结果之前；他们奔忙于他们致命的“推进”所导致的无济于事的杀戮。战略放弃，有意撤退，引诱敌人进入能够被包抄的口袋内，所有这些属于战争的更高超想象的有利计划，几乎未被尝试。1918年7月曼金面对福什的反向攻击，是这类努力中为数不多的例子之一，然而法国和英国的参谋部都倾向于反对和不信任。参谋部的观点自始至终基本上都是极端的——在攻击方面，寻找敌军最精锐的部分，猛冲过去；在防御方面，英雄般地死在第一道战壕里。对于这条规则，只有两个例外：1917年德国人向兴登堡一线的撤退，和约翰·杰利科先生不变的态度。在门外汉看来，丘吉尔先生对日德兰战役的精彩分析表明，杰利科错过了机会——他本来应该抓住的机会。不过，像丘吉尔先生承认的那样，杰利科肩负着比其他任何人都重大的风险与责任的担子，他是唯一属于任何一方的人，是一个可以在一个下午输掉战争的人；他的确像一位成功的丘恩特那样坚定不移，尽管他可能错过了机会，但他自始至终未犯丝毫灾难性错误。即使从丘吉尔先生有能力作出的尖锐批评的角度看，我也不认为人们希望这场战争会推出任何国家的任何其他人来负责北海战事。
丘吉尔先生的下一个观点，涉及总参谋部狭隘的地理眼界，双方在覆盖战争全部潜在领域的战略和政治想象力的广阔视野方面的无能。军队犹如磁铁一般被彼此吸在一起。士兵们总是忙着辨清何处的敌人最精锐，然后就要求相当的或更多的兵力去迎击他们，却从不探察它何处最薄弱而向那儿推进。这是一个老的争论话题，在这方面，我们久已了解丘吉尔先生持何种立场，劳埃德·乔治先生也是这种立场。我不知道这本书对他们的事是否补充了很多，但丘吉尔先生的第三个论点，我后面要谈到的，我认为的确证实了政治家们不能安静的洞察力之潜在价值，作为对胜利的暗示，作为总参谋部固执的僵化之对比。丘吉尔先生认为，德国人，特别是法尔肯海恩，在这方面犯的错误至少像我们那样多。双方的将军们同样支持西部人，他们的部署相互促进，都违背了各自政府的意愿。
同这种狭隘的地理与政治视野相似的，是职业士兵们狭隘的科学眼光，他们在跟随新的机械观念方面出奇的迟缓——就如坦克史所昭示的那样。坦克一出现，我们的参谋部就反对；即使在对它的效果充满兴趣之后，军需部也从未在适当数量上对其提出需求。甚至在坦克存在之前，鲁登道夫就已被提前告知其秘密，但他从未在较大规模上对它进行仿效。过量的炮兵和不合时宜的骑兵，甚至在1918年占用了几乎与机械武器同等、几乎为坦克人员两倍的英国兵员；同在飞机、机械武器、坦克和毒气方面大规模集中人力的替代性政策相比较，这是脑瓜不适应的进一步的例证。除丘吉尔基于对1919年战役的远见而于1918年采纳之外，这些替代性政策从未被采用。
第三个论点大概构成丘吉尔先生著作中最新奇有趣的部分，它涉及这方面：根据现在已从双方资料中完全了解的结果来判断，在西部前线的大规模进攻的实际价值如何。就是在这里，存在着职业政治家和职业军人之间最尖锐、最持久的分歧。除1917年劳埃德·乔治先生向着参谋部观点的暂时转变之外，职业政治家们一贯持这种意见：军人们低估防御的价值，而高估进攻的潜在收益；通过在西部前线猛攻敌军已加强的部位，绝不会达到决定性结果。战时内阁几乎总是不变地反对1915、1916和1917年的“推进”。既然连任的内阁从这些可怕的进攻之中期望甚少，就没有什么能减少残酷的与事无补的损失对他们思想的影响。到了1917年底，一种局势真的来到了，在这种局势下，劳埃德·乔治先生避免了有关部队被派渡海峡，然而他们确实需要被派驻在那里；劳埃德·乔治先生这样做，是因为他不相信自己的权力能阻止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将他们送人曾发生于法国的大屠杀。“但因为帕钦德尔在首相和战时内阁头脑中引起的恐怖，”丘吉尔先生写道，“黑格无疑已经提供了非常的、更为强大的增援。”丘吉尔先生的证据逐渐表明，在从阿斯奎思先生持久、坚决地反对征兵开始，直到1917年冬天的这个插曲中，心肠软弱的是那些政治家们，不过以军事背景来看，总体上正确的也是他们。
在每次进攻之后，总参谋部都愿意承认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但他们倾向于以这种考虑来安慰自己：敌军付出了重大损失，在消耗对手方面取得某些令人满意的进步。丘吉尔先生指出，当时他就不相信这些结论，而且现在能寻找到的来自双方的伤亡数字表明，几乎每次进攻的结果，都是使进攻一方在人力上比以前更加削弱。弗雷德里克·莫里斯爵士在给《时代》的一封信中，对于这种对统计数字的解释提出置疑。不过，即使丘吉尔先生在他的问题上走得太远，他毕竟从总体上似乎已使它成立了。不寻常的是，正是1918年鲁登道夫非常成功的进攻，真正为德国的最终瓦解铺平了道路，并的确使之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在丘吉尔先生的书中，最有趣的是他对盛行于双方的最高司令部的人物类型的印象。他说：“总之，缺乏那种在历史上伟大征服者中显然存在的帝王-勇士-政治家的高度结合的人物。”除去约菲这个可能的例外，绝大多数最高司令官无疑在其职业上是有杰出才能的人。但在他们中占多数的是那种迟钝的笨蛋类型，是那种神经比想象力发达得多的人。兴登堡不是唯一的木头形象。约菲、基奇纳、黑格、罗伯逊、鲁登道夫——他们也可以同样被纪念。他们睡得酣，他们吃得香——什么事情也无法使他们。已烦意乱。由于他们很少能够自我解释而宁愿信赖他们的“直觉”，所以他们从来难以遭到反驳。丘吉尔先生引用了罗伯逊写给黑格的一封信，在信中，罗伯逊建议坚持在西部发动进攻，“更多地是因为我的天性促使我坚持这一点，而不是由于任何我可据以支持它的好意见。”丘吉尔先生评论说，“这些话，在其导致近40万人蒙受牺牲时，是可怕的。”这种人物类型，在丘吉尔先生关于皮埃尔·约菲的半喜剧性肖像画中，达到了极限，毫无疑问，敏感性较强的人是无法忍受最高司令部的耗损的。用丘吉尔先生的话说，多亏了那些能将其处变不惊风度蕴藏于灾难性袭击之中“几乎到了无法同麻木不仁相区别的程度”的人，他们才被必要地淘汰了。此外，总司令大概几乎是最后一个听取事实真相的人。“一位军事参谋的整个思维习惯，是以意见之附庸为基础的。”这就意味着，政治家的不那么重要的思想，对于达到正确结论不是可有可无的。德国的最终失败，实际上归因于她的总参谋部的最高权威。假如德国政治家具有像我国或法国、美国政治家那样同等的影响力，她绝不会遭受类似的失败。依丘吉尔先生之见，她的三个关键性错误——对比利时的侵犯、无限制使用U型舰艇、1918年3月的进攻——都是总参谋部特殊的和独有的责任。鲁登道夫是总参谋部影响力和它的最高才能的最终化身——那总参谋部的成员们，被职业同志关系和普通教义的最紧紧地束缚在了一起。他们对于军中的其他人，犹如耶稣会教士们在其最辉煌时期对于罗马教会。他们在每位司令官身边的、在每个总部的代表，讲着他们自己的语言，保持着他们自己的自信。在这个善人团体眼中，德国特种部队和陆军的将军们，陆军军团司令官们，还有兴登堡本人，被视为傀儡，仅此而已。就是这非同寻常的善人团体，将德国军队大概推到了恐怖的境地，激发和组织了残忍的行动，也将自己推向了惨败。
丘吉尔先生没有掩饰在宏大规模上指挥战争的强烈体验所带给他的快乐；这种宏大规模，是决策者所欣赏的。另一方面，他也不隐瞒对那些为其快乐提供原材料的人而言，这种宏大规模的可怕。此书强调的重心偏于重大决策和高层争论。但是，他的著作并不因此在对读者产生的最终印象上，削弱一种反战性质——实际上，它比一部反战主义者的著作能达到的效果更强。这是来自一个热爱这场角逐的人的一种揭示，不仅揭示了这场战争之目标与方法的愚蠢，而且进一步揭示出这种愚蠢不是特定角逐者偶然的品质，而是存在着固有的精神与规则。
1927年3月
二、和平时期的丘吉尔先生
丘吉尔先生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无疑是并且远远是对战争史最重大的贡献，一部将史学家与天才作家的禀赋同事件主要推进者之一的深刻体验与实践相结合的仅有的著作。最后这一卷，我认为不及前两卷出色——一次滑坡，可能是有关作者在政府中的失望经历的书。这是由于，写作是一种全日制工作；财政大臣也是如此。不过，它比那些读过《时代》发表的实在平庸华丽的文摘的人所猜想的，要好得多。因为，那些文摘失去了综揽整体的印象。
在他的序言中，丘吉尔先生记载了他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是如何经过他的头脑的。他补充说，这对大多数主要参与者而言大概是一种很普通的经验——“一个印象埋掉另一个。”对任何生活于行政变迁中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就我而言，麦基斯蒂克饭店提供的米德兰铁路早餐中苦味柑桔酱的质量，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迅速地刺入我的心中。我能准确了解那种体验像什么。只有对那些月复一月生活在战壕中，或经受着反复的军事常规活动，印象一次比一次强烈的人而言，战争才能在记忆中复生。然而丘吉尔先生设法传达一种当时的动机与气氛的印象——尽管使人好奇的是，他极少通过引述同时代的文件来传达这些印象；对文件引述，读者是会本能地略过不读的。这本书也含有一些奇特的生动段落，带着深深的情感印迹；对此，我可以特别拿关于英国军人退役和关于爱尔兰条约的描述作例子。而且，它以令人关注的效果将我们最易忘却的每件事情重新带回我们面前－－暴力、喋血，以及战后岁月的纷扰，即丘吉尔先生的标题《余澜》。
这本书主要由四个不同的主题组成，有关这些主题的各章是相当分散和相互混杂的——和平会议、俄国革命、爱尔兰叛乱，以及希腊－土耳其纠纷。在这些内容之中——如人们可能预期的那样——关于俄国事务的描述最令人不能满意。丘吉尔先生没有想为俄国内战之惨败中他自己所担当的角色作不适当地辩护。但他没能从长远角度看到这些事件的重要性，没能将本质同偶然的插曲分开。他吞吞吐吐地承认了他所实施的一系列措施的最终无效；他使人们看到了他曾如此理想化的俄国白军的邪恶性格和衰弱无能（“不是对物质财富的需求，而是对同志关系、意志力量和坎坷中的坚定性的需求，导致了斗争的失败。”）；在评论“有较强辨别力”时，他引用了福什这个强硬地拒绝承认与此事有关的人的话，“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这些军队难以持久，是因为他们后面没有国内政府”。而在他看来，除去他对列宁之伟大性的赞辞之外，布尔什维克们只是一种低能的暴力而已。他的想象力使他无法将他们视为鹰隼，无法将白军军官视为更像是在电影中被雇佣的演员。不过他竟能相信他美妙的结尾——“俄国，这个自我放逐的国家，在她寒冷的北极之夜，磨锐了她的刺刀，通过自我致饿的双唇，机械地宣告着他的憎恨与死亡之哲学”——这真是事实的全部吗？
除了俄国的情况外，丘吉尔先生表现为一位绥靖政策的热情而持久的倡导者——在德国、在爱尔兰、在土耳其的绥靖。例如他于1920年给劳埃德·乔治先生的信中写到——“休战以来，我的政策应当是，‘与德国人民保持和平，对布尔什维克暴政发动战争。’”贯穿于整个和会期间，像他所具有的这种影响力施加到了温和派一方。
同这本书其他任何部分相比，他对和平会议本身的描述中个人色彩较少。这是因为，他的确仅与它有很少的直接关系。他访问过巴黎一两次，但主要还是在伦敦缠身于其他事务。因此，就像很多置身于谈判主流之外的英国内阁人士那样，他对之持有的是一种一般性看法。他的态度是为之痛惜——但只是耸耸肩而已。在那时以及在此后，已经有太多的人耸肩了。他从两个方面为他的耸肩作了说明：第一，是因为政治家确实很怯懦，他们的怯懦实际上是一种无能的体现；第二，是因为金融和经济上的错误自然会产生其结果，反之，未被会议处理的麻烦的边界问题，却是唯一的长期现实。关于战争本身之悲惨——现在它们全部结束了；关于此后进程中的大多数事情——它们仍在持续，但一般也会湮没在时光之河中；人们也可以这样说。当不如此做就会丧失他们的职位时，政治家们必须悖其信念行事，这种教条暗含着他们不像现实中那样容易替代。我那时相信，并且现在也相信：在一种环境下，对政治勇气的投资，最终将得到奇妙的报偿。
丘吉尔先生对会议的描写，缺乏对一个当时被困扰的人而言很自然的感受的强烈性。然而同时，它又是描写实际发生的一般人物活动的最好手册。在这方面，有一两点值得挑出来。丘吉尔先生很出色地将1919年上半年对德国封锁的延长，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予以强调。关于停战协定更新和德国粮食供应的持续谈判的不平凡的历史，尚未出版过。他意识到了它们的重要性，但他对它们的描写（第66－67页）一点也不详尽准确，并且指出他对那些细节不谙熟或已忘却了。应该被责备的不是“官员们”。如果要挑出任何人来对致命的中欧贫困的延续负责，他必定就是有口皆碑的蒙斯若·克劳茨。我认为他这样说是正确的：劳埃德·乔治先生对于绞死德皇是非常真诚的，并且将这种情绪隐藏了很长时间，直到别人已冷淡下去之后；但他从未在任何时候存在关于赔款的幻想，或说过任何琢磨起来不包含足以弥补的条款的话。
关于1919年6月1日劳埃德·乔治先生在巴黎召集的研究德国对和约草案之答复的英帝国代表团会议，他比以前出版的文献给了世人更多的描写，这也是很出色的。首相曾称这次会议“促使他努力争取和平条件的缓和。”丘吉尔先生自己散发了一份备忘录，被帝国总参谋部长官所赞同，力主我们应至少到中途去迎接德国人。这些观点，实际上被整个代表团和整个内阁，包括奥斯汀·张伯伦先生，那时他是财政大臣，洛德·伯肯黑德、洛德·米尔纳和鲍尔佛先生，所接受了。这次会议决定，应当做出许多重要妥协；并附加了一个决议，授权首相“运用整个英帝国的全部权力以拒绝英国陆军兵力推至德国境内，拒绝英国海军加强对德国的封锁。”这是劳埃德·乔治先生第二次作出天才的然而失败的努力来争取“好的”和平，但事情将并非如此。作为一次几乎唯一的让步，上西里西亚的公民投票被获得了。至于其他的，是威尔逊总统——如我已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描写过的——在这个阶段“毫无所获”。
关于威尔逊总统，丘吉尔先生所言甚多。他不仅有个人记忆的有利条件，而且有豪斯上校最新书籍的有利条件；豪斯上校的书已为这一场景投下了如此明亮的侧光。随着证据的逐渐积累，这种印象被强化了：一位盲人，令人难以置信地脱离现实，充满着一切错误的怀疑。不过他的精神是和平的。丘吉尔先生的总结是公正的。
“美国对欧洲问题解决的强大、超然、善意的影响，是一种珍贵的希望之力。它基本上在含糊的冲突和半命令半纠缠的干涉中被浪费掉了。假如威尔逊总统从一开始就使自己与劳埃德·乔治和克里孟梭团结一致，那么这三巨头的整体力量可能会在欧洲悲剧的广阔场景上施加以绝对的和仁慈的力量。他将自己的和他们的力量浪费在了冲突中，在冲突中他总是被打败。作为一位对手和纠错者，同那些能获得同志关系的人相比，他得到的成果非常遗憾、可怜。他本来会使每件事变得迅速而容易，他却使每件事变得更缓慢更困难了。他本来能在领导力量强大时解决问题，他却在精疲力竭和枝节横生的阶段默认了二流结局。”
“但是，作为船长，他使他的船沉没了。”
这部编年史结束了。人们翻过丘吉尔先生的第Z000页时，感觉如何？感谢此人，他能以如此的雄辩，和对作为所有我们这场战争中一代人生活中一部分的事情的感受——但他看见的、了解的比我们更切近、更清楚——而写作。钦佩他思想的活力、他对这一工作的智力兴趣和基本感情的强烈专注——这是他最好的素质。可能，还有一丝嫉妒，由于他的无可置疑的宣告：边界、种族、爱国心，甚至还有战争，如果需要的话，就是人类的终极真实；对他来说，它赋予事件以一种自负甚至高贯性，对其他人来说，则仅仅是梦魇般的间隔，应当永远避免的东西。
1929年3月
第九章 雷金纳德·麦克纳
当个人的和党派的裂痕——结束于阿斯奎思先生的辞职——将雷金纳德·麦克纳的内阁部长生涯推至终点时，他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新职业。在这个职业上，他的卓越程度已开始变得不逊于在政治领域。
不过直到1925年这个国家遭受致命的损失为止，曾围绕阿斯奎思先生的那光荣班子的最富于冒险性又最富于建设性和持久性的智慧，由于离权力的宝座太遥远，难以对事件进程起决定性影响。从恢复黄金前的岁月到它在灾难中被抛弃，以及到更晚一些时候紧缩主义的声名狼藉，麦克纳以其他任何银行家未曾尝试的方式，使他这重要机构的主席职位变成了一个讲坛，从那儿指挥和训练着公众舆论。通过这种方法，他担任着信号的角色，创造那种新的公众意见，使那时显得不可一世的20年代正统犹如旧伦敦的雾一般消失了。在那些年月中，他是新观念的一位有力支持者，从这个城市一个不可挑战的位置上讲话。不过，他仅仅是作为一名教师而已，同实际上政策形成是相隔断的；直到灾祸发生后，他才能占据支配地位。
在发生着另一场战争的这个季节，我的思绪回到了1915年的财政部，以及他给予那些人——一些发现自己在为他工作的人——的重要友情和真诚接近。如今回忆起来很有趣，我本人与他的首次密切交往，是在1915年6月他访问奈斯期间。他访问的目的是对财政状况进行安排，在此基础上意大利将站在同盟国一方参战。自那以后，我就接触到了他自信、乐观、然而怀疑的思想——有时过于自信，过分乐观，过度怀疑，但总是热情投入到公众福利中去。在政治同僚们同他对阿斯奎斯先生坚定的忠诚之间的斗争，那时引起了如此多的挫折和分歧，以致一种始终一贯的战时财政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最大的不幸。在战争期间，麦克纳习惯于因这一次对事务的处理比上一次好得多，而慷慨地为他的继任者祝贺。不过尤其在抛弃昂贵的货币和高利率时，他就像在危机时期应合适地做的那样，是亲自操作。
雷吉·麦克纳深爱看自己和睦的家庭，他的妻子从她母亲杰基尔女士那里，继承了最美好的传统，它不是英国富豪之户、而是中产之家的传统。女主人对他的客人们的真诚照拂，就像优雅的诗一般令人舒适。在闲谈中，在音乐和野外风光与气息的背景下，人们至少可以通过放弃劳作而奉守着安息日，即使战时也是如此。在芒斯埃德和梅尔斯，他这个久过单身汉生活的人体验着生活的温馨，他的儿子们正在茁壮成长。
1943年9月15日
第十章 伟大的维利尔斯血缘
冈恩先生致力于推进高尔顿发明的富有吸引力的题目——搜集关于名人和准名人的遗传珍闻——这个题目，截然不同于对可确切决定的特征，如蓝眼睛、圆脑袋、六脚趾之类，科学地编制完整的家谱。他的方法，与高尔顿的方法类似．是依次逐一选取一定数目的相互区别的“血缘”，然后向我们展示：许多名人之间有着某种同族关系。
冈恩先生的最引人注目的血缘之一是毫不奇特的一个，但又并不至于陈腐得不值重复——德赖登、斯威夫特和霍勒斯·沃波尔的血缘关系。这三个人都是卡耐斯·阿什比和诺桑普顿·希雷之子约翰·德赖登的后代，迪安·斯威夫特是诗人约翰·德赖登的隔代远房表亲，霍勒斯·沃波尔是他的隔三代表亲（霍勒斯传自其母一方——因此不考虑其父系的问题——从德赖登的姨妈伊丽莎白）。冈恩先生想追踪这壮观的排列一直到最初的约翰·德赖堡的妻子——伊丽莎白·科普，伊拉兹马斯的朋友和拉尔夫·佛尼爵士之大孙女的孩子；她使许多其他人加入了同一个血缘，包括罗伯特·哈利。今天，有关这庞大的佛尼血缘关系的代表是奥托兰·莫雷尔女士。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记得奥托兰女士不仅传自佛尼，这位布匹商，而且传自威廉·皮尔庞特爵士（并通过他的妻子传自亨利七世的恩普森，制筛商恩普森的儿子），我们就建立了他同佛朗西斯·博蒙特、洛德·切斯特菲尔德和玛丽·沃特丽·蒙塔古女士的表亲关系。我们的族系失去了自己支脉的踪迹；我们不知道奥托兰自己是否知道她能称博蒙特、德赖登、斯威夫特、沃波尔、哈利和切斯特菲尔德为表亲。一脉相传？大概人们在血缘关系中，能察觉到一种特定的延续性元素？
冈恩先生对1515年捐躯于弗洛登菲尔德这个地方的约翰·里德的后代的分析，更为奇异，至少对当今作家而言如此。这里有一种杰出的多才多艺——也可能是一种平凡的素质？在18世纪，约翰·里德先生对博斯韦尔，历史学家罗伯特森，建筑师罗伯待·亚当和布鲁厄姆负有责任。在他的在世的后代中，有伯特兰·拉塞尔先生，哈罗德·尼科尔森先生，布鲁斯·洛克哈特先生，以及救世军将军布恩·塔克。
冈恩先生竭力表明，有多少著名的当代作家在他们的血脉中有着古老的血液。他提醒我们想起，G．M．教授和R．C．特里威廉先生以及罗斯·麦考利小姐是苏格兰高地人奥利·麦考利（并因此与T．B．麦考利血缘相近）的后代，关于其子肯尼思的著作，约翰逊博士写道：“除了关于自由与奴隶的某些浮夸外，写得相当好”；他提醒我们想起，休·沃波尔先生，利顿·斯特雷奇先生，康普顿·麦肯奇先生，莫里斯·巴林先生，以及（他确实应该添上）佛吉尼亚·伍尔夫夫人可以几代人要求殊荣；他提醒我们想起，奥尔德斯·赫克斯利先生不仅是他祖父的孙子，而且是汉佛莱·沃德——马修·阿诺德的侄女——的外甥女。
要提到的还有所有族系中最杰出的——伟大的维利尔斯血缘，从中传下了所有雄心勃勃的魁力之士，他们的面容和声音具有如此难以抵挡的强大魔力，是17世纪我们的君主们和此后议会民主政治的宠儿和娇女。在两百年中，恐怕不曾有一个内阁——或许要除去两任工党内阁——未包含乔治·维利尔斯和圣约翰爵士的后代，他们是詹姆斯一世统治时代的两位乡绅，前者的儿子与后者的女儿结了婚。这两个家族的著名后裔实在太广泛而无法在此列举完。但一个简要的名单是会令人印象深刻的：白金汉第一公爵，詹姆斯一世的红人；巴巴拉，卡斯尔曼女伯爵和克利夫兰女公爵，查尔斯二世的情妇；阿拉贝拉·丘吉尔，詹姆斯二世的情妇；伊丽莎白，奥克尼伯爵，威廉三世的情妇（斯威夫特称她为“他曾认识的最有智慧的女人”）；白金汉第二公爵；洛德·罗彻斯特；洛德·桑威克；贝里克公爵；马尔伯勒公爵；格拉夫顿第三公爵（乔治三世的首相）；两个皮茨；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查尔斯·汤森；洛德·卡斯尔雷；内皮尔一家；赫维一家；兰斯多恩一家；卡文迪什一家；德文希尔公爵；赫斯特·斯坦诺普女士；玛丽·沃思利·蒙塔古女士；菲尔丁，以及在很多有同一血缘的在世的当代人中，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和法伦的怀康特·格雷。的确，这是英格兰真正的血缘王族。
我们将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如果我们都能追溯我们的族系，那么所有英国人将被发现在400年内是表亲？或者，特定的小“血缘”同其规模相比，能产生甚多的卓越人物，这是真的吗？冈恩先生没有帮助我们得到一个科学的结论，但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在放下他的书后不带有后一结论的偏见，那他一定是位非常细心的、善于怀疑的读者。
第十一章 托洛茨基在英国
一位同代人评论该书说：“他用一种伴着沙沙杂音的唱机般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着陈辞滥调。”我猜测是托洛茨基口授了这本书。它穿着英国外衣，出现在一条浊流之中，发出威吓的汩汩声；这是译自俄国的现代革命文学的特征。它对于我们的事务的武断腔调——关于我们的事务，甚至作者敏锐的洞察力也被他对正在谈论的无知事所障蔽——不可能使一位英国读者对它感兴趣。不过，存在一种与托洛茨基有关的特定风格。透过扭曲的中介物，可以看到人物性格。而且，它也不全是陈辞滥调。
首先，这本书是对英国工党官方领导者们的一个攻击，由于他们的“宗教情感”，由于他们认为：为社会主义作准备的同时不为革命作准备，是有益的。托洛茨基看到——这或许是真的——我们的工党是激进的反传统者和博爱的资产者的直系后裔，没有丝毫的无神论、血气和革命性。因此，他充满感情和智慧地发现，他们极缺乏同情心。可以选择一个简短段落来展示他的思想状态：
“工党领袖们的教条是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一种拼凑，为适应于工会的需要而作部分地调整……工党的自由党和半自由党的领导人仍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欧洲大陆的悲惨失误。”
“‘在感觉和意识的王国，’麦克唐纳宣称，‘在精神的王国，社会主义形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教。’这些话立即暴露出资产者的慈善和自由党左派——它‘服务’于人民，从一个方面，或更真实地说从上面接近他们——的面目。这种方法的根源，整个存在于迷蒙的往昔，那时激进知识分子生活在伦敦的工人阶级区，从事文化和教育工作。”
“与宗教文学一起，改良主义大概是最为无益的、在任何场合最令人厌恶的辞句发明形式……对胜利纪元的廉价乐观——明天似乎将比今天好一点、后天似乎又将比明天好一些——在韦伯、斯诺登、麦克唐纳和其他改良者那里找到了它的最终表达。……这些大唱高调的权威们、学究们、骄子们和口吐狂言的懦夫们，系统地毒害工党运动，迷惑无产阶级的意识，麻痹他们的意志。改良者们，贸易同盟的保守党官僚们，在这个时刻代表着英国、可能也是世界发展中最为反革命的势力。改良主义、麦克唐纳主义、反战主义，是英帝国主义和欧洲——如果不说世界的话——资产阶级最主要的观点的集中。无论付出何种代价，这些自我满足的书呆子，这些闪烁其辞的折衷主义者，这些热衷名利的人，这些穿资产阶级仆从制服的暴发户，必须向工人们现出原形。让他们现出原形，将意味着他们无可挽回的名声上的破坏。”
好，这就是那位严重警告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绅士，在文章中发出的攻击。我们一定希望，这发自他内心的文章，感觉起来能更好些。请读者注意，只须变动很少的辞句，就可以便属于我的文章进入权利的哲学拳击。这种相似点的理由是明了的。在这些段落中，托洛茨基涉及的是对待公共事务的一种态度，而非终极目标。他恰恰展示了强盗政治家团伙的脾气；对他们来讲，行动即意味着战争，他们被甜美的合理性、博爱、容忍和慈悲的气氛所激怒，在这种气氛中，尽管风在东方或南方呼啸，但鲍德温先生和洛德·奥克斯福德以及麦克唐纳先生却吸着和平的烟斗。“他们在不该有和平的地方吸着和平之烟，”“这是伪善，衰弱的蠢货的象征，老朽和死亡，生命及生命之力的对立面；生命和生命之力，只存在于毫不怜悯的斗争精神中。”只要事情是这么容易！只要人能够通过吼叫而取胜、无论他吼叫得像雄狮或一只舐食的鸽子！
咆哮占去了托洛茨基这本书的前半部分。这本书的后半部分给出了他的政治哲学的简要说明，值得给予较密切的注意。
第一个假说。要使文明得以保存，那么历史进程就使得向社会主义彻底转变成为必要。“不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的一切文明都受到衰落和腐败的威胁。”
第二个假说。难以想象，这种彻底转变能通过和平争论和自动投降而达到。除了以暴力进行答复外，统治阶级什么也不会放弃。“阶级斗争是公开的或伪装的势力所进行的持续不断的过程，它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被国家所限制，国家又代表着对立阶级中较强大的势力——换言之，统治阶级——的有组织的工具。”这样一种假设，即工党会通过宪法方式参与政权，然后将“非常谨慎地、非常机敏的、非常聪明地继续履行责任，以至资产阶级不会感到有任何积极反对的必要”，是“开玩笑似的”——尽管这“确实是麦克唐纳公司的最低期望。”
第三个假说。即使工党通过宪法方法或早或迟地获得了权力，反动政党也会立即向权力挺进。统治阶级只要控制着议会机器，就会对议会作出空头承诺；但假如他们被驱逐了，那么，托洛茨基认为，设想他们对于恢复他们一派的权力表现拘谨，是荒谬的。他说，难以设想议会中的工党多数会以最合乎法律的方式，决定将土地无偿充公、对资本课以重税、取消皇位和上议院，“至少可以怀疑，统治阶级不会无斗争地屈服；此外，所有的警察、司法和军事机器全部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还操纵着银行和整个社会信用以及交通与贸易机器，以至伦敦的包括工党政府本身的日常食品供给都依赖于巨大的资本主义联合体。托洛茨基论证说，显然，这些惊人的压制手段“将带着强烈的混乱被付诸实施，以抵制工党政府的活动，使其运转瘫痪，恐吓它，在它的议会多数中制造裂痕；最终导致金融恐慌、供给困难和企业关闭。”的确，设想社会的命运将取决于工党能否获得议会多数而非取决于当时物质力量的实际对比，是一种“盲目崇拜议会形式的奴化思想”。
第四个假说。总括所有这些观点，虽然以宪法力量为目标也可能是一个好的辅助战略，但如果不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组织就是愚蠢的：物质力量将成为最终决定因素。
“在革命斗争中，只有以最大的毅力才能打击复辟势力、缩短内战时间、减少其受害者数目。如果不采取这种步骤，那最好就根本别拿起武器；如果不使用武器，组织一场广泛斗争是不可能的；如果放弃了广泛斗争，那就不会有任何严峻斗争的思想。”
考虑他的假说，我想，托洛茨基的大量论辩是不可答复的。没有比游戏于革命更愚蠢的了，我想这就是他的有意义的话。不过，他的假定是什么呢？他假定社会转变的道德与智力问题已被解决了——存在着一个计划，除将其付诸实施外，不存在任何问题。他进一步假定，社会被划分成两块－－信仰计划的无产阶级和出于纯粹利己原同而反对它的其他人。他不懂得，在说服许多人之前没有一种计划能取得胜利；假如真有一种计划，那它会从许多不同来源获取支持。他如此倾心于他的手段，可他忘了告诉我们它究竟目的何在。
1926年3月
第二篇 经济学家的生活
献给玛丽·佩利·马歇尔
威廉·佩利之曾孙女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之妻
第十二章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一、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
Bacchus——如果一个英国人叫Bacchus——来源于Bakehouse（面包作坊）。与此类似，罕见的姓氏Malthus（马尔萨斯）的来源是Malt－house（麦芽作坊）。随着世纪更迭，英语中正式姓氏的读音比它的拼写显得更为固定。拼写要受到来自语音和语源两方面的影响，因而变动不定，但如果对不同的拼法逐一检查，就可以十有八九地做出推断。如果做这样的检查（比较Malthus，Mawtus，Malthous，Malthouse，Mauthus，Maltus，Maultous），我们就可以几乎不加怀疑地说，马尔萨斯（Malthus）应该被叫做“马尔特斯”（Maultus），因为
Maultus的第一个元音与酿酒的麦芽（Malt）的发音相同，而在Malthus （马尔萨斯）中，h的发音是大可怀疑的。
我们追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祖上到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就够了，他在克伦威尔时期成为北奥尔特的教区牧师，而在复辞时代职位又被剥夺。加拉米称他为“一个有古风的圣职人员，思维有力，精通至经，富于雄辩和激情，虽然在发音上有缺陷”。但他的教区人员却认为他“是个无用的神职人员”，这或许是因为他在收取苛刻的什一税时十分严格。在一份要求他调离的请愿书中，人们攻击他曾“对在苏格兰的军事行动口出不恭之辞”，而且称“马尔萨斯先生不但说话声音小，而且表达有障碍”。看来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不但与他的曾曾孙有共同的名字，而且都有下腭撕裂的缺陷。他的儿子丹尼尔在著名的西德纳姆医生的帮助下成为国王威廉的药剂师，其后又为女王安妮服务，因此成为物质上富足的人，他的遗孀也拥有了马车和马匹。丹尼尔的儿子西德纳姆使他的家庭富上加富。作为一个法庭职员，南海公司董事，他的富足足以使他为女儿备下一份价值5000镑的嫁妆，他还在伦敦附近各郡以及剑桥郡拥有多处地产。
西德纳姆的儿子，找们的主人公的父亲丹尼尔发现自己能够过上在英格兰人们称之为“自立”的生活，于是决定好好利用这一点。他在牛津的女王学院接受教育，但没有取得学位，他“在欧洲广泛旅行，更是遍游本岛”，最后在一处邻里和睦的地方安顿下来，过上了英国小乡村绅士的生活，在这里陶冶性情，培植友谊，闲作篇章，自足守拙。在记载中，他“脾气和善，有一颗仁慈之心．他所居住的地方的穷人们都因此蒙惠”。在他死后，《绅士杂志》（1800年2月号，第177员）称他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奇人”。
1759年，丹尼尔·马尔萨斯买下“一处多金附近的小小雅宅，被称作燧石门农庄。这里美景宜人，山峦溪谷，丛林流水，一览无余。如此景致点缀着这位绅士的家园，他们把这里称为‘卢克里’，意为‘群栖之地’”。1766年2月13日，就是在这里，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丹尼尔的次子诞生了，他就是《人口论》的作者。这个婴儿诞生三个星期之后，也就是1766年3月9日，两位先贤让·雅克·卢梭和大卫·休谟聚首卢克里。也许他们吻过这个婴儿，就此赐与他种种天赋。
丹尼尔·马尔萨斯不但是休谟的朋友，而且是卢梭的一位即使不是狂热的，也可称得上虔诚的崇拜者，卢梭第一次来英格兰，休谟就努力把他安顿在与丹尼尔·马尔萨斯近邻的萨雷去住，而丹尼尔·马尔萨斯则“非常乐意为他效劳”，渴望成为他的趣味相投的伙伴，对他怀有一颗爱戴之心。但是，像休谟对他这位不安分的客人的许多好意一样，这一计划也破产了。位于雷恩山脚厂的一座小别墅多年以后被指定给范尼·博内用作“让·雅克的避难所”，虽然卢梭从未居住于此，但毫无疑问，这正是丹尼尔·马尔萨斯为他准备的舒适的隐居之所，让·雅克本人在1766年3月8日到这里做了一番检阅，然后他却拒绝了。两个星期之后，卢梭就开始了他在德比郡之巅的沃顿的惨淡居留，在那里，他冷漠、孤寂而令人厌烦，几个星期之内，他就与大卫·休谟产生了不同寻常的争吵。
如果当时让·雅克接受了丹尼尔·马尔萨斯的盛情邀请，我想，这场著名的笔墨官司也许不会发生。因为他会发现他的感情有了倾诉的对象，他也会获得安慰和理解。对让·雅克的热情洋溢的崇敬之辞，也许是丹尼尔·马尔萨斯生命中唯一一次彻底打破自己的自我克制。我想他们仅仅会见过三次——一次是在1764年的春天，马尔萨斯到莫捷所做的旅行；一次是1766年3月休谟带领卢梭对卢克里的访问；一次是同年6月马尔萨斯到沃顿去看望卢梭。但从保存下来的马尔萨斯致卢梭的13封信以及卢梭的一封回信来判断，他们的会见是非常成功的。马尔萨斯爱戴让·雅克，而让·雅克也回报以热情与友好，说他“唤起了他的尊重与依恋之情”，并且感谢马尔萨斯的“殷勤好客”。马尔萨斯甚至能够为休谟的品格辩护而不引发争吵，关于他们一起考察野生植物有很多资料。卢梭对他在德比郡散步时不能辨认出地名而大加抱怨，因为他说必须“做一些需要运动的工作，没有什么比让我静坐读写更不利于我的了”。后来（1768年）我们发现丹尼尔·马尔萨斯曾为了使卢梭的植物学藏书更加完整而大费脑筋，这时候，卢梭可能正在构思他在1771年完成的著作《关于植物学的要素与一位女士的通信》。两年之后，有不时地处理掉自己藏书的癖好的卢梭把这些书又全都卖给了马尔萨斯，并把自己的一部分植物标本当作礼物送给他。这些书在丹尼尔·马尔萨斯的遗嘱中出现了，其中的一款是：“我把我所有签有卢梭名字的植物学藏书和一盒卢梭先生送的植物标本全部赠送给珍妮·多尔顿夫人”。如今在罗伯特·马尔萨斯先生所有的住所——艾尔伯里的多尔顿小庄园的藏书室中，仍然保留着两本这样的书，它们是雷的《英国树木概要介绍》和索瓦热的《通过树叶鉴别植物的方法》，这两本书都有着卢梭的名字。
奥特称丹尼尔·马尔萨斯是卢梭的遗嘱执行人，这看来并不可能。但丹尼尔·马尔萨斯把他的忠诚保持到底，他花费了30个畿尼，订购了六本卢梭的遗著《我的困苦生活的抚慰》，现在，我以这几页文字来虔诚地完成他的心愿：“如果有一天我成名了，那是因为是卢梭朋友的缘故。”
在丹尼尔1768年1月24日致卢梭的信中，有一段关于他自己生活方式的引人入胜的叙述。夏天，在做探察植物的散步时，“亲爱的亨利埃特夫人和她的子女们与我们一起组成一个大家庭，我们常常去采集植物。我住在那个您可能还记得的小山坡上……冬天我就做一点阅读（我已经从您的信中感受到影响，因为我被《爱弥儿》迷住了）。我和孩子们做长距离散步，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附近城堡的茅草屋里。在一个农庄里总有东西可用，总有一些小的经历。我追逐狐狸，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习惯，同时也激发了我对野生生活的想象力。”
作为《爱弥儿》的作者的朋友，丹尼尔·马尔萨斯有意进行教育试验。罗伯特带来的希望唤起了丹尼尔的爱与雄心，因此决定让他在家中接受教育，由他本人和家庭教师共同教导他。第一位家庭教师是理查德·格雷夫斯，“一个学识渊博而风趣的绅士”，他是申斯通的朋友，他还写有一本著作《神界的堂吉诃德》，用以讽刺卫理公会教徒。16岁时，罗伯特被转交给吉尔伯特·威克菲尔德，一个异教的圣职人员，他“粗野、不安分，观念上自相矛盾，是一个急躁而顽固的辩论者”。他与查尔斯·福克斯通信，是卢梭的信徒，他这样阐述他的教育信条：“家庭教师最重要的职责是教育青年培养自己的能力，引导他通过身体力行循序渐进地学习知识，并使他为自己能够心领神会而兴高采烈”。1799年，威克菲尔德被关进多彻斯特监狱，因为他表达了要让法国革命征服英格兰的意愿。
“一些现存的学生式的信件”说明，罗伯特·马尔萨斯对威克菲尔德十分依赖。威克菲尔德曾是剑桥基督学院的会员，因此关系，罗伯特·马尔萨斯，这位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在1784年的冬季学期成为墓督学院的一名自费生，时年18岁。1784年11月14日，他致信家中：“我在我的房间里好好地安顿了下来，讲座明天就开始。上个星期我抽时间把数学复习了一下，昨天参加了考试。我发现将要和高年级的同学一起学习。我们从机械学以及麦克劳伦、牛顿和基尔的物理学开始。周一和周五的讲座是邓肯的逻辑学，周三和周六是塔西陀的《阿古利可拉传》。我找到一个书商，我将从他那里订购我所有需要的书籍。学院里有一些人很聪明，在这里阅读几乎成为风尚。主要的科目是数学，因为要获得学位主要看这门功课，而多数人的最大目标都是成功地取得学位。我相信这里有一些杰出人物，我与其中的两个相熟识，其中一个与我同年级，他确实非同寻常地聪明，如果他珍惜自己的话，将极有机会获得优等奖学金。我到教堂做过两次祷告。”他的花费已经达到每年100镑。丹尼尔·马尔萨斯写信说，如果开销再增加，教士们将无法让儿子来学院学习，在国外的莱比锡，开销仅需25镑。
这时的剑桥刚刚从长眠中醒来。基督学院曾是睡得最昏沉的，现在却成了精神之源。马尔萨斯在这里受到他的那些精神伙伴的影响可能不亚于他父亲对他的影响和诱导。马尔萨斯的导师是威廉·弗伦德，他曾是佩利的学生．还是普利斯特里的密友。马尔萨斯入学的第三年，即1787年，他因为从圣公会脱离，拥护一元神教派，思想自由以及坚持和平主义而成为剑桥的一场著名论战的中心人物。佩利本人于1775年离开剑桥，但他的《道德法则与政治哲学》，或者称其原名《道德与政治法则》，是在马尔萨斯入学的第一年，即1785年在剑桥出版的。我想这本书对这位《人口论》的作者一定影响很大。马尔萨斯还是一群出色的本科生组成的小团体中的一员。这一团体中，毕晓普·奥特，即马尔萨斯的传记作者，和E．D．克拉克教授，一个旅行家，剑桥奇人是较为知名的。在马尔萨斯获得文学学位之后，柯勒律治来到基督学院（在1791年）。当年轻的柯勒律治在那间面向大门，楼梯右边的底层房间里住下来的时候，基督学院不再是个死气沉沉的地方了——这样的喃喃之声在庭院中回响不绝。
记得那时，缪斯翩翩而来，
我走上前，等待知识女神的称赞。
她在头顶，为我戴上桂冠，
同我相吻，算是回答我的誓言。
“在那些房间里，我度过了怎样的夜晚啊！”一个那个时代的人写道，“我们一边享用着简单的晚餐，也就是‘填鸭’，像他们说的那样，一边把埃斯库罗斯、柏拉图和修昔底德的著作和一大堆辞典推到一边，开始讨论当天的小册子，那些伯克不时写出的小册子。我们完全不必把它们拿到眼前，柯勒律治早上读了，晚上就可以逐字逐句地复述。费伦德的公案正在进展之中，小册子蜂拥出现，柯勒律治统统读过。夜晚来临，伴着我们的尼百斯酒，我们热烈地讨论。”
1793年6月马尔萨斯成为学院的一名教师，他参与通过了1793年12月19日的那条命令：“同意：如果未经允许而擅离学院的柯勒律治一月之内不能返回，并且支付对导师的酬金或提供支付的可靠证明，他将被董事会开除。”看来，柯勒律治已经以西拉斯·汤姆金斯·库默贝克的名字被列为第15个暴徒。对柯勒律治在基督学院的经历我只能记述到此了，需要说明的是，这起恶作剧之后，他被判处在学院区禁闭一个月，并要把德米特里·法莱雷奥斯的著作译成英文。后来柯勒律治对《人口论》的攻击是世人皆知的：“最后，看一看这个强大的国度吧，它的统治者和智士们对佩利，对马尔萨斯言听计从！这是非常悲哀的（《赛缪尔·泰勒·柯勒律治文学遗著》，第328页）。
我庄严地宣布，我并不相信那些由人类的无知，虚弱和恶毒造就出来的邪教、异端和宗派比一个基督徒、哲学家、政客、市民以及这讨厌的教条更耻辱（《席间闲谈》，第88页）。”
在学院中，据说马尔萨斯爱好板球和溜冰，获得过拉丁语和英语演说奖金，1786年被选为学院的布伦塞尔奖学金获得者，并在1788年以剑桥数学考试甲等第九名毕业。在他毕业前夕的一封家信中他说自己正在研读吉本的著作，即将读到最后三卷。几个月之后，他在信中写道：“我最近正在阅读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落》一书。他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知识，内容涉及那些野蛮民族的发源与发展，而正是这些野蛮民族形成了今天欧洲的精致的政体。吉本还使那一黑暗时期的开端更加清晰，这一时期曾长期占据历史舞台，不能不激起人的好奇之心。在我看来，吉本是个令人愉悦的作家，他的文风是有些地方庄严，但每个地方都充满趣味而且用词得体，尽管对历史著作来说也许文风过于华丽了一些。我将满心欢喜地等待看到他的其后诸卷（1788年4月17日）。”
后来的日子里，马尔萨斯的柔和谦恭的脾气和品行也许有些过分，但他在剑桥是个讨人喜爱的人。奥特说，他的诙谐的性格“在年轻时就已显露无遗，成年之后依然未改，尤其是在剑桥，当他兴起之时，就会做出滑稽的表情，装出独特的声调，这常常给他的伙伴们带来无限欢娱。”
据奥特说，甚至在本科时马尔萨斯就已非常与众不同，因为“（他具有）那种温文尔雅、细心明辨的风格，在当时是很少见的。这也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他稳健而不急躁，对在剑桥培养的各种学术都平等以待，而并不是仅对其中某一方面倾心有加。”
1793年6月10日，当由驱逐弗伦德引起的风波正处高潮的时候，马尔萨斯被接受为研究员，开始居无定所，直到他于1804年结婚。他已在1788年取得牧师职位，1796年后他就在剑桥和艾尔伯里担任副牧师职务。1803年11月21日，他离开了该教区，由他的亲戚亨利·多尔顿推荐而被任命为威尔斯比和林克斯的教区长，在他的余生里，他就以此作为一个不定居的牧师。
奥特在他的《传记》中收录了一些当马尔萨斯还是学院本科生时他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给他的信。其中一封谈论马尔萨斯被选为研究员一事的信清楚地表明了父子二人间的关系，因此全文收录如下：
我衷心地祝贺你的成功，它给我带来了欢乐，因为这弥补了我的遗憾。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我错失了它，因此我更有感慨地向你祝福。
唉！我亲爱的鲍勃，我没有权力谈论怠惰，但当我给你写那封你所不喜欢的信的时候，我对我自己的失败的目标和遗憾的追求感触良深。我想，从对自己年轻时的回忆中我预见到了你，同样的自乱阵脚的倾向，同样的自责的气质，有希望能使我的不幸经历有益于你。这也的确是你所需要的，尽管只是一点点，但已让我更热切地想要告诉你，我写信给你时，比我通常装作的那样心肠更软，然而我的这种方式换来的却是你粗暴的失望之语，这让我感到自作自受。如你所说，你已克服了这些，能做到这样你是很有资格的，因为在你身上，我看到了最无懈可击的品格，文雅的风度，最明智、最和蔼的举止，避免了我所痛恨的妄自菲薄；你能让每个人都轻松愉快，带给他们快乐。即使我最易发怒或吹毛求疵，我也不能从一个伙伴身上要求更多了。在我对你的幸福有所期望时，我也未感到还有什么缺憾，除非我的那些期望过于古怪、不近情理或根本就是错误的。在我拒绝向你表达感情，拒绝给你我的嘉许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常常禁不住要握住你的手，流下泪来。
如果我能为你的教堂做些什么，或者你还需要为你做些什么，就写信给我，像我一样。相信我，亲爱的鲍勃，最爱你的，
丹尼尔·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第一篇文章是《危机，一个宪法支持者对最近的有趣的大不列颠的状况的看法》，写于1796年，这时马尔萨斯对皮特政府的批评已是第13年。这篇文章没能找到出版商。由奥特和安普森引用的摘要表明，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甚至人口问题已经引起他的兴趣：“在人口问题上（他写道）我不能同意阿奇迪肯·佩利的观点。他认为，人口是度量一国富裕程度的最佳方式。一国幸福与繁荣的增进，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人口的增加。如果说人口总数是富裕程度的标志的话，它所代表的也仅是过去的富裕。”
1798年，马尔萨斯32岁之际，匿名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就是《人口原理；人口对未来社会进步的影响；兼对戈德文先生、康多塞特先生和其他作者的理论进行评价》。
正是在与其父丹尼尔·马尔萨斯的讨论中，罗伯特·马尔萨斯才逐渐为人所知并最终成名。这一典故来自于毕晓普·奥特，而他正是从马尔萨斯本人那里听来的。1793年，戈德文的《政治公正》出版。马尔萨斯父子频繁地谈论未来社会的平等与幸福，父亲抱有理想主义的观点，儿子则抨击这种观点。毕晓普·奥特这样描述说：“在与父亲进行这种富有生气的讨论的时候，马尔萨斯已经确立了他的事业的方向，即主要研究由于人口增长快于人类生存能力的提高而给人类社会进步造成的障碍。”为了使这一想法更成熟，他写下他的论点的要义，这形成了后来的《人口原理》。我们不知道父亲是否被儿子说服，但可以肯定的是，丹尼尔·马尔萨斯强烈地感受到儿子手稿中的观点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创造性，因此建议儿子将他的劳动成果公之于众。
第一版是约5万字的八开本，与后面诸版相比，这一版几乎完全不同，并且更宜于传世。五年以后以四开本出版了第二版，到第五版时已成为约25万字的三卷本。正如马尔萨斯在第二版中所解释的，第一版的写作是“出于一时冲动，仅利用了在乡村所能接触到的少有的资料，”不过是一本先完成的著作。它的内容一方面是与完美主义者的辩论，一方面证明造物主造物之道的合理性，尽管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反其意而行之。
这第一篇论文运用演绎的方法，富于哲理，文风大胆而精于修饰，语言华美，情绪饱满；而在其后的诸版中，政治哲学让位给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被社会学所做的证据归纳所掩盖，这位年轻人在执政政府后期写作时所具有的天赋和高涨热情却不见了。“冗长与毫无意义的重复”，这是柯勒律治写在《人口原理》第二版页边的评论：“难道这本四开本的书是在教导我们，贫穷将带来巨大的苦难和罪恶，而在那些嘴多于面包，头颅多于脑力的地方，贫困必将达到极致吗？”
第一版很难见到，可见它的发行量一定很小（1820年马尔萨斯声称他从自己的著作中获得的收益总数不超过1000镑），它一经面市，马上就脱销了，尽管五年之后才出了第二版。这本书立刻引起注意，小册子之间的笔仗也随即展开（据博纳博士说，在第二版之前的五年中就有20本之多），135年来，这种笔仗就没有停止过。反对者们提出理由抨击那一在进化历程中从生命初始就已深深植根的本能，并且认为，在有意识地对幸福的追求中，人们敢于从那些盲目鼓吹支配性生存的人们手中夺得政权。
佩利本人被说服了，而他从前认为“一个国家可能遭受的最惨重的灾难就是人口的衰减，人口的增长的目标，在所有国家都应当胜过其他一切政治目标。”《人口论》同样引起了政治家的注意，奥特记载了皮特与马尔萨斯于1801年12月的一次会面：“碰巧这时皮特先生正对剑桥大学做一次竞选访问……在基督学院院长住宅举行的晚餐会上，有几个年轻的旅行者作陪，特别是罗伯特·马尔萨斯等人。在谈到西德尼·史密斯爵士、在雅法的大屠杀、阿卡的帕夏、克拉克和卡莱尔等轻松话题时，皮特先生也放松下来与大家闲谈。”在1796年，皮特认为一个人多生孩子是“使国家富足”的行为，即使他全家都是穷人。而到了与马尔萨斯见面的前一年，皮特却放弃了他的新的《济贫法》，在众议院他解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向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们表示敬意，“对他们的意见他必须要加以尊重，”据说，他指的是本瑟姆和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一本天才的著作。作者完全清楚他所表达的思想的重要性。他相信他已找到了人类苦难的线索。《人口论》的重要性不在于那些新奇的事实；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一个简单的原理，并对这一原理做出极富冲击性的强调，这才是此书的重要性所在。实际上，他的主导思想曾被其他一些18世纪的作家利用过，但由于表达拙劣而没能引起世人注意。
这本书可以跻身于那些对思想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之列。它深深地植根于人文科学的英格兰传统之中——植根于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思想传统之中，在这一传统之中，我认为，在情感上存在着不同寻常的延续性。从18世纪到现在，如果我要如此表达——这一传统与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洛克、休谟、亚当·斯密、佩利、本瑟姆、达尔文和穆勒，这一传统表达着对真理的热爱和高尚的清晰的思想，没有任何感情用事和形而上学，它代表了公正和民众精神。这些巨著不但在情感上一脉相承，在实际内容上也息息相联。马尔萨斯身列其间，当之无愧。
马尔萨斯从他的演绎的剑桥方法——无论是数学学位获得者佩利，还是一无神论者采用的方法——到后面诸版采用的归纳性论点的转折起因于1799年的一次旅行。他为了搜集资料，访问了瑞典、挪威、芬兰和俄罗斯的一些地方，这些是当时对英国旅行者开放的少数的几个国家。在1802年的短暂和平期间，他还访问了法国与瑞士。北方的旅行是与基督学院的朋友奥特、克拉克和克里普斯相伴而行。E．D．克拉克是个天生的旅行家和收藏家。马尔萨斯和奥特被他的异常的、可怕的旺盛精力搞得疲惫不堪，而对克拉克，这不过是稍作表现而已。
克拉克和克里普斯又继续了两到三年的旅行，当他们从君士坦丁堡返回时，已经收集了许多五花八门的东西，其中很多目前保存于菲茨威廉博物馆。他们在家中的朋友们则坐在基督学院的研究员休息室里，怀着极大的好奇和兴趣阅读克拉克的来信。这些信件有许多收录在克拉克的《生活与旅行》。克拉克后来成为基督学院的高级导师（1805年），第一位矿物学教授（1808年），最终成为大学的图书管理专家（1817年）。
与此同时，马尔萨斯在继续他的经济学研究，并在1800年匿名出版（像他的《人口原理》第一版一样）了一本小册子，其名为《对目前供应的过高价格的原因调查》。这本小册子不但就其本身来说是重要的，而且表明他已倾向于使用处理具体经济问题的一系列方法，这些方法在此后与李嘉图的通信中进一步展开。我对这种方法我深有同感，并且认为，比起李嘉图的方法来，这种方法更可能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按照马尔萨斯的颇令常识的主张，价格和利润主要决定于他所说的（尽管并不很清楚）“有效需求”。李嘉图则采用了苛刻得多的方法，在“有效需求”背后，他一方面归因于货币状况，一方面归因于产品的实际成本和实际差别，认为这些基本因素以唯一的和清晰的方式自行发挥作用。他把马尔萨斯的方法看作是十分浅陋的方法。然而，李嘉图在使他的许多成功的论点要义简单化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偏离了客观事实；而马尔萨斯却使他的说法接近结论，从而紧紧抓住了那些在现实世界中可能发生的东西。李嘉图是诸如货币数量论和汇价的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创立者。当人们在观念上痛苦地脱离这些伪算术定律的控制时，人们才能够，或许是100年来第一次，理解马尔萨斯的晦涩结构的真正意义。
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概念在这本早期的小册子中被天才地表达出来。“这一想法对他的震撼之大以致于他骑上马从黑斯廷斯跑到镇里”，在他的“镇里的阁楼”上呆了两天，“熬夜到两点来完成这一想法，以便它在议会开会之前产生出来”。他在思考为什么供应价格上涨之高远远超过收获不足所能产生的影响。他没有像李嘉图几年之后那样归因于货币数量。他把原因归结于劳动阶级收入的提高造成的随着生活费用增加按比例提高教职人员薪金。“我极其强烈地感觉到，在王国的多数地区随着谷物价格上升而按比例提高教职人员薪金的企图，连同国家的富足，这使得提高薪金的企图得以实现，相对说来是造成此次供应价格上涨的仅有的原因，因为这次价格上升的程度大大超过了短缺的程度，大大超过了那些以上原因不起作用的国家价格上升的程度……
“让我们假设存在一种有50个人都急需的商品，但由于生产上的某些失误，只够供应40个人。如果第40个人可以花两先令买这件商品，而他前面的39个人的出价都不同程度地高于两先令，余下的十个人的出价都少于两先令，根据真实的贸易原则，这件物品的实际价格将是两先令……让我们假设现在有人给了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十个穷人每人一先令。现在所有的50个人都能支付两个先令，即先前确定的价格。根据公平贸易的每条真实原则，这件商品将马上涨价。如果不是这样，我就要问，根据什么原则把能支付两先令的50个人中的十个排除在外？因为依据假设，商品还只能供给40个人。穷人的两个先令与富人的两个先令一样是钱；如果我们不采取涨价而让最穷的十个人（或许他们是）支付不起的办法，就必须掷硬币、抽签、摸彩或者动武来决定谁将被排除在外。我的目的是要找到比对同样的钱进行不光彩的区分的办法更合理的方式来分配一国的商品，而以上这些方法显然偏离了我的目标。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根据文明的、已启蒙民族的习俗，根据每一条商品交易规则，价格必定会上涨到可以排除50人中的十人的那一点。这一点也许是两个半先令或更多，将成为商品的价格。如果再给那被排除的十人每人一先令：每个人都能支付两个半先令，价格必然立即随之上涨到三先令或更多，以此类推。”
语言和道理都是简单的，但这却是系统性的经济学思想方法的开端。小册子中还有很多——几乎整篇——都值得引用。这本《调查》是马尔萨斯所写的最好的作品之一，尽管在《人口原理》中有很多伟大的章节；现在，既然已经从引述开始，我就禁不住引用第二版（第571页）中的那一著名段落，其中表达了相似的思想，但以不同的行文做了更出色的包装（转引自佩因《人的权力》中的评说）：“一个人降生在一个已被瓜分完毕的世界上，如果他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应得的财产，如果社会不需要他的劳动，他将无权得到哪怕一丁点食物，而且实际上，是毫无意义地来到世上。大自然的盛宴中，没有他的坐席。就像是一个人没被邀请而前去参加宴会一样，女主人命令他离开，如果他不能唤起某些宴席中的宾客的同情的话。而如果有宾客站起来为他让座，其他不请自到人会立刻闯过来要求得到同样的恩赐。如果来者将分食物的消息传开，宴会厅里将会挤满数不清的想要得到的人。宴会的秩序与和谐就此破坏了，先前的富足变成了现在的困乏；宾客们的欢乐被破坏了，大厅中的每个角落都是痛苦和依赖的场面，都是被激怒的人们闹嚷嚷地纠缠不休，因为他们曾被告知能得到一份食物但并没有找到。客人们将后悔不已，他们不该抵制女主人发布的对闯入者的严酷命令，因为女主人希望她所有的客人都有足够的享用，但她知道她无法满足源源不断的人们，因此当她的宴席已经坐满时，她就要客气地拒绝接纳那些新来的人。”
马尔萨斯的另一本小册子《致萨缪尔·惠特布雷德议员先生的一封信——关于他的修改〈济贫法〉的建议案》则无如此幸运。这完全是一次对《人口论》中原理的应用。惠特布雷德先生建议“授权教士们建造房屋”，就是一项建房计划，一方面想补救惊人的短缺状况；一方面想创造就业。但马尔萨斯急切地指出无论如何也不能减轻“获得住房的困难”，因为正是由于住房的困难才使得“针对贫民的法律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刺激早婚”。这些法律提高了税率，较高的税率阻碍了建房，而住房的短缺减缓了贫民法律在其他方面刺激人口增加的灾难性影响。“这一倾向使得男女关系过早发生，如果在充足的住房条件的刺激下，我毫不怀疑人口将大大增加，这样大规模的劳动者被随即投入市场，将使得那些独立的劳动者陷入绝境。”经济学是一门本常危险的科学。
1803年，《人口原理》的新版出版，它是精美的四开本，全书600页，标价一个半畿尼。直到这时，马尔萨斯才没有特别职责而专心于经济学研究。他于1804年结婚。1805年他39岁之际，担当了前些年就已做出的任命，即担任新成立的东印度学院的现代历史与政治经济学教授一职，开始是在赫特福德，不久就迁至海利伯里。这是在英格兰建立的最早的政治经济学教席。
直到1834年去世他一直居住在海利伯里。他的住所在钟楼下面，后来詹姆斯·斯蒂芬爵士居住在这里，他是马尔萨斯讲座的最后一任主持者。马尔萨斯有三个子女，一个女儿尚未成年就夭折了，另外一个女儿，普林格尔夫人活到1885年，而他的儿子，雷维伦德·亨利·马尔萨斯于1882年去世，没有留下子女。
《人口原理》在后面一系列的著作中得到引申。1814年和1815年他出版了关于《谷物法》的小册子，1815年出版了他关于地租的著名论文，1820年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由实际应用的观点考察》。
“海利伯里学院存在的时候，马尔萨斯夫人一直保持着她的欢乐的晚宴的传统，伦敦的学术界精英经常参加她的晚宴。”“马尔萨斯的仆人一直跟随着他，直到他结婚之后生活安顿下来。”他的学生们管他叫“老爹”。他是个辉格党成员。他的布道常常是详细阐发上帝的仁慈。他认为海利伯里学院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地方，认为对那些“不但能理解，并且不以之为枯燥”的年轻人来说，政治经济学是一项适宜的研究。他的性情和善，脾气和蔼可亲，品格忠诚，富于感情，并且天性次快——这些都验证了他1798年在《人口原理》第一版中所写下的论断：“人生，一般说来，是一件与未来状态无关的幸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除了那些在历史进步大潮中必不可少的罪恶之外，世上再无其他罪恶。”
与这幅画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论战中的小册子作者们描绘的冷酷、恶毒，如怪物一般的马尔萨斯的形象。对此，马尔萨斯看来是采取了尽可能不闻不问的态度，但一些朋友门却十分愤慨。在这件事上，西德尼·史密斯把握得更好一些。他在1821牢7月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哲学家马尔萨斯上周来到此地。我参加了由未婚者们为他举办的令人愉快的欢迎会。其中只有一位妇女是有小孩的。但马尔萨斯是个性情温和的人，只要没有发现有身怀六甲的迹象，他会对每位女士都彬彬有礼……。”
《绅士杂志》（1835年，第325页）在讣告辞中告诉我们：“马尔萨斯先生身材高挑，体态优雅，他在相貌上如同他的品行一样，堪称完美绅士的典范。”
约翰·林内尔先生在1833年曾为马尔萨斯画过一幅令人钦羡的画像，现在为罗伯特·马尔萨斯先生所有。从这幅画像以及同样出自于林内尔之手的著名的马尔萨斯雕像可以看出，他是个红脸膛，有着红或褐色的鬈发，那是一张不同凡俗的俊秀的面庞。马蒂诺小姐在她的自传中写道：“全英国也找不到比马尔萨斯先生头脑更单纯，更具美德，更充满生活情趣的人了……在所有人当中，马尔萨斯是我不用喇叭经常就能很轻松地听到的人之一；——由于下腭的缺陷，马尔萨斯讲话时的毛病简直不可救药，当他的朋友有意安排我们认识而邀请我与马尔萨斯会见时，我不禁心生畏惧。想到我自己的耳聋，而他不能读出字母表中的一半辅音，以及他的薄薄的嘴唇使我很难把我的助听管给他，我意识到我们的会见将会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幸运的是，我错了。他的第一句话——缓慢而温和，不管辅音怎样，元音响亮而清晰——就使我完全放松下来。我很快就发现他用的元音我实际上都听到过。他发音最差的字母是I，当我毫不困难地听懂他的问话，——‘难道你不想去看看基拉内的湖吗？’的时候，我已经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我们的记忆在经历了卢俊和休谟之后的漫长空白之后，上面这一愉快的场景又让我们回到了我们所熟识的年代。约翰逊博士、吉本和伯克对我们影响之深，以致于我们很容易淡忘了马尔萨斯成长的那个年代，即18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那个年轻、激进的英格兰；我们也淡忘了带来沉重失望的法兰西革命以及它对英格兰的毁灭性影响，尽管我们还能在从华兹华斯到柯勒律治到怀有不可扼制的热情的雪莱的作品中了解到它，但我们已经淡忘了这两个重大事件在从18世纪向19世纪的过渡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无论如何，随着一个又一个世纪的过去，马尔萨斯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与知识范围中已经完全被忽略了。卢梭、马尔萨斯之父丹尼尔、吉尔伯特·威克菲尔德、1784年的剑桥同仁们、佩利、皮特以及《人口原理》的第一版仿佛都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种文明。而马尔萨斯与我们的联系却日渐紧密。他是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初始会员，而这一团体仍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召开聚餐会。他同时还是在他去世之前建立的皇家统计学会的初始会员。他参加了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剑桥召开的1833年会议。
晚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与李嘉图的亲密关系，为此他写道：“除了我的家人，我从没有像这样爱过他人，交换看法，我们毫不保留，之后我们共同探讨感兴趣的问题，只为真理，别无他念，以致于我不得不设想，或早或晚，我们总会取得一致。”玛丽亚·埃奇沃思与两人都相熟识。她这样描绘他们：“他们齐心协力探寻真理，无论谁是第一个发现者，他们都欢呼相庆；我真切地看到他们以自己有力的手臂拉动绞盘，让那痴心眷恋于井底的真理女神升出地面。”
马尔萨斯与李嘉图之间的友谊始于1811年6月，马尔萨斯“冒昧地引见自己”，希望“我们在这一问题上能站在一边，对那些观点上的分歧，我们只需要私下进行心平气和地讨论，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场笔墨官司。”这带来了他们之间从未断绝的亲密关系。李嘉图在周末频频造访海利伯里；而马尔萨斯到伦敦的时候也常常逗留几天，起码要与李嘉图共进早餐，后来的年月里，马尔萨斯也习惯于到盖特科姆公园，李嘉图的家中住上些时日。这表明他们相互之间怀有最深切的爱戴和尊敬。他们在智力天赋上的对比很鲜明，也很有意思。在讨论经济学问题时，李嘉图是抽象思维和演绎法的理论家，马尔萨斯则是归纳性的和直觉的调查者，他不愿意与可验证的事实依据和直觉中偏移太远。然而在实际的财经问题上，这位犹太裔的证券商与这位贵族血统的牧师的角色就会完全颠倒过来。我记录下了这样一件小事。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正如人们所熟知的，李嘉图是一个辛迪加的主要成员，这个辛迪加从事政府债券的操作，相当于目前的“包销”。他的辛迪加通过参与招标从财政部的债券总额中得到了包括各种期限的债券，然后作为投资机会逐步向公众销售。在这种情况下，李嘉图往往要帮马尔萨斯一个忙，马尔萨斯不用掏一分钱，李嘉图就把一部分债券份额记到他名下，这意味着，只要马尔萨斯持有的时间不是太长，一定的收益是毫无问题的，因为辛迪加的初始价格条件比当时的市场价格要低得多。这样，在滑铁卢战役的前几天，马尔萨斯发现自己手中的公债正处在一个小“牛”市。不幸的事，他的神经已经无法承受了，他指示李嘉图，只要不是“错的或不方便的”，“就干脆赶紧把你如此好意地承诺给我的收益实现了，哪怕只是一小点也好。”李嘉图执行了这一指令，尽管他自己绝不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因为他的消息来源告知他公债可以在滑铁卢战役那一周达到牛市的峰顶。在1815年6月27日致马尔萨斯的一封信中，他谦逊地汇报说：“像往常一样，我从对上涨的预料之中获益颇丰，我成了公债的大赢家。”“现在让我谈谈我们的老课题，”他接着投入到对商品价格上涨原因的探讨之中。
可怜的马尔萨斯禁不住心中懊恼：“（他写于1815年7月16日）我得承认我曾以为第一场战役的胜机属于波拿巴，因为他有进攻的机会；的确，从威灵顿公爵的调兵遣将看来，波拿巴一时曾经胜券在握。然而事后看来，法国人并没有做好应有的准备。如果他们拿出了为保卫独立而战应有的力量和热情，一场战斗，无论它如何血腥或彻底，是无法决定法兰西的命运的。”
这一友谊将在历史中长存，因为它产生出了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文字往来。1887年，博纳博士发现了由科勒内尔·马尔萨斯所有的李嘉图写给马尔萨斯的信件，然后出版了他的署名的版本。然而对马尔萨斯所写的信件的寻找却是一无所获，这些信件本来应该由李嘉图的家庭成员所持有。1907年福克斯韦尔教授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这些散轶信件中的一封，这封信是大卫·李嘉图偶然送给伊斯顿·格雷的史密斯女士的，她乐于收集名人手迹。这位教授同时还声称——极有先见之明地——“大卫·休谟对《国家财富》的评论曾被销毁，而马尔萨斯的这部分信件的遗失将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仅次于此的文字之灾。”对皮罗·斯拉法先生来说，什么也隐藏不住。为编辑即将出版的《大卫·李嘉图著作》的全本和定本（此书是为皇家经济学会准备的，将于近年内出版），斯拉法先生在研究工作中发现了那些散轶的信件。这两方面的通信的出版将会大大提高它所包含的趣味。其中的确可以发现经济学理论的种子，也能发现他们论证命题时分歧的线索——在一开始就形成如此大的分歧，除非分歧消除，否则很难认为他们所用的定义是一致的。李嘉图研究均衡条件下产品的分配理论，而马尔萨斯则关注是什么因素决定了现实世界中每日产出的数量。马尔萨斯所针对的是我们碰巧生活于其中的货币经济；而李嘉图针对的是一个货币中性经济的假想概念。他们很大程度上知道存在分歧的真正原因。在1817竿1月24日的一封信中，李嘉图写道：“在我看来，我们在那些经常讨论的题目上的观点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你在头脑中经常考虑那些个别变化带来的直接和暂时的效应，而我则把这种直接效应和暂时效应撇在一边，全神贯注于这些效应所造成的结果，即事物的长期状态。或许你对这些暂时效应评价过高，而我则过于低估。要正确对待这些命题，就需要认真加以区别和注意，并要同时考虑两方面的原因。”
马尔萨斯在1817年1月26日对此做了很有反响的回答：“我同意你所谈及的问题是我们的观点分歧的原因之一。我确实倾向于从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考虑，因为这是便写作在实践中有益于社会的方法，我也认为这是避免犯拉普他岛的裁缝们所犯的错误的唯一方法，如果失之毫厘，则必谬以千里。另外，我的确认为社会进步包含着不确定因素，如果忽略那些能在八年或十年中促进或阻碍生产与人口增加的因素，就等于忽略了导致国家贫穷或富足的因素，而这正是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探讨的主要目标。一个作者诚然可以做出任何他喜欢的假设，但如果他的假设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他就不能从假设中得出任何有实践意义的推断来。你在关于利润的文章中假设实际劳动工资是恒定的；但它是随商品价格波动的（二者在名义上是一回事），利润也是变动不定的，因此你的推断就无法应用到事物的实际状态之中。我们在周围的国家，尤其是在我国，看到的是时而繁荣，时而萧条，长短不定的历史时期，而从未见到过你仅仅考虑了的一成不变的社会进步。
但造成我们的分歧的更细致、更本质的原因，我认为是这样。你似乎认为人类的需求和口味时刻在等待着供给；而我则坚决认为没什么比激发新的需求和口味更难的了，尤其是要从原有材料中创造新需求和新口味就更难。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所赋予它的价值，供给越适合于需求，其价值就越高，一天的劳动就能换来或曰带来更多的可支配的购买力……我非常肯定地认为，在实际阻碍生产和人口增长的因素中，需求刺激的不足更甚于生产能力的不足。”
一个人如果细读了这些通信，就不能不感觉到，在长达100余年的时间里，马尔萨斯的一系列方法被完全抹煞，而李嘉图的方法居于完全的统治地位，这对经济学的进步可称是一场灾难。在这些信礼中，马尔萨斯一次又一次地谈论着简洁的思想，但头脑笼罩在阴云里的李嘉图却全然无法理解这种力量。
早在1814年10月9日，由福克斯韦尔教授发表在《经济学杂志》（1907年，第274页）中的信中，马尔萨斯写道：“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你的观察，你认为‘由积累欲望引起的需求同消费的欲望一样有效’，即‘消费和积累能同样促进需求’。我知道，对于利润下降，你一般会从积累上找原因，而我则坚信，这是因为生产价格比生产成本相对降低，或者说是有效需求缩减，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原因。”
但从马尔萨斯写于1821年7月的两封信的摘要中可以看到，到那时为止，这一在马尔萨斯头脑中清清楚楚的问题，在李嘉图的头脑中仍然迷迷糊糊。（1821年7月7日）我们在世界的每个地方几乎都可以看到闲置着的巨大的生产能力，我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由于对实际产品分配不当，造成继续生产缺乏足够的动机。
为了探讨财富增长的直接原因，我显然要探讨动机问题。我根本不想否认人们有权消费掉全部产出，但根本问题在于，在各部分之间进行分配的方式是否能最大程度上引起有效需求，从而激发以后的生产。我毫不怀疑地坚持认为，快速积累的意图必然意味着非生产性消费的大幅度缩减，这极大地损害了一般的生产动机，从而必然过早地阻碍财富的增长。这才是最具实际意义的问题，至于是否应该把这种不景气称为供应过剩，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问题。但如果这种情况成为现实，即快速积累的意图造成的劳动与利润的分配损害了今后积蓄的动机和能力，从而损害了供给能力和人口就业的增长，就不能不承认，这种积累的意图，或曰储蓄过剩会对一国造成切实的损害。
（1821年7月16日）对于目前讨论的这一问题，看来我们永远也无法彻底地相互理解了，如果你读了我的最后一章第一部分的头两段，而仍然“认为把巨大的生产力投入生产，其结果对人类不利”，那么我几乎对是否有能力表白自己感到绝望了。
我明确声明，我的目标是阐明引发生产力的原因；如果我建议保持一定比例的非生产性消费，显而易见那不过是为了保证最大程度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动机。而且我依然认为，对于一国的财富来说，随土壤肥力而有所不同的非生产性消费的占一定比例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在各种生产动机当中，最核心力当然是使那些运作产业的人获得产出的适当比例。然而你却主张大规模的暂时储蓄，在利润足以促使它投入生产时却开始储蓄，这可能导致对于产品的分配不能引发进一步增加生产的任何动机。
如果把一段时间里没有进一步增加生产的状态不适当地命名为不景气，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称呼它，尤其是在这种不景气不可避免地使正在成长的一代沦于失业的时候。我们从重复的经验中知道，除非有一些工人已经在一段时间内失去工作，否则劳动的货币价格是不会下降的。
问题在于，这仲资本的停滞，以及由于在增加的产品中没有使地主和资本家得到适当的非生产性消费的份额而造成的对劳动需求的停滞，在发生时会不会无损于一个国家，会不会导致幸福和富足的程度降低，而如果使地主和资本家在自然社会剩余中得到非生产性消费的适当比例，从而继续保持生产的动机，就会首先避免对劳动的不正常需求，避免将会发生的这一需求的突然缩减，这样是否导致社会幸福和富足程度的降低呢。
如果资本和劳动停滞不会导致恶果，那么怎样才能说明，对生产者可能有害的过于节俭反而不会对国家有害呢？怎样才能说明，在生产失去动机的时候，增加地主和资本家的非生产性消费不能作为一个适宜的解决办法呢？”
如果是马尔萨斯而不是李嘉图成为19世纪经济学领头人，今天将是一个明智得多、富裕得多的世界！为了重新发现，为了冲破误导我们头脑的重重迷雾，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啊，而这本来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我一直称罗伯特·马尔萨斯为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而在这些信件发表之后，带着更多的同情与崇敬，这一荣誉他将更加当之无愧。
在这些信中，马尔萨斯的确在重述他出版于1820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第七章第四部分的论点，这一部分的内容是“非生产性的消费者引发的分配，以此作为增加全部生产的交换价值的方式，”它未能打动李嘉图，也未能影响后世的思想，但马尔萨斯使这一论点更加清晰。
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论点的精髓在《政治经济学》中已露出端倪。在本章的第五部分，“对1815年以来劳动阶级的苦难”，马尔萨斯继续应用了这些原理。他指出痛苦应当归因于资源的转向，先前资源投入于战争，投入于储蓄的积累。而在如今的情况下，储蓄不足不可能是问题的原因。储蓄虽然是一种个人行为，但已不再是一种公共责任。公益事业以及地主和有财产的人的消费才是适宜的解决办法。
下面的两节可以引用为对1815年到1820年所发生的事件的最好的经济分析：“当利润偏低并且不确定的时候，当资本家在那些本应安全地利用他们的资本的地方却遭受损失的时候，当由于这些原因造成资本外流的时候；一句话，当问题的性质所体现出来的所有证据都清楚地证明了对国内资本缺乏有效需求的时候，却建议进行储蓄，并且把更多的收入转化成资本，这不是违背了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吗？这不是毫无意义地反对供给和需求原理这一诸多原理中最首要、最重要和最普遍的原理吗？这不是等于在人们忍饥受饿、流离失所的时候却建议他们操办婚姻之事吗？
“总之，我要说，参与战争的士兵、水手或其他阶级突然转化为生产劳动者会造成生产与消费均衡的紊乱，而治愈这一恶魔的最力所能及、最显而易见的方法是雇佣穷人参与筑路和公共工程，而地主和那些拥有财产的人致力于建设，改善和美化他们的工地，以及雇佣工人和仆役。”
储蓄与投资平衡问题在书中序言里已全部提出了：“亚当·斯密声称，资本增加源于节俭，每个节俭的人都有益于社会，财富的增长依赖于消费与居于其上的生产之间的平衡。毫无疑问，这一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显然也绝不是无条件的，因为储蓄的原则一旦过度就会损害生产的动机。
如果每个人都满足于最简单的食物、最破烂的衣服和最鄙陋的住所，那么这世上就绝不会有其他的食物、衣服和住所……两个端点是显见的，需要的是有一个中间点，虽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不一定能确定它，但考虑到生产能力和消费愿望这两方面，这一点应该是最能激发财富增长的一点。”
对李嘉图来说，全然无视这一系列思想的意义当然是个重大错误。但马尔萨斯也存在缺陷，即在于他完全忽略了利息率所起的作用。20年前，我本可以反驳马尔萨斯，他所设想的事情的状态，除非利息率首先降低为零，否则不会发生。像往
常一样，马尔萨斯洞察到了什么是正确的，但只有解释清楚过度节俭不会带来利息率降低为零，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它是正确的。
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对我们这些后世子孙来说，除了一般的感情，这三个人物还激发了我们精神上的其他东西。马尔萨斯与李嘉图并未被他们相反的头脑品质所阻隔，而是终其一生在和平与友好中相互交流。
李嘉图去世之前写给马尔萨斯的信中的最后一句是：“现在，亲爱的马尔萨斯，我完了。像其他争辩者一样，在许多辩论之后，我们仍然保持各自的观点。然而这些辩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你同意我的观点，我也不会比现在更爱你。”
马尔萨斯比他的朋友多活了十年。“（他在死前所写）我的观点是公开的。如果我要修改什么，也只能在语言上做些改动，而且我不知道是否能改得更好。”
1833年，马尔萨斯去世的前一年，马蒂诺小姐到海利伯里来拜访他。她很高兴看到“绿化得很好的赫兹郡。几乎每天工作之余我们都出去—一五六个人愉快地骑马相聚，踏遍每一条绿色林荫道，欣赏周围的每一片景色。其他教授们的家庭则组成了一个充满欢乐的团体——我们没有兴趣谈论学生中的哪一个会成为未来印度的行政官。年轻男人们谈论的风行一时的笑话，郑重其事的相互尊敬，以及不时爆发出的喧闹；年轻女士们的射箭术；波斯语教授那奇特的君子风度；勒巴校长的渊博学识和诚恳的学者风度，以及夏夜聚会中颇有古风的谦恭，所有这些都过去了。”
二、罗伯特·马尔萨斯：百年训谕
在《伊斯兰革命》的序言中，雪莱写道：“形而上学，以及对道德和政治科学的探讨，已经蜕变成了使那些已被破除的迷信再生的妄想，或者是马尔萨斯式的诡辩，算计着使那些人类的压迫者们在永恒的胜利中安然入睡。”
戈德文的女婿如是说，他抨击着《人口原理》对人类未来的美好希望。另外一个诗人，马尔萨斯在基督学院的同窗柯勒律治，其观点也并不友善：“难道这本四开本的书是在教导我们，贫穷将带来巨大的苦难和罪恶，而在那些嘴多于面包、头颅多于脑力的地方，贫困必将达到极致吗？”博纳博士写道：“其余的纸边批语主要是一些感叹语（如‘蠢驴！’），很多都有欠文雅。”
如此看来，无论对于富于革命精神的诗人还是对于富于保守精神的诗人，马尔萨斯都是经济学家中诡辩者的代表——这个露骨而讨厌的喋喋不休的家伙，偏离了人道主义的本源，他用不言自明的道理证明：所有减轻贫困和灾难的企图都会适得其反；开通的自利行为比一时的慈悲心肠更是一种社会公德；商人们为了那些最红光满面的人——指那些最富于财产的人——的生存而奋斗，而一旦他们无法继续，世界将极有可能陷入悲惨之中。
这两位最具睿智而气质相异的诗人就是这样来解读他们所听到的东西的。他们的控诉矛头指向19世纪的经济学家，但也并非全然错误。今天我们也没能完全逃脱出他们的控诉。
如此纪念马尔萨斯似乎有欠公平。《人口原理》的第一版是为了批评戈德文的《政治公正》，第二版则是为了批评佩恩的《人的权力》，其中有一段是经常被引用的：“一个人降生在一个已被瓜分完毕的世界上，如果他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应得的财产，如果社会不需要他的劳动，他将无权得到哪怕一丁点儿食物，而且实际上，是毫无意义地来到世上。”
当惠特布雷德先生建议“授权教士们建造房屋”时，马尔萨斯写了一本小册子，敦促无论如何不能减轻“获得住房的困难”。
这样提及马尔萨斯的名字仍然忽略了一点，即他的生活与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工作被截然分成两部分，每一部分都起因于他周围的事件和影响。其中的第二部分是一次无效的努力，李嘉图和他的学派正在把他们的理论套在我们的脖颈上，而马尔萨斯却想推翻它。在我前面的引文中，雪莱继续写道：“四散的阴云也已笼罩在我们的小说与诗歌之上。然而在我看来，人类正在从昏睡中觉醒。我感到了一种缓慢的、逐渐进行中的悄悄的变化。”
在一个脚注中，雪莱把《人口原理》后面诸版中的一些变化慷慨地称之为“公众希望苏醒的标志”。有这样一段，这是《人口原理》第二版中接近结论的那一部分，也正是雪莱头脑中所想的那一部分：“总而言之，由于人口原理的作用，尽管减轻苦难的前景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光明，但也远非毫无希望。无论如何也不能排除人类社会逐渐向前的进步，在出现最近的胡思乱想之前，这正是理性期望的目标。财产和婚姻的法则，以及狭义的自爱原则促使每个个人努力改善自己的境况，我们应当感激这些法则，因为正是在这些法则之下，人类的天才得以发挥，人类得以由野蛮走向文明。根据人口原理，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得出结论，虽然我们永远也无法抛弃使我们升高的这一阶梯，但这绝不说明我们不能借助于它更进一步。社会结构的许多特征也许仍会保持原状。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社会仍会由有产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组成。但每个阶级各自的状况，两个阶级之间的比例都可能大大改观，使整个社会趋于和谐与完美。如果在自然科学日新月异、一日千里地发展的时候，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却裹足不前，以至于连由于人口增长造成的前进障碍都无法解决，这种对照的确令人悲伤。然而，无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显得多么坚不可摧，我们仍然心存希望，因为我们探讨的结果并没有使我们放弃人类社会进步的事业。一点点好处，只要是可以得到的，就值得我们拼尽全力，就足以让我们付出努力，让我们满怀憧憬。虽然我们不能指望人类的美德与幸福能与自然发现的光辉历程齐头并进，但只要我们不自暴自弃，我们就可以满怀信心地希望，前者将随后者的进步而进步，并从后者的成功中分享好处，其程度并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在18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劳动阶级的苦难主要因为他们的低水平的生活状况引起了马尔萨斯的注意。滑铁卢之战以后以及战争结束之后，呈现在马尔萨斯面前的是失业问题。正是为了解决前一个问题，他提出了人口原理。他强调，除非减少劳动供给，否则无法提高这一生产要素的报酬水平。然而在第一版中，他强调的是减少劳动供给的困难，在其后诸版中，他却强调减少劳动供给的重要意义。在他一生中的后半期，他被战后失业的问题困扰着，失业的范围第一次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00年来，本应有人读到他对强大的李嘉图的有力而不容辩驳的抨击，哪怕仅带着一丝同情与理解。就这样，马尔萨斯这个名字因“人口原理”而不朽，而他提出更深刻的“有效需求原理”时的天才直觉却被遗忘了。
然而今天，让我们把马尔萨斯作为第一个剑桥经济学家吧——最重要的是，把他作为用规范的思维框架面对世事纷坛的伟大先驱吧。马尔萨斯通过一条最佳途径接近了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马尔萨斯在佩利时期的剑桥大学走向成熟，他开始有志于哲学和道德科学，并运用政治哲学家们的演绎方法。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一头沉浸在经济史实和当代世界的问题之中，运用历史归纳的方法，并吸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最后，他又回到演绎方法，不过这次是作为专属于经济学家们的纯理论方法。他寻求将规范的思想方法应用于事实资料，并通过直觉选择类似规范原则的方法来透视这些事实，进而解释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总之，在经历了一个道德学家的幼虫和一个历史学家的蛹之后，他最终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张开思想的翅膀，翱翔于世界之上。
作为结论，让我来为你读出马尔萨斯所写的这一段文字，它总结了一个经济学家应当怎样看待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的耳边经常能够听到反对理论和理论家的呼声，它们来自那些自以为在实践中精明强干的人。应当认识到，差劲的理论是非常差劲的东西，他们的作者非但无用，而且常常成为社会的害群之马。但看来这些实践的鼓吹者并不清楚，他
们自己也往往会像他们所反对的那样。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属于当时最具危害性的理论家之列。当一个人信心十足地对人讲述他观察范围之内的事实的时候，无论这些事实具有多大的局限性，它们也增加了社会知识总量，从而有益于社会。但是假如一个人竟然从他的局限性的经验中，从他对自己的小农场的经营管理中，从与他相邻的作坊的鸡毛蒜皮中得出一个普遍性的推断，他就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理论家，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然而这是尤为危险的。因为确立理论的唯一基础是经验，而人们往往一听到词汇的音节就被迷住了，甚至不停下来仔细分辨一下局限性经验与普遍性经验之间的区别。”
我认为有理由称颂马尔萨斯：他的深刻的经济学直觉，他不但能对变换的经验图景保持一颗开放的头脑，而且一直不间断地以他的规范思想中的原理来解释经验，把此二者结合起来，体现了他非凡的能力。我相信，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现在在他的母校纪念他，应当向他致以永不褪色的敬意。
第十三章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一
斯坦利·杰文斯在马尔萨斯死后的第二年诞生，他只比马歇尔年长七岁，比埃奇沃思年长十岁。在他获得教授职称之前，由福克斯韦尔教授代替他在大学学院中主持讲座。他是我父亲参加剑桥大学1875年的伦理学学位考试时的监考人。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据我父亲回忆，是在早年之时，把他当作一位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福克斯韦尔教授代他主持讲座已是60年前的事了，而他作古已有50余年了，虽然我们今天（晚了一点）才来纪念他诞辰100周年，但我们认为，在穆勒于1873年去世之后的半个世纪中，他是统治着经济学思想的经济学家之一；而对我们这些今天汇聚于此以表纪念之情的人来说，他又是我们的教师和前辈。
他的家庭属于受过教育的脱离国教教派的教友阶层。他们没有学术界的社会关系，但在19世纪的前半期，他们组成了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和伯明翰的知识界，并成为伦敦大学附属学院中的本瑟姆基金会（成立于1826年）的骨干，以及曼彻斯特大学（建于1846年）欧文斯学院的中坚分子。他的家庭和许多亲属都是无神信奉者，因此斯坦利·杰文斯也就终生保持这一信仰。他的父亲是一位铁器商，是史蒂芬森的朋友。他对那个时代的机械革新很感兴趣，据说他建造了（1815年）用于海上航行的第一艘铁船。他自己出资支持建造泰晤士隧道，他还曾写有一本有关法律的小书和一本经济学小册子。他的母亲是一位女诗人，她生的第九个孩子就是杰文斯。她是威廉·罗斯科家族中最年长的孩子。这是一个颇具天赋的家族。威廉·罗斯科本人是利物浦的律师和银行家，也是一位收藏家和艺术爱好者，同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写有很多著作，其中有《洛伦索·德·梅迪奇传》以及《利奥五世的生平和教皇生涯》（他还写有一本儿童文学作品《蝴蝶的舞会和草蜢的宴会》）。杰文斯娶了J．E．条勒之女，泰勒是《曼彻斯特卫报》的创立者，与《旁观者》的R．H．哈顿是姻亲。
他的父亲和外祖父罗斯科尽管都有非凡的天分并且为人诚信可靠，但却双双沦于破产。前者是在1848年的财政危机中破产，后者则是因为他的银行1816年发生的挤兑。杰文斯因此获得了很好的遗传细胞，不能忽视商业波动现象。他对自己的投资和财产状况投入了极大的兴趣。如果他在通信中的一些暗示可信的话，那么他自己的经营活动与他关于商业循环的理论以及煤储量渐将耗尽的理论密切相关。杰文斯自己的资本很小，但他妻子有一些家产，据说杰文斯通过对他们的储蓄进行有利的投资来增加收入。但为了保证生活中主要目标的实现，每当事业面临严峻形势时，他都会毫不吝惜地牺牲钱财，在这方面他堪称典范。但也绝不是鄙视金钱，在不得不破费钱财的时候，他也会痛苦不堪。在许多方面，或许绝大多数方面，他都是一个优秀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从精神上和道德上嫌恶极“左”派的表现，欣赏保守党的“要不惜一切代价，”——我引用的是他自己的话——“像保护普遍利益的主要堡垒一样保证这个国家的不间断的、特有的繁荣，”另一方面，他也同样欣赏自由党的“不要谨小慎微，要信心十足地挖掘自然的法则和它的不受拘束的趋势”。
由于斯坦利·杰文斯的生活经历，使他对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很感兴趣。他的外祖，威廉·罗斯科热心于社会改革，积极鼓吹废除奴隶贸易。他的父亲曾写过一本小册子，其名为《地主的富裕不能依赖谷物法》。据记载他母亲曾与他一起阅读过大主教惠特利的《论货币问题》，而他第一次求学所在的利物浦机械学院高等学校的校长，霍奇森博士，后来成为爱丁堡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然而，杰文斯接受的并不是道德科学方面的教育，而是学习数学、生物学、化学和冶金学。1852年，即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的七年之前，杰文斯正好17岁，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与哈里进行了几次有关道德哲学的颇具学术性的讨论，讨论中我显得全然是个‘道德依附论者’，不相信我们的‘道德感’与动物性的情感是全然分割的或是根本不同的。我也曾经讨论过物种的起源问题，或者说动物中的诸多物种的衍化方式问题。就我目前所知，我坚决认为所有动物都是由某种原始形态演化而来，其演化过程受到气候、地理等条件数千年来甚至数百万年来的持续影响。莱尔对拉马克这方面的理论增添了很多趣味，但在我看来并没有提出很好的反对这一理论的理由。”
在他18岁的时候，由于家境困难，不得不担任悉尼造币厂的检验员，这家工厂是由于当时在澳大利亚发现金矿而设立的。他担任这一职位将近五年。正在一心学习的他不得不半途离开大学学院，这对他的雄心是个很大的打击。而他之所以离开澳大利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完成他的文学硕士学位课程，但他在澳大利亚的那段时期正是一个人的创造力处于巅峰时的年纪，因此他那时的独自沉思和慢慢酝酿是非常富有成果的。在他返回后不久，他所做出的那些知识贡献的轮廓在他的头脑中已经十分牢固地建立起来了。30岁之后，杰文斯的人生就主要致力于对他已经挖掘出来的知识精华进行阐述和巩固。
他在澳大利亚以及后来所做的一系列研究比起他1859年底回到英国之后的研究来范围要广泛一些。他这些独自沉思的成果明显地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与他对经济波动的归纳性研究有关；第二部分则与他所演绎的经济学纯理论有关。这两部分都在他与1862年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剑桥会议的通信中有所预示。在仔细讨论这些之前，让我们顺便提及《煤炭问题》，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他第一次引起世人瞩目。
二
《煤炭问题》这本书称不上是杰文斯最出色的著作之一。它是天才之作，也产生了无以复加的吸引力和冲击力。但它的预言却没有实现，因为它的基本论点不够成熟。今天重读这本书就会发现它太过牵强而且夸大其辞。
杰文斯在本书中所持论点是：要保持大不列颠的繁荣以及工业领导地位，必须保持重工业在一定程度上的持续增长，而这要求煤炭产量以几何级数增长。他把这一原理作为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的引申，并将其命名为“社会增长的自然法则”。他以这样的形式来阐明这一原理：“性质相同的物质或处于相同环境中的物质以相同的几何级数倍增”，他认为“如果真正理解了这一语句的含义，它将是不言自明的”。尽管他警告说：“即使我们不改变自己的内在特征，我们的外部环境也将照常变化”，他对这一不言自明的道理的引申也很容易产生误导。因为他继续说道：“现在，这一仅仅对人口数字来说是正确的道理对生活的其他要素同样有效。如果我们的先辈造就了一定的社会进步，那么除非我们与他们不相配，或者环境有所不同，我们都将造就同样的社会进步。如果他们使自己的收入或铁的消耗量或国家的农业产出翻番，那么我们也应取得这一成就，除非我们的特性或环境有所改变。”
在这里，“煤”的地位向马尔萨斯理论中“谷物”所具有的地位接近了一步：“我们的生存不再依赖于谷物生产。废止《谷物法》的严重后果是使我们由谷物转向煤炭。无论如何，这标志着最终把煤炭看作是一国主要产品的时代已经来临，标志着制造业的收益开始上升，而这不过是煤的使用将有所发展的同义语。”
容易看出这将得出一个怎样惊人的推断来，令这一代人深深信服，对他们来说就等同于接受一个马尔萨斯的简单翻版。因为，如同杰文斯所指出的：“煤的消耗量实际上是一个双维度的量：人的数量和人均消费量。在整个数字中，人口比世纪之初大约翻了一番，而煤的消耗量却增加了八倍或更多。这里，个人消耗量又是一个组合量：在原有使用方式下的增长和发现新的使用方式。我们确实不能总倍增铁路的长度或船只、桥梁以及工厂的规模，但煤炭的新的使用方式却是无限的。”
但这时读者已经被引离了他开始时所精心构造的原理。杰文斯以明确的、令人兴奋的语句得出他的结论：“我们正在走向富裕，人口也数不胜数，因为我们有一笔资源财富，对我们的需求来说它还没有明显不足。由此造就了这个国家所呈现出来的始终如一的、非凡的增长速度。我们就像刚刚在一个新国度里落户，对它的边界还杳然无知。
“但接下来我不得不指出这一不幸的事实：这样的增长速度不久之后就会使煤炭消耗量与目前的供应量持平。煤矿的深度增加，开掘难度增大，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到达那个模糊的边界，停止增长。就像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布莱克印地斯的彼岸。人口的浪潮将冲破这一堤岸，但紧跟着一个回流。作为定居者，我们无法选择内陆深处那肥沃的处女地，只能退回到更差的地方，到山腰去耕田。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像从前那样发现新的煤田，而只能痛苦不堪地把现在的煤矿挖得深而又深。
“这里需要提请注意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区别。一个农场，无论拓得多远，只要耕作精良总能获得收成。而矿产却不能再生，一旦开采殆尽，产量就很快降低为零。
因此，既然我们的财富和进步都特别受制于煤炭，我们就不仅仅必须停住——而且必须后退。”
必须承认的是，杰文斯希望这本书成为一本了不起的著作。在我看来，把这本书夸大其辞的写作方式归因于他想使自己的思想引人注意的极端渴望是不公平的。他与英国科学促进协会（1862年）的极富独创性的通信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他对商业预测的图解（也是在1862年）像许多烤得半熟的面包，60年的时间还是太短了。这本预言的小册子由他自费出版，只有《泰晤士报》和《经济学家》提到了它，这让杰文斯赔了钱。他关于黄金的小册子（1863年）虽然后来引起了一些注意，但也只卖了74本。然而他具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想奉献给这个世界一些有价值的东西。1863年4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想我情绪很低落，因为我的关于黄金的论文问世后，只有姐姐说过一句赞扬的话，而她也不过是尽了姐姐的义务。如果人们都像这样来对待我的所做所为，我该怎么办？一种可能是，你开始怀疑你对自己的所有信心是不是仅是幻象而已；另一种可能是，你认识到即使是最出色的作品也可能永不被世人所接受、所赞颂。最近，我对自己的状况想了很多，写也写不完，道也道不尽。我甚至想，很多时候，自己像个傻瓜，自己的许多观念是那样荒唐可笑。最终我也承认，要敲开这个世界的大门，一个重要的办法是多交朋友，让他们得出你是个聪明人的印象，让他们四处宣扬你的聪明，把他们的推荐书当作一根根杠杆，把你推向你想去的地方。莎士比亚在写他的第66首14行诗的时候，把这一切看得多么透彻啊。
显然，我再去空耗力气，破费钱财地出版著作是毫无用处的，它不会引起任何一个人的注意。我必须重头再来，换一种新方法，时时处处去逢迎别人。因为只有在经过漫漫岁月之后，一个人的观念才可能有机会拿出来让那些有能力判决它们的人们过过目。
“尽管我处处有错，但我感到我的内心深处并不是自私的，而且在渐渐远离它。有时我甚至想，如果我能感觉到我的努力并非全无用处，我就不该去关心什么名望、财富、舒适，甚至生活本身。如果我能不具姓名地做这一切，也许我会同意这样做。然而，朋友们的责难和你所有的遭遇都是难于承受的，而他们的赞颂之声与钦羡之情却是令人心醉的……我必须驶向另外的航向。”
这次他决心要引起世人瞩目。为了使政治经济学从土星上回到人间，所有为了引人注意的艺术都派上了用场。仅在几天之后，亚历山大·麦克米伦先生就发觉他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一年之内，大获成功。杰文斯在日记中写道：“晚间晴好，1865年12月3日。思想者和发明者的工作可能的确证明是永无用处的，是错误的。但即使它已走上成功之路，它也不能，或许是根本不会，马上被人接受，起码是不能。我对社会缺乏爱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的希望和情感几乎双双破灭了。”
“1865年12月14日。昨天我收到一封约翰·赫谢尔爵士的来信，盛赞我的《煤炭问题》，那是我最近寄给他的。长时间的劳作和压抑在这封信带给我的片刻满足中得到了报偿——或许我该说是足够的报偿。这本我倾注了心血和情感的书，如果少有人读，更少有人能理解，那么至少它得到了这位科学界人士的首肯，而他，我认为也许是世界上最有资格对这一问题做出全面评价的人。”
这位精明的出版商寄给格莱德斯通先生一册，格莱德斯通回信说：“这是一个庞大的，实际是内涵无限的题目，本书对此做了精彩的回顾。”他还邀请作者去拜访他。“我对格莱德斯通的拜访，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我不会轻易忘怀——一个作者会见一位处于权力巅峰的伟大部长。”在对议会的一次演讲中，穆勒提请注意这本书，“在演讲中，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他敦促人们付出更大努力，以实现目前减少国民债务的责任。”实际上，这本书恰好充当了针对偿债基金的一场大辩论的政治弹药。杰文斯写道：“人口扩大，并且总有人们生存的空间；国民收入增长，并伴以缩减的税收；资本积少成多，同时利润和利息上升。这是一个有利状况的结合，以前很少有国家曾经历过，并且不能指望一个国家长期如此。”
这很容易激起这一建议：我们靠自己的自然资本而生，所以目前应当迅速缩减已经不堪重负的债务。然而只要转念一想就会发现，如果我们对煤的需求以几何级数无限增长，那么我们将来的国民收入会有极大的增长，以致于债务膨胀简直是小事一桩。实际上，杰文斯并不怎么担心哪种想法能逃过尖刻的批评。我怀疑，他的结论受到某种心理特性的影响，这种特性许多人都有，但在他心中尤为强烈。这是一种隐秘的本能，他情愿经受资源耗尽所带来的震惊和兴奋。关于这一点，H S．杰文斯先生在与我通信时做了有趣的说明。杰文斯对纸张即将耗尽怀有同样的想法，其原因为对相关原材料的需求十分庞大（这里他又忽视了对技术进步给以适当考虑）。并且，他为自己的恐慌而采取措施，不但储存书写纸张，还储存薄的棕色包装纸，以至于到今天，即他死后50年，他的子孙们还没有用完他留下的这种包装纸；从性质上看，他购买纸张更像是一次投机，而不是买来自己使用，因为他自己在做笔记的时候，常常是写在旧信封的背面或者碎纸片上，而这些本来是应该扔进废纸篓里的。
三
我们现在必须回到杰文斯对商业波动和价格所做的一系列归纳性研究了。这一研究是从他在1862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上宣读的论文开始的。这篇论文的题目是“对周期性商业波动的研究，附以五个图解”。这一页数不足一打的简短论文标志着经济科学新阶段的开始。在杰文斯之前，有人曾经注意过商业的季节性变化以及商业形势好与不好的转换。他也不是第一个把经济统计数字画成图示的人。实际上，他的一些图示与普莱费尔的图示很相似，而杰文斯似乎读过普莱费尔的著作。但对经济数据，杰文斯以新的目的来编排、处理它们，从新的角度来考虑它们，他的方法的意义可以表达为：他接近了现实世界中复杂的经济事实，而他的方法无论在字面上还是暗含着，都像是气象学。实际上许多他从前的论文都是关于气象学的。在做出如下宣言之后他才与经济学联系在一起：“看来有必要在对商业波动进行调查的时候使用我们所熟悉的其他复杂科学的方法，尤其是气象学和地球磁力学的方法。”
就像我们后面将看到的，杰文斯对纯理论的概括与抽象同样精通。他也很清醒，要掌握的资料是不断变换的、复杂的，要发现它们的一致性和变化趋势，就必须加以处理，比较和分析，这样才能得出答案。杰文斯以一个自然科学家所独有的侦查的眼睛和丰富而又有所克制的想象力来观察他的数据，他是第一位能够这样做的理论经济学家。他会一连数小时地对那些图表进行整理、描绘、变换，然后像一个解剖学家制作幻灯片那样小心翼翼地为它们着色，接下来就全身心地观察它们，思索他们，去发现他们的秘密。回首过去，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1862年之后的50年中，对这一归纳经济学的魔术，很少有学习者和模仿者，但今天他显然已经拥有了数不清的继承者，虽然正确地读懂像沙粒一样的经济数据在今天更需一种科学天分，而不是平平常常就能做到的了。
首先，杰文斯主要对发现和消除季节性波动感兴趣。实际上，他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上宣读的论文的题目是有可能误导别人的，如果那是在暗示它所讨论的是有关商业循环的问题的话。他指出，尽管在商人的头脑中总有一些关于商业波动的知识没有写出来，但他只了解到两个这方面的研究——吉尔巴特关于银行券流通的研究和巴贝奇关于票据清算的数据的研究，它们分别发表在1854年和1856年号的《统计学杂志》上。接下来他就进一步研究贴现率、破产情况、统一公债价格和小麦价格的季节性波动。这时他还没有考虑到大的波动，他的气象学兴趣也还没有把他引向太阳黑子。但是，他从1844年开始的对许多物品的月度价格的研究已在他头脑中形成了一个想法。“1853年前后的巨大的总体价格上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我开始怀疑是否存在着价格基准的变换。”结果，在第二年（1863年），他的小册子《黄金价值的严重下降》就已把他引向了长期波动，而不是循环波动。
当这个不知名的年轻人花费自己的储蓄发表自己在黄金方面的观点的时候，这一题目的研究还非常落后。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金矿曾使得薛瓦利埃（1859年）作出金价将大幅下跌的预言。然而黄金价格这一名词的含义以及适宜的度量标准还十分模糊不清。纽马奇（1857年）和麦克库洛赫（1858年）怀疑并不存在黄金购买力的下降，因而纽马奇在《统计学杂志》（1859年、1860年和1861年）上使这一问题悬而未决。杰文斯不得不从头切实解决价格指数问题。他在这一简短的小册子中所取得的进展，毫不夸张地说，等于所有后继作者的总和。他考察了逻辑问题与辩证问题、称量问题，在算术方法与几何方法之间做出选择，考虑是否排除那些波动不正常的物品，或者一般地说，选择哪些商品才能作为最佳样本。然后他就编写了从1845年到1862年每一年的价格指数，编写的基础是39种商品的平均月度价格，另外他还考虑了79种小商品，以资补充和检验。他这样表述他的最终结论：“我必须信心十足地断定金价下降的事实，但这方面的数字描述却也十分令人泄气。我得出的最低估计是下跌了97个百分点，读者能接受到此我就已经满足了。然而，以我的看法，实际上下跌了将近15个百分点。甚至可能更多。然而，要使数字估计具有更大的准确度肯定还需要很多年。”最后，杰文斯考察了货币价格变化带来的社会影响，根据受影响的程度给各种收入分类，估计对预算和国民债务的影响，探讨“解救办法是否需要或是否存在”，“是否应该放弃金本位制？”“发现金矿是否增加了世界的财富？”最后的估论是：“我只能同意麦克库洛赫的观点，排除那些个别不幸的情况，如果它们存在的话。总之，黄金价值的下降，已经产生了非常有利的效果。它放松了一国在债务和习惯上的束缚，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做到的。无论是那些创造财富还是获得财富的人，报酬都陡然增加。它促使社会中那些上进的、有一技之长的阶层更加努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就像减轻了破产之后的债务一样会不断减轻他的负担。取得这样的效果而并没有打破国民良好的信用，如果信用关系被打乱的话，将造成无法补救的后果。”
这本小册子在处理大量统计数据时体现出来的丰富性和创造性，对资料恰到好处的把握，以及由于只能单枪匹马地研究，又缺乏能减轻工作量的工具而付出的巨大的劳动，它在我们这一领域的历史上建立了无可匹敌的地位。在统计描述的历史上，书中所附的大量图示与表格也显示出很高的价值。
正像杰文斯对季节性波动的研究把他引向对价格长期变动的探查一样，他对后者的分析使他弄清楚了同一时期循环波动所具有的特征。对循环波动的分析与剔除在他对付论敌对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对黄金价值长期下降是否存在的疑问主要是由于这种长期变动被商业循环所引起的价格变动掩盖住了。那些否认存在价值标准的长期变化的人们，把观测到的变动归因于人们所熟悉的商业状况的好坏转换，他以新的精确度给商业循环定期以及进行度量。这使他后来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而他目前对商业循环内在原因的观察虽然只是附带做出的，但据我判断，这比他后来通俗化的结论更醒目。他做了如下的概括：“这些巨大的商业波动，在大约十年之中结束了，它改变了商业的进程。所有参与商业的人对此都是熟悉的。商业波动的深层次原因还不能完全确定，看来似乎是用于永久性和远期投资的资本与仅用于短期投资以求增值的资本之间变动不定的比例关系。”
“如果一国的资本每年都能拿出确定的比例用于这样的长期投资，那么投资回报将像投入本身那样有规律，但情况却不是这样。在特定时期内增加，是这些庞大的、长期的项目的特征。”为了支持自己的结论，杰文斯把37年间在联合王国每年生产的砖的数量、进口木材的数量以及铁的价格列成图表表示出来——这是关于杰文斯对归纳的广泛的好奇，以及这段时期的无比勤奋的很好例证（这仅是其中的一个插曲）。
在这里提及此事是恰当的，即杰文斯这时感到申请成为我们这一团体的成员已经时机成熟。他在1864年6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正在考虑自荐成为统计学会会员，因为使用这一称号、使用它的图书馆以及与其他统计学家的结论都对我大有裨益。”
他的下一篇论文《论自1782年以来的价格和通货价值的变动》于1865年5月在统计学会宣读。在这篇文章中，他发展了指数理论，并为继续他对18世纪的系列回顾而付出了巨大努力。第二年，他在统计学会宣读了他的扩展性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使他的社会交往进一步扩大，1877年达到顶峰，他成为协会的秘书和国会议员。此时他移居伦敦，并经常参加我们的会议。1880年他在辞去秘书职务时被任命为副会长。
从1862年到1866年的四年时间里，他的头脑一直处于紧张之中。杰文斯靠他在澳大利亚的积蓄生活。他没有职位，感到孤独和失落。即使在1866年的早些时候，他已经声名鹊起，但却依然感到焦虑和压抑。可见他一直如此。1866年5月，他被任命为曼彻斯特大学欧文斯学院的逻辑学、精神学和伦理学教授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科希登讲座教授。“现在我每年从学院收入300镑，”他在日记中写道，“从自己的钱财中还能得到将近108镑。有了这些钱，还有什么做不成呢？”但现在他要在思考和写作以外的事情上大耗精力。1867年他结婚了。大约十年之后，他才开始另一项重要的统计学研究。
人们常常忘记，杰文斯是在一生中比较晚的时候才发展了他的太阳活动理论，他以太阳的活动来解释商业循环的周期，这一理论永远烙上了他的名字的印记。这一理论发表在两篇论文之中，它们分别于1875年和1878年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宣读。其中第一篇比较简短，它不仅仅是在提出一个可供探讨的问题。1801年，威廉·赫谢尔爵士曾“努力发现谷物价格与阳光能量之间的关系，把太阳黑子每11年一次的变化作为其标志。”1861年，R．C．卡林顿“在他关于太阳的规范工作中，给出了一个上一世纪和本世纪中谷物价格与太阳黑子活动曲线的比较关系的图示。”这两次研究都以失败告终。但杰文斯在欧文斯学院的同事，阿瑟·舒斯特却使这一理论再现生命力。他指出，“在西欧，葡萄获得好收成的年景大约每11年出现一次，而这正是太阳黑子明显活动的平均周期。”索罗尔德·罗杰斯的《英格兰的农业与价格史》1866年开始问世，这为杰文斯分析较长时期的小麦价格提供了资料。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商业危机每10年或11年发生一次：1825，1836－1939，1847，1857，1866。难道这中间就没有什么联系吗？“我很清楚，”杰文斯断言，“这样的思路看起来太过牵强并且像是精心编造的，然而最近50年中，金融危机发生得如此有规律性，看来这样或那样的解释都是可靠的。”但他很快就醒悟过来，不能发表这一想法，它还仅仅是一个思维的闪光。“后来的研究使我确信，我的数字并不支持我从中得出的结论，于是我撤回了论文，未予发表。”
然而，病毒已侵入他的体系之中。每个人深陷于“天衣无缝”这种事情的时候，都将很难自拔。1878年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宣读的一篇论文中，他又回到原地，并在发表了《自然》上的一篇论文中对这一观点进行重述。三个新的发现成为支持他的理由。首先，他上溯到几乎18世纪初的历史，发现了商业危机10年或11年的规律性。其次，他的天文学家朋友们指正他，太阳周期并不像他原来猜想的那样是11．1年，而是10．45年，这与商业危机的序列搭配得更好。再次，他不再用欧洲的收成来解释太阳黑子对商业的影响，因为它的价格数字产生出来的是不利的结果。这次他改用印度的收成情况。他辩解说，由于印度农民的购买力不断增大，他们在购买进口商品同时，也促进了欧洲经济的发展。
杰文斯的观点从未如此清晰过。他列举了大量论据来证明商业危机大约每10．5年发生一次。天文学家们告诉他太阳周期大约是10．5年。他称此为“完美的一致”，这使他对这一巧合过于武断。“请允许我证明，”他在写给《自然》的文章中写道，“我从未如此急切，在经过进一步的仔细研究之后，我完全相信，这些每11年一次的危机的的确确依赖于相同周期的气象变化。”然而，对与商业危机的时间相关的坏年景的确切时间，他大大忽视了，而这是寻找直接联系的必要的第一步。在1875年的一篇论文中，当时他还把证据建立在欧洲的收成之上，他发现了好收成带来的乐观精神这一环节：“约翰·米尔斯先生在《曼彻斯特统计学会会报》（1867－1868）上发表的有关信用循环的出色的论文中指出，这些周期性的危机实际上是精神性的，是源于沮丧、希望、兴奋、失望以及恐慌等心理的反复变化。……如果假设商业信用以及企业的变化主要是精神性的，那么就没有什么外部因素使人们忽而希望、忽而失望、忽而沮丧吗？可能是英格兰民族的商业阶层就像现在这样组成了一个群体，它受到精神上的或其他方面条件的影响，从而自始至终经受了一个似乎与太阳黑子有关的波动周期。在这样的条件下，食品价格的一个比较微小的波动，如果以相同方式反复出现，在波动的某一相关点上，就可能足以造成强烈的影响。”
1878年，他把这一理论称为“奇思异想的假说”，并把一切都建立在由于印度或其他地方周期性的收成变动而造成的对外贸易10年一次的波动上。不幸的是这引起了确定时间上的困难，而他却轻率得不可思议地把它放过了：“出现的一个困难是，当英格兰发生商业危机的时候，德里的价格却很高，或者甚至正处于升高的过程之中。而结果不可能先于原因，我们应该设想到，印度的坏年景可能在一到两年之后，我们这里才能感到它的影响。实际上，孟加拉的饥馑看来是在马德拉斯发生同样事情之后才发生的。”
由此看来，归纳性观点的内容无疑是脆弱的。然而以各种作物和各个国家的平均水平为基准，如果世界上寅吃卯粮的年份与能够存粮的大丰收的年份交替出现，而且总的说来与太阳周期相一致，如果这个假设能成立的话，杰文斯就可以为他的理论找到坚实的基础，把他的论题与他在1863年就已得出但却被抛诸脑后的理论，即商业周期源于投资波动这一理论联系起来。因为对由于消费过多而引起的作物产品储存上的投资与不投资之间的交替，与杰文斯以前归因其上的对耐用物品新增投资的波动在结果上是相似的。
无论把假说建立于归纳性研究之上这样做对杰文斯来说是否是错误的，或是轻率的，这都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因为他本人是个逻辑学家和专于理论演绎的经济学家，却以这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问题，这使经济学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从伦理科学使用的先验方法转向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方法。但是经济学所面临的实际素材总是处于反复变化之中的。杰文斯追求的是一种极端困难的艺术，他几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孤身一人磨练技艺。
无论是在天赋上还是成就上，关于太阳黑子的论文都不能与《黄金价值的严重下降》相提并论。在他之后出现了对他的结论不利的情况，天文学家们转而认为太阳平均周期是11．125年，而对于商业周期，7或8年一次也比10或11年一次更常发生。1909年，他的儿子H．S．杰文斯教授以一种巧妙的方式重新思考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收成的统计数字可以被解释成3．5年的周期，两个或三个这样的小周期形成7年或10.5年那样的周期。战后，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对收成统计做了更为精细的研究，他的结论是一个15．2年的复杂周期，并可以分解成若干次周期。目前这一点已被广泛认同，即使发现收成周期与太阳周期或更复杂的气象现象相关，这也不能作为对商业周期的完整解释。以过于精密、过于绝对的形式来表达，使这一理论陷入偏见之中。但是，杰文斯关于气象现象影响收成波动以及收成波动影响商业循环（尽管今天不像过去那么重要）的观念，不会被轻易抛掉。
四
杰文斯对于建立在简化的、抽象的假设之上的演绎经济学的贡献同样是富于创造性的。他的思想可以回溯到1858－1859年，他22或23岁，在澳大利亚独自思考的那段时期。到1860年，当他已在伦敦大学学院工作时，一个成熟的理论在他头脑中业已成形。1860年6月1日，他写信给兄弟赫伯特：“前一时期，我在政治经济学上花了很大精力。短短几个月，我就幸运地得出了‘真正的经济理论’，对此我确信无疑。它是如此透彻、如此连贯，以致于我在阅读其他这方面的著作时简直是满腔愤慨。这一理论在原理上全部是数学问题，我同时表明了数据计算如此复杂，目前是没有希望完成的。但是，对政治经济学从前得出的那些主要原理，我已经用数学方法全部做了证明。只需处理一系列定义、公理和定理就可以得出结论，它们非常严格而且相互联系，就像是许多几何问题一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公理是，以人们必须消费的简单食物为例，随着商品消费量的增加，从最后一部分商品中得到的效用和好处依某种程度递减。人们吃饭时从开始到最后所得到的享受是递减的，这可以作为例证之一。我作出假设，即平均说来，效用比率是商品数量的某一连续的数学函数。效用原理实际上总是被政治经济学家们以复杂得多的形式表达出来，并冠以供给与需求原理的名称，而一旦以简洁适当的方式加以表述，整个政治经济学就会豁然开朗。当然，多数结论还是原先已有的，并用与从前一致的方法表述出来，但就我所知，我对资本的定义以及我所提出的资本利息的原则是颇具新意的。我并不想把这些东西束之高阁而让别人抢占先机，所以我想明年春天将它们公之于众。”
然而，直到两年多之后，他的理论的梗概才得以公开发表。杰文斯寄了一篇题为《对政治经济学一般数学理论的介绍》的短小论文给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下部，在他缺席的情况下，1862年在剑桥举行的会议上宣读了这篇论文，当时马歇尔正是剑桥一年级的本科生。杰文斯对这篇论文的价值和水平是有信心的，虽然不免心存疑虑，但还是盼望它产生某种效应。1862年9月，他写信给他的兄弟：“虽然我很清楚我的这篇论文的价值可能抵得上其他所有宣读的论文的总和，但我不能断言它一定会被接受——它是不是被宣读，或者它会不会被看作是胡言乱语……实际上，我十分好奇地想知道我的理论对我的朋友们乃至全世界会造成什么样的反响。我会像一个炮手注视着炮弹或弹丸的飞行轨迹那样关注着它，看它是否会产生预期的效果。”
这篇论文未能引起任何注意并且未能发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秘书写信给他说，“对以上提到的理论进行深入解释以及发表它的工作将被推迟，直到出现合适的时机把如此困难的问题确立为研究目标之后才能予以考虑。”四年之后它才被发表在《统计学杂志》（1866年6月）上，占用了五页的篇幅。尽管对现在的读者来说，杰文斯的27个段落都很流畅，但作为一个完整理论的摘要和提纲，它还是显得复杂了一点。但他后来所有思想的实质都已经在这里了。一个享乐主义者的计算使我们在消费带来的效用与劳动带来的负效用之间谋求平衡。商品价格不是决定于商品的总效用，而是决定于消费的边际效用和生产的边际负效用之间的均衡。或者像他在这里表述的那样，“效用系数是物品供应最后那个无限小的增加量与它带来的快乐增加量之间的比率。”“在一定强度和持续时间下，劳动将被持续使用，直到再增加使用劳动所带来的痛苦大于因此带来的产出增加所代表的快乐。资本量则是由资本用于投资所造成的享受推迟所代表的效用来估量的……因为劳动必须要有一定量的资本相协助，而利息率总是由新的产出增量与用于生产的资本增量的比率所决定的。”在一个结论句中表明了他与古典学派的分野：“资本的利率与对劳动的全部回报无关，而只与最后的资本增量所增加的回报相关。”
这一摘要并未比第一次宣读它时得到更多的重视，但在五年以后，它被完整地表述出来，《政治经济学原理》于1871年10月出版。H．S．杰文斯教授记载说，“根据我父亲手稿上的一条笔记，如果不是由于1868年和1870年弗莱明·詹金教授的两篇文章出现，这本书的出版可能要大大推迟到1871年之后”。这本书无论在顺序上还是在实质内容上都紧扣约十年前的那一个摘要。但它却完成了后者当时做出的承诺，“减少以数学形式表达这一科学时会碰到的主要难题”，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引入了图示，并以数学形式表达论点，为此而频繁使用了微积分符号。
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这一学科历史上的地位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对它的内容我就不再赘述。1871年的时候它已经不再像1862年时那样具有独特的开创性。因为，即使撇开古诺、戈森、杜普特、冯·屠能及其他先驱者不谈，还另有几位经济学家，尤其是瓦尔拉斯和马歇尔，1871年的时候，他们正在忙于涂写各种方程，“X”和“Y”，“△”和“＆”。然而，杰文斯的《原理》是第一本以完整形式提出价值的主观评价、边际原理以及这一学科中现在常见的代数和图示技术的论著。这是经济学的第一本现代著作，对那些被新近吸引到这一学科上的智慧的头脑们来说，这本书已经显示出独有的吸引力——简洁、流畅而不闪烁其辞，在马歇尔精雕细刻的地方它却大刀阔斧。为了让你回想起它的这些特质，让我随便翻开一页，找一个段落读下去：“事实上，劳动一经付出，对物品的未来价值就毫无影响了：它已被永远失去了。一旦失去便永不再回。在每一个起点我们都头脑清楚，通过事物的未来效用来判断它的价值。实质上，工业是前瞻性的，而不是回顾性的。很少有一项事业的结果与对它的初衷能完全一致。
“虽然劳动不是决定价值的原因，但在很多情况下，它却是决定性条件，因为价值只决定于最后的效用程度。而我们怎样改变这一效用程度呢？——增加或减少用于消费的商品。而我们又怎样增减它呢？——为获得供给而增加或减少劳动。根据这一观点，劳动与价值之间存在两个步骤。劳动影响供给，供给影响效用程度，而效用程度决定价值或交换比率。为了使这一系列重要关系准确无误，下面我用行列形式重新表述：
生产成本决定供给；
供给决定最后效用程度；
最后效用程度决定价值。”
最近，杰文斯的资本理论赢得了特别的赞誉，因为他与奥地利学派一起，强调了资本数量两个不同的向度以及由资本到产出所必需的时间。然而（正如罗宾斯教授已然指出的）作为一个整体，他的论述被那些“工资基金”思想的附和所玷污了。依杰文斯所说，“只在那些需要由某个行当或某个阶层的劳动者不间断地工作的商品集合中，才存在着资本”。他认为，“工厂、船坞、铁路或船只这些都不是资本，它们只代表了沉淀下来的这么多资本”。“所以，我不会说铁路是固定资本，我宁愿说资本凝结在铁路之中。资本并不是铁路，而是那些铺设铁路者的食物。”但另一方面，在一些段落中，他也令人钦佩地洞察到，在供给方面，资本是由预先决定的当前的效用量所度量的；在需求方面，资本是由预期中的未来效用的现值所度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