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了你怎么知道？
妈妈还睡着，朦胧中似乎有几百个幼稚园的小孩聚在窗外尽情地嘶喊，聒噪极了。睡眼惺松地瞄瞄钟，四点半，天还黯着呢！她翻个身，又沉进枕头里。在黑暗的覆盖中，她张开耳朵；在窗外鼓噪的是数不清的鸟，是春天那忍不住的声音。
于是天亮得越来越早，天黑得越来越晚。在蓝得很干净、很阔气的天空里，常常掠过一只大鸟。它通常落脚在屋顶的一角，休息片刻，然后噼啪打着翅膀，又飞起来。当它翅膀拍打的声音传到书房里，妈妈就搁下手里的活，把身子探出窗外，睁大眼睛牢牢看着大鸟飞行的体态和线条。
大鸟是黑色的，展翅时，却露出雪白的腹部，黑白相间，划过蓝色的天幕，啊——妈妈发出赞美的叹息，然后注意到，嘿，大鸟嘴里衔着一支长长瘦瘦的树枝，是筑巢的季节哩！
※ ※ ※
“应台，”对门的罗萨先生说，“Elster的巢好像就筑在你家松树上呢！你不把它弄掉吗？”
“Elster？”妈妈惊喜地说，“那个漂亮的长尾大鸟就叫Elster吗？”
“漂亮？”罗萨摇摇他的白头，对妈妈的无知似乎有点无可奈何，“这鸟最坏了！它自己不会唱歌，就专找会唱歌的小鸟下毒手。你不知道吗？它专门把声音悦耳的小鸟巢弄坏。Elster越多，能唱歌的鸟就越少。”
安安推着单车进来，接口，“妈妈，Elster还是小偷呢！”
“怎么偷？偷什么？”
小男生把单车支好，抹把汗，“它呀，譬如说，你把什么耳环放在阳台上，它就会把耳环衔走，藏到它的窝里去！”
妈妈纵声笑出来：有这样的鸟吗？它要耳环干嘛？！
罗萨先生走了，安安说：“我的阳台上有个鸟窝。”
“什么？”妈妈心里想，那个阳台上大概由于阳光特别充足，上次发现了三个蜂窝，这回又来了什么。
“窗子上面有个鸟窝，里面有三个蛋，白色的。”
母子三人蹑手蹑脚地摸上了阳台。飞飞脸上的表情告诉你眼前正有重大事件发生，安安有点矜持，不愿显得太骄傲。妈妈爬上凳子，伸长了脖子——杂草和细枝编出了一个圆盆，是个很齐整的鸟窝，可是里头真有东西吗？
“妈妈我也要看！”飞飞扯着妈妈的裙摆。
“嘘———”
妈妈再靠近一点，吓，触了电一样，她的目光碰上了母鸟的目光。稀疏松软的细毛下有一对浑圆黑亮的眼睛，母鸟一动也不动地瞪着惊愕的妈妈。
妈妈有点手足无措，觉得自己太冒昧，像一个粗汉闯进了静谧的产房。
“妈妈我也要看——”飞飞开始不耐地骚动。
妈妈小心翼翼地抱起飞飞，尽量不发出声响。
“是妈妈鸟。”飞飞对着妈妈的耳朵轻声说，一只手紧紧搂着她的脖子。
三个人偷偷摸摸地离开阳台，关门的时候，安安老气横秋地说：
“底笛，我们以后不可以到阳台上玩，会吵它们，你懂吗？”
飞飞敬畏地点点头，“会吵它们。”
“不知道是什么鸟——”妈妈下楼时自言自语。
※ ※ ※
“Elster还是杜鹃来捣乱，”安安说，“就糟了。”
“哦？”妈妈说，“杜鹃会怎么样？”
杜鹃啼血，多么美丽哀怨的鸟，多么诗情画意的名字。
“杜鹃呀？”安安忿忿地说，“你不知道呀妈妈？杜鹃好坏哟，它自己懒，不做窝，然后把蛋偷偷下在人家的窝里，把人家的蛋丢掉！你说坏不坏？”
妈妈瞥了一眼义愤填膺的孩子，心里笑起来：上了一年级开始认字之后，他的知识来源就不只限于妈妈了。
“还有妈妈，”安安顺势坐到母亲膝上，“别的妈妈鸟不知道窝里的蛋被偷换过了，它就去坐——”
“孵啦，”妈妈说，“不是‘坐’，是孵。”
“夫？它就去夫，夫出小鸟以后，妈妈你知道吗？杜鹃的小鸟生下来就坏，它一出来，就把别的baby鸟——”
安安气忿地站起来，伸手做推的姿势，“把别的小鸟推出去，让它们跌死！”
“跌死！”飞飞说，神情极严肃。
“还有妈妈，你知道吗？”安安表情柔和下来，“可是现在鸟妈妈都知道了杜鹃的——杜鹃的——什么？”
“诡计。”
“鬼计，都知道了杜鹃的鬼计，它们已经小心了。”
“什么呀！”妈妈瞅着他忍不住笑起来，这是什么动物进化论：鸟类还会搞联合阵线吗？
“真的妈妈！”安安说。
“真的妈妈！”飞飞说。
※ ※ ※
在院子里种番茄的时候，妈妈下意识地抬头望望松树顶，松树浓绿的针叶上缀满了麦色的松果，看不见Elster的巢。阳光刷亮了松果，像圣诞树上黄澄澄的金球。
“妈妈，”安安两手捧着泥土，“我们不把E1ster的窝弄掉吗？它跟杜鹃一样坏。”
“一样坏。”飞飞说，低着头用十个手指扒土。
“不必吧！”
妈妈把番茄和黄瓜的幼苗分开，这一落给安安种，这一落给飞飞种，谁种的谁就要负责浇水，黄昏时候浇水，喏，这是安安的壶，那是飞飞的壶。
“为什么呢妈妈？为什么不把坏鸟的窝弄掉？”
妈妈边浇水，边想，边说：
“因为它们是鸟，我们是人，人说的好坏不一定是鸟的好坏，还是让鸟自己管自己吧！”
“蚯蚓——妈妈——一只蚯蚓——”
飞飞大声喊着。
2
雨，松动了泥土，震动了泥土中的蚯蚓。
太阳就从黑云隙缝中喷射出来，释放出一道一道一束一束的光。妈妈和孩子们走在草原上一条不及两公尺宽的小路，远远看去，他们的身影仿佛穿梭在光束与光束之间，仿佛在光雨中飘忽。
泥土中的蚯蚓全钻了出来，散步的人们发现，小路上全是迷失了方向的蚯蚓；它们离开了泥，辗转爬上了小路的柏油路面，大概由于不熟悉路面的坚硬，就忘了自己究竟来自哪里，要往哪里去；它们搁浅在小路上，被不知情的自行车轮和脚步轧过。
安安和飞飞手中各持细枝，弯下身来，用细枝小心地将蚯蚓软软的身体挑起，然后往路边用力一抖，蚯蚓就掉到小路边的草丛里去了。
一只、一只、一只、又一只妈妈……孩子的声音在草原上传得老远，特别清脆。
黑云消散了之后，小路亮得耀眼。妈妈用手微遮着眼睛。
3
“妈妈妈妈妈妈——”
一群孩子拍打着妈妈书房的门，喊叫的声音一声比一声急迫。
“干嘛？”妈妈开了一个缝，很凶，“不是说不能吵我有任何事都找可蒂？”
“对不起妈妈，”安安很有教养地却又一派敢做敢当的气概，“花园里有一只小老鼠——”
“Eine Maus！”弗瑞弟帮着腔。他比安安矮半个头。
“Eine Kleine Maus！”飞飞的女朋友小白菜认真地说。她比哥哥弗瑞弟矮半个头。
“一只老鼠——”飞飞傻傻地笑着。他比四岁半的小白菜矮半个头。
妈妈手指间还夹着笔，把门又掩了两吋，不怀好意地问：“老鼠要吃你们吗？”
“没有，”安安说，“它被垃圾桶卡住了，不能动了——好可怜哟！”
“Arme Maus！”弗瑞弟说。
“Arme Maus！”小白菜说。
“好可怜哟！”飞飞说。
“妈妈没有时间，”门，只剩下一条缝和妈妈的眼睛，“你们找可蒂去解决问题！”
“可蒂会把它打死，妈妈，上次她就打死了一只在花园田———”
“妈妈拜托嘛，去救它嘛！”安安说。
“Bitte bitte……”弗瑞弟说。
“Bitte bitte……”小白菜说。
“去救它嘛、…”飞飞说。
妈妈长长叹了口气，把门打开。孩子们发出欢呼，争先恐后地冲向前去带路。
※ ※ ※
垃圾桶，其实是个专用来化解有机垃圾的大塑胶桶，里头装的是剩菜残饭和剪下来的树枝草叶。桶底圈上有个小洞，大概能塞进两个大拇指的深浅。一小截肉体在那儿抽动。
妈妈蹲下来，围绕着她的孩子在身后又害怕、又兴奋，屏住呼吸，睁大眼睛。这一小团灰糊糊的、软趴趴的东西，一时还看不出是一只老鼠的哪一部分。头在哪里？脚在哪里？究竟从哪里开始？
妈妈这个女人，不怕任何有骨骼的东西：蜘蛛、蜂螂、老鼠、任何种类和长相的虫……她从不尖叫也不晕倒。唯一让她全身发软的，是那没有骨头的爬虫类：蛇。见到蛇的画片，她就蒙起自己的眼睛，说她要昏倒了。见到真正蠕动的蛇，她就会发出恐怖的歇斯底里的尖叫，然后一头栽倒，昏死过去。
现在，她冷静地研究眼前这团东西。她小心地用树枝把洞旁的腐叶挑开，发现小老鼠的头深深插进洞里，埋进了半个身体，卡得很紧。剩下的一截，也就是后腿和细长如鞋带的尾巴，在空中胡乱地挣扎。但老鼠完全昏了头，死命往前蹭蹬，越用力当然就越往死洞里塞进去。
孩子们悄声讨论：它会不会死？它怎么进去的？它是宝宝老鼠吗？它好软哦……
它实在很软，软得让妈妈觉得头皮发麻。她先用两根树枝想用筷子夹红烧肉的方法将老鼠活生生夹出来，老鼠卡得太紧，夹不出来。再用点力，势必要流血。难道，难道，得用手指把它给拖出来吗？呃——够恶心的，那是团毛茸茸、软绵绵、抽搐着的半截老鼠肉……怎么办呢？
老鼠踢着空气，时不时停止了踢动，显然力气不足了。
妈妈以两只手指掐住那鞋带似的尾巴末端，试试看能不能把那家伙拖出来。尾巴和她手指接触的刹那，她挡不住那股恶心的麻感“哇”一声尖叫起来，吓得四个小朋友往后翻倒，小白菜大哭出声。
拉尾巴，或是拉脚——呢，那脚上有细细的指爪——结果一定是尾巴、脚断了，身体还夹在里面。
妈妈安抚好小白菜，下定了决心。
安安奉命取了张报纸来。妈妈撕下一片，包住老鼠身体，咬着下唇，忍住心里翻腾上来一阵一阵麻麻的恶心，她用手指握紧了老鼠的身体——一、二、三、拔——孩子们惊叫出声，往后奔逃，妈妈骇然跳起，老鼠从妈妈手中窜走，所有的动作在闪电的一刻发生……
孩子们定下神来，追到篱笆边，叽叽喳喳七嘴八舌：在哪里在哪里？你看你看它的眼睛好圆好黑……
妈妈站在垃圾桶边，手里还拎着皱皱的报纸；她觉得全身起鸡皮疙瘩。
4
盛夏，整个北京城响着蝉鸣。穿短裤球鞋的妈妈骑着自行车穿梭大街小巷，到市场买菜、听北京人卷着舌头说话、和小贩吵架，看起来她在做这个那个事情，其实她心里的耳朵一直专注地做一件事：听蝉鸣。那样骄纵聒噪的蝉鸣，整个城像个上了发条的闹钟，响了就停不住。仅只为了这放肆的蝉鸣，妈妈就可以喜欢这个城市。
妈妈一个人逛市场。买了个烙饼，边走边啃，发觉北京的茄子竟然是圆的，葱粗大得像蒜，番茄长得倒像苹果，黑糊糊的东西叫炒肝，天哪，竟然是早点；调羹不叫调羹，叫“勺”，理发师傅拿着剃刀坐在土路边的板凳上等着客人……
她突然停住脚步。
有一个细细的、幽幽然的声音，穿过嘈杂的市声向她萦绕而来。
不是蝉。是什么呢？她东张西望着。
一个打着瞌睡的锁匠前，悬着一串串拳头大小的细竹笼，声音从那里放出来。妈妈凑近瞧瞧，嘿，是蟋蟀——
蟋蟀！
打瞌睡的人睁开眼睛说：蝈蝈，一块钱一个，喂它西瓜皮，能活两个月。
妈妈踏上自行车回家，腰间皮带上系着两个小竹笼，晃来晃去的。
刚从动物园回来的孩子正在说熊猫。“妈妈，”安安说，“有一只熊猫这样——”
他把两只手托着自己下巴，做出娇懒的样子。
“这是什么东西？”飞飞大叫起来。
“安安，”妈妈解下竹笼，搁在桌上，“你说这是什么？”
两兄弟把脸趴在桌面上，好奇地往笼里端详。
“嗯——”安安皱着眉，“这不是螳螂！因为螳螂有很大的前脚，这不是蚱蜢，因为它比蚱蜢身体大，这也不是蝉，因为蝉有透明的翅膀……是蟋蟀吗妈妈？”
“对，”妈妈微笑着，“北京人叫蝈蝈。”
“叫哥哥？”飞飞歪着头问。
※ ※ ※
黄昏出去散步，兄弟俩胸前脖子上都圈着条红丝线，丝线系着个小竹笼，竹笼跟着小兄弟的身体晃来晃去。
入夜，小兄弟闭上眼睛，浓密而长的睫毛覆盖下来，使他们的脸庞甜蜜得像天使。蝈蝈开始叫，在安静的夜里，那叫声荡着一种电磁韵律。小兄弟沉沉地睡着，隔着的妈妈却听了一夜的叫哥哥。
早餐后，兄弟俩又晃着竹笼出门。经过一片草坪，三两个小孩和大人用网子正捕捉什么。小兄弟停下脚步观看。
“外国小孩好漂亮！”手里拿着网子的一个妈妈踱近来，“您是他们的阿姨吗？”
在北京，“阿姨”就是保姆或者佣人的意思。妈妈笑着回答：“是啊，我是他们的保姆，也是仆人，还是他们的清洁妇、厨娘。”
“来，送给你一只。。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对安安伸出手，手指间捏着一只硕大的蜻蜓。
安安却不去接。这么肥大的蜻蜓他可没见过，他犹豫着。
“我要我要——”飞飞叫着。
“不行，”妈妈说，“你会把它弄死。”她小心地接过蜻蜓，像小时候那样熟稔地夹住翅膀。
走了一段之后，妈妈说：“你们看够了吗？我们把蜻蜓放了好不好？”
好！
放了的蜻蜓跌在地上，大概翅膀麻痹了。挣扎了一会，它才飞走。孩子的眼睛跟随着它的高度转。
“妈妈，”安安解下胸前的小竹笼，“我要把我的蝈蝈也放了。”
他蹲在路边，撕开竹笼，把蝈蝈倒出来。蝈蝈噗一声摔进草丛，一动也不动。安安四肢着地，有点焦急地说：
“走啊！走啊蝈蝈！回家呀！不要再给人抓到了！”
蝈蝈不知是听懂了，还是受到那熟悉的草味的刺激，它真抬起腿来开始迈动，有点艰难，但不一会儿就没入了草丛深处。
安安如释重负地直起身来，转头对飞飞说：“底笛，把你的也放了吧？它好可怜！”
“不要不要不要——”飞飞赶紧两手环抱竹笼，拼命似地大喊。
5
回到欧洲已是秋天。苹果熟得撑不住了，噗突噗突掉到草地上，有些还滚到路面上来。
妈妈把自行车靠着一株树干，眼睛寻找着最红最大的苹果。满山遍野都是熟透了红透了的苹果，果农一般不在乎那踏青的人摘走一两颗。妈妈给小兄弟俩和爸爸一人一个苹果，然后弯身从草地上捡起几个。
走，去喂马。
马，就在前面转角。有一只棕色的马把头伸出来要吃飞飞手里的苹果，飞飞不高兴地骂着：
“嘿——这是我的苹果，你吃你的，地上捡的。”
安安搁下单车，有点胆怯地把一个苹果递过去，马迫不及待地伸出舌头，“啪啦”一声就将苹果卷进嘴里。咀嚼时，苹果汁不断地从马嘴涌流出来，散发出浓浓的酸香。
回程是上坡，爸爸力气大，背着飞飞早不见踪影。妈妈和安安推着车，边走边聊天。
“妈妈你知道吗？我又看到我的baby鸟了。”
“什么你的鸟？”
“就是在我阳台上夫出来的小鸟，我前天在葛瑞家的阳台上又看到了，只是它长成大鸟了。”
妈妈很有兴味地低头看着儿子：“你怎么知道那一只就是你阳台上的baby鸟呢？”
“知道呀！”安安很笃定地，“它胸前也是红色的，而且看我的眼光很熟悉。”
“哦！”妈妈会意地点点头。
“嘘——”安安停住车，悄声说，“妈妈你看——”
人家草坪上，枫树下，一只刺猬正向他们晃过来。它走得很慢，头低着，寻寻觅觅似的。
妈妈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家伙，也悄声说：“它们通常是晚上出来的，这是我第一次在大白天这么清楚地看一只刺猬……”
“我也是。”
“它看起来软软的，使人想抱——”
“对，可是它全身是刺——妈妈，”安安突然拉着母亲的手，“它等一下会全身卷成一个有刺的球，因为我看到那边有只猫走过来了……”’
妈妈寻找猫的身影，猫窜上了枫树，刺猬一耸一耸地钻进了草丛。
秋天的阳光拉长了树的影子，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安安和妈妈很愉快地推着车，因为他们第一次将刺猬看个够、看个饱。
触电的小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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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秋天的下午，阳光懒懒地照进窗来，浓浓的花生油似的黄色阳光。所以那么油黄，是因为窗外木兰树的叶子金黄了，落了一地，好像有人用黄色的毯子将草地盖了起来。
飞飞刚刚气呼呼地回来，不跟小白菜玩了，为什么？因为她哭了。她为什么哭？因为我踢她。你为什么踢她？她一直叫我做狗狗，她不肯做狗狗，然后我做可爱小猫咪，然后她不肯，我就踢她……
妈妈躺在沙发上看一本名叫《一个台湾老朽作家的五十年代》的书；百般无聊的飞飞把头挡在书前，“不给你看，”他说，“跟我玩。”
他爬上沙发，把身体趴在母亲身上。
阳光刷亮了他的头发，妈妈搂着他，吻他的头发、额头、睫毛、脸颊、鼻子……飞飞用两只短短的手臂勾着妈妈的脖子，突然使力地吻妈妈的唇。
“黏住了！”妈妈说，“分不开了！”
飞飞睁着圆滚滚的眼睛，突然说：
“我们结婚吧！”
妈妈好像被呛到一样，又是惊诧又是笑，笑得喘不过气来。
电话刚好响起来。
“您是华德太太吗？”
“是的。”
“您认识一个小男孩叫弗瑞弟吗？”
妈妈的脑袋里“叮”一声：出事了。安安和弗瑞弟在半个小时前一起到超级市场后面那个儿童游乐场去了。
“我是哈乐超市的老板。弗瑞弟在我们店里偷了东西，他的家长都不在，您可以来接他吗？”
妈妈把飞飞交给邻居，跳上车。安安在哪里？
妈妈第一次当小偷，也是在八岁那一年。从母亲皮包里拉出一张十元钞票，然后偷偷藏在衣柜底下。可是衣柜上有一面很大的穿衣镜，坐在客厅里的父亲眼睁睁看着女儿蹑手蹑脚的每一个动作。
安安在哪里？他也偷了吗？偷了什么？
穿过一排又一排的蔬菜，穿过肉摊、面包摊，穿过一格一格的鸡蛋，在后面一个小小的办公室里，妈妈见到了刚上一年级的弗瑞弟。
弗瑞弟马上哭了起来，拳头揉着眼泪，抽泣着：
“是安安叫我来偷的——我自己不要偷的——是安安叫我来的……”
几个大人围在一旁。超市主人小声对妈妈说：“他真怕了，不要吓到他。”
妈妈蹲下来，把弗瑞弟拥在怀里片刻，等他稍稍静下来，才说：
“你别害怕，弗瑞弟，他们不会叫警察的，我们照顾你。我先要知道——”
妈妈扳正小男孩的肩，直直注视着他，“我先要从你嘴里知道你做了什么。真真实实地告诉我。”
“我进来，拿这些巧克力——”妈妈这才看到桌上一大包糖，“塞在我衣服里面，就这样——”
现行犯当场表演他如何缩着脖子、弓着背、抱着肚子走出去。
妈妈想笑，但是忍住了，做出严肃的脸孔：“这个伎俩，是安安教你的还是你自己想的？”
“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声音里透着几分骄傲，“全是我自己用脑袋想的！”
“这个小孩，”老板插进来，“上星期我就从镜子里注意到，老是弯腰驼背地走出去，我就要我们小姐注意了。刚刚他又出现，第一次被他走掉，这一次我们是等着他来的。”
妈妈和老板握手，感谢他对孩子的温和与体谅，并且答应会和弗瑞弟的父母解释情况。
弗瑞弟紧紧抓着妈妈的手，走出超市的玻璃门。
在小径上，妈妈停下脚步，弯下身来面对着小男孩：
“弗瑞弟，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而你对这个问题必须给我百分之百的真实答案——你答应吗？否则我就从此以后不再是你的朋友。”
弗瑞弟点点头，他的脸颊上还有未干的眼泪。
“我的问题是：是安安要你去偷的吗？”
“不是，”回答来得很快很急，“不是，全是我自己计划的，安安是我的朋友，我要讲真话。他没有叫我去偷。”
“好，”妈妈用手指抹去他的眼泪，“你答应从此以后再也不拿别人的东西吗？”
他点点头，“再也不了。”
没走几步，就看见安安坐在一根树干上，两只瘦腿在空中晃呀晃的。他看起来很镇静，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镇静。
当妈妈和安安独处的时候，安安终于憋不住了：“妈妈，我没有偷。我没做错事。”
妈妈在花生油颜色的客厅里坐下，安安在她面前立正。
“我不要听一句谎话，你懂吗？”
点头。
“他去之前，你知不知道他要去偷？”
点头。
“他偷了糖之后，是不是和你分吃了那糖？”
点头。
“他以前偷，你都知道吗？”
点头。
“每次都和你分？”
“我们是好朋友。”
“你有没有叫他去偷？”
“没有。”很大声。
妈妈抬眼深深地注视这个八岁的小孩。原野上有一群乳牛，成天悠闲自在地吃草，好像整片天空、整片草原都属于他们，一直到有一天，一只小牛想闯得更远，碰到了一条细得几乎看不见的线——那是界线，线上充了电，小牛触了电，吓了一跳，停下脚来——原来这世界上有去不得的地方，做不得的事情。
“你知道什么叫共犯吗？”妈妈问。
“不知道。”
“共犯，”妈妈说，“就是和人家一起做坏事的人。譬如拿刀让人去杀人，譬如让别人去偷，然后和他一起享受偷来的东西……你的错和弗瑞弟几乎一样重，你知道吗？”
安安在思考，说：“他多重？我多重？”
“他六分重，你四分重。够重吗？”
点头。
“我也得处罚你。同意吗？”
点头，眼帘垂下去。
母子两人在书桌旁。“写好了交给我，我去接飞飞回来。”
那天晚上，爸爸和妈妈一起坐在灯下看一篇写得歪歪斜料的日记：
“今天很倒ㄇㄟ。弗瑞弟去哈乐ㄔㄠ市被ㄉㄞ到了。他妈妈不给他糖，所以他去偷。我心里很ㄋㄞ受，因为我也吃了偷来的糖。妈妈说那叫分赃。
我没有偷，但是没叫他不偷，因为他都跟我分。我现在之道，偷是ㄐㄩㄝ对不可以的。我再也不会了。很倒ㄇㄟ，妈妈处ㄈㄚ我写报告，写错很多字，ㄘㄚ了很久，我心里很ㄋㄢ过。很ㄋㄢ过。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 ※ ※
你知道弗瑞弟的遭遇吗？第二天早上，他捧了一束鲜花，和他爸爸走到哈乐超市，向老板鞠躬道歉。回来之后，被禁足一星期，意思就是说，放学回来只能在花园里自己玩，不许出门。和好朋友安安只能隔篱远远相望。从书房里，妈妈听到他们彼此的探问。
“弗瑞弟，我妈ㄈㄚ我写文章，现在还ㄈㄚ我扫落叶。你在干什么？”
扫把声。脚踏落叶声。
“我妈也ㄈㄚ我扫花园。叶子满地都是。”
安静，
“可是我觉得满好玩的——你不喜欢扫落叶吗，弗瑞弟？”
“喜欢呀，可是，我妈还ㄈㄚ我三天不准看电视。”
“啊，我也是……”黯然。
又是一个阳光浓似花生油的下午。
◎辑三 胡美丽这个女人
胡美丽这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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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
和你一样，我有八年的时间没见到胡美丽。和你一样，我也想问她：这八年你到哪里去了？
我们坐在她卧房的落地长窗前，下午两点的阳光挥洒进来，想想看，冬天的阳光！我们不约而同将脸庞抬起，向着阳光，眯起眼睛。
德国的冬天使人想自杀，她说，你知道吗？今年十二月，整整一个月，我们这里的人平均总共享受了十九个小时的太阳，十九个小时！以往的十二月，平均阳光照耀的长度是三十八个小时。
我张眼看她，阳光里是一张四十岁的女人的脸庞。皮肤的弹性和张力都松弛了，皱纹爬满了额头和眼角，眼睛下面浮起眼袋。
你憔悴了，胡美丽，我说。
她没好气地睨我一眼；还用你来说吗？我们这种一年回国一次的候鸟最倒霉，一到台北，每一个人抬头看到你，第一句话就是，“你憔悴了！”因为他们自己之间相濡以沫天天对看，不觉得自己变老；我却是让他们一年看一次，每一次他们就对照去年的印象，于是每次都像看到鬼一样，说，哎呀，你憔悴了！好像他们自己青春永驻哩！
她半认真地发了阵牢骚，然后八岁的儿子进来问：“妈妈，我们可不可以看电视？”她鼓起眼睛作出很凶的样子骂道：“时间还没到看什么电视不是讲好每天从四点看到五点现在才两点半你知道吗！”
大儿子嘟着嘴出去，四岁的小儿子四脚落地用爬的进来，在胡美丽脚边磨着，嘴里还喵呜喵呜地叫着。做妈的笑着就要去搂他，他挣扎着不让她抱，说：“你不要抱我，我是你的猫咪，你丢一条鱼给我吃——”
等两个孩子都到邻家玩去了，我才有机会问她：为什么她消失了八年？
我呀？她把腿长长地搁在另一张椅子上，两只手臂往后托着脑袋，脸仍又向着阳光，我呀？在闹中年危机，闹中年危机的人怎么写作？
中年危机闹了八年？我傻了眼，是不是太长了一点？
以下，是胡美丽在那个有阳光的冬日午后对我说的话。她穿着条脏脏旧旧的牛仔裤，光着的脚搁在椅子上，向着阳光的脸庞，看起来还是那么任性。
龙应台，二十岁的时候，我以为世界上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就是被人口贩子拿去卖了沦为军妓，我都有办法再站起来，只要有意志力，人随时可以拯救自己。堕落是弱者的自愿选择。
三十岁，我觉得女人只要有觉悟，她可以改变社会、改变自己。八五年为什么写《美丽的权利》？因为那个时候的台湾竟然还有女职员由于结婚怀孕而被迫辞职——那是九年前，这情况在九年后改变了吗？没有！去年就有一桩。这等于证明，写了文章也没用。
女人只是男人的一半！其实，有许多女人喜欢做男人的一半，有许多男人喜欢做女人的全部，这都没问题，可是也有许多女人不想做人家的一半，她只想做她自己的全部；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也给这样的女人有充分发展的机会，不是吗？
“美丽的权利”也不过就是“充分发展的权利”。我当时所希望看到的，也不过是，有一天，当你问一班外文系的应届毕业生“毕业想干什么”时，不会有三分之二的女生告诉你，她们想到贸易公司去当秘书！
我当然不是说，这些女人都该改口说“我们要去当老板。”世界上没这么多老板，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可是这个社会架构认定了老板是男人做的，秘书是女人做的，而女人又毫不怀疑地认同、拥抱社会所派给自己的角色，这个社会未免太陈腐了吧？
我以为，凭着女人的自觉，凭着人的意志力量，这个陈腐的社会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它也已经有所改变，至少，没有哪个大学校长再敢在会议场合叫我“阿花”或“小姐”，你不能不说这是进步。
可是这进步算什么？《美丽的权利》还没写完，该骂的人还没骂到，我做妈妈了，美丽的权利受到空前的考验。
生了孩子之后，你可以说是贺尔蒙在作祟，我不可自己地爱上了孩子，不只是自己的孩子，在马路上走着叫着笑着闹着的孩子我都忍不住要多看两眼。几年来还一直想着是否要收养一个不幸的孩子，让他分享我满溢的母爱；只是因为对自己的体力不够信任，所以没有付诸行动。好吧，这样喜爱孩子的人，当然不愿意将孩子交出去给别人养，我自己享受都来不及呢！
谢天谢地，让我做个全职妈妈吧！
咦！为什么你得带孩子呢？爸爸到哪里去了？你应该和他五十比五十地分担呀！
一个二十二岁的绝顶聪明的新女性向我质问。她在大学里学建筑，通四种语言，将来要做世界一流的建筑师。
呃——因为我喜欢小孩，我喜欢看他们在公园里纵情奔跑，喜欢听他们牙牙学语，喜欢看他们吃得饱饱的，喜欢看他们睡着的脸庞，尤其喜欢抱着孩子的感觉
可是爸爸的百分之五十呢？年轻的女孩振振有辞地：你的女性主义哪里去了？
我的女性主义——我有点给她惹毛了——我的女性主义所要求的，是社会给予不同需求的女性都有发挥潜能的机会。我现在想发挥的就是一个全职母亲的潜能。做爸爸的那个男人碰巧没有像我这样强烈的需求和兴趣，因此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公平分配。五十比五十是假平等，配合个人需求的才是真平等，你懂不懂？
未来的建筑师不置可否。
台湾来访的朋友，不熟的，进门来见到两个又蹦又跳的小孩马上就会问：“孩子交给谁带？”
对不起，胡美丽自己带：家里住着的所谓“保姆”，其实只管打扫。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好像受过多一点教育的女人就该不屑于做母亲似的。我生的，我爱养，怎么样？
然后，渐渐的，我觉得可以出去教一两门课，偶尔出远门旅行个三四天，透透气，带孩子既是全职，那么我也得休假呀！
现在，轮到那个做爸爸的男人振振有辞了：你怎么能走？孩子怎么办？
我说，保姆可以暂代呀！你可以早点下班帮忙呀！
不行，男人说，孩子需要母亲（这可是你胡美丽自己说的），保姆无可取代。而我呢，我下班回来已经累惨了，不能再带小孩。
胡美丽当场呆掉。
于是我对男人咆哮，嘿，平时我担负了教养孩子百分之九十的责任，那是因为我喜欢，不是因为我“活该”，你懂吗？现在，我只想把我的部分改成七十，你挑上百分之三十，你竟然抱怨？太过分了吧你！
在和男人斗争的同时，有一天带着孩子去一个澳洲朋友家的聚会。女主人安妮把我介绍给另一个客人，一个五十来岁看起来是个成功的商人的男人（凡“成功”的人都会有一种让你知道他“成功”的眼神和姿态）。当安妮说，“美丽是个作家”时，成功的男人慈祥地答道：
“很好！那您可以赚点儿外快帮孩子付幼稚园的学费！”
我张口结舌地看着这个面带慈祥微笑、自信满满的五十岁的成功的德国男人。
如果安妮介绍的是个男人，如果安妮说：“这位李大伟先生是个作家”，这个成功的男人会不会慈祥地说：“很好，李大伟先生，那您可以赚点儿外快帮孩子付幼稚园的学费？”
看着这个男人的嘴脸，真可以给他一巴掌，可是，我只是由于太过惊讶而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同时理解，这真的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的背后站着成千上万的男人——德国男人、中国男人、世界上的男人——以同样的眼光看着女人，慈祥的、友善的、绝对屈尊的眼光。在金殿酒店将女秘书灌醉尔后强暴她的男人，想必也有着类似的眼光。
回到家，想跟家里的这个男人继续抗争。晚上，男人回来了，两眼浮着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的血丝，他头痛欲裂，他心情沮丧，他的手因为工作压力而微微颤抖，他的心脏因为缺少新鲜空气和运动而开始不规则的跳动，他像一个泄了气的球，被弃置在角落里。
你说我应该去和他争回我应有的权利吧！现在，我应该对他说，我带了一天孩子，现在轮到你男人了。然后“砰”地关上门，我去看电影，或者，拎起行李上机场去了。
可是我没这么做。我给他倒了杯葡萄酒，放了热水在浴盆里，在热水中滴上一些绿油精，准备好一叠睡衣，然后呼唤他。在他入浴盆时，我说：“你再这样下去，不到五十岁你就会死于心脏病。”
那么，你问我，我是不是就从此心甘情愿地让孩子锁在家里呢？没有，我出门的时候，保姆代劳。
保姆代劳，和我分担了对孩子的责任，而那精疲力竭的男人也得到一点休息；用这个方式暂时解决了我的难题，但是并没有为这个时代的新女性回答任何问题：有了孩子的男人和女人如何在养育儿女和追求事业之间寻找平衡？国家必须介入到哪一个程度？（不要告诉我像中国大陆那种“全托”制度有任何优点，我坚持我的偏见）“男主外、女主内”，如果不是自由选择，就不公平，但是男女都主“外”的时候，“内”由谁来主？如何平等地主“内”？
谢天谢地我负担得起保姆，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用我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我喜爱孩子，所以不忍心将孩子托给他人照顾；我喜爱我的工作，所以我舍不得为了孩子完全放弃我的事业。我主张男女平等，所以不允许男人认为“男外女内”是天职；可是当我面对男人因工作压力而疲惫不堪的脸孔，我又不忍心在他肩上再堆上一份压力，即使那是本属于他的一份。
也就是说，我矛盾、我困惑，我这个所谓新女性一旦受到考验，竟然不知所措。（别告诉我西蒙波娃懂什么；她根本就不知道小孩是个什么东西。给我一个更好的例子！）
一个如此矛盾、困惑、不知所措的人，她若是继续写文章告诉她的读者女人该怎么做女人——那她岂不是伪君子？我可以不聪明，但我不可以虚伪。
所以，四十岁的我，发觉一旦加上孩子这一环，男女平等的问题就变得双倍的复杂。更何况，人走到中年，难免要问：这下一半的路是否仍旧这样走下去？现代人怀疑一切、质疑一切，婚姻这个机构更不能免。在我看来，婚姻与个人的关系就如同国家机器和公民的关系。一个人需要安全，所以要婚姻，也要国家；但是人又渴求自由，随时有想逃避婚姻、反抗国家机器膨胀的欲望。婚姻和国家机器一样，两者都是必要之恶。
我自己？我是荒野中的一头狼，喜欢单独在夜间行走，尤其在月光笼罩的晚上，有口哨声的时候。
其他你就不必问了。这个世界有太多的问题最后只有自己知道答案。或者没有。
一九九四年三月八日
国际妇女节
这一次，她点燃的是一堆灶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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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风
如果我直截了当地说：“哇！这本书好棒，你真该看一看！”你会不会觉得我太俗气了？
1
龙应台这女人，你应该是知道的，如果在龙应台的名字后面加个空格，你会填上什么？专栏作家？文学博士？台湾文学的教授？野火点燃人？中国时报特派记者？……如果允许你填二十个答案，你会想到“母亲”这个官衔吗？
2
“黑森林”对我来说只是一种巧克力蛋糕的诡异名字，但对龙应台来说，居然是沿着她家后院走走就可以走到的地方。这种事情简直是神话，我拒绝相信是事实，怎么可以，怎么可以，一家人就拥有一座林子？
而在那里，在那春来蔷薇满架的院落里，她埋头致力于自己最艰巨的事业：她在养孩子，养她的两个孩子。
3
老大是在台湾生的，如果要说得更确实一点，是个“淡水囝仔”。
满月酒那天席开二十桌吧？对老中来说，那是用“办桌”方式办的满月酒，喧嚣热闹。对孩子的另一半德国血统而言，那天是他的“受洗日”，当天真有牧师来为婴儿施洗。典仪在淡水一栋古居中进行，那红砖三合院有六十年的屋龄，一棵含笑花长得跟屋子等高，开满一树香甜。那阵子他们其实有淡江大学的学人宿舍可住，却偏偏租下这栋空屋，两人一度象征式地拥有那一片中式庭院。
古厝、受洗加办桌——我想这家人的婴儿抚养过程一定很精彩，却恐怕不免鸡飞狗跳，险象环生的镜头吧？
4
“我去隔壁喂奶！”朋友聚集，她忽然说一声，便起身走开。有人跟过去继续聊，她也就坦然哺乳，倒像三四十年前的村妇。
我自己其实也主张给孩子吃人乳，但我当年家中如果来了亲友，我却不免遮遮掩掩，还特别做了一件荷叶边的云肩，让婴孩在“布罩子”下进餐。
我对自己和龙应台间的差异不免兴起几分研究的兴趣。
5
我很少羡慕别人，如果羡慕了，那也只肯羡慕其人的某一部分。当然，我也并不太羡慕我自己。
我对龙应台能写出这么好的一本“谈养小孩的书”却是万分羡慕的，不单羡慕，差不多还微微地有一点痛意。
事情是这样的，从小，我就东一点西一点地看到别人对女作家作有意无意的嘲讽，其中听得最多便是：
“哼，那些女作家呀，写来写去就是柴米油盐、丈夫、孩子！”
我心里暗暗赌咒，有朝一日，等我“大笔在握”，我才不写那些婆婆妈妈的东西，来招人辱骂。
后来我为人妻，而又为人母，并且孩子飞快地长大了。在他们二十年多的成长岁月里，我反复警告自己不得轻举妄动，所以除了偶然忍不住犯戒写过几篇跟小孩有关的文章。大体而言，我都保持那“矫枉过正”的自我设限，不去碰那禁忌题材。
然而，看到龙应台的这类文章，我不免羡慕起来，羡慕她是新一代的母亲，能敢于大刺刺地写孩子的事迹。我看着已大到拥有投票权的孩子，憬悟到自己错过了多么精彩的题材！以前我又常以为等一等无妨，等到想写的时候再写——其实不对，事过境迁，心情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人生总有些新的事会吸引你的注意，要回过头来写孩子的童年，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也许应该庆幸，我没能做到的事，却有高手做到了。我为了恐惧遭人贴上“婆婆妈妈的女作家”的标签所不敢写的家庭琐事，龙应台却写了，她并不怕。新一代的女性好像不知何谓骇怕，她放手写了，而且写得那么好。她把一般人写成保姆日志的东西写成了人生手札，那其间每一丝喜悦和惆怅都既是母氏的，也是人类的——人类去哪里还能找到如此令人战栗惊动的题材？
6
烧一把野火的是龙应台，乖乖守着万年以来岩穴中那堆灶火来为孩子烤肉讲故事的也是龙应台。我被她娓娓的故事和垂睫之际的眼神迷住，我不知道她的下一次出击是什么动作，但我知道，此刻，在她为孩子唱起叙事长曲的时候，我是在旁边击节打板的一个。
最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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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幕蓉
安安和飞飞都是我的小朋友。
我和他们不能算太熟，因为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可是，偶尔从台北打电话给龙应台，如果是安安接的话，他会在呼叫他母亲的同时，加上这样的注解：“妈妈，快！是席慕蓉阿姨打来的，是那个蒙古人。”
听着电话那端字正腔圆的软软的童音，我总是忍不住微笑起来，多么可爱的孩子啊！
我想，我是有点偏心，在这两个小男生之间，我真的比较偏疼安安。
当然，我也喜欢飞飞，这个浑身是肉，天不怕地不怕，爱笑爱爬的小家伙，本身就是“幸福快乐”的标准样版。在他们家里的地板上，在他爬过来的时候把他搂进怀中，我可以完整地感觉到生命里面那种可贵的无畏无惧的喜乐。
可是，我还是比较偏疼安安，那种感觉，是一种心疼与珍惜。安安是个敏锐而又聪慧的好孩子，还有颗非常柔软的心。我常会揣想，当这样的孩子长大到必须去面对现实世界的时候，这些优点会不会反而变成是他的弱点了呢？
在今天这样的世界里，我们到底要如何来带领我们的孩子？从我们的子宫里孕育出来的孩子，曾经和我们靠得那样近，依赖得那样深的孩子，在我们的血脉里萌芽，在我们的呼吸里成长；在我们眼前哭泣着微笑着一天一天慢慢长大的孩子，他们将来的世界究竟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呢？
不管是哪一个女人，一旦成为母亲，这种担忧的感觉总是会比男人的多那么一点点。关于这些，龙应台应该是知道的罢。
因此，在她这本书里，有些快乐和忧虑是用了非常完整的句子说出来了，有些却无法形容无法下笔，我们只能隐约地感觉，那属于亘古以来每一个母亲的相同的心。
这个世界的许多错误并不是女人造成的，然而，一旦身为母亲，却要担负起与这些错误格斗和抗拒的全责。母狼的凶猛是因为有幼小的孩子需要哺育，人说为母则强，而其实那是上天赋予女性独有的力量啊！
我喜欢龙应台，是因为在与她十年的交往中，让我感受到身为女性所可能拥有的是多么丰富的内涵。
在没有成为母亲之前，一个女人要如何去生活，其实并无太大的限制。
只有在成为母亲之后，才能感觉到那种限制，和另一个生命互相牵连的复杂关系。在这个时候，怎么去把日子过好，才真正需要智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