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会议在中国的重庆召开。中、美、英三国的联合作战迈出了第一步。在 会前，蒋介石评论太平洋战局说：“日、美开战之初，日本不宣而战，偷袭
檀岛，使美国遭受不测之重大损失，此心对美殊觉恻歉。及今思之，日之攻 美，早具决心。观其行动之速，是其早有充分准备。即使美对倭提出临时妥
协办法，牺牲我中国时，日本亦不能接受。故由于我国之反对，而美乃提强 硬原则，更不失为大国之风，而保全其立国之荣誉。然英、美、荷在太平洋
上，早已成立共同作战计划，而始终不通知中国，是其阀中国为无足轻重， 徒利用我以消耗日本之实力。今日本果闪击英、美，我国对之，更无足为歉
也。我国抗战，以后如能自强不息，则危险已过大半。往者美国限制日本， 不许其南进北进，独不反对其西进。而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已不复存
在矣。”1942 年元旦，在华盛顿发表了有美、中、英、苏领衔的二十六国签 署的《联合国共同宣言》，约定“加盟诸国应各尽其兵力与资源以打击共同
之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媾和”。1 月 3 日，蒋介石因罗斯福的提议 被正式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负起中国及泰国、越南地区联军部队的
总指挥任务。蒋介石对此在元月份的《反省录》上写道：“二十六国共同宣 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
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列入本区内。国家 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畜，能不戒俱
乎哉。”关于中国战区的设立是华盛顿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最初 计划的战区范围是中国、泰国、越南和缅甸北部，最后决定将缅甸北部划入
南太平洋战区，后又划入东南亚战区，其统帅与中国战区统帅地位不同，东 南亚故区统帅受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管制，中国战区统帅的权责是独立
的。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的统帅后，就电宋子文（当时宋作为中国代表在华 盛顿参加《联合国共同宣言》签字）请罗斯福指定一位亲信的高级将领来担
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1 月 14 日，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推荐史迪威担任 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1 月 29 日，美国陆军部发表史迪威的任命。2 月
11 月，史迪威飞往印度转来中国，3 月 3 日在缅甸腊戌见了蒋介石（当时蒋介 石正在印度访问，后又飞往缅甸腊戍视察），5 日史迪威同蒋介石一道到了
重庆。自从蒋介石担任了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后，从组织上说，中国的抗战 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配合英、美军队的作战。
1941 年底，日本为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盟军在广州香港方面的作战，并 企图打通粤汉铁路解除太平洋西岸陆空威胁，纠集三个半师团七万多人围攻
长沙。蒋介石在 12 月 19 日明确指出，“敌在湖北集中兵力，此为其牵制我 授港作用必然之举也。”12 月 24
日，日军分八路渡新墙河，南犯来势凶猛。
26 日，蒋介石认为：“敌军在湖北进攻，应加注意，彼此后若要保守南洋各 地，则打通粤汉路为其战略所必取之举也。”31 日，日军各路先头部队到达
捞刀河、浏阳河中间地区，并以其左翼的第四十师团向浏阳河畔金潭渡仙人 市各地推进，其第六、第三师团向右旋回对长沙外阖攻击。当时蒋介石有信
心地认为：“敌寇在湘北发动攻势，且月杪已逼近长沙，如能照余在南岳指 示者切实遵行，则此次或可予敌以大打击也。”1942 年 1 月 1 日起，日军向
长沙猛扑，国民党守城部队按预定计划始终沉着应战，同时岳麓山炮兵适时 以火力支援，予日军以重创，鏖战四天，阵地屹然不动。此时日军攻势顿挫，
国民党军队以十个军的兵力，由四面八方，实行总反攻。日军以死伤惨重， 后路继绝，士气颓丧无力挣扎，乃于 4 日晚突围北窜。日军急调的鄂南援军
工遭国民党军队阻击而几全部歼灭。13 日，日军残部由长乐街、新开市各处 渡过汩罗江。至 15 日晚，新塘河以南日军残部即告肃清，恢复战前态势，是
役打死日军五万六千九百多人。这一次会战是中国军队在日军突袭珍珠港后 在中国战场上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
开胜利的记录。当时英国的《泰晤士报》发表评论说：“十二月七日以来， 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也说：
“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蒋介石也十分 得意地说：“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
1942 年 4 月，日本东京、横滨、名古屋等处遭盟军空军轰炸后，民心惶 恐，社会骚动，益觉战争前途之危殆。日本为了安定民心，掩饰失败，并减
轻其本上之空军威胁，在缅甸战事甫告结束，太平洋闪击初获小利后，竭力 抽调十余万兵力，发动浙东攻势（日军感到衢州空军基地对他们是一个威 胁）。5 月
15 日，日军分别由奉化、上虞、绍兴、肖山、富阳、诸几方面， 同时西犯，以主力沿浙赣路附近进犯，一部沿富春江以西地区窜扰。国民党
部队逐次给日军以相当打击后向敌后转进。6 月 3 日，日军占领衢州，15 日 占领上饶，与赣东的日军会合。浙赣全线陷于日军之手。但日军经月余之消
耗打击，虽贯通浙赣线，而已疲惫不堪，且国民党军队随时对浙赣线实行侧 击，收复了各要点。8 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开始反攻，腰击浙赣线中段的日
军，收复了上饶、贵溪，然后分东西两路追击，士气大振，所向披靡，连续 收复衢州等地，温州的日军见其主力战斗大势已去，也仓惶分股撤迟。于是，
浙境除金华、兰溪、武义外，其余各地均恢复战前态势，赣境也恢复到 5 月 前的态势。“综观此次战役敌军以十余万之众，原图永占我东部沿海各地，
以掩饰其败征而削弱其本土空中之威胁，卒至损兵折将败象益彰，计划被我 完全粉碎，且敌此次使用部队达十余单位之多，其东拼西凑力量枯竭之情形
可以想见，其崩溃期实已不远。”①
1943 年 5 月，日军企图西叩重庆门户，妄冀国民党作最后之屈服以便专 对英、美作战，纠集十一万兵力向鄂西长沙之三峡进犯。国民党军队第六战
区孙连仲所部约十一个军，逐次抵抗。蒋介石特颁字令于石碑要塞守备部队
① 何应钦：《对五届十中全会军事报告》。
将领，固守要塞，聚歼倭寇。6 月中旬，西犯的日军进至石碑渔洋关一线， 宜昌的日军亦于 23 日进逼国民党江防军正面侧背，其志在占重庆大门的石碑
要塞，继续西进，巩固其太平洋整个防御。石碑的国民党守军一面诱吸，一 面收缩，准备合围捕捉日军于石碑、长阳、渔洋关之地区。日军至渔洋关后，
即猛犯要塞，经国民党军队坚强反击，予日军以重创。日军攻势顿挫，全线 崩溃。国民党军队不分昼夜，从事追击。至 6 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破口军
占据外，全部恢复原态势。是役毙伤日军三万亲人。“综观此次进犯之敌， 总兵力约达十万之众，其企图未尝不想南下常德，西卷石碑，其结果只落得
数万尸具运往当阳吊奠火祭，残敌鼠窜而逃，战马无辜牺牲于战场者三千余 匹，至谓目的已达，撤退原防之荒谬论调，是其一贯伎俩，徒以掩饰其暴师
轻动之罪恶，欲以安慰其国人而已。”②
日军自鄂西会战挫败后，蛰伏半年，至 1943 年 11 月，为截断国民党川、 鄂、湘间连络，打破国民党反攻准备，企图占领湘西北门户之常德，以掌握
洞庭湖全部资源，纠集十万兵力，从 11 月 2 日开始，以第一一六师团全部进 犯常德，第三师团趋桃源、第六十八师团趋德山、第四十师团扰汉寿，以为
策应。日军连陷南县、公安、淞滋，进至煖水街、王家厂一带，遭国民党军 队猛烈抵抗，日军不得逞，乃复转锋南向，陷石门、渣县逞趋桃源，其左翼
则由安乡攻占汉寿，围攻常德，与国民党余万程师激战十多天，第九战区抽 调四个军赴授，12 月 8 日收复常德，同时第六战区各部队也转取攻势，先后
收复南县、安乡、澧县、淞滋、公安等地，至 12 月底，恢复战前态势。在这 一仗中，国民党三位师长阵亡，可见战斗之激烈。
1944 年春，日军为了打通平汉路，贯通华北、华中各战场①，由冈村宁 次亲自指挥，纠集十三万兵力，对豫中进犯。4 月 17 日、19 日，集结在新乡、
开封一带的十几万日军，分由中牟邙山头渡犯，与汤恩伯所部的十七万人激 战。冈村宁次回忆说：
“这次我军特别掌握着坦克车师团，最初将其隐藏起来，待汤恩伯照例 调集主力向其被突破的一点发动反攻时，我军以坦克兵团，从另一面插入敌
阵，敌军大乱，我作战成功。”②日军连犯郑县、密县、新郑、鄢陵等地。豫 北日军于 18 日攻陷邙山头，向郑县、广武、汜水、荣阳进犯，其后略事集结，
一路即由许昌、郾城沿平汉路南下，猛攻襄城、陕县，迳趋叶县、鲁山；另 一路由巩县西窜，围攻洛阳。5 月初，晋南日军由垣曲渡河南犯渑池，与西
犯的日军会合，继续西迸，直扑闵乡、卢氏。国民党第八战区和第五战区各 部队协力反攻，先后收复鲁山、嵩县、遂平、确山、灵宝等地，但反攻洛阳 计划未能实施。
1944 年春月。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滇缅边境及缅甸北部进行了反攻， 全歼日军两个师团，重创日军两个师。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是 1942 年 1 月，
协同英军作战，挫日军于同古，击败日军于仁安羌，解英军之危，博得盟国 好评。蒋介石于 3 月 1 日和 4 月 5
日两次从重庆飞往缅甸腊戍视察缅甸战区， 建议缅甸境内的军令必须统一，应由史迪威指挥。5 月 8 已史迪威决定中国
② 何应钦：《对五届十一中全会军事报告》。
① 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说：“打通京汉铁路，恢复北京——汉口之间的铁路交通是这次作战的重要目的之 一，”
② （日〕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第 328 页。
军队转入印度。“中国军队退人印度时，穿越野人山，向印度东境的雷多转 进，沿途给养不继，所受饥渴艰苦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①。8 月 3 日，中国
军队到了雷多，与英、美盟军一道仓卒应战，损失重大。日军继侵腊戍，陷 龙陵、腾衡，中国对外交通要道滇缅公路被切断，日军迫近我国云南边境。
此后，中国远征军分成为二部分，一部在印度，为中国驻印军，由史迪威任 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后由郑洞国接任），下辖新一军、新三十军、
新三十八师、第五十师、新六军、新二十二师，新十四师等；另一部在中国 国内，由陈诚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后卫立煌继任，黄琪翔为副司令长官，下
辖第十一集团军、第二十集团军和直属部队。到 1944 年春，国民党为了打通 中印公路起见，以驻印军指挥官郑洞国率新一军、新六军开始反攻缅北，得
到盟军空军及工兵之协力，越崇山峻岭，进击新平洋，与日军战于太白家。3 月 5 日，攻克孟关，次第克复孟拱、密支那。同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
指挥的五个军，强渡怒江，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之作战，迭克日军坚固 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当时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评论说：“中国
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到了 1945 年 1 月 27 日，滇西国民党军队与驻印军会师芒友，完全打通了中印公路。此后，
协同盟军收复缅北。
1944 年夏，日军为了开拓大陆交通线，俾与南洋连络，以镇压国内厌战 情绪及牵制国民党军队协同盟军对滇西缅北的反攻，于 5 月间纠集十七万兵
力，分三路对长沙行第四次进犯。左翼于 29 日突破通城国民党守军阵地，分 趋渣津平江；中路攻陷国民党新墙河阵地，趋向汨罗江北岸；右翼循洞庭南
趋源江县、益阳县地面，展开广正面的南侵犯。国民党的三个军分头堵截日 军予日军以极大消耗。19 日，长沙被日军攻陷。于是第九战区决定在衡阳地
区；乘敌疲惫，再行决战。在衡阳外围，国民党军队同日军进行多次激战。 在衡阳城里，国民党守军万余人在外有援军不能接济，内乏粮弹的情况下，
孤军喋血，一心死守，苦战四十八天，最后伤亡殆尽，阵地全毁，衡阳被日 军攻陷。
日军陷衡阳后，为了打通“西南大陆交通线”，以维持其对中南半岛的 运输，并破坏国民党西南空军基地，以减少其空军威胁，又纠集十五万兵力，
沿湘桂路及西江迄邕龙线，北东南三个方面，以大弧形分途进犯桂柳。1944 年 10 月，日军用五个师团的兵力，齐头并进，突破桂林外围阵地。11 月 4
日，日军使用毒气猛攻城南七星岩阵地，双方死亡枕藉，阵地被突破。至 8 日夜，在国民党守军浴血抵抗、寸土必争之后，桂林陷落。由西江西进和邕
龙北犯的日军，在连陷怀集、梧州、容县、南平、南宁、迁县等地之后，直 扑柳州。11 月 6 日，柳州陷落。
面临上述的军事态势，蒋介石又将他的部队的战斗序列作了重新调整。 他自己仍兼陆海空军大元帅、军委会委员长，由何应钦任参谋总长。下分十
个战区，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代）；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第六战区，司令
长官孙连仲；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第 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冀察战区，总司令高
树勋。十个战区外旯设驻印军。同时，为了连系盟军对日军转移攻势，蒋介
①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 815 页。
石还特地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于昆明，负责西南各战区诸部队统一指挥及 整训。总司令由何应钦兼任，下辖远征军卫立煌部、黔桂湘边区汤恩伯部、
第四战区张发奎部、滇越边区卢汉部及社聿明、李玉堂两个集团军，共二十 八个军、八十个师。此时史迪威公路业已开放，美国的武器及作战物资，可
大量输入，预计有三十六个步兵师可得美械装备及充分的炮兵火力，对反攻 各部队的后勤设备，亦大加改善，一时士气大振。当时为了适应将来攻势作
战需要起见，又将所辖兵力缩编为四个方面军，即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 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第四方面军，司
令官王耀武。另在昆明设防守司令部，司令杜幸明。总部还有三个军加二个 师、四个炮兵团、一个通讯兵团、一个宪兵团的直辖部队。1945 年元旦，蒋
介石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也不得不认承 1944 年“为危险最大而忧患最深的 一年”。他说：“敌人侵豫犯湘，审扰桂柳，猖獗盲进，在最深入的时候，
侵犯到贵州境年的独山。我们在这八个月来，国土丧失之广，战地同胞流离 痛苦之深，国家所受的耻辱之重，实在是第二期抗战史中最堪悲痛的一页。”
进入 1945 年后，主要会战有三次。1945 年 3 月，日军为确保平汉南段 交通，企图破坏国民党陕南豫西空军基地，在豫鄂各地集结七万多兵力，向
西蠢动。鄂北方面，日军由荆门北窜，陷宜城、南漳，攻占襄阳，并以一部 西迸，威胁老河口。豫南方面，日军由沙河店、舞阳、叶县、鲁山分兵三路
进犯，连陷南召、方城、南阳、邓县，进扑老河口。在日军进犯途中，国民 党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的部队进行过多次激战，逐次消耗日军。之后，又协
力反攻，先后收复南漳、襄阳、樊阳，击溃由鄂北前进的日军，反攻老河口， 在西峡口、长水镇各地，阻击豫南日军的西进。“计是役作战经七十二日（三
月二十一口至五月三十一日），毙敌一五七六○人”①。在豫西鄂北会战的末 期，湘桂的日军为巩固其湘桂、粤汉路的交通，并阻止国民党军队反攻准备，
在全县、东安、邵阳、湘潭各地集结八万兵力，于 4 月初旬，分三路向湘西 进犯。先是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在武冈、江口、新化一带进行坚强抵抗，挫
日军于雪峰山；第十集团军玉敬久部于宁乡、益阳一带阻击由湘谭前进的日 军，并牵制其行动，继由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进出武阳攻击日军的侧背。5 月 8
日，国民党空军协助全线反攻，对日军施行钳形攻势，将日军分别包围， 予以歼灭，至 6 月 2 日完全恢复原态势。蒋介石对王耀武所部传令嘉奖。日
军经湘西会战的挫败，在中国大陆上遂一蹶不振。是时盟军已攻占琉磺琉球 诸岛，日本本土日形危急。于是蒋介石下令开始东南战场的反攻。张发奎的
第二方面军一部出都阳山脉，夺取邕宁，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一部沿柳宜路 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岭山脉攻略桂林。日军望风披靡，国民党军于
6 月 27 日克邕宁，继收复柳州、桂林诸重镇，进展七百余公里。 从武汉失守到抗战胜利这近六年的时间，蒋介石的抗战是不如武汉失守
前那样比较努力，但自始至终在坚持抗战，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是热血奋战，
前仆后继，给日军的进犯以极大的消耗，直至争取抗战的胜利。
① 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
第三节 蒋介石同汪精卫的分歧
一、汪精卫投降日本建立伪政权
在抗战的营垒中，产生汪精卫投降日本建立伪政权的事件，这是历史的 插曲，从而也构成了一个对立面。
汪精卫投降日本，这是有深远的原因的。外因上一个主要的是蒋汪争斗 已久，汪精卫要另找出路。汪精卫在辛亥革命时的声望已经很高了，“当汪
已获得革命英雄和革命领袖的称号时，二等兵蒋介石还在北海道的第十三野 战联队‘洗刷军马’呢。”①“当孙（中山）在北京生命垂危之时，汪就守候
在他的床边，等到要写政治遗嘱时，汪就代表这位病危的领袖执笔，这是很 自然的。
因此，最后为孙的政治主张向后代作解释的人是汪，遗嘱的起草人也是 汪，而孙同意这篇遗嘱并吃力地作了最后一次签名。对于多数人来说，汪在
孙病榻前那一幕中所担任的角色是另一个无可争论的标志，它说明汪具有继 承孙的权力和资格。”但是，汪精卫在 1926 年以后就斗不过蒋介石而走了所
谓十年的“下坡路”。所以，有人认为：“汪的自尊心使他视而不见，政治 上的挫折则使他恼怒异常，他把他的不幸告诉了日本人，而日本人由于
没有更好的侯选者，乃接受了他的帮忙。”②年因上一个主要的是汪精卫认为 中国无力抵抗日本的侵犯，必须求和。汪精卫是“恐日病”患者，他认为国
民党无力抵抗日本的进攻，只有对日“和平”（即投降），国民党才有力量 反共，如继续抗战，会使共产党坐收渔人之利。1939 年 7 月，汪精卫在《我
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声明中，更把这个内因彻底披露了。 他说：“我觉得今日有两条路摆在面前：一条是跟着蒋高调继续抗战，以蒋
现有的兵力，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并且不足以控制共产党，以蒋现有的环 境，虽欲不跟着共产党而不能，这样下来，只有以整个国家民族跟着蒋为共
产党的牺牲。另一条路是把总理孙先生的遗志重新的阐明起来，重新的实行 起来，对于日本，本着冤仇宜解不宜结的根本意义，努力于转敌为友。第一
步恢复中日和平，第二步确立东亚和平。这两条路，前一条是亡国灭种的路， 后一条是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路。我决定向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一条路走。
我决定团结同志并团结全国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有志之上，来共同走上这 一条路。”后来同汪精卫一道做汉奸的周佛海写的《回忆与前瞻》中对于这
一点说得更明显：“我当时的意见，以为在北方，我们决不能再和九一八一 样的毫无抵抗。因为在北方如果不坚强的抵抗，既不能表示我国的决心和实
力，就不能戢当时一部日本军人的气焰。我们要以实力表示我们是不可以不 战而屈，我们要以实力使日本知难而退。但是我们要坚持一种政策，就是我
们是为结束战争而抗战，不是为扩大战争而抗战。所以我们的抗战只应限于 北方，不应在北方以外的地方，自行挑战。自从庐山谈话会回到南京以后，
就和许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适当情形之下，可以结束北方的抗战，恢复和平 的关系。当时有三种观察：一是战必大败，和必大乱，二是和必大乱，战未
必大败，三是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我研究的结果，觉得第三种看法是对
① 《通敌内幕》（上册）第 35 页。
② 保罗·菜因巴格：《蒋介石的中国》第 208 页，转引自《通敌内幕》（上册）第 11 页。
的。”又说，“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1938 年 12 月 9 日蒋 介石在重庆约孔样熙、汪精卫、王宠惠、叶楚伧、张群等谈今后抗战要计，
“汪亦未有他语，仅谓‘敌国之困难在结束战争，我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 争’而已”①汪精卫这句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日本要结束战争，要和；我国
无法打下去，也要和。中心是一个“和”字。
1938 年 10 月武汉失守以后，日本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 辅的方针，就促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分裂，首先把汪精卫集团拉过去，亲日派
大资产阶级公开投降日本并建立了南京伪政权。日本之所以看中汪精卫，是 因为“汪兆铭在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居于重要地位，但却自抗战开始
以来，不断力倡和民，反对全面抗战，且被视为有私通日本，使停泊在长江 上流的日本军舰逃出中国封锁线的行为。他又在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从事和
平工作之际，毋宁说是有点采取偏向日本的态度。还有当广州沦陷时，更传 播‘中央将军队拉到武汉去了’的流言：后来在武汉沦陷乃至长沙大火之后，
又藉口责难政府军的焦上战术，其反政府的言行颇为显著。”所以日本“乃 正在考量着象这样的汪兆铭则是他们所要引其为傀儡的一张王牌。”①经过一
系列的秘密投降活劝。参加的人有高宗武（国民政府外交部亚州司司长）、 董道宁（亚州司日本科科长）和梅思平、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及汪精卫
的老婆陈壁君等，最后于 1938 年 12 月 18 日，汪精卫等私离重庆。陈布雷在
日记上说：“汪于十六日单独请见，蒋公犹扶病与之详谈二三十分钟，始终 提和战之意见，不诏未及一调，即潜行入滇而离国也。”②当时汪精卫赴云南，
要争取龙云拥汪反蒋，并打算争取第四战区张发奎的响应。原先在 1938 年
11 月中旬汪日双方代表在上海重光堂举行秘密谈判，讨论就建立新政府的计 划达成协议的时候，汪精卫预计，可争取陈济棠、龙云、何键、张发奎等人
及四川军队将领参加“和平运动”。结果是汪精卫的如意算盘化为泡影。19 日晚，汪就跳上滇越路火车去河内。
28 日发表了声明③，拥护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主张，公开 叛国。汪精卫在 1939 年 6 月 12 日同日本内相米年的谈话中说及他为什么离
开重庆：“我离开重庆之前几个月间，总努力想办法使蒋介石改变主意，但 是没有效果。终于不得不离开重庆。在河内时，曾托蒋介石派来的使者带信
给他，如果他下野，我也一起出国，可是蒋不接受，我感到更加危险，才最 后立下决心出来。”周佛海自述说：“武汉失守，长沙大火以后，心情苦闷、
烦恼、焦急，真非笔墨所能形容。一般的人心和情形是：没有一个人不想和， 没有一个人敢说。两个人关着门说话，有疾首痛心，咀咒战争、希望和平的。
但是有了三个人，询子就高起来了。大家都怀着这种心理：就是和平，是千 真万真，自己所希望，所企图的；但是顶好别人主和，自己主战。换句话说：
就是大家希望别人做汉奸，自己做民族英雄。汪精卫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 争。一般同情的人不仅不敢明白表示，甚至假作反对。
（汪）向蒋先生提出意见，始终没有确实的结果。所以汪精卫毅然决定
① 《陈布雷回忆录》（二）弟 89 页。
① 《蒋总统秘录》第 2557 页。
②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89 至 90 页
③ 1938 年 12 月 28 日：汪精卫发出《艳忠》，拥护日本政府在 22 日提出的关于调解中日邦友根本方针（即
《日本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同时致书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国也最高会议。
离开重庆，以便公开的发表和平主张，从事和平运动。”当然，周佛海在这 里是替他们当汉奸作辩解。
蒋介石怎么对待汪精卫的出走及声明呢？1938 年 12 月 21 日蒋介石在陕 西武功接到龙云的报告（当时蒋介石去西安主持军事会议），吃了一惊，这
一天，蒋的日记是这样写的：“此事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 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
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24 日下午五时，蒋介石由西安回到重庆。当夭晚 上，即通过顾问端纳转告美、英两国驻华大使说：“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
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有意思和日本谈和，而且现在正准备大规模的抵抗。” 因为汪精卫脱离重庆后，流传着这样的推测——“汪兆铭受了国民政府的密
令，是和战两面工作的一个使者”，所以蒋介石才赶紧作了这个说明。在暗 地里，蒋介石派谷正鼎携带着一份外交护照及旅费，飞越南面交汪精卫。26
日，蒋介石发表《驳斥敌相近卫荒谬声明演词》，指出：“这是敌人整个的 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
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这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都 纪念日，蒋介石讲了话，批驳了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主张，认
为：“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并吞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而决不 在所谓中日合作或经济提携等等的形势。”在这次讲话中，蒋介石未提及汪
精卫逃脱一事。27 日，蒋介石致电汪精卫，劝他速返重庆。28 日，汪精卫发 表艳电，并致书国民党中央，认为他的行动同原来蒋介石通过陶德曼同日本
搞和谈是一致的。汪说：“犹忆去岁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 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划，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
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 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
则结束战争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在《艳电》夏 是恬不知耻地建议应以日本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
携”三点为依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1939 年元旦， 国民党召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汪精卫的《艳电》。蒋介石以党的总
裁地位主持会议，为谋给予汪精卫以再一度的悔悟的机会，而希望加以宽大 处理；但中央常委，尤其是林森、吴稚晖、张继等人极端愤慨，讨论到最后，
终于议决：“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并通过由吴稚晖起草决议。陈布雷在 日记中说：“元旦团拜毕，召集临时中央常委，讨论对汪发表艳电后之处置，
初时蒋公犹欲处以宽大，已于先一日瞩余拟电稿，将晓以大义，为留恢悔余 地，但会议时群情激昂，林主席及溥泉稚晖诸公均极愤慨，卒决议永远开除
其党籍，并发表决议文昭告全国，以明邪正之所在。”①上述可见，蒋介石对 狂精卫投敌是待反对的态度，根本不存在分途合谋。
1940 年 3 月 30 日，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伪政权。日本拉出汪精卫粉墨 登台，却是出于无奈。日本知道汪精卫的价值：一是汪早已是为人们所诟骂
的亲日派，二是国民党的实权不在汪手中而是在蒋手中。因此日本诱降的真 意是要把蒋介石集团拉过去。今井武夫在回忆中说：“无需说，从本质上来
讲，同重庆政府达成全面和平为最终目标。因此，仅仅建立南京政府，其本 身并不是目标，而只是从侧面推进的策略，应该认为这仅仅是一个阶梯而
①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90 页。
已。”所以，汪伪政权建立后，过了八个月，直到 1940 年 11 月 31 日日本才
予以正式承认。日本借此向蒋介石投以钧饵。日本寄希望于蒋介石投降，想 把“最好的菜”留起来给蒋介石。汪伪政权自政府主席以至各院各部官衔，
都冠以“代理”二字，汪伪政权一直以林森为主席；虚位以待，汪精卫为代 理主席。汪精卫、陈公博就表示过日蒋“和谈”成功，汪伪政权仍可取消。
今井武夫认为：“为了诱导重庆政府放弃它的抗战主义而转向全面的和平主 义，南京政府就成了日华协作的实验台，而且在全面和平的时候，又可作为
媒介，具有充作垫脚石的决心。”①在日本人的眼里，汪精卫不过是“实验台”， 是“媒介”，是”垫脚石”。
二、蒋介石同日本的秘密和谈
蒋介石没有象汪精卫那样投降日本当汉奸，但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期 间始终没有断了同日本妥协的念头，而且也没有断过秘密和谈的活动。这种
活动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抗战初期，第二阶段是反共高潮时， 第三阶段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四阶段是抗战末期。
在抗战初期，蒋介石悄悄地通过各种渠道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这时， 蒋介石同汪精卫是“和衷共济”，合伙经营的。
当时是通过两条渠道进行妥协工作。 一条是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在 7 月 13 日向国际联盟递送了第一次声
明。在 9 月 10 日，以中国代表身份向国联秘书长提出申诉书，请求国联采取 适宜而必要的行动。于是，国联决定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以资商讨。9 月 12
日.中国再提出补充声明，诉清国联对于日本侵略采取必要的行动。11 月 3 日，九国公约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发表了语气软弱的对日宣言，
只是说日本侵华，“全世界对之均有一种不安之忧虑”，“各国代表仍信当 事双方倘同意停战，俾乘机试行解决，或可达成之目的”，对日本的强硬态
度，“各国代表殊难理解”，“各国对之不得不考量其共同应取之态度”。 对这样一个软绵绵的宣言，蒋介石还是很满意的，在 11 月 15 日日记说：“九
国公约会议宣言，虽语气软弱，仍不足为虑；其后，共同行动必须实现也。”
①在这时，日本也想在停战议和中迫使中国让步，想两国直接交涉。这样，日 本就通过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再由狄克逊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由陶
德曼找蒋介石商量和谈。这就是所谓“陶德曼调停工作”。1937 年 10 月 21 日，狄克逊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中说：“日本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
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如象德国和意大利，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 日本也是欢迎的。”狄克逊又以同样的电文打给南京。第二天，德国外交部
给驻华大使密电：“我的认为，就目前来说，直接谈判比较有希望，如果有 机会的话，我们并且愿意作联系的途径。”10 月 30 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
曼给德国外交部长发了一份特密急电说：“今日我将令我传达的意见和外交 部次长陈介谈了，同时还告诉他，与日本觅取解决的时机，现在已经到了。
我们愿意做联系的途径。他说委员长要先知道日本的条件是什么，我就答复
①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139 页。
① 引目《蒋总统秘录》第 2462 页。
他，日内我和委员长谈。但是现在就要采取第一个步骤，因为这是心理上要 求和平的时候。布鲁塞尔会议不会有什么结果。外交部次长也是同样的意见，
但是他问我们如何能把事情推动起来。我建议他转告他的政府，说我们愿意 做与日本联系的途径；我又建议授权给我告诉日本政府，开始时只说中国准
备觅取解决。”11 月 3 日，狄克逊给德国外交部急电，提出了日本的条件为：
“1、内蒙古在国际法下建立一个与外蒙古情形类似的自治政府。用这个先例 看起来，中国不应该有所反对。2、在华北沿满洲国边境至平津铁路线以南一
点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在这个非军事区里，由中国的警察和官吏维持秩序。”
“3、在上海，建立一个比现在更大的非军事区。由国际警察管制。其他不变 更。4、停止反日政府。5、共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6、减低对日本
货物的关税。7、尊重外侨权利。”同时又说日本外务大臣广田着重表示：“假 如日本被迫继续作战，他就要把战争进行到使中国完全溃败，然后再提出远
较现在为苛刻的条件。”同一天，德国外交部长急电德国驻华大使馆：“请 将驻东京大使三日第 345 号电报中所说的日本的和平条件通知蒋介石，我们
觉得那些条件可以《被蒋介石）接受作为开始谈判的基础；并情报告（蒋介 石）对那些条件的反应如何；”11 月 5 日，蒋介石在南京第一次接见了陶德
曼，针对日本提出的七个条件，提出了中国方面的“和议的必要原则”。当 时蒋介石还是幻想九国公约有什么对中国有利的行动，所以在讨价还价日本
提出的条件。这次接见的详细谈话情况，当天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发的特密 电报中说：“我于今日将日本的和平条件通知了蒋介石，在座的仅有财政部
长孔样熙。蒋介石要我向德国政府表达他对于德国政府在这件事上所作的努 力衷心的感谢。他首先问我的意见。我说，我和你一样，认为这些条件提供
一个谈判的基础。我们从世界大战（的经验）已经看到，一个国家不应该等 待到精疲力尽的时候。对于军事局势，我不能判断。于是他说，假如日本不
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他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对于某些条件，当然可以 讨论并且觅取友好的谅解，但是只有在这一点做到了之后。他又很机密地告
诉我，说只让德国政府知道：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 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日本人正在执行错误的政策。他们现在不对
中国作友好的姿势以奠立日后友善的基础，却提出要求。假如他们继续作战， 中国当然不会有在最后获得军事胜利的机会，但是她也不会放下她的武器。
假如由于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国政府倾倒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将 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
来不投降的。我说我刚才重读了俄国革命的历史。假如中国发生革命，那真 是一幅可怕的景象，孔祥熙也承认那是可怕的，但是假如那样的话，他也想
不出别的办法。”电报中又说：“委员长又说，他也不能正式承认日本的要 求，因为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会议列强关切的对象，而列强是有意要在华
盛顿条约的基础上觅致和平的。我告诉他，我现在采取的步骤仅仅是机密地 通知中国政府日本向我们大使表示的对于和平的意见。委员长要求我对于我
今日采取的步骤严守秘密，我允诺了，也要求他同样地做。孔祥熙要我留下 一份日本的条件，我没有能很好地拒绝他。”之后，德国对蒋介石施加了压
力。通过蒋介石身边的德国军事顾问，向蒋介石“严重地陈述战事延续对于 中国的后果”，“如果战事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
国发生。要说日本也可能预料到一切大变动，那是愚蠢的安慰”。德国外交 部给中国驻德大使馆备忘录，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向中国驻德大使说：“我
认为，为中国的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还是尽速 议和为好。中国方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也不再能把日军的军事胜利扭转过
来。因此首先需要顾及这种情况。中国政府迟延议和时间越久，中国国家解 体的危险也赵大。”12 月 2 日，蒋介石第二次接见陶德曼，在接见前，蒋介
石召集白崇禧、徐永昌、顾祝同、唐生智等人商量，大家表示不妨同意进行 交涉。在接见中，只要求“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而且再
三说“在谈判完成以前，一切不要公布”。当天，陶德曼用特密急电给德国 外交部长报告了这次接见的情况。电文说；“蒋介石首先对于德国促致和平
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愿意接受德国的调停，因为她认为我们是她 的朋友。”当谈到日本提出的条件时，“蒋介石说，对于那种认为日本已经
从这次战争中成为胜利者的看法，他不能够接受。他也不能接受日本的 最后通牒。”接着，蒋介石谈了中国的意见为“（一）中国接受这些条件作
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二）华北主权和完整。（三）在和平谈判中，自 始即由德国任中介人，（四）在和平谈判中，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之间的
协约。”陶德曼在电报中报告了他是如何回答蒋介石提出的四条：“关于第 一点，我告诉他，我认为中国必须宣布她自己愿意以协和的精神和意念
讨论这些条件。蒋介石说，他是想这样做，他希望日本也这样做。关于第二 点，我要蒋介石注意日本的条件，就是华北的最高首长应该是对日本友善的。
蒋介石答应，假如要派选一个人去担任那个职务，那个人自然不会反日的。 关于第三点，我向蒋介石声明，德国无意直接参加和平谈判或主持谈判。我
们宁愿就我们力所能及在幕后尽量帮助中国。蒋介石希望我们能够斡旋到 底。关于第四点，我提醒蒋介石注意到日本的反共的要求。我认为这个要求
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不冲突。蒋介石没有反对我的意见。”在电文中又说：
“蒋介石最后再三要求日本政府对于初步谈判，特别是条件，保守秘密。这 是和平的一个初步条件。我认为我们应该尽我们的力量支持这个要求。否则
蒋介石的地位将会大为动摇以至于下台，而使中国政府落入亲俄的人的手 中。日本对于蒋介石这种勇敢的愿意和平的态度，应该给以种种便利，俾使
他能够完成谈判。蒋介石在上一次我和他会见的时候曾经说过，中国不能接 受关于蒙古自治的要求，因为这意味着要失去两省；我就问他是否愿意对这
个问题表示意见。他说，蒙古的问题可以和日本谈判。在全部谈话中，蒋介 石的态度极为友善，精神很好，一点也不紧张。他自己对于防守首都表示很
乐观。”陶德曼向外透露，说这次和平谈判“能有希望”。12 月 13 日，日 军攻陷南京后，日本骤然间追加了条件，而且在手续上也增加了条件。23 日，
狄克逊特密急电德国外交部长说到这些“基本条件”为：“1、中国必须放弃 她的亲共的以及反日的和反满洲国的政策，并且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执行
她们的反共政策。2、在有必要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和特殊政权。3、日本、 中国和满洲国之间缔结关于在经济上密切合作的协定。4、中国偿付日本所要
求的赔款。”狄克逊在电报中还谈到了日本外务大臣向他另外宣读下面声明：
“假如中国接受这些基本条件，她必须以行动——反对共产主义——来表示 她的诚意。蒋介石须在规定的时期内派遣和平谈判的代表至日本所指定的地
点。日本希望在本年底左右获得答复。”在这里就把时间规定死了，已经象 在下最后通牒的样子。26 日晚，陶德曼将这些“基本条件”交给了孔祥熙（因
蒋介石生病），并作了口头说明。陶德曼在当天给德国外交部的急电中说：
“当我向他们宣读日本的条件的时候，孔和蒋介石夫人都极为惊恐。”26 日，
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日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在 27 日举行 的最后国防会议中仍有人主张和谈。蒋介石认为：“近日，各方人士与党中
重要负责同志均以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殊不知此时求 和，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不知其害；不
有定见，何能撑此大难也，”①蒋介石在日记中还说：“倭寇此提条件，等
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灭亡，不如战败而亡，当即严词拒作答。”① 于是，蒋介石采取了拖延的办法，直到 1938 年 1 月 13 日向日本表示，要求
日本方面对每一条款作具体说明。当时日本的形势是：“日本政府中有一部 分人，自从十二月攻占南京前后，由于对中国政府态度不明表示不满。就在
十二月十四日成立了华北临时政府，王克敏就任了政府主席，于是一种颇有 势力的意见抬起头来：把临时政府抉植起来，将来发展成为中央政府，和平
谈判不以蒋介石政权为对手。”②13 日的表示是由外交部长王宠惠告诉陶德 曼的，王对陶说：“经过适当考虑之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太广泛了。
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 再作确切的决定。”日本认为这是“拒绝的答复”，于是在 1938 年 1 月 16
日决定“陶德曼调停”结束。这一天，狄克逊给德国外交部长的特密急电中 说：“今在 10 时 30 分，外务大臣将下面的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政府 1 月 13
日的声明的答复的全文交给我，并且请求我尽快转给汉口。”日本在答复照 会中说：“中国关于上面所说的谈判的答复，已经推延了好几次，甚至在 1 月 10
日我们还没有收到，因此我们不得不再等几天。当昨天最后收到的时 候，我们发觉中国的答复仅仅是一个敷衍的答复，要求知道我们的条件的详
细内容。我们只能认为：中国政府方面这种拖延的态度，表示没有以接受全 部和平谈判的基本条件来谋求和平的意念，而这一点是我以前就已经说明过
的。因此帝国政府现在决定放弃（政府对此是深为遗憾的）承阁下的政府竭 诚帮助而进行的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目前的和平谈判，并且从一个完全新的立
场来处理目前的事件。”16 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声明：“在攻陷南京后，帝 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现在。
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 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
17 日，德国外交部给德国驻华大使馆密电：“鉴于日本的声明，我们认为我 们的递信员的身份目前已经终止。”18 日，日本政府又发表补充声明：“所
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意在否认国 民政府的同时，把它彻底抹杀。”日本广田外相还向美国驻日大使格鲁
暗示：这种措施不仅是断绝外交关系，而且意味着汉口的国民政府已经不代 表中国，日本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承认以华北政权为中心的政权。就在这一天，
国民党发表宣言，以严正立场，昭告世界。蒋介石由洛阳返南昌，发表感想 说：“自我拒绝日本媾和以来，使日本不得不发表声明不与国民党政府为对
手之主张，此其于政略上，彼为被动，而我乃取得主动地位矣，且可使国内 主和者断念，内部更可团结矣。昔者宋人亡于外寇，乃由主和者日盛，主战
者日衰之故。余之刻苦奋斗，不惜牺牲，誓以生命报国，就足以使岳武穆未 伸之壮态终得伸张于七百载之后。虽然甘心为秦桧者，恐未易完全断念，吾
①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477 页。
②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72 页。
益当努力图之。”就在 18 日这一天，日本政府命令驻华大使川越茂回国，于 是蒋介石也就在 20 日命令驻日大使许世英回国。这样，中日两国之间的协商
途径，业已完全关闭，中日两国的外交，实际上断绝了。
通过陶德曼进行调停的渠道就此堵死了。从蒋介石的态度来看，是想妥 协，又嫌日本的条件太厉害，因为条件太厉害了，“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浪
潮所冲倒”。最后是日本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也就是说，不同你 蒋介石谈了。这样一来，蒋介石也就死了妥协的这条心。
另一条是通过高宗武（外文部亚洲司司长）来穿针引线。 蒋介石要高宗武出面同日本搞妥协活动的主意是早就打定的。在卢沟桥
事变后不久，有一次胡适等人同蒋介石一起吃午饭，就谈及此事。在《胡适 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民国）二十六，’七，三十一蒋先生约午饭。
在座者有梅、伯苓、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谈话。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 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
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
‘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长谈。 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今午已找他去谈过了。宗武谈其甚详。”①到了
“陶德曼工作”结束后，高宗武就被蒋介石用起来进行妥协工作。高宗武同 日本联络的人是日本“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满铁）”驻南京事务所主任西
义显。西义显同高宗武，还有董道宁（亚洲司日本科科长）都是留日时的同 学。西义显进行这次工作是得到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同意，并拨款资助。1938 年 1
月 17 日，董道宁去看望西义显，在西义显的奔走和安排下，于 2 月 14 日赴日本活动，会见了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主管谋略）课长影佐祯昭，交
换了初步意见，并将影佐的一封亲笔信带给何应钦和张群（1938 年元旦，国 民党中央机构改组，蒋介石辞卸行政院长兼职，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
政院长由原副院长孔祥熙升任，并以熟悉对口关系的原外交部长张群继任副 院长），其内容是说：“近卫声明将致东亚命运陷于穷途末路。董道宁来日，
传达贵国政府之诚意，大为感动；希望继起有人，以解日本朝野之惑。”② 为什么影佐写信给何应钦、张群呢？这果然是何、张的地位关系，同时也因
为何、张与影佐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1938 年 4 月 5 日，高宗武将这些 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报告。4 月 16
日，高宗武同西义显在香港晤谈。高宗武向 西义显传达蒋介石的宗旨说，“我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之真正意图：（一）
对俄关系之安全保障。（二）对中国经济发展及依存之确保。这两项趣旨可 在原则上承认。第一项更分类如下：（甲）东北四省。（乙）内蒙。（丙）
河北、察哈尔。（甲）（乙）两项可留待他日协议。（丙）项须绝对的发还 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之确立与行政完整，日本须予尊重。若上项趣
旨承你们谅解，则先行停战，然后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进入和平细目的交涉。”
①据西义显回忆录，当时高宗武曾这样说：“蒋委员长对影佐大佐的书信颇为 感动，请口头向日本政府转达以下意见”②。这些意见就是上述高宗武向西义
显传达蒋介石的宗旨。西义显当时认为这些条件“是民族主义的中国的最低
① 《抗日战争初期胡适的卖国罪证》，见《近代史资料》1955 年第 2 辑。
② 《蒋总统秘录》第 2548 页。
①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 491 页。
② 《蒋总统秘录》第 2548 页。
要求，有真实感”。之后，西义显于 4 月 27 日回国，将高宗武的提案报告本 国政府。可是在这段期间战事己有变化，日本对于台儿庄的大败大为激动，
正调援军“要雪洗这数十年未有的败战”，故而倾其全力进攻徐州，日本政 府叫嚷：“须彻底膺惩蒋政权而使其溃灭，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时，蒋
介石还是叫高宗武在香港同日本人往来。结果，高宗武在西义显的安排下， 于 6 月 23 日赴日本活动。高的这一行动是蒋介石所不知道的，蒋介石根恼火， 在
24 日的日记中说：“高宗武擅自妄动，可谓胆大妄为矣！”但高的这一行 动，汪精卫等人是支持的，当时周佛海就非常积极促使高去日本活动。今井
武夫在回忆中说：“周佛海这时劝高宗武把旅程延长到东京，自行对日本政 府进行联络，并向高担保说，对蒋介石由他负一切责任。”③高在日本会见近
卫（首相）和板垣（陆相）。高向他们说明：东行的目的在要求日本放弃帝 国主义，把中国看做对等国家，这是实现中日和平的绝对条件，也是大前提。
他要求日本拿事实来表示有实践这等条件的诚意，则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内 部和平势力调停两国争执，展开全面和平运动。高说明他本人正在努力结成
这种势力。高要求近卫给汪精卫写信，“近卫认为一个国家内阁总理如这样 作法，未免过份，至少时期还早，所以只允许由陆军大臣写这封信”。但近
卫和板垣都坚持要“蒋介石下野”作为和平交涉的一个重要问题。蒋介石在
7 月 3 日的日记中说：“敌陆相板垣见倭王后，复向外国记者发表倒蒋之声 明。然余终不屈服，则敌只有加紧军事进攻之一途。”①高宗武看到这种情况，
回到香港后不敢去见蒋介石，只是将他的日记及会谈记录等资料整理好，于
7 月 21 日寄到武汉给蒋介石，并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信中说：“职于六月 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会谈记
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 越之罪于万一也。”7 月 25 日，蒋介石约汪精卫、张群讨论高宗武的报告，
大骂高宗武。今井武夫在回忆中说：“他（指高宗武）大失所望，胸部旧病 复发，就不再回汉口，只向周佛海提出了报告，自己留在香港专心养病。周
根据高的报告，知道日本政府为了和平没有放弃要汪兆铭出马的希望，所以 在他向蒋介石报告之前，首先同汪本人商量，汪要他如实向蒋报告，周就向
蒋提出了报告。蒋介石把高的报告读了一遍，然后交给张群，接着又叫人拿 给江看。两、三天以后，蒋找来了秘书长陈布雷，大怒之下责问说：‘高宗
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到日本去的？”②
通过高宗武进行妥协的这条渠道也断了。“本来高宗武的任务，是从日 本人方面获取情报向国民政府呈报；可是当他和西义显会面的过程中，却逐
渐受了对方的影响，而成了被日军所利用于为汪兆铭抬轿子的脚夫。”①
就这个阶段蒋介石的妥协活动来讲，由于两条渠道的断线而中断了。此 后汪精卫的投降活动加紧了，直到汪精卫脱离抗战阵营。
在反共高潮时，蒋介石是一面对日本密谈，一面积极反共。当时是派军 统特务曾广②打扮成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对日本进行秘密谈判。
③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77 页。
① 《蒋总统秘录》第 2553 至 2554 页。
②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79 页。
① 《蒋总统秘录》第 2558 页。
② 据童德诚（1940 年到 1942 年军统浙江站站长）、章微寒（1946 年至 1948 年浙系江站站长）回忆，军统
当时日本想用武力及谋略务使重庆的国民政府在 1940 年底屈服，因此一 面利用汪伪作为威胁重庆讲和的手段；另一面更注意建立和重庆的直接接触
的线索，以便了解重庆的动向，加强和平攻势。所以，从 1939 年秋季开始， 日本“在与汪建立和平政府的工作并行”，“努力开辟与重庆政府的联络路
线”③。9 月 15 日，日本参谋本部以《以建立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的最 高方针》为题起草的文件中说：“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实质包括促成
重庆停战的指导，吸收其武力、财力。”日本将这项工作叫做“桐工作”。
1939 年 12 月下旬，以宋子良身份出现的曾广，在香港和日本驻香港武官铃 木卓尔中佐会谈。铃木的实际身份，今井武夫说：“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于
一九三九年十月在南京设立后，十一月底就起用参谋本部的铃木卓尔中佐驻 在香港，命令他策划建立同重庆政府的联络路线。”④
1939 年 12 月 27 日，曾广同铃木第一次会见，曾广表示了如下要点：一、 重庆政府继续进行抗战的真意（扎要）1、日本方面破坏了陶德曼工作。2、
对日本所说的尊重主权、保全独立大有疑问。3、看不出日本有停止侵略、举 行会谈的态度。二、重庆方面关于收拾时局的意见（扎要）1、日本若尊重中
国的名誉和主权，就准备和日本和谈，因此希望在承认新中央政府之前就协 商。2、中国希望美国等第三国从中调停。3、在谈判前休战，希望日本方面
提出撤兵的保证。4、请日本相信国民政府会镇压共产党的抗日行动。5、希 望日本避免干涉国民政府进行改组等内政。三、中国方面对日本的质疑（照
录原文）1、日本是否想重新考虑不以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若想 重新考虑，那么用什么办法使中国方面确认此点？2、日本的对毕态度果真是
采取中日经济提携的话，那么，在能够达到此目的之前，是否能恢复七七事 变以前的局面？3、日本政府有没有向国民政府提出和平提案的意思？如果
有，能不能暗中向蒋介石本人递交有关和平问题的亲展函件。因为公开进行 会谈对蒋介石的对日和平工作造成极大妨碍。你方的《近卫声明》就是因已
公开，以致使蒋介石的立场陷于极端困难。”①对以上的质疑，当时铃木毫无 回答的准备，只是要曾广在所谓中国派遣军或地下潜伏工作范围内维持联 络。1940
年 1 月 22 日和 2 月 3 日及 10 日、14 日，曾广又先后多次同铃木会
见。日本就“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作了说明，说这是“日本政府的 一个宣传姿态”，请曾广消除这个误解。在 2 月 14 日的会见中，曾广转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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