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院的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他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智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的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得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碑文所示“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于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在北京则有两难。动也有苦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血压高。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挽）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写）的碑文已经传出去，也不会湮没。
没有了陈寅恪的北京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所以连科学院也忍不住要请陈寅恪回去。1954年的1月份郭沫若又提笔写了信给陈寅恪，意同前此。可是在陈寅恪看来失去了自由意志和独立思想的学术根本就不成其为学术。虽然他的要求得到了周恩来的肯许，“可以答应陈寅恪的要求，只要他到北京来。一切都会变的。当年动员老舍从美国回来，老舍也提出个条件：不返美，不发表反美言论。可是他回国不过一两年，就变了”。可惜的是最终还是没有成行。其所作《答北客》、复郭沫若信、复杨树达信真实记载了此事期间及其后陈寅恪的生命轨迹。
《答北客》作于1953年，诗曰：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
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蘋花即自由。
答郭沫若信说：沫若先生左右：一九五四一月①一六日手示敬悉。尊意殷拳，自当勉副。寅恪现仍从事于史学之研究及著述，将来如有需要及稍获成绩，应即随时函告并求教正也。专此奉复，敬颂著祺陈寅恪敬启一九五四年一月廿三日复杨树达信写于1954年7月，文谓：遇夫先生左右：前屡承寄示大作，今日有此等纯学术性著述之刊行，实为不可多得之幸，幸甚！喜甚！佩甚！先生平生著述科学院若能悉数刊布，诚为国家一盛事，不识当局有此意否？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去冬有一短诗，附呈以博一笑。
答北客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
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蘋花即自由。
专此奉复敬请暑安弟寅恪敬启（一九五四年）七月十日从前文的分析来看，“畏寒”可能也确有其事。
陈寅恪终于还是留在了岭南。
当然，即便因为世事的乱离以及自身的遭遇在精神深处有那么一些落寞，特别是建国后最初两年，不过客观来讲这里的生活并不寂寞。相反，一定程度上，陈寅恪的中大生活可以说温馨惬意，而且常常是情趣盎然。相濡以沫的唐筼的爱情是他精神生活的一大支柱，之外还有他热心的友朋和可爱的学生，他还能时不时地听听评书听听戏。纵有凄苦衷肠与心曲，就一般的生活内容或曰质素而言，却也不失丰盈的温情与跳动的快意。可惜的是，由于悲剧人生结局的遮蔽，人们在看待两人的生活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先存一种悲悯的心绪，进而极大压缩了期间曾有的明丽。
诗文仍是最可靠和直接的依据。不妨从1952年的春天说起。
这一年春天，岭大的杜鹃花开得异常地明艳。美丽的风景自然不会逃过敏感的唐筼的双眼，这又一次让她想到了当年的故园，故园的山居之乐。感物伤怀，以长句系之：香岛妖氛满，避乱转西行。一年居故土，无限留恋情。山中有情趣，心定身始轻。月明竹影入，日出樵唱清。春间杜鹃放，灿烂岭谷盈。看花动近远，车马道边横。游客缘径上，霞光照面迎。下山观早集，听鸟识初晴。风过松涛声，雨霁岫色明，还家午饭罢，倚枕闻蝉声。秋来气高爽，涧底老桂秾。芬香四散溢，遥望如金钟。荻花舞雪白，枫叶满树红。田家忙收获，得饱歌年丰。亲朋隔城市，幽居镇日间。野果溪畔摘，流水声潺潺。举目成远眺，但见云峰环。暇时赴村墟，新月偕相归。归来童稚喜，柿脆鲫复肥。灯下课女读，夜凉添薄衣。地僻炊烟少，绕屋唯松林。身安心益静，吟诗代抚琴。佳境不易驻，回忆味更深。故乡亦短梦，他乡何处寻。（《壬辰仲春观岭南大学校园杜鹃花因忆故乡山居之乐遂成长句以记之》）频年播迁的南国女子想到了故乡山居时春天里杜鹃花开遍山野的动人景致。诗情满腹又聪慧明敏的唐筼显然被岭大的杜鹃花所深深感染。自然，这幅生机盎然的春景顺着唐筼的双眼同样照亮了陈寅恪的心田。与内子的怀今异致，陈寅恪的心绪走上了思古的向路：“美人秾艳拥红妆，岭表春回第一芳。夸向沉香亭畔客，南方亦有牡丹王。”当年李太白赞太真之美有《清平调》三首，二、三有云：“一支秾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抂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代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大方的陈寅恪把岭大的杜鹃比作了倾国倾城的牡丹。
多情的总是女人。同一年，写下上引长句的前后，唐筼还有《咏红梅友人赠红梅》、《辛卯除夕答谢黄萱夫人赠水仙花》、《咏水仙》（二首）、《壬辰春二月初九答谢颂珊夫人赠踯躅花即杜鹃花》、《咏岭南踯躅花一名山石榴一名杜鹃花》、《别杜鹃花》、《广州木棉花壬辰仲春作》、《再咏木棉花》、《谢友人赠新种绛色玫瑰》等多首咏花之作。在唐筼，那是一个花团锦簇的春季。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尽管陈寅恪自己只作了一首前引的《咏校园杜鹃花》，但有两首与唐筼合写的诗作《别水仙晓莹寅恪联句一绝》和《晓莹寅恪前题（前题指《广州木棉花》）联句》。前者言：“玉容憔悴浅颦眉，莹脉脉相看绿鬓垂。寅暂别人间留后约，莹未妨重见一春迟。寅”后者云：“十丈空枝万点红，莹霞光炫耀脆林中。莹高花偏感高楼客，寅愁望垂杨乱舞风。寅”从诗集中作品的前后顺序来看，夫妻联绝所“别”的应该就是黄萱送的那株水仙。我们试着作出如下的推测：唐筼身体不好，1952年1月26日所作《辛卯除夕答谢黄萱夫人赠水仙花》的“喜对芳姿病榻前”句提示我们当时的她可能正染微恙，除夕夜，黄萱女士送来的一株“翠袖冰肌望若仙”的“漳泉”水仙，让病得没法逛花市而略有沮丧的她心情舒展了许多；依常理，慢慢地唐筼自然也就康复了，可本来就喜欢鲜花的她怎么会忘记陪着她慢慢康复的水仙花呢，于是接连写下了两首咏水仙的七绝，赞其“碧色罗裙体态妍，雪肤玉貌绝尘缘”，谓其“凌波仙子出埃尘，翠袖金冠白玉身。绰约临风无限意，嫣然微睇惜花人”；然而人有祸福，花也有荣枯，漂亮的水仙雪肤不再、翠袖转黄，这怎能不引起唐筼“玉容憔悴”的爱怜和哀叹；朝夕相处的陈寅恪自然也知道了水仙“垂”“绿鬓”的事，忙赞它虽枯亦荣，作为对许多日子里花儿与二人朝夕相处的感激，并以为对唐筼也包括自己痛失花友的心理安慰。
陈寅恪的生活显然非常地鲜活。这其中，唐筼的相濡以沫最值得珍重和感谢。通观1951-1957年间的诗作，可以发现两人常有诗词唱和（两人合作的那首唱木棉的七绝即为一例）抑或酬谢，特别是在包括一些诸如生日、纪念日之类特殊时节，尤其如此。比如唐筼1951年元旦赠陈寅恪（1951年2月6日。据《诗集》此为一无题诗）、陈寅恪《答晓莹辛卯元旦见赠》（1951年2月6日）、陈寅恪《辛卯广州元夕用东坡韵》（1951年2月）、唐筼《辛卯广州元夕与寅恪同用东坡韵》（1951年2月）、陈寅恪《首夏病起》（1951年5月）、唐筼《和寅恪首夏病起》（1952年5月）、陈寅恪《旧历七月十七日赠晓莹》（1951年8月19日）、唐筼《答韵》（1951年8月19日）、陈寅恪《晓莹生日赋一首为寿》（1952年5月）、唐筼《壬辰五月十七日答赠寅恪并记岭南寓园景物》（1952年6月）、陈寅恪《癸巳元旦赠晓莹》（1953年2月14日）、陈寅恪《癸巳除夕题晓莹画梅》（1954年2月2日）、陈寅恪《晓莹昔年赁宅燕都西城涭水河庭中植柳四株以白垩涂树身望之如白皮松乙未春日与晓莹同寓广州偶忆及之感赋一律》、唐筼《答寅恪偶忆北京水河故居原韵》、陈寅恪《乙未五月晓莹生日赋赠》（1955年6月20日）、唐筼《乙未五月十七日寅恪六十六岁初度赋一律为寿时值广州芒果荔枝丰收也》（1955年7月6日）、陈寅恪《旧历七月十七日为莹寅结婚纪念日赋一短句赠晓莹》（1955年9月）、唐筼《答寅恪七月十七日赠句次原韵》（1955年9月）、陈寅恪《乙未中秋赠内即次去岁中秋韵》（1955年9月）、唐筼《和寅恪乙未中秋见赠次原韵》（1955年9月）、陈寅恪《丙申六十七岁初度晓莹置酒赋此酬谢》（1956年）等等。就既有的材料来看，唐筼的诗大部分都是在此一期间创作的，建国前以及1957年后都很少见，这大约也可以侧面反映期间两人家庭生活的安实。那些酬答唱和的作品花儿一样地镶嵌在两人八年来的爱情征途上，琳琅满目，馥郁芬芳。拿1951年结婚纪念日两人的唱和来看，“一笑风光似昔年，妆成时世镜台前”，陈寅恪先说尽管是在时世如此的情况下化妆打扮，可笑起来的样子仍如早年一样风光不减；“群雏有命休萦念，即是钟陵写韵仙”，小孩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放下心来不要老挂念，便是鼎革之际的写韵仙。唐筼就讲，“陵谷迁移廿四年，依然笑语晚灯前”，转眼间从认识到现在二十多年里阴阳流转世事变迁，我们的爱情依然未变，灯下的我们仍旧是笑语欢颜；“文吴之事吾能及，同隐深山便是仙”，吟诗填词我也还可以，能同你隐居深山就真是神仙了。后来陈寅恪又作了首《题与晓莹廿三年纪念日合影时辛卯寄寓广州也》，中有“短檐高屋总伟时，相逐南飞绕一枝。照面共惊三世改，齐眉微嫌十年迟”之句，尽写出两人遭逢世变、相见恨晚、甘苦与共、相偎相依的不渝心志与忠贞爱情。
当然爱情并不总是或者说仅仅是天上人间、海枯石烂，它似乎还有更多一些的含义，比如说生病时的相互照顾、平常岁月里的拌嘴游戏等等。以1951年的《首夏病起》与《和寅恪首夏病起》来说吧。春天里陈寅恪高血压的毛病趋重，头疼得厉害，不得不天天靠安眠药的镇定作用来抑制痛苦，靠睡觉来打发日子，迷迷糊糊中春往而夏来，终于血压降了下去，心情舒展、甚感快意的他乃作诗以纪之，“刀风解体旧参禅，一榻昏昏任化迁。病起更惊春意尽，绿荫成幕听鸣蝉”，过去读禅有刀风解体之说，前阵儿我病得也差不多，浑浑噩噩睡着过，没想到病好了，却已是春去夏来绿荫成幕蝉儿歌：久病初愈的人看什么都有不免阳光挥洒。唐筼却不这样想，“排愁却病且参禅，景物将随四序迁。寂寞三春惟苦雨，一朝炎夏又闻蝉”，又是养病又是参禅，外间的风物自然要随序变迁，没人说话的我，春日里愁对苦雨，夏来了还得噪听鸣蝉，总是寂寞无聊的很啊。好长一段时间里都在为陈寅恪的病担心焦急的唐筼，仍是忍不住抱怨：春天里老下雨，春尽了又听见蝉声起，我一个人都快烦死了，你现在还乐得“绿荫成幕”乐得“听”什么“鸣蝉”。唐筼的诗在我们读来总有一种抱怨的味道、几缕拌嘴的气息，这个时候他们两人经风历雨、相亲相爱的眷侣形象显得尤其地真切和充实。陈寅恪对平日里唐筼能跟自己诗词唱和很是高兴。1952年的春天，时而惜别水仙，时而盛赞杜鹃的陈寅恪，突地发现转眼间自己在岭南已是寄居了三年，不禁念往思今，唏嘘不以起来，有《壬辰春日作》一律自纪心曲。首颔二联曰：“细雨残花昼掩门，结庐人境似荒村”；“简斋做客三春过，裴淑知诗一笑温”。就陈寅恪的生活来分析，“知诗”的“裴淑”是在说唐筼，在“细雨残花”“结庐人境”的日子里，慨叹流寓岭南已三年的陈寅恪在庆幸自己还有知书能诗善解人意的结发人，总还时不时地带给他笑语欢声的丝丝温暖。对于流民心态浓重的陈寅恪来说，“爱情融成的回忆”让他的“痛苦化成（了）歌曲”①，唐筼的存在绝对是最值得庆幸和珍惜的人生厚赐。
播迁他乡的不争事实，让唐筼常常地怀念北地，进而不可避免地生出客居他乡的伤感。1951年，农历辛卯年春节那几天，庚寅除夕还在欢喜“江城花市年年好，喜得红梅迎岁新”的唐筼，七天后的人日又写下了这样一组诗句：“人日清寒细雨来，嶺梅憔悴杂尘埃。池边新柳枝先绿，梁上空巢燕未回。愁望江流常不息，追思羁泊有馀哀。天涯归意无人会，可得山中共把杯。”一个“归”字明白无误地向人们显示着在春节这个特殊的不能再特殊的佳节良期里，常年“羁泊”的唐筼渴盼返归故里与陈寅恪“茅舍”隐居品茗共话的心绪。从“山中”一词来看，唐筼大约是想起了广西。前文已经提到，唐筼的身体也不好，辛卯一年（庚寅年唐筼写给亲人的信中有“老病日侵”的话，说明其身体状况建国后的几年来可能一直都不是很好）尤其如此，黄萱送水仙给她的时候她仍在病中（“喜对芳姿病榻前”），而这年冬天《重读陶渊明桃花源记有感》一诗“病中作”的副题，特别是“叹我余生多病苦”一句，更向我们明证了年内她身体状况欠佳的事实。正是在这样的年月里，唐筼接连写下了《忆故乡二首并序》（《忆良丰山居》、《忆半山小筑》）、《忆成都华西壩寓居》三首怀旧诗。记忆总是美好的，当人遭遇挫折或疾病缠身的时候，总会忍不住的去回想以前的美好事物，羁旅在外的游子往往会特别特别地想家更是典型的例子。显然，唐筼也不例外。在她的记忆中陈寅恪任教广西大学时他们在良丰山居和半山小筑过得绝对是世外桃源般的日子。前者称：“屋对青葱半岭松，云峰遥望几千里。鹁鹄声缓随风远，踯躅花开①满谷红。日暖桂香穿涧树，夜深枫影上廉栊。山居乐事今成梦，欲再还山只梦中。”后者云：“半山有屋两三椽，临近桃源傍水边。洞口干云红豆树，湖心倒影彩灯船。群鸡啄食竹篱下，稚女读书木榻前。此是燕山幽胜景，名园回首已风烟。”唐筼渴望离开广州返归故里的心绪在1952年所作《壬辰春二月初九答谢颂珊夫人赠踯躅花即杜鹃花》、《壬辰仲春观岭南大学校园杜鹃花因忆故乡山居之乐遂成长句以记之》、1953年10月《十月八日追忆今夏风雨中观木棉有感作》、《前题再咏》以及后来的《忆髫年》诸诗中皆有所体现。
然而，由于前面已经讲到的原因，唐筼也留在了广州，在陈寅恪的身边站立成一株“霞光炫耀脆林中”的木棉。其实唐筼写下“亭亭直上白云间，无叶无枝态更妍。俯视春风摇嫩绿，高红独艳夕阳天”（《广州木棉花壬辰仲春作》）的同一年（1952），正好也是舒婷出生的一年。25年后的1977年3月，后者也完成了一首赞美木棉的诗歌，这就是著名的《致橡树》，青春岁月里的舒婷成功完成的一首爱情诗。“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语言/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的红硕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霓”。细细品味，这些话用来形容唐筼之于陈寅恪倒也显得颇为合适。后面的故事还将继续向我们证明这位当年的名门闺女的坚贞、刚毅和英勇，证明她在陈寅恪生命中无可替代的价值。
继续建国后的故事。
爱情天河的绚烂从来都离不开亲情世界的支持。从小家到大家到家族到姑表亲戚，透过残留的诗文，穿越过半个世纪的沧桑，在斑驳的字缝里我们隐约看到了寅唐二人生命世界的另一个向度，一个更为真实的向度，一条亲情流溢的情感之河。
还是请唐筼来作主角，善感多情是女人天生的“丽质”。
1951年，农历庚寅年大寒那天，唐筼写诗寄赠自己的大姊，“三年不见几沧桑，感旧怀人夜漏长。老病日侵无一字，可容煎药倍堪伤”，世事沧桑中跟大姊已有三年没见了，妹妹我其实常常想姊姊，想得长夜里难以入睡，可我身体不好老得病，煎药熬汤地连写东西都顾不上，说起来真是很叫人难过。显然，大寒的到来让唐筼又忆起了以前姐妹们在一起时的快乐。三天后的一个下雨天，因给大姊写信而被激发得澎湃开来的亲情让她又写了首想念九妹的诗寄了出去，“烟雨迷濛隔野塘，残梅欲尽柳争长。何当共话西窗夜，人寿河清两渺茫”，真希望能再有机会跟九妹你“烟雨迷濛隔野塘，残梅欲尽柳争长”的时候临窗共话说短道长啊，不过看起来，就怕是人寿有限河清无期有些渺茫啦。这一年，唐筼还有另外一首写给姐妹的作品。《答五年前怀妹见赠诗次韵》，是就当年举家离川而后过金陵时堂妹唐剑怀从苏州赶来相见时所赠诗而成的，“浮家岭外已三年，景物悬殊几万千。每恨一家难久聚，何堪大姊又长眠。羁游江海虽分地，投遞音书未隔天。愿托南鸿报消息，慰吾离思病床前”，大意仍在叙说近年遭遇，而后强调了可以彼此写信应该多多联系。对看《寄大姊》和《答五年前》两首诗可知，“大姐”在唐筼寄诗后不久便弃世而去，时间应该在两诗写作之间，据《唐筼诗存》前者在庚寅大寒日即1951年1月21日，后者标1951年，由此可知“大姊”的离去就是在1951年。1952年1月唐筼所作《哭从秭婉玉夫人并序》长篇所哭者应该就是《答五年前》一诗中提到的“大姊”。《哭从》以长篇五言叙事诗的形式对婉玉夫人的温润贤淑、坚韧不拔的一生作了细致而又深刻的描摹和叙述，诸如“其意十年后，婿病不易医。残废几廿载，百务秭操持。侍疾连昼夜，终无一怨词”，“惊闻秭丈殁，秭亦欲殉夫”等，读来历历如绘，若在眼前，感人至深。事实上，稍后我们会看到，操持百务而无怨词恰也是唐筼自己晚年岁月的素描，而殉夫一词竟终成了她晚年人生的谶语。再后来，唐筼还写有《忆髫年寄苏州怀妹》、《前题寄沈家表姊妹》、《哭沈保均表妹癸巳腊月初一作》等怀亲之作，《忆髫年》中“懒问沧桑随世运，唯思姊妹共髫年”一句集中体现了作者写作上述诗文时的感情和心绪。
当然，念亲怀故说到底也不是女性的专利。同样是在1951年，两人结婚纪念日陈寅恪有《旧历七月十七日赠晓莹》（1951年8月19日）、唐筼有《答韵》（1951年8月19日）（过去二十天以后的阳历）9月10日，正好是农历的八月十日，陈三立的祭日。当时的陈寅恪一阵以来听说好像有关部门非得要迁走散原老人的墓，心生挂念的他因作一律记录心事。诗题《有感辛卯旧历八月初十日》：“葱翠川原四望宽，年年遥祭想荒寒。空闻白墓浇常湿，岂意青山葬未安。一代简编名字重，几番岭谷碑碣完。赵佗犹自怀真定，惭痛孤儿泪不干”。需要略作解释以见诗意。赵佗事见《史记?南越列传》，初为南海龙川令，南海尉任嚣死后，佗行南海尉事，秦灭以后自立为南越武王。后来刘邦称帝，派陆贾立赵佗为南越王，吕后的时候以帝自尊，号南越武帝。再后来文帝即位，“乃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而后遣陆贾入越，责其自立为帝竟不上报，赵佗因修书谢罪以“蛮夷大长老臣佗”自称。“赵佗犹自怀真定”自是借赵佗之典来比照风闻的所谓“闻有关当局迫令迁墓”的举措，希望政府能善待亡父的陵墓；最后一句“惭痛孤儿泪不干”，凸显了为人子的陈寅恪面对如此情势却又无计可施的惭愧与痛苦。这一年壮怀激烈的散原老人离世已有一十四载，而经风历雨的寅恪也早已是三女之父，过了知天命的年纪。联想到流寓岭南的事实，这一曲高龄思父的故事更不禁让人升起浮萍寄世、漂泊无依的沧桑之感。
同人世间其他的双亲一样，陈寅恪和唐筼对自己的女儿极为疼爱，小时如此，大了依然。其实前曾引及的1949年10月25日复叶企孙、吴晗信，在申说自己何故不能北返的原因时，专门强调小彭考入岭大，北返恐影响读书求学时，信文本身既已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为人父的陈寅恪对自己姑娘的厚实慈爱。上学是人生大事，而为这类大事费心擘画，以及内中所体现出的敦厚与博大，恰是父爱内涵外延的最大特点。相比之下母爱似乎要细琐许多和绵密许多。1951年1月21日大寒的到来显然在唐筼的心灵深处激起了不少涟漪，这不仅触发了她对大姊九妹的思念，更激荡了她早已浸透骨髓化成习惯了的慈母柔情。给大姊修书的5天以后，26日，早晨，唐筼很认真地用笔记下了珠江清晨的模样，“隐隐楼台隔水阴，红墙翠瓦入深林。漫空晓雾浮江远，欲见楼台何处寻”。从文字上我们读不出明显的感情倾向。这是必然的，因为几天以来唐筼都在挂念远在他乡的长女流求，忙着收拾冬衣给她。所以，如果说这张素描有一定的情感趋向的话，我们想，大约那也应该是对远在他乡的流求的生活情状的关切以及由此引起的淡淡感伤。风景和节令总是这样会自觉不自觉地拨动人们情感的心弦。平心而论，羊城的生活同京华旧地实在是相去甚远，一年前的正月十五陈寅恪在他的诗中曾有“过岭南来便隔天，一冬无雪有花妍”的句子。然而风景迥异亲情同，居地的变换流转除了让唐筼益加地看重和珍视亲情以外，不会让她对女儿们的爱怜有丝毫的削减。晚上，经多日赶制，终于缝完准备寄给流求之冬衣的唐筼，灯下铺笺，润笔挥毫，写下了这首至今读来仍其情可温感人心的七绝，题曰《寄流求寒衣庚寅大寒后一月廿六日灯下作》：“雪舞冰封北国冬，怜见忍冻叹吾穷。剪裁工拙何须计，老眼灯前密密缝。”从专门添出的“剪裁工拙何须计”一句来看，或者唐筼并不擅长缝补之事，然而紧跟的一句“老眼灯前密密缝”，提醒我们冬衣上的针针线线缝进的都是她对流求的深深爱怜，也善意地劝慰长大了不免爱美爱打扮的姑娘穿上总要暖和一些，何须在乎太多剪裁方面的美丑媸妍。1953年的夏天，唐筼又一次生病，八月的时候仍不见好，可流求和小彭还是要去工作，痛苦又无奈的唐筼成七绝一首志其心思，题作《癸巳七月病中送流彭二女各赴工作地》：“两月昏昏病里过，悲欢离合意殊多。飚风欻捲隔山海①，惨痛心情奈若何。”母病女出游的凄凉心境可以说跃然纸上。事实上对于暮年的夫妇来说，子女们绕侍左右膝下承欢的感觉往往是最最宝贵和美好的，而一旦子女成人群燕纷飞就免不了要生出苍凉而浓重的失落心绪。女性天生的多愁善感，所以尤其是如此。一样挂念和爱怜女儿的寅恪就常常地劝慰唐筼，1951年结婚纪念日，陈寅恪那句“群雏有命休萦念，即是钟陵写韵仙”就是明显的表现。
陈寅恪的圈子较唐筼要大出许多，所以他的生活中还有更多一些的快乐。当然这些快乐也属于唐筼。分担痛苦共享欢乐是夫妇二字起码的一层含义。
众所周知，陈寅恪是个读书种子，在他，能够安安稳稳地读书是头等的乐事。一样是在1951年，生日那天，陈寅恪忽然记起了自己1945年成都过生日时所写诗作中“愿得时清目复明，扶携同泛峡江船”的句子，于是续成绝句两首赠唐筼，诗曰：“七载流离目欲昏，当时微愿了无存。从今饱吃南州饭，稳和陶诗书闭门。”“扶病披寻强不休，灯前对坐读书楼。馀年若可长如此，何物人间更欲求。”在他看来，青灯黄卷坐对千古，能够稳定长期地过上这种日子就应该很知足了。陈寅恪不说假话，更何况对唐筼，所以说这两首绝句所透露出来的对“灯前对坐读书楼”生活的向往，显然是心曲的真实流露。
就此一时期陈寅恪的诗文来看，除平日里与唐筼的唱和之作以外，另外相当一部分都是学界朋辈间的酬答问候，通信更是如此，大部分都是在与友人彼此交流论学，真正无关学问的私谊传递和表达并不多见。即以前引陈寅恪复郭沫若辞不北返的信来说，本质上也首先是学术上的问题。毫无疑问，从抗战胜利以来至于21世纪的当下，北京都是中华大地无可或替、不容置疑的文化中心，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同样如此。陈寅恪所在的广州，近代以来虽有康南海揭橥大旗、孙中山辈承其流绪，但在近世中国的文化地图上，南学的地位一直以来都算不上怎么地突出。尽管解放前陈序经在岭大全心全意抓学术，遍邀大师巨子、广罗才俊英豪，充实力量扩大阵脚，但客观来讲，至少在陈寅恪南下以前其在全国的地位都算不上突出。陈寅恪的到来固然对此有所助益，但说到底不过也是充实和提高而已，尽管他曾打趣式地说北大也不咋地，可这同样改变不了广东作为学术地图上边地一隅的地位。不过，陈寅恪的到来毕竟让岭南的学术起色不少，各地学人更是延续了建国前学术界既已形成的对陈寅恪的尊崇和关注，有了得意的创作、心得或疑问，人们还是常常地想到陈寅恪。于是鸿雁纷飞、书札往还，辟居南国的陈寅恪就这样被无形的编织进一个由多名一流学者构建的交流网络。除非是外力，真正的大鱼很难自己游离出水流的亲近甚或是束缚，就像陈寅恪之于学术；在这种亲近和“束缚”中陈寅恪常常可以体味到交流探讨的快乐。就诗文和通信资料来看，此一时期与陈寅恪往还交流与论学的有杨树达、闻宥、刘节、冼玉清、刘永济、郑天挺、王力、叶企孙、吴晗、李思纯、吴宓、郭沫若、唐长孺、刘铭恕、朱师辙、夏承焘、章士钊等等。他们与陈寅恪的交流对于当代中国学术的形成和书写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和意义，值得深入发掘和反思。
有师友，自然也有学生。寓居岭南的头几年里，到后来让陈寅恪很是伤心的学生，此一时期还是能不时地带给陈寅恪以欣慰和欢喜。
从入清华任教的国学研究院以来，一直到新中国建立的1949年，其间陈寅恪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高尚的育人事业，所以说建国前他已是桃李满天下。就建国后的晚年路途来看，在昔年众多的学生门当中，最让陈寅恪欣慰的应该是蒋天枢，也就是蒋秉南。蒋秉南1903年出生，小陈寅恪13岁，当37岁的陈寅恪入教清华的时候，蒋秉南刚20来岁，正是风华正茂的读书年纪。蒋秉南1927年入清华研究院，1930年毕业，同一年国学研究院停办。据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我们知道，1943年受聘复旦中文系，而后就一直没离开过复旦的蒋天枢长于先秦文学研究，讲《诗经》旁征博引一首就能讲上两个月。1953年当唐筼满怀感伤地写下《癸巳七月病中送流彭二女各赴工作地》惜别爱女的时候，蒋天枢也在陈寅恪家。他是专程南下探望来的。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秉南对此有简要记录：
阳历九月十一日，枢乘车赴粤，抵穗后以初游不识路，雇车至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晋谒。留穗约十日，得饫领教诲。适流求妹尚在家，欢聚数日后赴渝就职。时枢方校读《周礼》（用董康珂罗版影宋本校阮刊注疏本），语次，师诲之曰：“周礼中可分为两类：一，编纂时所保存之真旧材料，可取金文及诗书比证。二，编纂者之理想，可取其同时之文字比证。”枢未能遵师嘱以有所成，愧负滋多矣！此行初识黄萱。二十二日拜辞师及师母北归。
如前有言，此时的唐筼正病得厉害，“两月昏昏病里过，悲欢离合意殊多”的话说明流求离开广州去重庆的时候，大约她仍未完全康复。而对于经年被唐筼照顾的陈寅恪来说，这无疑是很让他痛苦的事。最大的无奈在于，身体的不便让他不能对唐筼进行最起码是等量的呵护。流求、小彭在家大约就是因为要照顾母亲的缘故。再联想到几年来唐筼因为要料理家事还要照料自己，以致累得屡屡生病的事，几十年相濡以沫的陈寅恪只能是更加痛苦，益发焦头烂额。若是在京华，自然会有许多生徒朋辈的前来问安和探望，可这是在岭南，与天涯海角已经相距不远。然而，就在这时昔年的清华学生蒋秉南出现了，专程南下来看望陈寅恪，当然还有唐筼。在陈寅恪自己即不能分担爱妻的痛苦又不能进行细心地照顾的时候，学生蒋秉南的到来，以及由此带给唐筼和他本人的内心的温暖与安慰都让陈寅恪特别地感动。想来这也是人之常情。必须承认，学术和风骨的高卓之外，陈寅恪也是普通人一个。内子有疾自己又无力照顾的时候，学生的探望，哪怕仅只是给凄惶唐筼的心头添上一丝的温暖，都让为人师的陈寅恪很觉得欣慰。再说，蒋秉南还是他初涉教坛时的老学生，更让这份欣慰上增添了几分久为人师终非无益的欣喜。陈寅恪有动于中情见乎辞：
广州赠别蒋秉南
不比平原十日游，独来南海吊残秋。
瘴江收骨殊多事，骨化成灰恨未休。
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
文章存佚关兴废，伤古怀今涕泗涟。
唐筼也赋诗相赠：
广州赠蒋秉南先生
不远关山作此游，知非岭外赏新秋。
孙书郑史今传付，一扫乾坤万古愁。
从诗的内容来看，“不比平原十日游，独来南海吊残秋”、“不远关山作此游，知非岭外赏新秋”意旨相同，是在对秉南的远道探望表示感谢；“瘴江收骨殊多事，骨化成灰恨未休”大约和被邀返京①、旧友改宗、著未成帙乃至爱妻多病都有一定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孙书郑史今传付，一扫乾坤万古愁”句，“传付”一词显示，应该就是在这一次，陈寅恪决定请蒋秉南作为自己著作的整理者。这在残留至今人们有幸观见的两年后陈寅恪写给蒋秉南的信中有所佐证，文谓“弟前书言安南华侨彭禹铭君买得弟当年遗失之《新五代史》批注本，不了昨日接到清华旧时毕业生梁君来函，附寄一览。并请兄保存，附于弟著作目录后，留待备考资料”云云。实事求是地讲，“传付”一词的重点盖在“付”字，毕竟在当时甚至包括现在各方面条件和资质堪为陈寅恪传薪的人实在是不多。1965年秋天陈寅恪曾有“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之叹（见本年所写《有感》），不过能找到一个放心的人待将来自己千秋以后整理出版自己生平的文字，就已经让他“一扫乾坤万古愁”了。①
蒋秉南的到来固然很让陈寅恪高兴，但毕竟也只是偶然的一次。经常出现在陈寅恪的岭南生活里的还是中大的新学生们。新学生们也能不时地给陈寅恪带来些快乐。
1956年，对于陈寅恪来说应该是有那么一点特殊的一年。这一年的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一文，而后是年2月陶铸邀请包括他在内的广州地区部分高校教师到从化温泉开“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再之后中大很快传达了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精神并快速地着手实施，于是就有了我们前面提到过了白色甬道、特级稿费以及可随时乘坐小汽车的权利。乙未除夕还因生病而伤感地哀叹“无能搜鼠雀，有命注蠹鱼”“遮眼人空老，蒙头岁又除”的他，和唐筼一起赴从化温泉开会期间，愉悦而略带戏谑地写下了他的《从化温泉口号两首》。其中第一首有谓“火云蒸热涨汤池，待洗倾城白玉脂。可惜西施心未合，只能留与浴东施”，这当然是在和唐筼戏耍谈笑，具体内容也与别人无关，不过有一点应该强调，就是作为后来者的我们从诗中仍能清楚体会出寅恪当时心情的无比舒畅，而从化之行也是晚年陈寅恪唯一的一次远游，值得尊崇抑或同情陈寅恪的人们珍视。以从化赋诗为浮点，1956、1957两年，陈寅恪的生活不时流溢出让后来人感到庆幸的明丽色泽。
秋天，随着新学期的开始，又一群选择中大历史系的新同学加入了陈寅恪新学生的行列。9月22日，历史系为他们举行了迎新联欢会，5点左右，一群新生在几位历史系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东南区一号拜访陈寅恪。年轻学子的尊敬和热情显然也感染了年界古稀育人数载的老教师，陈寅恪热情地询问同学们有多少人第一志愿报中大历史，多少人报北大②，强调问题并不在于中大或北大，而在于个人要努力。谈话临近结束时，还善意地提醒新同学们注意学好古文和外文①，注意锻炼身体，以免半途而废。我们不清楚对陈寅恪的这一次拜访是否对当时每一个同学后来的求学道路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从当年《中山大学周报》的报道来看，当时的陈寅恪情绪颇高很是高兴。这是新生。
其实，早入学的高年级同学一样地常带给陈寅恪欣喜和欢乐。比如说1957年的高守真同学。
高守真身出诗书之家，祖父是光绪十四年（1888）的举人。一次课后关于韦庄《秦妇吟》的请教引起了陈寅恪对她的注意，并从此开始了师生间两年多的融洽交往。期间在高守真有病的一段时间，同样很喜欢高守真的唐筼甚至曾以托辞的形式要守真连续四个月早上去陈寅恪家喝牛奶。三年级的时候，高守真作论文，根据其本来的兴趣方向陈寅恪帮她想了个研究太平公主的题目并亲任导师。同一学年，1957年阳历元旦（1月1日）那天，高守真代表“史三级”同学向“大家所敬爱的”的陈寅恪老师送上了一张元旦贺卡。当时陈寅恪正在白色甬道上散步，接到高年级同学的贺卡自然令他很是高兴，特别是当高守真将卡片上写的“百家争鸣时节，带来桃李芬芳”的贺词念给他听的时候，经年执教的陈寅恪更是甚觉喜悦和欣慰。②在善良而又慈祥的教书人眼里，学生总是年轻、灿烂、朝气蓬勃，他们的祝福无论怎样的简单和稚嫩，都会给真正的师者带来不错的心情乃至饱满的欢乐。教师，真诚的教师，古往今来，总是很让人感动。
空闲没事，陈寅恪最喜欢听听戏，这也是老辈人常有的爱好。
手头资料来看，这段时间里，早在1952年春天，那个开着杜鹃花的春天，陈寅恪就为听戏这种赏心乐事写过诗句。日子是这一年的正月十五，陈寅恪从收音机中听到一段张君秋唱的《祭塔》，听着雷峰塔白娘子的故事，再念及自身遭遇不禁百感交集，遂成诗一首托寄胸臆：
雷锋夕照忆经过，物语湖山恨未磨。
唯有深情白娘子，最知人类负心多。
元夕闻歌百感并，凄清不似旧时声。
天涯谁共伤羁泊，出得京城了此身。
看得出此时陈寅恪的羁旅漂泊之感仍很强烈，全诗显得颇为苍凉和落寞。
五年以后①，又是一个开满鲜花的季节。1954年拒绝了郭沫若北返之邀，1956年以来舒服沐浴在中大知识分子政策里的陈寅恪，此时已没有了“瘴江收骨殊多事”的苦恼，他在渐渐习惯着岭南的生活，也开始认真享受着岭南的生活。元旦的时候，也就在写下“万竹竟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一联的那天，陈寅恪家里的桃花就已经暗示性地盛开了，农历寒食节那当儿窗前的紫藤花也早已静悄悄地堆起了笑脸。②
像花儿一样灿然开放的，还有陈寅恪多年来鼓荡着飘零之感的内心世界。
不妨先来看看蒋天枢整理呈现给我们的本年里陈寅恪部分诗作的目录：《丁酉上巳前二日广州京剧团及票友来校清唱即赋三绝句》、《丁酉春日听唱西厢记戏题一绝》、《丁酉首夏赣剧团来校演唱牡丹对药梁祝因缘戏题一律》、《听刘映华张淑云演唱穆桂英剧戏题三绝》、《听演清宫怨感赋一律》、《听新谷莺演秦香莲京剧》、《丁酉小雪后六日晓莹以微病未能偕往市区听新谷莺演王宝钏意有不乐赋此慰之》。答案已经非常明显，1957年的陈寅恪连听好戏，从开春（起码）听到小雪，过足了戏隐。对于戏迷的他来说那自然是高兴。不幸的是这些载记着陈寅恪欢快生命鼓点的诗作而今大部分都已散失不见，唯《丁酉上巳前二日广州京剧团及票友来校清唱即赋三绝句》、《丁酉首夏赣剧团来校演唱牡丹对药梁祝因缘戏题一律》幸得残存，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仅有的遗迹去窥探和猜测寅恪当年那充溢着阳光气息的恬适乃至兴奋的精神世界。《丁酉上巳》三绝作：
其一暮年萧瑟感江关，城市郊园倦往还。
来谱云和琴上曲，凤声何意落人间。①其二沉郁轩昂各有情，好凭管弦唱升平。②杜公披雾花仍隔，戴子听鹂酒待倾。③其三红豆生春翠欲流，闻歌心事转悠悠。
贞元朝士曾陪座，一梦华胥四十秋。④《丁酉首夏》作：金楼玉铭了生涯，⑤老去风情岁岁差。
细雨竞鸣秦吉了，故园新放洛阳花。
相逢南国能倾国，不信仙家果出家。
共入临川梦中梦，闻歌一笑似京华。
有意思的是《丁酉上巳》三绝。所谓上巳，魏以后一般即指农历的三月三日，上巳前两日即三月初一，阳历的3月31日，再过四天就是寒食（阳历4月3日），此时陈寅恪家的紫藤花差不多也已开放，这三首绝句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事实上在此之前大约一个星期，陈寅恪和唐筼已经乘学校的小汽车去城里看过一次剧团的演出了，后来经由学校工会戏剧小组的穿针引线，京剧团的一些名角又来康乐园为中大的教授们献艺。陈寅恪自然是剧团礼敬的首选，31日京剧团的主要演员就去陈宅为他清唱了几段，对于戏迷的陈寅恪来说，享受到如此快事及礼遇自然是兴奋无比，于是一挥而就了三首绝句志其快意并为对剧团演员的答谢。①第二天，剧团继续为中大教授表演，陈寅恪将三首绝句送与中文系三位知名教授詹安泰、王起、董每戡，并谓请“祝南、季思、每戡先生一笑”，希望能得同道的唱和。对此，布满了沉重感的陆健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也认为：“太不容易了。这是陈寅恪晚年唯一的一次公开向‘同道中人’求心灵的和鸣与回应。其情不自已于今亦能感受到生命的欢欣所带来的喜悦；沉重的历史亦因为这一连串发自灵魂深处的欢声而抹上了淡淡的一道油彩。”如果不是用后来者的聪明来看历史，而是从陈寅恪当时的生活状态来分析，我们说，完全没有必要站在十年以后陈寅恪遭遇不幸的那个历史节点上来给予如此保守的评论。我们坚信，当时陈寅恪的生命是明媚绚丽的，曾经苍凉的内心如静开着的紫藤花一样充满着欢喜的谐和乃至亢奋的惬意。对此，董每戡的和诗便即是绝好的赞词，让我们借来作为对上述沐浴在丝竹管弦中的陈寅恪阳光心境的束尾之语，恰所谓：花前杖策听莺语，清兴来时妙句成。
硕学先生非古董，风流诗笔压群英。②后来三位教授的和诗与前此已经刊发的陈寅恪绝句一样发表在4月20日的《中大周报》上，从而为美丽的康乐园再添一段学林佳话。
尽管建国后直到1957年这段时间也曾有过一些不甚愉快的经历，③但整体而言陈寅恪的生活是舒适而又惬意的。一个侧面但颇重要的说明是期间在助手黄萱等人的协助下，双目失明的陈寅恪仍然持续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文字。
在晚年陈寅恪的生活中黄萱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黄萱小陈寅恪20岁，父亲黄奕是名动一时的商界精英，起先在印尼发展后到厦门鼓浪屿定居并继续在商界驰骋。优越的家庭条件让黄萱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特别是国文基础很扎实，这是后来她所以被选中并能较好胜任陈寅恪助手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25岁时黄萱与后来的爱人当时北平协和医学院博士周寿恺结婚。1949年的时候，以少将教务长身份任职于上海国防医学院的周寿恺随院迁台湾，但很快又因对故国的眷恋跑回厦门，后受聘岭大医学院，遂举家迁来广州。由于前此的助手程曦以种种原因最终离去，从1952年开始经别人介绍的黄萱开始担任陈寅恪兼任助教。1955年陈寅恪提出、由陈序经亲自操办，中大正式聘黄萱作陈寅恪的专任助教，此后一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黄萱在陈寅恪身边任助教前后共一十四年。打一个不合适的比方，勤奋细心又任劳任怨的黄萱就像被陈寅恪礼赞过的手杖一样支撑着失明以后的他得以在人生的航程上继续前行，依赖后者陈寅恪可以平稳地到白色甬道上徜徉和漫步，而前者则支撑了其在学术长途上的跋涉和远足。并不夸张地说，没有黄萱的帮助，陈寅恪欲以“残废十年身”（语自陈寅恪《咏黄藤手杖并序》一诗）在建国后的研究中走完“崎岖万里道”，是有很大困难的。让人起敬的是，对此，黄萱并不居功，她说：“先生晚年完成的著作，是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的。特别是他早年的学生，也就是现在的专家教授们常为他找材料。如蒋天枢教授、王永兴教授常给他寄来有关的书籍等等。在校内的资料，多数是周连宽教授从图书馆给找来的。在同事和同学中，也时有人给他抄来应用的东西。助手的工作非我一人的微力能全部负担得起，顺便声明一下，希各位鉴及之。”①说的自然是事实，不过这似乎更加坚定了后来者普遍认可的陈寅恪选黄萱那是选对了的共识性结论。
就这样在助手的协助下，目盲以后的陈寅恪继续在他艰难却又绚烂的学术天空中翱翔着，从此间所发表的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还是那个身体康健、满腹诗书、一心一意搞学问的翩翩佳公子，长衣过膝，英俊帅气，浓眉大眼，侃侃而谈，……在学问的世界里，他仍是我们自由自在的王子。下面的小节里我们将辟出专门文字向大家展示陈寅恪如何自在着的自由风姿。
二、学术道路上的欣慰与凄苦(1)
我们从政治的角度上来看，在“文革”前十年那段时期，1957、1958年是比较特殊的两年。
1957年的12月底，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超额完成。同1952年相比，这一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9%，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5%，国民收入总额增长了53%，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23%。新生的共和国用铁一般的数字向人们证明着自己选择社会主义方向实在是非常地正确。然而，道路的正确并不意味着前进中没有曲折和坎坷。在为新中国能在短时间内拿出经济建设如此的辉煌成就而兴奋的同时，我们还是得承认，掌握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传统，人口多达好几亿，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又千差万别的庞大国家，对于成立尚不到四十年，主政尚没有十载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那还是不折不扣的一个新鲜事。对象状况的复杂和自身质素的欠缺决定了，新中国的前进之路不会是一马平川、平波无澜。
就在陈寅恪写下“闻歌一笑似京华”的1957年5月份，小他几岁的毛泽东在中旬的时候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文章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作了相当严重的估计，“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1%到10%，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强调现在应该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还应注意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带领中国共产党百折不回、浴血奋战，穿风破浪一路走来的毛泽东，对矛盾问题有着深刻的研究，由此建构起来的他的斗争哲学显得内蕴深厚而又精恰实用。熟悉他的战友们，甚至我们这些对近世中国历史比较熟悉的教育工作者都能很轻松地看出，这是一招战争年代里解放军惯用而又屡试不爽的诱敌深入。
同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是“那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此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反击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虽然有其必要性，但并不需要为此发动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运动中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把许多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党外爱国民主人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是即众所周知的“反右扩大化”。其后，1958年又延伸出了批判“厚古薄今”运动，多年来因为身体原因和各种照顾政策一直都“窝”在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陈寅恪开始受到真正的冲击。
事实上，1949以后的新中国很长时间里一直都处在运动当中，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传统因为惯性的缘故仍在顽固地延续。而陈寅恪的被波及也非只有1958年这一次。三年前，时任党委书记、在中大领导了数场运动的龙潜便曾在“肃反运动”期间，多次在会议上揶揄和讽刺陈寅恪，认为“看陈寅恪的著作不如去看《孽海花》”，有一次更当众作诗对陈寅恪行其骂人嘲笑之能事。用陆键东的话说，“这件事开了陈寅恪自1949年以后遭受政治冲击的先例”。
较之后者，批判“厚古薄今”运动期间，陈寅恪的遭遇要严重得多。这里，我们扼要而言，当时的情况大体如下：
1958年3月10日，陈伯达应郭沫若之邀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厚古薄今，边干边学》的报告，痛陈“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缺点是言必称三代（夏、商、周），脱离革命的烦琐主义。有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逃避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企图躲到‘三代’的象牙塔中去，只喜欢讨论几千年前至少是一百年前的事，对几千年前的事津津有味，对现实问题不感兴趣。哲学、经济、历史等等都如此，这是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风气”。一个月后的4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范文澜《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还必须分出一部分力量去占领古史的阵地。古史是资产阶级学者进行顽抗的据点，他们在古史上占了些点或片断，就在这些小角落里称王称霸，目空一切。其实，他们所占据的地盘，不过是若干个夜郎国而已。……郭老曾用不多的功夫，研究甲骨文、金文，把这个阵地占领过来……这个经验是值得学习的。我们只要花点功夫，任何一个学术部门都可以压倒他们。”6月11日，同样是《人民日报》刊发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的通信，有言：“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史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不希望他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过他们。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对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相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
平心而论，郭沫若的话并没有表现出对陈寅恪特别的不敬，相反，他所引的那句话让我们在其鲜明的超越性目的中感受到了一份可贵的尊重。毕竟也是读书人。然而，可悲的在于，一如诠释学理论已经告诉我们的，文字一旦形成就会在阅读者那里获得无数次的重塑式的新生，人的社会行径又何尝不是这样。没法否认，那时的郭沫若毕竟也已不是单纯的书生，《人民日报》也不是一份平常的小钞，而且，更要命的，1957年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取得不错成绩的新中国，开始变得相当浮躁。
3月到6月份的新中国：陈伯达报告的一周前，3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强调要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开现场会议和展览会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它们的危害性”，并说这是一个“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抓紧这个运动，“就可以用同样的人数和同样的财力、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以倍计的事业”。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37个文件。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继续批判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经基本形成”。讲话提出我国当前还存在着所谓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并认为崇拜有两种，除错误的个人崇拜外，还有一种“正确的个人崇拜”。4月，北京大学开始批判该校长马寅初，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等方式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及其整个学术思想、政治观点进行错误的批判。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中，其他高等院校和一些报刊也发表大量文字，对马寅初进行公开的指名批判。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予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确认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左”倾理论。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作的创造精神。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6月1日，《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毛泽东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章认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6月19日，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会议不切实际地提出，今明两年把粮食产量提高到每人平均1 000斤到1 500斤(按：1958年全国每人平均粮食406斤)，并认为“在3年到5年内，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有2 000斤是完全可能的。”7月，西北、华北、西南等区农业协作会议，也都相继提出农业“大跃进”的奋斗目标，西北地区竟提出1962年粮食产量每人平均突破3 000斤。农业方面的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迅速发展起来。6月22日，毛泽东转发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报告说：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800万吨。各大协作区也分别召开冶金工业规划会议，研究各区明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根据各协作区会议情况来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 000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报告转发后，工业上的高指标、浮夸风日益泛滥。
事实已经相当明显：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已经高涨得有些疯狂！
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几十年躬耕教坛、潜心著述的陈寅恪，在美丽的中大也避无可避地被“革命热情”灼伤了。
事实上，在江西剧团来中大演出的5月份之前，中大的大字报已经开始漫天狂舞了。陈寅恪以外，历史系的刘节、梁方仲、岑仲勉每人都被辟了大字报专栏，4月7日那天，贴给梁方仲一人的就超过了千张。陈寅恪“闻歌”而唱“细雨竞鸣秦吉了，故园新放洛阳花”的时候，他的处境还很好，尽管小头目们认为“陈寅恪成为系内外白专方向的代表，一面大白旗。系党总支认为必须着重扫除陈寅恪的影响，这一步不能做到则系师生自觉思想革命不能完成”①，但绝学博识壁立千仞的震慑力量，使得大字报们对陈寅恪还是有所顾忌不敢轻易造次。然而当“厚古薄今”的批判锋芒刮过长江侵入岭南的时候，为陈寅恪蓄谋了好久的大字报终于等到了高飞上天的良机。大字报们总算等来了给陈寅恪开专栏的美好时刻。和现在一样，毫无疑问，那时的人，包括糊纸的，同样也害怕失业，于是“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等等，针对陈寅恪的纸片疯一样的舞动起了沾满黄红黑色浆糊的肥硕腰肢，尽其捕风捉影、上天入地之能事，一如蓬头垢面又分外严肃、让人畏惧又恶心得想吐的女巫。
当然，陈寅恪对“女巫”还谈不上畏惧，他满腹的学识以及几十年里积淀而成的名士气韵倒也不是随便“跳跳大神儿”就可以撼动和击垮的。可是，奉命抄读大字报内容给他的唐筼却实在有些熬不住了，“女巫”臭气盈天的裙裾熏得慧质兰心知书达理的唐筼好几次回家向自己的夫君哭诉“舞蹈”场面的惨不忍睹。和任何一位人格完满的正常人一样，陈寅恪愤怒了。
7月下旬上书中大领导：一、坚决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
了解近世中国学术史的人都清楚，当时的中国就一个陈寅恪，一个让两岸三地乃至世界东方学界都“严重”瞩目的陈寅恪。他并不是中大的池中物，不开课的震动显然也非小小的中大可以从容涵纳和平息。当陈寅恪突然离开教坛的“涟漪”突破中大的校园在更为广阔的层面上波动开去的时候，最终洄涌而来的是返向中大的巨大压力。据陆键东言：“‘让陈寅恪重新开课’，一直成为1958年之后中山大学一个很头疼的问题。直到60年代初，陶铸仍提起此事，中山大学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虽然在校方的劝说下陈寅恪没有搬到校外，可他终究没有再开课，对此黄萱回忆道：“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陈先生受批判，说是‘拔白旗’。他遂不再教课，专力著作。我曾劝他复课。他说：‘是他们不要我的东西，不是我不教的。’这是多么伤心的话啊！”
后来，一年后的1959年，当时主持工作的历史系的数位负责人，在秋季开始的党内整风运动中不得不因陈寅恪的受辱进行深刻的自我检查。有意思的是，就在批判“厚古薄今”运动兴起前半年左右，曾经当众嘲讽陈寅恪的龙潜被中共高等教育部党委以“违反知识分子政策”等两条主要理由，给予了严重警告处分，从1957年7月中旬到10月，龙多次被要求作检讨，还亲自跑到陈寅恪家里赔礼道歉。这让我们想起1961年吴宓写下的一段日记：“寅恪述十二年来身居此校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从上面的材料来看，寅恪的这种自我认定显然是征实之言。
吴宓接着说：“然寅恪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斯诚为人所难及。”如下的史实将向我们证明这同样是言之凿凿的有据之辞。
那么自由的陈寅恪究竟在研究些什么呢？他又是如何地“乐其所乐”呢？
让我们从1957年的一封信谈起。这一年2月6日，陈寅恪复信给时任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刘铭恕，有言：
……弟近年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等）。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所苦者，衰疾日增，或作或辍，不知能否成篇，奉教于君子耳。
余英时教授考证说，陈寅恪一生的史学可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为1923—1932的十年，重点在充分利用所掌握的语文知识来考证佛典译本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以及唐以来中亚及西北外族与汉民族之交涉，所谓“殊族之文”“域外之史”；30年代初起，转向第二阶段，开辟魏晋至隋唐的研究，所谓“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1949年以后进入第三个阶段。在他看来《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是这一阶段里陈寅恪最为重要的著作。如上的史料说明他为了《别传》确曾自觉地发展了一套“新方法”。其中“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指的是不用马列主义理论；“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和“捐弃故技”强调的分别是对其第二、第一期史学的超越；“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指的是用史学考证的方法辅以入情入理的基于自身经验和人性体认的历史想像来重构丰满鲜活的历史世界①。在他看来，《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都是心史，而与前者相比《柳如是别传》更是一曲“心史”的双重奏，认为：“整体地说，《别传》写的是一个充满着生命和情感的完整故事。其中的考据虽精，但这些考据的结果不过是建立了许多不易撼动的定点。由于点与点之间都是互相关联的，因此又由点而形成许多线再进一步则因线的交叉而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网络。考据的功能大概只能到此为止。如果换一个比喻，我们不妨说考据足以搭起一座楼宇的架子，却不一定能装修布置样样俱全。而《别传》则不但是一座已完成的楼宇，而且其中住满了人。更重要的，楼宇中人一个个都生命力充沛，各依不同的性格活而动。陈寅恪之能重建这样一个有血有泪的人间世界则不是依靠考据的功夫。他的凭借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是历史的想像力。”
实事求是地讲，《柳如是别传》确实是陈寅恪晚年的萃血之作。1963年完稿之前，他曾数次写诗提及此书或相关内容，如《乙未阳历元旦作时方笺释钱柳因缘诗未成也》、《乙未五月十七日寅恪六十六岁初度赋一律为寿时值广州芒果荔枝丰收也》（1955年7月6日唐筼诗作）、《乙未除夕卧病强起与家人共餐感赋检点两年以来著作仅有论再生缘及钱柳因缘诗笺释二文故诗语及之也》（1956年2月）、《戏题余秋室绘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影》（1956）、《前题余秋室绘河东君访半野堂小影诗意有未尽更赋二律》（1957）、《丁酉阳历七月三日六十八岁初度在病中时撰钱柳因缘诗释证尚未成书更不知何日可以刊布也感赋一律》（1957年7月）、《笺释钱柳因缘诗完稿无期黄毓祺案复有疑滞感赋一诗》（1958）、《十年以来继续草钱柳因缘诗释证至癸卯冬粗告完毕偶忆向莲生鸿祚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雅之生”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感赋二律》（1963年冬）等，仅从诗名中我们可以约略窥见作者心志所在以及创作过程的无比艰辛了，内中“好影育长终脉脉，兴亡遗恨向谁谈”、“哀残敢议千秋事，剩咏崔徽画里真”、“生辰病里转悠悠，证史笺诗又四秋”、“然脂瞑写费搜寻，楚些吴歈感恨深”、“拈出南冠一公案，可容迟暮细参论”、“八篇和杜哀吟在，此恨绵绵死未休”、“高家门馆恩谁报，陆氏庄园业不存”、“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等等，于此更是明证。
1964年，伟大的中国人民谜一样地完成核武器研制的那一年，十年长征的陈寅恪也完成了一部后人来看谜一样的著作——《柳如是别传》。初终稿均有《说偈》，分别作：
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繁琐冗长，见笑君子。失明膑足，尚未聋哑。得成此书，乃天所假。卧榻沉思，然脂瞑写。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奇女气消，三百载下。孰发幽光，陈最良也。嗟陈教授，越教越哑。丽香闹学，皋比决舍。无事转忙，然脂瞑写。成卌万言，如瓶水泻。怒骂嬉笑，亦俚亦雅。非旧非新，童牛角马。刻意伤春，烛泪盈把。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两则说偈，虽行文有别、所述略异，但从结构和部分内容上来说相同之处仍是颇多，这是由其“后记”的性质所决定的。比如前偈“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和后偈“怒骂嬉笑，亦俚亦雅。非旧非新，童牛角马”，便同是对《柳如是别传》体裁和性质的描述（余英时先生观点）；而“繁琐冗长，见笑君子。失明膑足，尚未聋哑。得成此书，乃天所假。卧榻沉思，然脂瞑写”与“嗟陈教授，越教越哑。丽香闹学，皋比决舍。无事转忙，然脂瞑写。成卌万言，如瓶水泻”则都是意在说明创作过程的艰辛与不易，前引“然脂瞑写费搜寻”句可为佐证；最后的“痛哭古人，留赠来者”，则是意在表达所言乃一家之体贴难免有疏漏的意思（化陈余先生观点）。从“繁琐冗长，见笑君子”和“然脂瞑写”一词的两见来看，我们认为，对于自己潜心十年完成的这部大作的“繁琐”之弊陈寅恪显然有着清醒的认识，“见笑君子”实即是见告君子夫子自知的意思，紧跟的三句除了自述不易之外，应该还有解释性致歉的意思①。
从“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几个字我们知道，陈寅恪对自己最终能够完成这一著作很感高兴，“孰发幽光，陈最良也”事实上就是对他所以“沾沾自喜”的解释。“文革”发生后陈寅恪的交待材料中对自己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运动中受到的冲击有如此的说明：“一九五八年，全国有厚今薄古运动。我当时也受到批判。我便不再上课。但仍旧作文。”再结合吴宓“寅恪述十二年来身居此校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的话综合来看，我们说，在陈寅恪，能够以残病之身坚持进行学术创作这实在是一种值得庆幸和珍视的快乐。这应该是老友吴宓用“乐其所乐”来界定陈寅恪生活的首要甚至是最重要的原因。1961年陈寅恪复刘祖霞信有“弟双目失明已十六年现居中山大学，聊以著述自娱，殊不足为外人道也”之言，1957年诗作也有“年来除从事著述外稍以小说词曲遣日”的话，所谓“自娱”“遣日”之说，虽非完全的实话实说，却也不是道地的向空虚谈，我们认为对于双目失明壮志难申的陈寅恪来说，一定程度上著述确实是他挥洒才学、托寄胸臆的遣日自娱之事。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话是有所中的的。“不足为外人道”一句说明，陈寅恪把自己生命的真精神雪藏在了自家的桃花园里，自由自在，舒展翱翔，不为外事所制，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学问的世界里，他仍是我们自由自在的王子”的。
当然，正如“年来除从事著述外稍以小说词曲遣日”一语所展示，著述并非陈寅恪“乐其所乐”的全部根据。词曲小说之类悦耳之事在此间陈寅恪的生命中仍旧占据着极为绚烂的一角。仅从诗作来看，期间有关听戏之事的就有《戊戌六月廿九日听南昌市剧团李今芳演玉堂春戏题三绝句》（1958）、《戊戌中秋夕首创初愈入城重听新谷莺望江亭》（1958）、《戊戌孟冬望日北秀湖观菊并赏春兰戏以易安居士词句分列诗句中亦试帖之变体也》（1958）、《春尽病起宴广州京剧团并听新谷莺演望江亭所演与张君秋微不同也七律三首》（1959年4月）、《听演桂剧改编桃花扇剧中香君沉江而死与孔氏原本异亦与京剧改本不同也一律》（1959）、《庚子春张君秋来广州演状元媒新剧时有人于台前摄影戏作一绝》（1960年春）、《又别作一首》（1960）、《庚子春日听广州京剧团演新排西厢记悲剧新谷莺饰莺莺孙艳琴饰红娘戏作一律寅恪昔年尝撰读莺莺传论文故诗语及之》（1960）、《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九夕广州京剧团新谷莺诸君来中山大学清唱追感六年前旧事仍赋七绝三首以纪之》（1962年3月末）等数首。
结合此前的文字可知，1957到1960的连续四年间，尽管后来的1959、1960两年出现了全国性的经济困难，但陈寅恪基本上每年都还能过上几把正儿八经的戏瘾。当时来看，这样的岁月对于任何一位古稀老人来说，大约都称得上相当地熨帖，陈寅恪也是如此，更何况他久已失明，耳朵早已经取代双目成为他收获精神享受的最为主要的手段。所以，每次享受后他都会纪之以诗。
1959年3月15日下午，广州京剧团的傅祥麟、李文秀、新谷莺、孙艳琴、胡芝风、何英华等六位演员上门看望陈寅恪。上文提到的诗名已经让我们非常清楚，陈寅恪特别爱听新谷莺的戏，陆键东分析“除了陈寅恪挚爱的夫人唐筼，一个人在七、八年间连续成为陈寅恪诗篇中的主要‘诉情对像’，新谷莺是唯一一人”。后不久陈寅恪写下了《春尽病起》三首七律。分别作：
兼旬病过杜鹃花，强起犹能迎客车。
天上素娥原有党，人间红烛尚无家。
关心曲艺休嫌晚，置酒园林仅足夸。
世态万端同是戏，何妨南国异京华。
江郊小阁倚清寒，新换春妆已着禅。
青镜铅华初未改，白头哀乐总相干。
十年鲑菜餐能饱，三月莺花酒尽欢。
留取他时作谈助，莫将清兴等闲看。
葵羹桂醑足风流，春雨初晴转似秋。
桑下无情三宿了，草间有命几时休。
早来未负苍生望，老去应逃死后羞。
传与朋侪同一笑，海南更胜海西游。
尽管“须久久细读，方可尽得寅恪诗中之意”，兼之事成陈迹详情难考，但值得高兴的是，陈寅恪还是为浅陋的我们留下了明显易懂的信息，令后来者粗读之下便可从三首诗中捕捉到一些明显的信息借以部分地还原当时的情形。大约1959年的春天，陈寅恪又大病了一次，一直到杜鹃花都开谢了还没有完全康复（所以说“兼旬病过杜鹃花，强起犹能迎客车”）。不过，新谷莺等人的到来，让他觉得甚为快意，夫妇二人置酒设宴对剧团一行进行了热情款待，葵子羹桂花酒之类，在1959年当口也算可以的了，无怪陈寅恪缀上了“足风流”的字样。新谷莺的唱法和当年陈寅恪在北京听的张君秋版《望江亭》总还是有那么一些不同，但此亦无他，人世间的万端世事说起来其实都是戏，新、张同曲异趣又有什么要紧的呢？不知不觉间，陈寅恪夫妇流寓广州已有十年，剧团演员难免提到了二老十年来在广州的生活，七嘴八舌间，陈寅恪抑或唐筼就说刚来的时候还好，无奈这么多年有风有雨的，头发也见白了，人也老了，幸好十年来的生活还是相当不错，杜甫（有“自愧无鲑菜，空烦卸马鞍”句，见《王竟携酒高亦同过》）和陆游（有“粗餐岂复须鲑菜，蓬户何曾设扊扅”句，见《北窗即事》之二）当年吃不上的鱼菜在我还是不成问题，想吃就可以吃到。聊到1949年自己留在大陆的人生选择，陈寅恪说不管怎么说人还是应该狐死首丘，跑到海外老都不能老在故国，就太过不好了，再者，我一生尊崇气节，留下来更能够见出学问人的傲骨和不屈，人不能临老了降志变节等死了还遭后人的唾骂。①
总的来看，虽然陈寅恪身体欠佳，但1959年的春天无疑是顺心而愉悦的。这和剧团成员到来自然有关，不过还有一件事应该提及。那就是周扬的来访。当时的周扬正任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对1958年开始的全国范围的学术大批判，周在当年1月20日的报告中宣称：“前几年出了一个李希凡，主席很高兴，去年出了许多个李希凡，而且比李希凡还要高明。一个李希凡，批判了俞平伯。现在许多个李希凡，批判许多个俞平伯，年轻人起来，使人看出希望，这是好事情，使人高兴。”3月在广州作报告又说：“学生们敢于批判先生，表现了很大勇气。这是件大事情，成就很大。所谓成就很大，倒不在于批判的每个具体成果，而在于方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他们反对‘厚古薄今’，都应该给予很高的评价。”作为当时管宣传的领导，当时有这样的言论可以说再正常不过了。可陈寅恪显然不这样认为。这也就决定了两人的会面不见得会如窗外的春天一样暖意融融。周扬回忆：“我与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家，有点怪，
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后。一九五九年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一九五八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大满意，说实验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②陈寅恪自然知道周扬的位置，也恰是因此，他才借机使劲地吐了吐胸中的不快，指出有些事情，特别是涉及知识分子的事情。大约也是周的话激怒了陈寅恪，才遭到了后者的痛斥。据陈序经言，“人民政府先后派王篯、章仕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应激怒寅恪先生云云）”①。20年后的周扬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建国后十七年中，我们党对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文艺思想，开展了一系列斗争，这是出于当时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这些批判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但也发生了一些错误和偏差，主要是在思想和文艺问题上，混淆了人民内部和敌我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行政手段和群众斗争的方式去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实践证明，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对待文艺思想认识问题，采取这种方式常常是有害的。因为这种方式是靠声势，靠压服，而不是靠讲理，靠说服。”②
夏天的时候，7月26日，陈寅恪让唐筼将《春尽病起》三律连同1957年所作《答王啸苏君》三绝精笺工楷抄录，而后以航空挂号信的方式寄去给吴宓。其后不久，8月中旬的时候，陈寅恪又进城听了一回桂剧。9月份的一个风雨之夜，牵挂陈寅恪的老友吴宓写下了三首绝句，总题《寄答陈寅恪兄用寅恪兄<答王啸苏君>韵》：
回思真有泪如泉，戊戌重来六十年。
文化神州何所系，观堂而后信公贤。
过眼沧桑记梦痕，名贤遗老几人存。
况闻新圃锄非种，雨打梨花紧闭门。
受教追陪四十秋，尚思粤海续前游。
东山师友坟安否，文教中华付逝流。
“受教追陪四十秋，尚思粤海续前游”，几十年相交的老友对陈寅恪非常地挂念，仍希望能“粤海续前游”，来广州看他一次。事实上在寄信给吴宓以后不久，8月中旬的时候，陈寅恪还跑到城里听了回广西桂剧艺术团在东乐戏院公演的《桃花扇》，事后写了《听演桂剧改编桃花扇剧中香君沉江而死与孔氏原本异亦与京剧改本不同也一律》，而后1960年的1月26日的时候又一次抄寄吴宓。其后又过了一年，吴宓毅然赴穗，“粤海续前游”从文字的渴望演变成了生活中的现实。
这一年的暑假，一年多来都未能遂愿的吴宓在经济形势开始好转，政治空气也相对宽松的背景下，终于决定去广州看望阔别多年的老友。7月30日那天下午，吴宓长函一封寄陈寅恪，复其1960年1月26日诗函，述一年来自己的情况，并告其很快就要去广州。五天后（8月4日）收到信件的陈寅恪当天下午即回信吴宓，对来穗的注意事项作了详详细细的交待，包括坐什么样的火车，哪路公交，如何下榻用膳等等，极尽周详和细致。四天后，陈寅恪又修书一封给时任教武大的刘永济：
弘度兄左右：久未笺候，甚歉。数月前闻唐长孺君言……前日接吴雨僧兄函云，日内先到汉访兄，再来广州。请转告雨兄，在汉上火车前二、三日用电报（因郊区电报甚慢）告知何日何时乘第几次车到穗。当命次女小彭（或他友人）以小汽车往东站（即广九站）迎接。因中大即岭南旧址，远在郊外，颇为不便。到校可住中大招待所。用膳可在本校高级膳堂。小女在成都时年十余岁，雨兄现在恐难辨认，故请在出站闸门处稍候，至要。专此敬请
暑安
弟寅恪敬启
六一年八月八日
雨僧兄均此。来电请写“广州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二楼陈寅恪”，以免延误。
这一年陈寅恪已经古稀又二，吴宓也已年近七十。对于老友的远道来访，陈寅恪非常地重视。
8月29日，居汉四天的吴宓搭上南下的火车奔赴广州。30日下午，车入广东，但因为夏天水大，铁路多处被淹，路况很差，导致火车走走停停，跑得并不顺畅。一直到晚上11点半，好不容易到了广州站。陈寅恪的两个女儿小彭、美延（从复旦毕业，当天上午刚从上海回广州）以及小彭的夫婿林启汉已经在车站月台相候了。中大的小汽车载了他们迅速回校，直奔东南区一号陈宅。夜已过半，热盼老友来聚的陈寅恪依旧没睡。吴宓这样描述着多年没见的老友：“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出外由小彭搀扶而行。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目盲，故目细而更觉两端向外下垂（八）。然寅恪兄精神极好，撮要谈述十二年来近况”。毕竟是12年不见！故友重逢，久违的喜悦又一次盛开在了暮年陈寅恪的“老脸”上。大约12点半的时候，小彭拿电筒把吴宓送去招待所。
从第二天的31号算起，到下月4号早晨离穗，吴宓在广州共呆了四天。
四天里，陈寅恪夫妇竭尽所能地对吴宓进行了盛情招待。31日上下午吴宓在陈宅“进牛乳、咖啡及果酱面包、饼干等”，回招待所晚饭，唐筼还叫人送了一碗炖鸡，另加红薯和卤鸡蛋一枚；第二天晚上中山大学在墨石屋招待所替陈寅恪夫妇设宴款待吴宓，陪席有冼玉清、刘节夫妇及梁宗岱夫人甘少苏；3日早晨，吴宓被陈序经邀去早餐，中午唐筼设家宴“鸡鱼等肴馔甚丰”，“晚6:30在陈宅晚饭，肴馔丰美”。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心灵的交流与碰撞。平日里极其谨慎小心的陈寅恪面对久别来候的老友，再也无须临渊履薄、遮遮掩掩，他痛痛快快地和吴宓进行了几次透心的交谈，把自己多年来的情状、行止、理想、思路、心志等等和盘托出让久别的老友认真地观察、端详、审视乃至是吸纳和攫取。9月1日的日记中吴宓写道：
9:00（小雨）至陈宅：读《乾坤衍》；寅恪兄（微不适）9:40出（进牛乳咖啡），谈述：（1）归玄奘骨灰及印度赠我国象，二事寅恪实首倡之（众莫敢言），政府卒行之而莫详所出；（2）坚信并力持：必须保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后可言政治与文化。若印尼、印度、埃及之所行，不失为计之所得者。反是，则他人之奴仆耳。——寅恪论韩愈辟佛，实取其保卫中国固有之社会制度，其所辟者印度佛教之“出家”生活耳。若翁之《乾坤衍》犹未免比附阿时，无异康有为之说孔子托古改制以赞戊戌维新耳；（3）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心爱陈子龙，即其嫁牧翁，亦终始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赞助光复之活动，不仅其才之高、学之博，足以压倒时辈也，又及卞王京、陈圆圆等与柳之关系，侯朝宗之应试，以父在，不得已而敷衍耳。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
我们必须得感谢吴宓先生，他的日记里所保留的这些极可宝贵的材料，为我们认识陈寅恪的心灵世界进而理解其语默静止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20世纪80年代许冠三撰写《新史学九十年》的时候显然没能看到这些资料，其论陈寅恪一章结尾处所谓“《论唐高祖称臣》的‘卒彰显其志’书法，似为嘉许政府在1950年春对苏的强硬立场，不然又何须点明‘初虽效之，终能反之’，而又连说：‘又何足病哉！又何足病哉！’”的行文，实在有引人深思，导人衰衰解陈寅恪的嫌疑。可如果当时许先生获读了吴宓先生日记中陈寅恪始终坚信必先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后可言政治和文化的观点，大约就不会如此武断了。真实的情况是，陈寅恪的史学并非所谓的影射史学，它们影射出的都是陈寅恪自己坚卓不屈的信仰世界。
还是说吴宓。他从很早就喜欢抄读和搜集陈寅恪的诗作。9月3日，起身离穗的最后一天，吴宓又笔录得陈寅恪近年来的诗作八篇十首。当天下午，已很少动笔（从《唐筼诗存》来推测）的唐筼为吴宓写下了两首绝句，抄于精美信笺相赠。分别作：
辛丑秋广州
秋风乘兴出荆门，故旧相逢岭外村。
应感间关来一聚，莫辞浊酒劝多樽。
送雨僧先生重游北京
北望长安本有家，双星银汉映秋华。
神仙眷属须珍重，天上人间总未差。
初到广州的第二天上午陈寅恪即曾赋赠吴宓一首七律，3日当天，晚宴后临行，陈寅恪又以四首相赠。五首诗分别是：
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
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
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送红妆。
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
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
赠吴雨僧
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
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因缘新旧意谁知，沧海裁桑事已迟。
幸有人间佳亲在，杜兰香去未移时。
围城玉貌还家恨，桴鼓金山报国心。
孙盛阳秋存异本，辽东江左费搜寻。
弦箭文章哪日休，蓬莱清浅水西流。
钜公谩诩飞腾笔，不出卑田院里游。
唐筼的第一首诗意在劝吴宓晚宴时放量多饮，“应感间关来一聚，莫辞浊酒劝多樽”，跋山涉水好不容易才捞着相聚，可是得多喝他几杯啊。陈寅恪七律是在向吴宓交待自己的近况。七绝第一首说吴宓间关道远来相看，久别重逢的老友无限感慨激动万千。暮年一句最引人注目，因为“生离死别”的用词无意中下语成谶，其后，尽管1964年的时候，吴宓曾三度想再来探望，但终未成行，两位几十年相知相交的老友再也没能相见。第三首颇为难解，约是意在述其对朋辈降志屈节者流的哀怨与愤恨。最后一首明其不惧如洪波东逝的弦箭文章，清水虽浅亏自西流，“钜公谩诩飞腾笔，不出卑田院里游”，是在表示对上层的不屑，说他们不过是逡游于一群卑躬人中间而已，言外之意，卑田自卑田高山仍高山，我是不会自贬从俗降志自辱的。
颇值得注意的是唐筼的《送雨僧先生重游北京》和陈寅恪《赠吴雨僧》的第二首。这两首有一个共同的初衷，“幸有人间佳亲在”，“神仙眷属须珍重”，夫妇二人都在劝吴宓复婚。与陈心一离婚是三十二年前的旧事，尽管有许多人反对，说是和《学衡》一贯所宣扬的宗旨有悖，陈寅恪也劝其“无论如何错误失悔，对正式之妻不能脱离背弃或丝毫蔑视。应严持道德，悬崖勒马，勿存他想”，但当时的吴宓心意已决，认为“宓之为此，乃本于真道德真感情，真符合人文主义”，①终于还是和陈心一解除了婚姻关系。然而心一女士毕竟曾经是吴宓的发妻，30年后的1959年，吴宓又生了跟心一复合的念头。当时后者身体状况不好屡屡生病很让吴宓担心，而且顾廷林的诗也让吴宓想起了昔年内子对他事业的襄助，于是1959年1月29日午饭后，他写了封长信给陈寅恪夫妇，叙其近六年情事以及欲与心一复合的心思。当年2月10日的时候陈寅恪复信给吴对此事极表赞成，还把自己1958年唐筼六十生日时撰赠的“乌丝写韵能偕老，红豆生春共卜居”的联文一并寄示。两年以后吴宓来访，陈寅恪夫妇当然忘不了对老友幸福至关重要的这一章，于是一同撰诗相劝。为了方便吴宓，也是为了劝说心一同意，唐筼还强行让吴宓给陈心一带上了一大包块塘，希望她的块糖能给吴宓提供一个与心一相见叙旧的机会。女性的精细，在此显露无疑。诚可谓用心良苦！
4日早晨，大雨中，吴宓坐上中大的小汽车去车站。小彭和美延代父母来给吴宓送行，刘节、陈序经二人也亲来送行。牵挂故友的吴宓终于顶风冒雨地一尝所愿。
以吴宓的来访为突出标志，1961、1962年间陈寅恪的生活可以说相当地不错。
吴宓来访前半年，还有另外一位远方的学者去拜访过陈寅恪。
这就是郭沫若。
早年以一月之功创通甲骨文跻身四堂之列，并以卓越的文学天赋写下《凤凰涅槃》之类新文学史上顶极诗作的郭沫若，凭着历史剧《屈原》等的创作深受毛泽东的赏识，而今早已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在新史学阵营中也是众所公认的权威。经周恩来特许南下休息的郭沫若，在三月的一天敲开了中大东南区一号的大门。据信，才情横溢的郭沫若以一联“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从一开始就为两人的会面营造了一个甚为轻松和欢愉的氛围。所谓壬水庚金是从二人生年的不同上作的文章，郭沫若小陈寅恪两岁，生1892年，旧历壬辰年，属龙，与五行相对壬为水，而陈寅恪出生的1890年，旧历为庚寅年，属虎，庚为金，郭沫若巧妙地将两人的生年和属相化在了对联里，一句马牛风更是在试图向寅恪解释某些被世人错解和误认了的东西。后来两人又谈到了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谈到了陈寅恪正倾力其中的“钱柳姻缘”。不知不觉间，学问的吸引力消磨了二者间阵营的距离感，或者是故事本身或者是陈寅恪以残病之身坚持治学的刚毅与不悔，多年来奔波于政学之间的郭沫若，那一刻深为感动，而后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钱柳”的资料，准备回京后影印寄中大。谈话的尾声，郭沫若真诚地询问还有何需要和要求，陈寅恪提了两点：一是建议郭沫若组织力量整理出版《文苑英华》；二是希望郭沫若能够帮忙解决一下稿纸的问题。整理《文化英华》的事姑且不论，稿纸的问题在当时的郭沫若自然是不成问题，出了陈宅，他就交待好友冯乃超着手为陈寅恪解决稿纸的问题。在当时各种供应都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后者专门安排中大印刷厂为陈寅恪印制了一批特别格式的稿纸。时值三年困难时期，缺少稿纸自然是实情。有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陈寅恪的学问再大，写不到纸上公诸于众对于师友和后学来说那也是白搭。所以说稿纸问题的解决对当时的陈寅恪应该也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帮助。
吴宓走后的好几周，陈寅恪夫妇一直都沉浸在和老友久别重逢的喜悦里。三周以后的9月27日，陈寅恪又请唐筼给吴宓寄去了一封诗函，内有答朱师辙绝句五首，另有一首《辛丑中秋》七律，后者为唐筼用毛笔书写，前者为钢笔。一周后的10月4日，吴宓收到诗函，并把它认真地写进了日记。此时的他大约不会猜到包括陈寅恪在内的广东知识分子就在深秋时节又迎来了一个温暖异常的“春天”，许多长期带着资产阶级帽子，被大字报贴来贴去的知识分子被感动得老泪纵横，痛哭流涕。
这就是所谓的“脱帽加冕”。
事情就发生在陈寅恪寄信给吴宓的第二天。
这一天，陶铸又一次把广东的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拉到了从化温泉，应邀者包括广东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广东省各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当然，陈寅恪也在被邀之列，但他没有去参加。
座谈会上陶铸动情而有力地向与会者说，“今后不能采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解决思想问题”，“对于过去批判搞错的，应该平反、道歉、老老实实认错”，“在什么场合戴的帽子，就在什么场合脱帽子，不留尾巴。凡是三年来斗争批判错了的，我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向你们道歉、认错”。这样的讲话，就基本上否定了1958年以来高校里进行的种种政治运动。
以此为起始，在三个月的时间内陶铸先后召开了五次“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传达同一精神。从化传出的滚烫的暖意迅速的在广东弥漫开来。后来陶铸的做法得到了
周恩来、陈毅的肯定，二者都在全国性的会议上强调过要给知识分子脱掉“资产阶级”帽子。最让人激动的一幕出现在10月上旬，陶铸代表广东省委文教领导小组指示：
1.确定一个两千人的名单，包括高校副教授及相当于副教授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医疗卫生人员、作家、画家、音乐家、书法家、雕刻家、演员、国家级裁判、专业运动员及名匠巧手等，从六一年十一月份起，每人每月补助食油一斤，每户补助粮食十斤（后省委指示再增加食油一斤）。
2.在上述名单基础上，再选出百把两百人名单，对这些人实行保健制度，其诊病、用药、住院与厅局级干部同等待遇。对于如陈寅恪、姜立夫等一流著名学者，他们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和困难，全部由省委负责解决。
3.在第二项名单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休假期间居住风景区招待所，按四分之一收费。
4.由明年开始，每年分给一定数量的外汇归文教领导小组掌握，以便解决学术界必须进口的治病用药和研究资料等问题。
5.明年一月恢复出版一个学术刊物，作为学术界开展争鸣的园地，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些本省学者的学术著作，以便更好地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经历过或听说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们，大概谁都会知道一月十斤粮食、两斤油的补助意味着什么，何况部分人还可以享受到厅局级的保健制度，风景区修养旅游2.5折的优惠，即使在经济建设高度发达的今天，就后两项而言似乎也是高校知识分子想都想不到的事。陈寅恪的大名赫然出现在红头文件里，又一次向我们显示了这个名字的份量。
10月16日，中大的一位老校工梁彬与学校总务处一位秘书将三十斤面粉、十斤面条、四斤花生油、四斤水果和两斤白糖送到了陈寅恪家中。几天前广东省委文教领导小组向省委汇报了陶铸照顾陈寅恪等人的指示，之后就很快在中大落实为了如上的物事。陈寅恪自然非常高兴。梁彬还告诉他从15日起政府为他每日供应鲜奶三支。就这样在新中国第十二个国庆节刚过去半月的时候，前几年还被人糊过大字报的陈寅恪，在金色的10月，在迷人的深秋时节，开始了一段相当幸福的新生活。“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先贤早有的古训。所谓幸福，很多的时候其实都非常朴素，甚至朴素得直接就等于吃食。这在学者也不例外，虽然太史公有“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自勉之言，但说起来，学术创作，特别是现代学术创作，似乎而且最好还是在一种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中更能见成效一些。
幸福中，冬天在羊城转瞬即逝。眨眼已是除夕，和往年一样，陈寅恪作诗一首以志纪念：
辛丑除夕立春，壬寅元旦日食。又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东南亚诸国受天竺天文星历之影响者，其人民皆群集祈祷，以为世界末日将至。与吾国以此天象为尧舜盛世之祥瑞者，大异其解。古今中外所见互殊，斯其一例矣。寅恪生于光绪庚寅，推命家最忌本运年。今寄寓羊城，羊城之得名，由于尧时仙人五羊之传说，故诗语戏及之也。
元旦惊闻警日躔，迎春除夕更茫然。
裁红量碧今何世，合璧联珠别有天。
虎岁倘能逃佛劫，羊城犹自梦尧年。
病魔穷鬼相依惯，一笑无须设饯筵。
“病魔穷鬼相依惯，一笑无须设饯筵”的话显示，陈寅恪心境相当的乐观，这应该和他最近生活的惬意有一定关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虎岁倘能逃佛劫，羊城犹自梦尧年”一句，他告诉我们尽管心情不错，陈寅恪还是对行将到来的本命年隐隐地有一些担心。本命年的说法为中国人尊信由来已久，在这一点上陈寅恪亦未能免俗。不幸的在于，这种未能免俗的担忧后来竟变成了不幸被谱中的事实。
这一年发生了两件让晚年陈寅恪倍觉寂寞和凄凉的事。
一件发生在春天，有两位特殊人物来访，先是胡乔木、即而是康生。胡早年的时候肄业
清华大学历史系，在陶铸的陪同下，他以学生见老师的心理来到了东南区一号的陈宅。当陈寅恪从陶铸的介绍中听说了几年来全国经济极端困难的事情后，一直困于书斋的他显示出莫大的震惊，而后问：“为何出现了那么多的失误？为何弄到经济如此困难？”国家毕竟还是自己的国家，听闻了陶铸介绍的陈寅恪对家国的困境表现出强烈的关切。胡乔木解释说这就像客厅的布置，将沙发抬椅搬来搬去，是想为他们找到更好的位置，而这也就免不了会产生搬来搬去的失误。陈寅恪向胡乔木提到了自己的著作迟迟不能出版的问题，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以“出版有期，盖棺尚远”作答。后来他为老师著作的出版确实费了不少心思，大约一年后，《论再生缘》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确定由郭沫若写序，还专门找了位懂旧诗词的黄秋耘当编辑。然而，事实告诉我们人民文学版的《论再生缘》在那个年代终究没有面世。这不能不提到同样是1962年春天来访的另一位——康生。2月的一天，康生来到中大提出想见见陈寅恪，可是不巧，那天的陈寅恪正在养病，便很礼貌地拒绝了中大校长办公室的电话。陈寅恪大约不会想到挂断在电话上被婉拒的访问，其实已经悄悄地给他挂出了本命年的第一个“佛劫”。
康生觉得很没面子。
后来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论再生缘》而且规划顺利推进的时候，“一个表面上看与这件事毫无联系的人插手了”，那就是康生。在一次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会议上，他强调《论再生缘》有的地方写到了“征东”，陈寅恪对《再生缘》的称赞会影响中朝关系，还有就是内中有几首陈寅恪的旧体诗情调很不健康，这是其不满现实、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表现。闷棍打书生，《论再生缘》的出版梦想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给不幸被拒的康生撕扯得魂飞魄散。心血之作不能出版，不能通过公开的出版销售渠道与学界见面、跟朋辈交流，对于早年一直站在学界前沿的陈寅恪来说，大概不可避免地要生出强烈的边缘感。没有了侪辈的心灵共鸣，寄寓羊城生活惬意的陈寅恪，一定意义上又显得是如此地寂寞。美学地来看，寂寞可能也是一种境界。可生活并非到处都是美学，寂寞很多的时候首先是一种心灵的折磨。海外有学者说晚年陈寅恪一直都生活在一种巨大的痛苦之中，虽有夸大之嫌，却也不是无稽乱谈，所谓良有以也。
分析虽是这样分析，但我们还是得承认从生活的细节上来看，晚年的陈寅恪还是常常有幸福感的。2月份还在为著作的事悲吟“名山金匮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元”（《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遂再次东坡前韵》）的陈寅恪，3月29日晚上又过了一把戏隐，事后成七绝三首，第一首作：“歌动重楼映海光，病夫乘兴亦看场。今宵春与人同暖，倍觉承平意味长。”元霄节的时候，他也有“江河点缀承平意，淡对巴菰作上元”的句子，这些都说明整体而言那个春天陈寅恪的心情还是相当地不错。
然而本命年并不打算用心胸狭隘的康生来结束陈寅恪的不幸。
七月，燥热的七月，在浴盆里安排了一场更大的阴谋。上旬的某一天，陈寅恪在洗漱的时候突然滑倒在浴盆里。当然具体的情况已难得而知，1963年见到吴宓的陈序经和王越对此已经有了两种不同版本的解释。但令人痛心的结果却异常地明确：右腿股骨颈折断。尽管广东省委十分重视陈寅恪的伤势，住院的第三天，陶铸就带了一大篮新鲜荔枝去看望，中大医学院更是提供了最好的医疗服务。然而种种原因所致，特别是考虑到陈寅恪本身体质不佳，动手术进行全身麻醉包括局部麻醉可能都不是很好，在医院住了七个月的陈寅恪终于未能避免暮年膑足的不幸事实。这在他的心灵深处烙下了浓重的阴影。说到底,陈寅恪也是一般人，双目失明的先期不幸本来就已经很让他难过了，写诗添字每每以病人自称，而今又失去了走路的自由，真是怎一个“苦”字了得！这些我们在他1962年夏以后的诗句中感受得非常清晰和真切。虽然陈寅恪的诗用典颇多不易卒解，但是有了不幸膑足这一今典的支持，我们还是能比较容易地从如下的诗作中体味到陈寅恪此间内心的凄苦，这是陈寅恪晚年心境的绝大一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把玩。
1962年9月的一天，已经住进医院的陈寅恪给陪他半辈子经风历雨的唐筼写了首七绝，题作《壬寅中秋夕博济医院病榻寄内》，诗名告诉我们当时正值中秋佳节，往年中秋大都在家中过的陈寅恪这一次不得不在医院过这个中国人春节以外最重要的团圆节日了，忆往思今不免哀从中来，大约当时唐筼正在陪床，身为人夫不能照顾发妻反而总是害唐筼担惊受怕费心照顾的陈寅恪不禁感到深深的愧疚，诗谓：“平生三度感中秋，博济昆明渤海舟。①断肠百年垂尽日，清光三五共离尤。②”晚年真是不顺啊，没让你过几天好日子老害你为我担惊受怕地，真是，无奈啊！这是一首肩负感激和致歉双重使命的七绝，所以对“三五”的说法我们还是应该放在情境中来读解。在目盲又膑足的双重残压下，内心极为不爽的陈寅恪苦多乐少是很正常的事，兼之还是为了对唐筼的照顾表示感激，用瘐子山的“三五”来形容晚年生活的酸多于甜完全是心境和语境使然，我们切不可因此就将此前乃至此后陈寅恪的幸福时光一下子都给糊上灰濛濛惨兮兮的标签，进而作过低过少地估计。
膑足对陈寅恪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巨大到其甚至对学问也失去了自信。两个月后，小雪夜，陈寅恪成七律一首，后四句说：“今生积恨应销骨，后世相知倘破颜。疏属汾南何等事，哀残无命敢追攀。”（《壬寅小雪夜病榻作》）我这一生那真是不幸啊，后世了解的人说不定都会替我伤心流泪愤愤不平呢。前人的成就不说了，一辈子的不幸已经决定了我是没指望追攀先贤了。
必须注意，“百年垂尽”、“后世相知”、“哀残无命”，这些用词说明，膑足以后的陈寅恪明确想到了死。这也是人之常情，特别是对一位年逾古稀、建国以后一直以来都还生活得相当不错的老人来说，本来就看不到五彩世界了，而今又失去了散步的权利，甚至于站立都成了问题，一切的一切又怎能不让人作终极的考虑！
又熬过两个月，老腿依然地不给陈寅恪争气，病情没有太大的起伏。对陈寅恪来说，这显然不是什么好消息，腿部复原的希望看来是够呛了。春节眼看就到，陈寅恪决定回家过年。毕竟下一个春节还有三百六十五天，乐观地来说，就算当时的陈寅恪没有为下一个年还能否过上担心，我们说，毕竟春节也是一个少起一个了，而且他大概也不想让回家过节的唐筼和女儿们年过不舒服，说不定她们根本就不会在家过，来医院也很可能，那就太不值了，一个人生病害全家人没年过。这些都是陈寅恪所不愿看到的。他决定回去，还为此写了首七律，诗名很长，但很有提示性，《入居病院疗足疾至今日适为半岁而足疾未愈拟将回家度岁感赋一律旧历壬寅十二月十日》，可恶的本命年最终还是在陈寅恪身上狠狠地抡了一棍，全诗作：
不比辽东木蹋穿，那能形毁尚神全。 今生所剩真无几，后世相知或有缘。
脉脉暗销除岁夕，依依听唱破家山①。酒兵愁阵非吾事，把臂诗魔一粲然。
这是一首对研究者来说信息量颇大的诗作。有好几点值得注意。一者，“不比辽东木蹋穿，那能形毁尚神全”句明确地告诉我们，连陈寅恪自己都意识到了膑足将对其精神和心理产生相当的影响。大概当时他的腿还在用木板固定以维持状况避免进一步恶化，也好配合正在进行的物理治疗，周围的人劝他不要悲观，陈寅恪就说我这不是辽东人穿木拖，腿不好当然会影响到心情，总是难免的。此后的诗文中陈寅恪屡屡透露出苍凉悲怆之感，此句就是最好的自注。二者，“今生所剩真无几，后世相知或有缘”一句，再一次说明陈寅恪确实想到了死的问题，他已经在期望着后世相知能穿越他诗文的森林和阴阳的阻隔和他在心灵的旷野上相会了，说，那样的话大家就是有缘人②。三者，“脉脉暗销除岁夕，依依听唱破家山”句，特别是后文的小字注释，说明病榻上的陈寅恪依旧在进行学术的思考和创作，“俟后详检”一语显示尽管不幸得让人心“寒”，甚至对此后的日子里还能在学术上作出多少成就，能否跟前贤抗衡和比肩，都失去了自信，但对于已经开始的钱柳姻缘研究，他还是要继续进行下去，能够在余生完成“蠹鱼”之注，在他绝对是必须实现的最起码也是最重要的学术“规划”。四者，最后“酒兵愁阵非吾事，把臂诗魔一粲然”句大约是对包括唐筼在内的担心其出院后会悲观失落影响身心的周围人士的答词：我是不会愁的，也不会用杜康来解忧，不喝酒照样快乐地一天天地吟诗①消遣。这句话提示我们，尽管一直以来，陈寅恪都有吟诗作乐的习惯，但此后的日子里，它可能要出演更重的角色了，毕竟伤腿以后看戏都成了大问题。
疾病必然地加速了陈寅恪的衰老，吴宓来的时候还白发甚少的他病后已变了模样，1963年初，时任南京博物院长的曾昭燏过访，事后，陈寅恪有“银海光销雪满颠，重逢膑足倍凄然”的诗句，依常识以及陈寅恪写诗常常实指的习惯来看，所谓“雪满颠”（《癸卯立春》一首也有同样的用词）应该不是随便说来玩的。对节候物事他也变得更加敏感。《诗集》和《事辑》的资料综合显示，出院以后的1963年，也就是农历的癸卯年，寅恪大约共“写下了”九首诗，内中有五首是节令作品。分别是《癸卯正月十一日立春是夕公园有灯会感赋》、《癸卯元夕作用东坡韵》、《癸卯中秋作》、《癸卯冬至日感赋》、《去岁大寒节后一日天气晴和余自医院还家今岁大寒节连日阴雨感赋一律癸巳十二月初七》。依诗作本身我们略作推阐如下，以见出院以后的头一年陈寅恪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情状。
《癸卯正月十一日立春是夕公园有灯会感赋》告诉我们，立春的那天正刮东北风，天还没有多少暖意，而此时的唐筼已经开始准备春天穿的薄棉衣了。一直都欢喜节日挂灯的他因为不能参加公园里的灯会而很觉得感伤，没办法只能听戏消磨时间。尽管“闻歌浑忘雪盈颠”的话向我们透溢出专心享受戏剧艺术时的乐观情绪，但该句之前“涉世久经刀刺舌”以及首联“南国清寒细雨天，老夫病榻意萧然”的话，还是飘散出浓浓的悲凉感。
四天以后的元宵节，外面依然是寒风凛冽，感觉着就像要下雨，自来喜用东坡韵的寅恪又写了首七律。我们欣喜地发现他又一次提到了水仙。只是这一次的水仙一出场就带着某些惨兮兮的味道，所谓“灯节寒灯欲雨天，凌波憔悴尚余妍”，尽管还有那么几分亮丽，可凌波仙子毕竟已是萎缩而又憔悴。考虑到又一次的冬去春来，自己的状态却是每况愈下，不禁又发出了“自信此生无几日，未知今夕是何年”的浩叹。想起赵师雄的罗浮梦，东坡已老的我今年元霄竟无梅香伴佳节，伤哉！
整个这一年，陈寅恪的诗作都充溢着这种自哀自怜的味道。中秋“非生非死又一秋”，冬至“四时节候催人老”的话都是这种心态的延续。最明显的还是大寒的时候，这一天,陈寅恪从医院回家正一年。在《去岁大寒》一首中他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舆疾还家恰一春，去年今日倍伤神。耐寒敢比尧时鹤，叹道翻同鲁野麟。万里阴沉连续雨，千秋心事废残身。寻常岁月因何记，付写先生病历人。”尽管我们不详“尧时鹤”典出何处，但“鲁野麟”一语清晰地说明此时的陈寅恪所怀持的竟是一种不会再有作为甚至是且亡等死的心态！《史记?孔子世家》：“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余！’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已！’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以前看不到东西，但还可以到处走走，如今连走都成了问题，以后大约也不会再有什么作为了！十年前写成的书到现在也没地儿出，快写成的稿子就更没指望了，我这又是何苦呢？老天爷可能知道吧。唉，我算是完喽！当时《钱柳姻缘》一书粗稿已成，但从诗文内容里我们竟读不出一丝的快意！想想一身学问的陈寅恪先失明后膑足，空怀一身好功夫也使唤不出，实在是很让人压抑。由此再读到“万里阴沉连续雨，千秋心事废残身”一句时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强烈的酸涩气，也就是自自然然没啥可怪的了。
不过，所谓人有离合悲欢，月有阴晴缺圆。千万不要以为陈寅恪真就一蹶不振、从此一味消沉了。
转眼又是春节了，无边的喜庆不知不觉中湿润了老陈寅恪的心灵。除夕前的时候，唐筼还搬了好几株花回家。可能正是老妻买花迎新年这事儿吊开了他的兴致，癸巳一年里都灰濛濛死沉沉的诗面这一天终于等来了久违的阳光的气息，甚至还投射着那么一丝丝的调皮。“我今自号过时人，一榻萧然了此身。药里哪知来日事，花枝犹忆去年春。北风凄紧逢元旦，南亩丰登卜甲辰。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就这么天天躺着，我现在真得算过时了，春节了还泡在药里，管他以后怎么着呢；听北风呼啦呼啦地刮，今年大概会收成不错；（不过那也是将来了——笔者加，为表述方便计）我还是把门关上睡大觉，省得一波波拜年的心烦，管他怎么想呢。尽管“任他嗤笑任他嗔”的原因在身体不痛快不愿见客，但从两个“任”字里我们还是读出了丝丝暮年顽童任性“调皮”的味道，而这种一半真实一半调皮的表述显然是由比较闲适、阳光，当然还要有那么几缕酸涩的心态酝酿和发酵出的。后来元霄节，他又有“凤翼韶光春冉冉，羊城灯节夜年年”的话，说是“余深喜元夕张灯，犹存旧俗，惜不能饮酒，负此良宵”（《甲辰元夕作次东坡韵并序》）云云，说明好的心情在延续。
春天不可遏阻的来到了。十年未见的蒋秉南给失明膑足的寅恪带来了最可宝贵的一抹春色。
5月29日的下午，已是教授的蒋秉南乘车到广州站，此时的车站上，唐筼和二女儿小彭已经在等他了。学校的小汽车又一次提供了方便。到家后的蒋秉南直接去楼上晋谒陈寅恪。据他回忆，当时的陈寅恪在护士的协助下已经可以被夹扶着站起来，可惜的就是再也不能像往常一样由师母陪着在校园里散步了。
蒋在广州待了有十来天，期间除了听老师讲叙以外，还由小彭陪着游览了广州市区、黄花岗、佛山市等不少地方。6月10号乘飞机返回上海。
学生的来探显然让陈寅恪甚觉温暖，他不但慨然让秉南抄录了上百首记录着自己心路历程的诗作，而且新写了《甲辰四月赠蒋秉南教授》三首绝句：“音候殷勤念及门，远来问疚感相存。郑王自有千秋在，尊酒惭难与共论。①”“草间偷活欲何为，圣籍神皋寄所思。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俗学阿时似楚咻，可怜无力障东流。河汾洛社同邱貉，此恨绵绵死未休。”诗内的自注告诉我们十年以后的蒋秉南已经在自己经治的学术园地里开垦出了一篇不错的沃野，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教授了。而此时的陈寅恪虽然逢着了晚年膑足的不幸，但其心志一如此前，“此恨绵绵死未休”与1953年那句“骨化成灰恨未休”无尽的相似提示我们，对于朋辈降志改宗的辱节行为他一直都深以为憾。
《甲辰四月》以外，陈寅恪还为蒋教授写了一篇《赠蒋秉南序》：
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以为魏丘诸子值明清嬗蜕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当读是集时，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寰宇纷扰。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
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时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夕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反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蒋子秉南远来问疾，聊师古人朋友赠言之意，草此奉贻，庶可共相策勉云尔。甲辰夏五七十五叟陈寅恪书于广州金明馆。
余英时教授以为，该文堪与早年的静安先生碑铭对看，足以见出陈寅恪的心志所在，所言甚是。故全文抄录如上。
整体来说，1964年的陈寅恪过得比较快乐，这些在诗文中有明确的反映。
这一年，写了十年的《钱柳姻缘》一书正式完成，对于期间给了自己巨大支持的黄萱，陈寅恪请唐筼代笔写下了这样的鉴定文字：“勤力无间始终不懈”，“随意念读毫不费力”，“又能独立自找材料，并能贡献意见修改著作缺点，尤为难得”云云。应该来讲，没有黄萱以及其他一些友朋学生的协助，陈寅恪要想凭失明的病体完成煌煌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确实是难以想象的。
可是，尽管创作的过程无限艰辛，陈寅恪和他的助手还是挺了过来，终于完成了一部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引起无数争议的巨著，该书精密严实发人之覆的考证，溶己于史的创作思路，特别是陈寅恪在钱柳姻缘上的那种看来好像是有些太过浪费的长时段的倾情投入，都让后来的学者们不禁为之侧目、为之抻舌，为之费心猜测。
这样的时候，快乐总是难免的。而这份快乐首先地自然是属于以残废之躯经年跋涉的陈寅恪。这一年里他写下的不少诗作中流露出的达观心态和乐观情绪，一定意义上都是大作告成后奇志稍慰的泰适心境的外显。
第七章 岁月的尽头
一、岁月的尽头(1)
就在写下真正的《稿竟说偈》的那个夏天，农历的五月十七日，陈寅恪度过了自己的第七十五个生日。他在诗里说到：“吾生七十愧蹉跎，况复今朝五岁过。一局棋秤还未定，百年世事欲如何。炎方春尽花犹艳，瘴海云腾雨更多。越鸟南枝无限感，唾壶敲碎独悲歌。”尽管时人在梳理所谓南学的时候，骄傲而又自信地把陈寅恪算在里面，但从“越鸟南枝无限感，唾壶敲碎独悲歌”一句来看，当事者自己不见得这样看，更不见得会乐于承认。越鸟就是孔雀①，越鸟南枝，就是孔雀南飞，指的是自己1949以后无奈地流寓广州的事实；“炎方春尽花犹艳，瘴海云腾雨更多”一句的铺叙，更说明十五六年以后了，陈寅恪仍有一种浓烈的流人之感，这种感觉时时地漫过他苍老的心灵，提醒他早先的陈寅恪并不属于这里。“吾生七十愧蹉跎，况复今朝五岁过”和“唾壶敲碎独悲歌”共同告诉我们，此时的寅恪虽然自知老朽，但内心深处仍是有着极大的不甘：本来我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本来我还可以做得更多……然而以现在的残废之身来看，恐怕是很难了！曹孟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的雄辞而今我也只能独吟作悲歌了②！
七十五岁的老人面对上苍的捉弄，在膑足以后的第二个年头里已经只能作无奈的悲叹了。当然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一年陈寅恪的生命里依旧不乏动人的快乐穿梭。对于只能躺着的他来说，热天下场雨就是莫大的快乐。那年立秋前几天天热得厉害，把陈寅恪给蒸得晕晕的，所谓“周遭炉火铁山围，病体能支意转迷”，就在他快受不了的时候，老天爷突然地给堕了场阵雨下来，把老人家高兴得不得了（有《立秋前数日有阵雨炎暑稍解喜赋一诗》为证）。好友冼玉清自香港归国就医，此前的种种谣言不攻自破，陈寅恪也替老朋友感到高兴，马上作双绝相赠：“海外东坡死复生，任他蜚语满羊城。碧琅玕馆春长好，笑劝麻姑酒一觥”；“年来身世两茫茫，衣狗浮云变白苍。醉饿为乡非上策，我今欲以病为乡”（《病中喜闻玉清教授归国就医口占二绝赠之》）。陈寅恪一边祝福冼玉清回国后经治疗能早日康复，一边劝其该吃吃该喝喝，别委屈了自己的身体，还打趣地说自己都打算在病中安家了，这有什么呀！景显于诗，情隐乎辞，让人感动更让人欣慰。它至少向我们说明当时寅恪的心态还是相当地不错。
可是，生活并不总是一条平缓的河，生命也并非总会有不断延续的快乐。
风暴已经在悄悄的酝酿，建国以后运动不断的中华大地上已能听得见焦躁的尘土在起起扬扬。
就在陈寅恪为冼玉清回国治病高兴地赋诗相赠前五天，1964年的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并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强调“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此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很多基层开展了“夺权斗争”。12月12日，毛泽东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的批示中提出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强调这些人是斗争对象和革命对象。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发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23条》中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四清”运动(《23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并把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这之后全国城乡的“四清”运动继续进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十个月以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他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如此的讲话事实上已经向人们清楚地昭示了一个动乱岁月的行将到来。
上述讲话以后一月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毛泽东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并示意全国报刊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紧接着，12月份，烈火又烧向了马列主义理论修养颇为深厚的翦伯赞，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批评前者的历史主义，称其是“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戴上帽子的翦最终没能挨过“文革”，被折磨致死。
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陈寅恪显然都是较翦更大个的真正意义的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虽然此前的种种运动对他的冲击都相当有限，但当新的烽火燃起的时候，陈寅恪还能否延续这种幸运呢？对所有人来说，包括他自己，显然在1964、1965年这还是一个并不明确的问号。
不过同尚多欢乐的1964年相比，1965年陈寅恪的生命里明显地多出了一些哀婉悲伤的气息和节律。两者的不同在年除夕那天已然隐现。去年春节的时候，唐筼买回几株花，心情不错的陈寅恪推测着甲辰年应该收成不错；今年的春节唐筼又买回两珠，一株水仙，一株腊梅，陈寅恪的心情应该也不错（毕竟是除夕），可是“一不小心”过节的时候碰上了风雨。尽管寅恪说“赖有凌波伴岑寂，未妨风雨送黄昏”（《除夕前夕买腊梅水仙各一株除夕忽有风雨口占一绝》），但除夕里“忽有风雨”总不是什么好事。
情况确实如此，这一天的东南区一号全家都是病号。此情此景，陈寅恪又怎么能心无罣碍地完全高兴起来。七天以后的人日，“强欲排愁送佳节，又传烽火照龙编”（《乙巳人日作七律》）的句子说明春节以来的一周时间内陈寅恪的心情一直都不怎么好。龙编是古地名，汉代时置龙编县，属交趾郡，东汉至南北朝曾为交州及交趾治所。“烽火照龙编”显然说的是越战的事。美国鬼子要灭越共政权，终极方向瞄着中国，这让本来就已经愁气绕身的陈寅恪更添了几分忧思。大约又过了一周，元霄节前两天，又一道不好的讯息传来，曾昭燏死了。两年前的1963年初，时任南京博物院长的曾还探访过病中的陈寅恪，向后者谈到说要购买海外新印的《李秀成供状》什么的，用陈寅恪的话说他们是“论交三世旧通家”。不言而喻，旧友的亡讯更加重了陈寅恪的愁闷心绪，两天以后的元宵佳节，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作：
乙巳元夕次东坡韵
断续东风冷暖天，花枝憔悴减春妍。月明乌鹊难栖树，潮起鱼龙欲撼船。
直觉此身临末日，已忘今夕是何年。姮娥不共人间老，碧海青天自纪元。
诗中的凄寒与肃杀之气，固然和旧友的亡故有关，但我们还是要说从陈寅恪的一生来说，这绝对是一首有着重要标志意义的诗作。因为对暮年的陈寅恪来说，这一次身临末日的直觉，非常不幸，一点都没错。
感伤的情绪一直在延续。1964年让人怀念的快乐春季，今年一下子苍老得布满了凄苦。4月初的一天夜里，一场不期而至的夜半风雨打乱了学校里杜鹃花盛开的舞姿，无数的花朵一夜间零落成泥，这让敏感的陈寅恪很觉得惋惜，作诗感叹“绝艳植根千日久，繁枝转眼一时空”“遥夜惊心听急雨，今年真负杜鹃红”（《乙巳春夜忽闻风雨声想园中杜鹃花零落尽矣为赋一首》），到了清明还感物思己的说什么“早悟有身原大患，不知留命为谁来。德功坡老吾宁及，赢得残花溅泪开”（《疑似清明日作次东坡韵》）；与去年相比，这实在是个变了味的春季，“醉酒只堪成短梦，闻歌浑不似前声”（《乙巳春尽有感》），忧心忡忡，烦恼种种，喝酒也不过是短短地做个梦就醒，听戏都觉得跟以前不是一个声：不能不承认，地还是那片地，但春天已不是曾经的春天。“赏”雨玩诗的夏日也变了他快乐的模样，七夕时“银汉已成清浅水，金闺方斗死生棋”（《乙巳七夕》），中秋里“此生更剩中秋几，今夕还祈照我圆”（《乙巳中秋作》）的句子就是不可辩驳的明证。
中秋以后不久，10月4日，又一条噩耗传来：近代南学的重要代表冼玉清先生2日下午不幸逝世。一年前还为冼玉清回国而高兴地口占二绝相赠的老人，这一次早已没有了年前的快意和俏皮，而是以凝练的史笔写下了一首沉沉的悼词：“香江烽火梦犹新，患难朋交廿五春。此后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馆吊诗人。”
当10月的北国在萧瑟的秋风中振振身体抖落片片黄叶的时候，绿树红花的南国悄无声息地凋零了一朵心有未甘的“百合”。据说住院期间冼玉清曾托一位晚辈学人完成其尚未稿竟的《冼夫人传》并代为整理其已有的著述，但后者因为自己是“摘帽右派”的缘故最终没敢应允。冼玉清一生未嫁，以学校为家，以育人为乐，以述作为业，然而在生命的尽头处竟找不到一个愿意为自己整理著作以了结大愿的托志之人，我们真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人的不幸还是学术的悲哀。
陈寅恪也开始认真的考虑总结自己的人生，好给后世人留一份清明可寻的人生记忆。他开始创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一如冼玉清的《冼夫人传》。陈寅恪对黄萱说：“此书将来作为我的自撰年谱。”①工作从慨叹“江淹老去才难尽，杜牧春归意未平”（《乙巳春尽有感》）的1965年暮春时节开始，至次年春天，完成了《弁言》及正文七章内容，分别是：（一）吾家先世中医之学，（二）清季士大夫清流浊流之分野及其兴替，（三）孝钦后最恶清流，（四）吾家与丰润之关系，（五）自光绪十年三月至二十年十一月间清室中央政治之腐败，（六）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七）关于寅恪之婚姻等。1965年冬天的时候，陈寅恪写过一首《乙巳冬日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诗曰：“昔日曾传班氏贤，如今沧海已桑田。伤心太液波翻句，回首甘陵党锢年。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开元鹤发凋零尽，谁补西京外戚篇。”当时的陈寅恪正在创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乙巳冬日》应该就是创作过程中留下来的浪花一朵。“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开元鹤发凋零尽，谁补西京外戚篇”的话告诉我们，即便是在写自己的年谱，陈寅恪仍不忘借机为史学做一些补苴罅漏的工作，史家的良知在“逼迫”着优秀的学者，一位目盲膑足的垂老病人，把简录自己生平的年谱小心翼翼精雕细琢地制成有益于学的史料，回思之下实在很让人感动。或者这恰是历史学家之所以为“家”的一种因由，在他们，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历史，包括正在呼吸着的自己他们都能轻易地安排其住进头脑中的“历史”里。总之，这些资料为我们从外部情事上了解陈寅恪的生命历程，以及近世以来的“家国旧情”与“兴亡遗恨”，提供了很大帮助。本来还打算再写个一两章，但不久以后“文革”兴起，完成全稿便只能是无从兑现的清梦一场了。
如果说前两年的中华大地上开始阵风鼓荡尘土飞扬的话，那么1966年的中国已经是烽烟弥漫乃至战火纷飞了。
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阔步走上了离奇的“文化革命”的大道。20年前被陈寅恪推荐到北京大学读书的季羡林，此时早已是北大东语系多年的老主任了，他在名著《牛棚杂忆》中对当年北大的情况作了如下的记录：
到了六月一日，忽然听到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张大字报②，还附上了什么人的赞美之辞，说这是一张什么“马列主义大字报”。我没有时间，也没有水平去推敲研究：为什么一张大字报竟会是“马列主义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没能进化到能理解其中的奥义。六月四日，我们忽然接到学校里不知什么人的命令：立即返校，参加革命。一进校门，我就大吃一惊：这哪里还是我们前不久才离开的燕园呀！这简直是一个大庙会。到北大来朝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人，像潮水一样涌进燕园。我看了那一张大字报，心里真是觉得憋气，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这一哼连半秒钟都没有用上，孰料这一哼竟像我在南口村谈姚文元的文章一样，被什么隐藏在我身后的人录了下来（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是用心眼录下来的）。到了后来，我一跳出来反对他们那一位“老佛爷”，就成了打向我的一颗重型炮弹。到了六月十八日，不知道是哪一位“天才”忽发奇想，要在这一天大规模地“斗鬼”。地址选在学生宿舍二十九楼东侧一个颇高的台阶上。这一天我没有敢去参观。因为我是有一点自知之明的。我这样一座泥菩萨最好是少出头露面，把尾巴夹紧一点。我坐在家中，听到南边人声鼎沸，口号震天。后来听人说，截至到那时被揪出来的“鬼”，要一一斗上一遍，扬人民之雄风，振革命之天声。每一个“鬼”被押上高台，喊上一阵口号，然后一脚把“鬼”踹下台去。“鬼”们被摔得晕头转向，从地上泥土中爬起来，一瘸一拐，逃回家去。连六十七岁的老教授和躺在床上的病人，只要被戴上“鬼”的帽子，也毫无例外地被拖去批斗。他们无法走路，就用抬筐抬去，躺在“斗鬼”台上，挨一顿臭骂，临了也是一脚踹下高台，再用抬筐抬回家去。
看到最后的这一小段，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为一样也“不能走路”的陈寅恪担心。毕竟，那种将躺着的“鬼”一脚踹下高台的斗争方式，实在有些让人不寒而栗。
尽管一直到生命的最后，老牌“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陈寅恪都没有遭遇过如上的肉体折磨，但是我们的担心并没有因此而显得有一丝的多余。
长期以来备受礼遇的陈寅恪这一次没能延续他的幸运，“文化大革命”的飓风毫不留情地席卷了东南区一号。
北京开始以后的五天，6月6日，广州的“文革”便开始了。“五一六”通知“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的纲领性要求，事实上已经给陈寅恪的未来岁月定下了毫无悬念不容置疑的“悲惨”标签，在这样一张弥天大网的笼罩下，陈寅恪又焉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机会，何况本来就有很多人对政府特殊照顾的政策委屈和不平衡得不行。政治气候的转换下，恩宠和礼遇一下子变成了人们指责反动学术权威的铁辫子，你辩都没的辩，藏也没处藏。机敏的陈寅恪自然也知道了在当下的情势下再接受过去延续下来的照顾简直是自陷泥潭，引火烧身，所以他果断地决定主动放弃种种照顾，7月30日由唐筼代笔寅恪给时任中大卫生保健室主任的梁绮诚写了封信，提出自“八月一日起，一切我经常所需用的药品皆由我全部自费”。这样的话，我们一看就明白，有人开始从免费吃药上对陈寅恪发起进攻了。机敏的陈寅恪马上决定所有用药全部自费，免得麻烦。
可是，陈寅恪的“辫子”实在太多了，更何况那本来就是一个捕风捉影、深文周纳、派性杀人的年代，只要你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自然是没一样好，到处都是毛病。借用陈寅恪学生季羡林的话，“称别人为牛鬼蛇神的真正的牛鬼蛇神疯狂肆虐，灭绝人性”，北大如此，中大亦然。有关陈寅恪的大字报开始满天飞舞。给梁绮诚写信的一周以后，唐筼又给广东省委“文化革命”驻中山大学工作队写了封长信，陈寅恪也加盖了自己的印章。这是存世的陈寅恪书信的最后一封，而且也已几乎是可见的陈寅恪的最后文字了（诗作最晚为1966年4月，对联除了后面将要提到的一首挽联外，基本上也在1966年2月份节止了），兼之所及内容较多，所以说对于陈寅恪夫妇进入“文革”以后的生存状态的了解，该信实系极可宝贵的一手材料。信上说：
省委“文化革命”工作队负责同志：我的爱人陈寅恪因为双目失明，腿骨折断，又患肠胃心脏等病，所以我代他写此信，面交声明下列各点，请加注意是幸。
一、他因骨折长期卧床，年来多次患下部
湿疹症，经由中山二院皮肤科医生屡次来诊，开有医嘱多张，署名签字者有廖适生院长、李松初教授、何玉琼（女）讲师等为证。可以查验。医嘱中要护士依照医生所指示的方法处理，……并非陈寅恪有意污辱护士。并且多数冲洗时亦有筼从旁助理，前留医二院时也是如此护理，二院有病历可查。
二、一九六三一月中由人事科长张春波送来三百元，本不愿接受，后送还各处不收，最后由朱锦儒科长批“此款暂不处理”字样。现在只好等待运动结束后再送还。财务科误指捐助陈六百元一事，前曾奉函声明，想已蒙察鉴。
三、有人出大字报说“陈寅恪非外国药不吃”等，殊与事实不合。大多数药物皆本国产品，只有少数进口药品是医生所处方的。至于高单位（非常服）维生素类及水解蛋白等皆系自备，或朋友所赠送者。最珍贵一种药品（Nilevar）也是由医生处方，是陶铸副总理赠送的。并不常服。每年冬季始服一段时间。海关税自当偿还（以前不知）。
四、中大农场产品由学校指示送来食品等，并非是我们自己去要的，而是他们自动送来的，分量也是由他们分配的，付款也不是我们亲自去付的，故无签字收据。食物表内所列品类及数量皆有出入。如果大家赔偿时，我们自当设法照数赔出。
总而言之，陈寅恪的每日饮食，所服药物等也欢迎有同志来实地调查，以明真相。不胜感幸之至。此致
敬礼！
唐筼敬启（唐筼印章）（陈寅恪印章）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
从信的内容我们已经可以猜到“文革”开始后陈寅恪的不幸遭遇了。广大革命群众显然对他“腐化”的生活极端不满，凭什么你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生活得比所有无产阶级革命群众都要好呢？你凭什么吃进口药，凭什么喝农场送的鲜奶？革命群众显然不能容忍这样的“罪恶”事实继续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延续下去。说起来这一点还很有几丝深意，值得推敲一二。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提出：一者，为什么革命群众首先看到的是医疗保健和吃食？二者，为什么只是医疗保健和吃食？
就前一个问题来看，我们说，这里面一方面可能，或者说应该确实有革命热情的因素，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应该是嫉妒心理在作怪，人们对陈寅恪优越生活的指责大约相当程度上都是一种酸葡萄心理在起作用。凭心而论，同当时一般人的生活相比，陈寅恪的生活待遇确实是相当地让人艳羡的。那些得不到这种生活待遇的人们，革命群众，对此当然看不顺眼，为什么我们享受不到而你个老病教授却过得如此滋润呢？怎么能让“反动学术权威”生活得比革命群众还逍遥和舒适呢？这绝对是一个“严肃”的革命课题和任务。后来的事实将向我们证明陈寅恪被批判至少在相当的程度上是革命群众对其优越的生活资源垂涎欲滴的结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家裕于人，众必掠之！
第二个问题的逻辑在于，广大革命群众真正能从知识上起码是学理上对“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的大概找不出一半个，就是真能找出一半个可以跟陈寅恪正面讨论学术的，估计能屈陈寅恪之口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玄之又玄的，所以群众们聪明地决定先从容易发现和找到问题的生活上下手，反正你陈寅恪的腐化生活就摆在那，糊几勺浆糊、贴数张白纸你也逃不开、躲不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大革命群众抓住生活问题开刀反倒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陈寅恪学术难于撼动的高拔丰瞻与敦实厚重，为我们认识其学术水平提供了另外一种有意思的参照。尽管，这种参照显得那样地滑稽和凄楚。
当然，此时的陈寅恪基本上已经无心于学术创作了，黄萱也被人赶走了，他失去了在学术道路上进继续前进的那跟可靠的女杖。黄萱能够独立找材料，随意念古籍，对陈寅恪的帮助很大。在十余年的著述期间，黄萱一直为陈寅恪找书、念书、选择材料。经常是上午念书给陈寅恪听，下午由陈寅恪沉思综合。然后，通过陈寅恪的讲述，黄萱记录成文。而今赶走了黄萱，事实上也就等于终止了陈寅恪的写作，终止了他数十年的学术航程。
关键是，红卫兵不仅赶走黄萱女士，9月，又逐走了维护陈寅恪身体的三名公派护士。陈寅恪自从腿伤后，行动不便，再加上双目失明，一切都需要人扶持，而红卫兵却扬言“不准反动文人养尊处优”，蛮横地赶走了护士。此后，陈寅恪一家不得不自费请了一位原本轮班替代的护士。当时流求远在四川，后入西康干校，小彭和美延都在英德干校。因为看护人手不够，重担自然地压到了几十年风雨同舟的唐筼身上。唐筼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护士被赶走更加重了她身体状况的恶化。
“文革”愈演愈烈，风声愈紧，唐筼命人将外门紧闭，但红卫兵却不曾罢手，从阳台爬入，开了大门，蜂拥而入，大字报贴到了门上，墙上，甚至是病床上。唐筼对来家中探望的黄萱说，人还没死，就已经开吊了。陈寅恪的心脏病开始恶化。
1966年冬开始，陈寅恪又被迫作书面检查交代，唐筼从11月起，连续代陈寅恪作了六次交代。结果仍不够，又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补充交代。所要交代的就是个人的历史和社会关系。红卫兵命令陈寅恪交代与陶铸的关系。其实，陶铸是自动或者是受
周恩来总理之命来照顾陈寅恪的，并不是有何亲何故。照顾的原因也不过是对一位著名学者的爱护和尊重。当时陶铸就对质问的人说：“你若有陈寅恪的水平，也享有同等待遇！”陈寅恪书面交代中，也一再说陶铸是以中南局首长的身份来探视的，并无私交。但红卫兵并不满意陈寅恪的交代，显然他们不仅要对付陈寅恪，也在清算陶铸。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11月16日在京召开）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简称《工业10条》)。就在会议最后一天，中央“文革”王力等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指责陶铸坚持抓生产是用生产压革命。很快，陶铸被打倒。这位从中南局书记到副总理任上一直都对陈寅恪关爱有加的老革命，在陈寅恪被群众审问来审问去，不断地被要求做交待的日子里，自己也被“文革”的暴风给吹倒了。当然这应该是一次预谋已久的出击，但问题在于陶铸确是被打倒了，以后还有谁会从政治的系统内向孱弱的老病陈寅恪伸出温暖的大手呢？
出身名门的唐筼为了自己的丈夫被迫多次代写交待材料，希望能澄清一些无谓的是非，可那个时代里，如此的祈愿实在只能是海市蜃楼般的幻想而已。纠缠没完没了，本来就心脏不好的唐筼，身体越来越糟糕。
1967年初，唐筼继续代陈寅恪作“交代”后，于4月2日替他写了三点声明：
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
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
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
义正词严的话语显示了陈寅恪对不断重复着的个人情况拷问的不厌其烦。可是在疯狂的年代里，“从未”、“并无”、“从来不”这些干脆利索的用词，并不能就干脆利索地让无聊的纠缠止息，让无边的噩梦结束。在“文革”时，住房稍宽的人家会遭到别人强行迁入，陈寅恪住的东南区1号楼上也没能幸免。1967年春，一个方姓人家搬入合住。本来，不管外面怎么乱糟，家里面还是自己的，在东南区一号的小小天地里，两位老人还是自己的国王。然而，外人迁入合住的无奈事实，让这一方仅有的自由空间也成了昨夜星辰，此时仅有的一锥净土（姑望称之）或者就只剩两位老人的寝室了。生活来了残酷，确实是叫人不寒而栗。两年前的陈寅恪还能快乐地为下雨自由地欢歌，而今，生活竟将他衰老的生命逼进了东南区一号的一个小小角落。
问题是，这种进逼还只是一个开始。
最让陈寅恪的身体感到痛苦的就是有线广播的高音嗽叭。“文革”时整个中国社会陷入无序状态，惟有很多“革命行动”显得步调有序、反应迅捷，其“功劳”首推这种高音喇叭。在运动中，它是一种极富煽情效果的工具；同时对于很多被批斗者来说，它传递着令人恐惧到极点的恶魔般的声音。东南区一号刚好坐落在康乐园中区的制高点大钟楼的对面，这幢楼被造反派所占，有两年多的时间，陈寅恪日夜为四面八方的高音嗽叭所包围，痛苦不堪。在正常时期，陈寅恪尚且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高音喇叭的岁月里那更是苦不堪言。造反者知道陈寅恪不能“看”，但可以“听”，每当召开大型批斗会，便将几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陈宅的屋前屋后，有时甚至将小喇叭吊到了陈寅恪的床前，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二十年后，梁宗岱的夫人在其用血和泪写成的《宗岱和我》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颤颤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活活给吓死了。
陈寅恪不一定是被高音喇叭吓死的，但如上的文字为我们了解当年陈寅恪在中大的情况还是提供了某种参考。
进入1967年，随着陶铸的被打倒，革命群众开始更加频繁地拷问陈寅恪，要他交待和陶铸的“黑关系”。当然，某些拷问之外的行动可能更有实质性一些，那就是抄家。十年以后美延给蒋秉南的信中提到，那年“有一天晚上，革命学生来抄家，将母亲打了，后来我们为她擦跌打油，休息了一段时间才好转，没看医生。（那时医生也和我们作对）当时谁想抄家，随时可去。目的是在于经济，并非政治原因。根本不认识这些人”。蒋秉南分析：“家里所有各项可拿物品就是在这种‘随时可去’的情况下‘荡然无存’。至师母被打，想系勒索珠宝首饰等物之故。师母有先代传留下的珠宝首饰，我曾见过。”
唐筼终于支撑不住了，包括先人遗物被抢之类在内的种种折磨和打击，终于在这一年的夏天摧跨了这位意志极其坚强的岭南女子。大约就是1967年前后，陈寅恪为体弱多病的老妻作了一幅预挽联，题曰：挽晓莹。联称：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①想来这大约是唐筼看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特别是心脏病，让她深有朝不保夕的忧虞，便请几十年相依为命的寅恪为自己先写下一幅挽联。这是一幅被后来人认定“遗恨满乾坤”的对联。当泪流满面的唐筼对着经风历雨数十年一路走过的老陈寅恪低声啜泣，叹前世今生，思身前身后的时候，一样是满腹清怨的陈寅恪，顿觉原来跟唐筼结婚都四十年了，回首四十年来的点点滴滴，想想目下的凄楚，真让人肝肠寸断、苦不堪言；再看看我自己，也撑不了多少日子了，早年的时候，我身体不好有什么运动也找我不着，而今不行了，藏也藏不了，要是你真的先走了，也不用害怕，不多久我也就跟来了，九泉路上总还是两人相伴，我们死了也不分开。
秋天的时候，流求因唐筼生病回来探家。据流求后来的追记：“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在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因母亲病重，由周伯母（即黄萱）与护士小朱（自出资所雇）商量，电报通知我即搭班机返穗。那时家中仍住东南区一号楼上。对面办公楼已被造反派占领，终日高音喇叭噪音震耳。校园中很多大字报。因两派武斗激烈，暂时顾不上‘反动学术权威’。我在家住半月余，母亲告诉我去年年底来抄家，取走贵重东西。抄家难计次数。……当时父亲关心在川旧友‘文革’中遭遇，屡屡问我川大等高等学校大字报情况。”①在自己深陷泥潭的情况下，陈寅恪依然在惦念着曾经的朋友们。或许他心里清楚，自己被“冲击”成这样，估计自己的老友们也过得够呛吧。当然旧友也没有忘记寅恪，据吴宓的女儿回忆，“‘文革’期间，父亲每次想方设法带回的口信或家书，都不忘打听寅恪伯父和晓莹伯母的下落。”②
半个月以后流求返回四川，有感于现实之残酷的陈寅恪对大女儿说“这次算是生离死别了！”不幸的是，又一次给他说中了，此后直到其去世，父女再也没能见上。
年底，革命群众又想起了“反动学术权威”，又一次要陈寅恪交待本人家世和本人生平经历，而且有一次红卫兵还要抬陈寅恪去大礼堂批斗，唐筼不让，被推倒在地。最后，刘节站了出来，代自己的老师去挨批斗。会上，革命群众问这位陈寅恪的老学生替老师挨斗有何感想，坚卓果毅的刘节掷地有声地回答说：“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凛然正气，充盈天地。群众一时倒没了注意，对此没什么办法。具体情况已经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倒宁愿相信当时人们中大多数也还未完全的良知泯灭，自孔门私学以来在中华大地上几千年传继的尊师传统容或在“文革”时期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心理上的残余。或者吧。
1968年对于陈寅恪来说无疑是更为凄苦的一年。一些陈年古物，特别是早年的诗歌（革命群众念首诗那还是可以念到点味的）被从尘土中刨劂出来作为重大革命问题要陈寅恪进行解释和交待。4月份的时候，便是如此，是否春色满园早已不是寅恪关心的重点，因为革命群众要他解释1946年写的《丁亥春清华园作》这首诗。革命者又在挖空心思地找他的麻烦了。这种事情到了8月份甚至变成了有计划的陷害，据陈寅恪的侄子封怀回忆，“记得有次中大派了两名所谓‘专案’人员到我家，迫令张梦庄写揭发陈寅恪的材料。梦庄坚决不肯写，她说：‘陈寅恪先生是好人，他是爱国人士，从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我不能写！’两位专案人员用威胁口吻说：‘你敢保证他吗？’她回答说：‘敢！我敢以人格保他。’两个家伙（捞不到什么稻草，）只得灰溜溜地走了。”①尽管专案人员没有捞到什么稻草，但从这种威胁性的陷害行径中，我们却清楚感受到了当年陈寅恪处境的险恶。
生活情况也大大的恶化了，因为运动中陈寅恪被列为特号对象，工资存款都被冻结，经济上简直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而身体状况更是恶化得无以复加。老两口谁也不愿看着对方等死，陈寅恪第一次以恳求的语气写下了一张申请：
申请书：一、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二、唐筼现担任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作、和清洁工杂工工作，还要读报给病人听，常到深夜。精神极差。申请暂时保留这位老工友，协助处方工作，协助扶持断腿人坐椅上大便。一位工友工资廿五元，饭费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筼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为老工友开支。又，如唐筼病在床上，无人可请医生，（时两女儿全家都去干校）死了也无人知道。
无须过多的分析，申请书本身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丰足的信息：死亡似乎已经越走越近。
比较而言，“文革”岁月里，黄萱仍是陈寅恪家最可信赖的友人之一。虽然每次去陈寅恪家都得历史系领导同意，但黄萱还是不时地去看看陈寅恪夫妇，前此拍电报给流求一事于此便是很好的说明。在晚年的科研道路上，黄萱陪陈寅恪一路坚持了下来，帮助后者终于完成了生平最后一部大著《柳如是别传》。寅恪对黄萱也是充满了信任甚至是信赖。然而，当这一年的有一天，陈寅恪提出要黄萱在其死后写一篇谈其研究方法的文章时，老实的黄萱却犹疑了，她觉得自己水平不够，确是不能胜任如此的任务。或许这确实是实情，但在陈寅恪却只能是无限失落和凄凉了。据黄萱的回忆：“寅师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此情此景！十六年亲承教诲的我，居然如此伤他老人家的心。”我们当然不知道当时黄萱的回答里有否害怕受到牵连的考虑，但有一点很明确，当垂老的陈寅恪以身后之事托于有缘而自觉甚可信赖的黄萱却被婉拒的时候，那份悲凉与寂寞，大约是撒哈拉的焦阳与新谷莺的段子都难于暖化和排解的。
伤心总是难免的。
1969年春节后，老两口在垂暮之年被有关部门勒令搬家到西南区五十号。陈寅恪腿有残疾，上面的人不会不知道，当年腿受伤连陶铸都惊动了，而且批斗了好几年，对象的情况自然也应该已是非常地清楚。然而，谁会在乎你是否残疾呢，陈寅恪这么多年没死已经算不错了。就在一年多以前，1967年冬天的时候，老学生季羡林已经因为受不了残酷的审讯而想到自杀了：
夜里，在乱梦迷离中，我一会儿看到那一把菜刀，觉得有什么人正用那一把刀砍我，而不是我砍别人。我不禁出一身冷汗，蓦然醒来。我一会儿又看到那一只装满了烧掉一半的信件的篮子。那篮子忽然着起火来，火光熊熊，正在燃向我的身边。我又出了一身冷汗，蓦地醒来。……我还想到了一些别的人，他们有的从很高的楼上跳下来，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铁道上去卧轨，身首异处而死。这些都是听说的，没有亲眼见到。类似的事情还听到不少，人数太多，我无法一一想到了。现在世界上流行的安眠药多半出自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我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服安眠药自杀最保险，最无痛苦。现在我的方式既已选定，大功告成就在眼前。我可以考虑行动的时间和地点了。
从3月份开始，唐筼被家庭妇联叫去学习，到7月才结束，期间陈寅恪的生活常常没人照顾。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其实去年五六月间已经发现有心力衰竭的现象了。
然而，无聊的审讯仍在继续。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的记录，这一年5月5日下午6点三刻的时候，陈寅恪又一次被迫作“口头交代”，一直到他不能讲话了才肯罢休。期间有“如在死囚牢”之类的话。
“死囚”之言，清晰地表现了陈寅恪的绝望心境！事实确实如此，一个动都不能动的病残老人了，还天天地被提过来审过去，没有坐地等死的死囚念想那才奇怪呢？更可悲的一点在于，对这样呼天式的悲鸣，压根就不会有革命干将为此感到内疚抑或起码的哀伤。
中秋节又到了。可我们的陈寅恪再也没有心情玩诗吟赋谈饼抒情了。八年前的中秋，老友吴宓刚刚来访，高兴的心情，中秋的时候还在延续，“娇寒倦暖似残春，节物茫然过岭人。数夕蟾蜍园缺异，一枝乌鹊雨风频。小冠哪见山河影，大患仍留老病身。差喜今朝同说饼，卷帘清雾接香尘”（《辛丑中秋作》），之后不久就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更是给陈寅恪的生命带来了丰足的享受和精神的愉悦。可是，八年时间里，中国社会的政策跳跃了太多太多，当年受人礼遇的知识分子而今成了人人得而批之的臭老九，天上地下，霄壤有别，相去何其远也！
四年以前，奇女子冼玉清因为癌症不治在大约相同的时候开始向友朋们道别。四年以后，换成了她生前的好友陈寅恪。中秋以后整十天，农历八月二十六日（阳历10月7日）清晨五时半，新的一天就要向我们走来的一刻，一代大师陈寅恪逝世于刚刚搬进去不久的西南区五十号寓所。对于这位曾经通过自己的学术为现代中国增添了无限春色的史学巨匠，运动岁月里的中国历史就像哆嗦灰尘似的将他轻轻抖落，生前没有一丝挽留的意思，死后也没有几个人为他感到哀酸和惋惜。
呜呼，伤哉！
四十余天以后的农历十月十二日（阳历11月21日）晚八时半，多症并发的才女唐筼也随夫而去。与他们同道的还有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去世。世界范围来看，同在这一年逝世的至少还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创立者特奥多尔?阿多尔诺（1903年生），以及在当代颇有名气的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卡尔?雅斯贝斯（1883年生）两位先生。
前文在不少地方都提到，但陈寅恪说到底是位爱国知识分子。“他对于抗美援朝的胜利，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是大胆而且得策的进军。对于毛主席的词，他大加赞扬，认为很有气魄，且都按词律填写。”“陈先生是一位高度爱国的知识分子。他正直，黑白分明，实事求是。他很关心国家大事，是非得失，十分清楚。他希望祖国能早日繁荣富强起来的愿望是很强烈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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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陈寅恪下世的1969年算起，人们关于他的争论一直就没有止息过，至于今日也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了。其间关于他学术、生平、师友乃至家世的研究，特别是晚年生存状态的探讨，众说纷纭。
陈寅恪一生历清、民国及新中国，基本上与现代中国文化的萌芽与成长同步，时代的鼎革承转中，他凭借着自己卓异的天资和勤奋的努力累积建构了博大敦厚的学术殿堂，为同时代人以及后来的我们所景仰。1949年前后陈寅恪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先是目盲，后又膑足，然而由于得到各方面的照顾，更由于得到了助手的鼎力襄助，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他依旧坚持着自己的学术研究，这一期间完成的系列论文，以及《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文字，本身就可以看作是陈寅恪以及他所在的新社会奉献给中国文化历史的一个小小奇迹。这话没有半分的夸张，更没有一丝的谀词，事实便是如此。
然而当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以一种狂热的形式来到华夏故土的时候，作为优秀史家的陈寅恪不几年便含恨离世。说起来这确实也是一幕不折不扣的悲剧。然而由此激起的学人间的深沉同情常常让后来者在解读陈寅恪的晚年岁月时出现从终点看开初的流弊，以至于此类情况下晚年的陈寅恪生活得悲凄凄、惨兮兮，对此我们不甚同意，参以新旧资料尝试着作出了自己的叙述。诠释学的理论以及后现代的思考提醒我们，谁也不好说就真地找到了陈寅恪生命最深处的秘密，所以我们这里的文字仍不过是一个角度的审视，然也否也，尚需读者诸君的披览和察鉴。
本书第一、二、六章由刘斌执笔，第三、四章分别由顾娟、李逢玲执笔，第五章和第七章为尹燕与刘斌、顾娟与刘斌合作撰写，全书由一苇统稿。
本书写作期间得到了毕晓乐、张秀丽、顾雨花、于丽丽、王雪、王德凤、刘娜、张华等好友的热心帮助，更得到了家人的谅解和支持，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
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不少既有研究成果，由于成书仓促，部分未及标出，不敢掠美，并至谢忱。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