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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_4 茅于轼 (当代)
1994年2月8日
中国改革的制度观
中国经济改革的16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2.3倍(《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第31页),这在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中或许是独一无二的,在当今世界各发展中国家摆脱穷困迈向小康的历程中也是一件特别重大的事。那么它对经济学的意义是什么呢?经济学本来就是研究财富增长规律的,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事实应该为经济学理论提供最根本的事实佐证。今天我们就为这个问题试图作出一点回答。
微观经济学很好地论证了价格如何引导资源配置,以及竞争形成的均衡价格如何使资源配置的效率达到帕累托最优。中国的改革确实对这一微观经济学的结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事实例证。但经济学分析停留在这个层次上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从改革的历程来看,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价格会发生扭曲,纠正价格扭曲的阻碍来自何方,以及依靠什么力量才能推进价格改革。近年来国内对产权理论的兴趣极高,正是由于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产权对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逐渐被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所理解,而且结合自身的实践加以开拓,极大地丰富了渊源于西方的这门学问。然而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是否可以完整地回答中国经济增长的规律,并进一步指出深层次改革的方向?从事制度研究的经济学家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除了产权理论,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加以发掘。
我们将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来发掘这个问题,即穷国和富国的劳动者同工不同酬。要回答富国与穷国同工不同酬的原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从制度经济学家的眼光里可以简单概括为是经济制度不同造成的。确实,世界上一切穷国都在经济制度上存在严重的缺陷,所以穷国的青年人都希望移民到富国去,更换一个制度背景,使自己同样的劳动可以获得较高的报酬。发展经济学致力于研究穷国如何能变富,过去把眼光集中在储蓄,投资,资本产出系数,以后又研究了教育、人口。可是正如North所说,教育的普及,出生率的降低,资本产出系数的提高,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象,而并非发展的原因。发展是制度变化的结果,或者说,如果没有制度演变,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经济制度?它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人们的经济决策。人为什么会努力去找工作?人在单位里工作时为什么会偷懒(上班时养精蓄锐,下班时冲锋陷阵)?人在什么条件下会行贿受贿?这些都是经济制度在起作用。好有一比,经济制度正像地心引力,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强烈地影响人们的行为,但它们又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人们已经习惯于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并不感觉它们对自己的影响。在牛顿发现地心引力之前,人类之中并没有谁说出过地心引力的存在。现在经济学家需要发现经济学中的地心引力,即经济制度如何影响了人们的经济行为。
经济学的前提是经济人的假定,即认为人都是利己的。这个假定虽然不能说把人的行为动机全部概括进来,但从经常性的规律而言,它十分有力地解释了大部分的经济现象。整个市场制度可以说就是根据经济人的假定而设计的。然而利己的动机只是从主观上解释了人的行为,没有看到客观环境如何在起作用。例如有的国家里有大量的人贪污受贿,另外一些国家里大量的人不贪污受贿。我们不能断言另一些国家里的人不是经济人。同样都是经济人,何以有时贪污受贿,有时不贪污受贿?因为他们所处的制度环境不同。可见研究制度之重要。
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市场制度与没有分工的自给自足经济,以及有分工而没有交换(只有分配)的计划经济制度相比较,是一种能较好地利用各种资源的制度。粗看起来,交换似乎应该是最顺乎自然的一种制度,因为只要两个经济人都希望改善自己的境况,如果谁也不能奴役谁,最自然的结果便是协商出一种能同时改善各方境况的方法,那就是交换。可以是交换产品,也可以交换劳动。一旦交换出现,就会有分工,有价格,有市场规则,市场制度就可以建立了。或说,如果我们能把一个现行制度打碎,重新组合起来的制度最可能的应是市场制度。苏联解体后的大爆炸改革路线,其哲学基础也许正是这样想的。然而事实上人类历史有记载的五六千年中,市场制度是大约在五六百年前才开始萌芽。古埃及曾经有一个非常发达的分工社会,由于分工才产生了建造金字塔的专业人才,但那个分工制是建立在等级社会基础上的,它没有演化成市场制度。中国在3000年前就有了金属货币,说明那时分工和交换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由于皇权对市场的干预,商人不断受打击,市场是支离破碎的,没有形成主宰每个人生活来源的经济制度。为什么一种顺乎自然的市场制度的确立如此之不易呢?
产权理论的研究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交换的前提是所有权,如果所有权不明确,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交换。国有企业之间是不可能有交换的,因为大家都是国家所有,干嘛还要交换呢?如果真的出现了讨价还价,说明它们已经不是国家所有,而是部门所有,而且这种讨价还价形成不了经济学意义上的价格。只有买卖双方缺乏第三者的插足,价格不是市场出清的信号,只能是买卖双方力量对比的标志。这一分析说明清一色公有制经济必然是缺乏效率的,因为公有制内部不可能有买卖双方利益的对立,不可能有价格的形成,资源的配置缺少了价格信号的引导,必然是低效的。所以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最大的浪费是计划中的浪费。
如果所有权不明确,不牢靠,通过交换得益还不如通过巧取豪夺得益来得方便。尤其如果对手是一个弱者的话,更没有必要去交换了。由此我们看到,在等级社会结构中交换是很难得到发展的,因为交换必须建立在地位平等的自由人之间的竞争基础上。人与人社会地位的平等,最主要的表现是在对财产所有权的平等上(不是财产多少的平等,而是享受握有此种权利的平等),欧洲的市场体制是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才出现的。中国市场制度之脆弱性渊源于皇权的无限制。直到今天,农民在交换中拿到一张白条,农民负担过重(所有权无保障的另一种说法),其根源是农民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我敢说,如是农民地位平等问题不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是无望解决的。环顾当今世界各国,凡是人与人地位平等的社会才会产生并维持市场制度。相反,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虽然也有交换的发生,然而却维持不了市场制度。这里可以看到基本人权与市场制度的关系。
经济制度既然时刻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那么自然会问经济制度是什么?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我认为经济制度是人们取得可交换的物质享受(通过或不通过货币)的规则。如果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可以取得货币,货币又能不受限制地交换到物质享受,这就是一种经济制度。人们买软席火车票要出示等级证明(副教授,处级以上等),光有钱还不行,这也是经济制度,主管进口配额的官员有机会向企业索贿,某些干部的私人消费可以报销,开会时送礼品,单位分配住房等等,这些都是经济制度。但经济制度不包括人们取得非交换性物质享受的规则,更不包括处理人与人非经济性的权利与义务。
上面一些例子说明了人们取得物质享受有许多渠道,挣工资维持生活当然是最普通的一种规则,但人们通过其他渠道得到利益的办法还很多,经济制度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为什么在中国干部们特别看重评职称?为什么中国的机关都有级别?连和尚都有科级处级之分?为什么单位分房是一场大斗争,有时闹得寻死上吊?为什么中国特别重视人际关系和社会地位?为什么越是贫困的农村婚丧嫁娶花费越大?这些都和非要素市场的收入来源有关。
从制度经济学看,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让人们的一切收入都通过要素市场得到(仅仅除掉社会救济性质的一部分)。过去大家强调“按劳分配”,其实这并不完整。更重要的是从宏观均衡来分析,非要素得到的收入越多,则从要素市场得到的分配就越少。关于要素市场,已经有了很多议论,但多半是从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关系的角度出发,很少从经济制度的观点出发。我们知道,GNP是要素活动生产出来的,然而GNP 的分配却未必都分给了为生产提供要素服务的人。相反,上面举的许多例子说明在中国存在各色各样的非要素市场的收入。由于由要素生产出的GNP是一个既定的数,非要素市场分配的收入越多,剩下来给要素提供者分配的收入就越少。前面提到的穷国和富国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与非要素分配有关。一些外国人或中国同胞在国外住的时间长了,回国未许多地方看不惯,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非要素市场的收入分配。
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收入与提供了多少要素无关。GNP的分配并不依赖要素市场,也没有要素市场。因此要素不能充分就业,已经就业的也没有发挥出最高效率。由于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人力、资源、资金的浪费惊人。改革以后,劳动市场,资金市场,房地产市场从无到有,要素就业的机会大大增加,要素的利用率和组合得到改善,使GNP高速增长,然而在这制度演变的同时,不但传统的非要素分配还顽强地存在,而且新发生了许多机会,可以绕过要素市场而获得分配。这几年贪污、走私、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赖帐、毁约、诈骗、偷抢、勒索、巧立名目滥收费,设置繁文褥节、增设有形元形关卡,这种种现象都与非要素收入有关。这一切机会都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而且对市场经济起着破坏作用。如果任其发展,中国经济就会走上歪路,变为畸形的“市场经济”国家,世界上这类非骡非马的国家很多,他们陷入了长时期的经济停滞,因为非要素收入的渠道已经制度化,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任何制度创新都会遭到强有力的抵制。中国的改革目前还充满着制度创新,一切规则都经历着迅速的变动,但当改革的热情冷却下来之后,留下来的是一个什么制度却还是一个未知数。依我看来,当今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市场规则,肃清非要素收入的各种渠道,从而逐步巩固一个新的制度。
经济制度是一整套有形和无形的规则,牵涉到物质分配的法律条款是有形的规则,改革至今中国人大约颁布了一百多个与经济有关的法律。法律在维持市场规则中的重要性日益为大家所重视,以至于出现了一种偏向,认为只要有健全的立法和严肃的司法,问题全都解决了。其实远非如此,无形的规则,包括伦理,传统文化乃至语言规则,都或强或弱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它们起的作用大大超过法律的作用。事实上法律是交易费用极高的活动。国家维持立法、司法、检察、监狱,加上私人法律服务消耗了(我们却反而说创造了)巨大的国民生产总值。一个国家如果百姓没有道德约束,事事依靠打官司,不可能是高效率的。相反,道德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约束,它的执行成本等于零。中国有句俗话:法不责众。说明大家不认为是违法的事,定了法律也是枉然。中国百姓历来认为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无主之物,人人可以据为己有,并不犯法,所以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的法令极难贯彻。说明法律并不是十分可靠的规则,相反,每人心中判断的是非标准,却是一条无形的雷池。而且虽不犯法却影响经济效率的事例无穷无尽,都只能靠道德来约束。例如开会迟到并不犯法,但浪费了时间,降低了效率。这些事例都要靠道德来约束。在改革过程中不研究转型期的道德建设,而只醉心于法治,是舍本求未。法律最好是看而不用,没有人犯法,才是理想。
美国经济从80年代中期以来经历了一场解除管制(Deregulation)运动。航空、电讯、天然气、铁路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我们必须分清的是,解除管制只是对经济活动而言,而绝不可扩大到对市场基本规则的放松。然而什么是活动本身,什么是基本规则有时是很难区分的。中国的情况有点反常,即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而对市场的基本规则反而管理不力。近几年实际的犯罪率大幅度上升,强盗竟敢在火车上行劫,更不用说汽车、轮船了,只有飞机上还没有出过事。农村的治安问题更是严重,国务院不得不专门开会讨论农村治安。治安出问题,人身安全部得不到保障,何况身外之物的财产呢!财产权没有保障,何来市场经济制度?
西方现在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制度。政府和人民积累了大量管理这个制度的经验,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个高效率的制度,也很少有人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指出这个制度的缺陷。然而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制度仅仅在生产上具有高效率,同时却培养了消费中的严重浪费。市场制度使企业追求极大利润,生产过程中的任何浪费都可能转化为利润,而且同行业的竞争使浪费难以长期存在下去,但市场制度中生产的目的是为了销售而不是为了消费。产品卖出去了,事情就到此结束。广告和包装中的一部分成本就是为了销售而不是为了消费所花的。美国的中产阶级家里充满着从来没有读过的书,没有拆封的杂志,只穿过一两次的豪华服装,积满灰尘的摆设,或式样过时的首饰。这些东西当时之所以买了下来,多半是被那诱人的广告,或莫名其妙的个人占有欲所驱动。事实证明,他们不买这些东西,生活质量并不会有多少影响。相反,节约资源反而能使地球上每一个人生活得更舒适一些。美国人人均能源消耗是中国的10倍,如果中国也采取美国式的市场制度,仿效美国的生活方式,地球上的资源过不了几百年就会消耗殆尽,我们希望人类在地球上还能生存几万年甚至更长,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将资源大部分回收利用,人类用现在这种经济制度所支持的生活方式将不大可能超过一千年。当然,按照热力学第二定义,非但人类终有结束的一天,宇宙也有它的极限。但我们什么时候耗尽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源,很大程度与人类社会采用什么经济制度有关。许多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资源有限和地球环境容量有限的这一事实,但大多数人寄希望于新技术的出现,很少有人看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最终依赖于经济制度。这一持续发展的制度要求不但消除生产中的浪费,同时也能消除消费中的浪费,使节约资源成为普通的第一守则。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二)
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二)
人类社会的制度前景——基于理论框架的分析
人类社会的制度前景是对一切门类的社会科学家具有诱惑力的重大课题。当今的制度可能朝什么方向演变,又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因而又被每一个有头脑的社会公民所关切。然而,对制度的研究因为涉及的领域过于庞大复杂,尤其因为社会科学中迄今为止很少有相近于自然科学中那样清晰可信的理论,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格外困难。过去这方面的文献真是汗牛充栋,尤其是原苏联解体以后,原先相信共产主义制度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信念已经崩溃,人类社会将朝什么方面发展,这已成为迫切要回答的问题。由于缺乏清晰的理论指导,大量文献多半以历史经验为依据。但是过去的经验互相矛盾的例子俯拾皆是,结果是越讨论越使人糊涂。要摆脱这个困境,必须动用清晰(不是模棱两可)的理论工具,从而提出在有逻辑上有比较坚实基础的结论。
微观经济学是建立在公理基础上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一门科学,它是为了克服稀缺性而建立起来的一门科学。它的结论有许多不同的表述方式,其中一种是“在竞争基础上形成的供需均衡价格可以引导资源最有效的配置”。从这一结论出发。我们可以推演出一系列未来社会制度的必要条件。
19世纪以来科技发展和工业进步,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寿命大幅度地延长,教育普及,消费品极其丰富而且多样化。但同时资源消耗的加速以及由此引起的环境恶化成为日益迫切的全球性问题。换言之,资源的稀缺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成为今后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都必须对付的客观约束。过去人们常以为依靠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产品可以极大地丰富,稀缺性不再成为制约。然而从微观经济学的结论来分析,克服稀缺性表面看来是科学技术的作用,但它必须在一个合理的价格结构引导之下,科学技术才会朝克服稀缺性的方向发展。反过来甚至可以这样说,只要有一个竞争的市场,均衡价格可以向以自利为目标的经济人提供发展克服稀缺性的科学技术所必要的激励和信息。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市场会使科学技术不能转化为生产力,或引导科学技术朝错误的方向发展(在封建制度时科学技术成为帝王家庭的玩具或炼丹术,在社会主义时成为没有商业价值、专门向领导表演的技术),所以克服稀缺性的关键手段是竞争性的市场和均衡价格,而并非单纯的科学技术。
从市场与价格克服稀缺性的结论,可以导出关于人类社会制度前景的一个推论,即市场与价格将与稀缺性相依存。只要存在稀缺性,市场便是不可缺的。而我们面临着一个资源日益稀缺的社会,因此市场制度和价格机制将长期存在下去。迄今为止,我们还想不出能提供克服稀缺性的任何别的有科学依据的制度安排。
价格是克服稀缺性所必不可少的决策信号和激励手段,然而并不是任何一种价格都具备这种功能的。例如计划价格,从微观经济学看,本质上是一种扭曲价格,只有在市场机制下才能产生有效的价格信号。它必须是均衡价格。这种价格信号是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竞争形成的,它的产生机制是生产者以利润极大化为目的、消费者以效用极大化为目的,并遵从物以稀为贵的原则,即供不应求时价格上升、供过于求时价格下降。换言之,均衡价格是供需双方协调利益冲突的产物。如果没有双方的利益冲突,就不可能有均衡价格的产生。从而我们又可以得到一条人类社会制度前景的推论,即全面的公有制不可能产生有效的价格信号。因为在全面的公有制中人民既是消费者又是工厂的主人,利益对立被消除了。此时工厂一生产的目的不是利润极大化,而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于是价格就不能有效地形成。价格高一点,使工厂获得超额利润,但此利润最终仍用诸于民;价格低一点,会使工厂遭至亏损,但消费者获得低价产品,这本来就是工厂生产的目的。结果价格高低不形成任何区别,均衡价格就不可能形成。但应该注意到,全面的公有制虽然不可能形成均衡价格,部分的公有制却是可能的。因为公有制部分可以借助于非公有部分形成的价格信号来指导自己的资源流向,经济活动仍可以是有效率的。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不少效率很高的公有制企业便是证明。
在市场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确实可以为克服稀缺性提供无限的可能性。换言之,物质产品的不断丰富是可以预期的。然而人们对生活的追求除了物质方面还有非物质的。或更精确他说,除了可交换的享受,还有不可交换的享受。前者包括一切可以在市场上花钱买到的,后者则包括寿命,健康、友谊、创造欲和好奇欲的满足,对自然环境的欣赏等。根据微观经济学的收益递减公理,在物质欲望不断被满足之时,它的相对效用将降低,而非物质的部分的效用将上升。于是人们将用更多的精力从事于非物质或不可交换的享受的追求。这种趋势将对人类社会制度安排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今人们奔走忙碌无非为了谋生和利禄,到了将来人们将花费更多的时间于“非生产性”的活动,即增进健康、友谊、创新、学习。非交换性的享受并非脱离人群的活动,它虽然不能用金钱交换,却是另一种意义的交换,或可称之为交流。今天我们很难预测这种交流会采取何种具体形式,但这种发展趋势看来是必然的。
追求非物质性的享受非但从需求一侧看,是普遍的收益递减律起作用的结果,而且从供应一方看也具有必然性。由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如果人类社会还要存在几百年几千年,节约资源就是一条不可违抗的原则。市场制度是一种能促使生产高效率的制度,因为生产中的浪费可以转变为利润,而且众多生产者之间的竞争迫使将浪费降到最低。然而市场制度在消费领域却造成巨大浪费。因为市场制度中生产的目的是销售而不是消费,东西卖出去了,生产的目的便已完成。广告和包装花费的巨大资源,大部分是为了销售而不是为了消费。而且生产者用尽一切办法诱使人们去购买,不论他们真的需要它还是一时兴之所致。所以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中堆满了没有读过的书,只穿过一两次的豪华礼服,积满了灰的摆设,过了时的首饰。美国人均能源消耗为中国的10倍,减少一点这类消费并不会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当今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致力于消除第三世界的贫困现象,可是如果全世界的穷人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的话,资源有限和环境容量有限的制约马上成为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前面我们肯定市场制度和价格信号是有效利用资源必不可少的,但这个制度必须在消费方式上加以重大的调整,否则地球忍受不了对它的无节制的糟蹋。
应付自然资源日益减少的根本措施是回收利用。市场机制本身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要资源开采的成本越高,回收就变得更为有利。但是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资源不可能长远地百分之百地回收,即使是可再生资源如阳光、淡水,渔类,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也不可能永续不断。因为宇宙的发展趋势是熵的不断增加,资源回收本身是一个减熵过程,它必定伴随着另外一个更大的增熵过程。因此地球上的废弃物必定日益增多。如果人类社会希望生存得更久远一些,就必须十分珍惜地球消化废弃物的环境容量。这一要求却不是市场机制所能做到的,因为环境没有明确界定的所有权。市场只能解决有明确所有权的资源的有效利用。
前面提到非交换性的享受将变得更重要,消费效率有待提高,环境容量需要珍惜,都不是市场机制所能解决的。一方面我们需要市场以克服稀缺性,另一方面市场又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日益复杂的新问题,说明未来社会的制度必然是市场制度与非市场制度的一种结合。这里所说的非市场制度是一种什么制度,我们今天很难加以预测。可以想象得出的一条是,这一制度的立足点或推动力很可能是道德觉悟。事实上这种道德制度的萌芽已经可以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里见其端倪,那里人们更重视社区组织,无偿为社区服务,建立社区基金,各种自发的环保组织纷纷涌现。人们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道德力量是薄弱的,只有商业利润才有巨大的推动力。事实上即使在市场制度内,道德仍起着不可忽视的伟大作用。市场的有效运作需要守信、敬业、尊重对方、协商精神,更不用说维持社会安定的家庭内部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利润基础之上的。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成熟,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利益与道德互相补充的更健全的制度的出现。
1994年10月3日
方便怎么成了麻烦
过日子,我们大大要用钱买东西,但很少有人想一想为什么一张带花纹的纸(钞票)可以用来交换耗费了许多劳动才创造出来的商品。这个问题最精彩的回答是美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里德曼教授给出的:因为接受钞票的人相信别人也会接受它,所以他再次拿钞票去和别人交换时不会遭到拒绝。
钞票的发明给现代文明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如果我们回到用贵金属(金或银)交换的年代,大家会感到巨大的不便,光是那份重量就叫你吃不消。在买私人小汽车的展销会上,大款们用公文包装满了100元的钞票来付款。如果用贵金属,即使用24K纯金,一辆奥迪也要用到六七斤金子。何况还有精确称量、校验成色等一系列复杂手续。正由于纸币这些优越性,当今世界上已没有哪个国家继续用贵金属作主币了。钞票就没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了吗?别的毛病先不说,至少它不能挂失就是一大缺点,因为钞票是不记名的,它从谁的口袋里掏出来就证明它属于谁的。你的钞票不论由于何种原因到了别人口袋里,就成了别人的,你有口难辩。正由于这个原因,才会有扒手、强盗、骗子。他们略施小计,你的钱就到了他的口袋里。如果钞票要记名,就会招来一个新问题,即如何证明持票人确实就是钞票上注明姓名的人。当然我们可以假定记名的钞票必须同时出示有关的身份证明,方属有效。可是这又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持票人必须随时携带身份证明,这又造成了新的不方便。何况身份证也可能和记名钞票同时被偷被盗。
记名钞票的这一难点终于被一个聪明的美国人想出了突破的办法,这就是旅行支票。任何人都可以到银行去购买旅行支票,只要多付l%的手续费。旅行支票上有两个签名栏,当你购票时在其中一个栏里签上名。在你用旅行支票付款时,必须当着收款人的面在另一个栏里签上名。旅行支票不仅可以记名,而且可以指定收款人。当收款人核对两个签名一致时,便确认付款人确实就是原先购买支票的人。别人即使拾到了旅行支票,也未必敢于当着收款人的面假冒签名。顾名思义,旅行支票是专为出门携带现款的人设计的钞票。为了使购票人放心,发行旅行支票的银行还允许持票人挂失。万一旅行支票被窃或丢失,可以电话通知银行挂失,银行立即将等额支票补发给你,并将原票注销。当然,这一办法为诈骗开了一点方便之门。几年之前我国的旅行支票刚刚流通时,有一个伊朗籍公民,先后数次在国外购买几万美元旅行支票,接着就去银行挂失,得到了补发的新支票,然后又到我国来用已经挂了失的旅行支票付帐。因为他多次作案,被银行识破,逮捕后被判了刑。虽然发生了这些损失,银行并没有改变发行和使用的办法,譬如要求持票人等候银行去核对该支票的有效性,因为如果这样做旅行支票就失去了它的方便性。这一制度上的创新使出门携带现款的人大大增加了方便和安全,而代价仅是票面价值的l%。银行则由于这项服务发了大财,包括最初想出这一办法的那个聪明的美国人,他后来成了百万富翁。
最近,我的一位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朋友,为希望工程捐款100美元。他用旅行支票付款给我,当即我就先垫支870元人民币汇往受援地区。过了几天才去中国银行某一分行兑现。由于我不是原购票人,而且两个签名栏内已经签上了名,签发人指定我作为受款人,所以我必须出示我的身份证明。可是银行将旅行支票当作普通支票,要等40天之后才能付款给我。银行要核对此票的有效性,而且要用40天之久。
40天之后我再次去银行领款时。又被刁难说证件不合标准而拒绝。一个专门为增加方便而设计的制度,到了我们这里反而成为低效、难办、拖延的制度,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可是我国在各种制度的设计中太缺乏效率观,大大地提高了社会成本。我在前一篇“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一文中就列举了许多日常琐事,它无谓地消耗了巨额人力物力,而且制造了人际关系的紧张。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种不愉快的经验,同时又在制造或执行着这种制度叫别人品尝。我们每个人共同“努力”制造出一个互相提供苦果的工作方式,使我们难于摆脱受穷又受气的困境,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1994年
政府对发展私人汽车的政策
大家在讨论要不要发展私家小汽车。其实,并没有人绝对反对,也没有人说要不顾一切地去发展,争论的实质是应该发展到什么程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应该让市场本身去决定要发展到什么程度,还是应该由政府对此加以扶植,或是加以限制。
微观经济学的重大成果,是肯定了市场的作用。如果不存在外部性,市场本身可以通过公平竞争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譬如人们应花多少钱去旅游,应该多喝饮料还是多吃粮食,如此等等。都不必政府来参与。政府的作用只是站在一旁监督市场规则的严格遵守就行了。然而如果某种商品存在外部性,市场就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而必须有政府的直接介入。外部性是指商品价格不能完全反映参与各方的利害时的现象。譬如工厂生产产品时排出污染物,损害了当地居民的利益(负外部性)。调养蜂由于蜜蜂授粉,使当地农作物增产(正外部性),都是外部性。对于负外部性,政府应使居民所受的利益损失转化为工厂的成本,也就是向工厂征税,用来补贴受损的居民。对于正外部性,政府应向受益的农民征税,用以补贴养蜂人,这种办法称为外部性的内部化。存在外部性时,经济效益和社会相背离,经营者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却不能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最佳。内部化的方法就是解决两个效益不一致的手段。工厂排污的外部损失转化为工厂的生产成本,养蜂的外部利益转化的养蜂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依旧可以做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内部化的办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充其量只能对外部性的扭曲多少起一点限制作用,比之不采取措施应该好一点。
小汽车这种商品是否有外部性?回答是肯定的,而且是一种负外部性。首先它排出带污染的气体,损害了居民的环境;其次汽车增加了道路的拥挤,造成堵车,浪费了其他人的时间,为了解决堵车问题,势必要多修道路,增加立交桥,这些都是花费巨大的工程。如果工程费用不是由开车上路的人负担,就会由其他百姓负担。这不但不公平,而且会鼓励大家去买车,造成马路上格外地拥挤,因为使用马路不必付费。
用内部化办法解决外部性问题,其实质是使权利和责任对称,任何人不得不付代价地损害旁人的利益。治理污染的原则之一就是“污染付费”,同样地,解决道路拥挤的办法之一就是开车上路者付费。北京在近几年内修造的二环、三环等道路工程,花费几十亿元。平均在每个北京市民身上的负担每年超过1000元。将来还要造更多的路和桥,花费还要多。然而这些道路完全是为了汽车,其中大约90%是小汽车使用者,行人和自行车不许可进入。一般而言,经常使用小汽车的人都是收入水平较高的阶层。如果从一般市政税收去支付造桥造路,无异于让一般百姓去为高收人家庭义务劳动。上面这些讨论无非是想说明,政府必须对使用汽车的人额外征收道路交通税。征收的具体方法可以在购买汽油时征收,或在买汽车时征收,或在车辆年检时征收,也可以在路上设卡。这要比较何种方法的社会成本更低,税赋更公平合理,偷漏税的机会更少。拿北京的情况而言,粗估每辆汽车每年大约要缴近一万元,才可保证道路的建设、维修和管理。
我曾去过新加坡、香港、马尼拉、汉城。比较这四处的城市交通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一个奇特现象。新加坡和香港是城市国家(或地区),弹丸之地汽车又非常之多,想起来堵车现象必定远比马尼拉和汉城为严重。但事实上恰好相反。新加坡和香港虽然也有堵车,但等待很少超过五分钟,而马尼拉和汉城堵车半小时乃至一小时是家常便饭。所以马尼拉的豪华饭店装备有直升飞机,用来沟通旅馆到机场之间的交通,否则根本无法保证赶飞机不误点。其所以有这一超乎寻常的现象,是因为香港和新加坡对汽车课的税极重。在这两个城市里,新汽车的牌照费大约是汽车本身价格的二至三倍。政府收了如此大的一笔钱用于交通建设和管理,这种政策一方面适当限制了小汽车的数量,一方面改善了道路和交通条件,减少了需求,增加了供应。所以交通状况得以保持较正常的秩序。当然,道路的拥挤不光是买新车的人造成的,每一辆在马路上跑的汽车都应承担同样的责任,所以为了避免拥挤也应对已经上了牌照的汽车征税。附带说一句,北京开始对迁入北京的外地人征收城市容纳费,每人10万元,但只对外地迁人北京的人收容纳费,难道已经在北京的人就不引起城市的容纳费吗?
适当限制小汽车,相应地必须发展公共交通,包括地铁、公共汽车、电车,还可算上出租车。公共交通的建设也是花费巨大的投资。从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有效性的要求出发,公共交通也不应当由政府补贴,换句话说,不应当由不使用公共交通的人去为使用的人支付费用,但从公平的角度看,使用公共交通的人多半是一般工薪阶层,收入比较低,用全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他们.也还勉强说得过去,然而补贴也应该有个限度。
据我看,目前北京公共交通收费太低,已经低得不合理,大大地脱离了成本。这将极不利于北京的公共交通建设。
为什么穷国和富国的人同工而不同酬?
上面的这个问题我曾经在几个不同的场合提出来过,引起了不少讨论和深层次的反省。下面先将这个问题再复述一遍。
何以穷国和富国同工不同酬?从简单劳动如餐馆里洗碗,到复杂劳动如外科手术大夫,几乎一切行业中中国的从业人员所得到的待遇远远比不上美国同行的待遇。我们也可以不用货币收入通过汇率折算,而可以直接比较吃、穿、住、用、玩的实际生活水平,这一结论仍旧成立。
有的经济学家解释说,一般而言,美国工人使用的工具先进,所以同样劳动产出的价值较多。可是拿洗碗、理发等服务业来说,工具的先进并不起多大作用。再说中国也有高度自动化的流水生产线,那里工人的待遇仍不能和美国工人相比。
由于穷国和富国同工不同酬,当他们之间发生贸易时,富国包含少量劳动的产品可以交换穷国包含大量劳动的产品,因而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是富国剥削了穷国。可是在没有贸易往来时,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仍旧存在,这显然不能用剥削解释。正因为存在这一现象,所以不少人希望移民到富国去,使自己支付同样的劳动能得到较好的享受。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财富唯一的泉源。根据这一理论,质量和数量相同的劳动应该创造出相同的价值,可是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对富国和穷国同工不同酬的事实作出任何最起码的解释。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抓住市场经济中的劳动报酬和自给自足经济中劳动报酬的区别。劳动创造价值的命题固然不错,但完全没有注意到不同经济制度中劳动报酬是不同的。在自给自足经济中,劳动的报酬就是他自己的劳动果实,与任何别人都不发生关系。别人的劳动好坏,甚至是否存在周围人群,都不影响他的报酬。然而在市场经济中劳动的报酬是货币,货币的购买力就和别人的劳动效率有关。换言之,市场经济中劳动报酬的多少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一个社会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存在巨大浪费,其中每个成员的劳动报酬都要受损。所以问题的答案要从经济效率中去寻找。
什么样的社会具有经济的高效率?说起来很简单,那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可是做起来却远非如此。
先说人尽其才。在自给自足经济中无所谓人尽其才,因为每个人都做同样的事,都要种粮、种棉、造房子等等,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然而在市场经济中,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职业,各人的才能秉赋也有极大的差别,市场为每个人发挥自己的专长提供了机会。仅仅由于这一点,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得以极大地提高。所谓职业,就是一个人为其他人服务的途径。由于社会有了分工,形成了职业,每个人向别人提供自己专长的同时,也享受到别人的专长,你可以享受到名厨师烧的菜,听到第一流音乐家的演奏,欣赏尖端运动员的表演等等。所以寻找工作或谋职,是寻求自己最有专长、最有兴趣的工作,并不是放在一架机器里做一颗螺丝钉。
然而如何保证各人能找到最能发挥自己长处的职业就远非易事了。叫医生去种地,叫音乐家去炼钢铁,叫炼钢工人去管大学,社会就要遭难,每个人的收入都会降低。每种职业需要的人数不同,而且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还会有新的职业出现。人的才能和兴趣是由各人主观决定的,它未必正好满足社会的需要。会唱歌又想当歌星的人远远超过社会可以容纳的歌星人数,所以从宏观上看,要满足每个人的要求是不可能的。市场有一种筛选机制,在一个充分公平竞争的市场内,它会区别出谁是世界级歌星,谁是国家级,谁是地方级,谁是卡拉OK级。上不了级的说明他在这方面与别人相比并无优势,他应该寻求其他机会来为社会服务。一个社会要做到人尽其才,就要有劳务市场,要有人才交流,而且要让一切人支付很少的代价就能方便地利用这些设施。政府应帮助失业人员重新培训;学生在进职业学校或在大学选科时应当得到充分的市场信息和政府的指导;就业和人才情况要有充分的信息交流,尤其是人事部门要帮助人员的优化流动,而不是设置障碍,或自以为是地瞎指挥。
要鼓励人尽其才,就应对施展才能的人给予恰如其分的报酬。一个社会如果经常亏待创造了更多财富的人,就说明这个社会在制度上出了毛病。人出于公心,无私奉献当然值得鼓励,然而作为一种取得报酬的制度,却决不可一味强调觉悟。尤其是,如果创造财富的人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这部分财富必定被没有创造它的人所瓜分。中国虽然还穷,但有许多地方比最富的国家还阔气。中国街上豪华型小汽车的比例大大超过美国;中国公款吃喝一年几千亿;非但吃喝,连嫖赌都可以报销;中国开会时多半要送礼品,有些名人家里的公文包堆有几尺高。至于贪污贿赂,不义之财更不在话下。这些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可是没有分配到创造它的人手中。却分给了不相干的人,人们的工资所得怎么能不减少?在传统经济学里常说社会要做到按劳分配,在市场经济中则应该由市场来决定分配,这就是“要素市场”。如果能杜绝一切非要素市场的分配,堵塞了漏洞,人们的劳动报酬当然会提高。
我们进一步要问,为什么有一些人并未创造财富却能分享别人的成果?这与一个社会如何在其成员之间分配全部产品的制度规则有关。所谓经济制度就是人们分配社会产品的规则。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出卖生产要素,从而获得其收入。学过宏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有二,一是将最终产品的产值相加,二是将要素所得相加。这二者应当是一致的。此处暗含的意义就是,创造出来的财富都分配给了创造财富的人。在计划经济中,人们从事生产不是为了出卖所创造的财富。社会也不鼓励人们追求自利,相反鼓励劳动而不计报酬,这当然很高尚。可是没有分配出去的财富却为少数侵占别人利益的人创造了机会。他们手中有权,权可以与钱相交换。这种分配制度不但存在于要素的使用上,也存在于消费品市场。有一部分消费品不是拿钱就可以买到的,还与“此人是谁”有关。过去友谊商店要持外国护照才能进入;特供商店专供持有特供证的人;软席卧铺票必须是处级以上干部才可购买。在这里也是权在起作用。我国在引进市场机制的过程中,这些分配规则已逐步地被市场交换所取代。市场化的过程就是用钱代权的过程。
再谈谈物尽其用。每种资源都有许多不同的可能用途,粮食可以吃,可以做饲料,做工业原料,也可以出口;电力的用途则更广泛,也许可以提出1000种。究竟每种资源如何分配,何者最急需,奇 -書∧ 網需要多少量,这都属于“物尽其用”的范围。从另一个角度看,每种资源又有不同的生产方法。发电可以用水力,也可以用火力;火力发电又可以烧煤,烧油或烧气,还可以用核能;用燃煤发电机组,可选用的技术路线又有许多种,在每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必定有一种技术是最节约的。比如在靠近煤矿的地方,煤得来容易,就不必用复杂的技术去节约煤,因为复杂的技术是要花费成本才能得到的。这许多资源配置的问题,外行人看起来似乎不难解决。正好像A小姐和B小姐谁更美一些一样,每个人都能容易地作出回答。可是经济问题不是主观价值判断,它要经受客观检验。而这个检验的根本问题是如何确定一个客观标准,只有市场经济制度下这个问题才得到彻底的解决。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始终建立不起一套客观评价系统。过去人们常说最大的浪费是计划中的浪费。造成这种浪费的根本原因不是计划人员不努力、不聪明,而是作为一切经济评价基础的价格出现了扭曲。价格完全是价格管理部门的主观产品,尽管他们也力图“使价格符合价值”。可是,什么是“价值”又陷入了无穷尽的争论之中。
市场经济另辟溪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摆脱了一切理论上的争论。直接从实践中找到了答案。它的方法是让市场去调节价格,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供过于求时,价格下跌,最后使一切商品和服务均处于价格均衡的状态。在此状态下用钱可以买到任一种商品和服务,而且每一种商品和服务都可以按均衡价格出售。于是钱就成为衡量价值的精确度量。因为价值不存在绝对的度量,一物的价值完全是相对于它物而言的。一件甲物可与两件乙物交换,我们就说甲比乙的价值高一倍。当一切物品的价格都经过供需调节而达到均衡状态时,任一种商品都可以通过钱的媒介与另一种商品交换,钱就成为价值的标准。在计划经济中人们怀疑用钱度量价值的客观性,因为许多东西不是单纯用钱就可以买到的,像黄金、外汇、土地等,还被排除在交易之外。一商品的价格直接或间接受其他商品价格的影响。如果有这许多商品不能通过钱来交换,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都将被扭曲。
在一个允许价格随商品的稀缺性浮动的经济内,资源会流向最能发挥其作用的地方,不必由外人去干预。最近北京发生了王府井新华书店搬家之争。不少人听说在王府井开了几十年之久的新华书店被迁走,觉得非常惋惜。有的人认为书店被商业挤走是斯文扫地,于是乎动了感情,非要挽留不可。但是在一个发育完善的市场内,书店应该设在何处?一块土地该派什么用场?市场的竞争自然会作出判断。书店并不是放在繁华区最恰当,一块价格昂贵的土地是不是应该用来开书店也是大有疑问的。美国的金融一条街华尔街,银行林立,但并没有书店。解放前的上海外滩也是银行和海关的地盘,到了计划经济年代,外滩这块宝地变成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所在地。现在引进了市场机制,外滩又要办银行了。资源能用在产出价值最大的地方,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能得到发挥,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能直接或间接受益。
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均衡不但解决了经济评价的客观标准问题,而且提供了激励机制,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提供稀缺商品而得利。在一个具备正确评价系统的环境内,每个人的努力都为增加社会财富起了作用,任何浪费的劳动将被市场惩罚,表现为企业的亏损。所以市场经济具有非凡的活力。人类社会引进市场机制的二三百年来,社会的生产力空前提高,寿命延长,教育普及,生活呈现出极其丰富多彩的情趣,这是近千年来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即近二三百年来的物质文明的进步,似乎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但从深层次分析,这是一种肤浅的认识。首先,发展科学技术要聚集一批有专长的人才。在计划经济时代,以红代专,把大批有巨大科学潜力的人送到工厂、农场去接受再教育,当时提出这样做的理由也是极其动听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事情决不可能发生。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只是提供了生产工艺的许多新的可能性,并不能指出哪一种可能对社会有益。只有可以商业化的技术,它能降低成本,节约资源,才有推广的前途。这一筛选过程也只有在市场制度之下才有可能。当然,市场环境为发明人提供了巨大物质报酬,成为科学技术的推动力。
分工是社会生产力的重大泉源。因为通过分工可以实现专业化生产,使各种自然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北方人要吃桔子,不必自己去种,可以利用南方的气候种植桔柑,然后通过交换得到它。分工又可以利用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分工又培养了各种专门技术的工人。一个人专攻一种技术,一定可以做到精益求精,并创造出高效的专用工具。分工是在价格引导之下发展的,它使各人各地发挥其独特的优势。计划经济是有分工而无正确价格的制度,它无法区别出何人何地具备何种优势。在计划经济时代不少该进口的东西在出口,该出口的东西在进口,正是价格错乱造成的。
市场有这许多好处,人们参与市场难道就没有成本吗?有的,这就是交易费用。它包括搜寻价格和交换对象的信息费用、谈判和制定合同的费用、万一毁约的损失和诉讼费用。要降低交易费用就要有畅通无阻的信息交流,各种制度的透明规定,精简高效的行政手续,与人为善的政府管理,诚实且守信用的商业行为,有妥协退让精神的谈判对手。我国在交易费用上的巨大浪费,是我国不能迅速致富的极大的原因。手续繁,互相推诿,重复谈判,责任不明,使得做成一笔生意十分困难。极高的交易费用阻碍了市场交换,购买不如自己生产,这是我国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原因。交易费用高与所有权不明确有关。公有制的财产究竟谁有权说了算非常模糊,于是扯皮就成为必然。明确界定所有权可以大大地节约交易费用,己为我国的实践所证明,所以近年来我国经济界对明确产权给予了特殊的注意。社会的经济效率从更深层次分析,还与人们的道德水平有关。杀人越货,欺诈勒索都是犯法的事,都有法律在管理。但开会不守时,说话不算数,工作拖拉,得过且过,待人粗暴,这些都不算犯法,却会造成重大浪费。光是开会开车交货付款不守时造成的不便和纠纷,一年的损失可能上百亿。工作马虎,产品质量差,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显著的特征。门窗关不严,马路不平,厕所漏水,路灯不亮,书籍缺页,邮件送错,电报延误,打电话总机无人接,更不用说各种劣质产品,这种质量问题己变得无孔不入,无奇不有,我们每个人天天都在品尝互相提供的质量苦果。这类的经济损失每年至少几千亿元。质量的背后是责任心、敬业精神,总之是道德问题。有人以为市场经济就是人人追逐私利,是道德沦丧的经济,这是极大的片面理解。事实上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是讲礼貌、重信用、守秩序、尊重人、富有同情心的社会。道德和市场并不互相排斥,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市场制度如此美妙,它就没有改进的余地了吗?人类社会还要进步吗?它应迈向何方?当然,市场制度虽然比之人类社会过去尝试过的各种制度优越得多,但它自身包含着深刻的矛盾。最主要的是资源的严重浪费,它起源于人类对物质欲望无休止的追求。市场经济也没有找到解决公平与效率的有效手段。过分地突出个人权利,发生了权利和责任的脱节,表现为吸毒、依赖心和社会的两极分化。而且市场规则之有效,仅仅限于处理企业、家庭之间的关系。在企业内部和家庭内部,市场规则并不适用,甚至还产生负作用,工人不能事事与老板处于平等地位讨价还价;家庭内部更不能“按劳分配”。我国国营企业的缺乏效率,以及改革开放以后家庭的稳定性严重被削弱,都与市场制度的泛滥有某种关系。
 1994年11月20日
建立绿化祖国的新机制
经过中央的提倡,人民的积极参与,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己从停滞多年的12.8%提高到13.9%,然而这令人兴奋的数字掩盖了事实的另一个侧面,即可采伐的成熟林依然面临短缺。以我国两个主要采区内蒙和东北为例,前者的林木蓄积量与1949年相比减少了80%,后者单位面积的林木存量减少了40%,这将严重限制今后的采伐量。现在我国木材价格已经很高,每年从国际市场进口近10亿美元木材及其制品,但因人口增加及经济发展对木材需求增长的速度必定超过树木生长的速度,木材价格将继续上升。同时因各国都关心生态保护,对木材出口趋于减少,所以国内木材价格很难借助国际供应而降下来。这一切使得种树在我国可以成为一项获利丰厚的行业。国务委员陈俊生强调,要把林业作为绿色产业来办,正是针对这一分析作出的结论。
过去几十年来林业发展基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进的,对经济效益重视不够。全民义务植树的政治动员,虽然对唤起全民重视绿化祖国起了重要作用,但从经济上看,也是成本高,收效低的方法。正因为投入多而产出低,再加上国家能投入的人力有限,绿化进度极不理想。按目前国家通过计划拨款直接用于造林的每年不足10亿元,照最起码的单位造林投资所需资金计算,这样的投资造林速度半个世纪也不能将宜林荒山全部披上绿装。另一方面我国城乡人民储蓄存款已超过几万亿元,如果将这笔钱的1%投入造林,也比目前造林投资强10倍,造林的速度可以大大加快。
传统造林方法不需投入大量机械设备,倒是耗用大量劳动,因此是一项劳动密集产业,而且造林技术简单,普通农民都可以参与。一旦城市资金流入穷山沟成为穷苦农民的工资用于造林,荒地加上阳光雨露每分钟都能生长出财富来。现在贫困地区的剩余劳力流向沿海地区,固然对全国经济产生有益的效果,但引起的社会成本也是巨大的。农民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环境往往不易适应,他们承担的家庭分离的痛苦引起不少难以用金钱计量的社会成本。对城市而言,增加了住房、交通的拥挤,有时产生新的治安问题。运送5000万农民往返东西部之间,已成为我国铁路系统无法承担的巨大压力。尤其严重的问题是西部贫困地区流失大量精壮劳力,使当地的经济更难赶上发达地区,长此以往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相反,将几十乃至成百亿绿化资金注入贫困地区,将对当地经济产生巨大推动作用。钱是交换的媒介物,是市场发展的触媒剂。钱流入缺钱的地区将促进当地交换和分工的发展,使面貌迅速改观。
对城市居民而言,在银行存钱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我国资金市场很不发达,很少有其他的投资渠道可供选择。如果资金可以投向绿化祖国,还有高出一般的投资回收率,居民无疑会乐于出资。将钱投入于绿化和存入银行有完全不同的宏观经济后果。如果投入绿化,钱已变成了树木,万一发生通货膨胀,投资者也无法将它重新变成钱到市场去抢购(除非有另一位愿意将钱从市场上转移去购树木,从而减少市场上同样数量的资金)。而且投资者也根本不会惧怕通货膨胀,因为木材的价钱会跟着通货膨胀而上升,所以投资造林将有利于宏观的经济稳定。
树木除了本身生产出木材及相应林产品之外,它还产生重大的生态效益。植树有利于水土保持,减少江河中泥沙含量,延长全国上万个大小水库的寿命。森林是动植物的最佳栖息地,因而增加森林有利于保护濒危物种。每一棵树又都是一个小水库,下雨时涵蓄雨水,干旱时通过蒸发将水分返回到大气中。大气中的水最终有一部分重新成为降雨,所以植树是毋需投资的水库建设。有的学者认为森林可以形成一条空中河流,其输水量不小于长江西段南水北调的水量,而投资仅几十分之一。森林又有利于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从而降低温室效应造成的气候变化的危险。国外学者研究一致的意见认为森林的生态效益比之它的直接产出的经济价值大五倍乃至十几倍。对于中国严重缺树的国家而言,这个数字应该接近其上限,所以投资于绿化的人,无意中又为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做了好事。
城市储蓄投资于绿化造林,既然有如此大的效益,何以没有成为现实呢?首先是过去几十年所建立起来的绿化机构、管理制度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人们办事的方法习惯完全与以商业目标导向的林业不相容,因此要进行巨大的制度建设工作。其中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关于林木所有权的保障,使谁投资谁收益(有别于谁种谁收)的原则能牢固地确立。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司法及日常管理上要有一整套的具体办法,特别是当地政府,包括林业行政、公安、交通、市场管理各部门的全面配合,使林木所有权不受侵犯。第二是发展森林保险业。造林是风险很大的投资,有虫灾、火灾、干旱等难以控制的因素,一旦受损投资可能全部化为乌有。为了解除投资者对风险的顾虑,必须开办森林保险。第三是建立活木林市场,即未成熟的各种树龄的森林都可以买卖,因此投资者不一定要等几十年树木成熟达到采伐期才能收回投资,而是随时可以出售,使投资兼有活期存款的方便。活木林市场的另一个用场是对树林的价值的估测,使投资者不必等几十年后才知道自己投资所产生的经济价值。这对于改善投资结构,调整投资方向,提高树木的经营管理水平都有很大的意义。最后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建立森林所有权的各种方式,其目的在于寻求投资者与经营者和生产者之间的权责利相对称的结构,使报酬和贡献相称。用制度经济学的术语,就是寻求交易费用,特别是监督费用最低的产权关系,林业与其他行业不同的一点是投资者往往远离生产现场,因此极难监督他所投资金的操作实绩。贷款给农户种树,林地的承包和承租,公司结构的科层监督,代理人监督等都是不同的产权结构方式,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以上四个方面都有不少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改革以后我国林业部门在保险、活木林市场、不同产权结构方面都有不少尝试。如果能吸收外国经验,将加速这方面的进程。
随着以上这些问题的逐步解决,一定会有大量资金拥向有丰厚利润的造林事业,造林业有了资金将吸引各种与造林有关的专家参与造林活动,其中有选种、育苗、营林,防火、灭虫、采伐,运输、保险,地产、法律。资金加上人才,造林业将从传统工业被改造成为具有高生产率的现代化林业,它不再是农民扛锄头上山的简单活动,而是专业知识和专门机械武装起来的新林业。目前我国林业在劳动生产率,木材蓄积增长率等一些主要指标方面只及发达国家同类指标的几分之一,其根本原因是传统林业是缺乏以资金武装、以利润导向建立在市场机制之上的社会化分工。缺乏分工的产业必然是低生产率的。
建立于基于市场机制的新林业,由政府主办的林业还有需要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林业之所以可以通过市场来推动,是因为它可以获得利润。然而有不少情况下造林并不能获利,而从生态保护的观点看,在这些条件下造林仍属必要。此时的林业要由政府动用全体纳税人所纳的税金去造林,譬如在交通极端困难的地方,在沙漠边缘,在不适于人类生活而树木却可以生长的环境。
我们可以期待,随着发展林业新的市场机制的建立,将有大笔资金拥向绿化。我国的绿化高潮必将来临。
1994年2月18日
全新的“能源服务公司”
由于节能工作的重要性,我国许多企业节能的潜力又很大,为了开发这一潜力,全国各地成立了不少能源咨询公司,叫作能源服务公司,这些公司中办得成功的不多,大多数维持自身的存在还很艰难。既然节能潜力大,为什么这些咨询公司未能大展鸿图呢?究其原因,在于他们未能切入节能工作的特点,而仍旧用一般的咨询服务公司的方式在运转。事实上国外从事节能服务的企业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近年来他们摸索出一套全新的运转方式,立刻使这个行业大放光明。这种特殊的经营方式,简称为ESC(Energy Service Company)。它使节能的潜力大大地被发掘了出来,使一国的能耗水平显著地降低,为工程和管理人员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机会,增加了就业,而且减少环境污染,真是善莫大焉。
能源服务公司(ESC)运营的特点是什么?它以我们所熟悉的承包机制来服务。ESC瞄准能源生产或消费的厂矿企业。为企业诊断出通过节能减少原料消耗、增加能源产出的具体途径。然后和企业签订合同,ESC从节约能源的价值中分得自己的服务报酬。其结果是企业得利,ESC挣得了收入,社会减少了能源浪费,减少能源运输和投资,而且还减少污染。但如果ESC未能实现节能目标,它将失去其根据合同应得到的收入,所以他们的运作承担着风险。换句话说,企业不承担节能投资的风险,几乎是坐享其成,风险转移给了ESC。因此ESC和企业谈判时比较容易成功。
能源服务公司是按“交钥匙”原则来承接项目的。ESC 看准了一个节能机会之后,负责提出技术方案,筹集资金,组织施工,负责设备安装,培训人员,一直到核定节能成果,这才算项目完成,才能得到服务的报酬。其中任何一步失误,都可能导致项目失败。这也决定了ESC必须由配了套的各类专业人员组成,其中包括能源技术专家、筹款专家、能源审计专家以及经营管理专家。国际上大的ESC有上千名雇员,有的发展成了跨国公司,像美国的EPS(能源运行服务公司)在全球的17个城市内设有分支机构,年营业额近10亿美元。但小的ESC仅仅十来个人,他们或从事较小的项目,或者将部分工作分包出去,例如设计委托给设计院,施工包给安装公司。
ESC常用的技术包括换用高效锅炉、高效马达、风扇和水泵,调速马达、余热利用、改进绝缘,提高照明效率、建筑物综合节能、联合循环发电、热电联产、输配电改进、集中供热、汽车节能、专用设备节能、负荷的时间调整、设备和负荷重新配套。但作为能源服务公司,其服务范围不一定只限于硬件的更新,也可以为企业从事能源审计、某一节能方案的经济可行性计算,进行DSM(终端能源管理),设计负荷合理调配等,并尽量将这些工作归纳为ESC所特有的方式来获取其服务报酬。在以上这些节能方式中,照明改进的潜力最大,可达50%以上,其次为联合循环、建筑物节能、高效家用电器。大多数投资还本期都只有两三年。
成立能源服务公司除了人员配套是关键之外,筹资也往往有困难。在许多国家里,节能是政府的政策,再加ESC活动的风险小,还款期短,银行愿意为他们提供贷款。最近出现的一个新情况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为此设立了专项贷款基金,他们不但提供低息贷款,还帮助介绍各国ESC运行的经验。根据最新的估计,全球ESC的市场容量目前为每年340~420亿美元。未来的10年内可能增加到每年约80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正在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发达国家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现在全球的ESC业务中有41%集中在美加两国,OECD的欧洲国家占了21%,OECD的太平洋国家占了13%,而发展中国家仅20%左右。事实上发展中国家节能的潜力大于发达国家,所以ESC业务在这些国家中理应有很大的发展余地。特别是中国,我们是全球最大的耗能大国之一,能源浪费现象相当普遍,节能可以节约投资,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减轻运输压力。但迄今为止,按ESC方式运营的单位可能还没有问世,这个潜力有待我们去发掘。
按ESC方式开展业务的障碍何在?在许多非市场经济的国家里,ESC方式运营往往会遇到一系列问题。首先是能源是国家补贴商品,价格低,节能的真正效益被低价格所掩盖。ESC不能从中取得应得的份额。其次是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并不着意追求经济效益,利润不是衡量他们业绩的首要指标,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官衔,而官衔主要靠与上级的关系而不是利润。企业对节能不热心,ESC就难以与企业达成节能协议。发展中国家资金市场不发达,资金不是流到获利最大,还本期最短的地方去使用。像在我国大笔资金用在了最没有效益的地方,补贴亏损的国营企业,致使有效益的项目反而贷不到款。整个投资环境不良,三角债拖欠不还,商业信用差,产品质量低,交货不按时等等都会影响ESC的正常运营。
ESC的业务中带有关键的一项是如何准确计算出能源节约的数量。能够计量的是用掉了多少能。电度表、磅秤、流量计等都只能量出实际的消耗量。没有消耗掉的是多少,或节约的是多少则测量不出来,而要靠计算。当然这一计算并非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基于原先的测量,而且计算的方法要与企业事先商量妥当,否则容易发生扯皮。
我国正在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市场力量将日益发挥其配置资源的作用。价格扭曲在减少,企业自主权在扩大,低效的企业被淘汰,厂长经理更将关心自己企业的利润,特别是大量非公营企业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这些都为ESC在我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尤其是我国能源市场,特别电力始终处于供应紧张的状态,节能节电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各地的能源咨询公司可以逐渐朝这方面转变,特别是其中素质较好、人员水平较高、有能力与国外沟通的,可以与美国EPS等大企业联营。小的咨询公司只要有能力有志气也可以赶上来,例如帮助企业改装调速电机以节能,可以向电机制造厂赊购,分期从所节电价中偿还。而且节约了耗电,可以将电厂的容量腾出一些来,向新用户供电,每供一个千瓦可以节省几千元投资。这部分费用可以与电厂或电力局协商分成给ESC公司。我们还应该向社会呼吁,在贷款、工商注册、税收、广告、环境管理等方面向ESC开绿灯,把我国的节能工作大大地推前一步。
1995年4月19日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三)
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三)
他山之石
这里的“他山之石”指的是生在南京,长在台湾的海外学者高希均教授的两本文集:Ⅰ《观念播种》和《优势台湾》。
台湾对于大陆的众多百姓来说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可又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勾起恐怖回忆的事物。文革时我因摘帽右派的罪名被抄家。红卫兵把我们全家人剃了光头或阴阳头(半个光头)之后,在轮番批斗,斥骂甚至拷打了几个昼夜之后,风浪似乎要平静下去。忽然,一个细心的“红卫兵”发现了我们四兄妹几十年聚积的两万余张邮票中有一张1947年发行的蒋介石总统60寿辰纪念邮票。这张邮票立刻成为私通台湾,图谋翻天的铁证。于是批斗再次升级,并且把全家所有的衣服、用具、书籍全部没收。当年我又以“首都危险分子”的身份被赶往山西大同。那年冬天,我们全家拿破棉絮裹身才挨挺过来。
曾几何时,今天台湾变成了大陆同胞向往的地方。只要对方准予入境,大陆单位和政府全力协助办理赴台手续。这个变化在28年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恐怕连高瞻远瞩一万年的英明人物也未必料到。当前,过去两岸对立的历史教训已不在大陆居民的舆论视野之中。然而如果翻开这几天的报纸,我们仍旧可以看到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仇杀,南北朝鲜的对立,穆塞停火的困难,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不共戴天。这些新闻某种意义上正是海峡两岸之间28年前势不两立的翻版。其实,中国人今后是否永远不会重蹈覆辙,也是很难说的。
发生这种不必要的人群之间相互仇视的具体原因虽然各不相同,但其间有一个共同的条件,即社会的封闭性,信息交流被阻甚至被垄断。大陆同胞对这一点是有亲身体会的。私通海外是“文革”其间知识分子被批斗的一个主要原因;偷听敌台则足可以被判刑。台湾在30年前怕也好不了多少。所以争取言论自由的第一步先是要有“听”的自由。改革15年来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这一切如果没有对外开放完全是不可能的。说到这里,我们不难理解高希均教授文集《观念播种》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了。
高希均在台湾中兴大学毕业之后,于1959年赴美深造,1964年获密歇根州大学经济学博士,现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他获得大学终身教授以后没有继续留在学术研究的象牙之塔里,而是分出一半时间回到台湾从事观念播种的事业。30年来一共用中文发表了一百三十余篇文章,出版了19本书,总计达400余万字。他还同一些朋友共同创办了《天下》和《远见》两本杂志,和天下文化出版社。他在传播新思想,介绍新观点,引进新学问方面的成绩,使他成为台湾知识界无人不知的人物。1988年首次访问大陆以来,他的著作开始在大陆出版,至今已经出版多种。传播观念,开发民智,决不是容易的事。用高先生的话说:移山比观念改变还容易些。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高希均的大部分文章都和经济有关。经济问题是最容易产生误区的领域。误区之一就是“白吃午餐”。1977年高希均写下《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一文,指出想占便宜的自私心理误导了许多舆论,甚至产生错误的政策。“白吃午餐”一词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教授首创的名词,高希均利用它评论了台湾的许多经济现象。首先是关于工资标准。拿工资的人都想工资标准高一些,可是如果效率不提高,冗员不裁减,增加工资等于白吃午餐。其实,说到底一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取决于工资标准,而是取决于总的生产量。只有有益于促进生产的工资水平才真能提高生活。国际的经验证明,保持一个略低的工资水平才能保证其产品在国内外的竞争力,才能为其产品源源不断地开拓市场,百姓才能享受较低价格的产品。例子之二是政府对公营事业的补贴。如水、电、煤气、公共交通的低价格政策,这种政策助长了白吃午餐的心理,而且无例外地成为地方财政拮据的一个主要原因。到头来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还得从增加百姓的税收来找齐。例子之三是大学学费该不该上调。高希均主张学费应尽量反映教育成本,同时给清贫家庭出身的学生贷款或奖学金。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对我们吃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大陆同胞而言,“白吃午餐”的心理恐怕比台湾同胞更甚。尤其难办的是大陆政府当局还经常把“白吃午餐”的权利当成是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绩,有意无意地经常宣传。例如灾区人民拿到了救灾物资,媒体着力描写百姓如何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官员们在一旁听了也似乎受之无愧。应该承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克服灾难方面确实比之西方的民主制度更有效,所以几处较大的水灾虽然灾情严重,人心还稳定。然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切物质财富都是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不是政策变出来的。政策好上了天,没有各色各样用自己劳动作出无偿贡献的人,天上连一块馒头也掉不下来。当然,媒体讲的不是经济学,不够准确也无可厚非。可是经常性的不恰当宣传会产生副作用,有时还很严重。因为这使百姓产生对政府过高的期望,同时又把过于繁重、实际上不可能承担的责任强加给了政府。企业经营不善,工人收入降低,变成了政府的过失;万一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政府必须出来收拾残局,甚至股市疲软也成了政府的毛病。对比之下,台湾每年都有上万个企业倒闭,投机赔钱的人天天都有,近几年白领阶层中出现了失业,邮资涨价,水电涨价也不是稀罕事。这些事情中倒了霉的人认准是市场运作的结果,并没有归罪于政府,更没有因而上街游行示威。
在我的印象中,高希均是一位崇尚自由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看不见的手比之政府制定产业政策能更有效地优化各部门的产出比例。虽然据说日本的通产省制定了国家的产业政策,使日本的工业成功地得到高速度的发展(日本的支柱产业汽车是一个例外,因为当年通产省断定日本发展汽车生产是没有前途的)。但美国自立国以来就从来没有过国家的产业政府,倒也没有发生过比例失调的严重问题(30年代的大萧条不是比例失调,而是宏观政策犯了大错误)。台湾基本上步美国的后尘,发展的历程也基本顺利的。反观大陆的情况,制定产业政策一直被认为是政府当仁不让的权利和义务,从以钢为纲到以粮为纲,从五年计划到十大关系,一套跟着一套。可是比例失调的问题不但未解决,而且越闹越厉害。倒是改革以后产业政策不那么强调了,五年计划也似有似无,让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起调节作用,比例失调的问题确乎有了根本性的改善。所以大陆经验合乎高希均的理念,不过总的说来,大陆朝野对市场解决经济问题能力的信心还是相当欠缺的,因此还有人主张随时随地动用政府的权威来纠正市场的“盲目性”。尽管市场经济已经在大陆显了神通,而且国家也正式宣布接受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们的发展模式,然而计划经济的思想一天也没有休息过,有时改头换面,甚至变本加厉地出现。例子之一是据说明年“节能法”要出台。节能原是一种经济活动,何劳法律的大驾。如果节能要靠法律,那么节约其他资源是否同样要靠法律呢?这一来,我们不仅要有节能法,不要有节水法、节钢法、节电法、节时间法、节资金法、节外汇法……这些法律互相还会打架。例如根据节能法应该加装烟道锅炉以利用余热,但根据节钢法则属于浪费。强硬的计划经济之行不通,事实已作出了证明,难道更强硬的法律经济就行得通吗?我不是说政府和法律不可以管经济。收税、发钞票、国防、道路等必须由政府来操作。对环境污染、行业垄断,要有行政限制。就其他方面来看,法律最好只管市场的规则,而不要介入市场的运作。相反,法律必须保障参与市场活动的人有选择的自由。否则市场将形同虚设,剩下的只有计划和命令了。
高希均先生的早期作品更集中在经济问题上,随着他在台湾的影响的扩大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他的目光逐渐地移向了社会,政治和文化层面。因此近几年来他发表的文章大多是针贬时弊之作,不限于经济问题了。读了这些文章使人大为吃惊的是台湾社会的毛病和大陆的毛病何其相似乃尔。例如:
只要肯花钱,没有打不通的关节;
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公开辩论少,幕后协商多;
政府多原则口号,少操作步骤;
要得到有权人的赏识,绝少是因为忠言,绝多是因为忠诚;
政府办的研究机构常把研究报告当作密件,不对外公开;
政府官员应减少会议的次数和时间,从多劳改为多思,多思然后知不足;
首长们在心理上就不宜坚持“我比你们懂得多”;
民众最大的抱怨来自贪污和特权相关联等等。
文章所讨论的事几乎和大陆上的事一模一样。例如《主张有根据,坚持有道路》一文谈到台湾的人口问题。1959年台湾的蒋梦鳞先生(1964年去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为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个人。
就在同一年,大陆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提出了“人口论”,主张推行计划生育。他们两人的遭遇也有点相似。蒋先生遭受的无理反对、恶意攻击,是常人无法忍受的。例如有一位匿名自称“反共斗士”写信道:“你如果尚有一丝人性的话,应自杀以谢国人,因为你胜过黄巢、秦桧、汪精卫之流……可恨,可杀!”至于马寅初的命运则是马上从北大校长的职位上下台。
另一个两岸共同面临的问题是留学人员学成不归,造成了人才外流。大陆教委提出的对策是毕业后工作时间不够一定年限的学生要求出国留学时要交纳教育费。高希均在1980年统计台湾留学生中回台的人数仅10%左右,而台湾政府对每一名大学生的学费补贴达每年10万台市上下。为了防止人才外流,鼓励学成回国,高希均提出了“留学存款”的构想。他的基本想法是对于公立大学毕业生(私立大学的学费大体上等于成本)。毕业后工作不满四年的出国留学时应交留学存款。此款于学生学成回国时按复利计息归还给学生。高先生竭力提倡的另一个主张是“民营化”。台湾和大陆一样,有许多国营企业。台湾的国营企业大多数经营不善,亏损严重。按照当今世界潮流,俄罗斯在搞全面私营化,当然还不成功,但法国、英国、日本也都在将国营企业私营化,从经济效果看,他们的改变基本是成功的。因而私有化成了世界潮流,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起而效法。在大陆,低效的国营企业已经成为各种经济麻烦的总根源。亏损的财政负担只好由政府发钞票来弥补,因而成为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国营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已是积重难返,因为大家都是一个老板,欠债可以互相抵消。一切经济手段对国营企业用处不大。不论是环境污染罚款,或是价格税收杠杆,到了国营企业那里所起的作用只是财政部的钱从一个口袋换到另一个口袋,喊了多年的四大银行商业化,如果银行背负着大笔国营企业的呆帐死帐,根本独立不起来,到头来仍旧是政府的一个出纳部门。尽管国营企业有许多问题,全世界都在搞私有化,大陆的政策倒有点巍然不动。说到这里,读者恐怕会对台湾社会与大陆社会之相像感到惊奇。海峡两岸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也处于极不相同的阶段。只是因为同文,同种,同历史,两岸面临的问题就如此之相同。读者也一定会感兴趣,对于这些问题高希均教授开出了哪些药方,这些药方是否也可以用来解决大陆的各种问题呢?据我读了这两本书之后的印象来看,这块他山之石确乎可以用来攻大陆之玉的。
私人办邮政
市场之所以能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是因为有竞争。然而市场里有垄断,垄断排除了竞争,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所以垄断是市场的大敌。
美国是市场最发达的国家,资源配置的效率极高。然而美国的邮政因为具有垄断性效率很低。邮政局里排长队是常见的事,大家都有意见然而奈何它不得。后来出现了私人办邮政,那就是快邮公司。现在快邮公司已经不止一家,据说有些城市还出现了私人办普通邮政的公司。看来邮政的垄断局面在美国已经不长了。
我国的邮政一直是办得比较好的。从解放前开始就以可靠、迅速和能抵达边缘地区而闻名于世。解放以后邮政系统还保留着自己的服务特色,相对于其他服务部门而言服务的质量还比较好。可是自从开放改革以来我国服务业的服务态度从总体上看已经大有改善,相形之下邮政却显得相对落后。而且邮政的垄断地位已经成为它自己进步的障碍。由于谁也离不开它,它可以任意开价,否则拒绝为你服务,你总不能为了一封信坐火车到千里之外跑一趟。不论邮局开出什么苛刻的条件顾客只有服从的份儿。如果你不识事务,非要争个明白,到头来倒霉的还是你自己。所以大家虽然对邮局有意见,却很少有人当面提意见,顶多在背后牢骚几句。
邮政系统的效率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如果投递延误或错误就会耽误用户的工作,有时会造成重大损失。如果投递收费太高,也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浪费。以目前对出版物发行的收费为例,邮局要收取报刊定价的35%,一本杂志如果售价是两元,邮局为了经办定阅和投递就要收取七角钱。出版部门核算下来自己发行的成本远远不到七角,所以大一点的出版社纷纷自己组织发行和投递。放着现成的邮政系统不用,自己去搞投递,显然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这种浪费是由于邮局定价高出成本太多造成的。这里我们看到价格如何影响社会对资源的利用,当价格定在成本之上时,一切高于此成本的活动都不会发生。如果市场是竞争性的,只有最低价格才能存在,此时社会将以这种最低的成本来完成特定的经济活动。
由于邮政对出版社收取的发行费用大大高出印刷品的邮资,出版社开始将自己的出版物按印刷品邮资通过邮局寄送。虽然多出了不少写地址、贴邮票、装信封等工作,但总的成本还是比委托邮局发行的费用低。以后邮局也许是为了对付出版社的这种战略,规定了严格的包装要求,即使是印刷品也要全封闭式包装,而且对于大宗邮件的寄送还要额外收费,这就进一步抬高了出版社自己发行的成本,从而迫使出版社将发行交给邮局。邮局自己在投递印刷品时却可以裸装,节省了写信封、贴邮票等成本。这成为邮局的垄断超额利润。附带说一句,在美国,报刊杂志全都是裸装,发行单位在报纸或杂志的反面贴上一张地址条,就可以投邮。美国总体上的富有,是一点一滴讲究资源利用效率的结果。
后来我国一些大城市开始出现了自行组织起来的发行网,与邮局竞争。虽然他们在设备、组织,经验等方面远远比不上邮局系统,但他们的投递成本还是比邮局的要价低,所以他们能站住脚跟。这种发行网当然只能覆盖本地区,对于寄往外地的印刷品还不能和邮局竞争。最近又出现了城市间发行网的联网,实际上等于是另外一个邮政系统,他可以和现有的邮政竞争。根据今年9月2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第六和第七条的规定,这种做法是受到保护的。看来我国邮政的垄断局面也可能会有所改变。
邮政系统的这一做法不但破坏了资源配置的优化,还极大地抑制了我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知识界因为待遇比较低,购买力弱,已经成为文化事业发展的制约。现在又加上了邮政系统超利润的负担,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购买力。报刊书籍的出版首先要负担定价1/3以上的发行费,本来因为购买力弱而缩小了的市场进一步被压缩。学术性的书刊很难得到发展。邮政系统为了鼓励文化发展而对印刷品收取较低邮资的规定,已被超额发行费完全抵消还尚且不足,可见邮政垄断利润的间接危害已经波及到整个民族的文化前途。
放着现成的邮政系统不用,自营报刊发行,这一做法是好是坏?单纯从资源利用来看显然是不利的。然而自办发行终究对邮政是一种竞争压力,能促进邮政系统的改进。最近在邮政系统发生的几件事说明了它的垄断地位正在进一步腐蚀自己。绿条子的问题远远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又出了新问题。一是邮局强要汇款的收款人先存款三至六个月;二是故意拖延几个月才通知取款人领取;三是收件人收电报、挂号信、甚至平信都还要向邮局交钱。所以我倒希望自营的报刊发行系统能发展成为兼办普通邮件、汇款、挂号信,能与邮政竞争抗衡的事业。垄断不但降低资源利用的效率,而且败坏社会风气。这并不是邮政系统的人员素质差,而是行业垄断造成的。所以总的办法不是提高人员素质,而是取消其垄断地位。
 1993年12月9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所欲,施于人”
孔子告诫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圣经里有一句类似的话:“己所欲,施于人。”从表面上看,前一句话是后一句的否定形式,似乎二者并不矛盾。但细分起来却有重要的差别。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道德信条的基础。它的意思连小学生也能解释:每个人不要做他认为讨厌的事。它不像“学雷锋”,“精神文明建设”一类说法的含混不清,这一信条特别高超的地方是,它告诉人不要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它是从消极的一面叙述了人的道德守则。它强调了每个人无权干预别人的事务,尤其不能对人做他自己都不喜欢的事。它隐含着人与人平等的观念。这与当今的人权观念有内在的联系。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各种罪恶,人压迫人,人剥削人,损人利己,不都是违反了这一简单的信条吗?如果人人做到了这一信条,就会相安无事,天下太平。
“己所欲,施于人”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对别人做好事;是从积极的方面去推行道德守则。好的道德守则,似乎不应该是消极的,更应该是积极的。一般而言,这样的想法并不错,然而这里有一条根本的困难,即你未必知道别人需要什么。万一你错误估计了别人的喜好,“己所欲,施于人”就可能好心办了坏事。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有所不同。即使你错误估计了别人的喜好,你只是“勿施于人”,并不会对别人有所伤害。
“己所欲,施于人”造成对别人的伤害,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敬酒也许是我们最经常遇到的一例,自己喜欢吃肥肉而硬叫人也吃,则是另一个例子。这些都是小事,无伤大雅。但以这种积极态度去制定政策则可能闹出大事来。美国出兵索马里,目的是去解救饥荒,制止内战,应该说出自好心。但事与愿违,固然有不少索马里人欢迎美国人的进入,但反对者也不乏其人。我们可以从电视新闻里看到情绪激昂高呼美军滚出去口号的当地百姓,再有是输出革命,也是“己所欲,施于人”,革命对我们有益,谅必对你们也有益。“己所欲,慎施于人”恐怕是一个比较适当的信条。
人权是与特权相对立的观念。一部分人有了特权,其他人便无了人权。拥有特权的人不但“己所欲,施于人”,而且已所不欲也施于人。如果人人都有了人权,意味着没有任何人有特权。所以人权能成为法律和道德的基础。不但管理一国的内部事务要以人权立足,国际关系的准则也应如此。美国在索马里奉行的政策不符合人权,因为他遵从了特权。一个美国兵被杀,美国控制的新闻机构大肆宣传,白宫和国会反映强烈,并且立刻在外交上有所反映。而一名索马里百姓被杀,新闻里轻描淡写他说一句,甚至连一句也不说,好像只是踩死了一只蚂蚁。人和人平等不平等,从这些比较里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从缘由上看,美国出兵索马里并不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是无可非议的,正因为把“己所欲,施于人”的信条推行得过了头,才发生了违背初衷的不该发生的事来。可是美国制定政策的人,今天是否醒悟到这一点,还很难说。
恐怖主义是美国反对的,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反对的。恐怖主义的手段之一,是将无辜者押为人质。当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时就杀害人质以示做。美国为了警告或报复伊拉克企图暗杀布什前总统,派飞机前往袭击。如果击中了那些未遂的凶手,伸张了正义,这样的行动可以为大家认可。可是事实上杀死的都是无辜百姓,这种行动和恐怖主义何异!从反对恐怖主义出发,最后自己变成了恐怖主义者,也是因为把“己所欲,施于人”推行得过了头。
那么什么是对待索马里事件的正确政策呢?如果当地百姓懂得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里就不会发生内乱和饥荒。反过来说,如果当地人不懂得或不愿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不论国际社会如何干涉,动乱就不可能完全平息。有了这个认识,就会懂得,国际社会对索马里的帮助只能限于缓解人民的痛苦,而永远不可能是平息内战。近年来联合国的军事行动十分频繁,究竟什么是这些行动的目的?它的界限何在?一方面应该从过去的军事行动中汲取经验,更重要的,是从法学、伦理学、哲学的深度上理解儒家思想。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儒家道德的信条,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实践考验,而今愈益显出它的哲学智慧。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现在看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句话,就可以便大下太平。
 1993年10月28日
法律和市场各司其职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不少违反市场规则的事情。有一些是故意侵犯他人的利益,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也有一些是由于无知,造成市场活动的混乱。这些都需要有法律来加以纠正。然而法律的作用是保护市场活动有规则地进行,却不允许它本身去破坏市场活动,不必要地干预市场,市场活动的基础是平等谈判和自由选择,除非侵犯了他人的利益,这两条基础是不容违反的;它们是法律的依据,而不是法律的对象。
市场已被证明能够最有效地配置和利用资源。如果我们发现某种浪费现象,必定是市场机制不健全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是消除市场运行的障碍,而不是采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更不应该用法律手段。然而在我国,市场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的理论还远未能为大家所接受。相反,计划经济的方法倒是政府和企业都十分熟悉的。目前计划经济已不大有人提起了,倒是法律成了时髦名同。过去相信计划经济的人,忽然发现用法律管经济比之计划更有效,于是出现了用法律去干预市场而不是保护市场的一种倾向,企图制定“节能法”就是一个例子。
确实,我国能源使用存在着巨大浪费,但这种浪费的最主要原因是能源价格大低,煤矿和石油开采行业已经亏损多年,全凭国家补贴,人为地维持了一个低价格。现在不从纠正价格过低而想用比计划经济更强硬的法律手段来纠正能源使用的浪费,结果将引起别的种种浪费。例如为了满足节能法要求的节能指标,造成不必要的人力、资金或其他资源的浪费。法律不能代替市场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要节约的不仅仅是能源,一切有用而稀缺的资源都是我们要节约的。如果节约要通过法律手段的话,我们不但要制定节能法,还得制定节粮法,节钢法,节约人力法,节约资金法……而且这众多的法律中必然引起互相冲突。例如为了节能而使用一台余热锅炉应该是符合节能法的,但这很可能会和节钢法相矛盾。所以达到节约避免浪费的唯一办法是将各种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告诉公众,让公众各自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和环境选择最节约的设计和工艺。这相对稀缺性就是各种资源的相对价格。所以我们要节约的是用钱表示的相对稀缺性,换句话说就是要节约钱,节约钱就是节约了稀缺性,就是节约了资源。所以我们要求一个正确的价格而不是由政府补贴维持的价格,然后由消费者自己去作出如何节约的决定。只要有了正确的价格,消费者自然会按照所给定的价格去寻求节约的办法,用不着政府去操心,更不必请法院帮忙。
主张制定节能法的人另外一个理由是市场经济国家多数也有节能法。那里市场机制大体上能正常运作,他们尚且需要节能法,我们更需要了。这一说法的问题在于并未完整地了解那些国家制定节能法的背景及后果,以美国为例,1974年到1986年那里石油价格人为地订得比国际市场价格低,因而造成了巨大的石油浪费。因为石油生产者比石油消费者人数少。议会里按少数服从多数的法则不能通过取消石油价格管制的法案,却通过了节能法,以后许多经济学家纷纷著文,指出美国的节能法并未纠正能源浪费的问题,相反却造成了许多其他浪费。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政策也常常犯错误。不但过去如此,将来仍会如此,因为真正懂得经济学的人终究是少数。他们即使有机会参与政策的制定,最后的决定权却不在他们手中。最近纠正此类错误的一个例子是英国决定取消不许商店星期天开门营业的规定。这项法律典型地代表法律干预市场而不是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的例子。正因为过去法律曾不恰当地干预了市场,所以近年来市场经济国家不断在进行取消管制(Deregulation)的法律修改。究竟法律应该管理市场到什么程度,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当前我国正在越来越多地依靠法律建设一个健全市场,这个问题更值得我们注意。
 1994年2月17日
交换不是等价的
传统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重大问题,并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提供了思考的线索。但后来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却并未按这些线索的思路去发展。究其原因,是因为传统经济学中有些基本观念包含着严重的逻辑缺陷,这些缺陷有不少是后来的学者杜撰出来,以讹传讹而形成的。所谓“等价交换”就是一个例子。
等价交换的意思是强调在市场交换中,不论是以货换货还是钱和货的交换,必定是双方都认可的。在钱货交换的情况下得到的货必定和用以支付的钱等值;对交换的另一方面而言得到的钱必定和交出的货等值。不等值的交换将使一方吃亏,交换将不能达成协议,因此不可能发生。
这一假说的问题在于,如果交换只是等价,人们不能从交换中得利,为什么人们要从事交换?如果一头羊换一柄斧是因为二者生产所花费的时间相等,为什么他们不自己去生产而要交换?要知道商业交换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它本身并不能提供乐趣。相反达成一项交换协议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克服许多困难,有时还要承担风险,它不是什么好玩的事。然而市场上熙熙攘攘,人们奔走忙碌,究其原因无非是为了得利。可见“等价交换”一说完全不能解释千千万万的人参与交换的积极性从何而来的问题。
要解释交换双方都能得利,这只有在交换创造出新的利益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如果按照劳动价值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交换是不能产生价值的。一柄斧和一头羊相交换,交换之前和交换之后从物质上看没有任何变化,仍旧是一柄斧和一头羊,只不过是交换了所有权,这新创造的价值从何而来?使人困惑而不能摆脱“等价交换”理论的关键就在于这一点。
要突破这一难点,必须认识到人与人之间有差异,当斧和羊交换时持斧的一方长于生产斧而拙于生产羊(相对于对方而言),而另一方则正相反。所以交换使各方都能利用对方的长处,避免了自己的短处,因此双方同时都能得利。我们能用三角钱买一盒火柴,因为对方长于生产火柴,如果叫我们自己生产,花上十倍的钱也未必造得出一盒火柴。当我们赚钱的时候,必定是以自己的长处上为社会服务并取得报酬。如果我是火柴厂的一名职工,我赚钱就是用我生产火柴的专长去换来的。因此当交换成为一种制度,也就是市场经济被建立起来之后,一切生产的优势都被充分地利用。个人的专长、家庭的储蓄,天时地利形成的特点(例如热带作物必须在热带生长,一个良好的桥址能使当地地价提高),都可以成为优势。特别是资金当用于投资时就可能创造出优势,建火柴厂的投资就是创造出了制造火柴的优势。但是要注意,如果社会上火柴厂已经大多,新建的火柴厂就未必有优势。这要看新厂的生产成本是否比别的厂更低。
优势的概念完全是从比较中得出的,一个人、一间厂在某方面是否有优势,要从客观评价中去比较。这个比较的尺度就是价格。当你生产某种商品的成本比市场价格低,说明你具有这方面的优势。个人的优势是可以培养的,职业学校就是专门培养某种优势的场所。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要在社会中谋生,必须寻找适合于自己专长的职业,培养自己的优势,否则的话,只能一不怕苦,二不怕脏,甚至不顾危险,去做那些又脏又累又危险的工作。
上面从交换的不等价谈到了培养优势和社会分工。我们再回过头来问,交换的商品虽然不等价,似乎应该有一些别的相等的东西在交换中起作用。否则就会发生一平二调这种极不公平的交换,是的,交换中有相等的东西,那就是交换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选择是自由的。所以“等价交换”一说,应该改为“地位平等的交换”,或者就叫作“公平竞争”。
 1994年2月10日
道德建设中言数不如身数
大家都认为道德的特征是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因此它是反功利的。然而大多数人也许并未意识到,归根结底道德的基础是功利主义的,换句话说,只有别人得到了利益,自己才值得去牺牲利益,而且别人所得的利益比之自己失去的利益更大,这才是道德的正常依据。因此履行道德义务不是为了虚无缥缈的目的去当苦行僧,如果一项道德准则将使一切的人受损,这将不成其为道德,恰恰是反道德的。如果我们不能透过道德在表面上的反功利看到道德实质上的功利主义,我们将永远无法掌握道德的精髓,而且必定在评论道德问题时陷入混乱。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内,会感到安全、祥和、融洽、幸福,这种气氛只有由周围人群的道德觉悟来提供。相反,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道德的社会内,周围是一批目光短浅,自私自利,当自己陷入困境时,也不会伸手帮忙,甚至反而乘人之危、趁火打劫的人,我们将感到紧张、不安,要处处提防坏人,要为自己的亲人担忧,这将造成一个令人焦虑的环境。试比较上述两种情况,我们将进一步认识到道德的功利特征。它对功利的要求与直接的功利主义仅有一点不同,即道德提供的利益是通过集体行为而实现的,但受益的仍是个人,是集体中的一员,而决不是抽象的“集体”。集体不可能感到融洽和幸福,只有个人才会有这种感觉。正像集体不会感到饥饿,或身上发痒,只有个人才会有这种感觉。
道德环境是由集体中的每一个人提供的,当每一个人提供这种道德环境时,往往要作出某种牺牲,当一位少女路遇歹徒时,路人拔拳相助,这使他可能经受某种牺牲。但他维护了一个道德环境。如果人人都有拔拳相助的道德,这个社会内将无盗贼的容身之地,因而是一个安全、融洽的社会。相反,当周围都是怕事之徒,眼看少女落入魔手,也宁可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则必然盗贼蜂起,无法无天,最后这批怕事之徒难免终有一天同样落入魔掌。所以道德实质上是一种公共服务,它是由社会的每一个人提供,又被每一个人享用。商品和劳务也为个人服务,但那是通过双方自愿的交换来实现的。而道德则是单方面提供,并非建立在即时的交换之上的。拔拳相助的义士并不要求任何回报。但当每个人都当义士时,每个人又都有机会享受社会的道德服务。
下面的例子可以更形象地说明道德是公共服务的意义。领一群小学生到公园去玩,教师告诉孩子们,在公园里不许乱扔果皮纸屑。当孩子们来到一所清洁很差、满地肮脏的公园时,孩子们会忘记教师的叮嘱,而和以前扔了脏东西的人一样,随便扔脏物。这说明,当人们没有享受到别人提供的道德服务时,他也不愿意提供这种服务。相反,如果孩子们来到一座卫生良好的公园,甚至不用教师的提醒,孩子们也会自动地保持公园的清洁。这说明,当人们享受到别人提供的道德服务时,他也会愿意向别人提供这种服务。
这一例子有力地说明了何以道德建设身教重于言教。身教是以自己的行动去为别人提供道德服务。别人享受到道德服务时,也会参与这种服务。光说不练,叫别人应该如何如何,自己却不照着去做,叫人怀疑你想“剥削”别人的道德服务;自己不服务,却想坐享别人的服务,结果很可能被人嗤之以鼻。光有言教而无身教,比之没有言教更坏。因为别人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当欺骗盛行时,社会将面临道德崩溃的危险。
重大的丑闻对社会道德有极恶劣的影响。当林彪事件败露之后,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一落千丈。因为天天手里摇着红宝书,声称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全国人民的副统帅竟然是一个阴谋家。人们普遍感到受欺骗,因而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了“他可以骗人,我为什么不可以?”社会弥漫着欺骗时,人们做坏事的胆子变大了,因为“这么大的骗局都可以瞒天过海,小恶谅必无碍”。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中说谎而下台,此事虽然没有林彪事件那样严重,也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如果不逼尼克松下台,道德危机将不可避免。加拿大短跑选手约翰逊在奥运会采用服兴奋剂的手段得了金牌,同样是一大丑闻,因为他愚弄了全世界的观众听众,使人们怀疑奥运会颁发的奖牌究竟有多少价值。这些事实从反面论证了身教的重要性。
一个人向社会提供道德服务,未必能唤起全社会的回响,因为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并不能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所享受。这正是道德建设中根本性的难题,要进行道德建设,更多宣扬好人好事,这样可以鼓励人们奋发向上,逐渐形成一个互相提供道德服务的环境。这说明道德教育应以正面教育为主。但如果对光是享受别人的道德服务,自己却规避道德义务的人不加以批评,道德环境很容易被破坏,因为乘机捡便宜的人会越来越多,形成了风气就难于扭转了。道德建设固然要宣传雷锋、焦裕禄这样的英雄人物,但这仍是言教,顶多只是间接的身教。
直接的身教要靠社会中有影响的人物的带头。家庭中靠家长,学校里靠师长,社会上是靠各级政府领导。因此每一个家长、师长、领导要有道德责任感,要处处做表率。一位士兵跳入冰水中救人和一位政府领导跳人冰水中救人的社会后果不可同日而语。没有道德责任感的人没有资格当教师或政府领导。彼得大帝一世在俄罗斯寒冷的深秋跳入冰冷的水中去救援受困的士兵,因而罹病,几个月后去世。他一生功过不论有多少争论,他的人格力量无疑是伟大的。
重大的社会丑闻将对社会道德水平构成威胁。同样的道理,当社会处于某种特殊环境之中时,如果一部分人破坏了道德约束,可能导致道德崩溃,例如在最近发生的洛杉矾地震时曾出现大范围的抢劫。在战争临近,政府不能实施有效的社会管理时,也会出现类似现象。相反的例子也出现过,即人们普遍期望更高的道德环境将出现时,全社会的道德水准可以在一夜之间明显地提高。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仓促逃离,由于普遍的贪污腐化,欺骗百姓,上海已处于道德崩溃的危机之中,但解放军进城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共产党的新作风、新思想立刻给广大群众带来道德环境的新期望,一夜之间道德崩溃变成了道德升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也敢于站出来和破坏公共秩序的壮汉作斗争,社会上坏人坏事无容身之地。1977年4月5日人们在天安门广场怀念周总理时,人们被一个共同的崇高的道德目标所鼓舞,几十万辆自行车整齐地停放在广场一侧,没有人看管,但没有一辆车被窃。这些正反例子说明道德是需要实践的,因此身教重于言教。
1994年5月
拗倔的乌托邦思想
乌托邦社会是中外古今一切思想家追求的理想。因为人类社会自从生产力提高到出现了剩余产品时,就产生了穷富、压迫与被压迫,上等人与下等人的区别。人世间的大多数悲居(都与社会制度有关,所以从制度上探讨理想之国一直是人类最重大的课题,而且这一课题对于思想深刻的学者们至今仍有巨大的诱惑力。
《礼记》中“大同”篇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认为要使人人和睦相处,必须出于公心,“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说不要把东西扔在地上但也不必据为己有;人不应偷懒藏力,但出力不必为了自己。这种天下为公的理想和后来人类社会无例外地朝着追求物质利益,通过交换发展分工生产的历史经验相去甚远。16世纪莫尔写了《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在他的书中已经提出了消灭私有财产的理想。清朝作家李汝珍写的《镜花缘》中有关于君子国的描述,在那个国度里,买卖双方的争吵和我们所见的正相反,卖方力图降低价格,而买方则坚持多付钱,这是极端化了的天下为公。在欧洲,继莫尔之后又有圣西门,进一步将社会公平的理想更精细化。到傅利叶(1772~1837)则将乌托邦的理想付之实施。他按自己的理想建立了一所合作社,经营了8年头,但效果不好,最后因失火而结束了试验。和他同时代的欧文(1771~1858)用他本身的财力、理想和品德在英国和美国建立了几个试验区,虽然获得一定的成功,但最终因管理和宗教纠纷未能坚持到底。从今日关于产权的理论来分析,其原因还要深刻得多。这些理论和实践以后被称作空想社会主义,以有别于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理想吸引了全世界的理论家和政治家。经过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实践,共产主义运动具有了更丰富的经验。现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了计划经济,采用了市场经济,特别是中国的成功引起了全世界学者的进一步思考。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结束,但它面临着巨大的转折。这个转折中的核心问题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结构?
从上个世纪末日益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微观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于严密科学的一门学问。它建立在经济人,效用的有序性和边际收益递减等公理的基础。使用数学方法推导出一些经得起最吹毛求疵的洁询的结论。这些结论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在己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公平竞争可消除生产和交换中的一切浪费;或均衡价格可以引导各种资源(人力、土地及矿藏、资本及制成品)的最佳利用;或消费、生产、交换的全面均衡是经济效率最高的状态;或干脆表达成均衡价格是度量商品稀缺性的尺度,有效的社会应当尽可能节约稀缺性。与上述关于理想社会有关的结论可以转而表述如下:只有生产方希望获得最大利润和消费方希望获取最大效用(不大精确的意思相当于用最少的钱买最满意的商品)的动机下,通过市场竞争和讨价还价达成能使供需均衡的价格协议,然后此价格进而指导生产者降低成本,指导消费者增加效用(相当于使用价值),社会才能避免资源的浪费,人们才会有富裕的生活。
如果人类社会还希望生存几百年几千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将越用越少,即使人口不再增加,甚至还可能减少,资源的稀缺程度也不可能缓解。另一方面,人类的物质欲望却仍将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因此,未来社会的基本矛盾仍将是有限资源与无限欲望的矛盾。这个矛盾不可能彻底化解,而只可能设法缓和,其办法是高效率地使用一切资源,避免浪费。以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将这一点寄希望于科学技术的创新,所以预言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将不断改善,这一论断当然并不错,然而忽略了一个根本的前提,即科学家必须知道什么样的技术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因为社会不会接受没有商业价值的新发明,一个不能获得利润的新技术将被社会拒绝,换句话说,科学技术之能否节约稀缺的资源是通过市场的价格系统来鉴别的。一项新技术的采用,必须投入机器设备和人力,在经济上表现为成本。它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得到收入,收入和成本之差即为利润。如果利润是负的,说明新技术不但没有节约稀缺的资源,反而浪费了资源,因为微观经济学证明了相对价格表示各种物质的相对稀缺性。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资源的减少,加上人们选择偏好的变化,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不断在变化,今天我们以为有利的技术,几十年之后在新的价格条件下未必有利。因此价格系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了它,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失去方向,人们将无从判断一项新技术是节约了稀缺性还是浪费了稀缺性。价格的伟大作用有点像地心引力,我们每个人已习惯了它的存在,以至于觉察不出它的重要性。事实上。地心引力无时无刻不主宰着我们自己和周围物体的物理行为,而价格则主宰着我们的经济行为。
如果我们再追问一声,价格是如何产生的?这就回到了本文开始讨论的问题上来了。价格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前提下,通过竞争和讨价还价形成的。换言之,价格是利益对立的产物,乌托邦思想希望消除社会内利益对立,可是果真如此的话,同时也消除了产生价格的机制。一旦失去价格,社会将发生资源的浪费。当工人变成工厂的主人时,虽然消灭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同时也消灭了价格产生的机制。工厂以低价出卖产品时,企业虽然赔了钱,但工厂的主人(工人)受了益;工厂以高价出卖产品时,工人虽然受损,但工厂的利润仍将用于工人。因此低价和高低不构成差别,价格不再有任何重要性。结果必将是价格信号混乱,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这正是旧体制中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情况。
微观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对乌托邦的不可能存在作出了最终的结论。
1994年4月6日
美国的生活和物价
人们都说美国的物价便宜,可是当你来到美国一看,觉得几乎一切东西都比国内贵,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采购的。尤其是超级市场里充满了中国货。1992年我去美国参加国际会议,开完会口袋里还剩下几十块美元,心想要买一件小礼品回来,到超级市场挑了半天,最后找到了一个镀银镂花的金属相架,立在桌子上十分诱人,价钱只有7.5美元,相比之下还值得买。可是买回家打开仔细一看,发现“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真叫人啼笑皆非。按当时汇率折算,这样的价钱在国内也能买到,何必远隔重洋买一件中国货回去呢?
美国东西是不是便宜?如果你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真正过上了美国的生活,你用精打细算过日子的精神反复盘算,和周围人群交换了各种省钱的门道,逐渐也会同意这个结论:美国东西确实便宜。现在我们要问,这种感觉从何而来?"奇-_-書--*--网-QISuu.cOm"所谓便宜,是和什么作比较得出的结论?
一种比较办法是拿美国和别的国家比。但这比较将依赖于汇率,因为同样一公斤牛肉,在美国是用美元买,在英国是用英镑买,要比较两国的牛肉何者较便宜,首先要问一美元值多少英镑,或两种货币的比价,这就是汇率。可是汇率的变动很大,它受到两国贸易顺差逆差、银行利率高低、国际间投资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就以英镑和美元的汇率来说,过去十几年内变动将近一倍(最低时一英镑换1.05美元,最高时可换1.9美元)。所以通过汇率比较,不但结论十分不确定,而且受到许多不相干的因素的影响。
另一种比较是从经济上看,日子好过还是艰难。所谓日子好过,就是钱比较容易赚,赚来的钱又比较经花。换句话说,只要一个人肯花力气,不怕吃苦,生活不但过得去,还可以有些节余;所谓日子难过则指拼死拼活,仍难以维持温饱。看来,所谓的美国东西便宜,正是指后一种意义上的便宜。
在美国,有正式工作的人日子都不差,即使是工资水平最低的,也都能买得起起码的住宅,买一辆二手货的汽车,甚至供孩子上大学,苦的是失业的人,所谓失业就是没有一份固定工作。但社会上零星的活仍不难找,例如园子里剪草坪,为人看孩子,在餐馆里洗碗或带客,帮人搞卫生,看护病人或老人。这些活平均起来一天挣50美元是很普通的,而一个人在美国每月的生活费用有400美元是足可应付的。中国派去美国访问学者的生活费每月也只500美元,他们多数人省吃俭用,一年下来还可以攒上一两千美元。一个人的伙食费每月有100美元就可以吃饱,再花150美元就可以和人合租一间卧室,吃、住两大问题有250美元就可以对付了。将收入水平和维持生活所必要的开销作比较,很明显,美国的生活是好过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每个月能工作上八天,自己的温饱问题就可以解决。我们常看到报上说美国有几百万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这当然是事实。但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流浪汉的构成可以发现,其中没有中国人,甚至黄种人也很少。按理中国人在美国就业往往受到歧视,再加语言困难和社会关系生疏,往往处于极不利的竞争地位。可是他们中没有人流落街头,正是因为美国生活容易对付,物价比较低。再加中国人肯吃苦,尚节俭的生活态度,只要不出车祸,不生大病,过一个起码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
来到美国的青年人绝大多数都有大学以上的文化程度,他们来到美国的渠道虽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都在金钱、时间、精力等方面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换句话说,他们原来在国内的地位就比一般人优越,因而有条件争取出国,到了美国后多数人进了大学,将来毕业之后如果不回国去,在美国找一个工作,就进入了美国的中上等社会。然而也有一些个别人,情况特殊的。我就认识一个来自苏北的妇女,她的经历颇有传奇色彩。她原本在苏北射阳县的农村,结婚之后由于受到丈夫和公婆的打骂,偷跑到上海做了一名女佣,服伺一位有病的老太太。后来因为东家有儿子在美国,老太太举家迁美,她以东家亲戚的名义也跟到了美国来,继续服伺老人。可是老人到美国后几个月就病逝,这个妇女失去了工作,不得不走上街头自谋生路。一个妇女来自农村,连初中文化程度都没有,更谈不上懂英文,在举目无亲、人地生疏的环境里要生活下来,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她做过清扫工,替人看小孩,拾冷饮罐,卖破烂,最困难的时候几乎陷入绝望。她也曾想回苏北农村去,可是从哪里去筹措回国的旅费?再说,回去之后仍旧是那个不堪忍受的家庭。置之死地而后生,她作出了痛苦而坚定的选择,一年之后终于找到在一家作坊里做纸花的工作,逐渐从绝境中恢复过来。又过了一年多,她已成了那个小作坊的合伙老板。我问她从苏北到上海到美国的感想,她轻松地回答说:在美国赚钱容易多了!东西也便宜。一个没有任何专门训练,连起码的文化水平都不具备的妇女,来到美国三年就能混出个名堂,这不能不说,美国的社会虽然离开真正的公平还远得很,但确实为普通人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条件。
中国和美国相比,付出同样的劳动,所得的报酬是不同的。不论从事何种职业,这个结论都不会错。从餐馆洗碗、当保姆,到外科医生、工程师或教授,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都远远不如美国同行。正因为这样,才有许多人希望移民到美国去,希望用同样的劳动获得较好的报酬。经济学告诉我们,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其必然的推论一定是“同样质量和数量的劳动,应该创造同样的财富”,可是经济学却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何以穷国和富国同工而不同酬。这是一个世界上最重要而且带有现实性的问题,它值得我们每一个政治家、学者、普通老百姓认真想一想。
 1994年4月28日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四)
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四)
私营经济之我见
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观察到社会分工大大提高了生产率。从他发表《国富论》以后的两百年,人类经济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生活水平极大地提高,寿命延长,教育普及,这个过程伴随着分工的不断细化奇*書$网收集整理。一辆汽车的制造有上万个零件上百个行业的支持,一台电视机要用到几十种不同的金属(虽然其用量极小),每种金属都要有不同的工厂去生产。如果我们再把从采矿到冶炼的过程也包括进来,涉及到的行业和门类就更多了。这些行业又有他们要用的原料、工具、设备……这样无穷细分下去,其结论就是现代生产是一个分工的生产。
这样的分析固然很有道理,但仅仅是对现象的归纳,而没有深入到本质。分工必须伴随着交换,这是比分工更本质的东西。在没有分工的社会内,生产的特点是自给自足,商品率等于零,因此没有交换。
然而分工的社会也可以用计划的方法分配产品,从而避免了交换,这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什么行不通,原因在于计划不能充分利用各种资源,表现为不断的计划失误,浪费严重。现代微观经济学用严密的数学方法证明,市场调节形成各种商品的价格,然后生产者和消费者再按价格信号来调整自己的经济活动,资源才可以得到最优利用。这是从本世纪初,特别是第二次大战以来经济学的主要成就。
约近十年以来,经济学深入到了比交换更本质的问题的探讨,最重要的发现是交换的前提是明确的财产权的界定和自由平等的关于交换条件的谈判地位。说穿了一钱不值,交换是以我所有的与你所有的相交换,如果东西属于谁还不清楚,逞论什么交换!财产权当然应是交换的前提。可是现代股份公司发展起来之后,公司是属于全体股东的,当股东老板来到企业里时,不能指出企业里哪一种东西属于他个人所有。此时所有权有一定程度的模糊,这必然会降低企业的经营效率。只有纯粹的私人企业才能保证最高的经营效率。然而私人企业很难有雄厚的资本,因而发明了股份公司这种结构,它牺牲了一定程度的经营效率以换取强大的资本支持。股份公司应该如何经营,它应该以纯私营创业为蓝本,即使是国营企业,也应尽量模仿私营企业的经营方式,要以当家作主的精神来经营。统计资料显示,近三四年内在各种经济成分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正是私营经济。所以说,私营企业是市场经济之母。
许多人并不反对私营经济,但心存一种顾虑,即私营经济会造成巨大的收入差距,形成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从而造成社会动乱。然而资本主义国家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证明,国家通过累进所得税的调节。贫富差距可以限制在允许的范围内,而且一定程度的“公正”的收入差距会鼓励人们学习,创新,勤奋,更多地创造财富,从而保持社会生产力的活跃,正因如此,我国改革开放之后采取了鼓励私人企业的政策。尤其常被人们忽视的一点是,私人企业繁荣了,私人慈善事业也同时繁荣起来。美国私营企业发展最快的是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同一时期全国的慈善事业以及各种基金会如雨后春笋。我国著名的私人企业喷施宝负担了该厂所在镇的全体孤寡老人的赡养,还支持兴办学校、桥梁、道路等公益事业,也是一个证明。
1994年6月21日
收入差距扩大的后果有利有弊
经济增长不是全部目的,平等地享受增长的成果同样是相当重要的社会目标。我国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它带来的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负面后果十分明显。这一现象如果任其发展,会严重偏离社会主义的目标,甚至导致不可控制的局面。政治家、学者、文化人从不同侧面提出了许多积极建议,力图控制这种发展的趋势。然而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之前,收入差距的确很有限,但却造成了一个大家一起受穷的悲惨局面。收入差异和经济增长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是收入差异推动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必然导致收入差异的扩大?以及这种扩大最终是否一定会造成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货币经济。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要能生存必须要有钱,而钱是用自己所持有的生产要素通过交换得到的货币收入。因此生存有两个条件,一是持有生产要素,二是此要素能通过交换取得货币。劳动是每一个正常的人都具备的生产要素,然而将自己的劳动转换为货币收入却取决于一系列条件,譬如要存在对劳动的需求,在空间时间上供需能接触,劳动的质量恰为需方所要求(在一个分工的社会中劳动质的区别极大)。这些条件中任一个不能满足就发生失业现象,在一个没有分工和交换的自给自足的社会或一个计划分配劳动的社会内生存的条件完全不同,所以市场经济的确为制造贫困提供了条件。
另一方面,由于多种原因,市场经济中各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在数量和质量上可以有巨大差别。一个世界级拳手一场比赛可以获得上千万元的收入,一个拥有十亿元资产的富翁,躺在床上每分钟就有200元利息收入。这种财富的迅速集中过程,在非市场经济中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的确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造成收入差距的因素可以按性质分为三类,一是由于先天的缺陷,例如残疾,弱智,或者出生在一个闭塞地区的贫困家庭。这种因为出身时的条件所导致的低收入,会引起社会的同情。市场经济国家里的慈善事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这是由境况较好的企业或个人出资,帮助那些处于不利条件下的人们。较为富裕的企业或个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定会产生的,而且历史证明经济越发达,慈善事业也越兴旺,当然,政府也会制定各种帮助穷人的办法,但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看,私人慈善机构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二种产生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各人主观努力的不同。凡是适应市场需要,又肯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人收入会逐渐超过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正是市场的根本功能,它使人们有积极性去满足社会上其他人的需要。所以这样的收入差距不但无害于社会发展,反而是发展的动力,我们没有理由去消除它。有的人看到某些歌星、运动员、作家的收入高得出奇,因而提议要用限暴利法去加以限制。这是根据不足的。只要他们的收入是从公平竞争的市场上取得的,并且按章纳了税,就是合法收入。国家有义务保护每个人的合法收入。一个人的收入应否受到保护,在于收入的是否合法,而不在于收入的多少。这是吃了半个世纪大锅饭的中国百姓要从根本上加以扭转的概念性变化。然而要使这种收入差距真正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还需要一个条件,就是从低收入通过努力学习和工作迈向高收入的渠道畅通。政府不但要保护劳动市场的公平竞争,严禁走后门,或垄断录用权,或对进入竞争设置名目繁多的障碍(如不许农民进城找工作,找工作要有本地户口等),而且还应帮助处于低收入的人能得到免费教育的机会,以及免费提供劳动市场的信息,例如不收费的人才介绍。
第三种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是非市场性的,或由于特权形的,例如贪污就是一例。消除这种不应当产生的收入差距的方法除了政治上完善人民监督之外,就是取消政府不必要地干预市场的各种规定。最近除了规定标准信封的规格之外,又规定印制信封的印刷厂必须经过审批。这种规定又增加了无数以权谋私的机会,更严重的是贷款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因此分配贷款相当于分配钱,此种权利可以用来换钱。政府一方面在努力肃清贪污,另一方面又制造出许多贪污的机会,这一场混乱不知要到哪一天才能有个结果。
 1994年6月16日
为什么不保护生产者的权益
最近一阵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活动在全国各地展开,对抵制假冒伪劣,整顿市场秩序,提高服务质量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只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老百姓上班时是生产者,下了班就是消费者,难道生产者的权益就不应该保护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之好。过去曾经风靡一时的“维持物价稳定,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现在已经不提了,因为物价不能偏袒消费者一方。如果物价压得过低,不利于生产者,最终吃亏的是消费者自己。据此,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活动还有没有必要呢?
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对于商品的了解程度是不同的,在经济学中称为“信息不对称”。老百姓中有一句谚语:“走遍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供应一方常常利用消费者信息不全的弱点,获取非分之利,这种行为近乎欺诈,所以要专门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生产者专门生产一种商品,而消费者消费几百上千种商品,所以生产者不难全面了解商品的价格,包括许多竞争者的价格,尤其是他自己的生产成本。而消费者不可能对每种商品都去作一番调查。所以常常在价格上吃亏。再有便是商品的质量,像电视机、录相机等的质量从外表根本无法判断,只有生产者自己肚子里明白,他们生产劣质品却按优质品的价格出售。由于这些信息不对称,消费者需要得到保护。
有利于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是否可能出现呢?这里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即在超级市场购物时消费者是否偷窃了商品,就这件事而言,消费者自己最清楚。他或者偷了,或者没有偷,每个顾客对此有百分之百的了解。但对供应方而言,他怀疑每一名进入过市场的人,但又缺乏确切的信息。这一局面使超级市场遭受巨大损失,据欧洲几个大城市的统计,损失达到销售额的2%左右。在美国个别城市甚至超过3%。有些超级市场就是被小偷偷得亏损以致关门的。超级市场为了防小偷采取了许多措施,最常用的是用监视闭路电视,还有一种是在商品上安装电磁暗号,在交款时由收款员将它消磁,否则通过门口时会发出警报声响。但这些办法有的成本太高,管理复杂,有的小偷有反措施,仍旧防不胜防,尤其是即使抓住了小偷,警察也奈何不得。伦敦希斯罗国际机场的超级市场内就写有警告牌:小偷误机,责任自负。可见,只有误机才能使小偷敛手。
要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还要从信息上想办法,要让超级市场一方也能有百分之百的信息,即允许市场对顾客搜查。澳大利亚规定顾客经过收款处时,收款员有责任搜查顾客的包袋。菲律宾则禁止顾客将包袋带进市场,北京国贸超级市场因为搜查了顾客被起诉,而且败诉。以后又被取消了搜查顾客包袋的规定,其理由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但我认为从经济学理论出发,这里误用了保护权益的概念。这样的规定使小偷有恃无恐,将极不利于我国超级市场的发展。
1994年6月30日
经济分析和制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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