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商人很愿意和中国做生意。当地一位小超级市场老板和我在旅馆中的酒吧间聊天时，无意见到我用的丰华牌双色圆珠笔。他拿在手里品味了一番，问我多少钱一支。我告诉他折合美元不到三角钱，他简直不敢相信世界上有如此便宜的东西。喝完咖啡他硬邀我到他开的超级市场去参观。那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商店已经关了门。他特地叫伙计开门开灯，领我一排排参观，希望我告诉他哪些商品从中国运来最能赚钱。照我看来，无论哪种商品国内价格都比当地低，只是低得多少不同。差别最大的是服装、鞋子、文具、小五金。最后他送了我一大堆糖果点心，非要和我交朋友，合伙做生意。回国以后我还写过几次信给他，告诉他一些商业行情。第二次我再去该地时，他已改了行。把超市出售，在筹建一家无线电装配厂，希望从中国进口元器件并联合投资。我因其他事务繁忙，又没有这方面的渠道，这个机会就白白错过了。
我国机电设备剩余能力极大，开工不足是国营企业亏损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南部非洲恰好是机电加工能力严重不足的地区。前年中国向坦桑尼亚出口了一批三轮车，受到极大欢迎。这种产品只需要极简单的生产设备，而发达国家又不屑生产，成本也高，竞争起来不是中国的对手。该地区主要的运输工具是汽车，但当地不出石油，全靠进口。汽油的价格比国内高出三倍左右。汽车及其配件也是进口的，所以汽车运输很贵。用人力三轮车可以代替一部分汽车，又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所以坦桑尼亚的总统都出来称赞中国的三轮车。复杂一点的产品如铁路车辆，前几年我国向博茨瓦纳出口了一百多辆，价值近千万美元。我国也可以在当地投资开设小机械加工厂。比如各种用途的锁就有很好的销路。当地不能生产锁，靠从西方国家进口，价格比国内高出五倍以上。最近开始出现了中国产的锁，但价格仍远远偏高。原因之一是当地的中国产品无例外地都从香港转口。大使馆每年几次从香港运集装箱来，吃穿用的无所不包，几乎都是中国货，但大陆没有集装箱航线到非洲，外贸体制也不适应，大量的商业机会无法利用，钱被别人赚去了。
有人担心非洲的百姓的购买力低，出口没有销路。这种担心不大有根据。因为当地有不少从西方国家进口的商品，价格虽高仍有销路。何况还有巨大的中低档产品，西方国家不生产，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例如懒汉布鞋，是普通低收入百姓的用品。有一年中国运去了几大集装箱。开始时售价很高，合到5美元一双。可是到货大多，最后不得不削价出售，跌到了2美元一双，只能保本。当然，要想大规模打开销路，购买力的问题特别是外汇兑换的问题应该加以仔细的研究，有几种办法解决。一是利用我国进出口银行贷款出口，在当地销售以后买当地原料回国，相当于以货易货。也可以在当地投资设厂。当地的矿产品如钻石、煤，农产品如牛肉以及林产品都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我曾建议中方在当地设厂生产硬木的盒子及各种摆设的底座。当地有高质量红木和乌木，而我国的小摆设因底座质量差而售价大打折扣。
当地百姓很愿意和中国做生意，他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产品档次适合于他们的需要，价格又低，我的一个当地朋友想购买中国出的做豆腐的全套设备在当地做豆腐出售。以后又想购买中国的全套石碴机用来加工建筑用碎石。我方商业人员如果和当地合资办企业，可以享受一系列当地优惠政策。但是要做生意首先要了解彼此的商业习惯，从而建立起信任。这并不是容易的事。要想缩短这个过程，必须有较大的资本实力，通过中方雇员在当地建立经营桥头堡。我国已经有建筑行业和北方工业公司所属的机构这样做了。但依我看来，可以利用的机会远远没有用完，我国应该派遣经济专家和企业家到当地进行有系统的调查研究，拟订出开发计划切实推进。
1995年12月23日
用外汇期货规避汇率风险
办理进出口的企业从合同签订日起到货款交割日止的一段时间内，如果汇率发生变化，就要承担汇率风险。举例说，如果一家进口商计划以8．8元人民币购1．0美元的汇率购迸100万美元用于进口商品，此商品进口之后在国内市场可销得1000万元人民币，获利120万元。但如果在贷款交割时汇率涨到了10:1，则企业的利润减少到零。如果汇率超过了10:1，则原来计划有盈利的生意变成了亏损。这就是进出口的汇率风险。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从事进口的企业害怕外币的汇率上升，汇率升降对企业来讲是不可测的，他既可能从汇率变化中赔钱，也可能反而赚了一笔。但汇率降低时则得到意外盈利，进出口商熟悉的是本身所经营的商品的行情，对于汇率变化引起的盈亏成为企业的风险。企业希望能有一个稳定的汇率环境，使自己的经营活动建立在可预测的基础上。
对于从事出口的企业，同样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汇率环境。但他们承担的风险正好和从事进口的企业相反——汇价上升对他们有利。因此如果能让进口企业和出口企业联合起来，汇率风险就可以完全避免。但事实上要让出口商找到一家对口的进口商，在时间、数量、币种恰好完全互相匹配，实在不容易，即使可能的话，信息搜索的费用代价也很高。正好，外汇的期货市场可以为企业买卖期货外汇提供服务，企业只要花少量手续费并承担买卖差价就可利用外汇期货规避汇率风险。
利用期货市场规避风险己广泛地被各类进出口商所利用。例如在石油贸易中，一艘渡轮的装载量都在100万桶以上，航行时间往往要二至三周。在此期间油价如果波动每桶一美元，引起的盈亏就达到100万美元，大大超过运费本身。所以托运一方总是利用石油期货来规避油价风险。如果货主用美元支付油价，而石油将运到非美元区出售，则货主同时又承担着汇率风险，他必须同时在外汇期货市场入口出售石油的币种购进期货美元，他的这笔生意就有了油价和汇价的双保险，变得安全多了。
为什么找零钱困难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收款单位贴出通告，请顾客自备零钱。一些交易常常因为没有零钱而做不成，或者彼此推委，叫对方去破整票子。一些同志将这一问题归结为银行的零钞印制得太少，或100元的大票太多，并进而反对印发500元的钞票。找零看起来是小事，可是它已成为日常生活中日益经常发生的问题。究竟此事的症结何在？如果找不出原因，或者把原因找错了，问题就没有解决的希望。有人认为是钞票面额太大引起的。如果这样，解决找零的办法就是把钞票全部印成小面额的，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找零问题。
一般人口袋里如果既有整钱，又有零钱，多半先用零钱。除非零钱不够，一般不会先动用整钱。有的人口袋里愿意准备一些零钱，以备万一买东西找不开时发生麻烦。如果不是怕对方找不开零钱，没有人愿意口袋里装许多零钱。这些心理足以证明，人们喜欢整钱，不喜欢零钱。
为对方准备找零，是一种服务，这种服务是有成本的（尽管为数甚微）它的成本表现为要准备自己并不喜欢的零钞，要将零钱点清，交给对方。按我国的法律和习俗，并没有规定找零这种服务必须由买方提供还是卖方提供。因此为了省事(节约自己的成本)，双方都希望对方准备零票子，把这部分成本由对方来负担。
比较一下小商小贩的零钱准备，和政府收款部门的零钱准备，可以看出二者是有区别的。一般情况小商贩比较愿意找零。自己实在没有零钱时，也会设法把整钱破成零钱，以免买卖做不成。这说明他们的服务比较好，愿意承担找零这种服务成本。而政府部门则比较经常发出通知，要顾客自备零钱。在北京公共汽车上如果你坐早上头班车，常常找不出零钱，说明他们的服务比不上小商贩。银行有时也说换不出零钞。固然确实也有零钞供应不足的情况，但更经常发生的是嫌麻烦，拒绝服务。
找出了找零困难的真正原因，对策也就有了。国家应该制订一条法律，即找零服务应由收款一方提供；银行必须经常准备足够的零钞；中央银行印制的零钞比例必须满足交易的实际需要。如果这几条都能做到，找零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印发500元大钞也不会引起额外的找零困难。
但是制订了法律是不是大家都能遵守，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是很没有把握的，特别是对拥有特权的政府部门，更是如此。如果对比一下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找零钱的问题很少发生。究其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将彼此服务，不论是付酬的或不付酬的，看成是市场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而在我们这里，市场的道德标准还没有充分树立起来。这也是我们在建设市场经济中最最迫切的一项任务。
1997年3月29日
永不堵车
——谈堵车的经济学
不应该用免费提供影碟的办法来促进影碟机的工业发展。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用免费提供道路来促进汽车业的发展。
大城市的堵车现象日益严重。城市内的交通不但关系到每一个上班的人，也关系到出门办事的人、送货的人、来城旅游的人、赶飞机上火车的人。堵车使大家心急如焚，而且眼看马路上的车一天比一天多，似乎没有希望能使堵车问题得到解决。这篇文章的题目“永不堵车”看来像是天方夜谈，纯属幻想。但从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这是可能做到的。只要政策得当，在实践上也完全行得通。
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内容是研究供应和需求的均衡。它得出的结论非常简单（尽管其证明十分复杂）：依靠价格的作用可以使供应和需求保持均衡，而且当每种商品和服务都靠价格的作用而达到平衡时，社会的资源利用达到最高效率。换句话说，如果价格不能起到平衡供需的作用时，资源的利用必将发生浪费，这就是资源配置的扭曲。
市场上有几千几万种商品和服务，每一种商品和服务大体上都能保持平衡。有时也会出现过剩和不足，但只要价格和市场在起作用，过剩和不足就能逐渐被消除。我国在60年代初出现过饿死几千万人的大灾荒正是因为价格和市场不起作用才会发生的。马路上堵车，说明道路的供应和需求脱节。说到底是价格没有起到作用的结果。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看，必须使价格恢复在道路供应和需求中应起的作用。用别的办法或许也能解决堵车问题，但必将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必将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空气可以自由享用，因为它不稀缺，它的取得不需要花费劳动及任何别的资源。道路则不然，它是非常稀缺的，否则就不会有堵车的问题了。它之所以稀缺，因为修路要花费巨大的劳动和物资。一切对稀缺物品享用，必须支付价格。消费者支付了价格，才会有生产者愿意为此而生产。任何一种物品如果有高亢的需求，消费者愿意为此支付高价格，生产者必定趋之若骛，因为这是发财的好机会。可是对于道路而言，虽然它十分稀缺，可是使用者可以像呼吸空气一样地免费使用；道路的供给者又不能从中补偿成本，更谈不上赚取利润，它必定会发生严重的供不应求。这就是我们每天看到的堵车现象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大家免费使用道路已经成了习惯，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现在堵车成了城市的一大灾害，就有必要对免费用路的习惯重新审视一番。事实上许多集资修筑的超级公路都实行了收费用路。我国古时小说中强盗抢钱的理由是“留下买路钱”。尤其我国人民享受了几十年的大锅饭，对公共服务要收费更是难于接受。所以在开始实施用路收费的办法时，大家觉得不习惯。武汉新长江大桥开通后不少司机集体冲岗逃票，甚至用小刀划伤收费小姐的手。但集资造路修桥，肯定要还本付息，不收费哪来钱付这笔开销？既然大家都盼路畅桥通，收费也属顺理成章。时间一长大家慢慢地也把问题想通了。城市的道路收费问题和超级公路收费以及任何别的消费品收费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因为在实施上有困难，所以没有采用谁享用谁付款的办法，而仍旧用大锅饭的办法。即市政府从广大群众中收税，再从税款中开销造路的成本。于是用路的人本应该交的费，变成了纳税人的负担。而我国老百姓收入还比较低，绝大多数人还没有私人小汽车，造成道路堵塞主要不是普通老百姓造成的，不像在美国，80％以上的家庭都有小汽车，他们的收入也比较高，工资中拿出1/3去纳税（包括造路的钱）也还算公平。现在叫中国的普通人纳税为别人造路，不但于情理不合，事实上也办不到，因为普通百姓没有这个经济能力。
在城市里造路，成本非常昂贵，在堵车的繁华地段每一平方米的土地往往要几千元甚至上万元钱。这还不算，为了道路扩建，需要拆迁原来的住宅，每一套住宅都要几十万元。相比之下，造路用的人工、水泥、钢筋、沥青等反倒成了小头。可是这样贵的造路成本，其信息根本传达不到用路人的头脑中去。相反，经验告诉他们，用路可以像呼吸空气一样免费享受。如此巨大的信息扭曲造成了道路使用中的巨大消费。所有使用道路的人中没有哪一位曾想到他应该为用路而付费，另外每年还有几十万人准备买车，参加到免费用路的行列中来。这种状态难道能够长久维持下去吗？我们不难想象，如果超级市场中有一种免费可以拿到的商品，不论有多少供应，也会被拿得精光。现在道路堵车正是同样道理的一件事。
有人反驳说，马路人人都在用，堵车也有行人，骑车人等的一分责任，如何向他们收费？可是分析堵车的具体情况可以看到，堵车主要是小汽车造成的。像北京的二环路根本不让行人和自行车通行。而且行人和骑车人并不怕堵车，车堵得再严实，他们也有办法通过。要解决堵车问题，主要是为开小车的人着想。严格来说，行人和骑车人确实也应该为用路付费，尤其要教育他们遵守交通规则，尽量减少出行中对汽车的干扰。他们用路的付费问题基本上可以从税收中解决，因为人人都行路，人人都纳税。这并不会产生严重的不公平负担问题，附带提一句，北京的自行车税每年4．20元，不足以支付与自行车有关的公共开支。自从1991年恢复对自行车收税以来，物价涨了一倍，而税收未涨。
有些好心人怕老百姓负担不起，免费用路的优点是百姓的负担轻。但要知道，造路要花钱是一个客观事实。用路的人不付钱就变为纳税人付钱。尤其重要的是，生活的提高归根结底取决于更多地生产出人民需要的产品。人民如果不愿为用路付费，说明应该更多地生产别的人民需要的商品，而不是多修路。
收税也好，叫用路人付费也好，都是叫人从口袋里掏出钱来，似乎很难办。可是我们从来也没有认为，吃冰淇淋叫人从口袋里掏钱有什么困难。用路付费和吃冰淇淋付费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认为用路付费有难度，其实还是一个认识问题。如果确实因为付费太高而人们不愿用路，这说明现在马路的拥挤恰是免费使用造成的。收了费拥挤就可避免，堵车也不再发生。一切商品的收费完全是供需双方自愿的。市场经济的奇妙之处，正在于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在价格上达成协议，从而保持供应和需求的均衡。用路收费之后，永远不会再有堵车问题。因为用路的人愿意为此付费，路不够的时候，再修一条好了。
我们说，只要用路的人愿意出钱，路就不会不够用。这和吃冰淇淋一样，从来没有听说过冰淇淋长时期供不应求。有人反驳说，造路要用土地，而土地是不能被生产出来的，钱再多也无用。但一块土地是用来种粮、盖仓库、造工厂、修住宅、筑马路，就看什么用场最满足人民的需要，或者说哪种用途产出的价值最高。认为农用土地移作它用是一种浪费，这是一种十分迂腐的见解。
根据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小汽车的拥有者为用路付费的负担比维持汽车本身（利息、折旧、维修、保险等）的负担还高出一倍以上。估计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用路付费水平虽不会比香港新加坡更高，也不会是很低廉的。因此实施用路付费之后，买车的人还要负担加倍支出用于为用路付费。可以肯定，这将压抑对小汽车的需求。所以汽车工业部门对这一措施多半抱反对态度。他们的理由是汽车工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近几年小车市场一直不太景气，基本的势态是供过于求。如果用路再要付费，汽车行业将遭受近于致命的打击，对我国宏观经济非常不利。但我认为这一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正好像我们没有理由叫国家免费供给录音带来保证录音机工业的发展，或免费供给影碟来促进VCD机的发展。汽车工业如果因此而发展受阻，正好说明了百姓对它的需求还不足以支撑它的发展。百姓愿意将钱花到别的地方去，不愿开汽车上马路。用国家补贴支撑的消费是虚假的繁荣。靠一般百姓为买小车的人承担造路的费用，从公平和效率两方面讲都没有理，这种虚假繁荣的代价太高。少发展一点轿车工业，减少一点堵车，同时将资金、劳动、资源投入到老百姓愿意为之付费的商品生产中去，对宏观经济更有好处。将来我国人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有能力买车又修路，那时候的轿车业的繁荣才是真正的繁荣。
如果大家都同意用路的人要付费，下面的问题便是如何向用路的人收费。城市公路不像超级公路可以设收费站，如果那样的话，城市马路的堵车还要更严重。所以要想别的办法。
首先是通过车辆的牌照来收费，在每年换牌照时征收。但这种方法产生一些收费和用路不完全匹配的问题。譬如外地的车辆在外地收费，在一些小城市，没有堵车问题，因而也不收车辆牌照的用路费部分。当小城市登记的车辆开到大城市来时，就必须另外收费。收费凭证还要贴在车辆前窗玻璃上。再有是什么城市算小城市？怀柔县的车收费和北京市的标准相同还是不同，都有些问题要解决。停驶多长时间允许退费等等，也要专门研究。
其次是通过汽油来征收用路费。因为用路的多少和油耗量大体成正比，所以只要每公升汽油的售价在油价本身之外再加一部分用路费就可以了。这种方法的毛病在于不能区分车辆在繁忙的堵车段行驶还是在乡间行驶，更不能避免在收费段的超级公路行驶时的双重收费。
第三种办法是向停泊的车辆征收用路费。因为车辆既有行驶的时候也有停泊的时候。不能在行驶时收费，不妨改为在停泊时收费。国外在马路上停车都要收费，收费柱就设在马路旁。交费的车主投市后将收费计时器拧到10分、20分等某一档。如果时钟走完这段时间，车辆仍不开走，将被罚款。但这一办法只能对停在马路上的车收费，对停在住宅区内、车库内、机关院校内的车收费仍有困难。
事实上国外对用路收费的办法是上述三种方法的组合，如何制订收费标准，如何实施都要有专门的研究。但不论如何优化组合，仍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即这种收费办法相当于使用公共交通的人购买月票，一旦买了票就可以无限制地使用。它仍不同于吃冰淇淋，付一笔款，消费一分。因此不能有针对性地用收费来限制车辆进入繁忙地段。最近美国已开发出一种可以在车辆行驶中记录车号的装置，将它安装在不同繁忙程度的地段，制订不同的收费标准。通过计算机处理到月底时统一向车主收费。正像长途电话收费办法一样，每次电话的通话时分、对方号码、时日，全部记录在案。这样可以将收费和用路严格地一一对应。估计这项技术将很快在各地推广，当然这会造成一笔投资费用。
当前我国还没有这种技术，做到严格一一对应的收费还有困难。但使我们吃惊的是我国关于出租车收费的办法，恰与用路收费的原则相背，用路的人不但没有为此而付费，还将部分堵车的成本转假给出租车司机去负担，鼓励了乘客叫司机将车开到堵车的地段去。因为现在普遍实施的出租车收费标准中，停车计费的标准太低，一般停车5分钟才按行驶1公里计价，一小时才走12公里。这样的计费标准不足补足堵车中燃料、人工、汽车投资折旧等的成本，更谈不上停车时占用马路的费用。所以出租车司机碰到堵车会造成经济损失，这是当前拒载的主要原因。如果将堵车的全部成本由乘客来承担，乘客就可能愿意改乘公共汽车，或绕开拥堵地段。同时也避免了绝大部分拒载的发生。拒载既于乘客不便，也于出租车司机不利，放着现成的顾客不拉，再开车去找别的客人，增加了出租车的空驶，浪费了顾客的时间。估计仅仅北京一地因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不下几千万元。可见一项收费办法的错误会造成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
1997年8月27日
区别技术效率和经营效率
我国纺织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政府决定“限产压锭”。过去用计划经济的方法限令关闭一些纺织厂，但效果不佳。这里关掉几家，那边又新开出几家，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并没有缓解。最后政府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手段，锭子回炉。每回炉一个纱锭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补贴或奖励。可是这项措施仍不见效，依旧有一些应该回炉的锭子私下转去一些地下工厂投入生产。为什么？很简单，开纱厂能赚钱。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赞叹市场力量之巨大。只要有钱可赚，九牛也拉不回头。
这里产生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既然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产品供过于求，价格惨跌，纱厂纷纷亏损，为什么还会有一些工厂安装淘汰下来的纱锭还能赚钱。答案在于技术效率不同于经营效率。
技术装备都有它自己的效率指标。锅炉有锅炉效率，它表示投入锅炉的热量有多少百分比被锅炉中的水和蒸汽所吸收。一条自动生产线也有效率，它表示个工作班能生产多少产品。但经营效率则是另一回事，它表示产品的价值与投入品（包括原料、劳动、资本的折旧及利息等）价值之比，经营效率高于1．0，企业赚钱，否则企业亏损。虽然企业的技术装备精良，效率高，有助于提高经营效率，但装备效率并不完全决定经营效率，后者主要由经营管理的水平所决定。如果管理混乱，工人不关心质量，企业领导乱花钱，装备的效率再高，经营也会亏损。相反，虽然装备水平差，技术效率低，只要经营效率高，企业仍旧可以赚钱。一些淘汰下来的纱锭尽管技术效率低,安装在经营效率很高的私营工厂中,它仍能为企业赚钱。
在经营效率相差不大的企业之间，那些使用落后设备的企业必定会被淘汰。但在经营效率相差很大的企业之间，首先被淘汰的不是装备差的技术效率低的企业，而是那些经营效率差的企业。，所以要解决纺织业生产能力过剩，早日淘汰陈旧设备的首要之举是整顿那些经营效率差的企业。这些企业经营效率低的根本原因是所有权结构不合理。
设想一下，如果经营效率高的企业同时能用上技术效率高的装备，而不是偷着用淘汰下来的设备，他们将如虎添翼。可是在我国，正如纱锭的例子所说明的，好的设备常被经营差的企业所占用，而经营好的企业却往往只能用一些破旧设备，这就是资源配置的错位。这种错位导致了我国生产力的巨大损失。怎样能避免这错位？说到底，还是要靠市场机制，让资源自由流动，而不是用行政力量去干预。
1998年5月20日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二编 宏观经济(一)
第二编 宏观经济(一)
扩大再生能源利用的社会经济条件
能源可分为可再生的和可耗竭或不可再生的，后者是指矿物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从地质学的角度看，矿物能源也在积存和生长，但其速度非常之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人类在短短的几百年间耗尽大自然几亿年内生成的矿物质能。以现在的消耗速度估计，石油将在几十年内耗尽；天然气将在不到100年内耗尽，煤则还可以用500年左右，这些都是将发生在几代人之后的事。如果我们抱着对子孙后代不负责任的态度，或者相信船到桥头自会直，将来的科学技术自会有办法对付，似乎可以高枕无忧地继续我们目前的生活方式。然而大量使用矿物能源造成的环境问题已经对我们这一代人敲起了警钟。气候变暖可能已经引起了持续的干旱，增加了灾害性气候发生的频率，它的全部后果远远没有表现出来，等我们把其中的因果关系完全搞清楚再来想办法时恐怕为时已晚。而气候变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燃用矿物能源排出二氧化碳，它是一种温室气体，能有效地阻挡地球表面向宇宙空间辐射热量。酸雨是一个更为迫切的环境问题，它主要是因为矿物燃料中所含的硫燃烧生成二氧化硫，再遇水蒸气沉降而发生。酸雨已在欧洲和北美造成大片森林死亡，大片湖水酸化使鱼类减少甚至绝迹，农作物减产，建筑物被腐蚀。酸雨在我国西南部诸省也已造成每年几亿元的直接损失。
正因为矿物能源已经诱发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再加上对人类前途可能构成的威胁，有识之士逐渐把眼光转向可再生能源，它们包括水能、太阳能、风能、植物能(指薪柴和秸杆)、海波能和地热能、潮汐能。除最后两项外，其余部都接来自太阳能。
水能是一种技术上十分成熟，成本低廉的能源，它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发达国家，凡是经济上可行的水能资源绝大部分已得到开发利用。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利用率还相当低。将来水能全部被利用时，大概能占人类所需能源总量的不足10％，所以其他各种再生能源的开发仍属十分必要。
但是这些再生能源有一个共同的固有的缺点，即能源的密度十分稀。要采集到足够数量的能源必须有面积巨大的设备，如水电站的水库、太阳能的光电池板，风能的风扇翼面等。由于设备巨大必然需要大规模投资。再加上这些能源往往随天气及时间变化，为补偿这一缺点，更要求有相当的储能等装备从而进一步增加了投资的规模。但由于能源直接来自然界，它的供应几乎是无成本的，所以这些能源装备经济上的特点是投资极大而运行费用极低，成为一种特殊的资金密集项目。
迄今为止，再生能源之所以未能大规模地取代矿物能源，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经济上难以和常规能源竞争。但是由于能源使用的具体条件非常不同，而且太阳光、风等的供应随地点而迁，所以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使用再生能源会比使用常规能源更经济。例如在距离较远的海岛上，既够不上电网，燃料油的运费又高，而风能却充足的话，使用风能可能是最佳选择。类似地，在一些牧区，偏僻山村，再生能也能有效地与常规能竞争。随着利用再生能技术的进步和成本的降低，其适用范围将不断扩大。但是在通常条件下再生能比常规能低廉的前景至今尚未出现。所以即使按乐观的估计在下一世纪再生能所占的比例也只及常规能所占比例的不到1/4。
下一世纪，技术上和环境上存在许多重大的不确定因素，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个可能，是大规模和严厉地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在这种情况下，节能技术的发展和再生能应用将得到巨大的推动力。在过去，再生能源的研究集中在技术方面，例如光电池的效率提高和风扇翼型设计，这些研究的目的是降低设备的单位造价，但很少注意到推广再生能利用所要求的社会经济条件。在能源政策的制定中改善这方面的条件有时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己如前述，许多再生能利用的投资是初置成本极高而运行费用极低的一种特殊性质的投资；换言之，这些项目在建设的初期一次性投入大量资金，以后在其整个使用寿命期内，每年产出的能源价值不低于资本的利息加上折旧费（如果忽略相当有限的运行费）。所以这类能源要能得到推广有几个基本条件，即比较容易筹集到足够数量的资金；投产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产品（指能源）的价格不降低；在整个生产寿命内社会关系的稳定。这些条件超越了再生能源本身的技术成就，而是开发再生能源的外部环境，然而对再生能源的发展至关重要。
先谈资金的筹集。一项再生能源利用的方案，即使按当地条件与其他能源相比更为经济合理，但因最初的投资高，如果贷款困难，最后只好放弃。例如建一个合乎规格的沼气池通常要三四百元以上的投资，在贫困地区这笔资金超过了一户的经济能力。虽然建他的各种其他条件都具备，而且由于使用沼气，增加了优质肥料的供应，减少了拾柴草的劳力需求，农户每年的得益大于投资的利息和折旧，但因借贷无门，只好仍旧用秸杆薪柴。解决资金问题通常想到的是政府出面给予低息贷款。其实政府并不是有效地融资的专门机构，银行和信贷合作社可能干得更好。但必须对再生能利用项目给予优先考虑，至少不能加以歧视。由于再生能源对环境的损害较少，给予优惠低息贷款也是应当的。
由于我国资金市场还处于创建阶段，资金的运用相当缺乏效率，即最应得到资金的项目往往得不到，资金反而用去搞了不少无效建设和重复建设。一个再生能开发受阻的例子就是我国水电建设的落后。我国水力资源异常丰富，居世界首位，但至今只开发了其中的不到1/10，水力发电的综合成本通常不到火电的一半甚至1/4，所以世界各国无不优先开发水电，他们的水力资源利用率都在八成左右，有的早已达到了100％。可是我国在分配资金时，多半因为水电投资太大而搁置。最近几年上马的几个大水电项目多半还是利用了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要知道，我国并不缺乏资金，我国国民经济中积累率一直保持30％以上，在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始终排在前五名。1993年城乡私人存款额已达到1．5亿元。如果有一个充分有效的公平竞争市场，资金所有者有权利寻求效益最好的投资项目，水电建设是决不会缺乏资金的，不仅水电建设缺乏资金，大的火电也缺乏资金。结果是用户分配不到足够的电力，只好自备小汽（柴）油发电机组。日本进口和国产的各种牌子的小发电机组已生产并配置了几百万千瓦。这种小机组单位功率投资大，热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造成资金和能源的巨大浪费。这一现象从80年代中期即已出现，至今仍不见改善。如果大电站的集资不那么困难的话，这种损失经济效益的事原不会长时间地持续存在。当然，资金市场之缺乏效率只是投资缺乏效率的原因之一，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投资决策者个人损益与项目效益的好坏缺乏联系。项目的效益好个人也得不到奖励；项目失败了，个人也不受批评。这种激励机制的错位与所有制结构有关。
再生能源技术要能得到发展的第一个条件是投产后产出的能源价格的稳定。反言之，如果能源价格起伏不定，投资的回收就缺乏保证。如果投资者预见到这种不稳定的可能，他将不敢贸然从事，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两次能源危机中由于能源高价而促成的许多能源开发项目。包括一部分再生能源利用项目，在1986年石油价格暴跌后，变成了亏损项目。所以那时舆论界紧急呼吁制止石油价格暴跌，说“暴跌造成的损失超过了暴涨的损失”。投资者有了这个教训，今后的投资必定要考虑未来能源价格的稳定性。
已如前述，目前的再生能技术还不能在一般情况下与常规能源竞争，能得到应用的多半是在某一些环境特殊的条件下。在这些条件下，与再生能源竞争的不是常规能，而是别的再生能源，甚至就是同样的再生能源。有的再生能源由于技术进步而使得成本降低。例如太阳能光电板的制造成本在近三年内大幅度地下降，使得以前设置的太阳能光电板失去竞争力，以前的投资变成了赔本生意。所以再生能技术要得到推广，一个重要条件是它本身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技术，而不是仍处于迅速变化中的技术。
第三个发展再生能技术的条件是社会环境的稳定性。由于再生能投资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收回投资，这段时间内社会的动荡会使最初的投资遭遇风险。首先是政治上的稳定性。非洲有些地区十分适宜于发展水力、太阳能，但由于战乱不断，这些机会的利用根本提不到日程上来。其次是所有权的牢固性，最初的投资者如果不能得到保证关于他投资的收益权，甚至他对项目所拥有的所有权都会受到挑战，他不会愿意去冒这个险的。大项目如此，一家一户的小项目尤其如此。最后是经济环境的稳定性。如果通货膨胀剧烈，国家又管制物价，甚至有的国家频繁地变更货币，变相地掠夺百姓的财产，契约关系变得非常脆弱，都将不利于长期还本的投资项目。
从沼气在中国推广的经验，我们还可以发现一条重要的规律，即有些再生能技术，必须通过有关市场的建设，从而发展相关技术的专业队伍才能取得成功。沼气的关键设备是沼气池。最早以为建池的技术很简单，只要有劳动力和必要的材料，家家户户都可以自己干。事实上并非如此，农户自己盖的池不是漏气，就是维护不便，而且寿命很短。一直到后来有了专业建池队伍，他们积累了经验，制造了专用工具，严格把住材料规格，而且熟练掌握了施工规范，池的质量才有保证。沼气池的维护和出料要用专用工具，这也不可能是每家每户都备上一套的。专业建池的工匠不是靠行政命令成长起来的，而是依市场原则培养成的。即农户愿意花钱请工匠来建池和维护，因为这样做池的质量有保证，比之自己修更有效益。建池工匠因为以此为生，天天都在和沼气池打交道，他们很快成了专家，而且有了专用工具，这都是一家一户的农户不可能具备的。这个经验说明了市场推动了专业化分工，提高了生产技术，降低了成本。试看当今世界上几千几百种行业，哪一种不是面向市场，依靠市场获得发展的！如果各行各业部只为自己服务，人类只能停留在相当原始的生产力水平上。这个经济得以发展的最基本的经验，要我们再次把它应用到像沼气一类的再生能源的发展上。
薪柴是一种传统的再生能源，当今世界上大约有25亿人口仍依赖于薪柴，它提供的能源占人类消耗总能源的14％。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人们获取薪柴的速度超过了它再生的速度，因此造成了大面积的植被破坏，表土流失，土地沙化，导致了严重的生态问题。然而这一局面并不说明今后应当减少薪柴的使用，相反，如果使用得法，薪柴能不但不会造成生态问题，而且有利于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特别是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何以同为薪柴的使用，却可以导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关键问题在于它是否以科学的方法生产和管理。从树种的选择，土壤的配合、火虫、防火、采伐和运输、治安、储存等都必须有专门的人才去处理，而发展这一专业化分工的成功之道，和发展沼气池一样，也必须将薪柴的获取市场化，让人们从市场上去买薪柴用，出卖薪柴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再在政府的协助下，建立起薪柴生产的各个专业部门，他们各自在市场原则的基础上彼此合作。一旦生产薪柴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祖国几十亿亩宜林荒山立刻可以披上绿装。同时市场也培育出专门育种的种子公司，专门治虫的防虫公司，专门伐树的伐木公司等等。对于原来上山砍柴现在要花钱买的农民也并不吃亏，因为他们现在可以在与植树有关的公司中找到职业。正像美国种小麦的农民仍在市场上买面包吃，并不自己磨小麦、烤面包的道理一样。
有些第三世界国家，那里并不缺乏薪柴市场。但薪柴在市场上可以卖钱，进一步鼓励了乱砍乱伐，造成生态的更大破坏。原因是那里的林地和树木的所有权不明确，表面上说是公有，实际上是无人关心，无人负责，人人得而据为己有。可见市场的建设有一系列的条件，尤其是所有权必须明确。在美国、加拿大和瑞典等北欧国家，木材是他们的一项主要出口商品，生产木材是可以赚钱的。他们生产木材销售木材完全按市场规则办事，尤其是林地是私人财产，可以转让出售。我国是木材进口国，国内的木材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贵得多。另一方面我国农村有上亿的多余劳力，劳动的成本非常之低，同时又有十亿多亩宜林荒山。这些条件保证了在我国种树可以成为有巨大盈利的事业，更何况植树又有无形的生态效益。我们所缺乏的是有效的所有权保障制度，和由政府帮助（而不是阻碍）的林木市场的制度建设。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我们最经常说的一句话，然而它常给人以误解，以为科学技术可以脱离市场的支持单独去发挥作用。我国科技部门开发出了许多好的技术。然而大部分被束之高阁，缺乏市场支持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前面提到的资金市场的作用、经济环境的稳定、社会关系特别是财产所有权的保证，以及由市场推动所形成的专业化分工的形成，不仅对于再生能源的开发具有重要性，对于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开发都具有重要性，1990年初我国农业部派代表团赴印度参加了国际沼气技术与实施战略会议，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国是全世界沼气池建池最多的国家，因而也是最有经验的国家，但国际上发展沼气池所用的设备却多半从印度和巴西购买，而且价格并不便宜。造成这一奇怪现象的原因是我国沼气工业未能面对国际市场，因而不能发展成一个国际性工业，而别的同家虽然技术上未必比我们强，却瞄准了国际市场而捷足先登。已如前述，市场的扩大将进一步促进科研和分工，提高技术。所以我们如果失去了沼气池的国际市场，将阻碍我国沼气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其实不仅沼气工业存在这个问题，其他如水电、型煤、太阳能热水器等方面，我国的生产规模都相当大，国内市场已相当发达，但在国际上却并没有占有稳固的市场阵地，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老龄化社会增加储蓄将产生新问题
我国由于实行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社会的年龄结构估计在2000年时将完成从成年型转化为老年型的过渡。这一过程在中国只用18年，而在当今的发达国家中曾用了40到100年。突然的变化将为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其基本特点是每名劳动者所要负担的人口数增加，结果很可能是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降低。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各种建议被提出来。它们之中最核心的一点是增加储蓄，个人在年轻时要增加储蓄；整个社会从现在起也要增加储蓄，以便将来老年人增加时，这笔储蓄可以用于老人的生活花销。这种见解从个人的经验来看是正确的，但从宏观来看却未必正确。因为现在存钱将来还本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现在有人愿意借钱，而且存的款与借的款相等。如果因为老龄化而鼓励人们多储蓄，就可能发生存的钱超过借的款。当然，将钱借给外国是一种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办法，但如果老龄化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则不能以邻为壑。可见要使增加储蓄有利于老龄化问题，不但要增加储蓄，还要鼓励增加借贷，并使惜贷转化为投资。
个人储蓄可以采取多种形式：银行存款、买债券或股票，买期货，置房地产，囤黄金或外币。而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保证你的储蓄确实用在了投资。银行存款或债券最终的去向既可能是投资，也可能是消费，如果银行将钱借出去用于股票买卖，结果就可能变成消费。当某人买股票投机赚了一大笔钱，很可能他会将这意外之财用在挥霍性消费。这笔消费就是你的储蓄：因为从长远看，在股票投机集团的内部盈亏是相抵的，赢的钱不可能来自没有参与股票买卖的外部。购置房地产仅当有人将它出售时才有可能，从宏观来看只是财产的转手，并没有任何真的储蓄。买黄金则更不可能转化为投资，它与其他消费性购买仅有的区别是将来可能重新将它出售。
贷款如果用于消费则显然不利于解决老龄化问题。贷款必须用于增加投资才能起作用。但面对着一个老龄化社会，整体上的购买力在减少，企业家面对一个收缩中的市场，将对投资缺乏信心，投资很可能是不足的。目前西欧面临的经济哀退实质上与人口结构的变化具有深层次的联系，这是储蓄未必能转化为投资的原因之一。
投资并不等于生产力，资本还要劳动的配合才能形成生产力。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本来就有劳力供应不足的问题。当大量储蓄确实转化为投资之后，市场上将出现对劳动力的争夺，工资将上升。劳动是一种特殊商品，它的供应价格弹性很小，甚至可能是负的。因为人们的收入增加时，不愿意多花时间劳动去多挣钱，相反愿意多享受闲暇。将来的老人社会可能出现一种新奇的现象：生产需要工人，老人服务也需要工人，工资抬得很高，然而有劳动力的人挣够了钱宁愿在家多休息。用经济学术语说，一条下倾的供应线很可能与需求线没有交点，建立不起劳动市场的供需均衡。这是储蓄未必能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又一原因。
有了资金，如果仍旧沿用原有的生产技术，即使扩大了生产规模，仍旧解决不了老龄化社会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因为按照现有的生产技术，资金和劳动的比例有一定的范围，而这一比例在老龄化社会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必须改变生产技术，使较少的劳动借助于机器设备来实现原定的生产目标。例如使用自动化机器，但如果生产自动化机器所消耗的劳动超过了它所能节约的劳动，这种技术仍无助于解决劳动不足的问题。
除了从机器设备方面节约劳动，更大的潜力在于减少由于人与人之间摩擦而耗费的劳动。买一张火车票要花上半天时间，办一张工商营业执照要几周之久，打一场官司则可能花费上千个劳动日。更不用说犯罪行为引起的从警察、法庭到监狱消耗多少人力了。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可以消灭上述一切人与人的摩擦，但一个社会在体制上的合理化确实可以减少这些浪费。从经济学来说，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想降低交易费用，必须完善法制，提高全民的教育水平，培养社会的道德风尚，并不断地改进政治体制。
缓解未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有上述种种困难，从另一方面看，如果今天的政策不对头即很容易会加剧将来的困难。例如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包括森林，矿产、淡水、动植物品种），对资本折旧提成的不足（小车不倒只管推），向国外大量地借钱。这些方面，值得我们严重注意。
1993年11月25日
小心你的辛勤储蓄变成了别人的高消费
由于群众对于通货膨胀的担忧，各人都在寻求货币保值的方法。现在市场搞活之后，可供选择的方案很多，买黄金首饰、外币、各种债券、股票等都比存银行拿利息有利，现在又多了各种渠道的集资。不少人把多年辛勤的存款从银行拿出来，按照自己的用钱计划及对市场的判断，将钞票变成了别的金融资产。对多数人来说，从收益的大小，风险的程度以及重新变为现款的难易来看往往将钱投入了高利率的债券。这种债券的还本付息期为半年至两年，利率比银行同期存款的利率高出一倍左右。
按市场经济的运行原则，资金持有人有权将钱投入最有利的项目。因为如果判断准确的话，那些无效益的建设将得不到资金，全社会的储蓄可用于最迫切需要的项目。在市场健全的情况下这些项目也就是获利最丰的项目。可是我国目前出现的股票热和房地产热，由于投机活动，使价格人为地抬高。用于股票及房地产的资金可以赚得巨大利润，鼓励了投机商出高利率去集资，吸引了更多的资金流入，在供应量不增加的条件下造成价格进一步上涨。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利息率不断上升，群众不断将存款转为股票及房地产资金。只要不断有资金流入，以前买了股票或土地的商人，只要脱手就可以赚上几十万乃至上千万。他们赚钱毫不费劲，因此花钱也不心痛。他们花天酒地，一掷万金。上十万元的表，眼也不眨就轻易买进。近来几个大城市中令人眼花镣乱的高消费就是这样形成的。他们用的是群众多年积蓄的辛苦钱。
目前大多数的股票和房地产的价格已经高出了它们应有的价格。换言之，如果股票靠了分红利，房地产靠了土地开发去赚钱，它们的价格不可能高于获得同样利息的银行本金。实际价格之所以偏高好几倍，完全是出于投机心理，即预期将会有人肯出更高的价钱来买。这就是泡沫经济的特征。一旦中央银行强行收缩银根（看来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这一措施很可能要出台），投机资金缺乏，股票和房地产价格将惨跌，投机商把老本蚀掉将叫苦连天。
多数群众缺乏投资的风险意识，以为自己买的债券（有的甚至连债券都没有，只有一纸收据）总是安全的，投机商蚀了本是投机商的责任，他总要想办法归还本息。殊不知对有限责任公司而言，企业宣布破产之后债主只能按破产后企业资产清算的清偿能力来索回部分债务。何况有许多集资的单位和个人本来就是冒险家。赚了钱是他的，蚀了本不怕陪你打官司，了不起坐几年牢。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往往被大多数人忽略，即国库券的利息兔征个人所得税，而其他金融债券及股票的盈利都要照章纳税。现在群众纳税意识淡薄，税务人员力量单薄，偷税漏税成为正常现象。今后发展的趋势无疑将加强税收管理。税务局可以在企业还本付息时先从利息中扣除所得税，任何人也逃不了税。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高息的融资就没有多大的优越性了。
那么什么是较妥当的储蓄方式呢？我认为政府发行的免税债券是值得考虑的。虽然利率低，通货膨胀率可能高于利率，但大家都踊跃购买政府债券可以回笼货币缓解通货膨胀，而且政府集资去从事国民经济最迫切需要的投资项目，如铁路、港口、通讯、能源，这将消除瓶颈约束，增加国家生产能力，增加商品供应，进一步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希望有识之士慎重选择，把自己多年的辛勤积蓄用在最有价值的地方。
高速开发区所特有的问题
我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虽然其中有几次周折，但总的势头未曾逆转，两广及福建沿海更是高速发展中最耀眼的亮点。然而随着调整发展，也带来一系列难以处理的难题，弄得不好优势可能转为劣势，高速为停滞。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头脑冷静的决策者应有的品质。最近世界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埃斯莱和彼里切脱在《金融与发展》杂志1993年12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经济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运气与政策”，专家讨论了发展能否持续的问题。通过对1960年到19ss年115个国家经济增长实绩的观察，发现了一条重要的规律，即持续增长并无必然性。换句话说，发展快的地区能否长期坚持并无一定的规律。过去由于日本、亚洲四小龙及个别非洲国家（如博茨瓦纳）实现了几十年的连续增长，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以为只要经济一旦上了轨道，持续增长便很容易实现，而糟糕的经济永远也翻不了身。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例如世界银行官员在60年代考察韩国经济时认为，“无疑1962～1966年的增长率会达到7．1％是不可想象的”，理由是50年代时韩国经济搞得很糟，但事实上韩国在1962～1966年期间内实现了7．3％的增长率。60年代初许多经济学家看好斯里兰卡的经济，认为在1962～1976年年间它会超过台湾，但事实上它只增长了0．3％，而台湾却达到了7．3％。50年代时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的发展很快，普遍认为会超过香港和新加坡（因为该两地人口高速增加，失业问题严重），但事实上后者的发展速度是前者的两倍。其他的例子还有菲律宾、缅甸、非洲国家，当时经济学界的预测都大大地偏离实绩，说明人们看问题易受与时当地环境的左右，圃于视野所及，没能注意到经济有其自身的规律。
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定量地说，就是后一阶段的发展速度是否与前一阶段的速度相关。上述两位经济学家引用了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一篇文章的资料，将世界上115个国家1960～1973年间的平均人均增长率与1974～198S年间的平均人均增长率作了相关分析。
计算得出的相关系数仅0．2，说明1974～19％年问各国人均经济增长率的差别，仅有20％是受到1960～1973年增长率的影响，而且这一相关系数很大程度受了亚洲四小龙的影响，如果将四小龙的数据舍去，相关系数降到了0.1。如果检验一下1970年以后每30年为一段的23个同家的人均增长率，其相关系数也只有0．1。
经济增长未必能持续，这一结论给我国沿海高速增长区敲响了警钟。经济高速增长会引发一系列特有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处理欠妥，负面作用便可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整个经济便可能转向停滞。下面就这些问题作一简单的分析。
1．投机活动是一把两刃剑。
投机活动是指在公开竞争市场上的买卖，其目的是通过买卖差价赚钱。换言之，投机者自己既不生产，也不消费，买进的目的只是为了卖出。这种活动包括我们常说的囤积居奇，贵卖贱买，“故意制造价格波动以牟利”等，但不包括官倒、内线交易、欺行霸市、串行定价等等。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证明，投机活动如果赚钱，是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而且这一部分赚的钱应计入国民生产总值。这意味着投机是创造财富的活动，并不只是财富的转移，或将别人口袋里的钱用欺骗方法赚进来。正因为如此，各个市场经济国家虽然多半禁止赌博，但都承认投机是合法的。但如果投机蚀了本，则是一种反生产行为。
投机活动对社会作出什么贡献？它的产品是什么？未来的价格或价格趋势是投机活动的产品，它对社会的贡献就是正确地预测了未来价格。如果预测错误，投机将赔钱，同时将导致国民生产总值的减少。
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交易频繁，商业机会大量出现，必定会吸引外地资金大量涌入。这些资金固然会有不少投向了工商实业，也会有大量游资投入到房地产、股票及其他金融证券所组成的投机业。对于处于快速变动中的整个地区而言，了解未来的价格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房地产。如果没有投机活动，房地产价格必定偏低，这将导致土地资源的误用，特别是如果有外商进入购买房地产时，他们将不费吹灰之力而赚取巨额利润。有了房地产投机活动，未来价格就能在现在反映出来，所以这种投机活动是有利于整体经济的。
然而参与投机活动的人未必都是经济学家，更未必都能准确预测未来价格，相反，绝大多数投机商的活动带有较大的盲目性。一窝蜂式的模仿行为往往把房地产价格炒过了头，于是就出现了泡沫经济。由于一切经济活动都要占有一定的空间，所以房地产价格是一项基础成本。如果房地产价格炒过了头，将导致成本的普遍上升，使经济失去竞争力。本来在市场力的作用之下过头的房地产价格自然会回落，但这将导致一大批人遭受巨额亏损，所以他们将竭尽全力维持过高的价格，于是将出现一段持续较量的相持过程，但最终的结果是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当地经济失去竞争力，或者是一大批房地产商人亏损破产，甚至两种坏结果先后出现，先是经济失去活力，继而房地产大跌价。当然，如果价格没有太过头，平稳过渡也是有可能的。
如何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一种天真的想法是政府对各种房地产设置最高限价。可是政府对价格的预测能力，未必比投机商更高。投机商尚且预测错误，政府怎能保证永远正确？治标不如治根，从治根说来，无非是完善市场制度。例如限制一天内价格波动的幅度，提供上反两方面的价格信息，开辟更多投资渠道，分散投资项目。当然，政府发布价格预测也是有用的。如果政府的预测多数比较准确，它就逐渐享有很高的信誉，并起到价格风向标的作用。这对抑制盲目投机有重要的作用。
2．外地劳动的融合。
随着大量资本进入高速增长地区，必将有大量人才、物资、信息、劳动力的流入，其中必须慎重处理的是外地劳动如何能和谐地融入本地。本来，外地劳动流入可以保持当地较低的工资水平，使高速经济增长避免工资的同步上升。根据台湾、韩国、新加坡的经验，这一点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的。这三个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工资低增长保证经济高增长和工资高增长导致经济低增长的经验教训。然而外地劳动与本地环境的融合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有时外地工人的权益得不到保护，外地人拥入造成住房、交通的拥挤、治安的恶化；较贫穷的外地人与较富裕的本地人之间出现对峙，甚至发展成阶级对立；文化较低的外地人不善于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有时组成自卫性的兄弟会，这种组织很容易发展成为黑社会，变为经济成长的毒瘤。四小龙除了新加坡都有过这类经历，此问题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通过政府功能的正常发挥，应该是不难解决的。然而在经济快速起飞时，当地政府既有准备不足、人力不敷的问题，也有各级领导工作作风从管制转变到服务的思想滞后的问题。如果外地劳动问题处理得不好，社会关系出现紧张，实业界人士对前途失去信心，资金人才就会外流，经济发展顿时会受挫。
3．外地人才、资金和信息与当地资源的稳定结合。
发展经济学在比较各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后得出一条规律，即直接投资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不同。后者具有很大的流动性，随时可能撤走；前者则直接带来人才、技术和信息。所以当地政府必须鼓励外地资金用于开办企业，为他们提供方便，特别是提供治安、交通、通讯、水电等基础设施的服务。
然而外地直接投资的目的是寻求利润而并非为了帮助当地经济发展。非洲有不少国家接受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开矿办厂，表面上很繁荣，但外国企业赚得大量利润都汇回国去，高级职员都是外国人，本地人由于存在失业，只能赚一个维持温饱的低工资。结果出现一种畸形的经济结构，即高度现代化的企业、舒适的住宅、豪华的购物中心和娱乐设施基本上是外国人活动和享受的范围。当地人所得有限，郊区和农村的面貌仍旧是穷困破旧肮脏。外地流入的资金必须稳定地和当地资源结合，才能保持发展的持续性。是否能做到这一点，从几个方面可以观察到。首先是本地人士要有培训的机会，并能晋升到高级职位；其次是外地资金生成的利润在比较各种投资机会之后仍愿意留在当地再投资；三是当地大众的消费水平有上升和扩大的趋势，借助于大批量生产创造出更多的规模利益；四是城市向外扩展，新开发区有良好的规划，逐渐改变当地面貌，只有当本地资源，包括房地产、人才、劳力、经济规模，能创造利润并形成积累去扩大再生产的时候，才能认为外地资源开启了当地发展的契机，才有持续发展的可能。
1994年4月18日
一石激起千层浪——茅于轼教授向北大师生发难
1994年4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团委和学生会组织经济文化月活动。在开幕式上邀请了七八位北京经济学界著名人士到会发言，每人限定10分钟。由于时间有限，许多经济学家言犹未尽。会上大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十拭教授作了7分钟发言，提了七个经济学的普通问题，难倒了不少北大师生。
他认为经济学知识是每个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应具备的，所以现在高中和大学里都要教政治经济学。但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能否传授有用的经济知识却可能存在问题，因此他出了七个普通问题，考一考非经济专业而学过一般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如果大部分问题都答不上，就证明当今的经济学作为一门大学里的公共课有加以改造的必要。这七个问题都不是冷僻怪题，但看来容易，却真难回答。七个问题激起了北大校园内一阵不平静的思考。
下面就是茅于拭教授所出的七个题目：
1．何以穷国和富国同工而不同酬？
从简单劳动如餐馆里洗碗，到复杂劳动如外科手术大夫，几乎一切行业中中国的从业人员所得到的待遇远远比不上美国同行的待遇。我们也可以不用货币收入，通过汇率折算，而可以直接比较吃、穿、住、用、玩的实际生活水平，这一结论仍旧成立。
有的经济学家解释说，一般而言，美国工人使用的工具先进，所以同样劳动产出的价值较多。可是拿洗碗，理发等服务业来说，工具的先进并不起多大作用。再说中国也有高度自动化的流水生产线，那么工人的待遇仍不能和美国工人相比。
由于穷国和富国同工不同酬，当他们之间发生贸易时，富国包含少量劳动的产品可以交换穷国包含大量劳动的产品，因而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是富国剥削了穷国。可是在没有贸易往来时，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仍旧存在，这显然不能用剥削来解释。正因为存在这一现象，所以不少人希望移民到富国去，使自己支付同样的劳动能得到较好的享受。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财富唯一的泉源。根据这一理论，质量和数量相同的劳动应该创造出相同的价值，可是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对富国和穷国同工不同酬的事实作出任何最起码的解释。
2．投机活动是否创造财富？
这里我们将投机活动定义为一些人既不生产又不消费，买进只是为了卖出，并从买卖差值中赚钱的活动。这包括房地产、股票、期货的投机，也包括囤积居奇，制造价格差别从中渔利的行为。
如果投机活动不创造财富，那么投机赚的钱只是一种变相欺骗，把别人口袋里的钱骗到自己口袋里，那就和赌博没多少区别。世界各国政府多半禁止赌博，却极少禁止投机。
如果投机钱确实创造了财富，那么这一部分钱应该计人国民生产总值。那么请问，投机分子为谁服了务？生产出了什么产品？对社会作出了什么贡献？
3．据说，市场经济的特点是等价交换，意思大概是说买卖双方谁也挣不了谁的钱，同时谁也不会吃亏。可是做买卖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而是为了赚钱。无论是国际贸易或是国内贸易，任何一笔双方积极参与的公平交易，都同时为双方带来利益。当然，这并不是说做买卖永远都能赚钱，蚀本的情况是存在的。但大多数情况下只要双方出于自愿同意，任一方赔钱的交易是做不成的。
如果承认了交换能赚钱，试问这新增的价值从何而来？
假定一头羊与一柄斧交换，交换之前和交换之后都是一头羊一柄斧，仅仅是变换了他们的所有者。从劳动创造价值来看，交换能创利更不能自圆其说。
你是相信交换能创造价值，还是坚信交换不能创造价值，你的理由何在？另一种说法的错误何在？
4．汇率是由什么决定的？
汇率是两种货币的交换比例。货币之所以有价，是因为它有购买力，因此货币交换的比例显然应该等于两种货币购买力的比。这种论断大量地流行于当今肤浅的教科书里，但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奇 -書∧ 網因为两种货币的购买力的比取决于买什么东西。例如，用美元买汽车，其购买力约为人民币的20倍，但用美元买旅游鞋，两块美元也顶不上一块钱人民币。实际上，正因为买各种商品时两种货币购买力的比价不同，才有国际贸易发生。用美元买汽车便宜，而用人民币买旅游鞋便宜，所以才有中国出口旅游鞋进门汽车。
对上述问题比较接近的说法是汇率取决于两种货币的供需情况，当用人民币买美元供不应求时，美元汇价上升，反之则下跌。然而这一答案只是对现实的描述，并未从经济理论上加以说明。譬如这样的汇率和购买力比较有什么关系？这种汇率有什么特点？它是有利于两国，还是不利于两国，或有利于其中的某一国？
5．“有计划、按比例”有什么错？
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是“有计划、按比例”。每当国民经济出毛病时，我们总可发现是某种比例失调所引起的，所以事先把比例掌握好，就不致发生比例失调的毛病，因而才有“有计划，按比例”的说法。市场经济则是靠着成千上万个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它无疑带有盲目性。当然价格确能调节余缺，因为供过于求时价格下降，从而消费增加，生产减少；供不应求时则相反。然而这种余缺调剂能否实现我们所需要的比例，却没有任何保证，是什么理由，我们竞放弃了这个基本规律，改换为市场的盲目调节呢？
6．钱能不能度量价值？什么条件下它能？什么条件下不能？
我们知道，凡是不能交换的东西，都不能用钱度量其价值。健康是有价值的，然而不能交换。一个人生了病，不论他愿意出多少钱给别人，也不论别人有多愿意用自己的健康去交换钱，事实上也无法做到。除了健康，还有友谊、爱情、创造欲望和好奇欲望的满足等等，也都不能用钱交换。
那么，凡是能交换的东西是否都能用钱来度量其价值呢？工厂产品的价格高于它原料的价格，其差价是否精确地表明了工厂创造的价值？由于市场价格的波动，即使工厂内部的生产状况完全照旧，它创造的财富是否也相应地变动？一个人做生意赚了钱是否证明他也创造了价值？
7．是什么决定了一物的价格？
我们知道，价格等于成本加利润。一般而言，产品的成本是企业已知的，所以上述问题也可以表述为什么决定了利润。
利润的变化很大，有时可能是负的，这就是企业亏损；有时可能超过了成本，使利润率达到百分之百。企业没有不希望多赚钱的，那么是什么限制了利润呢？
合理利润又是多少？如果你是一名物价检查员，你将如何去执行任务？利润率达到什么水平可以称之为暴利？如果你认为利润率达到50％以上就可以算暴利，你如何去说服坚持10％作标准的人？
问题已经提了出来，答卷平均能评多少分，没有人统计。但从北大校院内沸沸扬扬的议论来看，大家开始反省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育是否有助于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大业？这种教学究竟给学生多少有用的知识？大学教学本来应该领先于现实的发展，可是这一门课程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仅仅针对北大的。但几十年来北大师生一直是我国学术和文化的先驱者，也许会在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上率先行动。
1994年6月2日
充满辩证法的经济学
经济学是最容易使人陷入误区的一门学问。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常常对经济问题发表坚定的主张；学过了经济学，懂得了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提出主张的时候往往要加上一系列前提条件；一些成了经济学大师的人发表意见时无例外地十分慎重，他们之中许多人自己也承认，对某些问题的看法随着认识的深入，也不断在改变，这使得他们更不敢发表一边倒的见解。当然，经济学的理论是牢靠的，不是模棱两可的，但在将他们应用到经济政策上时，结论就不那么明显了。中外古今，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结果与初衷完全相反的政策实在是不胜枚举，最普遍的错误就是对竞争性的产品用行政手段管制价格，这一类的错误不但过去已经犯过几千几万遍，而且现在还在犯着，中国百姓忽然在1994年大吃注水猪肉，有人说是奸商的新花样。可是商之为“奸”己有千年历史，中国人吃肉也有同样的历史，何以1994年忽然出现了猪肉注水？答案原来在限价上。看来限价不取消，注水肉就难以绝迹。猪肉问题只是目前许多限价引起的例子之一，今后类似的问题还会发生几千几万次。人虽是万物之灵，可在价格问题上却远不那么灵。当然，有的人看问题比我更深更远。他们说限价不起好作用大家不是不知道，但限价立刻给一部分手里有权的人带来巨大利益，所以总有人乐此不疲。
除了价格问题，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譬如说，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应提高工资标准。照一般常识判断，显然提高工资可以改善生活。可是从宏观来看，一国百姓的生活水平取决于总生产量，而不取决于货币工资。只有有利于提高生产的工资水平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从这个角度看，略低一些的工资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保持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且保证工薪阶层货币收入的购买力。所以结论并非那么显而易见。我在《择优分配原理》一书中曾写过，避免政策错误的诀窍之一是从反面去想问题。如果某种产品出口不利，那么进口应该有利；物价上涨如果于人民不利，那么降价应该有利；增加消费如果于整个经济有利，那么增加储蓄应该不利。如果正反两个方向都是不利的，那么我们现在必定碰巧处在一个丝毫移动不得的最优点上，80年代中期煤价上调，以纠正煤价过低的毛病。但以后据说因煤价上升而引起物价全面上升，煤价相对于其他价格反而比以前更低了，如果此说不错，那么纠正煤价过低的办法是应该进一步降低煤价，使物价全面下降，而且降得比煤价更多。这显然与常识相悖。
目前中央特别关心农业问题。世界各国对农业研究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农业产量具有极大的弹性。如果投入要素增加的话，产量的潜力可以大大地被发掘。或者说，如果通过价格调整或剩余价值分配规则的改变而能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增产是十拿九稳的，什么是正确的农业政策？这可以从反面去想问题：什么政策能最有效地打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答案会包括：限制农产品的价格，收购产品打白条，禁止农产品的自由流通，禁止农产品市场的形成，由一家垄断（往往是国家）欺行霸市，为化肥、农药、柴油等农业投入品的购买设置障碍，开出各种难于兑现的空头支票，把农民困在土地上不许出租多余的耕地，也不许选择别的就业机会而不是吸引农民去从事农业生产，强迫农民入股入社或者不许他们各种形式的自愿组合。当然，还可以有不少别的稀奇古怪的打击农民积极性的办法。担心农业出问题，其实问题就出在打击农民积极性上。中国农民是尊重市场的，他们甚至认为市场比人权还优先，所以才有拐骗妇女卖给农民做妻子的事。公安部门去解救时还得不到同情，农民抵制说人家花钱买的有什么错。照此看来由于市场造成的使农民吃亏的事，农民基本上是认帐的，农民在市场上吃了亏会调整自己的行为，使之适合市场的需要，但由于政策而使农民吃了亏，一肚子的怨气就会发泄在用掺杂使假来对付实施政策的人，或减少农业投入，逃避使他吃亏的政策。
在一个纯粹自给自足的社会里，像鲁滨逊漂流到荒岛上从事生产的情况下，只有技术问题而没有经济问题。他有最优分配自己时间的问题，最优利用土地以极大地满足他的消费的问题等等。但这一切最优化问题都是工程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它们可以用数学规划的方法来解决。但当有一群人通过互相交易来生产和消费时，单纯的数学规划就不够用了，必须加上对策论，这就是经济学里充满辩证法的根本原因，遗憾的是至今仍有不少人用工程的方法思考经济问题。用这种思想方法去制定政策则是危险的。
1995年1月2日
经济学中均衡与非均衡之争
均衡的概念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它与最优状态相联系。当供需达到均衡时所产生的价格信号是使一切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的信号。在把经济学应用到政策研究时，恢复均衡往往成为政策目标。信息沟通和理顺产权就是有助于实现均衡的一些措施。一个系统的稳定性有赖于它变化中是否存在负反馈机制。关于这一点，理论上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受过正规训练的经济学家对此已不存在任何怀疑。
可是回到现实生活中时，我们发现市场永远在波动之中。股市、汇率、商品价格每分钟都在变动，均衡实在是一座永远达不到的空中楼阁。主流经济学对此的回答是：波动是外生变量引起的，例如人口在增加，新技术在出现，人的偏好在变化。而且尽管环境不断地破坏均衡，经济的变化仍是朝恢复均衡的方向发展。所以均衡概念仍是可以成立的，它仍然能很好地解释我们这个变动中的世界。
对于这样的回答，有一部分经济学家感到不满意。如果均衡永远是未来的事，为什么我们不研究现实呢？凯恩斯说过。从长期来看，我们都要死去。他这句话正是反对一些人老是强调长期均衡而忽略了现在。这个现在并不是过了一小时即成为过去的现在，而是每时每刻的现实。把目光转移到现实，可以发现一个全新的非均衡世界，它由不同的规律控制着。在这个领域里一个著名的流派即混沌经济学，它认为现实是在一组非均衡约束下的自组织过程。此时非均衡成为事物的本质属性，确定性的思维被概率型思维所取代，结果永无休止的波动代替了过程的收敛于均衡。
我们应该承认均衡概念对经济学的重要性，同时也应承认，过去我们忽略了非均衡同样是经济的基本规律。本来，均衡与非均衡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概念，然而它们确乎同时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现实是丰富多彩的，它永远比任何理论概念更为丰富。所以说现实之树长青。
1995年1月7日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二编 宏观经济(二)
第二编 宏观经济(二)
塞翁失马——复关谈判失败的反思
全国人民都希望我国能恢复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并成为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国。可是事与愿违，由于主、客观的许多原因，谈判失败了。面对着新的形势，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如何行动呢？
复关谈判固然涉及不少是非之争，但归根到底是利害之争。我们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当然没有必要作出牺牲，如果这种牺牲并不能带来长期或短期利益的话。美国人也尤疑地持有同样的观点。关贸总协定的基本精神就是防止双方都囿于短期利益而筑起贸易壁垒，导致对双方方都不利的结果。不幸的是美国宣布了贸易报复措施，形势正在朝对双方都不利的结局发展。希望有理性的人不会选择这种策略。墨子说过：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两千年前的哲人已经懂得的规律，今人不应该比前人更缺乏智慧。
从1983年至1993年的10年间我国进出口总额按美元计的年增长率为16％，大大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增10％的速度。1993年出口物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8％，进口物资占国内总消费（包括投资）的19％，与美同这个世界贸易大国相比较，他们的进出口额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多年来一直稳定在10％－11％之间，所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依存关系已经超过了老牌贸易大户美国了。这说明我国经济工在向出口导向的方向发展。我国是一个大国，不像香港、台湾、新加坡，他们的经济完全建立在进出口贸易之上，因为他们内部的土地、人口、资源都有限，严重依靠国际贸易是出于不得已的办法。我国地域广阔，资源极富多样性，国内各地区都有自己的经济优势，因而国内贸易的潜力极大。由于复关谈判的一波三折，短期内进一步大幅度增加进出口的困难较大。为什么不充分发展国内贸易，通过国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呢？
发展国内贸易障碍何在，首先是传统经济理论的误导，以为只有生产才能创造出物质财富，交换只是变更了物的所有权。其实，交换是双方各自利用对方的优势，避免自己劣势的一种活动。同样是生产，有优势劣势之分，北方生产香蕉，即使在暖房里有可能的话，也和南方的优势不可比拟。个人之间天赋的差别更大，音乐家去踢足球决不会吸引任何观众。今天我们之所以能享受到价格低廉的产品和令人眼花的品种，可以毫不夸张他说，全都得力于交换。国际贸易给人们带来巨大利益已为事实所证明，为什么我们不把眼光转向国内呢，我们已经感到外国的贸易壁垒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什么不赶快把国内的贸易壁垒尽早拆除呢？
其次，极高的交易费用（因为和人打交道而引起的费用）也阻碍了国内贸易发展。商业信用的退化，产品质量无保证，三角债泛滥，使得国内贸易的交易费用甚至超过了国际贸易。要降低交易费用必须提倡商业道德。有人以为用法律可以治理市场，其实法律本身就是引起交易费用的一个因素。打官司、办案子、设监狱都是费用极高的非生产性活动。提倡商业道德的办法，除了政府以身作则之外，每一个参与商业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都要团结起来，对不讲道德的人严予抵制；对讲道德的人积极用自己的道德行为给予回报，使道德败坏的人在商业圈于里无容身之地，使道德阳光温暖每一个愿意转向他的人。
国内商业秩序的建立同样有利于发展国际贸易。关税、配额等等障碍是有形的，秩序的混乱则是一种无形的障碍。如果外国人在国内做生意和在自选商店买东西一样地童叟无欺，无形之中可以招来巨大的商业机会。说到这里，我们坚决支持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支持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复关受阻，用不着灰心丧气，我国还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开发。但也决不用酸葡萄理论来安慰自己。贸易的更方便、更自由，更广阔、成本更低，仍将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所说，自由贸易虽然能带来巨大利益，它也并非没有副作用。过度的国际竞争增加了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了风险成本；国际竞争形成的专业化分工，使一个小国的经济单一化，增加了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先进工业国的生产优势和资本优势会把民族工业扼杀在摇篮之中。所以说，贸易自由化的原则不能超越国家主权的原则。
1995年1月9日
民间融资——改进资金使用效率的渠道
我国国民经济的总体储蓄率多年来一直保持在30％以上(包括居民的私人储蓄和政府的集中储蓄)，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多年来一直在世界各国中排在最前几名。这是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有些人错误地以为必须用高消费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个理论仅当整个经济由于需求（消费加上投资）不足而停滞时才可适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形势正好相反。我们一直存在投资饥饿症，投资一直过大，使得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政府不得不用多发钞票来弥补差额，结果造成通货膨胀。所以增加储蓄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稳定物价使每个人的收入可能逐年上升，并能增加就业机会，保证社会安定。
储蓄率高，无疑是好事。但我国的资金运用效率很低，重复建设、无效建设相当普遍，项目的在建周期长，结果是资金的回报率低。究其原因虽然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投资的无人负责现象。钱是国家的，盈亏由政府承担，经办人的责任心显然不及自己投资来得认真。所以提高资金运用效率的一个主要办法是让居民直接投资，让居民自己选择投资目标，决定投资规模。
然而每个项口需用的资金少则几百万，多则上亿，远远超过一家一户的投资能力，所以就要有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在中间起作用。它能将成千上万居民的储蓄汇集起来，向最有利的项目去投资。过去资金运用效率低，实际「就是银行的效率低。银行缺乏独立启主的贷款权利，贷给谁不贷给谁往往要听命于政府，而且利率由国家管制，不能随资金的供需情况而浮动。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银行是和当时的体制完全匹配的，现在经济已逐渐转上了市场轨道，但银行仍是原来的结构，当前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已从国家计委拨款改成了从居民存款中贷款，但银行基本上却仍旧是那几家，办法仍是老一套，这一形势造成了许多新问题。
居民不能直接投资，而要经银行的手间接投资。居民随时有权从银行提款，抽回资金，重新再投入市场去购买商品。这时出现一元钱用两遍的危险。因为银行吸收了居民的存款已经贷给了基建单位，钱已经变成了厂房、机器设备，可是居民有权将钱再从银行提出来，再去市场买东西，岂不是一元钱用两遍吗？这就是银行界的人常说的“下山虎”。当居民预期将发生通货膨胀，而银行又不及时调高利率时，就会发生“老虎下山”的事，严重的话金融体系可以崩溃，结果是每个老百姓受害。防止下山虎最根本的办法是让居民直接投资，不通过银行。在发达国家中居民的储蓄绝大部分是直接投资，存银行的钱极少。这和我国正好相反。他们直接投资的主要选择是住房，在美国2/3以上的居民都有自己的住房。其次是买国家债券、股票，特别是自己创办企业。
银行从居民手中集中了大量资金，按理应该贷给既安全又能获利的建设项目。可是事实上银行首先要照顾亏损的国营企业，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发工资，成百上千的职工等工资买米下锅，国家办的银行怎能见死不救。可是这种贷款发放出去，多半很难再收回。所以目前国家银行负担着巨额呆帐死帐，幸亏银行都是国家开的，国家决不会让银行倒闭，否则的话银行资不抵债，将难以为继。正因为居民相信银行不会关门，仍继续存钱进去。但是这种局面造成的后果是居民的储蓄间接去填补了无效益的亏损企业，社会上真正需要的建设，各种需要资金又有益于百姓的活动，却得不到足够的资金。
出路何在？从长远来看，国家银行的职能要改变，亏损的同营企业要改组，要允许非国营的银行上市。但从目前来看，应该增加居民的直接投资，减少通过银行集资的间接投资的比例。
直接投资的渠道很多，买股票、债券就是直接投资。因为你将钱投入这类证券，自己要承担风险，而且你不能随时随地将证券重新变成钱，除非另外有一个人愿意买它。可是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风险极大，操作中屡屡出现漏洞，使投资变成了投机，甚至变成了赌博。最值得鼓励的直接投资是居民自己办企业，自己用自己的钱，一定会精心使用，节约开支，寻求赢利最大的机会。《大众投资指南》1995年第之期上有一篇题名“开自己的车”,谈出租车司机的生意经,说的就是自己投资将出租车买下来，自己开自己的车。这就是居民直接投资的一种方式。最近下岗的职工日益增多，他们生活桔据，如果能自己办一个小买卖，至少可解燃眉之急，有能力且运气好的后还可能办成大企业。
可是不论什么买卖都要有本钱，这就是为什么要集资。集资过程顺利的话可以极大地提高资金效率，解决就业。向社会集资，向不认识的人集资，要经过复杂的法律手续，以免发生欺骗。但在亲友之间集资则比较自由，只要几个互相信任的人凑到一起就可以办起来，解放之前这种集资方法很普遍，那时称它为“会”。其做法是由几位核心人士共同拟定出本会的章程、各人享受的权力和义务、入会和出会的条件、违反规定时的惩罚办法。有了章程，会就可以开始运作。聚会的集资方法是规定每名会员每月必须储入一笔基金，多半是有一规定数额，也有规定不低于某一数不设底限，其数额低的每月100元，高的可到500～1000元。这笔钱由一名会员保管临时存入银行，每月“开会”时，会员有权向会借款，并承担借款利息。如果有几名会员同时申请借款，则通过协商，一般将钱借给愿意承担利息最高的会员，此利息成为会员储蓄的收入。会的组织和规定很灵活，主要随会的规模及互相信赖的程度而变。小的会不足10人，规模更小时变成个人之间的借贷，不需要立会的规章，有一口头或书面约定就行。人数多时可达30甚至50人，人数再多就不易管理。入会的人必须有会员负责介绍，换言之，陌生人不能入会。而且介绍人要为新会员不能承担义务时负一定的经济责任。换句话说，介绍人就是保人。因为这种会很大程度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运作，可靠的人际关系是成败的关键。会员借款时不但要支付利息，而且要说明惜款的用途，经会的负责人（或小组）审核批准后方可借给。这种规定说明高利息并不是唯一获取贷款的条件，贷款的正当理由，也是条件之一。这样能保证基金运用的安全性。
万一借了钱的会员到了规定的归还期无力全额偿还时怎么办，如果确实发生了这种情况，损失已经存在，很难弥补。当然可以要求借款人延期偿还，变卖家产，以工抵债等办法尽量弥补。但根本的办法是在制度上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主要措施有两条，一是借款以资产抵押。譬如借款人买了一辆出租车，这辆出租车就可以成为抵押，万一还不上款债权人有权没收或拍卖债务人的这辆汽车；第二是债权人随时监督债务人的经营情况，发生经营危机时及时提醒债务人，以免事态发展到难于收拾。
小本经营是这种以会的方式集资的主要服务目标，其特点是资金用量少，主要靠劳动或技术的投入来赚取收入。这种方式对不景气的国营企业的下岗人员提供了一条谋生之道。这些下岗人员多半都有一技之长，缺乏的是资金，一个人或几个人联合起来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服务，为居民服务，既有经济效益，更有社会效益。出租车业务是其一例，所需资金为5万元左右，如果本人有较高的文化基础，拥有一台电脑可以从事许多经营活动，其投资仅一万元左右。这是一项大有前途的营生。但是以会聚资的方式也有其不足之处，失败甚至引起纠纷的不在少数。参与人员要信守会规，会的主要骨干既要会策划又要无私心，这样办会才能成功。尤其要懂得有关法律，经营范围不能超出法律允许的规模，万一发生纠纷要按法律解决，不可意气从事，造成大的纠纷。
1995年3月4日
1995年十大经济热点问题和应急措施
1．肃清贪污腐化
政府不廉洁，危及经济，危及政治，是当前最紧迫的大问题，虽然肃贪已经进行过七八年，可是仍在相持阶段，并未取得基本胜利，可见过去的方法不对头。缺少从制度上杜绝贪污机会及减少贪污动机的方法。例如提高有关公务人员的待遇，政府尽量从市场退出（自己不要做生意，也不干涉别人做生意），要更多依靠舆论的作用肃贪。
2．政府从市场退出，只管市场规则．尊重人民有在市场上选择的权利
对竞争产品不再管价格。对垄断性产品要分析政府管制的利弊得失。人民在市场上的选择权利要受到法律保护，政府自己要守法。政府用引导信息交流的方法来促进市场的竞争性及透明度。
3．整顿市场秩序
政府将管经济的主要精力转移到整顿市场秩序上来。继续打击假冒伪劣，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开辟国内贸易信用证制度，设立简捷经济法庭。
4．价格定在边际成本上，政府带头在公用服务上
贯彻此种定价原则，一方面逐步取消补贴（如公共交通、水、电、邮政、燃料），另一方面杀住政府乱收费的做法
5．修改税收实施纲则，不能迫使企业做假帐多收税
如现在规定企业职工工资超过500元/月的部分不能列入成本，变成了企业的利润，国家对此证企业所得税。国家要讲道理，滥用权威就将丧失权威。现行的实施细则破坏了市场规则。
6．真正贯彻反不正当竞争法
尤其要取消政府凭自己的权威地位制造出敲诈勒索的机会，如邮政、电讯、交通，电力。要尽量在这些行业中引进竞争。在北京要允许面的车与豪华车竞争。
7．低效益国营企业的改造
大量亏损靠发钞票维持的国营企业要迅速整顿。企业经理的派定要由企业的所有者（股东或其代表）推选。切断行政对企业的控制，因为行政不是企业的所有者。要组成新的股东，它可以在新的产权转移过程产生。
一切企业的领导、中层职员和工人都要从人才市场中物色，要鼓励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尤其是国营企业和非国营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
8．大力推进并加速实施住房改革
全面大幅度提高房租，同时增加职工工资，使大多数住房可以进入市场，自由租用或买卖。住房业是促使我同经济长期繁荣的主要产业，住房制度不改（甚至在高通货膨胀背景下比之过去扭曲更甚）是工资扭曲、税收扭曲、社会不公、社会整体经济效率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
9．限止新开设的国家投资的企业
原有的国营企业已经大面积亏损，他们要通过产权重组来改变现状。可是另一方面，近年来又涌现出大批政府投资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特点是亏损由政府垫底，赢利由职工分享。企业既可安置离退干部，又可为政府干部谋利，甚至提供资金外逃的通道。这些企业由于组建时先天不健全，绝大多数注定要亏损。因此要赶紧杀住。
10．用各种措施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紧张局势
阶层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民族之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要加以限制。用法律、经济政策、宣传教育、多管齐下的办法积极去解决。
要为贫困地区输血，大幅度增加教育、卫生、保健、营养、优生方向的投资。增加交通、通讯、供水、市场建设的投资。选派当地优秀干部到发达地区学习，到学校进修，改善当地政府的政策水平和工作效率。
1995年
少出煤才能多贡献
山西省作为全国最重要的能源基地，去年向省外售出2．2亿吨煤，自己消耗的1亿吨煤炭中还有一部分发电向省外出售，可说为全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可是山西几十年来并未因生产能源而致富，相反仍旧是一个较穷的省，它的人均国民收入在全国排行17，比之最富的上海只及到1/5。而且连年来环境污染，生态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这种发展方式根本是不能持续的。
出路何在？
山西省能源研究会、省政府为此共同召开了21世纪山西面对新挑战的战略选择研讨会，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要减少煤炭生产的建议。省人大副主任吴达才、省经济研究中心柳承宏、省能源研究所副所长雷仲鸣都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与会的外地专家也有类似的意见。可是这一建议是出于对山西人民的同情，还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是片面照顾了山西以牺牲其他地区的利益为代价，还是同样有利于全国？这个问题并没有充分论证。如果因为山西煤炭减少而全国能源供应紧张，山西必定受到来自全国各地及中央的巨大压力，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和坚实的理性分析为基础，这种政策恐怕难以持久。再说煤炭商品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生产多少是市场决定的，希望减少生产未必就真能办到。因为众多的生产者瞄准着市场价格，只要有利可图就会照样生产下去。用什么方法才能减少产量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本文拟就上面两方面的问题作一探讨。首先讨论减少生产仅仅有利于山西，还是也有利于全国。其次讨论用什么手段来实施这一政策建议。
一
在80年代全国能源供应紧张时我就提出我国能源并不短缺，问题在煤炭价格太低，造成了过度消费。所以解决能源供应紧张正确的途径是纠正扭曲的煤价，节约用煤而不是增加生产。经济学专门研究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从总量上讲，GNP越多越好。然而从个量而言，并不是一切东西都是生产得越多越好。用大家熟悉的话说，就是生产要成比例，经济要协调发展。因为生产要用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劳动三大要素，而这三种要素的供应是有限的。用更多的要素生产了此产品，其他产品的生产就要减少。所以针对于某一总量生产水平，每种产品都有一最适当的生产量，少了固然不好，多了也同样不好。
如何确定这个最适产量？具体地讲，山西应该生产多少煤才算正好？我们无法给出这个数，因为它经常在变化。何况给了也是枉然，因为无法执行。经济学告诉我们，这个最适产量，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而不是哪个研究机构计算出来的。市场决定最适产量的意思是供需双方在各方众多参与者竞争下，各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决定产量和购买量。此时价格成为双方行动的信息依据。价高时生产者增产消费者减少消费；价低时则相反。所以一定会找到一个使供需均衡的价格。这个价格将不断向“长期生产边际成本”靠拢。它是在给定的资源秉赋条件下，按消费者愿意出的价格，去生产最不利资源条件下因而也是利润最薄的产品。如果消费者再愿意增加一些价格，生产者将到更不利的条件下去开采，因为他仍旧有利润。如果消费者减少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则在最不利条件下的生产者将退出生产，因为他得到的价格不足以补偿其成本。所以均衡价格将等于长期边际成本。
目前山西生产的煤炭不但不能补偿资源条件最差的生产成本，而且许多中等资源条件的煤矿也面临亏损。他们之所以继续维持生产是因为有国家补贴作后盾。如果山西煤的产量适当，三亿多吨生产出来的煤中成本最高的那一吨煤也不应造成亏损，其成本应等于市场价格。这就是上面提到的最适产量由“价格等于长期边际成本”这个条件决定的意思。用这个条件衡量，山西的煤产量显然太多，因为有大量煤矿亏损，从观念上分析，他们之所以在亏损条件下坚持生产，是因为计划经济思想的误导，以为什么东西缺就应该多生产，而不去想一想什么是真正的缺，什么是虚假的缺，因为浪费也会导致短缺。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判定什么是真正的短缺，没有人愿意出价高到能补偿生产成本的那一部分产量就是不必要的。所以只要生产者消费者都根据市场价格的能否赚钱为生产或不生产的依据，就能导致资源的最佳利用。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奇妙之处。它不用任何宏观计划的调控，大家去赚钱（当然要遵守市场规则），经济就自动实现了最优规划，当然这里有一系列附带条件，譬如对垄断行业，对公共产品，对具有经济外部性的活动等要加以限制或鼓励。
对于煤炭这种会产生污染的产品而言，长期边际成本不但包括生产的全部成本，还应包括运输、储存、使用中对环境污染引起的成本，这种成本是社会成本而不是私人成本。换言之，它是由全社会承担的，并不是某一个人花钱就可以治理的。这种社会成本要由政府或别的权威团体向使用者征税或收费，然后用这笔钱来治理环境。消费者因为要额外支付这一笔环境税，购买煤炭的价格上升，因此他们会减少煤炭的消费，用其他资源来替代煤炭。例如用更好更多的保温材料减少热损耗，用更先进的发电设备降低煤耗，用更精密的自动控制仪表来控制生产过程减少不必要的煤耗等，而这些用其他资源替代用煤的过程在我国非常不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煤的价格太低，煤价中没有包括对环境污染的治理费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能源价低不利于节能。目前我国虽然制定了污染排放的超标准收费办法，但如果冲淡了排放浓度就可以不收费，而且所收费的标准也远小于治理污染的费用。所以按目前的煤价水平而言，提高煤价有利于节能，有利于环境保护，不仅对山西有利，而是对全国都有利的事。
对于山西本地而言，采煤造成的环境问题更是严重，由于采煤造成地表塌陷，地下水位降低；由于烧煤发电供应外省，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发电用水使本来就干旱的山西省更加缺水。不但工农业生产用水不足，有大片农村生活用水每天要走几里路去挑。发电排的灰造成污染并占用土地。这些情况已经有大量报道，问题在于当地省市和县级政府至今没有清醒的认识和果断措施。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资源，用破坏环境的方法去过日子，最后将造成普遍的生活质量恶化，甚至无以为生。从表面上看。山西省采煤是生产了财富，增加了国民收入。但如果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都计算进去，采这样多的煤是生产了财富还是浪费了财富都很难说，山西省统计部门应该采用资源核算的国民收入计算办法来计算可持续发展的国民收入，使人们对资源和环境的消耗有一个数量上的明晰了解。
山西生产的煤炭大多，说明山西有限的生产要素——资金、人力、资源——过多地投入了煤炭生产，过少地投入到其他产品的生产。也就是说，山西如果将原来用于生产煤炭的要素用来生产其他山西具有优势的产品，山西可以赚更多的钱。附带提一句，优势不仅是自然资源的优势，优势是可以人为地培养的，瑞士有生产钟表的优势，这个优势与瑞士的资源条件无关，纯粹是人为培养的。山西不但要发挥他具有自然资源优势的生产，如铝土、芒硝等，更要培养因人力优势的生产，靠技术、质量、信誉、创新形成的优势。有人认为人为的优势很难培养，又要技术、又要人才。其实事在人为，天下固然有许多做不到的事，但更多的是做得到而不去做。解放前山西商人以信誉著称。他们到河南去做买卖，从来不在质量，价格上计算别人，河南的大部分市场被山西人控制。诚实做生意人人都能做到，这可以产生无与伦比的优势，就看你去不去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