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领带要两百八十元。”
“爸爸，”我说，“你看错了，是两千八百元。”
我父亲脸上的神色不是吃惊，是忧伤了。他囊中羞涩，木然地站在那里。此前的日子里，虽然生活清贫，因为省吃俭用，他始终有着丰衣足食的错觉，那一刻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贫穷。他不敢走进这家外国名牌店，自卑地问走过来的导购小姐：
“哪里有便宜的西装？”
“四楼。”
他低垂着头走向通往上层的手扶电梯，站在上升的电梯上时，我听到他的叹息声，他低声说当初我要是没有从火车里掉出来就好了，这样我的生活会比现在好很多。他从报纸和电视上知道我生母是享受副处级待遇退休的，我的生父仍然在处长的岗位上。其实我的生父只是北方那座城市里的一名小官员而已，但是在他心目中却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物。
四楼都是国内品牌的男装，他为我购买了西装、衬衣、领带和皮鞋，只花去了两千六百元，比一根外国领带还便宜了两百元。他看到我西装革履的神气模样后，刚才忧伤的神色一扫而光，丰衣足食的错觉又回来了，他意气风发地站在缓缓下降的手扶电梯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下面二层广告上一个西装革履的外国男子，说我穿上西装后比广告里的那个外国人更有风度，然后他感叹起来，真是人靠衣装佛靠金装。
这天下午两点的时候，他穿上一身崭新的铁路制服，我西装革履，我们来到我生母住宿的那家三星级宾馆。我父亲走到前台询问，前台的姑娘说我生母上午就出去了，一直没有回来，可能去电视台了。前台的姑娘显然知道我生母的故事，她看了我一眼，她不知道我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我们就在门厅的沙发上坐下来等候我的生母，这张棕色的沙发开始黑乎乎了，坐过的人太多，已经坐出了很多的油腻。我正襟危坐，担心弄皱我的西装，我父亲也是正襟危坐，也担心弄皱他的崭新制服。
没过多久，一个中年妇女走进来，她朝我们这里看了一眼，我们认出了她，立刻站起来，她注意到我们，站住脚盯着我看。这时候前台的姑娘告诉她有人在等她，这位姑娘的左手指向我们。她知道我们是谁了，虽然她和我父亲约好的时间是下午，可是她等不及了，上午就去火车站找了我父亲，那时候我们正在购物中心，她没有找到我们，她见到了郝强生，郝强生详细告诉她，杨金彪是怎样把我抚养成人的；她又去了我就读的大学，她坐在我的宿舍里，向我的同学仔细询问了我的情况。现在她浑身颤抖地走了过来，她盯着我看，让我觉得她的目光似乎扎进了我的脸，她走到我们面前，嘴巴张了几下没有声音，眼泪夺眶而出，然后她十分困难地发出了声音，她问我：
“你是杨飞？”
我点点头。
她问我父亲：“你是杨金彪？”
我父亲也点点头。
她哭了，一边哭一边对我说：“和你哥哥长得太像了，个子比你哥哥高。”
说完这话，她突然向我父亲跪下了：“恩人啊，恩人啊……”
我父亲赶紧把她扶到黑乎乎的棕色沙发上坐下，我生母哭泣不止，我父亲也是泪流满面。她不停地感谢我父亲，每说一句感谢后，又会说一句不知道怎么才可以感谢我父亲的大恩大德，她知道我父亲为了我放弃自己的婚姻生活，她声泪俱下地说：
“你为我儿子牺牲得太多，太多了。”
这让我父亲有些不习惯，他看着我说：“杨飞也是我的儿子。”
我生母擦着眼泪说：“是的，是的，他也是你的儿子，他永远是你的儿子。”
他们两个人渐渐平静下来后，我生母抓住我的手，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她语无伦次地和我说话，每当我回答她的话时，她就会转过头去欣喜地告诉杨金彪：
“声音和他哥哥一模一样。”
我的相貌和我的声音，让我生母确信是她二十二年前在行驶的火车厕所里生下的孩子。
后来的DNA亲子鉴定结果证实了我是她的儿子。然后我陌生的亲人们从那个北方的城市赶来了，我的生父生母，我的哥哥姐姐，还有我的嫂子和姐夫。我们城市的电视和报纸热闹起来，“火车生下的孩子”有了一个大团圆结局。我在电视里看到自己局促不安的模样，在报纸上看到自己勉强的微笑。
好在只是热闹了两天，第三天电视和报纸的热闹转到警方扫黄的“惊雷行动”上。报纸说警方在夜色的掩护下对我们城市的洗浴中心和发廊进行突击检查，当场抓获涉嫌卖淫嫖娼的违法人员七十八名，其中一个卖淫女竟然是男儿身，这名李姓男子为了挣钱将自己打扮成女孩的模样从事卖淫，他的卖淫方式十分巧妙，一年多来接客超过一百次，竟然从未被嫖客识破。这是新闻的焦点，电视和报纸的兴趣离开了“火车生下的孩子”，集中到这名男扮女装的伪卖淫女身上，只说其巧妙的卖淫方式，至于如何巧妙的细节，电视和报纸语焉不详，于是我们城市的人们津津乐道地猜测起了五花八门的巧妙卖淫方式。
雨雪在我眼前飘洒，却没有来到我的眼睛和身上，我知道雨雪也在离开。我仍然坐在石头上，我的记忆仍然在那个乱哄哄的世界里奔跑。
我陌生的亲人们返回北方的城市两个月后，我大学毕业了。在我们相聚的时候，我的生父生母希望我毕业后去他们所在的城市工作，我的生父说他在处长的位置上还能坐四年，四年后就要退休，他趁着手里还有些权力，为我联系了几份不错的工作。杨金彪对此完全赞同，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小人物，没有办法帮助我找到理想的工作，他认为我去了那个北方的城市可能前途无量。当时我的生父是小心翼翼地提出这个建议，他担心杨金彪会不高兴，再三说明我留在这里工作也不错，他可以想想办法找到这里的关系，让我得到一份好工作。他没想到杨金彪爽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而且真诚地谢谢他为我所做的这些，反而让他不知所措，杨金彪看到他有些尴尬的表情，纠正自己的话：
“我不应该说谢谢，杨飞也是你们的儿子。”
我的生母非常感动，她私下里抹着眼泪对我说：“他是个好人，他真是个好人。”
我父亲知道我要去的城市十分寒冷，为我织了很厚的毛衣毛裤，为我买了一件黑色的呢大衣，还买了一只很大的行李箱，把我一年四季的衣服都装了进去，接着又将里面很旧的衣裤取出来，上街给我买来新的，我不知道他是向郝强生和李月珍借钱给我购置这些的。然后在一个夏天的早晨，我拖着这只装满冬天衣服的行李箱，里面还有那身西装，跟在杨金彪的身后走进火车站，剪票后他才将火车票交给我，嘱咐我好好保管，火车上要查票的。我们在站台上等待时，他低着头一声不吭，当我乘坐的火车慢慢驶进车站时，他抬起手摸了摸我的肩膀，对我说：
“有空时给我写封信打个电话，让我知道你很好就行，别让我担心。”
我乘坐的火车驶离车站时，他站在那里看着离去的火车挥手，虽然站台上有很多人在来去，可是我觉得他是孤单一人站在那里。
后来他在我的生活里悄然离去之后，我常常会心酸地想起这个夏天早晨站台上的情景，我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突然闯进他的生活，而且完全挤满他的生活，他本来应有的幸福一点也挤不进来了。当他含辛茹苦把我养育成人，我却不知不觉把他抛弃在站台上。
我在那个北方的城市里开始了短暂的陌生生活。我的生父早出晚归忙于工作和应酬，已经退休的生母与我朝夕相处，她带着我走遍那个城市值得一看的风景，还顺路去了十来个以前的同事家中，把她失散二十二年的儿子展览给他们，他们为我们母子团聚感到高兴，更多的还是好奇。我生母满面春风向他们讲述如何找到我的故事，说到动情处眼圈红了，刚开始我局促不安，后来慢慢习惯了。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件失而复得的商品，没有什么知觉地聆听生母讲述失去的痛苦和找到的喜悦。
我在这个新家庭里刚开始像是一个贵客，我的生父生母，我的哥哥嫂子，我的姐姐姐夫时常对我嘘寒问暖，两周以后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速之客。我们拥挤在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我的生父和生母，我的哥哥和嫂子，我的姐姐和姐夫占去了三个房间，我睡在狭窄客厅的折叠床上，晚上睡觉前先将餐桌推到墙边，再打开我的折叠床。每天早晨我还在睡梦中时，我的生母就会把我轻轻叫醒，让我尽快起床收起折叠床，将餐桌拉过来，要不一家人没有地方吃早餐了。我的生母有些过意不去，她安慰我，说我哥哥的单位马上要分房，我姐夫的单位也马上要分房，他们搬走后，我就可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
我的这个新家庭经常吵架，哥哥和嫂子吵架，姐姐和姐夫吵架，我生母和我生父吵架，有时候全家吵架，混乱的情景让我分不清谁和谁在吵架。有一次为我吵架了，这次吵架发生在我将要去一个单位报到工作的时候，我哥哥说我睡在客厅里太委屈，建议我有工作有薪水后到外面去租房子，我姐姐也这么说。我生母生气了，指着他们喊叫起来：
“你们有工作有薪水，你们为什么不到外面租房子？”
我生父支持我生母，说他们工作几年了，银行里也存了一些钱，应该到外面去租房子。然后子女和父母吵上了，我的哥哥和姐姐历数他们同学的父母多么有权有势，早就给子女安排好住处。我生父气得脸色发青，骂我的哥哥姐姐狼心狗肺；我生母紧随着骂他们没有良心，说他们现在的工作都是我生父找关系安排的。我站在角落里，看着他们汹涌澎湃的争吵，心里突然感到了悲哀。接下去哥哥和嫂子吵架了，姐姐和姐夫吵架了，两个女的都骂他们的丈夫没出息，说她们各自单位里的谁谁谁的丈夫多么能干，有房有车有钱；两个男的不甘示弱，说她们可以离婚，离婚后去找有房有车有钱的男人。我姐姐立刻跑进房间写下了离婚协议书，我嫂子也如法炮制，我哥哥和我姐夫立刻在协议上签字。然后又是哭闹又是要跳楼，先是我嫂子跑到阳台上要跳楼，接着我姐姐也跑到阳台上，我哥哥和姐夫软了下来，两个男的在阳台上拉住两个女的，先是试图讲讲道理，接着就认错了，当着我的面，两个男的一个下跪，一个打起了自己的嘴巴。这时候我生父生母进了自己房间，关上门睡觉了，他们已经习惯这样的争吵。
这个家庭的暴风骤雨过去之后，我站在深夜宁静的阳台上，看着这个北方城市的繁华夜景，心里想念起杨金彪。从小到大，他没有骂过我，没有打过我，当我做错什么时，他只是轻轻责备几句，然后是叹息，好像是他做错了什么。
第二天早晨这个家庭风平浪静，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吃过早餐出门上班后，只有我和我生母坐在餐桌旁，我生母为昨晚因我而起的争吵感到内疚，更为她自己感到委屈。她连声抱怨，抱怨我哥哥和我姐姐两家人在家里白吃白喝，从来不交饭钱；又抱怨我生父下班后过多的应酬，几乎天天晚上像个醉鬼那样回家。
我生母絮絮叨叨说了很久，抱怨自己的家是一个烂摊子，说操持这样一个家太累了，等她说完后，我轻声告诉她：
“我要回家了。”
她听后一愣，随后明白我所说的家不是在这里，是在那个南方的城市里。她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她没有劝说我改变主意，她用手擦着眼泪说：
“你会回来看我吗？”
我点点头。
她伤心地说：“这些日子委屈你了。”
我没有说话。
我在这个新家庭生活了二十七天以后，坐上火车返回我的旧家庭。我下了火车没有出站，而是拖着行李箱走过地下通道去了三个站台找我父亲。我在四号站台看到他的身影，我走过时，他正在详细向一名走错站台的旅客指路，等那位旅客说声“谢谢”转身跑去后，我叫了一声：
“爸爸。”
他走去的身体突然僵住了，我又叫了一声，他转过身来惊讶地看着我，又惊讶地看看我手里拖着的行李箱。他看到我回来时的衣服正是我离开时穿的，还有行李箱。我是怎么离开的，也是怎么回来的。
我说：“爸爸，我回来了。”
他知道我所说的“回来”是什么意思，他微微点了点头，眼圈有些红了，他急忙转身走去，继续自己的工作。我看看站台上的时钟，知道他的工作时间，还有二十分钟他就下班了，我拖着行李箱走到地下通道的台阶旁，站在那里看着他一丝不苟地工作。他指点几位旅客，他们的车厢在哪里；又替一位年纪大的旅客提着行李，帮助他上车。当这列火车驶出站台后，他抬头看看时钟，下班时间到了，他走到我身旁，提起我的行李箱走下台阶，我伸手想把行李箱抢回来，被他的左手有力地挡了回去。好像我还是一个孩子，提不动这么大的行李箱。
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中。那时候我们已经离开铁路旁的小屋，搬进铁路职工的宿舍楼，虽然只有两个房间，可是这是两个没有争吵声音的房间。
我父亲对我的突然回来表现得十分平静，他说不知道我回来，所以家里没有什么吃的，他让我洗澡，自己去宿舍附近的一家餐馆买了四个菜回来。他很少去餐馆，一下子买回来四个菜更是破天荒的事情。吃饭的时候他几乎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我说的也不多，只是告诉他，我觉得自己还是适合住在这个家里，我说现在大学生找工作还是比较容易的，我在这里找到的工作也不会比我生父介绍的那份工作差多少。我父亲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当我说明天就去找工作时，我父亲开口了：
“急什么，多休息几天。”
郝强生后来告诉我，那天晚上我睡着后，我父亲来到他们的家中，进屋就流下了眼泪，一边流泪一边对他和李月珍说：
“杨飞回来了，我儿子回来了。”
我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认为自己一生里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收养了一个名叫杨飞的儿子。那时候他已经退休，我在那家公司当上了部门经理，我积蓄了一些钱，计划买一套两居室的新房子。我利用周末的时间和父亲一起去看了十多处正在施工中的住宅小区，看中了其中的一套，我们准备把父亲只有两个房间的铁路宿舍卖掉，这是他的福利分房，再加上我这些年的储蓄，可以全款买下那套房子。虽然我在婚姻上的失败让他时常叹息，可是我事业上的成功又让他深感欣慰。
那些日子我晚上有不少应酬，当我很晚回家时，看到父亲做好饭菜在等我，我没有回家的话，他不会吃饭也不会睡觉。我开始尽量推掉晚上的应酬，回家陪我父亲吃饭看电视。这一年休假的时候，我带着他去了黄山，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门旅游。我六十岁的父亲身体十分强壮，爬山的时候我气喘吁吁了，他仍然身轻如燕，陡峭的地方还需要他拉我一把。
郝强生和李月珍也退休了，他们的女儿郝霞在北京的大学毕业后，去美国读研究生，然后留在美国工作，与一个美国人结婚，生下两个漂亮的混血孩子。他们退休后准备移民美国，在等待移民签证的时候经常来看望我父亲，那是我父亲最高兴的时刻。我回家开门时听到里面笑声朗朗就知道他们来了，当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时，李月珍就会高兴地叫我：
“儿子。”
李月珍一直以来都是叫我“儿子”，我心里也一直觉得李月珍是我成长时的母亲。我还在杨金彪身上的布兜里吮吸自己手指的时候，李月珍几乎每天来到我们铁路旁的小屋子给我喂奶，她对杨金彪说，奶粉哪有母乳好。我记忆里的李月珍一直是个很瘦的女人，父亲说她以前是胖胖的，是被我吃瘦的。我默认父亲的说法，在那个贫穷的年代里，营养不良的李月珍同时喂养两个孩子。
我对他们家的熟悉不亚于对自己的家，我童年的很多时间是在他们家度过的，每当我父亲上夜班时，我就吃住在他们家中。李月珍对待我和郝霞就像是对待自己的一双儿女。偶尔吃上一次肉的时候，她会把碗里最后一片肉夹给我，没有夹给郝霞，有一次郝霞哭了：
“妈妈，我是你的亲生女儿。”
李月珍说：“下次给你。”
我和郝霞青梅竹马，我们有过一个秘密约定，长大后两个人结婚，这样就可以一直在一起，郝霞当时是这么说的：
“你做爸爸，我做妈妈。”
那时我们理解中的结婚就是爸爸和妈妈的组合，当我们明白更加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丈夫和妻子以后，谁也不再提起这个秘密约定，我们两个人以相同的速度遗忘了这个约定。
我后来没再去过那个北方城市的家庭，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他们打一个电话，通常是我生母接听电话，她在电话里详细询问我的近况后，总会嘱咐我要好好照顾杨金彪，末了她会感慨地说上一句：
“他是一个好人。”
我父亲杨金彪退休第二年病了，他吃不下饭，身体迅速消瘦，整天有气无力。他瞒着我，不让我知道他正在疾病里挣扎，他觉得自己会慢慢好起来的。他过去生病时不去医院看病也不吃药，依靠自己强壮的身体挺了过来，这次他相信自己仍然能够挺过来。我当时忙于工作，没有注意到我父亲越来越疲惫的样子，直到有一天我发现父亲瘦得干巴巴了，才知道他病了有半年时间。我强迫他去医院检查，检查报告出来后，我拿在手里发抖了，我父亲患上淋巴癌。
我眼睁睁看着病魔一点点地吞噬我父亲的生命，我却无能为力。放疗、手术、化疗，把我曾经强壮的父亲折磨得走路时歪歪斜斜，似乎风一吹他就会倒地。我父亲作为铁路上的退休职工，可以报销一部分医疗费用，可是我父亲的治疗费用过于庞大，大部分需要自己承担，我悄悄卖掉父亲的铁路宿舍。为了照顾我父亲，我辞去工作，在医院附近买了一个小店铺，我父亲睡在里面的房间里，我在外面的店铺向来往的顾客出售一些日用品，以此维持日常的生活。
我父亲很伤心，我辞去工作卖掉房子没有和他商量，他知道时已是既成事实，他常常唉声叹气，忧心忡忡地对我说：
“房子没有了，工作没有了，你以后怎么办？”
我安慰他，等他的病治好了，我会重新回到原来的公司去，重新积蓄，买一套新房子，让他安度晚年。他摇头说哪里还有钱买房子。我说不能全款支付，可以办理按揭贷款买房。他继续摇头说不要买房子，不要欠债。我不再说话，在房价飞涨之前我有过按揭买房的计划，可是父亲想到要欠银行那么多钱就害怕，我只好放弃那个计划。
我们仿佛回到铁轨旁那间摇摇晃晃的小屋子里的生活。晚上店铺打烊后，我们父子两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我每天晚上听到父亲的叹息声和呻吟声，叹息是因为我今后的前途，呻吟是因为自己的病痛。病痛减轻一些时，我们就会一起回忆过去。那时他的声音里洋溢着幸福，他说到很多我小时候的事情，他说我小时候睡觉时一定要他看着我，有时候他更换一下躺着的姿势，背过身去后，我就会一遍遍叫着：
“爸爸，看看我吧；爸爸，看看我吧……”
我告诉父亲，我小时候半夜醒来时总会听到他的鼾声，有几次没有听到，害怕地哭了起来，担心他可能死了，使劲把他摇醒，看到他坐起来，我破涕为笑，对他说，原来你没有死掉。
有一天晚上我父亲没有叹息也没有呻吟，而是低声说了很多话，说他怎么在铁路上听到了我的啼哭，怎么抱着我跑到李月珍家里让她给我喂奶。在我四岁的时候，他为了婚姻丢弃我也是那个晚上告诉我的，说到这里他老泪纵横，一遍遍责问自己：
“我怎么能这样狠心……”
我告诉他，我也丢弃过他，去了那个北方城市的家庭，我说我们之间扯平了。他在黑暗里摸了摸我的手，说我去自己的亲生父母那里不能算是丢弃他。
说完，他轻轻笑了一下。他说起返回那块青色石头前找到我时，因为冷我身上盖满树叶，他说这世上没有比我更聪明的孩子了。那个晚上我的记忆突然清晰起来，我想起了石头、树林、草丛，还有让我胆战心惊的狗吠。我说不是冷，是害怕，有一条狗一直在汪汪叫着。
“怪不得，”他说，“你头上也盖着树叶。”
我嘿嘿笑了，他也嘿嘿笑了。“我不怕死，然后他平静地对我说：一点也不怕，我怕的是再也见不到你。”
第二天我父亲不辞而别，他走得无声无息，连一张纸条也没有留下，拖着自己所剩无几的生命离我远去。后来的日子里，我为自己的疏忽不断自责，我父亲离家的前几天，让我从柜子里找出一身崭新的铁路制服，放在他的枕边。我没有注意这个先兆，以为他想看看自己的新制服，这是他退休前最后一次领到的制服，却疏忽了他多年来的一个习惯，每当他遇到重要事情时就会穿上一身崭新的铁路制服。
我父亲不辞而别的那一天，我们城市发生了一起火灾，距离我的小店铺不到一公里的一家大型商场起火了。我得知这个灾难的消息时已是下午，那时候因为父亲迟迟没有回家，我正在焦虑之中。当时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海里闪现一下，我觉得父亲可能去了那家商场。接下去这个念头挥之不去，我在胡思乱想里意识到再过一个多月就是我的生日，父亲很有可能趁着自己还能慢慢走动，去那里给我购买生日礼物。
我把店铺关门打烊，奔跑地来到那家商场。银灰色调的商场已经烧成黑乎乎木炭的颜色，黑烟滚滚升起，火势差不多熄灭了，十多辆消防车上的水龙头仍然喷射出高高的水柱，降落在烧焦了的商场上。几辆救护车停在街道上，还有几辆警车。消防梯架到了商场上，消防人员已经进入商场救人，有人被抬了出来，送进救护车以后，救护车鸣叫着疾驶而去。
商场四周的路口挤满人群，他们七嘴八舌讲述着起火的经过。我置身其中，听到的都是断断续续的语句，有人说是早晨十点左右起火的，还有人说是中午起火的。我在他们中间穿梭，听着他们议论起火的原因和猜测伤亡的人数，一直到天黑，我才走回自己的店铺。
晚上电视里报道了商场的火灾，来自官方的消息称是电路起火引发的火灾，时间是早晨九点半，电视里的主播说当时商场刚开门，里面的顾客不多，大部分顾客被紧急疏散，只有极少数顾客来不及撤离。至于伤亡人数，电视里说正在调查中。
这天晚上父亲没有回家，我一夜忐忑不安。早晨的电视新闻里出现商场火灾的最新报道，七人死亡，二十一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到了中午，电视里报出了所有伤亡人员的姓名，没有我父亲的名字。
可是网上出现了不同的消息，有人说死亡人数超过五十，还有人说超过一百。不少人在网上批评政府方面瞒报死亡人数，有人找出来国务院安委会对事故死亡人数的定义，一次死亡三至九人的是较大事故，一次死亡十人以上的是重大事故，一次死亡三十人以上的是特别重大事故。网上有人抨击政府逃避责任，将死亡人数定在七人，即使两个伤势严重的人不治身亡，也只有九人，属于较大事故，不会影响市长书记们的仕途。
网上传言四起，有的说那些被隐瞒的死亡者家属受到了威胁，有的说这些家属拿到了高额封口费，还有人在网上发布被隐瞒的死亡者姓名，那里面仍然没有我父亲的名字。
我父亲两天没有回家，我去寻找他。先去火车站打听，我想也许会有几个火车站的工作人员见到过他，可是没有他的消息。他瘦成那样了，即便是认识他的人也可能认不出来了。我再去郝强生和李月珍家中，他们刚刚从广州回来，在广州的美国领事馆顺利通过了移民签证的面试，回来后着手出售居住多年的房屋，准备远渡重洋与女儿一起生活。他们得知这个消息很难过，郝强生连声叹息，李月珍流下眼泪，她说：
“儿子，他是不想拖累你。”
他们觉得我父亲很有可能是落叶归根，回到自己出生和长大的村庄，让我去那里寻找他。
我把店铺出让给别人，坐上长途汽车前往我父亲的老家。我小时候去过那里，我的爷爷和奶奶并不喜欢我，觉得我搅乱了他们儿子的生活。我父亲有五个哥哥姐姐，他们和我父亲关系不好。我爷爷曾经在铁路上工作，当时国家有一个政策，如果我爷爷提前退休的话，就可以安排他的一个孩子到铁路上工作，我爷爷在六个孩子里选择了最小的我父亲，另外五个对此很生气。可能是这些原因，父亲后来不再带我回老家。
我的爷爷奶奶十多年前去世了，我父亲的五个哥哥姐姐仍然住在那里，他们的子女很多年前就外出打工，已经在不同的城市扎下了根。
我在繁华的县城下了长途汽车，叫上一辆出租车前往我父亲的村庄，出租车行驶在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上，我记得小时候和父亲坐车来到这里时，是一条坑坑洼洼的泥路，汽车向前行驶时蹦蹦跳跳。就在我心里感慨巨大的变化时，出租车停下了，柏油马路突然中断，前面重现过去那条坑坑洼洼的泥路。出租车司机说上面的领导不会来到这种偏僻的地方，所以柏油马路到此为止了。司机看到我惊讶的神色，解释说乡下的路都是为上面的领导下来视察才修的。司机指着前面狭窄的泥路说，领导不会到这种鸟不下蛋的地方。他说往前走五公里，就是我要去的村庄。
当我再次来到父亲的村庄时，已经不是我小时候来过的那个村庄，那个村庄有树林和竹林，还有几个池塘，我和几个堂哥拿着弹弓在树林和竹林里打麻雀，又卷起裤管站在池塘的水里捉小虾。我记得田野里一片片油菜花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男女老少鸡鸭牛羊的声音络绎不绝，还有几头母猪在田埂上奔跑。现在的村庄冷冷清清，田地荒芜，树木竹子已被砍光，池塘也没有了。村里的青壮年都在外面打工，只看见一些老人坐在屋门前，还有一些孩子蹒跚走来。我忘记父亲五个哥哥姐姐的模样，我向一个坐在门前抽烟的驼背老人打听杨金彪的哥哥和姐姐住在哪里。他嘴里念叨了几声“杨金彪”，想起来了，对着坐在斜对面屋前一个正在剥着蚕豆的老人喊叫：
“有人找你。”
这个老人站了起来，看着走过去的我，双手在衣服上擦着，似乎准备要和我握手。我走到他面前，告诉他，我是杨飞，他没有反应过来，我说是杨金彪的儿子。他啊的一声后，张开没有门牙的嘴巴喊叫起了他的兄弟姐妹：
“杨金彪的儿子来啦！”
然后对我说：“你长得这么高了，我一点也认不出来。”
另外四个老人先后走过来。我看到他们五个都是穿着化纤料子的衣服，站在一起时竟然如此相像，只是高矮不一，如同一个手掌上的五根手指。
他们见到我非常高兴，给我泡茶递烟，我接过茶杯，对着递过来的香烟摇摇头，说我不抽烟。他们忙碌起做饭打酒，我看看时间还不到下午三点，说现在做饭早了一点，他们说不早。
那么多年过去了，他们不再妒恨我父亲。知道我父亲患上绝症离家出走不知去向，这五个老人眼圈红了，可能是他们的手指手掌太粗糙，他们五个都用手背擦眼泪。我说一直在找父亲，想到父亲可能落叶归根回到这里，所以就来了，他们摇着头说我父亲没有回来过。
我在寂静里站了起来，离开那块石头，在寂静里走去。雨雪还在纷纷扬扬，它们仍然没有掉落到我身上，只是包围了我，我走去时雨雪正在分开，回头时雨雪正在合拢。
我在记忆的路上走向李月珍。
我从父亲的村庄回到城里的时候，李月珍死了。她是晚上穿越马路时，被一辆超速行驶的宝马撞得飞了起来，随后重重地摔在马路上，又被后面驶来的一辆卡车和一辆商务车碾过。我只是离开了三天，我心里的母亲就死了。
郝霞正在回来的飞机上，郝强生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击垮了。我来到他家时，几个和尚正在那里做超度亡灵的法事，屋子里烟雾缭绕，桌上铺着黄布，上面摆放着水果和糕点，还有写着李月珍名字的牌位。几个和尚站在桌前，微闭着眼睛正在念经，他们的声音像是很多蚊子在鸣叫。郝强生目光呆滞坐在一旁，我在他身旁的椅子里坐了下来。
和尚可能知道李月珍准备移民美国，念经之后告诉郝强生，在他们念经之时，李月珍的亡灵跨上了郝强生的膝盖，又跨上了郝强生的肩膀，右脚蹬了一下升天了。和尚说，超度亡灵的法事收费三千元，如果再加上五百元，可以让李月珍投胎美国。郝强生木然地点点头，几个和尚又微闭眼睛，继续念经。这次的经文简短，我在和尚含糊不清的念诵里，听到“美国”这个词汇，这几个和尚念的不是中文，而是USA。然后和尚说，李月珍已经踏上去USA的路途了，很快就会到那里，比波音飞机还要快。
郝强生见到我的时候没有认出来，我在他身旁坐了很久，他才意识到我是谁，呜呜地哭了，拉住我的手说：
“杨飞，去看看你妈妈，去看看你妈妈……”
李月珍在死去的三天前，也就是我前往乡下寻找父亲的那天清晨，发现了我们城市的一起丑闻。她从农贸市场买菜回家的路上，在桥上走过时，看见下面的河水里漂浮着几具死婴。起初她以为是几条死鱼，心里奇怪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鱼，鱼身上好像有胳膊有腿。她觉得自己年纪大眼睛花了，就叫过来两个年轻人看看河面上漂浮的是什么，那两个年轻人说不像是鱼，像是婴儿。李月珍急忙跑下桥堍，看见漂浮在河面上的确实是死去的婴儿，他们和树叶杂草一起漂浮而去，还有几个死婴正从桥下的阴影里漂浮出来，来到阳光闪亮的水面上。李月珍的眼睛看着水面上的死婴在河边走去时，脚被绊了一下，随后她看到有三个死婴搁浅在岸边。
正直的李月珍没有回家，她挎着菜篮直接去了报社。报社的门卫阻止她进入，看到她挎着菜篮的模样，以为她是来上访的，告诉她上访应该去市政府的信访办。李月珍在报社的大门口拦住两个刚来上班的记者，告诉他们河里出现死婴。两个记者听后奔赴现场，那时候桥上与河边已经站满人群，有人用竹竿将几个漂浮的死婴捞到岸上。
整整一个上午，两个记者和十多个市民在那里找到二十七个死婴，其中八个死婴的脚上有我们城市医院的脚牌，另外十九个死婴没有脚牌。两个记者用手机拍下照片，然后去了医院。医院的院长热情接待两个记者，以为他们是来采访的，因为医院为了缓解社会上的批评，刚刚推出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的新政。当院长看到记者手机里死婴的图片后，脸上的笑容立即消失，他说自己马上要去市里开会，找来一个副院长应付记者。副院长看到死婴的照片后，说自己马上要去卫生局开会，找来医院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一脸不耐烦的神情看完死婴的照片，辨认上面的脚牌。然后说，八个有脚牌的死婴是在医治无效死亡，他们的父母因为无力承担医疗费用逃跑了。办公室主任充满委屈地说，很多患者家属为了不支付医疗费用逃跑，医院为此每年损失一百多万。办公室主任解释十九个没有脚牌的死婴是为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强行引产的六个月左右的胎儿。办公室主任傲慢地提醒记者，计划生育是国策。随后声称这二十七个死婴是医疗垃圾，他不认为医院做错了什么，说垃圾就应该倒掉。
我们城市的报纸接到上面的指示后撤下两位记者采写的报道，两位记者愤然将照片和报道文章贴到网上，社会舆论爆炸了，网上的批评之声像密集的弹片一样飞向我们的城市。这时候医院方面才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说没有将这些医疗垃圾处理好，已经处罚了相关责任人。医院方面一次次将死婴称为医疗垃圾激怒了网民，面对来自四面八方更多谴责的弹片，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出来说话了，发言人表示会妥善处理这二十七个医疗垃圾，给予这些医疗垃圾以人的待遇，火化后埋葬。
我去医院太平间看望李月珍，走进去的时候太平间大屋子的四周摆满花圈，花圈上挂着白色的条幅，上面写着“沉痛悼念刘新成”。我不知道刘新成是谁，有这么多人送来花圈，此人显然非富即贵。我没有看到李月珍，四周的花圈让太平间的大屋子显得空空荡荡，我心里疑惑自己是否走错地方。
这时我发现旁边还有一间小屋子，我走到门口，看到一块很大的白布盖在地上，白布的凹凸让我觉得下面有人体。我蹲下去拉开白布，看见了李月珍，她一身白色衣服和一群死婴躺在地上。她躺在中间，死婴们重叠地围绕在她的四周，她就像是他们的母亲。
我潸然泪下，这位我成长岁月里的母亲安详地躺在那里，她死去的脸上仍然有着我熟悉的神态，我心酸地凝视着这个已经静止的神态，抹着眼泪，心里叫了一声妈妈。
这天晚上，我们城市发生了地质塌陷。深夜的时候，医院里的值班医生护士和病人听到了轰然声，附近居民楼的人也听到了，他们以为发生了地震，纷纷逃生出来，然后发现太平间没了，那地方出现一个很大的圆洞。这个突然出现的天坑给人们带来了恐慌，医院里的人和附近居民楼里的人不敢呆在屋子里，他们拥挤到街道上，只有重症病人继续躺在病床上听天由命。
街道上的人惊魂未定地感激起老天爷，说老天爷长眼了，让太平间塌陷下去，没让旁边的楼房塌陷下去，如果这个天坑移动几十米，无论东南西北，都会有楼房倒塌，死伤无数。很多人嘴里念叨着“谢谢老天爷”，有位老者眼泪汪汪地说：
“该塌陷的塌陷了，不该塌陷的没塌陷，老天爷真是个好人啊。”
恐慌的情绪蔓延了一个昼夜之后渐渐平静下来，市政府公布了天坑直径三十米深十五米，塌陷的原因是地下水过度抽采之后形成那里地质架空结构。五个地质环境监测人员被绳子放到天坑下面，一个多小时后他们被绳子拉上来，说太平间的屋子仍然完整，只是墙体和屋顶出现了七条裂缝。
我们城市的人络绎不绝来到这里，站在原来的太平间旁边，观赏这个天坑。他们感叹天坑真圆，像是事先用圆规画好的，就是过去的井也没有这么圆。
两天后才有人想起来李月珍和二十七个死婴那时正在太平间里，可是下到天坑里察看过太平间的五个地质环境监测人员说里面没有一具遗体。李月珍和二十七个死婴神秘失踪了。
记者采访了负责打扫太平间的医院勤工，他说那天傍晚下班离开时他们还躺在那间小屋子里。记者问他是不是火化了，他一口否定，说殡仪馆晚上是不工作的，不会火化尸体。记者又去了医院办公室，办公室的人也不知道李月珍和二十七个死婴为何不见了。他们说见鬼了，难道尸体自己从天坑里爬出来溜走了。
刚下飞机的郝霞，在悲伤和时差的折磨里搀扶着神情恍惚的父亲来到医院，询问母亲遗体的下落，医院的回答是不知道。
李月珍和二十七个死婴神秘失踪的消息传遍我们这个城市，随后又上了几个网站的首页，事情越闹越大，网上流言四起，有人怀疑这里面可能有着不可告人的原因。虽然我们城市的媒体接到指示一律不予报道，可是外地的媒体都用大标题报道了这个神秘失踪事件。不少外地记者坐飞机坐火车坐汽车来到我们这里，摆开架势准备进行大规模的深度报道。
市政府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一位民政局的官员声称李月珍和二十七个死婴在太平间塌陷前的下午已经送到殡仪馆火化。记者追问火化前是否通知了死者家属。官员说二十七个死婴的家属无法联系；记者再问李月珍的家属呢。官员愣了一会儿后宣布新闻发布会结束，他说：
“谢谢大家。”
当天傍晚，民政局的官员和医院的代表给郝家送来一个骨灰盒，说是因为天热，李月珍的遗体不好保存，所以他们出面给烧掉了。三十多个小时没有睡觉的郝霞仍然神志清楚，她愤怒地喊叫：
“现在是春天。”
那个负责打扫太平间的医院勤工改口了，他告诉外地来的记者，李月珍和二十七个死婴确实是在塌陷前的下午被运到殡仪馆火化的，他说自己还帮着把他们抬进运尸车。有一个自称在银行工作的人上网发帖，说这个医院勤工当天在自己的账户上存入五千元，他怀疑这个勤工拿到了改口费。
市政府为了平息网上传言，让外地赶来的记者前往殡仪馆观看摆成一排的二十七个小小的骨灰盒，表示这二十七个死婴已经火化，接下去将会妥善安葬。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天有人报料，说李月珍和二十七个死婴的骨灰是从当天烧掉的别人的骨灰里分配出来的。这个消息迅速传播，那些当天被烧掉的死者的亲属们听到后，纷纷打开骨灰盒，普遍反映骨灰少了很多，虽然他们中间没人知道正常的骨灰应该有多少。有人去向别人打听骨灰量，被询问的人都是连连摇头，他们说从未打开过亲人的骨灰盒，不知道应该是多少。有一位外地记者专门去了殡仪馆，希望殡仪馆里有人勇敢站出来证实确有其事。殡仪馆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矢口否认，殡仪馆的领导痛斥这是网络谣言。网上有人调侃说，这个月殡仪馆员工们拿到的奖金将是以往的两倍以上。
我走出自己趋向繁复的记忆，如同走出层峦叠翠的森林。疲惫的思维躺下休息了，身体仍然向前行走，走在无边无际的混沌和无声无息的空虚里。空中没有鸟儿飞翔，水中没有鱼儿游弋，大地没有万物生长。
第四天
我继续游荡在早晨和晚上之间。没有骨灰盒，没有墓地，无法前往安息之地。没有雪花，没有雨水，只看见流动的空气像风那样离去又回来。
一个看上去也在游荡的年轻女子从我身边走过去，我回头看她，她也在回头看我。然后她走了回来，认真端详我的脸，她的声音仿佛烟一样飘忽不定，她询问地说：
“我在哪里见过你？”
这也是我的询问。我凝视这张似曾相识的脸，她的头发正在飘起，可是我没有感觉到风的吹拂，我注意到她露出来的耳朵里残存的血迹。
她继续说：“我见过你。”
她的疑问句变成了肯定句，她的脸在我记忆里也从陌生趋向熟悉。我努力回想，可是记忆爬山似的越来越吃力。
她提醒我：“出租屋。”
我的记忆轻松抵达山顶，记忆的视野豁然开阔了。
一年多前，我刚刚搬进出租屋的时候，隔壁住着一对头发花花绿绿的年轻恋人，他们每天早出晚归，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做什么工作。他们的头发差不多每周都会变换一种颜色，绿的、黄的、红的、棕色的、混色的，就是没有见过黑色。这两个人头发的颜色变换时总是色调一致，他们声称这是情侣色。一个月以后我知道他们在一家发廊打工，房东说他们不是理发的技师，只是发廊里的洗头工。我搬到出租屋的第三个月，他们搬走了。
他们在我隔壁房间里的言行清晰可闻，我和他们之间的墙壁只防眼睛不防耳朵。他们做爱时那张床嘎吱嘎吱响个不停，还有喘息、呻吟和喊叫，我隔壁的房间几乎每晚都会响起汹涌澎湃之声。
他们因为手头拮据经常吵架。有一次我听到女的一边哭泣一边说，再也不愿意和他这个穷鬼过下去了，她要嫁给一个富二代，不用辛苦工作，天天在家里搓麻将。男的说也不想和她过穷日子了，他要去傍个富婆，住别墅开跑车。两个人不断描绘各自富贵的前景来贬低对方，信誓旦旦说着明天就分手，各奔自己的锦绣前程。可是第二天他们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手拉手亲密无间走出了出租屋，去发廊继续做他们钱少活累的工作。
最为激烈的一次，男的动手打了女的。我先是听到女的在讲述和她一起出来打工的一个小姐妹，她们好像来自同一个村庄，这个小姐妹是夜总会的坐台小姐，被客人看中后，出台一次可以挣一千元，如果陪客人过夜可以挣两千元，她与夜总会六四分成，她拿六，夜总会拿四，她每月能够挣到三四万元。她做了三年多，有了一些熟客，经常打电话让她过去，这样她挣到的钱不用和夜总会分成，她现在每个月能挣六七万了。女的说那位小姐妹要介绍她去夜总会坐台，已经和夜总会的经理说好了，明天就带她过去。
她问他：“你让我去吗？”
他没有声音。她说想去夜总会坐台，这样可以挣很多钱，他可以不工作，她养着他。她说干上几年后挣够钱就从良，两个人回他的老家买一套房子，开一个小店铺。
她又问他：“你让我去吗？”
他说话了：“你会得性病艾滋病的。”
“不会的，我会让客人戴上安全套。”
“那些客人都是流氓，他们不戴安全套呢？”
“不戴安全套就不让他进来，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男人可以不戴安全套进来。”
“不行，就是饿死了，我也不让你去夜总会坐台。”
“你想饿死，我不想饿死。”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凭什么？我们又没结婚，就是结婚了还能离婚呢。”
“不准你再说这个。”
“我就是要说，我的小姐妹也有一个男朋友，她的男朋友愿意，你为什么不愿意。”
“她的男朋友不是人，是畜生。”
“她的男朋友才不是畜生呢，有一次她被一个客人咬伤了，她的男朋友找上门去，大骂那个客人是流氓，还揍了他一顿。”
“让自己女朋友去卖淫的不是畜生是什么？还骂人家是流氓，他自己才是流氓。”
“我不想再过这种穷日子，我受够了。iPhone3出来时，我的小姐妹就用上了；iPhone3S一出来，她马上换了；去年又换了iPhone4，现在用上iPhone4S了。我用的这个破手机，两百元也没人要。”
“我以后会给你买一个iPhone4S的。”
“你吃饭的钱都不够，等你给我买的时候，都是iPhone40S了。”
“我一定会给你买一个iPhone4S。”
“你是在放屁，还是在说话？”
“我在说话。”
“我不管你了，我明天就去夜总会。”
接下去我听到明显的耳光声，噼啪噼啪噼啪……
她哭叫了：“你打我，你打死我吧。”
他也哭了起来：“对不起，对不起。”她伤心地哭诉：“你竟然打我！你这么穷，我还和你在一起，就是因为你对我好。你打我，你好狠毒啊！”
他呜咽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我又听到了噼啪的耳光声，我觉得是男的在打自己的脸。然后是头撞墙的声响，咚咚咚咚咚咚……
她哭泣地哀求：“别这样，别这样，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不去夜总会了，就是饿死也不去了。”
我的记忆停顿在这里。看着眼前这个神情落寞的女子，我点点头说：“我见过你，在出租屋。”
她微微一笑，眼睛里流露出忧愁，她问我：“你过来几天了？”
“三天，”我摇了摇头，“可能是四天。”
她低下头说：“我过来有二十多天了。”
“你没有墓地？”我问她。
“没有。”
“你有吗？”她问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