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莳萝利口酒，”我说。“最好的莳萝利口酒才用这种狗熊瓶装。是俄国的产品。”
“那些可不都是白兰地瓶子吗？”范坎本女士问。
“我只看得见一部分，”我说。“不过大概都是吧。”
“你这样擅自喝酒有多久了？”
“这都是我自己买了带回来的，”我说。“我时常有意大利军官来探望我，不得不备点白兰地招待他们。”
“难道你自己就不喝吗？”她说。
“我自己也喝。”
“白兰地，”她说。“十一只白兰地空瓶子，还有那瓶狗熊酒。”“莳萝利口酒。”
“我打发个人来拿走。你的空酒瓶都在这儿吗？”
“目前只有这一些。”
“可我还在可怜你的黄疸病哩。怜悯用在你身上是白搭。”“谢谢你。”
“你不愿意上前线，倒也难怪。不过故意纵酒来害上黄疸病，那未免太不聪明啦。”
“你说我故意什么？”
“故意纵酒。你明明听见的嘛。”我一声不响。“除非你还能找到什么别的借口，你这黄疸一好，就得回前线。我不相信你这自己促成的黄疸病使你有资格享受疗养休假。”
“你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自己生过黄疸病没有，范坎本女士？”
“没有，但是这种病人我倒见过不少。”
“你发觉这种病人好过吗？”“总比前线好一点吧。”
“范坎本女士，”我说，“你可曾听说有人因为想逃避军役而自踢阴部？”
范坎本女士不理睬我这个实际问题。她只好不睬，要不就得离开房间。她不愿意走开，因为她素来不喜欢我，现在正可趁机编派我一顿。“我倒知道有好些人，为要逃避上前线，故意叫自己受伤的。”“问题不在这里。故意叫自己受伤的人我也见过。我问你的是：你可曾听见有人因为想逃避兵役而自踢阴部？因为这种感觉与黄疸最相近，依我想，女人很少有这种经验。所以我问你生过黄疸病没有，范坎本女士，因为——”范坎本女士走出房去了。后来，盖琪小姐走进来。
“你对范坎本说了什么来着？她气坏了。”
“我们不过在比较各种感觉。我刚刚要说她没有生小孩的经验——”
“你这傻瓜，”盖琪说。“她要你的命。”
“她已经要了我的命，”我说。“她取消了我的休假，不如索性让她叫我上军事法庭吧。她太卑鄙了。”
“她一直不喜欢你，”盖琪说。“到底吵什么啊？”
“她说我故意纵酒促成黄疸，免得回前线。”
“呸，”盖琪说。“我来发誓说你从来没喝过酒。人人都愿意发誓证明你没喝过酒。”
“她已抄到了酒瓶子啦。”
“我不是十遍百遍叫你把那些瓶子清出去么？现在瓶子呢？”
“镜橱里。”
“你有没有只手提包？”
“没有。把瓶子装在帆布背包里吧。”
盖琪小姐把瓶子装在背包里。“我拿给门房去，”她说。她朝房门走。
“等一等，”范坎本女士说。“瓶子交给我。”她早把门房喊来了。“请你拎着，”她说。“我打报告的时候，要给医生看看。”
她沿着走廊走去。门房提着背包跟着。他知道里边是什么。
我除了失掉休假以外，倒没有什么别的事。
我回前线的那个夜晚，打发门房上车站，等火车从都灵开来，给我占一只座位。火车定在夜半开出。列车先在都灵编好，开到米兰约在夜里十时半左右，就停在车站里，等到午夜才开。要座位的话，你得赶火车一开到米兰就上去抢。门房拉了一个在休假的当机枪手（原来的职业是裁缝）的朋友作陪，两人合作，总可以抢到一只位子。我给了他们买月台票的钱，行李也交他们带去。我的行李计有一个大背包和两只野战背包。午后五点钟左右，我向医院人员告别，走了出去。我的行李放在门房的屋子里，我告诉他说，我快到半夜时到车站去。他的妻子叫我“少爷”，这时哭了。她揩揩眼睛，跟我握握手，接着又哭了。我拍拍她的背，她又哭起来。她以往给我补东西，是个又矮又胖的女人，笑嘻嘻的脸，一头白发。她一哭起来，整个脸就好像碎了一般。我走到拐弯上一家酒店里去等，望着店窗外。外面黑暗，寒冷，又有雾。我付了我那杯咖啡和格拉巴酒的钱，借着窗口的光，张望着外面走过的行人。我看见了凯瑟琳，便敲敲窗户。她张望了一下，看见是我，便笑一笑，我走出去迎接她。她身披一件深蓝色的斗篷，头戴一顶软毡帽。我们沿着人行道一同走过那些酒店，穿过市场，转上大街，穿过一道拱门，到了大教堂广场。那儿有电车轨道，再过去便是大教堂。在雾里，教堂显得又白又湿。我们跨过了电车轨道。我们的左边是店窗明亮的铺子和拱廊的入口。广场上罩着一层雾，当我们走到大教堂跟前时，教堂显得非常宏伟，石头的墙壁湿漉漉的。
“你想进去吗？”
“不，”凯瑟琳说。我们朝前走。前面一个石扶壁的暗影里，站有一位士兵和他的女朋友。我们走过他们的身边。他们正紧挨着石壁站着，士兵用他的披肩裹住了她。
“他们像我们一样，”我说。
“没有人像我们，”凯瑟琳说。她的口气可不是指快乐的方面。“我希望他们有个地方可以去。”
“这对他们也不见得有好处吧。”“这也难说。人人总得有个地方可以去才好。”
“他们可以进大教堂去，”凯瑟琳说。我们已经走过那教堂了。我们跨过广场的另一头，回头望望大教堂。它在雾中的确很美。我们正站在皮货铺前。店窗里放着马靴、一只背包和滑雪靴。每件物品单独放开陈列着；背包摆在中间，一边放着马靴，一边放着滑雪靴。皮呈暗色，给油敷得像旧马靴一样光滑。电灯光把这些暗色的皮件照耀得亮光光的。
“我们什么时候滑雪去。”
“两个月后缪伦在就可以滑雪了，”凯瑟琳说。“我们就上那儿去吧。”
“好的，”她说。我们走过别的店窗，拐进一条小街。
“这条街我从来没走过。”
“我上医院去就抄这条近路，”我说。那是一狭窄的小街，我们靠着右边走。雾里有许多人走过。沿街尽是铺子，店窗里都点着灯。有一个店窗里放着一叠干酪，我们张望了一下。我在一家枪械铺子前停住脚。“进去一会在死前死上好多次，儿吧。我得买支枪。”
“哪种枪？”
“手枪。”我们走进去，我把身上的皮带连同空的手枪套解了下来搁在柜台上。柜台后边有两个女人。她们拿出几支手枪来。
“得配上这手枪套，”我说，把手枪套打开。那套子是灰色皮的，是我从旧货摊买来，在城里佩带的。
“她们有好的手枪吗？”凯瑟琳问。
“都是差不多的。这一支我试试行吗？”我问店里的女人。
“现在这里可没有试枪的地方，”她说。“枪倒是很好的。包你没错儿。”
我把扳机扳了一下，再把弹机往回拉。弹簧虽太紧一点，倒很顺手。我瞄瞄准，啪地扳了一下扳机。
“枪是用过的，”那女人说。“原是一位军官的，他枪打得很准。”“是你卖给他的吗？”
“是的。”
“你怎么收回来的呢？”
“从他的勤务兵手里。”“说不定我的你也会收回来的，”我说。“多少钱？”
“五十里拉。很便宜。”
“好的。我还要两只额外弹夹和一盒子弹。”
她从柜台底下取出这些东西来。
“你要不要佩刀？”她问。“我有几把人家用过的佩刀，很便宜。”“我是要上前线的，”我说。
“哦，那你用不着佩刀了，”她说。
我付了子弹和手枪的钱，把子弹装进弹仓，插好，接着把手枪装在手枪套里，额外弹夹里也装上了子弹，然后插在手枪套上的皮槽里，最后才把皮带围在身上束紧。我觉得手枪在皮带上沉甸甸的。不过最好还是佩带那种军队规定的手枪。因为子弹的来源可以不发生问题。
“现在我有全副武装了，”我说。“这是我不能忘了做的一件事。我另外一支枪在我上医院来时给人家拿走了。”
“我希望这是支好枪，”凯瑟琳说。
“还需要什么旁的吗？”那女人问。
“大概没有了吧。”
“手枪上有根扣带，”她说。
“我看到了。”那女人想兜卖别的东西。
“你不需要个哨子吗？”
“大概用不着吧。”
女人说了再会，我们走到外边人行道上。凯瑟琳望望店窗。女人往外望，向我们欠欠身子。
“那些木镶的小镜子是做什么用的？”
“是用来吸引飞鸟的。他们拿这种小镜子在田野里转来转去，云雀看见便飞出来，意大利人就开枪打。”
“真是个别出心裁的民族，”凯瑟琳说。“亲爱的，你们在美国不打云雀的吧？”
“倒没有专门打的。”
我们跨过街，开始在街的那一边走。
“我现在感觉好一点了，”凯瑟琳说。“方才出发时我怪不好受。”
“我们在一起总觉得好受。”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是的，不过我半夜就得走了。”
“别想它，亲爱的。”
我们沿着街走去。雾使得街灯发黄。
“你不疲倦吗？”凯瑟琳问。
“你呢？”
“我没事。散步很有趣。”
“可别走得太长久了。”
“是的。”
我们拐进一条没有灯光的小街，走了一会。我站住了吻凯瑟琳。我吻她时感觉到她的手搭在我肩膀上。她把我的披肩罩在她身上，于是我们两人都给裹上了。我们站在街上，身子靠着一道高墙。
“找个地方去吧，”我说。
“好，”凯瑟琳说。我们沿街走去，走到运河边一条比较宽阔的街道。街的另一边有道砖墙和一些建筑物。我看见前面有一部电车正在过桥。“我们可以在桥上雇部马车，”我说。我们站在雾中的桥上等待马车。几部电车开过去了，满装着回家的人们。随后有部马车赶来了，可是里边有个人。雾现已转成雨。
“我们不如步行或者赶电车吧，”凯瑟琳说。
“总有一部要来的，”我说。“马车一向打这儿经过的。”
“有一部来了，”她说。
车夫停下马，把计算表上那块金属的出租招牌放了下来。车篷早已罩上了，赶车的外衣上淌着雨水。他那顶有光泽的礼帽给打湿了，闪闪发亮。我们一同往后靠坐在车座里，因为罩着车篷，里边很暗。
“你叫他上哪儿去？”
“车站。车站对面有一家旅馆，我们就上那儿去。”
“我们这样子去行吗？没有行李？”
“行，”我说。
马车冒雨在一些小街上走，上车站去路程相当远。
“我们不吃晚饭吗？”凯瑟琳问。“等一会恐怕肚子要饿了。”
“我们就在旅馆房间里吃饭。”
“我没衣服穿，连件睡衣都没有。”
“买一件吧，”我说罢就喊赶车的。“绕到曼佐尼大街上去一下。”他点点头，车子到了拐弯的地方就向左走。到了大街上，凯瑟琳留心找店铺。
“这儿有一家，”她说。我叫赶车的停下马，凯瑟琳下了车，跨过人行道，进了店铺。我靠在马车里等她。外面下着雨，我闻到给打湿的街道和马儿在雨中冒出的热气的气味。她挟着一小包东西回来，上了车，马车又走了。
“我太奢侈了，亲爱的，”她说，“不过睡衣倒是挺好的。”到了旅馆，我叫凯瑟琳在车子里等，我先进去找经理。房间有的是。我走回马车前，付了车钱，跟凯瑟琳一同走进去。穿着有许多钮子的制服的小郎捧着那包睡衣。经理点头哈腰，领我们朝电梯走。旅馆里有许多红色长毛绒的帷幕和黄铜装饰品。经理陪我们乘电梯一起上楼。“先生和夫人就在房间里用饭吧？”
“好的。请你把菜单送上来好吗？”我说。
“两位喜欢吃一点特别的吧。吃点野味或来客蛋奶酥？”
电梯每过一层都的答响一声，到了第四层，的答一声停了。“你们有什么野味？”
“有野鸡和山鹬。”
“还是来只山鹬吧，”我说。我们在走廊上走着。地毯已经破烂了。走廊上有许多门。经理停下来，拿钥匙开了一道门，把它推开。“就在这儿。一间可爱的房间。”
有许多钮子的小郎把包裹放在房中央的桌子上。经理拉开窗幔。“外面有雾，”他说。房间里有红色长毛绒帷幕。有许多镜子，两把椅子和一张大床，床上有条缎子床罩。有一道门通向浴室。
“我把菜单送上来，”经理说。他鞠了一躬，走出去了。
我走到窗前往外望望，随后拉拉绳子，那些长毛绒的厚窗幔合拢来了。凯瑟琳坐在床上，望着车花玻璃的枝形吊灯。她已经脱下了帽子，头发在灯光下灿然发亮。她在一面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便伸出双手理头发。我在其他三面镜子里看到她。她的样子闷闷不乐。她任凭她的斗篷掉在床上。
“怎么啦，亲爱的？”
“我过去没有过当妓女的感觉，”她说。我走到窗边，拉开窗幔向外望。
想不到会这样。“你并不是妓女。”
“我知道，亲爱的。但是感觉到自己像是妓女，并不是愉快的事。”她的声音又冷淡又单调。
“我们能进的旅馆这家算是最好的了来，”我说。我望着窗外。隔着广场，看得见车站的灯光。街上有马车走过，我还看得见公园里的树木。旅馆的灯光映照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哼，真见鬼，我想，难道我们现在还要争吵拌嘴？
“请上这儿来，”凯瑟琳说。她单调的声气已全消失了。“请你过来吧。
我又是个好姑娘了。”我回头望望床上。她在笑着。
我走过去，挨着她身边坐下，吻她。
“你是我的好姑娘。”
“我当然是你的，”她说。
我们吃了晚饭，感到精神愉快，后来，我们快乐自在，仿佛这房间一下子变成了我们的家。医院里我那间房间曾是我们的家，现在这房间同样是我们的家了。
我们吃饭时，凯瑟琳肩上披着我的军装上衣。我们肚子都很饿，菜又烧得好，我们喝了一瓶卡普里酒和一瓶圣伊斯特菲酒。酒大多是我喝的，但是凯瑟琳也喝了一点，她喝了后人很愉快。我们的晚餐是一只山鹬，配上蛋奶酥、马铃薯和栗子泥，一盆色拉，点心则是意式酒蒸蛋糕。“这是个好房间，”
凯瑟琳说。“是个可爱的房间。我们在米兰的时候，本就该一直住在这儿。”
“房间装饰得很怪。不过还是个好房间。”
“不道德行为是件奇怪的事，”凯瑟琳说。“经营这种行业的人好像趣味并不低。红色长毛绒真好。要的正是这样的装饰。还有这些镜子也讨人喜欢。”
“你是个可爱的姑娘。”
“倘若早晨在这种房间里醒来时，我不晓得会觉得怎么样。但是果真是个好房间。”我又倒了一杯圣伊斯特菲酒。
“我倒盼望我们可以做件真正不道德的事，”凯瑟琳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似乎太天真而太单纯了。我不相信我们做了什么坏事。”“你是个了不起的姑娘。”
“我只觉得饿。我饿坏了。”
“你是个又好又单纯的姑娘。关于这一点，除了你以外，从来没有人发觉过。”
“从前我初认识你的时候，我曾经花了一个下午瞎想如果你我一起去加富尔大旅馆，情况会怎么样。”①“你真太放肆了。这里可不是加富尔。是不？”
“不是。他们不肯接待我们的。”
“他们有一天会接待我们的。不过这就是你我不同的地方，亲爱的。我从来什么都不想。”
“你真的一点都没想过吗？”
“有一点，”她说。
“哦，你是个可爱的姑娘。”我又斟了一杯酒。
“我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凯瑟琳说。
“起初我不这么想。我以为你是个疯疯癫癫的姑娘哩。”
“我过去是有点疯。不过我发的疯并不复杂。我没有把你搞糊涂，对吧，亲爱的？”
“酒真了不起，”我说。“酒叫你忘掉一切坏事。”
“酒很可爱，”凯瑟琳说。“但是我父亲却因此得了很厉害的痛风。”
“你父亲还在吗？”
“还在，”凯瑟琳说。“他患痛风。你可以不见他。你父亲还在吗？”
“不在了，”我说。“我有个继父。”
“我会喜欢他的吗？”
“你也可以不见他。”
“我们的生活真美满，”凯瑟琳说。“我现在对于别的都没有兴趣了。我已经很幸福地与你结了婚。”
侍者进来把食具端走。过了一会儿，我们静了下来，听得见外面的雨声。
楼下街上有部汽车的喇叭声。我说：“但我随时都听见在我背后时间之车张着翅膀匆匆逼近。”
“我知道这首诗，”凯瑟琳说。“是马韦尔①写的。但它是讲一个姑娘不情愿同个男人住在一起。”
我觉得头脑很冷静清楚，我还要谈谈正经事。
“你上哪儿去生孩子呢？”
“我还不知道。我尽可能找个好地方。”
“你怎样安排呢？”
“还是尽我的力量吧。不要发愁，亲爱的。说不定战争结束以前我们要生好几个孩子呢。”
①缪伦是瑞士中部的著名旅游胜地，海拔5,415 英尺，山景极佳。
① 资本主义国家的旅馆饭店分有等级，只接待社会上某一等级的人。
“走的时间快到了。”
“我知道。你要它时间到时间就到。”
“不要。”
“那么你就不要发愁，亲爱的。在这以前你还好好的，现在又发愁了。”
“我不愁，你多久写封信？”
“每天写。人家检查你的信件吗？”
“他们的英文不行，让他们看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要把信写得很混乱，”凯瑟琳说。
“可别太混乱了。”
“稍微乱一点就行了。”
“恐怕我们得出发了。”
“好的，亲爱的。”
“我舍不得离开我们这好好的家。”
“我也是。”
“不过我们得走了。”
“好的。可惜我们在这儿住家不长久。”
“我们将来会的。”“你回来时，我一定有个好好的家在等着你。”
“也许我就回来。”
“也许你脚上会受一个小小的伤。”
“或是耳垂上一个小伤。”
“不，我希望你的耳朵保持原样。”
“我的脚呢？”
“你的脚早已受过伤了。”
“我们得走了，亲爱的。真的。”
“好。你先走。”
我们步行下楼，不乘电梯。楼梯上的地毯已经破烂了。晚餐送上来时我已经付了餐费，但那个端菜的侍者这时却守在大门边的椅子上。他跳起身来，鞠了个躬，我就跟着他走进一间小房间，付清了房钱。旅馆经理还记得我是他的朋友，拒绝我先付钱，不过他走时又记得打发一名侍者守在门口，防我不付帐就溜。我看这种事有过的；连经理的朋友都靠不住。战争时期朋友实在太多了。
我叫侍者去叫一部马车，他从我手里接过凯瑟琳的包裹，撑了一把雨伞走出去。我们从窗口看见他冒雨过街。我们站在那间小房间里望着窗外。
“你觉得怎么样，凯瑟琳？”
“想睡觉。”
“我觉得空虚饥饿。”
“吃的东西你有没有？”
“有，在我的野战背包里。”
我看见马车来了。车子停下，马的头在雨中低垂着，侍者下了车，打开伞，走回旅馆来。我们在大门口迎上他，在雨伞下顺着给打湿的走道走，上了路石边的马车。水在明沟里流着。
“你们的包裹在座位上，”侍者说。他打着雨伞站着，等待我们上了车付了小帐。
“多谢多谢。一路愉快，”他说。赶车的一拉起缰，马就走了。撑着雨伞的侍者也就转身回旅馆。我们沿街赶车，向左转弯，然后再朝右拐，到了火车站前面。灯光下站着两名宪兵，站在雨刚刚打不到的地方。灯光映照着他们的帽子。在车站灯光下，雨丝清晰透明。有名搬行李工人从车站的拱廊下走出来，他拱着肩膀迎着雨。
“不用，”我说。“谢谢，用不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