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把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都想到了，但是部队出发不久遇到危机还是令他吃惊不小。由于奉命跟随红四方面军前进，他们严格地走在红四方面军的行军路线上，这样一来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宿营地可以筹集到的粮食已经全部被前面的大部队筹走了。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前面大部队的伤病员和掉队人员全部被收容到了红二方面军的队伍中，人员的增多使粮食危机更加紧迫，部队很快就出现了因冻饿而减员的现象。贺龙给各师都下了命令：“不管多么难，都不许丢掉伤病员。活着的人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抬着他们走！”贺龙把自己剩的一点炒面给了身负重伤的警卫连连长朱声达。他命令成立一个由党员组成的“试吃组”，尝试着吃各种野草，然后把不会引起中毒的野草挑选出来，仅这个工作就牺牲了不少党员。胡子已经长得像乱草的贺龙心急如焚，因为这些红军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与他一起出生入死。贺龙把一个倒在路边的战士扶上了自己的马，然后对警卫员说：“把他送倒军医院去，不许半路让他死了，让军部给我打个收条回来！”松潘大草地上，那些倒下的红军官兵为了不拖累其他同志，索性拒绝收容。他们用草把自己的脸盖上一动不动，希望走过他们身边的同志以为他们已经死了。收容队很快知道了这个情况，于是他们扒开每个人脸上的草，只要发现还有一口气，就要抬到担架上。可是他们看见的更多的是已经冰冷的尸体。
由于是后卫部队，红二方面军不断遭到藏族土司武装的袭击。开始的时候，没有与骑兵作战经验的红军伤亡很大，他们没有力气抵挡旋风一样冲过来的马和从马上劈下来的锋利的刀。但是，后来红军还是摸索出了办法，比如坐在地上背靠背围成一个大圆圈，然后射击。最猛烈的袭击发生在方面军总部宿营地。七百多敌人的骑兵从一座小山丘的背后突然冲了出来，担任警卫的特务连人少力单，附近的二八八团听倒枪声立即赶来增援。这时候，贺龙正在一个小水洼旁钓鱼。红军过了嘎曲河以后，草地里的小水洼很多，贺龙号召大家钓鱼以补充食物。这里是藏区，藏民不吃鱼，因此鱼很多。敌人的子弹从贺龙的头顶上飞过，警卫员跑过来让他隐蔽，贺龙一动不动，直到把一条大鱼拉上岸才站起来说：“我去看看。”贺龙赶回来，看见二八八团一营营长正命令战士们坐下来围拢成一个圆阵，这给土司的骑兵造成了红军投降的假象，他们毫不迟疑地再次冲了过来，红军的枪一齐响了。贺龙对一营营长说：“打得很好！把这个办法通报给全军！”
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来，十八师师长张振坤提出了“交公粮”的建议。所谓“交公粮”，就是大家把携带的干粮或者其他可以吃的东西都拿出来，然后所有的人平均分配。张振坤向红军官兵强调的理由是：“革命不是一个人能干成功的。”这是草地中最艰苦的时刻，身边随时都有人倒下去，一粒粮食比金子都宝贵。张振坤在地上铺了块雨布，首先把自己的干粮全倒在了上面，红军官兵们都跟着他这样做了。然后，张振坤拿着个小碗叫名字，全师每个官兵都分到了一份。分配的时候，张振坤听见有战士说：“要是能抽上口烟，就不会感到
那么饿啦。”张振坤放下小碗就骑马走了，一会儿他带回来一小袋子烟叶，说：“这是贺老总交的‘公粮’，他的烟我要来了一大半。”三十八岁的红军师长张振坤后来在“皖南事变”中被俘，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上饶集中营。
六师是红二方面军的后卫，或者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红军穿越松潘大草地的最后一支队伍——当六师走出草地的时候，他们从这片苍茫荒凉的土地上带走了最后一个关于生命的不朽故事。六师在甘孜筹粮的时间只有一个星期，于是每人只带了仅够两天的干粮。进入松潘大草地后，六师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因为他们必须收容前面所有的掉队人员和伤病员。每到部队宿营的时候，师长贺炳炎都要带着马匹返回去接应再次掉队的官兵。他把躺在地上的战士拉起来，扶上自己的马，然后用一只胳膊拉着马缰绳在前边引路。贺炳炎边走边说：“小鬼！坚持一下，出了草地，就有村子了，咱们搞饭吃，吃它个够！”尽管许多人倒下了，但是在松潘大草地上，红军的队伍逶迤不断，一直向北。
八月九日，红四方面军第一纵队的先头部队第三十军八十八师接近了天堑腊子口。
在腊子口防守的是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的一个营。从防御兵力上看，去年鲁大昌将两个旅放在了这里，而攻击的红军仅仅是一个团；而现在，鲁大昌仅仅放了一个营，而攻击的红军却是整整一个师。战斗并不激烈，八十八师就把鲁大昌的这个营一直赶回了岷县县城——鲁大昌轻易放弃腊子口的举动，引起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警觉。
但是，毕竟这里是天堑，关口狭窄险要，两侧壁立万仞，去年红一方面军通过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曾说：这里只要放上一挺机枪，就会叫红军付出巨大牺牲。
红四方面军妇女团一营一连负责护送方面军五百多名伤病员通过隘口。
袭击红军伤病员的不是鲁大昌的部队，而是藏族土司的骑兵。
骑兵突然出现，马蹄如风，一路砍杀了过来。
那时，红军伤病员们正在通过腊子口中的那座小木桥。
连长向翠华带领一个排在前边开路。指导员刘桂兰带一个排在伤病员的两侧掩护。副连长谭怀明带剩余的战士迎击土司的骑兵。
谭怀明是个面容清秀的姑娘。她背着钢刀，举着步枪，面对即将冲到跟前的敌人，脸色由于紧张和冲动而涨得通红。她对战士们说：“现在伤病员们正在过桥，咱们就是死在这里，也不能让一个敌人接近！”
土司的骑兵也看清楚了阻挡在他们的马蹄前的是一群女子。
狂暴的马队一下子就冲乱了妇女连的阻击线。
枪声、砍杀声和咒骂声顿时混杂在一起。由于敌人骑在马上，年轻的女红军都站立着射击。那些被击中的骑兵纷纷落马，女红军的大刀接着就砍了下去。受伤的马匹恐惧地嘶鸣着，在狭窄的山谷中狂奔，而剽悍的土司骑兵和身体单薄的红军女战士扭打成一团。双方都使用了大刀，土司骑兵的马刀刀面窄而长，砍下去女红军血肉飞溅；女红军的刀宽而厚重，砍下去敌人血肉模糊。谭怀明的额头被砍出了一道口子，她柔软的皮肤使伤口即刻翻卷起来，血一下子汹涌而出。那把马刀在她眼前寒光一闪之后，她的大刀也砍了下去，土司的骑兵栽倒了。混战进行到最残酷的时候，连长和指导员都赶过来了。连长向翠华很快就牺牲了，敌人从她的身后袭来，马刀砍在了她的头上，向翠花的黑发混在鲜红的血沫里飞扬起来，然后飘落在布满尸体的战场上。指导员刘桂兰也倒在了血泊中。最后的时刻，满脸鲜血的谭怀明喊着：“同志们！敌人已经支持不住了！杀死他们呀！”谭怀明成了土司骑兵攻击的主要目标，她被几名骑兵死死围住，前胸、肩膀都已被砍伤，最后，两把马刀斜着劈下来，她的左肋被砍断了。生在江南的女红军谭怀明倒在了中国西北苍凉的大山里，两眼直直地望向腊子口上那一线淡青色的天空。
红四方面军妇女团一营一连，全连近百名官兵，七十多人阵亡于腊子口。
红四方面军大部队通过腊子口后，相继占领了大草滩和哈达铺，击溃了鲁大昌部三个团的阻击，扫清了岷县外围据点，包围了岷县县城。
方面军领导的警觉得到了证实：鲁大昌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岷县县城。
九月十四日晚六时，狂风暴雨，红军开始对岷县县城以及外围要地二郎山同时发动了攻击。整整一个晚上，红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反复攻击二郎山阵地。防守山顶大碉堡的王咸一的一个团几乎伤亡殆尽。天蒙蒙亮的时候，碉堡里只剩下一个排的官兵在苦撑着，已经没有弹药了。红军利用云梯攀上大碉堡，在碉堡的顶上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眼看着碉堡即将陷落，鲁大昌派来的蒋汉城旅到了。冲在最前面的是杨伯达营，全营每人手持两把驳壳枪，左右射击，火力猛烈，从山脚一直冲到碉堡下面。最后红军退去。
鲁大昌分析了战场形势，感到问题严重了：二郎山需要继续增加兵力，但是他的新编十四师已经无兵可调。他立即给兰州绥靖公署打电报请求增援。鲁大昌的电报发出后不久，蒋介石亲自回电了：“已派队应援并补给，希督励所部杀贼，勇建殊勋。”——鲁大昌受宠若惊，立即上街去巡查城防。
但是到了傍晚，还是昨天的那个时辰，狂风又起，红军以主力攻击二郎山，以另一部攻
击岷县县城，致使鲁大昌的部队终“不能彼此兼顾”。午夜十二时，二郎山阵地被红军突破。鲁大昌焦急万分，命令梁应奎和蒋汉城的两个旅立即组织敢死队，由两个旅长亲自率领，由县城的小南门冲出去，直奔距离城门一公里的二郎山阻击阵地，同时命令迫击炮和机枪集中火力掩护。凌晨四点，消息传来，二郎山阵地保住了，但是官兵伤亡巨大，九个步兵连中的七个连长生死不明，一个团的兵力只剩下了四百人。而在二郎山阵地前的战壕里，红军官兵的尸体已有千余。
十六日，国民党军的飞机往岷县县城内空投了大量的子弹、炮弹和粮食，但是在晚上的战斗中，红军的攻势更加凶猛，整整一夜轮番进攻，不曾有过一刻停止。鲁大昌的二郎山阵地虽没丢失，但是与县城的联络中断了。十七日清晨，红军的一部开始攻进县城南关，鲁大昌命令城墙上的两个团用机枪掩护，动用预备队进行反击，双方在南关的街巷中用大刀、刺刀和手榴弹战斗。两个小时后，红军撤走了。为了防止红军再度攻进城，鲁大昌下令把南关一带的民房全部拆除，限居民五个小时内一律搬走。同时还决定，放弃岷县外的一切阵地，死守二郎山和县城。最后鲁大昌把开战以来唯一允许军民通行的北门也彻底封闭了，“以示全城军民破釜沉舟之决心” 。这一天，鲁大昌还发放了赏金：“以团为单位，凡能固守二郎山三天三夜者，各赏现洋四千元。”
但是，到了十八日凌晨的时候，县城的东、西城门都出现了危机，红军的攻击部队已经逐步逼近。
蒋介石再一次亲自致电鲁大昌：“该师应鼓励士气，凭城固守。中正已派飞机三架，增援接济，望勿顾虑。”
鲁大昌接到侦察情报，说红军正在城外广泛征集木头、柴草、木板，制造攻城的云梯，扬言“不把县城攻破决不罢休”。果然，二十二日晚上，红军动用了一百多架云梯，开始了前赴后继的攻城。红军的攻击持续了整整三天，双方在城墙两侧形成了残酷持久的拉锯战。
红四方面军攻击岷县的战斗持续了一个月之久。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位于陕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的抗日目的。”——一九三六年初，中国国情的变化，使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需要极大智慧的政治抉择。
八月十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蒋介石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开始倾向全国统一的抗日战线了。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但是国民党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会议决定以公开宣言的方式表明共产党人的抗日立场。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发表，中国共产党声明愿意与中国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提议“选举统一全国的国防政府与组织抗日联军”，“并坚决声明苏维埃政府愿意成为这样的国防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以“实行大规模的抗日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政治态度的巨大转变，这一转变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即捍卫民族的生存与国土的完整。
在红四方面军之后，红二方面军部队也相继到达了甘南哈达铺一带。
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全部集中在了中国西部的甘肃、陕西和宁夏三省的交界处。世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国工农红军的三支主力部队最终会合了。
红四方面军占领通渭县城后，负责警戒的红军哨兵给第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带来了一个骑毛驴的“老头”。见到李聚奎之后，“老头”摘下了胡子，竟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少年说他是红一方面军先遣支队派来送信的。信是九月一日写的，藏在少年鞋底里，信上写着：我部已到界石铺，离你们还有两天的路程。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李聚奎才知道，写信人是红一军团一师政委杨勇。——为了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率领下，一支以一师为主的特别支队此时已经从陕北南下到甘肃的静宁与会宁之间了。
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南之后，朱德和陈昌浩都认为大军不能久留这里，必须迅速通过西兰公路去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但是张国焘反对，他说红军最好的出路是往西而不是往北。张国焘为此给中共中央打电报，提出了他主张的两个方案：一是往西进入青海、新疆，接通苏联获得武器后再回来；一是往东南，向川陕豫发展，也就是回到红四方面军原来的老根据地去。中共中央回电表示：向西的行动中央已经向共产国际请示；至于往东南，是背向抗日指向，是向南京进攻的方向，这只能在与南京方面谈判彻底破裂之后才能考虑。
北上，与中央的会合近在眼前，张国焘对其政治前途的担忧也达到了他所能忍受的极限。当得知红一方面军为了确保陕北根据地，只有一个师南下配合红四方面军作战时，张国焘突然觉得转机出现了：原定计划是红一方面军南下，红四方面军北上，共同对胡宗南进行夹击，而现在红四方面军要单独与胡宗南作战了。于是，张国焘决定将北上静宁、会宁的计划改为西渡黄河。
静宁、会宁均位于甘肃北部，从那里再向北就进入宁夏了。
而西渡黄河将进入人烟稀少的青海，再往西就是与苏联接壤的新疆了。
特别是，红四方面军一旦西渡黄河，对于已经东出甘南的红二方面军来说，他们将即刻失去侧翼与身后的策应。二十五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甘泗淇、王震、陈伯钧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表示关于目前的行动“比过去任何时期迫切要求能协同一致。否则，只有利于敌人各个击破，于革命与红军发展前途有损。”红二方面军请求红四方面军暂时不要立即西渡黄河：“我们请求你们暂以四方面军停止在现地区，以待陕北之决定。陕北与国际有联络，对国内情况较明了，而且与各方面行动、统一战线工作有相当基础，必能根据各种条件制定出有利整个革命发展的计划。”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党中央致电：“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并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而后向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钳制敌人，以利我主力行动。一、四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之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
紧接着，向西探路的先头部队派人回来报告说：黄河对岸大雪封山，气候寒冷，道路难行，西渡黄河怕是异常艰险。
张国焘终于知道大势已去。
九月二十九日，朱德下达了北进的命令。
自一九三六年九月三十日起，红四方面军分为五路纵队，由甘南向北面的通渭、庄浪、会宁和静宁前进。第一纵队的第四军是先头部队，他们刚刚到达通渭县城，胡宗南的部队就追了上来，鲁大昌和毛炳文的两个师也从兰州方向压来。为了避免敌人纠缠，尽快地与红一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合，第四军一个昼夜急行军二百三十里。北上沿途全是黄土山坡，村庄极其罕见。在连续的行军中，官兵在忍受极度疲惫的同时，还要忍受严重的缺水。出发第三天的时候，红军官兵终于看见了一个小茅屋，只有一个老婆婆住在里面。经过官兵们的解释，老婆婆把她积攒下的半桶浑浊的雨水和一小罐蜂蜜送给了红军。官兵们每人喝了一小口，然后把蜂蜜和剩下的水混在一起全部给了伤员。
十月八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四军十师在会宁附近的青江驿、界石铺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一师会合了。在那个秋日晴朗的天空下，最先拥抱在一起的是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陈再道和红一军团一师师长陈庚。
随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占领通渭，使红军总司令部顺利地通过西兰公路。十月九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到达了会宁。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中国西北部偏僻的会宁小城一下子成了红军之城。满城的红军无不兴高采烈，来来往往的任何一个红军，无论过去认识还是不认识，都如久别重逢的兄弟。晚上红四方面军十师和红一方面军一师聚集在县城文庙前的广场上，举行了庆祝会师大会。毫无疑问，这是所有的红军官兵激动万分的时刻。尽管官兵们并不清楚中国红军的会合经历了多少曲折与艰难，但是他们知道中国红军主力一旦会合在一起未来就会无比光明。
当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于会宁城的时候，红二方面军正在北渡渭河。
在向中央请示并得到同意后，红二方面军开始突围北进。
红二方面军单独突围北进，被贺龙称视为“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次”。
敌人大军夹击而来，残酷的战斗不可避免。第三十二军在成县阻击王钧部。敌军火力强劲，阻击阵地很快告急。为了把敌人的攻击遏制住，掩护大部队突围，四师十二团和六师十八团奉命增援。两个团到达战场即投入了战斗。十八团在团长成本新的带领下向敌人发起了反冲击，但是敌人的炮火十分密集，在十八团的冲击道路上打出了一片火海。十八团新任政委周盛宏被爆炸的气浪抛出去一丈多远而阵亡，团长成本新再次负伤。敌人越打越多，从红军的阵地上看下去密密麻麻，而十八团的伤亡越来越大，但是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十八团就是不退半步。最后时刻是已经分不清敌我的肉搏战。十八团二营十五名干部只有一个人还活着，三营全连一百多人仅剩下几个人。
红二方面军担任突围后卫的是由师长张辉和政委晏福生率领的十六师。部队出发没多久师长张辉就牺牲了。到达盐关镇时，十六师再次与胡宗南的部队遭遇。为了掩护主力北进，十六师在兵力和火力都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面前誓死不退，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模范师师长刘转连正指挥着军团直属机关和后勤部门转移。红军的顽强和敌人的疲惫使战斗最终变成了残酷的拉锯战，十六师参谋长杨旻和政治部主任刘礼年先后负伤。师政委晏福生一个人指挥部队开始突围，一颗炮弹呼啸而至，落在晏福生的身边爆炸了，断了一条胳膊的晏福生倒在地
上，他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电报密码本，对警卫员说：“你负责把这个带出去。”然后他又把自己的驳壳枪给了另外一个战士：“这枪很好使，你带上！”然后，晏福生严厉命令他身边的官兵赶快突围。警卫员和战士们不肯走，晏福生喊道：“你们好胳膊好腿，革命需要！把我的枪给我，谁不走我就枪毙了谁！”官兵们把昏迷的晏福生藏在灌木中，走了。
前边就是渭河。
连日的大雨使渭河河水猛涨。红二方面军两翼没有掩护，前面也没有接应，岸边找到的船只根本不够，官兵们就往汹涌的河水中跳，不少人瞬间就被河水卷走了。更严重的是，两个旅的敌人已经包围上来。过了河的红军官兵上了岸就开始阻击，仍没过河的一边向河边撤，一边回击追击的敌人。整个部队被牵制在渭河两岸，掩护、抢渡、阻击同时进行着，部队出现巨大的伤亡。
渡过了渭河的红二方面军顽强地向北前进。
王震得知了十六师政委晏福生负伤的事，立即派刘转连带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返回去寻找。战斗已经结束了，战场上遍地都是尸体，刘转连没有找到晏福生。回来报告了王震，王震说：“让我们为晏福生同志默哀三分钟。”这已经是红军官兵第二次为晏福生“默哀三分钟”了。在去年四月的一次战斗中，时任四十九团政委的晏福生在追击敌人的时候追得太远了，没能及时归队。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团长提议为他默哀三分钟，红军官兵们刚把头低下来，晏福生回来了，身上挂着好几支枪。一个多月后，驻扎在黄河边的萧克接到了一个报告，说是有个流浪汉被老乡用门板抬着送到了红军这里，因为门板上的人自称是十六师政委晏福生。萧克说：“立即抬到军部来！”门板从望不到边的黄土高坡上起起伏伏地抬了过来，还没到走到跟前，萧克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已经脱了相的红军师政委，他大步上前，一把抱住晏福生说：“你受苦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贺龙在平峰镇（宁夏西吉县）见到了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这是贺龙平生第一次见到他仰慕已久的中央红军的军事将领。
第二天，红二方面军到达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红一军团一师会合了。两军的红军官兵彼此见到的那一刻，双方都向对方跑过去，红一军团一师的官兵手里还拿攥热乎乎的土豆。
此时，中国工农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已全部集中在了甘肃和宁夏交界处。
而国民党军正加紧准备“通渭会战”。
蒋介石认为红军长途跋涉，人马疲惫，虽然三路会合，但是伤亡累累，粮弹奇缺，处在一个狭小的地域内，基本上再也无路可走，正是集中歼灭的好时机。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急促变化，国民党军的对日作战日益紧迫，这也许是消灭红军最后的机会了。蒋介石调集了国民党军近二十个师，分兵四路，北堵南攻，企图把红军一举歼灭于黄河以东的甘、宁边界地区。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蒋介石飞抵西安。
蒋介石把他制定的战役计划称之为与共产党红军的“最后五分钟的决战”。他甚至打电报给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说，在彻底消灭了红军之后“收编者不得超过五千”，其余的“一律铲除”。
十一月十五日，甘肃东部，红一方面军已经移至豫旺堡以东地区，红二方面军到达环县西南地区，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一军到达豫旺堡以东的萌城地区。而国民党军毛炳文部准备西渡黄河追击红军，王钧部因军长病逝到达同心城后便停止了推进，东北军王以哲部在胡宗南部的右翼向豫旺堡缓慢推进，只有胡宗南部兵分三路，孤军深入，在向豫旺堡方向展开。
十一月十五日，中革命军委向红军总部下达指示，要求红军主力：“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迅速靠近，集结全力，准备打第一仗。” ——“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否则敌以我为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之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
十七日，胡宗南为了控制战略要点和解决大军给养，命令部队急促前进。第二天，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在萌城以西地区设伏，击溃胡宗南中路部队的第二旅，毙伤其团以下官兵六百多人。受到伏击后的胡宗南立即命令中路撤退休整，由第四十三师接替继续前进。十八日，胡宗南右路部队的第七十八师丁德隆部向山城堡方向突进，红军等待的战机终于出现了。
十八日，毛泽东、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朱德、周恩来、贺龙联名发布了《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从明日起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各首长务须以最坚决的决心，最负责的忠实与最吃苦耐心的意志去执行……因为当前的这一个战争，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之大的……”
十九日晚，彭德怀下达了作战命令：红一军团隐蔽于山城堡以南的罗山沟至于家湾之间；红十五军团以小部诱敌，主力隐蔽于山城堡以东和东北山地；第三十一军主力隐蔽于山城堡以北的田家庄；第四军隐蔽于山城堡的东南方，红二方面军为预备队。另外，以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和第三十一军一部分别钳制胡宗南部的左路和中路，八十一师以及红一方面军特务团、教导营协调红六军团在环县、洪德城以西分别阻止东北军王以哲各部的推进。
这是除了西路军之外中国红军的全部力量。
这是中国红军与国民党军的决死一战。
二十一日，总攻开始了。红一军团二师和红十五军团一部迂回到敌人的侧后断其退路；红一军团二师、四师由山城堡以南向北实施突击，红十五军团主力由山城堡东北向西南突击，第三十一军由北向南突击。黄昏时分，在各路红军的猛烈攻击下，单独冒进的胡宗南部第七八师被迫急切转移，红军占领了山城堡并开始了追击。由于敌人的退路已断，在各路红军的猛烈打击下，敌军除小部分突围之外，大部分被压缩在山城堡西北方向的山谷之中。至二十二日上午，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师基本被全歼。
山城堡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战。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山城堡集会,这是中国工农红军三个方面军的官兵第一次相聚在一起。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说：“三大红军主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长征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山城堡战斗结束后，红军炊事员朱家胜挑着担子跟着部队往陕北走，因为战友牺牲了，他一个人担着的东西太多，渐渐落在了队伍的最后。夜色沉寂，雪落无声。朱家胜踩着战友们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一直向前。天边出现了一抹淡红色的光亮，朱家胜看见了向他跑来的红军。红军接过了他肩上的担子，扑打着他身上的雪花，往他手里塞了个热乎乎的洋芋。一位红军干部从背包里翻出一个蓝布小包，拿出里面的针线对他说：“同志，到家了，补补吧。”红军干部一针一针地缝补朱家胜那件破得很难再补的衣服，那是他自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离开根据地就一直穿在身上的一件单衣。天边那片朦胧的亮色逐渐扩大，苍茫的河山骤然映入红军战士朱家胜流着泪的双眼：雪后初晴的黄土高原晨光满天，积雪覆盖下的万千沟壑从遥远的天边绵延起伏蜿蜒而来……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妆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